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经济

封建经济（精选12篇）

封建经济 篇1

作为封建社会经济基础的小农经济是中学历史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也是教学的难点, 笔者从小农经济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关系入手, 来全面认识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所谓经济基础是在一定时期内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 从中不难发现, 经济基础的核心是生产关系, 而在生产关系的三要素中, 生产资料归谁所有是主导。封建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土地, 土地所有制的形式主要有三种类型: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 它是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土地所有制, 也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封建土地国有制, 主要形式为屯田制和均田制;农民土地所有制, 它不占主要地位, 但却是封建社会土地私有制的重要补充。

中学历史对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的表述通常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自然经济) 。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到底又是怎样的?对于这个问题的解释关键在于如何全面理解什么是自然经济。自然经济我们经常明确其特点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 是一种男耕女织的自给自足, 从字面含义来看是自己生产满足自己的需要。但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是不能简单的理解为生产者通过自己的生产满足了自己生活需要, 因为无论漫长的原始社会, 还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都不是 (或不能) 自给自足。在此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可以理解为生产的极端封闭性, 无论是产品的生产还是生产的分工几乎都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完成的, 这样的情况下, 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实体, 彼此孤立几乎不发生联系。如果说在家庭为单位的生产实体下的生产有极强的封闭性的话, 那么从生产的目的及产品的分配上来看, 自然经济亦体现为自给自足。因此在阶级社会, 自然经济作为一个社会经济范畴, 不能从单个家庭来解释, 必须包括剥削者和劳动者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自然经济的存在时间范围, 另一方面做为一种经济形态它是有阶级性的。从中可以看出自然经济的另外一个特点, 即劳动者为自己和剥削者直接消费而进行生产。在这种经济中, 劳动者是直接生产者, 他们的劳动也是直接的社会劳动, 或自然形式的社会劳动 (即不需通过交换即为社会所承认的劳动) 。

从生产的性质来看它不仅包括生活资料的生产还包括生产资料的生产, 在这里仅仅是生活资料的生产, 还不是全部的生产活动, 因而又得出自然经济的第三层含义。在原始社会, 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这几种社会形态中商品经济一直存在, 虽然它与通常所说的自然经济有区别, 但从根本上说它是自然经济的补充。可以说在这样的经济单位中它是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自给自足, 相对于其他的经济单位它是封闭。在我国的封建社会中, 这种“单一的经济单位”应当是大体相当于过去一个乡里或邑县, 包括这一地区的地主、农民、各种工匠、手艺人, 还有小商人。否则很难做到从生产资料到消费资料的基本自给。一家一户, 包括手艺人, 是一个生产单位, 但不是一个经济单位;他们联合起来, 才成为一个经济单位。每户生产的农产品不尽相同, 他们是靠在地方小市场上进行品种调剂、余缺调剂, 互相取得原料或成品完成再生产的。这种调剂往往也经过商人, 但它是使用价值的交换, 乃至劳动的直接交换, 应当属于自然经济的范畴。

这样, 我们可以把自然经济的概念再引申一层, 得出它的第四层含义, 或广义的含义即使用价值的生产和交换。自然经济, 本来是与商品经济相对立而言。因此, 广义地说, 凡是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 或者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目的的交换, 都属于自然经济的范畴。从这个含义说, 不仅包括农民家庭手工业, 还包括独立的工场手工业。从这一点上来看不仅是作为副业的工场手工业, 还可把某些城市手工业包括在内。

在我国的封建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发展的很完善, 有效的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建立大统一的国家, 商业一向比较发达, 但发展程度很低。资料表明鸦片战争前夕, 国内商品的流通额约为3.88亿两, 其中粮食占百分之四十二, 棉布占百分之二十四点四, 盐占百分之十五, 以下依次为茶、丝和丝织品、棉花等。以粮食为例, 粮食是最重要的商品, 差不多所有其他商品都是直接或间接的和粮食相交换。粮食商品化的情况是观察自然经济的重要标志。当时, 在城乡、地区间流通的粮食约有245亿斤, 占产量的百分之十点五, 商品率不过百分之九。粮食从来不是作为商品生产的, 无论农民或地主出卖余粮, 都是为买而卖。其他占重要地位的物品也是如此。商品经济是自然经济的对立物, 但是, 单纯使用价值的生产和交换——尽管也会造成市场繁荣——却又常成为自然经济的补充。而其结果是:地主制的封建经济利用它巩固了自己。这也是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自然经济的一家一户的生产只是自然经济的组织形式罢了, 因为从家庭为单位的生产实体、剥削者和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生产关系、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的提供和生产出来的物品的交换形式等来看都体现着自然经济的特点, 因此可以简单的说, 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呈现的特点是自给自足性, 而地主土地所有制又是封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制, 这可理解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地主土地所有制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说的, 而自给自足是这种生产关系的特点。

摘要：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本文试从四个方面分析自然经济的特点, 明确其与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关系。

关键词：自给自足,所有制,经济基础

封建经济 篇2

吉林大学附属中学 梁妍

一、教材分析

本课主要叙述亚洲封建国家日本和阿拉伯封建制度确立的过程。日本统治阶级内部的有识之士仿效中国隋唐的政治经济制度，奋起改革，实行了大化改新。西亚的阿拉伯人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走向文明社会，建立地跨三洲的大帝国。

二、教学对象分析

通过第一单元的学习，学生已经了解远古人类历经艰难曲折，在追求生存和发展的搏击中渐进化为现代人，早期人类文明诞生。在本课授课之前，让学生先了解世界古代史相关的大事或重要人物。如“孝德天皇645年定年号为大化，创日本年号之始；646年颁布仿效中国隋唐制度的改新诏书，宣布建立中央集权政治体制；推行班田制和租庸调制；实施新冠位制，设八省百官等。”“穆罕默德为阿拉伯的统一和伊斯兰教迅速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穆罕默德生前，阿位伯半岛已大体统一。他的继承人称为哈里发，集宗教、军事、政治大权于一身，是政教合一的国家首领。”以上内容作为理解课本的背景知识讲授给学生，使他们更好地理解中古时期步入封建社会的历程。

三、教学目标

 课标要求

1．了解大化改新的基本内容。要求学生理解大化改新的基本内容即可：政治上建立中央集权的天皇制国家，废除贵族世袭制，以才选官；经济上，把很多贵族土地收归国有，部民转为国家公民；国家定期把土地分给农民耕种，向他们收取赋税。教师对改革内容里难理解之处加以补充说明，如什么是天皇制即: 天皇制是日本皇帝的称号，以天皇为首组成专制统治机构，统治国家。

2．讲述穆罕默德的主要活动。由教师讲述：7世纪，穆罕默德称自己是真主的使者和先知，创立了伊斯兰教。622年穆罕默德带领信徒离开麦加，前往麦地那并在麦地那建立国家。630年，穆罕默德率兵攻到麦加城下，麦加贵族妥协，承认他是政治和宗教领袖。

（一）知识与能力

1．了解大化改新的基本内容及其对日本的影响，能描述穆罕默德的主要活动。

2．了解亚洲的主要封建国家东亚的日本，西亚的阿拉伯国家在封建时代的特点。

（二）过程与方法

通过掌握大化改新的历史背景及穆罕默德的主要活动，具备一定分析历史资料的能力。讲授完本课内容后，组织学生讨论，从孝德天皇改革及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的艰辛历程中可能得到哪些启示。以加深学生对于历史上重要人物的事迹的理解。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通过认识大化改新是日本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标志，领会正是由于这场改革，日本才从野蛮落后的原始状态步入文明社会。大化改新后，日本仿照唐朝教育制度，在中央设太学，地方设国学；佛教经中国、朝鲜传入日本后，发展很快；日本积极汲取中国文化，中国的唐诗和书法在日本很受欢迎。

2．通过学习穆罕默德不畏困难的坚强意志，树立为国家民族而奋斗的远大抱负。

四、重点、难点及解决方法

（一）重点、难点 1．重点

大化改新的基本内容及作用，穆罕默德的主要活动。2．难点

大化改新是日本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标志，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国家建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二）解决方法

1．大化改新的基本内容及作用

改新的内容包括建立中央集权的天皇制封建国家，废除贵族世袭制，以才选官。经济上，把很多贵族土地归国有，部民转化为国家公民。国家定期把土地分给农民耕种，向他们收取赋税。

“大化改新”是一场古代日本以学习和模仿古代中国隋唐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它打击了奴隶主贵族势力，形成了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国家，使日本社会环境稳定，社会经济得到发展，开始走向封建社会，为以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2．穆罕默德的主要活动

7世纪，穆罕默德开始在麦加传教，他称自己是真主的使者和先知，号召人们都信仰真主，创立了伊斯兰教。由于贵族反对一神教，迫害伊兰教徒，622年穆罕默德带领信徒离开麦加，前往麦地那并在麦地那建立国家。630年，穆罕默德率兵攻到麦加城下，麦加贵族妥协，承认他是政治和宗教领袖。

3．大化改新标志日本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

因为大化改新解决了土地国有、部民制和中央集权制问题，打击了旧贵族在经济、政治上的顽固势力，促进了封建生产关系的形成。所以通过大化改新日本从奴隶社会过渡到了封建社会，封建制生产关系逐步确立。

4．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国家建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一神教伊斯兰教适应阿拉伯半岛统一需要而诞生，伊斯兰教的迅速传播，促进了阿拉伯各部落迅速走向统一，并建立起统一的、政教合一的阿拉伯国家。伊斯兰教在国家和民族统一中起了重要作用。伊斯兰教的传播，加速了阿拉伯半岛的统一，到穆罕默德病逝时，阿拉伯半岛已基本统一，统一的阿拉伯国家建立起来。他的继承者们经过一系列大规模的征服和扩张，将穆罕默德创立的阿拉伯国家建成一个地跨欧、亚、非三洲的阿拉伯帝国。

五、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日本是地处亚洲东部的岛国，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水平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第二经济大国。那么，古代的日本是个什么样子呢？古代日本是怎样统一的？

（二）讲授新课 1．大化改新（1）大化改新背景

资源：日本地图、大和民族图片。

提示：日本各岛在1世纪前后，开始出现奴隶制国家。后来，奴隶制国家大和兴起。大和不断征服扩张，5世纪统一了日本。此时日本国内，各种矛盾尖锐，政局混乱；当时，中国隋唐的政治经济制度非常先进。

（2）大化改新内容

提示：政治方面，建立中央集权的天皇国家，废除贵族世袭制，以才选官。经济方面，把很多贵族土地收归国有，部民转化为国家公民，国家定期把土地分给农民耕种，向他们收取赋税。

教师可提问大化改新有哪些方面是向中国隋唐学习的？如：政治制度、社会生活习俗、建筑艺术等。

（3）“大化改新”的作用 资源：日本文化受中国影响图片。

教师总结孝德天皇效法中国隋唐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进行的改革，打击了奴隶主贵族的势力，形成了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国家。这成为日本从奴隶社会走向封建社会的转折点，其历史意义正如课文所概括的一句话一样，大化改新是日本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标志。大化改新后的日本，开始进入封建时代，封建社会的两大基本阶级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但在日本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却又形成了一个十分特殊的阶层，这就是武士阶层。

