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主流（精选11篇）
时代主流 篇1
在以互联网技术、移动通信技术等为载体的自媒体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舆论表达方式,受众可以通过更多渠道获取信息,及时表达自己的观点,新媒体的信息传播使其成为社会舆论宣传的重要阵地。自媒体时代下,新媒体的出现给新闻传播带来了许多新的特点,主流媒体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当前,中国信息观点多元、网络表达活跃,在纷繁复杂的舆论场中,主流媒体作为舆论的引领者,应承担起引导凝聚社会共识等社会责任。
1 自媒体的传播优势
1.1 传播主体的主动性
对广播、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介的新闻运作过程来说,新闻运作模式需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去维系。在现实社会,能够接近媒介的是社会的精英阶层。随着社会的发展,自媒体的崛起,使草根媒体迅猛发展,其具有平民化、自主化、个性化的特征,秉承平等对话和信息共享的理念,每个人都可以依靠网络进行新闻信息的编辑和发布[1]。自媒体时代,人人都可以随时随地分享信息到网络上并传播出去,这样的模式使新闻制作从特殊走向大众,普通大众成为了新闻生产者。
1.2 传播路径的双向性
谁掌握信息源谁就决定信息传播的方式,自媒体的信息源与传统媒体垄断新闻信息源相比,是属于普通公众的。每一个公众,只要拥有手机或网络都可以将信息传播出去。自媒体的传播过程存在双向互动,“人人皆记者”,普通大众之间也存在有双向互动,自媒体新闻信息人人都可以进行评论、转发,不再受到角色的限制。
1.3 传播价值的同向性
在新闻生产和制作的过程中,传播主体和客体决定了传播的价值。传播主体会参照自身的价值对新闻信息做出取舍,经过选择和过滤后传递到受众的手中,传播客体又会依据自身的兴趣爱好对新闻信息做出筛选。在自媒体信息传播的过程中,传受合一变成了同一群体,新闻信息的传播价值具有了同向性。这种同向性更为符合目标受众的喜好,具有更强烈的亲民性[2]。专业的新闻媒介秉承传统的新闻价值生产制作的新闻,价值取向自然无法迎合普通受众,吸引力远远不及自媒体。
1.4 传播过程的高效性
自媒体由于互联网科技的发展,允许人们在任何时间、地点采集和发布信息,无需层层审批,新闻信息可以在第一时间被传送到网上,时效性大大增强。尤其是在出现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时,传统媒体新闻报道活动展开得较慢,进入自媒体时代后,自媒体有效的规避了这一不足。自媒体新闻报道的主体分布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他们身处现场,是事件的亲历者,更容易被受众接受和传播,也有利于事件被广泛关注。
2 自媒体时代主流媒体的发展机遇
2.1 传播事实真相
新媒体的平台没有对舆论进行有效把关,导致信息无序性和失真性,加上谣言与虚假信息,就会造成不必要的负面影响,使不明真相的民众受到蛊惑。主流媒体作为政府相关部门控制下的媒体,通过审查对相关信息进行筛选,抑制“网络暴民”现象的扩散,充分、全面的展现公众关注的信息,扩大网络舆论正向效能,尊重公众的知情权[3]。这就需要主流媒体传播事实真相,提高公众判断能力。
2.2 引导社会舆论
面对多元、多样、多变的舆论场,主流媒体要有着强大的社会责任感,面对突发事件,允许人们根据自己的倾向发表言论,但是需要传统主流媒体发挥舆论的引导功能。面对各类热点、争议性的话题,主流媒体应及时反应,引导舆论走向,维护社会稳定,使人们不再相信网上谣言,开始关注事件本身。
2.3 彰显主流价值观念
自媒体时代的主流媒体具有权威性、专业性、公信力,更为人们所接受,也更容易建立起大众与政府交流互动的平台。自媒体时代的主流媒体要抢占舆论的主动权,彰显主流价值观念,主流媒体必须起到表率的作用,以身作则,成为领域内的舆论领袖,成为社会的引领者。
3 自媒体时代主流媒体的社会责任
3.1 构建“公共话语空间”,实现多元化的社会舆论表达
由于自媒体出现蓬勃兴起之势,人们对公权监督、公民维权、法治公平等社会问题特别关注。主流媒体在此背景下,要帮助社会构建“公共话语空间”,保障公众说话的权力,客观公正[4]。以往我们过多削弱了公民正常表达的权力,在自媒体时代,主流媒体要更加尊重不同利益群体的表达权,进一步推动民主社会的发展。
3.2 在信息相对过剩时代,加强“信息培育者”的功能
信息传播技术飞速发展,信息越来越呈现出海量的特征。这就需要专业人士进行“信息过滤”,帮助人们获取有用的知识。在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时代,主流媒体应肩负起“信息培育者”的重任,对信息进行仔细地鉴别,必须承担起“教育公众”的责任。
3.3 加强主流媒体与自媒体之间的联动
随着媒介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主流媒体只有强化自身的职业意识和专业精神,才能维护权威性。为了让新闻引起公众的注意,主流媒体需要通过多媒体联合作战,形成强大的舆论氛围。
摘要：自媒体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舆论表达方式,受众可以通过更多渠道获取信息。自媒体具有传播主体的主动性,传播路径的双向性,传播价值的同向性,传播过程的高效性的四个特征。自媒体给当代的主流媒体带来了很好的发展机遇,这就要求主流媒体要把握机遇,在发展过程中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才能树立自己的权威性。
关键词：自媒体时代,主流媒体,机遇,责任担当
参考文献
[1]张永伟.自媒体时代主流媒体的社会担当[J].现代视听,2012(2).
[2]罗永强.自媒体时代地市党报的责任和提高舆论引导力的前瞻思维[J].中国报业,2013(2):40-43.
[3]吴志润.新媒体时代主流媒体的责任与担当[J].传媒,2014(4):19-20.
[4]彭化义.“自媒体”时代主流媒体面临的挑战与责任[J].军事记者,2012(10):15-16.
[5]王艳玲.网络时代传统主流媒体的挑战、机遇及其职能转变[J].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3.
[6]晏诗洁.自媒体与传统媒体新闻传播的互补性研究[D].湘潭大学,2014.
时代主流 篇2
摘 要：“后真相”时代的到来，使舆论传播呈现出新的特点，同时也给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带来了新的挑战。主流媒体在舆论引导过程中面临着多元化舆论格局、舆论流动性过剩、舆情应对滞后的问题，主流媒体要重构舆论话语、转移舆论焦点、完善舆情应对机制提升主流媒体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
关键词：“后真相”时代；主流媒体；舆论引导
后真相时代，受众更加注重情感的宣泄而不是事实的表达，新闻的真实性地位下降，假新闻、谣言以及反转新闻不断出现，舆论传播的环境在不断发生变化。主流媒体如何在后真相时代明确舆论引导角色，克服舆论引导面临的困境，采取积极措施加强自身舆论引导的作用成为需要研究的课题。
一、“后真相”时代舆论传播特点
（一）舆论主体大众化
传统媒体时代，舆论的传播权主要掌握在主流媒体和政府机构手中，一个话题的出现往往由主流媒体发声，然后受众对于这一话题进行讨论，形成一致的意见和态度。而Facebook、Twitter、微博、微信等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崛起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舆论传播格局，受众不仅是信息的接受者同时也是信息的传播者。他们不再盲从于主流媒体，而是可以随时随地关注事实的新动向，并且发出质疑参与讨论。
（二）舆论内容感性化
后真相时代，事实真相让位于情感诉求，为了迎合受众的趣味，舆论传播的内容偏向娱乐化、戏虐化，对于情感的渲染多于对事实的表达。
（三）传播渠道多样化
除了传统媒体外，受众可以利用博客、微博、微信等门户网站以及QQ、手机短信等即时通讯工具针对某一个热点事件、公共话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并且可以发出质疑。人人都可以成为事件信息的传播者和接受者，舆论的传播渠道迅速扩展，舆论阵地也随之不断扩大。舆论传播渠道的多样化为公众参与舆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同时也扩大了舆论的覆盖面。
（四）舆论生成随机化
由于舆论主体的大众化，信息的发布不再由传统媒体垄断，而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源，人人都可以参与到事件的传播过程中去，再加上多样化的传播渠道，受众发布消息变得更加方便快捷。受众利用移动终端发布消息，经过互联网的实时推送，信息在广大用户中间迅速传播开来，信息不断向外扩散，形成水波效应。以微博为例，每个微博账户发布什么样的信息由博主自身决定，相对独立，并且每个用户发布的信息数量较多，整个微博系统的信息更新率极高，一旦某个事件引起广泛关注，会迅速在庞大的微博用户群中扩散成为舆论热点，但是这些庞大的用户群体具有无组织性和不确定性，使得事件发生后形成舆论的几率具有不确定性。
二、主流媒体舆论引导面临的困境
（一）多元化舆论格局
自从互联网崛起之后，民间舆论场通过网络空间迅速浮出社会地表，形成触目惊心的舆论“悬河”。相比之下，官方舆论场处境艰难，面临沦为“舆论孤岛”的危险，其影响力也大面积萎缩，网络空间的“声音”大过官方舆论场的现象甚为突出。一元化舆论引导格局下的主流媒体舆论场受到多元化舆论引导格局的冲击，其拥有中心话语权的地位不断下降。民间舆论场的核心构成是社会化媒体，无论是“弱连带”关系下的微博还是“强关系”下微信都成为受众发表意见的首要渠道，受众更倾向于相信网络舆论领袖的意见。相比于专业性过强、缺少可读性的主流媒体，轻松自由的社会化媒体舆论环境更受受众青睐，尤其是处于后真相时代下以戏谑和狂欢为主的情绪化表达更容易被受众接受。
（二）舆论流动性过剩
当下中国，正面临着一个特殊的舆论生态环境。一方面，舆论表达的冲动在广度和强度上前所未有，出现了舆论表达的“井喷”现象，甚至会导致舆论表达的失控与无序。我们将这种现象称为舆论的“流动性过剩”。新媒体的出现，颠覆了权力和传播相统一的局面，普通大众发表意见的空间扩大、发表言论的成本降低、发表意见的渠道便捷，使得信息以病毒式的速度在网络上扩散，信息发布的总量激增，其中不乏大量以负面情绪为主以及未经核实的信息。并且各类舆论事件此起彼伏，舆论事件之间的时间差很短，一旦经由互联网的强力推送，会放大舆论的效果。往往一个舆论事件还没有来得及得到充分展示，就会被下一个舆论事件抢了风头，并且朝着难以控制的方向发展，加剧舆论风险，给主流媒体控制舆论方向的工作增加了难度。
（三）舆情应对相对滞后
传统主流媒体时代，长期固定不变的传受双方构成了相对单一的舆论环境，主流媒体作为舆论管理的引导者，只要牢牢掌握话语权就能将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注入社会环境并指引舆论方向。然而随着新媒体的出现，每一种媒介甚至每一个受众都可以成为信息源，舆论信息泛滥，尤其是具有“后真相”特征的大量以情绪为主的舆论信息。舆论环境变得纷繁复杂，大量网络舆论事件爆发，这就需要媒体及时发声，快速反应，正确引导舆论走向。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往往新媒体成为第一手信息的发布者，而且利用移动互联网的优势，使得最新舆论信息快速传播，尤其是对于突发性事件，主流媒体的舆情应对能力相对落后。
三、主流媒体舆论引导策略
（一）重视受众舆论需求，重构舆论话语
“后真相”时代的形成与受众的情感和心理诉求密切相关，反映了互联网舆情的盲目性与不理智性。主流媒体应当密切关注社会热点问题中折射出的大众心理问题，及时进行有效排解，避免积压问题导致公众情感的集中爆发。这就要求媒体在每一个社会热点事件出现以后，不仅梳理事实、展露缘由，更需进行横向、纵向的剖析解读，以具体事件为案例系统分析此类社会现象，让公众对此有更明确的认知。
