社会与职业问题

社会与职业问题（共12篇）

社会与职业问题 篇1

摘要：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分轨并没有导致职业教育地位低下;双元制为德国的社会公平做出了积极贡献,对其所谓刻板不灵活、是社会文化再生产和阶级复制的工具、投资过高的批评是片面的;双元制的确对女性有不公平之处,但这有着深刻的观念、历史和职业差异的原因,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不公平正在逐渐改善。

关键词：双元制,社会公平,社会流动

德国双元制(Duale Berufsausbildung)职教体系被认为是20世纪70年代,德国经济腾飞的秘密武器。当前,双元制已进入德国的高等教育领域,“目前在德国的慕尼黑国防大学、伍伯塔尔大学、马歌德堡大学、萨尔大学、卡塞尔大学、纽伦堡大学、锡根大学、帕得波恩大学、不来梅大学等综合性大学一共有约30个‘双元制’大学教育课程提供”。[1]德国双元制的机制、质量和功能引起诸多关注,但是双元制对于社会公平的影响却很少被人提及。本文主要从德国双元制的社会地位、社会流动和性别平等三个方面,分析双元制对社会公平的正向和负面作用。

一、双元制的社会地位

在德国教育体系中,低于第三等级的职业教育主要有三个部分:一是举世闻名的现场培训与学校职业教育相结合的双元制体系,主要是制造业领域;二是以学校为基础的职教体系,主要是健康和社会服务业领域;三是过渡体系,学生通过后续的培训,可以进入前两个体系学习。根据2009年的统计显示,“德国的双元制在工业、商业和手工业领域的职业教育中占重要地位。有54%的双元制职业教育机构在工业和商业领域,有20%在手工业领域”。[2]

德国的双元制是建立在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分轨基础之上的。一种观点认为,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分轨,不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理由是“教育体制要保障每一位学生享有平等的生活发展机遇,发展机遇平等要求统一的课程,统一的学校教育,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分轨,则是人为地制造不平等”。[3]有评论家认为,德国的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和学术类高等教育相比,职业教育内容比较粗浅,地位相对较低。职业教育文凭和学位,固然得到官方和社会的广泛认可,但仍不能与普通教育的文凭相提并论,两者的课程内容存在差异。例如,同样是英语教学,德国职业学校开设的是专业英语课程,普通学校开设的是普通英语课程。[4]一般说来,职业教育会对学生产生下列不利影响: “第一,能够与动机明确、学业成绩突出的学生一道学习本身就会增加成功的希望。因为分流到职业教育的学生通常学业较差,而分流则剥夺了受教育者享有一个有利的教育环境。第二,职业教育的课程往往非常有限,其学生接受高深课程的可能性极小。第三,职教分流的学生不需激烈竞争, 实际课程讲授的时间较少,且即使讲授也仅限于较为简单的内容。因此,职教学生学习的内容不及学术分流的学生,很难与后者一道通过大学入学考试。第四,被分流到职业教育即向学生传达了一个信号,就是己不如人,因此妨碍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并打消其原有的远大理想。可见中学阶段的职教定位降低了受教育者上大学的希望。”[5]依照这样的平等观分析,作为德国职教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双元制显然是一种人为的不平等。

但这样的平等观是有局限性的。一方面,“教育必须为就业市场不同的职业需求输送人才,为就业市场输送不同规格的人才则需要教育过程的区别对待,就业市场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职位,而不同的职位自然就需要具有不同职业技能的就业者去承当。为就业市场培养不同的人才就必须对学校教育的课程予以分化”。[6]另一方面,教育平等除了人人平等享有统一的教育权利之外,另一层含义是针对不同个体应该根据他(她)的素质、优点和特征给予不同的教育。[7]人是存在着个体差异的,以学术为主导的统一的普通教育,并非对于所有学生都合适。有的学生学术能力欠佳,即使在学术学习中付出更多的努力,注入更多的投资,也难有成效。有的学生有某些职业能力的特长,非要这些学生放弃自己的特长,压制自己的潜力,去学习对于他们毫无前途可言的学术课程,可以说是对人性的摧残,是一种新的不公平。根据这样的平等逻辑,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分流有着合理性和必要性。至少,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分流意味着不平等,不分流就是平等。

过去,与普通教育相比,德国的职业教育地位并不高,但是与其他国家相比,德国民众对双元制和技能人才怀着相当的尊敬。“与英国等其他国家相比,德国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毕业生的工资差别没有那么显著。德国的雇佣合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包含了身份、地位和保障的社会契约”。[8]“虽然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差别是存在的,但是德国职业教育还是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尊敬。德国职业教育有专门的学科,职业教育和培训课程,通常是在大学层面的课程”。[9]近年来,德国双元制的地位在不断提高。在德国有不少高等学校开设了双元制课程,还有很多具备大学入学条件的学生, 鉴于双元制的学徒学习可以为自己带来稳定的职业保障,宁可先接受双元制的学徒培训而不直接入大学学习。根据调查发现,在银行金融领域, 2002年有8,143名大学入学资格证书持有者选择学徒培训,对这些学生来说,双元制的职业资格证书胜于大学毕业文凭。[10]在保险咨询业,2002年约有2,891名具有大学入学资格的毕业生选择参加双元制学徒培训,相当于保险咨询业参加培训总人数的52.4%。[11]这使得部分双元制学徒岗位提高了接受培训的条件和要求。“1975年,中学以上文凭持有者接受双元制培训的有4%,正常就业的有7%;到2000年,这一比例分别是15%和7%。可是,在1975年,中学以下文凭持有者进入双元制体系的有59%,直接就业的有6%;到2000年,这个数字分别下降到38%和3%。这说明,双元制学徒的构成正发生着变化,越来越多的中等普通教育的完成者进入了双元制职教领域”。[12]总之,双元制虽然是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形式,但其在德国的社会地位还是不错的,双元制的职业资格证书并不逊色于大学毕业文凭,说双元制社会地位低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二、双元制与社会流动

用社会流动不利影响来批评德国双元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刻板不灵活。如下页表所示,德国双元制的顺利推行,主要得力于与教育相对应的严格的职业资格构架。德国的职业资格结构与教育层次互相对应、等级森严,上下之间较难突破。企业内部当然有培训和晋升制度,然而, 职工想要通过内部培训和教育突破原定的职业资格等级界限,可能性很小。[13]有学者指出,德国这样的教育和职业资格框架导致了过早分流,对处于底层职业资格的学生来说,无论如何努力,几乎没有向上流动的可能。“在完成4年的义务教育之后,大多数学生必须接受一个事实,即他们再无缘上文理中学。如此年幼的孩子便认识到学业成绩关乎未来的职业发展,的确非常现实。高级初等学校和实科中学的孩子们非常清楚,他们将来在就业市场上成为高级专家或经理的希望变得非常渺茫。例如,他们必须认识到自己的第一职业选择 (比如想当牙医)已经不现实了,尽管走学徒这条路他们还可以有498个职业可以选择。谈到那些没有入围文科中学的学生如何表现,教师说,由此便产生了厌学倾向”。[14]

资料来源:约西·沙威特,沃尔特·穆勒. 中等职业教育、分流 与社会分层[A].莫琳·T·哈里南主编. 教育社会学手册[C]. 傅松涛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633.

第二,固化社会阶层。根据教育社会学家的研究发现,一般情况下,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子女大多接受的是职业教育,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子女接受的是学术教育。鲍尔斯金蒂斯认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分流,实际上通过对不同社会阶层人员,采用不一样的社会化过程,这促成了阶级不平等的复制。工人阶级出身的学生通常被分流到职业教育轨道,其在社会化过程中习得的价值观相应地将其塑造成为无产阶级的一员。与此相反,那些被分流到学术教育轨道的中产阶级子弟在社会化过程中学会了适合于管理和专业分工的价值观”。[15]有的学者直接将之应用于对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的批评,认为德国的中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确保统治地位,通常排斥工人阶级。例如只有通过学术考试,拥有大学文凭的人,才能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的职业。在工业化的过程中,较高的地位通常和高等教育资格相关,对于职业教育体系中,参加双元制学习的学生和工人阶级的子女来说,要获得高等教育资格,希望颇为渺茫。[16]

第三,双元制学徒的工资偏低。一般来说,双元制学徒的工资只有正式员工的25%。[17]当然具体行业和部门差别很大。[18]学徒制工资偏低,已经成为青年人不愿意参加学徒培训的重要原因。“学徒的工资明显低于学校一毕业就走上工作岗位的劳动者。尽管对于那些非技术人员的早期工资收 入很难精确统计,但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远高于学徒的工资。2013年,德国的全职员工的月工资在2,000马克(厨师)到4,500马克(银行业和保险业)之间。这也就是为何许多青年不愿意参加学徒制,直接从事非技术或者不用多少技术含量的工作的重要原因”。[19]

这些有关双元制的描述和批评,只反映了部分事实,笔者认为有失偏颇。第一个批评,忽略了一个具体变化,即双元制越来越具有灵活性。“有人觉得德国的教育体制包含许多限制性的内容、缺乏灵活性,与当今非标准化的富于个性的生活情趣极不协调,但事实上这一体制在学生的发展方向上还是包含了一定的灵活性的。比如,(双元制)学徒期的职业包含一定数量的普通教育的课程”。[20]“如果学生在后一方面成绩优异,他们也可以转到较高的教育轨道,甚至可以上大学。至于那些对就业市场真正失望的青年以及那些意欲另谋高就者,还可以走另外一条被称作Zweiter Bildungsweg(第二种教育途径,笔者注)的路,最终也可以上大学”。[21]事实上,学徒制不仅能够适应时代的新挑战,而且还能保持培养高素质劳动者的特点,其灵活性也在日益增强。“在1998年到2009年间,德国与时俱进地对267个职业要求作了修订和完善。……职业教育体制变得更加灵活,……培训被分成几个不同的模块。不但是企业,而且教育机构和学校也可以提供职业培训,授予职业证书。有的学生可以在学校完成相关学业,拿到学分之后,再到企业去做学徒工。这样,提高了双元制学徒培训和其他类型培训课程的衔接和转换”。[22]对于学生来说,从职业教育走向学术教育的机会越来越多,希望也越来越大,从学术教育向职业教育的流动也越来越频繁。

第二个批评依据的是教育和文化的社会化再生产逻辑,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另外一个方面。那些参加双元制培训的学生,的确很多是没有办法进入高等教育学习的学生,但是,双元制职业教育使他们获得了受社会尊重的职业和社会身份,甚至于能够上大学的那些毕业生,也非常乐意参加双元制的学徒培训。“双元制为主体的技能和技术人员并非占据职业结构的顶层。……双元制为没有办法上大学的中学毕业生提供了获得社会尊重的 职业和社会身份,这是对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的贡献,甚至于越来越多具备大学入学条件的中学毕业生也愿意先接受双元制的学徒培训”。[23]有学者认为,传统的研究者一般把双元制学生的投入与收益与那些接受高等教育的毕业生相比较,这样,自然会让人觉得双元制降低了学生继续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并且限制了他们找到声望更高的工作。但是,假如我们把双元制学生与没有高等教育学历的普通高中毕业生相比较,就会发现, “那些接受职业教育分流的学生即使当初选择了学术教育也不大有可能上大学”。[24]假如这些上不了大学的学生不接受类似于双元制的职业培训, 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职业前程则更加令人堪忧,甚至可能演变成为社会稳定的破坏力量。

第三个批评揭示了双元制学徒的工资偏低的事实。这的确导致了部分学生对双元制培训的疏离,但从整体上来说,用长远的眼光来衡量,通过双元制培训,拥有技能的学徒还是有一定优势的。一方面,双元制学徒将来可能赚得更多,同时有更好的晋升机会,另一方面,在德国完成双元制的学徒,被认为是成功的象征。[25]在当前德国社会,双元制学徒培训与学术教育相比,越来越具有优势。原因如下:在当前德国,学术力量不断弱化,大学毕业后的前景黯淡,越来越多持有普通高中毕业文凭的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先选择参加双元制学徒培训。他们想通过双元制获取职业资格证书,将来在劳动力就业市场上占据有利地位。有调查发现,有30%的高中文凭持有者的双元制学徒承认, 参加学徒培训是防止大学辍学后有一个安全的保障。[26]双元制学徒学习可以扩大大学学习的理论视野,有利于今后的职业选择。根据学者对金融和保险咨询的双元制学徒调查发现,88%的被调查学徒认为,短期的学徒可以让他们知道该职业到底是怎么回事。87%的被调查学生认为,学徒培训有利于他们不被大学的专业所束缚。[27]

总之,对双元制刻板不灵活的批评,在过去或许是合理的。但是,随着近年来双元制灵活性的日益增强,地位日益提高的情形下,这些指责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同样,脱离了具体实际,简单地用社会文化再生产理论来批评双元制,有不切实际的嫌疑;最后,从整体和长远的眼光来看,双元制为学生带来的益处,远远胜过其短时的投入。

三、双元制与性别平等

研究德国双元制,不能不言及双元制与性别平等。根据诸多学者研究表明,德国双元制学徒的有关规定和具体措施上,对于女性来说是不公平的。

从数量上来说,“根据1995年的统计数据发现,在双元制的体系内,女性学徒占学徒总数的40%都不到,在手工和贸易领域,只有20%的学徒是女性”。[28]尽管后续年份中,参加双元制的女性人数在不断增加,但是男性的比例仍然高于女性。“根据2006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在超过21岁拥有双元制的学位的人群中,女性仍然只占43.4%”。[29]

从具体从事的职业来看,女性学徒所从事的职业绝大多数不是她们的首选。“相对于男孩,女孩们要获得学徒培训要困难一些。举例来说,对于大部分申请者,首选的学徒岗位往往是最好的,但是女孩在接受培训的岗位常常不是她们的首选”。[30]有研究显示,在所有接受营销(双元制)职业培训的女生中,只有1/4表示毕业后想从事营销工作, 另外3/4却费尽心机想挤进其他行业。近期一份有关德国职业培训体系人员选拔的纵向研究显示, 被调查的184名女生想进入59种不同职业,其中只有20%的行业属于女性职业。而两年以后的学徒分布却显示,在所有被调查者中有60%的人在接受4种不同的职业训练,而所有职业均为传统意义上的女性职业。最终,绝大多数人都进了营销行业;而当初只有6%的女生想当营销员。有位被调查的女生是这样陈述的:“我想当警察,即使不成,也要当个管子工。我费尽心机,但所有申请都遭拒绝。我就到处去找,面包房、办公室……又看报纸广告,看到有人在招聘酒店服务小姐(Hotelfachfrau)。虽然我根本不想当酒店服务小姐,但我还是应聘了。我得到了这份工作,后来一切还好。”[31]相对于男性,女性双元制学徒往往处于不利境地。有研究指出,在双元制中,男性和女性做学徒的公司规模差别也很大。通常说来,女性在小公司接受学徒培训,她们很少被看成是正式职工,内部的晋升机会也不多。而且大家普遍认为,小公司的学徒培训质量不如大公司。相对于男生,接受职工联合会培训的女生要少很多。[32]

可以说,这些说法是确实的,但是问题是复杂的。

首先,这种现象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德国传统观念的影响,而传统观念的变革并非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在传统观念没有发生转变的情况下,即使用其他职业教育制度代替双元制,也同样会存在性别歧视而带来不公平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德国的传统文化认为,职业(Beruf)主要是针对工业技术职业的男性而言的。女性通常被定位成“妻子、母亲和家庭主妇”三种角色。[33]自早期产业革命以来, 男性文化影响到工作,包括职业资格、就业和生活。女性通常被排斥在职业资格之外,除了失业,就是做那些不需要技术的工作。“职业教育为男性公民提供养家的技能,女性职业教育的目的是照顾好家庭。男性职业教育的结构是公司—政府的结构, 女性的职业教育课程通常没有标准,大部分学校为基础的学徒岗位由私人组织机构提供。男性的职业教育和人才市场联系紧密,女性的职教体系则没有这些”。[34]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在男性应该赚钱养家、女性应该照顾家庭的观念支配下,任何外在的职业和相关的职业教育制度设计都可能背上对女性来说有欠公平的罪名。而且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这种男女有别的职业观念对男性来说也未必一定公平。有学者研究指出,正是在这样的观念指导下,德国的税收政策是鼓励中下阶层的女性呆在家里,照顾家庭,而男性则要拼命赚钱养家。男性失业承受的压力要远远大于女性。另外,也有调查数据发现,在德国,无论是任何层次的教育,女性均比男性能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特别是持有高中毕业证书(Abitur)的那部分学生。[35]

