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与社会论文

人口与社会论文（精选12篇）

人口与社会论文 篇1

摘要：农村人口结构尤其是人口自然结构不均衡、地域结构不均衡和社会结构的不均衡, 是影响和制约人口均衡型社会建构的重要方面, 因此, 要通过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的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制定统一的人口发展战略, 推进城乡统筹、区域统筹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发展和完善农村的教育体制改革等多种措施来推动其实现。

关键词：人口均衡型社会,农村人口结构,自然结构

1 背景

人口均衡型社会是当前为解决中国的经济发展面临资源、环境、生态等各种问题而提出的新的理论与概念, 目前正在为人口学界所关注、探讨。“人口均衡型社会是一种以人口均衡为特征的新的人类社会发展形态, 是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具体表现形式, 不仅是人与人均衡的社会, 也是人与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均衡的社会。”人口发展不仅有其自身有内部的发展规律, 要保持内部的均衡;同时人口发展与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也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即人口发展也需要保持外部的均衡, 而且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二者之间相互影响, 相互制约, 内部均衡是外部均衡的前提和基础, 外部均衡是内部均衡的重要条件。建构人口均衡型社会不仅体现为在资源和环境约束下人口规模、结构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均衡问题, 也表现为人口规模、结构、生育率和自然增长等人口系统内部各要素变化之间的动态平衡, 人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 人口均衡发展即受生物学规律的支配, 也受社会、经济条件和自然环境的影响, 因此实现人口均衡发展是一个复杂和长期的过程。

农村人口是中国人口的主体, 农村人口结构是农村人口的一个重要方面, 农村人口结构尤其是人口自然结构不均衡、地域结构不均衡和社会结构的不均衡, 是影响和制约人口均衡型社会建构的重要方面, 农业资源有限性和农村人口绝对过剩以及人口增长的无限性是人口均衡型社会建构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因此, 科学认识农村人口结构的问题并采取合理有效的对策是推动人口均衡型社会建构重要内容。

2 问题

2.1 农村人口的自然结构问题

人口的自然结构主要表现为人口的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 我国农村人口自然结构的主要特征是出生性别比失衡和人口老龄化的突出。与城镇人相比, 农民的生育意愿突出, 农村人口增长迅速, 形成了庞大的人口基数。同时, 受传统的生育文化的影响, 我国农村养儿防老的生育观念仍很浓重, 再加上性别鉴定、选择性人工流产等人为干预方式的使用, 造成我国农村出生人口性别构成男性偏高, 从而导致农村总人口性别结构的失衡。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和调查数据来看, 我国总人口性别比一直处于105以上的水平。2000年中国总人口性别比为106.74。2004年年末我国总人口性别比为106.29。根据抽样调查资料计算, 2004年我国城镇人口的性别比为99.80, 乡村人口的性别比为106.09, 比城镇人口的性别比高6.3%。从社会角度来看, 性别失衡冲击传统稳定的婚姻结构, 导致社会关系的失衡, 引发社会、道德问题, 因此可以说, 人口性别结构的均衡发展是实现人口可持续发展的一种长期趋势, 人口均衡型社会的建构就包含要实现男女两性在数量、素质和结构上的均衡, 从而使其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

2006年, 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49亿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1.04亿) , 是世界上唯一老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预计到2045年, 我国农村80岁以上老年人占农村老年人的比例将超过22%, 农村老龄人口的增加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一系列挑战。相比发达国家而言, 我国农村的人口老龄化速度和程度超前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 严峻的农村人口老龄化形势已超过城镇, 成为我国人口老龄化冲击最严重的地区, “未富先老”成为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重要特征, 导致老年人养老需求急剧增加。但是由于我国农村经济水平发展水平较低, 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农村养老公共福利服务体系不够完善、城乡投资的失衡, 导致我国部分农村地区, 甚至形成了“流动多-老化快-保障难-发展慢”的恶性循环。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和人口迁移流动加速, 大量劳动年龄人口从农村流出, 农村老年人口比重快速上升, 留守老人的规模不断扩大, 农村老龄问题将更加突出。养老的人力资源的短缺将会在所难免, 由此看来, 它不仅会加剧了农村社会的经济负担和社会养老负担, 更主要的是从根本上改变医疗卫生资源的代际分配格局, 引发潜在的利益冲突, 深刻影响人口均衡型社会的建设进程。

2.2 农村人口的地域结构问题

农村人口的地域结构主要指人口的地域分布和城乡结构, 表现为合理有序的人口流动、人口迁移和人口城市化的发展过程。城市化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 也是促进人口城乡结构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 具有典型的二元经济特征, 加快人口城市化进程, 使农民通过向城镇转移并最终实现城市化是解决三农问题、寻求农业资源与人口发展的平衡, 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最有效途径。1980年以来, 我国经历着地球上罕见的大规模人口迁移, 经历着世界上最为迅速的人口城市化进程。1982-2009年, 中国流动人口数量由657万上升至2.11亿人。但是我国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发展, 城市的公共服务体系并没有为农村人口进城做好准备, 。我国农民工参保率普遍偏低, 在“五大社会保险”中, 除工伤保险已有相当数量的农民工参加外, 养老保险的总体参保率仅为15%, 医疗保险的平均参保率为10%左右, 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目前仍与绝大多数农民工无缘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 2006) 。

进城的农民工并未与工业化同步进入现代化发展的进程, 并未真正享受城市文明。由于因为资源的有限性而设置的二元分割的人口管理模式, 构成了农民工驻足城市低成本就业、低水准生存的空间环境, 阻碍了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他们在城市不是以市民的身份存在, 缺乏对城市的认同, 由于角色转换与身份转换的脱节, 客观上形成的自我隔离状况, 使他们成为游离于城市体制之外的边缘群体, 如何实现这一庞大的边缘群体与城市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是建构人口均衡型社会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同时, 随着我国城市化速度的加快, 将会有更多的农村人口来到城市, 他们在为城市经济增长带来了活力的同时, 也赋予了城市公共服务、社会管理、资源环境以巨大压力和挑战, 用水用电紧张, 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问题会使得城市超负荷运转, 因此, 合理调整空间发展布局, 积极引导人口的合理分布, 实现人口城市化进程中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是未来发展的重点。

2.3 农村人口的社会结构问题

农村人口社会经济结构, 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的文化教育程度结构等方面。据2005年调查显示, 我国农村人口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 小学文化程度的占41.78%, 初中文化程度的占47.59%, 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10.63%。《中国青年就业状况调查报告》显示, 总体上城乡青年受教育水平差距明显, 这必然影响到青年农民工的就业能力。在培训方面, 政府为城市青年提供了比农村就业青年更多的培训费, 15%的城市就业青年培训经费来源于政府, 而农村青年的这一比例仅为7%。当前我国农村人口的文化教育程度偏低造成农村劳动人口的供给结构呈现出明显的非均衡性, 即农村劳动人口的市场供给与需求错位, 市场上需求拥有一定专业技术、经营管理才能和现代文化知识的农村劳动人口供给的明显不足和缺乏现代知识, 没有专业技能, 只能从事简单体力劳动的农村劳动人口的供过于求的状态。

许多农民在农村仍然采用以大量消耗资源为代价的粗放式、浅层次的传统生产技术进行农业生产, 不仅效率、效益低下, 经济增长缓慢, 也导致一些生态本来就很脆弱的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受农村人口文化教育程度低下的影响, 从农村转移的劳动力在城市大都集中于脏、累、险、苦等就业不稳定的部门, 进入正规部门取得稳定工作的进程十分缓慢。目前, 在我国加工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的从业人员中, 农民工已分别占68%、80%和85%, 煤矿采掘业为80%, 既懂技术又懂经营管理的农民“复合型”人才极少。人口文化素质与经济发展有很强的正相关性, 随着时代的发展, 现代种植业、养殖业和畜牧业对农民文化素质、科技素质的要求在不断提高, 只有高素质的劳动者, 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 农村人口文化教育程度偏低不仅影响了农民工收入的提高同时也影响了产业优化与升级, 成为制约未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人口难题。

3 对策

通过以上分析看到, 人口均衡发展的实现是一个渐进、逐步实现的可持续过程, 是实现人口与经济、资源与生态环境在空间布局上相协调, 并使不同区域的人口享受到均等化的社会服务和平等的社会福利, 具有平等的发展机会的过程。而农村人口在自然结构、地域结构及社会结构等方面的问题与障碍, 使得人口均衡型社会的建构变得更为复杂, 因而必须要通过推行制度改革等多种政策、措施来推动其实现。

3.1 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的农民社会保障制度

要通过制定整体的发展战略来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出生性别比偏高等的自然结构问题, 实施人口结构优化战略, 即是要促使出生性别比逐渐趋于平衡, 人口年龄结构趋于合理;分阶段科学地规划并实施好各项支撑农村家庭养老事业发展的社会保障制度、公共基础设施与服务提供等具体养老服务项目, 保证农村养老事业发展的系统性、连续性。在破除“以农养老”传统养老体制, 把农村人口养老经济供给纳入财政统筹规划解决的同时, 还要推进资金筹集多元化、老龄产业社会化的发展进程, 发展具有前瞻性的农村老龄产业, 开拓农村老年消费市场。加快农村养老保险社会保障法制化的步伐, 使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各项措施都有法可依, 便于操作并提高制度的稳定性。

3.2 制定统一的人口发展战略, 推进城乡统筹、区域统筹的城市化进程

人口城市化作为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过程, 在其战略实施过程中既要有利于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又要保证资源、环境的有效利用和持续利用, 还要保持生态系统的平衡。要以户籍制度改革为导向, 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创造农民工可转化为城市产业工人和市民的制度环境, 解决农民转化为市民过程中的就业、社会保障、教育等问题。不断完善城乡统筹就业制度与机制, 建立覆盖城乡的就业服务体系。同时, 将人口的城市化过程与城市资源的可承受能力结合起来, 将统筹城乡发展作为城市化的根本思路, 制定统一的人口发展战略, 避免出现单极中心化布局等现象, 促进人口地域分布的合理化。在推进外来人口本地化、常住化的过程中, 要相对提高大城市的生活成本, 推动人口产业流出, 同时也要不断提高新城市的生活质量促使人口产业流入, “从长远来看, 只有一个中心的都市圈是不可持续的。如果都市圈只有一个中心, 没有次中心, 对中心城市有相当大的压力”。要通过科学规划, 不断开发城市次中心, 保证农村人口有序转移, 既不破坏农业生态系统的平衡, 也不破坏城市生态系统的平衡。

3.3 不断发展和完善农村的教育体制改革

进一步加大投入农村教育投入, 确定农村义务教育保障机制的实施规则, 不断推进教育资源均等化, 注重农村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和劳动力技能的获得, 使其成为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型劳动者。同时, 针对农民工文化素质提高的培训教育不多, 加大培训的力度, 不断整合义务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等各种形式的教育资源, 探索多种适合实际的教育模式, 不断提升农民工的素质和就业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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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社会论文 篇2

一、人口规模和人口发展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排名第一的国家。截至2000年11月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显示，中国人口数量为12．95亿，占世界总人口的约1／5。目前我国人口的平均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20余人，世界人口的平均密度为38人，我国是世界人口平均密度的3份多。预计到2005年全国总人口将控制在13．3亿人以内。

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建国以后，由于生活条件和医疗条件的改善，出现了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特点。人口的迅速增加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压力，从70年代开始，国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迅速增长的势头有所遏制。但根据人口的惯性作用，在今后的几个年中我国人口仍将继续增加。

由于人口增长太快，新增的物质财富很大一部分被新增加的人口所消耗，所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比较低，形成“人口多、底子薄”的基本国情。积累少以及建设资金少，致使我国每年新增加的固定资产赶不上进人劳动适龄阶段人口增长的需要，造成劳动力就业的暂时困难。同样由于人口增长快，教育经费的增长跟不上学龄人口增长的就学需要，严重影响整个中华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

从70年代起，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20多年来人口数量控制已取得实效。1998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为9．5（千分之）。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我国的人口增长率继续保持着很低的水平，人口年平均增长已降到1．079（千分之），但是由于人口惯性，每年仍然以1279万的平均增量增长。许多人口预测表明，即使在这样较低的生育水平，人口惯性增长仍会持续到21世纪30-40年代，届时总人口将会达到15亿以上。因此，继续搞好计划生育工作控制人口总量是十分必要的。

二、人口结构特征

人口结构是衡量一个国家人口质量的重要指标。人口结构可以分为自然结构和社会结构两方面。人口的自然结构包括性别、年龄、种族、民族等要素的构成状况；人口的社会结构包括职业、文化程度、健康水平、社会组织等要素的构成状况。合理的人口结构对国家的安全和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的人口众多，其人口结构也有一些明显的特征。

1．年龄构成特征。人口年龄构成是指不同年龄人口的数量比例关系。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口再生产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50年代人口出生率一度上扬，死亡率则锐降，结果少年儿童和老年人口比重都上升了。60年代初中国遭遇了严重经济困难，但后来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出现补偿性生育高峰，致使人口显著年轻化。进入70年代，生育率明显下降，少年儿童比重迅速减少，但老年人口比重变化不大，年龄构成属典型成年型。随着出生率下降成果的积累，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年龄构成变化已十分明显。0-14岁人口2．8亿多，占总人口的盟．8％；15一以岁人口8．8亿多，占总人口的70．1％，历岁以上的人口8811万，占总人口的6．9％，65岁以上的人口正在增加。以上数据表明中国目前已踏人成年人口型的后期，老年型已在望。

2．性别构成特征。在社会稳定发展的情况下，一个社会的人口性别比主要由出生性别比和少儿性别比所决定。中国的人口出生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1982年为107．17，1990年上升到111．7，1997年高达120．14。2000年男性为6．5亿，占总人口的51．63％，女性为6．1亿，占总人口的48．37％。性别比为106：74。从总体上来说，现在还没有出现婚龄人口性别比失调的问题，但在一些地区，少儿性别比失调也导致早婚早育现象屡禁不止，影响国家大政方针的贯彻落实。

3．劳动人口职业构成特征。国际上一般将16-64岁年龄组列为劳动适龄人口。按此标准计算，中国不仅人口总数庞大，劳动力资源更为丰富。19卯年中国劳动适龄人口6。8亿，占总人口的2／3，2000年劳动适龄人口8．8亿。现在中国人口年龄构成正处于迅速变动之中，在一段时间内，少年儿童比重下降幅度将超过老年比重的上升，将使劳动适龄人口比重逐渐增大，导致我国的就业形势严峻。规模庞大的劳动人口在第一产业中占压倒优势，其绝对数量仍在上升，相对比重趋于下降，但速度不快。劳动人口在第二产业中的比重上升较快，但内部结构不理想。第三产业的比重出现明显上升，但仍然偏低。

