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成本问题

社会成本问题（共12篇）

社会成本问题 篇1

从2008年9月12日的被正式对外宣布奶粉问题到2009年2月12日被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宣布破产, 三鹿集团结束了五十六年的辉煌历史, 却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很多问题并没有因为三鹿集团的破产而结束, 特别在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领域激起了热烈的讨论。笔者尝试从社会成本的角度再次分析三鹿奶粉事件, 力求揭示此类事件的弊病所在, 并为了节约社会成本提出一些拙见。

一、三鹿奶粉事件造成的巨大社会成本

(一) 消费者的巨大损失

对于消费者来说, 第一, 有形财产的损失可以通过退货、诉讼以及国家资助等方式得到弥补, 但给广大婴幼儿造成严重的身体健康损害的精神损失却无法补偿;第二, 在维权的过程中, 因为没有保留购物发票、奶粉已过期或已开封食用等问题而导致退货难, 消费者的权利并不能得到真正的维护;同时遭到法院的“拒绝”, 不能得到司法救助, 消费者的需求得不到满足, 这无疑会影响消费者的消费欲望。

(二) 政府成本的剧增

1、加深对部分政府部门服务质量的质疑。

首先肯定政府部门在三鹿奶粉事件中的快速反应以及实事求是的态度。人们选择三鹿奶粉是基于对政府行为的信任, 但这一事件会加深人们对政府监督管理职能的怀疑;同时, 我国的官员问责制是否合适, 值得探讨, 随着大批重要官员的引咎辞职和被免职, 就要再临时安排新官员来收拾三鹿奶粉事件这个烂摊子, 这样不免会造成人才浪费, 政府的服务质量可能会大打折扣。

2、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加。

据北京晚报报道, 政府已拨付约9.2亿元经费用于解决三鹿奶粉事件。政府不是社会的全职保姆, 政府对此的巨额财政支出既增加了政府的负担, 又让企业产生依赖心理, 不利于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树立良好健康的形象, 更不利于市场经济的独立有序运转。

二、社会成本增加后的思考

通过对上述几点问题的分析, 三鹿奶粉事件导致社会成本的增加是一个概括性表述, 它包括了法律成本, 经济成本, 政治成本、文化成本, 甚至情感成本。其背后还隐藏着很多复杂的问题, 笔者借此给出几点建议。

(一) 转变立法思维, 保障立法质量

我国的法律体系是比较完善的。笔者认为存在的问题是不够稳, 效力低。不够稳体现在立法和废法的速度过快, 不能提供一个可靠持久的标准;效力低体现在现行法律能否被有效执行的问题, 有法不依, 执法不严问题严重。这样不但造成法律资源的浪费, 不利于法律权威的树立。因此立法机关应当转变立法思维, 保障立法质量, 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法律依据。

(二) 加强事前监督的力度和事后惩罚的程度

对于三鹿奶粉事件, 与其事后仓促的补救, 不如加强事前监督, 积极发挥政府的监督管理职能, 改变政府的全职保姆的形象;对于事后惩罚的问题, 有学者提出加重企业的犯罪成本, 企业的犯罪成本即犯罪的绝对成本和犯罪后被逮着的几率之积。笔者赞同这一建议, 这样才能让不法之徒有所收敛, 重视法律的制约和惩罚作用, 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开展活动。

(三) 重视社会责任意识的培养

1、企业应当增强社会责任感, 不能唯利是图。

像三鹿集团这样具有象征性的民族企业, 负载的不仅是国家和人民赋予的荣誉, 还有人们对它的信任与支持, 因此此类企更应具有较高的社会责任感, 维持自身的形象价值。一旦发现问题, 能够坦诚的从消费者的角度和国家的立场考虑问题, 迅速及时的解决问题, 而不是像三鹿集团之前那种遮掩的不明智的做法。

2、作为消费者, 需要增强维权意识和健康的消费意识。

消费者作为最直接的受害者和信息的最早获得者, 在企业和政府都无过错的前提下, 消费者积极主动向相关部门反映信息是非常关键的, 三鹿奶粉在07年底出现问题时, 如果通过极少数接受治疗的受害者的积极反映, 可能就会减少损失。因此人们需要树立维权意识, 增强社会责任感, 为他人和社会多做些事, 才能放心消费, 安心生活。

综上几点, 三鹿奶粉事件让我们意识到社会成本的降低是需要各个方面的努力才能实现, 社会是一个整体, 法律只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 更多的要靠道德的约束, 需要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才能真正实现节约社会成本, 增加人们的幸福感。

摘要：三鹿奶粉事件暴露出很多社会问题, 在诸多敏感问题都被分析透彻的前提下, 本文从社会成本的角度再次分析三鹿奶粉事件, 力求揭示此类事件的弊病所在, 并为了节约社会成本提出一些拙见。

关键词：三鹿奶粉,社会成本,责任意识

参考文献

[1][美]罗斯科·庞德著:《法律史解释》 (中译本) [M].华夏出版社, 1989

[2]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3]梁治平.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4]孙文恺:社会学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5

社会成本问题 篇2

一、有待分析的问题

引出问题：如何处理工厂（甲）对居民（乙）的烟尘污染问题？庇古，《福利经济学》：赔偿、征税或责令工厂迁出。科斯认为这些办法并不合适，这类问题有待分析。

二、问题的交互性质

甲对乙的污染或侵扰固然是一种侵害。但，如果不让甲侵害乙，会使甲受到侵害。问题具有交互性，处理这个问题要全面权衡利害关系，“必须从总体的和边际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

三、对损害负有责任的定价制度

羊牛者（甲）对农夫（乙）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赔偿费用的支付额取决于农夫与养牛者进行讨价还价的本领。但这笔费用既不会高得使养牛者放弃这个地点，也不会不随牛群规模而变”。“这种协议不会影响资源的配置，但会改变养牛者与农夫之间的收入和财富的分配”。简单地说，养牛者支付给农夫m1，而m1大于农夫放弃土地耕种的收益m2，但m1小于养牛者由此新获得的收益m3。

前提：交易成本为0。

四、对损害不负责任的定价制度

由农夫承担责任。农夫会付给养牛者l1作为补偿养牛者减少牛群数目的损失，而l1大于养牛者的损失l2，但小于农夫由此而获得的收益l3。

前提：交易成本为0。

*两种方式都导致一种结果：双方都盈利，双方都满意，产值、利润最大化，资源配置最优化。

五、问题的重新说明

科斯以四个实例论证其观点的本质，并表明其普遍适用性。

甲对乙的侵害对乙来说是损失，但，如果不让甲侵害乙，同样会对甲造成损失。

如果甲胜诉，乙会找甲谈判，表示：如果甲放弃对乙的权利，乙会给甲补偿，而且补偿大于甲不放弃权利的收益。（乙对甲的补偿小于乙因此带来的收益。）这样，甲乙可以达成协议。

如果乙胜诉，甲会找甲谈判，表示：如果乙放弃对甲的权利，甲会给乙补偿，而且补偿大于乙不放弃权利的收益。（甲对乙的补偿小于甲因此带来的收益。）同样，甲乙可以达成协议。

因此，无论如何，在交易成本为0的情况下，甲乙都会通过谈判实现产值、利润最大化，资源配置最优化。

六、对市场交易成本的考察

第三、四、五部分都隐含了一个前提：在市场交易中是不存在成本的。但这不是现实，是个假定。通常交易成本很高，使交易根本无法进行。“一旦考虑到进行市场交易的成本，那么显然只有这种调整后的产值增长多于它所带来的成本时，权利的调整才能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的运行效率产生影响”。

“问题在于如何选择合适的社会安排来解决有害的效应。所有解决的办法都需要一定成本，而且没有理由认为由于市场和企业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因此政府管制就是有必要的”。

七、权利的法律界定以及有关的经济问题

“当市场交易成本是如此之高以致于难以改变法律已确定的权利安排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此时，法院直接影响着经济行为”。

“我们在处理有妨害后果的行为时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简单地限制那些有责任者。必须决定的是，防止妨害的收益是否大于作为停止产生该损害行为的结果而在其他方面遭受的损失。在由法律制度调整权利需要成本的世界上，法院在有关妨害的案件中，实际上做的是有关经济问题的判决，并决定各种资源如何利用”。

八、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的研究

九、庇古传统

庇古的观点认为，解决的办法是对侵害者（甲）征税。

科斯认为，单方面征税是不对的。即使征税，也应该建立一种双重的征税制度。因为甲对乙的侵害对乙来说是损失，但不允许甲侵害乙，同样会对甲造成损失。但“我无法想象如何得到这样的税收制度所需要的数据”。“就我的目的而言，只要表明这种税收一定带来最佳状况就足够了”。