其次,是职业性质方面的原因。德国双元制具有手工匠人的传统,而手工匠人自古以男性居多, 因而从历史渊源的延续性来说,双元制涵盖的诸多专业,像技工、机械和电子行业,更加适合于男性。“这种双元制的职业教育更多地表现出男性职业特征……”。[36]因而,女性在这些行业中的代表数量相对较少,“女性在商会、企业主联合会和工会的代表明显不足”。[37]由于相关行业的商会、企业主联合会和工会在双元制教育和培训的协商中起着重大作用,而女性代表的不足则容易导致政策对女性不公。[38]但我们认为,脱离具体职业性质的分析,仅仅根据双元制职业的男性数量占优势,来批驳双元制对女性不公是欠妥当的。理由是:第一, 双元制毕竟不是德国职业教育的全部。就像男性不会在有足够女性工人的技能培训上投资一样, “她们(女性)不会在有足够男性工人的技能培训上投资……在这样的情况下,女性更多喜欢在一般技能培训上的投资”。[39]根据2006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在以学校为基础的职业教育中,女性占69%,男性占31%;在过渡体系里,女性占57.3%, 男性占42.7%”。[40]如果按前面的数量多寡的平等逻辑,我们是否说,全日制职业教育方面对于男性是不公平的?第二,一些新兴的服务行业对于女性来说是有一定优势的。有研究者指出,现代服务业要求职业者具备诸如:光亮的头发或者是“性感”的声音是以女性为标准来设计的,[41]按照这样的服务职业典型标准,男性自然处于劣势。在20世纪90年代,像护理、幼儿园教师、医药和化工的技术助理员等不被双元制所涵盖的专业,主要被女性所把持。[42]但我们很少会因为这些职业的男女比例失衡,来指责这些职业的设计对于男性来说有欠公平。第三,一些企业的双元制学徒之所以不愿意选择女性,并非源于对女性的歧视,而是因为女性要生育、要照顾小孩,相对于男性来讲,企业成本显得更高。[43]其实和双元制没有太大关系。

再次,德国全民上下还在积极地为男女性别平等而努力。与过去相比,女性双元制学徒的比例在逐年上升。在1950年,只有1/4的学徒是女性, 到1995年,这一比例上升到36%。[44]根据2006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德国15~64岁女性就业人口比例分别占年龄段女性总人口的55.3%(1995)、58.1% (2000)和59.6%(2005),应该说也是在逐渐上升的。[45]如果在女性就业岗位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单方面地提高双元制女性学徒岗位的比例,导致的结果可能是大量女性的失业。所以,如果因为要维护男女平等,不顾及传统观念和其他制度的制约, 不顾及相关的职业性质,简单地增加双元制专业中的女性数量比例,可能会事与愿违。

四、结论

职业教育可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通过双元制的社会地位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一方面,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德国的职业教育地位较高,双元制的地位更高。另一方面,越来越多能够进入学术大学学习的高中毕业生积极参与双元制的职业教育,说明双元制与学术相比的优势在日益增强。传统上认为,双元制社会地位低的观点在现实的挑战中,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失去其合理性和意义。这也说明,在职业化时代,机制合理、质量卓越和社会认同度高的职业教育,有着持续旺盛的生命力。职业教育地位的高低,与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否分轨没有必然联系。

职业教育的与时俱进。随着服务行业比例的不断上升,劳动力流动性的增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到来,对于双元制刻板不灵活、社会化再生产的工具和机会成本偏高的偏见性批评不断浮现。然而,联系德国双元制的实际我们发现,双元制越来越具有灵活性,双元制不仅不是社会化再生产的工具,而且还是推进社会公平的重要力量,从长远和整体来看,双元制的益处远远大于弊端。这说明,职业教育制度要有生命力,必须适应潮流,有所改变,但要有自己的质量和公平的坚守,切不可被偏见式的批评牵着鼻子走。

职业教育与性别平等。如果仅仅从双元制的性别比例数据和女性参加双元制学徒培训的遭遇来说,双元制对女性来说是不公平的。但是,从另一个层面看,德国有着男性赚钱养家、女性管理家庭的传统,男性承受的工作压力要大于女性;从历史和文化的渊源来说,双元制的职业更加适合于男性;双元制仅仅属于德国职业教育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以学校为基础的职业教育体系中,女性比例要高于男性;……所以,离开了具体的历史社会文化背景和职业特征,简单地依据某方面的数据比例,来探讨职业教育的性别平等,则显得过于简单。在其他状况没有改变的情况下,简单地通过提高双元制女性数量比例,以达到男女平等的目的,可能会适得其反。

社会与职业问题 篇2

季媛媛

社会工作起源于西方的福利慈善事业，是一门以科学知识为基础，为“力求帮助人们达到有效程度的心理及社会功能，并借着实现社会改革以加强全体人民福祉的应用科学”。社会工作是“舶来品”，在我国一直都面临着职业化和本土化等问题。如何造就一支完善的职业社会工作者队伍，满足社会需求，是非常有意义的。2007年2月15日，民政部出台了《民政部有关开展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民政函2007 50号）。该通知明确了社会工作人才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指出了“造就一支合理、素质优良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该通知的出台对社会工作及社会工作者的发展，都具有莫大的鼓舞作用。社会工作在中国还处于起步阶段，任何外部力量的驱动都比不上政府政策法规驱动来的直接和有效。

一、社会工作相关政策

2000年以来，民政部相继出台了《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基本规范》、《残疾人社会福利机构基本规范》、《儿童社会福利机构基本规范》、《家庭寄养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加强流浪未成年人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孤儿救助工作的意见》、《救助管理机构基本规范》、《流浪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基本规范》等政策文件。这些政策文件都明确提出要引入社会工作专业制度，聘用专业社会工作者，提供规范优质社会服务的要求。可以说，这些政策文件有关社会工作者方面的要求，为社会工作职业化制度建设提供了较好的政策支持。在2003年初向各省市民政厅局下发了《关于加强社会工作队伍建设的通知》，积极倡导有条件的省市大胆开展社会工作职业化制度建设试点工作。2003年，上海市率先由民政局和人事局联合建立了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制度。同年，江苏省建立了社会工作者水平等级考试制度，浙江省建立了社会工作与管理岗位资格证书考试制度。北京、天津、福建、重庆等省市也在社会工作职业化制度建设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2006年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制定《社会工作者国家职业标准》，人事部、民政部于7月份联合出台了《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暂行规定》，对我国社会工作的职业化、专业化、规范化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更是从党建高度对社会工作做出战略部署，要求进一步提高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领导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本领，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立与政府服务、市场服务相衔接的社会志愿服务体系。2006年12月12日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曾庆红同志特别强调要像高度重视选拔、培养经济建设人才那样，高度重视选拔、培养社会工作人才。2007年民政部又出台了《民政部有关开展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明确界定了社工人才队伍主要分布在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社会慈善、残障康复、优抚保障、社区建设、司法矫正、教育卫生等领域，专门从事困难救助、矛盾调处、权益维护、心理疏导、行为矫治等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工作。

二、社会工作职业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

1、社会工作职业认知度低，职业领域界定不清

社会工作真正在我国开展是上世纪90年代，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在这阶段，国家也出台了一些政策法规来为社会工作这个职业“正名”，但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对社会工作的认知程度是很低的，或者并不完全理解社会工作的职业内涵。大部分人一听到社会工作基本上都是与一些福利服务部分，或者是社会救助，社区等工作联系起来的。社会工作与政府机构的关系定位仍未确定，造成了社会工作者“非官非民”、“想做事没权力”、既没有“专管”的事又没有“管不到”的事等一系列的尴尬。这种职业领域的混乱表现为：职业领界定不清会造成社会工作者的权利与义务不明确、社会工作者的职能与其他部门重叠或工作覆盖面不

到位，产生工作盲点的情况，既影响工作效率，浪费人力资源又损害职业的权威性。对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而一言，职业领域定位不清不仅会造成社会工作者自我认知混乱，阻碍其专业素质的提高、降低对本职工作的信心，还会影响社会对这一职业的认同感。笔者在社区调查时候发现社区的社工们都存在这种心理，一方面他们是国家认可的“名正言顺”的社工，但另外一方面，他们大多对自己的职业认可程度低，认为自己夹在政府和居民中间，处理事情的时候会很“无奈”。而高校的社工毕业生更是尴尬，据《浙江日报》日前报道，2005年，杭州师范学院首批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共有40人，专业对口的只有3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该专业2006年的就业形势和2005年大致相似。在杭州市2006年的一次大学毕业生招聘会上，上千家用人单位竟没有一家招收“社工”专业毕业生。

2．社会工作者素质有待提高

从业者的素质会大大影响到其所提供服务的质量。由于我国社会工作的学科地位长期得不到承认，高等院校相关专业被取消，使社会工作从业人员长期得不到培训，一线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技能和职业素质不高，适应不了专业的发展和社会的需求。从业者素质不合格会从根本上损害社会工作职业化的进程，反过来又影响社会工作者的队伍建设，陷入恶性循环。笔者在一些社会工作相关机构调查时发现，很多工作人员完全不知道运用社会工作的相关伦理道德来工作。比如社会工作伦理价值体系中有一条尊重案主的原则，但在很多时候并没有运用尊重原则，经常是按照中国传统的助人模式来工作，不但不能给案主带来帮助，反而还给工作者带来心理上的压力。有的机构没有专业的督导，只有机构领导，这样社工在工作的时候有问题都没有人可以咨询，只能靠自己摸索。

我国目前存在着两支社会工作队伍，一种是实际社会工作者队伍，另一种是专业社会工作者队伍。前者主要包括国家福利服务部门，非政府组织，非盈利组织，社区组织等等，后者是接受过专业的社会工作训练或教育，懂得社会工作知识、价值和方法体系的工作者。这两支社工队伍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兼容的关系，在本质上并没有优劣之分。前者队伍的从业人员大部分未接受过专业的社会工作教育培训，且工作能力也不是来自于社会工作的专业实践。这部分人数众多，年龄跨度大，专业分布广，学历层次差距大，因此要实现中国社会工作者队伍的完全专业化，这部分人是关键；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工作教育发展仅10余年。由正规院校的社会工作毕业生由于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制约，从事社会工作的人数非常少，而且每年还在不断的流失，满足不了社会的需要。

2、社会工作职业缺乏相应的保障激励机智

我国已开办社会工作专业10多年，期间培养了不少社会工作方面的人才，但真正愿意在一线从事社会工作的人少之甚少。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社工的待遇偏低。社会工作是一个“舶来品”，在西方从事社会工作的大部分都来自中上阶级，他们从事社会工作这个职业是出于人道和自我价值的体现，而中国的情况则相反。一个职业想要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就必须要具有健全的人才“激励体制”，激励在社会工作管理中是一个主要因素，直接关系到社会工作者的职业选择、士气和工作绩效。目前，由于社会工作在我国还处于发展阶段，社会认同度和职业化程度还较低，对从业者来说缺乏激励性。很多大学社工专业的新生都不是第一志愿报考该专业的。笔者在调查中发现，以南京为例，社区社工的薪资不超过1000，机构社工的薪资1000元左右，街道社工待遇相对较好，但也才1500左右，这样的待遇让很多大学毕业生望而却步。此外社会工作者的地位还很低。在西方国家，社会工作作为一项专门的职业，与经济、行政、教育等职业一样，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而在我国情况则不然。社会工作者的社会地位没有得到很大提高，相反，社会认知度还很低，社会上有许多人并不知道社会工作者是何许人也，社会工作专业被认为是“做好事的专业”，社会工作得不到理解和支持，工作者的热情自然也会被磨灭，产生消极情绪。

三、社会政策在社会工作职业化中的角色

中国的社会工作至今在职业化发展的道路上仍然举步维艰，要真正发挥专业社会工作的独特作用并最终形成一门不可替代的专门职业，还存在着众多困难。因此，政策的支持对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是非常有利的。社会政策对社会工作的建设发展具有直接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社会工作必须在政府政策的框架内运行。社会工作是一种以利他主义为指导，以科学知识为基础，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的助人服务。它在提供服务时必须要用到各种各样的资源，此时就应该注意其所使用的资源和提供的服务，是否是符合社会要求的，资源是否合法，有无违背国家政策法规等；第二，社会工作在我国是处于“半专业化”的状态。社会工作起源于西方，传入到中国后一直面临着本土化的问题。王思斌教授曾指出中国的社会工作是行政化、半专业化的社会工作。这种社会工作与国际上发达的由专业社会工作作为支撑的体制不同，它基本上是由政府系统实施的，带有较强行政性或政治性的助人人活动。在这样的体制下，社会福利，社会政策基本上是以行政的形式来实现的，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密不可分。而另外一方面，社会工作的职业化、专业化发展，也能促进社会政策的不断改良。社会工作是一个与人接触的职业，工作者在向案主提供服务的时候，会深刻体会到社会政策是否有效，在反过来向上推行，不断改良社会政策，使之更好的为社会大众所用。总之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密不可分，社会工作要更好的发挥作用就离不开社会政策的支持，必须注重社会服务和社会政策的联系，社会政策在社会工作的职业化中扮演着主导的角色。我们要促使社会工作的职业化，在政策层面上可以从这两方面着手。

第一是采用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模式，鼓励NGO的成立发展，促进社会工作的职业化。在西方国家，NGO广泛存在，而在中国NGO也是刚刚起步，并且强弱分化严重。NGO是“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的缩写，NGO应直译为“非政府组织”，但一般指政府、企业之外的社会部门。随着社会的发展，NGO一般都与社会志愿的公益性组织联系起来。NGO的社会工作一般是按照项目的形式展开的，其工作方法和原则是灵活多样的，而且NGO都有严格的项目认定和评估程序，对实施的服务有重要的保障功能。现在的福利大多数都是由国家提供和包办的，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服务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社会需求了。我国最终会走向社会福利社会办的道路，而政府面对层出不穷的社会需要和社会问题，所做的问题是提供适合的政策环境，给民间社会服务机构发展的空间，同时为了避免侵害服务对象的利益，政府的监管将必不可少。政府可以制定相关的标准和法令来评估社会服务机构（如NGO），并据业绩来决定资源的资助。

第二是在政策的推动下，发展社会工作教育和培训。这几年来，开设社会工作专业的大学猛增，每年培养数以万计的社工人才，但到一线工作的没有几个，这其中除了社会就业岗位设置的问题外，人才培养质量差也是个关键因素。有的大学，一个社工系招收上百号人，数量上有了较大发展，但是质的方面却相对滞后，这种现象与非均衡的制度背景有直接关系。然而，作为一种实务型的专业，社会工作要面对现实，并为增进人民的福利而努力。正如当前我国社会福利的传输与社会政策实施有直接关系，并仍带有明显的行政性特点，社会工作的发展应该客观地看到这一点，并以自己的专业素养去与行政性的社会工作互动。除了参与社会服务的实际活动之外，加强对社会政策的研究，尤其是社会工作制度方面的政策也具有重要意义。社会工作教育者会通过社会政策实施和社会福利提供的研究加强对国情的认识和了解，丰富自己，并推动我国社会工作实践的发展。

中国的社会工作作为一个新的行业正逐渐被社会大众所熟悉，但它缺乏本土理论、充足的实践经验和社会资源。这就使社会工作在我国的发展还存在很多问题，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社会工作职业化进程的缓慢。社会工作职业化问题是一个国际性的研究课题。由于各国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不同，以及它们的体制和运行机制的不同，决定了它们在职业化的程度和途径上的差异。我国应该在政策层面上多加扶持，鼓励社会工作的发展和社会队伍的建设。这样不仅能解决转型时期带来的社会问题，还能有效的缓解社会矛盾，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参考文献：

1．王思斌:《社会工作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2．曾家达等.社会工作在中国急剧转变时期的定位——以科学方法处理社会问题[J].社会学研究.2001.(2)

3．顾晓卿.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的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与管理.（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

中原地区社会工作职业化问题探析 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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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原地区;社会工作;职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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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工作问题国内研究现状

在我国，社会工作作为一种职业基本上是到了21世纪才出现。^[1]（P．4-8）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社会工作职业化的问题进一步引起学者们的关注：有些学者从推进社会工作职业化策略角度进行了研究，如夏学銮提出在我国进行社会工作职业化进程中政府应居领导地位，发挥主导作用；学校居中心地位，发挥基础作用； NGO居轴承地位，发挥催化作用。^[2]（P．24）王思斌提出，政府部门应在社会工作职业化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社会工作专业团体和民间组织对社会工作职业化的健康发展负有重要责任。^[3]（Ｐ．1-5）有些学者从社会工作职业遭遇的困境提出了自己的研究视角。如李迎生从社会认可度、专业服务组织、专业本土化和制度化等方面提出了社会工作职业化的困境。^[4]（P．109-114）期满红认为传统人事和行政制度及其理念对社会工作职业化形成较大的限制，致使职业化短时期内还难以展开。另外，朱爱华、张岭泉等，也分别从社会工作者的职场压力、社会工作者的薪酬状况、社会工作职业化的制度缺失等方面就社会工作职业化困境给予了研究。还有学者从社会工作职业化的界定入手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如贺立平的定义是：社会工作职业化是指社会工作能够通过相关职业人群发挥其社会功能，实现专业理念和价值的过程。他强调群体性社会功能的发挥，把价值观作为社会工作职业化的灵魂。^[5]（P．90）尹保华认为社会工作职业化一般是指在满足人类特定需要基础上的社会工作活动被社会认定为是一种专门的职业领域并获得专业化发展的过程。这个定义主要从宏观层面定义社会工作职业化的内涵，体现为：民众需要为前提，社会认可为标志，专业化发展为目标的社会工作职业化过程。^[6]（P．116-118）陈雷则综合了尹宝华和贺立平的观点认为：社会工作职业化是指在满足人类特定需要基础上的社会工作被社会认定为一种专门的职业领域、能够实现专业理念和价值、并获得专业化发展的过程。^[7]（P．77-80）

总体而言，在我国社会工作教育事业的推动下，社会工作职业化出现了包括职业化体系建设的思考、职业化发展现状的研究、职业化模式的总结、职业化推进策略的研究等等相关理论建设，出现了较强的本土理论追求。但是，从中原视域，采取微观取向的职业化研究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

