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模式转变论文

2024-07-19

人口模式转变论文（精选3篇）

人口模式转变论文篇1

1 引言

关于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研究自1798年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问世以来就是经济学的争论热点, 但是研究大多只考虑了人口数量和人口增长率对于经济增长的效应。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关注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潜在作用。蔡昉 (2004) 认为年龄结构非常重要, 不同年龄的人群具有不同的经济行为, 因而不同年龄结构阶段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尽相同的影响, 并认为东亚奇迹中约1/4的经济增长为人口结构因素的贡献。王金营、杨磊 (2010) 认为在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由于劳动力负担降低累计带来的经济增长占总增长的27.23%。蔡昉、王德文 (1999) 在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因素贡献时, 认为23.71%是人口红利作用。由于我国地区差异较大, 绝大多数文献的分析对象是全国的人口, 没有较强的针对性。本文将专门对湖北省人口转变中年龄结构变动对于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 从而证明人口变动通过影响总储蓄、劳动力供给等因素间接影响湖北省的经济增长, 为湖北省政府及相关部门全面正确地了解湖北省人口年龄结构现状以及制定有关发展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2 湖北省人口转变及人口红利水平分析

为了研究湖北省人口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首先分析湖北省人口的转变和年龄结构变动, 在此基础上再进行人口红利水平分析。

2.1 人口转变

根据人口转变理论, 可以将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湖北省的人口自然变动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1958年。这一时期是由“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向“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转变阶段。根据历年《湖北省统计年鉴》相关数据, 这10年的人口出生率平均高达31.87‰, 死亡率由1949年的16‰下降到1958年的9.6‰, 平均为13.43‰, 平均自然增长率高达18.43‰。1959—1961年是一段特殊时期。由于三年自然灾害, 人口出生率下降, 死亡率上升, 1960年甚至出现了人口的负增长;第二阶段:1962—1972年。在这11年期间平均人口出生率高达34.27‰, 死亡率下降到9.07‰, 自然增长率为25.2‰。由于出生率的提高, 死亡率的进一步下降, 导致人口自然增长率上升, 从而形成了我省人口的第二次增长高峰。第三阶段:1973—1991年。由于我国在70年代初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 使得湖北省的出生率下降。这一时期的平均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分别为20.52‰、7.5‰、13.01‰。这一时期是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过渡的阶段;第四阶段:1992年以后, 出生率一直下降, 平均值为11.91‰, 死亡率为6.32‰, 自然增长率为5.59‰。由此湖北省实现了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转变。

2.2 年龄结构的转变

根据最近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 湖北省1990年0～14岁人口比重为28.45%, 15～64岁人口比重为66.05%, 65岁以上人口比重为5.5%。到了2000年这三项数据为22.87%、70.82%和6.31%。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又变成了13.91%、77%和9.09%。二十多年来湖北省少儿人口比重不断下降, 老年人口比重不断上升, 处于劳动年龄的人口比重也是不断增加的。

按照国际上划分人口类型的标准, 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达到或超过总人口数的10%, 或者65岁以上人口达到或超过总人口数的7%时, 其人口即称为“老年型”人口, 这样的社会即称之为“老龄社会”。根据历年《湖北省统计年鉴》的抽样数据, 自1998年起, 湖北省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就达到了7.13%。虽然在2000年和2001年老年比又降到7%以下, 不过2002年之后这一比例又一直大于8%。因此湖北省在10年前就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2.3 人口红利水平分析

本文用总抚养比作为衡量人口红利的指标。所谓总抚养比是指14岁以下人口数和65岁以上人口数之和与15～65岁人口数的比值。根据最近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 1990年、2000年和2010年湖北省的人口总抚养比分别为51.41%、41.19%和29.87%。

陈友华教授在2005年的研究表明:总抚养比在62%以上为人口负债期;总抚养比在53%～59%为人口盈亏平衡点;总抚养比在53%以下进入人口红利时期;其中总抚养比在44%以下被称为人口暴利期。根据这一标准, 湖北省在90年代以后就进入了人口红利时期。随着总抚养比逐年下降, 湖北省在2000年以后总抚养比小于44%, 进入了人口暴利时期。

3 基于储蓄因素的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3.1 湖北省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储蓄的影响

