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时代

封建时代（精选8篇）

封建时代 篇1

技术更迭通常会推动市场快速进步,而市场的发展又会倒逼管理体制的革新,媒介产业亦是如此。以互联网等技术为支撑的新媒体“大行其道”“高歌猛进”;传统媒体曾固若金汤的疆域与腹地遭到蚕食,转型之路也坎坎坷坷,甚至欲转无路。总体观之,新旧媒体于博弈中呈现融合之势,但随之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对媒体的管理究竟是分而管之还是合而理之?

媒体管理一般包括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政府、行业对媒介整体性、全局性的宏观管理,主要经由媒介产业制度所体现,即规范和管理媒介及媒体发展的法律法规和体制政策;另一个层面是指不同媒体机构的自身管理,既要符合宏观管理制度,又要立足于市场发展需求。无论整个产业还是各媒体组织的管理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即使再成熟的管理也需要结合市场和产业的新情况不断修正、调试和完善,而当前媒体管理的体制、理念、手段与重心,虽然与市场发展的步伐相匹配,但是,由于种种主客观的原因,仍然呈现出很强的“封建主义”特征。

一、媒体管理基础的四个变化

从制度演化的逻辑来看,“一项新的制度得以设计和安排,是因为旧制度的支持性基础结构(在很大程度上由生产力所主导)在多个层面上都发生了改变”[1]。换言之,如果制度的基础已经改变,管理的理念和手段等就应该以变应变。

先进的管理可以带动产业的健康发展,而落后的管理只能阻碍产业的进步与繁荣。媒介产业的基础不变,制度变迁就是无根之草,无源之水;反之,“如果产业和市场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媒介制度却仍然一成不变,那么媒介制度不是有名无实的‘僵尸’制度,就是有害无益的‘腐尸’制度”[2]。

产业和市场既是制度管理的对象,也是其存在和演进的基础。笔者提出“管理的封建主义”正是基于当下媒介产业与市场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的巨大变化。

(一)从媒介向媒体的功能转变

媒介是传播和承载信息的载体,媒体则是经营媒介的专业的机构组织,二者曾经有着清晰和明确的界限。报纸是媒介,报社则是媒体;杂志是媒介,杂志社是媒体;电视是媒介,电视台则是媒体;收音机是媒介,广播电台则是媒体;门户网站是媒介,互联网企业则可被视为媒体。然而,在技术的推动下出现的新媒体,改变了这一事实。媒介的功能获得延伸,具备了“媒体”的功能,二者的界限正在被打破。

作为新媒体的典型代表,智能手机则同时扮演媒介与媒体的角色。用户不仅能够用手机随时随地观看电视剧、收听广播节目、阅读电子杂志与全球新闻,更具想象空间的是:一旦接入移动互联网,智能手机就同时具备采、编、存、传、播、放的功能。手机媒介不再是单纯的信息传播中介,而是集生产、传播与组织于一身的媒体。

荔枝FM是一款专门的手机网络电台应用,也是将手机从媒介延伸为媒体的真正实践者之一。注册并通过审核,用户即可在手机上创建广播电台,随时随地录制和上传自己的节目,再经该平台或其他分享网站把节目传播给任何人。这一应用向所有人开放。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1月,荔枝FM拥有8000万用户,150万播客,2000万期原创音频节目。[3]这意味着,一个拥有了智能手机的人,也同时拥有了一家电台。以此类推,一部智能手机,也可以成为一家报社、一个网站甚至是一家个人电视台。这种状况在传统媒体时代是难以想象的。

与传统媒体不同,新媒体有着更低的进入门槛与投资成本,有些“媒体组织”的形成甚至无须官方批准或仅是简单审核。截至2015年12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6.2亿[4],潜在媒体的规模之庞大可以想象。媒介与媒体功能的合而为一为媒体产业开辟出新的市场,无疑也对媒体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

(二)从国有向私有的产权转变

媒体,在中国的政治、社会中有着较为特殊的地位。长久以来,媒体的产权是一个复杂而敏感的话题。最初,媒体产权明确归国家所有,后几经改革,国有控股、中外合资、政府主导股份制改造等形式纷纷出现。这些改革基本都是自上而下由国家主导进行的。

但是,随着新媒介向新媒体的延伸,媒体的产权也被触动。具体来说,过去,媒介本身作为个人财产是归公民个人所有的,而媒体组织作为公有财产则归国家所有;现在,新的媒介本身,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以及由新媒介衍生而来的部分新媒体也是归公民个人而非国家所有。媒介产权正在发生部分转变,更重要的是,这是一次自下而上由市场主导的产权转移过程,甚至可以说是一场静悄悄的媒介产权革命。

比如上文提到的手机电台,用户不仅拥有承载电台的手机,也同时拥有自己所建电台的产权,包括物权、债权、股权和知识产权等各类财产权。由此,基于传统的国有化媒体制定和实施的法律法规及政策制度,在管理这类产权私有化的新媒体时则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这种无力感表现为,既有的管理目标、方向和标准在管理新媒体时难以奏效,甚至出现反弹,而新的管理手段、方式与制度又难以快速形成。因此,毋庸置疑,媒体管理机构对当今媒体的整体管理能力正在下降。

(三)从专业化向社会化的转变

媒介资源匮乏的时代,生产和传播各类媒介信息基本是由专业的媒体机构承担并完成,专业化体现在内容制作流程、传输设备、从业人员的资质以及整条产业链运作的方方面面。而新媒介的出现大大丰富了媒介资源,受众不再只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而是广泛地参与到传播活动的不同环节,媒介社会化成大势所趋。

媒体从专业化向社会化的转变,可以分解为两个层面:其一,越来越多的公众,不再受限于技术、设备或资质,利用新媒体可以轻松地生产信息、占有传播渠道、从事传播活动。其二,由公民主动发起或从事的传播活动,对媒介产业乃至整个社会的影响力日益显著,媒体的专业性受到大面积、深层次撼动。

美国《连线》杂志以“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定义新媒体,它形象地表明在新媒介成为新媒体的过程中,受众在媒介环境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受益于微博、微信等社会化媒体的迅速崛起,人人皆媒体不再是神话。以微信为例,根据腾讯官方发布的数据,截至2016年3月底,微信月活跃用户数达到5.49亿,微信公众号总数超过800万个。(1)微信作为公众所占有的一种传播渠道,每一个用户在朋友圈发布任意一条信息就意味着主动进行了一次传播活动。微信公众号则具有更强的媒体属性,数据显示,29.1%的用户关注“自媒体”,这些自媒体中则有相当一部分是公民个人创建并运营的公众号。

自媒体(2)不是一个新概念,微信公众号也只是其中的一种。博客、微博、贴吧、论坛、视频网站等也曾催生出大量的大V、网红、公民记者等,这些都被广泛地认为是自媒体。当下炙手可热的“网红”(即网络红人)走俏,即可窥见自媒体在媒介产业中的价值与潜力之一二。网红曾一直被认为低俗,但是2015年10月以来,中戏导演系研究生papi酱用“干净的文案、流畅的剪辑以及利落的表演”风靡网络,获得“2016年第一网红”称号,2016年3月又获得了1200万元投资。显然,嗅到自媒体魅力的不只是papi酱。2016年4月,数位知名媒体人、网红、影视公司负责人等联合发起成立了“芒果网红商学院”,以期整合湖南“网红”资源,挖掘自媒体的经济效益。

