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中西财产继承的差异对人口发展的影响

中世纪中西财产继承的差异对人口发展的影响（共5篇）

中世纪中西财产继承的差异对人口发展的影响 篇1

中西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摘要】: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任何语言的生存发展都离不开其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环境,社会文化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语言使用者的思维方式和表达能力。本文从观察与思维上,时间观念,宗教信仰,生存环境,日常谈话,比喻和联想以及地域政治及风土人情的差异进行了概况和分析.【关键词】：文化差异

翻译 影响

翻译作为语言的交际, 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过程, 同时也是从一个国家文化移植为另一个国家文化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它与文化因素、背景知识有密切的联系。翻译家王佐良曾说:“翻译的最大困难是两种文化的不同。”而吕淑湘也曾提到过, 翻译家必须是一个杂家。所谓的“杂”就是指知识要广博。所以,成功的翻译关键是必须要具备对国家文化差异深入的认识,而且对社会背景知识等领域的相关了解.英汉翻译中文化差异的不同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观察与思维上的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英汉两个民族在观察与思维上是存在着差异的: 面对同一物体, 用以概括的概念也有出入, 因而语言表达方式也不同。如对颜色的观察和使用,就有不同的概念。英语“black tea”在汉语中不叫“黑茶”, 而叫“红茶”;“brown bread”是“黑面包”, 而不是“棕色面包”。汉语的“青衣”,“青天”同是一个“青”字, 翻译成英文就只能分别译作“black dress”和“blue sky”。汉语“黑眼睛”, 英语为“dark eyes”;英语的“black eyes”, 汉语为“挨打后出现的黑眼圈”;汉语“黄色影片”, 英语为“blue film”(蓝色风光片);汉语的“红眼病”,英语为“green1/ n ,如英语说减少3 倍,即是汉语说的减少2/ 3。这种情况显然是由于英汉思维方式不同而造成的。因此,对于这一类因思维差异而引起的表达不同的概念, 译者同样要越过表达形式的局限进行意义上的对等翻译。

二、时间观念的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由于英汉文化的差异, 两个民族在时间观念上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如,英语中的“the latest news”译成中文就不能译为“最后消息”,而只宜译为“最新消息”。类似的例子如the latest discovery of sth(最新发现), the latest development of sth(最新发展)等。再看下面的例 句“可是我们已说到故事的后面去了”。“故事的后面”不能译成“behind the story”, 英文不这么说, 英语里表达相同意思的地道说法是视角相反的“ahead of the story”(把后面的故事提前说了)。因此, 这个句子可以译成“But we are getting ahead of the story.”译者如果缺乏对英汉民族在时间观念上的差异作深入的了解,就会导致错误或误译。

三、宗教信仰的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欧美人信基督教的居多, 认为上帝(god)可创造一切, 因而有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上帝帮助自助的人)的说法。而中国人则信仰佛教,相信“佛主”在左右着人世间的一切,与此有关的词语如“借花献佛”,“闲时不烧香,临时抱脚”等。再如谚语: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 三个和尚没水吃, 要神形并茂地译成英语并不容易。主要问题在于信仰基督教的英语国家对“和尚”这个概念比较陌生,而有关和尚的典故更是鲜为人知。因此,译成英语时形意很难兼顾。所以只能传意或重形取其中一种,传意可用英语中现成的语:One boy’s boy;two boys are half a boy;three boys are no boy.再看下面实例: Being a teacher is being present at the creation ,when the clay begins to breathe.如果直译为“老师一直在创造中,犹如泥土开始呼吸”是错误的,因为信基督教的人认为,上帝创造了人,而人是来自尘土,又归于尘土。因此,英语中的creation 往往与“上帝”有关,而dust 或clay 则常指“上帝创造的人”。由此可见中西文化中不同的宗教信仰浸透在各自的语言表达中。如果译者缺乏对这种文化个性的深刻了解, 就难以鉴别句子的文化内涵,对译文的准确性产生重大的影响。

四、生存环境的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英汉民族生存环境的差异在语言中的一个表现是习语的运用。习语的产生与人们的劳动和生活密切相关。由于地理方面的差异,习语承载着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色和文化信息。如英国是一个岛国,历史上航道业曾一度领先世界, 而汉民族在亚洲大陆生活繁衍, 人们的生活离不开土地。例如, 形容花钱大手大脚, 英语是spend money like water ,而汉语是“挥金如土”。英语中有许多关于船和水的习语, 在汉语中没有完全相同的对应习语, 如to rest one one’s oars(暂时歇一歇), to keep one ‘s head above water(奋力图存),to be all at sea(不知所措)等等。

另外, 在汉语的文化氛围中, 中国人心目中的东风是温暖的, 是春天的风, 只有西北风才是寒冷的。而英国地处西半球, 北温带, 海洋性气候, 报告春天消息的却是西风, 看下面的例子: How many winter days have I seen him, standing blue-nosed in the snow and east wind?(在许多冬日里我总看见他,鼻子冻得发紫,站在飞雪和东风之中)。钱哥川在《翻译漫谈》一书中认为此句的east wind(东风),译成汉语应改为北风(朔风)或西风才好, 这正是地理环境原因造成的不同文化氛围。不同的文化氛围造成的表达差异同样表现在: 在中国人心目中, 夏天与酷暑炎热联系在一起,“赤日炎炎似火烧”,“骄阳似火”是常被用来描述夏天的词语。而英国的夏季显得温暖明媚,是一年中最宜人的季节,象中国的春天一样,给人一 种美丽、温馨、可爱的感觉。这在莎士比亚的一首十四行诗中表现出来,他将爱人比作夏天: 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 Thou art lovelier and more temperate.(我可否将你比作夏日,你更可爱又更温柔).可见, 英汉两个不同的民族, 由于地理环境不同, 他们观察事物,反映客观世界的角度和方式并不一致。所以翻译切忌照词典上的词义逐词逐句对译, 不合习惯的词使会使信息出差错或觉得美中不足。

