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职业群体（精选4篇）
社会职业群体 篇1
一、研究背景和文献回顾
时有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甚至社会冲突与贫困人群生计无着或者缺乏社会支持多少有些关联。政府为低保人群提供法定性质的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福利,一定程度上可以保障该群体的基本生存;基于非正式关系的社会支持网络是该群体获得其他支持的重要来源,它可以弥补政府制度性支持的不足。
长期以来,国家为了改善和缓解贫困群体的贫困状况,采取了多种形式的扶贫方式。无论是救济式扶贫,还是开发式扶贫,都注重提高贫困群体的收入,而忽略对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社会支持网是满足困难群体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的重要社会资源,研究贫困群体社会支持网将为反贫困提供新的视角。在社会支持网的帮助下,人们能更好地缓解和处理在生活中遭受的压力和危机。良好的社会支持网能促进人们身心健康,增加生活福祉。
关于社会支持网的研究最早源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学者在心理学、人类学领域的研究。拉德克利夫—布朗首次提出了社会网络的概念,巴恩斯则将 “社会网络”的概念用于挪威渔村阶级体系的分析。多年来,社会网络分析已经积累了格拉诺维特(Granovetter) 的关系强度理论、林南的社会资源理论、伯特(Burt)的结构洞理论以及詹姆斯·科尔曼(J.CoLeman)等人的社会资本理论等。随着对社会网络的深入研究,由社会支持构建出的关系网络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它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实践中不断规范与完善,成为解决个体或家庭生存与发展困境时不可缺少的研究领域。
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社会支持网络的视角分析弱势群体以及贫困群体开始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1~6〕社会支持网研究成果丰富,已有研究表明:贫困群体从个体社会支持网络中获得的资源,能够有效支撑其基本生活,它们与社会保障制度一起,构筑成社会安全网。社会支持网在满足困难群体物质与精神需求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是既有研究也存在四个非常明显的局限,第一,尚未形成关于社会支持网的统一定义与测量工具,社会支持网规模的研究成果没有可比性。第二,现有研究通常将城镇作为一个研究总体,未对城市与乡镇进行严格区分。显而易见的是,乡镇既带有乡村特点,也带有城市特征,同时还是一个相对独立于乡村和城市的社区,研究时应该有所区别。第三,关于社会支持网的研究多集中针对城市或农村的特定群体,如老人、农民工、学生、妇女、穷人,对低保人群关注较少。第四,对于贫困群体的界定是一个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笼而统之的 “穷人”或贫困地区概念已经引发了 “扶贫精准性”命题。精准扶贫的首要前提是确定需要扶持的对象,低保人群无疑是比较容易识别的相对确定的贫困群体。
二、分析框架和研究假设
本研究是课题组继2011年在四川农村开展贫困群体社会支持网研究后的持续性研究,概念界定、研究方法、研究问卷、分析工具等与王卓等(2013)对四川农村贫困群体社会支持网研究保持一致。在控制信度的前提下,以社会支持网络为分析视角,以乡镇贫困群体为研究对象,在文献研究基础上,实地调查四川部分乡镇贫困群体的生活现状,然后通过问卷调查,结合个案的深度访谈,分析乡镇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规模、构成和关系强度等,并比较研究乡镇贫困群体和农村贫困群体社会支持网的共性与差异性。
本研究将社会支持网分为经济支持网、生活物品支持网、劳务支持网、社会交往支持网四个子支持网,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假设如下:
1.乡镇贫困群体社会支持网规模分析及其与农村贫困群体社会支持网的比较
个体拥有的社会支持者的数量称之为社会支持网的规模。受到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影响,个体的社会支持网规模存在一定的差异性。社会支持网规模越大,支持者越多,个体越能更好地处理生活与工作事件。本研究在问卷调查基础上,定量分析乡镇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总规模,并与农村贫困群体社会支持网进行比较。研究假设1:乡镇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规模小于农村。
2.乡镇贫困群体社会支持网关系构成
社会支持网关系构成是指社会关系网中的个体与为其提供帮助的人之间的关系。主要分析何种关系类型提供何种帮助,何种类型的关系在社会支持网中发挥重要作用等问题。本研究将关系类型分为亲属与非亲属两大关系类型:亲属主要是父母、配偶、子女、兄弟姐妹、其他亲戚;非亲属主要是朋友、邻居等。研究假设2:乡镇贫困群体获得的经济支持、生活物品支持和社会交往支持主要来自于强关系,弱关系的支持主要是劳务支持。
3.乡镇贫困群体社会支持网关系强度