这些社会化的自媒体为媒介产业营造了新的增长空间,也为社会创造了更多的民意表达机会,但不可否认,这对专业性媒体来说是一种竞争和冲击。另外,自媒体的发展并非没有问题,需要必要的管理和引导。

(四)从单一媒体向融合媒体的拓展

多元业务经营是媒体组织拓宽经营范围,增加盈利的惯用手段。但是,尽管同时经营多种媒介,如电视、报纸、广播等,传媒集团内的各传统媒体间还是泾渭分明,管理上则是各有分工,简单明了。但是,随着新媒体的壮大和崛起,媒介融合的浪潮愈掀愈大,单一媒体的经营必将逐渐式微。

“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概念最早由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教授I.浦尔(I.Pool)提出,它揭示的是各种媒介呈现出的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最早的实践,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在1996年出台《1996年电信法》,彻底打破了美国信息产业混业经营的限制,媒介融合以电信网与广电网的网络融合为序幕。事实上,在网络融合之后,内容融合、功能融合、产品融合以及业务融合等相继展开并逐步深入,媒介融合不断向纵深发展,逐渐形成所谓的融合媒体或称融媒体。

结合当前媒介产业实际来看,融合媒体有两种形态,其一是在内容或功能上,集多种媒介内容或功能于一体,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其二,则是在经营业务上,集多种媒介业务于一体,但与以往的多元业务经营不同,业务间不再“各自为政”,而是试图全方位融合贯通。2016年4月,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上线了“南方”2.0客户端,则是功能与内容上的融媒体。而南方日报社也已形成“一报、一网、一端、两微、两屏”的融媒体矩阵,在业务层面形成融合媒体。

与南方报业集团相似,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SMG)、湖南广播影视集团(GBS)、凤凰卫视等,都不再只是单一媒体,而是同时拥有平面媒体、电视媒体、网络媒体、户外媒体、移动媒体等多种媒体的“融合媒体”集团。很显然,以往管理单一媒体的法规制度将难以为继。

二、媒体管理的“封建主义”特征及影响

基于当前媒介产业的发展状态反观我国的媒体管理,可以清晰地发现,现有的管理理念、体制、手段等多数已不合时宜,其中最明显的就是管理中表现出的浓厚的“封建主义”特征。

(一)特征一:分散、封闭的管理体制

尽管国内外学者对封建、封建主义、封建社会的定义与解释不尽相同,但封建的含义首先包含着“封土建制”“封邦建国”的意思。简言之,中国的封建主义就是分封制。[5]例如周朝时期,周王将土地分给王族的亲戚、子弟并封其为诸侯,各诸侯在封地内建立武装,并拥有世袭的统治权,同时作为“小宗”向周朝定期朝贡、提供兵役、服从命令,分封制由此确立。

由此可见,“封”实则意味着“分”。我国自传统媒体时代建立起来的“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双重领导、分级管理”的媒体管理体制,正好呈现出分散且封闭的状态。按照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级别、行政区划进行纵向的“条状”分级管理,同时各媒体还受到所属地方党政机关的横向“块”状管理。在这一管理体制下,形成了中央、省、市、县“四级办台”(包括广播、电视台)和中央、省、市“三级办报”的媒介市场格局。此外,我国媒介体制还实行分业务管理,即不同媒体形态由不同管理机构进行监管。过去,平面媒体由新闻出版总署及地方各级新闻出版局管理,而电子媒介由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及地方各级广播电影电视局管理;2013年,国务院将新闻出版总署、广电总局的职责整合,组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但是,实际上仍然是名合实分,而且,新媒体监管仍未完全纳入同一体系。

整个媒介市场被人为地按照行政区划、媒体业务类型切分为无数个小市场,市场的运行和管理都很分散。在分散管理体制下,也形成了高度封闭性。对内,基于分业种、分地区、分层级的管理制度,跨业态、跨地域、跨层级、跨所有制之间有着明确的壁垒。即使一些媒体借助政策或技术手段(如卫星传播)具备了跨地域经营的能力,但是,纵向上不同媒体间缺乏领属关系与自然的资本联系,仍然难以实现资源和市场的全面优化配置和管理。

对外,严格的市场准入机制、资质审批机制以及“形同虚设”的退出机制壁垒高耸,形成产业和市场的高度垄断性特征。我国的媒介市场中,有一部分传统媒体“只生不死”,浪费了大量资源。在市场化媒体遭遇经济发展之困与技术革新压力的大背景下,这类媒体躲进“体制”成一统,背靠体制获得了大量财政补贴,管它市场春夏与秋冬。横向割据、纵向封闭的媒体管理体制,束缚了媒介市场的发展,特别是在面对新媒体冲击时,难以做出快捷、有效的市场反应。

(二)特征二:红头文件为主的管理手段

“封建主义”的特征之一就是人治严重。一剧两星、一晚两集、限娱令、限真令、限外令、限童令……有好事者做过统计,2000年至2004年,国家广电总局出台禁令3条,2007年猛增到11条,2014年达到13条。(3)平心而论,上述各种限令有不少是必要的,对规范和促进电视节目的规范化、健康化制作和播出是有益的。但是,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红头文件仍然是我国媒体管理最常用、惯用和善用的手段。从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要求来看,这种依靠行政手段为主的管理方式正是我国媒介产业和市场发展不成熟、法制化程度低的显著标志。

不可否认,一些被视为党政“喉舌”的媒体存在高度的行政依附性,尽管有时被行政管理束住手脚,但仍能从中受益或受到行政保护。比如,限外令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一些以引进海外剧集为优势的网络视频媒体,可以说,是通过行政手段减少了广电行业的竞争压力。再如,广电总局于2014年7月加强对互联网电视的监管,停止发放互联网电视集成服务牌照,内容服务牌照鼓励省级以上广电机构进行申请。牌照是互联网电视发展的一个重要门槛,而拥有互联网电视集成业务牌照的7家机构分别是央视国际、百视通、杭州华数、南方传媒、湖南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它们均是广电总局可管可控的机构。

在传统媒体时代,这种行政命令无疑是有效的甚至是高效的,但是,在以高新技术为依托的新媒体、融媒体和自媒体时代,这种行政命令的人治化管理方式无疑是落后和低效甚至是无效的。行政命令或许管得了全国的1000多家报纸、9000多家杂志、2000多个广播电视台,但是,别忘了,还有3.3亿个网站、2.2亿博客和6亿多可以自制、自编、自播、自传、自用的社交媒体视频用户呢。人治化特征浓厚的行政命令只能对体制内媒体起作用,对以新技术武装起来的新媒体,基本上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三)特征三:缺乏开放思维的管理理念