教师引导启发学生思考：从日本的这段历史中，得到什么启示？

日本民族非常善于把其他民族的文化拿来，变成具有自己特色的文化，在古代日本向中国学习，在近代日本向西方学习，这些都使日本不断进步、强盛。

2．阿拉伯国家的建立（1）伊斯兰教产生的历史背景 资源：阿拉伯半岛地图。

提示：介绍阿拉伯地区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国际地位。

教师补充：阿拉伯半岛是世界上最大的半岛，它位于亚洲西南部的红海和波斯湾之间，半岛大部分地区气候干燥，适于畜牧业，少数有绿洲的地方适于农业，在6至7世纪时，半岛处于氏族公社的解体过程中，阿拉伯不同阶级的人们从不同的愿望出发，都要求尽快实现统一。在这种前提下，一神教的产生，对阿拉伯国家的建立就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就是伊斯兰教产生的历史背景。

（2）伊斯兰教产生

六世纪末七世纪初，阿拉伯半岛大部分地区尚未形成统一的国家，为了争夺水源和牧场，部落间相互仇杀，在内部矛盾丛生，商业遭破坏、生产停滞和外部势力入侵的形势下，阿拉伯人民渴望建立统一国家。多神和偶像崇拜是民族统一和社会发展障碍。因而伴随着国家统一的潮流，伊斯兰教便应运而生了。

学生看书整理伊斯兰教产生的时间、地点、创立者、教义。教师引导：伊斯兰教是怎样促进阿拉伯统一的？

学生回答：①一神教有利于团结各部落的阿拉伯人②政教合一的政权力量强大。

（3）指导学生阅读教材，然后对穆罕默德的主要活动进行整理，列出提纲 ①创立伊斯兰教（时间、地点、教义等）；②在麦加城传教失败；③带领少数信徒出走麦地那成功，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④兵临麦加城下，最终与麦加贵族达成协议。从此，麦加成为伊斯兰教的圣地。

教师提问：伊斯兰教的作用是什么？

生答：加速了阿拉伯半岛的统一，严格的一神教反映了统一国家的政治要求：“除安拉外，别无神灵，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这种一神教的信仰，极力贬低各部落在分裂状态下传统信仰的神，目的是以一神教代替多神教，反映了阿拉伯贵族统一国家的政治要求。

（三）巩固练习见本课随堂练习。

六、参考资料

1．大和统一日本

据《三国志·魏志·倭人传》记载，一二世纪时，日本列岛上有100多个小国，到曹魏时，同中国通使交往的有30个国，其中最大的是卑弥呼女王统治的邪马台国。那时邪马台国已出现“大人”（贵族）“下户”（平民）和奴隶的阶级分化，国家机器也初具规模。女王拥有上千名奴隶，附属20几个部落，并从中国魏皇帝得到“亲魏倭王”的封号。奴隶主国家间不断发生战争，争夺土地和奴隶。3世纪时，在本州中部出现了另一个较强大的奴隶制国家，叫“大和国”（今奈良县）。这个地方，在2世纪以后，成为中国文化输入本州的门户，亚洲大陆移民也不断移来，促进了当地生产发展。4世纪前半期统一了北九州和部分本州。5世纪大体统一日本。《宋书》卷九十七记载顺帝升明二年（478）倭武王遣使向宋帝（刘宋）上表，写道：“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这说明大和的统一情况。

2．6～7世纪的阿拉伯社会

阿拉伯半岛位于亚洲西南部，地处红海和波斯湾之间，是世界上最大的半岛。半岛内陆，大部分地区是沙漠和草原，其中夹带着一些绿洲。气候炎热，雨量稀少，土地适合畜牧，不宜农耕。除绿洲上的居民从事农业外，大部分的阿拉伯部落从事游牧，逐水草而居，称为贝杜因人（意思是沙漠居民）。为了争夺水草，部落间常发生残酷的战争；“血亲复仇”的习俗盛行。半岛西南部的也门地区，雨量充足，土地肥沃，有林园之美，被称为“阿拉伯半岛的皇冠”。5～6世纪时，阿拉伯人还处于原始公社制阶段。六七世纪之交，原始公社制开始解体。氏族贵族占有肥沃的绿洲和草地，拥有很多的奴隶和牲畜，并剥削牧民和农民。半岛西部又是古代东西方重要的商业要道。印度的香料，中国的丝绸，由阿拉伯人从这条商路运到叙利亚、埃及一带，然后转运到拜占廷帝国。在这个地区有两个最著名的商业城市──麦加和麦地那。麦加靠近红海，是南北交通中心。麦加城的居民大都属于古莱氏部落。城内有一座克尔伯（意思为立方体）神庙，里面有一块黑色陨石和几百个偶像，被古莱氏人视为神物。部落的贵族享有守护古庙、征收麦加市集税和管理麦加水源的特权。另外，他们还经营商业、贩卖奴隶，成为有势力的商业贵族。一般的氏族成员被迫依附于贵族，甚至沦为奴隶，阶级分化十分剧烈。这时的外部条件也加剧阿拉伯社会矛盾的发展。大约570年，波斯侵占也门，另外开辟了一条从波斯湾经两河流域到达地中海的商路。商路的改变，对阿拉伯社会经济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总之，六七世纪之交，阿拉伯社会内外矛盾交织在一起，十分尖锐。阿拉伯贵族为了对内镇压人民的反抗，对外抵御外族的侵扰，保护商路，发展商业经济，并进一步掠夺新的土地，迫切要求统一各部落，建立起强大的阿拉伯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一种新的一神教──伊斯兰教。

3．《古兰经》简介

《古兰经》是伊斯兰教唯一的根本经典。它是穆罕默德在23年的传教过程

中陆续宣布的“安拉启示”的汇集。“古兰”一词系阿拉伯语的音译，意为“宣读”“诵读”或“读物”。中国旧译为《古尔阿尼》、《可兰经》、《古兰真经》、《宝命真经》等。中世纪伊斯兰经注学家根据经文的表述，说它有55种名称，其中常以“克塔布”（书、读本）“启示”“迪克尔”（赞念）“真理”“光”“智慧”等来称呼。

《古兰经》是阿拉伯语文中首先加以记载的典籍，换言之，在《古兰经》之前，阿拉伯人并没有什么书籍，故研究阿拉伯文学史的人，必须研究《古兰经》，因为公历第六世纪和第七世纪初期，阿拉伯人的理性生活和文艺生活，都表现在《古兰经》里；在那个时期中，典雅的文章、各种的旨趣和文体，都是以《古兰经》为先导的。《古兰经》独具一种新奇美妙的文体，既不是依照韵律的，又不是以若干押韵的短节来表达一个意义的，也不是没有节奏和韵脚的散文。《古兰经》每章分为若干节，每节能表达一个独立的意义，各节互相衔接；每节终了，刚好是读者在气势上和情感上需要停顿之处。阿拉伯人是以诗歌和词章著名于世的，他们听了《古兰经》，觉得非常美妙，同时，也觉得非常新奇，因为他们所认识的各种文体中没有这样的一种文体，所以他们不得不说：《古兰经》是诗歌，或是咒语，或是卜辞。这三种东西，在当日是最能迷惑人的，他们这样说，足证《古兰经》在他们心中曾起了强有力的作用。

《古兰经》是阿拉伯有史以来第一部用阿拉伯文书写的典籍，其文体是一种非常绝妙的韵体文，具有独特优美的风格。

4．麦加朝觐

“朝觐”是伊斯兰教为信徒所规定的必须遵守的基本制度之一，每一位有经济和有体力的成年穆斯林都负有朝拜麦加的宗教义务。所有穆斯林，无论是男是女，都会尽最大努力争取一生至少要前往麦加朝觐一次。每年在伊斯兰教历的第12个月，数以百万计的穆斯林都会聚集在沙特的麦加，参加一年一度的朝觐。朝圣期间，他们聚集在“圣城”麦加周围，一起祈祷、吃饭、学习。“麦加朝圣”是每年伊斯兰教最盛大的宗教活动。

朝觐者要具备以下条件：第一，必须是成年人。第二，朝觐者必须身体健康，有能力履行朝觐的各项功课。第三，妇女非丈夫和直系血亲陪同不能朝觐。第四，因路途危险无法保证人身和财物安全者可以免去朝觐义务。第五，不欠外债，清算了所有经济纠纷并为家人留下足够生活费用者可以朝觐。

5．日本部民制的兴废

4世纪末，日本统治集团拥有众多的半自由民。大贵族按其分工编成部，如大伴氏统率韧负部，其部民负弓矢，作为警卫；忌部氏掌管祭祀，统率忌部部民；土师氏提供陶制品，统率土师部部民。地方上，海部提供水产，山部提供山林名产。5世纪～6世纪上半叶，宫廷内设有马饲部、锻冶部、弓削部等。部民组织

一般由低级氏族贵族统率，称为伴造。部民阶级成分复杂，一般多属半自由民，有的近似于奴隶。大化革新时，废止部民制，但宫廷和政府仍留部分手工业户作为品部或杂户置于主管官署之下。

《世界通史──上古时期》，主编：纪江红，北京电子音像出版社

七、视野拓展

1．征服麦加

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的穆罕默德（约公元570～632年），创立了信仰神的伊斯兰教。630年，穆罕默德对麦加发动进攻，分兵两路同时向麦加进军，很快进入了麦加城。黑石成了伊斯兰教崇拜的圣物。克尔白古庙成为穆斯林朝圣和礼拜的场所。麦加成为伊斯兰教的宗教圣地。穆罕默德用了大约20年时间，使穆斯林形成统一民族，以麦加为首都，建起了政教合一的阿拉伯穆斯林国家。

《世界通史──上古时期》，主编：纪江红，北京电子音像出版社

2．先知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于570年生于麦加，年幼时失去双亲，随商队从事贸易，610年得到了神秘的体验。他的面前出现了大天使“加布里埃尔”，命他布教，成为惟一的全能真神“安拉”的使徒。但感受到穆罕默德威胁的麦加当权者，于622年放逐了他。他被迫逃到埃塞俄比亚。成为这里的统治者的穆罕默德，得到了阿拉伯半岛各部族统治者的支持，于630年返回了麦加。两年后，他死于麦加。

《世界通史──上古时期》，主编：纪江红，北京电子音像出版社

3．伊斯兰教的兴起

“伊斯兰”一词意为顺从，即顺从真主安拉的旨意。穆罕默德为自己所创立的宗教取名“伊斯兰”。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是信仰安拉，信仰经典《古兰经》，信先知，信后世。伊斯兰教还为信徒规定了必须履行的义务，即“五功”：一为念功，表白自己信仰安拉，信仰先知；二为拜功，按规定举行礼拜仪式；三为斋功，在斋月（教历9月）斋戒一个月；四为天课，按规定缴纳宗教课税；五为朝觐，一生中至少到麦加朝觐一次。穆罕默德死后（632年），教内发生分裂，形成多种教派。

此“封建”非彼“封建” 篇3

本来是清楚的。当初念古文，柳宗元两篇讲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的文章《封建论》和《桐叶封弟辩》，已经把中国什么时候叫“封建”时期交代清楚了。