舆论引导必然要通过构建相应的话语去实现。在开放的公共话语空间，舆论话语的构建首先需要明确话语主体的立?觯?这是引领公众意见参与的基本出发点。无论是哪一类的讨论主题，亮明态度、坚守底线，都是构建舆论话语不可或缺的基石，主流媒体还应坚守好自己话语表达与内容接受的立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主动或被动地突破底线，并在不同的讨论主题中保持话语立场和内容底线的一贯性。其次，主流媒体在舆论引导过程中要注意逻辑与事实相一致，要使舆论话语表达逻辑清晰，环环相扣，没有漏洞和破绽，同时还要尊重客观事实，理清事情的发展脉络，不能主观臆测、推论事实。最后，主流媒体针对各种意见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加以引导，将舆论引导中方法运用与效果实现相匹配，通过恰当的话语表达，实现最佳的舆论引导效果。突出舆论话语对其他社会意见的说服、融合作用，以形成主流社会舆论场，引领公众意见。
（二）判断舆论分叉点，引导舆论焦点
舆论焦点应该是普遍存在于社会生活当中而且具有典型意义的事实，同时还必须是受众关心、媒体关注、反映时代主旋律的积极正面的观点。但是，当今时代信息传播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单向的一对多，到用户自己生产内容，再到全民自由发布与相互传播，使得舆论环境也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用户在微博发布一条信息之后，可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经过裂变式传播，形成舆论焦点，其中混杂着理智和非理智的成份，一些具有负面效应的舆论常常对社会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主流媒体在引导舆论焦点的过程中应该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入手。从微观层面来看，要注重单个事件舆论焦点的转移。这就需要主流媒体利用舆论传播的规律先分析该舆论运动的分岔点在哪里，判断出每个分叉点的走向，才能有效地引发舆论朝着积极的方向演化。
此外，从宏观层面来看，主流媒体可以通过一个事件将公众的舆论焦点转移到另外一件事件上去。因此，主流媒体可以利用宏观分岔点的特性，在舆论引导时，不仅可以从事件本身的演化方向上去控制，也可以通过另外的事件将舆论焦点转移。
（三）把握舆情走向，完善应对机制
主流媒体要想改善自身的舆情应对能力应从技术层面和管理层面两个方面入手。技术层面上，要树立大数据思维。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背后，带来的是舆情数据的海量化和复杂化，这就需要主流媒体改变固有的思维模式，不仅要关注“点”还要兼顾“面”。同时要加深舆情信息的分析和处理。利用大数据技术对数据进行深度挖掘与分析，建立舆情演变模型，对突发事件网络舆情进行基本预测，以准确研判、快速处理。
管理层面上，应形成舆情分析、监测、控制和评价各个部门的有效联动。首先舆情分析部门要明确舆情源头，有针对性地监控和搜集舆情信息，进而明确哪些舆情是重点及存在的潜在价值，同时要对舆情真假进行分析，网络舆情鱼目混杂、谣言滋生，舆情研判要获得真实的信息就必须甄别舆情真假，排除虚假、夸大信息的干扰；其次，舆情监测部门根据舆情产生的时间、区域、人物、环境等要素组成，寻找并发现影响其后续发展的因素，同时，结合连续实时监测、度量采集，运用相关分析技术，对当前的网络舆情进行研判、评价，并分析预测其发展趋势，进而对舆情进行等级的分类；再次，舆情控制部门要负责排除负面信息干扰、还原事实真相、回应公众质疑、消除公众顾虑，控制主流舆论的走向；最后，在每次舆情热度的消退阶段，特别是舆论事件的平息阶段，主流媒体需要对整个舆情进行全局性分析评价，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提升网络舆情处置应对的能力和水平。
参考文献：
挥别主流，迎接“小众时代” 篇3
已经过去的60年中，沃尔玛和宝洁模式曾经无比成功。大卖场售卖标准化产品，强势品牌铺天盖地，大家都在重复消费。不过如今，这种商业模式却被年轻的消费者逐渐抛弃。
告别巨无霸
众多大公司的轰然倒塌，曾经爆红过的品牌黯然失色，意味着一个没有“主流”，反而更加呈现多元化和分类化的“小众时代”到来。这不是一个一款发型就能引爆流行，一部电影就能全城空巷，一个明星就能占领10年的时代，如果你的品牌平淡无奇、循规蹈矩，就成为了最大的错误。
本书的作者詹姆斯·哈金是牛津大学教授，社会趋势观察家，也是很多世界级知名媒体的专栏作家。他拥有敏锐的视角和独特的写作方法，行文俏皮活泼，对这种巨大社会文化潮流变革背景下的商业新趋势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探讨。
消费者主权时代到来
本书其中一章的标题非常有趣——《人口统计学之死：当顾客拒绝被定义》。
的确，以往的市场调查特别喜欢给人们贴标签，将大众分成几个固定的类型，然后根据这些固定的描述来展开产品的设计和生产。比如飘柔就是要柔顺，海飞丝是为了去屑。但宝洁后来发现，它如今的对手变成了欧舒丹这样的小众中产品牌。欧舒丹除了提供护肤品之外，还提供全系列洗浴产品。所有的洗发产品都添加多种精油，真正做到养发护发之外，还有舒缓身心的功效。价格虽然相对较贵，却因为实际功效和购买体验不错，征服了消费者的心。而欧舒丹成功的原因，最根本还是在于产品更新换代很快。今天是薰衣草主打，明天就变成了芍药花系列，让消费者惊喜不断。
詹姆斯·哈金认为，近20年是消费者主权不断上升的20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以及普通消费者可支配收入的增多，人们已经从以往的单一集体大众型号的消费者变成了“产品文化的杂食者”，人们的需求也更加复杂和全面。一款产品卖5年毫无变化的时代已经彻底消失，企业应该把消费者还原为真实的人，理解他们真正的痛点和需求。
大企业在这个潮流下，面临被颠覆，是否就意味着以往的强势品牌都将面临大败局？在哈金看来，并不是那么悲观的事情。他反而认为，只要这些企业能够意识到现状的危机以及消费者的变化，改变其实并不是很难。不过恐怖之处在于，这种变化的速度必须要快，否则就被快速超越或者淘汰。
快速变化的小众时代，已经没有绝对的强势和霸主。是否能够应需而变，成为了企业生存的唯一逻辑。
时代主流 篇4
去伪存真弘扬正气引导舆论走向
主流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 微博上的各种爆料, 主流媒体不能一味地盲从、跟风、炒作, 而是要练就一双火眼金睛, 去伪存真, 弘扬正气。面对谣言, 要及时纠正, 告知公众真相, 避免以讹传讹, 歪曲事实;面对实情, 要迅速跟进, 客观、公正报道, 第一时间发布权威消息, 传播正能量, 引导舆论走向, 这是主流媒体有序有效发声的第一要务。
2012年9月15日, 由于中日在钓鱼岛归属上的争端不断升级, 西安举行了抵制日货的涉日游行, 群众的爱国热情被小部分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原本有序的游行示威演变成混乱的打砸行为, 西安市700多辆日系车先后被打砸, 很多人被打伤。在这起事件中, 无论是旁观者还是参与者, 甚至是幕后组织者, 都在微博上发表各种言论和照片, 一时间, 西安变成了一座充斥着暴力的野蛮之城, 文明尽失, 人人自危。作为主流媒体的陕西广播电视台, 始终密切关注着事件的发展, 当看到网络微博上谣言满天, 信息模糊, 混淆着公众的视听时, 果断地在当晚的龙头新闻《陕西新闻联播》中对事件进行了准确、权威的报道, 并配发评论“理性爱国才能真正捍卫国家和民族尊严”, 发出了主流媒体以正视听、引导舆论的第一声。在随后几天当中, 《陕西新闻联播》连续播发评论“爱国就应做理性守法公民”、“理性让我们与文明更近, 秩序让我们的生活更有保证”等, 从不同角度谴责打砸抢的犯罪行为, 呼吁公众遵守社会秩序, 理性表达爱国热情。同时, 对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被砸车主的赔偿措施、公安民警通缉打砸犯罪分子等消息及时报道。民生栏目《第一新闻》则将视角对准普通百姓在“9.15”事件中的正义行为, 报道了高举“前方砸车, 日系掉头”牌子的正义青年李昭的感人故事、面对暴徒恶行, 带头谴责呼吁先救人的无名大哥等。随着主流媒体的连续不断发声, 网络微博上的谣言不攻自破, 公众认清事件的本来面目, 爱国行为自觉回归理性。在这场谣言与真相、暴行与理性的战役中, 主流媒体去伪存真的有序有效发声, 大大提升了媒体的传播力。
及时跟进延伸报道抢占第二落点
网络时代, 信息传播基本上属于正在进行时, 谁也快不过微博这样的自媒体。面对微博上一些已开始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新闻, 主流媒体不能漠视、回避, 任由其发酵, 而是要迅速研判, 立即跟进, 报道最新进展, 拓宽报道深度, 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和心理预期, 从而客观、冷静地对待热点事件。这种及时跟进, 延伸报道, 抢占第二落点的做法是主流媒体有序有效发声的职责所在。
2012年1月17日, 微博上一个帖子引起轩然大波, 帖子称, 原神木县农村商业银行副行长、榆林市人大代表龚爱爱在北京拥有20多套房产, 折合人民币10亿元。在网络反腐风生水起, 表哥、房叔、房婶相继落马的大背景下, 这则爆料立刻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各种辱骂、猜测、质疑声不断。这个时候, 迫切需要主流媒体及时发声, 来平抑各种不和谐的声音。陕西广播电视台在微博爆料当天就派记者到榆林、神木实地走访, 了解真实情况。随着记者采访的逐渐深入, 真相一步步揭开, 事态也在媒体的推进下公开、透明进行。1月22日, 龚爱爱被查出拥有四个户口;1月24日, 公安部介入此案并进行核查;1月31日, 神木四名涉案官员被停职;2月4日, 龚爱爱被警方刑拘, 在榆林异地看押。在这一系列报道中, 公众的知情权和心理预期得到满足, 主流媒体的公信力进一步提升。
主流媒体的有效发声也能让一些恶意中伤的虚假爆料现出原形。1月18日, 有人在网上发帖, 称商洛一县委书记在三亚公款旅游, 住五星级酒店还赖账。得到消息后, 记者立即到商洛调查采访, 弄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原来商南县县委书记一行四人到三亚考察工作, 住进预定的酒店后发现住宿费超标, 第二天就换到了便宜的酒店。负责接待工作的三亚某旅行社一导游因为回扣损失心生不满, 恶意发帖子造谣。在《第一新闻》的及时报道下, 这一莫须有的网络爆料终于画上了一个清白的句号。
主动介入制造热点凸显媒体话语权
面对新媒体的挑战, 主流媒体不能被动应战, 而是要发挥自身优势主动出击, 加强议题的策划和实施, 加大网民的参与和互动, 加深评论的锐度和厚度, 以此制造出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 并在强大的舆论场中寻找一个合适的落脚点, 引导社会公众自觉践行, 凸显主流媒体的思想性和话语权。这种主动介入、制造热点的战术是主流媒体有序有效发声的必要途径。
试论微博时代主流媒体的作为 篇5
关键词：微博时代 主流媒体 作为
微博，这个一次只能写140个字的信息发布平台，2009年8月才在中国门户网站出现，但是到了2011年12月，数据显示，我国微博用户数达到2.5亿，较上一年增长了296.0%，网民使用率为48.7%。微博用一年多时间发展成为近一半中国网民使用的最重要的互联网应用。
微博平台的出现，导致民间大量原创内容爆发性地生产出来，几乎每一个微博用户都成为在第一现场的“记者”，他们随时随地发布着他们的所见所闻，同时，这些信息又被成几何级数地转载、评论。
微博如同一个庞大的媒体，日夜不息地发布着文字、图片和视频，这种信息生产量是任何一家媒体都不能匹敌的。面对来自微博的挑战，主流媒体无法回避，必须有所作为。