社会支持网关系强度是指被支持者与支持提供者的关系亲密度。本研究采用格拉诺维特确定的互动频率、情感密度、信任程度、互惠程度四个指标分析乡镇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关系强度。研究假设3:强关系在乡镇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中发挥主要作用。
4.乡镇贫困群体个人特征与社会支持网的关系研究
社会支持网潜在的理论假设是社会支持网络的规模越大,人们越有可能从中获取较多的资源,因此社会支持网的规模研究尤其重要。在以上研究内容的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分析个体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居住方式等变量对社会支持网规模的影响。研究假设4:婚姻状态显著影响乡镇贫困群体社会支持网规模。
三、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四川南部某国家级贫困县(以下简称L县)的李家镇为田野调查点,对该镇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进行典型性分析和研究。李家镇是集该镇政治、经济、文化于一体的典型的传统小城镇。李家镇于2001年开始实施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镇政府根据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情况判定该家庭是否属于低保范围,然后将该家庭中的弱势成员确定为低保对象。李家镇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发放幅度为每人每月100元到300元不等。李家镇共有低保对象50人(2014年),其中男性26人,女性24人。本研究对李家镇所有低保对象进行了结构式问卷面访调查,同时选择6个典型个案进行了深度访谈。样本的人口学特征参见表1所示。
四、主要研究结果
1.乡镇贫困群体社会支持网规模分析
研究发现:乡镇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规模均值为4.48,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10,标准差为2.78。乡镇贫困群体社会支持网规模很小,且差异比较大,12%的受访者无社会支持,50%的受访者其社会支持网规模少于4人。参见表2所示。
乡镇贫困群体社会支持网平均规模偏低。支持网中经济支持、生活物品支持、劳务支持、社交支持都十分薄弱。分析各子网的结果如下:
(1)经济支持网规模为1.12。乡镇贫困群体的经济支持网规模是指乡镇贫困群体获得来自他人的无偿货币支持的人数。研究发现:乡镇贫困群体经济支持网规模平均为1.12,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4,标准差为1.154,40.0%的受访者没有获得来自他人的无偿货币支持。参见表3。
(2)乡镇贫困群体生活生活物品支持网规模为0.6。乡镇贫困群体生活物品支持网规模是指乡镇贫困群体获得来自他人提供的生活用品以及家具或是其他实物帮助的人数。研究发现:乡镇贫困群体的生活物品支持网均值为0.60,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3,标准差为0.926,64.0%的受访者无来自他人的生活物品支持(参见表4)。
(3) 乡镇贫困群体的劳务支持网规模为0.94。乡镇贫困群体劳务支持网的规模是指乡镇贫困群体获得来自他人劳务支持的人数。研究发现:乡镇贫困群体劳务支持网的均值为0.94,最小值为0, 最大值为3, 标准差为0.89, 参见表5。38%的受访者没有获得来自他人的劳务支持。
(4)乡镇贫困群体社交支持网规模为1.82。乡镇贫困群体社交支持网规模是指与乡镇贫困群体日常社会交往的人数。研究发现:乡镇贫困群体社交支持网平均规模为1.82,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5,标准差为1.28。20%的受访者无社会交往(参见表6)。
2.乡镇贫困群体社会支持网关系构成分析
研究发现:乡镇贫困群体的社会关系构成主要来自亲属关系,占比71.5%;非亲属关系的贡献比较弱,占比28.5%。参见表7。
乡镇贫困群体的亲属关系中,父母被提及的频数为13,占比5.8%;配偶被提及的频数为25,占比11.1%;子女被提及的频数为102,占比45.3%;兄弟姐妹被提及的频数为17,占比7.5%;其他亲戚被提及的频数为4,占比1.8%。由此可见,子女在为乡镇贫困群体提供支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非亲属关系中,朋友被提及的频数为31,占比13.8%; 邻居被提及的频数为33, 占比14.7%。参见表7。
进一步分析贫困群体各子网的关系构成发现:
(1)乡镇贫困群体的经济支持主要来自子女、父母以及兄弟姐妹。在贫困群体的经济支持网中,子女被提及的频数为49,占比86%;去年一年提供的无偿货币支持为50500 元,占比67.9%。父母被提及的频数为3,占比5.3%;去年一年提供的无偿货币支持为17000 元,占比22.9%。兄弟姐妹被提及的频数为3,占比5.3%;去年一年提供的无偿货币支持1700元,占比2.2%。由此可见,为乡镇贫困群体提供经济支持的主要是子女,其次是父母,再次是兄弟姐妹。配偶、其他亲戚、朋友邻居很少为乡镇贫困群体提供经济支持。
(2)乡镇贫困群体的生活物品支持主要来自子女。在乡镇贫困群体生活物品支持网中,父母被提及的频数为5,子女被提及的频数为23,兄弟姐妹被提及的频数为2。由此可见,亲属关系中的子女在乡镇贫困群体生活物品支持网中的贡献占比76.7%。