十、研究方法的改变

研究问题的方法必须改变，要考虑总的效果：社会成本和社会利润。

斯蒂格勒概括的“科斯定理”：

1、如果交易成本为0，不管权利如何进行初始配置，当事人之间的谈判都会导致使这些财富最大化的安排。

2、交易成本不可能为0，不同的权利界定会带来不同效率的资源配置。

零成本社会崛起 篇3

如今，在市场经济的各领域中，一种新的经济范式正在演变，这种新经济范式可能进一步降低边际成本，使之接近于零。

最后一个站着的工人

IT和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不仅让交通、能源、制造业和高等教育等产业的边际成本接近于零，而且对人类劳动也产生着同样的影响。大数据、高级分析、算法、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正在整个制造业、服务业和娱乐行业取代人类劳动，并有望在21世纪上半叶从市场经济中解放出数以亿计的劳动力。

今天，无论是在高度工业化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由计算机程序控制的、几乎没有工人的工厂也越来越规范。

富士康是中国最大的苹果手机代工制造商，它计划在以后几年安装100万个机器人，以减少相当大一部分劳动力。郭台铭是富士康的CEO，其全球员工总数超过100万，他曾开玩笑说他宁愿使用100万个机器人：“因为人类也是动物，如何管理100万个动物着实让我感到头疼。”

全世界的机器人劳动力正在增加。2011年，美国和欧洲的机器人销量增长了43%，使制造业更加接近“无人工厂”的生产，或业界所谓的“无人值守”生产。中国、印度、墨西哥等新兴国家也迅速意识到，工人成本再低，也不如替代他们的信息技术、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成本低且高效。

虽然制造业一度被认为过于复杂，且不能实行自动化，但是它们却正在实现计算机化。纺织业是最早实现工业化的行业。虽然蒸汽机技术以及后来的电气化和电动工具提高了生产力，但是大多数的服装生产工作仍然由手工完成。

现在，新信息技术、计算机化和机器人开始接管越来越多的以往由人工完成的工作。CAD（计算机辅助设计）已经将服装设计的时间从数周减少到了数分钟。计算机化的干燥和精整加工系统，也取代了传统的手工劳动。成衣仓储、装卸、包装、运输一一实现了计算机化，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生产力。

亚马逊既是一个物流公司，也是—个虚拟零售商，它正在仓库增加智能自动引导车、自动机器人和自动存储系统，并在物流价值链的每个环节减少低效的体力劳动，以尽可能地接近零劳动力边际成本。

引进无人驾驶汽车已经指日可待。在智能道路上，无人驾驶汽车替代人工驾驶，这曾是科幻小说里的情节，但这一幕很快就会成为现实。目前，美国有270多万名卡车司机，到2040年，边际人工成本接近于零的无人驾驶汽车，可以大幅减少该国的卡车司机数量。

与制造业和物流业一样，自动化、机器人、人工智能也正在迅速削减白领阶层和服务行业的劳动力。在过去25年里，由于自动化使边际人工成本接近于零，秘书、档案文员、电话接线员、旅行社员工、银行出纳员、收银员和其他无数白领服务性职位几乎消失。

据专注于后台人力资源咨询的哈克特集团估算，大萧条以来，美国与欧洲在人力资源、金融、信息技术和采购领域的就业岗位减少了200万个，其中有一半是由自动化带来的技术替代所造成的。

此外，自动化也在深入进军零售领域，而这一领域雇用了1/10的美国人。不同于后台工作、仓储和运输这些万无一失的自动化候选领域，观察家一直认为零售业在技术替代中能够幸免于锐减的命运，因为销售人员与客户之间的关系具有独特的社会性质。

沃尔玛已经有了自助结账终端。在其位于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40家零售店里，沃尔玛也正在推进扫描和自助结账系统。在把商品放进购物车之前，购物者可以从货架上拿下商品，并用iPhone应用程序扫描条形码。当他们完成购物时，按下“完成”键，应用程序将向他们提供一个顾客QR（Quick Response，快速响应）代码。自助结账终端通过扫描智能手机上的QR代码计算价格，并询问顾客选择何种付款方式。

人工智能的全行业渗透

如今，我们发现自己被智能机器的化身所包围，它们可以跟我们对话，听从我们的指挥，为我们提供指引和建议，和我们做生意，为我们带来欢乐，甚至照管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在早期，一个没有工人的工作场所往往是可笑的，有时会令人厌恶，甚至令人毛骨悚然。而现在，人们对没有工人的工作场所早已司空见惯。

目前，人工智能的进步正在大量专业学科领域内得到应用，以提高效率和生产力，减少人力劳动。

电子搜索是一个软件程序，它可以筛选数以百万计的法律文件，寻找行文模式，并标出观点、概念等关键信息，其速度可以胜过哈佛顶尖的律师，而且能够捕捉到连最训练有素的法律学者，都可可能漏掉的细节分析。此外，电子数据显示节约的劳动力成本同样引人注目。

大多数专业领域都会涉及IT和大数据算法，包括放射科医师、会计师、中层管理人员、平面设计师乃至营销人员在内的各类知识型员工，都已经非常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模式识别软件已经渗透到了各个专业领域。

迈克·麦克里迪是一家名叫Music Xray的创业公司的负责人，该公司使用大数据与算法识别潜在的热门歌曲。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该公司通过使用先进的软件对歌曲的结构与以前录制的歌曲进行比较，来评估其流行和打榜的潜力，从而为5000多名艺人争取到了录音合约。他的公司还发现了许多不知名艺术家的歌曲，并准确地预测了他们能否成功，这―成就非常惊人。

英国电影公司Epagogix也为电影业开发了类似的程序，以分析电影剧本是否可以拍成卖座的电影。它在判定获奖者方面取得了成功，从而制定了电影业的算法评估标准票价。在未来，这些类型的预测工具将不再需要聘请昂贵的营销代理，开展高成本的小组座谈，制定其他营销调研方案，因为这种传统做法在精度上远不如经过算法过滤的大数据。

大数据和算法，甚至可以用来创作包含海量信息的闲谈式的体育评论。仅在赛后几分钟，美国一个地区体育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网络Big Ten Network，就利用算法创作出了原创评论帖，完全不再需要职业撰稿人。

2011年，人工智能取得了巨大的飞跃，以IBM前任董事长名字命名的IBM电脑系统Watson，击败了曾经74次获得知名电视益智节目Jeopardy冠军的肯·詹宁斯。虽然这为IBM赢得了100万美元的奖金，但观众对此感到索然无味，因为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Jeopardy英雄，在无所不知的Watson面前败下阵来。Watson是一个认知系统，正如对此引以为傲的IBM之父所述，它能够通过整合“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以及假设生成与评估”来思考问题，并对疑问做出反馈。

目前Watson已经被应用于具体的工作。IBM医疗分析将利用Watson，辅助医师分析存储有数以百万计患者的电子健康记录，以及医学期刊的大数据，从而做出快速而又准确的诊断。

新文明范式的基础

这次人类历史上伟大的经济模式转变，不仅使通信革命和能源制度联合起来，带来了可改变社会经济生活的强大新型配置，而且通过扩展更广泛时空范围内的同感驱动，每一种新的通信、能源矩阵还可以改变人们的意识，使人们在更大的家庭和更相互依存的社会内团结一致。

在早期狩猎觅食的原始社会，能源来自于人类本身，人们还没有开始驯养动物作为能源的载体，也没有利用风力和水流。每个觅食或狩猎社会都创造了某种形式的口头语言，以协调觅食和狩猎活动，进行社交生活。而且每个觅食或狩猎社会即使是少数如今尚存的社会，也都有“神话意识”。在这些社会里，同感驱动仅仅延伸至血缘和部落联系范围内。

对这类社会的研究显示，可以维持彼此团结、有凝聚力的社会单位成员很少超过500人，即有着血缘关系的、延伸意义上的家庭成员数目。他们可以保持稳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信任度，具备一定的熟悉度。偶尔闯入一个部落迁徙区域内的其他部落，通常被认为是非人类，甚至会被当成魔鬼。

如果我们已经从神话意识发展到神学意识、思想意识再到心理意识，而且已经将我们的同感驱动从血缘关系扩展到宗教关系、民族关系和社会关系，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想象：人类旅程的下一个跨越将进入生物圈意识，将同感延伸到将整个人类作为我们的大家庭，将我们的同类生物作为我们进化家庭的扩展。

交互式通信、能源和物流互联网组成了新的智能基础设施。

目前，这一基础设施已经开始以节点形式扩展，像Wi-Fi一样，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跨越五洲四海，将社会连接到了全球广袤的神经网络中。