一、积极回应，快速跟进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主流媒体报道什么、怎么报道，往往体现的是政府的态度。主流媒体，作为党和政府、人民的喉舌，承载着“上传达政府的声音，下反映老百姓民情民愿”的职责。因此，对于突发事件，主流媒体决不能四平八稳地等待——如果突发事件报道的第一落点来自于微博，那么，在事件发展的第二落点上主流媒体决不能缺位，否则会大大降低老百姓对主流媒体的信任度和依赖度。相反，快速跟进，持续跟踪，就会转被动为主动，形成以我为主的舆论中心。所以微博时代主流媒体要做好的第一件事就是积极回应，快速跟进。
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就是一个例子。温州动车追尾事件发生于2011年7月23日20点38分。事故发生4分钟后，车厢内的乘客“@袁小芫”用微博发布了第一条消息，称动车紧急停車并停电，并有两次强烈的撞击；事故发生13分钟后，乘客“@羊圈圈羊”发出第一条求助微博，转发突破十万。当晚，全国众多的主流媒体都赶到温州进行报道。第二天，温州动车追尾事故上了《浙江日报》的头版头条。同时，所有主流媒体紧紧跟踪报道事故的处理情况。7月24日铁道部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社会各界对铁道部发言人的表现都颇有微词，7月26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题为《中国发言人遭遇“七年之痒”》的文章，批评铁道部发言人“犯了低级错误”。
在各级主流媒体的穷追不舍、大力报道下，8月份国家决定开展高速铁路及其在建项目的安全大检查，适当降低新建高速铁路运营初期的速度，对拟建高铁项目重新组织安全评估。
在这个事件的报道中，主流媒体在抢占事件进展的第二落点上表现积极主动，虽然最早发布信息的是微博，但是主流媒体快速跟进，把这场灾难的处理过程公开、透明地呈现在公众面前，最终促使国家对高铁行业进行大整顿，让老百姓的利益得到保障，让相关部门改正错误。主流媒体对于突发事件报道的积极态度不仅在公众面前树立了良好的公信力，更使舆论监督作用充分地发挥出来。
二、小心求证，不懈追问
报道真相是主流媒体的生命线，尤其在当下信息爆炸、自媒体泛滥的情况下，追寻真相、客观报道应该成为主流媒体应有的品质。所以微博时代，主流媒体要做好的第二件事是求证与追问。
2011年9月5日，深圳新闻网报道了“八毛钱”事件——深圳陈先生儿子因腹胀转入深圳市儿童医院，医院初步诊断为疑似先天性巨结肠，建议手术，手术费超过十万元。陈先生拒绝手术，又带儿子到广州市儿童医院，结果接诊医生开了八毛钱的药，“孩子又能吃能拉”。此事引发媒体广泛热议，几乎各大主流媒体都发表了评论，不约而同地站在了患者一边，矛头指向深圳儿童医院，批评其“丧失医德”。哪知一周后该患儿再次发病，10月份，又在武汉同济医院确诊为先天性巨结肠并接受手术。10月28日患儿父亲向深圳市儿童医院道歉。
其实，这件事情本身并不复杂，如果媒体对这条新闻保持应有警惕，求证一下是否真实——八毛钱真能治好十万元的病，八毛钱花在什么地方，十万元又是花在什么地方，患儿的手术到底是需要做还是真的不需要做？如果我们的记者多找几个专家，多做一些专业性的功课，公正客观地进行调查，真相就会很快浮出水面，不会落到最后尴尬的局面。
其实，公正客观、不偏不倚是媒体应有的态度，面对这条新闻我们理应保持理性的态度，但是像“八毛钱治好了十万元的病”这样爆炸性的新闻，诱惑着每一个媒体——这是多么劲爆的一条民生大稿子啊，媒体不自觉地就站了队，放弃了追问和质疑，集体扮演起道德审判者的角色，让深圳儿童医院背上丧失医德的十字架。
微博信息鱼龙混杂，面对这样的信息来源，主流媒体应保持理性客观的态度，常怀一颗求证、追问之心是十分必要的。主流媒体的责任是维护整个社会良知，倡导社会主流价值观，如果媒体存有私心，一心要博人眼球，公信力从何而来？如果公众失去对主流媒体的信任，那么在新媒体来势汹汹的冲击下，在微博这样可以畅所欲言的平台面前，主流媒体还能有多少影响力？
三、引领和对话
微博时代主流媒体要做好的第三件事是引领和对话。微博平台传递着社会方方面面的信息，也呈现着人们各种各样的“表情”——在微博上，人们畅所欲言，喜怒哀乐尽情抒发。作为主流媒体，自身承载着倡导主流思想、弘扬主旋律的重任。因此，主流媒体应该高度重视微博中人们不同情绪的抒发，对于不满和焦虑要做好对话和关照，对于生活中的真善美要及时放大。
今年2月14日，南京一位90岁的老人卖烤梨的照片出现在微博上：老人佝偻着背，在烤炉边，梨排列得整整齐齐。这条微博引起网友注意的同时，也引起了众多媒体的关注。很快，对这位老人翔实的采访就上了南京几乎所有主流媒体的版面，中央电视台《夕阳红》栏目也对他进行了报道。一时间，这位可敬又可爱的老者形象清晰地呈现在公众面前。
“我不想成为儿女们的负担，想趁自己有精力多挣点钱。”老人朴实而真诚的话打动了无数人。每天都有很多人从老远跑来，特地找到老人买他的梨。很多人面对记者的话筒说出了自己的那份感动：“我们钦敬他的不畏劳苦、自食其力的品德，我们祝愿老人每天开心。”自从被数家媒体报道后，老人的烤梨生意也红火起来——以前每天只能卖一筐梨，现在能卖三筐。在这一买一卖中，所有人都经历了一次心灵的洗礼。自强不息的老人，以及围绕着他的爱心，在媒体的传播中让人们感受到生活中的那份美好。
（作者单位：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广播）
时代主流 篇6
站在互联网的“风口”
“分享经济”也叫“协同消费”,是指资源所有者将自己闲置的资源拿出来,供那些需要的人有偿使用。在这里,所有者并没有让渡自己的所有权,而只是暂时出让使用权,双方交易任务完成后,分离出去的使用权会重新与所有权合一归于所有者。当然,如果出现了新的需要,使用权还会从所有权中分离出去,如此循环,直至资源失去使用价值。
作为一种新的消费方式或者是商业模式,分享经济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首先,所交易的资源是建立在过剩闲置或者碎片化状态基础之上的,并且所有者愿意将其拿出来与他人共享,同时这里的资源既可以是商品、货币等有形资产,也可以是技能、专长和时间等无形资产。其次,参与交易的双方必须互惠互利,资源所有人向使用人出让使用权,获取必要的经济报偿;而资源使用者通过暂时购买资源使用权获取自己所需要的服务价值。整个交易过程都满足了双方充分共赢的诉求。第三,必须有第三方共享平台,平台构建者可以是个人,也可以商业机构或者政府。绝大多数平台并不拥有和直接提供过剩资源服务,它们只是一个供交易双方发现供求信号并产生交易链接和撮合交易完成的场所。最后是按需分配,即存在需求,特别是许多无法满足的长尾需求,否则资源就无法分享出去。
显然,资源匮乏和短缺状态之下无法形成分享经济,同时分享经济也完全不同于共有经济,因为共有经济之下的一切资源都是公有的,人们既共同拥有所有权,也共同行使资源使用权。而且这种经济状态之下极易发生经济学上的“公地悲剧”和“搭便车”现象。而分享经济之下资源所有权界限非常清晰,既有所有权人,而且所有者还能及时行使对使用权的监督权,从而保证资源不被损害和侵蚀。另外,分享经济也不同于租赁经济,后者出租的对象只是有形资产,并以分享经济状态中所没有的契约形式来维护交易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同时租赁经济不存在第三方平台,而是由交易双方直接撮合完成。
是互联网的出现让分享经济与公有经济、租赁经济等传统经济模式完全区分开来,并打上了自己独特的印记,同时也让分享经济铿锵着地。据Internet Live Stats的统计,全球互联网用户已经达到30亿人,而总的网站数量也即将逼近10亿个,特别是全球移动互联网的渗透率在过去不到七年的时间翻番达到36%的水平,预计到2017年达到54%。互联网资源的放量增加不仅为分享经济积蓄了丰厚的人气,而且也使分享经济所需要的平台构建获得了基础性支撑。非常关键的力量还在于,互联网在克服了先前市场交易参与者信息不对称状态,降低了信息搜索成本的同时,还赋予第三方平台强大的技术功能,借助于云计算、大数据以及物联网等技术能量的支撑,第三方平台不仅可以快捷地完成信息发现与展示,而且快速地推动供求交易的匹配。
极其重要的是,借助于互联网,人们得以重塑信任关系,并使资源分享成为可能。通过电脑和智能手机,人们不仅以信任为通行证在虚拟空间中形成社交网络,同时也在社交网络中彼此识别和强化信任关联。比如在淘宝购物,购买者不会盲目相信广告页面信息,而更倾向于相信之前“陌生人”对物品给出的评价;上饿了么点外卖,选的是一家很多“陌生人”都给出较高评价的饭馆;要不要看某一部影视剧,依据的是“陌生人”打出的分数。互联网的高度透明促使网络世界中的的“陌生人”变得可以触摸和互信起来,从而为分享经济提供了最淳朴的交易基础。另外,作为一种技术保证,互联网平台上的支付手段、评价体系也日趋成熟和完善起来,极大地遏制和阻止了信任危机的发生,从而为分享经济构筑出了一道“护城河”。
传统经济的助推
客观地判断,仅有互联网以及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因子的叠创并不能形成分享经济落地的全部推力,真正加速分享经济成型与成长的现实动能则来源于经济层面的诸多瓶颈并由此产生的倒逼之力。包括全球主要经济体的产能过剩、传统商业模式的成本困境以及经济危机的刺激。
扫描全球,从以石油、铁矿石为代表的上游原材料,到以铜、铝为代表的中游产品,普遍在过去七年中经历一个放量开采与提炼的过程,而且由于需求的萎缩,同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均出现了逐年下挫的趋势;受到低廉原材料的刺激,全球制造业也进入新一轮的产能扩张轨道,制成品的供给过剩成为了绝大多数行业的普遍景象。反映在商品现货市场,消费品的买方市场特征异常显著。虽然像家电之类的耐用品都进入了寻常百姓家庭,以及诸如汽车房产之类的奢侈品都已成为不少家庭财产的组成部分,但由于使用的空间与时间并不饱满,由此形成了不少资源的闲置。以汽车行业为例,过去一年中全球主要汽车制造商累计生产客用近9000万辆,同比增长3.1%,但对比全球客车的年产量和在用车数量,平均约使用率只有50%。过剩的产能与闲置的资源为分享经济无疑提供了一个巨大的“产品供给池”。
传统商业模式由于企业组织臃肿以及沟通与协调障碍所遭遇的低效协同和代理、交易成本增升困局为分享经济大展拳脚创设了用武之地。从全产业链观察,在传统商业模式下,最终到达消费者手中的消费品从最初的上游原材料为起点,便开始了商品价值增值与成本损耗增加的过程,排除供应商之间交易环节造成的各种耗费,仅生产制造商就要面对采购进货、仓储、研发、财务及行政管理、销售及渠道维护等各个环节形成的高额成本及各种摩擦造成的隐形成本与损耗。除了在整个生产过程中无形的损耗造成的隐性成本,传统行业的营业成本费用负担本身也很重。根据Wind对电信业、住宿业、餐饮业及旅游业的行业平均成本占主营收入比率判断,涉及消费者生活的食、住、游以及通信行业的营业成本常年居高不下,电信业的成本费用率平均为85%,住宿业的平均成本费用率在这四个行业中最高达98%,如此之高的营业成本直接挤压了各行业的利润空间,并迫使传统行业寻求商业模式和交易方式的突破。可以说,分享经济一定程度上是传统企业在自身现有困局的倒逼之下尝鲜的结果。
“这是最坏的时期,也是最好的时期”,用诗人狄更斯的名言来描述金融危机对分享经济的导推作用再好不过。在危机肇始地的美国,许多青年人无奈丢掉了饭碗,并成为了最庞大的失业群体。根据美国的一项调查数据,危机期间的失业人口中45%是18岁到34岁的年轻人,且这一被称为“千禧一代”(1982年-2002年出生)的人群就业率为过去40年中之最低。而按照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的报告,美国人一生平均70%收入来自工作前10年,但恰恰是在这宝贵的10年伊始,“千禧一代”遭遇了金融危机和危机之后缓慢的经济复苏,因此,若以事业开始后的近20年计算,他们的平均收入比正常情况下的人少10%,总计要损失大约10万美元,相当于一个月损失490美元。为了使自己的收入不因危机而大幅减少或者失去保障,美国年轻人开始审视自己身边太多闲置的物品,接着并通过出租自己家里房间或者汽车共他人使用,以此贴补家用。这种全新的消费苗头为市场嗅觉灵敏者所发现与捕捉,相应的技术服务平台也随后推出,分享经济借助互联网开始向年轻人之外的都市居民辐射和蔓延。