二、中原地区社会工作职业化的主要问题

经过对河南省相关情况的调查来看，河南省社会工作目前还谈不上真正的职业化，与上海、深圳等发达地区比较而言，不论是政府的重视程度，还是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状况，或者是社会工作人员的发展水平来说，我们的差距都还很大。具体讲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工作者素质有待提高

社会工作的素质体现在价值观和和专业技能上，价值观是根本素质，社会工作者首先是一个充满价值观的人，利他和奉献始终是社会工作者需要坚守的核心价值观，较强的专业技能是社会工作必备的专业素质，是区别社工和其他做好事的人员的重要指标。但是，从河南省社会工作的整体素质上看，第一类主要是那些取得社会工作职业资格的人员，这部分人员虽然都经过了社会工作相关理论的学习，但由于其工作方式受到传统工作理念的影响，在具体工作的开展过程中，缺乏对专业价值理念的应用；另一类就是广大的具体从事于社会工作工作的未取得从业资格的人员，他们大多都没有受过系统的专业教育，工作方法相对落后，缺乏社会工作人才应该具备的岗位知识和技能，在其服务过程中基本体现不出社会工作所应有的价值理念，难以实现提供个性化、多样化、系统化地服务，更是无法运用社会工作的相关方法及其价值理念来有效应对和解决新时期复杂的社会问题。我们在一些社会工作相关机构调查时发现，很多工作人员完全不知道运用社会工作的相关伦理道德来工作。比如社会工作伦理价值体系中有一条尊重案主的原则，但在很多时候我们的工作者都没有运用尊重原则，而是按照中国传统的助人模式来工作，有时候，这不但不能给案主带来帮助，反而还给我们的服务对象带来心理上的压力。

（二）社会工作职业领域界定不清，社会认可度较低

社会工作真正在我国开展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但是，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对社会工作的认知程度依然是很低的，并不完全理解社会工作的职业内涵。大部分人一听到社会工作基本上都是与一些福利服务部分，或者是社会救助，社区等工作联系起来的。社会工作与政府机构的关系定位仍未确定，造成了社会工作者“非官非民”、“想做事没权力”、既没有“专管”的事又没有“管不到”的事等一系列的尴尬。这种职业领域的混乱表现为：职业领域界定不清会造成社会工作者的权利与义务不明确、社会工作者的职能与其他部门重叠或工作覆盖面不到位，产生工作盲点的情况，既影响工作效率，浪费人力资源，又损害职业的权威性。对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而言，职业领域定位不清不仅会造成社会工作者自我认知混乱，阻碍其专业素质的提高、降低对本职工作的信心，还会影响社会对这一职业的认同感。

（三）社会工作职业缺乏相应的保障激励机制

中原地区社会工作者的待遇较低，缺少激励机制。一个职业想要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就必须要具有健全的人才“激励体制”，激励在社会工作管理中是一个主要因素，直接关系到社会工作者的职业选择、士气和工作绩效。就河南省的情况而言，我们在关于社会工作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的满意度调查中，大多数的被调查对象都选择了“一般”或“不满意”。认为“一般”的人最多，占46%，“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分别占25.2%和11.7%，三者相加的比例高达82.9%。这反映出目前该区社会工作者对自身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都不太满意。除了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的不如意，社会工作从业人员对其目前的收入也感到不满意，社会工作从业人员收入偏低，月收入在1500元以下的占到了58%，而超过2500元的仅15.2%。这种收入结构不利于把高学历和高素质专业人才吸引到队伍中来，不利于工作队伍的稳定和发展，目前，很多大学社工专业的新生都不是第一志愿报考该专业的。因此，保障激励因素的缺乏严重影响着河南省社会工作职业化的发展。

三、中原地区社会工作职业化思考

（一）整合社会资源是社会工作职业化的重要方法和技巧之一

社会工作职业化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需要诸因素共同作用方可完成。政府主导的职业化尝试已经在我国南方和东部发达地区初见成效，推广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社会工作协会和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也在社会工作职业化的制度建设和专业教育及人才培养方面发挥日益显现的作用；尽管民间组织发展乏力，但是它在不久的将来也会成为社会工作职业化的生力军；社区为社会工作职业化建设提供巨大的平台；媒体的宣传成为社会工作职业化的催化剂；庞大的志愿者服务队成为专业社会工作的得力助手。中原地区社会工作职业化的进程与我国发达地区相比差距很大，但由于中原地区人口稠密，贫富差距大，城市失业者和农村中的流动人口、贫困人口大量存在，属于弱势人群或问题人群比较集中的地区，社会保障问题、社区管理问题、就业问题、新农村建设、由“隐形”转变为“显性”等问题都比较突出，为社会工作职业化留下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中原地区政治理念深入人心，组织观念强，河南省社会工作教育协会成立并在整合社会工作教育资源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民间组织发展迅速，庞大的社会工作志愿者队伍遍及社会各个角落，广播、电视、网络等宣传媒介发达，因此，政府主导，协会推进，行业管理，民间组织运作，志愿者辅助，媒体支持的社会工作职业化综合模式是整合中原地区社会资源，推进中原地区社会工作职业化进程的中心议题。

（二）中原地区职业化的建章立制工作非常重要

制度建设是社会工作职业化进程中的标杆，制度的执行是社会工作职业化的前提，制度是具有能动性的，虽不是自身的、主观的，却直接地、客观地发挥着其作用，约束着人们的行为，掌握其规范尺度，协调着人们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制度将其规定性的条文作用于人身上的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其能动性的发挥过程，也是一项制度的动态性表现过程。社会工作职业化要加快规章制度建设并使其产生执行力，以执行力为保障，制度就可以起到行业规范作用，否則社会工作职业化只能是一句空话，它对组织、单位和个人起不到任何的规范作用。我们姑且把社会工作职业化制度比喻成一把标尺，如果没有被用来划线、测量，它将无异于普通的木条或钢板，只能是可能性的标尺，而不是现实的标尺。因此，中原地区社会工作职业化法规和政策研究也不可或缺，它是起着社会工作职业化的资格认定作用。同时，社会工作职业化制度的具体的实施又使其真正的变为现实，执行显得更为重要和“现实”。没有这一点，再好的制度也是一纸空文。

（三）中原地区社会工作职业化组织建设十分必要

制度和组织相互影响，不可分割。组织是指为了实现既定的目标，按一定规则和程序而设置的多层次岗位及其有相应人员隶属关系的权责角色结构。社会工作职业化本身具有较强的专业性，这就要求职业化组织具有较高的专业性，它所从事的工作并非一般组织所能完成的。虽然我们欣喜的看到在东南沿海发达地区中已经具有了专门的社工组织，这些组织在推动社会工作职业化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但是，中原地区社会工作组织建设却不尽人意，有些地方甚至根本没有专门的社工组织，而组织又在中国社会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有句俗话“有事找组织”，社会工作职业化离开组织是无法操作和实施的。组织是使社会工作由“隐性”转变为“显性”的客观标志，组织功能的发挥也意味着社会工作职业化在逐步推广，组织发达岗位增多，人才需求量大，会解决教育人才的迅猛增加和岗位不足、人才需求少的矛盾。政府是社会工作最重要的组织，民间社会组织也是社会工作职业化的重要载体。

参考文献

[1]彭善民．近十年来大陆社会工作职业化研究[J]．社会工作，2009，(1)．

[2]夏学銮．社会工作职业化呼吁三元联动[J]．检察风云，2008，（2）．

[3]王思斌．体制转变中社会工作的职业化进程[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4]李迎生．我国社会工作职业化的推进策略[J]．社会科学研究，2008，(5)．

[5]贺立平．中国社会工作的职业化发展探索[J]．新资本，2007，（l）．

[6]尹保华．试论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化[J]．社会主义研究， 2008，（1）．

[7]陈雷．社会工作职业化困境与抉择[J]．岭南学刊，2009，（3）．

社会与职业问题 篇4

一、职业女性发展的动力与阻力

“五·四”以来, 新文化运动对封建意识的批判终于将女性从千年的枷锁中解放了出来, 新女性走出了闺阁, 冲破了家庭的羁绊, 融身到社会洪流中成为了真正的“半边天”。解放以来, 女性在教育、就业等方面都拥有了与男性同等的权利, 男女平等的观念借助政府的大力宣传以及各项政策的实施已逐渐深入人心, 这都为职业女性的成长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另一方面随着观念的转变以及教育程度的提高, 女性的自信心也愈益饱满, 她们不再甘心做男性的“附属品”, 也不再满足于得过且过地“混日子”, 而是以同样强烈的事业心和无比的上进心, 努力在工作中展现自身的才华新时代女性追求的已不仅仅是外貌的令人“惊艳”, 同时还有事业成就的“令人”叹服。良好的环境与女性追求自身发展的信心和雄心构成了促进女性发展的强劲动力。但同时, 我们又不能不承认, 在当今社会也依然存在着诸多因素阻碍着女性的发展, 破坏着女性自身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平衡关系。

首先, 传统观念的残留是阻碍职业女性发展的重要因素。虽然, 女性解放已呼吁了许多年, 虽然许多人口中也呼喊着“男女平等”, 但延续了几千年的“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 显然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拔除的, 依然残存于人们的意识或潜意识中, 左右着社会上许多人对待女性的态度, 甚至于影响着职业女性的自我期待。那种女性只需结婚生子, 做贤妻良母的陈旧观念不但使许多男性蔑视女性的工作能力, 无视女性的工作表现, 而且也使许多女性在工作中不思进取, 将事业看成男性的专利, 而满足于“但求无过”的平庸工作表现。而这无疑又为许多人轻视职业女性提供了更充足的理由, 久而久之, 就很容易导致歧视职业女性的恶性循环, 使职业女性在工作上无法赢得应有的平等待遇, 从而影响职业女性的发展。

其次, 体质劣势也是影响职业女性发展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无论我们如何高唱“男女平等”, 男女两性在生理上的差别以及由此造成的女性在体质上的天然劣势, 都是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而很多认为“利润至上”的人就以此为藉口, 公然歧视职业女性。近年来, 女性在生理周期身体极度不适的情况下仍被迫上工, 或因怀孕生产被解雇的事件不断曝光, 女性生理特质对职业女性事业发展的负面影响已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

总之, 在现代社会, 职业女性的发展仍面临着许多阻力仍需社会各界共同努力, 转变固有观念, 改善社会环境, 以消除各方面不利因素, 为职业女性的发展扫除障碍。

二、职业女性在和谐中发展与发展的和谐

女性是社会的“半边天”, 而其中大多数又是职业女性, 因而职业女性的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建立可谓息息相关, 职业女性的发展是社会和谐的一部分, 是构建和谐社会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从社会角度来看, 应努力创造各方面有利条件, 促进职业女性的发展, 以实现社会的和谐。从女性自身来看, 则应利用社会提供的有利条件, 顺应和谐社会的发展趋势, 尽力提高自身素质。

社会和谐首先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是社会中贫与富、强者与弱者之间力量与利益的相对平衡, 因此构建和谐社会就不应仅仅从经济角度考虑, 不应唯利是图, 而应站在社会整体发展的立场, 在贫富强弱之间的关系发生倾斜时, 发挥社会的杠杆作用救济贫者, 保护弱者。因此, 在职业女性发展问题上, 社会也就积极应对, 以实现女性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双重和谐。鉴于传统观念以及体质特征, 使女性在职业竞争中处于劣势, 社会应当发挥其保护弱者的功能, 不是从经济上的角度歧视女性, 而是从社会协调发展的角度保护女性, 制定各种有利政策, 采取一切有利措施维护女性权益。例如象有人提出的那样为女性专设生理假期, 制定相关政策对那些以此为借口给予女性职工不平等待遇的单位予以惩处等等。另一方面还要大宣传, 尽快消除旧观念的负面影响。总之, 只有改变职业女性的生存境遇, 实现职业女性的全面发展, 才能实现社会的真正和谐。因此, 和谐社会必须通过促进女性的发展以加速自身的发展。

另一方面从女性自身来讲, 和谐社会为女性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女性应把握时机, 提升自己, 同时在发展中还要注意维护“和谐”—自身发展的和谐以及各种社会关系的和谐。所谓自身发展的和谐是指女性外在美与内在能力的共同发展。新时代的女性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铁娘子”, 死板、强硬、不修边幅不应再成为职业女性的代名词, 现代职业女性的发展应是外在魅力与内在魄力的合而为一, 应将女性特有的美感与其才华能力一起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 创造职业女性的独特魅力。同时, 职业女性在自身发展中还要认真处理各种社会关系, 维护家庭与工作各种关系的和谐, 保证自身承担的各种角色之间的和谐。在过去, 女强人的家庭悲剧曾屡屡上演, 许多职业女性曾因将过多精力投注于工作而不得不承受家庭关系破裂的痛苦。因而, 当前职业女性应以此为鉴, 在努力提升自身能力、发展自身事业的同时, 注意协调各种责任义务之间的关系, 扮演好作为妻子, 作为母亲的角色, 以实现家庭与工作的和谐发展。

社会是由千千万万的个人组成的, 个人也总在社会之中, 因而个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永远是紧密相连的。构建和谐社会, 就必须解决好女性的地位及职业发展问题, 为女性的发展提供一个最佳的环境, 而职业女性应时而动, 提升自我时, 又需要协调各方面关系, 实现自身的和谐发展也就将社会的和谐又推进了一个层次。

全市职业教育与社会教育工作汇报 篇5

XX市教育局领导要求我代表XX市教育局在今天的会议上作交流发言，心里感觉实在是愧不敢当，因为我们XX职业教育与社会教育与兄弟市区相比还有一定的距离，全市职业教育与社会教育工作汇报。这里，我就简要汇报一下XX职业教育与社会教育工作情况。

2009年是XX教育大建设、大提升、大跨越的一年，通过了省教育现代化建设水平评估。我市职业教育与社会教育紧紧抓住区域教育现代化创建这一契机，以职教中心高标准扩建，争创“四星级”为载体，调优做大做强职教资源，全方位增强职教基础能力，强势推进社区教育中心达标创优，着力构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职教格局，实现XX职社教发展的历史性飞跃。一年来，在XX市教育局及XX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经过紧张创建、攻坚克难，我市职教资源全部整合到位，职教中心新校区大手笔高标准建成，顺利接受了省“四星级”中等职业学校、区域教育现代化等评估验收，还创成了现代农艺、数控等2个省级示范专业以及1个省级课改实验点（现代农艺）；市职教中心获得了江苏省职业教育与社会教育先进单位、XX市“三大”活动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郭庄镇社区教育中心成功接受了省级社区教育中心视导评估，并被列为省级首批10个数字化学习社区建设联系点之一；茅山风景区社区教育中心接受了XX市级社区教育中心视导评估。主要措施有以下几点：

一、党政重视，加大投入，凝集创建合力

市委、市政府倾注更多的精力抓职业和社会教育，作为解决当前诸多民生问题的重要举措和支撑长远发展的治本之策，作为一项事关全局的大计划、大产业、大战略，改变过去重普教轻职教、重知识教育轻技能教育的传统观念，像重视普通教育那样，大力发展职社教育，探索出适合XX实际、符合时代特征、富有生机活力的职教发展道路。

1.系统整合资源，实现职教集约发展。针对我市几所职校面临着招生数下滑、专业建设投入严重不足的实际状况，06年4月，市委市政府果断决策，将XX市旅游学校、华阳旅游学校、市第四中学一同并入省高庙职中，并在原第四中学新建高庙职中东山校区。07年8月，市职教中心与高庙职中合并重组新的XX市职教中心，下设文昌路校区、高庙校区、东山校区三个校区，基本实现两校信息、人力、教学设施和实习实训基地等资源的共享、整合和优化配置，进一步集聚优质职教资源，拓展服务经济社会的功能。08年，市委市政府又决定将XX市职教中心的三个校区整体合一，并定位于东山校区，形成集约化发展优势，依据省高水平示范性中等职校建设要求，大手笔实施扩建工程，打造一所对外开放、对外辐射的集教学、实习、培训于一体的新XX市职教中心，09年12月全面建成并投入使用。经过几轮布局调整、资源优化配置，开拓了办学空间，增强了办学实力，同时也提升了对外服务功能，融入社区教育，把岗位提高培训，再就业、转岗培训作为学校发展新的增长点，从而彻底扭转了职教生源不足、特色不显著、核心竞争力偏弱的不利局面，为创建省“四星级”中等职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实施重点工程，加大创建经费投入。市委市政府将市职教中心新校区建设列为全市重点工程建设项目，作为区域教育现代化创建的标志性工程，把市职教中心“四星级”创建作为市政府为民办实事之一。市委书记童国祥亲自带领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和相关部门负责人视察市职教中心新校区建设以及苗木基地建设，调研我市职业教育工作情况；童书记还先后陪同省教育厅沈健厅长、省教育厅胡金波副厅长、省民政厅周文志副厅长视察我市职教中心的建设、办学与培训情况；尹卫东市长、孙昌桂副书记、商震与王琴副市长等其他市委市政府领导以及劳保局、财政局等部门负责人也多次深入到市职教中心视察工程建设情况和调研职业教育工作，协调解决问题，共同谋划我市职教发展蓝图。在职教中心建设中，市委市政府建立工作推进、政策倾斜、经费保障的长效机制。08年，投入2000多万元，征地215亩，完成了实训中心一期工程、两幢宿舍楼、学生餐厅扩建、一幢教学楼等工程建设，新建和改造了数控技术综合实验室、数控仿真实验室、CAD室、pIC室等10个实验室。09年，投入9000万元。完成了实训中心（二期）、图文信息中心、师生公寓、学生餐厅扩建、校园绿化、道路和桥梁、地下管线、风雨操场、400米　标准田径场及看台、主大门、汽修训练基地、网球场等建设，总建筑面积达3万平方米，整个工程建设已基本完成。市委市政府通过多种渠道，多方筹措资金，并将原高庙职中校产处置的其中2000万和文昌路校区置换的5000万及时用于新校区建设，确保市职教中心建设按序时进度顺利完成，整个工程建设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目前，市职教中心新校区占地面积265亩，建筑面积5.912万平方米，建有60多个实验室与实训车间，建有40多个校内外实训基地，成立了XX职教园林绿化有限公司、XX教育旅行社和汽车维修等创业中心，项目总投资约1.2个亿。

