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与经济发展

人口与经济发展（共12篇）

人口与经济发展 篇1

方对该项制度予以废止,对在当地依法经营的企业一律实行平等对待的原则。

窗口服务行业往往代表着一座城市的对外形象,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这一形象建设。许多地方的窗口服务行业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诸如服务态度和服务质量差,服务不规范,服务乱收费,车站、港口、公交车等公共场所服务秩序差和治安状况不理想,部分银行网点排队等候时间过长,出租车拒载、宰客、不打表,公交车、出租车车内卫生条件差等问题。这些问题如不加以解决,必将影响到当地软环境建设的总体成效和对外整体形象,因此,我们必需把窗口服务行业服务秩序的规范、服务质量和水平的提高作为经济发展软环境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

七、做好城市功能区的划分工作

划分城市功能区,对于合理引导产业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积极的作用。城市功能区的划分要充分考虑城市不同区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区位条件、发展潜力等各方面的因素,选择最适宜该区域的功能定位。各类城市功能区之间要分工协作,相互促进,形成合力。一般情况下,城市主城区范围内应定位于以发展服务业为主,不宜新上有污染的工业项目;城市附近及其他环境敏感区域应严禁新建冶金、建材、化工等重污染企业,已经建成的要有计划地逐步实施搬迁;城市工业发展应坚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新型工业化道路,新上的工业项目应尽量安排到各类工业园区或工业基地进行集中发展。城市功能区科学、合理的划分与定位,能够显示出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和水平,是当地拥有良好的经济发展软环境的具体体现,也是城市经济协调、有序、健康发展的有力保障。

八、建设诚信政府,推动诚信社会建设

政府诚信是社会诚信的基石,政府在诚信社会的建设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建设一个诚信的社会,首先必须建设一个诚信的政府。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解决现实中存在的诸如办事程序不透明、承诺不兑现、执法随意、朝令夕改、政出多门、拖欠工程款、“三乱”(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等政府失信的问题,从提高公务员素质和加强制度建设两方面入手,以依法行政为基本要求,社会管理的公平、公开、公正为中心内容,大力推进诚信政府的建设,通过诚信政府的建设,带动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在全社会形成“诚信光荣、失信可耻”的良好社会风尚。

参考文献:

[1]丁:如何理解“主体功能区”[EB/OL].http://www.zjol.

[2]云南省人民政府.七彩云南保护行动全文[EB/OL].http://

[3]陈国琦武卫政:打造“诚信政府”[EB/OL].http://www.

程芸彭尚平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一、西方人口与经济发展的经典理论

人既是经济发展的最终受益者,也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种资源。工业革命后,世界人口和经济开始了快速增长的过程,因此,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引起了世界范围的普遍关注,形成流派纷呈、见解各异的多种人口与经济发展理论。

1. 人口与经济发展的悲观论

悲观主义的人口经济理论的奠基人马尔萨斯,在1978年出版的《人口原理》一书中运用“两个公理”、“两个级数”、“三个命题”和“两种抑制”等研究了人口生产与生活资料的关系,开创性地建立了人口与经济关系的分析框架,使人口经济问题得到了广泛关注而推动了人口学的发展。他认为人口的增值力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提供生活资料的能力。在某些情况下,一国财富的增加丝毫无助于改善贫苦劳动者的境况。无论经济如何发展,人均收入将永远处于户口水平。这种悲观的人口理论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这一理论的推动下,关于人口与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不断推陈出新,出现了许多颇具世界影响的理论流派。这其中以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哈维·莱宾期坦和R·纳尔逊提出“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人口学家安理斯·科尔和埃勘加·胡佛的“人口增长制约经济增长”理论和保罗·埃利奇的“人口爆炸”理论为代表。

悲观的人口经济发展理论至今仍有争议,但却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悲观论的意义在于使我们清醒地看到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使我们将人口问题作为经济问题研究的核心变量对待。但同时也要认识到那种对人口增长危言耸听或相关无事的论调都是错误的。

2. 人口与经济发展的乐观论

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经济危机,使世界人口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人口锐减,人口增长率降到了历史最低水平。面对这种情况,欧美各国担心人口增长率的下降会影响发达国家的生存与发展,便相应产生了一系列与悲观主义人口经济发展论相反或相对的乐观人口与经济发展理论。英国经济学家J·M·凯恩斯和美国经济学家A·H·汉森的“长期停滞”理论;美国朱利安·西蒙教授和英国农业经济学家格林·克拉克为代表的“人口推拉”理论;美国未来学家A·托夫勒和经济学家S·S·库兹涅茨的“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理论是乐观论的主要代表。

与悲观论相对,乐观论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正面效应。但具体分析起来,我们需要对悲观论和乐观论进行科学的整合,形成一种对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问题进行客观而公正的全方位评价的综合理论,用以正确指导我们的实践。

3. 人口转变理论

人口转变理论是一种联系社会经济发展,以人口发展过程及其演变的主要阶段为研究对象的人口理论。19世纪以来,世界人口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阶段,第二个阶段是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阶段,第三个阶段是低出生率、低死亡率阶段。人口转变理论一般被认为是现代社会中具有代表性的人口理论,它不仅被用于研究发达国家的人口发展,也广泛用于研究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发展。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人口转变的第三阶段,是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结果。没有出现突然性的“人口爆炸”。由于出生率无法脱离经济水平,而使得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没能进入第三阶段,有必要采取措施控制人口的增长。

4. 经济适度人口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

此为分析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最重要的理论之—,它的初创者是英国经济学家埃德温·坎南和威克赛尔。坎南以报酬递减律为根据,将产业最大收益当作达到适度人口的标准;其后,威克赛尔引入边际分析方祛研究适度人口。索维确立了现代经济适度人口理论的地位,拓展了研究范围,丰富和发展了对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认识:(1)为适度人口设立包括非经济因素在内的9个指标,使确定适度人口的标准趋于多元化;(2)将技术进步引入到适度入口的分析中,创立了动态适度人口理论;(3)将稳定人口应用于适度增长率的研究中,探讨了人口总量同经济总量的最优关系,因而获得更加系统化的理论分析思路。在索维之后,还有斯彭格勒所著《面对零增长》一书对经济适度人口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需要强调的是,可持续发展理论比适度人口论更为人口经济理论开拓了研究领域,明确表达了发展是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相协调的发展及其良性循环,这在—定意义上更加完整、科学地确立了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5. 人力资本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将人力、人的知识和技能认定为资本的一种形态即人力资本,认为它的形成是对教育、卫生、健康、劳动力迁移等影响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它能更大程度上带来经济效益,从而在现代经济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后,贝克尔又丰富了人力资本理论,强调教育、培训等对于人力资本形成重要作用,并对人力资本投资、生育率、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剖析,提出了许多新的人力资本分析力祛。舒尔茨和贝克尔利用自己创立的理论对战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做出了比较合理的理解,强化了人们对人力资本投资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认识。

西方学者关于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经典理论是西方和世界人口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这些经典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历史阶段的人口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尽管这些经典理论中也存在不足甚至包含—些错误,但它们为我们探讨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提供了最基本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尤其对正确认识、把握和解决我国人口经济问题、促进我国人口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启示作用和参考价值。

二、国内人口与经济发展研究综述

随着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确定、发展和完善,中国人口科学研究也随着走向恢复、不断发展和繁荣的新阶段。在过去的20年中,国内学术界结合中国的国情,对人口与经济关系运行的机理、方式、途径等方面进行大量的深入剖析与探讨,在许多关键的人口经济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取得了一些重大的突破,并为国家的社会经济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可持续发展理论框架的引入,学者普遍感到,研究中国人口经济问题不仅要探讨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内在关系,还要考虑资源环境对二者关系的制约关系。

蒋正华认为影响中国最大人口容量的因素有两个:一是食物供给现状和前景限制着着人口的过快增长;二是人口增长过快可从报酬递减和资源过度两方面影响经济的发展。田雪原则认为,人口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全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我们必须认识和把握他们之间的协调关系。此外,于学军对人口老化与生产、人口老化与分配、人口老化与消费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叶文振关于孩子成本与效应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张纯元对贫困地区人口特征与消除贫困的研究等,均属于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

综观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我们不难发现它们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强调多学科的研究。这一时期的研究视角更加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人口质量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也不局限于简单地探讨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是将人口学、经济学、教育学、政策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科学地结合起来;二是更加注重实用性的研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学术界的研究重点和研究选题则更加突出其成果为国家社会经济生活的指导作用。

三、人口与经济发展理论给我们研究的启示

人口与经济发展这一重要命题,长期以来只是从经济学或环境学的角度,简单地理解为人口的增长或下降,带来经济收入的增加或减少、物质生活用品消费量的充裕或稀缺以及生态环境质量的破坏或下降。这种单纯从一两个学科视角的认识,仅仅反映了其本质的部分侧面,并未反映其深刻内涵。要深入了解和认识区域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必然全方位、多视角、多学科地加以研究分析,才有可能真正把握其深刻内涵。

结合我国实际,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人口质量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深刻影响,积极促进人口质量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有机结合。中国人口日益膨胀,超规模的人口老龄化、巨大的人口就业压力及文化素质低下的人口群等,已构成我国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制约因素,而解决的最有效办法就是确立经济发展以人力资源开发为核心依托的人口经济战略。我们应当警醒,自觉认识到我国是在人口多、科技、教育尚不发达、人口素质低下、人均资源占有量少、资金缺乏的条件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而人力资源开发却严重滞后,因而大力开发人力资源、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通过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和提高人力资本效益改善人力资源开发情况,扭转人力资源开发不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的被动局面。