拉动社会经济的增长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投资, 而投资的源泉是储蓄。因此储蓄率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经济因素。如果一个地区保持了较高的储蓄率, 那么就能够保持较高的投资率, 才能促进该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本文利用Leff (1969) 模型, 结合湖北省的实际情况分析抚养比对储蓄的影响。分析的回归方程如下:

lnS=b1+b2RGDP+b3f0+μ1 (1)

lnS=b1+b2RGDP+b3f1+b4f2+μ2 (2)

各变量定义如下:S代表湖北省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 (亿元) ;RGDP代表人均GDP (元) ;f0代表总抚养比, 即少儿抚养比与老年赡养比之和 (%) ;f1代表少儿抚养比, 即0～14岁人口数量与15～64岁人口数量的比例 (%) ;f2代表老年赡养比, 即65岁及65岁以上人口数量与15～64岁人口数量的比例;b1、b2、b3、b4是待估参数;μ1和μ2分别是两个模型的随机误差项。回归分析中的数据来自于1990—2011年《湖北省统计年鉴》, 城乡居民人民币存款和人均GDP均为扣除价格因素的可比值。

如果直接将数据带入模型 (1) 和模型 (2) 进行多元线性回归, 发现模型 (1) 中的RGDP和模型 (2) 中的RGDP、f2都不能通过5%显著水平下的t检验。进行布劳殊-戈弗雷 (B-G) 检验和德宾-沃森d检验, 发现两个模型存在正的一阶自相关。

利用科克伦-奥科特两步法修正两个模型中存在的自相关。利用Eviews6.0计量经济分析软件得到的回归结果如表1:

根据回归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模型 (1) 中人均GDP和总抚养比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模型 (2) 中的人均GDP和少儿抚养比的回归系数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 而老年抚养比的回归系数在10%的显著水平上显著。两个模型的R2都大于0.85, 整体模型显著。由此可见, 本模型及其解释变量的参数可以作为分析的依据。

在模型 (1) 中, RGDP的回归系数为0.000105, 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时, 人均GDP每提高100元 (1990年价) , 那么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就会增加1.05%;f0的回归系数为-0.038771, 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总抚养比每下降一个百分点, 那么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就会增加3.8771%。

在模型 (2) 中, RGDP的回归系数为0.0000708, 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时, 人均GDP每提高100元 (1990年价) , 那么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就会增加0.708%;f1的回归系数为-0.040059, 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少儿抚养比每下降一个百分点, 那么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就会增加4.0059%;f2的回归系数为0.043717, 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老年赡养比每增加一个百分点, 那么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就会增长4.3717%。

3.2 储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分析

下面再分析湖北省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对GDP的增长作用。为了定量地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 以湖北省GDP为因变量,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自变量, 我们建立如下计量经济学模型:

Y=S0+S1X+μ (3)

其中Y表示湖北省的GDP总额, X表示湖北省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μ为随机误差项, S0和S1为待估参数。利用Eviews6.0软件对湖北省1990—2011年的有关数据的时间序列进行回归, 结果如表2:

根据回归结果可知, 湖北省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每增加1%, GDP就增加0.798149%, 说明储蓄的提高对经济增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3.3 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分析

本文引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Cobb-Douglas) 模型来考察劳动力因素对湖北省经济增长的作用。生产函数形式:Y=ALαKβ。对函数两边同时取自然对数可以得到:

lnY=lnA+αlnL+βlnK+μ (4)

为了更加清晰地了解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所产生的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我们可以在对数生产函数模型中引入抚养比因素, 并建立以下模型:

lnY=lnA+αlnL+βlnK+λf0+μ (5)

其中Y代表地区经济生产总额, 用湖北省的GDP表示;L代表劳动力投入, 用从业人员数量表示;K代表资本投入, 用湖北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表示;A代表全要素生产参数;f0代表总抚养比;α代表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β代表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λ代表总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的边际影响参数;μ代表随机误差项。

为了消除其他因素的影响, 我们将模型 (4) 和 (5) 标准化后再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回归所用的数据来源于1990—2011年《湖北省统计年鉴》。回归结果和检验结果如表4:

模型 (4) 的估计检验结果表明, 1990—2011年的时间内, 若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 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为0.220, 说明劳动力每增长1%, 经济增长速度将增大0.220%。

模型 (5) 的估计检验结果表明,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总抚养比下降1个百分点, 湖北省的经济将提高大约1.3个 (非标准化系数) 百分点。由于湖北省从1990年到2011年总抚养比一共下降了约18.93个百分点, 那么由于总抚养比下降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的贡献为24.61%, 也就是说大约有1/4的经济增长来源于总抚养比的降低。