3.落实优惠政策，完善职教保障机制，工作汇报《全市职业教育与社会教育工作汇报》。我市贯彻落实省政府《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及时落实国家和省有关支持职教发展政策。一是我市城市教育费附加用于职业教育逐年增加，08年财政可安排使用的城市教育费附加为1730万元，用于职业教育900万元，占了52%；09年财政可安排使用的城市教育费附加为2101万元，用于职业教育1100万元，占了52.36%；二是通过对社会培训享受了财政专项补贴，08年市财政拨付给职教中心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经费25.31万元，09年市财政拨付给职教中心的创业培训经费28.40万元。三是认真做好我市中职国家助学金的发放工作，保证每年中职国家助学金全部发放到位，吸引更多的农村困难家庭子女接受职业教育。我市07年财政安排中职助学金268.26万元，08年财政安排中职助学金562.09万元，09年安排373.59万元，全市7000多名学生享受了此项资助政策。

二、精心指导，量质并重，打造创建品牌

1.强化过程管理，保证工程质量。市教育局领导多次到市职教中心了解学校新校区建设概况、工程完成进度等建设情况，提出了当务之急亟待解决的问题。并对校区置换、工程推进及学校在建设过程中的困难进行协调和解决。要求学校要紧紧围绕一个目标，牢牢抓住建设新校区这一重点工作。坚持“两手抓”，一手抓工程推进不停步，一手抓教育教学管理不放松。工程建设方面，要统一思想，形成共识抓推进；配合协调，分工负责抓推进；凝心聚力，上下一致抓推进。与此同时要加强现有文昌路和东山两个校区的日常管理，严格要求，牢抓安全工作不放松。市教育局在关心重视建设工程的同时，还积极争取市委市政府的关心和支持，邀请市领导以及相关部门亲临现场指导工作。并要求学校在建设中注意工程质量、工程进度、工程廉政和工程安全等问题。

2.全程业务指导，提升创建水平。2009年，市职教中心创建省“四星级”中等职业学校列入我市教育局工作的重要目标任务，市教育局自始至终全程参与，分管领导和职社科的同志多次去市职教中心指导创建工作，出主意，督促相关工作的落实，深入课堂，听专业剖析，查阅台帐资料，与学校领导沟通交流，从创建方案的制定到具体工作的落实以及工作落实的到位情况都一一给予职教中心全面的指导和督查。特别是在最后阶段，我局职社科牵头组织基教科、安监科、教研室等科室人员一起在市职教中心现场办公，督查一日常规管理工作，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改进意见和要求。同时，还邀请了XX市教育局职社处牵头组织人员对学校四星级创建的台帐资料进行了专项检查和指导。另外，局职社科的同志多次到学校，走遍校园的每一个角落，查看校园文化氛围的创设、学生文明礼仪及环境卫生整治等情况，查找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与职教中心共同努力，最终在检查中得到了省专家组的较高评价，顺利完成了“四星级”现场评估。

三、强力推进，攻坚克难，构建社教体系

1.夯实社区教育发展基础。市委、市政府专门成立了社区教育工作领导小组，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社区教育工作的意见》等文件，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亲自到各镇协调，帮助落实社区教育中心阵地建设和设施设备等问题，绝大多数乡镇政府也结合教育布局调整和采取资源整合的办法，分别落实了社区教育中心的阵地问题，同时加大了投入，对社区教育中心的校舍进行了装修，添置了社区教育培训活动必需的诸如电脑、课桌凳、图书、多媒体等设施设备。从2009年起，我市将农村成教经费提高，按照年人均1元的标准，市财政筹措48万元统筹安排了农村成人教育经费，用于社区教育和成人教育培训工作；教育局为各社区教育中心配备了3-4名素质较高的骨干人员担任成教校长和教师，通过上下各方的努力，我市的社区教育中心阵地从无到有，形成了“有阵地、有机构、有队伍、有经费”的“四有”社区教育基本工作框架，为我市社区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夯实了物质基础。

2.加强社区教育队伍建设。采取了请专家讲座、组织外出参观学习、以会代训、召开现场会、上门指导等形式，有效地提高了全市社区教育队伍的业务素质。09年，请省成教协会会长陈乃林同志来句开设了“有关社区教育发展的几个问题”专题讲座；邀请教科研专家为各镇成教校长作了社区教育的实验项目的开发和研究的专题讲座；组织成教工作者赴丹阳、扬中等地参观学习，派出5名成教校长参加省成教协会组织的社区教育专业培训活动，与市劳保局2次联合召开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创业教育培训工作会议，又分别在宝华镇和茅山风景区社区教育中心召开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现场会和创建区域教育现代化社区教育工作迎检现场会，经过各类业务培训，不少成教校长和教师在学中干，干中学，从事社区教育工作的业务水平大有长劲，全市已经涌现出一批进入角色快、工作能力强的成教校长和教师，提升了社区教育工作者的管理能力和业务水平。

3.发挥社区教育培训功能。各成教中心充分利用电脑和计算机教师的优势，先后为本镇基层干部、企事业单位职工、致富骨干和部分农村劳动力举办了计算机应用基础知识培训；各成教中心分别举办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农民创业培训、农民经纪人培训以及跨省外来务工人员培训；各社区教育中心主动配合农服、计生、企管等部门广泛开展了农村实用技术、人口教育、企业职工等培训；一些社区教育中心还利用中心资源开展了青少年学生假日兴趣特长培训活动和老年人的保健、健身等文体娱乐活动。09年，全市社区教育中心通过自办或联办的形式，对从业人员实实在在地开展了各类培训249期，培训人数达22610人，其中，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达1843人、农村实用技术培训达5541人、创业教育培训达368人、企业职工培训达1228人、计算机培训达929人。另外组织从业人员以外其它居民13700余人参加了健康教育活动、广场文娱活动和青少年校外活动等社区教育活动。同时，我们多次与劳保部门联系，积极承担培训任务，争取培训经费。全市各社区教育中心通过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创业教育培训、跨省外来务工人员培训和下岗失业再就业培训等教育培训活动，共争取财政专项补贴30多万元，以弥补办学经费的不足。

4.抓好社区教育创建工作。在区域教育现代化创建过程中，我们早作准备，制定创建计划，先后8次召开成教校长会议，分解了创建任务，诠释了考核指标，落实各类创建现场和台帐资料的准备工作，先后多次到12个镇（管委会）社区教育中心现场进行调研指导。在区域教育现代化评估中，有关社区教育的所有创建项目得到专家组的高度评价，对我市的社区教育创建工作予以了充分的肯定。09年10月，郭庄镇社区教育中心顺利创成省级社区教育中心；2010年1月，茅山风景区社区中心通过了XX市级社区教育中心评估验收，全市12家村（社区）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市民学校），也成功接受了XX市示范村（企）成人文化技术学校评估验收。

各位领导，各位同仁！我市职社教育通过一系列创建，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距离上级教育部门的要求，以及与先进市区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如，职教中心教师队伍整体水平有待提高，双师型教师含金量不高，结构不合理，技师以上比例偏少，技能型拔尖人才数量偏少；社区教育尽管有了较大突破，但在常态化的管理与培训、实验项目研究等方面仍有待加强，等等。我们有决心有信心，以这次会议为推动，全力巩固深化创建成果，在更高层次推进职社教育现代化建设。

2010年，我市职社教育工作将继续认真贯彻落实省、市会议和文件精神，坚持职业教育主动服务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全面落实省职业教育三项管理规范，提高职业学校管理水平，提升职业学校办学效益；进一步巩固创建成果，守护好社区教育阵地，充分发挥社区中心的教育培训和管理指导职能，大力开展从业人员培训和各类社区教育活动，满足社区成员多样化的学习需求，再创我市职社教育新辉煌。

今天的发言如有不妥之处，敬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日本的社会变革与职业教育现状 篇6

一、职业教育的重要性——社会背景

1、社会的老龄化和信息化的发展

近年来，社会、经济的日益巨变，带来了信息化、全球化的急速发展，随之而来的是人们的生活正在发生根本的变化。经济高速增长期的日本，学生从学校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除去在公司的学习机会之外，其他的学习机会并不多。但是，随着信息化社会的飞速发展，为了不落后于时代，人们意识到学习新事物的必要性。再者，由于老龄化，退休后，利用闲暇时间，挑战新职业或寻求新的兴趣爱好的人们也在不断地增加。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日益成熟，无论年龄大小，人们的学习意识日渐高涨。由此而产生了，在这一生当中，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自由地选择学习机会进行学习——也就是“终身学习”。这样的组织，不仅局限于学校。还扩展到了地方和社会。日本文部科学省也以构筑“终身学习社会”为基点，设想重新审视教育系统。

2、迷茫的年轻人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推算，2007年，自由职业人数是181万人，15岁～34岁的劳动力人口里自由职业者的比率大约10：1：2003年，虽然自由职业者人数达到了217万，但由于“2007年问题”的出现，企业招聘人数的增加，之后，自由职业者数量有减少的倾向。2008年，由于次贷危机的影响，景气急速下降，失去工作的年轻人在不断地增加，包括高中毕业生在内，毕业后还没有决定去向的(包括只是暂时工作的人)占的比例是6.1％。2008年度的大学毕业生约56万人，其中，准备读研究生和没有工作的约10万人，大约5个人中就有1个。因为这个数字包含进入专修学校和留学的人等，所以还不能说他们都是啃老族，但这表明了啃老族的增加和形式的多样化。现在，啃老族的数量增加到了63万人，和2002年是持平的。如果这种不景气持续下去的话，恐怕自由职业者和啃老族的人数还会不断地增加。

3、年轻人的离取率增高

目前，就职的人很快就离职，这也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从雇用保险的数据上可以看出，就职3年内离职的比例是：初中毕业生大约占70％，高中毕业生约占50％，大学毕业的大约占30％。近年来，一年内离职的倾向在增加。据厚生劳动省的“青年人职业支援研究会”的调查显示，一年内离职的人中，离职理由最多的就是“这个工作不适合我”、“人际关系不好”等。3年以上离职的人中，离职理由最多的是：“公司没有未来”、“学不到经验”。由此可以看出，一年内离职的人群中，他们缺乏准确定位自己未来职业发展道路的经验。同时，离职年轻人的多少也体现了失业率的高低。在15岁～24岁的人群里，7.7％的失业率是所有年龄层的失业率(3.9％)的2倍。

4、自由职业者和啃老族的就业支援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雇佣政策研究会的报告，如果不及时出台应对自由职业者和啃老族的有效政策的话，2030年的劳动人口和2004年相比将减少1050万。如果不尽早采取对策，有可能引起支撑日本经济方面人才的缺乏，甚至会招致经济长期的停滞状态。由于雇佣形式及收入的不稳定，自由职业者和啃老族对将来也会感到巨大的不安。无论从国力上考虑，还是从个人的幸福指数来说，对自由职业者人数增加的问题，都是不能置之不理的。当然，在日本自由职业者和啃老族的就业支援活动也很活跃。据2004年经济产业省的统计，除了各个都道府县设置了以提高年轻人的职业技能和促进其就业为目的“jobcofe”外，厚生劳动省也开设了针对30岁以下的年轻人进行职业介绍、职业帮助等“青年职业介绍所”。

这些社会变革深刻地影响了日本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

二、“职业教育”和专修学校、各种学校

1、职业教育和专修学校、各种学校

各种学校是以广泛的年龄层为对象，以职业教育为中心的学校。这类学校是从明治时代开始的教育机关，是没有入学资格限制的学校。专修学校是根据1975年制定的学校教育法的改正方案由各种学校发展形成的。自从制度制定以来，专修学校跨越了30年的历史长河，作为进行具有实践经验、职业教育机关的中枢机构，对日本的社会建设起着非常重大的作用。

专修学校根据入学资格的不同，包括专门课程、高等课程、一般课程。专修学校的学习内容涉及各个方面和领域。如：工业、农业、医疗、卫生、教育和社会福利、商业实务、服饰和家政、文化和教养等。

为了进一步发展渗透职业教育，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等，学校教育整体的努力是不可或缺的。但从专修学校的实绩来看，今后会在职业教育中进一步发挥它的中枢作用。

2005年3月，文部科学省归纳总结了“关于今后专修学校教育调查研究协力者会议”的最终报告，并宣称“以实现终身学习社会为目标，努力构建以专修学校为核心的职业教育体系”。

2、专门学校的现状

2008年5月，日本共有3，402所专修学校，在籍学生65万7，406人。其中专门学校(专修学校专门课程)是2，967所，在籍学生数58万2，769人，约占专修学校的约90％。2008年应届高中毕业生进入专门学校的比率为15.3％，包括过去的毕业生在内进入专门学校学习的人数达到了20.6％。大学、短大毕业后，进入专门学校学习的人数，在2008年达到了2万，占总数的7.8％。专门学校的毕业生，就职比率大约为80％，其中，和所学专业有关的就职比例占774％。因此可以说，专门学校培养了具有实践知识和技能的学生，作为职业教育机构在社会上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3、专修学校高等(高中)课程、一般课程及各种学校的现状

专门学校以外的专修学校，是以初中生为招生对象的高等专修学校(专修学校高等课程)和没有入学门槛限制的一般课程。

高等专修学校和高中相比，是更具有务实性和实践性的职业教育。同时它也是作为进入大学或专门学校的前提教育课程的学校，实施极其细致的职业教育，并力图开展自立支援的学校。这些学校都具有独自的特色，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教育成果。

专修学校一般课程根据地方、区域学习的需要，给学习者提供了就近学习的场所，它除了招收年轻人外，还招收社会人及退休人员，作为实现终身学习社会的场所，期待着它发挥更大的作用。

各种学校是一个对学业期限要求比较宽松的学校群。也是进行职业教育、实际生活、教养等的教育机关，在职业教育中也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学习内容是自由的，并且也有特色，作为和地方紧密联系的终身学习机构，学生层面非常广泛，有学生、社会人也有家庭主妇等。

4、专修学校的“职业教育能力”

2005年3月日本文部科学省“关于今后的专修学校教育调查研究协力者会议”的报告中指出，为了振兴专修学校教育，重点从以T4个方面着手。

(1)尽管修业4年以上的学科在增加，但由于没有评价的标准，正在讨论给予新的称号。(2005年9月，给予了“高度专门士”的称号)(1995年规定修业2年以上的专门

学校的毕业生给予“专门士”的称号)

(2)为了增加社会人的学习机会，扩大在自己家里利用网络等进行在线学习的机会。

(3)灵活运用专修学校的职业教育能力。

(4)学校自检、评价和情报公开。

专修学校根据教育内容不同，细分为很多职业领域，根据学习人员的愿望，设置了从初级到高级的各种各样的教育内容。专修学校提供从事各个职种需要的普遍知识和技能，除此外，还提供这些职种特有的最新知识、技能等多样化的教育。把培养人生经历经验意识作为重点。灵活运用专修学校的“职业教育能力”，培养年轻人的勤劳观、职业观。“灵活运用职业教育能力”的根本意图就是对自由职业者进行再教育及对社会人进行人生资历经验的教育。专修学校，今后还会给地方及其他教育机构提供“职业教育能力”，并会一直活跃下去。

为此，迈出的第一步就是在2005年9月决定授予“高度专门士”的称号。这个称号，只要满足一定条件，学业满4年的专门学校的学生都可得到。同时，他们也具有研究生的入学资格。也就是说，“高度专门士”将来会和4年制大学毕业生具有一样的待遇。

5、对专修学校的期待

“关于今后专修学校教育调查研究协力者会议”的报告中指出：专修学校以前是以刚毕业的学生为中心的职业教育，现在，为了满足自由职业者的教育训练及社会人的人生资历经验意识的提高等社会需求，要求专修学校努力做到以下的几点：

(1)提高年轻人的职业意识——以地方小学、初中、高中生为对象，给他们提供职业体验的机会，以便唤起和提高他们的职业意识和勤劳观。

(2)自由职业者的教育训练——根据企业等的需求，引入短期教育课程、日本版的双面人才系统。

(3)提高社会人人生资历经验意识——和产业界联合，推进以提高人生资历经验意识为目的的先导教育体系的开发。

(4)建立适应社会需求的重点课题

从报告中可以看出，日本对专修学校的期待和努力让专修学校尽其所能。

社会与职业问题 篇7

道德作为一种社会制定或认可的行为应该如何规范, 具有正确与错误之分。显然, 当人们提及新闻道德时, 实质上谈论的是如何树立一种正确的规范。而这种讨论, 确切地说, 就是新闻伦理。作为一种职业伦理, 新闻伦理同样是“以一定的社会原则和规范为指导, 依据社会分工形成的职业活动特点, 概括和阐述 (新闻) 职业活动中的具体道德行为规范, 研究和评价 (新闻) 职业行为的伦理价值”[2]。