4．城乡构成特征。在人口结构中人口的城乡结构，即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分别占总人口的比重，是衡量人口城市化的重要指标。中国城镇人口的比重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城市人口比重还很低，但人口城市化速度相当快。2000年人口普查统计，居住在城镇的人口4．5亿多，占总人口的36％；居住在乡村的人口8亿多。同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了9．8％。

5．人口质量特征。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接受小学教育的人口有4．5亿，接受初中教育的4．2亿，接受高中(含中专)教育的1.4亿，接受大学(指大专以上)教育的4571万人。文盲人口(15岁及15岁以上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为8507万人。同1990年相比文盲率由15．88％下降为6．72％。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程度的由1422人上升为3611人，具有高中程度的由 8039人上升为11146人，具有初中程度的由23344人上升为 33961人。到2005年我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初中毛入学率达到90％以上，高中60％，高等教育达到15％，我国人才素质进一步提高。此外为控制人口增长，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稳定现行生育政策，提倡优生优育等服务措 施，并加快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全民素质，实施人才战略，扩大人才队伍。

三、人口分布特征

中国不仅人口规模庞大，而且人口分布也极不平衡。总体而言，呈东密西疏格局，东南沿海地区人口高度稠密，是世界上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而西北内陆地区人口则相对稀疏，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在1935年发表的题为“中国人口之分布”论文中，第一次提出中国人口分布的这一显著特征：“今试自黑龙江之瑷珲，向西南作一直线，至云南腾冲为止，分全国为东南和西北两部，则此东南部之面积，计四百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三十六，西北部之面积，计七百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六十四；惟人口之分布，则东南部计四万万四千万，约占总人口之百分之九十六，西北部之人口，仅一千八百万，约占全国总人口之百分之四，其多寡之悬殊，有如此者。”文中所指瑷珲--腾冲线，至今仍是现中国人口分布地区差异性的一条基本的分界线。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的统计结果显示，我国东部沿海的辽、京、律、冀、餐、苏、浙、闽、粤、桂、沪11省市区人口达4．2亿，占全国总人口的37％多，面积12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13％；我国西部的陕、甘、宁、青、新、渝川、藏、滇、黔10省市区人口仅2．8亿多，占全国总人口的21％，国土面积达520方平方公里，占全国的54％。胡先生所指的我国人口分布东多西少的格局仍没有改变。

从人口密度来看，以上海市人口密度最高，每平方公里在2000人以上，而人口密度最低的西藏、青海和新疆，每平方公里不足10人。其中西藏仅为2人，相差十分悬殊。这种相差悬殊的人口地理分布，也是中国的自然环境、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因素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果。

其一，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人类活动要受到自然环境极大 的制约，人口的地理分布则体现了这种制约性。在整个自然环境中影响人口分布的因素很多，而对中国人口分布起主要影响的集中在地形、气候、资源等因素方面。地形因素。山地和高原不太适宜人类的居住，其原因就是温度和气压随高度的上升而下降，直接制约着人体的生理反应，对某些人来说，在海拔1800米高度即出现高山反应，超过4000米就可能因气压过低而死亡。而且山地和高原地区土壤贫瘠、交通困难，对农业生产和其他经济活动均有较大限制。因此人口绝大部分都趋向低平的平原和丘陵地带，而中国的东部就是平原集中 的地区，因而东部集中了大量的人口。

气候因素。气候决定着一个地区的土壤、植被和水文，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关系极为密切。一般而言，西北地区年积温过低、光照不足、无霜期短等都不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和人类的生活。更为重要的是西北内陆地区的降水稀少，年平均降水量只有100-200毫米，有些地区甚至在25毫米以下，严重地威胁着居 民的生存，从而造成人口密度过低。

资源因素。东南部有东北平原、华北平原我国最大的两个平原，以及淮河流域、长江流域、闽江流域、珠江流域等长期形成的冲积平原，雨水充沛，利于农作物生长。而西北部广大地区耕地少，或者有大面积可耕地，但多为高山高寒地带不利于居住。至于各种金属和非金属矿产资源，则西北部比较丰富，但由于受到经济发展程度和开发利用条件的限制，还没有充分利用，这将会成为中国改善人口分布不平衡的一个有利的条件。

其二，经济因素的影响。人口分布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其经济发展的水平。就中国而言，尽管近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明显的增长，但在世界上仍然是一个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水平不高，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较大，经济结构和经济布局仍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正是这些因素对人口的分布起着极大的制约作用。目前，中国劳动者总数中农业人口所占比重达到60％左右。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商品化水平很低，还未摆脱小生产和半自然经济的状态，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形 成的人口分布格局得以延续，未得到根本改变的主要因素。

其三，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人口分布除了受经济因素的影响外，还经常受到各种社会的和政治的因素的影响，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时期这种影响还表现得非常显著。唐代以前，中国的人烟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此后随着政治中心的东移，宋朝迁都开封、临安，元以后定都北京，人口也随着转移。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渗透和侵赂，在东南沿海地区开辟商埠，霸占租界，大量输入商品和资本，使中国工商业畸形集中到沿海少数大、中城市中，人口分布也相应出现了向沿海地区集中的趋势。

四、人口问题和内部安全环境

中国的人口控制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由于人口基数较大，加之经济因素和旧有人口结构的影响，使得人口问题在今天仍显得十分严峻。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乃至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人口问题仍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本因素。

人口问题表现最突出的，首先是劳动就业问题。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部分国有和城镇集体企业不能适应市场需要，企业经营遇到困难，出现不同程度的停产和半停产现象。据统计，近年来下岗和失业人数接近1000万人。虽然大量下岗职工很快实现再就业，但仍有不少人长期休息在家，这不仅造成劳动力资源的极大浪费，也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当前面临严重的就业压力，一方面是经济环境变化造成的，另一方面在其背后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劳动适龄人口的持续增长。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形势不会改变。

其次，流动人口的增长对社会稳定的影响。近年来，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中游离出来，流向农村的第二、第三产业和城镇非农业部门。流动人口的迅速增加，既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产物，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了巨大推动作用，但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大量流动人口的出现，又会对交通、城市基础设施带来巨大的压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稳定。近年来的统计显示，许多城市的社会犯罪，有很大比重是由流进来的外地民工所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50％以上的恶性案件是外地民工所致。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还将有大量流动人口向发达地区涌人，如何避免流动人口产生的负面影响，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第三，人口老龄化问题。从许多国家发展历程看。人口老化本身是经济发展到了较高阶段的必然产物，但中国却是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迎来了白发浪潮的冲击。老年人口比重迅速提高，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中国一定比重的劳动力数量所支撑的老年人口数将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这确实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随着人口老化步伐的加快，需要解决一系列与人口老化有关的人口问题，包括老年社会保障、老年健康、老年就业等一系列问题，这不能不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在人口老化的同时，劳动力队伍也呈现老化的趋势。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年龄已从1990年的34岁上升到现在的36岁。劳动队伍的老化，会对劳动力资源量带来消极影响，使经济失去活力，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

第四，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问题。由于人口对自然资源的巨大需求，不仅造成部分资源的短缺，而且对环境也有极大的压力。以水资源为例，由于人口增长对水资源的需求急剧增长，目前中国666-个城市中，缺水的城市有400多个，北方城市严重缺水的达100多个。首都北京的发展也为缺水所困扰，并成为北京长期发展的直接制约因素。

人口与社会论文 篇3

关键词：关键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测量；信度；效度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C9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5）05-0025-06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505003

收稿日期：收稿日期2015-01-07；修订日期：2015-06-09修回日期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唐丹，心理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

（英）标题Social Integration Scale of Migrant Population：Based on Monitoring Survey of Migrant Population 2013

（英）作者姓名TANG Dan

（英）作者单位（Center of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英）摘要Based on China National Monitoring Survey of Migrant Population 2013， that was conducted by National Health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the psychometrics indexes of Social Integration Scale of Migrant Population were analyzed. 4 items of the scale was deleted according to the discrimination and meaning，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scale was modified. The items of the modified scale showed satisfying discrimination， and reliabilities of the scale and subscale were quiet good.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integration and future living willingness， Identity of city， and hukou transferring willingness were found. This also suggested that Social Integration Scale of Migrant Population should be used correctly.

Keywords：（英）关键词migrant population； social integration； reliability； validity.

一、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社会融合是流动人口研究中的重要问题，许多研究者提出了对社会整合的测度，一般包括经济融合、文化融合、身份认同和心理融合等指标。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一直都关注流动人口的城市身份认同和心理融合问题，从2010年下半年调查开始加入了测量身份认同的量表，为流动人口社会融合问题研究提供了大样本的一手数据。

大量研究者对该量表进行分析，从各个方面对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身份认同等问题进行探讨。但由于调查方未对量表结构及使用方法做统一说明，研究者们在量表使用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量表结构不一致，由于不同研究者感兴趣的地区不一样，在分析时根据不同的样本对量表结构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导致出现同一个量表在不同研究中表现出的结构不一致，因子命名也不一致的现象。其次，未对量表信度进行讨论。再次，量表结构的重复讨论，由于没有正式文献的指导，研究者们在各自研究中都不得不对量表结构进行讨论，造成工作的重复。最后，所有研究未对量表项目的区分度进行分析，有的研究对项目的回答情况进行报告，发现在几个项目中做出肯定回答的人数比例为967%、953%、939%，这几个数据说明项目的区分度极有可能存在问题，但研究者并未关注此问题而继续分析数据；不同于一般的调查题目，项目区分度是量表的最基本的要求，如果绝大多数被访者在一个项目上做出一致的选择，该项目无法对不同的人进行区分，其存在意义值得商榷。以上问题的存在并不是研究者的研究水平所致，而是由于业界缺乏对量表质量的综合探讨，而数据发布方又未能及时对量表使用做出统一说明，以致出现误用和不一致的结果。

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对社会融合量表做了较大调整，主要对社会融合的心理方面进行测量（下称为社会融合心理量表），为了广大研究者可以更有效地使用该数据中的量表，减少误用，并避免重复劳动，本文将从项目区分度、量表信度及效度对该量表的心理测量学指标进行全面考察，确保量表质量，为各方数据使用者提供支持。

《人口与经济》2015年第5期

调查的具体方案见《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4》。由“一大”和“一小”组合而成。其中“一大”调查全年开展一次，按照随机原则在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城市抽取样本点，调查结果对全国和各省有较好代表性。“一小”在2013年调查中专指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调查，仅在部分城市中进行，社会融合量表归属“一小”。调查设计中计划对上海市松江区，江苏省苏州市、无锡市，福建省泉州市，湖北省武汉市，湖南省长沙市，陕西省西安市、咸阳市共计17000名流动人口在进行“一大”调查的同时加问“一小”。社会融合心理量表最终的有效样本量为16878，样本的年龄和性别分布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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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方法

根据心理测量学对量表的要求对社会融合心理量表进行分析，具体步骤及方法如下。

（1）通过鉴别指数评价每一个项目的区分度，根据鉴别指数对量表项目进行第一步删减。

（2）将样本随机分两个子样本，子样本A用于探索性因素分析，初步判断量表结构，并根据项目的因子载荷对项目进行第二步删减；子样本B用于验证性因素分析，对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进行验证。一方面澄清量表结构，确认量表计分方法，另一方面以此说明量表结构效度。

（3）通过Cronbach系数衡量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对30名外来人口进行时隔一周的重复测量，以两次总分的相关系数来考察量表的重测信度。

（4）以长期居住意愿、自我身份界定、户口迁移意愿等作为社会融合的效标，比较上述变量分组在社会融合量表得分的差异，从而验证量表的效标效度。

三、量表的测量学指标

社会融合心理量表为包含8个项目的4点李克特量表，请被试对各项目表达自己的意见，包括：完全不同意，不同意，基本同意，完全同意。从项目反应方式看，包含6个正向项目，分数越高表示融合越好；2个反向项目，分数越高表示融合越差。以下将对反向项目进行反向赋值后进行区分度、量表结构、信度和效度指标的考察。

1区分度

计算8个项目的总分，以总分排名最低的27%作为低分组（低于等于23分），以最高的27%作为高分组（高于等于29分）。将“完全同意”和“基本同意”编码为1，将“不同意”和“完全不同意”编码为0，分别计算高分组和低分数在每个项目中选择1的比例，以两组的差距作为各项目的鉴别指数 鉴别指数为心理测量学常用区分度指标，即高分组和低分组在该项目上的通过率差值。一般来说，项目的区分度在04以上表明区分度很好；03-039表明区分度较好；02-029表明区分度不太好需修改；019以下表明区分度不好，应淘汰。，以考察各项目的区分度。

从表2可见，“我愿意与本地人做邻居”、“我愿意与我周围的本地人交朋友”和“我愿意融入社区”三个项目鉴别指数均小于0190，同时这几个项目的标准差也相对较小，说明这三个项目区分度不佳。从调查的角度来看，说明流动人口绝大部分都“愿意与本地人做邻居”、“愿意与周围的本地人交朋友”、“愿意融入社区”；但从心理测量学的角度来说，这几个项目对个体测量的意义不大，无法通过这些项目来表现社会融合的个体差异。在以下分析中，将分别以保留所有项目和删除区分度过低的项目（五项目版本）两种方法对量表的结构、信度和效度进行分析。

2量表结构

将样本随机平均分为两个子样本，其中一个子样本A用于探索性因素分析，以考察项目间的关系，另一个子样本B用于验证性因素分析。

（1）探索性因素分析。

以子样本A对全部项目和五项目版本量表进行主成分法探索性因素分析并进行斜交旋转，均获得两个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全部项目模型的两个因子分别可解释总体方差的474%和204%；删除项目模型的两个因子分别可解释413%和334%。

对项目意义进行分析，量表可分为两个维度，分别可命名为“融合意愿”和“融合体验”，融合意愿反映流动人口对自身在所居住城市的主观融合愿望和感受，表现为愿意与当地人有深入的交往并且在对所居住城市有归属感，包括第1至第5个项目；融合体验反映出流动人口有关本地人对外地人的态度的体验，表现为感受到本地人对自己的接纳以及喜爱程度，包括第6到第8个项目。但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并不完全支持该理论构想，无论是全项目模型还是五项目版本都有相似结果，即根据项目的正反反应方式析出因子。进一步分析项目内容，项目6“我觉得本地人愿意接受我成为其中一员”，从内容上指向融合体验，但在反应方式上为正向反应，因子归属不清晰，将其删除后的四项目版本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更为合理（见表3四项目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两个因子可沿用“融合意愿”和“融合体验”进行命名，共同解释799%的方差变异。