(3)乡镇贫困群体的劳务支持主要来自朋友邻居。在乡镇贫困群体劳务支持中,父母被提及2次,配偶被提及3次,子女被提及8次,兄弟姐妹被提及6 次。朋友被提及13 次,邻居被提及15次。亲属关系在乡镇贫困群体的劳务支持中占比40.5%,朋友邻居等非亲属关系占比69.5%。由此可见,在乡镇贫困群体的劳务支持构成中,非亲属关系发挥了较大作用。
(4)乡镇贫困群体的社会交往支持主要来自子女和配偶。在乡镇贫困群体社交支持网中,父母被提及3次,子女被提及22次,配偶被提及21次,兄弟姐妹被提及6次,其他亲戚被提及3次,朋友与邻居被提及18次。亲属关系在乡镇贫困群体的社会交往支持中占比60.4%, 非亲属关系占比39.6%。亲属关系中的子女和配偶在贫困群体的社会交往支持中贡献较大,占比43.7%。
上述分析表明,本文的研究假设2成立。
3.乡镇贫困群体社会支持网关系强度分析
本研究将关系强度划分为互动频率、信任程度、亲密程度、互惠程度四个维度,并用五点法测量。互动频率定义为乡镇贫困群体与资源提供者之间通过面对面、电话等方式交流的频率。②信任程度定义为乡镇贫困群体是否愿意相信资源提供者。③亲密程度定义为乡镇贫困群体与资源提供者关系亲近程度。④互惠程度定义为乡镇贫困群体与资源提供者互相帮忙的状况。⑤首先分别计算乡镇贫困群体社会支持网四个子网的关系强度,然后加总得到乡镇贫困群体社会支持网的总体关系强度表(参见表8)。
分析发现:乡镇贫困群体与不同关系类型的关系强度由高到低排序为:兄弟姐妹>子女>父母>配偶>邻居>其他亲戚>朋友。这表明本文的研究假设3成立。
4.个人特征与社会支持网的关系分析
(1)性别对乡镇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规模无显著影响。研究发现:乡镇男性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规模均值为3.76,乡镇女性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规模均值为5.25。F检验显示:均值差异的显著性为0.06 (>0.05),表明性别对社会支持网规模的影响不显著。
(2)居住时间对乡镇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规模无显著影响。通常在一个地方居住时间越长,越可能与其他人建立关系,获得社会支持。研究发现:居住时间在10年以下的乡镇贫困群体社会支持网规模均值为3.68,居住时间在11~20年的乡镇贫困群体社会支持网规模均值为5.85,居住时间在21~30年的乡镇贫困群体社会支持网规模均值为5.40,居住时间在31~40年的乡镇贫困群体社会支持网规模均值为5,居住时间在41~50 年的乡镇贫困群体社会支持网规模均值为4,居住时间为51~60年的乡镇贫困群体社会支持网规模均值为5,居住时间在61年以上的乡镇贫困群体社会支持网规模均值为4.5。F检验显示:均值差异的显著性为0.557 (>0.05),表明居住时间对社会支持网规模无显著影响。
(3)婚姻显著影响乡镇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规模。研究发现:乡镇未婚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规模均值为2.66,乡镇离异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规模均值为2.25,乡镇丧偶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规模均值4.85,乡镇已婚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规模均值为5.12。F检验显示:均值差异的显著性为0.036 (<0.05),表明不同的婚姻状况对乡镇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规模有显著影响。乡镇已婚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规模大于未婚、离异以及丧偶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规模。婚姻能够显著地拓展乡镇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络。这表明本文的研究假设4成立。
5.基于农村贫困群体社会支持网的比较分析
(1)乡镇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规模显著小于农村。 乡镇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规模均值为4.48,农村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规模均值为8.63,各子网也呈现出乡镇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弱于农村的格局。进一步的方差分析和均值检验发现:乡镇贫困群体社会支持网规模显著小于农村(T=37.523,P=0.001<0.05)。四个子网中,除了社交支持网的均值差异性不显著外,乡镇贫困群体的经济支持网、生活物品支持网和劳务支持网均显著小于农村。参见表9所示。这表明本文的研究假设4成立,也就是说不同社区类型对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规模有显著影响。