换句话说, 新闻伦理虽然与“一定的社会原则和规范”有关, 但核心仍是新闻作为一种职业的“职业活动”和“职业行为”。另外, 伦理道德的建构方式是“在各种歧异的价值观念和道德理论中寻求一些基本的共同之点”[3], 新闻伦理显然也应该是新闻行业的从业者在价值观和道德理念上长期形成的某种“共识”。

由此观之, 审视和讨论新闻伦理不可能脱离新闻职业自身的发展演变, 以及新闻从业者对这种“共识”的建构过程, 但不无遗憾的是, 多数有关新闻道德和新闻伦理的研究还落脚在媒体人个人的素养、责任和担当上, 而相应缺乏更为宏大的结构性和历史性的视野。

本文试图将关注的目光从个人转移到新闻职业的历史, 以及新闻职业与社会其他部分互动的过程, 以此为起点, 重新审视当下的新闻伦理问题。

一、作为一种社会建构的新闻伦理

1978年, 被誉为“当代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媒介社会学学者之一”的迈克尔·舒德森出版了其第一部著作《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在这部名著中, 舒德森深入地刻画了美国新闻业的核心理念“客观性”的诞生和发展, 揭示了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结构对新闻业和传播理念的建构过程。

舒德森在书中指出:“新闻业对客观性的信念不仅关乎我们应信赖何种知识, 同时也是一种道德观, 关乎我们在进行道德判断时应遵从何种标准。”[4]事实上, “客观”“平衡”等新闻业的核心理念同时也是新闻伦理的基石, 正是它们使其与其他职业伦理以及大众伦理区别开来。

不只是新闻业, 任何一种现代的“专业”性职业, 其职业伦理都与这个职业“合法化”的建构过程联系在一起———它既是某种“专业”获得合法地位的“象征”和结果, 也内在于合法化的过程本身。 (1)

在西方社会学的研究中, “职业”的意义在于:“使一个行业的职业自主性与从业者所享有的声望在社会中获得合法性。”[5]可以说, 对于专业性职业来说, “职业自主性”和“社会声望”是其两大核心。而某种职业之所以能够实现这种“自主性”、享有较高的“社会声望”, 关键在于这样一种说法, 即某一职业的从业者“对某些事务具有较他人更多的知识, 尤其是对其客户的事务具有较客户本人更多的知识”。也因此, 该职业的从业者得以“以知识服务于权力”, 从而带来社会对其的赋权, 即“社会通过给予职业共同体直接的社会控制权力而实现其对这一共同体间接的社会控制”[5]。

可以说, 在某种意义上, 职业伦理是为实现这种专业化技能的垄断和提高这一职业的社会声誉, 从而实现其职业主体性而服务的。它与职业群体以及某一职业群体自身的利益密切相关。换句话说, 它通过一方面内在的、对职业群体成员的自我约束, 另一方面外在的、对公众服务和公众利益的强调, 不断巩固和强化其“职业自主性”和“社会声望”, 并最终实现从业者的共同利益。

从这个角度看, 职业伦理具有强烈的保守性和排他性。由于其最终目的是实现群体的集体利益, 一旦有外在群体或环境变化, 威胁到其对于“知识”及“专业化技能”的垄断、存在降低其“职业自主性”和“社会声望”的可能, 那么“职业伦理”就可能成为从业者手中用于抵抗的有力“盾牌”。

由新闻集团“窃听丑闻”所引发的英国报业监管问题就是一例。起因于新闻集团旗下《世界新闻报》的“窃听丑闻”短时间内将多家英国报纸牵涉其中, 在英国首相卡梅伦的推动下, 包括保守党和工党在内的英国三大主要政党就报业监管条例方案达成一致协议, 表示“将按照皇家宪章设立一个独立的报业监管机构。该机构具有对媒体罚款和要求媒体道歉的权力”。但这一监管机制受到英国各大报纸的联合反对。在英国报业协会 (Newspaper Society) 代表全国和地方报纸发表的声明中, 英国报业协会给出的理由是英国政府发表的皇家宪章“受到许多国际媒体自由机构的谴责”, 且“赋予了政客在监管报业方面大大的干预权力”[6]。

施拉姆曾经给出在传媒实践中发生伦理问题的四个范畴, 第一个就是“自由”———“这种自由应能抵制所受到的不同来源的挑战”[2]。反观英国报业对政府加强监管的反弹, 其采取的主要策略就是诉诸媒体自由的伦理信条, 暗示这种监管会损害媒体的自主性, 进而影响媒体监督政府的重要职能。一定意义上, 英国报业协会援引这种职业伦理来反击的正是政府援引隐私权等公众伦理试图对之加强的监管。

把新闻伦理作为一种社会建构, 去除其赋予自身的普遍、永恒的玫瑰色彩, 我们对于当下新闻伦理方面出现的种种“困境”就能品出不同的味道。

二、当前新闻伦理问题的一般性根源

新媒体新技术的出现像一股大潮, 冲击着传统新闻业的方方面面, 新闻伦理也不例外。“人人”时代的到来取消了职业记者与业余报道间的技术障碍, 也使新闻产品在更深的层面实现了全球流动。当前, 传统媒体在日常实践中面临的全新伦理挑战大多在此。

(一) 新的加入者、新的呈现方式、新问题

“公民记者”和“自媒体”对传统新闻业带来的最大冲击来自重大突发事件。其中, 媒体越来越依赖于“在场”的公众。公众拍摄的业余图像和视频成为这些重大事件中第一甚至唯一信源。上次新闻界所受到的类似震动还是海湾战争期间CNN的全球新闻直播。这种巨大变化自然直接冲击了传统的新闻伦理观念。《视觉传播》 (Visual Communication) 杂志专门组织了一组关于“影像伦理”的专题讨论, 其中, Bolette, B.Blaagaard[7]讨论了移动手机影像中的伦理问题———当有偏见的、感性的人成为某种信息传播的中介时带来怎样的伦理困境, 探索“在数字新闻和传播时代, 人体能否作为真实性的证据和标志”。

由于“公民记者”的出现, 有激情有态度有偏向的个人成为“第一报道者”, 一方面, 这打破了西方某个机构垄断全球重大突发新闻事件报道的沉疴旧疾;另一方面, 报道者在“报道”和“传播”事实的同时, 也给这种事实赋予了某种解释和定义。由于这些报道者没有经过任何“专业”训练, 在报道时自然难以遵循传统的职业伦理。

另外, 传统媒体是基于吸引更多受众、扩大经济收入的目的而引进的, 较大范围的公众参与也被认为可能带来对公正、客观等原则的破坏。如Marie Gillespie[8]研究了BBC的G710项目, 认为公开讨论包含政治性内容的节目很容易被极端意识形态的宣扬者和破坏者所绑架, 因此, 节目“或许可以向所有人开放”, 但最终的新闻产品则“不能是无所不包的”。

(二) 从技术手段到核心理念

虽然有研究表明, “自媒体”和“公民记者”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巩固和进一步实现了传统的新闻职业伦理。如Serena发现[9], 与报纸记者依赖外部消息来源不同, 公民记者倾向于使用更多非官方的消息来源和观点。也因此, 更少以精英为中心进行议程设置、更少呈现来自精英们的观点。而这有利于媒体为公众提供更为“平衡”的信息和观点。

还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表明, 传统媒体人充分注意到了“公民记者”对新闻从业者这一群体所可能带来的破坏性效应。如Elizabeth Blanks Hindman和Ryan J Thomas[10]借助对美国83家报纸社论对于维基解密的有关评论, 观察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冲突。作者注意到美国传统新闻业对维基解密的态度显示了“新”“旧”媒体对于“什么是新闻”不断扩大的分歧。随着媒体边界的模糊化, “该由谁来决定公众应该知道什么和不知道什么”成为争执的焦点。

联系到前文提到的职业作为一种“专业”得以成立的发展史, “对某些事务具有较他人更多的知识, 尤其是对其客户的事务具有较客户本人更多的知识”是一个专业的底色与核心。新闻行业同样如此, 无论是否承认, 作为“把关人”, 记者们自认为自己比公众本身更清楚, 什么样的信息对公众最为有益。绝大多数美国主流报纸的社论都认为维基解密所泄露的信息很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即使拿到这样的信息, 主流报纸也不可能将其公之于众。

维基解密之所以引起同样以“揭丑”著称的传统媒体的一致抵制, 不仅在于二者秉持不同的原则理念———传统媒体的瞭望者和看护人身份与“公民记者”坚守的公开、对等、共享的网络圣经, 更在于以维基解密为代表的“公民记者”的行为直接冲击了传统媒体人“比公众更懂得公众”的声称和宣誓, 从而动摇了传统新闻业安身立命的“自主性”和“社会声誉”, 动摇了其存在的合法性和社会地位。伦理问题, 再一次扮演了“盾牌”与“尖刀”的角色。

(三) 全球化与地方化

新媒体新技术不仅给传统新闻业带来了挑战, 事实上, 它还冲击了几乎所有专业性的职业, 包括法律、医生等职业在内。公共和私人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更易获取的网络知识, 使“专业和专家, 默会的和经验的、知识和技能的重要性, 所有这些都面临着更大的挑战”[11]。研究表明, 各种专业性职业事实上已经出现了更少个人化、更强组织化的发展趋势 (参见下表) 。

(表中是以知识为基础的专业主义的两种不同形式, 来源:Julia, E:《Professionalism:Value and ideology》)

新闻业同样如此。一项基于欧洲六国、关于职业记者和公民新闻的经验研究表明, 面对公民新闻的冲击, 传统媒体的记者们对自身合法性的声称, 更多来自新闻工作的集体或团队性特征, 但在早期, 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强调的则是个人主义以及个人的自主权。[12]

组织化、机构化的发展趋势, 使民族国家在新闻业以及其他各类专业性职业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民族国家“通过为专业工作颁发许可、制定实践的标准和法规, 作为专业教育的保证人, 以及为专业人士及从业者提供的服务买单, 以此确保其合法性”[13]。

可以说, 新媒体新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专业性职业对“知识”的垄断, 这促使包括新闻业在内的专业性职业不断强化与国家的联系, 甚至将民族国家作为另一种替代性的权力来源。这使新闻伦理的内核不断显现出地方化的特点。

另外, 新闻的全球竞争、信息的国际流动, 在经济上, 只有以更广泛的伦理标准来采制新闻, 才能进入更大的市场, 获取更多的收入, 即所谓“市场的国际化要求重新定义传统的专业管辖权”[13];在政治和文化上, 只有更加声势浩大地宣扬所谓的“普世价值”和“普世伦理”, 才可能得到不同文化和不同地区受众的同情。

这种同时产生的地方化 (或者国家化) 与全球化的趋势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张力, 从而必然带来新闻伦理在“名”“实”上的背离和扭曲。近年来, 中国受众已经深刻感受到了新闻伦理上越来越突出的“双重标准”。以饶谨的“Anti-CNN”为代表, 这种反抗更多的是以民间的方式、来自真正洞悉真相而又获得了发声可能的“公民”们。这又从另一角度反证了行业利益和新闻伦理间的暗通款曲。

三、新闻伦理的“地方性”问题

除了普遍性问题外, 当前中国新闻伦理方面的种种混乱失序, 还与中国新闻行业的独特性, 以及中国发展的独特阶段有关。

(一) 新闻伦理兼具内部生成和上部灌输的双重特点, 从业者的自我约束力不足

在很多新兴职业中, 职业意识并不是完全内生的, 而是被“从上部”灌输或赋予的。在这种情况下, 关于这种职业的标准化的价值概念, 就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工具和机制, 以用来劝服从业者按照对组织、机构更为有益的方式行事。[11]在这种情况下, 由于认同感不足, 职业意识———其中最主要的便是职业伦理和职业规范———对从业者的约束作用便会减弱。

与西方相比, 中国的新闻业不仅出现的时间较晚, 且充满了断裂, 种种迅疾变化带来了严重的时空压缩。客观来看, 职业意识和职业理念的“内部生长”缓慢而艰难, 且各种传统间也时有矛盾。由此, 来自“上部”或“外部”的伦理标准成为新闻业主导性的标准。

这种规范在前, 认同在后的逆向过程使中国的新闻伦理高度依赖从业者所在机构及外部环境, 而不是从业者的自我约束。不仅如此, 就一些具体问题来说, 新闻从业者甚至不断试探所在机构的底线, 甚至与所在机构达成某种妥协 (2) 。

观察我国加强新闻从业人员职业道德建设的努力, 从“三项学习教育”到“走转改”, 再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加强岗位培训、采取统一考试、严格准入制度的举措, 种种外部的努力正是为了弥补从业者自我约束能力不足的窘境。

(二) 新媒体外衣下的商业逻辑与炒作文化

就全球来说, “自媒体”“公民记者”等新兴传播主体的加入对原有的新闻伦理普遍带来了方方面面的影响。前文提到的西方的一些研究表明, 新媒体背后是一种与传统新闻伦理不同的网络文化和网络价值观。但就我国来说, 由于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被赋予了更为强烈的大众传播的内涵, 怀揣各种不同目的的传播主体借助新兴传播手段服务于自身利益, 新媒体上呈现出的伦理问题显得尤为复杂。

从近期曝光的几起网络“大V”传播虚假不实信息乃至造谣传谣来看, 谣言的传播者并没有什么宏大的价值信念, 相反, 谣言传播者所追求的不过是一种彻底的商业炒作———通过虚假不实信息以吸引眼球, 进而实现个人利益。就新媒体来说, 无论怎样夸大其所带来的“颠覆性”甚至“解放性”影响, 本质上, 新媒体还是将“商业”和“资本”作为其核心推动力, 在混乱的伦理背后是清晰的商业逻辑。

某种程度上, 作为一种“专业性”职业, 新闻业的职业自主性要求其远离各方面的干涉和影响, 从而保持某种“独立”。但在中国新闻从业者自我约束力较弱的现实背景下, 新闻伦理受到商业逻辑和炒作文化腐蚀的威胁显然要严重得多。

(三) 社会转型带来的混乱减弱了新闻行业自我约束的动机

从职业社会学的角度看, 职业伦理的核心作用是要证明这一职业存在的“合法性”。在一种稳定的社会结构下, 一个行业或职业需要通过不断的自我约束来维持社会或公众对这个行业或职业的信心, 反之, 就会遭到来自社会的多种惩罚。而在转型社会中, 由于各方面的尺度不一、乱象频现, 来自公众和社会的压力在无形中减退。由此, 来自职业群体内部的惩罚措施亦隐而不彰。

当前, 由于缺乏坚定的核心价值体系, 传统媒体惯于以单一的经济维度分析新媒体所带来的威胁和挑战。即要么与新媒体面对面地争夺眼球, 为此不惜改变新闻报道的焦点和结构;要么将“自媒体”和“公民记者”作为降低成本、吸引受众的手段, 在“UGC” (用户生产内容) 的名义下减少了最广大的公众对于新闻生产的有效参与。

如在不少媒体看来, “硬新闻”不再是争夺的焦点。“因为人人拥有采集发布动态新闻的设备、渠道和能力, 很多原来不成其为新闻的‘故事’、街头巷尾的琐事也在包装后以‘新闻故事’‘民生新闻’的面貌出现。”[13]同时, “在传统媒体所极力倡导的民生新闻、公共新闻的实践中就已经暴露出来的农民话语权缺失问题, 不但在公民新闻的进程中没有得到改善, 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14]。对新媒体的应对和“利用”事实上形成了一种“结构”上的偏向与失衡, 从而对传统媒体原有的新闻伦理形成了更深层次的冲击。

四、新闻伦理呼唤“底部重建”

回到文章标题所指明的疑问:当下中国的新闻伦理困境究竟是从业者个人的素质问题还是一种职业危机?答案似乎已经很清楚。作为一种与新闻职业有关的社会建构, 新闻伦理既面临着全球性的危机, 也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换句话说, 新闻伦理的困境更多的是结构性而非个体性的。因此, 也只有从结构而非个人着手, 才可能为当前的伦理困境寻求根本的解决之策。

(一) 尊重职业伦理的“内生性”特征, 在为之从外部树立“准则”和“规范”的同时, 通过适度提高从业者的“自主性”, 培养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自尊心和自豪感

职业伦理是一个行业长期形成的“默会”的知识和准则, 是一种自然的“生成”过程。新闻伦理问题不是简单地对从业者进行教育的问题, 甚至首先不是个人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的问题, 就中国新闻业来说, 作为一种知识性行业, 不能以行政性的“规范”“准则”来代替新闻职业伦理的建构。在根本上, 它只能来自新闻作为一个行业本身的良性发展。在这种良性发展中, 不断沉淀下优秀的传统和理念, 形成从业者对于职业伦理的自觉认同。

在操作上, 这一方面需要认可新闻业的专业性特点, 给予媒体一定的“自主”, 以及某种程度上“自治”的权力和机会;另一方面需要不同的媒体机构从自身做起, 强化自身机构的传统培养和伦理建设, 在此基础上, 逐步形成共同的准则。