摘要：本文通过对西方人口与经济发展的经典理论和国内人口与经济发展研究现状的综述和分析,提出了人口与经济发展研究的几点启示,以及对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问题现实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人口,经济发展,研究综述

参考文献

[1]齐良书:发展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年

[2]刘纯元等:人口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3]温军等:发展的理论——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西北人口,1999年1期

[4]李仲生:中国经济与人口发展趋势展望.经济与管理研究,2002年2期

[5]王智慧:发展经济学基本理论比较研究.四川大学,2007年

人口与经济发展 篇2

工作会议交流材料

坚持综合施治强化利益导向

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双赢”

中共宁德市委宁德市人民政府

（2011年12月23日）

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和省人口计生委的关心指导下，宁德市委、市政府坚持在越位赶超、跨越发展中找准人口计生工作的位置，不断健全计生利益导向机制，努力促进人口计生工作同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实现人口与发展“双赢”。

一、坚持思路带动，在探索出路上强化导向。长期以来，宁德市人口压力大，人口控制工作任务重。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宁德市委、市政府在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始终坚持将人口计生工作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全市上下逐步形成“越是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计生利益导向越要先行”的共识，把计划生育工作同解决农村实行计划生育群众的实际困难结合起来，重点帮助解决计生二女户和独生子女户经济发展问题。在坚持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基础上，注重总结推广基层的经验做法，大力帮扶农村计生户，让农村计生户特

别是计生二女户和独生子女户率先富裕起来，逐步探索出“少生奔小康、小康促计生”的计生“三结合”工作模式，初步建立以政策性奖励扶助为主体，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多种形式优惠帮扶活动为补充的计生利益导向规范运作体系。

二、坚持政策推动，在完善机制上强化导向。一是率先实行计生小额贴息贷款。在全面落实法定计生奖励优惠政策的基础上，早在2001年，宁德市财政就每年安排100万元作为全市农村计生“二女户”发展生产的贷款贴息，得到省里的充分肯定。宁德市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做到计生投入逐年增加。2006年起市财政在每年100万元贷款贴息基础上再增加50万元，同时各县（市、区）相应配套投入共150万元，全市计生小额贷款贴息规模达到每年300万元。2011年起市、县两级财政各增加50万元，全市计生小额贷款贴息规模增加到400万元。到今年全市已累计发放贴息款约3300多万元（市级财政累计下拨贴息款1450万元），落实小额贴息贷款5.34亿元，53520户计生户得到贴息贷款的帮扶，产生经济效益1.53亿元。今年仅屏南县500名接受计生小额贴贷帮扶的计生困难户平均年增收1625元，高于当地总体增收水平。二是广泛开展干部结对帮扶活动。2008年以来，每年在全市副科级以上干部中开展结对帮扶计生户活动。四年来，市直636名副处级以上干部和各县（市、区）5600多名副科级以上干部累计结对帮扶计生户5万多户，落实结对帮扶资金达1247.2万元，并从技术、生产资料、信

2息等各方面帮助计生户发展生产。三是深入实施计生户子女“成才工程”。2009年以来，进一步落实农村独生子女户和计生二女户子女中考加分政策，仅今年全市就有3591名农村独生子女户、计生二女户子女享受中考加分政策，其中612名考生因享受加分政策被高中录取。各县（市、区）出台计生助学措施，给予上大学或是高中的计生户子女普遍发放助学金。四是大力实行“幸福工程—救助计生贫困母亲行动”。目前已覆盖全市81.2％的乡（镇、街道），累计投入资金2175.24万元，救助计生贫困母亲4334户。五是逐步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计生户医疗补助制度。目前全市享受新农合计生优惠的对象达11.3716万人。六是全面展开“生育关怀行动”。对“生育关怀行动年”各项目标任务做出全面部署，全市各县（市、区）已筹集生育关怀行动资金1052万元，其中财政安排落实477.3万元。七是倾力推动新农保向计生倾斜。福鼎、福安两市（县）作为去年先期开展新农保试点的县（市），目前计生家庭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率达到95%以上。其他县（区）今年10月1日起全面实施新农保计生倾斜政策，今年各县（市、区）新农保基础养老金计生补助金额达211.70万元，发放率100%。其中全省第一批试点县（市）的福鼎市采取补“入口”方式，每户每年补助2400元，投保15年，60岁后每月可领667元养老金，福鼎市新农保计生倾斜工作成果被省人口计生委转发全省。第二批试点县（市）的福安市采取补“出口”方式，60岁后最高每月可领500元养老金。福鼎市、福安市显著提高计生家庭新农

保缴费补贴和养老金两方面标准的做法，成为宁德其他县（区）的榜样。

三、坚持合力联动，在创新载体上强化导向。2011年5月，宁德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对各级各部门充分发挥在计生利益导向中的联动作用，制定了具体要求，促进全市计生利益导向工作更加规范化、制度化。市本级财政从2011年起将人口计生事业经费按全市总人口的人均4.5元纳入财政预算。各县（市、区）立足长远，舍得投入。目前，全市九个县（市、区）财政经费投入平均超过人均46元以上。同时，我们还及时总结推广各地基层干部群众实践中创造的计生帮扶有效形式和载体，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计生利益导向工作。屏南县用活各项农村普惠政策，强化计生优惠倾斜，有力推动计生与扶贫工作又好又快发展，其经验做法在今年全国计划生育与扶贫开发相结合工作座谈会上作了典型发言；古田县开展“三送融情”活动，在育妇结婚、孩子满月、育妇落实节育措施时，登门祝贺慰问，用真诚和关爱感动群众；蕉城区城南镇贵岐村10户独生子女户在宁德市和蕉城区两级相关部门的多方协调下，通过法律渠道，领到增加1个人份的征地补偿费（户均7380元），使省《人口计生条例》中的关于农村独生子女户和二女户家庭在分配集体经济收入、享受集体福利、划分宅基地时增加1人份额的规定得到了落实，并迅速在全市推广；柘荣县由县财政全额补助农村计生二女家庭纳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需自交费部分，目前已共投入56

4万多元； 2004年至今，福安市连续举办八届“二女春苗班”，全力资助品学兼优、家境困难的农村计生“二女户”子女完成初中学业；福鼎市创办“女子成才就业班”，依托福鼎市职业中专面向农村困难计生“二女户”初中毕业女孩招生，减免学杂费、给予生活补助，并安排就业；寿宁县设立计划生育奖励基金专户和生育关怀专户，共筹集计划生育奖励资金168.9万元、生育关怀资金345.42万元；霞浦县对实行计划生育的特困病灾户实行每月100元的生活补助，今年又将补助标准提高到每月200元；周宁县发动在外经商的乡贤和企业家成立“计划生育事业发展”、“关爱女孩”等基金，加大对农村计生家庭女孩求学、生活的帮扶力度。

人口结构与经济周期 篇3

关注或观察一个国家，如果是短期，一二年或三五年，你完全可以忽略掉人口因素，因为人口无论是总量或结构，短期内变化不大。但如果是中、长期，10年、20年或30年、50年，那就完全不能忽略人口这个因素了。

美国在二战之后，从一个一般的大国发展到强国，再从两级强权到超级霸权，为时不过一甲子光阴。其中各种软实力、硬实力等等自然不在话下，但不能忽略还有一个青壮化的优势。一个处于青壮化阶段的国家，可以同时享有供给面（有活力、冲劲、创新，肯冒风险）及需求面（有购买力、有内需）两种优势。美国战后有约20年左右高出生率下的婴儿潮（约8000万人，占全美人口1/4以上），在1965年之后开始进入社会，美国进入青壮期，整个社会蓬勃而有活力。从去年（2010年）开始，婴儿潮人口开始步入老年，每天8000人退休，正式进入老龄社会。

美国之后是日本，1960到1990年，是青壮时期，生龙活虎，缔造了“日本第一”。1991年大泡沫破灭，一沉不起，迄今20年矣，原因固不止一端，但老龄化肯定是个关键因素。日本目前65岁以上老人占全国1.3亿人口24%，是所有发达国中最多的国家。

跟在日本之后的是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自1970到2000年，这30年间，也是生龙活虎，但进入到新世纪以后，先后步入老龄社会。中国台湾由于“少子化”情况严重，尤其明显。新加坡则大胆采用优质人口“进口”（移民）政策来化解老龄化压力。

四小龙之后，紧跟着的即是中国大陆了。从1980年改革开放开始到2010年，也是30年的青壮化时期，30年平均经济增长率9.8%，相当程度上得益于两个“人口红利”：（1）一胎化政策，使所有父母抚育成本大幅降低；（2）整个社会还未进入到像日本一样的老龄社会，安养成本尚未大幅提高。这就好比赛跑时卸掉了两个包袱，跑得焉能不快。

然而也正由于30年来的一胎化政策，相关政策的副作用近年来也开始浮现出来了。从这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可以看到：（1）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在“十二五”期间内达到高峰后即将掉头下降，换言之，中国即将开始进入老龄社会；（2）一胎化政策也导致男女性别的明显失衡，在某个阶段将有数以千万计的适婚男性择偶困难；（3）家庭组织亦因一胎化政策受到扭曲而异化，从而对孩子性格之形成产生连社会学家都难以确知的影响……

鉴于各国和地区的经验，从欧美到日本到四小龙无一例外，当政府开始警惕到出生率下降，决定改采奖励生育政策时，都为时已晚，政策效果几乎为零。这些前车之鉴应该可以给我们一种提醒，人口政策是不是到了该与时俱进、改弦易辙的时候了。