唐太宗时有过一场关于“封建”的辩论，探讨了分封宗室对不对。萧瑀、魏徵、李百药、颜师古、刘秩、杜佑、柳宗元等在不同时期发表了意见。柳宗元那篇《封建论》具有总结意义。除了很多议论以外，柳宗元把自有古史以来至“秦有天下”以前叫做“封建”时期是很清楚明白的。其特征是：“夫尧舜禹之事远矣，及有周而甚详：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合为朝觐会同，离为守臣扞城。”他说，这种形势是自然形成的，不是哪个圣人策划的。这种形势到秦始皇吞并六国发生了变化。所谓“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后来简化为“废封建，立郡县”六个字。

这一废一立的制度，明末清初的王夫之说“二千年弗能改矣”。中国历史，从商周起，无论先秦的封建，还是秦始皇以后的皇权专制，都是以“礼”治民，等级制度和观念一路贯串下来，这是中国文明史最难改易的。

这些资料说明中国的“封建”时期在先秦。当然，秦汉以后在皇权统一为主的制度里，还有封臣（分封宗室）之类，时时闹得纷争连连，甚至刀兵相见。但作为时期，“封建”是先秦的事。我先前是这样理解的。

自从进来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五种“生产方式”之后，特别是读了郭沫若、范文澜等不少权威的论著之后，我脑子里产生了一种“革命”，但也因而虽糊涂却顺从之。原来我所理解的“封建时期”在先秦的早期有很大一段该算是“原始共产主义”和“奴隶制”。只是“奴隶制”和“封建制”交接处划在何时，专家们莫衷一是。所谓“封建”则一直贯串下来；我钻牛角尖的是，秦始皇不是已废了“封建”么！？总之，历史唯物主义说：那不算，秦汉以后才是“封建”时期；要不是帝国主义打进来，否则，中国也会像西方一样进入“资本主义”的，毛主席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不是这样说的么？那么再经过革命进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中国历史就完全可以合了历史唯物主义五种“生产方式”的辙了。不过这个“辙”合得十分勉强。

老天不睁眼，偏偏杀出个帝国主义来，把上面的纸上谈兵画出的路线图打乱了，于是插上了一段“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这时的“封建”二字早已不是柳宗元的意思了。

我在念中国史时，在学校里也读世界史西洋史。其中在资本主义形成之前有一千来年的“Feudality”时期，不知最初出自谁手，把这段时期译为“封建时期”。“封建”一词中国古已有之，顺手拿来，这译名倒是既现成，又很确切、实在，在西欧既有“封”也有“建”。就这样，中国的“封建”和西欧的“封建”画上了等号。不过照我理解，笼统译为“封建”并没有表达出在西欧其实是“建”多于“封”。Feudality源于“Fief”，译为“采邑”，发展为独立性很强的庄园领地，（如果我把Feudality译成“采邑”时期或“庄园”时期，定会引起我难以回答的学理问题），渐有了各自的法和权，特别是有了各自的工商业、税收、司法、宗教、教育、医疗等等，市民社会的理念和萌芽以及民族国家都已在这个时期孕育当中。在精神领域里，则从十三世纪起逐渐产生了“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精神，发为近代自由、民主思想之滥觞。“文艺复兴”出现在“中世纪”的尾声，这些事情谁都知道，西欧的“封建时期”接着的是近代资本主义，直到今天是什么样子，大家都在亲临着，无须我多嘴了。

至于中国的“封建”，它的直接后续不是像西欧那样接上新世纪，而是孟子说的“定于一”，是“两千年弗能改矣”的皇权专制制度，自秦汉启始，经隋唐两宋，到明清两代而集大成。所以，此“封建”非彼“封建”，所处时期不同，内容更不同，一为上古，一为近古。如果不是在十九世纪中叶历史的际会与西方文明相遇，几乎可以肯定，中国皇权专制还会岿然不动。西方文明进来了才催化了固结不解的中国古代社会，才有了发生变异的契机。郭嵩焘曾经说：“西洋立国，自有本末，诚得其道，相辅以致富强，由此而保国，千年可也。不得其道，其祸亦反是。”康有为《上皇帝书》说：“若使地球未辟，泰西不来，虽后此千年率由不变可也。”我曾经把皇权专制比作“易拉罐”，必经外力才能把它打开，它自己是不会自动打开的。康有为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二十一世纪的人，总不能比一百多年前的康有为和郭嵩焘后退吧。

改革开放后，有人提出我们反封建主义不彻底；这话说得一点儿不错。但这个“封建主义”必须指更加祸害严重的专制主义。因为中国历史在先秦封建之后是一以贯之的皇权专制制度，它的流毒影响才是我国政治文明身上的病灶，只一般说反封建主义容易打马虎眼；因为在我们一般人的了解，最容易的是把那些落后的风俗习惯称作“封建”，是很“泛化”的，如父母包办婚姻、上坟烧纸等等，不知不觉地“淡化”了专制的根本主题。

封建经济 篇4

很明显,欧洲中心论是阻碍世界史学科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也许是最难克服的因素。但在困难重重的局面下,全世界的历史学者并未放弃努力,也已经取得了很多可喜的成果。其中马克垚先生对封建社会历史的研究,就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因篇幅所限,本文将集中讨论《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以下简称“《形态研究》”)在世界封建社会历史研究中的意义。首先说明几个问题:第一,《形态研究》出版于1985年,我们必须将其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讨论;第二,承接第一个原则,马先生所处的时代决定了他治学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因此本文将主要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分析作品的开创性意义。

上文已经提及欧洲中心论对世界史发展的危害,具体言之,目前历史研究的话语体系充斥着以欧洲(主要是西欧)为模板总结出的概念、规律、分期体系等,如果直接用来研究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就有可能造成概念与史料不符的混乱局面,“封建”概念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何为“封建”?以中国和西欧为例,中文的“封建”一词最早出现在《诗·商颂·殷武》中:“命于下国,封建阙福”;随后出现于《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2]简而言之,就是指中国发源于商周时期的一种政治制度。而英文的封建制度(feudal system)、封建主义(feudalism)等术语最早出自18、19世纪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等人的著作和其他历史文献,是启蒙思想家对西欧中世纪社会的研究结晶。两者原本没有任何联系,只是在近代才通过翻译这一途径彼此对应了起来。1903年严复用“封建”对译“feudalism”,并将之与周代的封建制度进行比较,[3]从而将中国周代的政治制度与西欧中世纪的政治制度联系起来,造成了长期的混乱。

封建概念的不统一造成很多问题。例如,20世纪50—60年代,出于关注亚、非、拉历史的实际需要,中国史学界又兴起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大讨论,再次引发讨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问题。笔者窃以为,“中国的封建社会为什么这么长”这一问题的提出需要一个理论前提,即史学界需要对世界史意义上的封建基本概念达成共识。如果双方的封建概念所指不同,何以比较?简单地将苏联根据欧洲历史总结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套用到中国历史上,很容易看到,大体从公元前475年到1840年的中国社会(此处采用郭沫若的观点[4]),奴隶基本不存在了,资本主义显然尚未发展,那就只能是封建社会了,从而得出中国的封建社会很长的结论。这实际是尝试用西欧的封建概念来衡量中国历史,这恐怕是不妥的,也不一定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意———马克思曾明确表示,“自己有关生产方式依次更替的论断乃是从西欧历史发展道路归纳出的结论,只适用于西欧”。[5]

正是面对上述问题,马克垚先生用他的《形态研究》迈出了整合中西封建研究,从而寻找共识的开创性一步。他在《形态研究》的序言部分明确指出:20世纪60年代重又兴起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大讨论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规律做再认识,根据世界主要国家、民族的历史,综合比较出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共同特征,真正体现世界历史发展的统一性”。[6]

《形态研究》的视角在当时可以说是崭新的:中国人用唯物史观考察西欧封建经济形态,自然不同于西方学者(无论其是否持唯物史观),也不同于苏联学者———他们或者难免受欧洲中心论的影响,有意无意地忽视欧洲以外地区,或者因为语言限制等原因,缺乏对中国古代社会状况的深入了解,都无法像马先生一样,能够得心应手地运用中西两方的资源,建立更加普适性的理论体系。

笔者以为,马先生最具开创性、最有意义的贡献就是他正确运用唯物史观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对西欧的封建化进程做了重新推演。

正如《形态研究》中指出并整理澄清的,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家长期以来从法律规定、政治制度方面研究封建主义,忽视经济内容,因此他们将西欧的封建化过程大体等同于封臣制、封土制的形成和结合过程,即从西罗马帝国灭亡至查理曼帝国瓦解这400年。苏联史学家根据唯物史观,正确地解决了封建主义的定义问题,但在探讨封建化问题时,也没能以经济基础为主要判断标准,与西方学者的结论相同。[7]

马先生克服了上述两者的不足之处,牢牢把握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开创性地从经济基础出发,首先将西欧封建化的开端定为二世纪末或三世纪,因为“封建经济因素在罗马帝国内部已有长足的发展,三世纪的罗马社会其主导的生产关系已可说是封建性的”。[8]第二步,马先生认为日耳曼国家的建立标志着西欧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结束,西欧从此进入封建社会,因为根据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的转变包含着经济革命与政治革命两部分,虽然三世纪时西欧的经济革命(即经济基础的转变)已经大部分完成,但政治革命(即上层建筑的变革)却等到日耳曼人到来后才完成。此处马先生成功地摆脱了盛行已久的西方标准,真正运用唯物史观对西欧封建制度的建立时间做出了重新界定。第三步,马先生指出,日耳曼帝国建立之后,西欧的封建化进程还在继续,因为封建经济成分需要消除前一阶段的残余成分,巩固、发展自己,使自己在社会经济中占据统治地位。针对这部分内容,马先生进行了多方面的梳理和分析。例如,本书第一章指出,日耳曼新兴封建国家建立后,日耳曼贵族在罗马封建经济的基础上转化为封建贵族,采取了一些客观上有助于封建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的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两项分别涉及“罗马人与日耳曼人间的土地分割”和“奴隶和隶农的地位”。[9]第二章则吸取前人研究成果,总结了前封建社会的残余成分在西欧消失的时期,大致肯定“奴隶制在西欧于10—11世纪时彻底消失了。不仅从经济地位上看已不复存在奴隶,而且法律概念上也起了变化”。[10]总之,马先生对西欧封建化进程的重新推演是别开生面、有坚固的理论支撑和丰富的史料支持的。这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今天都具有巨大的创新意义。