(二) 在严格执行媒体分类管理的基础上, 鼓励部分公益性媒体与市场以及具体的政府部门保持适度距离, 坚决制止以市场逻辑统御新闻伦理的不良趋向

当前, 新闻伦理正处于市场逻辑前所未有的包围之中。新媒体本身就是市场的产物, 而传统媒体也习惯运用市场逻辑来应对新媒体的种种挑战。新闻行业的良性发展, 绝不应是简单地一味商业化产业化:离开文化事业的合理发展, 单纯追求文化产业的发展繁荣并不现实。媒体只有在某种程度上脱离市场的逻辑, 或者与市场逻辑保持某种距离, 才可能生发出自己的逻辑, 真正形成具有一定自主性和认同感的职业伦理。就与市场保持距离来说, 西方的公共电视等制度设计, 原理上就是为了避免媒体全面彻底地卷入市场逻辑, 确有值得学习和借鉴之处。

(三) 深入研究新媒体的文化特点和价值内涵, 以开放的心态吸收网络文化精神, 逐渐形成一套新旧媒体共享的伦理标准

客观来说, 当前传统的新闻记者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变局”:记者们很可能不再是重大事件, 尤其是重大突发事件的“第一报道者”;传统的设备和技术优势不断减弱;信息发布的垄断地位荡然无存。一句话, 新闻记者原有的在“知识”和“专业化技能”方面的微弱优势已经消失。从普遍意义上讲, 新闻行业的“合法性”及其伦理标准面临新的危机。

然而, 一种职业的伦理标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传统新闻业只有抱着开放的态度, 不断融合各种新媒体新技术合理的价值和伦理内核, 才能在变化了的环境中形成一种新的、适应社会变化的伦理标准, 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履行新闻行业的历史使命。

化学与“生命职业社会”的关系 篇8

首先,人是物质的,这些物质不是物理物质,也不是生物物质,均是化学物质。水是一种化学物质,有了水,才有了万物,才有了生命;有了水,人类才得以生存繁衍,水是生命的摇篮。构成人体的这些化学物质除水以外还有哪些物质?这些物质在人体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我们如何从环境中摄取我们需要的物质?我们身体中的物质如何平衡?环境中的物质如何影响着我们的健康?了解这样一系列的问题对我们的健康会有很大的帮助。我们身边许多人正是因为不了解这些问题才饱受折磨,在不经意间损害着健康,甚至为此失去了宝贵的生命。生命过程本身就是无数化学过程的综合表现,我们每个人均应该为此有一些基本的认识,特别是对构成生命的物质以及与生命现象有关的化学有一个粗略的了解。这就是开设化学课程的初衷。开设这样一门了解人与物质之间的关系的课,让每个人更了解自己。

职业,每个人均需要一份职业来实现人生价值。在我们社会的三百六十行中,几乎所有行业均需要从业者具备一些化学知识。比如:理发美容业需要知道染发剂的成分、增白剂如何配制等等;家具业需要知道家具的材质、家具释放有害物质的种类,油漆材料是否对人体有害等有关化学的专业常识。只有了解这些常识,才能把自己的专业做得更好。化学研究人员、化学生产人员、从事化学物质检测人员,他们通过化学研究或是生产化学物质成为谋生手段,化学对他们的生活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化学是一门实用科学,化学的核心知识已应用于自然科学的方方面面,与其他学科相辅相成,构成了改造自然的强大力量。我国从事化学研究的科研机构有上千个,大学的化学系(院)有200多个,石油与石油化工企业有80多万家,加上其他化学化工行业,从事与化学有关的人越来越多,这正是化学科学发展的背景和动力。

社会,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化学物质的环境中,我们需要从正确角度去思考社会。但我们更需要从化学物质的角度去思考社会,“粮食危机”“石油危机”“温室效应”“臭氧层空洞”“三聚氰胺”“铅中毒”哪一件不是与化学物质有关?与这些事件有关的社会现象导致了许多社会危机的出现。我们要了解这些社会现象,就必须了解与这些社会现象相关的化学物质问题。能否了解这些问题是一个公民素质的体现。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物质社会中,我们的生存需要各种各样的物质,而我们的健康又需要控制一些物质对我们的影响,这些均需要一定的社会制度作保障。比如:最近颁布的《食品质量监督法》便是其中的一例;还比如《环境监督法》等一系列法令法规均是从物质控制的角度保证社会危机少发生或不发生,保证我们的人民生活的健康、安定。

社会与职业问题 篇9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法从江西省赣州市3 所中等职业学校抽取1 000 名教师作为调查对象。共发放问卷1 000 份, 回收有效问卷787 份, 有效问卷回收率78.7%。其中男性416 人, 女性371 人。

1.2 研究工具

1.2.1 教师职业倦怠量表 (MBI量表) 由玛勒诗 (Maslach) 编著, 台湾学者依据中国的语言习惯做了相应修订。已有研究表明, MBI量表的信度与效度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MBI量表由情绪衰竭 (9 个项目) 、去个性化 (5 个项目) 和低个人成就感 (8个项目) 3 个维度构成, 共22 个项目。情绪衰竭指个体的情感资源过度消耗, 疲乏不堪, 精力丧失;去个性化指个体对待服务对象负性的、冷淡的、过度疏远的态度;低个人成就感指个体的胜任感和工作成就感下降[2]。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 (各因子在0.6 以上) 和效度。

1.2.2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SSRS量表) 采用肖水源 (1994 年) 编制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3]。该量表共10 个条目, 分为3 个维度:主观主持 (4 个项目) 、客观支持 (3 个项目) 和支持利用度 (3个项目) 。这些维度的分数越高, 反映被试者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及支持利用度越好。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 (0.89~0.94) , 两个月重测总分R=0.92 (P<0.01) , 各条目R1~R10 在0.89~0.94之间, 表明有较好的重测信度, 是国内使用较为普遍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1.3 施测与数据处理

采用统一指导语, 当场发放问卷, 填写完当场收回。采用统计软件SPSS19.0 进行数据输入和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业倦怠得分比较 (见表1)

从表1 可以看出, 男女教师在职业倦怠各维度上的得分比较, 差异都无统计学意义 (P>0.05) 。不同婚姻状况、年龄、职称的教师在职业倦怠3 个维度上的得分比较, 都存在显著性差异 (P<0.05) 。经事后多重比较 (LSD) 发现, 未婚教师的情绪衰竭、去个性化得分都显著低于已婚教师和离异教师 (P<0.05) ;离异教师去个性化得分显著高于已婚教师 (P<0.05) ;已婚教师、离异教师和丧偶教师的低个人成就感得分显著高于未婚教师 (P<0.05) , 丧偶教师的低个人成就感得分显著高于未婚教师和已婚教师 (P<0.05) 。在情绪衰竭维度上, 25 岁及以下年龄组的得分显著低于26~35 岁组、36~45 岁组和46 岁及以上年龄组 (P<0.05) , 26~35 岁年龄组的得分显著低于36~45 岁年龄组 (P<0.05) 。25 岁及以下年龄组教师去个性化得分显著低于26~35岁组、36~45 岁组和46 岁及以上年龄组 (P<0.05) , 且26~35 岁年龄组去个性化得分显著低于36~45 岁组和46 岁及以上年龄组 (P<0.05) 。25 岁及以下年龄组教师低个人成就感得分显著低于36~45 岁组和46 岁及以上年龄组 (P<0.05) , 26~35 岁年龄组低个人成就感得分显著低于36~45 岁年龄组 (P<0.05) 。初级职称教师情绪衰竭显著低于中级、高级职称教师 (P<0.05) ;在去个性化维度上, 初级职称教师得分显著低于无、中级、高级职称教师 (P<0.05) ;初级职称教师低个人成就感得分显著低于中级、高级职称教师 (P<0.05) 。

2.2 中等职业学校教师社会支持得分比较 (见表2)

从表2 可知, 男女教师在社会支持总分、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上的得分比较, 都存在显著性差异 (P<0.05) , 女性得分显著高于男性。

方差分析发现, 不同年龄主观支持维度得分比较, 具有显著性差异 (P<0.05) ;不同婚姻状况社会支持总分、客观支持和主观支持维度得分比较, 有显著性差异 (P<0.05) 。经事后多重比较分析 (LSD) 可知, 在主观支持维度上, 26~35 岁年龄组得分显著低于46 岁及以上年龄组 (P<0.05) 。在社会支持总分上, 未婚者显著低于已婚者 (P<0.05) ;在客观支持上, 未婚者和离异者得分显著低于已婚者 (P<0.05) ;在主观支持上, 丧偶者得分显著低于已婚者、未婚者和离异者 (P<0.05) , 未婚者得分显著低于已婚者 (P<0.05) 。

2.3 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业倦怠与社会支持的相关性研究 (见表3)

从表3 可以看出, 情绪衰竭与社会支持总分、主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存在显著负相关 (P<0.05) ;去个性化与支持利用度存在显著负相关 (P<0.05) ;低个人成就感与社会支持总分、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存在显著负相关 (P<0.05) 。

3 讨论

3.1 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业倦怠的分析

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业倦怠各维度在婚姻状况上, 未婚教师得分显著低于已婚教师和离异教师 (P<0.05) , 这与蒋会平等[4]的研究结果不一致。已婚教师成家后, 要承担家庭和工作的双重责任, 更容易产生倦怠;而离异教师要承担比其他教师更多的家庭职责和压力, 易导致个人成就感的降低和情绪衰竭的加深。离异教师去个性化得分显著高于已婚教师 (P<0.05) , 离异教师经历了婚姻的失败, 在教学中更易出现冷漠、疏离等消极情感;丧偶教师的低个人成就感得分显著高于未婚教师和已婚教师 (P<0.05) , 这可能是因为丧偶教师失去伴侣后打击太大, 导致成就感降低。

在情绪衰竭维度和去个性化维度上, 25 岁及以下年龄组得分显著低于26~35 岁组、36~45 岁组和46 岁及以上年龄组 (P<0.05) , 25 岁及以下年龄组教师低个人成就感得分显著低于36~45 岁组和46 岁及以上年龄组, 这可能是因为25 岁及以下的教师年轻有活力, 对工作充满期望, 干劲十足, 准备为教育事业奉献自己的青春。此外, 青年教师大多尚未成家, 家庭负担不重, 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教育教学中去, 因此职业倦怠程度较低。在情绪衰竭维度上, 26~35 岁年龄组的得分显著低于36~45岁年龄组 (P<0.05) ;在去个性化维度上, 26~35 岁年龄组的得分显著低于36~45 岁组和46 岁及以上年龄组 (P<0.05) ;在低个人成就感维度上, 26~35 岁年龄组的得分显著低于36~45 岁年龄组 (P<0.05) , 这可能是36~45 岁的教师人到中年, 生理机能开始减退, 承担着更多的家庭、工作和社会责任, 更容易产生职业倦怠。初级职称教师职业倦怠各维度得分显著低于中级、高级职称教师 (P<0.05) , 这可能是因为初级职称的教师年轻, 精力充沛, 工作积极性高, 更能和学生打成一片, 容易有成就感。

3.2 中等职业学校教师社会支持分析

女性教师社会支持得分显著高于男性教师 (P<0.05) , 这与杨昌辉[5]的研究结果一致。这可能是因为社会赋予男人更多的责任, 普遍认为男人是家庭的顶梁柱, 应该有解决问题和化解危机的能力, 主动求助就是无能的表现, 加上男人大多好面子, 因此他们的社会支持度低。女性历来被看作是弱势群体、受保护对象, 感情比较脆弱, 遇到事情需要帮助, 因此女性容易得到别人的帮助, 这使其获得的社会支持也较多。

46 岁及以上年龄组教师主观支持维度得分显著高于26~35 岁年龄组 (P<0.05) , 说明46 岁及以上的教师社会支持度高, 这可能是因为46 岁及以上教师的人生阅历丰富, 有良好的人际关系, 能够得到更多的帮助和支持, 而且他们正处于“家庭生命周期”中的“满巢期”, 都已是高职称和高收入, 因而社会支持度相对较高。

未婚者社会支持总分显著低于已婚者 (P<0.05) ;在客观支持上, 未婚者和离异者得分显著低于已婚者 (P<0.05) ;在主观支持上, 丧偶者得分显著低于已婚者、未婚者和离异者 (P<0.05) , 未婚者得分显著低于已婚者 (P<0.05) , 这与陈玉焕等人的研究一致。因为已婚教师有家庭和配偶的支持, 凭借自己的人脉和家庭能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配偶是个体的重要支持力量之一, 尤其是在精神上能给予个体强大的支持, 因此已婚教师能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

3.3 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业倦怠与社会支持的关系分析

教师在教学中更需要被认可, 得到学生、家长和同事的支持。一方面, 社会支持能减缓职业倦怠的产生;另一方面, 职业倦怠产生后, 社会支持对教师克服倦怠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职业倦怠出现后, 如果能和同事进行沟通、向好朋友倾诉, 从社会支持网络体系中获得情感支持, 将有助于他们消除职业倦怠。

职业倦怠与社会支持存在显著负相关 (P<0.05) , 也就是说, 教师社会支持水平越高, 职业倦怠就越轻。社会支持水平较高、支持利用度高的教师, 情绪衰竭、去个性化和低个人成就感的程度都会下降, 职业倦怠程度就低, 更能够应付工作上的压力;而社会支持水平较低、支持利用度低的教师则更容易产生职业倦怠, 这与国内外的结论是一致的。吴宗立的研究表明, 教师社会支持程度越高, 其职业倦怠程度就越低。国外研究也表明, 社会支持与教师职业倦怠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

4 结语

要缓解和消除教师职业倦怠, 就要从社会、学校与教师3个层面为教师构建“三位一体”的社会支持体系。社会支持体系发挥合力, 为教师提供物质的、精神的和心理的支持, 从而帮助中等职业学校教师缓解职业倦怠。教师本身也应当打破职业局限性, 加强自身的性格培养, 积极利用可依赖的支持资源, 懂得接受社会的支持与关怀, 不断建立和完善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 增进身心健康。

参考文献

[1]赵玉芳, 毕重增.中学教师职业倦怠状况及影响因素的研究[J].心理发展与教育, 2003 (1) :80-84.

[2]Maslach C.Burnout-The Cost 0f Caring[M].Englewood Cliffs, NJ:Prentice-Hall, 1982.

[3]肖水源《.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的理论基础与研究应用[J].临床精神医学杂志, 1994 (2) :8.

[4]蒋会平, 刘宏程, 曾治国.高校教师职业倦怠调查及其对策研究[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27 (3) :153-155.

社会与职业问题 篇10

社会工作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以来创新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近年来,在政府的主导下,部分发达地区先试先行,社会组织和高等院校全力推进,具有本土特色的社工机构初具规模,专业性社工队伍和人才逐渐形成,我国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和职业化发展力度不断加强,我国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呈快速发展态势。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高度专业化和职业化的社工行业队伍相比, 我们还相距甚远。我国社会工作建设起步晚、社会认同度较低,同时在这种快速增长过程中,我国社工人才队伍建设也面临很多问题,很多社工的毕业生以及持证专业社工并没有从事社工行业,造成人才的极大浪费,各地一线社工人才流失严重。据《2011年东莞市社会工作发展综合评估报告》统计显示,截至2011年底,东莞共有一线社工600人,而该年社会工作者离职率高达19.8%。深圳社工流失率也在不断的攀升:2008年8.2%,2009年9.8%, 2010年17.6%,2012年18.1%,2013年19.8%。[1,2]。除此之外,广州、武汉等地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社工人才流失。 因此,如何稳定专业人才,缓减人才流失是当前社会工作行业健康发展的一项非常重要的课题。

职业意志是指人们在职业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克服困难的毅力和坚持的精神,表现在持之以恒的自觉性和始终如一地忠于职守。社会工作者的职业意志是指主动选择社会工作职业,忠诚于该职业,并为社会工作事业献身的精神和在艰苦环境中执著的勇气。它是作用于社会工作职业行为的一种坚持的精神力量,是克服行为中各种困难的内部动力,因此,职业意志是对抗社会工作者人才流失的内在品质。因此,研究职业意志及其相关影响因素在目前的社会现实环境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

问卷结构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社会工作者的基本情况,第二部分为测量职业成就感、职业意志和职业情感承诺的问卷。由于目前没有可供参考的职业成就量表和职业意志量表,因此职业成就感和职业意志的测量采用自编的问卷,问卷的编制是在访谈了10名社会工作者和参考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社会工作职业情感承诺是社会工作者认同社会工作价值、充满职业自豪感、愿意为社会工作职业做出奉献的精神。社会工作者职业情感承诺的测量借鉴Meyer,Allen和Smith(1993)组织承诺问卷中的6个测量情感承诺的题目,并做了修改,使测量项目更适合社会工作者的特点,最后形成6个测量项目。除测量社会工作者基本情况外的题目全部采用5点计分,1代表完全不同意,5代表完全同意。总问卷以及各个分问卷信度系数均在0.784-0.925之间。数据使用SPSS13.0进行统计分析。

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对广州市、深圳市、东莞市若干社会工作机构的社会工作者进行了调查。236名社会工作者填答了问卷,收回有效问卷223份,有效回收率为95%。

三、研究结果与讨论

(一)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223份有效问卷中,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见下表1:

(二)社会工作者的职业情感承诺、职业成就感和职业意志现状

1.社会工作者的职业情感承诺、职业成就感和职业意志描述性统计分析。从表2可以看出社会工作者的职业成就感较好,平均值为3.94,职业情感承诺和职业意志都处于一般水平,平均值分别为3.22和3.21。