（2）验证性因素分析。

以子样本B对全项目版本和四项目版本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如图1和图2所示。 四项目模型的模型拟合指数都非常好，接近于1，但该模型每一个潜变量之下只有两个观测变量，存在借用自由度现象，不适合对模型的拟合指数进行估计，为了对两种量表结果进行比较，文中对分析结果进行呈现。

从验证性因素分析的角度，两个模型都有较好的模型拟合指数。但全项目版本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模型拟合数不完全令人满意，其中TLI小于09，RMSEA大于008（见表4）。从区分度到探索性因素分析再到验证性分析，都说明对原量表中的部分项目进行删除是合理且必要的。

以全体样本，对全项目、四项目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进行分析，作为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指标。对30名21-49岁流动人口时隔一周进行量表重测，以两次测量得分相关系数作为重测信度。具体结果表5所示。无论是总量表还是分维度，量表都表现出良好的信度，在删除项目后，受累于项目较少，融合意愿分维度的内部一致性和重测信度相对较低，但基本满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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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量表效度

（1）构想效度。根据验证性因素分析可知，量表项目可构成两个潜变量，潜变量融合意愿与融合体验之间存在03以上的中度相关，与理论构想相符合。

（2）效标效度。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与其在流入地生活的其他变量应该存在一定关系，如长期居住意愿、自我身份界定、户口迁移意愿等。将上述三个变量作为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效标，以效标变量作为自变量，以社会融合分维度及总分作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以讨论量表的效标效度。结果发现，在总分及各分维度上，三个效标变量主效应均显著，且差异模式一致，说明不同居住愿意、不同自我身份界定、不同户口迁移意愿的流动人口在社会融合量表上得分存在明显差异。具体表现为愿意长期居住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得分高于不愿意长期居住的流动人口；在自我身份界定上，认为自己是本地人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得分高于“新本地人”再高于“是老家人”；愿意将户口迁入本地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得分高于不愿意的流动人口（见表6）。以上结果与已有理论预期一致，证明社会融合量表有良好的效标效度。

四、讨论与总结

1原社会融合心理量表测量学质量不尽如人意

经过完整的心理测量学考察，包含8个项目的社会融合量表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重测信度及效标效度。但量表中部分项目区分度较差。同时，探索性因素分析表明个别项目意义指向不明，验证性因素分析中部分模型拟合指标较低，提示原量表的心理测量学质量不尽如人意，有待进一步完善。

2社会融合心理量表使用建议

社会融合作为量表，应以整体作为变量纳入研究框架，可同时采用两个分维度得分或总分作为指标，不宜选用单个或者某几个项目。若因研究需要选取某些项目进行特别分析，在对项目进行加总时，需要对项目的区分度及信效度做具体分析。

原量表部分项目区分度较差，建议在以量表得分作为研究变量时，将区分度较差的项目删除后计算。在删除区分度较差的第1-3个项目后，本文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删除了意义模糊的项目5，得到四项目量表。进一步验证性因素分析及信效度分析，均证明删除4个项目后的量表仍然保留良好心理测量学指标。四项目量表一方面保持了原量表的结构，并使因子意义更清晰；另一方面保证了量表项目良好的区分度，确保可呈现被访者社会融合的不同水平；最后量表的两个分维度下项目数相等，可保证两个分维度在社会融合总指标上权重相同。建议在研究中仅使用四个项目进行分析。

3有关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测量的思考

社会融合是流动人口在城市居住发展的终极目标，除了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与城市人口趋于一致外，流动人口自身的感受非常重要。在研究流动人口社会融合问题中，必须对其心理层面的融合进行测量，量表是最常用的方式。多次的实践已经证明在大规模调查中使用心理量表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测量是可能的，就以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结果来看，量表结果与理论构想基本吻合，说明量表的设计和使用是成功的。但作为综合调查的一部分，大型调查中所使用的社会融合量表应注意以下问题：①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合涉及被访者个人的观念，特别是有关本地人、本地社区的一些体验和感受，对于有阅读能力的被访者，应使用自填形式，以避免出现社会赞许现象。②量表的项目一定要严格控制，不能完全沿用传统心理学量表以项目数量保证量表质量的设计路线，在保证量表基本测量学指标的前提下，分量表应以保持项目要求最低限为宜（3个项目）。③心理学量表中习惯通过正反两种表述方式来更全面准确地测量个体某一心理特征，同时借此避免被访者的思维惰性，但此方式在大型综合性调查中的适用性值得探讨。在大型综合性调查中，特别像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通过行政系统执行的调查中，调查员对心理测量技巧掌握有限，对项目的理解和解释准确性不足，同时调查时间紧迫，项目的正反转换给调查员和被访者都带来一定的认知负荷，增加了调查难度。在本研究探索性因素分析中所聚合出来的两个因子，除了分别指向意愿和体验外，分别也是正向题和反向题，也就是说现在的因子聚合有可能是由于项目反应方式导致的。因此，建议在大型综合性调查的量表中对项目使用统一方向表述，此举有助于提高项目实施效率，提升数据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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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菊华，张莹，陈志光.北京市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研究——基于不同代际、户籍及地区的比较[J].人口与经济，2013（3）：43-52.

[5]郑日昌.心理与教育测量[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1：29.

[6]刘军，富萍萍.结构方程模型应用陷阱分析[J].数理统计与管理，2007（2）：268-272.

[7]周皓.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测量及理论思考[J].人口研究，2012（3）：27-37.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方志]

人口与社会论文 篇4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我国的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受关注, 人口素质是发展经济和增强国家实力的重要条件, 是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资本。人口素质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联系是解决此问题的一个突破口, 本文将用统计分析的方法通过对影响人口素质发展的主要指标进行分析, 初步得出人口素质和社会经济发展微妙的联系。

二、人口素质的涵义及研究指标

“人口素质”是多学科研究的对象。我国学者朱国宏认为:人口质量、人口素质和人口品质均相当于英文中的Population Quality一词, 其所指是同一的, 至于使用哪一术语, 一来与时代背景有关, 二来与研究者的偏好有关。但随着研究的深入, 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使“人口素质”的说法。现代西方学者对人口素质的讨论最著名当首推从经济学角度对人口质量进行探讨的人力资本理论, 人口质量就是人力资本, 舒尔茨的“人口质量经济学”早已成为人口经济学中的一门显学。但与其说这是人口学的研究, 不如说是经济学的探讨。这与人口学和经济学的天生血缘性是不可分割的。从人口素质的外延来看, 主要是“三要素”和“二要素”之争。我个人认为,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 “三要素”论比较全面, 思想道德素质有很大的作用, 不能忽视;但是如果要从统计研究的角度看, 人口素质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适宜采用“二要素”论的思想对评价人口素质的各个指标变量进行定量的研究, 因为思想道德素质的研究缺乏必要的量化指标, 给分析研究带来一定的不便。所以, 在以下的研究中将采用“二要素”的思想。通过人口的身体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来分析人口素质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

根据人口素质的构成, 应遵循评价指标的“可比性”原则来选择指标, 作为人口素质水平的评价指标。

在人口素质的个体素质中, 文化素质起着决定作用, 而身体素质、思想素质和科技素质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在文化素质方面, 选取以下3个指标: (1) 文盲率。它是指15岁或15岁以上人口中, 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的比重, 是识字率的逆指标。 (2) 高等学校数。它可以从一定程度上体现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率。 (3) 招生比例。它是指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的总招生数占总人口的比例, 说明高等学校的普及程度和就学情况。在科技素质方面, 选取的评价指标为:科技从业人员数。它是指从事科技研究的从业人员的人数。在身体素质方面, 选取的评价指标为:死亡率。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口身体素质状况, 同时它还由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医疗卫生水平和生活水平所决定。在思想素质方面, 由于它难以量化, 因此忽略不计。

在人口素质的社会人口素质构成中, 年龄结构、性别比例和职业构成都决定人口素质的水平, 因此, 也要确定其可评价指标。在年龄结构方面, 选取以下两个指标: (1) 成年人口的比例。它是指15~64岁的成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是体现人口年龄结构状况的重要指标。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越大, 参与经济活动的人口就相对越多。 (2) 负担系数。它是指负担少儿系数和负担老年系数的总和。若成年人口的比例较大, 其社会负担就较轻, 负担系数相对较小, 这两个指标成反比关系。 (3) 预期寿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是衡量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指标。在职业构成方面, 选取的评价指标为:每万人口的高等学校毕业生数。它是指高等学校毕业生数占以万人为单位的人口的比例, 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人口脑力劳动者的比重, 决定社会人口素质的水平。在性别比例方面, 由于全国各地区的总人口性别比没有显著差异, 而且它难以对人口素质作确切的描述, 故不作为变量指标。

三、人口素质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

(一) 社会经济发展的内涵和当今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发达程度的主要标准, 但它所包含的内容及衡量标准至今在国际上没有统一而明确的界定。在传统经济学中, 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往往使用单一的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指标, 如人均GDP和恩格尔系数等等, 这些指标虽然具有简明和可操作性强的特点, 但尚不能全面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经济综合发展程度, 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 我认为在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时, 有必要结合人口素质等相关因素, 这样的评价结果才更加全面。

(二) 人口素质指标变量的统计分析

为了对人口素质进行定量的描述, 比较分析各地区的人口素质差异, 认识中国人口素质现状及其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 需要提出人口素质指数这个概念, 这对提高中国人口素质有重要意义。

人口生命素质指数 (PQLI, The Phsical Quality of Life Index) 是目前使用较多的衡量人口素质高低的一个综合指标, 相对比较权威, 它是1977年由大卫·莫里斯提出来的, 适用于考察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素质水平。PQLI是一个综合反映人口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的指标。该指标是由识字率、婴儿死亡率及1岁预期寿命三个指标, 通过指数计算综合而成的。用生命素质指数考察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素质, 灵敏度是很高的。

在分析人口素质时主成分分析法在评价各地区人口素质方面比使用单一的平均指标更加直观、全面。根据前文提出的我国31个地区的各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 分析结果如下:

分析方法:主成分分析

此表主要反映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 包括三项: (1) 各成分的特征值, 从大到小排列, 第1个主成分特征值为4.785, 第2个主成分的特征值为1.550, 第3个主成分的特征值为1.178, 在本例中只有3个因子的特征根大于1。 (2) 各成分所解释的方差占总方差的百分比, 即各因子特征值占特征值总和的百分比。 (3) 各成分方差占总方差百分比的累计百分比, 前三个因子的特征值之和占总方差的83.178%。因此, 前3个因子为人口素质的主成分。

分析方法:主成分分析

从表2可知, 标准化后的第一主成分中, 变量总负担系数、文盲率、死亡率的系数为负, 而其它变量的系数都为正。这是因为总负担系数、文盲率、死亡率对人口素质水平起着负面影响, 而其它变量起着正面作用。因此, 可以认为, 第一主成分是对人口综合素质的度量, 代表一个地区总的人口素质水平, 综合素质越高, 说明整体素质越好。在第二主成分中, 高等学校和预期寿命和总负担系数为负, 其它变量的系数为正, 并且正系数中高校毕业生比例最大。所以第二主成分反映了人口的高素质水平和身体素质水平, 可称为人口高层素质。它的得分越高, 表明人口的受高等教育程度越高和身体状况越佳。第三主成分中, 成年人口比例系数为负, 可见第三主成分反映了人口的基本素质状况, 即身体素质和识字水平, 可以称它为生活基本素质。

由于第一主成分反映的是人口综合素质水平, 所以要比较人口素质的整体水平, 应把全国各地区按第一主成分排序。排序结果反映了各个地区的人口综合素质水平的高低。北京、上海的人口综合素质水平最高, 贵州、西藏的人口综合素质水平最低, 这和各个地区PQLI指数的排序是一致的。

参考文献

[1]武建忠.数字中国.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2

[2]陈剑.人口素质概论.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

[3]向书坚.统计学与经济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3

[4]张德存.统计学.科学出版社, 2004

[5]胡健颖.实用统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篇5

雷切尔·卡森早在二十世纪中叶发表的《寂静的春天》中，便试图唤起人们对环境保护的意识觉醒。

同样的，欧洲哲人海德格尔也在黑森林中发出找不到家园的哀叹。

然而，绝大多数人的观念，仍然对于环境问题忽视不理。

当阿尔.戈尔在《难以忽视的真相》中谈论到全球变暖问题的严重性时，以几近无奈的语气自嘲道，“即使这样直白的数据，还是会有不少人认为，我在夸夸其谈，恐吓人们。

而其中也不乏知识渊博的科学家们”。

环境问题，确实已需人类关注。

一、人口、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关系的总体分析

人口、资源、环境、发展的关系实质上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了比较直观地反映它们的关系，笔者建构一个简单的框架图，说明各系统之间的初始关系。

人口、资源、 环境既相互依存、 又相互矛盾、相互制约，成为一个大系统、一个整体，整个大系统又由人类子系统和自然子系统构成。

丰富优化作用而这三者都与可持续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

资源是可持续发展的起点和条件;人口是总体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境则是可持续发展的终点和目标。

人口、资源、环境，只要有一方出现非良性现象，就会破坏发展的基础，从而造成环境恶化和混乱，成为一个恶性循环圈。

因而，要可持续发展，需要彼此之间的协调配合，对每一方面都需进行调整优化。

二、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关系的个别具体分析

1、人口

人口与环境的关系，是当前世界共同关注的热门话题。

当今许多科学家认为，全球人口对于环境的压力已经达到了自然界所能承载能力的极限。

比如印度普查人口所得数量已超过12亿，年增长率为17.6%，这相对于仅十来年前的5.6亿人口，已夸张惊人。

有限的国土面积几乎已经在超负荷运作中，压力骤增。

这样的危机背景下，人口对于发展的作用毋庸置疑是不容小视的。

因此，对于人口数量的调控，田雪原教授提出“全方位适度人口论”，笔者认为十分合理。

他将其定义为：相对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发展来说，人口数量是适当的，质量是稳步提高的，结构是比较合理的，即能够促进人口与其他发展因素协调发展的人口2。

可以说，适宜的人口增长率和规模、优良的人口素质、合理的人口结构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备人口条件。

2、资源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一切有价值的物质，即为资源。

资源可以分为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

自然资源可分为再生性资源、非再生性资源以及恒定性资源三种。

对于土地、森林等再生性资源，可以重复使用，通过人工修整、营造使之再生;但若再生的速度赶不上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的需要，便会产生资源短缺。

亦即，我们索取资源的数量和速度要有一定的限度，即不能超过资源本身或其替代品的再生或更替速度。

另外，对于非再生性资源，使用数量有限，用去的量失而不能复得。

那么，做一个简单的加法，可再生资源的短缺加上非再生资源的不可再生，总体来说，地球上的自然资源是处于稀缺状态的，而可持续发展则是无可选择的必须建立在稀缺自然资源基础之上。