更何况一胎化政策开始就可能存在着一些误区。1979年一胎化政策酝酿成形的时候，正值改革开放时代的开始，当时8亿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未能解决，因此很容易在逻辑上得到一个必须严格控制人口数量的推论政策。但事实上，在邓小平推动改革之后，才几年，农业生产力与农村积极性就被调动起来，1986年左右基本已解决吃饱饭问题了。可见关键在于有没有一个好的体制，而不是严格的生育管制。

人口因素与经济发展关系分析 篇4

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是研究所有人口问题中最基本的出发点之一, 因此长期以来备受学者的关注。人口以及在人口基础上形成的人力资源是经济社会的第一构成要素, 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双重角色。作为生产者, 在人口基础上形成的人力资源是经济活动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作为消费者, 人口处于消费主体地位, 体现着经济社会活动的终极目的, 是人类社会文化生活需要的承载者。经济社会的许多问题以人口和相应的人力资源为前提, 一国人口状况和人力资源的特征构成了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

由于中国是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人口大国, 人口问题与经济问题是我国在新世纪面临的两个重要问题。了解人口因素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面向未来的战略问题, 也是面对严峻现实的实践问题。可以说做好人口工作, 关系到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全, 关系到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也关系到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长远大计。因此当前有必要对人口因素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作出探讨。本文主要分析了人口规模、人口素质、人口结构和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为的是合理利用我国的人力资源优势, 促进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一定规模的人口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 又是经济社会发展达到一定水平的表现, 因为经济归根结底是靠人来推动的, 同时人口规模的大小又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所达到的承载水平。

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既有正向促进作用、又有反向抑制作用。从世界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看, 一方面, 增长的人口规模带来了就业和生活需求压力, 刺激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 产生明显的人口“推进力”和“发明拉力”, 加速了工业化过程和技术进步, 促进了经济发展。另一方面, 人口规模的大幅减小将引起有效需求不足, 严重制约着经济的发展。

所以, 适度的人口规模成为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而各地由于各自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增长模式、人文背景和人口素质状况等的不同, 适度人口规模也将会不同。因此, 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并不是那么单纯的。

对于我国的情况而言, 当经济发展还处于劳动力密集型的经济阶段, 科学技术不发达, 科技因素在经济发展中作用较小, 适度增加的人口规模是经济发展的首要前提。

然而, 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 是过多的人口对经济发展带来了压力, 影响了经济发展的进程。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相当低, 一些最基本的自然资源不但低于世界大多数国家, 而且只占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2至1/7不等。我国主要的工农业产品总产量虽居世界前列, 但人均占有量也较低。同时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很低, 住房医疗卫生和教育服务供应短缺, 存在大量的贫困人口, 迫于压力不得不过度开采自然资源并导致环境质量恶化, 导致经济发展在低水平上徘徊。

但更应该注意的是, 我国的人口问题, 不仅仅是人口规模的问题, 因此应该多方向多角度地审视并采取有效措施统筹解决人口问题, 促进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既不能放松对人口增长的控制, 又不能一味单方面追求人口的零增长。既要控制数量的无节制增长, 更要注重提高人口素质, 优化人口结构, 改善人口分布。

人口素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人口素质是人口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 通常是指人口的综合性素养和能力, 分为身体素质、文化科学素质和道德素质三个因素。人口的身体素质, 是指人们身体发育的健全程度、营养状况和耐力持久状况等;文化科学技术素质是指人们的智能, 包括经过开发的智力, 即文化知识水平、科学技术水平以及通过生产劳动积累的生产经验、劳动技能等。人口的道德素质是指人们的道德意识状态, 包括人生观、道德观、道德品质和传统习惯。

从经济发展的过程来看, 人口素质在生产要素中的位置越来越重要。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 一国的生产优势主要取决于自然资源状况、资本和劳动力构成的要素比率。但事实上具有资源优势的国家不一定经济发达, 而人口素质高的国家往往具有竞争力, 如美国和日本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 始终把提高人口素质放在首位。由于拥有高素质的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 人口所具有的知识和劳动技能成为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因而, 人口素质具有经济价值, 投入提高人口素质的资本要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 追加的人口素质投资要获得追加的经济效益。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 提高人口素质的主要目标是提高劳动力素质。人口素质的普遍提高, 可以造就大量高素质的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熟练工人, 逐步增加知识密集型经济的产品, 并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前提下降低产品成本, 促进生产过程的良性循环, 从而降低消费品的价格, 使就业结构与经济结构趋向协调发展, 促进经济发展。

从人口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劳动力素质作为劳动力资源的主要组成部分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人口素质和劳动力人口素质的变化对经济活动中的生产、交换、分配以及消费等各个方面, 都有广泛的影响作用。当人口素质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时, 就会促进经济发展;如果人口素质尤其是劳动力人口素质普遍低下时, 则会阻碍经济发展。

中国人口的文化素质偏低制约了劳动力素质的提高, 而劳动力素质的低下成为制约中国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因素, 影响了经济发展的速度。我国在经济发展的初期, 劳动生产率低下, 往往采取延长劳动时间、加大劳动强度等措施来达到扩大再生产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 劳动力人口的身体素质起了很大作用。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转变, 道德素质尤其是文化科技素质的作用凸显, 这就与我国目前较为低下的人口素质不相匹配, 极大地制约了经济发展的进程。

同时还应该看到, 为了获得较高的素质, 如较高的文化科学素质和身体素质, 往往需要花费一定的代价和费用。一定的经济发展状况决定了人口素质的状况, 经济是基础, 发展经济才能促进人口素质的提高。

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人口结构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人口性别构成”, 即是指人口总体中男性人口与女性人口之间的比例, 也称为“人口性别比”。人口总体的性别构成具有明显的经济社会含义, 其实际构成状况不仅与人口自身的再生产相关, 还会对经济社会过程及其发展产生制约。二是人口的年龄结构, 即人口总体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 就目前的影响来看, 主要分析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1.人口性别比与经济发展

人口性别比一般是指100个女性所对应男性的比值, 从性别构成上来说, 中国内地男性人口一直多于女性人口。据权威数据显示, 目前我国的人口性别比已经远大于联合国设定的正常值102～107, 而且预计在未来的数十年这种人口性别比失衡的现象将更加严重。

我国人口性别比失衡的是由于传统文化、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水平等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而经济发展因素无疑是最基本的。在我国长期的农业经济条件下, 生产方式主要依赖于体力劳动, 在许多的农村地区, 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社会保障体系也不健全。落后的社会生产使得农民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生育男孩上, 这是导致我国人口性别比失衡的重要原因。

在城市也存在男女经济地位不平等的现实状况, 城市妇女在就业, 劳动分配方面与男性有一定的差距, 而且性别角色要求她们承担起生育的责任, 这必然会离开职场一段时间, 以技能生疏为代价, 进而有可能导致失去工作。总之, 妇女对经济生活的参与度、参与层次、参与比例和参与渠道等与男性有着明显的差距, 这导致家庭生育男孩的愿望大于女孩, 由此造成人口性别比失衡。人口性别比失衡使得男性劳动力过剩而出现“就业性别挤压”, 对女性就业的严峻形势更是雪上加霜, 传统的女性职业如打字、缝纫等也被男性所接受。因此势必对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产生影响。

2.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

按照国际通用的人口老龄化标准, 一个国家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数的10%或者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人口总数的7%以上, 这个国家就属于人口老龄化国家。早在2000年底, 我国就已进入老龄化社会。

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是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低的情况下, 主要依靠政府推行的医疗保健和计划生育实现的, 突出特点是老龄人口基数大, 增长速度快, 地区不平衡。在经济相对不发达的情况下实现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属于典型的“未富先老”, 这使得政府还不具备建立和维持老年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所需要的相当雄厚的经济实力, 增加了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难度。

人口老龄化会使劳动力年龄人口比例相对下降, 劳动力资源相对缩减。在科技就是生产力的时代, 老龄劳动力人口在接受新的知识和科技方面比青年劳动力要处于劣势, 对新产业和新岗位的适应能力也要弱一些。因此, 随着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人口老龄化,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发展必然会受到影响。

人口老龄化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可以理解为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从绝对意义上说, 人口老龄化达到一定程度可以被认为是人口自身的不可持续发展, 进而影响我国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1.人口地域分布与经济发展

人口分布主要是指人口的地域分布和城乡分布。人口的地域分布是指一定时点上人口在各地区的分布状况, 是人口过程在空间上的表现形式, 具体表现为该时点当地的人口密度。

我国依据经济发展水平可以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三大地带, 人口呈阶梯状分布, 地区间人口密度差异大。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人口地域分布差异的重要因素, 而人口的地域分布情况又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人口地域分布。在目前我国广泛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条件下, 人口地域分布主要是人口的主动迁移的结果。而人口的迁移是劳动者对更好的就业机会或更高的收入水平的回应。因此, 经济发展水平无疑是吸引人口迁移从而造成人口地域分布的重要力量。同时, 经济发展水平通过影响地区的生活环境、教育水平、医疗服务、社会福利和城市建设等间接影响人口地域分布格局。

人口地域分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集中体现于局部地区人口规模增长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人口增长产生的需求压力有助于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 高度集中的人口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 有利于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由于“知识资源”的大量流出, 造成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源优势更加缺乏, 使得地区经济增长步伐更加缓慢, 陷入低人力资本水平-低经济增长的恶性循环。因此, 在顺应经济发展规律, 建立更加顺畅的人口流动机制的同时, 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 加强西部地区经济建设和人力资本建设扶持, 是实现我国人口地域分布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

还应该看到, 人口地域分布过度集中、中心地区的过度城市化也带来了资源紧缺, 生态环境破坏严重, 住房交通拥挤, 社会治安混乱等一系列负面效应, 制约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人口城乡分布与经济发展

