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经济系统（精选8篇）
人口——经济系统 篇1
引言
高等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而在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因素始终贯穿其中。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带来的少子化和老龄化与人口迁移带来的高等教育人口流动,致使人口因素对未来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日益凸显。目前,我国正面临着人口总量大和人口结构转变的双重压力,以及未来人口规模与人口迁移双峰叠加的严峻考验[1],数量庞大的劳动力若不能实现人力资本积累的显著改善,我国将难以发挥潜在的人力资源比较优势,难以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教育、资源、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因此,高等教育与人口、经济的协调发展,便成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研究高等教育与人口、经济的关系,把握高等教育与人口、经济的协调发展程度,既是科学决策、有效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前提,也是高等教育外部关系规律为现代决策服务的客观要求。
国内学者基于系统科学的方法探讨高等教育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实证研究成果日益增多。苗红(2004年)基于协调发展度预测模型,建立了“高等教育-经济”系统的混沌控制优化模型[2];杨欢(2005年)构建了带有AHP约束锥的DEAHP评价模型,对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评价问题进行了研究[3];邹阳、李琳(2008年)运用改进S型主成分分析法对高等教育指标体系和经济发展指标体系进行综合评价,并通过曲线拟合建立协调函数,用模糊数学思想的协调度指标测度各地区的协调水平[4];毛盛勇(2009年)选取2006年31个省市的横截面数据,应用因子分析法对我国分地区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协调性进行了实证分析[5];彭怀祖、王建宏(2012年)提出了基于灰色关联矩阵的DEA评价模型,综合运用DEA模型,对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相对有效性进行绩效评价[6];高耀、刘志民(2010年)对长三角城市群的高等教育与经济水平之间的协调度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群整体高等教育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协调程度明显增强[7]。此外,还有诸多对省域高等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实证研究等[8,9,10],但鲜有将人口因素纳入其中,并对系统协调发展进行多维度评价的定量分析。
本研究基于系统科学的理论,将人口系统纳入高等教育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之中,采用主成分分析、有序度、协调度模型测算分析等方法,从其发展水平、单个系统的有序度及系统间的协调度三个维度对高等教育-人口-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进行定量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期促进我国高等教育与人口、经济的良性循环和协调发展。
一、指标选取与数据
(一)指标选取
借鉴已有的相关研究指标体系,并遵循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可比性、系统全面性及可操作性原则,构建高等教育-人口-经济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该指标体系分别选取了反映高等教育系统发展的8项初始指标,涵盖了高等教育发展的绝对量、相对量以及教育发展投入量;反映经济系统发展的6项初始指标,以及与高等教育、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6项人口初始指标。其中,生师比、文盲率和总抚养比为负向指标。
(二)数据来源与处理
选取2005和2010这两个年份各系统发展指标的截面数据,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高等教育-人口-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演化进行定量分析。指标体系中的数据是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的相关数据直接引用或者间接计算而得(见表1)。其中,2005年的人口数据是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样本数据,抽样比为1.325‰,2010年是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为消除初始指标数据在量纲和数量级上的差别,本研究采用Z-Score标准化数据转化方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将其转化为均值为0、标准差为1的标准化数据。Z-Score标准化计算公式为:
二、定量方法与模型
高等教育-人口-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是各系统之间协调性共同作用的结果。为更全面、系统地分析其协调发展程度,在对各系统的发展水平评价的基础上,立足高等教育发展,拟从单个系统的有序度、两系统间的协调度及三系统综合发展协调度这三个层面对其协调发展进行定量分析。其中,发展水平的评价是对系统进行协调发展评价的基础和前提,有序度和协调度则是进一步对系统间协调发展演化状态的定量判断,通过构建单个系统的有序度和系统间的协调度模型来进行相应的评价分析。
(一)各系统发展水平的评价方法
为了全面反映初始指标的信息,选取主成分分析法,通过全分量模型,将原来具有一定相关性的变量重新组合成新的少数几个相互无关的综合变量,当k个主成分的累积贡献率达到85%以上,即可确定各系统的主成分。利用SPSS16.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可得到反映高等教育系统发展水平的指标的特征根、方差贡献率和累积方差贡献率(见表2)。
由表2可知,2005和2010年的前4个因子分别反映了93.12%、91.32%的信息量,因此分别选用4个主成分因子(F11,F12,F13,F14)作为各区域高等教育系统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以主成分的贡献率为权数,得到综合评价指标,即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计算式:
同样的方法,可以分别计算人口系统和经济系统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根据高等教育系统、人口系统和经济系统的综合得分,以此来衡量各系统的基本发展水平。
(二)系统协调发展评价模型
系统发展的协调度模型,是用来衡量高等教育-人口-经济系统协调性的度量,是对系统协调发展演化状态的评价。根据哈肯(Haken)协同学的役使原理(1),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的机理关键在于系统内部序参量变量之间的协同作用,它左右着系统相变的特征和规律[2]。因此,仅研究少数序参量变量的方程就可以确定系统的演化行为,这里选取指标体系中各系统的主成分作为序参量。
分析以上协调度模型(式5),可得如下结论:
(1)u1j(ej)-u0j(ej)∈[-1,1],刻画了系统sj从t0到t1时段中“在多大程度上变得更加有序”;
(2)θ=±1,代表协调度数值的正负,若θ=-1,则高等教育、人口、经济系统中至少有一个未向有序方向转化;
(3)cm∈[-1,1],取值越大则说明高等教育-人口-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程度越高,反之越低;若cm-∈[-1,0],则说明高等教育、人口、经济系统中至少有一个向无序方向转化,即可认为高等教育-人口-经济系统从t0到t1时段处于非协调发展状态。
三、定量结果分析
(一)各系统发展水平评价分析
综合得分是衡量各系统发展水平的量值,根据各系统综合得分计算式可得计算结果(见表3)。
数据来源:根据各系统综合得分计算式计算而得。
从各系统综合得分计算结果分析,高等教育综合得分居于前列的是北京、上海、江苏,其次是山东、浙江、天津,再次是广东、陕西、河北、辽宁。从地理空间分布来看,主要集中于环渤海、长三角洲和珠三角洲地区,且除陕西外,均处于国家主体功能区区划的优化开发区腹地。其中,浙江和辽宁的各项高等教育指标发展相对均衡;北京、天津、上海的每十万人口在校生数和每十万人口拥有大专以上教育程度这两个指标占有绝对优势,高等教育相对规模较大,其人口和经济系统的综合得分也较高,三系统均处于高水平发展;江苏、河北、山东、广东的毕业生数和招生数这两个指标优势凸显,高等教育绝对规模较大,且河北高等教育超前于经济发展,广东则相对滞后经济发展。北京、天津、上海及东三省的人口系统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其中北京、天津和上海主要是因为就业人员比重指标凸显,而东三省的总抚养比较低,人口发展负担相对较小所致。
相反,西藏、青海、宁夏、贵州的高等教育与人口的发展水平均处于最低层,高等教育发展滞后,人口发展负担过大,其总抚养比明显高于其余省份。其中,青海、宁夏、贵州经济发展水平也较低,而西藏则是经济相对超前发展,高等教育与人口发展水平严重落后,主要归因于国家长期对西藏的扶持偏重于经济发展,集中表现于投资率和职工平均工资水平较高,但其教育投资力度仍然相对薄弱。
数据来源:根据系统有序度模型计算而得。
(二)单个系统的有序度分析
有序度是反映系统有序化发展程度的度量,有序度数值越大,说明系统的有序化发展程度越高。根据有序度模型,计算得各地区的有序度数值(见表4)。
纵观各系统的有序度数值表,从整体平均水平来看,2010年各系统的有序度比2005年略有提升,各系统均向有序化发展;经济系统的有序度最高,高等教育系统次之,人口系统的有序化程度最低。虽然经济系统的有序度最高,但2010年与2005年相比,高等教育有序度的提升速度最快,人口系统则相对较慢。其中,河北、河南、湖南、广西、新疆的人口有序度明显降低。此外,区域高等教育系统、经济系统的有序度数值普遍高于人口系统,且高等教育系统与经济系统的有序度差值比高等教育系统与人口系统的要普遍偏小,说明高等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的有序化程度相对匹配,2005-2010年间高等教育与经济系统普遍呈现缓慢的有序化发展,而人口系统则不然。由于就业流动而带来的人口迁移规模和迁移方向的不确定性,致使人口系统的有序化波动较大,有序度数值偏低。
(三)系统间的协调度分析
立足高等教育发展,考察高等教育分别与人口系统、经济系统以及高等教育-人口-经济系统的协调度,以此来衡量高等教育与人口、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设定高等教育-人口系统协调度为cm1、高等教育-经济系统协调度为cm2、高等教育-人口-经济系统协调度为cm3,根据系统协调发展模型计算各地区的系统间协调度(见图1)。
从系统间协调度变化来看,协调度取值范围相对集中于[-0.5,0.5],高等教育-经济系统的协调度明显高于高等教育-人口系统,高等教育-人口-经济系统的协调度波幅较大,区域差异显著。其中,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广东的系统间协调度cm1,cm2,cm3均为正值,说明它们的高等教育、人口、经济系统均向有序方向转化,但协调度的绝对值偏小,预示其协调程度较低;除此而外,其余地区的则至少有一个为负值,说明至少有一个系统未向有序发展,整个高等教育-人口-经济系统仍处于非协调演化发展状态。
根据系统间的协调度数值计算结果,对高等教育-人口-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演化进行区划:(1)若cm1,cm2,cm3均为正值,则归属于“协调发展演化区”;(2)若cm1,cm2,cm3中有一个为负值,则划归为“轻度失调演化区”;(3)若cm1,cm2,cm3中有两个为负值,则划归为“中度失调演化区”;(4)若cm1,cm2,cm3均为负值,则划归为“重度失调演化区”。其划分结果如下:
从协调发展区划来看,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高等教育-人口-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演化不容乐观,仅有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和广东这5个省市处于协调发展演化的范畴,且仍处于较低层次的协调演化阶段,其余大部分省市自治区处于轻度和中度失调演化发展阶段,贵州、甘肃、青海和宁夏则处于重度失调区。
二、定量方法与模型
高等教育-人口-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是各系统之间协调性共同作用的结果。为更全面、系统地分析其协调发展程度,在对各系统的发展水平评价的基础上,立足高等教育发展,拟从单个系统的有序度、两系统间的协调度及三系统综合发展协调度这三个层面
2005年高等教育综合得分=(45.97F11+26.37F12+11.20F13+9.58F14)/93.12(式1)
2010年高等教育综合得分=(43.43F11+26.45F12+11.24F13+9.21F14)/91.32(式2)
同样的方法,可以分别计算人口系统和经济系统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根据高等教育系统、人口系统和经济系统的综合得分,以此来衡量各系统的基本发展水平。
(二)系统协调发展评价模型
系统发展的协调度模型,是用来衡量高等教育-人口-经济系统协调性的度量,是对系统协调发展演化状态的评价。根据哈肯(Haken)协同学的役使原理(1),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的机理关键在于系统内部序参量变量之间的协同作用,它左右着系统相变的特征和规律[2]。因此,仅研究少数序参量变量的方程就可以确定系统的演化行为,这里选取指标体系中各系统的主成分作为序参量。
对于高等教育-人口-经济系统S,设系统Si(i=1,2,3)发展过程中的序参量变量为
ej=(ej1,ej2,,ejn),其中n≥1,i∈1[,n]。不失一般性,假定
越大,系统的有序程度越高;ej(l+)1,ej2,,ejn的取值越大,系统的有序程度越低,由此则可以
e对S的有序度u()ÁÂÁÁe为:ÁÂ
计算
(式3)
u(e)∈[01,]可以说明e对SÁ有ÁÂ序的贡ÁÂÁ
由
献程度。采用线性加权求和法进行集成,便可
(2)θ=±1,代表协调度数值的正负,若θ=-1,则高等教育、人口、经济系统中至少有一个未向有序方向转化;
(3)cm∈[-]1,1,取值越大则说明高等教育-人口-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程度越高,反之越低;若
cm∈[-,1]0,则说明高等教育、人口、经济系统中至少有一个向无序方向转化,即可认为高等教育-人口-经济系统从t0到t1时段处于非协调发展状态。
三、定量结果分析
(一)各系统发展水平评价分析
综合得分是衡量各系统发展水平的量值,根据各
e,系统综合得分Á计算式可得计算结果(见表3)。
β≤,Âe≤α表3 2005Á和20ÂÁÂ10年Á高等教育、人口和经济系统的综合得分数表e,e,的取值Á,eÂÁÁÂÁ
e对系统S的“总贡献”,即系Á统的有Á序度,计算式如下:计算
ÁÁ
u(e)=∑λu(e)(0≤λ≤,1∑λ=(式4)ÂÃÂÃÃ)1ÃÂÂ
==ÂÁÁÂ
其中,λi为各系统的序参量
e的权重因ÁÂ
子。同样,u(e)∈0[,]1,u()取值越大,Á则Áej对ÁÁe
系统的“贡献”越大,系统有序的程度越高。
基于系统有序度的定义,建立高等教育-人口-经济系统协调度模型:设定2005年为
t,各系统序参量的系统有序Á
研究的初始时刻
u(e),(,1,2)3,2010年为整Áj=ÁÁ个系统在发
度为
展演变过程中的时刻t1,系统有序度为
u(e),(j=,1,2)3,系统间的协调Á度ÁÁ模型cm为:
(式5)
其中,
。
分析以上协调度模型(式5),可得如下结论:
数据来源:根据各系统综合得分计算式计算而得。
从各系统综合得分计算结果分析,高等教育综合
(1)u(e)-u(e)∈[-1]1,,刻画了系ÁÂ统ÁS从Át0ÁÁ到1t时得分居于前列Á的是北京、上海、江苏,其次是山东、浙
段中“在多大程度上变得更加有序”;江、天津,再次是广东、陕西、河北、辽宁。从地理空间分布来看,主要集中于环渤海、长三角洲和珠三角洲地区,且除陕西外,均处于国家主体功能区区划的优化开发区腹地。其中,浙江和辽宁的各项高等教育指标发展相对均衡;北京、天津、上海的每十万人口在校生数和每十万人口拥有大专以上教育程度这两个指标占有绝对优势,高等教育相对规模较大,其人口和经济系统的综合得分也较高,三系统均处于高水平发展;江苏、河北、山东、广东的毕业生数和招生数这两个指标优势凸显,高等教育绝对规模较大,且河北高等教育超前于经济发展,广东则相对滞后经济发展。北京、天津、上海及东三省的人口系统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其中北京、天津和上海主要是因为就业人员比重指标凸显,而东三省的总抚养比较低,人口发展负担相对较小所致。
相反,西藏、青海、宁夏、贵州的高等教育与人口的发展水平均处于最低层,高等教育发展滞后,人口发展负担过大,其总抚养比明显高于其余省份。其中,
青海、宁夏、贵州经济发展水平也较低,而西藏则是经济相对超前发展,高等教育与人口发展水平严重落后,主要归因于国家长期对西藏的扶持偏重于经济发展,集中表现于投资率和职工平均工资水平较高,但其教育投资力度仍然相对薄弱。
(二)单个系统的有序度分析
有序度是反映系统有序化发展程度的度量,有序度数值越大,说明系统的有序化发展程度越高。根据有序度模型,计算得各地区的有序度数值(见表4)。
纵观各系统的有序度数值表,从整体平均水平来看,2010年各系统的有序度比2005年略有提升,各系统均向有序化发展;经济系统的有序度最高,高等教育系统次之,人口系统的有序化程度最低。虽然经济系统的有序度最高,但2010年与2005年相比,高等教育有序度的提升速度最快,人口系统则相对较慢。其中,河北、河南、湖南、广西、新疆的人口有序度明显降低。此外,区域高等教育系统、经济系统的有序
度数值普遍高于人口系统,且高等教育系统与经济系统的有序度差值比高等教育系统与人口系统的要普遍偏小,说明高等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的有序化程度相对匹配,2005-2010年间高等教育与经济系统普遍呈现缓慢的有序化发展,而人口系统则不然。由于就业流动而带来的人口迁移规模和迁移方向的不确定性,致使人口系统的有序化波动较大,有序度数值偏低。
(三)系统间的协调度分析
立足高等教育发展,考察高等教育分别与人口系统、经济系统以及高等教育-人口-经济系统的协调度,以此来衡量高等教育与人口、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设定高等教育-人口系统协调度为cm1、高等教育-经济系统协调度为cm2、高等教育-人口-经济系统协调度为cm3,根据系统协调发展模型计算各地区的系统间协调度(见图1)。
从系统间协调度变化来看,协调度取值范围相对集中于[-0.5,0.5],高等教育-经济系统的协调度明显高于高等教育-人口系统,高等教育-人口-经济系统的协调度波幅较大,区域差异显著。其中,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广东的系统间协调度cm1,cm2,cm3均为正值,说明它们的高等教育、人口、经济系统均向有序方向转化,但协调度的绝对值偏小,预示其协调程度较低;除此而外,其余地区的
则至少有一个为负值,说明至少有一个系统未向有序发展,整个高等教育-人口-经济系统仍处于非协调演化发展状态。
根据系统间的协调度数值计算结果,对高等教育-人口-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演化进行区划:(1)若cm1,cm2,cm3均为正值,则归属于“协调发展演化区”;(2)若cm1,cm2,cm3中有一个为负值,则划归为“轻度失调演化区”;(3)若cm1,cm2,cm3中有两个为负值,则划归为“中度失调演化区”;(4)若cm1,cm2,cm3均为负值,则划归为“重度失调演化区”。其划分结果如下:
从协调发展区划来看,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高等教育-人口-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演化不容乐观,仅有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和广东这5个省市处于协调发展演化的范畴,且仍处于较低层次的协调演化阶段,其余大部分省市自治区处于轻度和中度失调演化发展阶段,贵州、甘肃、青海和宁夏则处于重度失调区。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高等教育综合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于环渤海、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地处国家优化开发区腹地,发展优势明显,而中西部以及东南沿海地区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区域高等教育系统与经济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人口系统的综合发展则普遍滞后。
2.经济系统、高等教育系统、人口系统的有序化程度依次序降低,但均向有序化发展。高等教育系统与经济系统的有序化发展程度相对匹配,有序度相对稳定,而人口系统波动稍大,有序化程度较低、有序化速度较慢。人口系统发展的低水平及低速有序演化将成为高等教育-人口-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阻力。
3.区域系统间协调度差异显著,除少数发达地区已迈入协调发展的范畴,且处于较低水平的协调发展阶段外,其余大部分地区仍经历着不同程度的失调演化。高等教育-经济系统的整体协调发展程度明显高于高等教育-人口系统,区域高等教育-人口-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程度普遍较低、差异悬殊,协调演化漫长艰巨。
(二)建议
鉴于上述分析,高等教育-人口-经济系统演化过程存在诸多不协调,拟建议从高等教育与经济、高等教育与人口及高等教育-人口-经济系统协调演化三方面来消除不协调因素。
其一,高等教育与经济系统的协调演化过程,重点关注高等教育区域发展水平的差异,依据差异性原则切实发挥地区的经济区位优势,提升高等教育-人口-经济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部分欠发达地区应借助政策援助促进高等教育优先发展,如西藏、宁夏、贵州等高等教育发展水平较低的省份可以通过东西部高校的对口援助计划,提升高等教育的综合发展水平,促进高等教育与经济、人口的协调发展演化。
其二,高等教育与人口系统的协调演化过程,着重提升人口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加快其发展的有序度,倡导建立区域高等教育人口信息管理系统,预测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及就业迁移趋势,尤其关注部分人口大省的人口流动变化,加强高等教育与人口系统发展状况的监测。如山东、河南等人口大省的人口有序度相对较低,通过结合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编制教育生命表,预测高等教育人口的迁移变化趋势,适时引导其有序化发展。
其三,高等教育-人口-经济系统协调演化的关键在于如何针对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同阶段适时地调整发展战略,建立适应协调发展所要求的“三位一体”的发展体系。诸如对于协调发展演化区,根据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推进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目标,发挥高等教育与经济系统的明显优势,带动人口系统与之协调发展;对于重度失调演化区,借助国家相关的西部经济发展倾斜政策,出台高等教育发展的配套制度,加快区域高等教育发展进程。此外,通过分析各系统自身发展特点,结合高等教育与经济、人口发展的区域性和阶段性特征,建立高等教育-人口-经济系统发展的预警机制,及时发现系统间协调发展演化过程中的问题,以确保高等教育科学决策与相关政策方针的有效实施,促进高等教育与人口、经济的良性循环和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展规划司与信息司.人口发展功能区研究(上册)[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2.