物联网是将每件事与每个人相连，是人类历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事件。它使我们在历史上首次实现了，作为一个延伸的人类大家庭彼此产生同感和进行社交。

年轻一代通过Skype在全球课堂学习，在Facebook上与全世界的同伴们进行社交，在Twitter上与亿万同龄人聊天，在互联网上在线分享家庭、服装乃至一切事物，在能源互联网上跨州生产和共享绿色电力，在不断发展的物联网上共享汽车、自行车和公共交通，并在这个过程中将人类的历史发展进程，从对无限物质增长的坚持，转到对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承诺上来。伴随这一转变而来的，就是人类心理的改变，也就是向协同时代和生物圈意识的飞跃。

协作精神在全人类扩展

协作意识承认我们的个人生活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同时，个人的福祉最终取决于我们所居住的更大社区的福祉。这种协作精神现在已经开始向生物圈扩展。

全世界的孩子都在了解他们的“生态足迹”，他们逐步了解到：人类所做的一切（关系到每一类生物）都留下了生态足迹，这将影响地球生物圈其他组成部分的一些人或生物的福祉。他们正在接触这些观点并且逐渐意识到，每一种生物都被包含在生态系统错综复杂的共生和协同关系中，而整个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依赖于每个环节的可持续发展。

年轻一代也正在认识到：生物圈是我们的整个地球社区，其健康和福祉决定着我们人类的健康和福祉。

如今，青年人通过虚拟和物理空间彼此联系，快速地消除了区分你我的思想、文化和商业界线，而这些界线主要是由资本主义社会长久以来的私有财产关系、市场交换和国家边界造成的。

对于这一代人来说，他们看待权力关系的方式与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完全不同，“开源”成了他们的信仰。在地缘政治的世界里，一些人支持资本主义，一些人支持社会主义。但是新一代人很少谈到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当新一代在判断政治行为时，他们心里都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政治范围。无论是政府、政党、企业，还是教育体制，他们会问机构行为是集中式、自上而下、家族式、封闭和专有的，还是分布式、合作、开放、透明、对等的，以及是不是一种横向权力的表现。

即使年轻人仍然继续利用资本主义市场，他们也在超越这一市场。他们习惯于在网络化合作共享的范围内，开展大部分经济生活，就像在市场经济下一样，彼此在社会经济中沟通交流。他们新发现的开放性推翻了长久以来按照性别、阶级、种族、民族和性取向来区分的壁垒。

随着全球网络将每个人连接起来，同感文明正在迅速横向扩张。数亿人都开始将其他人的经历当作自己的经历，因为同感开始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终极试金石。

虽然表现并不太明显，但是数百万人也开始将他们的同感驱动扩大到生物伙伴中，这些伙伴跨越了种族：从独自生活在极地的企鹅和北极熊，到栖息在所剩不多的原始生态系统中的其他濒危物种。年轻人刚刚开始发现一个在生物圈中打造同感文明的机会。

在这个阶段，预测中希望的成分大过于期待。但是，我们在冥冥之中觉得这种可能必将成为现实。

尽管在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征程中—定会充满曲折，或许你会认为这种社会形态不过是21世纪的乌托邦，或许互联网最终会沦落为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帮凶;但我们应该乐观地看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趋势已经不可阻挡，零边际成本社会的基础正在一步步夯实。

[编辑 周春林]

社会成本问题 篇4

一、成本会计职能

成本会计是社会发展的产物, 是产品的总成本和单位成本核算的会计, 产品包括有形产品和无形产品, 以实现成本最优化的目标, 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

成本会计的职能是指成本会计在企业运营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成本会计的各项职能在以下进行简要分析。

1. 反映职能。

反映职能是成本会计最基本, 也是最重要的职能。成本会计利用专业的方法, 对企业的总成本和单个成本进行核算, 它能够反映企业在生产经营中的一切费用。

2. 计划与预测职能。

在计划阶段, 成本会计根据一定方法, 以货币的形式将计划期的生产成本和生产耗费统计后下发至相关部门, 以此作为执行的标准。通过计划阶段的核算, 可以预测企业在生产周期结束后的收益状况。

3. 控制职能。

在投产前, 成本会计通过成本计划制定出各项费用和具体成本的额度, 在投产后, 成本会计审核计划和实际发生的成本, 通过其中的差额来对成本的使用情况进行控制。

4. 分析与评价职能。

在定期完成生产计划后, 通过对相关指标的完成情况进行调查, 进行成本的分析, 将结果馈给企业领导层, 最终做到评价企业投资收益的作用。

二、成本会计存在的问题

成本会计在企业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经营和收益, 但是目前成本会计在一些方面还存在着问题, 在以下进行详细分析。

1. 知识更新方面。

目前经济发展迅速, 新的无形资产领域大量出现, 成本会计的内容和范围也相应地不断扩大, 但是成本会计的个人知识更新, 却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一方面,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 生产成本占企业总成本的比例呈下降趋势, 而与产品相关的各项设计、研发、宣传、销售等费用引起的成本却不断增加。一些成本会计的观念陈旧, 没有与时俱进, 仍然偏重于产品成本, 而对其他方面的成本考虑过少, 最终使成本信息反映不够准确, 成本控制和失效和经济决策失误。

另一方面, 成本会计对于理论内容研究不够充分, 对于新的成本计算方法和模式没有深入研究, 无法满足企业快速发展的需要, 不能够充分发挥成本会计的作用。

2. 办公软件方面。

计算机技术已经在企业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利用计算机进行成本核算, 更加有效和准确, 不过目前的成本会计, 许多人年龄偏大, 学习新知识能力较差, 在计算机的应用方面仅仅经过简单的培训, 对新型的计算机办公软件不能很好的适应, 在操作时显得不够专业, 不能深入地利用计算机来进行成本核算。此外, 在实行计算机办公的企业中, 真正运用办公软件来提供公司决策的信息, 促进企业发展的还是很少的, 大多数企业的成本会计只是利用了计算机代替了账本和计算器, 仅仅完成一些日常的工作, 对计算机软件应用的水平较低。

另一方面, 成本会计采用的办公软件基本是通过市场进行购买, 国家对软件未实行统一的管理和制作, 软件质量岑差不齐, 这些品种繁多的成本会计类软件使得企业财务运行状况也显得比较混乱, 普遍存在着通用性差的缺点, 不同软件之间的数据不能进行有效的共享。

3. 动态市场掌握方面。

当前市场中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发生着变化, 信息在很短时间内就可以在大范围内流通。许多成本会计都习惯于以往的工作, 仅仅关心企业内部的问题, 对动态市场没有过多地关心, 导致许多有用的信息无法及时掌握, 对企业的成本核算范围和方法没有做出及时地调整, 以至于最终得出的成本信息不准, 无法满足现代企业发展的需要, 使企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

4. 企业内部成本控制手段的变化方面。

许多企业成本会计利用办公软件的时间不长, 缺乏相应的管理经验, 内部对成本信息的控制制度不够健全, 利用计算机没有辨别人和特殊事情的能力, 有些成本会计人员或者能够接触到计算机的管理人员, 可以随意对数据进行更改或者复制, 这些都会导致企业的成本信息不准。

另外, 企业的内部控制缺乏对成本会计的相关监管, 导致一些成本会计的独立性受到影响, 通过采取多种隐蔽的成本控制手段以满足企业领导人和企业的短期利益, 这会对企业的长期经济效益带来影响, 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

三、改进的措施

经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成本会计在社会中存在的问题还是诸多的, 经过对这些问题的仔细分析, 提出了以下四方面对策。

1. 会计人员素质培养。

会计人员的素质是整个成本会计实行中的核心部分, 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提升会计人员的综合素质。

(1) 制定在岗人员的培训和定期考核制度。对于已经在企业中担任会计职务的人员, 要加强成本会计的培训工作, 使现有的成本会计人员能够提升专业知识水平, 熟练对办公软件进行操作。成本会计内容不断丰富和更新, 成本会计人员的学习也要与时俱进, 企业管理者应该制定考核的制度, 定期检查会计人员的学习和工作情况, 制定这样的监督制度, 可以加快成本会计人员学习的进程。

(2) 加强成本会计人员思想道德教育。在成本会计人员业务素质提升的同时, 要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工作, 提高成本会计人员的思想觉悟, 充分意识到自己的某些随意行为会对企业造成不良的后果, 甚至会触犯法律, 在出现错误时能够及时纠正, 悬崖勒马。