还须承认的是,正是对传统生产模式与消费方式的反思,许多基本价值观在全球出现趋向一致的趋势,如节约资源减少浪费的环保意识,友善热情帮助他人的福报心理,节省不必要开支的消费精神,讲究体验至上和追求多元化需求的新生活理念,通过发现价值和努力改善自我收入的自强信念等等,这些公益性与利他性色彩非常浓厚的价值理念从不同的维度赋予了分享经济的内动力,也使得以分享经济为商业模式的公司几乎到全球每个国家每个城市都能迅速得到认同和融合。
早起的“鸟儿”
欧盟在一份关于“分享经济”的分析报告里估计,发达国家资源利用率只有60%,发展中国家会更低;尤其是诸如房产、汽车等贵重物件的闲置率更高。欧盟的结论是,世界上有10亿辆汽车,其中有7.4亿属于一个人独自拥有和支配,一间房子里有3000美元的东西是闲置无用的。不过,这些昔日绝大多数时段空置不用或静止不动的资源,借助分享经济就可以物尽其用和各尽所能。
Uber被称为分享经济的鼻祖。这一仅有5年历史的全球最大出行车辆互联网服务平台目前的经营半径辐射到了全球60个国家和地区的310多个城市,司机数量超过100万名,每日实现16万人次的乘坐频率,仅去年就在美国旧金山进账5亿美元,为整个旧金山出租车市场的三倍之多,而且目前还在以每天200%的速度增加。令人瞠目的是,短短5年世间,Uber的估值就从天使轮约400万美元跃升至如今的约510亿美元,成为全球估值最高的非上市公司。
与Uber同一年成立的Airbnb展示了与前者齐头并进的勃发之势。最新资料显示,作为全球最大的互联网住宿服务提供商,Airbnb经营的切入点是海边的木屋、森林里的树房,因此,相比传统的酒店或宾馆,Airbnb更注重高度个性化的居住体验。虽然手中并没有自有的房产、床铺甚至浴室,但Airbnb却能够提供多达150万间房屋使用,比全球连锁酒店老大希尔顿酒店可供选择的68万间房源多出一倍有余;截至目前,Airbnb已经拥有超过2300万用户,每晚平均有42万住户,多于希尔顿酒店日住户的22%;另外,Airbnb的估值达到了255亿美元,为全球估值第三的创业公司。
除了Uber和Airbnb之外,美国目前具有典型代表的分享经济公司还有从事借贷服务的Lending Club,该公司在其平台上实现了70亿美元的借贷金额,而且还在以每日870万美元的新增借贷额度增长。不过,Uber和Airbnb除了为消费者提供更具个性化体验的服务外,还以更强的业务延展性与叠加性独领风骚,在这方面,Lending Club似乎难以企及。比如Airbnb的房东可以分享个人闲置技能或者时间,帮租客做导游,或者做“私房菜”让租客品尝,更或者是将自己私家车租给房客,Uber的司机可以是兼做城市快递员,或者是电脑维修员等等。二者伸展的空间十分巨大。
与分享经济发源地的美国相比,虽然中国从事分享经济的个体公司规模并不在一个可比的量级平台上,但燎原与蔓延之势却格外迅猛。作为分享经济的主要代表,国内目前有从事车辆出行服务而且估值规模达到150亿美元的滴滴快的,有供旅游短租服务的木鸟短租,有提供创意设计、网站建设、文案策划的猪八戒网,以及智力资源共享的果壳网和提供周边免费Wi Fi热点信息且在全球拥有7亿用户数的Wi Fi万能钥匙等等。
作为一种新生力量,未来分享经济将向金融租赁、物流运输、教育培训、广告创意等领域大范围渗透,并将成为互联网时代的主流商业模式。虽然全球分享经济的规模目前只有约150亿美元,不到美国GDP的0.1%,但根据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预测,到2025年,全球分享经济产值可以达到3733亿美元,年均增速高达32.6%。
全球参与分享经济的人数正以几何级数增长着。资料显示,目前美国、英国、加拿大三大分享经济国家分别已有1.2亿、3300万和1400万人口参与分享经济。另据普华永道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被调查的美国成年人中,有81%的美国成年人认为分享替代拥有是更为经济的做法,86%的人认为共享经济使生活成本降低,83%的人认为会使生活更便捷提高效率。由此看来,未来将会有更多的人加入到分享经济行列。更为重要的是,据联合国的预测,至2050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将分别达到64.1%和85.9%,人口增长以及城市人口比重的增加造成人口的高密度集中,从而为分享资源和服务提供了更多交易撮合和达成的机会。
新经济的成长力量
传统经济学以资源稀缺为研究前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必须对有限资源进行优化配置才能取得最大化市场效果的结论;不仅如此,西方经济学还认为市场参与主体都存在着信息非对称性与不充分的约束,相应地,价格的发现、交易的生成直至市场的出清都是一个次序而缓慢的过程。显然,分享经济不仅突破了资源稀缺的经典假定,而且打破了信息不对称的传统推断,其对经济理论的丰富性贡献不言而喻。非常重要的意义是,分享经济正在实践中强烈撼动着传统行业的经济结构与根基,并从底层经济关系上瓦解原有的经济秩序和商业逻辑,从而诞生与孕育出全新的经济增长点。
作为一种经济模式,分享经济主张通过对社会存量资源的调整来实现产品和服务的最大程度利用,这在实践中完全颠覆和改变了以往不断通过新的投入刺激经济增长的传统思路。按照欧盟的研究结论,发达国家资源闲置率达40%,新兴市场国家可能更高,显然,分享经济在全球尤其是产能过剩压力异常沉重的中国面前扩开了开发利用闲置资源和提高配置效率的一方新视野。另外,分享经济模式下资源交易参与方能够在互联网环境中实现点对点的直接接触,从而打破了时间、空间、信息三维约束,这使得资源配置摆脱的对地域依赖,并充分利用时间差编结成新的资源分配方式,其彰显出的就是对传统经济模式改进与提升的力量。
从产业链的视觉观察,传统产业的产业链中最初的供给者到需求者的价值和信息传递是单向传输,且中间需要途径多个中间商才能完成最后的交易,交易效率会因环节的繁赘与信息的不对称而大打折扣。比较而言,分享经济产业链是一个动态的生态圈,每一个参与者既可以是生态圈中以供给为核心的主体,也可以随时转化成以需求为核心的主体,即每一个人或企业都有可能是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者或需求方,这种方式决定了整个交易市场的无限外延能力。据普华永道对分享经济行业与传统租赁经济行业过去两年收入增长速度的对比研究,传统租赁行业的最高增速只有5%左右,但基于相同交易内容的分享经济模式收入最低增速达到了17%。
更具有普惠性质的意义还在于,与新企业的产生需要资源的充分堆砌这种传统商业路径完全不同,分享经济模式下创业者瞄准的是唤醒和整合存量资源,并通过分享、协作方式进行创业,同时,LBS定位、云计算以及大数据等充分的技术供应使得创业者进入市场的门槛更低、成本更小、速度更快,进而极易烘托出活跃斑斓的商业氛围。据投融界大数据显示,分享经济创业项目的数量在中国已开启逐年攀升的脚步,其中2014年有1388个投资机构共投资1.5万个项目,而2015年上半年更是超过了往年全年项目的总数。非常重要的是,分享经济中的商业公司能够跨越产品融合、文化融合的鸿沟,并都是以轻资产的方式运行,因此极易形成快速扩张之势,大大缩短了跨国公司的成长周期。
进一步分析发现,分享经济其实并不只是一种新的经济与商业模式,更是一种新的经济与商业理念。正如工业经济对应的是工业文明一样,分享经济对应的是生态文明。不同于工业经济追求生产规模和产品数量的最大化,从而带来高能耗和高污染的能源与环境危机,分享经济追求的对闲置资源利用的最大化,从而确保了资源的节约与对更多浪费的遏制,并最终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改善与改良。根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拼车服务能够减少55%的交通拥堵;一辆充分发挥效用的“分享汽车”大约可替代4-10辆私家车,相当于每位顾客人均减少30%-45%的驾驶公里数。另有数据显示,“分享汽车”模式让德国不来梅市每年减少了1600吨二氧化碳的排放。因此,分享经济所代表与彰显的是一种更符合生态环境保护的绿色经济理念。
由于分享经济正在向许多行业进行强力渗透与覆盖,其固有延展功能将带动房屋设计师、私家租车、私家导游、自家烹饪等新兴职业的出现,从而将大大拉动社会就业总量,并为公众创造新的收入来源。彭博社一份最新研究报告的数据显示,从分享经济参与者的年龄阶段来看,18-24岁的人群约占劳动力总量的37%,25-34岁的人群占到30%,即绝大部分参与者都在45岁以下;而对比美国劳动力占劳动力总量的分布,45-54岁的劳动人数是最多的,主要劳动年龄阶段集中在35-64岁之间。可见分享型经济不仅促使劳动参与者的年龄组成更为年轻化,而且扩大了劳动就业的年龄范围。
对于传统消费理念与消费方式的改造与颠覆是分享经济正向作用的又一个重要表现。除了实现了消费者的角色转换、使人们从消费者变成供应者从而冲击了既有的社会生产关系外,分享经济的延展性还能吸引消费者在实际消费过程中逗留更长时间,如Airbnb的住宿消费延展到私家旅游服务消费,从而能够带动城市消费总量的提升。更为重要的是,在分享经济环境中,人们不再是通过购买所用权的方式而是通过取得使用权的方式进行消费,关注的不再是自己占有多少价值而是能够获得多大的使用价值,同时重视的不是交换价值而是实际使用价值。这种节约型、绿色化的消费理念和方式反映出的是人类文明的进化与提升。
时代主流 篇7
一、主流媒体舆论监督与UGC的共生
UGC的出现及其与传统媒体的共生成为当代媒介生态的典型特征。媒介的发展越来越以用户为中心,更加注重用户人性化体验。在传统的主流媒体传播模式中,受众被动地接收主流媒体的新闻信息,主流媒体在传播中起着主导作用。在UGC时代背景下,传统传播模式中的受众很大一部分转为社交网站、微博等网站的用户,人们不再是被动接收信息,也开始主动发表内容、见解。那是不是意味着主流媒体的舆论监督将会失去原本的主导地位呢?
面对UGC时代的到来,主流媒体确实受到了一定的冲击,根据CNNIC第37次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8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0.3%,手机网民规模达6.20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人群的占比由2014年85.8%提升至90.1%。网络的可接触程度提高以及移动端的迅猛发展为人们随时随地在网络上浏览内容、发表意见创造了条件。主流媒体在新闻的时效性方面较UGC平台弱,主流媒体一般都是在特定时间播放新闻。而这时,大部分受众已经从网络上知道了新闻信息,主流媒体新闻报道失去了第一及时性,许多新闻主要先是从UGC平台发出,人们流行在一些新兴的新闻网站或社交媒体上看新闻,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主流媒体的收视率及发行率,对主流媒体的舆论监督造成一定的冲击。但是由于UGC平台固有的门槛低、生产内容量多、发布内容的个人化特点,导致UGC平台的内容可信度不及主流媒体,用户对UGC信息的记忆不深刻,对重点信息内容把握不准,甚至看完就忘。主流媒体在特定时间播出的新闻是有时间限制的,主流媒体会对当天新闻进行选择从而进行专业报道,引导舆论,新闻质量、专业度都较高,并能让受众在有限的时间内掌握当天主要新闻。主流媒体的权威性是UGC平台不能超越的,主流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所以一些重大政治国家事件、法律政策一般都是先由主流媒体进行发布,UGC平台只能对已经发布的政策进行转载。
主流媒体舆论监督的主导地位并没有失去,只是在UGC时代呈现出新的特点。主流媒体与UGC媒体处于相互借鉴的过程中。任何媒介的发展都不是线性的此消彼长、相互取代,而是相互融合,共同满足人类传播的需求,主流媒体对UGC平台可以进行有效利用,发挥自身的主流作用。
二、主流媒体对UGC的利用:是陷阱还是飞跃
随着web2.0以及web3.0的发展,社交网站、论坛、视频网站开始兴盛并逐渐发展起来,用户只要在各大网站注册成为用户就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在UGC时代,用户的意见发表变得简单方便,对自身环境监测也更加及时有效。当人们遇到一些突发事件的时候会首先在网上晒出图片或视频,网络往往成为舆论的首要战场。在这样的背景下,主流媒体怎样才能更好生存呢?一部分主流媒体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出路。随着UGC的发展,一些电视台开始开设自己的官方微博,在微博中发起一些社会热点调查,引导舆论走向,微博用户可以在底下留言、评论。这样,主流媒体便与UGC进行了结合,主流媒体可以将微博底下的部分留言、评论作为新闻来源,从而深度挖掘,形成新闻专业报道。