“封建主义”的又一显著特征是保守和缺乏进取精神。广电行业乃至整个媒体行业自恃有行政保护、行业保护和地域保护三道大堤的保护,再加上各级党政管理部门不断强调“守土有责”,于是,条块分割体制下媒体产业各级管理者普遍养成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消极管理观念。这种“封而不建”的理念,一方面削弱了各级媒体的活力,另一方面严重阻碍了整个行业的创新进程。即便是看上去热热闹闹、貌似繁荣的电视娱乐节目领域,那些不断翻新求异的节目花样也基本上都是舶来之物,充其量只是节目引进的成功,而非节目创新的成功。与其说这是电视媒体的节目争霸赛,毋宁说是鼠目寸光的电视诸侯的一场“封建”争霸赛。在媒体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试点单位曾一度被允许尝试跨地域、跨行业的创新经营管理模式,但是一旦出现问题立即退回原处。对待传统媒体所开拓的新媒体业务,管理者同样强调所谓可管可控,而这又明显与互联网等新媒体开放、自由的属性相违背。这也是很多传统媒体对新媒体欲迎还拒、欲拒还迎的矛盾态度之所在。

与此同时,“以块为主,双重领导,分级管理”的体制内,管理者又会不自觉地产生和不断强化等级观念、特权观念。这是“封建主义”的又一重要特征。思想和行为保守,再加上等级和特权观念的盛行,使得中国的官办媒体或者自封的主流媒体彻底丧失了竞争和创新的内外动力。这种不作为在某种程度上更突出了新媒体的进取和创新精神。

更加致命的是,家长式的“封建主义”管理方式使得官方媒体与社会现实日益脱节。最明显的例证是对魏泽西事件和雷洋事件的反应迟钝和谨慎。事实上,官方媒体的鸵鸟心态已经使自己沦为这两起轰动全国的热门新闻的旁观者。笔者做过十几年记者,深知官方媒体的这种态度和表现不是媒体及其从业人员的本意,而是行政干预和被管被控的结果,但是,长此以往,必然为渊驱鱼,会把更多的观众推向新媒体和自媒体。截至2015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88亿,全年共计新增网民3951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50.3%,较2014年底提升了2.4个百分点。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人群的占比由2014年的85.8%提升至90.1%。[6]《90后媒介使用习惯研究报告》显示,手机是90后最常使用的媒介,其次是笔记本电脑。(4)这就意味着,封建主义的管理方式只能管理技术落后、观众老化、逐渐被市场边缘化的传统媒体,对新媒体和社交性的自媒体基本无效。

三、媒体管理创新的四个方向

媒体管理的“封建主义”沉疴并非朝夕生成,在媒介市场和产业发生上述四大变化的当下,虽然不合时宜,但亦非朝夕可改。然而,目前的媒体管理方式不改必衰,不改必死。但是,怎么改呢?笔者这里不妨“为肉食者谋之”,为媒介管理的改革提出几个参考的方向。

(一)管理范围拓展:从单一媒体管理到融合媒体管理

媒介融合的进程伴随着主体的变更,谁来管理?怎么管理?一直是难以解决的问题。因为具备多种媒介功能的融媒体和集多种媒体业务于一身的融合型媒体集团,主体变了,业务变了,经营模式也必将随之改变,原来那套针对单一媒体、单一业务的管理制度和规章已经基本不能适应。其实,媒体管理部门也已经意识到了这种变化。2015年6月10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了《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管理办法》(修订稿),明确了“网络广播电视服务”的监管主体:全国网络广播电视服务监管工作,由国务院新闻出版广电行政部门负责,各行政区域内的网络广播电视服务的监督管理工作,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新闻出版广电行政部门负责。这个《办法》的发布主体和授权主体都是同一个机构,从法理上说,自我赋权是不合适的,应该有更高一级的行政管理机构(如国务院)或权力机构(如全国人大)赋权更合适、更权威。管理权力来源的合法性与否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笔者关心的是上述这个《办法》是否灵便?因为新媒体不只网络广播电视,智能手机等新媒体的监管主体仍然存在语焉不详、权责不明、重叠交叉等问题。此外,如果对融合媒体的现状和规律以及发展趋势了解不深不透,能否制定出一套合适的法规也是个问题。

(二)管理方式革新:从行业性管理到社会化管理

跨界、融合是信息产业常见的发展业态。融合的历程,就是打破界限或界限被打破的过程。正如上文提到的,当前媒介管理体制中仍保留了分行业的管理体系,行业性的管理模式已经落后于市场发展的速度与现状。

随着不同媒介业态间的融合、媒介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以及越来越多社会化的自媒体参与到产业链条中,媒体的管理方式需要更加开放、兼容。专业的、行业的管理模式在星罗棋布、数以亿计的社会化自媒体和集群化的多媒体、融媒体面前,就像要把一条毛巾当成一条被子,无论怎么努力,也无法覆盖和温暖全身。因此,把受众、用户参与管理甚至变成管理的社会主体,实现媒介产业管理从专业化、行业化到社会化、自律化的管理,将是管理机构和管理模式变革的主要方向之一。毕竟,管理的价值不在“管”,而在于推动整个产业的进步。

(三)管理重心转移:从行政管理到技术管理演进

媒介产业的发展越来越有赖于技术,且技术进步的时间不断缩短、成本逐渐降低,传统的主观管理模式自然也应当向客观管理和技术管理模式演进。

以内容管理为例,无论是传统的报刊,还是广播电视媒体,都一直采用“先审后传、先审后播”的方式,管理机构通过行政手段几乎可以“万无一失”地管控播出的内容。而如今,智能终端与移动互联网的普及,让每一个信息和内容的使用者,都可以成为信息和内容的制作者、传播者。如果先审后播,不但费时费力,而且了无效果,甚至根本不可能。因此,加大管理的技术赋权,配合社会化管理和事后追惩制度,才有可能实现对新媒体和融媒体的有效管理。这就需要部分管理人员具备专业的技术能力和素养。当然,技术管理手段固然不能完全取代行政管理和法律管理手段,但没有一定的技术手段,行政管理和法律管理可能会失去方向和降低效力。

(四)管理理念提升:从中国特色管理到国际化管理

中国的媒体管理体系,是在中国特殊的政体制度框架下长期形成的,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暂且不论中国特色的媒体管理体制的优劣得失,如果要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与影响力的优质主流媒体,就不能局限于国内的视野和部分集团的利益。存在固然影响意识,但意识也可以影响存在。不同的理念、不同的制度、不同的管理方式,必然会产生不同的社会存在和产业现实。因此,中国要建设具有国际水准的、有国际竞争能力和影响力的媒体集团,首先必须要建设一套具有国际视野、遵循国际惯例和媒体产业发展规律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模式。而封闭的、落后的、缺乏活力的管理理念、管理制度和管理模式是能够产生先进的、强大的、开放的、不断创新的媒体的。

自由、开放和创新是媒体生命力和竞争力的源头活水。未来全球的媒体格局中,传播主体将更加多元、产权结构将更加丰富、市场将更加开放。除非不想走向世界、走向成熟、走向繁荣、走向未来,否则,中国特色的媒体管理理念、制度和模式就应该更多地与国际接轨,与世界同步,与人类同行。

参考文献

[1]Andrew Schotter.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 Institution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12-13.

[2]陆地,吕佳宁.媒介制度变迁的基础和方向[J].南方电视论坛,2015(6).

[3][EB/OL].]http://www.lizhi.fm/about/about Us.html.

[4]CNNIC:2015年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网民规模与结构(七)[EB/OL].http://www.199it.com/archives/432626.html.