2. 办公系统的应用与开发。

目前软件公司开发的各种会计类软件中, 有不少存在着系统问题, 有的还存在着安全隐患, 对此, 国家应该加强软件开发过程中的监督管理工作, 鼓励软件公司多开发一些实用而且功能全面的软件, 实现软件的共通性, 让相关单位能够做到数据共享, 提升信息的透明度, 为企业的关键决策提供正确的信息, 此外还要加强软件和网络的安全管理, 软件和硬件都要做好防范, 避免漏洞的出现, 使企业的财务信息能够有所保障。

在会计软件日益丰富的今天, 企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软件, 并加以深层次地应用, 将计算机的功能发挥出来, 更准确、及时地为企业进行成本核算和提供成本信息。

3. 熟练掌握市场信息。

当前市场信息变幻莫测, 成本会计人员的学习也要与时俱进, 关注市场中的相关因素的变化, 并关注国外的一些相关报道, 对成本的核算方法及时进行改进, 更准确地提供成本信息。另外, 要掌握企业关键产品的成本变化趋势, 对企业的成本进行预测, 给领导层提供预测的成本信息, 促进企业及时进行调整, 在不断变化的市场中保持竞争优势。

4. 建立公司内部管理体系。

针对目前计算机应用普及的现状, 企业的管理者应该多总结经验教训, 多学习一些先进企业的管理方法, 加强自身内部的控制制度, 加强成本会计工作的独立性并完善成本会计利用办公软件的安全管理制度, 对成本会计人员进行约束。另一方面, 查阅成本信息要经过领导同意和办理相关手续, 避免无关人员接触到成本信息。

四、结语

计算机的发展已经将世界带入了信息化时代, 在这个时代下成本会计利用计算机可以更好地发挥自身的作用, 虽然目前成本会计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不过这些问题经过仔细分析后还是可以找到相应的改进措施, 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够对企业更好地控制成本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 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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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宁芙.浅论当前成本会计面临的问题及对策[J].经济视角, 2011, (3) :88-89

社会成本读后感 篇5

《社会成本》读后感

通读完社会成本一文，使我影响最为深刻的是以下三个概念：

⑴假如定价制度的运行毫无成本，最终的结果（产值最大化）是不受法律影响的。也就是说法院对有关损害责任的判决对资源的配臵毫无影响。

⑵法院面临的问题不是由谁做什么，而是谁有权做什么。通过市场交易修改权利最初的合法限定通常是有可能的。当然，如果这种市场交易是无成本的，那么通常会出现这种权利的重新安排，假如这种安排会导致产值的增加的话。

⑶利用一种替代性的经济组织形式能以低于利用市场时的成本达到同样的效果，将使产值增加。比如说企业，政府，因为在 这些组织内部，生产要素不同组合中的讨价还价被取消了，行政命令代替了市场交易。那时，就无须通过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讨价还价，就能对生产作出安排。

首先说第一点，这是比较容易理解的，比如在医生和糖果生产厂的例子中，如果判医生胜诉，那么就是糖果生产厂赔钱。制造商支付给医生一笔钱，且其数目大于医生将诊所迁至成本较高或较不方便的地段所带来的损失，或超过医生减少在此地看病所带来的损失，或多于作为一个可能的建

议而建造一堵墙以隔开噪声与震动所花的成本，医生也许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利，允许制造商的机器继续运转。如果制造商付给医生的钱少于他改变在原地的生产方式、或停止生产、或搬迁他处所需要的费用，制造商也许会愿意这样做。问题的解决实质上依赖于他继续使用机器是否使制造商的收入增加大于给医生带来的收入减少。

而对于概念二来说，我就以烟尘妨害问题为例原告和被告的房屋紧挨着，且高度相同。在1876年之前，原昔可以在他房子内任何一间里生火而室内都没有烟；两幢房子保持这一状况达三四十年。在1876年，被告拆掉了旧房并盖起了新房。他们在原告烟囱旁造了一堵墙，超过了原先的高度，并且在房顶堆放木材。因此，原告生火时，烟囱的烟就会进入室内。

当然，烟囱冒烟是造墙和堆放木材影响了空气流通所

致。

在这则案例中法官即可以判原告获胜，也可以判决被告获胜。因为这是由原告和被告共同产生的。在生火的前提下，若没有墙壁，就不会有烟尘妨害；在造墙的前提下，若不生火，就不会有烟尘妨害。不造墙或不生火，烟尘妨害就消失了；按照边际原理，显然，双方都有责任，则双方在决定是

否继续会产生烟尘的行为时，都将面临由烟尘带来的损失，这是一种成本。而且在有进行市场交易的可能时，这正是实际上会发生的。尽管造墙者对妨害不负法律责任，但因为可以推定烟囱所有者愿支付给他一笔钱以消除烟尘，这笔钱就成了继续拥有高墙和在房顶堆放木材的成本。

而对于第三点，我觉得这和我们传统经济学有些大相径庭，一般我们学习的都是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获得更多的价值，是不提倡政府干预的。这篇文章提出了另一种假设，就是在比如一些涉及公共利益的领域，政府的干预能给社会带来更好的结局。政府不是建立一套有关各种可通过市场交易进行调整的权利的法律制度，而是强制性地规定人们必须做什么或不得做什么，并要求人们必须服从之。显然，政府有能力以低于私人组织的成本（或以没有特别的政府力量存在的任何一定比例的成本）进行某些活动。但政府行政机制本身并非不要成本。实际上，有时它的成本大得惊人。而且，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政府的在政治压力影基于这些考虑，直接的政府管制并不必然带来比由市场和企业更好的解决问题的结果。但同样也不能认为这种政府行政管制不会导致经济效率的提高。尤其是在像烟尘妨害这类案例响下产生而不受任何竞争机制调节的有缺陷的限制性和区域性管制，将必然提高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而且，这种适用于许多情况的一般管制会在一些显然不适用的情况中实施。中，由于

涉及许多人，因而通过市场和企业解决问题的成本可能很高。

婚外情的社会成本 篇6

婚外情的终极问题是什么？不是爱或不爱，而是婚或不婚。如果仅仅谈爱情，一切婚外情中的问题便都不再存在。你们可以超越世俗生活地“相爱”——无论这种爱是纯粹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还是伴随着秘密的性的愉悦。所有深陷婚外情的女子，所感到棘手的不是“爱”，而是“婚姻”。

爱情是私人的，婚姻是公共的，离婚与再婚，必然带来一系列社会关系的变更。“家庭的责任”就是道德的“借口”，“对子女的关怀”就是伦理上的“托词”，“对现任妻子的负罪感”就是习惯或者心理上的“理由”，还有一些牵扯到家庭财产分割，那就是法律与经济上的东西了。

如果你谈的是婚姻，就要考虑这种行为所带来的后果，我们通常把它理解为要付出的社会成本。如何面对他的孩子、妻子、父母，以及他妻子那边的人际关系？他的第二次婚姻会不会影响他的工作、社会关系以及社会评价？他在财产分割上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状况？你们是否还打算要孩子？如何处理子女之间的关系？你的生活会因这种婚姻而发生何等的变化？你的父母、亲朋会有何等的看法？你们婚后生活是否会被某种充满负罪感的阴影所笼罩？这样的男人，再一次婚外恋的危机估计有多大？

中国经济转型的社会成本 篇7

狭义的社会成本, 仅仅指由转型出现偏差而产生的负面效应。现在, 人们越来越愿意从广义上使用社会成本的概念, 即转型的社会成本是转型主体承担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支出和损失的总和。在广义上使用转型成本概念, 是人们理性地看待转型经济的表现。它引导人们全程地关注转型进程, 而不是站在转型的“结束点”上对转型历史进行简单的评点。

形成机制及其影响因素

经济转型的社会成本的形成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对它的学理解释也是从多角度展开的。借用会计学的成本范畴, 转型的社会成本被理解为扬弃传统体制和构建新的制度的“付费”。从认识论的角度看, 转型的社会成本被解释为与制度转型的“当事人”认识水平和能力的局限性密切相关的现象。信息经济学认为:在信息不完备条件下的经济转型, 转型的社会成本就是信息的交易价格。从制度经济学看到了转型过程的探索性与转型目标选定的困难使成本增加的必然性。

对中国经济转型而言, 计划经济体制顽固的惯性使中国经济发展难以走出“路径依赖”, 这是中国经济转型成本产生的制度基础。具体的发生机制是: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完备性”使转型成本增加;计划经济体制的长期性淹没了政治家和企业家的创新才能和动力;“政治精英 (集团) ”的缺乏使转型的探索时间延长, 成本增加。经济转型的“原创性”使转型成本不可避免。在一个既没有成熟的理论支撑, 也没有他国经验的条件下, 依靠一个缺乏制度知识的政治精英集团, 分次跨越一条制度“鸿沟”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 从理论上看是一个“怪胎”。从实践看, 支付了较大的探索成本是必然的。在渐进转型模式下, 新旧体制在一定时期的并存 (交叉) , 或者出现“制度真空”, 在这个制度“混沌区”内, 必然出现大量的转型成本。