(对于社会资源利用，取决于不同国家发展国情，此处在所不论。)

无论是自然资源还是社会资源，在当今社会，都处于稀缺状态。

而同时，人的需求却有无限性。

从而，形成了资源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尖锐矛盾。

这里不得不提到田雪原教授提出的“加权效应”。

联合国的一项统计表明，1960—1985年世界人口由30亿增加到48亿，增长60%;同期世界能源消耗增长130%，倍加于人口增长最主要的原因，便是人均能源消耗增长45%的“加权效应”所致。

因此，不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资源终将难以为继。

3、环境

在《寂静的春天》开篇，卡森便描绘了一个美国小镇遭受DDT污染的可怕情景。

她意图通过这个描写来竟是人们不断增强的环境危机。

卡森认为，“与核战争灭绝人类的可能性一样，人类整个生存环境的污染也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一百多年前，恩格斯也曾经发出忠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

对于每一次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环境无疑关乎着人类的生死存亡，而若是其恶化，后果不堪设想。

世界卫生组织于进行的一项研究估计，环境因素占全球疾病总负担的23%，换言之，全球23%的疾病起因可以归咎于环境原因。

“工业化20世纪的世纪病”哮喘病，每年可导致400万人死亡，并且是5岁以下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3。

无数事例证明着，环境的恶化，可以说是人类所无法承受的灾难。

近些年的非典、急性肠炎、疯牛病、核辐射等等，无不与环境恶化相关联。

由此看来，环境影响着人类的健康生活，进而影响着人口的繁殖增长，并宏观的作用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

三、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策略构想

1、控制人口数量，完善人口结构调整。

对于人口数量不断增长的控制措施主要采用优生优育的宏观举措，同时也能为人口质量奠定良好的自然和物质基础。

对于我国这类的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人口数量膨胀、人口素质较低的情况，宜从教育现状出发，不断完善教育体制改革，并同时贯彻实施“计划生育”政策。

而对于有些发达国家，人口较少、人均素质较高的情况，宜鼓励生育，同时控制外来人口数量，建立完善人口结构。

2、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并重。

对于资源的合理保护，首先要分析造成资源环境恶化的有关因素，并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实现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开发的双向发展。

对于不同类别的资源，采取不同措施应对。

如恒定资源类，只需控制其使用不污染环境即可。

而对于可再生性和非可再生性资源，尤其是非可再生性资源，应限制开发，最小限度使用，发挥最大利用效益。

3、结合不同国家国情，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可持续发展的状态，不论对于哪一个国家，都是其所追求的最终目标。

笔者前已论述，当人口、资源、环境符合良心循环圈时，便可达到最佳发展状态。

把人口、资源、环境、发展想协调而建成一个自组织系统，需要尽量减少彼此的摩擦和矛盾，降低由此带来的损失和代价。

可建立相应评估体系等，研究诸如资源环境的最佳人口承载力问题、经济适度人口问题等，以谋求可持续发展。

结语

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之间可以说是一个系统的整体，内在的各种因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对于人口资源环境的开发需要控制人口数量，完善人口结构调整入手，实现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并重，从而推进发展，以达到可持续的状态。

注释：

1.雷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田雪原《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宏观决策选择》，载《小城镇建设》，.6，第14页。

3.《世界资源报告》，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中文版。

参考文献

[1]雷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2]阿尔.戈尔《难以忽视的真相》，第97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片。

[3]朱江《<寂静的春天>对中国环境保护的启示》，长春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4]闫廷娟《人、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1.3。

[5]杨魁孚主编《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10，

人口与社会论文 篇6

关键词：人口普查；人口规模；人口素质；人口政策；经济发展

石景山，因首钢而闻名、因奥运启动转型升级的北京传统重工业城区。近年来，坚持首都文化娱乐休闲区（C R D）的长远发展目标，把握全面转型、科学发展的主题和“大调整、大建设、大发展”的主基调，按照“首都绿色转型示范区”的发展定位，以低碳、绿色的发展理念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全面转型，区域经济社会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

伴随石景山区产业结构的快速调整，人口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时期如何调控人口规模、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引导人口有序流动、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为打造北京CRD、构建和谐石景山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是石景山区“十二五”时期及更长时期人口发展的主要目标。

本文通过对比第五次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研究十年来石景山区人口发展变化情况，探讨人口发展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提出合理调控人口的对策建议，从而有效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全面转型。

一、人口发展状况

通过对比两次人口普查数据发现石景山区人口在总体规模、人口素质、就业结构、年龄结构方面出现新特点。

1.全区常住人口稳定增长

根据石景山区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全区常住人口为61.6万人，与2000年的“五普”时相比，十年共增加12.7万人，增长26%，平均每年增加1.3万人，年均增长率为2.3%。全区常住人口密度为从5800人/平方公里增加到7301人/平方公里。

从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的增长趋势来看，户籍人口增长缓慢，对人口规模的影响有限，外来人口增速较快，是石景山区常住人口规模扩大的主要因素。户籍人口从2000年的33.4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36万人，增加2.6万人，年均增长率为0.75%。外地来京人口从12.6万人增加到20.6万人，十年间增长了8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5.04%。

2.人口素质逐步提高

2010年，石景山区常住人口中，具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程度的21.4万人，具有高中（含中专）程度的15.1万人，具有初中程度的15.9万人，具有小学程度的5.6万人（以上各种受教育程度的人包括各类学校的毕业生、肄业生和在校生）。总体上看，石景山区大专及以上受教育人口不断增加，就业人口整体文化素质不断提升。2010年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1.7年，比2000年提高1.4个百分点。

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程度的由17314人上升为34684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30151人下降为24498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由30686人下降为25804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由13880人下降为9028人。15岁及以上人口的文盲率由3.5%下降为1.6%，下降1.9个百分点。

3.就业结构不断优化

从2000年到2010年，石景山区地区生产总值从108.6亿元增加到295.5亿元，年均增长10.5%；三产比重从19.9提高到57%。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从业人员格局产生较大变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由2000年15497人提高到20917人，年均增长3%，成为吸纳就业人员的主要渠道。三产从业人员人数占比从60.1%增长到72%，就业人口比例逐步优化。

按照现代经济理论的划分，就业人口在三次产业的结构水平上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即传统型、发展型和现代型（见下表）。结合石景山区的具体情况可以看出，石景山区目前的人口就业结构属于现代型。

4.老龄化迹象明显

通过比较“六普”和“五普”数据发现：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2.1%下降为9%；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80.2%上升为81.4%；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7.7%上升为9.7%，人口呈现“底部老龄化”趋势，未来人口老龄化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二、人口状况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人口规模增长、结构优化对于石景山区经济社会发展起到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带来消极影响。一方面，常住人口总量增加、人口素质的提高、人口就业结构的优化为区域转型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另一方面，区域人口状况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延缓经济社会发展，增加城市管理、社会治安等方面的压力。

1.协调度问题值得关注

国内外有关研究表明，人口每增长1%，G D P必须相应增长3%以上，才能维持原有的生活水平。国际上通常用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来描述两者的协调程度。当人口增长弹性系数在0.2以下为“社会协调发展级”，0.21-0.99为“社会渐进级”，大于或等于1时为“社会停滞级”。人口增长弹性系数越低，表明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度越高，反之则两者不相协调。从“五普”到“六普”的十年间，石景山区人口增长弹性系数0.22，处于社会渐进级。从具体年份看，石景山区从2005年起便从“社会渐进级”迈入“协调发展级”，2010年人口增长弹性系数为0.18。但随着首都功能核心区人口疏散力度的逐渐加大，作为城市功能拓展区的石景山区将成为吸纳人口的主要区域，人口总量面临一定的增长压力，给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

2.高学历人口比重偏低

在北京市范围内，石景山区人口受教育的突出特点是基础教育比重大，硕士及以上比例为3.3%，低于北京市3.8%的平均水平，高学历高素质人口相对较少。北京市69.1万研究生中，超过80%都集中在海淀区、朝阳区、西城区和昌平区，分别为30.2万人、13.7万人、6.3万人和5.4万人。目前石景山区的研究生学历人口不足2万人，造成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不易带动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与石景山区重点产业发展规划还有一定差距。

3.高端人才不足

对比两次人口普查数据可以看出，劳动年龄人口从36.2万人增加到46.1万人，增加9.8万人，年均增长2.4%；就业人口从2.6万人增加到2.9万人，年均增长1.1%。2010年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达到72%，与其他五个城区相比，石景山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仍然偏低，特别是高端行业、新兴产业从业人员依然相对较少。而且从第三产业内部看，全区三产从业人员中传统服务业如批发零售业从业人员比重超过18%，而重点发展的文化创意、高新技术、商务服务、现代金融、旅游休闲五大主导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均低于5%，这与石景山区构建以现代服务业为主体、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的产业体系发展方向不相适应。

4.社会保障压力加大

石景山区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74%，绝对数量超过46万，且人口总抚养比为过去十年以来的最低点，这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所在。但是，随着50、60年代出生的人陆续退出劳动年龄，自然退休人数大量增加，特别是首钢搬迁调整后，富余人员中有1万多人已达退休年龄，准备进入社会养老，使我区人口老化进程明显加快，2010年，60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已达到13.5%。这些无疑增加全社会养老金、医疗费用、社会福利和其他有关费用支出，对经济社会影响较为明显。

三、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人口政策

“十二五”时期是石景山区人口问题的凸显时期，也是解决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关键时期。坚持人口战略研究，以调控人口规模，优化人口结构，提升人口素质为重点，逐步形成规模适度、结构优化、与石景山区功能定位相适应的人口发展格局，推动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1.完善人口调控体系

加强对区域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监测，建立健全常住人口总量控制与结构优化的人口宏观调控体系。加强区域人口基本信息库和拓展信息库建设，推动人口、统计、人保、医疗等部门信息共享，开展人口数量和构成等数据分析，开展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加强人口安全预警预报。

2.提高人口整体素质

提高人口出生质量，改善妇女儿童生存和发展条件，全面推行学前教育、素质教育以及全面教育，大力开展社区教育，加大对外来人口的培训力度，提高区域人口综合素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3.优化人才发展环境

依托功能区、科技园等人才创业载体，吸引高技术人才创业；通过与高校、科研机构建立人才培养联动机制，创新人才培养机制；通过培育区域重点产业所需高水平企业家，注重对经营管理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围绕高端人才引进计划，实现产业发展与高端人才引进的顺利对接。

4.建立社会保障体系

加大公共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加强社区老年服务机构和基础设施建设，创新养老模式，强化养老服务，发展老龄产业，积极建立多层次、多渠道覆盖全区的社会保障服务体系。

参考文献：

[1]北京市石景山区第五次人口普查办公室，北京市石景山区统计局.2002.北京市石景山区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

人口与社会论文 篇7

满族从肃慎时期开始, 世代生息繁衍于我国“白山黑水”一带, 满族及其先民所处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直接影响着满族人民的生存与活动状态。“生态环境与社会环境决定了一个民族的生存方式, 一个民族如果获得了生存与发展, 则说明其适应了本身所处的特殊生态环境与社会环境, 选择了相适应的生存方式。”[1]14本文试从词汇学角度分析满族及其先民所处的自然及社会经济状况, 进而分析清初统治者制定东北人口政策的缘由。

东北地区山河众多, 山脉连绵起伏, 密林覆盖, 满族先民的生存与山紧密相连, 满语中关于山的词汇多达70个, 例如:alin (山) 、 buten (山根) 、antu (山阳) 、boso (山阴) 、hada (山峰) 等[2]170。在满语词汇中, 关于江河水流形态的词语多达130个, 例如:iren (鱼形水纹) 、biltembi (水泛滥) 、bisarambi (水散流) 、delishembi (水满晃动) 、 calgibumbi (被风吹河水推岸) 、yorseme (细水长流貌) 等[2]196。满语中关于山和水的词汇很多, 分类也很细致, 由此可见, 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等江河在满族人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东北地区气候环境恶劣, 和中原地区不同, 满语中可以考证的有关冰雪的词汇就有60余个, 例如:juhe (冰) 、gecembi (冻) 、 juhenembi (成冰) 、golonohobi (中流未冻) 、shakanaha (冰冻裂) 、 seterinehebi (冰化碎孔) 、wembi (融化) 、mukenembi (化成水) 、 nisumbi (溜冰) 、nimanggi (雪) 、labsan (雪片) 、undan (春雪凝冻) 、 shatumahabi (雪上微冻) 、shurgambi (风搅沙雪) 等[2]138。东北地区长期处在冰雪严寒的气候状态中, 人们便使用大量词汇来描述冰雪的各种形态。

满语中还有大量与动植物有关的词汇。其中, 关于树木形态的词汇就有25个之多, 例如:weji (丛林) 、bujan (平地树林) 、sidan (小树) 、fik (丛茂) 、jira (挤蔟) 、lukuken (略厚密) 、seri (稀) 、 gubulehebi (草木丛杂) 等[2]4049;有关采集类植物的词语包括orho da (人参) 、hibsu (蜂蜜) 、indahuun soro (酸枣) 、bigani mucu (野葡萄) 、umpu (山楂) 、mase usiha (核桃) 、sisi (榛子) 、huuri (松子) 、 latukuu sogi (刺儿菜) 、sanca (木耳) 等;有关动物类的词语, “野猪的专有名词至少有11种, 鹿的专有名词多达29种, 雕类的专门词汇16种, 鼠类的专用词汇竟达30种”[1]42。例如:giyahuun (鹰) 、 silmen (雀鹰) 、shongkoro (海东青) 、isuka (白雕) 、yolo (狗头雕) 、 nasin (马熊) 、najihiyan (白熊) 、mihacan (野猪崽) 、iren (白肚鳟鱼) 、 niomoshon (细鳞鱼) 、horo (黑鱼) 等。大量动植物类词语的出现和使用, 充分说明这些山珍和禽鸟野兽遍布山林, 是满族先民基本的生活来源。

二、满族的社会经济形态

广袤的“白山黑水”物产丰饶, 得天独厚, 可以说是一个天然的渔猎场, 为世代生活在这里的满族及其先民提供了大量丰富的资源。传统的渔猎、狩猎和采集经济, 在满族的先民经济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为满族人民提供最基本的食物和穿着。在满语中, 有大量关于野兽动物的词汇, 狩猎工具的词汇也不胜枚举, 例如: 《五体清文鉴》 卷二二关于狩猎工具的词汇就有cecike tatara asu (拉雀网) 、gūlmahūn i asu (兔网) 、tusihiya (鹰网) 、oholjon (野鸡活套子) 、gofoho (树上雀套子) 等。满语中还有大量鱼类、渔具方面的专门词汇, 如girin efulembi (敲冰打鱼) 、tungke tembi (凿冰叉鱼) 、hūrhan (大围网) 等。不仅关于渔猎、狩猎工具的词汇丰富, 满语中还有大量关于渔猎、狩猎的动词, 其词义范围非常广泛, 构词能力很强, 使用频率也很高, 足以证明早期的渔猎、狩猎经济在满族人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例如:butambi在《大清全书》 中的释义为:打渔捕禽兽之类;挣钱之挣。在《御制增订清文鉴》中的释义为:yayagurgugashanimahanisihaijergijaka beasuwěsenhūrhanfejilentulefibaharabe butambi sembi[3]。译作:用网、大围网, 打鸟的套子得到各种野兽、 飞禽、虫、鱼等动物称之为捕猎。在《清文总汇》中的释义为:禽兽之捕;打渔之打。