[2]苗红,郭捷,慕静.“高等教育-经济”复合系统协调性评价与预测模型[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07(05).
[3]杨欢.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系统的协调理论方法与应用研究[D].天津:天津大学,2005.
[4]邹阳,李琳.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程度的地区差异分析[J].高教探索,2008(03).
[5]毛盛勇.中国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区域协调性[J].统计研究,2009(05).
[6]彭怀祖,王建宏.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评价[J].江苏高教,2012(01).
[7]高耀,刘志民.长三角城市群高等教育与经济水平协调度实证研究[J].复旦高教论坛,2010(03).
[8]严全治,苗文燕.河南省普通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协调性分析[J].河南社会科学,2007(03).
[9]谢热桑沫.青海省民族高等教育与民族经济协调发展研究[J].民族教育研究,2009(05).
[10]蔡文春,卢嘉鑫,等.甘肃省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的协调度评价[J].开发研究,2011(05).
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 篇2
马克思在他的划时代巨著《资本论》中曾说，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的起作用的人口规律。诚哉斯言，不管是当今中国13亿的人口规模，还是历史上的中国人口，都是由与之相对应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大环境来决定的。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文明未曾中断的古国，而文明的延续，是靠人，而且只能靠人来维持。中华文明之所以五千年绵延不绝，就是因为中国人世世代代顽强地屹立在我们这片土地上。
中国人口的缓慢增长
西汉初期，中国总人口才区区1500万～1800万人。经过整个西汉初期的“休养生息”政策，到西汉末年的公元初，中国人口翻了快两番，实现了根本性的规模变化，总数接近6000万人。
这个人口基数较为平稳地延续到东汉末年，长达近400年，在当时的全球绝对是第一人口大国。同时，这也奠定了中国的主要民族——汉族作为世界第一大民族的基础。
可惜，好景不长，黄巾起义爆发，接着是军阀混战和魏、蜀、吴三国争霸。有学者认为，三国初期，中国人口居然不足100万人。待蜀国灭亡之时，中国的总人口也只有700多万人，比起两汉时期较为平稳的人口基数来说，人口损失相当严重，几乎快到灭族的境地。可见，别看三国历史上有那么多传奇人物，可那个时候的中国人都快成“稀有动物”了。毫不夸张地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就是这700多万人口，成为中华民族得以存在的最后一根薪火和救命稻草。西晋王朝统一三国之后，经过短暂的快速增长，到公元4世纪初，中国人口才出现恢复两汉规模的趋势，可最终也没有超过6000万人，只有3500万人口。本来，按照大一统王朝的规律，西晋的人口大恢复和大繁荣是指日可待的，但是中国历史上战乱的周期性和顽固性，过早地出现在西晋王朝的晚期。
公元291年，西晋爆发“八王之乱”，紧接着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与汉族第一次大规模的相互仇杀和种族灭绝，即史书所谓的“五胡乱华”。随着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或者少数民族相互之间的种族大屠杀，造成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人再次濒临灭种的危险境地。之后，直到隋代建立，这种危险才被解除。
“十全老人”的3亿子民
总体来说，中国的人口在古代一直就处于大起大落的状态，虽然中国一直都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但也绝不能忽视每一个大一统王朝建立之前，中国整体人口所经历的悲惨遭遇。譬如，即便是声名赫赫的大唐帝国，在被黄巢的农民起义军推翻之后，也依然如前代一样，使得中国的人口总量再次陷入深渊。据史料记载，在唐朝覆亡之后，长安（西安）最动乱的时候，集市上的人肉价格比猪肉还要便宜。
可是，在唐代之后的五代十国，生灵涂炭的悲剧继续上演。而且，此后的历史有愈演愈烈的倾向，如元代蒙古人对汉族人的屠杀，清代满人入关前后对汉族的屠城政策，比之前的很多人口“大惨案”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遭受重创的中国北方，在蒙古人入侵之后只剩下10％的人口，而整个元代，中国的汉人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7000多万。
清代初年，中国的人口究竟有多少，这在史学界和人口学界有较大的争议。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经过明末清初大规模、高强度的战争之后，人口下降是相当严重的。不过，清代建国之后，很快就扭转了这一局面，使人口得到长时间平稳地发展，并在乾隆年间一举突破3亿人口大关，以巨大的人口优势，牢牢地为近代之后中国第一人口大国的地位夯实了基础。
乾隆自诩为文治武功样样都行的“十全老人”。他之所以空前地拥有3亿子民，除了康乾盛世沃野千里的物质条件之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
一是清代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国家规定“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这就意味着，国家限定了纳税人口的总额度，在这之后新生的人口，无需纳税。不管是出于康熙的好意，还是人口众多之后因基层纳税的难度太大而无奈做出的让步，反正这项法令极大地鼓励了百姓的生育，形成了长时期人口稳定增长的局面。
二是雍正年间在全国推广“摊丁入亩”政策，即百姓纳田税不以家庭人口为标准，而只以家庭所拥有的田亩作为唯一纳税依据。这也极大地鼓励了人口繁殖，摆脱了按人口纳税制度的制约。当然，清朝中期的人口增长在中国历史上显得如此耀眼和突出，还有其他原因，即清代是中国最后一个专制王朝，冷兵器时代的改朝换代以及种族灭绝式的战争未曾再现，所以自从“十全老人”乾隆皇帝拥有3亿子民以来，这个人口数字一直到现代就没有出现过下降。
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
人口少了，不是好事；人口多了，也不是什么好事。但关键是一个国家拥有多少人口才是合适的，这是一个自18世纪末马尔萨斯《人口论》发表以来，就一直争论到现在的问题。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增长必须要控制，因为人口是几何型的增长，而食物和生活资料是算术型的增长，前者的增长速度远大于后者。其实人口的多寡不能孤立来看，有一个重要的指标需要我们认真考虑，即某个国家人均资源的占有量。
马尔萨斯是现代人口学的开山鼻祖，姑且不论这位英国绅士的观点是对是错，仅看现代一些国家，我们可知，人口众多，或曰人均资源占有量很小的国家，也可以成为发达国家，如日本、韩国和欧洲大部分国家。而人口较少，或曰人均资源占有量较大的国家，也可以成为非发达国家，如当今的俄罗斯、巴西和非洲一些资源大国。
从清代乾隆皇帝时期中国人口突破3亿人开始，我国人口的增长便一发不可收拾。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突破4亿大关；到新中国成立之前，依然拥有4亿人口；再到1982年，我国人口突破10亿大关。于是，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我们享受到了人口众多所带来的人口红利——低廉的劳动力。
人口——经济系统 篇3
人口基本特征与经济的增长、经济产业的分布、产业聚集等各类经济要素特征都有相关性。但是对人口基本特征系统与经济要素特征系统的关联分析多处于定性分析。为了进能够进一步定量刻画人口特征变化对经济要素特征的影响程度, 本文采用典型相关分析法来研究两个特征系统的关系。
2 典型相关分析的基本思想
统计分析中, 用简单相关系数反映两个变量之间的线性相关关系, 用复相关系数反映一个变量与多个变量之间的线性相关关系。1936年, Hotelling将线性相关性推广到两组变量的讨论中, 提出了典型相关分析。它的基本思想是仿照主成分的把多变量与多变量之间的相关化为两个变量之间的做法。首先在每组变量中找出变量的线性组合, 使其具有最大相关性, 然后再在每组变量找出第二对线性组合, 使其分别与第一对线性组合不相关, 而第二对本身具有最大的相关性。如此下去, 直到两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被提取完毕为止。有了这样线性组和的最大相关, 这讨论两组变量间的相关, 就转化为研究这些线性组合的最大相关。对于人口特征和经济要素特征, 我们设其为两组随即向量, x (p维) , y (q维) , 从中选取若干个有代表性的综合变量uk和vk, 他们是原始变量的一个线性组合, 即:
其中, a1k, a2k, Λ, apk;b1k, b2k, Λ, bqk是待定系数。对每一个aik、bik的要求是:
使得每一个uk和vk的算术平均数为0, 标准差为1;
使得任意两个uk和两个vk之间彼此独立或者不相关, 并且k1≠k2当的时候, uik和vik彼此独立或者不相关;
使得uk和vk的相关系数rk满足关系式:
将uk和vk称为典型变量, rk称为典型相关系数, 那么r1对应的u1和v1反映的相关成分是最多的, 故将其分别称为第一典型相关系数和第一典型变量, 以此类推可以得到若干典型相关系数和典型变量, 我们再通过典型冗余分析选择反映足够多信息的一对或几对典型变量, 并进行显著性检验。
3 模型建立与结果验证
3.1 模型建立
结合前人的研究结论, 以四川省人口经济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将体现四川省经济要素特征的五个主要方面作为研究的因变量组, 简称“经济组”, 即:四川省居民人均收入 (元) , 记为:Y1;四川省不变价格GDP (亿元) , 记为:Y2;四川省第三产业比重 (%) , 记为:Y3;四川省经济增速 (%) , 记为:Y4;四川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记为:Y5。
将体现四川省人口特征的6个主要方面研究的影响组, 简称“人口组”, 即:四川省人口总数 (百万) , 记为:X1;四川省劳动人口数 (百万) , 记为:X2;四川省城镇人口比重 (%) , 记为X3;四川省老年人口比重 (%) , 记为:X4;四川人口不均衡指数, 记为:X5;四川省人口自然增长率 (%) , 记为:X6。 (数据来源历年统计年检)
3.2 结果验证
通过KMO和Bartlett的检验得到“经济组”和“人口组”的组内相关性卡方统计量近似值为295.042, 显著性Sig.值为0.000, 表明原始变量组内部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适合进行典型相关分析。能够用“人口组”指标来解释“经济组”指标的变化。
调用统计科学软件SPSS的Canorr过程, 得到人口组与经济组的典型相关分析结果。建立两对典型变量的典型相关模型为分别计算得到“人口组”和“经济组”与典型变量的典型结构图, 如图1和图2。
从图中的系数来看:
第一典型变量, 的典型相关系数为1.000, 它们主要代表“经济组”的不变价GDP Y2与“人口组”的城镇人口比X3, 其载荷分别为:0.995和1.511, 这说明四川省的不变价GDP主要受到人口特征中的城镇人口比重的影响, 其增长也主要依靠城镇人口比重的增加。
第二典型变量, 的典型相关系数为0.940, 它们主要代表“经济组”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人口组”的城镇人口比、人口自然增长率, 其载荷分别为:3.297、1.119, 这说明四川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受四川省城镇人口比重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共同作用的影响。
由此可见城镇人口比重对所有经济特征均有显著的影响。同时, 四川省人口不均衡指数的载荷最高为3.297, 说明四川省人口分布的不均衡对经济的影响最为严重。
最后计算分析经济组变量的典型冗余, 得到表1。典型冗余分析能够很好地揭示典型变量的解释能力。从典型相关系数的平方来看, 第一和第二典型相关变量的解释能力都比较强, 分别有100%、88.36%的信息能够被影响组解释。同时, 经济组变量被其配对典型变量解释的百分比也很高, 累计达0.686。即说明四川省人口特征的变量对经济特征影响的典型相关变量有很强的解释能力。
4 结论
本文运用典型相关分析四川省人口特征系统与经济特征要素系统之间的关联性, 并通过典型冗余分析选择反映足够多信息的一对或几对典型变量, 并进行显著性检验, 分析经济组被其配对典型变量解释的百分比, 最后验证了通过得出的两个典型变量能否具有强的解释性。因此, 运用典型相关分析能够有效深刻定量的刻画两个系统之间的关联性。
参考文献
[1]李洪心, 高威.中国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影响的灰色关联分析[J].人口与发展, 2008, 14 (16) :71~72.
[2]范君君, 张良勇等.基于灰色关联分析的甘南州经济增长与人口特征分析[J].草业科学, 2009, 26 (11) :52~53.
[3]高萌.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劳动力要素特征研究[D].吉林大学, 2015.
[4]李建民.中国的人口新常态与经济新常态[J].人口研究, 2015, 01:3-13.
人口——经济系统 篇4