五、比喻和联想意义的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所有的语言中都有比喻。比喻使语言生动,形象。因此, 英汉两种语言中存在着大量的比喻性词语, 由于社会习俗, 文化传统、劳动方式的不同, 其比喻及联想意义也有差异。最典型的莫过于在对狗这种动物的态度上。大家知道, 英美人都喜欢养狗, 视狗为知己、伴侣;立有狗户口, 供应狗粮食, 并且还辟有葬狗的墓地;他们认为“狗”是man’s best friend。因此,就有以狗的形象来比喻人的行为,如You are a lucky dog.(你是个幸运儿)Every dog has his day.(凡人皆有得意之日)但对中国人来说,一方面认为狗首先是看家的动物,它有用但并不可爱,狗忠实、可靠,勇敢。另一方面, 狗又是一种卑微的动物, 它往往使人联想到令人厌恶的东西。因此, 汉语中与狗有关的词大都含有贬意:“狗狼养的”(Son of **!)、“狗东西”(That cur!)、“狗改不了吃屎”、“狗腿子”(hence man)、“狼心狗肺”等。尽管近些年来养宠物狗的人数大大增加,狗的“地位”似乎有所改变,但狗的贬义形象却深深地留在汉语言文化中。不过要注意到,西方人并非总是说狗的好话,如“That cur!”(那个狗东西), “Son of **!”(狗狼养的), 这些都是常说的骂人话。不过这些骂人话并不影响狗的地位, 在英国和美国,狗仍然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

再一个是英语中的“dragon”在英汉两个民族所赋予它们的不同联想,也颇具代表意义。在西方,dragon 所引起的联想与“龙”给中国人的联想大相径庭。他们认为dragon是邪恶的象征, 是一种恐怖的动物(英语词典的释义为mythical monster like reptile)应予消灭。在英语最早的文学作品《贝奥武甫》中, 主人公所经历的最后一次冒险就是与一个代表邪恶势力的dragon 博斗。在《圣经》里, dragon也肯定是与邪恶、恐怖相联系的。然而在汉语言文化中, 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 它代表一种气势磅礴的民族精神。中国人历来把它视为权力、力量、吉祥的象征, 因而有“龙飞凤舞(bold cursive calligraphy)、“龙颜(face of emperor)、“龙袍”(imperial robe)、“龙腾虎跃”(scene of bustling activity)、“望子成龙”(to expect one’s son to become an outstanding personage)的说法。所以,在互译中英作品时, 一定要把握好词语的文化内涵, 否则将严重损害原作的内容。

在中英文里, 比喻和联想意义差异的情况还有很多。比如, 中国人用鼠, 英国人用chicken 比喻人胆小, 中国人用泥鳅,英国人用eel 表示人滑头;中国人用牛,英国人用fiddle 比喻一个人强壮等等, 另外, 中国人十分喜爱猫, 用“馋猫”比喻人贪嘴, 常有亲昵的成分, 而在西方文化中,“猫”被用来比喻“包藏祸心的女人”。所以,翻译有关比喻词语时, 要透彻理解其在源语中的文化涵义, 然后可根据情况进行套译、直译加解释或者是意译。

六、日常谈话的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一）称谓的翻译

称谓是民族文化的体现,它们反映了习俗风尚和表达习惯。英文里的称谓比较笼统, 比较模糊, 在使用上表现出相对的随便, 它不象中文里的称谓,非得把身份分得一清二楚, 这与西方社会的“人为本, 名为用”的价值观及中国文化传统的“重名分”有关。如父辈的男性亲属, 英语中概以“uncle”称之, 而汉语则有“叔、伯、姑父、舅舅和姨父”等称谓;“cousin”一词也可对应于中文里的“堂兄、堂弟、堂姐、堂妹、表兄、表姐、表妹”等称谓,因此英译汉时,就必须视不同情况作出不同的处理。

此外, 我们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尊称, 谦称词或词语,如“××君、××先生、×公、×老”以及“小人、寡人、鄙人”等等。要把这些词语翻译好,恐怕是比较困难的,因为英语里几乎没有与此相对等的尊称、谦称词语。因此, 在翻译时,只好将就按英语习惯表达,译成Mr.××,而不能把“某某君”译成gentleman ××, 把“某老”译成senior ××,or old ××等等。

（二）客套用语的翻译

各国、各民族都有礼貌语言,但其内容、形式和用法都不尽相同, 这也涉及国情。中国人在路上碰到熟人时, 多半会问对方“吃饭了吗?”或“上哪儿去?”在汉语文化中,这是一种比较随和、友好和亲昵的方式。如果将这两句问候语直译成英语Have you had your meal ?和Where are you going ?那么,大部分讲英语的人听了会不高兴, 他们感到难以接受和理解。不仅如此, 他们还可能会说,你是在干涉他们的行动自由呢！另外, 两个中国人见面聚会互相介绍时, 通常会说“久仰大名”。如果机械地译成I have heard very much about you.英美人会感到纳闷,他们的习惯说法是I’m pleased to meet you.(认识你很高兴)之类的客套话。英汉两种文化中客套用语的差异还表现在赞扬及答谢时的回答方面。比如听到别人赞扬,英美两国的人和中国人的回答不同, 英美人一般接受赞扬, 而中国人则一般表示受之有愧。例如一位美国人称赞某位男青年的英语说是流利, 棒极了。这位男青年反而不好意思, 他按中国习惯回答说“哪里,过奖了”。这样的回答可能被人误解。别人可能认为这位男青年的意思是: 你这么说, 不过是表示客气,并不一定是真心话。所以译这类有关赞扬的回答时, 应按英语表达习惯来说“Thank you.”。在表示谢意的回答问题上, 比如导游人员和服务人员为外宾做了什么事, 外宾说Thank you 后如何回答呢, 有人会说“这是我应该做的”, 如果直译为It is my duty.外宾听了会理解成下列意思: 服务员或导游并不想做这件事,但这是他(她)的职责,所以不得不做。这与汉语所要表达的原意有很大出入。适当的回答是I’m glad to be of help.或It’s a pleasure.表示“我很乐意为你效劳”之类时客套话。所以翻译(尤其是会话和口译)这类词语时, 一定要考虑两种文化间的差异,决不能望文生义,机械直译。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表达说话人的意图以及所传达的信息。