随着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过程的推进, 会出现由于经济的发展而人口由农村向城镇流动从而使城镇人口不断增加, 由此而引发的人口城乡分布的变化。人口城乡分布的变化以及其变化的内容、变化的过程都将对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在8亿多农村人口中, 其中劳动力人口近5亿, 因此有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但是, 农业人口文化教育相对落后, 农村劳动力的综合素质与劳动技能也较低, 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很少, 多数缺少就业必需的技能、技术。相比之下, 由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资源的集中, 城市中聚集了大量的高素质人力资源, 同时也具有资本、信息和高新技术等优势, 所以城市非农人口与农业人口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效果不同, 一般来说非农人口比例越高, 经济增长率也越高, 城市人口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非农人口与农业人口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随着经济的发展, 大量农业人口转移到城市, 为工业化提供劳动力, 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也是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突飞猛进中的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但同时要注意到, 城市化绝对不仅仅是简单的农业人口向城镇移居, 而是几亿人生产方式的根本转变。因此, 针对我国的人口城乡分布现状, 要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 城市化滞后是历史包袱, 但同时也蕴藏着巨大的潜力, 城市化的推进时期也往往是经济快速发展时期, 针对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 要充分利用我国农村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正确处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 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的人力资源优势。而在企业规模上, 要注重发挥在城乡分割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对农村经济以及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

人口与经济发展 篇5

山区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在分析我国山区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现状的`基础上,从三者相互联系制约的角度,提出了实现山区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协调发展的策略与途径:(1)实行非均衡式的协调发展战略;(2)制定协调发展的实施规划;(3)构筑协调发展的技术体系.

作 者：袁国强 郭红玲 Yuan Guoqiang GUO Hongling 作者单位：河南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郑州,450052刊 名：地域研究与开发 PKU CSSCI英文刊名：ARE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年，卷(期)：17(4)分类号：F127 X24关键词：山区 人口 资源 环境 经济 协调发展

贵州省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篇6

【关键词】人口；经济；主成分分析；协调度

一、引言

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因此，长期以来人口和经济问题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经济发展与人口发展具有密切关系，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和分布等因素，对经济的发展会产生重要影响。在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中，经济发展对人口发展有着决定性影响，人口发展对经济发展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因为许多经济发展的指标中都离不开“人均”的概念。因此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要努力提高人口素质，合理控制人口数量，进一步调整好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人口和经济的协调状况可以用两者的协调度来反应，协调度是用来度量系统或要素之间的协调发展的定量指标，指对某一区域不同时段内，人口系统和经济系统内部要素的相互配合以及两系统间相互作用耦合程度的定量描述。

二、指标选取及研究方法

1.指标的选取

如果人口与经济发展相协调，就算人口规模很大，人口与经济的协调性程度也较高，反之，如果两者不协调，就算人口规模很小，人口与经济的协调性程度也较低。因此，为了能够合理的评价贵州省人口和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本文选取了能够反映人口状况的4个指标，分别为：人口自然增长率、男女性别比、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口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城镇人口比重（城镇化率），分别从人口增加速度、性别、从业结构、城乡等方面说明贵州省人口状况；选取了反映经济状况的5个指标，分别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纯收入、第二三产业产值比重、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分别从总的经济结构、分城乡情况等方面反映了贵州省的经济状况。

2.研究方法介绍

（1）人口和经济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的计算

为全面分析问题，往往要搜集多个观察指标的数据。如果一个一个地分析这些指标，无疑会造成对研究对象的片面认识，也不容易得出综合的和一致性很好的结论。而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PCA）即主成分分析法就是考虑各指标之间的相关关系，利用降维的思想把多个指标转换成较少的几个互不相关的指标，从而使进一步研究变得简单的一种统计方法。本文主要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进行数据分析。

首先，为了消除变量量纲及数量级不同所造成的影响，在用SPSS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之前，要先将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 其计算公式为：

S代表指标的标准差；

将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利用SPSS 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相关矩阵的特征根和各指标的贡献率、累计贡献率等。一般累计贡献率大于85%的前K个成分已基本上能反映原变量的主要信息。因此，选取前K个指标作为主成分。将标准化后的原始数据代入下面公式（2）中，求得各主成分得分。

为了衡量贵州省的人口与经济的协调情况，我们运用协调度来作为衡量的手段，衡量协调度的方法很多，主要有耦合协调度、模糊数学中的隶属度和相关分析法等，为了研究的方便，本文采用相关分析法中的Pearson相关系数来衡量贵州省的人口和经济发展的协调状况。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由于人口状况（比如从业结构、城镇化率等）的改变速度较慢，一般落后于经济的发展，所以短期的观察一般不明显，所以本文采用了5年作为一个阶段，分别来观察每五年的人口与经济的协调状况。具体协调类型的判断标准如下表1：

三、研究结果分析

1.人口与经济发展状况评价

本文运用贵州省2000—2011年的统计数据，运用上述分析方法对贵州省的人口和经济状况进行了计算。利用SPSS19.0对上述数据进行分析，选择了特征值大于1的主成分，具体见下表2。

以上的数据反应出，人口系统的主成分F1、F2的累计贡献率达到了93.992%，所以选取两个主成分；经济系统的主成分F1的贡献率达到了96.476%，所以只需要选取一个主成分。

利用公式（3）构建人口和经济综合发展函数f（x）和g（y），两者的表达式如下：

f（x）=0.675F1+0.325F2

g（y）=F1

根据以上两公式，把我们所计算得到的主成分代入，可以得到贵州省人口和经济综合发展指数，如下表3和下圖1所示：整体来看，贵州省的人口和经济系统的函数值呈现上升趋势。这反映出贵州省人口与经济发展整体上处于上升的态势。

由于主成分分析法是以若干年的指标做为一个整体，通过分析每一个指标在这个整体中的权重来求出系统综合发展指数，这个指数反映的不是该年度在整个评价体系中的绝对水平，而是相对水平。即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求得的指数既可能有正值，也可能有负值。当其为正值时表明该年度的发展水平高于平均发展水平；当其为0时表明和平均发展水平一致；当其为负值时表明该年度的发展水平低于平均发展水平。发展水平越高的年度其评价指数越大。由系统分析的性质知人口系统的得分值与经济系统的得分值在数值上是对等的， 即人口系统得分的1分与经济得分的1分是等值的。

2.人口与经济发展协调度评价

本文運用上述计算协调度的方法，以每5年的滑动周期计算出了贵州省2000—2011年人口和经济发展的协调度（见下图2和下表4），可以看出贵州省人口和经济的协调度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且从2003年以来就一直处于良好协调的状态。

2000—2004年的协调度很低，仅为0.204，处于濒临失调的状态，主要是因为2000年贵州省的人口增长速度较快，而经济的增长速度较慢，所以造成协调度较低，随后的时间里人口增长速度在下降，经济的增长速度在不断增加，尤其是2004年以后，所以人口和经济的协调度较高。

以上的数据反映贵州省的人口和经济发展协调度良好，主要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贵州省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各个产业的总值都在不断增加，2011年贵州省三次产业比重为0.13：0.38：0.49，已经趋于合理化，其中增加值比重最大的是第三产业；从业人口也不断合理化，2000年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为0.7：0.12：0.18，到2010年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为0.66：0.12：0.22；2000年，贵州省城镇化率为23.87%，而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贵州省省城镇化率已经达到33.80%，十年间城镇人口比重提高了9.93个百分点。这些都说明了人口和经济的发展都在不断趋于合理化。

四、结论

人口与经济之间关系密切，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但由于地理、历史等原因，对贵州省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仍较少。本文在对其他省份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成果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构建评价体系和相应的模型，对贵州省2000—2011年的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度进行了分析，分析发现除个别年份外，贵州省人口与经济发展协调度良好。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人口与经济发展有较紧密的联系，所以在不断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一定要注重人口结构的调整，包括总人口数量的控制，就业结构调整、城镇化率的提高和人口素质的不断提高等等，尤其是城镇化率的提高，因为贵州省的农村人口较多，农业存在大量闲置劳动力，所以积极合理的引导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对经济发展很有利；要积极发展老龄产业，因为近些年贵州省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所以积极发展老龄产业，能在很大程度减少社会的负担，加速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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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苏飞，张平宇.辽宁省人口结构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J].农业系统科学与综合研究，2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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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忍，任志远.西北五省人口经济协调状况及空间相关分析[J].统计与决策，2009（10）.

[5]蒲婷婷，王家勋，王生林.甘肃省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评价与分析[J].甘肃理论学刊，2010，3（2）.