就人口红利是否对经济发展具有显著影响而言, 学界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
(一) 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作用甚微
一部分学者从理论的角度得出结论: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发展贡献不大。在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中, 劳动指劳动力, 劳动力是数量与质量的统一。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 劳动力质量对数量有很强的替代性, 而数量对质量的替代性较弱甚至根本没有。另外, 在经济学中有一个著名的“里昂惕夫之谜”。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悖论, 其实是因为美国劳动力的效率和素质比其他国家高4倍左右, 所以美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其他国家相比也是有竞争力的。经济增长理论和“里昂惕夫之谜”均说明了劳动力素质比劳动力数量更重要, 更有利于经济增长。
具体到中国国情, 我国人口红利的实现受到了各种条件的制约。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因素:第一, 巨大的就业压力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长期面临的突出矛盾, 这意味着大量人口实际上未能有效参与生产, 主要表现在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同时并存, 城镇就业压力加大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速度加快形成叠加。第二,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系和户籍制度严重阻碍了广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第四, 我国人口素质偏低严重制约了人口红利的实现, 从事研究与开发的研究人员数相对较少, 人口健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亟待提高。
(二) 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作用显著
现有的学术研究表明, 改革开放30年, 我国享受了大量的人口红利, 伴随着改革开放, 我国从1979年开始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迅速的降低人口出生率, 减少出生人口数量。这从两个方面促进中国经济腾飞。
一方面, 出生人口的急剧减少, 会减少被抚养人口的数量, 而劳动力的人口却在短时间内保持不变, 直到计划生育的人口变为劳动力人口, 以及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退休。由于被抚养人口的减少, 从全社会来说, 劳动人口就相对增加, 这必然会增加全社会资本的积累, 促进经济的腾飞。这也是现在房地产泡沫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 由于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 父母会在子女身上进行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 提高劳动者的素质。这也从另一个方面促进了经济腾飞。
上述两种观点虽然相左, 但都对我国人口政策的制定具有启示作用。结合起来看, 我国在经济发展中确实享受到了人口红利带来的机遇, 但同时也不可否认人口素质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数量不足, 劳动力成本较高, 质量不高, 则难以提高生产率, 这都会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又牵涉到另一个问题, 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该何去何从?
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经济效应
(一) 人口生育政策实施的积极效果———成功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
第一, 生育政策促进生育率大幅度降低, 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被有效地遏止, 成功地实现了人口低增长的目的, 使新中国成立后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没有出现比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更严重的人口增长态势, 使我国13亿人口日的到来至少推迟了4年。
第二, 缓解了人口压力。现行的生育政策减轻了人口和土地、资源的矛盾, 促进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缓解了国家在资金、粮食、原料、能源、交通、市政基础设施、教育、服务、住房和就业等多方面的需求紧张和资源短缺状况, 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第三, 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妇女、儿童的健康水平。由于实行了计划生育, 妇女赢得了走向社会的时间和机会, 这对于提高妇女的文化程度、掌握致富技能、参与社会活动、改善妇女的社会地位均有促进作用。
第四, 改善了青少年的教育。生育政策通过限制孩子数量、简化姊妹结构改善了青少年的教育福祉。独生子女的教育优势清楚地表明, 低生育率增强了父母投资子女教育的动力和能力, 改善了青少年的教育。
(二) 人口生育政策的负面效应———人口发展风险在加剧
我国的“一胎化”政策考虑到了严格控制人口的必要性, 但对严格控制人口的合理程度和可行空间未予足够重视;中国的“一胎化”政策, 由“大力提倡生一胎”快速过渡到“只生一胎”, 过分重视和强调了人口增长的挑战性, 却严重低估了迫使生育率快速下降的做法, 同样有着巨大的风险。归结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人口性别结构失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伴随生育率的下降和持续的低生育水平, 中国的出生婴儿性别比一直居高不下。出生性别比和婴儿死亡率性别比失常的前提是男性偏好。特别是农村已经把第一个孩子的性别作为再生育的条件。
第二, 老龄化问题。在人口总量急剧减少的情况下, 人口年龄结构也将急剧老化。随着未来大批独生子女的父母进入老年, 养老问题将愈来愈突出。
第三, 劳动力不足开始显现。生育水平的长期低迷以及伴生的老龄化现象必然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冲击, 如减少劳动力数量、改变劳动力人口的年龄构成以及影响劳动力参与等。综合效应会使劳动力的有效供给下降, 进而引起工资率的上升。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往往随着原材料、销售、房地产等其他成本的上升, 这些因素将合力导致中国对外商投资吸引力的下降, 削弱外向型经济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
第四, 生育水平的下降还会影响对劳动力的需求。人口增长有利于增加消费的需求和总需求, 从而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 扩大就业, 反之亦然。
第五, 独生子女的健康、安全问题。社会学家的研究发现, 独生子女与其父辈相比, 大多数人在人格特征方面更具个人中心主义色彩, 同时也更缺乏合作、共享和宽容精神。现行生育政策的负面效果使人口安全的系数在降低, 人口发展的风险在积累。
我国面临的人口形势
(一) 人口结构变化
我国人口结构迅速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发展的负面影响已经显现。近年来, “民工荒”已在我国东南沿海等发达地区出现, 且有加重蔓延趋势。从人口角度来看, 这是我国人口基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表现。与本世纪初期相比, 2011年我国小学在学生规模创新低。由于我国青少年人口持续迅速下降, 我国人口将进入“荒”时代, 小学到大学的“生源荒”, 经济成长企业发展的“用工荒”以及保家卫国军队的“兵源荒”, 中国将迎来“多荒”迸发的时代, 进而进入“荒”时代。
(二) 人口老龄化加剧
从动态的结构视角观察我国今后数十年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却并不乐观。随着人口进入低生育率低死亡率阶段, 人口必然趋于老化, 但对我国人口来说, 我国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无疑大大加速了我国老龄化进程。
从动态结构观考察, 人口加速老龄化之后是劳动力人口老化, 因为持续的低生育率会使青少年人口比例低, 这样势必造成劳动力年龄人口老化。在科技就是生产力的时代, 老龄劳动力人口在接受新的知识和科学技术方面比青年劳动力要处于劣势, 对新产业和就业岗位的适应能力也要弱一些。所以, 劳动力人口的迅速老化是通过对技术创新、劳动生产率提高、人力资本回报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负面影响, 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效应。
对我国人口政策的建议
(一) 充分提升我国人力资本, 全面提高人口质量
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 努力提高人口素质、充分开发各年龄层次的人力资源、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则是我国经济增长更有效、更科学、可持续的人口动力和源泉。从长期发展的角度看, 我国目前最关键的问题是人口素质偏低。多年来国家在加强教育方面投入了很大力量, 我国人口素质已有显著的提高。在建设知识型、创新型经济发展模式时, 这种需求显得更加强烈。因此, 我们要树立人才资源第一的观念, 把大力提高人口素质作为实施人口发展战略的关键环节, 推动我国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一是提高出生人口素质;二是提高全民健康素养;三是建立以预防为主的公共卫生体系;四是坚持教育优先发展, 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投入, 提高全民受教育水平;五是提高全民思想道德素质, 实施公民道德振兴计划。
(二) 解放劳动力, 挖掘剩余劳动力潜能
首先, 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体系, 推进劳动力市场的信息化、网络化、体系化和法制化, 在促进人力资源合理流动的同时, 有效保障劳动力合法权益, 规范市场秩序, 创造公平的就业环境, 促进劳动力通过市场实现就业。其次, 优化产业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努力促进就业。再次, 积极推进城镇化战略, 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 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 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三) 以市场为导向, 宏观调控人才分布
在完善劳动力市场信息化的基础上, 掌握各个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 以此为基准, 制定各行业、多层次的人才培养计划。并加强对劳动力职业生涯规划的宏观调控, 解决农村人才短缺, 城市人才扎堆的问题, 减少人力资源的浪费。保证将数量一定的劳动力转换为最大的人力资本。
(四) 运用社会保障体系的杠杆解决我国人口问题
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 实现福利制度社会化, 是贯彻我国人口政策, 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有利杠杆。当前我国社会保障事业不仅与社会发展事业和人民群众的要求不相适应, 也大大落后于经济的发展。今后必须加大投入, 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缩小这方面的差距, 使农村和城市人口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结语
由于我国长期的严厉计划生育政策特别是独生子女政策, 未来数十年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将形成极不稳定的倒金字塔型结构, 更为严重的是,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上的少子老龄化与性别结构上婚配男女严重失衡还会相互叠加, 这是人类人口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口结构重叠失衡现象, 这是中国面临的最大的人口挑战。因此, 我国人口生育政策调整迫在眉睫, 应通过对劳动力数量的全面挖掘, 以及劳动力质量的全面提高, 来保证劳动力供给, 保持劳动力竞争优势, 达到为经济增长提供更有效、更科学、可持续人口动力和源泉。
参考文献
[1] .傅元海, 唐未兵, 王展祥.FDI溢出机制技术进步路径与经济增长绩效[J].经济研究, 2010 (6) .
[2] .李魁.人口红利、空间外溢与省域经济增长[J].管理世界, 2010 (4) .