4 结论与建议

虽然湖北省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 但是由于少儿抚养比的大幅下降, 湖北省目前处于“人口暴利”时期。通过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 我们发现少儿抚养比对湖北省的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具有负向影响, 而老年抚养比对湖北省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具有正向的影响, 但是这种正向的影响并不是非常显著。总体来看, 总抚养比的下降会使得储蓄水平提高, 加快资本积累的速度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根据分析扩展的柯布-道格拉斯模型, 近20年来湖北省大约有1/4的经济增长来源于总抚养比的降低。

为了充分挖掘湖北省人口红利, 湖北省政府首先要适时执行劳动就业政策, 增加就业, 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其次在人口红利时期尽快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加快建设健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加大公共财政在社会保障及医疗方面的支出, 促进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然后还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提高劳动者素质, 以人口质量代替人口数量, 推动我省向人力资源强省转变。最后还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加快转移农村的剩余劳动力, 改革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 充分挖掘劳动力转移的潜力, 使人口红利得到最大化利用。

摘要：本文利用《湖北省统计年鉴》的有关数据, 分析了湖北省人口转变的情况和年龄结构变动。根据相关指标, 湖北省在20世纪90年代就迎来人口红利时期。由于湖北省年龄结构的变动, 劳动负担将会逐渐下降, 居民储蓄存款总额上升, 社会从业人员比重也会上升。这些变化会对湖北省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本文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 发现在过去的20多年里由于总抚养比下降为湖北省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约为1/4。湖北省政府应该充分发挥人口红利, 制定相关经济政策, 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关键词：人口转变,人口红利,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J].人口研究, 2004 (2) :2-9.

[2]王金营, 杨磊.中国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实证[J].人口学刊, 2010 (10) :19-21.

[3]蔡昉, 王德文.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与劳动贡献[J].经济研究, 1999 (10) :62-68.

[4]陈友华.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数量界定、经验观察与理论思考[J].人口研究, 2005 (6) :21-27.

[5]陈志科, 邓文志.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基于湖南省面板数据的分析[J].经济特区, 2011 (12) :190-192.

[6]徐映梅, 瞿凌云.湖北省在人口红利期的经济增长分析[J].统计与决策, 2011 (3) :118-121.

[7][美]古扎拉蒂著, 费建平, 孙春霞, 等译.经济计量学基础[M].4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459-460.

[8]Nathaniel H Leff.Dependency Rates and saving Rates[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9 (59) :

人口模式转变论文篇2

4.中国快速实现人口转变的原因

在前面的分析中，实际上多少已经涉及这里的主题。在一般的分析中，社会经济因素和计划生育因素被看成是中国初步实现迅速的人口转变的两大基本因素。

社会经济因素起着基本的作用，而计划生育因素的作用正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实现对人口转变过程的干预性影响，并使之通过生育率的转变来引致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一些研究证实，随着生育水平的下降;人口控制因素对于生育率的影响是一种下降的趋势，而社会经济因素对于生育率下降的影响却越来越明显，而且主要表现为一种直接的影响。

也就是说，“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的重要性开始引起我们的关注，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丝毫没有否认计划生育因素的作用。

林副德、刘金塘通过对1982年和1990年两次普查数据的分析，得出结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控制因素对于总和生育率的影响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种动态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的模式和强度都在改变。从影响的强度来，1982年人口控制因素比社会经济发展因素对生育率下降的影响强度更大。到199o年情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人口控制因素对生育水平的影响有所下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于生育率的影响超过了人口控制对生育率的影响。从影响的模式看，人口控制因素对生育率的直接作用要大于社会经济因素，1982年社会经济因素对生育率的直接影响为0.259，间接影响为O.44，直接影响是间接影响的3/5左右。中国生育率的迅速下降被看作是超经济强控的结果。到199o年，社会经济因素对生育率的直接影响提高到0.491，而间接影响下降到0.224，直接影响是间接影响的2倍多(参见表1)。