马先生注重历史实际,结合农奴的经济地位和法律身份得出中古西欧农奴的概念:农奴是西欧封建社会的独立小生产者,从经济地位的角度说,与其他农民并无原则不同;从法律上说,却是一个不自由人,但这种不自由已经不同于罗马法规定之奴隶的不自由,因为受经济地位变化的影响,中世纪的农奴“已不是主人之物,而是主人之人。”“所以我们可以把农奴制看成是一种减轻了的奴隶制。”[11]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发展,因此张云鹤先生说:“作者给西欧农奴下的十分完整而全面的定义就是前所未有的”[12]马先生对中世纪西欧城市的定性也是富于新意的。之前有不少中西学者将西方城市看作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认为城市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13]马先生则明确指出:“西欧中世纪的城市,称为自由城市,这是就它的法律地位而言的。”城市的确享有一些自由权利,“这确实是西欧城市的一种特殊性。但是这种特殊性是由西欧封建社会的特性决定的,是完全符合西欧社会当时的情况的。”“这种城市的独立性完全是封建性的。”马先生进而给出了几条论据:在法国,一度把得到公社权的城市也当作负有军役义务的封臣;一些城市还需向封建主纳协助金,而且其条件和封臣向封君纳协助金的条件一样;还有一些城市公社向封建主宣誓效忠。[14]马先生在这里仍然注意了实际的经济、政治情况和法律形式的结合与区分。

封建专制的加强 篇5

① 封建制度渐趋衰落在政治上的反映。

② 中国古代封建制度的发展到清朝发展到顶点。

教学过程：

复习提问：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一步步加强情况?小结：到清朝君主专制达到顶峰。

一、设军机处加强皇权

1.清初中央机构的设置

起初，八旗旗主权力很大，后按明制设置了六部和内阁(顺治)由皇帝控制，限制了八旗旗主的.权力，不过清朝内阁始终没有发展成实权机构。康熙设南书房掌“票拟”论旨之事，是传递论旨、奏章的机关。同时保持延续下来的议政王大臣会议。

重要的国政或统治政策，军事活动策划，不由内阁或南书房，而由议政王大臣会议决定，最后由皇帝裁决，内阁形同虚设，有时议政王大臣会议做出的决定，皇帝很难改变，这样，清初，实权掌握在满洲贵族手中，皇帝的权力受到限制，大臣专权、擅权的局面接连发生。

为了加强皇权和适应其军事征服的需要，雍正设军机处 。

2.军机处的设置

史料阅读：

① 军需房DD军机处

② 皆亲臣、重臣，选内阁中书之谨密者入。

③ 承旨、出政皆在于此。

需说明：军国大事完全由皇帝裁决，军机大臣只是跪受笔录，成为处理军国大事的机构。

军机处直接听命于皇帝，把皇帝的旨意交内阁下发布，也可以直接传达给各省督抚。

军机处的设置是清统治者在中央行政制度上的重大变革。这一变革加强了皇帝的皇帝的权力。

二、大兴文字狱，实行文化专制

1. 目的：清为加强对人民的思想控制，压制反清思想。

2. 概况

康熙时的《南山集案》、《明史案》

雍正时

乾隆时 《胡中藻狱》(内阁学士胡中藻诗云“一把心肠论浊清”，责其“是何肺腑”，胡及族人被杀，罪及诗友。)

3. 后果及影响

① 文字狱是清统治者实行的文化专制主义统治，延续100多年，到乾隆后期才停止。

② 造成了社会恐怖，摧残了人才，许多知识分子不敢过问政治，只能埋头考订古书，从而禁锢了思想，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小结：

设军机处使中国封建社会君主专制中央集权达顶峰，大兴文字狱是封建统治衰落在政治上的表现。

补充：

封建时代，官威何来 篇6

中国周代以后官制的变化漫长而复杂，所以完整梳理“官威”的历史需要专门的学术工作。但如果着眼于对今天影响最大的方面——“官本位体制”与“中国走出历史三峡”究竟是什么关系？则本文可以做一个尽量简明通俗的回答。

我们对“官威”的理解不妨从朱元璋的一套法令谈起，选择这里入手是因为到朱元璋时代，中国传统政体已高度成熟，其一系列特征充分确定。

来看这个经典的法案：

《明史·礼志三》记载，朱元璋在刚坐稳皇位的洪武二年（1369）颁布法令，命令全国各地数以千计的城隍庙（民间信仰认为城隍神掌管地方各类具体事务），一律要遵照皇权国家行政系统中的京、府、州、县四级分等，对这些城隍神分别封授王、公、侯、伯，即由正一品至正四品的官爵——即是说，地方神祇的庞大谱系、千百位神明的品级地位，都必须完全依照国家官制系统这个“模本”而设置。

更惊人的是：如此建构仍不足以将“官体制”尊奉到足够崇高的程度，于是第二年朱元璋再次立法，要求各府、州、县城都必须建立城隍庙，并详细规范：从每处神庙的建筑规模、建筑群平面布局，一直到神庙里桌椅几案等诸多家具的规格式样，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完全依照同级官府衙署的等级标准而逐一配置造办。（见乾隆官修《续文献通考》卷七九）

从制度学角度看，社会文化诸多分支（比如宗教形态和国民信仰等等），它们必须一丝不苟地遵守和复制“官体系”之中一切或巨或细的规范，甚至动用立法对这套尊崇和复制工程予以最强力保证，这非常值得留意，因为从古到今世界任何其他地方，恐怕再难看到如此严格彻底把“官体系”作为庞大社会形态之“母本”的制度建构方式了！

官体制：整个社会形态的“母本”

上述举措看似距今天十分遥远，其实完全不然。

举个小例子：周作人曾做了个深具慧眼的比较，他说许多中国人习以为常的事，放到西方文化中就显得怪诞可笑。比如用官衔称呼他人以示莫大尊崇，这是我们的常规，所以杜甫所受“工部员外郎”虽是有名无实的虚职，但后人为表示敬仰，必定要称杜甫为“杜工部”;又如南朝大诗人何逊曾兼“尚书水部郎”，于是后世始终尊称他为“何水部”。反观西方，文学艺术和思想建树的成就本身就是永世和莫大的荣誉，所以他们从来没有过“歌德丞相”、“培根水部”之类滑稽名号。

若了解了我们以“官体制”为整个社会形态母本的传统，就不难知道：中西尊称方式的区别不过是宏大制度建构和社会整合工程之中的一个具体微粒而已。“官价”（以“官”作为市场运作的核心，由此使权力集团垄断最大经济利益）、“官法”（法律从属于官权）、“官司”（以官权作为司法裁决的准则，“司”是动词，意为管制，它与“官”联袂之后合成称呼法律案件的名词）、“官河”（作为南北经济命脉的运河）等等事例，都不过是这巨大整合工程的众多局部。

当然还有无数更具体细小、但意义并不轻微的例子，比如中国民间不分南北，都习惯把街上的公厕称为“官茅房”，描述社会风情的圣手汪曾祺先生在《故里杂记·李三》中记载他家乡江苏高邮即是这个叫法，旧时北京等地也如此称呼。究诘起来这背后的制度内涵颇有深意：任何社会公共建设，不论如何粗陋简易，都只是在“官”的恩准或荫庇之下，才有立身与冠名的依据。

所以现在大家经常形容官权的万能和无所不在（totalitarianism）是“上管天，下管地，顺便中间管空气”;而即使旧日技术手段和行政成本不允许衙门的手伸得如此之长，但这并不意味权力有自我收敛的本质。清代县衙对县官权力的定位是全方位管理“天理、国法、人情”，《清史稿·职官志》中规定县官职责是对法律、经济、教化、治安、科举教育、社会福利、社会伦理等“靡所不综”的管辖;这都说明官权势能努力要达到无所不包和无远不届的程度。

“官”为何成了制度文化的“本体”

为什么要竭力使“官体制”成为比神明更崇高更关键的社会“本体”呢？

原来，虽然“秦制”早就明确“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的专权目标（见《史记·秦始皇本纪》;《韩非子》等对于此目标有详细描绘），但要在诸多社会阶层保留各自利益诉求能力的基础上实现最高统治者的充分专权，这是非常困难的事。于是自秦汉直到唐五代，地方割据势力、贵族集团等利益方经常对最高统治者的权威予以相当程度制衡或挑战。

但宋以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结果是皇帝越来越充分实现了对政治、经济、社会伦理等几乎一切制度要素的有效控制。而集权终于得以成功的关键在于：建立起了一套能够统一运作的“官体制”。在这个金字塔中，皇帝是最高最核心的“官”（宋以后“官家”成为对皇帝的常用称谓），其下各级权力运作、社会主要经济利益、一切国民的法定权限等等都尽量纳入“官体制”的有效控制，决不允许以前常见的那种各自为政、各逐其利。宋人形容这套制度法则是：

（皇帝掌控一切）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

兵皆天子之兵，财皆天子之财，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纲纪总摄，法令明备，郡县不得以一事自专。

明代无数次重申这个方向，比如李嗣京《册府元龟序》：

大而日月星辰，小而风雨露雷，无一非天之所统，邵子曰：地以上皆天，天道也，君之道也。天以下皆地，地道也，臣之道也。君臣立极，相并纳于道中。

这意思就是：只有将普天万事万物都整合到“君臣相并”体制之中，才能建立宇宙基本秩序、使社会在“道”的轨迹中运行。

“官”的无比威势和富贵说明了什么

“官体制”被赋予笼盖天地的巨大功用，接下来问题是：它需要具备哪些特质才能实现上述目的？我们说其主要几项是：

第一，对于最高权力者来说，巨大的“官体制”必须越来越驯服好用，即乾隆皇帝概括的“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自皇祖、皇考以来，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无旁假”——使国家政治的一切关键都成为权力者恩威自如的私事（禁绝权力私有化的任何障碍），明清以后这个趋势很明显。

第二，对于小民百姓来说，“官体制”要越来越具有泰山压顶般的威势，唯其如此才能保证“官权”没有任何阻滞地统治庞大社会组织、榨取尽量无限的经济利益等制度能量。所以前人虽早就说“良民惧官府，听之肝胆碎”（唐彦谦：《宿田家》），但那时如此悲痛彻骨的形容毕竟不是太多;宋以后，惨目之极的情况随处可见，就连良知未泯的官员们都哀叹，对于哑羊一般的小民来说，“官威”之可怕到了堪比虎狼和魔鬼的程度：

田亩之民，劫于刑威，小吏下片纸，因累累如驱羊。劫于庭庑械系之威，心悸骨栗，棰楚之惨，号呼吁天，隳家破产，质妻鬻子？（宋·陆九渊：《与辛幼安》）

官爵贿赂，夺魄动心;国病民冤，如聋如哑！（明·海瑞：《兴革条例》）

差役之威如虎，小民之命如丝！（《明史·毛羽健传》）

制府来，势炎赫;破得百家产，博得制府欢;居者阖户，行者侧足，但称“制府来”，小儿不敢哭！（清·沈德潜：《制府来》，清代地方最高长官为总督，又称制府）

再如宋以后民谚常说“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局面当然是长久使“官体制”具有神明般威势的必然结果。

何况从来都要以国家立法和最优资源来打造“官等级”的身份制度，以保证官对民的全面威压。比如元明清法律的一成不变：官员与百姓因婚姻、钱债、田地等事发生诉讼，准许官员家人代理而不得以法律文书传唤官员到庭，违者主审官要被处以笞四十的刑罚。再如明代法典（《明律·职官有犯》）规定：官员涉嫌犯罪，除经皇帝批准或审核则不受衙门审理和惩处。又比如历代官员及其家庭，都拥有免除赋役、享用高等衣食住行和礼乐、毙伤佃户奴婢免责减责等无数法定特权。