七、地域政治及风土人情的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语言本身是表达思想的手段, 而所表达的思想则又必然归属于某种专门知识如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社会、教育、文学乃至风土人情等。英汉两个民族因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 政治环境与生活经历不同, 必然存在各自独特的民族个性,使语言有浓厚的民族色彩。例如: Those were days when the sun never set on the British flag nor rose on many an East End home.不了解英国的地理知识,大多数人会误译为“那些日子里, 太阳从未在英国国旗上落下, 也未在东方家庭升起”。实际上,从地理上来看,英国伦敦分为西区和东区,西区叫West End ,是富人居住的繁华地区;而东区,即East End ,则是穷人居住的地区。East End 具有特定的政治内涵。因此其正确译文为:那是日不落大英帝国的黄金时代, 也是伦敦贫民区千家万户从不见天日的岁月。

再来看看“apple”组成的两个习语“be the apple of someone’s eye”和polish the apple”, 译者若按照字面上去理解和再现,便会使读者不知所云。只有深挖其文化的沉积和习俗才知前者源出圣经《旧约〈申命记〉》(Deuteronomy)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奈达说过“文化之间的差异比语言结构之间的差异给译者带来更多和更严重的复杂情况”。王佐良先生也曾经说过“不了解语言当中的社会文化,谁也无法真正掌握语言”。可见,要想译作传意, 甚至传神。

小结: 关于翻译这一大课题,值得我们探讨的地方是很多的,上文对英汉两种文化差异的各个方面的阐述也是比较粗略,但是只有对英汉两国的文化差异有更深的认识于了解才可以在翻译时做到让翻译保留其译作风格,让译文更原滋原味.使得原创者的本意更好的传达给我们广泛的读者,而这些对于一部成功的译文是必不可缺的.5 参考文献:

［１］彭保良.《从文化差异的角度看英汉翻译中词义的确立》[J ].中国翻译,1998 ,(1):25.［２］邓炎昌、刘润青.《语言与文化———英汉语言文化对比》[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159.［３］姚念庚、范岳.《英汉翻译论稿》[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 :2.目 录

【摘要】 ······························································································· 1 【关键词】 ···························································································· 1

一、观察与思维上的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 1

二、时间观念的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 2

三、宗教信仰的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 2

四、生存环境的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 2

五、比喻和联想意义的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 3

六、日常谈话的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 4

（一）称谓的翻译 ············································································· 4

（二）客套用语的翻译 ········································································· 4

七、地域政治及风土人情的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 5 小结······································································································ 5

参考文献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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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中西财产继承的差异对人口发展的影响 篇2

思维是大脑的一种认知活动，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语言则是人们用来交流思想的一种工具。思维和语言有着密切的关系。思维方式是沟通文化和语言的桥梁。[1]不同的历史、文化、生活环境和地域造成了人们不同的思维方式，而不同的思维方式必然造成表达思想内容的语言形式的不同。思维方式是语言生成和发展的深层机制，语言又促使思维方式得以形成和发展。要研究语言的特征及其转换，要研究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要研究不同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就必须深入研究与语言和文化均有密切关系的思维方式。

2. 中西思维差异及其对英汉语言的影响

2.1 整体型思维和个体型思维

中国的传统经济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靠天吃饭”的经济使人们意识到丰收离不开风调雨顺，生存离不开自然的恩赐，进而悟出了“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的道理。中国传统哲学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人和自然都包含在一个整体之中。整体中包含多个个体，要了解个体，必先了解整体。注重整体和谐，强调综合概括，反对孤立地分析某个个体。因此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语言习惯倾向于寻求整体和笼统。西方文化的发源地希腊半岛及其附近沿海地区的手工业、商业、航海业的发展，引起了古希腊哲学家对天文、气象、几何、物理和数学的兴趣，形成了西方注重探索自然奥秘的传统，也培养了其“天人相分”的意识。西方人注重个体成分的独立作用及相互关系，注重细节分析，寻求精确和具体，强调形式结构和规则，突出从小到大，由部分到整体。这两种思维模式的不同体现在语言中有下列特点。

2.1.1 英语比较精确，汉语比较笼统。

中国人习惯于综合把握对象，一开始不大精确地确定一个词或某个概念的所指，而是在动态的过程中，在意义的网络中确定其意义。[2]汉语中的词或概念的意义经常是模糊的，必须靠上下文的语境来判断。确定一个词具体所指要靠语境和语感，而不是理性地把握。例如：“前面有车来了。”这个“车”可以是公交车(bus)，可以是出租车(taxi)，也可以是火车(train)，还可以是其它各种车。具体是什么就得看句子所处的语境了。

2.1.2 英语从部分到整体，汉语从整体到部分。

中国人习惯的逻辑思维顺序是从大到小，由强到弱，先由一般再看具体情况。[3]而英语习惯从小处着手，先小再大，先具体再一般。例如时间的表达法，中国人会说“今天是2009年10月1日。”，而用英语则是“Today is October 1st, 2009.”若是地点，中国人通常是按省—市—区—路—门牌号排列，而英语则正好相反。

2.1.3 英语重形合，汉语重义合。

英语是以形合为主的语言。主语和谓语形成全句的主轴，如有宾语和补语，可在主轴上延伸，定语和状语成分则以枝桠的形式形成分支线，并通过关联词与主轴相连。以直线树形铺排，由主到次，逐层叠加，犹如枝繁叶茂的大树。例如：Whether it be for homes, business, or recreational facilities, this awareness has created a demand for horticultural products tha make a more natural, pleasing, and functional environment.这此句中，黑体字为主干，就像大树的树干，而划线部分则为状语，像是主干上的分枝。斜体部分是一个定语从句，用来修饰“horticultural products”，像是从树枝上又长出了小枝。全句主干清楚，支线分明。汉语是重义合的语言，缺乏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缺少显性的词类标志，人们对语义的理解靠语境和语感来完成。汉语句子以主题为中心，主题加述语的结构灵活，形式多样。汉语语段中的句子流散疏放，组合自由，犹如环弧状的浪花，此起彼伏，似连似分，高低无序，但却沿着一定的语义方向流动。[4]下面来看个句子：他知道苏小姐的效劳是不好随便领情的;她每钉一颗纽扣或补一个洞，自己良心上就增一分向她求婚的责任。(钱钟书《围城》)这个句子虽然没有使用纯粹语法意义上的连词，但各小句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使整句话衔接自如，是各小句内在的连接纽带。