2013年10月12日12:10,央视新闻官方微博发起调查“你办证件时遇到过‘臭脸’吗?”,截至10月16日14:20,该微博的评论数超过了3000条,而11日“焦点访谈:证难办·脸难看”的微博更被转发了近15000次。2013年10月12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以“证难办·脸难看”为题,报道小狄在丰县行政服务中心和丰县工商局大沙河分局往返11次办理营业执照和法人执照。10月12日上午,据江苏丰县官方对外部通报,目前已经有10余名责任人被处分。在整件事情过程中,小狄先是在央视新闻微博上留言,紧接着央视新闻便对小狄的情况进行调查并形成了新闻报道。央视新闻通过微博引导舆论,而不是根据网上已经形成的热点舆论来形成自己的报道,既挑起了主流媒体的大梁,又是主流媒体的一次飞跃。另外,一些主流媒体在官网中创立微博,如人民网拥有人民微博,并拥有一套舆情监控系统,实时掌握舆情发展,这无疑是主流媒体与UGC平台的有效结合。
但是主流媒体对UGC的运用也不都是合理的,目前绝大多数主流媒体对UGC内容运用的主要形式为对UGC热点问题进行挖掘,从而进行二次传播,这样大大节约了时间和采访成本,但是许多潜在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在UGC时代,UGC信息真假难辨,更有一些网络推手为达到某种炒作的目的,故意散播一些博人眼球的信息,并迅速成为网络舆论热点。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主流媒体对UGC信息不加以辨别直接拿来报道,就容易掉进被UGC内容牵着鼻子走的“陷阱”。
三、主流媒体如何避免掉进所谓的“陷阱”
UGC时代的到来给主流媒体的发展带来了挑战与机遇,主流媒体要充分把握机遇,积极应对挑战,合理利用UGC平台上的内容信息,实现自身的飞跃,具体来讲,有以下几点:
(一)慎用UGC信息,注意审核、确认或多方信源求证
UGC平台上的信息真假难辨,主流媒体在选用UGC信息时,要仔细分辨,对UGC内容进行多方信源求证。在报道新闻时也不是简单地将UGC内容直接引用到新闻并加上网友评论,更要有媒体本身的看法,主流媒体为弥补自身时效性的不足,可以加强深度报道解析的能力,对某一热点问题进行深度解读分析。
(二)加强新闻人员采编等业务能力、专业素养
“三贴近”原则(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是作为党和人民喉舌的新闻媒体从事新闻报道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在传统媒体中,“三贴近”原则主要指采写要深入,内容与民众贴近,在UGC时代背景下,我们更要对“三贴近”原则进行一定思考。在UGC时代,人人都可以是公民记者,在UGC平台上可以随时发布自己的所见所闻,但是在面对一些新闻事件时,普通UGC用户并不会去做专业的采访,不能达到新闻记者的新闻专业性。所以,在UGC时代,“三贴近”原则以及新闻人员的专业素养显得越发重要,主流媒体应充分发挥自身团队优势,加强自身素养。
(三)加速转型,拥抱“互联网+”
“互联网+”就是“互联网+各个传统行业”,但这并不是简单的两者相加,而是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以及互联网平台,让互联网与传统行业进行深度融合,创造新的发展生态。在UGC时代背景下,电视、报纸、广播等传统主流媒体更要加速转型,与互联网相结合,创建自己的官方新闻网站、新闻微信、新闻微博、新闻客户端,打造自身品牌特色,在互联网时代下实现自身的飞跃。
(四)发挥有别于UGC的专业、深度、综合、舆论引导、现场直播优势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网上内容的创作又被细分出专业生产内容PGC(Professionally-generated Content)和职业生产内容OGC(Occupationally-generated Content)。在UGC的大环境下,一部分主流媒体已经开始充分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在新闻网站以及视频网站发布信息,加强深度报道解析,对舆论进行引导。
如主流媒体人民网在网站内设立了强国论坛、强国社区、人民微博、博客等栏目,人民微博还不定期举办转发内容赢大奖活动,鼓励受众积极提供UGC,并根据舆情监测系统检测各个舆论的热度,从而对热点舆论进行专业舆情解读与引导。
(五)增加透明度,强化公信力建设和话语权构建
透明度决定公信力,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话语权决定主动权。主流媒体要将信息做到公开透明,特别是对于党和政府的一些报道,报道透明度的增强提升了主流媒体的公信力。话语体系是主流媒体之所以成为主流的条件,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张国祚作了以下定义:话语体系是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外在的表达形式。他进一步提出,“不同特色、不同风格、不同气魄的话语表达对于某种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增强传播力、竞争力、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的效果是不一样的”。由此可见,话语权构建对媒体来讲是多么重要。
四、结语
主流媒体在UGC时代背景下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在UGC背景下,主流媒体与UGC平台相互借鉴与融合,成为UGC时代媒介生态的一个新的特点。但主流媒体在对UGC媒体的借鉴中也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不能完全失去自我,照搬照抄,成为UGC平台内容的二次传播渠道。主流媒体要担起媒体大梁,多多关注民生发展,贴近民生,弥补UGC平台上容易忽视的关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
摘要：随着web2.0以及web3.0的发展,UGC时代到来了。UGC并不是某一种具体的业务,而是一种用户使用互联网的新方式,即由原来的以下载为主变成下载和上传并重。传统意义上的“受众”角色也开始向“用户”角色转变,受众已经不再单纯接收传统大众媒介所传达的信息,在UGC时代背景下,用户通过社交网站、微博以及一些视频交互网站表达自己的观点。用户既是网络内容的浏览者,也是网络内容的创造者。本文主要分析在UGC时代背景下,媒介生态的特征、主流媒体对UGC的利用以及主流媒体如何避免UGC时代所带来的“陷阱”。
关键词：UGC,主流媒体,舆论监督
参考文献
[1]陈力峰,左实.主流媒体的价值与要素解析[J].今传媒,2008(07):55-56.
[2]仲钇霏,杜志红.UGC时代:电视媒体的被动与主动[J].声屏世界,2013(04):66-67.
[3]石长顺,梁媛媛.互联网思维下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构[J].编辑之友,2015(01):5-10.
时代主流 篇8
一、领网主权:理论与现实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家之间因为领土、领海、领空争夺而爆发的武装冲突日益少见,但是围绕意识形态歧见、文化差异和贸易摩擦等展开的小规模战争和“口水战”亦即所谓的“舆论斗争”却越发频繁。人类社会进入全球媒介化时代以来,围绕互联网信息传播控制权的争夺则更趋激烈。互联网信息传播控制权在军事领域可以称作“制网权”;在外交领域和国际舆论较量中, 笔者和童兵老师则建议称其为“网络主权”或“领网主权”。[1]之所以称之为“领网主权”,是因为我们认为,在全球网络社会,国家主权不仅体现在对领土、领海和领空等现实物理空间的控制上, 也越来越多地体现在对电子网络等虚拟精神空间的驾驭上。
我们知道,“国家主权”是一个不断发展变迁的概念, 其外延随着国家活动在物理空间和精神空间上的扩大与延伸而同步拓展。王沪宁教授曾于上世纪90年代在《复旦学报》发表文章指出:“在冷战结束后的国际社会中, 国际关系的基本要素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其中之一就是文化的地位上升。”他认为:“文化因素在国际关系领域中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动向,一是文化扩张主义……二是一些国家在文化霸权的冲击下,积极地维护文化主权。”[2]这也正是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理论、约瑟夫·奈等提出“软权力”概念的时代背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围绕“文明的冲突”以及“软权力”等展开的角逐和较量就构成了国际主权斗争中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新领域。
随着互联网技术及其应用在全球范围内的突飞猛进, 网络信息传播控制权逐渐成为文化主权和所谓“国家软权力”最为重要的部分,因此,对网络主权或领网主权的研究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在当今世界, 美国凭借其在互联网基础设施、信息科技 以及计算 机软件开 发上的先 发优势 ,出于其国家利益和所谓全球战略的考虑, 牢牢控制着互联网 的“制网权 ”,对信息后 发国家产 生了巨大的压制和安全威慑。在网络外交领域,美国政府也有超前的谋划。当今世界,国际互联网十三台根域名服务器中,有十台设置在美国,另外三台则分别设置在日本、瑞典和英国。当然,美国政府为这些服务器的维护承担了巨额经费, 因而这些服务器也主要在美国的掌握之中。事实上,现在所有国家的网络 安全和网 络自由都 受到美国 的实时威胁,只要美国停止哪个国家的域名解析,或者这些国家对应的服务器受到了黑客攻击, 哪个国家的互联网就会陷于瘫痪。
二、文化安全:新挑战与新对策
除硬件故障带来的安全隐患之外, 意识形态的冲突也会酿成影响重大的事件。2009年底到2010年初, 谷歌公司以无法接受中国关于互联网管理方面的有关要求和受到黑客攻击为由, 宣布放弃在中国(大陆)的搜索业务,随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多种场合发表讲话,提出要将“不受限制的互联网访问作为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并批评中国政府剥夺了互联网自由。在围绕谷歌退出中国大陆市场事件中,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虽有小题大做之嫌,但也恰恰暴露出他们在互联网“制网权”方面的筹划和预谋,这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对舆论引导新格局的构建、网络主权和维护文化安全的保障途径等问题都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宏伟构想。该《决定》指出,要“健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体制机制……形成正面引导和依法管理相结合的网络舆论工作格局”。在具体措施上,则可以“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 引进有利于我国文化发展的人才、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3]。