我国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篇7

一、协调发展评价模型构建

(一) 指标选取与指标权重

本文采用分层评价模型进行协调发展综合评价, 根据协调发展指标体系, 分别选取了经济指标 (作为逆指标的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和GDP、人均GDP、财政收入、第三产业值占GDP比重、城镇化率等正指标) 与人口 (包括大专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与平均教育年限等正指标, 总人口、人口密度等中性指标和自然增长率、婴儿死亡率与总抚养比率等逆指标) 指标等一级指标。然后采用层次分析法 (AHP) 确定一级和二级指标的权重。

(二) 指标数据的无量钢化处理

由于本文采用的指标数据具有不同的单位, 这可能会对评价结果产生影响, 因此需要对它们进行无量钢化处理, 使其波动范围缩小到0和1之间。最常用的方法是极差标准化, 其公式如下:

正指标计算公式为:

逆指标计算公式为:

经济这种标准化所得新数据的值越大越好。

(三) 协调发展系数计算

协调发展系数强调两子系统的协调情况及发展水平。在文中先用协调系数来评价两系统的协调状况, 其公式为:

其中:Cij表示第i系统与第j系统的协调系数;Ui表示i系统的实际发展水平 (综合评价得分) , Uj表示j系统的实际发展水平 (综合评价得分) ;K=2/S^2, S^2为Ui和Uj的方差均值。

即使协调系数能反映两系统的协调情况, 但不能反映系统当时所处的发展水平。当Ui=0.7, Uj=0.7时, i系统与j系统的协调系数为1, 而当Ui=0.9, Uj=0.9时, 系统i与系统j协调系数也是1, 但是后者两系统的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前者。所以本文还引入了协调发展系数指标。其公式为:

其中:D为系统i与系统j的协调发展系数;C为系统i与系统j的协调系数;α, β为权重, 且α+β=1, 具体到人口与经济两系统, 设为α=β=0.5。协调发展系数是一个正指标, 数值0和1之间, 值越大说明该地区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状况越好。

二、我国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区域评估分析

本文利用2007年人口、经济发展水平作为截面数据, 对全国各地区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状况作综合评价。因为, 反映人口发展水平的三种指标较难取, 本文在对指标数据进行无量钢化处理时用最佳状态值1。

(一) 指标权重的确定

本文利用林凡元文章中所用的专家打分结果, 根据AHP方法分别构造出了人口系统和经济系统的判断矩阵, 然后通过计算获取了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 分别为3.095195和3.038711。人口与经济指标的特征向量如表1所示。

(二) 人口与经济发展综合水平与协调发展评价

本文选取我国各地区2007年的人口与经济发展指标数据, 首先根据正指标、逆指标不同, 进行数据无量钢化处理人, 其次根据加权平均法, 将人口系统与经济系统发展水平指标无量钢化数据与各指标对应权重值乘积来表示, 其公式为:

注释:最后一列表示人口与经济发展水平排位中的相对位置, 值为零表示人口发展水平排在经济发展水平前, 反之相反

本文运用Matlap软件以上两矩阵相乘得全国各省市人口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实际发展水平, 然后根据协调系数和协调发展系数公式求得全国各地Cij和Dij值, 即具体值与排位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 在全国各地区人口系统与经济系统综合得分中, 人口系统综合得分均高于经济系统综合得分, 这可能由本文在无量钢数据里面人口密度、婴儿死亡率和平均人口受教育年限等指标引用了最佳引起的。C与D值前七位分别为广东、上海、浙江、江苏、山东、天津和福建等东部沿海地区;后四位是海南、湖北、湖南和吉林等地区。主要原因是在东部地区经济比较发达, 人力资源比较丰富, 人口素质较高, 因此东部地区人口与经济比较协调发展, 而在其他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程度较低。

三、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表明, 我国人口与经济发展水平虽然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 经济总量保持高速增长, 人口增长率较稳定, 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发展迅速, 但是各地区发展区际差距比较明显。东部地区协调发展系数均为较高, 中西部地区较低。广东、上海、浙江、江苏、山东等地区协调发展系数都大于全国平均水平。主要原因是东部沿海地区人口发展综合得分与经济水平综合得分较接近, 协调性好, 并且人口与经济发展整体实力较强。我国其他地区在人口与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一定得不协调问题。分析结果表明, 海南、湖北、湖南、和吉林等地区存在严重的不协调性, 协调发展系数都排在后面, 从表2中最后一列可以看出一种共同特点, 即人口水平排位在经济发展水平前面。也就是说, 在这些地区人口与经济发展不协调主要原因是人口发展速度跟不上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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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达莫达尔N·古亚拉提.经济计量学精要[M].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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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仲生.中国的人口与经济发展[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人口与经济发展 篇8

1884年,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中明确而系统地提出了两种生产理论。在此之前, 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各项研究, 善于将婚姻和家庭的微观研究与社会制度的宏观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婚姻和家庭这些微观问题受资本制所有制支配, 是阶级对立和斗争的产物。同时, 在大量的史料研究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观逐渐成熟和发展起来。

恩格斯在《起源》 (第一版) 的序言中第一次精辟地阐明了两种生产理论, 他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 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 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同时, 生产又不是单一和绝对的, 分为两种, 即“一方面是生活资料, 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 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 受到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 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这两方面又存在相互制约的关系, “劳动愈不发展, 劳动产品的数量愈少, 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 社会制度就愈是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 然而, 在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这种社会结构中, 劳动生产率日益发展起来;与此同时, 私有制和交换财产差别使用别人劳动力的可能, 从而阶级对立的基础等等新的社会成分, 也日益发展起来;这些新的社会成分在几世代中竭力使旧的社会制度适应新的条件, 直到两者的不相容性最后导致一个彻底的变革为止。”这段话可以说是对两种生产理论集中而全面地论述。

两种生产理论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 并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传承。马克思曾经说过“社会的条件只能适应一定数量的人口”, 即人口的规模和世代更替的速度受到社会生产条件的制约。在这一观点的指导下, 人既是生产者, 又是消费者, 作为生产者, 人能创造财富;作为消费者, 人需要消耗财富。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这二重作用, 是正确认识人口和社会经济相互关系的出发点。因此, 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相适应是一切社会都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正是因为如此, 人口的再生产既提供劳动者, 也提供消费者。如果劳动者过多, 超过一个社会所能容纳的数量, 势必造成劳动者过剩, 出现社会中的失业问题;如果消费者过多, 将会造成消费资料供应的紧张和短缺。因此, 在特定的生产条件下, 大量的劳动力不能与物质资料按照固定比例结合, 过剩人口相应的产生。列宁继承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口观点, 坚持了人口的存在和发展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基本观点, 明确地指出, 人类的生存和增殖与动物有本质的区别, 最主要的、直接的制约还是来自社会条件。继列宁之后, 斯大林领导了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革命的实践和理论的研究都促使他研究人口问题。他首先肯定, 人口状况属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之一, “人口的增长, 人口密度的大小, 无疑也包括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这一概念中, 因为人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必要因素, 没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人口, 就不可能有任何社会物质生活”, 并进一步概括了人口增长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人口的增长对于社会的发展有影响, 它促进或者延缓社会的发展, 但它不可能是社会发展的主要的力量”。

在中国, 毛泽东肯定了人在世间一切事物中的作用, 他明确地提出了“世间一切事物中, 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观点。在肯定人的重要性的同时, 毛泽东同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提出“我们这个国家的好处是人多, 缺点也是人多”。既看到人口多的有利一面, 要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 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 要求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创造各种条件, 把中国人多、劳动力丰厚这个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又看到人口多的不利一面。对于新中国成立后人口增长过快, 出现了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速度不相适应的新的人口问题, 毛泽东同志科学地总结了中国建国以来的实践经验, 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在1956年就又提出了要计划地控制中国人口增长问题的观点, 逐步形成了适应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人口思想。

纵观两种生产理论逐渐完善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 两种生产理论揭示了原始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性, 而且也科学地说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性, 大大丰富和完善了唯物史观, 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二、人口均衡发展的当代价值及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取得了人口、经济、社会等各项事业的发展, 为国家未来的长足发展和进步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 中国面临着各项人口数量、结构、质量与社会、经济发展不相协调的问题, 针对这一现状, 党中央在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把人口问题置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之中统筹规划, 体现了人口因素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是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 人口的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协调、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 并且人口规模适度、人口素质优良、人口结构优化、人口分布合理及人口系统内部各个要素之间协调平衡发展。

因此, 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理论在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内涵和外延都是相一致的,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从人口的供求关系上来看, 人口的供给和需求相一致, 这是两种生产理论主要内容的集中体现。在新中国成立之初, 中国就曾面临过人口增长过快的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 毛泽东曾有过经典论述“中国人多, 是好事, 也有困难”、“人多就嘴巴多, 嘴巴多就要粮食多”, 并指出人口要有计划的发展, 而且与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类要控制自己, 做到有计划地增长”。回顾中国人口发展的历史, 中国通过控制人口快速增长, 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 随后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基础上,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为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人口环境, 所有的这一切都为了使人口供给和需求能达到相互协调的状态。

第二, 从生产的供求关系上来看, 人口的生产和消费应相互协调, 这是对两种生产理论的有益借鉴。在传统的社会中, 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决定了生产力水平不高, 社会经济制度承载力较为稳定;进入现代社会, 生产力高度发展, 自然资源的承载力较为稳定, 在这一条件下, “制度承载力”成为主导, 人口的均衡将受制于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等各个方面。同时, 人口的生产和消费处在不断的适应、变化的过程中, 人口的消费超过人口的生产时, 在经济中表现为经济发展驱动力弱, 人力资源开发能力差, 各项资源不能得到充分利用, 经济发展的效率低下, 进而又导致了人口抑制资源的有效使用;反之, 当人口生产超过消费时, 意味着资源过度开发, 社会超负荷运转, 经济整体处在低水平的发展阶段。

第三, 从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来看, 人口与经济社会达到互相均衡的状态, 这是结合中国国情, 对两种生产理论的完善和发展。人口与经济、社会达到互相均衡的状态, 并不仅仅体现在人口的数量方面。在一个国家中, 人口的概念较为广泛, 除人口的数量之外, 还包括人口的素质、年龄性别结构、分布等多方面的内容。这些诸多的内容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各项因素密切相关, 同时又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和程度、一个国家的资源禀赋所制约。

三、实现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反思及建议

第一, 大力发展教育, 投资于人。人口的素质反映着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总体条件和能力。作为社会生活的主体, 人口不仅要在数量上与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 而且要在质量方面与社会发展和经济水平相适应。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 人口的素质日益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重要内容和显著标志, 同时也是生活资料生产的重要条件。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的程度, 正是体现了这个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所处的阶段, 人口质量的提高, 大大有利于自主创新的发展。