2.2 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

中国的传统思维是具体的、直观的，在语言中尽可能地运用形象、声音和形状来传递思想和信息。汉语是一种表意语言，就是“观物取象”，观万物之象，加工成为有象征意义的符号来反映客观事物的规律。这种思维不善于运用抽象语言，却擅长于形象语言，用形象的方法来表达抽象的事物。西方人的智慧体现在抽象思维上。西方的拼音语言不是对自然的模仿，而是人为规定的符号，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象征符号。以声音组合决定意义，取决于人的分析、概括和抽象能力。这也使得西方人注重逻辑思维，热衷于建立概念体系和逻辑体系。

2.2.1 汉语常用成语和歇后语，英语中则不多。

中国人善于形象思维，多用具体的事物表达抽象的概念。例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可以译为：“As you sow, you wil reap.”翻译是不需要把具体的“瓜”和“豆”搬出来，否则，西方人很难理解。再如下面两个句子：

(1)不尝黄连苦;怎知蜂蜜甜。

Who has never tasted bitter knows not what is sweet.

(2)他这阵心头如同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老是静不下来。

His mind is in a turmoil these days and he was quite unable to think straight.

2.2.2 汉语常用动词，英语常用名词介词。

思维的抽象性导致了英语的名词化倾向，进而产生了介词优势。汉语是一种动态的语言，所以它更倾向于用动词来表达。我们可以看以下几个例子。

(1)过去我也常常有点胡思乱想。

I used to be a bit of a fancier myself.

(2)演出开始了。

The performance is on.

(3)这个歌星在舞台上的出现引起了全场观众起立鼓掌。

The pop star’s presence on the stage brought the audience to their feet in applause.

(4)这本书太难，我看不懂。

The book is above/beyond me.

2.3 主观思维和客观思维

中国的哲学是和处事之道、治学之道融合在一起的，具有“人是万物的主体”的色彩。这使得中国的传统思维把人作为宇宙的中心，认识了自身也就认识了自然界和宇宙的根本规律。

西方哲学是和逻辑学与自然科学结合在一起的，西方文化以物为主体，以自然为认识对象，认为只有认识自然才能把握自然，只有探索自然才能征服自然，因而主客相分，天人对立。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以人为中心，来观察、分析、推理和研究事物。西方人的思维以物为主体，偏重于对自然客体的观察和研究。

2.3.1 汉语常用人作主语，英语常用物作主语。

中国人爱以人称作主语：我、你、他(她、它)、我们、你们、他们。有些句子形式上虽然没有主语，其实是省略了主语，主语还是人。例如：夏天很难保存食品。这个句子看似无主语，其实是省略了主语“人们”。汉语中还经常出现无主语的句子，这时的主语就常常是物。例如：“下雪了”“热得我浑身冒汗”。相比较而言，英语常用物称作主语，以客观的方式来陈述事实。我们来比较一下下面的句子：

(1) His illness prevented him from attending the conference.

他因病未能参加会议。

(2) The very sight of it makes me feel nervous.

一见到它，我就感到紧张。

(3) An idea suddenly came to his mind.

他突然想到一个主意。

2.3.2 汉语多用主动句，英语多用被动句。

英语常用被动语态，不仅是在不知动作发出者的状态下，而且出于句法、修辞、风格体裁上的考虑。比如为了突出客观性、真实性，英语的新闻报道和论文中多用被动句;而汉语则不同，在报纸和论文中常用“我们应该”、“大家必须”等。例如：

(1) Such books are written for Children.

这种书是为儿童写的。

(2) It is generally considered not advisable to act that way.

这样做(人们)一般认为是不妥当的。

(3) It has been noted with concern that the stock of books in the library has been declining alarmingly.Students are asked to remind themselves of the rules for the borrowing and return of books, and to bear in mind the needs of other students.

最近发现馆内书籍数目惊人地下降，因此 (我们) 要求同学们不要忘记借还书籍的规定，要考虑到其他同学的需要。

3. 结语

刘宓庆先生在谈到思维与语言的关系时曾说：“语言差异不仅仅是一个表层结构问题，它牵涉到我们的文化所衍生的喜闻乐见的表现法，更牵涉到一个民族的历史、哲学观所衍生的思维方式和思想。”[5]由于种种历史、地理、人文因素的冲击和沉淀，中西方的思维模式经历了不同的演变过程，形成了各自的特点，也造就了不同的语言表达习惯。学习一门语言，如果不知其思维特点，就会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困境。在学习时，了解中西方思维的差异有利于我们实现对英语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排除汉语思维负迁移的影响，培养英语的思维能力，以英语的思维学习英语，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参考文献

[1]连淑能.论中西思维方式[J].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2.

[2]张卫中.母语的魔障[M].安徽大学出版社, 1999.

[3]关永平.思维与语言[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 2000.

[4]左飚.环性与线性:中西文化特征比较[J].社会科学, 2001.

中世纪中西财产继承的差异对人口发展的影响 篇3

摘要：面子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心理现象，对跨文化交际的成败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交际场合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都涉及面子需求。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面子”的内涵、价值观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由这种差别所导致的交际方式也大相径庭。探讨中西面子文化差异及其对交际模式的影响，有助于消除人们因“面子”引起的文化冲突和交往中的障碍，东西方文化的相互融合可有效促进跨文化交际。

关键词：面子观；文化差异；交际模式

中图分类号：G04；H005文献标识码：A

“面子”这个词被中国人异乎寻常地重视，它蕴含着中华文化社会心理的深层意象。鲁迅先生曾说过：“面子是中国精神的纲领。”＼[1＼]在中国给人面子，就是尊重了人格；扫人面子，就是侵犯了其尊严。多位学者都曾关注或研究过这一文化现象，如近代国学大师林语堂先生认为，中国人的面子是“抽象而不可捉摸的，但却是中国人调节社会交往的最细腻的标准，它触及到了中国人社会心理最微妙奇异之点”＼[2＼]。