2.社会工作者的职业情感承诺、职业成就感和职业意志与背景变量的关系。经过t检验和F检验,性别、婚姻状况、学历、教育程度、专业背景、社工职业证书、工作年限上的不同,与其职业情感承诺和职业成就感并无显著差异。性别、婚姻状况、社工职业证书、工作年限上的不同,与其职业意志无显著差异。教育程度(F=3.655,p<.05) 和专业背景(F=5.074,p<.05)对其职业意志有显著差异,学历越高的社会工作者职业意志越低,社会工作专业背景的社工职业意志越低。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现在我国的社会工作行业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有着种种不完善,比如社会认同较低、薪资没有吸引力,激励制度不完善等等,使高学历的人才更容易失落,职业意志很容易动摇[2]。 另一方面,我国现在社会工作人才处于高紧缺状态,目前我国已有1000多家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 广东省社工机构数量约有400家,人才缺口非常大,高学历人才、社工专业背景人才很容易成为各机构互相争抢和吸引的对象,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工的职业意志。

(三)社会工作者的职业情感承诺、职业成就感和职业意志现状的相关分析

表3显示,社会工作者的职业情感承诺、职业成就感和职业意志之间存在正相关,说明职业情感承诺越高,职业成就感越高,社会工作者的职业意志越坚定。职业成就感和职业承诺之间也存在着相关。

(四)社会工作者的职业情感承诺、职业成就感与职业意志之间的路径分析

1.社会工作者的职业情感承诺、职业成就感与职业意志之间的回归分析。为了进一步验证教育程度、专业背景、职业情感承诺、职业成就感等因素对社会工作者职业意志的影响力的大小,寻找到最关键因素,从而采取有效的措施提高社会工作者的职业意志,我们进行了回归分析。

表4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职业情感承诺、职业成就感对社会工作者职业意志有着显著的预测作用(β=.449; β=.234)。

2.职业成就感和职业情感承诺之间的回归分析。在社会工作者的职业成就感和职业情感承诺的回归分析中,预测变量是中小学校长的职业情感承诺,效标变量是职业成就感,预测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0.49。

说明社会工作的职业成就感、职业情感承诺和职业意志之间存在如下关系状态。

四、结论与建议

如何降低社工的职业流动性,加强社工的职业意志, 强化社会工作者的职业情感承诺是当下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路径中非常重要的议题,这对于社工的职业成长、机构的转型升级、以及整个社会工作行业、专业、职业的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本研究依据调研结果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干预。

(一)加强专业化和职业化建设,提高社会工作者内在的职业情感承诺和职业成就感。

1.学校层面。着重培养社会工作学生的专业热情和情感。对社会工作事业的热爱和情感承诺是社会工作专业学生毕业后从事社会工作职业的内在动力,因此,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专业热诚和情感对毕业后是否愿意从事社会工作行业有重要影响, 加强社会工作在校学生的专业热情和专业认同感对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已有研究显示接受过社工价值观教育的社会工作者在工作中工作满意度更高。[3]因而,应重视社会工作在校生的专业热情、兴趣、专业价值观及认同感的培养。通过开发相关课程和第二课堂、高等院校和行业组织密切联系开展各种实习实践、举行多种丰富多彩、灵活多样的专业活动使学生不断理解认同和内化社会工作的一系列理念及价值观,形成对社会工作专业的认同、职业情感承诺和职业意志,为社会工作专业学生毕业立志于从事社会工作职业打下坚实的情感基础和意志保障。

2.机构层面。着重加强培训和规范管理,提升社会工作者的服务技能,以增强社会工作者的职业成就感。社会工作者的职业成就感很大一部分是来源于专业技能和服务能力,而我国社会工作发展较快,社会工作者的需求量较大,一方面在我国高校社会工作人才培育数量有限,在流失率较大的情况下,社会工作者严重短缺,不少对社会工作专业知识缺乏系统学习的其他专业毕业生进入社工行业,另一方面,由于目前社会工作专业的教师或者是从其他专业(社会学、哲学、历史、政治学和其他学科)转行而来,或者是由新近毕业的硕士生、博士生充任,多数只懂理论而不懂实务、重视教学甚于具体实践操作,对社会工作的实务研究涉足很少,少有实际参与到社会工作实务活动中的经验,因此很难把理论和实务结合起来,很难传授相关的实务知识和技巧,同时对社会工作价值观也难以内化,这种教育现状使得纵然是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的大学生,在开展服务过程中也困难重重,这在一定程度上损伤了社会工作从业者的信心,使其丧失了职业成就感。 因此机构在服务过程中需要加大对现有社会工作者的继续教育和培训,千方百计借用港台甚至国外社工发展的他山之石,促进我国社会工作者服务素质的提升,而良好的专业性和服务能力不仅能够提升社会工作者的职业成就感,而且对整个行业社会影响力的提升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3.国家层面。着重完善和落实社会工作相关政策,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近些年来,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显示了政府主导作用的重要性。社会工作行业相关政策的完善和落实关系到社会工作行业的健康发展和社会工作者的切身利益, 政府主导推行的社会政策和激励保障制度一方面可以营造社会工作发展的良好氛围,促进社会工作的推行和认可,另一方面可以大大减轻社会工作者的后顾之忧,增强他们的职业情感。目前,社会工作者不稳定的很大原因在于职业发展前景不明朗和薪酬福利水平低。因此,国家要加大对社会工作的政策支持力度和社会工作机构的培育力度,优化社会工作发展的政策环境, 使社会工作真正能成为创新社会治理的新举措。

(二)加强宣传,通过改善社会工作的外在发展环境,提高社会工作者的职业意志。

社会与职业问题 篇11

关键词： 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 ；干预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23X（2016）02004008

上海是全国较早开展专业社会工作实践和着力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城市之一。经过十余年的努力，上海社会工作逐渐发展起来，并成为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维护社会稳定、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依靠力量。上海的社会工作发展虽然在全国起步较早，但现阶段仍然面临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如专业社工总量不足且结构不均衡、管理机构不健全，更为突出的是社工的离职率①较高。这势必会对上海社会工作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本研究旨在通过对社工职业倦怠影响因素的研究，提出干预对策，为降低社工离职率、强化上海社会工作机构建设、推进社会工作的健康发展提供一种思路。

一、研究对象与相关概念

本研究的对象为社会工作机构内的专业人才。所谓专业人才，即指在社会工作机构内遵循助人自助的价值理念，利用相关专业知识与技术，以帮助机构和服务对象发挥自身潜能、协调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公正为职业的社会服务人员，如社会工作师、心理咨询师等。但是为了行文的方便，本研究把“社会工作机构的专业人才”简称为社会工作者（社工）。下面，把本研究中涉及的重要概念作一说明。

（一）职业倦怠

职业倦怠（job burnout）是，个体无法应付外界超出能量和资源的过度要求时所产生的生理、情绪情感、行为等方面的身心耗竭状态，通常被认为是工作中的慢性情绪和人际压力的延迟反应。[1]一般来说，职业倦怠包含三个维度：一是情绪耗竭，即有一种情绪资源耗尽的感觉，常感到焦虑、紧张、疲劳、烦躁、孤独、情感压抑。情绪耗竭是职业倦怠的核心维度，也是最具代表性的指标；二是去个性化，即对工作、生命、他人的负性态度，尤指工作对象为人的职业，其特征是视其工作对象为“物”而非当成“人”看待，即指对服务对象麻木、冷淡、漠然的态度；三是个人成就感低下，即个体对自己产生负面的评价，表现为与他人合作时能力不足产生的低成就感，以及完成工作时能力不足所产生的工作能力上的低成就感和工作意义上的低成就感，对自己工作的满意度降低，常出现职业退缩行为，如缺勤、离职等。

（二）社会工作机构

社会工作机构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工作机构即是指由政府、社会团体或个人兴办的，通过社会工作者、相关专业的服务人员及辅助工作人员等，为特定的、有需要的服务对象提供社会服务的非营利组织。而狭义的社会工作机构，即是专业社会工作机构②，是指经上海市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批准成立，从事专业化社会工作服务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如社工师事务所、社工服务社、社工事务受理中心等。本研究采用广义上的社会工作机构，主要包括：政府，最主要的是民政部门以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群团组织，主要是指共青团、妇联、残联、居委会等；社会公益类事业单位，如福利院、社会救助管理站等；社会服务类民间组织。

二、研究工具——NBS护士职业倦怠量表

NBS护士职业倦怠量表由西班牙学者于2000年编制，其理论依据是，护士职业倦怠是工作环境、人格特征和对压力源不同的应对方式三方面交互作用的结果。量表经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唐颖等引入并翻译成中文版，并经过南方医科大学宋双等验证，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与效度。该量表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被调查者基本资料，第二部分为量表的核心部分，包括工作环境特征、倦怠、积极人格、应对策略及倦怠结局5个方面，共65个条目，总分值越高，倦怠程度越高。本研究以NBS护士职业倦怠量表（简化版）为基础，在实际调查中，笔者仅对其中的部分词语做出相应的调整，如护士改为社工、病人改为服务对象，使之更加切合调查实际，这并不对量表的信度与效度构成影响。

三、样本选取与样本概况

（一）样本选取

在社会调查领域，抽样方法可以分为概率抽样和非概率抽样。[2]由于样本总量难以控制，本研究在实地调查中，是采用非概率抽样的方法。本项研究共发放问卷420份，回收问卷409份，回收率为974%，其中有效问卷405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64%。

（二）样本概况

在405名样本中，男性占332%，女性占668%；年龄分布为21～59岁，平均年龄为332周岁；婚姻状况上，未婚的占401%，已婚的占577%，丧偶的占 01%，离异的占05%，其他的占03%；文化程度方面，高中或中专的占166%，大专的占367%，本科的占452%，硕士的占15%；政治面貌上，共青团员占336%，中共党员占328%，无党派人士占336%；在本岗位工作年限分布为05～36年，平均41年，平均参加工作的年限为106年。由此可见，上海的社工具有以下特点：女性明显多于男性，接近于男性的两倍；社工队伍比较年轻，近2/5的还没有结婚；近八成的接受了高等教育，队伍整体素质较高；社工岗位的工作时间不长，平均4年左右。

在本岗位的年收入分布为15～121万元，平均42万元；家庭年收入分布为15～400万元，平均108万元；每周的工作时间分布是30～110小时，平均每周工作4134小时；被试所在机构成立年限平均为121年；被试所在机构性质分布上，居委会占309%，非政府组织（NGO）占672%，其他类型的占18%。

四、研究结果

（一）社工职业倦怠的基本情况

本研究把职业倦怠指标分为五个部分：工作环境中常见的压力源，社工职业倦怠的三个构成部分，人格特征的三种积极表现，不同的应对方式，描述社工职业倦怠的的生理、心理症状。

本次调查是采用1～4四级评分法，总分值越高，倦怠程度越高。由表1可知：总得分的均值为2200 5，中位值为2210 8，标准差为0299 58。从具体指标中可以看到：工作环境中常见的压力源的均值为2303 5，社工职业倦怠的构成部分的均值为1858 8；人格特征积极表现的均值为2386 6，不同的应对方式的均值为2591 5，描述社工职业倦怠的的生理、心理症状的均值为1920 7。可见，上海社工的职业倦怠程度为中度以上，其中工作环境中常见的压力源、人格特征的积极表现、不同的应对方式这三部分的程度更高一些。

（二）社工职业倦怠的具体情况

1.工作环境中常见的压力源

工作环境中常见的压力源包括工作量大、大量非专业性工作导致角色模糊、长期直面服务对象而产生消极心理、人际关系紧张等因素，见表2。

（1）工作量太大

这一指标包括：1）我认为我难以同时完成这么多的工作；2）由于人手不足，我感到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3）我的工作量太大了；4）我要服务的案主太多了。从表2可以看出该部分的平均得分为2368 5，中位值为2250 0，标准差为0689 94。可见，社工在工作中因工作量太大，对其职业倦怠有一定的影响。

（2）大量非专业性工作导致角色模糊

这一指标包括：1）我认为我的工作计划很明确；2）缺乏上级对我工作的明确指导；3）我的工作任务不明确；4）上级的命令缺乏系统化。从表2可以看出该部分的平均得分为2450 0，中位值为2500 0，标准差为0602 03。大量非专业性工作导致社工在工作中有了更大的压力，相比工作量太大这一因素，该因素的影响更强，加剧了社工的职业倦怠。

（3）长期直面服务对象而产生消极心理

这一指标包括：1）案主很孤单，没有亲友前来探望，我心里很难受；2）看到前来探望案主的亲友时，我心里很难受；3）看到我的案主复发，我很受打击；4）年轻案主的复发让我很受打击。从表2可以看出该部分的平均得分为2366 7，中位值为2500 0，标准差为0624 98。可见，社工在直面服务对象的过程中，由于服务对象的不良心理体验，对社工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从而增大了社工在岗位工作中的环境压力。

（4）人际关系紧张

这一指标包括：1）上级不支持我们，担心有碍他们的主导地位；2）上级和我说话的口气过于专横；3）上级犯了错误却让我们去承担；4）案主及其家属不管发生什么事都来责备我们。从表2可以看出该部分的平均得分为2029 0，中位值为2000 0，标准差为0685 05。可见，人际关系紧张在工作环境中常见的压力源中影响最小。笔者认为这与社会工作的专业特质与职业性质密切相关。社工需要经常与不同职业、不同阶层的人打交道，交往的对象可以说是三教九流都有，长此以往会让社工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不断积累经验。这些都会对社工在与领导、同事相处时带来积极影响，促进和谐人际关系的建立。

2.社工职业倦怠的构成

社会工作职业倦怠的构成及分析见表3。

（1）情绪疲惫

这一指标包括：1）工作中，我经常心力交瘁；2）我对工作已感到精疲力竭；3）机构里每天工作对我来说都是一个负担；4）一天工作之后我感到精疲力竭。从表3可以看出该部分的平均得分为2065 4，中位值为2000 0，标准差为0670 99。相比工作环境中常见的压力源，情绪疲惫对社工的职业倦怠影响相对较低。但单就情绪疲惫而言，其在社工职业倦怠中影响最大。

（2）人格解体

这一指标包括：1）我想我对案主正在慢慢变得冷漠；2）当情况没有改善时，我往往快速与案主结案后避免和他们接触；3）我尽量避免与案主家属接触，不愿意与他们有人性化的沟通；4）案主有什么困难我从来不管，就当他们不存在。从表3可以看出该部分的平均得分为1767 3，中位值为1750 0，标准差为0719 34。可见，社工在同案主工作中的人格解体也对其职业倦怠产生一定的影响，其影响明显低于情绪疲惫，但略高于成就感降低。

（3）成就感降低

这一指标包括：1）没有人关心我，我好像成了所有人的仆人；2）我感到工作没有意义；3）我感到我的自尊已经降到了最低点；4）我觉得自己毫无用处。从表3可以看出该部分的平均得分为1747 5，中位值为1750 0，标准差为0658 15。可见，社工的被关心程度、自身工作的意义、自尊感、自身的价值这些成就感的降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工对职业的倦怠。

3.人格特征的积极表现

社工人格特征的积极表现及分析见表4。

（1）认为社会工作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

这一指标包括：1）我很满意自己的日常工作，并想为之贡献毕生的精力；2）我认为我的工作对社会很有价值，对我也很重要，我会竭尽全力；3）我通常认为今天的努力能改变明天的情况；4）我对我的工作很有兴趣。从表4可以看出该部分平均得分为2005 5，中位值为2000 0，标准差为0599 87。可见，社工对社会工作的意义还是认可的，对该工作有一定的兴趣，愿为该工作付出自己的精力。

（2）把复杂的工作视为对个人能力的一种挑战

这一指标包括：1）可能的话，我会选择一个全新的工作；2）可能的话，我想在日常工作中有新的尝试；3）大部分时候都不值得我全力以赴，因为无论我怎么做，事情都不会有更好的结果；4）我喜欢在工作中寻求新的挑战。从表4可以看出该部分的平均得分为2151 9，中位值为2250 0，标准差为0464 15。可见，社工也想在日常工作中有新的尝试，在工作中寻求新的挑战。

（3）坚信通过自身的努力能够改变现状

这一指标包括：1）虽然我竭尽全力，但是没有任何收获；2）工作中无论我是否尽力，结果都是一样的；3）我感到我的自尊已经降到了最低点；4）虽然我工作优秀，但是不能实现目标。从表4可以看出该部分的平均得分为2957 4，中位值为3000 0，标准差为0658 30。可见，社工对工作的收获、自我工作的价值感和能力、完成工作目标的情况不够自信。

4.不同的应对方式

社工遇到问题时所采取的应对方式及分析见表5。

（1）客观面对现实

这一指标包括：1）发生问题时，我会保持镇定，努力去改善现状；2）出了问题，我只对责任人表示愤怒；3）在困难面前，有时我会作出错误的决定。从表5可以看出该部分的平均得分为2500 4，中位值为2333 3，标准差为0497 31。可见，社工在发生问题时，能够保持相对镇定，并努力去改善现状，对问题责任人有一定的愤怒感，在困难面前也可能做出错的决定。