第二, 促进人口合理分布, 有力引导。改革开放带来中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 同时区域发展的差异日益明显。由于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区域差异的逐渐加大, 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选择到东部沿海工作和生活, 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加剧了区域之间的差异。

第三, 积极发展老龄产业, 未雨绸缪。新一轮的“民工荒”是多方面因素导致的, 一方面城镇化进程逐渐加快, 城乡区域之间差异正在逐渐减少, 农村将成为吸引农民工返乡的重要吸引地区。另一方面说明了学界所指的“刘易斯拐点”到来。综合考虑这一问题, “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并不仅仅意味着劳动力人口的减少, 更重要是中国历来以劳动力来拉动经济增长的优势正在逐渐丧失。

总之, 要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 从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均衡发展的高度, 认识中国人口问题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 从人口再生产和物质资料再生产相协调的角度研究并解决中国面临的各项人口问题, 促进人口均衡发展, 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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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G]//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人口与经济发展 篇9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我国的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受关注, 人口素质是发展经济和增强国家实力的重要条件, 是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资本。人口素质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联系是解决此问题的一个突破口, 本文将用统计分析的方法通过对影响人口素质发展的主要指标进行分析, 初步得出人口素质和社会经济发展微妙的联系。

二、人口素质的涵义及研究指标

“人口素质”是多学科研究的对象。我国学者朱国宏认为:人口质量、人口素质和人口品质均相当于英文中的Population Quality一词, 其所指是同一的, 至于使用哪一术语, 一来与时代背景有关, 二来与研究者的偏好有关。但随着研究的深入, 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使“人口素质”的说法。现代西方学者对人口素质的讨论最著名当首推从经济学角度对人口质量进行探讨的人力资本理论, 人口质量就是人力资本, 舒尔茨的“人口质量经济学”早已成为人口经济学中的一门显学。但与其说这是人口学的研究, 不如说是经济学的探讨。这与人口学和经济学的天生血缘性是不可分割的。从人口素质的外延来看, 主要是“三要素”和“二要素”之争。我个人认为,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 “三要素”论比较全面, 思想道德素质有很大的作用, 不能忽视;但是如果要从统计研究的角度看, 人口素质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适宜采用“二要素”论的思想对评价人口素质的各个指标变量进行定量的研究, 因为思想道德素质的研究缺乏必要的量化指标, 给分析研究带来一定的不便。所以, 在以下的研究中将采用“二要素”的思想。通过人口的身体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来分析人口素质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

根据人口素质的构成, 应遵循评价指标的“可比性”原则来选择指标, 作为人口素质水平的评价指标。

在人口素质的个体素质中, 文化素质起着决定作用, 而身体素质、思想素质和科技素质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在文化素质方面, 选取以下3个指标: (1) 文盲率。它是指15岁或15岁以上人口中, 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的比重, 是识字率的逆指标。 (2) 高等学校数。它可以从一定程度上体现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率。 (3) 招生比例。它是指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的总招生数占总人口的比例, 说明高等学校的普及程度和就学情况。在科技素质方面, 选取的评价指标为:科技从业人员数。它是指从事科技研究的从业人员的人数。在身体素质方面, 选取的评价指标为:死亡率。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口身体素质状况, 同时它还由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医疗卫生水平和生活水平所决定。在思想素质方面, 由于它难以量化, 因此忽略不计。

在人口素质的社会人口素质构成中, 年龄结构、性别比例和职业构成都决定人口素质的水平, 因此, 也要确定其可评价指标。在年龄结构方面, 选取以下两个指标: (1) 成年人口的比例。它是指15~64岁的成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是体现人口年龄结构状况的重要指标。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越大, 参与经济活动的人口就相对越多。 (2) 负担系数。它是指负担少儿系数和负担老年系数的总和。若成年人口的比例较大, 其社会负担就较轻, 负担系数相对较小, 这两个指标成反比关系。 (3) 预期寿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是衡量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指标。在职业构成方面, 选取的评价指标为:每万人口的高等学校毕业生数。它是指高等学校毕业生数占以万人为单位的人口的比例, 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人口脑力劳动者的比重, 决定社会人口素质的水平。在性别比例方面, 由于全国各地区的总人口性别比没有显著差异, 而且它难以对人口素质作确切的描述, 故不作为变量指标。

三、人口素质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

(一) 社会经济发展的内涵和当今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发达程度的主要标准, 但它所包含的内容及衡量标准至今在国际上没有统一而明确的界定。在传统经济学中, 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往往使用单一的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指标, 如人均GDP和恩格尔系数等等, 这些指标虽然具有简明和可操作性强的特点, 但尚不能全面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经济综合发展程度, 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 我认为在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时, 有必要结合人口素质等相关因素, 这样的评价结果才更加全面。

(二) 人口素质指标变量的统计分析

为了对人口素质进行定量的描述, 比较分析各地区的人口素质差异, 认识中国人口素质现状及其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 需要提出人口素质指数这个概念, 这对提高中国人口素质有重要意义。

人口生命素质指数 (PQLI, The Phsical Quality of Life Index) 是目前使用较多的衡量人口素质高低的一个综合指标, 相对比较权威, 它是1977年由大卫·莫里斯提出来的, 适用于考察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素质水平。PQLI是一个综合反映人口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的指标。该指标是由识字率、婴儿死亡率及1岁预期寿命三个指标, 通过指数计算综合而成的。用生命素质指数考察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素质, 灵敏度是很高的。

在分析人口素质时主成分分析法在评价各地区人口素质方面比使用单一的平均指标更加直观、全面。根据前文提出的我国31个地区的各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 分析结果如下:

分析方法:主成分分析

此表主要反映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 包括三项: (1) 各成分的特征值, 从大到小排列, 第1个主成分特征值为4.785, 第2个主成分的特征值为1.550, 第3个主成分的特征值为1.178, 在本例中只有3个因子的特征根大于1。 (2) 各成分所解释的方差占总方差的百分比, 即各因子特征值占特征值总和的百分比。 (3) 各成分方差占总方差百分比的累计百分比, 前三个因子的特征值之和占总方差的83.178%。因此, 前3个因子为人口素质的主成分。

分析方法:主成分分析

从表2可知, 标准化后的第一主成分中, 变量总负担系数、文盲率、死亡率的系数为负, 而其它变量的系数都为正。这是因为总负担系数、文盲率、死亡率对人口素质水平起着负面影响, 而其它变量起着正面作用。因此, 可以认为, 第一主成分是对人口综合素质的度量, 代表一个地区总的人口素质水平, 综合素质越高, 说明整体素质越好。在第二主成分中, 高等学校和预期寿命和总负担系数为负, 其它变量的系数为正, 并且正系数中高校毕业生比例最大。所以第二主成分反映了人口的高素质水平和身体素质水平, 可称为人口高层素质。它的得分越高, 表明人口的受高等教育程度越高和身体状况越佳。第三主成分中, 成年人口比例系数为负, 可见第三主成分反映了人口的基本素质状况, 即身体素质和识字水平, 可以称它为生活基本素质。

由于第一主成分反映的是人口综合素质水平, 所以要比较人口素质的整体水平, 应把全国各地区按第一主成分排序。排序结果反映了各个地区的人口综合素质水平的高低。北京、上海的人口综合素质水平最高, 贵州、西藏的人口综合素质水平最低, 这和各个地区PQLI指数的排序是一致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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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德存.统计学.科学出版社, 2004

[5]胡健颖.实用统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人口与经济发展 篇10

1 南阳市人口发展现状

(1) 低增长率和高增长量并存。1978~1992年期间处于人口增长由稳定向下降过渡的阶段, 南阳人口年平均出生率降至19.69%, 年均出生人口下降至17.9万人;1993~2010年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 平均出生率为10.9%左右, 每年净增人口达4.6万人, 人口基数大, 占全省11%。可见, 低增长率、高增长量和人口基数大仍是当前人口发展现状的基本特点。

(2) 城镇人口比重不断提高。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涌入城区, 这些涌入城镇的人口或从事工业、商业经营, 或从事运输、打工、劳务服务, 随着时间推移南阳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有很大上升, 由1978年的38万人发展为2010年的401.55万人。

(3) 人口男女性别比失衡。受经济恢复和传统生育观念共同影响, 南阳出现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走高局面, 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时, 南阳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8, 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 出生人口性别比达到127, 2008年南阳市人口男女性别比为108.7, 尽管出现回落, 但仍偏离正常范围。

(4) 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近年来, 南阳市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 2007年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8.5%, 较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增加了1.5%, 平均每年增长4.4%。

(5) 人口整体文化素质显著提高。南阳人口整体文化素质有了很大提高, 一是6岁以上人口中, 接收初中以上教育的人口比重不断上升;二是15岁以上人口中, 不识字人口比重大幅度下降。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15岁以上不识字人口比重已由1982年的26.8%下降至3.9%。

2 经济发展现状

(1) 国民生产总值快速发展。从总值上看, 2005年南阳GDP达到1050.04亿元, 成为河南省第三个GDP过千亿的经济大市, 国民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机遇期, 全市经济保持了稳步健康发展态势, 到2009年GDP增至1780.04亿元, GDP年平均增幅达14%。

(2) 产业机构更加协调。南阳属传统的农业大市、工业强市, 一、二产业长期以来占据主导地位, 2007年第三产业历史上首次超过第一产业, 南阳实现了产业机构由“二一三”向“二三一”的演变, 产业结构优化协调直接带动了南阳经济的稳步向前发展。