可以说，面子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其实要面子的情况同样也存在于西方文化中，或者说它具有存在于各种文化中的普遍性。面子对跨文化交际的成败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交际场合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都涉及面子需求。Ron Scollon和Suzanne Wong Scollon就曾在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一书中谈到“世界上的人类交往中没有不要面子的交际”＼[3＼]。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面子”的内涵、价值观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由此所导致的交际方式也大相径庭。交际者总是依据其文化中最重要的面子理念行事。〖HJ*3〗

一、中西方面子观之比较

（一）西方人眼中的面子观〖HJ〗

美国社会语言学家Erving Goffman＼[4＼]于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提出了一套著名的面子理论。在《论面子功夫》中，他从社会学角度系统分析了“面子”（face）这一概念。他指出面子乃是社会互动行为中的仪式化表现。换言之，社会互动必须依赖规范才得以进行，面子概念即代表个人行为符合特定社会规范，以及借此所获得的社会支持＼[5＼]。人们在生活中存在着普遍的面对面交流，这种交流有时需要在某种媒介作用下进行。在与人交际的过程当中，面子主要表现为个人所展现出的社会形象＼[4＼]。个人所展现出的社会形象应具有连贯性和世俗性，凡有不依“面子规则”交际的人，必然会被视作有悖常规，使人青眼相待。

美国人类学家 Brown & Levinson＼[6＼]拓展了Goffman的定义，称面子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意欲为自己树立的一种公众自我形象，通过与他人的交际，这种形象可以被损害，保持或增强”。该观点认为，在说话时照顾对方的面子，交往时为对方给予或者保留面子是人际交往合作的前提。按照Brown和Levinson的说法，积极面子（positive face）和消极面子（negative face）都是人际交往中需要考虑的问题。积极面子是希望个人正面的自我形象或个性受到别人的赞同、喜爱，这就意味着积极面子得到了维护。消极面子则是不愿受制于别人，保存自我行为和选择自由，不受别人的干涉和阻挠。积极面子关系着个人的利益，常见于“给别人一个面子”这样的情境，遵守支持别人的交往原则。在交际当中主要体现为向对方表示关注并同意对方的意见，与对方达成共识，或者对对方的观点表示赞许。消极面子则指向交际者的个性，它强调个人权利，在交际中维护自身独立性的同时，表示对对方独立需求的尊重，这种消极面子不完全为群体束缚。

归纳而言，西方人的面子观强调个人面子，强调个人行动自由和个人愿望的满足，其实质是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价值观。植根于此面子观后的是一种个人主义的文化观念。西方文化强调独立的人格和个性，所推崇的价值观念以个人成就和荣誉为核心。追根溯源，古希腊是西方文化的发源地，“民主精神”是其重要的特征之一，是让民主自由在西方文化诞生之初就牢牢地烙印其上。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冲破封建桎梏之初，大批人文主义者就在新兴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域中不断涌现。提倡“人性”，高呼“人权”，将人性和人权置于前所未有的高度是这一群人的代表特征。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资产阶级的壮大和发展，强调个人利益与价值，标榜“个人自由 ”和“个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人文思想逐渐在西方文化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二）中国人的面子观念

面子观念是中华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的精髓。面子一词包罗万象，凝练于五千年广博的华夏文明的血液里，已成为支配中国社会运行的“潜规则”。中国的许多学者对面子问题作了很多研究，而且发表了诸多有关面子的学术文章。归纳起来，我们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理解汉文化中“面子”的内涵。

第一，面子具有关系性。面子是人情关系与人际影响的象征。人际关系要靠面子来处理和维系，社会生活也要靠面子操作和决定。中国文化中的面子以关系为基础而概念化，即面子以人的情感为基石，顾及他人的面子能起到促进人际和谐的作用。中国人的面子哲学可以概括如下：面子是责任、权利及义务的严格法律的代替者，它不仅是社会中促进人际和谐的目标，也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若个体严重违反社会规范，不仅会给自身甚至家庭造成消极影响，也容易使人产生如此怀疑：在他生活中曾经教导他和赏识他的人是否具有良好的判断力和不阿的公正性？或者说，不同程度的 “丢脸”不仅根据个人过错或失败的严重程度决定，并且对于自我亲疏程度不一样的其他人也有着各异的意义。

第二，面子具有道德性。面子是个人身份和理想形象要求的综合表现，是个人社会地位、处世要求和社会价值的总和。在中国社会当中，人们的言行受到公共道德规范和理想人格标准的制约，如仁义要求、忠信要求、德才要求，等等。如果个人的言行符合社会规范就被视为涨了面子，反之，与这种标准相悖的就被视为丢了面子。20世纪40年代，中国留美学者、人类学家胡先缙提出中国人的面子具有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脸”和“面”＼[7＼]。这是两种不同的心理和行为，其中“脸”主要涉及与一个人的道德品质高低有关的事情。团体对于道德高尚者持有无上的敬意：这种人无论遭遇什么困难，都会把自己分内的事情高质量完成；不论在何种情况下，他都会彰显自己的正直品德。它代表着社会对于自我德行的完全信任，但是如果失去它，这个人便难以继续正常地在社会组织中立足。“脸”不仅仅是维护道德标准的社会制约力量，更是一种内化的自我约束力。丢脸是团体对不道德或为社会所不容的行为的责难。那些严重违背社会道德的行为，一旦为大众所知悉，便会对个人品格造成消极影响，从而招致公众的责难，使这个人失去颜面。“面子”则代表个人的社会声誉。这种声誉是由人在事业上步步高升中所取得的成功与赞美而获得，也是因个人努力或着意经营而累积起来的声誉＼[7＼]。无论何时，只有立足于自身所处的外在环境，才能获得这种声誉。“面子”和“脸”不同，它可以出借、争取、添加甚至敷衍。脸和面是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脸”不仅是品格的基本要义，也是决定“面子”多少的因素之一。如果失去了脸，那么面子也难以维系。因为脸和面子之间复杂的关系，它们的概念也有重叠的部分。它们都在中国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每个人都尽力保存自己的脸，维护自我的道德尊严，与此同时，努力提升自己的面子，即在提升自己的声誉上下功夫。