[5]侯建新.“封建主义”概念辨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5(6).

[6]CNNIC:2015年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网民规模与结构(七)[EB/OL].http://www.199it.com/archives/432626.html.

“封建”原本不封建 篇2

其实，这恰恰是让“封建”背了一个大黑锅。成书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左传》是我国古代比较早见到“封建”这个词的著作，其中说“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意思就是说，给亲戚分封土地建立诸侯国，成为护卫周天子的藩篱屏障。所以，历史学家顾颉刚曾给“封建”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国王把自己的土地和人民分给他的子弟和姻戚叫做‘封建’，封是分划土地，建是建立国家。”

这种“封建”的做法，到了秦朝建立后，基本上被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所取代。此后，权力向中央集中成为了历朝历代的惯例，皇室子弟即使被分封为诸侯王，通常也只是标示“食几万户”等的采邑，简单说来就是享有这么多地方的收入而不真正占有土地。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专制”和“封建”根本就是一对冤家。而惯常称开创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秦始皇为我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皇帝，還不如称他为反“封建”的“斗士”更合乎实际。

那么，原本不封建的“封建”，怎么莫名其妙就背上了封建的“黑锅”呢？

近现代中国开始使用“封建”这个词，和不少词汇一样，很大程度上都来自于日本的转译。近代日本学者以“封建”翻译英文词汇feudalism，意指西欧中世纪的城堡领主制。清末民初，国人通过日本间接接触部分西方文化，由于日本的文字许多是照抄自汉字，学者黄遵宪、梁启超等人即开始在兼容古义和西义的意义上使用“封建”一词。

但随后，新文化的主将陈独秀开始在文章中将“封建时代”和“君主专制时代”看作同义短语，并在这个意义上陆续出现“封建制度”“封建时代”等表述。

而对“封建”的这种“误用”影响最大最广泛的，当来自于毛泽东写于1940年的重要文章《新民主主义论》：“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经济之反映的，则是封建的文化。”此后，各种表述开始向这种用法集中。“封建主义”也和“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一起，成了“三座大山”之一。“封建”，成为我们的历史知识中不言自明的一部分。

封建时代 篇3

很明显,欧洲中心论是阻碍世界史学科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也许是最难克服的因素。但在困难重重的局面下,全世界的历史学者并未放弃努力,也已经取得了很多可喜的成果。其中马克垚先生对封建社会历史的研究,就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因篇幅所限,本文将集中讨论《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以下简称“《形态研究》”)在世界封建社会历史研究中的意义。首先说明几个问题:第一,《形态研究》出版于1985年,我们必须将其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讨论;第二,承接第一个原则,马先生所处的时代决定了他治学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因此本文将主要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分析作品的开创性意义。

上文已经提及欧洲中心论对世界史发展的危害,具体言之,目前历史研究的话语体系充斥着以欧洲(主要是西欧)为模板总结出的概念、规律、分期体系等,如果直接用来研究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就有可能造成概念与史料不符的混乱局面,“封建”概念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何为“封建”?以中国和西欧为例,中文的“封建”一词最早出现在《诗·商颂·殷武》中:“命于下国,封建阙福”;随后出现于《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2]简而言之,就是指中国发源于商周时期的一种政治制度。而英文的封建制度(feudal system)、封建主义(feudalism)等术语最早出自18、19世纪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等人的著作和其他历史文献,是启蒙思想家对西欧中世纪社会的研究结晶。两者原本没有任何联系,只是在近代才通过翻译这一途径彼此对应了起来。1903年严复用“封建”对译“feudalism”,并将之与周代的封建制度进行比较,[3]从而将中国周代的政治制度与西欧中世纪的政治制度联系起来,造成了长期的混乱。

封建概念的不统一造成很多问题。例如,20世纪50—60年代,出于关注亚、非、拉历史的实际需要,中国史学界又兴起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大讨论,再次引发讨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问题。笔者窃以为,“中国的封建社会为什么这么长”这一问题的提出需要一个理论前提,即史学界需要对世界史意义上的封建基本概念达成共识。如果双方的封建概念所指不同,何以比较?简单地将苏联根据欧洲历史总结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套用到中国历史上,很容易看到,大体从公元前475年到1840年的中国社会(此处采用郭沫若的观点[4]),奴隶基本不存在了,资本主义显然尚未发展,那就只能是封建社会了,从而得出中国的封建社会很长的结论。这实际是尝试用西欧的封建概念来衡量中国历史,这恐怕是不妥的,也不一定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意———马克思曾明确表示,“自己有关生产方式依次更替的论断乃是从西欧历史发展道路归纳出的结论,只适用于西欧”。[5]

正是面对上述问题,马克垚先生用他的《形态研究》迈出了整合中西封建研究,从而寻找共识的开创性一步。他在《形态研究》的序言部分明确指出:20世纪60年代重又兴起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大讨论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规律做再认识,根据世界主要国家、民族的历史,综合比较出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共同特征,真正体现世界历史发展的统一性”。[6]

《形态研究》的视角在当时可以说是崭新的:中国人用唯物史观考察西欧封建经济形态,自然不同于西方学者(无论其是否持唯物史观),也不同于苏联学者———他们或者难免受欧洲中心论的影响,有意无意地忽视欧洲以外地区,或者因为语言限制等原因,缺乏对中国古代社会状况的深入了解,都无法像马先生一样,能够得心应手地运用中西两方的资源,建立更加普适性的理论体系。

笔者以为,马先生最具开创性、最有意义的贡献就是他正确运用唯物史观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对西欧的封建化进程做了重新推演。

正如《形态研究》中指出并整理澄清的,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家长期以来从法律规定、政治制度方面研究封建主义,忽视经济内容,因此他们将西欧的封建化过程大体等同于封臣制、封土制的形成和结合过程,即从西罗马帝国灭亡至查理曼帝国瓦解这400年。苏联史学家根据唯物史观,正确地解决了封建主义的定义问题,但在探讨封建化问题时,也没能以经济基础为主要判断标准,与西方学者的结论相同。[7]

马先生克服了上述两者的不足之处,牢牢把握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开创性地从经济基础出发,首先将西欧封建化的开端定为二世纪末或三世纪,因为“封建经济因素在罗马帝国内部已有长足的发展,三世纪的罗马社会其主导的生产关系已可说是封建性的”。[8]第二步,马先生认为日耳曼国家的建立标志着西欧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结束,西欧从此进入封建社会,因为根据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的转变包含着经济革命与政治革命两部分,虽然三世纪时西欧的经济革命(即经济基础的转变)已经大部分完成,但政治革命(即上层建筑的变革)却等到日耳曼人到来后才完成。此处马先生成功地摆脱了盛行已久的西方标准,真正运用唯物史观对西欧封建制度的建立时间做出了重新界定。第三步,马先生指出,日耳曼帝国建立之后,西欧的封建化进程还在继续,因为封建经济成分需要消除前一阶段的残余成分,巩固、发展自己,使自己在社会经济中占据统治地位。针对这部分内容,马先生进行了多方面的梳理和分析。例如,本书第一章指出,日耳曼新兴封建国家建立后,日耳曼贵族在罗马封建经济的基础上转化为封建贵族,采取了一些客观上有助于封建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的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两项分别涉及“罗马人与日耳曼人间的土地分割”和“奴隶和隶农的地位”。[9]第二章则吸取前人研究成果,总结了前封建社会的残余成分在西欧消失的时期,大致肯定“奴隶制在西欧于10—11世纪时彻底消失了。不仅从经济地位上看已不复存在奴隶,而且法律概念上也起了变化”。[10]总之,马先生对西欧封建化进程的重新推演是别开生面、有坚固的理论支撑和丰富的史料支持的。这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今天都具有巨大的创新意义。