(2)农村和乡镇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关系构成以亲属关系中的血亲为主。农村贫困群体的经济支持和生活物品支持主要来自于亲属关系中的子女和兄弟姐妹,劳务支持支持和社交支持主要来自于非亲属关系的朋友邻居。而乡镇的贫困群体的经济支持、生活物品支持和社会交往支持主要来自于亲属关系中的子女和配偶,劳务支持支持主要来自于非亲属关系的朋友邻居。由此可见,农村和乡镇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关系构成中,子女和兄弟姐妹发挥的作用较大。
(3)农村和乡镇贫困群体社会支持中的强关系的作用胜过弱关系。农村贫困群体与不同关系类型的关系强度由高到低排序为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朋友邻居>其他亲戚。乡镇贫困群体与不同关系类型的关系强度由高到低排序为兄弟姐妹>子女>父母>配偶>邻居>其他亲戚>朋友。分析可见,两类社区的贫困群体与亲属关系的关系强度胜过其他关系的关系强度。换言之,农村和乡镇的贫困群体在获得社会支持的过程中,强关系的作用胜过与弱关系。
(4)婚姻状态对农村和乡镇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都有显著影响。就个人特征对社会支持网的影响来看,本研究与王卓(2013)关于农村贫困群体社会支持网的研究有同样结论,婚姻状态对农村和乡镇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规模均有显著影响,已婚者的社会支持网规模显著大于未婚、离异、丧偶以及独居者。由此可见,联姻是拓展贫困群体个体社会支持网络的重要因素。
五、结论和讨论
1.乡镇贫困群体获得的社会支持很弱
在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乡镇无疑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社区类型,它不同于农村,却与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不同于城市,却离城市有 “一步之遥”。在城市和农村之间,乡镇犹如具有神秘功能的 “转圜机”,紧紧地扣住传统和现代的两端,使中国社会不至于因城乡差距而断裂。与此同时,乡村的传统性和城市的现代性又挤压着乡镇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致使乡镇贫困群体社会支持网十分弱小,平均获得社会支持的人数为4.48人,12%的贫困群体无任何社会支持,完全处于与社会隔离状态。
2.强关系在乡镇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一定意义上讲,由经济支持到生活物品支持,到劳务支持直至社会交往支持,呈现了社会关系网中不同层次的资源属性。本研究发现了乡镇贫困群体在其社会关系构成中所获得的资源主要是来自强关系中的血亲所提供的微弱的经济支持、生活物品支持和社交支持。除此之外,乡镇贫困群体几乎不能获得任何其他的社会资源。强关系在乡镇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中发挥主要作用。婚姻状态显著影响乡镇贫困群体社会支持网规模。
3.乡镇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规模显著小于农村
在剧烈的社会经济变革中,乡镇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日趋多样,人口流动性加速乡镇成为一个半生半熟的社区,社区的异质性显著增加,共同的集体意识日益瓦解,互助和救助的习俗逐渐消失,乡镇贫困群体从中获得社会支持的可能性降低。比较而言,农村居民有大体相同的生产生活方式、行为规范和价值观,社区有较高的同质性、认同感和归属感,加上传统农业劳动的普适性技能等因素使农村社区尚残存互助的集体意识。这种共同的集体意识有助于农村贫困群体从中获得相应的社会支持。
4.乡镇和农村贫困群体难以通过社会交换建立社会关系
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人类的一切社会活动可以归结为一种交换,人们通过交换获得彼此需要的东西,在社会交换中缔结形成社会关系。在社会交换的结构中,社会吸引是首要要素。无论是乡镇贫困群体还是农村贫困群体,他们在财富、权力和声望几个方面都不足以对他人产生社会吸引,很难通过社会交换获得自己期望的东西并建立社会关系。
弱小的社会支持体系严重制约乡镇和农村两类社区的贫困群体从既有的社会支持网中获取资源。以农村和乡镇贫困群体为扶贫对象是提高扶贫精准性的前提,通过倡导公益文化、强化社区建设、提高政府社会服务(包括社区扶贫)购买力以及持续推进专业的社会工作,可以由外而内改善贫困群体的社会关系构成,将弱关系带入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从而缓解其贫困状况。
参考文献
[1]贺寨平,曹丽莉,张凯.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支持网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
[2]张文宏,阮丹青.城乡居民的社会支持网[J].社会学研究,199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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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卓等.汶川地震灾区居民社会支持网---基于农村低保居民社会支持网的比较分析[J].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05).