学界认为, 经济转型的初始条件、政治因素、文化环境、转型方式、转型目标等因素都会影响到转型成本。

首先, 中国相对落后的初始条件, 既有降低转型成本的作用, 也存在放大成本的危险性:落后的初始条件很容易在最短的时间内显现转型的成效, 转型措施容易得到社会公众的理解和拥护, 转型的阻力较小, 旧制度的扬弃和新制度的引入成本都比较小, 新旧体制摩擦中, 由于旧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在转型中初尝“甜头”, 自然会由旧制度的坚强维护者变成新制度的积极推进者, 转型的实施成本会大幅度减少。

其次, 研究表明, 民主的文化环境具有降低转型成本的功能, 专制的文化环境具有放大转型成本甚至摧毁转型的后果。

再次, 政治因素是经济转型的重要影响因子。如果将转型目标初步确定为“政治稳定优先”和“经济发展优先”两种, 研究发现, 不同政治目标下的成本流变规律是不同的。在“政治稳定优先”目标下, 当政治稳定成为重要的约束条件时, 政府甘愿为稳定支出高额“费用”。由此可能衍生转型趋于保守、权力腐败等代价。在“经济发展优先”目标下, 转型成本的控制会成为政治家的自觉行为。

最后, 转型模式与转型成本之间的相关性比较微妙。樊纲揭示了转型模式与转型成本之间的关联关系。它的研究结论似乎否定了“渐进模式下经济转型成本小于激进模式”的判断。

以上研究表明:第一, 不能简单地判定某种转型模式的先进性, 只能从转型模式与各成本因素的契合程度断定一种转型模式的合理性。第二, 判断转型合理性的终极指标是发展, 过分地强调“中间变量”的价值, 可能使转型偏离正确的轨道。

转型成本测度指标和模型

人们通常用宏观经济指标的负效应, 作为经济转型的成本的测度指标, 王跃生将经济转型的成本概括为五个方面:生产能力的破坏和产出下降, 大规模失业下岗, 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 财富分配与社会的贫富分化, 官吏的腐败成风与社会集团利益的冲突。主要测度指标有: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失业率、贫困化、财富分配的公正性、成本分摊的合理性、污染指数、治污成本、环境与资源损失等, 有些学者将意识形态、心理压力、执政党地位的稳定性等纳入成本计量模型。

在转型成本的测度模型研究上, 樊纲提出的改革成本计量公式具有开创性。樊纲首先将转型成本分为实施成本与摩擦成本两种, 并证明:“实施成本”是改革“激进程度”的减函数;在一切条件都给定的情况下, 摩擦成本是改革激进程度的“增函数”。嗣后, 刘世锦、李含林等对樊纲的研究进行丰富和发展, 提出了各自的成本计量模型。这些成本计量模型的提出已经为转型成本研究的模型化创造了条件。奇怪的是, 转型成本研究并没有在模型化的道路上走出很远, 大多数学者经验地“估算”转型的社会成本, 揭示了成本的主要表现形式。

经济转型成本问题

在转型成本问题的研究上, 中外学者分明站在理论的“两极”, 意识形态偏好对理论研究的影响十分明显。中国学者热衷于研究激进模式的弊端。西方学者, 一方面极力为激进转型模式的科学合理性进行论证, 并且几乎达到为该模式进行辩护的程度。另一方面又激励寻找渐进式转型不可回避并且一定会日益增加的成本付出, 得出了“渐进式转型不可能成功”的结论。

在转型成本问题研究上, 存在新古典主义、新自由主义、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分析思路。进一步可以将以上分析思路概括成两种分析范式:一种为转型目标约束下转型经济分析范式, 简称为“转型分析范式”。该范式将转型作为分析的重点和目的。新自由主义转型经济理论和新制度主义经济转型理论都属于此类。另一种为“转型-发展分析范式”。该范式将发展看得比转型更加重要, 发展是目的, 转型是为了发展。厉以宁构建的“双重转型模型”是此类分析的典范。

中国经济转型的初步成就促使西方学者部分改变了对中国经济转型的态度。许多学者对“中国奇迹”表示出浓厚的兴趣, 更有包括斯蒂格列茨在内的著名学者公开指责激进转型理论的错误, 将苏东转型国家的困境归结为激进转型理论的失败。西方学者的反省成为中外学术观念由“分野”走向“融合”的重要原因。中国非主流经济学家的对西方经济转型理论的推介, 是中外学术思想走向“融合”的又一个原因。他们站在“民族主义”的基点上, 用“公平”、“平等”的价值标准, 重新审视中国经济转型, 查找政策的“疏漏”, 提出制度优化的良策。他们的“草根意识”较浓, 特别关注弱势群体利益的维护。在分析工具上, 他们大胆借用了西方经济学的前沿理论, 比较重视实证研究。

节约社会成本的一剂良方——诚信 篇8

无论是小商小贩还是跨国集团, 都知道企业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是诚信经营, 可各种违反诚信原则事件的层出不穷又如何解释呢?那是因为讲究诚信是有成本付出的, 这中间存在诚信价值和诚信成本比较权衡的问题, 当企业认为诚信经营所支付的成本远远高出其价值时, 即便是失信行为可能带来严酷的惩罚, 也往往会甘愿顶着巨大风险选择不诚信经营行为, 以较小的代价获取更多的利益。

但是, 获取这种短视的小利益无疑是饮鸠止渴, 它虽使得失信企业通过欺骗别人获取了短期利益, 但更深的是使失信企业在欺骗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并最终葬送了自己。从长远的成本看来, 当社会诚信价值丧失的时候, 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是徒劳的, 不断发生的失信行为必将为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从而导致整个社会为这种行为付出数倍甚至是数十倍的成本。因而, 诚实守信是企业发展之源, 立身之本, 更是社会成本节约的治本路径。

苏格拉底曾说过, 应将诚实信用看作世俗中的人们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和法律准则。但是诚实守信往往需要牺牲大量的利益,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充分证明, 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均可以从利益关系那里得到解释。利益对整个社会生活起着普遍的推动作用, 是促进社会生活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我们必须正视和接受的这样一个基本事实, 诚实守信或者丧失诚信之所以存在的根本在于利益, 那么诚实守信又是如何同节约成本、获取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呢?

一方面, 要降低整个社会成本, 实现人人诚实守信, 就必须首先承认个人利益的存在。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在《人类动机的理论》中生动地阐述了人类生存“五大需要层次”表明这样的基本事实:人们的一切发展必须建立在基本的物质基础之上的。这说明了任何人只有在满足了其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之后, 才会逐渐产生其他的需要。因此, 物质利益集中体现了人的第一需求, 人的诚信需要也总是围绕生存发展建构的。诚如马克思所言:“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 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我们试想一下让一个“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人面临物质诱惑时, 处处诚实守信是不是比较困难的?

另一方面, 要降低整个社会成本, 必须全面了解诚信价值, 正确面对眼前利益。诚实守信的内涵就是要恪守诚实信用的品行, 从本质上讲诚实守信是一种讲就实事求是的精神。而从人性的弱点出发, 一种利益可使人许下诺言, 但更大的利益也可使人违反诺言。人们易于在利益的天平上左右摆动。虽然道德话语的力量作用不可忽视, 但是利益的诱惑往往更为致命, 其往往导致在社会中产生欺诈与背信。西方经济学中的“博弈”理论研究并揭示了在交易中, 人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心甘情愿地诚实守信,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想方设法失信。

在博弈论的双方交易中, 由于当事人都在想方设法将自身的利益最大化, 如果两个当事人诚实守信的话, 双方都会取得最优的结果, 但是双方均选择丧失诚信时, 二者的选择会使得双方的都在交易中无所收获。其研究表明只有建立在社会信誉基础上的运行, 双方在拥有诚实守信的好名声基础上, 不断减少道德风险, 才能逐渐降低交易成本, 尽可能地获取较大的收益。因此, 我们在诚实守信的基础上, 才能获取互惠互助的长远收益, 只有这样可使得节约社会成本成为可能。

从利益与诚信之间的相互联系可以看出, 当社会中诚信的环境越好时, 无论是人还是企业所需支出的社会成本就会越来越低, 而获得合理利益会越来越多, 因而, 整个社会的财富会得到大量的增加。总之, 诚实守信是一笔财富, 是一笔通过降低社会成本而增加的巨额财富, 那么通过诚实守信可以从哪些方面降低社会成本, 增加社会财富呢?