很明显, butambi的原型义项是“捕 (兽) 、打 (渔) ”, 因为对于以渔猎、狩猎经济为主的满族先民来说, 捕兽和打渔是他们赖以为生的手段。满族先民的渔猎、狩猎和商品经济下的挣钱是完全相同的概念, 满族人民吃不了的野兽和鱼类可以作为剩余产品用来商品交换, 可以说是养家糊口的手段。所以, 满语直接用butambi (捕猎、打渔) 来表示“挣 (钱) ”, 也只有深受渔猎、狩猎经济影响的民族才会出现这种词义引申方式。

不仅如此, 有些词最初的意思和围猎、狩猎没有直接联系, 后来通过满族先民的灵活运用, 增添了许多与狩猎和骑射相关的新义项。例如, meiren在《大清全书》中释义为:副;肩。在《新满汉大词典》中释义为:肩膀;副囊, 围肩;弓的把手两边;佛肩;副。sulfa在 《大清全书》中释义为:宽裕;松;地方广阔;心安之安, 例如:angga sulfa糊口, mujilen sulfa oci beye tuljembi心广体胖。在《新满汉大词典》中释义为:安逸;宽裕, 富裕;宽绰;箭射得充满, 舒展; 封谥:舒。jabdumbi在《大清全书》中释义为:得暇;济了。在《新满汉大词典》中释义为:妥当, 停当, 就绪;得空, 得机会, 来得及;骑射时来得及放箭;业已, 已经。jorimbi在《大清全书》中释义为:指示; 指引;指着之指。在《新满汉大词典》中释义为: (用手) 指;瞄准;指示, 提示;故意, 有意等。

农业生产作为社会经济生活的组成部分, 也在不断发展。清太祖努尔哈赤崛起之际, 满族开始迅速向农业经济过渡。满族早期的农业经济中, 生产工具落后、技术落后, 明末清初, 满族在汉民族的影响下, 生产水平大幅度提高。在满语中, 有大量关于开垦田地的词语, 可见满族人民对农业的重视。例如:usin (田地) 、iri (畦子) 、ujan (地头) 、yalo (地边) 、dooran (未开垦地) 、suksan (新开地) 、buksa (未割净地) 、funtuhu (苗不全处) 、huweki (壮地) 、hingke (薄地) 、sunehe (荒地) 、suksalambi (开垦) 、ubashambi (耕) 、secimbi (开垅) 、tarimbi (种) 、huhun (粪土) 、use (籽粒) 、usembi (下种) 、 tebumbi (栽) 、dukduhun (苗拱土) 等[2]2903。不仅如此, 农业的发展还集中表现在新作物的推广与技术的提高上, 例如:hife (稗) 、ira (大黄米) 、fisihe (小黄米) 、muji (大麦) 、je (谷) 、sasu (荞麦) 、arfa (铃铛麦) 、ajirgan (鸡肠菜) 、niyahara (小根菜) 等。这些词汇都是满语词汇, 不是汉语借词, 由此可见, 农业经济虽然发展缓慢, 但是也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 成为渔猎、狩猎和采集经济的有益补充。

三、清初东北地区的人口政策

清初东北地区的自然情况以及连年征战、人口稀少的社会情况, 致使清初统治者实行的基本都是增加人口的政策。特别是1644年 (顺治元年) 清廷迁都北京, 几乎全部臣民都从辽沈地区迁往京津地区, 历史上习惯称这次迁徙为“从龙入关”。据后人推算, 迁移人口超过90万人, 辽沈地区人口锐减, 这使得本来就人口稀少的东北地区变得更为荒凉。为了增加人口, 清政府采取以下几方面政策。

第一, 从其他部落和中原地区劫掠战俘。明末清初, 努尔哈赤经常以“民缺少”为恨[4]。永平之役后, 皇太极也十分关注俘获战俘的情况, 得知俘获人口“较先为多”时, 感叹曰:“金银财帛, 虽多得不足喜, 惟多得人为可喜耳!夫金银财帛, 用之有尽, 而人可尽乎?得其一二, 乃为我国民, 其所生诸子, 皆为我之诸申也。”[5]以后多次战争都能看到掠夺战俘、补充人口的做法。可见, 清兵入关前发动的战争, 始终把获取战俘作为最重要的目标之一。经过三十年的战争和招抚, 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 不仅壮大了力量, 而且从中原劫掠大批人口, 降者被编为自由民, 非降者分给官兵为奴仆。

第二, 奖励生产、生育, 减少新增人口赋税。明清之交, 土地荒芜, 人口锐减, 百废待兴, 清王朝采取奖励生产, 鼓励生育, “与民休息”的措施。鼓励早婚, 清朝政府规定, 男子16岁, 女子14岁就可以结婚。还给那些无偶人丁配给妻室, 进而增加生育人口。早在清天聪二年 (1628) , 清太宗就下旨:“国人贫乏无妻室者, 可给银, 令娶。”[6]对辽河所俘的捕鱼男丁, 给尚阳堡富裕之民及善阳者为奴, 并“给予妻室抚养之”[7]。清天聪六年 (1632) , 将汉民女子或寡妇许配给明朝降兵, 并赐给衣服。对穷困无妻室的满洲、蒙古、汉人归附者“配以妻室”[8], 使其各有所归。在满语中, 关于生产生育的词语有很多, 例如:beye jursu (双身子) 、fejilen bi (有孕) 、dedure biya (临月) 、ange sonjombi (害口) 、jui bajiha (生产了) 、beyeisihiha (分娩了) 、dodo (胎) 、tepo (胎包) 、 niyarhūlahabi (坐月子) 、biya fakuhe (过了月) 、huhun hagahabi (乳结住了) 、labi (接子) 等[2]1684。康熙五十六年 (1717) , 更有“盛世滋丁、永不加赋”的政策, 即新增人丁不再承担赋税, 即人丁税。 至雍正初年, 清世祖更是将人丁税摊入田亩, 即“摊丁入亩”, 这无疑是一项有利于无地少地贫民的政策, 他们不用再担心家庭人口的增加而增添沉重的赋税, 从而提高了生存能力, 为人口的生息繁衍打下基础。

第三, 鼓励移民开荒垦田。“吉、江两省, 荒凉尤甚。东南、东北沿边数千里, 毗连俄、韩, 有土地, 无人民, 犹自弃也。俄人于沿海岁移民数十万, 分屯开垦, 以荒废之区, 经营十余年, 遂成繁盛。一入我境, 荒芜满目。弱肉强食, 何以图存。近者日、俄两国皆设拓殖局, 以大臣领之, 权重力宏。有鉴于此, 亟应设垦务局, 特简大员督办, 派员前往内地, 招垦移民”, “岁以若千万人为率, 分段垦辟, 按年进行”。通过移民实边后“, 内力渐充, 乃可制外”[9]。1649年 (顺治六年) 清廷谕令:“自兴兵以来, 地多荒芜, 民多逃亡, 流离无告, 深可悯恻。着户部都察院传谕各抚按, 转行道府州县有司, 凡各处逃亡民人, 不论原籍别籍, 必广加招徕, 编入保甲, 稗之安居乐业。察本地无主荒田, 州县官给以印信执照, 开垦耕种, 永准为业。”[10]2331651年 (顺治八年) , 明确提出, “民人愿出关垦地者, 山海关造册报部, 分地居住”[10]233。其中, 最能充分体现清廷充实东北的是辽东招民开垦令的出台。不仅如此, 为了招徕更多汉人, 清廷还采取了降低赋税的办法, 这对移民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清朝初年鼓励民人开垦的政策, 有利于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 促进了东北的复苏, 荒芜的土地得以垦殖, 人口增加, 民户增多。

第四, 以人口的增减作为考核官员的基础。皇太极要求诸王大臣及各级官员体恤民情疾苦, 以人口的增减作为提升职务的标准。1653年 (顺治十年) , 清廷颁布了《辽东招民开垦条例》, 按招民的多寡, 授以大小官职, 并发给移民耕地、种子、口粮等, 以破格奖励和优待的办法, 鼓励关内人民出关开垦。顺治十年定例:“辽东招民开垦至百名者, 文授知县, 武授守备;六十名以上, 文授州同州判, 武授千总;五十名以上, 文授县垂主簿, 武授百总;招民数多者, 每百名加一级。所招民每名口给月粮一斗, 每地一炯给种六升, 每百名给牛二十只。”[11]

人口与社会论文 篇8

一、流动人口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一体化的必要性

流动人口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一体化主要指的是人口计生、劳动力市场以及治安等方面进行有效的管理, 同时为该类群体提供计生、教育、社会保障以及就业等方面的服务, 促使服务与管理达到一体化。对流动人口的管理主要应当体现以人为本的重要理念, 将管理与服务相互结合起来。在实际的管理与服务中, 两者一体化具有其一定的必要性。

(一) 有效加强政府对流动人口的管理。

多年来, 在对流动人口进行管理的过程中, 从防范式管理到综合管理就能够看出, 各地政府在对流动人口进行管理的过程中已经做出了不少的努力。与此同时, 不少区域正在对流动人口管理中不断探索改革的方式。虽然政府在此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 但是从实际现象中就可以看出, 政府管理部门在流动人口问题方面并没有承担良好的管理职责, 在管理中存在不少的不规范现象。在此过程中, 加强流动人口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一体化, 将有助于政府对流动人口的管理。

(二) 为流动人口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

流动人口远离家乡, 在就业、住房、社会保障以及教育等方面需求非常迫切。但是在实际管理中, 由于流动人口处于弱势的地位, 使得其连最基本的权益都无法获得保障, 还经常受到侵害。现如今社会表现最典型的就是拖欠工资。不少用人单位在与农民工形成劳动关系的过程中不能按照相应的规定签订规范的劳动合同, 正是基于此, 导致不少的劳动者基本的权益无法获得保障。如果在对流动人口进行管理的过程中与服务进行一体化, 不仅有助于管理的有效实施, 还能够更好地为流动人口服务。在保障流动人口各项基本权益的过程中, 保证其获得良好的公共服务。

(三) 促使流动人口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有效的衔接。

在流动人口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中, 流动人口管理中的各项问题逐渐的体现出来。过去防范式的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现如今庞大的群体。在此过程中, 管理模式转变为综合性的管理, 也就是将劳动和社会保障、公安以及人口计生委等相关部门联合起来进行管理。但是由于不少部门对管理对象了解的缺少, 导致其在实施综合管理的过程中无法起到良好的效果。在面对此种情况下, 推进流动人口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一体化对其具有重要影响。促使流动人口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有效的衔接。

二、制约流动人口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一体化的因素

在现代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 流动人口是其一项重要的特征。对流动人口进行有效的管理能够有效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流动人口在为劳动力区域和行业提供充裕劳动力的过程中, 促使社会劳动力市场形成, 优化了人才的配置, 同时对二元经济向医院现代化经济的转变具有重要影响。但是, 由于多方面的影响因素, 导致流动人口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存在较多的问题。

(一) “以人为本”理念尚未形成。

从上个世纪开始, 流动人口规模迅速扩大。虽然该群体也为城市经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是流动人口向城市涌进同样滋生出了较多的问题。在城市化建设不断实施的过程中, 这些问题也逐渐呈现多元化、全面化以及复杂化。防范的管理模式就是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登记和社会治安的管理。但是在对流动人口施行管理的过程中, 由于定期或不定期的对流动相关行为进行管理, 导致流动人口在一定程度上是引发社会问题的主要因素。在流动人口数量持续增加以及管理难度增加的过程中, 政府逐渐加大力度对流动人口的管理。随着城镇化建设的推进, 使得服务与管理逐渐趋于一体化。流动人口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一体化中的以人为本具有重要的影响。但是在实际管理与服务中并未体现这样一种理念。

(二) 跨区域服务管理机制存在脱节现象。

在现有的社会管理架构中, 流动人口实行的是属地管理原则。也就是以流入地为管理主, 但是流出地并未对其进行相应的管理和服务。也就是在现今流动人口管理中, 流入地与流出地服务存在明显的脱节现象。例如表现较为显著的地方有, 计划生育工作流入低不愿对管, 流出地对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情况管不住。现如今的超生现象较为显著的一个原因就是管理体制缺乏协调。针对流入低和流出地缺乏有效的衔接主要表现在管理机制设置的不统一。由于区域的差别, 导致流入地与流出地的常设机构不尽相同。其次就是管理系统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和协作。正是基于这两点, 导致跨区域服务管理体制出现脱节的现象。

(三) 流动人口跨部门管理体制存在不足。

政府在对流动人口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过程中, 通常都会由几个部门共同协作完成。这种现象就是典型的多头管理。在对流动人口管理的过程中需要明确各个部门之间的职责, 加强沟通与协作, 才能够对流动人口群体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服务。但是现如今的流动人口管理体制存在多方面的缺陷。机构设置存在的问题较为显著。在对流动人口实际管理的过程中, 存在不少的管理领导小组, 并且管理领导小组普遍以临时机构的形式而存在, 不能对流动人口进行常态化的管理。同时在对流动人口进行管理的过程中出现了各自为政的现象。不同的部门和机构依据实际情况对其进行管理, 而并没有与其他的组织机构进行协调合作。由此可见, 流动人口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一体化中流动人口跨部门管理体制存在的不足严重影响了其构建。

三、促进流动人口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一体化的措施

为更快推进流动人口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 就应当采取有效的措施, 更好的促进流动人口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一体化。笔者认为针对此方面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措施:

(一) 完善政策与相关法规。

为更好地促进流动人口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一体化, 就应当加强政策保障, 完善相关法规, 将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法制化、规范化。在此过程中因大纲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与维护社会公平公正的角度出发, 制定出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流动人口管理办法, 同时逐步完善相应的法律机制。在政策方面推进户籍制度, 渐渐剥离依附户籍制度的各项公共服务。在此环节中一旦获得政策的保障, 也就为流动人口的管理与服务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方向, 对保障流动人口权益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 明确管理职责。