社会职业群体 篇2
扶助困难群体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社会的创造活力得到充分发挥，人们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困难群体虽然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但其创造活力同样需要得到尊重和鼓励。只有破除障碍、创造机会、提供条件，使包括困难群体在内的社会各阶层的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才能真正实现人们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正义得到切实维护的社会。困难群体的生产生活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就会导致贫富差距加大，从而背离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扶助困难群体是协调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现实需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的社会。困难群体的利益如果长期被忽视，就可能使他们在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时采取非理性的方式，激发社会矛盾。只有扶助困难群体，倾听他们的心声，解决他们的困难，才能促进整个社会长治久安。
各级党委和政府对扶助困难群体肩负着重要职责。对困难群体进行关爱和扶助，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需要各方面的力量积极参与。在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扶助困难群体仅靠市场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充分发挥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作用。各级党委和政府应从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把扶助困难群体作为一项重要职责，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抓紧抓好，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一方面，通过发展扶助困难群体。输血不如造血，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为困难群体提供发展的机会和条件，通过发展使其由弱变强，是对困难群体的最大扶助。应尽力为困难群体提供资金、知识、技术、信息等方面的支持，制定相关的扶持政策，帮助他们实现就业再就业，从而逐步摆脱困境，走上自立自强之路。另一方面，营造有利于困难群体发展的社会氛围。在全社会倡导和弘扬扶助困难群体的良好风气，推进社会公德建设，培育关爱精神，努力形成各阶层和睦互助、友爱向善的人文环境。
社会弱势群体现状浅析 篇3
一、社会弱势群体现状
有关资料表明, 我国弱势群体的绝对数量庞大,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 社会竞争压力不断增大, 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的人员呈不断上升的趋势。且近几年来, 受雪灾、地震、旱灾等自然因素的影响, 也导致了许多人特别是农民群体致贫或进入弱势群体队伍。如果将城乡贫困、经济结构调整进程中出现的失业和下岗职工、残疾人, 灾难中的求助者、农民工等各类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口累计, 然后再扣除其中重叠部分 (如贫困人口中有失业、下岗职工和农民工等) 和非弱势人口 (如下岗职工、残疾人、农民工等中间的自强自立者) , 我们可以大致计算出目前中国弱势群体规模在1.4-1.8亿人左右, 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1%—14%[1]
(一) 社会弱势群体生存现状
首先针对弱势群体的居住现状, 西南政法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题组进行了调查, 从全国3000余名被调查者的情况看, 28.03%是祖屋继承, 20.86%为租用住房, 10.56%是寄居亲戚家, 仅有34.26%为自己及家人建造或购买;根据地区情况来看, 东部地区情况明显好于中西部地区。其次, 对其享受国家保障政策的现状看, 3000余名调查者中, 62.42%未享受任何社会救助的政策, 65.7%未享受任何社会福利, 36.62%未享有任何保险政策的保障。同时, 调查也显示, 只有23.18%享受了最低生活保障。由于该数据与国家公布的情况存在很大差异, 这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国家出台的相关政策措施在一些地方的落实情况不容乐观。
(二) 社会弱势群体对自身现状的满意度
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也导致了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形成了“富者愈富, 贫者愈贫”的“马太效应”, 这使得人们有理由认为, 改革的利益被少数人占为己有, 而改革的代价却由处于弱势地位的大多数人来承担。有学者从社会学视角对弱势群体进行如下定义:社会弱者是一个在社会性资源分配上具有经济利益的贫困性、生活质量的低层次性和承受力的脆弱性的特殊社会群体。贫困性、低层次性、脆弱性是社会弱者的本质特征, [2]贫困性也是社会弱势群体普遍性和显著性的特征, 经济上的贫困必然导致生活质量的低层次和风险承受能力的脆弱。