第三更是人所共见。驯服地尊奉“官体制”及其权力顶端作为宇宙核心，这成了因为铁打的制度承诺而无与伦比的暴利买卖：“官体制”只有保证其每个成员的巨大利益回报，才能使权力体制大厦的无数节点都具备强劲充沛的内在动力。所以使官等级最普遍地占有百姓望尘莫及的财富，成为极显著的经济和社会现象。几百年来一直流行的“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有钱使得鬼推磨”（《拍案惊奇》卷十）等无数民谚，形容的都是公开半公开允许和鼓励贪污豪夺的“官体制铁律”。更不用说垄断一切高端经济及其巨大利益，乃是“权力经济体制”两千年从未中断的传统。

由此就有一个刺目的文化现象：人们在以皇家形容富贵极致的同时，又以官吏之富有做同样的比喻。早如晚唐韦庄《令狐亭绝句》说：“若非天上神仙宅，须是人间将相家。”到后来，以金银财宝多如神仙府邸来形容高官的富奢无比，竟成了最具中国特色的成语（“制度语言学”又一典型例证）：

果如古诗所谓“天上神仙府，人间宰相家;有田俱种玉，无地不栽花。”（《东游记》第四十七回）

严嵩威权日盛，文武多有依附其势者。建造府第，阔十顷，其中花园亭榭，与宫中相等。正是：天上神仙府，人间宰相家。（严）嵩又以美女十名，教以歌舞，各穿五彩云衣，每当宴前舞蹈，望之如五色云锦，灿烂夺目。（《海公大红袍传》第十六回）

后来《红楼梦》所谓“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更是说官员积聚的家财要比龙宫仙府的财宝丰盈豪奢许多倍。而且不仅高官大多富可敌国，中下层官吏也是如此，“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大官不要钱，不如早归田;小官不索钱，儿女无姻缘”等等明清民谚民谣，描述的都是这类铁打的现实。

结语

总之，作为制度根基的“官体制”，它是中国政治史、法律史、经济史、文化史、制度伦理等等长期演进而成、异常完整缜密的结构性大厦，解析其来龙去脉和千门万户需要非常深入细致的学术工作。但另一方面，因为它最直接决定着每个国民的制度生存状态，所以又可以通过无数最浅白直观的事例说明它与世界文明进程的关系。

举一则这样的例子：明末思想家、刑部侍郎吕坤以《官府来》为题记述的典型场面。此诗描写某官员出行时的赫赫威仪、官员对成群走卒的恣意驱使、尤其是百姓们如何像蝼蚁一般聚集道边、瞻观官员威仪的情景。吕坤由此深深感慨官的冲天势焰与百姓卑微地位这两者间的互为因果：

喧天鼓吹冲天土，儿女欢呼看官府。里妇携儿傍里门，共言此是天上人！一乘肩舆拥百卒，奔走饥疲哪敢论？就中坐者真秀异，珠履金冠锦绣身。道旁迎送簇如蚁，俄然雷应齐声起。华盖翩翩几片云，舆后追随连数里。须臾声远车尘歇，儿归女散柴门夕。甑中无米室无烟，独抱饥儿啼明月。

管窥中国封建政治中的“孝治” 篇7

古代很多朝代都曾经提倡过所谓的“以孝治天下”, 简称“孝治”。“孝治”的政治实质是什么呢?费孝通在他的《礼治秩序》中说过, 中国古代的政治主要是一种“礼治”。那么, 所谓的“孝治”, 其实就是“礼治”的一个组成部分。“礼治”具有一种总的指导性, 而“孝治”更具有实践意义。孝治依据的是儒家经典《孝经》。《孝经》其实是“忠经”, 教被统治者如何忠于封建礼教;或说更是“政经”, 教统治者如何利用封建礼教使社会稳定。因为“孝”就是维护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礼教纽带。

儒家经典《孝经》“孝治章”讲道:“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 不敢遗小国之臣, 而况于公、侯、伯、子、男乎?故得万国之欢心, 以事其先王。治国者, 不敢侮于鳏寡, 而况于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欢心, 以事其先君。治家者, 不敢失于臣妾, 而况于妻子乎?故得人之欢心, 以事其亲。夫然, 故生则亲安之, 祭则鬼享之, 是以天下和平, 灾害不生, 祸乱不作。故明王之于孝治天下也如此。《诗》云:有觉德行, 四国顺之。”

这一章的大致意思是:天子、诸侯、大夫, 要用孝道治理天下, 那才能得到人民的欢心;能得到人民的欢心, 天下才会安定。从更深一层可以看出, “孝治”其实是笼络人心的一种政治权术, 这和常人所理解的“孝道”是不一样的。

儒学思想首先是政治思想, 其次才是伦理思想——其实伦理也是为政治服务的。《孝经》全书共18章, 绝大部分都是紧扣政治进行阐述。第一章以孝为先王治理国家的至德要道;第二章至第五章, 讲天子行孝就可以“刑于四海”, 以及诸侯、大夫、士行孝, “以孝事君”就可以“保其社稷”、“守其宗庙”、“保其禄位”;第七章说, 先王以孝治民, 而使民和睦, 知所禁止;第八章说, 明王是以孝治天下而取得成功的;第九章讲, 圣人以孝治天下, 故“四海之内, 各以其职来祭”;第11章以为, 五刑之罪莫大于不孝, 以不孝为政治打击的重点对象;第12章说, 孝为人君教人亲爱之要;第13章说, 若非人君以孝教, “孰能顺民如此其大者乎”;第14章讲移孝于忠, 就可以“名立于后世”;第15章说, 君有诤臣, 父有诤子, 才可以保有国家;第16章说, 人君以孝治理国家, 就可以感通神明, 四海俱服;第17章讲, 人臣应事君以忠。以孝言治有15章之多。相反, 言子女孝敬父母的专章仅有第6章的《庶人章》 (而庶人本身是无权言治的) , 第10章的《纪孝行》与第18章的《丧祭章》, 共3章。因此, 《孝经》之“孝”绝不是伦理学之孝, 而是政治学之孝。五四时期, 中国的思想家都说“孝”是一种吃人的礼教, 其实就是认识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完全把“孝”当成是一种政治统治的工具。

封建时代, 统治者主要是利用儒家“教化”的办法使礼教深入人心, 成为束缚被统治者的一种无形绳索。在以小农经济为重要经济方式, 极其注重血缘关系的中国古代农业社会里, “孝”是最容易加在人身上的一条绳索。下面以汉代为例, 来管窥中国古代孝治的一些特点。

我们可以把汉代当成我国“孝治”的一个主要代表。汉代皇帝的谥号里都有一个“孝”字, 如孝惠、孝文、孝景、孝武等。汉代初期思想上主要以“黄老”治国, 这种松懈的统治方式带来了种种弊端。武帝采用了董仲舒的意见, “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我国开始以儒家思想治国。武帝朝开始, 汉代统治者表现了一种对儒家礼治的尊崇。礼治的最主要实践就是“以孝治天下”。从武帝尊儒后, “孝治”开始在汉代治国的主导思想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武帝在“以孝治天下”上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将“孝治”具体化为用人制度上的“举孝廉”, 二是用“孝治”解决了自刘邦以来一直困扰汉朝统治者的政体问题。

武帝真正“举孝廉”, 据《汉书·武帝纪》载, 是元朔六年。“举孝廉”在选举时, 主要考察的是“孝”, 而不是“廉”, 即一个人只要“孝”, 就可被举为“孝廉”。“孝廉”在被选举前不是官, 只有被举为“孝廉”, 才能当官。“举孝廉”此时被正式确定为用人制度。

从汉代政体上看, 刘邦在建汉之初, 大封同姓王, 建立了一个同姓王分封制的政治体制。这使汉政权暂时得到了巩固, 国家也出现了繁荣的景象。但同姓王分封制仍有个弊端, 就是封国过大的问题, 各封国几乎都有能力与中央朝廷对抗。

武帝时, 主父偃上书建议:“今诸侯子弟或十数, 而适嗣代立, 余虽骨肉, 无尺寸地封, 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推恩分子弟, 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 上以德施, 实分其国, 不削而稍弱矣。”主父偃的这一上书, 又叫“推恩议奏”。武帝一看, 既符合“孝治”的原则, 又对各封国有实质性的削弱, 于是“从其计”,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推恩令”。“推恩令”的意义, 不仅在于解决了汉初分封制向郡县制的平稳过渡, 也解决了中国古代自先秦以来分封制与郡县制的矛盾。

自武帝以后, 汉统治者基本上承袭了武帝“以孝治天下”的国策。第一, 在用人制度上坚持“举孝廉”。“举孝廉”是两汉士子进身的第一个台阶, 而且是岁举, 所以从这里出来的人才最多。只要翻翻“两汉书”, “孝廉”随处可见, 直到汉代末期, 曹操、李密等还都是“孝廉”出身。第二, 坚持同姓王分封制。这里的分封制, 主要是分封同姓王, 异姓功臣一般只能封侯, 而且后来封地都不大, 不能形成国中之国。这是因袭武帝“推恩令”的结果, 即一直以郡县制为主, 分封制为辅, 坚持“以孝治天下”不动摇。第三, 不断完善有关“孝亲”问题的立法。第四, 由“孝亲”推及“敬老”, 并将“敬老”也法制化。如汉代曾规定年高者可以授给“王杖”, 拥有与年轻人不一样的特权。从这些可见汉代“以孝治天下”之一斑。

综上可见, 汉代崇尚儒学, 从根本上说是崇尚“以孝治天下”。但需要说明的是, 汉代的“重孝”与人们一般认为的“孝道”有着根本区别, 即汉代的“重孝”不是侧重于信仰和伦理道德, 而是侧重于政治指导思想。汉后的魏晋提也提倡以孝治天下, 其实质都一样, 即统治者只是把“孝”当成一种政治统治的工具。还是从“两汉书”看看, 提倡“孝”的统治者本身都做到了“孝”吗?如果说汉初的“孝治”还有一种温情的面纱, 那么到了后来的历史中, 人们逐渐从那些提倡“孝治”的统治者身上看到了“孝治”的真实意义。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 可以说道出了“孝治”的本质:曹操征求人才时说, 不忠不孝不要紧, 只要有才便可以……曹操杀孔融的罪状大概是不孝……倘若曹操在世, 我们可以问他, 当初求才时就说不忠不孝也不要紧, 为何又以不孝之名杀人呢?然而事实上纵使曹操再生, 也没人敢问他, 我们倘若去问他, 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嵇康的见杀, 是因为他的朋友吕安不孝, 连及嵇康, 罪案和曹操的杀孔融差不多。魏晋, 是以孝治天下的, 不孝, 故不能不杀。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让, 即巧取豪夺而来, 若主张以忠治天下, 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 办事便棘手, 立论也难了, 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如曹操杀孔融, 司马昭杀嵇康, 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 但实在曹操司马昭何尝是著名的孝子, 不过将这个名义, 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

参考文献

[1]胡平生.孝经译注[M].中华书局, 1996.

[2]司马迁.史记.第四卷[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2.