马先生注重历史实际,结合农奴的经济地位和法律身份得出中古西欧农奴的概念:农奴是西欧封建社会的独立小生产者,从经济地位的角度说,与其他农民并无原则不同;从法律上说,却是一个不自由人,但这种不自由已经不同于罗马法规定之奴隶的不自由,因为受经济地位变化的影响,中世纪的农奴“已不是主人之物,而是主人之人。”“所以我们可以把农奴制看成是一种减轻了的奴隶制。”[11]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发展,因此张云鹤先生说:“作者给西欧农奴下的十分完整而全面的定义就是前所未有的”[12]马先生对中世纪西欧城市的定性也是富于新意的。之前有不少中西学者将西方城市看作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认为城市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13]马先生则明确指出:“西欧中世纪的城市,称为自由城市,这是就它的法律地位而言的。”城市的确享有一些自由权利,“这确实是西欧城市的一种特殊性。但是这种特殊性是由西欧封建社会的特性决定的,是完全符合西欧社会当时的情况的。”“这种城市的独立性完全是封建性的。”马先生进而给出了几条论据:在法国,一度把得到公社权的城市也当作负有军役义务的封臣;一些城市还需向封建主纳协助金,而且其条件和封臣向封君纳协助金的条件一样;还有一些城市公社向封建主宣誓效忠。[14]马先生在这里仍然注意了实际的经济、政治情况和法律形式的结合与区分。

管窥中国封建政治中的“孝治” 篇4

古代很多朝代都曾经提倡过所谓的“以孝治天下”, 简称“孝治”。“孝治”的政治实质是什么呢?费孝通在他的《礼治秩序》中说过, 中国古代的政治主要是一种“礼治”。那么, 所谓的“孝治”, 其实就是“礼治”的一个组成部分。“礼治”具有一种总的指导性, 而“孝治”更具有实践意义。孝治依据的是儒家经典《孝经》。《孝经》其实是“忠经”, 教被统治者如何忠于封建礼教;或说更是“政经”, 教统治者如何利用封建礼教使社会稳定。因为“孝”就是维护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礼教纽带。

儒家经典《孝经》“孝治章”讲道:“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 不敢遗小国之臣, 而况于公、侯、伯、子、男乎?故得万国之欢心, 以事其先王。治国者, 不敢侮于鳏寡, 而况于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欢心, 以事其先君。治家者, 不敢失于臣妾, 而况于妻子乎?故得人之欢心, 以事其亲。夫然, 故生则亲安之, 祭则鬼享之, 是以天下和平, 灾害不生, 祸乱不作。故明王之于孝治天下也如此。《诗》云:有觉德行, 四国顺之。”

这一章的大致意思是:天子、诸侯、大夫, 要用孝道治理天下, 那才能得到人民的欢心;能得到人民的欢心, 天下才会安定。从更深一层可以看出, “孝治”其实是笼络人心的一种政治权术, 这和常人所理解的“孝道”是不一样的。

儒学思想首先是政治思想, 其次才是伦理思想——其实伦理也是为政治服务的。《孝经》全书共18章, 绝大部分都是紧扣政治进行阐述。第一章以孝为先王治理国家的至德要道;第二章至第五章, 讲天子行孝就可以“刑于四海”, 以及诸侯、大夫、士行孝, “以孝事君”就可以“保其社稷”、“守其宗庙”、“保其禄位”;第七章说, 先王以孝治民, 而使民和睦, 知所禁止;第八章说, 明王是以孝治天下而取得成功的;第九章讲, 圣人以孝治天下, 故“四海之内, 各以其职来祭”;第11章以为, 五刑之罪莫大于不孝, 以不孝为政治打击的重点对象;第12章说, 孝为人君教人亲爱之要;第13章说, 若非人君以孝教, “孰能顺民如此其大者乎”;第14章讲移孝于忠, 就可以“名立于后世”;第15章说, 君有诤臣, 父有诤子, 才可以保有国家;第16章说, 人君以孝治理国家, 就可以感通神明, 四海俱服;第17章讲, 人臣应事君以忠。以孝言治有15章之多。相反, 言子女孝敬父母的专章仅有第6章的《庶人章》 (而庶人本身是无权言治的) , 第10章的《纪孝行》与第18章的《丧祭章》, 共3章。因此, 《孝经》之“孝”绝不是伦理学之孝, 而是政治学之孝。五四时期, 中国的思想家都说“孝”是一种吃人的礼教, 其实就是认识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完全把“孝”当成是一种政治统治的工具。

封建时代, 统治者主要是利用儒家“教化”的办法使礼教深入人心, 成为束缚被统治者的一种无形绳索。在以小农经济为重要经济方式, 极其注重血缘关系的中国古代农业社会里, “孝”是最容易加在人身上的一条绳索。下面以汉代为例, 来管窥中国古代孝治的一些特点。

我们可以把汉代当成我国“孝治”的一个主要代表。汉代皇帝的谥号里都有一个“孝”字, 如孝惠、孝文、孝景、孝武等。汉代初期思想上主要以“黄老”治国, 这种松懈的统治方式带来了种种弊端。武帝采用了董仲舒的意见, “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我国开始以儒家思想治国。武帝朝开始, 汉代统治者表现了一种对儒家礼治的尊崇。礼治的最主要实践就是“以孝治天下”。从武帝尊儒后, “孝治”开始在汉代治国的主导思想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武帝在“以孝治天下”上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将“孝治”具体化为用人制度上的“举孝廉”, 二是用“孝治”解决了自刘邦以来一直困扰汉朝统治者的政体问题。

武帝真正“举孝廉”, 据《汉书·武帝纪》载, 是元朔六年。“举孝廉”在选举时, 主要考察的是“孝”, 而不是“廉”, 即一个人只要“孝”, 就可被举为“孝廉”。“孝廉”在被选举前不是官, 只有被举为“孝廉”, 才能当官。“举孝廉”此时被正式确定为用人制度。

从汉代政体上看, 刘邦在建汉之初, 大封同姓王, 建立了一个同姓王分封制的政治体制。这使汉政权暂时得到了巩固, 国家也出现了繁荣的景象。但同姓王分封制仍有个弊端, 就是封国过大的问题, 各封国几乎都有能力与中央朝廷对抗。

武帝时, 主父偃上书建议:“今诸侯子弟或十数, 而适嗣代立, 余虽骨肉, 无尺寸地封, 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推恩分子弟, 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 上以德施, 实分其国, 不削而稍弱矣。”主父偃的这一上书, 又叫“推恩议奏”。武帝一看, 既符合“孝治”的原则, 又对各封国有实质性的削弱, 于是“从其计”,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推恩令”。“推恩令”的意义, 不仅在于解决了汉初分封制向郡县制的平稳过渡, 也解决了中国古代自先秦以来分封制与郡县制的矛盾。