顾宝昌早期的分析也说明了这一点：“把中国的情况(指生育率快速下降的事实--引者注)看作是一个单纯依靠计划生育导致生育率下降的例子，低估或忽视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不妥当的。相反，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我国30年来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所取得的成就，……都在不同程度上为刊年代以来的生育率下降创造了条件，铺平了道路。”③计划生育因素的作用是在既定的制度框架和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下体现的。毫无疑问，主观的努力术能超越客观条件的限定。社会经济因素不仅直接通过对人们社会角色及角色意识等非计划生育变量的影响来影响人们的生育需求和生育决策，而且间接地通过对计划生育社会行为所需客观条件的限定来影响生育率的变动。无论如何，社会经济因素的作用是基础性的，这种基础性作用不仅表现在社会经济因素对计划生育具体条件的限定及执行效果的影响上，而且在不推行计划生育群众性运动的时候依然会对生育率变动产生重要影响。

历史经验证明，生育率随社会经济发展而下降。就生育率与收入的宏观关系而言，大致是反比例变化的关系。从长期的趋势看，收入越高、现代化程度越高的人们会倾向于少要孩子。这样，与“贫困产生人口”的著名命题相对应，我们实际上可以概括出“富裕减少生育”

的命题。但是要注意，不是高收入本身，而是高收入给人们带来的变化才使生育率降低。此外，人均收入和生育率的关系因收入的绝对水平不同而表现出差异性。如果人均收入低于某一临界水平，那么收入水平的上升可能反而会带来生育率的上升。进一步地，如果收入高于某个“临界水平”，收入的递增则会诱发生育率的下降。这个’临界收入水平“的到来通常也意味着文化的变迁。换言之，人均收入达到某一临界值只是”冰山一角“，它必然同时伴随着深层面的文化变迁和观念变革。

然而，比较而言，生育率下降与另一种发展--社会发展--关系更为密切。也就是说，生育率下降是与教育、卫生的发展以及贫困程度的减轻紧密关联的。出生率下降与成人识字率和预期寿命的关系，比之宏观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更为密切。特别是，生育率自然而然的下降与人的发展尤其是妇女生存境遇和受教育状况的改善关系密切。妇女得到更多的良好的教育是降低生育率的关键性因素之一。因为良好的教育至少意味着：第一，有利于晚婚;第二，有利于提高避孕节育率;第三，赋予妇女以理想和参加工作的机会，使他们能够从单一的生育劳动中得到解放;第四，使得妇女能够更好地扮演好母亲的角色，并乐意在孩子的健康和教育方面花费较多的力量;第五，对降低疾病率和死亡率也有很大帮助。

社会经济发展诱催生育率下降的逻辑在理论上是清晰的：经济发展，人均收入提高、生活质量改善一十传统观念改变一十注重自身价值的实现，并重视孩子的质量而不是数量一计划生育、优生优育日渐成为自觉的行为取向。换言之，经济发展通过一系列中介变量形塑了微观家庭人口增殖的自约束机制，在宏观上则实现了人口生育率的总体下降和现代人口转变的趋于完成。此外，从制度层面看，我国生育率的下降也有独特的条件，我国生育率的下降是在独特的制度框架里完成的，这是引人注目的一点。

可以预期，今后计划生育因素的作用将越来越多地依赖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与此同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所培育起来的”自发性。内生性控制因素“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促使生育事下降的力量在理论上大致可归纳为三种，即强制力、诱导力和自发力。这里的强制力主要指以完成和落实人口计划、人口指标为旨意的较为直接并带有一定强制性的行政控制力。

通俗地讲，所谓”强制力“，就是不管你愿意与否，都必须按照人口政策。人口计划、人口指标的规定和要求来生育。

’诱导力”是通过利益关系的调节和整合。宣传教育以及优质服务而培育起来的。“三结合”的做法培育的就是诱导力，诱导力的培育离不开利益导向机制。所谓“自发力”指的是现代化的力量特别是生育文化的现代化之于生育率下降的正面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通过’唐风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之功转变人们的生育观念，从而影响其生育决策，譬如，从家本位到个人本位。晚婚晚育乃至不婚不育，都有宏观上社会经济发展的`作育之功。

在现实生活中，这三种力都是存在的，但对应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促使生育率下降的力量组合及其构成又有显著的差异。在理论上，对应于强制力主导型的下降机制，事实上还可能存在自发力主导型的下降机制和诱导力主导型的下降机制。现阶段以强制力主导的生育率下降机制天然地决定了中国人口生育率的反弹具有一种内在的必然性。一旦生育控制的社会机制有所松懈，那么生育率出现一些反弹或