（2）寻求他人帮助和家庭、社会支持

这一指标包括：1）遇到困难时，我会找人倾诉，寻求帮助；2）遇到困难时，我会告诉别人我心里的感受；3）身处困境时，我会接受别人的理解和支持。从表5可以看出该部分的平均得分为2801 6，中位值为2666 7，标准差为0382 36。可见，当社工遭遇困难时，会主动找人倾诉，接受别人的理解和支持，并寻求帮助。这种应对方式高于客观面对现实和采取回避的方式。

（3）采取回避的方式

这一指标包括：1）我往往把困难放在一边，而去关注事情的发展方向；2）面对困境，我继续向前，就当它不存在；3）遇到难题，我不会钻牛角尖想很久。从表5可以看出该部分的平均得分为2472 4，中位值为2666 7，标准差为0615 28。可见，当社工遇到困难时，更多的是面对困难、关注事情的发展方向、继续前行而不会钻牛角尖。

5.描述社工职业倦怠的的生理、心理症状描述社工职业倦怠的生理心理症状及分析见表6。

（1）常见的精神症状

这一指标包括：1）我觉得精疲力竭，无力做任何其他事；2）我变得神经质，总是处于爆发的边缘；3）我很想大哭一场，或者躲避起来；4）我总是过度兴奋。从表6可以看出该部分的平均得分为1795 7，中位值为1750 0，标准差为0640 10。可见，社工相对常见的躯体症状、社会活动和家庭活动影响方面，略有一些神经质以及回避心理、过度的兴奋感。

（2）常见的躯体症状

这一指标包括：1）社会工作服务不利于我的健康；2）我感到身体不适；3）我感到肌肉也有不适；4）我经常要忍受肢体运动的不适。从表6可以看出该部分的平均得分为1900 0，中位值为2000 0，标准差为0737 86。可见，相比常见的精神症状，社会工作者常见的躯体症状略为明显，主要有社会服务不利于自身健康的想法以及身体肌肉和肢体运动方面的不适。

（3）影响社会活动和家庭生活

这一指标体现在：1）工作让我变得对待家人性情暴躁；2）工作把我限制在一个刻板的生活模式内；3）工作让我搁置了其他所有活动；4）工作对我生活的其他方面产生了负面影响。从表6可以看出该部分的平均得分为1916 0，中位值为2000 0，标准差为0606 07。可见，社工普遍认为该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让他们对待家人性情暴躁，工作限制在一个刻板模式内，工作搁置了其他活动，对其他方面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4）产生更换职业的想法

这一指标体现在：1）我经常有换个工作的想法；2）我经常有放弃工作的想法；3）我想离开这个职业；4）如果我可以（分娩或有经济保障），我会换一个职业。从表6可以看出该部分的平均得分为2071 0，中位值为2000 0，标准差为0761 50。可见，社工认为该职业影响社会活动和家庭生活，并且产生更换职业的想法，并且这种想法要明显高于影响社会活动和家庭生活的想法。

五、干预对策与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社工职业倦怠的成因是多种多样的。但在中观、微观层面，主要涉及社工机构及社工。这也就决定了预防和干预社工职业倦怠应主要从这两个主体入手，并提出四个方面的建议。

（一）注重对社会工作者的激励

“培养、评价、使用、激励”是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主要内容，而目前较多的研究主要围绕“培养和评价”，而对于如何“使用和激励”探讨较少。[3]本研究亦发现，社会工作者的成就感较低，所获激励较少。激励是激发人的内在动机，调动和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鼓舞人朝着组织的目标采取行动的过程。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是社会工作机构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消除社工职业倦怠的有效手段。有效的激励有利于提高社工的工作热情，有利于提升社工的专业素养，有利于构建竞争有序的工作氛围。根据美国心理学家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激励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外激励，如工资、奖金、福利、晋升、表彰等；另一类内激励，如对工作本身的兴趣、工作中获得的成就感和价值感等。[4]社会工作机构的管理者必须认识到：只有将外激励与内激励有效结合，才能持续地激励社工，不断发掘社工的工作潜力。对业绩突出、能力卓著的社工，可设立各级各类灵活的表彰奖励措施。此外，还应强化绩效考核，定期对社工的岗位职责履行、专业成长、职业发展状况以及服务对象满意度等进行全面、客观考核，并依据考核结果予以奖惩。

（二）定期组织社工学习交流

本研究发现，社工在日常工作中面对大量非专业性的工作易导致角色模糊，而且长期直面服务对象易产生消极心理。所以社会工作机构要为社工提供培训学习的机会，让刚参加工作的社工及时调整心态，尽快进入岗位角色；让工作时间长的社工吸收新鲜知识，拓展视野。机构应为员工提供培训的机会，加强对员工专业知识和工作技能的培训。[5]要鼓励社工积极参与各类相关培训和继续教育。这样不仅有利于社工的个人发展与专业成长，也有利于缓解社工的职业倦怠，还有利于机构整合社会资源、扩大社会影响。但在实践中存在一些误区，如有的机构把培训简化为职业资格考试辅导，③有的培训与社工的岗位需要关联不大。其实，职业资格考试只是社工的敲门砖，只是职业发展的初始阶段，并不能解决日常工作中的常见问题。而培训若不切合社工的岗位需求，培训就成了形式，失去了意义。对社工的培训既要常态化，又要有针对性，形成理论指导实践与实践验证理论的良性循环，不断推动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发展。此外，还应建立健全督导制度，交流工作心得，分享工作经验与教训。

（三）建立合理的职业期望

本研究发现，社工对工作的收获、自我工作的价值感和能力、完成工作目标的情况不够自信。因此，一方面，社会工作机构应帮助新社工制定个人职业发展规划；[6]另一方面，社工应认识到自己职业的局限性，社工并不是万能的，自己的能力和水平也是有限的，不要把原本是服务对象、家庭、社会工作机构以及社会的责任都硬揽在自己身上。这并不是让社工推卸责任，而是社工只应承担与自身岗位相称的责任。社工应承认自己也是芸芸众生中的普通一个，也食人间烟火，也有喜怒哀乐，而非救世主的化身。社工还应意识到社会工作作为一种新兴职业，在发展中会遇到重重困难。特别是一线社工的工作对象主要是弱势群体④[7]，他们大多经济条件不好，文化程度不高，考虑问题简单，有的道德水平也不高，心理也不健康。有时社工的付出与回报难以成正比，甚至得不到回报，却受到误解与伤害。尽管如此，社工还应坚定专业理念，坚信社会发展会越来越好。这样不但有助于工作的开展，也有益于自己的身心健康。

（四）寻求有效的社会支持

有研究表明，当出现威胁健康的因素时，缺乏社会支持的人比那些拥有较多社会支持的人更有可能生病或死亡。本研究亦发现，当社工遭遇困难时，会主动找人倾诉，接受别人的理解和支持，并寻求帮助，而且这种应对方式高于客观面对现实和采取回避的方式。其实，社会支持不仅仅是一种单向的关怀或帮助，它在多数情况下是一种社会交换，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会互动关系。从社会资源视角来看，社会支持也是一种资源，是个人处理紧张事件或问题的潜在资源，是通过社会关系、个体与他人或群体问所互换的社会资源。社会支持是个体经历被爱、有价值感和他人所需要的一种信息，是一种在社会环境中促进人类发展的力量或因素。所以当社工感到压力巨大、身心疲惫时，可以向有经验的同事请教，可以和有关领导谈心交流，可以找家人和朋友倾诉。[8]这不仅宣泄了自己的烦闷，还可以得到安慰和开导，还有可能获得支持与帮助。也就是说，社工可以通过寻求社会支持，缓解自己的职业倦怠，提高自己的适应能力。

①离职率（Dimission Rate）是企业用以衡量企业内部人力资源流动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通过对离职率的考察，可以了解企业对员工的吸引和满意情况。国际通用的离职率的计算公式为：离职人数/[（期初数+期末数）/2]。 离职率大于100%也是正常数值，说明该期人员流动总数已大于员工总额，并不代表全部员工离职。员工的离职率应有一个合理的界限，一般认为离职率在2%～4%为正常，4%～8%则偏高，大于8%则较严重。据统计，上海社会工作机构的社工离职率为101%。

②参见《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在本市培育发展专业社会工作机构的通知（沪民社工发〔2009〕1号）》。

③自2008年开始，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民政部联合举办一年一次的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该考试分为两个等级，即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

④社会工作者的服务对象是有问题或需要的人，这些问题或需要可能涉及各类人群。随着社会问题的变化和人们对人类生存问题认识的变化及社会的不断进步，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也在不断拓展，尽管如此，弱势群体始终是社会工作者的核心对象。

[1]李永鑫.工作倦怠的心理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8.

[2]风笑天.现代社会调查方法[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71.

[3]沈黎，刘林，刘斌志.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倦怠与组织承诺状况研究—— 以上海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者为例[J].青年探索，2011（3）：48-53.

[4]杨加陆，袁蔚，林东华.管理学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223.

[5]兰伊春.社工职业倦怠对策研究[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5）：46-48.

[6]陆飞杰.上海社会工作者的离职原因探析[J].社会工作，2011（22）：82-84.

[7]任云霞.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倦怠状况的调查[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40-45.

[8]黎燕丽.社工职业认同度与社工专业能力发展探究[J].社会工作与管理，2015（5）：23-29.

社会与职业问题 篇12

关键词：社会变革时期,档案职业,要求与挑战

档案职业属于传统职业范畴。随着社会变革时期的来临,档案职业面临新的要求与挑战,需要档案职业研究人员去探索和发现。社会变革时期档案职业的基本内容、特征、形态、身份、资格等也在发生着变化,档案职业的要求必然发生变化和面临着新的挑战。因此,要针对这些要求,寻找应对策略;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档案职业将面临的挑战,研究出其破解方案。要通过档案学理论研究与档案职业具体实践有机结合,剖析数字化时代档案职业特点、基本状况、发展历程,来探索建立我国档案职业资格评价体系可行性。要对档案职业主体、客体、内容、规模和价值进行科学评估,才能寻找到科学的应对方案。

一、社会变革时期档案职业的要求

通过认真调查研究和对档案职业现状的分析发现,社会变革时期档案职业的要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掌握档案职业发展内在规律。必须掌握档案职业内在发展规律包括档案职业的含义、特征、形态、产生、变化及发展趋势;才能了解中外档案职业从业人员的教育与培训、资格认证、法律与职业道德规范情况,才能认识、整理和挖掘档案职业历史发展数据、规律和经验教训,找准档案职业发展目标,拓展数字化时代档案职业发展空间。

2.认识社会变革时期档案职业整体情况。(1)认识社会变革时期档案职业管理机构的构建模式。如:档案机构和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演变、职能、性质、任务和地位,从而认识档案职业所涵盖的档案历史保存、文化积累和文明传播的社会功能,认清档案机构的社会化服务理念、模式、方法和途径。关注社会变革时期档案职业管理模式转型的创新实践,提出社会变革时期档案职业管理环境的优化方案。(2)认识档案职业主体规模构建情况,通过分析档案职业从业主体年龄、职称、学历、专业、性别结构及从业人员更新情况,提出数字化时代档案职业从业人员资格的准入条件和从业理由。因此,必须对档案职业主体的年龄、职称、学历、专业、性别结构和规模等进行全面分析,从中找出其内在规律。特别要注意到档案职业技能在档案职业中的独特地位,通过对档案职业技能层级构成的研究来探索档案职业技能的拓展和优化路径。(3)认识档案职业客体建设情况,就是要认识档案资源建设。首先,要对数字化时代档案资源的基本构成、价值、作用及建设不均衡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认识到我国各级档案机构档案资源建设规律、历史、开放、利用所面临的问题,规划好档案资源整体化建设目标、保障条件。从馆藏档案资源的宏观建设与微观结构的角度,分析档案资源存储量、各门类和珍贵档案资源所占比重;从档案资源的藏量与功能角度,分析档案资源影响力、地位、决策、历史和传承文化等功能,掌握档案资源建设规律。必须密切档案职业主客体关系,将馆藏档案资源建设量的丰富、结构合理、管理科学和服务到位作为中心工作。(4)认识社会变革时期档案职业环境,必须从技术和法律环境两个层面进行剖析。档案职业技术环境对主客体的影响,从技术层面上看,数字化时代档案职业从业人员必须掌握现代化信息操作技能才能有效地开展档案资源建设工作,现代科学技术引入档案职业程度越高,对档案信息资源建设的水平就越高,管理手段现代化程度越高,对档案资源的管理水平就越高。从法律层面上看,档案职业法律环境的优化,可帮助档案资源建设管理规范、产权明晰、利用科学并能得到有效地保护。

3.认识档案职业发展趋势。必须认识档案职业发展趋势,发现其中内在运行规律以便采取有效措施顺应档案职业的发展。要以档案职业发展为导向,选择档案教育、办学战略和模式,制定档案职业准入和档案职业资格认证制度。要通过对国外成功的档案职业资格认证制度的分析和我国档案职业资格认证标准体系建立的实际,组织制定和实施我国档案职业资格认证制度。档案职业资格认证包括档案职业道德规范建设、在职培训、监督和激励与评价机制等内容。要熟悉档案职业从业者及国家层面的档案职业生涯发展规划;要掌握档案职业内容的技术化发展趋势、管理过程、方法、设备、资源和特征;要注意档案职业地位的边缘化趋势;要注意海量的网络信息资源的影响下档案资源稀缺度和垄断性;要面对档案职业从业人员在社会职业体系中仍然属于弱势群体,处于边缘地位的事实。

要认真思考档案职业岗位需求、从业人员的业务技能和档案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等问题。探讨如何从个体层面与国家层面建立起档案职业资格认证制度,从精神、技能和机制三方面保证档案职业内涵的可持续发展。

二、社会变革时期档案职业面临的挑战

社会的变革不仅改变了人们对档案职业本质的认识,而且也改变了档案职业内涵本身。多媒体、网络和数字化档案信息技术导致档案职业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档案职业面临的挑战必须正确应对。

1.档案信息资源的鉴定问题。随着档案信息资源的生成成本低、容易获得、重复率高和价值不确定性,影响到数字化档案信息资源的整体质量。归档电子文件易更改性、对设备具有依赖性和迁移性等三大特性,又使得数字化档案信息资源存在真实性、可靠性和安全性问题,需要做真实性、可靠性鉴定和安全性评估。随着我国档案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多媒体技术和数字化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得以产生海量的数字化档案信息资源,这些资源不但成本不高,获取途径简单而且效果明显。比如数字化摄像、摄影技术普及,使得声像数字化信息资源成几何级数增长,生成海量数字化影像档案信息资源,在实践中不难发现基其中存在大量重复,价值不大的,没有保存价值的数字化声像档案信息资源,如果不加以鉴定和做清除处理,不仅会占据大量的电脑储存空间,而且会占据大量的储存资源,更值得人们注意的是,会严重影响档案信息资源的质量。因此,必须通过价值鉴定来优化数字化档案信息资源。

2.档案职业工作模式。过去传统的档案职业工作模式,已经被计算机智能化管理模式所取代。计算机技术的普及使得文件的生成和载体也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由单纯的纸质载体档案发展成为归档电子文件和纸质档案共存的局面。实现这一转变的速度太快,档案职业从业人员不论从思想上还是技能上大多不能适应这种变化,也根本来不及准备。主要是缺乏计算机管理知识和技能,还不能很好地掌握现代化档案管理模式。因此,需要用一定的时间、精力和平台去学习、探索和实践,最终才能具备掌握现代化档案管理模式的技能,否则就会档案职业所淘汰。

3.馆藏档案资源存储载体多样化。馆藏档案资源不仅包含实体档案资源,而且包含归档电子信息资源。储存载体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实体档案资源的载体没有变化,而归档电子档案资源的载体则有变化,是因其有现实体档案资源不同的独特性质,不论从产生、传递、整理和储存载体都离不开相应的硬件设备。只有很好地利用这些特性,才能有效地管理好归档电子档案,挖掘归档电子档案资源的利用价值为社会服务。实际上,归档电子信息资源对硬件设备的依赖性还表现在其储存载体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如计算机硬盘、U盘和光盘等都是归档电子信息的载体。

4.档案职业管理技能。档案职业从业人员必须掌握现代档案管理操作技能。否则,就不能有效地驾驭数字化档案信息资源管理软硬件设备,不能对数字化档案信息资源实行有效管理,档案数字化工作也就无从开始,只能停留在原始操作水平,将会与社会发展相脱离,根本无法与现代档案管理相接轨。因此,档案职业现代化操作技能必须掌握和灵活运用,必须结合档案职业从业人员岗位角色学习和掌握相应的数字化技术能力,明确现代档案信息管理技术在档案职业中的地位。档案职业管理技能的基础是普通技能,是确保档案资源建设工作正常运行的基础条件,是档案职业从业人员必备的最低层次操作技能。

5.档案职业从业人员素质。档案职业从业人员,大多不具备档案职业专业技能。由于普遍年龄偏大,知识结构不合理,比较适合从事传统的纸质档案的整理工作,但无法完成档案信息资源的建设工作。为改变这一现状,必须彻底改变档案职业从业人员知识结构、人才结构、学历结构、专业结构。从高校引进档案专业人才,加大档案职业从业人员专业知识的培训力度,提升他们的档案职业必备的操作技能。理清档案职业从业人员思维,逐步从随意转向专业,从非理性转向科学化。档案职业从业人员从辅助转向参与,从被动转向主动,档案职业技能从手工转向自动,从经验转向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