(3)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随着南阳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与2005年相比, 到2009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65.5%, 年均增长13.1%。

(4) 居民生活水平明显提升。随着城乡居民收入不断增长, 群众购买力大大增强, 消费水平和层次大幅度提高, 居民消费凭向高档化、品质化方向发展。近年来南阳市消费品零售总额保持快速增长势头, 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等行业迅速发展, 推动了商业市场的繁荣。

3 南阳市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3.1 人口数量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受人口规模增长影响, 庞大的人口总量使得耕地和水等自然资源压力越来越大。南阳人均耕地面积和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3, 在人口量不断扩大、耕地面积和水资源总量趋减的形势下, 耕地和水等资源供求矛盾日益突出, 进一步制约了经济发展。

3.2 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提前到来的人口老龄化现象对南阳市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个严峻的考验, 降低了经济活动人口比例, 使社会抚养人口负担加重, 增大劳动力成本, 这些负面影响已经通过消费领域变化以及储蓄、劳动人口数量和质量、劳动生产率下降体现出来, 如果这些问题处理不当, 直接给社会经济发展造成较大负效应。但人口老龄化也是一个动态过程, 由于人口增长速度不断下降, 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快速上升, 抚养比例下降, 同时又成为经济发展阶段宝贵的“人口红利期”。

3.3 人口文化素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素质是相辅相成的, 经济发展水平从总体上决定着人口健康水平状况和文化素质水平, 同时人口文化素质又是社会经济的发展的决定因素之一。南阳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 丰富了人们精神生活, 生产者对劳动实际操作、对新生产技术手段的快速接受、适应新的工艺流程能力提高等加速就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优化, 带动了劳动生产率短时间的成倍增长, 提升了人们物质生活, 从而推动了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4 促进人口与经济的经济协调发展

4.1 关注人口增长, 强化统筹促发展

关注人口自然增长问题, 统筹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关系, 自觉把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发展相融合, 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统筹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和分布各要素之间关系, 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科学规划调控人口规模, 坚持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 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差问题, 严厉打击非医学需要鉴定胎儿性别和非法人工终止妊娠法控制婴儿性别行为, 使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现象逐步回归到正常水平。加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 结合户籍制度改革和人口流入, 放宽户籍迁移限制, 创新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模式, 鼓励农村人口向小城镇、中心区集中, 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 同时落实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属地化、平等化、市民化, 使资金、资源和人员逐渐向城镇聚集, 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人力、资金、技术等资源支撑, 全面促进幸福南阳建设。

4.2 加快转变促发展

人口净增长量大、人口形势不容乐观, 经济基础差仍是南阳当前基本市情, 因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 正确认识形势, 着眼发展, 立足转变, 把握人口发展规律, 控制人口数量, 提高人口素质, 同时还要根据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确立以人为本、优先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理念, 合理引导一部分有能力、有条件的人才至经济相对发达地区, 一方面减轻了欠发达地区压力, 另一方面又为经济发达地区输送了经济发展动力, 使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有效结合起来, 创造一个良好的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发展环境。围绕“做、实、效”下功夫、做文章、抓落实, 加快人口思想观念转变, 引导人民群众自觉把实行计划生育合法权益和国家长远利益及政策目标统一起来, 由关注生育数量转向关注生命质量, 由关注人口生产转向关注经济发展, 维护家庭和谐发展, 实现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

4.3 抓住“人口红利期”机遇, 积极妥善处理人口老龄化问题

当前, 我市少儿抚养率相对较低, 为老龄化人口服务管理工作开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要抓住“人口红利期”, 加强提倡关爱老人, 动员全社会力量投入老龄事业, 不断发展壮大老龄产业, 积极探索解决社会老龄化的方法和途径, 推进覆盖城乡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构建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政府机构照料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 大力发展老龄产业, 研制开发老年消费品, 培育老年用品专业市场, 满足日益庞大的老年消费需要, 努力解决好社会老龄化问题。同时, 把发展经济作为解决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出路, 壮大经济实力, 增强综合力, 为妥善解决人口老龄问题奠定坚实锋后的物质基础。

摘要：人口是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 客观认识人口现状特点和正确解决人口问题是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

关键词：人口现状,经济发展,计划生育,老龄化问题

参考文献

[1]史文莉.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J]

[2]南阳人口总量与结构发展.南阳统计局, 2008, 12, 09

人口与经济发展 篇11

关键词：耕地面积；人口；经济发展；南充市

中图分类号 F3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31（2015）17-19-02

南充市位于川中北（四川盆地中北部）、川东北（四川省东北部）、嘉陵江中游（长江流域），辖3区1市5县、人口759.64万，幅员面积1.25万km2，是四川省第二人口大市、国家规划定位的成渝经济区北部中心城市、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南充市可分为北部低山区和南部丘陵区两大地貌单元。属于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雨热同季，年平均气温17℃左右，年日照时数在1 200～1 500h，年降雨量1 100mm，适于作物生长。

1 南充耕地面积变化总体分析

通过对1949-2013年南充市耕地面积数量变化作图，得图1，由图1可知，南充耕地面积由1953年的最高值44.2万hm2持续下降到2004年的最低值29.6万hm2；南充耕地面积变化呈现出3个明显的阶段特征：1949-1953年为耕地面积增长阶段，1954-2003年为耕地面积持续走低阶段，2004-2013年为耕地面积维持在30万hm2左右的稳定状态。

人均耕地面积与常用耕地面积息息相关[1-3]，人均耕地面积不同于常用耕地面积变化呈现4个阶段特征：1949-1958年为人均耕地面积下降阶段，1959-1961年为人均耕地面积下降阶段，1962-2008年为持续下降阶段，2004-2013年（2007、2008年除外）为稳定阶段（图1）。

[45

40

35

30

25

20

15

10

5

0][耕地面积（万hm2）][人均耕地面积（hm2）][0.12

0.10

0.08

0.06

0.04

0.02

0.00][年份][1949][1957][1965][1973][1981][1989][1997][2005][2013][耕地面积（万hm2）][人均耕地面积（hm2）]

图1 1949-2013年南充市常用耕地面积与人均耕地面积变化

注：数据来源：南充市统计年鉴1950-2014年。

2 耕地面积与人口、经济增长间的动态关系

耕地面积变化与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密不可分，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引起各项基础设施、工厂道路建设等占用大量耕地面积[4-7]。通过对1949-2013年南充市耕地面积、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作图，得图2。由图2可知，1949-2013年南充市人口、GDP与人均GDP由1949年的381.05万人、1.67亿元、43.79元增长为2013年的758.95万人、

1 328.55亿元、17 505.11元，分别增长了1.99倍、796倍、400倍；与此相反，南充市耕地面积则持续下降了10万hm2，这与人口、经济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8-9]。

[年份][地区GDP、人均GDP][18000

15000

12000

9000

6000

3000

0][45

36

27

18

9

0][人口值、常用耕地面积][1949][1953][1961][1957][1965][1969][1973][1977][1985][1981][1989][1993][1997][2001][2005][2009][2013][人口（百万）

地区GDP（千万元）][常用耕地面积（万hm2）

人均GDP（元）]

图2 1949-2013年南充市常用耕地面积、人口、地区GDP与

人均GDP动态变化

注：数据来源：南充市统计年鉴1950-2014年。

3 耕地面积与人口、经济增长间的动态关系验证

为进一步验证耕地面积与人口、经济增长之间的依赖互动关系，通过对南充市1949-2013年的耕地面积与人口、GDP、人均GDP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发现耕地面积变化与人口、GDP、人均GDP之间存在明显的线性关系[10-11]。通过最小二乘法建立线性回归模型，如表1所示，回归方程拟合度高（0.7≤r2≤1为高相关拟合度），即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是耕地面积变化减少的重要驱动因子。

表1 耕地面积与人口、经济增长间线性回归

[类型＼&回归方程＼&相关拟合度r2＼&耕地面积与人口＼&[y=-0.001x2+0.788x+251.03]＼&0.9016＼&耕地面积与GDP＼&[y=-20.505Lnx+430.48]＼&0.9195＼&耕地面积与人均GDP＼&[y=-22.729Lnx+501.88]＼&0.9056＼&]

4 结语

由本文分析可知：1949-2013年南充市耕地面积经历了上升-持续下降-基本稳定的发展阶段，人均耕地面积经历了下降-上升-下降-回稳的4个阶段，耕地面积变化与人口增长、GDP、人均GDP的相关性高达0.9以上，充分验证了耕地面积变化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呈明显的负相关，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是南充市耕地面积减少的重要驱动力；人均耕地面积从1988年开始就一直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划定的人均耕地面积0.053hm2的警戒线，且持续走低。因此，在加快城市化进程、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南充市应注重保护耕地，提高耕地利用率，确保粮食安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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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 篇12

1.1 长三角人口老龄化现状

长三角地区的人口发展水平领先全国, 人口转变和人口结构变化具有率先性。长三角人口增长的模式已经发生了转变, 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传统人口增长模式转变为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现代人口增长模式。