者波动应当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④中国那种”超经济水平“的强控模式其政策效应和组织效能实际上已发挥得淋漓尽致，很难再有什么大的作为。以强力对抗为前提的控制绩效是呈递减之势的，作用力越大，反冲力也势必越大。

目前生育率下降的政策效应已经衰减和弱化，单凭政策的效力，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已经很难有大的预期。⑤在这种情形下，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的生育文化的现代化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将粉墨登场，开始发挥日趋重要的作用。

从发展趋势看，是强制力得到保持的同时，诱导力和自发力会有所增强，从而使人口控制力更加强大。自发力的出现木会是立竿见影。一蹴而就那般简单。相反地，倒有可能出现与计划生育相抗衡的”自发力“一从计划生育角度看，可定义为’负自发力”，如男孩生育偏好的强化以及“议价孩现象”的出现。’证自发力“只有在生育文化现代化的情形下才可能出现。因果链表现为：社会经济发展→生育文化现代化→生育观念转变→个人本位的生育决策形成。

5、简短的结论

从上述研究可见，从2O世纪中叶算起到中国在21世纪上半叶实现人口零增长，中国人口的百年转变可以清晰地分出这么几个阶段：(l)死亡率主导的人口转变，(2)生育率主导的人口转变，(3)统计学意义的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4)实质性的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5)最后的转变是人口增长类型的转变--从”增长型的人口“转变为”缩减型的人口“，在这个阶段，”稳定低水平生育“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从人口转变的规律可以看出”稳定低生育水平“的重要性、长期性和艰巨性。

未来的岁月里，人口的转变和全面现代化需要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生育事的问题“，而且是综合意义的”生育问题“。综合治理生育问题的时代到来了，计划生育户充分共享生育率快速下降和人口转变初步实现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成果的时代也到来了。在这样的时代，我们儒要的不仅仅是”依法行政“和’批质服务”，更重要的是利益的诱导、补偿和共享，而归根结底要实现的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实现最后的人口转变将成为月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非常直接和明确的追求。’稳定低生育水平“的真正关键与其说是如何强化行政制约机制，不如说是优化和强化利益激励的机制。⑥但与此同时，在我们的具体工作中，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以人为本“原则则需要在最大程度上得到体现--这就是在尊重群众的情感。关注他们基本需求的满足和生育权益的保障中实现代际公平的崇高目标。

历史将证明，不仅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良好的人口环境，而且低生育水平的稳定、出生人口素质的提高、人口转变的最后趋向完成也同样需要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特别是政策体系和制度安排予以支持--譬如低生育率在微观上是有风险的，家庭养老功能弱化是一种老无所养的风险，而孩子成长过程中突然夭折的风险更可能使进入这中老年的父母遭遇人生的灭顶之灾，这些问题是客观存在的;而在社会经济发展取得长足进步的低生育时期，政府和社会有责任为降低和防范低生育的风险创造条件。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统筹兼顾。双管齐下才是中国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注释：

①所引数据参见彭佩云主编：《什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页874.②参见朱国宏主编：《通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第4章。

③参见顾宝昌：”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在我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作用“，《综论中国人口态势--与实践的对话》，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页3-18.④参见穆光宗、陈卫：”走向卫世纪的中国人口：形势分析与对策思考“，《开放时代》(广州)5、6月号(总第128期)。

⑤参见顾宝昌、穆光宗：”重新认识中国人口问题“，《人口研究》1994年第5期。

⑥参见穆光宗：”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关键：强化利益激励机制“，《中国人口报)5月22日第三版。

主要参考文献：

l、彭佩云主编：《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年。

2、朱国宏主编：《通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后人口转变时期：苏南模式的启示“，载《现代人口转变之路--苏南模式的经验与理论》，中国科技出版社，1993.3、李建民：”中国的人口转变完成了吗?“，《南方人口》20第2期。

4’李建民、原新、王金营：《后人口转变时期的中国人口发展》，科学出版社，2O00年7月。

5、于学军：”解析后人口转变“，《中国人口报》Z000年1月24日，第三版;以及”中国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中国人。科学》年第2期。

p;6、穆光宗：《人口与可持续发展--中国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系统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7、顾宝昌：”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在我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作用“，《综论中国人口态势--与实践的对话》，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

8、穆光宗、陈卫：”走向21世纪的中国人口：形势分析与对策思考“，《开放时代》(广州)195、6月号(总第12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