第三，面子具有等级性。这种关系等级由年龄、血统和社会等级构成，而面子的功能就在家庭内部的关系等级下实现。在Chang & Holt＼[8＼]的研究中，面子和中国儒家思想里的社会秩序观念关联紧密，在这种思想体系下，人因不同的地位而享有不同种类和数量的面子，并要求这种面子在交互者中必须得到尊重。

归纳而言，中国文化中的面子不具有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特征，反之强调公共面子，强调的是个体行为保持和群体观念与评价的和谐统一，而不是对个人愿望的迁就。植根于此面子观后的是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儒家文化，其思想精髓是“仁爱”和“天人合一”。这一理论体系把个人视为社会和整个人类的一份子，需要以自己的社会角色为基石，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品格，并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总的来说，中国文化强调个人服从于整体，高度重视社会整体。孔子作为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主张以“仁爱”之心待人，他的这种仁爱思想与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等级观念有着紧密的联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种等级体系下是纵向的，它强调个人最大程度地服从自己所在的集体，并按照自己在等级体系中的地位来规范自己的言行，从而达到社会道德的规范标准。中国文化背景下的“面子”内涵与西方的“面子”观念不尽相同。

二、中西方交际模式之差异

交流的障碍主要源于对对方文化的不理解或不了解。交谈得越多，就越多地尝试互相了解，互相尊重，就有更多的机会建立成功的人际关系。不考虑面子问题所包含的文化敏感性，就很难建立成功的人际关系。不同的文化群体对面子观的定位，是在自身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的，从而使得各种文化群体都有自身特定的处理面子的方式，由此也决定了其在交际中所特有的会话与行为方式。

（一）情感取向 VS 任务取向

在中国，个体不能独立于集体之外。每一个中国人都有着自己的关系网络，因为不同关系网之间的交叉重叠，更加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由此形成，而“人情”和“面子”正是维系这个网络的关键。面子象征着人际影响和人情关系。所以，人情关系和人际关系的和谐在中华文化十分重要，个体人际关系融洽度和影响度的衡量标尺正是情面。为达成和谐的人际关系而处处为对方留情面、给面子是人际交往中的重要部分。因此中国的商务文化讲究在“面子”和谐的气氛中进行有效的沟通。在谈生意前，中国人注重通过宴请与送礼等手段与交际对象建立友好的关系，在谈生意过程中更是要回避冲突。可能对中国人来说，保持和谐与建立关系是最为重要的，这正是所谓的“买卖不成人情在”的道理。

而西方文化倾向于将自我看作是与他人和整个世界分离的独立体，强调自我和个人成就，个人面子的获取是建立在个人事业的成功之上，因此，个人与集体和社会的关系较为松散。与广泛存在于中国社会中的“情感型”人际关系不同，西方社会更偏向于任务型关系。它是人们为了达到某个目标而建立的一种短暂且不稳定的交往关系。反映在人际交往中，其特别讲究实效，所以在对话中很快就切入正题。按照西方人的交际标准，如果对方的问候时间过长，听者便会主动提醒对方直抵主题或者给一些“谈正事”的提示语。整个交际过程都存在着这种倾向。离题万里和言语冗杂都会招致他们的反感。如果某方在交谈时说话过于细节化或者过于繁杂，另一方就会以“让我思考一下你的主要观点是什么”来打断其发言。在直面交流的过程中，若出现离题的情况，人们也会用非语言方式或者用表情或行动表示不耐烦的情绪，甚至直接打断。

西方人眼中的“面子”以“自己”为中心，以对己方有利为基本原则。同时他们强调个体之间的差异，尊重个人意见，为维护个人利益和面子，双方可以争吵甚至争斗；适当程度的冲突被看作是一种自我保护的积极行为。因此人们在交往中常常按照客观法则办事。对事不对人，注重的是公事公办，在原则问题上很少顾及人情、面子，一般不受感情所左右，因此让人觉得有些“不讲情面”、“冷若冰霜”。在商务谈判中，他们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唇枪舌战，剑拔弩张。对于条款中不满意的小细节，他们可以争得面红耳赤，而不用过多地考虑他人的面子和群体的利益。在他们眼中，人是人，事是事，谈判场合剑拔弩张，生意背后依旧可以做朋友。因为西方人是以任务为取向，商务谈判中以维护己方利益为目的。这在中国人眼中颇有“不择手段”的作派，与中国人“买卖不成仁义在”的思维有很大的不同。

（二）委婉含蓄 VS 直截了当

由于深受其面子观影响，中国人倾向于含蓄、保守地表达思想感情，不喜欢直接明了的说话方式。他们愿意给彼此留有面子和尊严，因此，在交际中，中国人对委婉的表达方式非常青睐，通常喜欢“留一个心眼”，不是直截了当地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说就怎么做；而要考虑方式方法，巧与应对，见机行事。尤其是在发表不同意见时，要察言观色，委婉表达。

就中国人来看，委婉地表达异议，有利于局面的稳妥；由于委婉，需要深思熟虑，意见也相对成熟、中肯，于人于己都有益无害，在面子上都不会有所损伤。在人际互动的过程中，胡先缙与黄光国＼[7＼]都曾提到“给面子”与“不给面子”之间还存在着中间灰色的“敷衍面子”，是指也许不是很尊重对方，不想让对方有面子，但是一方面不想让彼此的关系恶化，或是让其他人有没面子的感觉，造成日后“有恩报恩，有仇报仇”，一方面也不希望自己在他人面前产生不好的印象，因此，往往会选择至少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敬意，不让对方感觉到不愉快。胡先缙在讲解“敷衍面子时”说到，“也许甲本来并不怎么尊重乙，但为了博取其好感，甲会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敬意，而这种好感恰好不会使乙感到不快”＼[7＼]。因此，中国人在交际中，即便自己有理，提出不同意见前也总要说“刚才某某的发言很有道理”，然后再在“但是”、“不过”后面做文章。中国人也避免在公共场合批评他人，尤其是长辈。在必须评论他人表现时，尽量使用委婉或模棱两可的言词。初到中国的西方人往往莫名其妙，以为中国人言不由衷，故弄玄虚，殊不知这是给听话人留面子，营造一种和谐的气氛。