自武帝以后, 汉统治者基本上承袭了武帝“以孝治天下”的国策。第一, 在用人制度上坚持“举孝廉”。“举孝廉”是两汉士子进身的第一个台阶, 而且是岁举, 所以从这里出来的人才最多。只要翻翻“两汉书”, “孝廉”随处可见, 直到汉代末期, 曹操、李密等还都是“孝廉”出身。第二, 坚持同姓王分封制。这里的分封制, 主要是分封同姓王, 异姓功臣一般只能封侯, 而且后来封地都不大, 不能形成国中之国。这是因袭武帝“推恩令”的结果, 即一直以郡县制为主, 分封制为辅, 坚持“以孝治天下”不动摇。第三, 不断完善有关“孝亲”问题的立法。第四, 由“孝亲”推及“敬老”, 并将“敬老”也法制化。如汉代曾规定年高者可以授给“王杖”, 拥有与年轻人不一样的特权。从这些可见汉代“以孝治天下”之一斑。

综上可见, 汉代崇尚儒学, 从根本上说是崇尚“以孝治天下”。但需要说明的是, 汉代的“重孝”与人们一般认为的“孝道”有着根本区别, 即汉代的“重孝”不是侧重于信仰和伦理道德, 而是侧重于政治指导思想。汉后的魏晋提也提倡以孝治天下, 其实质都一样, 即统治者只是把“孝”当成一种政治统治的工具。还是从“两汉书”看看, 提倡“孝”的统治者本身都做到了“孝”吗?如果说汉初的“孝治”还有一种温情的面纱, 那么到了后来的历史中, 人们逐渐从那些提倡“孝治”的统治者身上看到了“孝治”的真实意义。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 可以说道出了“孝治”的本质:曹操征求人才时说, 不忠不孝不要紧, 只要有才便可以……曹操杀孔融的罪状大概是不孝……倘若曹操在世, 我们可以问他, 当初求才时就说不忠不孝也不要紧, 为何又以不孝之名杀人呢?然而事实上纵使曹操再生, 也没人敢问他, 我们倘若去问他, 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嵇康的见杀, 是因为他的朋友吕安不孝, 连及嵇康, 罪案和曹操的杀孔融差不多。魏晋, 是以孝治天下的, 不孝, 故不能不杀。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让, 即巧取豪夺而来, 若主张以忠治天下, 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 办事便棘手, 立论也难了, 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如曹操杀孔融, 司马昭杀嵇康, 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 但实在曹操司马昭何尝是著名的孝子, 不过将这个名义, 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

参考文献

[1]胡平生.孝经译注[M].中华书局, 1996.

[2]司马迁.史记.第四卷[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2.

[3]班固.汉书[M].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4]范晔.后汉书[M].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5]阮元.十三经注疏[M].中华书局, 1980.

[6]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浅析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 篇5

(一) 在秦汉时期的发展

秦汉为君主集权制统一国家形成之时, 法律制度也在草创、巩固时期。古代正统法律思想亦处于探索、形成阶段。秦王朝依法治国, 诸事“皆有法式”。但秦朝仅存在了16年便夭折了。秦王朝的灭亡, 给步其后而建的汉朝统治者以深刻的印象。汉初, 统治者采用了杂糅以儒家为本, 兼采众家之长的古代正统法律思想。

(二)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

中国古代的律学, 是指出于王权政治的需要, 在统治者以自己的意志而设定的法律框架内, 用儒家经文注释国家制定的法律条文, 阐明法典的精神实质与立法原意, 维护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统一适用的法律注释学。律学是汉代经学的一个分支, 形成于汉代, 在晋代得到发展, 《唐律疏议》是其代表性法律成果。晋代的杜预、张斐、刘颂是魏晋律学乃至我国古代律学的代表。在法律思想方面、立法、执法、司法审判等法律实践方面与对法律的研究方面, 提出了系统的主张, 也取得了重要成就, 推进了法律的科学化。律学的形成和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注释学, 它继承并丰富了封建正统法律思想。

(三) 在隋唐时期的发展

唐初以隋为鉴, 统治者确立了“安人宁国”的总方针, 随着政治制度的完备、经济的高度发展, 形成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重视立法, 并在立法上采取礼刑结合, 相互为用, 德礼为本, 刑法为用, 慎刑恤狱, 务求其实等为立法原则, 并且在立法上注重维护等级特权, 用法律的强制力来保障这种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在审判方面明正赏罚, 一断以律, 执法不避权贵, 统治者以身垂范, 重惩贪官污吏, 做到执法必严, 反对刑讯逼供, 注重犯罪事实, 做到刑无大小, 力求公正。并完善了死刑复核程序。

2 基本内容和主要特点

(1) 则天顺时, 法自君出

夏商时期无疑是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产生的一个重要起源, 人们普遍信自然中的神, 它强调天道“任德而不任刑”的理论成为统治的主流思想。这种“则天顺时”的思想还被用来解释天时与刑德之间的关系, 根据具体的时令来规定刑罚在不同季节的主要思想。如董仲舒所说的:“阴阳, 理人之法也:阴, 刑气也;阳, 德气也。阴始于秋, 阳始于春。”《礼记·月令》篇则更具体的阐述了则天顺时的思想。律令要像上天对于万物安养一样, 命令司法部门松狱判而解刑罚;夏天气候开始炎热时, 避免发生疫祸, 对轻重罪犯实行抓经流放和停刑减发的规定;等到秋天和冬天, 开始正式的进行审判和处罚。自汉以后, 这些作法大都成为定制。

(2) 德主刑辅, 先教后刑

先秦儒家在强调“礼治”的同时, 还强调和“礼治”密切联系着的“德政”。它强调在治理国家的德、礼、刑、政四种手段中, 以德、礼作为主要方式, 讲究“以德行仁者王”。并且在刑罚的运用上强调“明德慎罚”, “明刑弼教”;“勿庸杀之, 姑惟教之”。德与刑的关系在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中同样有着鲜明的体现。

3 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影响

(一) 消极意义

中国封建正统思想不断地将皇权神话, 将统治阶级的意志奉为国家的意志和追求, 过分强调统治阶级的利益和目的, 老百姓无法有效地行使自己的权利, 从而削弱了老百姓的人身权利, 使老百姓不能当家作主。封建统治者提倡的儒家思想强调法自君出、皇权至上和宗法为纲的思想, 将人们分为“三六九等”, 这使得人们的法律地位极不相同, 不能体现我们现在法律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平等价值观。

(二) 积极意义

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形成维护了当时封建社会的稳定, 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中央集权的加强, 而且纠正了秦王朝法治的偏差, 使法律体系日趋完善。“德主刑辅”的思想强调了统治者的道德感化, 以“德主刑辅、礼法并用、原心定罪”的主体的封建社会正统法律思想是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内容也得到了大大的丰富, 形成了综合治理国家的法律体系。

封建社会的这一正统法律思想虽然经历了各种非正统和反正统法律思想的冲击并最终消灭, 但是它影响了汉朝以后的整个封建时代的法律实践, 对我国封建社会的立法和司法活动有重大的影响。而且对当今的法制建设仍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摘要：封建社会的正统法律思想的出现, 除了有它特定的时代背景, 即为了适应巩固和发展封建大一统的需要之外, 还有广泛的历史渊源。从理论方面来说, 这种渊源, 可以上溯到商、周以至更早的年代。到西汉以后以新儒学为指导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开始发展。而后, 两晋的《泰始律》促进封建法律思想进一步成熟, 隋朝的《开皇律》、唐朝的《唐律疏议》《六唐典》实现了对社会的全面调整, 实现了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完全成熟。但是在此之后, 宋元明清各朝的法律与对于正统法律思想的继承与发展逐步陷入僵化。至此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也走向衰亡。

关键词：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发展,影响

参考文献

[1]余经林.论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及其法律化[J].政法论坛.1996 (01) :71-74.