[3] .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J].经济研究, 2010 (4) .
[4] .袁志刚.关于中国“刘易斯拐点”的三个疑问[J].当代经济, 2010 (19) .
[5] .郭凯明, 张全升, 龚六堂.公共政策、经济增长与不平等演化[J].经济研究, 2011.
[6] .彭希哲, 胡湛.公共政策视角下的中国人口老龄化[J].人口老龄化研究, 2012.
[7] .李晓宁.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效率研究:1978—2010[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2 (7) .
人口——经济系统 篇5
关于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研究自1798年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问世以来就是经济学的争论热点, 但是研究大多只考虑了人口数量和人口增长率对于经济增长的效应。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关注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潜在作用。蔡昉 (2004) 认为年龄结构非常重要, 不同年龄的人群具有不同的经济行为, 因而不同年龄结构阶段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尽相同的影响, 并认为东亚奇迹中约1/4的经济增长为人口结构因素的贡献。王金营、杨磊 (2010) 认为在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由于劳动力负担降低累计带来的经济增长占总增长的27.23%。蔡昉、王德文 (1999) 在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因素贡献时, 认为23.71%是人口红利作用。由于我国地区差异较大, 绝大多数文献的分析对象是全国的人口, 没有较强的针对性。本文将专门对湖北省人口转变中年龄结构变动对于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 从而证明人口变动通过影响总储蓄、劳动力供给等因素间接影响湖北省的经济增长, 为湖北省政府及相关部门全面正确地了解湖北省人口年龄结构现状以及制定有关发展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2 湖北省人口转变及人口红利水平分析
为了研究湖北省人口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首先分析湖北省人口的转变和年龄结构变动, 在此基础上再进行人口红利水平分析。
2.1 人口转变
根据人口转变理论, 可以将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湖北省的人口自然变动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1958年。这一时期是由“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向“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转变阶段。根据历年《湖北省统计年鉴》相关数据, 这10年的人口出生率平均高达31.87‰, 死亡率由1949年的16‰下降到1958年的9.6‰, 平均为13.43‰, 平均自然增长率高达18.43‰。1959—1961年是一段特殊时期。由于三年自然灾害, 人口出生率下降, 死亡率上升, 1960年甚至出现了人口的负增长;第二阶段:1962—1972年。在这11年期间平均人口出生率高达34.27‰, 死亡率下降到9.07‰, 自然增长率为25.2‰。由于出生率的提高, 死亡率的进一步下降, 导致人口自然增长率上升, 从而形成了我省人口的第二次增长高峰。第三阶段:1973—1991年。由于我国在70年代初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 使得湖北省的出生率下降。这一时期的平均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分别为20.52‰、7.5‰、13.01‰。这一时期是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过渡的阶段;第四阶段:1992年以后, 出生率一直下降, 平均值为11.91‰, 死亡率为6.32‰, 自然增长率为5.59‰。由此湖北省实现了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转变。
2.2 年龄结构的转变
根据最近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 湖北省1990年0～14岁人口比重为28.45%, 15～64岁人口比重为66.05%, 65岁以上人口比重为5.5%。到了2000年这三项数据为22.87%、70.82%和6.31%。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又变成了13.91%、77%和9.09%。二十多年来湖北省少儿人口比重不断下降, 老年人口比重不断上升, 处于劳动年龄的人口比重也是不断增加的。
按照国际上划分人口类型的标准, 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达到或超过总人口数的10%, 或者65岁以上人口达到或超过总人口数的7%时, 其人口即称为“老年型”人口, 这样的社会即称之为“老龄社会”。根据历年《湖北省统计年鉴》的抽样数据, 自1998年起, 湖北省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就达到了7.13%。虽然在2000年和2001年老年比又降到7%以下, 不过2002年之后这一比例又一直大于8%。因此湖北省在10年前就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2.3 人口红利水平分析
本文用总抚养比作为衡量人口红利的指标。所谓总抚养比是指14岁以下人口数和65岁以上人口数之和与15～65岁人口数的比值。根据最近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 1990年、2000年和2010年湖北省的人口总抚养比分别为51.41%、41.19%和29.87%。
陈友华教授在2005年的研究表明:总抚养比在62%以上为人口负债期;总抚养比在53%～59%为人口盈亏平衡点;总抚养比在53%以下进入人口红利时期;其中总抚养比在44%以下被称为人口暴利期。根据这一标准, 湖北省在90年代以后就进入了人口红利时期。随着总抚养比逐年下降, 湖北省在2000年以后总抚养比小于44%, 进入了人口暴利时期。
3 基于储蓄因素的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3.1 湖北省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储蓄的影响
拉动社会经济的增长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投资, 而投资的源泉是储蓄。因此储蓄率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经济因素。如果一个地区保持了较高的储蓄率, 那么就能够保持较高的投资率, 才能促进该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本文利用Leff (1969) 模型, 结合湖北省的实际情况分析抚养比对储蓄的影响。分析的回归方程如下:
lnS=b1+b2RGDP+b3f0+μ1 (1)
lnS=b1+b2RGDP+b3f1+b4f2+μ2 (2)
各变量定义如下:S代表湖北省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 (亿元) ;RGDP代表人均GDP (元) ;f0代表总抚养比, 即少儿抚养比与老年赡养比之和 (%) ;f1代表少儿抚养比, 即0～14岁人口数量与15～64岁人口数量的比例 (%) ;f2代表老年赡养比, 即65岁及65岁以上人口数量与15～64岁人口数量的比例;b1、b2、b3、b4是待估参数;μ1和μ2分别是两个模型的随机误差项。回归分析中的数据来自于1990—2011年《湖北省统计年鉴》, 城乡居民人民币存款和人均GDP均为扣除价格因素的可比值。
如果直接将数据带入模型 (1) 和模型 (2) 进行多元线性回归, 发现模型 (1) 中的RGDP和模型 (2) 中的RGDP、f2都不能通过5%显著水平下的t检验。进行布劳殊-戈弗雷 (B-G) 检验和德宾-沃森d检验, 发现两个模型存在正的一阶自相关。
利用科克伦-奥科特两步法修正两个模型中存在的自相关。利用Eviews6.0计量经济分析软件得到的回归结果如表1:
根据回归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模型 (1) 中人均GDP和总抚养比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模型 (2) 中的人均GDP和少儿抚养比的回归系数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 而老年抚养比的回归系数在10%的显著水平上显著。两个模型的R2都大于0.85, 整体模型显著。由此可见, 本模型及其解释变量的参数可以作为分析的依据。
在模型 (1) 中, RGDP的回归系数为0.000105, 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时, 人均GDP每提高100元 (1990年价) , 那么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就会增加1.05%;f0的回归系数为-0.038771, 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总抚养比每下降一个百分点, 那么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就会增加3.8771%。
在模型 (2) 中, RGDP的回归系数为0.0000708, 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时, 人均GDP每提高100元 (1990年价) , 那么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就会增加0.708%;f1的回归系数为-0.040059, 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少儿抚养比每下降一个百分点, 那么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就会增加4.0059%;f2的回归系数为0.043717, 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老年赡养比每增加一个百分点, 那么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就会增长4.3717%。
3.2 储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分析
下面再分析湖北省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对GDP的增长作用。为了定量地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 以湖北省GDP为因变量,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自变量, 我们建立如下计量经济学模型:
Y=S0+S1X+μ (3)
其中Y表示湖北省的GDP总额, X表示湖北省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μ为随机误差项, S0和S1为待估参数。利用Eviews6.0软件对湖北省1990—2011年的有关数据的时间序列进行回归, 结果如表2:
根据回归结果可知, 湖北省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每增加1%, GDP就增加0.798149%, 说明储蓄的提高对经济增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3.3 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分析
本文引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Cobb-Douglas) 模型来考察劳动力因素对湖北省经济增长的作用。生产函数形式:Y=ALαKβ。对函数两边同时取自然对数可以得到:
lnY=lnA+αlnL+βlnK+μ (4)
为了更加清晰地了解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所产生的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我们可以在对数生产函数模型中引入抚养比因素, 并建立以下模型:
lnY=lnA+αlnL+βlnK+λf0+μ (5)
其中Y代表地区经济生产总额, 用湖北省的GDP表示;L代表劳动力投入, 用从业人员数量表示;K代表资本投入, 用湖北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表示;A代表全要素生产参数;f0代表总抚养比;α代表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β代表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λ代表总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的边际影响参数;μ代表随机误差项。