[3]班固.汉书[M].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4]范晔.后汉书[M].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5]阮元.十三经注疏[M].中华书局, 1980.

[6]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浅析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 篇8

(一) 在秦汉时期的发展

秦汉为君主集权制统一国家形成之时, 法律制度也在草创、巩固时期。古代正统法律思想亦处于探索、形成阶段。秦王朝依法治国, 诸事“皆有法式”。但秦朝仅存在了16年便夭折了。秦王朝的灭亡, 给步其后而建的汉朝统治者以深刻的印象。汉初, 统治者采用了杂糅以儒家为本, 兼采众家之长的古代正统法律思想。

(二)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

中国古代的律学, 是指出于王权政治的需要, 在统治者以自己的意志而设定的法律框架内, 用儒家经文注释国家制定的法律条文, 阐明法典的精神实质与立法原意, 维护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统一适用的法律注释学。律学是汉代经学的一个分支, 形成于汉代, 在晋代得到发展, 《唐律疏议》是其代表性法律成果。晋代的杜预、张斐、刘颂是魏晋律学乃至我国古代律学的代表。在法律思想方面、立法、执法、司法审判等法律实践方面与对法律的研究方面, 提出了系统的主张, 也取得了重要成就, 推进了法律的科学化。律学的形成和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注释学, 它继承并丰富了封建正统法律思想。

(三) 在隋唐时期的发展

唐初以隋为鉴, 统治者确立了“安人宁国”的总方针, 随着政治制度的完备、经济的高度发展, 形成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重视立法, 并在立法上采取礼刑结合, 相互为用, 德礼为本, 刑法为用, 慎刑恤狱, 务求其实等为立法原则, 并且在立法上注重维护等级特权, 用法律的强制力来保障这种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在审判方面明正赏罚, 一断以律, 执法不避权贵, 统治者以身垂范, 重惩贪官污吏, 做到执法必严, 反对刑讯逼供, 注重犯罪事实, 做到刑无大小, 力求公正。并完善了死刑复核程序。

2 基本内容和主要特点

(1) 则天顺时, 法自君出

夏商时期无疑是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产生的一个重要起源, 人们普遍信自然中的神, 它强调天道“任德而不任刑”的理论成为统治的主流思想。这种“则天顺时”的思想还被用来解释天时与刑德之间的关系, 根据具体的时令来规定刑罚在不同季节的主要思想。如董仲舒所说的:“阴阳, 理人之法也:阴, 刑气也;阳, 德气也。阴始于秋, 阳始于春。”《礼记·月令》篇则更具体的阐述了则天顺时的思想。律令要像上天对于万物安养一样, 命令司法部门松狱判而解刑罚;夏天气候开始炎热时, 避免发生疫祸, 对轻重罪犯实行抓经流放和停刑减发的规定;等到秋天和冬天, 开始正式的进行审判和处罚。自汉以后, 这些作法大都成为定制。

(2) 德主刑辅, 先教后刑

先秦儒家在强调“礼治”的同时, 还强调和“礼治”密切联系着的“德政”。它强调在治理国家的德、礼、刑、政四种手段中, 以德、礼作为主要方式, 讲究“以德行仁者王”。并且在刑罚的运用上强调“明德慎罚”, “明刑弼教”;“勿庸杀之, 姑惟教之”。德与刑的关系在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中同样有着鲜明的体现。

3 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影响

(一) 消极意义

中国封建正统思想不断地将皇权神话, 将统治阶级的意志奉为国家的意志和追求, 过分强调统治阶级的利益和目的, 老百姓无法有效地行使自己的权利, 从而削弱了老百姓的人身权利, 使老百姓不能当家作主。封建统治者提倡的儒家思想强调法自君出、皇权至上和宗法为纲的思想, 将人们分为“三六九等”, 这使得人们的法律地位极不相同, 不能体现我们现在法律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平等价值观。

(二) 积极意义

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形成维护了当时封建社会的稳定, 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中央集权的加强, 而且纠正了秦王朝法治的偏差, 使法律体系日趋完善。“德主刑辅”的思想强调了统治者的道德感化, 以“德主刑辅、礼法并用、原心定罪”的主体的封建社会正统法律思想是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内容也得到了大大的丰富, 形成了综合治理国家的法律体系。

封建社会的这一正统法律思想虽然经历了各种非正统和反正统法律思想的冲击并最终消灭, 但是它影响了汉朝以后的整个封建时代的法律实践, 对我国封建社会的立法和司法活动有重大的影响。而且对当今的法制建设仍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摘要：封建社会的正统法律思想的出现, 除了有它特定的时代背景, 即为了适应巩固和发展封建大一统的需要之外, 还有广泛的历史渊源。从理论方面来说, 这种渊源, 可以上溯到商、周以至更早的年代。到西汉以后以新儒学为指导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开始发展。而后, 两晋的《泰始律》促进封建法律思想进一步成熟, 隋朝的《开皇律》、唐朝的《唐律疏议》《六唐典》实现了对社会的全面调整, 实现了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完全成熟。但是在此之后, 宋元明清各朝的法律与对于正统法律思想的继承与发展逐步陷入僵化。至此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也走向衰亡。

关键词：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发展,影响

参考文献

[1]余经林.论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及其法律化[J].政法论坛.1996 (01) :71-74.

浅析封建税制下的农民负担 篇9

早在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 由于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逐步推广, 使得我国有大量的荒地被开垦了出来, 因此出现了许多公田以外的私田。这些私田的主人控制了私田产品, 他们非但没有向国君交纳, 还改变了以前的对耕田者的剥削方式。私田主人成为地主, 耕田者变成了农民。针对这些变化, 有些诸侯国为了增加收入, 便尝试着实行了最初的税制, 例如齐国的管仲他实行的“相地而衰征”就是指根据土地的好坏来征收赋税。在公元前6世纪初的鲁国实行的“初税亩”, 实际上就是开始按照土地的数目来征收税了。这些税制表面上是派给地主, 但地主会千方百计地转嫁到农民头上。这实际上就成为了农民的沉重负担。秦朝, 中国进入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时代。秦始皇时, 让百姓自己申报土地, 记录在户籍上, 户籍上有了土地、年龄、性别等内容, 国家就可以依据这些向农民征发赋税与徭役。这就是编户制度, 是封建国家统治人民的根本制度。在秦代, 赋税制度十分沉重, 有田租, 有按人口多少征收的户赋, 还有其他种种苛捐杂税, 全是依据编户制度进行派征的。这种制度在两汉时期更加盛行, 编户农民必须向封建国家承担田租、算赋和口赋、徭役、兵役四项负担。这标志着我国封建社会完善的赋税制度正式形成。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 主要实行租调制。北魏时期比较突出, 孝文帝改革颁布均田令, 把国家掌握的土地按人口分配, 接受了土地的人民, 每年必须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量的谷物, 即租;还要缴纳帛或布, 指户税, 即所说的调。隋朝沿用此制, 但租调数量有所减轻, 农民服役时间也短。后来又规定“百姓年满五十岁, 可以不去服役, 但要缴纳一定的绢代替服役 (即庸) ”。从此, 以庸代役的制度开始部分推行。隋唐在隋的基础上, 按照轻徭薄赋的原则来改革了赋役制度, 最终实行了租庸调制。规定:成年男子每年向官府缴纳一定量的谷物, 叫做“租”, 在服徭役的时期内, 不去服役的可以纳绢或布代役, 叫做“庸”。值得注意的是, 唐朝的庸已有了年龄限制“庸”的制定, 虽然放宽了对农民的服役控制, 但可以给农民进行农业生产提供相对多的时间, 时间的保证有利于农业发展。

755年, 唐玄宗统治后期出现“安史之乱”。叛军很快攻下洛阳、长安。他们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战场主要在北方, 使北方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 百姓流离失所, 商旅断绝, 人口锐减。洛阳周围几百里内, 许多州县都变成了废墟, 大量的田地荒芜。到了唐德宗时代, 国家更加残破衰败, 吏治腐败, 皇帝不能有效地加强中央集权, 使得边镇重将经常截留中央税收, 进行土地兼并, 使得农民的负担更加沉重。当时国家的财政开支主要靠江南, 而且还经常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唐朝的统治面临危机, 如何增加财源、稳定统治?这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在唐德宗即位之后就接受了杨炎的建议, 然后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两税法。每家都施行按资产的多少来交纳户税, 按土地多少交纳地税, 一年份夏季和秋季两次纳税。原先的租庸调和一切杂税、杂役全部取消。作为唐德宗时代的子民, 只要负担地税和户税就可以了。它使我国唐朝中期以来的混乱税制得到了统一, 在这个时期它确保了国家的财政税收, 也改变了自战国以来的人丁为主的赋役制度。原先的制度凭借户籍来摊派赋役, 主要以人口尤其是成年男丁为标准。两税法中明确规定以财富多少为标准纳税。这表明了此时的封建政府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已经有了放松。两税法还规定贵族、官僚、商人都要交税, 这一方面扩大了税源, 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 另一方面也使农民的负担相对减轻。但是好景不长, 土地兼并更加严重。大地主隐瞒财产, 把赋税转稼到农民身上, 政府又增加了新的苛捐杂税, 刚刚轻松的农民又背上了沉重的负担。明朝中后期, 在江南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商品经济更加发达。但当时的农民既要负担粮食税, 又要服徭役, 官府还不断地横征暴敛, 使得民不聊生, 农民暴动频频发生。为了缓和阶级矛盾, 1581年明朝内阁首辅张居正, 提出赋役制度的改革, 即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条鞭法。他将原来的田赋、徭役、杂税合并为一条, 折成银两, 把从前按户、丁征收的役银分摊在田亩上, 按人丁和田亩的多少来分担, 这在我国的赋役史上又是一次重大改革。纳银代役的规定, 使得农民的负担得到了减轻, 同时这也说明了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有了松弛。在交赋税免疫钱中一律使用银两的方法之所以称之为进步, 是因为它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 更有利于我国农产品的商品化, 也是我国早期资本主义萌芽的需要。但张居正死后, 此法因贯彻不力弊端百出。清代, 封建经济继续缓慢发展。由于清前期统治稳定, 政治较清明, 人口增长的较快, 又因明朝灭亡清朝建立, 经历这样大的政治变动, 许多土地成了无主地, 为了满足人民获得土地的愿望, 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就把一部分土地分给了人民。

浅析中国封建社会赋役制度的变化 篇10

秦朝时期, 赋税沉重, 政府强迫农民把收获物的交给政府作赋税, 兵役和徭役更加繁重, 人民不堪重负。

在秦末农民战争的作用下, 西汉统治者吸取前代灭亡的教训, 调整统治政策, 如西汉初年针对秦的暴政, 采取休养生息政策, 又经过文景之治, 将田租先后降为十五税一和二十税一。但农民仍须服徭役和兵役, 并要上交人头税, 即算赋和口赋。

南北朝时期, 北魏统一黄河流域后, 出现大量无主荒地, 不利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更不利于北魏政权的巩固。北魏政府遂将此种土地收为国有, 并于485年颁布均田令, 将政府掌握的土地实行分配, 农民受田分为露田 (后称“口分田”, 农民丧失劳动能力后须归还国家) 和桑田 (后称“永业田”, 可世代相传) 两种。与均田制配套的赋税制度为租调制, 受田农民须向国家缴纳一定的租粟、调帛或麻, 并服徭役和兵役。