首先, 诚实守信有效的保证社会交往的顺利进行。一般说来, 在社会交往中, 人与人所自觉结成一定的关系, 这种关系是以相互需要为前提、以诚信为基础的。如果缺乏诚信, 双方的交往就不可能顺利进行, 更不可能长久地持续和发展。交往双方之所以愿意结成一种“物化”关系, 其前提条件是“互惠性”, 其延续长久的基础是诚信。按照博弈论的观点, 交易的一方固然可以在短暂而不稳定的交易中, 为了能够获取可观的利益而丧失自己的诚信, 但是这种失信的做法却“一次性”地永久放弃了自己的道德价值。

诚然, 这种丧失诚信的短视行为必然导致失信人的道德价值将严重缩水, 交往双方由于相互诚信的缺乏, 双方不得不采取了一种成本比较高、效率比较低的交往方式。例如, 在越来越多的考试中, 出于对不断翻新的作弊手段的担心, 考试机构在限制考生携带通信设备的同时, 不得不花费巨资购置各种屏蔽设备, 还必须耗费更多的人力物力进行各种无线电信号的监听, 这必然是浪费大量的社会资源, 提高了考试的整体社会成本。如果在双方诚信度都比较高的情况下, 考试方就没有必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到准备工作中, 这便减少投入不必要的社会成本。这样双方都能以最小的成本来满足自己的需求, 推而广之, 整个社会成本就会大大地降低。

其次, 诚实守信有效保证了社会运行效率的整体提高。在一个有诚信的环境中, 任何活动都可减少不必要的环节, 从而做到了减少双方的付出, 这样既提高了社会活动的效率, 也相应的节约了大量的社会成本。试想处在充满诚信的社会中, 当公共汽车站、地铁站甚至是火车站上均设有自动售票机时, 我们外出均可随时地通过自动售票机购买自己所需要的车票。在将车票塞进检票机完成检票程序后, 便可轻松地开始自己的旅程。而在购票和检票过程中既无检票员的监视, 也没有栅栏之类的阻挡, 这将极大地提高整个社会的运行效率, 减少了公共交通系统的成本支出, 从而有效地节约了大量的社会成本。

反之, 如果在一个诚信基础薄弱的条件下, 诚实的可信性时刻面临挑战, 为应付失信可能造成的成本急剧上升, 双方不可能采用更快捷更现代化的交易手段和交易方式, 这使得每个交易的过程变得十分繁琐, 从而使得整体效率都比较低。例如, 将自动售票改为有人售票, 就必然增加许多验票员, 这不但增加了企业支付员工的工资和福利, 人为地增加整个交通系统的运营成本, 而且浪费了人们的时间, 造成公共交通系统运行效率下降。从社会整体循环看, 这必然造成整个社会成本的上升, 从而降低了整个社会的运行效率。

再次, 诚实守信可以节约大量的社会资源。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 单次丧失诚信的行为也许仅仅以损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部分人的私利, 但这将使得诚实守信一方付出巨大的牺牲, 并会逐渐破坏整个社会的平衡关系。而当社会诚信基础环境不断恶化后, 必将造成社会整体系统中利益的分配不公, 诱发社会的矛盾与冲突, 使社会进入混沌无序的状态。换言之, 当丧失诚信成为社会的主流时, 为了使社会活动能够继续进行, 整个社会都必须为这种丧失诚信的行为“买单”, 这就造成了大量的社会资源被浪费的现实。

在三聚氰胺事件发生之后, 各大奶制品企业产品销量出现锐减, 广大无辜奶农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 国家和各奶制品企业为了尽早恢复市场和扭转不利局面, 即便是背负着巨大损失, 依然竭尽全力整顿奶源, 推出稳定市场的“安心计划”。一份来自摩根士丹利的报告最新研究报告称, 在三鹿事件的影响下, 中国乳业势必形成全面亏损的局面。而为了挽救受“毒奶粉”影响的数十万婴幼儿的健康, 中国政府不得不动用人力物力免费为这些儿童提供检查和治疗。由此看来, 只有诚实守信, 才能有效的节约大量社会资源, 也只有这样才能节约宝贵的社会成本。

老子有言:“信不足焉, 有不信焉!”。是啊, 人无信不立, 而当社会无信又会损失多少呢?当一个缺失诚信的社会要想恢复诚信的时候, 我们自己、家人、民族、国家都要为此而付出高昂的成本。

参考文献

[1]丁建凤, 张澍军.论诚信的几个问题[J].东北师大学报, 2008, (6) .

[2]张庆安.基于成本与收益视角的企业诚信问题研究[J].财会研究, 2008, (5) .

企业社会成本的特征及构成分析 篇9

企业社会成本的定义和特征

企业社会成本是指企业用于承担社会职能的非经济功能所耗费的成本或付出的代价,主要包括企业用于应由社会承担的职工医疗、住房、就业、养老、保险和福利等社会事业的支出。这种成本是一种企业非自愿付出的弹性成本,它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相关成本,即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有关联的支出,比如由于企业的生产活动所导致的环境恶化,产品质量不合格对消费者的伤害等,这部分成本是对企业不利的支出,二是无关成本,即与企业经营无关的成本,如税收,它是一种强制性的支出,企业必须支出的成本。

企业社会成本是企业为承担社会责任所发生的成本,它与生产产品成本、社会成本相比有共性,同时也有不同的特征。

1.生产成本的特征。一般来说,成本是指为了达到特定目的所失去或放弃的资源。这里的“资源”不仅包括作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天然资源,还包括经过加工的物质资源以及人力资源。“特定目的”是指需要对成本进行单独测量的任何活动,也就是成本对象,例如,一件产品、一项设计、一项服务等。

2.企业社会成本的特征。企业社会成本是企业为承担社会责任所发生的成本,它与生产成本具有不同的特征。

①非经济功能性。企业社会成本不应列入企业的生产成本之内,因为企业社会成本来源于剩余价值,不是企业经济功能性支出的成本。

②微观性。企业社会成本不是从国民经济出发来描述的,而是微观上的一种企业成本。现阶段企业社会成本还是从企业内部的角度来进行的,研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理顺企业与社会的关系,让企业合理负担企业社会成本,使其良性发展。

③外部经济性。企业社会成本与社会责任成本相比较,具有相反的含义,它具有“外部效应”的特征,能为外部(社会)带来效益。企业社会成本是企业承担社会职能给企业之外的其他社会组织带来效益的“外部经济”行为的成本。

④难以计量性。企业社会成本内容特殊,包含很多比较主观的东西,产品质量、顾客的满意度等内容不好用准确的方法加以计量,这也是研究企业社会成本的难点所在。

⑤非自愿性。也许这种看法会引起质疑,但我们认为就目前中国的现状来说,企业承担的社会成本大多是非自愿性的,是强制性的。这种观点一直贯穿于文章始终。但不可否认,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随着思想意识的改变,人们可能会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

其实企业社会成本内涵更广泛,企业社会成本不仅仅指传统企业社会成本,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也要发生相应的社会成本,这时的企业社会成本一部分可以资本化,一部分费用化。这样,一部分形成了企业的资产和负债,另一部分变成了损益。

3.企业社会成本与社会责任成本的区别。社会责任成本是指一个公司或企业从事谋利经营活动而消耗的并未计人自身成本费用中的社会资源或给社会带来的损失,即企业经营活动带来的消极外部效应,其实质上也是一种社会成本,是以会计特有的方法和技术对企业经营活动所带来的社会损害进行反映和控制。

从社会责任成本和企业社会成本的定义中可以看出它们的区别:首先,概念不同,社会责任成本核算企业对社会的损害,是外部不经济;企业社会成本核算企业对社会的贡献,是外部经济。其次,内容不同,社会责任成本的主要内容包括社会人力资源成本、资源耗用成本、环境污染成本、社会管理成本和其他社会责任成本;企业社会成本的主要内容包括税务成本、职工责任成本、环境成本、产品质量效益成本、公益福利成本。

企业社会成本的构成

1.税务成本。企业在持续经营中,必须向国家上交各项税收,由于税收是由国家强制征收的,这部分费用企业是无法控制的,因此税收的存在减少了企业的经济效益,增加了社会效益,企业只能通过合理的纳税筹划来减少这部分支出。

2.职工责任成本。职工责任成本是指企业为职工的各项福利事业所发生的支出,包括职工的教育成本,安置伤残人员工作岗位,为保护妇女职工所发生的支出,以及为职工交的社会保险等支出。