这份正在引领中国迈上全面深化改革新征途的纲领性文件,不惜笔墨,专门就文化安全和网络信息安全展开论述,不仅有明确的目标,而且有详细的行动方案和具体的操作措施, 足见党中央对网络主权和文化安全维护的高度重视。从全球范围看,世界各国都有将互联网作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重要载体的动向。自互联网诞生以来,20多年过去了,我国在网络文化建设方面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步, 但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相比, 仍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长期以来,我们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和禁锢,习惯了居高临下的意识形态灌输和自命不凡的宣传工作作风,满足于在网上网下“两个舆论场”之间寻找所谓传统主流媒体的某种优越感, 不能适应众声喧哗的网络环境, 甚至对网络新技术在舆论引导工作中的运用心怀忧惧和疑虑, 自觉不自觉地与广大网民保持着心理距离, 以致在许多影响全局的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沟通失语、言辞失当、应对失措,根本不能胜任官民之间的平等对话,久而久之,必然导致传统主流媒体公信力缺失, 进而使某些局部的社会矛盾激化、扩大化。这些现象都急需我们加快改进网上舆论引导工作,丰富网上健康向上的信息内容供给,加强互联网信息传播安全, 切实提升网络国际传播力,从而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确保国家长治久安和人民生活幸福。[4]
当然,维护领网主权和文化安全不仅不妨碍我们坚持对外开 放 ,而且有赖 于“文化开 放水平”的 不断提高。我们必须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 》的要求 ,积极吸收 、借鉴国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 当然也包括网络文化成果,引进有利于我国文化发展的人才、技术和管理经验, 积极构建适合中国特色和网络时代特点的舆论引导新格局, 以改革创新精神开创网上舆论工作新局面。
事实上,信息安全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在2013年中国互联网安全大会上,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及技术公共政策项目主任、奥巴马政府的网络安全智囊詹姆斯·刘易斯,围绕国际间的“网络战”话题发表演讲时也提出,网络已成为全球经济中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但是,互联网的设计本身就有漏洞,并不安全,无需后门程序也可以完成攻击。可以说,网络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国际政治秩序、国内社会稳定和企业持续发展的隐患,必须通过规范政府行为、完善网络设计和提高个人素质等途径来减少由此带来的风险。[5]
三、价值引领:新型主流媒体的时代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8月18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强调, 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 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深度融合,“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6]。
在媒介融合时代, 传统媒体因其特有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担当而凸显的新媒体所不具备的特殊象征意义,[7]使得其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征程中义不容辞地承担着舆论引导者的时代使命。而所谓“新型主流媒体”,也应该是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良性互动中自然诞生的互联网+形态的主流媒体。这样的新型主流媒体,当然不能满足于传统主流媒体的数字化、网络化、移动化,而应该是“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 强化互联网思维”的全新的媒体形态。
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就必须着力提高“舆论引导者的互联网思维水平、舆论引导者的新媒体传播素养、舆论引导者的互联网文化引导艺术、舆论引导者的互联网内容生产质量以及舆论引导者的价值创造能力和意义诠释技巧”,在价值引领方面苦练内功,按照新兴媒体的发展规律来管理、经营和运用新型主流媒体;只有这样,才能不辱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赢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和认同。[8]
学者曾涛在《价值竞争: 传统行业的商机与危机》一书中指出,“价值竞争”是“变革时代的主旋律”。大量商业案例证明,企业的决策者和经营者对本企业的营销手段和市场定位一般都比较明晰,而对竞争对手的价值创造以及本企业与竞争对手的价值差异却未必清楚。事实是,在某个行业中,多数企业的价值创造活动确实没有多大差异, 它们一般都会采用几乎完全相同的产品样式和服务模式, 相互之间的竞争是一种毫无差别的价格竞争, 这样无疑会导致两败俱伤的结局。当然,也有另外一类独辟蹊径的企业, 它们通过实施商业模式的创新来改变价值创造的方式, 运用价值创新战略来寻求新的竞争优势。“这样的价值创新活动改变的不是竞争策略,而是行业的竞争格局和游戏规则。”[9]而这恰恰就是众多互联网新兴企业和网络新兴媒体所采取的竞争策略。笔者以为,产品竞争市场如此,价值竞争市场同样如此。在意识形态领域,同样存在着一种意见市场,主流价值观要在意见竞争中胜出,就必须遵循意见市场的规律, 运用市场竞争的手段而非行政干预的手段来开展有序竞争。
必须强调的是, 为了确保国家的领网主权完整和文化安全不受威胁, 在网络时代的价值竞争中胜出,就必须打破“两个舆论场”之间的隔阂,运用互联网新思维, 致力于打造一个基于互联网技术并适应互联网文化的开放统一的舆论场。统一的舆论场,不是“舆论一律”的舆论场,而是一个各种意见可以平等、友好交换的舆论新空间。在构建这样一个新的舆论空间的过程中,必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5月18日至20日召开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要求,“加强和改善对新媒体中代表性人士的工作,建立经常性联系渠道,加强线上互动、线下沟通,让他们在净化网络空间、弘扬主旋律等方面展现正能量”。这个讲话,与习总书记“群众在哪里,工作就做到哪里”的思想是前后一贯的。既然密切联系群众是我党必须坚持的优良作风,而今群众都在线上,我们群众工作的重心自然也应该转移到网上了。而要“加强线上互动”,就必须放下身段,用广大网民听得懂、听得进的语言与他们进行平等的交流,用健康、亲民的互联网文化和价值观引领来争取民心。
当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样一种基于互联网思维和互联网技术的“统一舆论场”,并不能由传统主流媒体单方面构建, 而要靠包括传统主流媒体在内的全体网络信息传播者, 尤其是数以亿计的普通网民共同参与、平等对话、有效互动来营造。因为,媒介融合的时代,也是“电子媒介人”[10]全面崛起、自媒体传播高度繁荣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包括新型主流媒体的从业者在内的全体公民也成为“统一舆论场”的共同构建者。可以说,舆论引导和网络主权维护虽然主要是主流价值传播者的职责,但是网络主权意识和国家文化安全意识却是每一个公民都必须具备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互联网时代,每个人的网络传播行为,都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的安危,不可不察,不可不慎。
时代主流 篇9
一、网络平台与党报要“两端齐飞”
近年来, 党报全面进入全媒介平台时代, 报网一体全面推进。与此同时, 我们必须保持一种冷静和清醒:报网一体化推进的最终目标, 是强化党报传播平台的价值影响, 扩大党报受众群读者群, 更好地发挥党报媒体的独特功能。由此, 报网一体化越推进, 我们越要坚持打造好党报品牌, 打造平台与办好报纸相辅相成、并不相悖——这是报网一体化平台的基础。
必须坚持“塑造品牌”。近几年来, 我们从党报传播文化升级开始, 有步骤地不断探索党报品牌拓展的路径。各种大型活动特别是报网交互活动的持续开展、一些优秀报纸栏目平台的设置都是为了彰显党报的品牌内涵, 让一个传统品牌增添时代传播的元素, 让一个曾经高高在上的品牌更接地气、既高大上又具备草根精神, 真正体现“顶天立地”的传播取向。
必须坚持“整体升级”。互联网传播平台的建立, 报网一体化传播体系的形成, 其根本目标是为了整个传播系统的升级。“是平台”就不能一边高一边低, “成体系”就不能一边快一边慢。因此, 必须依靠网络平台的崭新机制, 优化我们的产品阵营和生产结构, 由此就必须推动党报的改版、升级, 让党报与网络端传播并驾齐驱。
必须坚持“资源在我”。党报有着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 有着强大的资源聚集能力。随着报网一体化平台的建立, 必须依靠党报这一品牌, 坚持最大限度挖掘资源、恢复资源、创造资源, 必须坚持视野之内“资源在我”——这种资源包括新闻原创作品资源, 以及具有传播增值效益的资源。
总之, 建立网络平台, 不是要矮化报纸平台, 因为报网要融合成“一个平台”, 双方缺一不可。通过网络端的建立, 升级报纸端, 实现“两端齐飞”。
二、党报需要生产方式转型
不得不说, 新媒体是一个不断尝试、不断创新、不断推翻、不断否定继而螺旋上升的事物。这种尝试、创新、推翻和否定又是形成核心生产力的必备过程。党报核心生产力的形成需要生产方式的转变、积累和汇聚,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丰富生产方式。
丰富生产方式的过程是报网融合的过程, 就是让党报的产品“换种活法”, 这个过程需要对接、讨论、实干、执行和创新。每一次生产方式的创新都是核心生产力的碎片, 每一个碎片经过转变、累积和汇聚后, 党报最终也会完成蜕变和转身。
传播有方式、手段和技巧, 商业网站之所以强势得益于强大的技术支撑, 继而能为用户提供绝佳体验, 这只是一方面, 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传播手段和方式的强势。传播方式需要技术支撑, 技巧却可以通过努力、经验和探索来弥补。每一次新闻产品的生产、传播和反馈中, 细节和体验是两个不可规避的问题, 也是传播能否成功的两个要素。
其实, 新闻产品完全可以换一种方式存在。纸媒的生产方式中, 稿件有版面字数的限制, 新闻重要性有如何排版的讲究, 边栏的稿件可能只发二三百字, 受制于版面的限制, 一些创意、想法和新闻点可能就被淹没了。此时, 就需要一种载体来将掩盖的要素释放, 这个载体就是新媒体, 包括网站、微博、微信和客户端。
纸媒生产力释放是新闻产品升级的第一步, 接下来就需要为释放出的新闻产品披上华丽外衣, 而这是新媒体生产方式创新的范畴, 这个过程包括:原始素材需要一个更好的标题、需要一组更有冲击力的图片、需要一个契合题意的视频、需要设计出有用户体验的大图、需要提供符合最终产品的技术支撑、需要微博微信和客户端持续扩散等等。