浅析封建税制下的农民负担 篇6

早在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 由于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逐步推广, 使得我国有大量的荒地被开垦了出来, 因此出现了许多公田以外的私田。这些私田的主人控制了私田产品, 他们非但没有向国君交纳, 还改变了以前的对耕田者的剥削方式。私田主人成为地主, 耕田者变成了农民。针对这些变化, 有些诸侯国为了增加收入, 便尝试着实行了最初的税制, 例如齐国的管仲他实行的“相地而衰征”就是指根据土地的好坏来征收赋税。在公元前6世纪初的鲁国实行的“初税亩”, 实际上就是开始按照土地的数目来征收税了。这些税制表面上是派给地主, 但地主会千方百计地转嫁到农民头上。这实际上就成为了农民的沉重负担。秦朝, 中国进入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时代。秦始皇时, 让百姓自己申报土地, 记录在户籍上, 户籍上有了土地、年龄、性别等内容, 国家就可以依据这些向农民征发赋税与徭役。这就是编户制度, 是封建国家统治人民的根本制度。在秦代, 赋税制度十分沉重, 有田租, 有按人口多少征收的户赋, 还有其他种种苛捐杂税, 全是依据编户制度进行派征的。这种制度在两汉时期更加盛行, 编户农民必须向封建国家承担田租、算赋和口赋、徭役、兵役四项负担。这标志着我国封建社会完善的赋税制度正式形成。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 主要实行租调制。北魏时期比较突出, 孝文帝改革颁布均田令, 把国家掌握的土地按人口分配, 接受了土地的人民, 每年必须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量的谷物, 即租;还要缴纳帛或布, 指户税, 即所说的调。隋朝沿用此制, 但租调数量有所减轻, 农民服役时间也短。后来又规定“百姓年满五十岁, 可以不去服役, 但要缴纳一定的绢代替服役 (即庸) ”。从此, 以庸代役的制度开始部分推行。隋唐在隋的基础上, 按照轻徭薄赋的原则来改革了赋役制度, 最终实行了租庸调制。规定:成年男子每年向官府缴纳一定量的谷物, 叫做“租”, 在服徭役的时期内, 不去服役的可以纳绢或布代役, 叫做“庸”。值得注意的是, 唐朝的庸已有了年龄限制“庸”的制定, 虽然放宽了对农民的服役控制, 但可以给农民进行农业生产提供相对多的时间, 时间的保证有利于农业发展。

755年, 唐玄宗统治后期出现“安史之乱”。叛军很快攻下洛阳、长安。他们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战场主要在北方, 使北方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 百姓流离失所, 商旅断绝, 人口锐减。洛阳周围几百里内, 许多州县都变成了废墟, 大量的田地荒芜。到了唐德宗时代, 国家更加残破衰败, 吏治腐败, 皇帝不能有效地加强中央集权, 使得边镇重将经常截留中央税收, 进行土地兼并, 使得农民的负担更加沉重。当时国家的财政开支主要靠江南, 而且还经常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唐朝的统治面临危机, 如何增加财源、稳定统治?这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在唐德宗即位之后就接受了杨炎的建议, 然后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两税法。每家都施行按资产的多少来交纳户税, 按土地多少交纳地税, 一年份夏季和秋季两次纳税。原先的租庸调和一切杂税、杂役全部取消。作为唐德宗时代的子民, 只要负担地税和户税就可以了。它使我国唐朝中期以来的混乱税制得到了统一, 在这个时期它确保了国家的财政税收, 也改变了自战国以来的人丁为主的赋役制度。原先的制度凭借户籍来摊派赋役, 主要以人口尤其是成年男丁为标准。两税法中明确规定以财富多少为标准纳税。这表明了此时的封建政府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已经有了放松。两税法还规定贵族、官僚、商人都要交税, 这一方面扩大了税源, 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 另一方面也使农民的负担相对减轻。但是好景不长, 土地兼并更加严重。大地主隐瞒财产, 把赋税转稼到农民身上, 政府又增加了新的苛捐杂税, 刚刚轻松的农民又背上了沉重的负担。明朝中后期, 在江南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商品经济更加发达。但当时的农民既要负担粮食税, 又要服徭役, 官府还不断地横征暴敛, 使得民不聊生, 农民暴动频频发生。为了缓和阶级矛盾, 1581年明朝内阁首辅张居正, 提出赋役制度的改革, 即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条鞭法。他将原来的田赋、徭役、杂税合并为一条, 折成银两, 把从前按户、丁征收的役银分摊在田亩上, 按人丁和田亩的多少来分担, 这在我国的赋役史上又是一次重大改革。纳银代役的规定, 使得农民的负担得到了减轻, 同时这也说明了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有了松弛。在交赋税免疫钱中一律使用银两的方法之所以称之为进步, 是因为它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 更有利于我国农产品的商品化, 也是我国早期资本主义萌芽的需要。但张居正死后, 此法因贯彻不力弊端百出。清代, 封建经济继续缓慢发展。由于清前期统治稳定, 政治较清明, 人口增长的较快, 又因明朝灭亡清朝建立, 经历这样大的政治变动, 许多土地成了无主地, 为了满足人民获得土地的愿望, 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就把一部分土地分给了人民。

浅析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 篇7

中学历史对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的表述通常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自然经济) 。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到底又是怎样的?对于这个问题的解释关键在于如何全面理解什么是自然经济。自然经济我们经常明确其特点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 是一种男耕女织的自给自足, 从字面含义来看是自己生产满足自己的需要。但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是不能简单的理解为生产者通过自己的生产满足了自己生活需要, 因为无论漫长的原始社会, 还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都不是 (或不能) 自给自足。在此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可以理解为生产的极端封闭性, 无论是产品的生产还是生产的分工几乎都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完成的, 这样的情况下, 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实体, 彼此孤立几乎不发生联系。如果说在家庭为单位的生产实体下的生产有极强的封闭性的话, 那么从生产的目的及产品的分配上来看, 自然经济亦体现为自给自足。因此在阶级社会, 自然经济作为一个社会经济范畴, 不能从单个家庭来解释, 必须包括剥削者和劳动者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自然经济的存在时间范围, 另一方面做为一种经济形态它是有阶级性的。从中可以看出自然经济的另外一个特点, 即劳动者为自己和剥削者直接消费而进行生产。在这种经济中, 劳动者是直接生产者, 他们的劳动也是直接的社会劳动, 或自然形式的社会劳动 (即不需通过交换即为社会所承认的劳动) 。