流动人口的管理还需要相应的体制保障。通过体制保障能够明确相互之间的职责。首先, 在机构设置方面, 在流动人口较为集中的区域建立相应的综合管理和服务办法, 有专门的人负责流动人口事务。在明确区域职责的情况下, 将其工作分散到不同的服务管理工作与职能中。其次, 建立与之相应的工作协作机制。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涉及多个部门。因而在对流动人口进行管理的过程中应当加强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和合作。针对流动人口相关事务进行详细讨论, 将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提到日常的行为工作中。

(三) 加强信息保障。

在对流动人口进行管理, 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就应当建立动态监测和管理信息系统。相应的管理部门应当及时掌握流动人口的相关信息, 这是做好流动人口管理, 提供有效服务的基础性条件。因而, 就目前而言, 流动人口管理与公共服务一体化就应当加快流动信息的建设, 建立流动人口动态监测体系的建设, 掌握流动人口的来源地、流向区域以及人口的分布情况, 这样对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持具有重要的意义, 引导流动人口的合理分布。在此过程中, 还应当加快信息管理系统的建设。也就是对流动人口信息管理应当加强网络系统的建设, 同时各个部门在管理的过程中加强信息交流, 这样对流动人口信息资源化, 提高流动人口管理效率具有重要的意义。信息化管理模式不仅仅体现在对流动人口管理方面, 其还存在社会管理的各个方面。在现代信息社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 信息保障具有重要的意义, 能够为社会管理提供有效的信息数据, 促使其更好地管理。同时为服务对象提供完善的服务。

四、结语

总之, 在城镇化建设不断推进的过程中, 流动人口规模正逐步的扩大, 在该群体数量持续增加的过程中, 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有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与此同时, 为流动人口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 能够有效保障流动人口各项权益的实现, 促使社会城镇化建设更好地实行。

摘要：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 社会各种管理体制在逐步完善的过程中, 各种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促使我国社会各阶层的人群不断地向发展较为迅速的区域流动。正是基于此, 流动人口管理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是从当前社会现状来看, 流动人口社会与公共服务明显存在严重脱节现象。管理体制重的跨区域和跨部门不能获得有效的实施。在此过程中, 实现流动人口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一体化, 有助于解决流动人口诸多问题。本文就流动人口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一体化进行探讨, 以期能够对其有所了解。

关键词：流动人口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一体化

参考文献

[1]李树茁.中国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社会支持网络的分析[J].人口与经济, 2011.9.10.

[2]杨菊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社会融入的指标体系——基于社会融入理论的研究[J].人口与经济, 2013.9.8.

人口与社会论文 篇9

一、我国人口资源环境存在的问题分析

1. 人口问题

我国现有人口已经超过了13亿, 成为世界人口的第一大国, 尽管从上个世纪70年代我国就开始实施计划生育策略, 有些地区出现了人口的负增长现象, 但是从总体看来人口数量的增多却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据有关专家预测, 我国在2035年人口将达到16亿以上, 并且呈现人口的严重老龄化现象, 并严重超出世界平均水平。

2. 人口的整体素养依然很低

目前我国文盲和半文盲人数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为明显, 分析主要原因主要还是因为中国目前贫困人口的比例依然很高, 就业率和失业率居高不下, 依然有几千万的农村人口的温饱问题还没有得以彻底解决。加上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深入, 社会对人员的需求却出现了下降的发展态势, 从而形成国有、民营和事业单位下岗的人数不断增加, 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部分诚实人口的贫困现象。

3. 我国的资源开发较为严重

尽管我过的地下资源较为丰富, 但是这些能源的开发毕竟是有限的。由于过度追求经济社会的发展, 造成了资源的过渡开发造成了很多地区出现了沙漠化和盐渍化状态, 地下资源、森林资源和水资源出现了大幅下滑。我国地大物博, 但是人均占地面积却相对不高, 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 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开发会造成未来我国将成为世界进口资源第一大国, 这对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将产生很大影响。

4. 环境污染问题

由于人口过多的压力和相对落后的生产方式, 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现象, 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严重的威胁。从全球的形势来看, 酸沉降、全球变暖和臭氧层逐渐变薄的现象日益严峻, 空气和水资源的严重污染, 垃圾的处理问题已成为经济社会的一大困扰。

二、人口资源环境在经济社会中的地位

社会经济的发展应该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和终极目标, 但是人的发展离不开环境和资源。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尔萨斯认为, 用固定的土地供给相对于人口的不断增长和农业生产报酬的递减标志着单位资本的产出表现为下降的趋势。在整个经济系统中, 人口与资源、环境、消费、生产、自然和社会等方面的关系可以说是一个系统的整体, 人口与环境形成一种生态关系, 人口与经济形成经济关系, 人口与消费形成一种消费关系, 人口与生产成为一种生产关系, 人口与资源成为资源关系。在整个环境资源系统中, 都是以人为主体的社会环境的总和。环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 也是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自然基础, 通过不断吸收、储存和扩散而不断净化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但是, 对环境的开发必须在一定的限度范围内, 一旦超出了这个界限就必然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造成生态的破坏和资源的枯竭, 从而产生对经济社会的制约和影响。所以, 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好人口环境资源与经济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 才能实现对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 才能真正推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三、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实施策略

1. 控制人口数量, 完善人口结构调整

对人口数量不断增长的控制措施主要采用优生优育的宏观举措, 同时也能为人口质量奠定良好的自然和物质基础。实现对人口的控制也是解决人口资源环境的根本, 关系到经济社会的发展, 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对人口增长的控制既有利人口整体素质的提高, 又能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人力资本的积聚。完善人口结构需要从教育的现状出发, 不断完善教育体制改革, 加大对人才资本的投资力度, 并建立终身教育机制。

2. 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并重

对于资源的合理保护首先各地区要根据本地区的资源现状, 分析造成资源环境恶化的有关因素, 并积极采取有效措施, 实现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开发的双向发展。另外, 要加大对新技术的开发, 实现对资源的利用率, 并建立各级保护区。

3. 走区域经济的特色发展道路

区域经济的特色发展主要表现值第三产业方面, 对于旅游产业来说, 积极开发本地域的自然景观资源, 完善基础设施改造工作, 普及和落实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另外, 加强对从业人员的教育工作, 提高服务水平;加大新技术、新材料的引进, 不断实现技术创新, 推进工业化进程的加快。

四、结束语

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之间可以说是一个系统的整体, 内在的各种因素相互影响, 相互制约。对于人口资源环境的开发需要从控制人口数量, 完善人口结构调整入手, 实现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并重, 从而推进各地域特色经济发展的步伐, 这也是有效落实科学发展观和经济社会战略结构调整的关键环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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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社会论文 篇10

一、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和调查结论

㈠基本情况本项调查对象全部为女性, 共计800人。发出问卷800份, 收回问卷746份, 回收率为93.25%。被调查对象兰州市占33.4%, 天水市占41.3%, 白银市占25.3%。其中城市常住人口占68.2%, 流动人口占31.8%。调查内容涉及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家庭及生活状况、就业及社会保障状况等3大项55个问题。

调查对象的年龄结构:18岁~25岁的占5.2%, 26岁~35岁的占33.3%, 36岁~45岁的占38.25%, 46岁~59岁的占23.2%。其中26岁~45岁的中青年妇女占大多数 (71.5%) 。

调查对象的文化构成: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占25.4%, 初中的占39.7%, 高中 (职业中专) 的占20.7%, 大专的占9.5%, 本科以上的占4.7%。其中中学文化程度的占大多数 (60.4%) 。调查对象的政治面貌:中共党员占10.6%, 民主党派占0.9%, 无党派人士及群众占79.1%, 共青团员占9.45%。其中无党派群众占大多数。

调查对象的户籍地:本地户口的占68.6%, 外地户口的占31.4%。

调查对象的婚姻状况:未婚的占4.9%, 已婚的占84.7%, 丧偶的占3%, 离异的占3.3%, 其它情况的占4.1%。其中已婚妇女占大多数。

调查对象的工作年限:5年以下的占23.6%, 6年~10年的占29.5%, 11年~20年的29.5%, 21年~30年的占16.2%, 30年以上的占1.2%。其中工作5年以上的占大多数 (76.4%) 。

调查对象的职业类型:属国家和社会管理阶层的占7.9%, 属经理人员阶层的占0.3%, 属私营企业阶层的占4.0%, 属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1.1%, 属办事人员阶层的占8.2%, 属个体工商户阶层的占15.65%, 属商业服务人员阶层的占4.3%, 属产业工人阶层的占2.0%, 属下岗人员阶层的占40.7%, 其它的占15.9%。

㈡调查结论通过对746份问卷频次分析, 该项调查反映出如下结论。

第一, 城镇及流动人口妇女参与经济建设的主动性高, 就业范围广、规模大, 已成为经济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目前妇女就业已涉及到九大社会阶层和众多领域。就业途径已从依靠政府安置就业为主转向多元化、自主化。在被调查者中, 通过政府安置和参加公职人员考试就业的只占28.6%, 参加企业招聘的占5.5%, 自主创业的占22.8%, 经熟人介绍就业的占14%, 其他形式就业的占29.1%。就业动机回答:维持家人和自己生活的占66.5%, 实现经济独立的占12.0%, 实现自我价值的占9.2%, 获得更高收入的占2.9%, 其他占9.5%。

第二, 妇女的生活观念改变, 流动性加强, 受教育年限增加, 受教育层次有所提高。目前城镇及流动人口妇女的生活观念、就业观念、家庭观念和权益意识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市场经济的建立, 各级政府和妇联组织对妇女权益的重视和维护, 都积极地促进了这种变化。在调查对象中有福利房的妇女占22.0%, 有自己的商品房的占12.3%, 有经济适用房的占10.7%, 在出租房居住的占39.2%, 其他的占15.8%。有过二次以上婚姻的占5.0%, 独身的占1.5%。流动人口妇女占31.8%, 城镇人口的妇女占68.2%。一代人家庭占9.8%, 二代人家庭占44.6%, 三代人以上家庭的占45.6%。文化程度具有初中、高中学历的占60.4%, 大专学历的占9.5%, 本科以上学历的占4.7%。这应该说都是一些新的变化和发展。

第三, 人身权利和婚姻家庭中的权利受到法律保护, 家庭暴力在一定程度上的得到遏制。近年来, 各级政府推动落实《妇女发展纲要》、《儿童发展纲要》和严肃维护妇女权益, 积极预防和制止了家庭暴力, 妇女的人身权利和婚姻家庭的权利受到法律层面和社会层面的保护。2007年全省各级妇联共接待来信来访来电5784件 (次) , 其中家庭暴力投诉826件 (次) , 占婚姻家庭类的29.2%;2008年接待来信来访来电2627件 (次) , 其中家庭暴力投诉914件 (次) , 占婚姻家庭类的30.5%;2009年接待来信来访来电3949件 (次) , 其中家庭暴力投诉833件 (次) , 占婚姻家庭暴力的35.7%;2010年1~9月, 接待来信来访来电3087件 (次) , 其中家庭暴力投诉656件 (次) , 占婚姻家庭类的34.3%。妇女维权意识明显增加, 家庭暴力投诉逐年下降。家庭情况调查显示, 被调查妇女对对方满意的占36.8%, 比较满意的占22.8%, 一般的占29.1%, 不太满意的占6.3%, 不满意的占5.0%, 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占到了59.6%。

二、调查中反映出的问题

目前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 男女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并未完全消除, 城镇及流动妇女的权益被侵害的问题仍然存在, 且不可忽视。

㈠就业歧视仍然存在被调查者中在就业或再就业时经历过性别歧视的有241名, 占43.3%。许多被调查者遇到过在招收、招聘员工时拒收女性和提高女性录用标准的现象。反映与本单位男职工同工不同酬的有393人, 占64.7%。而女性农民工的失业率更要比城镇妇女登记失业率高得多。在有失业经历的女性农民工中, 将近30%的曾经遇到过长达半年和半年以上的失业, 有时失业时间比就业时间还长, 并且工种变换频繁。

㈡合法权益受侵害问题表现多种多样一是存在着不与女职工签订劳动合同的现象。被调查者中有73.6%的女职工没有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和同。转移出来的农村女性找到一份工作已十分不易, 而且大部分是临时性的。用人单位没有提出签订劳动合同, 她们是不敢要求的。由于没有劳动合同, 出现侵权行为, 她们往往投诉无门。调查显示, 劳动合同签订率仅为26.4%。由于雇主与务工者之间劳动关系多属于口头约定, 缺乏行政和法律上的保证, 因而劳动关系极不稳定。即使签订了劳动合同也常不履行。二是随意延长工作时间。调查显示, 有40.1%的人每天工作时间在9个小时以上, 得不到正常休息的保证, 更享受不到法定的节假日休息权利;有71.8%的女职工被剥夺了节假日休息时间。三是91.6%的被调查者单位没有对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措施, 存在缩短女职工产假或产假期间不保障其基本工资等问题。生育保险、女职工“四期保护”尚未全面落实。四是劳动报酬低, 使她们成为“工作中的贫穷者”。被调查者中有48.9%的人月工资在300元以下, 其中有45.3%的人还被拖欠过工资, 相当一部分已经无法讨回。五是工作环境差, 健康安全缺乏保障。下岗女工和女农民工为了实现就业, 大多数人集中在“3D” (险、脏、难的英文第一个字母) 职业岗位上, 工作环境恶劣, 劳动时间长, 强度大。一些企业片面追求效益指标, 忽视安全管理, 存在大量事故隐患和不安全因素, 加之女工自身安全保护意识薄弱, 导致工伤事故屡屡发生。被调查者中, 有34.9%的人对目前的工作状况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六是就业不稳定, 缺乏职业经历累计和晋升的保证机制。尤其是女农民工, 因为现行体制没有给予这部分人群与城市人群同等发展机会, 比如教育和培训机会、晋升机会、社会保障权益等, 使得她们缺少公共服务和社会支撑系统的保障。机会的欠缺和不公正, 妇女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 显然不利于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发展。

㈢城镇下岗女工及流动人口中的女性生活质量和健康状况较差被调查者中有56.5%女性经济状况入不敷出;57.6%的人日均家务劳动时间在3小时以上;45.6%的人生活在三代或三代以上的大家庭中。由于收入低、住房条件差导致了家庭关系不和, 有8.6%的被调查者认为, “家庭是拖累”。

被调查者中有39.2%的现在的住房为出租房, 面积在50平方米以下的占58.5%。健康状况为亚健康的占15.0%, 患慢性病的占11.6%, 患妇科病的占7.4%, 患职业病的占1.0%, 患重病和其他严重疾病的占4.2%。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都表现为一般或较差。