中国人巧用委婉的典型范例，当属1972年周恩来总理在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所说的一句话：“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中美两国隔绝了二十多年。”当时的中美关系还带有明显的“冷战”印记，彼此积怨很深。此话一出，既能让人清楚地意识到导致中美不和、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是美国长期深度介入亚洲事务的事实，同时又不带丝毫刺激性，以免伤及美国客人的颜面和情感，于是使得双方听者都露出会心的微笑。

不同于中国人的委婉表达方式，西方人在交际中就比较直截了当。在西方的面子观中，言语的赋义与环境的赋义是相互分离的。因此，在这种文化环境中的西方人，交际中往往语言外显、明了，处理事情一般将人事相分，解决冲突时对事不对人。其谈话方式倾向于直接、坦率，而不大顾及环境条件怎样、对方反应怎样、所说所做将产生什么后果，脑门一热就像竹筒倒豆子――干脆利落地全抖出来。在对待别人言语中的错误上，也很直接。例如在商务晚餐中，如果一位中国客人谈起法国时弄错了一个城市的位置，法国人一般会公开或私下予以纠正。但中国人却避免在公开场合反驳一个人，尤其是一个有地位的人。法国人的文化习惯是辩论，而中国人的文化习惯是保持和谐和维护颜面。如果想拒绝别人，西方人会直接说“no”，发表不同意见会开诚布公，因为他们觉得这不会损害对方的正面子。

〖WTHZ〗

（三）贬己尊人VS 相互平等〖WT〗

中国人的面子观表达的是对尊严和尊重的诉求，它不仅强调人们依赖社会对其社会声誉及地位的认同，也强调社会对人们需求的认可。因此为了维护自己的“脸”，同时试图提升自己的“面”，中国人对其成就和地位往往过分谦抑。如果为使自己的地位高于他人而夸耀自己，高估自己，则很可能受到社会的冷遇。如果热衷夸耀的人遭遇挫败，不仅难以得到旁人的同情，还可能会受到嘲笑。对自身能力判断欠妥的人往往被贴上“轻浮”的标签。一个人既难以在每一点上正确估量自己的能力，由于事先无法正确预知每次行动的结果，那么预先拉低身段，放低自身价值才是明智之举。通过这种方式，个人既能建立谦虚的形象，受到人们的赞扬，又能增加自身成功的信心。因此，为了得到他人更高的评价，人们会时常不自觉地贬低自身的才能和本领。在人际交往中，若涉及与自己有关的事，说话人一般表现得较为谦逊甚至卑微，而提及与对方有关的事情时则尽力抬高对方，表示对对方的尊敬，给对方面子。最为典型的就是听到别人赞扬时，客套语往往是自贬一番，以表示自己的谦逊，如“哪里，哪里，您实在是过奖了”，或者“我做的还很不够”等等。这种贬己尊人的交际原则在谦辞、敬辞系统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谈及自己一方时，中国人会在称谓前加上“鄙”、“贱”、“拙”、“愚”等字，如：“鄙人”、“鄙姓”、“贱内”、“拙荆”、“愚见”等，在涉及对方一方时，称谓前往往有“尊”、“高”、“贵”、“令”等字，如：“尊府”、“尊夫人”、“高见”、“贵国”、“令郎”等。

中国人这种通过贬低自身来抬高别人的行为，在中国人看来是给别人面子，在西方人看来却是十分可笑和不可理喻的。例如电影《刮痧》中，许大同因为儿子和朋友昆兰的孩子发生矛盾，当着昆兰的面，打了自己孩子一巴掌，以示给对方“面子”。可是在他朋友看来，打孩子是父母亲不体面的行为，是违法的，因为它侵犯了孩子的人身权利和长幼平等的信条，伤害了孩子的消极面子。因此，他难以理解“打自己的儿子就是给别人尊重、给别人面子”的中国逻辑。在气急败坏的情形下，昆兰憋屈地回驳道：“什么乱七八糟的中国逻辑！打你儿子怎么能是在给我面子呢？ ”

在西方文化中，“面子”是一种缔造个人身份的工具，个人面子的获取必须通过取得成就来反映个体。也就是说，他们不会从群体的互动中寻求自我的体现而获得面子，而是通过追求自主、自我实现和个人发展来实现个体的自我指认。平等的观念贯穿于西方的各种社会关系之中，交流的双方处于平等的地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呈横向结构，即平等的而非等级的关系结构，“人们在社交互动中获得情感利益的同时保持个人的独立性并避免担负责任”。这种平等性反映在交际中，人们称呼上较少受到等级和身份的限制和约束，通常采用对等的称呼方式，甚至直呼其名以体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

在西方，人们甚少用“经理”、“局长”、“校长”等头衔性称谓来称呼对方。员工对他们的上司（或者老板）可直呼其名，这种称谓的方式不会认为是不礼貌的，相反地，它却显示出老板和员工之间平等和融洽的工作关系。在西方，头衔性称谓的对象大都局限于皇族、政府上层、宗教界、军界或法律界人士等。例如，Mr.Presi-dent（总统先生），Priest Father Paul（Paul神父）。

西方的面子观注重每个交际者的个性，侧重于维护个体的消极面子。交际者一方面不会把自己的所言所为强加于别人，以示对别人的尊重；同时也不愿让别人的所言所为强加于自己，希望自己受到尊重。例如，在餐厅点牛排时，服务人员一般会以“How do you like it cooked？ Well-done，medium，or rare？”的方式与客人交流。西方人极为推崇以“尽量不给他人造成不便”的原则进行社交，因为这是一种避免尴尬、给对方留有更多选择余地的方式，能最大限度地尊重彼此的自由。与之相对应的，不把自己的意见或意愿强加于人，给予对方充分的选择余地，是维护消极面子时常常用到的语言策略。在西方人的谈话中，常见的是疑问句、缓冲语、过去式、致歉语和感激语。例如：I wonder if you want this or not？ 或It would be nice to have you with us，but we――。这与西方人的“个人”取向和追求人际间的“平等”与“一致”有关。人们在向他人提出要求时，尽量做到委婉，不给对方“强加”的感觉，以保证彼此间的消极面子不受伤害。