据调查显示, 31.32%表示对自己现有的居住条件不是很满意, 但能接受, 14.43%则明确表示不满意;36.26%表示接受当前的物价有些困难;33.32%认为看病就医很贵、很困难;而问及其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时, 31.68%选择解决生活困难, 25.31%选择就业。同时, 在被调查对象中, 也存在安于现状, 听天由命的想法。
由于受自身生理或社会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 弱势群体无法或者很难通过自身的能力来改变当前的处境。居住条件差、生活困难、难以承受当前物价、医药水平等这一系列问题, 首先源于其经济利益上的贫困性, 这也是导致社会弱势群体对当前生活满意度低的原因所在。
(三) 社会弱势群体的心理现状
心理压力大, 承受力脆弱, 处于经常性苦闷、焦虑、彷徨、悲伤的精神情绪状态是弱势群体心理现状的显著特征。
弱势群体的生存现状条件差, 对自身处境的满意度低。他们受自身职业技能所限或者已经失去年龄优势而缺乏市场竞争力, 收入较低且不稳定, 因而没有职业安全感, 对生活前途悲观, 心理压力大, 对于依靠自身力量改变目前的处境感到渺茫。这些都造成了社会弱势群体在心理上的高度敏感性和脆弱性。他们在心理上容易产生不满、苦闷、焦虑、急躁等情绪, 容易对生活失去信心。[3]
据调查显示, 15.31%认为导致其现实生活状况的原因是命中注定的;对其他人或者组织的主动帮助, 18.82%表示无所谓;而当其遇到自己无法解决的困难时, 63.58%会求助于自己的亲戚或者邻居。
当今社会中, 不同的阶层对弱势群体的问题也存在不同的看法。总体上看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对弱势群体表示同情和怜悯, 并通过实际行动给予支持和扶助;另一类则与之相反, 采取的是歧视、漠视的态度。诚然, 这种态度是极其错误的。作为社会的弱者, 他们很难通过自身的能力去改变现状, 很多时候寄希望于社会的帮助, 但是由于我国社会保障体制严重不健全, 政策执行效果差, 同时伴随着社会歧视的态度, 导致其在寻求帮助的时候经常遇到障碍或者是排斥, 无法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最终对社会产生不满甚至冷漠的态度。当其无法找到适当的解释时, 只能认为是命中注定, 将希望寄予于下辈子或者神灵。遇到问题时, 他们更多的考虑去寻求亲戚或邻居的帮助, 而很少去找政府或者其他相关的组织, 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保障制度的滞后, 组织机构不健全。政府部门需要加大扶持力度, 而不是坐视不管, 甚至是歧视。妥善处理社会弱者问题, 事关国家的稳定发展和社会的长治久安。
二、解决当前中国社会弱势群体现状的途径与方式
(一) 树立正确的社会弱势群体观念, 动员各种资源, 加大对弱势群体的支持力度
社会弱势群体与每一个社会成员一样, 有享受改革开放所带来成果的权利。然而, 由于弱势群体自身及社会原因, 导致其并未真正享有改革所带来的收获, 反而更多的是承担改革开放所产生的成本。但是, 改革的成本本应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承担。从共同富裕的原则来看, 享受更多改革开放成果而富裕起来的强势群体有义务、有责任来带动社会弱势群体走向共同富裕, 动员各种资源, 加大对弱势群体的支持力度。
一方面, 努力发挥社区在支持社会弱势群体中的作用。在现代社会, 家庭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 而传统家庭保障功能在逐渐退化。家庭是处于一定的社区环境中, 国家加强对社区的管理和维护, 加强对社区基础设施建设, 为社区中的弱势群体营造温馨、和谐的社区环境, 有助于弱势群体体会来自集体的温暖。另一方面, 大力发展公益慈善事业。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实行导致慈善事业“脱轨”发展长达几十年, 人们对“慈善”重新走进社会生活的认识不够充分。这是导致当前人们慈善认识淡薄的主要原因。[4]然而, 慈善是社会团体或个人社会责任感的主要体现, 是弥补国家、政府对社会弱势群体支持不足的主要力量, 往往慈善能将温暖更迅速、更有效地送到需要者手中。但是, 目前, 我国公益慈善事业也面临着捐款资金少、捐款机构少、富人捐款少、基金会少等多重困难, 亟需大力宣传和普及现代慈善意识, 增强全体社会成员的社会责任感。
(二) 逐步探索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保障机制
改革开放前, 农村地区基本上依靠的是“集体保障”, 但随着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 那种所谓的“集体保障”失去了生存的经济基础。因此, 农民的养老、医疗等问题重新成为了其自己的问题。面对城市中的弱势群体, 由于其自身收入不稳定, 无法按期缴纳社会保险费, 而有限的社会救助并未覆盖到每个人, 从先前我们的调查数据中也可以看出。