㈣妇女的社会保障还不完善被调查者中, 仅有10.4%的办理了工伤保险, 22.2%的办理了医疗保险, 14.8%的办理了养老保险, 16.9%的办理了住房公积金, 8.8%的办理了生育保险, 7.5%的办理了失业保险。调查还显示:女农民工对具体的社会保障诉求不尽相同, 她们对工伤保险、住院医疗保险最为迫切。尤其是下岗妇女和流动妇女社会保障程度低下。

三、对策和建议

㈠政府要加大对妇女的就业扶持力度政府应该对下岗女职工和流动妇女的就业问题和社会保障问题予以高度关注, 切实保障这部分人的权益。要充分挖掘适合女性自身特点的就业潜力, 不断提高妇女的就业比例。

㈡完善消除就业性别歧视的有关规定尤其是地方立法应有明确禁止就业歧视, 并在反就业歧视方面增加更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规定。同时, 明确女性在受到歧视时的救济渠道及对实施就业歧视的法律责任。在具体内容上针对女性就业问题应规定可量化的指标, 如明确在非特殊行业中女性的比例等, 对吸纳下岗女职工等就业弱势群体的企业, 政府应当制定给予企业适当补助的政策。

㈢加强女性养老、医疗、失业和工伤保险, 扩大参保面和提高生育保险覆盖面政府应当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使全社会妇女都能够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平, 这无论是对调整效率与公平的矛盾, 还是维护社会、家庭的稳定都是至关重要的。

㈣加强妇女维权机制建设保障妇女权益必须以维权机制建设为重点, 切实推动解决广大妇女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对此, 社会各部门都应当积极参与。劳动执法监察部门应当重视纠正在合同期限、劳动权益、解除条件等方面侵害女职工利益的约定和条款。在审查集体合同时, 要重点审核有关企业女职工的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卫生保健、保险福利等内容, 发现有损妇女权益的行为, 坚决予以制止。要加强劳动用工年检制度, 对企业女职工超强、超时劳动, 违反男女同工同酬及在孕、产、哺乳期内解除劳动合同等违法行为, 应依法予以处罚。工会女工委要积极了解企业有关保护女职工权益的情况, 必要时要参与企业劳动争议的调解工作, 从制度、规范上、从企业的行为上实现维权。政府各职能部门应当统一行动, 对女职工权益保护法律的落实进行深入、彻底的监督检查, 不留空档, 不留死角。

人口与社会论文 篇11

摘 要：本文运用社会认同理论，以杭州市L社区为个案，详细调查了外来人口社会融入的现状，深入剖析了外来人口社会融入难的原因，并从打破制度壁垒，促进身份认同；拓宽社会网络，促进心理融合；运用非政府组织力量与志愿者队伍，促进群体间的融合；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促进文化融合等四个维度提出了促进外来人口融合的具体应对策略。

关键词：社会认同；外来人口；社会融入

中图分类号：C92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1-0141-04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推进，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进入城市寻找新的工作与生活空间。外来人口在为城市发展以及经济社会建设作出贡献的同时，与外来人口相关的社会保障、居住、子女就学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也给社区管理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可以说，解决好外来人口的社会保障、居住、子女就学等一系列相关问题事关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除此之外，外来人口由于自身的文化习俗、观念传统等因素与本地居民存在着差异，容易与本地居民产生隔阂，继而导致了外来人口社区融入问题的产生。有效解决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问题，将有助于形成和谐有序的生活秩序，维护社会的稳定，促进整个城市社区的发展。

一、理论基础及相关概念

（一）社会认同理论

社会认同理论是由塔菲尔和特纳等人提出的，通过对群体行为的研究而不断发展。社会认同理论强调的认同作用是个体对群体的认同，并且以此来研究群体间的行为[1]。

塔菲尔认为社会认同是“个人认识到自身隶属于某个群体，并且意识到群体的情感与价值”[2]。它是“群体成员共同拥有的信仰、价值取向和行为的体现，是一种集体观念，它是团体凝聚力增强的价值基础”[3]。劳伦斯和贝利认为社会认同“是一些诸如家庭、社交、社会地位、阶层属性、团体成员资格等的社会关系”[4]。王春光则将社会认同视为“对自我特性的一致性认可、对周围社会的信任和归属、对有关权威和权力的遵从等等”[5]；赵志裕等人认为，社会认同是“个人意识到自己隶属于某个群体并区分自身与他人，同时吸收群体成员所共同的特征，使自己的特性与群体成员具有的共同特性相一致”[6]的过程。特纳和塔菲尔将个体认同与社会认同加以区分，他们认为个体认同是对个人的认同作用，用以描述个人所具有的特点；而社会认同是社会的认同作用，是对群体成员共同特征的描述[7]。

总体来看社会认同理论强调了个体在社会认同中的能动作用。社会认同理论的核心假设就是，所有行为无论是人际的还是群际的，都是由自我激励这一基本需要所激发的。因此，社会认同理论强调个体对群体的认同是群体行为的基础，尤其关注个体主动将群体心理化之后，得到积极的情感和价值意义并以此区隔他人的动力过程[8]。

（二）外来人口的含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中第六条规定“公民应当在经常居住的地方登记为常住人口，一个公民只能在一个地方登记为常住人口”。公民在“常住地”登记常住户口，在当地称为“常住人口”，到本市县外的其它地方需申报暂住登记，被称为“暂住人口”，即为“暂住户口人员”。而一般外来人口的定义是现住地与户口登记地不一致的人，指那些现居住在本市半年以上，但其户口登记在外省市的人口。

（三）资料与研究方法

本次抽样调查选取杭州市L社区作典型调查，采用问卷调查与访谈相结合的方式，调查对象为在杭州市L社区居住5个月以上，年龄在18-50周岁的外来人口。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485份，剔除5份无效问卷，有效问卷480份。共访谈外来人口50名，访谈本地居民30名。

二、个案分析：杭州市L小区外来人口社会融入现状

（一）外来人员对杭州的印象总体很好，但是留杭意愿不强烈

从本次调查的结果中，有66%的受访者对杭州的感觉非常好，很喜欢这个城市，有17%的人认为杭州较好，而感觉一般的占17%。所以从整体来看，外来人员对杭州的印象还是很好的。但问及是否有留杭的意愿，有84%的受访者表示还不确定，而只有8%人明确选择了愿意，有8%的人明确选择了不愿意。受访者表示“看过杭州，都觉得自己老家实在是有点差了。但是，毕竟那里有家人。虽然家乡交通不便，不如杭州繁华，但是，家乡的空气很好，自己种种菜，养养花什么的，过得也挺舒服。而且在杭州就只能住这么小的地方，在家里地方就大很多了。”留杭意愿不强烈，侧面反映了外来人员融入本地居民的意愿不够强烈，这种犹豫及不确定性的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心理层面、文化层面等各方面的融入。

（二）外来人员与本地居民互相心理接受程度高、但缺少深入交流

外来人员与本地居民交流情况的调查显示，有42%的外来人员选择了与杭州人交流较多，有25%的人与杭州人经常交流，而有33%的人与杭州人偶尔交流。但问及平时交流最多的人群，几乎所有的人都选择了自己学习或者工作相处的人。可以看出，外来人员与杭州人的交流多是出于学习、工作的原因。

“邻居是本地人，但是平时候也不怎么说话的，最多看到了打个招呼，问候下就好了。平时大家都要工作的，没有时间聊天，而且也没有什么事情好聊的。大家都是开了门进了屋，门一关就好了。”访谈中，受访者表示虽然和本地人群交流较多，但也坦言邻里间交流较少，最多是见面打个招呼，欠缺深入的交流。

（三）外来人员家乡情结浓厚，文化融合程度弱

本次调查中可以看出，外来人员家乡情结浓郁，不论是从心理上对杭州缺少“家”的感觉，逢年过节仍会有回家寻根之举，还是从文化的维度上看，对于本地方言及本地习俗的了解程度一般，而自身对于家乡的习俗的保持程度较好，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都表现出来，深层次的心理融合还是浅层次的文化融合都存在着阻碍。问及逢年过节，特别是春节是否会回家乡时，有83.33%的人选择每次都回，而有16.67%的人选择大多数都会回去。对本地习俗的了解情况，有50%人基本了解，有41.67%的人了解甚微，完全不了解的只有8.33%的人。endprint

“城市里么过年的气氛还不怎么浓的，我们老家那里过年要多热闹就多热闹，天天都有唱戏的表演啊，舞龙的，敲腰鼓，每天都很热闹。不像这里，气氛也不怎么有。”受访者对于杭州“家”的感觉不浓厚，而家乡过节的气氛更能吸引着他们。同时，他们认为家乡的亲朋好友更能带给他们温暖与关怀。

三、外来人口社区融入难的原因解析

（一）户籍制度壁垒，阻碍社区融合

在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问题上，制度上的限制和约束有着根本性的影响。目前，我国制度限制是以户籍制度为主的外来人口管理制度，以及一系列与户籍相联系的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制度等，这些制度限制了一部分外来人口享受与本地居民同等待遇。使那些外来人员处于“体制外”而难以进入“体制内”，牵制着他们的社会流动[9]。

我国的户籍制度影响深远，不仅仅是对相联系的制度、社会流动产生影响，更多的是对心理层面的影响。人们已经习惯性地将人分为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虽然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户籍制度对于人口的流动的影响程度不断减小，同时，人们整体素质的不断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群体偏见。但是，户籍制度的影响仍然存在。因而，外来人口会在不自觉之中将自己与本地居民区分开来，将本地居民视为另一群体。虽然身处外乡，依旧怀着浓厚的家乡情结，保持着家乡的习俗，过年过节有着深切对家的期盼，而对流入地缺少“家”的情结。在调查中对于留杭意愿以不确定为主更证实了这点。

（二）社会网络孤岛化，阻碍心理融合

覃国慈提出，居住地的边缘化对“本地人”、“外地人”这两个群体之间隔阂的产生有直接影响。尽管外来人员与本地居民生活在同一空间，但是因为缺乏互动，从而形成“一座城市、两个生活圈子”的现象，进而导致心态上的边缘化与身份上的边缘化。李强提出，人际交往缺乏和社会网络的“孤岛化”是外来人口社会融入难的重要表现。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几乎没有任何的互动。这种交往状况将会促使外来人员可以寻求帮助的社会关系局限于原有的血缘和地缘关系[10]。

从调查的结果中我们发现，人们在生活中交流最多的人主要是与自己学习、工作息息相关的人。同时，缺乏与邻里等关系人群的了解与沟通，缺乏沟通互动的机会。虽然，在调查中，外来人员对本地居民的整体印象较好，并且相互之间交流的频率也较多，但都是基于学习工作的需要，人们之间的交流处于浅层次的互动。外来人员对于本地居民仍缺乏深入的了解与沟通。外来人员的关系网络较窄。而这种沟通的现状，导致人与人之间缺少心理上的沟通与交流，这将会阻碍外来人员的真正融入到本地居民之中。同时，社会网络的狭窄，对外来人员获得信息的数量、及时性、可靠性等产生不利的影响。而这些信息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播，也使外来人员感觉自己被拒之门外，更加明确自己是“外地人”，导致外来人员融入困难。

（三）内群体的偏好，群体距离较远

塔菲尔提出了内群体和外群体概念。内群体就是个人所属的群体，外群体就是不是个人所属的群体，但内群体与外群体有可能存在一定的联系[11]。个人凭借自身隶属于某群体而将自己与他人区分开来，并将该群体内的典型成员的特征加诸于自己身上，以使自己的特性等同于群体内的典型成员特性的过程。

人们会根据自身的情况进行分类，并自觉成为自我所认定的那类群体成员。而对于自身群体的定义有着重要意义。由于户籍制度等因素的影响下，外来人员将自己视为与本地居民相区别的群体。同时，当地对本地居民的一些保护政策，更加深了外来人员对于内群体的认同。出于对于内群体的偏好，提高自身内群体的地位与稳定，而与外群体保持距离，以保持群体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外来人员更倾向与内群体成员的交流与理解。促使内群体与外群体之间的隔阂难以消除。

（四）家乡情结严重，缺乏文化融合

在调查中发现，外来人员大部分都保持着家乡的习俗，逢年过节仍旧心系家乡。对于杭州的归属感较差，家乡情结严重。同时对本地的风俗习惯及本地方言了解一般。由此我们认为，外来人员与本地居民之间文化融合程度弱，缺乏文化之间的融合。群体间缺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因而，加强文化活动的开展，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从而促进群体间的融合。

四、促进外来人口融合的应对策略

（一）打破制度壁垒，促进身份认同

社会认同是“个人意识到自己隶属于某个群体并区分自身与他人，同时吸收群体成员所共同的特征，使自己的特性与群体成员具有的共同特性相一致”。[12]而长期以来形成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二元社会体制对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构成了制度性的“整体排斥”[13]。应建立利益分配和协调机制，以法律法规建设为制度保障，规范外来人口的权利和义务，通过合理设置门槛，使外来人口通过合理合法的途径享受到与城市居民相等的待遇，进而推进外来人口市民化进程，这不仅有利于保护外来人口的各项权益，也有利于增强外来人口的城市认同。因此，必须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步伐，逐步均衡在户籍制度上相关的各种利益；切实保障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平等的权利，完善教育制度；消除劳动用工制度中的歧视，提高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加强外来人口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如解决外来人口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的区域转移与接续等问题[14]。

（二）拓宽社会网络，促进心理融合

有关研究表明，高水平的融合度及融洽的群体间关系不仅仅增强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的互动与交流，更有利于提高外来人口对流入地的归属感与安全感，进而提高对城市的认同。社区融合是社会融合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使得外来人口对城市的认同不局限于个人相关的经济利益，更能提升外来人口对城市的社会价值和情感价值的认同，从而提高外来人口投身于城市社会建设的积极性[15]。社区可以为外来人口提供就业指导、岗位培训、法律援助等。除此之外，社区可以积极开展“健康知识讲座”、“厨艺大比拼”等各种形式、内容的交流活动，为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员提供交流的机会，让人们不仅仅只限于见面打招呼，通过各种活动的组织与开展，扩大外来人员的社会网络，在交流互动过程中增进互动，增强信任。外来人员在交流中结识朋友，有利于信息的共享与交流，同时，互帮互助，增进友谊。endprint

（三）运用非政府组织力量与志愿者队伍，促进群体间的融合

社区应该积极运用非政府组织的力量，使外群体与内群体建立起某种联系来促进外来人员与本地居民的融合。非政府组织以组织成员共同目为组织目标，有利于打破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打破原有群体间的界限，促进人际交流，共同奋斗的积极作用。社区可以通过积极壮大歌舞社团、话剧社团等，促进双方在有共同兴趣之上，积极寻找共同话题，增进交流与融合，建立信任关系。从而，原本属于外群体的人员在非政府组织中成为了内群体成员。