为了消除其他因素的影响, 我们将模型 (4) 和 (5) 标准化后再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回归所用的数据来源于1990—2011年《湖北省统计年鉴》。回归结果和检验结果如表4:
模型 (4) 的估计检验结果表明, 1990—2011年的时间内, 若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 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为0.220, 说明劳动力每增长1%, 经济增长速度将增大0.220%。
模型 (5) 的估计检验结果表明,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总抚养比下降1个百分点, 湖北省的经济将提高大约1.3个 (非标准化系数) 百分点。由于湖北省从1990年到2011年总抚养比一共下降了约18.93个百分点, 那么由于总抚养比下降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的贡献为24.61%, 也就是说大约有1/4的经济增长来源于总抚养比的降低。
4 结论与建议
虽然湖北省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 但是由于少儿抚养比的大幅下降, 湖北省目前处于“人口暴利”时期。通过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 我们发现少儿抚养比对湖北省的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具有负向影响, 而老年抚养比对湖北省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具有正向的影响, 但是这种正向的影响并不是非常显著。总体来看, 总抚养比的下降会使得储蓄水平提高, 加快资本积累的速度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根据分析扩展的柯布-道格拉斯模型, 近20年来湖北省大约有1/4的经济增长来源于总抚养比的降低。
为了充分挖掘湖北省人口红利, 湖北省政府首先要适时执行劳动就业政策, 增加就业, 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其次在人口红利时期尽快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加快建设健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加大公共财政在社会保障及医疗方面的支出, 促进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然后还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提高劳动者素质, 以人口质量代替人口数量, 推动我省向人力资源强省转变。最后还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加快转移农村的剩余劳动力, 改革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 充分挖掘劳动力转移的潜力, 使人口红利得到最大化利用。
摘要：本文利用《湖北省统计年鉴》的有关数据, 分析了湖北省人口转变的情况和年龄结构变动。根据相关指标, 湖北省在20世纪90年代就迎来人口红利时期。由于湖北省年龄结构的变动, 劳动负担将会逐渐下降, 居民储蓄存款总额上升, 社会从业人员比重也会上升。这些变化会对湖北省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本文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 发现在过去的20多年里由于总抚养比下降为湖北省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约为1/4。湖北省政府应该充分发挥人口红利, 制定相关经济政策, 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关键词：人口转变,人口红利,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J].人口研究, 2004 (2) :2-9.
[2]王金营, 杨磊.中国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实证[J].人口学刊, 2010 (10) :19-21.
[3]蔡昉, 王德文.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与劳动贡献[J].经济研究, 1999 (10) :62-68.
[4]陈友华.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数量界定、经验观察与理论思考[J].人口研究, 2005 (6) :21-27.
[5]陈志科, 邓文志.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基于湖南省面板数据的分析[J].经济特区, 2011 (12) :190-192.
[6]徐映梅, 瞿凌云.湖北省在人口红利期的经济增长分析[J].统计与决策, 2011 (3) :118-121.
[7][美]古扎拉蒂著, 费建平, 孙春霞, 等译.经济计量学基础[M].4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459-460.
人口老龄化及其经济影响 篇6
一、人口老龄化的现状
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龄化及其经济社会后果》提出对人口年龄类型的划分标准。在该标准中,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是划分人口年龄类型的常用指标: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到7%, 属于老年型人口;老年型人口的国家和地区, 称为老年型国家和地区。
人口老龄化使得老年抚养比上升。联合国对1950—2050年世界各地区的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的统计和预测数据显示, 老年抚养比在世界各地区均呈现上升的趋势。1950年, 每12名劳动者供养一位老人, 2000年, 每9名劳动者供养一位老人, 到2050年, 每4名劳动者供养一位老人。
人口老龄化给抚养比带来的另一个变化是少儿抚养比下降。世界少儿抚养比由1950年的56.7%下降到2000年的47.5%, 2050年将降到33.1%。由于少儿抚养比的快速下降, 使得总抚养比呈下降的趋势。然而, 在人口老龄化严重的欧洲和北美洲, 老年抚养比上升的幅度超过了少儿抚养比下降的速度, 使得这些地区总抚养比在未来将上升达到比较高的水平。
单位:%
注:总抚养比= (15岁以下人口数+65岁及以上人口数) ÷ (15~64岁人口数) ×100%=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少儿抚养比= (0~14岁人口数) ÷ (15~64岁人口数) ×100%;老年抚养比=65岁及以上人口数÷ (15~64岁人口数) ×100%。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World Population Ageing 1950-2050.New York:United Nations, 2002:48, 56, 78, 68, 88, 96, 98。
二、人口老龄化的成因
1. 总和生育率下降。
人口年龄结构受诸多因素影响, 与其他的因素相比较, 总和生育率 (1) 是更为首要的因素, 它决定了未来人口的规模。工业革命以后总和生育率一直呈现下降的趋势。人口学者Lee[1]对1700—2100年世界人口的统计和预测数据显示, 世界平均每名妇女生育小孩的个数:1700年为6.0个, 1800年为6.0个, 1900年下降为5.2个, 1950年降至5.0个, 2000年为2.7个。联合国预测, 未来50年内, 总和生育率会继续下降, 预计在21世纪中叶将降至2.02。
目前, 许多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替代水平 (1) 之下, 并呈继续下降的趋势。据联合国2006年的统计和预测[2], 截至2006年, 45个发达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低于替代水平, 这些国家的人口数量相当世界人口总量的19%, 其中的27个国家, 包括日本、南欧和东欧, 总和生育率保持在1.5以下。
2. 死亡率下降。
导致人口老龄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死亡率下降, 死亡率下降表现为预期寿命的提高。历史地看全球人口出生时预期寿命呈现出不断提高的趋势, 特别是最近的100年, 预期寿命提高迅速。据人口学者Lee[1]的研究显示, 1700年出生时预期寿命平均为27岁, 1800年这一指标没有改变, 1900年预期寿命增加至30岁, 1950年预期寿命迅速增加至47岁。另据联合国的一项研究数据[2], 1970—1975年世界人口出生时预期寿命平均为58岁, 到2000年出生时预期寿命已达到65岁, 2005—2010年上升至67岁, 预计2045—2050年出生时预期寿命将达到75岁。在一些发达国家, 2005—2010年间出生时预期寿命已超过80岁。
人口生育率、死亡率逐步下降, 预期寿命逐步延长的情况下, 人口增长率开始下降, 老年人口所占比例逐步增大, 老龄人口增长率上升。
三、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
英国经济学家麦迪逊对经济增长的因素作了分解[3], 通过对工业革命以后世界经济二百年增长史的研究, 他认为决定长期增长实绩的有四个主要因素, 这些因素是 (1) 技术进步; (2) 物力资本的积累; (3) 人的技能、教育、组织能力的改进; (4) 单个国家经济通过商品和劳务的贸易、投资、知识分子和企业家相互作用, 更加密切地一体化。
美国经济学家索洛提出的新古典增长理论[4], 他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 将经济增长的因素设定为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三大要素, 生产要素之间根据要素价格的变化可以充分替代。
由此可以得出,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 可以从资本积累、劳动力数量、技术进步或劳动生产率三个方面展开, 人口老龄化首先会对这三大要素产生影响, 通过这三大要素的变动进而影响宏观经济。
1. 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的影响。
处于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的储蓄和消费行为是不同的。莫迪格利安尼的生命周期理论 (1966) 考察了人们在一生中不同阶段是如何安排消费或储蓄的。根据生命周期理论, 人们的消费决策是为使一生所获得的总效用达到最大化, 因此人们根据自己一生的全部收入最优地安排自己一生的消费和储蓄, 在一生中均匀地消费其所有的财产。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会对经济中的储蓄、消费和投资产生影响。老年人的储蓄水平低于年轻人的储蓄水平, 那么, 当社会中老年人比例上升, 经济的平均储蓄倾向将下降, 因此老年型社会的储蓄水平低于年轻型社会的储蓄水平。并且人口老龄化使适龄劳动人口减少, 国民储蓄倾向降低, 资本形成能力下降。
Culter, Poterba, Sheiner和Sumers[5]的研究表明, 人口老龄化将会导致国民储蓄率下降、消费上升, 在长期内增加的抚养比会使生活水平下降。Auerbach和Kotlikoff[6]也认为老年人的储蓄率小于工作一代人口, 当社会的老龄化程度提高后, 总储蓄率将会下降。而且, 人口老龄化改变了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相对价格, 劳动力相对资本变得稀缺, 因而资本的价格相对于劳动力的价格不断下跌, 这也会降低人们的储蓄动机, 使得储蓄减少。
2. 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将导致人口增长放缓, 人口增长放缓会使处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放缓, 而劳动力是推动经济增长的要素之一, 所以人口老龄化通过减少劳动力供给而最终将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在过去的300年内, 劳动适龄人口比例保持在总人口的60%左右。尽管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仍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 然而, 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 出生率不断下降, 老年人口比例持续上升, 少儿比例持续下降, 人口增长率低于替代水平时, 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终将下降。
3. 人口老龄化对技术进步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对于技术进步可能使技术进步放缓。人口老龄化减缓技术进步的原因, 在于老龄人口的体力、智力和社会活动能力下降, 患病率上升, 创新能力下降。学者Faruquee[7]曾经对劳动生产率的年龄分布作过研究, 结果显示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的年龄分布呈现出倒U型, 在40~50岁之间达到顶峰。
四、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措施