因此, 尽快建立并完善针对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 优先完善社会救助制度, 将其真正覆盖到整个弱势群体, 以解决其燃眉之急是基础。其次, 政府有层次有步骤地为社会弱势群体建立“弹性”的养老保险制度, 待其收入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 转由其自身缴费。最后, 继续完善城市医疗保险制度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 真正使其不会因为生病而加剧贫困。
(三) 加快法律制度建设, 促进弱势群体的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
1.加强信访制度建设
日常生活中有这样一个说法:“上诉不如上访, 上访不如上网”。自从我国信访制度建立以来, 上访案件连年攀升, 而通过上访途径解决的案件不超过2‰, 其效率极其低下。而作为弱势群体, 利益受到侵害时, 根本无法承担通过上访途径寻求帮助的成本。信访既是公民参政议政的特殊通道, 也是弱势群体维权的有效法宝。因此, 信访机构应不断完善自身的构建, 积极拓宽渠道, 通过多种方式将弱势群体的意见积极有效地反映到相关部门, 提高办事效率, 降低弱势群体上访的成本, 减轻其经济负担。
2.改革现行选民资格制度, 让社会弱势群体行使参政权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 (特别是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人民群众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核心制度, 是人民主权原则的集中体现。从制度设计来看, 它也应该是弱势群体参政议政表达利益诉求的最主要途径。[5]但是, 在我国现行的二元结构体制中, 对来自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等弱势群体参政权行使的限制, 导致其权利很难有效行使, 从而导致弱势群体的利益需求难以表达。因此, 国家应对现行选民资格制度进行改革, 扩大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等弱势群体代表的人数, 使其享有平等的参政权。一方面, 有利于弱势群体充分表达其利益诉求;另一方面, 为国家制定针对弱势群体的方针政策提供科学有效的依据。
三、结束语
弱势群体作为当前中国社会最底层、最脆弱的社会群体, 能否改善其现状直接关系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我们必须正视中国社会保障体制存在的不足, 进一步采取各项切实可行的措施, 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 提高其生活水平, 改善其‘弱势“现状, 从而实现构建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摘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 中国社会正经历一个复杂而又充满变数的转型时期, 社会弱势群体问题也凸显出来。本文在分析我国不同地区弱势群体现状的基础上, 研究如何通过国家政策引导、动员社会资源、完善相关制度与法律、建立健全保障体系等途径与方式, 对弱势群体给予切实的帮助。一方面思考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另一方面也希望能使社会转型的过程进入一种良性循环, 以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国家社会的长治久安。
关键词：弱势群体,现状,完善机制
参考文献
[1]郑功成.社会保障与弱势群体保护 (研究报告) .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 (2002) [J].2003.
[2]陈成文, 社会弱者论——体制转换时期社会弱者的生活状况与社会支持[M].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0.21.
[3]宋铁中.城市拆迁与弱势群体权益保护[J].中州学刊, 2006, (6) .
[4]陈成文.社会弱者论——体制转换时期社会弱者的生活状况与社会支持[M].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0.247.
中国社会群体的组织管理 篇4
群体属社会学范畴, 是指有独自特征、有一定领土范围、有本身特属文化的人所形成的有组织集体。社会结构是一整套既定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 这些关系使其成员能以一个社会的形式起作用。社会群体是由许多按现成的和永久的模式进行特定交往的人组成的。基本群体 (初级群体) 的特征是在少数人之间有着亲密的永久的关系;次要群体 (次级群体) 则由有着根本不同目标的人们所组成, 它重视的是人们相互关系的外在利益而不是关系本身。如家庭是基本群体, 公司是次要群体。
达尔文的进化论和马克思的社会发展史推演的结果表明:群体导致社会化——尽管他们在不同的层次上进行推理。社会化有两个功能:传播文化和发展自我。任何一个人如果没有与他人的互动, 就不能成为一个全面的人。在社会学中, 人们的行为是如何受所处社会影响和施与影响的呢?社会是一个协调的、各部分间相互依存的体系, 像生物有机体的组织一样, 其各部分相互关联, 并受各自所属系统的影响。
中国人群的文化渊源和传承
要认识社会群体的特征必须首先深刻了解其文化背景。中华文化一脉相承的核心是上应天理、下合人伦、贯穿万事万物之根本的“和”。“和”——是和平、和解、和睦、和谐、和乐、和美、和合、和祥之谓也。这种“和”思想, 在儒、释、道、医、易诸多典籍中随处可见, 且是所有典籍的文化图腾。在传统的中华文化中, 无论哲学、医学、文学、商学、社会学、伦理学或其他艺术形式, 都以“和”为一贯主流、最高境界。李大钊有言, 东方文明为“与自然和解、与同类和解之文明”。