可见, 均田制是一种土地国有制, 得以实行的必要前提为国家手中必须掌握大量的土地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劳动人口。它使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相结合, 农民的生产和生活较为安定, 促进了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同时, 北魏政府将土地授予少数民族, 也推动了当时北方各少数民族向农耕经济的转化和封建化的进程, 是推动民族融合的根本性措施。

隋唐政权沿用北魏以来的均田制, 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 均田制被破坏, 租庸调制也无法维持, 从而影响到国家的财政收入。为解决财政上的困难, 780年唐政府实行两税法。它改变了过去以人丁为主的征税标准, 是我国赋税制度的重大变革。但它并没有限制土地兼并, 因此唐朝后期阶级矛盾不断尖锐, 导致农民战争发生。

明朝后期, 商品经济发展, 白银已成为普遍流通的货币。另一方面土地兼并加剧, 自由农民大量佃农化, 国家户籍混乱, 赋税征收发生困难。为增加政府收入, 1581年, 大学士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 将田赋、徭役和杂税折合成银两, 分摊于田亩上, 按田亩多少来收税。从此农民的主要负担即为地银和丁银。这种制度沿用了唐朝两税法的以田亩为主的收税标准, 规定田多多收, 田少少收, 无田不收, 使农民负担有所减轻。税种的合并, 简化了征税手续, 限制了官僚地主对农民的盘剥, 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 增加政府收入。特别是统一征收白银的收税方式, 使中国的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转化, 使大量农产品流入市场, 刺激了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 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

与传统的封建文化告别 篇11

也许世界上再没有哪一个民族背负着如此沉重的历史包袱了—五千年古国，三千年文字，两千年封建制度，加上生息繁衍至今已达九万万七千万的人口……不错，中国人民曾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足以使其他民族钦羡不已，更值得本国人民和子孙后代引为自豪。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沿着故道运行到十九世纪中叶，突然惊愕地遇到了资本主义文化的挑战。在那个时代，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许多人预见中国未来必不可免地会有一场改革。一百年间，最早大彻大悟的中国人如鲁迅以及许多仁人志士大声疾呼：负着传统文化的沉重枷锁，中华民族将永无振兴之时。

文化是一个民族特有的生活方式，是这一民族的人民普遍认同的思想意识、行为规范、信念、情感、风俗和价值观。各个阶级有不同的文化，然而也有相同的文化；各个民族有不同的文化，然而能够彼此沟通。文化，尤其大民族的文化，总是有着极其深厚的长期群体生活共同经验的坚固基础，因此它的任何一次即使局部的震荡和有限的更新都是真正的革命。

我国封建文化的传统借助于根深蒂固的小农经济、独特的文字体系以及祭祖和宗祠制度等因素而源远流长，经过千锤百炼形成了一整套渗透社会每个角落的价值标准。以至在封建王朝覆灭多年以后，它的文化依然深入人心。人们往往不自觉地以其好恶为好恶，以其是非为是非，而不知道还有别样思考问题的方式。封建文化对现代中国人观念的影响，其深广其强烈远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扫荡的。

与西方征服自然以满足人欲的世界观相对立，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以“存天理、灭人欲”为宗旨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笃信“天命”或“天理”，认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只能臣服自然，而绝无控制自然的能力；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中，人必须服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法，而绝无逾越等级和改变社会的权利。无论对于自然还是社会，人都处于渺小的从属地位，个人是没有价值的。死生有命，在劫难逃。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冲突中，既然自然与社会神圣不可改变，那么当然就只有改变“人欲”，压抑“人欲”了。人的欲望就是罪恶，就是对早已安排好的秩序的反叛。于是，“存天理、灭人欲”成为最适合统治阶级需要的封建文化的主导思想。主导思想之下，有全套与现代观念格格不入的价值倾向。

——大一统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习惯于“一元”而不能想象“多元”；宁肯死水一潭，不可活泼生动。排除向上的竞争力的平均主义是人们关系中一个传统的默契和妥协，谁也不许标新立异，“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第一只站起来的猴子总是被掐死的。

——注重过去，许愿将来(来世)，而无视现在。古代学者皆为圣贤，古教古训皆足师法。崇拜祖先的习俗大有利于延续一种不朽的文化，所谓“慎终(葬丧)追远(祭祀)，民德归厚矣”，以至对任何新环境新事物麻木不仁，完全丧失了应变的能力。

——无论个人、家庭还是社会、国家，都应是封闭的体系。这个体系对于外界沧桑不感兴趣，对于一切外来事物本能地予以排斥：凡是已有而他无的东西都是好的，凡是己无而他有的东西都是不好的，自给自足，“老死不相往来”。不开放的政策同时造成体系内部无法进行灵活性的选择，往往“一条路走到黑”，全无左右进退的余地。

——“面子”至关重要。为了维持某种精神上虚假的满足感，不惜实际利益的损失，做出无数蠢事。叫作“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或者“不算经济账，要算政治账”。这样，连起码的效果都不顾，当然更不可能有任何效率可言，八字方步就是社会惯常的节奏。

——满口仁义，道貌岸然。灭别人之“人欲”，尽自己之“人欲”，“屋内饮酒，门外劝水”。假道学至于一己的私利也要冠以堂皇的名义，暗里的勾当总是打着官冕的招牌。不惜牺牲人民的身家性命去维护某种虚伪的道德要求。

———忍耐和自我麻痹是逃离现实最有效的“精神胜利法”。命运是公平的，唯应忍辱含垢，随遇而安。不要渴望，不要追求。事实上，在没有竞争只有等级特权的社会，个人再努力也总是徒然的。

——在亲族聚居的乡土社会，以家庭为基本结构，有家长和高高在上的国家、君王实行“人治”足矣。“金口玉言”，人比法大，宗法精神贯穿全部社会生活。在上作威作福，在下奴颜婢膝。阿谀逢迎，尔虞我诈，依附性，“裙带风”……，人们不去面对自然，势必全神贯注于人与人的关系，于是有“关系学”的发达。

上述封建文化的种种表现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必将而且已经在发生重大的改变。现代化首先意味着开发和挖掘人类改造自然的无限潜力，而发展生产力的直接目的就是造福于人民，极大地提高社会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这与以“存天理灭人欲”为主干的全套封建价值观念是根本不相容的。因此毫无疑问，封建文化是现代化的死敌。

二

可惜，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并不一致，试举有代表性的三种不同意见略加分析。

一种意见认为，封建文化早已死灭，至多遗存微弱的残余，因而反对资本主义才是当前主要的任务。

不要忘记我们祖国的历史。旧中国并不是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一个被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半封建的、宗法的社会。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主义带有浓厚的封建买办色彩；民族工业则始终处于非常可怜的境地，几乎从未得到有利的生长条件。全部资本主义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超过百分之十。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资本主义文化没有可能改造中国的旧文化，而只能形成一种畸形的买办文化，成为封建文化一个特别丑恶的旁支。五四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方面军对封建文化的清算未能彻底，其原因在于党的主要精力长期集中于武装斗争(例如党的土地革命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总是服从于这种斗争的需要)；同时党生长的历史背景，它斗争的社会环境，它的领导机关和成员，都不能不是民族文化血肉相连的一部分。因此，在民主革命中没有完成的铲除封建文化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为祖国现代化而奋斗的一代人身上。

新中国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废墟上建设起来的。解放初期，曾大规模地批判洋奴哲学、贾桂思想，基本上扫灭了买办文化。随后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迅速消除了资本主义基础。但土生土长的封建文化却从未受到全面的批判。封建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在中国的力量对比是太悬殊了。教条主义者对封建文化这一庞然大物视而不见，他们的逻辑是：资本主义的敌人是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的敌人是资本主义，我们现在反封建的话，还算什么社会主义呢？这种从原理到原理的经院式推论方法是根本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不要背诵我们的敌人应当是什么，而要研究它事实上是什么；不要空谈社会现实应当怎么样，而要正视它究竟怎么样。在落后的农业大国中建设社会主义的人们，不能不把埋葬封建意识作为重要的革命任务去完成，这不但在理论上是正确的，而且是被历史经验证明了的。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假如没有过去多年对“资本主义”威胁的过高估计和对封建主义威胁的忽视，也就不会有后来封建法西斯的十年猖獗。

另一种意见认为，我们要反对封建文化，但必须在反封建的同时不分对象地一律首先强调反对资本主义。否则，就是接受资本主义文化，就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

这种意见在实质上是有倾向性的。在这里，需要具体地研究我们的社会中究竟有多少资本主义？哪些是资本主义文化？如果仅仅盲目地提出反对资本主义的口号，只能转移和限制反封建的斗争。好在这种意见无意中却承认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實：资本主义比封建进步，资产阶级及其文化在反封建的革命中是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同盟军。对于现代资本主义文化中腐朽没落的成分，我们必须持清醒的坚决的批判态度；同时也要指出，如果对封建文化不是至少与对资本主义文化同样深恶痛绝，则必定是沾染了一些封建气味。反对资本主义未必就是社会主义，而不自觉地站在封建立场上反对资本主义这一相当普遍的现象的存在，正是我们论题的基本论据之一。

认为凡是民主自由必然是资产阶级的，即社会主义是不民主、不自由的；认为只有封建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的对立，而没有封建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的对立，这就在实际上把社会主义与封建主义等同起来，把民主、自由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了。按照反封建就是主张资本主义这样一个逻辑，是不是也可以说，反对资本主义就是主张封建主义，就是接受封建文化和封建专制呢？

第三种意见认为，反对封建文化必将造成否定民族传统的民族虚无主义，实际上是主张“全盘西化”。

难道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尽数是封建糟粕吗？不是的话，为什么批判封建文化就成了民族虚无主义，就引起“不要祖宗”以至“卖国”之愤愤呢？毫无疑问，对于祖先留下的许多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是必须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的。例如，我们反对顽固派之爱“国粹”，却颂扬中华子孙之爱祖国；我们反对“忠孝节义”的伦理规范，却需要亲人、朋友和同志之间真诚深厚的情感；我们反对泯灭个性的独裁专制，却主张个人认同和参与的集体奋斗、集体精神；我们反对阿Q式的民族性格，却崇敬我国人民每次聚积到最后关头而爆发勇猛反抗的潜力，等等。事实上，文化的力求完整的传递与创造和发展新文化是冲突的，在反对民族虚无主义的口号下很容易不加分析地把全部文化遗产视为精华。因而只有弃绝一切封建的糟粕，才能真正保持民族的优秀传统。

其实，封建主义本身是资本主义舶来品的天然抗体，封建文化吞噬和同化外来异己物的能力是惊人的。然而，随着文明的发展和交通、信息日益便利，前进的生气勃勃的文化需要开放的政策，需要利用选择的机会，需要变革和更多更广泛的沟通。改变愚蠢的闭关锁国的传统政策不等于“全盘西化”，对数亿生在中国、长在中国、热土难离的人民讲“西化”是可笑的。何况根本没有这样的主张。在悠久的岁月中形成了民族特有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那是我们的土地、空气和水，抛弃其中不合理的、腐朽的成分尚且十分艰难，怎么谈得到完全否定它呢？不要说西方文化的实体(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仅仅其皮毛——服装、发式或某种艺术风格，就足以在我们这里造成惊世骇俗的效果了。见到一点点“欧风东渐”就感到紧张，实在大可不必。况且，“现代化”与“西化”本来是难以截然分开的。