人口老龄化程度可以用老龄化系数来衡量。老龄化系数是指该区域老年人口 (65岁及以上) 所占比重。国际上通常将65岁以上人口比重大于7%表示该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本文采用长三角地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组的“大长三角”概念, 包括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的全部行政区。根据1991年~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将长三角地区作为一个整体, 计算长三角地区的总人口、65岁以上人口比重及抚养比 (见表1) 。结果表明, 长三角地区在1990年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 而中国是在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 因此长三角地区老龄化是领先全国的。长三角地区总人口数不断增加, 老龄化系数呈现波动上升趋势, 在2009年达到最高 (12.03%) , 从1990年开始呈现出较为稳定的趋势, 在10%和12%之间波动。老年抚养比与老龄化系数的走势相似, 也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少儿抚养比却逐渐下降, 2011年跌到最低 (15.51%) , 之后有小幅反弹。总抚养比与少儿抚养比相同, 呈现波动下降走势, 在2011年最低 (27.83%) 。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从省际层面来看 (见图1) , 上海市的人口老龄化系数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走势, 且2003年后的波动明显放大。浙江省老龄化系数的走势与上海市大致相同, 但总体的波动较小。江苏省人口老龄化程度则呈现波动上扬的趋势。在2003年之前上海市的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 远远高于江苏省和浙江省。浙江省的人口老龄化程度稍稍高于江苏省。但是在2003年以后, 江苏省人口老龄化程度逐渐增加, 超过了上海和浙江。目前老龄化程度江苏最高, 上海次之, 浙江最低。由此可以看出近年来上海、江苏、浙江老龄化状态有所不同。

1.2长三角人口老龄化特征

1.2.1 长三角地区是总和生育率最低地区之一

总和生育率指假设妇女按照某一年的年龄生育率度过育龄期, 平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生育的孩子数。总和生育率是推测人口未来演变轨迹的关键参数, 是反映某地人口增长和老龄化原因的重要指标。该指标越低, 表明该地妇女生育意愿和人口出生率越低。总和生育率2.1为更替水平。它表示, 生育足以维持人类延续的子女个数的水平, 保持在2.1的总和生育率意味着人口保持不变, 低于2.1则表示人口数量下降。而1.8为总和生育率的警戒线, 如果低于1.8, 表明人口将出现缩减和老化。根据“五普”数据, 2000年全国总和生育率为1.43。而在2010年, 全国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了1.18。这种极低的生育率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不发达、地区之间发展严重不平衡、政治制度不健全的国家, 预示着未来几十年必然会陷入由人口结构导致的严重的社会危机。全国总和生育率排前三的依次是广西 (1.79) 、贵州 (1.75) 、新疆 (1.53) 。该指标最低的是北京 (0.71) 。江苏、浙江、上海居23、25、30位, 排名靠后, 总和生育率依次为1.05、1.02、0.74。由此可以看出长三角地区总和生育率是最低的地区之一。长三角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均低于1.8, 远低于更替水平, 导致长三角地区出现老龄化、独生子女问题、民工荒问题等人口和社会经济问题。

1.2.2 长三角地区是人口自然增长率最慢的地区之一

根据《中国2011年统计年鉴》显示, 2010年全国出生率11.9‰, 死亡率7.11‰, 自然增长率为4.79‰。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 从各个省区来看, 将出生率从低到高排, 上海市出生率最低, 其次是北京, 浙江居第七位, 为8.17‰, 江苏处于第九位, 为8.72‰, 广西出生率最高。由此看出, 长三角地区处于低出生率省区的前列。将死亡率由高到低排, 四川第一, 为6.62‰, 辽宁次之, 江苏居第七, 浙江居第12位, 上海居第24位, 死亡率最低的是北京为3.94‰。因此, 长三角地区是死亡率较高的地区。从自然增长率来看, 最低的是辽宁为-0.38‰, 是全国唯一一个自然增长率为负的省区, 其次是上海为0.62‰, 江苏居第七, 浙江第九, 分别是2.49‰、2.71‰。广东居第21位。位于第三、四、五、六、八省市依次是黑龙江、吉林、北京、天津、四川。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 长三角地区出生率较低, 死亡率较高, 是人口自然增长率最低的地区之一。三大城市群之间进行比较, 京津冀城市群的自然增长率水平最低, 长三角次之, 珠三角最高。

1.2.3 长三角地区老龄化严重, 且区域内差异较大

老龄化程度可以用老龄化系数来衡量。老龄化系数是指该区域老年人口 (65岁及以上) 所占比重。国际上通常将65岁以上人口比重大于7%表示该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 长三角地区共有25个城市, 其已全部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系数排前三的是南通 (16.5%) 、泰州 (14.23%) 、扬州 (12.44%) , 老龄化系数最低的是温州, 为7.62%。仅有三个城市的老龄化系数低于全国水平 (8.9%) , 占比12%, 为宁波 (8.71%) 、苏州 (8.5%) 、温州, 这三个城市的老龄化程度仅为南通的一半, 区域内差异较大。2000年和2010年长三角地区老龄化系数的平均值为9.05%和10.4%, 增长了15%, 变异系数分别为0.13、0.18, 表明老龄化程度在加剧, 并且区域内差异在扩大。与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老龄化相比, 京津冀和珠三角的平均老龄化系数分别为9.81%和5.50%, 变异系数分别为0.12、0.47, 长三角老龄化程度要高于其他两个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老龄化程度最低, 但是区域内差异最大。

2 人口老龄化趋势预测

本文运用1991~2014年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出的长三角总人口等数据, 分别建立ARMA模型预测2014~2020年人口老龄化状况 (见表2) 。结果发现:

(1) 未来五年总人口还将不断增加, 但是增长的速度减慢。一方面因为极低的生育率导致出生率较低的状况短期难以改变, 而死亡率较为稳定, 因此人口自然增长率较低。另一方面, 受制于人口密度以及户籍和人口管理制度的限制, 人口迁移的速度也将放缓。

(2) 人口老龄化的大趋势未变, 但是其速度在减慢。老龄化系数及老年抚养比仍将增加, 但上升的速度减慢。在2011~2015年期间, 人口老龄化系数增加了1.6个百分点。而2016年至2020年期间, 老龄化系数增加了不到1个百分点。

(3) 人口总抚养比继续走低, “人口红利”犹存。一方面, 长三角地区15~65岁人口比重持续增加且高于70%, 表明劳动年龄人口充足。另一方面, 少儿抚养比下降, 老年抚养比虽然增加但是速度减慢, 最终使总抚养比呈下降趋势。总抚养比53%是判断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的分界点。长三角地区的总抚养比远低于53%, 说明还处于人口红利阶段。

3 长三角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影响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有利的一面是人口老龄化能够影响人口结构, 抑制人口的快速增长, 缓解资源环境的压力。而且能够降低少儿抚养比, 少儿能够获得更多资源, 有利于提高人口素质。然而人口老龄化还能通过影响劳动力、储蓄和消费等给经济带来不利影响。本文将从劳动力、储蓄、消费三个角度来分析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效应。

3.1 人口老龄化对长三角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尽管人口老龄化程度还将增加, 但是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在未来五年内仍高于70%且还将增加, 这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一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人口政策使得老年人口上升的速度小于少儿下降的速度。二是人口迁移, 2010年比2000年三省市的外来人口均增加了近三倍, 其中大部分是15~60岁的劳动力人口。2013年上海市流动人口占常住人口近一半, 且2010年净迁移率上海市居全国首位 (38.4%) , 江苏和浙江迁移率也居全国前列。因此长三角地区未来五年仍可以享受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大为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人口红利。

3.2 人口老龄化对长三角居民储蓄的影响

通常来说, 老年人的储蓄倾向低于青年人, 人口老龄化应该降低储蓄率。但是数据表明长三角地区人口老龄化导致高储蓄率。上海、江苏、浙江2000年人均储蓄存款余额分别为16331、6083、8016元, 2010年分别为70918、29652、37845元, 十年间人均储蓄存款余额均增加了近5倍。而农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加了大约3倍和4倍。人均储蓄增长的速度快于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 表明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 居民储蓄率随之上升。储蓄率的上升主要原因是经济的增长, 人均收入的增加。另外, 还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未来五年仍处于人口红利期, 劳动力人口占比较高, 总抚养比处于下降阶段, 赡养负担相对较轻, 导致较高的储蓄率。二是养老保险制度尚不完善, 当处于从青年向老年过渡阶段时, 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强。

3.3 人口老龄化对长三角居民消费的影响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会对消费产生深远的影响, 主要表现在消费总量和消费结构两个方面。本文用人均消费支出与人均纯收入的比值来衡量消费总量, 用人均医疗支出与人均消费支出的比值来衡量消费结构。从对消费总量的影响来看, 根据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 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 消费倾向将减少。除了江苏省农村 (人均消费支出/人均纯收入) 增长以外, 上海、江苏、浙江三地的该值均下降, 表明人口老龄化对上海和浙江的城镇与农村以及江苏城镇的消费总量均影响不显著, 而对江苏省农村的消费总量影响显著。这说明江苏省农村地区老龄化较为严重, 由于老年人较高的消费倾向使得消费总量上升。从对消费结构的影响来看, 由于老年人比青年人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要高。据此判断, 老龄化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不显著, 而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显著, 这主要是农村地区养老保障体系并不健全导致的。

长三角地区虽然人口老龄化严重, 但是其总抚养比仍然较低, 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高, 还处于人口红利时期。然而人口红利转化为现实的生产能力是有条件的, 特别是需要一些制度的条件, 比如比较完善的教育制度、户籍制度和养老保险制度。因此, 长三角地区应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人口生育政策由单独二孩、普遍二孩、再到放开生育限制;积极发展老龄产业, 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创新人口管理模式, 来应对未来更加严峻的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摘要：长三角地区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繁荣的地区, 也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具有中国老龄化的典型性和率先性。长三角地区人口老龄化具有总和生育率极低, 人口自然增长率较慢, 老龄化程度严重, 且区域内差异较大的特征。本文建立ARMA模型预测长三角地区未来五年的老龄化趋势, 发现长三角地区老龄化大趋势未变但是速度减慢, 仍处于人口红利时期。同时进行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效应的探讨。

关键词：长三角地区,人口老龄化趋势,经济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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