这是一个联动的大流程大生产, 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提高党报的影响力, 经过反反复复来来回回的磨合和创新后会形成新的生产力。
三、深度报道依然有着“生命力”
新媒体时代下, 人们碎片化的阅读需求成了主流, 长篇累牍的深度报道正在遭遇尴尬的现实。如是境况下, 党报的深度报道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
报纸的优势是内容为王, 网络的长处是其平台和渠道。没有渠道的内容是自说自话, 没有内容的渠道形同虚设。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兴媒体, 深度报道依旧是其必须掌握的一张王牌, 只是在媒介融合时代, “酒香不怕巷子深”早已成为过去式, 优质内容也必须拥抱新的传播形态。
为了适应新媒体时代, 党报报纸版面应与新媒体传播进行融合, 如原来政府的工作报告, 报纸将会花大半个版面原文刊发, 但在新媒体平台上, 一定要将核心内容提取出来, 做可视化的表述处理, 使读者能更直观地看到自己感兴趣的内容, 这就对新闻采编平台及团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新闻必须要跟着用户的需求去发展。”
此前颇受关注的新媒体“澎湃新闻”, 其本质就是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的产物, 定位于“时政和思想”。对于澎湃的上线, 不少人持观望状态:全民碎片化阅读时代, 如此大手笔打造一个以深度报道为主的新媒体, 值得吗?而从微信平台上单篇报道动辄数万甚至十几万的打开率分析, 澎湃目前的微信订阅数当在数十万甚至接近百万, 如此业绩, 足见内容为王的时代并未过去。
时下新媒体的受众群体如今仍然以年轻人为主, 新闻也更多地呈现出了年轻化的特点, 放眼望去都是娱乐新闻和体育新闻, 然而随着趋势的发展, 网络不仅是年轻人的世界, 它不分男女老少, 未来45岁以上的群体将会成为一股新兴力量, 而他们的关注点将更多地在深度报道上, “就像以前智能手机还是新鲜事物, 现在基本上人手一台, 包括中老年人, 可预测的是, 未来年纪大的人也会参与到新闻的互动传播之中。”
摘要：为应对新兴媒体的挑战, 很多党报都打造了报网一体化平台, 实现融合发展成为当前报业发展的趋势。本文深入探讨了在党报面对报网一体化平台应该如何进行改革, 如果在改革中更好地发挥自身的优势, 强化在新媒体时代主流媒体的作用。
时代主流 篇10
摘 要：微信作为移动互联网时代一种新型传播媒介，对大学生的身心健康、生活模式、学习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微信普及的时代，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其主流意识形态教育问题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本文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
关键词：微信;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
微信作为移动互联网时代一种新型传播媒介，对大学生的身心健康、生活模式、学习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微信普及的时代，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其主流意识形态教育问题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何在新的媒介时代下让大学生更有效地利用网络，兴利除弊，传递正确的思想观念，如何加强大学生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三观”，让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这是意识形态教育领域一个重要而又迫切的课题。
1 微信及其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影响
当今，在高校校园里，微信作为一种新兴的即时通讯手机应用方式，受到大学生群体的极度追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学生无人不用微信。
1.1 微信概念 微信，是国内最大的互联网运营商腾讯公司在2011年初推出的一款智能手机即时通讯应用程序，它不受手机运营商和操作平台的限制，只需要消耗少量的上网流量就能免费发送文字、图片、语音、视频等信息。此外，微信还推出了“朋友圈”、“摇一摇”、“漂流瓶” 、“小视频”等提供公共交往服务的20多种服务功能。微信用语音短消息、小视频等改变了人们的沟通，一度掀起全民使用狂潮。正如微信官网所说“微信，是一种生活方式。”①
1.2 微信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影响 大学生思想先进，接受能力强，是最容易接受新鲜事务的群体。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深入发展，微信在大学生群体中被广泛使用，微信对于高校学生的意识形态教育来说是一把“双刃剑”：给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创造了新的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
1.2.1 机遇。作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即时通讯霸主，微信深刻影响和改变着当代大学生的学习模式和生活方式，同時也给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新的载体。微信完全可以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载体，甚至是一个很重要的载体。在传统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中，教育者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途径就是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组织社团活动、社会实践等，但活动形式和实践资源毕竟有限，往往很难达到预期的教育效果。微信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和交互功能，高校教育者可以利用微信与大学生随时随地进行交流，大学生可以通过微信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思想、所见所闻、所感所悟。教育者可以及时准确地把握大学生的思想状况和生活动态，可以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每一个学生的情况，进而对不同的学生采用不同的教育方式，更有针对性地开展意识形态教育，大大增强了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而通过对微信这一新载体的研究，可以创新高校教育的工作理念，丰富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内容。
1.2.2 挑战。微信在大学生群体中的风靡改变了他们的学习生活方式和思想状况，使当代意识形态教育更加科学化、更具时代性。然而，它在给大学生学习和生活提供方便的同时，也对其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从而给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带来挑战。微信承载着各种各样的网络信息，这些信息中既有先进的社会主义思想，也有落后的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的思想，既有利于提高人的精神世界、推动社会前进的思想，也有腐蚀人的心灵、破坏社会稳定的垃圾理论，既有以全球视阈体察的时代精品，也有以个人主义的观念阐述。于是，大学生们应接不暇、眼花缭乱，他们正处在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对信息独立判断能力和自主选择能力又比较差，势必对我国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增加当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难度。
2 微信时代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策略分析
在微信普及校园的时代背景之下，大学生认知方式和行为方式正在发生着深刻的改变，传统的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模式也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针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领域的新情况，只简单地重复过去的旧方法显然是不够的，必须有新的突破和策略分析。
2.1 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作用 意识形态上，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建设微信新媒介上的马克思主义阵地，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作用，这是高校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应对西方反华势力，并利用新媒体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举措。
2.2 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到理论阵地的重要性 各级相关部门，尤其是信息、宣传、文化等部门要切实负起责任，做好科学的规划，并且加强监督管理。建设一批以宣传主流意识形态为己任的，以弘扬主旋律为主题的网站，形成具有鲜明马克思主义特点的网站系统。
2.3 把握微信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信息源建设 当今世界，西方社会控制新媒体上中文信息资源，我国在互联网等新媒体中分别占信息输入的0.01%和输出的0.05%，在本来就不占优势的中文信息中，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或者具有鲜明马克思主义特色的信息所占比例更少，所以，大力开发利用网络中文信息资源，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承迫在眉睫。
2.4 注重微信时代民族精神的保存发扬 中华民族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其在五千年历史长河中形成的民族文化与意识形态有机契合在一起，在西方文化渗透日隆的今天，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最根本的就是大力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大学生是民族的未来和希望，在微信中保存和发扬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将培育他们强烈的民族归属感和社会认同感。
注释：
①百度百科.微信[EB/OL].http：//baike.baidu.com/view/5117297.htm.