封建文化加上资本主义文化，敌人加上敌人的敌人，使事情互相纠缠、格外复杂化了。这是人们对反封建的必要性和重大意義长期认识不清的主要原因。诚然，封建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都是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随着现代化的进程，科学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一定能够战胜它们，而使自己成长壮大起来。

三

封建文化与现代化两者相逢，必有一场较量。现代化在思想领域中的主要障碍是封建主义，要现代化，非肃清封建文化不可。这是全部近现代史的经验。封建文化本身就是阻滞任何变革的，它给现代化道路上的几乎每个障碍物贴上神圣的封条，使我们不敢去破去立。中封建余毒太深的人每挪动一步都顾虑重重，谁能保证某个时候他们不会发动一个“古代化”呢？反对封建文化比之反对资本主义文化困难得多，封建主义是民族固有的，反封建实际上就是改造我们自己。

当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用封建残余来解释。有些是革命胜利、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才遇到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新问题。不过既然迄今为止无产阶级都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夺取政权的，那么新问题就必然有其一定的历史渊源，必然与传统文化有着联系。清算封建余毒至少有助于我们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

封建经济 篇12

书中将中国封建司法行政体制运作分为五个时期:战国、秦汉为形成期;唐代为发展;宋代为完善期;明清成熟期;清明时解体。清晰的脉络不仅使读者能够全面了解中国封建司法行政体制运行在一千多年历史进程中的变化,还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理解历史的视觉,因为书中运用了许多案例分析,使用法律知识达到多方面认识历史的目的。读罢全书,读者会发现该书具有明显的几个特点。

一、全书以时间为线索,以主要朝代为重点,勾勒出中国封建司法行政体制运行的脉络,使读者清晰地理解中国封建司法行政体制运行变化、发展,具有强烈的逻辑感。中国的历史发展具有明显的民族延续性特色,它不像古埃及、古印度等古国一样出现文明的消亡,虽然朝代的更迭不断地在历史中上演,但是中华文明以其强大的优越性和融合性在不同的政权统治时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即使是由少数民族统治的元、清等朝,它也未曾灭绝。中国历史的延续性可以表现在司法行政体制运行之上,也可以说,中华法文化的连续性发展体现了中国文明的延续性。该书研究了从战国到清朝千余年历史中,封建司法行政体制运行的变化。随着廷尉等司法机构和职官的设置,中国封建司法行政逐步形成。从此,它作为法律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历经了唐代时期的发展、宋代时期的完善和明清时期的成熟。

在书中,读者不仅可以看到在大时代背景下,中国封建司法行政的变化,还可以了解其变化的具体表现,如职官、机构名称,审判制度,法律文本编修等。以廷尉为例,其形成于战国时期,在秦汉时是最高司法审判机构和职官;到北齐时期,廷尉改名为大理寺,其司法机关的规模扩大;在唐代,大理寺掌管审判大权,主要是负责审理中央百官及京师徒流刑以上的案件;两宋时,作为监察机构的御史台也有了审判权,大理寺的权力相对削弱;元朝时期未设立大理寺,当时的审判机构为大宗正府,不受御史台监察,蒙古王公垄断审判权力;明朝时设大理寺,但与之前的审判职能不一样,此时它成了复核机关,刑部掌管审判权;清代时,大理寺的地位下降,核拟重犯、秋审时都成了陪衬。

二、在以时间为线索的前提下,板块分明地分析中国封建司法行政体制的多个方面。全书一共八个章节,每两章为一个部分,重点叙述为:秦汉、唐、宋、明清四个部分,且前一章为该时期的司法行政体制概述,后一章为该时期的司法行政体制运作。而每一章均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司法行政体制的形成、发展、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成熟;第二部分,司法人员的选拔、考核;第三部分,法典文本的修撰。在司法行政体制运作的四个章中,第一部分,司法程序运作;第二部分,典型案例举要;第三部分,司法行政体制运作评析。

全书将中国封建司法行政体制的概要和运作囊括于统一的版块中,有利于读者对照各时期的相同与不同点,也更容易理解其在各时期的特点与变化发展脉络。比如在“司法人员”这一版块中,就能轻易地前后对比出各时期司法管理选任的变化。秦汉时期的选任途径主要是推举、考试、任子、纳赀,此外熟悉法律的官吏更容易被任命为司法官吏;唐代主要通过科举考试和吏部铨选考试;宋代时具有严格的法律考试,有明法科、新明法科、试判、铨试,此外选任专职法官设有专门考试——试刑。明法科和铨试主要侧重选拔基层法官,试刑由刑部、大理寺等中央司法机构主持,主要对现任及任满迁移的京朝官等考试;明清时期,除了科举途径外,还有国子监可以通过历事之途入选法官行列以及特殊的荫官政策。

版块分明的写作方式,使读者清晰地看出司法官员选任从秦汉到明清之间各朝的变化。此外,在“司法人员”这部分,也展示了各朝对官员的培养和考核。在其他的版块,如司法行政体制、法典文本的修撰、司法程序运作、典型案例析论中,都系统、全面地叙述了该方面的起源与发展变化,使中国司法行政体制运作的研究不完全囿于时间的先后,从而避免了出现类似编年体割裂事物系统性的差错。此写作方法,将中国封建司法行政体制的各方面清晰明了地呈现在书中,使该书成为一本从整体上研究的重要著作。

三、列举典型案例,从真实案例中分析出当时司法行政的特点、存在问题以及法律规定与法律实践的差异,使读者对各时代法律实践有深刻的认识。法律规定与法律实践总会存在不可避免的差别,因为相对来说在某个时间段,法律是不变的,社会则会出现新的问题。此外,在封建专制时期,权力的高度集中和阶级成分的存在,使得将法律付诸实践时,总会存在与法律规定的不相符,其中,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就扮演着这样一个即是法律的制定者,又是一个法律的破坏者的角色。

正是由于各种因素造成了法律实践与法律成文的区别,所以需要从真实的案例分析中,才能全面认识中国封建司法行政体制。典型案例分析作为一个独立的版块是本书最大的特点之一,其主要从《史记》、《汉书》、《唐律疏议》、《宋刑统》、《宋史》、《明太祖实录》等官方史料和一些个人文集中选取案列,使读者在丰富的史料与分析、议论中深刻、全面地认识运行过程、特点及其一些重要的问题。比如“房遗爱谋反案”,从案件证据来看,房遗爱仅仅和几位被贬官员说了一些不满言论,却被定为谋犯罪,属于适用法律不当,不按唐律办案的典型案例。也分析出此案背后隐藏着的复杂政治斗争,这一点不仅使读者理解中国的司法行政体制,还能更加全面地认识历史中的政治斗争。该书对于案例的分析是深刻而独到的,比如在“李斯谋反案”中,秦二世把李斯一案交付给郎中令赵高,但是,在秦代的史籍中未有郎中令负责司法职责的记载,即分析出秦二世在审判机构上的选择是不符合秦代司法程序的,完全取决统治者的意志。同时,也分析出,该案在审判程序、囚犯上书等环节上表现出秦代法律实践的个人主观性,即书中所谓“皇帝的意志决定着案情审理的走向”,这一点不止是秦代的司法行政体制特点,甚至是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时期都存在着这个问题。皇帝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来体现其最高统治者的身份。

仅在典型案例分析中,本书列举了二十几个包括民事、刑事和政治案件,作者将这些涉及了从地方到中央的案件以庖丁解牛的方法分析了当时司法行政体制,包括其运行中的良性、恶性与特点,并对其原因进行分析。

四、书中研究的问题很多对于现实社会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比如:司法官员的培养、选任、考核;法典的修编;司法行政化导致司法独立受到严重影响;对当时司法行政体制的评价等。历史研究不仅仅是简单的还原历史面貌,最主要的对于现实重要的借鉴意义,避免历史重蹈覆辙。而对于法律史研究来说,其借鉴意义更加明显。比如唐朝时期发生的徐元庆报杀父之仇案,该案没有被定性为简单的刑事案件,因为当时很多人认为其中包含了“礼”与“法”的冲突,中国人自古认为“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所以该案引起了引起了朝中包括陈子昂、柳宗元等各大臣的强烈争议。武则天认为徐元庆为父报仇是孝义的变现,想赦其无罪,陈子昂却认为这是徇私枉法。最后该案以陈子昂的建议,将徐元庆明正典刑,然后再旌表其闾墓。当时,这前后矛盾的方法虽然暂时解决了该案件,但是它却扰乱了民众的思维,也没有解决当“礼”与“法”发生冲突,到底应该将谁放在首要的位置,朝廷未严格适用法律,维护法制的权威性,使法律的权威受到威胁。虽然该案按照陈子昂的建议处理,但是后来柳宗元又强烈批判陈子昂,且柳的言论受到后人的赞许,该案看似判决,却是悬而未了。其实“徐元庆案”出现争议,最主要的原因是《唐律》中对于该类案件没有明文规定,如果有明文规定,统治者严格依法办理,就不会出现这种闹剧,这一点也暴露了唐代国家法律成文的不完善。虽然“徐元庆案”体现了中国古代司法将理、法、情三者相结合的特点,但是法律的不完善使其权威大打折扣。

当然,法律不完善不能一味责怪,这一点不仅是封建社会的问题,即使在当今的现实社会也很难做到。因为社会在不断地发展,新的问题也在不断出现,所以无论何时的法律都无法达到完全的完善。法律会不断修撰,但却做不到永远的完善,所以,这要求当权者关注社会实际问题,从实践中修订法律,才能使法律的权威和适用范围的作用不断扩大,保障人民的合法利益,促进社会和谐。

以上就是笔者读罢《中国封建司法行政体制运作研究》后,认为该书所具有的一些鲜明特色,说得不对的,望批评指正。

总的来说《中国封建司法行政体制运行研究》全面、系统地分析、考察了封建社会司法行政体制及其运行过程,是一部统观全局的研究著作。虽然作品中有些不足,比如欠缺元代等时期的司法行政体制运作的情况,但是其对于中国古代的司法行政体制的认识和理解有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以后中国封建法律方面的研究创造重要的价值,此外,为现实国家法制建设提供借鉴意义。

摘要：刘长江等教授编著的《中国封建司法行政体制运作研究》是一部研究中国封建司法行政体制运作的作品,其明显的特点,如:以时间为主线贯穿全书;板块分明地分析中国封建司法行政体制的多个方面;从真实案例中分析出古代司法行政体制的运作等。不仅向读者全面地展示中国封建司法行政体制运作从战国、秦汉到明清的发展、演变过程,而且对中国封建司法研究做出贡献,对当代中国深化司法改革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封建司法,演变,特点

参考文献

[1]刘长江,等.中国封建司法行政体制运作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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