3.环境成本。环境成本是指企业本着保护环境的目的,对企业的经营活动可能造成的环境恶化采取措施所发生的成本。企业为了可持续发展,必须遵循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包括对环境恶化的防治。目前,保护环境更是一项义务。企业在环境成本上的支出主要包括购买环保设备和维护设备运行方面的支出、为了减少污染而进行产品质量优化所发生的支出和污染物质回收所发生的支出。虽然这是一种非经济性的成本,但由于环境的改善,会增加社会效益。

4.产品质量成本。产品的质量成本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产品的安全和产品的品质。为产品质量所发生的支出对企业来说,增加了消费者的认可,可以提高企业的声誉,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同时,保护了消费者安全,给消费者提供了高质量的产品,也增加了社会效益,因此,产品质量成本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5.公共福利成本。公共福利成本是企业为了公共事业、公共福利所发生的各项支出和耗费。公共福利成本主要包括对教育和科研部门的资助、对公共医疗项目的资助、对社区福利组织的现金捐助和劳务付出,还包括对灾区进行的捐赠和赞助支出等。公共福利支出是企业发生的一种对社会做出无偿贡献的社会成本。

企业纯社会成本

企业纯社会成本,是指从企业社会成本中扣除内部职工受益的成本支出后的一种纯成本支出,主要表现为社会从企业(主要指国有企业)社会职能活动中所获得的净收益。企业在社会职能活动中发生社会成本所带来的效益,一部分为企业职工享有,另一部分则为社会享有。所谓“社会”可以指国家,也可以指一般社会大众,还可以指另外一个企业(或一群企业)。这种社会受益并不承担相应的成本支出,对社会而言纯粹是一种净收益,而对于企业来说,则是与社会所做的非平等性交易的成本支出,是一种纯粹的社会成本支出。企业往往以低于成本的价格,让利于社区居民,从而造成社会净收益的发生,而其中未能实现的需要补偿的纯社会成本则由企业来负担。企业纯社会成本支出表现为四种类型的社会净收益:

1.社会与企业发生经济交换时的净收益。一部分是在互惠交换中社会获得的净收益,更多的则是非互惠交换中社会所获得的净收益。当然,企业(尤其是为特大企业而建立的企业城)完全可以实施较高的垄断价格以收回纯社会成本,甚至可以以高于纯社会成本的垄断价格获得垄断利润,使企业内部成本外部化。如我国电信收取高额初装费和使用费那样,不但可以补偿企业纯社会成本支出,而且可以获得垄断利润。

2.企业与社会不发生经济交换时的净收益。由企业提供的某些公共产品,为社会无偿使用,而不发生任何经济交换由社会获得净收益的情况是企业纯社会成本存在的一种类型。如企业兴建的公园、马路、草坪、治保部门提供的安全防卫等等,都可以被社区居民免费使用,作为使用者的社会大众并不通过经济交换的形式支付任何费用,他们可以免费进入公园游览等。企业提供这处公共产品的耗费是一种不能获得补偿的净支出,而这种公共产品的消费并不具有排他性,社会可以从这种不具排他性的公共产品的消费中获得净收益。

3.社会自企业无偿支出中获得的净收益。在现实中,社会可以从企业兴办的多种福利事业中得到好处,而这些福利性支出纯属无偿支出,社会从中获得的净收益构成企业纯社会成本的一种类型,比如,企业兴办的幼儿园、小学、中学、技校、职工大学等,为社会提供了免费人才,企业培养这些人力所投入的大量人力资本,待学生毕业后因溢出企业为社会或其他团体无偿接纳而无法收回,而获得使用人力资源的社会则免费收益。作为一种社会福利,企业兴办教育投资与国家兴办的公共物品没有什么区别,在其义务培养的毕业生不在本企业工作时,便形成一种纯社会成本。又如福利住房,本应属于职工居住的,但享惠者除了职工之外,还包括其父母、子女等亲属,在低房租或无房租的情况下,这些非企业人员都无偿享用了福利住房,使社会净收益得以增加,这也是企业纯社会成本的一种类型。

4.企业被动创造的社会净收益。企业被动创造的社会净收益,表现为不得不为之的就业问题,尤其是子女就业问题。往往是在社会就业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以增加企业人工成本为代价而被迫吸纳“就业”人员,从而增加企业的社会成本。20世纪80年代,国有企业为解决子女就业问题,创办的“大集体”,就是以牺牲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为条件而产生的。这种情况不仅增加了企业社会成本,而且直接侵蚀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这种本应由社会解决的就业问题,转由企业操办,这为企业带来了负面影响和可观的纯社会成本,成了社会从中获得净收益的一个来源。

社会成本问题 篇10

提前介入权威发布

2010年初冬, 哈尔滨市气象部门预报, 今年冬天有可能是极寒天气, 哈尔滨最低气温可达摄氏零下33度左右, 是近二十年的最低值, 降雪量是三年的总和。

众所周知, 哈尔滨地处高寒地带, 降雪量平均在全国最大。每年冬季“清冰雪保交通”是全市的一项重要任务。几年来, 哈尔滨市开发各种社会资源, 采取市场化手段, 调动凝集各方力量, 参与冬季清冰雪工作。虽然冬季交通得到了很好改善, 但面对即将出现的极寒天气, 清冰雪设备、人员、工具等方面现状如何?准备怎样?是否能够迎战极寒天气的挑战?哈尔滨日报派出多路记者进行了采访, 立体式对全市清冰雪工作进行报道, 发表调查报告、通讯和消息等文章12篇, 同时进行新闻链接把外地好的经验进行可操作性的介绍。引起了哈尔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 重新修订了《哈尔滨市冬季清冰雪工作管理条例》, 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城市周边农民进城清冰雪。既给农民创造了就业机会, 又解决了劳动力不足问题;投资1000多万元, 购买20辆新大型清冰雪专用车。

据哈尔滨市有关部门统计, 2010冬季与往年相比车辆肇事率降低1.2个百分点, 车辆路面交通速度是近年来最好的一年, 降低哈尔滨冬季城市管理费用支出两个多点。

搞好预知减少上访

2010年, 哈尔滨城市建设在投入、规模、数量等方面都超过了往年, 涉及100多家中省直单位、几十万市民。情况之复杂, 矛盾之突出, 范围之庞大是从没有遇到的。黑龙江省委常委、哈尔滨市委书记盖如垠, 对市直新闻媒体提出了要求, 城市建设能否顺利进行, 得到全市市民和有关单位的理解和支持, 关键看舆论宣传。

哈尔滨日报是市委机关报, 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应该更好地发挥党和群众喉舌的作用。舆论先行, 怎么先行?一时间成为报社的中心话题, 编委会多次召开会议研究, 确定从三个方面进行舆论先行。一是详细解读国家省市有关政策。调动哈报集团所属报刊、网站力量, 形成新的资源合力, 针对各自受众的特点, 邀请省市有关专家具体讲解政策, 现场一对一解疑释惑, 不吝啬版面进行宣传。二是由点到面进行引导。在房屋动迁中, 很多市民积极配合, 按照要求主动提前行动, 起到了榜样带头作用。在道外区居住的赵大妈, 主动提前搬出, 还动员邻居支持政府工作, 成为解答政策的专家。哈报集团各个媒体对赵大妈进行了报道, 在动迁户中产生了影响, 得到了政府的奖励。在两个多月舆论先行中, 宣传赵大妈式人物30多个。三是跟踪监督反馈市民。在房屋动迁中, 有个别工作人员素质低, 在解答政策和工作方法上, 出现了“冷横卡”现象, 在有的中省直单位和部分市民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哈尔滨日报等所属媒体进行公开见报批评, 督促有关部门进行改正, 对当事人给予处分, 得到了大家的欢迎。

在2010年哈尔滨城市建设总结大会上, 对哈尔滨日报等媒体的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 并授予信访工作先进单位标兵称号。

舆论引导热爱家乡

每年的哈尔滨冰雪节, 都会出现一些让中外游人不悦的事情。投诉出租车、冰雪景点服务差占冰雪节期间最高比例。哈尔滨市委主要领导提出要求, 提高冰雪节在中外的知名度, 必须提高服务工作质量。市属媒体要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为办好冰雪节做出努力。

哈尔滨日报与哈尔滨市有关部门联合开展了“爱我家乡, 让雪塑冰景更美”活动。制定了以积极引导为主, 监督批评为辅的工作思路, 集中优势版面位置, 不惜篇幅进行宣传。哈尔滨报达出租司机张玉强, 在送外地人去机场返回途中, 发现客人的手包掉在车后座。包里有各种证件和现金8000多元。张玉强是一位下岗工人, 爱人在家待业, 孩子正处于初升高的关键时期。这笔钱对他们全家太重要了, 尤其对儿子的学习有着关键的作用, 可以请一位家教, 帮助孩子考上省重点高中。张玉强没有丝毫犹豫, 在取得乘客同意后, 调转车头把手包送到了客人手上。客人被哈尔滨出租司机的行为所感动, 拿出两千元就往张玉强手里塞表示感谢。张玉强回绝了客人的礼金, 说这是哈尔滨人应该做的。张玉强的事迹见报后, 在全市出租司机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争先为家乡美名做贡献。