从生产的性质来看它不仅包括生活资料的生产还包括生产资料的生产, 在这里仅仅是生活资料的生产, 还不是全部的生产活动, 因而又得出自然经济的第三层含义。在原始社会, 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这几种社会形态中商品经济一直存在, 虽然它与通常所说的自然经济有区别, 但从根本上说它是自然经济的补充。可以说在这样的经济单位中它是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自给自足, 相对于其他的经济单位它是封闭。在我国的封建社会中, 这种“单一的经济单位”应当是大体相当于过去一个乡里或邑县, 包括这一地区的地主、农民、各种工匠、手艺人, 还有小商人。否则很难做到从生产资料到消费资料的基本自给。一家一户, 包括手艺人, 是一个生产单位, 但不是一个经济单位;他们联合起来, 才成为一个经济单位。每户生产的农产品不尽相同, 他们是靠在地方小市场上进行品种调剂、余缺调剂, 互相取得原料或成品完成再生产的。这种调剂往往也经过商人, 但它是使用价值的交换, 乃至劳动的直接交换, 应当属于自然经济的范畴。

这样, 我们可以把自然经济的概念再引申一层, 得出它的第四层含义, 或广义的含义即使用价值的生产和交换。自然经济, 本来是与商品经济相对立而言。因此, 广义地说, 凡是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 或者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目的的交换, 都属于自然经济的范畴。从这个含义说, 不仅包括农民家庭手工业, 还包括独立的工场手工业。从这一点上来看不仅是作为副业的工场手工业, 还可把某些城市手工业包括在内。

在我国的封建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发展的很完善, 有效的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建立大统一的国家, 商业一向比较发达, 但发展程度很低。资料表明鸦片战争前夕, 国内商品的流通额约为3.88亿两, 其中粮食占百分之四十二, 棉布占百分之二十四点四, 盐占百分之十五, 以下依次为茶、丝和丝织品、棉花等。以粮食为例, 粮食是最重要的商品, 差不多所有其他商品都是直接或间接的和粮食相交换。粮食商品化的情况是观察自然经济的重要标志。当时, 在城乡、地区间流通的粮食约有245亿斤, 占产量的百分之十点五, 商品率不过百分之九。粮食从来不是作为商品生产的, 无论农民或地主出卖余粮, 都是为买而卖。其他占重要地位的物品也是如此。商品经济是自然经济的对立物, 但是, 单纯使用价值的生产和交换——尽管也会造成市场繁荣——却又常成为自然经济的补充。而其结果是:地主制的封建经济利用它巩固了自己。这也是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自然经济的一家一户的生产只是自然经济的组织形式罢了, 因为从家庭为单位的生产实体、剥削者和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生产关系、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的提供和生产出来的物品的交换形式等来看都体现着自然经济的特点, 因此可以简单的说, 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呈现的特点是自给自足性, 而地主土地所有制又是封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制, 这可理解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地主土地所有制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说的, 而自给自足是这种生产关系的特点。

摘要：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本文试从四个方面分析自然经济的特点, 明确其与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关系。

封建时代 篇8

一对“忠孝合一, 移孝忠君”的批判

《二十四孝图》中“孝亲”是家庭中的重点内容, 在封建社会由于每个家庭都受到宗法制的影响, 统治阶级建立了以皇帝为中心的绝对权威的封建家天下的形式, 这种封建制度的等级要求父亲是一家之长, 皇帝是一国之尊, 封建家长要尽孝, 直接升华到要对君主绝对尽忠。《二十四孝图》是封建“孝道”的经典图画, 描述了“忠孝合一”的封建“孝道”观点, 要求只要做到孝亲和忠君就能光宗耀祖。统治阶级大量宣传关于忠孝的理论, 表示只有在家孝敬父母, 才能对君忠诚。封建统治阶级发现只有人人都尽孝, 封建统治阶级的地位才能稳定。儒学理论一语道破了统治阶级提倡“孝道”的根本目的是让人们养成服从的性格。

中国的历代统治者把“孝”提升到绝对高的地位, 认为“孝”是天经地义的事, 必须遵守“孝道”, “孝”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力量。其实这种想法是不对的, 对这种封建的“忠孝合一, 移孝忠君”理论要持有批判的态度, 这种方式是封建统治阶级蒙蔽人民的一种手段, 推行这种观点的目的是要求人们以孝尽忠, 心甘情愿地服从统治阶级, 是统治阶级思想集中的反应, 要持有批判和否定的态度。

二宣扬绝对服从父亲的奴隶主义剥夺了子女的独立人格

封建“孝道”是封建社会的产物, 导致了家长专制主义和子女的奴隶主义。《二十四孝图》要求子女要绝对服从家长, 没有独立思考的自由, 甚至父亲死后明知道观点是错误的还要执行。孔子的儒家学派理论中阐述了“事父母几谏, 见志不从, 又敬不违, 劳而无怨。”可见孔子是承认父母会有缺点和过失的, 儿子可以轻微婉转地劝止, 也可以为其隐瞒, 但无论父母态度如何, 仍必须恭敬顺从, 不悖其意, 这种封建“孝道”理论是不对的。另外, 在封建“孝道”理论中强调父亲对子女具有绝对的支配权, 甚至有生杀权利, 子女必须服从, 逆来顺受, 受父母的摆布, 这种形式的“孝道”是专制主义的体现, 子女变成父母的奴隶, 可见其中蕴含了荒谬、虚伪以及不平等等众多因素。

封建的“孝道”还要求子女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父母全而生之, 己当全而归之”这种思想蕴含了封建愚昧色彩, 与科学观点相反。道学中把解剖尸体作为封建道德的破坏, 造成古代医书上只有一些人体解剖位置的粗略描述。另外, 这种理论剥夺了后代的创新的意识, 对子女的价值进行否定, 对青年人的发展造成影响, 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鲁迅先生曾经批判这种“孝道”, 对青年人是一种摧残, 这种保守的观念致使封建腐朽的霉气更加破烂。

三宣扬婚姻不自主、男女不平等

封建理论的等级观念很强, 男女不平等, 父母包办婚姻, 封建社会认为子女自由恋爱是伤风败俗, 违抗家长的意见则为不孝。在这种道德的压榨下剥夺了子女追求婚姻的权利, 葬送了子女的幸福。封建“孝道”中娶妻生子、传宗接代的想法也是非常愚蠢的行为, 结婚以后必须生子是对家族的义务, 这种无后不孝的观念对妇女来说是灾难, 对于没有子嗣的妇女被看做是极大的罪过, 他们孤独终老, 没有幸福, 没有快乐。

这种观念同样需要批判, 对封建社会的影响非常大, 《二十四孝图》中正好反映出这一点, 需要对这种思想进行猛烈的抨击。封建社会的“孝道”思想对人们的影响很大, 出现了很多的不文明、不民主, 严重地禁锢了人们的思想。

四结束语

封建社会宣扬的“孝道”除了要批判糟粕的内容, 也要吸取其中的精华。《二十四孝图》中就蕴含了这样的道理, 如提倡善待父母、赡养双亲、敬爱长者等都是封建“孝道”中的精华部分,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是需要提倡的内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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