同时，社区应鼓励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员共同参与志愿者队伍中来，积极参加志愿者活动，大力发展公益事业，通过一系列的志愿者活动，不仅仅提升自身的素质，体现社会责任感，同时增强互帮互助，加强联系，改善群体的印象，打破群体间的界限，从而促进外来人员与本地居民的融合，打造和谐社会。

（四）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促进文化融合

社区可以多举办文化交流活动，促进外来人口的文化融合，如举办“端午包粽子”、“赏花灯，闹元宵”等活动，这些交流活动不仅仅让外来人员有机会了解本地的习俗，同时，也让外来人员感受到杭州浓浓的“家”的感觉。通过文化活动的开展，促进外来人口与本地居之之间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同时，创造更多的机会，促进外来人员与本地居民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从而增进友谊，减少外来人员边缘化的趋势，促成外来人员与本地居民拥有者共同的积极的情感，价值观趋于一致，有着更多文化的认同，促进群体间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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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社会论文 篇12

关键词：人口,环境,宜宾市,均衡协调,可持续

据史料记载, 宜宾市建立于公元前182 年, 发展至今, 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宜宾市四通八达, 历来都是战争双方争夺的战略要地。 而且, 宜宾市地处三江交汇处, 水运优势突出, 极大地带动了自身及周边地区的经济的发展。 “万里长江第一城”、 “西南半壁古戎州”等等, 都是世人对宜宾市给予的称谓和美誉。宜宾市现辖八县二区, 十一五期间宜宾市市委市政府按照建设 “经济兴盛、政治清明、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态优良、人民幸福”美好新宜宾的战略部署, 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见图1) 。

然而美好新宜宾的构建不仅仅应该是经济水平的提高, 更应该是社会的全面和谐发展, 但社会和谐发展需要人口、环境、经济三方面协调并可持续发展。 从关系的角度看, 它们之间既有统一的一面, 也有独立的一面。 众所周知, 一个城市环境的优劣, 与这个城市居民的素质的高低有关。 而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 又会受到城市环境状况的影响。 当然, 人口的发展, 会同时受到经济因素与环境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一个城市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就必须实现这三种要素的协调和统一。 因此, 积极探究实现这种协调统一的新路径, 就成为宜宾市在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的重要任务。 本研究将人口问题作为切入点, 不同主体功能区作为研究单元, 来探讨宜宾市人口现状与社会环境空间均衡、 协调发展的问题。

一、 宜宾市人口现状分析

根据宜宾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数据, 截至2010 年11 月1 日, 宜宾市户籍人口540.6577 万人, 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2000年11月1日零时的4908839人相比, 十年共减少436838人, 减幅为8.9%。年平均减幅0.93%。从人口总量来看, 宜宾市对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贯彻良好, 在稳定低生育率水平, 有效控制人口总量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 但在人口均衡发展、全面发展等方面表现出以下几个问题:1、作为人口净流出区, 全市常住人口进一步减少。根据统计, 截至2010年11月1日全市户籍人口为5406577人, 而常住人口为仅4471896人, 人口净流出量为934576, 占总人口的17.3%。2、作为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内陆中等城市, 将提前进入到人口老龄化时代。统计表明全市60岁及以上的常住人口有68.73万人, 占15.37%;65岁及以上的常住人口有47.2万人, 占10.56%, 而且和2000年第五次人口统计数据比较不难发现, 老龄化趋势还在加快。3、人口素质还需进一步提高。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文盲率比全国高0.35个百分点 (全国、全省、宜宾文盲率分别为4.08%、5.44%、4.43%) 。4、同周边同类地区相比, 人口总量大, 经济社会发展、资源环境利用与保护担负的压力依旧很大, 降低生育率, 控制人口总量依然是重要的战略任务。虽然在川南区我市经济总量名列前茅, 但从人均GDP仅为683美元, 落后于自贡 (775美元) 、乐山 (748美元) 等地, 而且相比成都 (2175美元) 、德阳 (1126美元) 、绵阳 (913美元) 差距更大。当前宜宾市处于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有利时期, 人口问题制约区域的协调发展, 而区域的协调发展又关系的市域社会经济的全面和谐发展, 故全盘考虑宜宾市的人口问题, 分不同功能区域的研究是一个值得借鉴的思路。

二、基于主体功能区划分的宜宾市人口特征分析

( 一) 国家关于区域发展的主体功能区战略概述

国家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 国土空间布局应推行 “主体功能区”的新办法。根据开发程度的不同, 可将其划分为四大类, 即禁止开发类主体功能区、限制开发类主体功能区、 重点开发类主体功能区、优化开发类主体功能区。 至于实行哪种类型的主体功能区, 应根据人口分布、宜居性、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经济水平等情况来决定。 那些条件都已具备或者基本具备的区域, 一般都是经济密集区或者人口密集区。 不管哪一区域, 其是否开发, 以及开发的程度, 都应根据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来进行。

根据国家关于区域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思想, 宜宾市在十二五期间对本市的不同主体功能区进行科学界定 ( 见图2) 。 在此基础上, 又根据自然资源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地域差异, 着力于推进四大综合经济区的构建活动 (见图3) , 以达到优化人口和产业集聚布局, 引导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目的。 人口发展一个基本的思路是依据 “南优北扩、西退东进”总发展策略, 逐步引导人口由南向北、由西向东、由山区向沿江地区转移, 从而为区域的协调发展奠定基础。 要实现这一目的, 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人口、环境、经济间失衡的问题。 对此问题, 要认真遵循相关的人口分布规律, 同时制定不同的人口思路及相应的配套政策,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 二) 宜宾市不同主体功能区人口问题分析

1. 优化开发区域的人口老龄化及关联问题

从图2 不难看出, 宜宾市的优化开发区主要集中在北部沿江经济带。包括宜宾县除观音镇以外的大部, 翠屏区主要城镇的经济腹地, 南溪区和江安县除沿江城镇的北部地区, 及其它各县占第三、第四位序的城镇。 这些地区由于不是中心城镇地区, 青壮年劳动力就业首选外出打工, 60 岁及以上的老人外出极少, 也使得老龄组人口比重上升。 人口老龄化问题以及青壮年外出打工造成的留守儿童教育问题已成为优化开发区域面临的主要人口问题之一。

2. 重点开发区域的人口城市化及劳动力非农就业压力问题

不同的开发区域应有不同的功能定位。就重点开发区域而言, 顺利地承接人口的转移, 就是其一项重要的功能定位。需要注意的是, 所转移的人口, 主要来自禁止开发区域或者限制开发区域。 在人口转移的同时, 重点开发区域要承受一些新的压力, 其中比较突出的就是人口城市化压力与劳动力非农就业压力。 宜宾市的重点开发区有:观音镇、蕨溪镇、新发乡 (屏山县新县城所在地) 、柏溪镇、翠屏区、李庄镇、 罗龙镇、 南溪镇、 江安镇、庆符镇、筠连镇、巡司镇、巡场镇、孝儿镇、久庆镇和中城镇等。 相比其它开发类型区, 这些地区城市化率高, 聚集了较多的非农业人口, 在这样的背景下面临着极大的人口城市化与劳动力非农就业压力。

3. 限制或禁止开发区域的超载人口转移及人力素质提高问题

与重点开发区域一样, 限制或禁止开发区域也有自身的功能定位, 即有序地转移人口、加强区域生态保护。 按照主体功能区规划, 这些开发区域规划目标就是打造一个重要的生态功能区。 就宜宾市而言, 此类开发区域主要集中在除北部沿江综合经济区以外的其它经济区。 地形地貌以山地和丘陵为主, 平地、低地非常有限, 生态环境的承载负荷较重, 现有的超载人口需要转移;而且这些地区有一部分属于民族地区, 如屏边彝族乡、仙峰苗族乡等, 由于这些地区推行的是差别化的计划生育政策, 加之当地群众的多生育观念使人口自然增长率 ( 如民族地区集中的珙县人口出生率为13.57, 筠连县为14.71% ; 兴文县为13.32%;屏山县为12.80%。 而全市人口出生率为12.57%) 远远高于全市平均水平。此外, 相比于其它开发区域, 提升人口素质是本开发区域的重中之重。 可见,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 转移超载人口与提升人口素质, 是限制或禁止开发区域需要重点解决的两大难题。

三、主体功能区格局下宜宾市人口发展的基本策略

不可否认, 四种类型的开发区域都会在主体功能区格局下得到不同程度的优化, 三种类型的梯度也会因此而得到不同程度的强化, 短期内将表现为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水平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实现全国国民的“人的繁荣”, 是空间开发秩序规范的初衷, 即使这种初衷是以牺牲掉部分开发区域为代价。 正因为如此, 新的人口空间再分布格局将会在经济引致机理以及制度引致机理的共同作用下而形成。 结合宜宾市十三五规划, 提出宜宾市主体功能区格局下未来人口发展的基本策略。

( 一) 做好宜宾市主体功能区适度人口容量测算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得出的数据, 截至2010 年11 月1 日, 宜宾市优化开发区和重点开发区主要集中地翠屏区和宜宾县分别占市人口总量的16.56%和19.00% , 翠屏区人口密度已达760人/平方公里, 未来还有大量的其它区县人口向这一区域集中, 其合理的人口承载量究竟是多少? 反过来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保持一个什么样的人口适度规模, 才即有利于其生态环境的保护, 又能促进其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通过测算的方式, 明确当前主体功能区的人口容量, 确保其在一个适度的范围之内。 这种测算主要包含三个步骤:首先, 明确影响人口容量的各项因素, 并从中选择合适的指标;其次, 基于对各类指标的分析, 构建相关的回归模型;最后, 根据所构建的模型, 进行具体的测算活动。 如何更加准确地进行人口容量的测算, 将是宜宾市未来人口研究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

(二) 依托主体功能区, 实现宜宾市人口空间优化布局

待主体功能区划分以后, 需要对各区域的人口作出合理的分布, 而这就涉及到人口迁移问题。 对比四种开发区域, 宜宾市人口应当集中在重点开发区与优化开发区两个区域, 这与其经济聚集的功能有关。 而相对而言, 宜宾市人口在禁止开发区与限制开发区的分布应当是分散的, 因为其以生态环境保护为主体功能。 各类主体功能区人口容量, 将极大地约束资源与经济活动间的耦合。 同时, 要根据实际来调整人口规划的内容, 以适应主体功能区划所带来的新变化。 尤其是重点开发区与优化开发区, 它们作为人口主要流入地, 人口变化会更加明显, 这就需要它们更加重视人口的规划的调整。 此外, 各区域要强化自身的人口管理, 对现有的人口信息管理体系作进一步的完善, 推动人口信息共享, 为人口管理工作提供坚实的保障。

人口迁移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 如文化融合问题、安家落户问题、就业问题等等。 若这些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 则势必会对新区域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针对这种情况, 各区域应适时地调整自身的社会保障政策、户籍政策、就业政策、产业发展政策、人口政策等等, 以更好地适应新形势的变化。

四、宜宾市不同主体功能区人口与社会环境空间均衡协调发展的具体思路

( 一) 提高宜宾县、 翠屏区、 南溪区等重点开发区的城市人口集聚度

结合不同主体功能区适度人口的测算结果, 宜宾县、翠屏区、南溪区等重点开发区域应提升自身各方面的能力, 如人口集聚能力、产业转移能力、技术资金吸纳能力等等, 全力配合宜宾市完成主体功能区划工作。 这些区域都有自身的优势资源, 对此应加以充分利用, 从而顺利完成产业结构优化、高素质人才引进、集约化发展等目标。 这些区域应清晰的认识到, 自身人口素质水平、人口集聚水平等与四川省一些重点区域仍存在不小的差距, 仍需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 对自身状况作进一步的完善。 这就需要继续坚持实施科教兴市和人才强市战略, 优先发展公共教育 (优化提升教育结构、提高公共教育质量、公平配置教育资源) , 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和技术创新体系建设, 为实现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提供原动力。

( 二) 增强其它县及开发密度较高镇的工业化水平

一个城镇的工业化水平的高低, 会直接反映出该城镇经济水平以及居民生活水平的高低。 而在工业化发展方面, 人口集聚具有明显的推动价值。 因此, 发展城镇经济、提高城镇居民幸福指数, 需要充分发挥人口集聚自身的优势。 宜宾市政府结合自身的实际, 将实现各区域的协调发展作为一项工作目标。 为此, 政府全面剖析了区域协调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和对策, 如调整经济布局、完善区域政策、加强国土规划、统筹人口分布等等。区域协调发展, 除了经济元素以外, 更多的体现在人口、资源、环境元素上, 要确保这几项元素的协调和统一, 使不同区域民众的权利与义务相对等。 在此目标实现过程中, 要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和要求, 对不同区域采取不同的考核办法。 如对禁止开发区与限制开发区, 应将支付资金的转移与人口规模的控制、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 人口外迁的推动、 劳动力的培训等有机结合起来;而对优化开发区与重点开发区, 则应将各项优惠政策的落实与公共服务覆盖面的扩大、人口增量的控制、就业岗位的增加等有机结合起来。

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 对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宜宾要依托以中心城市、巡场镇、珙泉镇、文江镇、符江镇、筠连镇、巡司镇等为主要节点的资源开发经济轴线, 以中心城市、长宁镇、中城镇为主要节点的旅游开发经济轴线。发展经济, 聚集人口, 为重点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减压。

( 三) 提升开发密度较低乡镇的环境承载力

特别是当前工业强市战略的引导下, 一定要防止不顾客观实际, 一味地吸引外资, 盲目开展某些工业项目。 对于这些开发密度较低区域的居民, 应科学地引导他们进行迁移。 除此之外, 出于提升环境承载力方面的要求, 应对现有的生产方式进行变革, 将生产的重点放在那些特色产业上。 众所周知, 宜宾市的自然人文资源是丰富而又独特的。 这使其在发展方面具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而且凭借这种优势, 可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因此, 宜宾市可采取一些鼓励性的政策措施, 引导其它区域居民向此迁移。

四、结论与讨论

市域范围内人口与社会环境空间均衡协调发展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不仅仅是从人口问题自身出发, 而且要充分研究与之相对应的财税、土地、环境、产业等政策。 在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同时, 相关领域的改革也应展开。 对重点开发区与优化开发区, 要做好就业人口的引导工作, 推进两大区域的产业结构调整; 而对禁止开发区与限制开发区, 所应关注的重点是如何更好地提升劳动者的转移就业能力。 适应主体功能区划的新变化, 应对现有的绩效考核机制作进一步的完善。 根据各区域的实际, 适当增加一些新内容。 以重点开发区为例, 可额外增加 “外来人口公共服务的覆盖面”这项考核内容。 总之, 推进主体功能区布局, 首当其冲是要解决好人口问题。 而此类问题又是错综复杂的, 需要依靠各项强有力的政策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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