由于哈尔滨处于高寒地区, 经过漫长寒冷的冬季, 城区出现了很多裸露地。为了消灭裸露地, 净化空气质量, 哈尔滨市政府采取了谁受益谁管护的承包办法, 让各单位一起动手消灭裸露地。哈尔滨日报在一版开辟了消灭裸露地曝光专栏, 对在限期没有完成承包任务的单位和责任人公开见报, 督促被曝光单位抓紧时间完成任务。有的单位没有把消灭裸露地当回事, 强调客观, 拖延时间, 想蒙混过关。哈尔滨日报进行深入采访, 进行第二次曝光, 把承包单位责任人请到“版面”上, 向全市市民公开承诺完成任务时间, 请市民们一起进行监督。

维护社会安定需要更高成本 篇11

社会治安：态势稳定 矛盾不少

《小康》：在“中国平安小康指数”调查中，仅有12.1%的受访者认为社会治安状况“不安全”。作为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的研究者，您如何评价中国整体的社会治安状况？

王宏伟：近几年，中国总体社会治安态势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治安形势越来越恶化，警察付出的努力也越来越多。这和中国处在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交织叠加有关，很多社会矛盾同时涌现，“按下葫芦又起了瓢”，具有共时性。

中国现在处于一种“经济发展失序，社会发展失稳，社会道德失规，公共心理失衡，社会关系失信”的状况，所以需要投入大量的警力，采用更高的成本来维护社会安定。

《小康》：除受关注较高的食品安全、社会治安、医疗安全之外，您还要提醒公众注意哪些安全问题？

王宏伟：比如信息安全，要去解读它，需要技术的支撑，往往会被老百姓忽略。还有许多安全问题的风险很大，但是人们对于它的认知不够，比如车祸，它死亡的数量远远高于空难，但是人们更多地关注空难，因为人往往对自己无法控制的风险更加恐惧，而对于能控制的安全问题，关注度要低一点。

应对矛盾：政府主导 社会参与

《小康》：请您举例谈谈公共安全问题存在的原因及应对措施。

王宏伟：像“城管与小贩”这类问题的发生，是由于公众具有被剥夺感，期望与现实差距越来越大，不满情绪越来越多，加之社会缺少公平与正义导致的，人内心挫折感积压后便会释放并宣泄情绪。归根结底，是体制的原因。

在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下，应该采取“政府主導，社会参与”的措施来共同应对社会矛盾。政府要加强在公共安全方面的投入，动员社会力量参与。

《小康》：您怎样看待公安部门开展的各种“严打”行动？

王宏伟：严打形式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从长远来看，不应该进行这种轰轰烈烈的执法运动，执法行为应该是常规的，具有相对稳定性，严打行动只会让人感觉执法者的自由裁定权太大。

群防群控：越是发达 越要规范

《小康》：我国许多城市都在建设“平安城市”，也开通了城市治安的电子防控系统，公众的个人隐私可以为公共安全而“牺牲”吗？

王宏伟：电子防控系统要处理好公共安全和个人隐私之间的关系，不能为了公共安全的需要而忽略个人隐私，这种方法肯定是要受到质疑的。

到处都是监控就等于没有监控，因为每个监控的图像都会占用人的注意力，而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在中国台湾的地铁里，监控摄像头安置在某个特定的区域，只把注意力集中在那里。

科技仅仅是手段，西方一些国家的科技比中国先进，但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迷信技术，科技应该服从于人，而非取代于人。

社会必须形成一个群防群控的网络。要培养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形成社会组织；还要加强公共安全的教育，在全社会形成一种意识和规范。

《小康》：其他国家公众的安全意识是怎样的？

王宏伟：在安全意识方面，越发达的国家，越珍惜生命，安全防范也越规范，发展中国家的安全意识普遍不太高，非洲的一些国家可能连突发性事件的预案都没有。美国也有自己的问题，枪支泛滥，校园枪击事件多，但美国人的安全意识很高。

社会养老保险转制成本及解决思路 篇12

养老保险转制成本与其财务制度密切相关。一般认为养老保险财务制度有三种模式:现收现付制、基金积累制和部分基金积累制。所谓现收现付制, 即以“横向平衡”原则为依据, 先对最近几年内所需支出的养老费用进行测算, 然后以支定收, 将这笔费用按一定的提取比例分摊到参加保险的各单位, 使得基金收入与支出在年度内大体平衡的筹资模式。所谓基金积累, 即以纵向平衡原则为依据, 在对一些有关人口健康和社会经济发展指标 (如退休率、伤残率、死亡率、工资率、通胀率) 等进行长期测算的基础上, 将被保险人在享受保险待遇内的费用总和按照一定的提取比例分摊到整个投保险期, 并对已经提取尚未支付的保险基金进行了有计划的管理和运营。所谓部分基金积累制, 即现收现付制和基金积累制的混合体, 养老保险制度按缴费的不同主体按不同的财务模式运行, 但从总体上看呈现混合特征。

采用“现收现付”的筹资模式时, 特定时点累积的对政府部门索取养老金的权利价值, 减去历年滚存的基金余额, 其差称为隐性债务。因为本代人缴纳的养老保险费, 被政府用于上一代人的养老金, 这样, 相当于政府欠了本代人一笔债务。当本代人退休后, 政府需要给这些人提供养老金, 提供的养老金就是对这笔债务的偿还。如果改变财务制度, 由现收现付制改为“基金积累”制, 这时, 会出现以下问题:在新制度实施时已经退休的人 (“老人”) , 他们缴纳的养老费已经被上一代人用掉了, 而新制度实施后缴纳养老费的人 (“新人”) , 他们缴纳的养老费是为他们自己退休以后积累的, 这些老人的养老金就成了一笔需要由政府来承担的债务。此外, 还有一部分人, 他们在新制度实施前参加养老保险, 新制度实施后尚未退休 (“中人”) , 这些人在新制度实施后缴纳的养老费是为自己退休后积累的, 而在新制度实施前缴纳的养老保险费也已经被上一代人使用了, 因此, 这笔养老金也是政府的一笔债务。

从上面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转制成本是从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过渡到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所付出的改革成本。新制度建立一方面需要继续偿还旧制度的债务, 另一方面需要为建立新制度积累基金, 这需要注入一定的资金, 保证新制度的建立和运行。两方面之和为转制成本。

2 我国养老保险转制成本的测算

我国从现收现付制向部分基金积累制过渡的过程中, 由于旧制度下的隐性债务必须要偿还, 所以同样出现了转制成本问题。必须指出的是, 我国的隐性债务和转制成本并不相同, 隐性债务与现收现付制相联系, 它指在现收现付的养老社会保险制度下, 在职一代把养老费缴给政府, 在缴费的同时积累了退休以后得到养老金的权利;而政府把在职一代的缴费用于同期已退休的人员, 因此在职一代积累的退休以后的养老金权利就成了政府的债务。如果现收现付制继续下去, 这笔债务将由下一代偿还, 对政府来讲这笔债务就是隐性债务。而转制成本来源于隐形债务, 但转制成本不等于隐性债务, 只有当现收现付制完全转变为基金积累制时, 转制成本才和隐性债务相等, 而在我国目前“统账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下, 只有需要被做实的那部分个人账户资金才够成为转制成本。

原国家体制改革办公室以1997年全国统一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为评估期对中国5年的IPD进行测算, 根据企业缴费率和退休年龄变动的情况不同, 对隐性债务分5种方案和3种回报率进行测算, 得到了15种不同债务规模, 其中方案一认为, 如果政府承担“老人”和中人的债务, 企业缴费率可以降到8%, 加上个人缴费的8%, 总的缴费率为16%, 以60%左右的养老金替代率和4%的投资回报率为标准, 中国的隐性债务为当年GDP的145.4%, 与OECD国家养老金隐性债务相当于GDP的100%~200%的比例接近, 比智利、阿根廷转制时的债务要高, 而比世界银行1996年的测算要高。

摘要：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 我国确立了“统账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 但经过十几年的实际运行,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出现了许多问题, 如制度变换过程中巨大的转制成本问题、个人账户空账等问题等, 这些都是我国养老保险制度面临的亟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本文试图分析转制成本的由来及对养老保险产生的重大影响, 并就如何解决转制成本问题提出一套可行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