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 以伦理道德来规范人们言行, 主要教条有“三纲”、“五常”、“四维”、“八德”等及妇女“三从”、“四德”。这些教条都是儒家经典中最通俗、最简单的概括, 运用这些教条来规范人们的伦理关系 (包括君臣、父子、夫妇、兄弟、长幼、朋友等人际关系) 。这些教条一直深深制约着人们的思想言行, 人们常说的精忠报国, 以孝治天下, 仁爱为本, 仗义疏财, 克己复礼, 仁义值千金等, 都是在这样的文化和礼教背景下衍生的价值取向。
这种“和”的哲理充分体现在道家的“无为”思想、儒家的“仁义”思想和佛家的“慈悲”精神之中, 有人认为最形象而生动地表述了这种思想的, 是具有神秘色彩的道家“太极图”——阴阳鱼合抱、互含, 两条鱼的内边天衣无缝、相契相合, 两条鱼的外边构成浑圆。“太极图”告诉我们:第一, 任何一个事物都包含着两个对立面;第二, 两个对立面相互包含, 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第三, 两个对立面协调吻合, 构成一个和谐整体。在三点内涵中, 以第三点内涵最为重要, 因从中可引申出这样一个道理:在一个统一体之中, 凡有利于对方的, 便有利于整体的和谐统一, 也就必然反过来有利于自身;反之, 凡有损于对方的, 便有损于整体的和谐统一, 也必然会有损于自身。
“和”于群体行为上表现——乐“群”
“和”理念导致“群”的处事指针, 群体于中国人有特别重要意义。“中国文化的特质是家庭精神” (黑格尔) 。“人以宅为家, 居若安, 则家代昌吉” (《释名》) , 汉代简悦说:“天下之本在家” (《申鉴》) 。在中国, 无论豪门望族还是庶民百姓都追求多代同堂, 社会秩序从居住开始, 对以家庭为中心的中国人而言, 稳定了家庭就稳定了社区, 稳定了社区就稳定了国家。中国式的顾家心理, 从来就是稳定社会的重要精神支柱, 所以“家”是中国人最为看重的群体。
从社会结构来说,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家庭为本位的宗法文化。重家庭, 轻个人, 重群体, 轻个体。长子继承制在皇亲国戚中被看作是顺理成章的, 祖先祟拜是中国社会的普遍信仰, 断子绝孙被认为是人们最大的不幸。人们争取社会成就, 是为光宗耀祖, 显亲扬名。多子多孙, 视为最大的幸福, 因可促进家庭壮大和绵延。中国传统法律规定, 个人犯罪可罪及家族, 可诛连九族, 使整个家族对个人都负有连带责任, 认为个人是家庭中的一份子, 这不同于西方国家强调个人主义、重视个人地位的传统。在中国传统民风习俗中, 提倡修建宗族祠堂、祖宗坟墓以祭奠祖先亡灵, 编修族谱、家谱, 保存家庭历史档案, 认为这样是家庭大事, 个人必须遵守。
2011年4月22日, 在安徽省合肥市中环艺术馆, 以农民工为主题的雕塑作品吸引不少市民观看。
中国社会具有很明显的集体主义趋向, 核心是对社会与个人关系的设想:个人才干只有依靠社会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个人利益须通过社会利益的获得才能得到保障, 群体成员有义务为满足群体要求而委屈个人意愿甚至作个人牺牲。个人被教育要关心自己的决定和行为对他人的影响, 要同他人分享物质与非物质资源等。“我们”的意识很强, 就是“以社会制度为自我认同之依据;个人信念由群体来决定等”。
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很讲究“关系”, 把家族中的亲情维系看成是永恒的;个体因此受此亲情的制约而追求相互依赖。在做出决定时, 往往依据在同一情境中同他人的关系地位及社交性质及规范来决定自己的行为。生活中, “讲究关系”, “拉关系走后门”, “凭关系办事”, “靠关系搞到手”, “跟上头有关系就好”, “这是我们的关系户”, “找点关系”, “有交情”等话头, 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了, “关系”在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中国人在心理和行为上具有易受他人影响的强烈趋向, 可称做是“关系取向”。表现在对他人意见很敏感和重视, 希望给他人留下好印象, 行为上努力与别人保持一致, 顾虑人意, 顺从他人, 随大流, 关注规范, 重视名誉等。与之相对应的是“自我取向”。与自我取向偏重于利益不同, 关系取向的人可能重视名誉, 也可能重视实利, 关系取向“意含个体间回报、互俯与相连性”。
中国群体特征与组织的管理
中国社会群体崇尚“群”的观念, 反映在企业关系上有:既赚钱又使顾客受益, 使生产者与消费者双方同乐;善待股东和职工, 使投资者和经营者同乐;在企业内部形成和谐氛围, 在企业外部树立良好企业形象, 使企业内外同乐。群也可说成“群乐”, 群乐的对立面是“寡乐”即少数人之乐。“寡乐”发展下去就是“独乐”即个人之乐。寡乐的极端形态是“不乐”, 不乐者千夫所指, 最终将自食其果。只有“乐群”才能形成合力, 才有竞争力, 乐群在企业经营过程中至关重要。因此, 企业须正确处理三个关系, 即企业与职工、企业与投资者及企业与消费者。要在企业内部营造一种宽松和谐的人际关系氛围, 在实际工作中, 既要强调下级服从上级, 又要求上级善待下级, 上司既要作下属的“君”, 还要作下属的“亲”、“师”、“友”。现在与以往大不同, 一个组织的效率与竞争力的关键是它的员工, 技术、资本、物质环境及对信息的独有使用权日益被认为只不过是短期的竞争力优势。长期的竞争力优势在于丰富的人力资源及组织中员工、管理者与领导者共同协作为基础的团队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