人口老龄化将给经济带来不利影响, 为了将这些不利影响降到最低的限度, 需要采用技术进步替代劳动力方式。以技术进步来替代劳动力, 将是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途径。
技术进步通常被认为来源于研发的投入和人力资本投资。因此, 应加大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投资, 不断提升生产技术水平和劳动力的素质。当前政府应发挥引导作用, 增加对研发的直接投入, 并采用鼓励企业、大专院校进行研发投入的政策, 促进技术进步, 以替代逐渐缩减的劳动力。
摘要：人口老龄化是全球范围内人口增长不可逆转的趋势, 其中又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最为严重。尽管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人口老龄化出现得较晚, 但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人口老龄化速度将比发达国家和地区要快得多。人口老龄化的成因在于人口总和生育率、死亡率的下降, 以及预期寿命延长。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将产生不利影响, 消除这些不利影响的根本途径在于以技术进步来替代劳动力。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成因,经济影响
参考文献
[1]Lee, Ronald.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Three Centuries of Fundamental Change[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3, Vol.17, No.4:167-190
[2]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the2006Revision, Highlights[R].New York:United Nations, 2007:2, 11.
[3][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M].李德伟, 盖建玲, 译.北京:改革出版社, 1997:12.
[4]Solow, Robert.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56, (70) :65-94.
[5]Cutler, David M., James M.Poterba, and Louise M.Sheiner, Lawrence H.Summers.An Aging Society:Opportunity or Challenge[J].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990, (1) :1-73.
[6]Auerbach, Alan, and Laurence Kotlikoff.The Impact of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on Capital Formation[J].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2, (94) :281-295.
人口与经济发展研究综述 篇7
窗口服务行业往往代表着一座城市的对外形象,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这一形象建设。许多地方的窗口服务行业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诸如服务态度和服务质量差,服务不规范,服务乱收费,车站、港口、公交车等公共场所服务秩序差和治安状况不理想,部分银行网点排队等候时间过长,出租车拒载、宰客、不打表,公交车、出租车车内卫生条件差等问题。这些问题如不加以解决,必将影响到当地软环境建设的总体成效和对外整体形象,因此,我们必需把窗口服务行业服务秩序的规范、服务质量和水平的提高作为经济发展软环境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
七、做好城市功能区的划分工作
划分城市功能区,对于合理引导产业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积极的作用。城市功能区的划分要充分考虑城市不同区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区位条件、发展潜力等各方面的因素,选择最适宜该区域的功能定位。各类城市功能区之间要分工协作,相互促进,形成合力。一般情况下,城市主城区范围内应定位于以发展服务业为主,不宜新上有污染的工业项目;城市附近及其他环境敏感区域应严禁新建冶金、建材、化工等重污染企业,已经建成的要有计划地逐步实施搬迁;城市工业发展应坚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新型工业化道路,新上的工业项目应尽量安排到各类工业园区或工业基地进行集中发展。城市功能区科学、合理的划分与定位,能够显示出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和水平,是当地拥有良好的经济发展软环境的具体体现,也是城市经济协调、有序、健康发展的有力保障。
八、建设诚信政府,推动诚信社会建设
政府诚信是社会诚信的基石,政府在诚信社会的建设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建设一个诚信的社会,首先必须建设一个诚信的政府。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解决现实中存在的诸如办事程序不透明、承诺不兑现、执法随意、朝令夕改、政出多门、拖欠工程款、“三乱”(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等政府失信的问题,从提高公务员素质和加强制度建设两方面入手,以依法行政为基本要求,社会管理的公平、公开、公正为中心内容,大力推进诚信政府的建设,通过诚信政府的建设,带动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在全社会形成“诚信光荣、失信可耻”的良好社会风尚。
参考文献:
[1]丁:如何理解“主体功能区”[EB/OL].http://www.zjol.
[2]云南省人民政府.七彩云南保护行动全文[EB/OL].http://
[3]陈国琦武卫政:打造“诚信政府”[EB/OL].http://www.
程芸彭尚平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一、西方人口与经济发展的经典理论
人既是经济发展的最终受益者,也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种资源。工业革命后,世界人口和经济开始了快速增长的过程,因此,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引起了世界范围的普遍关注,形成流派纷呈、见解各异的多种人口与经济发展理论。
1. 人口与经济发展的悲观论
悲观主义的人口经济理论的奠基人马尔萨斯,在1978年出版的《人口原理》一书中运用“两个公理”、“两个级数”、“三个命题”和“两种抑制”等研究了人口生产与生活资料的关系,开创性地建立了人口与经济关系的分析框架,使人口经济问题得到了广泛关注而推动了人口学的发展。他认为人口的增值力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提供生活资料的能力。在某些情况下,一国财富的增加丝毫无助于改善贫苦劳动者的境况。无论经济如何发展,人均收入将永远处于户口水平。这种悲观的人口理论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这一理论的推动下,关于人口与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不断推陈出新,出现了许多颇具世界影响的理论流派。这其中以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哈维·莱宾期坦和R·纳尔逊提出“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人口学家安理斯·科尔和埃勘加·胡佛的“人口增长制约经济增长”理论和保罗·埃利奇的“人口爆炸”理论为代表。
悲观的人口经济发展理论至今仍有争议,但却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悲观论的意义在于使我们清醒地看到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使我们将人口问题作为经济问题研究的核心变量对待。但同时也要认识到那种对人口增长危言耸听或相关无事的论调都是错误的。
2. 人口与经济发展的乐观论
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经济危机,使世界人口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人口锐减,人口增长率降到了历史最低水平。面对这种情况,欧美各国担心人口增长率的下降会影响发达国家的生存与发展,便相应产生了一系列与悲观主义人口经济发展论相反或相对的乐观人口与经济发展理论。英国经济学家J·M·凯恩斯和美国经济学家A·H·汉森的“长期停滞”理论;美国朱利安·西蒙教授和英国农业经济学家格林·克拉克为代表的“人口推拉”理论;美国未来学家A·托夫勒和经济学家S·S·库兹涅茨的“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理论是乐观论的主要代表。
与悲观论相对,乐观论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正面效应。但具体分析起来,我们需要对悲观论和乐观论进行科学的整合,形成一种对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问题进行客观而公正的全方位评价的综合理论,用以正确指导我们的实践。
3. 人口转变理论
人口转变理论是一种联系社会经济发展,以人口发展过程及其演变的主要阶段为研究对象的人口理论。19世纪以来,世界人口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阶段,第二个阶段是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阶段,第三个阶段是低出生率、低死亡率阶段。人口转变理论一般被认为是现代社会中具有代表性的人口理论,它不仅被用于研究发达国家的人口发展,也广泛用于研究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发展。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人口转变的第三阶段,是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结果。没有出现突然性的“人口爆炸”。由于出生率无法脱离经济水平,而使得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没能进入第三阶段,有必要采取措施控制人口的增长。
4. 经济适度人口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
此为分析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最重要的理论之—,它的初创者是英国经济学家埃德温·坎南和威克赛尔。坎南以报酬递减律为根据,将产业最大收益当作达到适度人口的标准;其后,威克赛尔引入边际分析方祛研究适度人口。索维确立了现代经济适度人口理论的地位,拓展了研究范围,丰富和发展了对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认识:(1)为适度人口设立包括非经济因素在内的9个指标,使确定适度人口的标准趋于多元化;(2)将技术进步引入到适度入口的分析中,创立了动态适度人口理论;(3)将稳定人口应用于适度增长率的研究中,探讨了人口总量同经济总量的最优关系,因而获得更加系统化的理论分析思路。在索维之后,还有斯彭格勒所著《面对零增长》一书对经济适度人口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需要强调的是,可持续发展理论比适度人口论更为人口经济理论开拓了研究领域,明确表达了发展是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相协调的发展及其良性循环,这在—定意义上更加完整、科学地确立了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5. 人力资本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将人力、人的知识和技能认定为资本的一种形态即人力资本,认为它的形成是对教育、卫生、健康、劳动力迁移等影响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它能更大程度上带来经济效益,从而在现代经济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后,贝克尔又丰富了人力资本理论,强调教育、培训等对于人力资本形成重要作用,并对人力资本投资、生育率、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剖析,提出了许多新的人力资本分析力祛。舒尔茨和贝克尔利用自己创立的理论对战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做出了比较合理的理解,强化了人们对人力资本投资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认识。