参考文献：
[1]杨海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创新研究[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5.
[2]林艳，冯德军.关于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若干思考[J].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75.
课题项目：2015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立项课题：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2015lslktzimks-15）;2014年度辽宁省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微信普及校园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创新研究（L14DKS022）;2015年度沈阳工业大学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基于多维互动教学模式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时代主流 篇11
一、主流媒体应以探索真相为使命
在对群体性事件进行报道的过程中,主流媒体易与网络舆论形成不同的舆论立场,这两种舆论立场的形成,实质在于意见领袖的较量,归根结底在于社会权威的争夺,而争夺的关键就在于探求事实的真相。长期以来,群体性事件作为一个敏感的词汇,宣传部门和我国以党报为代表的主流媒体一直讳莫如深,很少公开报道。例如,在2003年公开刊发的《不得随意报道农村暴力和群体性事件》一文中,就明确指出新闻媒体要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大局着眼,不要随意公开报道农村群体性事件,也不得刊发与此有关的评论性文章。但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施行以及网络媒体的迅速发展,原有的封堵制度已经远远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潮流。尤其是近年来发生的“瓮安事件”“东明事件”“宁波PX事件”等一系列群体性事件,主流媒体应转变观念,积极披露真相、引导公众舆论。
群体性事件在大多数情况下被解读为现代化社会转型期间由于阶层分化、贫富差距拉大导致的弱势群体的抗争。弱势群体在与自己利益相关的问题方面,不能通过正常的渠道予以反映,转而寻求极端暴力的手段寻求利益的满足。他们通常会利用网络传播的广泛性、互动性来提高抗争事件的可知度,从而使互联网成为有效的动员平台。那么,在网上和网下相结合,网络已经深深嵌入群体性事件发展的过程中,主流媒体的角色地位就变得非常突出。
二、主流媒体应以平等与正义为价值底线
平等和正义作为社会的核心价值,是构筑中国各阶层、各民族信任的基石,是主流媒体正确引导舆论的指导思想,是主流媒体客观、负责报道应当坚持的基本原则。
(一)以透明公开为手段
在群体性事件中,一些政府机关和管理部门语焉不详、遮遮掩掩,常常成为网络民意中最为诟病的一环。其实,群体间的矛盾和冲突并不可怕,可怕的在于不能给民众提供一个群体利益冲突表达的渠道。在社会转型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群体利益分化的现象,改革必然伴随着利益的重新调整、旧有平衡秩序的打破。主流媒体必须在报道的过程中伴之以透明公开的信息披露手段,甚至是允许激烈的利益表达,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和谐有序。
从国内外政府信息公开实践经验来看,在重大危机事件中仍然要遵循一般危机信息披露的“三T”原则:“Tell your own tale”(政府危机信息公开的主动性);“Tell it fast”(政府危机信息公开的“第一时间性”);“Tell all”(政府信息公开的全面性)。[3]主流媒体在报道的过程中,不仅要对受伤和知情的弱势群体进行采访,还要对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受伤警察以及企业公司进行报道,做到全面透明地勾勒出冲突的起源、经过和各方立场。
(二)以公平对待为基础
平等观念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生性概念,其蕴含的自由和权利理念对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平等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是社会公正的直接体现,也是实现媒体客观公正报道的前提。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其背后往往蕴含着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利益纠葛。在处理这些利益纠葛时,主流媒体如果受到其他因素的干预和利益的诱导,就会陷入迷失的境地。平等理念的核心价值在于相同情况相同对待,不同情况差别对待。近年来,一些主流媒体在报道的过程中只问身份不问是非,标榜为穷人代言,为底层背书。但真正的平等正义,应当是只问是非而不问身份。在报道的过程中,应当坚持以事实真相为导向,不考虑当事人的身份地位,做到只唯理的倾向。对待一方是官员的事件,不要带有标签化色彩进行报道,一味地揭示行政人员的缺点和错误,放大事件所造成的影响,给当事人带来不必要的压力。例如,在“我爸是李刚”事件中,一些媒体就故意夸大事实,渲染不必要的情节,对司法审判施加压力,就有可能导致审判的不公,媒体立场的不稳固。在群体性事件中,以党报为代表的主流媒体应当起到明辨是非、公平对待、引导舆论的重要作用,站在客观、平衡的立场上,以是非重于身份、真相大于情感为报道原则。
三、主流媒体应以沟通与对话为解决路径
媒体在报道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应当积极与当事人进行沟通,了解事件第一现场的情况,发动民众的积极性,客观公正地报道事件的来源、经过和进展。
(一)鼓励公民有序参与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网络信息媒体的普及,公民的权利意识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民众在遇到困难时,往往会寻求法律以及媒体的手段予以解决。但在这个过程中,公众表达利益的渠道还不够畅通,参与方式仍比较单一,被动参与到媒体报道进程的情况仍占大多数。主流媒体的实际报道情况远远不能满足公众表达利益诉求的期望。虽然主流媒体设置了很多的制度,如提供新闻线索、举报制度,来提高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和方便度,但这些制度大多数仍流于形式,达不到制度设置的预期效果。同时,我国民众的力量仍然薄弱,没有结成一个具有稳定规模和众多人数的民间自治组织,来自公民的力量得不到应有的发挥,公民的声音得不到及时的回应。
为此,主流媒体应当提高自己的主动性,发挥民众的力量,动员公民有序参与到新闻的宣传活动之中。因此,应重点加强三个方面的建设:第一,这里所提到的公民有序参与主要是指公民的政治参与功能,要鼓励公民参与到主流媒体的报道过程中;第二,面对新媒体的冲击,主流媒体要打通新旧媒体的沟通渠道,建设新旧媒体互动平台,将其作为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以权威性和开放性把更多的公众从商业网站中吸引过来,积极引导公众参与主流媒体的宣传活动;第三,主流媒体在报道关于公共事务方面的新闻时,应当倡导公民理性有序地参与,建设社会主义参与型文化,坚持程序正义,实现报道的真实、客观、公正。
(二)注重双方的对话与协商
在地位相对差异较大的群体之间,如官民之间、贫富之间以及在实践中普遍存在并被人嗤之以鼻的城管和小贩之间,对话和协商的重要性在“寻租扩大和贫富差距拉大”的情境下就会变得愈来愈突出。正如吴敬琏先生所说的:“人们由于社会背景和价值观上的差异,往往对这些矛盾的由来作出不同的解读,提出不同的解决之策。他们之间的分歧,完全可以通过自由和切实的讨论来求同存异和寻求共赢的解决方案。在这种社会矛盾凸显、不同政治诉求之间的争辩趋于激烈的时刻,如何正本清源,重聚改革共识,防止各种极端思潮撕裂社会,避免‘不走到绝路绝不回头’的历史陷阱,就成为关系民族命运的大问题”。[4]
相对于网络的自主选择性和人员的复杂性,主流媒体更适合在不同群体之间展开集体和个人的反思、对话、讨论、辩论等交流过程,如报刊的评论版、电视台的脱口秀、网络的自制频道等,通过群体和个人的倾诉,让更多的人能听到来自不同群体的声音,了解不同群体的处境,明晰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最终重聚共识,防止社会撕裂。媒体在报道的过程中,应直面矛盾和争议,对群众代表进行采访,与其他媒体、科学界和政府进行沟通,体现对公众参与的尊重和重视,真正发挥主流媒体引导舆论、发现事实、解决纠纷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塞繆尔·亨廷顿(美).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31-32.
[2]林芬,赵鼎新.霸权文化缺失下的中国新闻和社会运动[J].传播与社会学刊,2008(6):93-119.
[3]石国亮.国外政府信息公开探索与借鉴[M].中国言实出版社,2011:192-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