西方学者关于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经典理论是西方和世界人口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这些经典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历史阶段的人口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尽管这些经典理论中也存在不足甚至包含—些错误,但它们为我们探讨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提供了最基本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尤其对正确认识、把握和解决我国人口经济问题、促进我国人口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启示作用和参考价值。
二、国内人口与经济发展研究综述
随着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确定、发展和完善,中国人口科学研究也随着走向恢复、不断发展和繁荣的新阶段。在过去的20年中,国内学术界结合中国的国情,对人口与经济关系运行的机理、方式、途径等方面进行大量的深入剖析与探讨,在许多关键的人口经济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取得了一些重大的突破,并为国家的社会经济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可持续发展理论框架的引入,学者普遍感到,研究中国人口经济问题不仅要探讨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内在关系,还要考虑资源环境对二者关系的制约关系。
蒋正华认为影响中国最大人口容量的因素有两个:一是食物供给现状和前景限制着着人口的过快增长;二是人口增长过快可从报酬递减和资源过度两方面影响经济的发展。田雪原则认为,人口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全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我们必须认识和把握他们之间的协调关系。此外,于学军对人口老化与生产、人口老化与分配、人口老化与消费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叶文振关于孩子成本与效应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张纯元对贫困地区人口特征与消除贫困的研究等,均属于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
综观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我们不难发现它们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强调多学科的研究。这一时期的研究视角更加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人口质量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也不局限于简单地探讨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是将人口学、经济学、教育学、政策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科学地结合起来;二是更加注重实用性的研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学术界的研究重点和研究选题则更加突出其成果为国家社会经济生活的指导作用。
三、人口与经济发展理论给我们研究的启示
人口与经济发展这一重要命题,长期以来只是从经济学或环境学的角度,简单地理解为人口的增长或下降,带来经济收入的增加或减少、物质生活用品消费量的充裕或稀缺以及生态环境质量的破坏或下降。这种单纯从一两个学科视角的认识,仅仅反映了其本质的部分侧面,并未反映其深刻内涵。要深入了解和认识区域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必然全方位、多视角、多学科地加以研究分析,才有可能真正把握其深刻内涵。
结合我国实际,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人口质量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深刻影响,积极促进人口质量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有机结合。中国人口日益膨胀,超规模的人口老龄化、巨大的人口就业压力及文化素质低下的人口群等,已构成我国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制约因素,而解决的最有效办法就是确立经济发展以人力资源开发为核心依托的人口经济战略。我们应当警醒,自觉认识到我国是在人口多、科技、教育尚不发达、人口素质低下、人均资源占有量少、资金缺乏的条件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而人力资源开发却严重滞后,因而大力开发人力资源、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通过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和提高人力资本效益改善人力资源开发情况,扭转人力资源开发不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的被动局面。
摘要：本文通过对西方人口与经济发展的经典理论和国内人口与经济发展研究现状的综述和分析,提出了人口与经济发展研究的几点启示,以及对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问题现实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人口,经济发展,研究综述
参考文献
[1]齐良书:发展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年
[2]刘纯元等:人口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3]温军等:发展的理论——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西北人口,1999年1期
[4]李仲生:中国经济与人口发展趋势展望.经济与管理研究,2002年2期
中国人口与经济增长影响分析 篇8
一、当下的中国经济社会
前不久, 央行正式向外公布, 中国广义货币量 (M2) 首次突破百万亿元大关。作为衡量流通中的现金加上企业与居民的活期和定期银行存款之和的一个经济指标, 从2000年的不到13万亿到如今的百万亿大关, 不得不说在最近的十余年间, 中国, 的确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成就。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不断提高、城市化进程的稳步推进以及各地不断涌现的中小型企业, 不经意间, “中国模式”———这个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提法, 不断出现在国内外主要经济报刊上。从以前不论购买什么商品都需要凭票购买, “熊猫”、“樱花”牌产品能占据整个中国市场, 甚至全村人都聚集在一块看一台10英寸的黑白彩电到如今的商场内琳琅满目的商品以及不断涌现的全民购物狂潮。单从西方经济学中国民收入的消费就能窥探出在中国这片大地上, 几十年间, 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很多人在探寻, 究竟是什么致使中国能取得如此大的经济成就, 按照张五常教授的说法, 至少中国搞对了什么, 才有这么快的增长。于是, “中国模式论”、“地方竞争论”等等论调不绝于耳。
改革开放后, 中国经济延续了几十年的的高速增长。近些年来, 虽然经济上行压力不断加大, 但国内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在不断上涨, 社会保障体系也在完善当中, 国家也在不断通过宏观“微刺激”使中国经济始终保持良性态势, 同时国内投资热度不减也带动经济保持高增长。但从当年大家都憧憬着去沿海一带淘金到如今的“逃离北上广”现象的出现, 其间的因素有很多, 包括经济环境和政策环境等, 本文从人口角度对近年来经济增长作出分析。
二、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
在马尔萨斯的人口经济理论中, 他提出了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可归结为人口与生产资料之间的关系, 人口增长和人均收入间, 前者作为内生变量在发挥作用。演化到后来的内生增长模型, 通过放宽新古典理论的假设, 把技术进步和人口因素视为内生变量, 通过构建生产函数来论证经济增长的源泉。
近年来,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吸引了众多经济学家的关注, 众多学者指出, 在人口转变过程中, 经济社会会进入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高、老少被抚养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低的对社会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期”。所谓的“人口红利”作为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力, 在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保驾护航的同时, 通过巨大的消费力也使中国经济摆脱了一次次经济泡沫的威胁。
受人口结构的影响, 包括蔡昉等学者提出, 在2013年左右, 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将跌至低谷, 人口红利从那时便消失了。借用前些年的经济数据, 我们以“人口抚养比”作为显示性人口红利指标, 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总资产作为资本积累的代理指标。通过不同年份的数据对比可以看到抚养比下降的减速趋势和资本积累的加速趋势, 从而人口红利的式微。尽管这种观察结果并不具备绝对的可信度, 但是, 我们可以得出的初步结论是, 中国经济很可能已经超越了最大化利用人口红利的发展阶段。之所以近些年中国经济并未出现较大波动, 并非人口红利还将持续多年, 而是因为人口红利的实质在于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可以防止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出现, 因而最近时间我们还可以依靠资本的投入保持高速经济增长。
三、人口迁移与经济增长
国外媒体近期进行了一项有关“世界发展最快的城市”的调查, 孟加拉国首都达卡被一致认为是“世界发展最快的大城市”。这项调查同时评选出了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城市, 日本东京凭借3 670万的惊人人口数量位居第一, 中国上海排名第七。在这份调查数据中, 仅有日本东京和美国纽约位于传统的第一世界行列中, 其他城市大多位于东南亚和南美地区。在为城市化建设作出重大贡献的同时, 人口的过度集中也带来了众多弊病, 城市公共资源的使用接近极限, 而包括公共交通、治安在内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极为突出。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施行了三十多年, 随着大量劳动者涌入城市, 包括北上广在内的众多城市现今已经成为国际公认的“特大城市”。城市流动人口的上升使得城市消费市场不断扩大, 众多商业中心的出现便是最好的例证。同时, 建筑业、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得以蓬勃发展。凭借多年的廉价劳动力和丰富资源矿产, 中国已经成为公认的“世界工厂”。但有限的城市资源和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之间构成了一定矛盾, 人口的大量聚集造成就业压力增大, 以至于大量迁移人口并未得到迁移所带来的经济利益。而由于较低的受教育水平, 使得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也处于城市较低水平, 城市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拉大, 由此加重了社会不稳定因素。
因而, 我们应该看到, 人口的大量迁移, 在对中国逐步实现城市化过程中做出了巨大贡献, 工业产值和人均收入水平也逐步步入中等国家行列。但随着持续的人口迁移效应, 城市可容纳性使得人口迁移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在逐步递减。而城市弊病则有愈演愈烈之势, 包括北京在内的众多城市的高房价使得城市的辐射能力逐步降低, 对于城市今后的持续发展带来了一定考验。因而在利弊共存的经济增长模式下, 我们应该开始考虑合理引导国内的人口迁移。
参考文献
[1]蔡昉.劳动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现实[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2]刘瑜.民主的细节[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1.
[3]茅于轼.中国人焦虑的从哪里来[M].北京:群言出版社, 2013.
[4]蔡昉.中国的人口红利还能持续多久[J].经济学动态, 2011,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