（四）亲近VS 疏远

西方文化特别重视对方的隐私权，一般不愿意干涉别人的私生活和个人隐私，也不愿意被别人干涉，凡是涉及到个人隐私的都不能直接过问。因为这被认为不礼貌，干涉了别人的隐私，威胁了他们的消极面子。个人隐私的内涵可总结为：个人情况（年龄、婚姻、子女、事业、收入等），宗教信仰，政治观念，个人行为动向（去哪儿、和谁交往）等等。中国人常常会对别人所购买的商品价格进行询问，在他们看来，商品的价格一般与商品的质量等同。但在西方文化当中，询问其所购商品价格，可能是对其购买力和经济状况的间接询问，属于隐私范畴，直接询问是非常不礼貌的。如果想了解商品的价格，在西方文化的交际中只能通过委婉地对商品表达赞许来实现。在回答中，西方人会告诉提问者该商品是贵还是便宜，但一般不会谈到该商品的确切价格。注重隐私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它也让习惯于人与人之间贴得很近的中国人感到西方人似乎很冷漠。“你永远不知道美国人心里在想什么。你很难从他们那色彩斑斓眼睛里一眼看穿或看透他们。在他们那彬彬有礼的外表和语言下，你感到的是冰冷的距离感。”一位在美国生活了20多年的教授如是说。但在西方人看来，个人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别人对自己的关心和爱护可能被认为是对自己自由的干涉。从这一点出发，西方人的自卫心理和危机意识比较强。他们的冷漠可能出于对他人的尊重，而中国人的热情可能是对其权利和自尊的侵犯，对其消极面子的威胁。

在注重人情和关系的社会里，中国人以群体为中心，个人的情绪、愿望、隐私等相对于群体来讲无足轻重。在人际交往中，除了日常的嘘寒问暖，甚至对于询问有关年龄、婚姻状况、子女、职业、收入等问题，也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同时通过这种深入的了解，可以建立良好的关系。当交际一方认为自己的所言所为对对方有益时，有时不管对方是否愿意都强加于对方，以示自己的诚意，表明给对方面子，对方也不会因此感到不快。就拿中国人的待客之道来说，在交际场合和酒席上，作为主人有时表现出过度关切，其出发点是想让客人感受他的热情。主人有时会用筷子往客人的碗里夹菜，用各种办法劝客人多吃菜、多喝酒。客人越是说不喝不吃就越劝别人吃喝，而且大有强塞硬灌之势，完全不考虑客人的真实感受，似乎只有这样才显得热情，给对方面子。根据Brown和Levinson的观点，这有勉强对方、妨碍对方个人自由之嫌，实际上是威胁了对方的消极面子。在西方国家，人们讲求尊重个人权益和个人隐私，不会做强人所难的事。吃饭的时候，绝不会硬往你碗里夹菜，自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也不会用各种办法劝客人喝酒，不会非要你喝醉了为止，招待人常常是很随意的，似乎这样才更亲切。

但是中国人在对待亲近的人时是没有什么繁琐的礼仪的。在中国文化里，对待不同关系的人，给予的面子是不同的，而西方人则不然。无论对方与自己关系如何，西方人一般都平等视之，对他们来说“谢谢”“对不起”需经常挂在嘴上。因此中国人往往觉得西方人的人际关系较疏远，人们之间过于冷淡、傲慢，不是很友好，但西方人却认为中国人过于亲近。

三、结语

人际关系差异是普遍存在的，某一特定文化中的人际关系准则只能在其自己的文化中按其特定的条件理解。中西文化在起源和前期发展阶段处于相对封闭的环境下，也受到了不同因素的催化而产生了不同的面子观，因“面子”文化差异影响交际的模式也不同。在跨文化交流中，人们会下意识地用本民族的“面子”文化标准和观念来指导自己的言行和思想，并以此为标准来与其它民族进行交际，往往易导致交流的困难、误解甚至冲突。例如西方人觉得我们太含蓄，而我们觉得西方人不诚恳；西方人觉得我们嘴里说“不”的时候心里反而说“是”，而我们觉得西方人太“冲”了，不懂得谦虚；西方人认为我们事事讲究人情，效率不高，而我们觉得西方人刻板、僵硬、不会变通；西方人觉得我们不懂得过于热情是不尊重他人权利，而我们觉得西方人冷漠、无情、没有生气。

因此，在国际交流日趋频繁的今天，跨文化交际的参与者应该具有敏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深入了解面子观，针对不同的跨文化交际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跨文化交际策略，以避免由于“面子”文化的差异而引起跨文化交际障碍，从而促进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友好交流与合作。

＼[参考文献＼]

中世纪中西财产继承的差异对人口发展的影响 篇4

一、老龄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老龄化对我国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我国在过去20多年里，经济始终保持高速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人口结构的快速转变所形成的劳动年龄人口相对丰富密切相关。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速，劳动力的供给形势将发生很大的变化。根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推算出，如果我国的生育率维持在1.8左右，那么我国劳动力人口的增长趋势还会维持10年左右的时间。从2011年到2016年期间将会达到高峰，其后将会转为负增长，但10亿以上规模的高峰平台将一直持续到2025年左右。因此，从劳动供给的角度来看，中国劳动力供给最为丰富的时间还会维持10年左右的时间，之后，劳动力人口绝对数量将不再增长，其规模会逐渐缩小。如果劳动年龄的人口增长停止后，我国很快就会面临劳动力的数量短缺问题。

（二）医疗保障资金需求压力急速膨胀

老年人是医疗保障制度的重点对象，事关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全体公民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关系民生和国民健康素质。伴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这将导致医疗保障资金的需求迅速膨胀。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对比老年人口医疗费用的增加速度和GDP的增加速度。2002～2013年，我国人均医疗费用平均每4年翻一番。2013年我国老年人口医疗费用占GDP的1.23%。预计到2020年将占到1.41%，2030年将达到3.06%。同期的老年人口将增加1.2倍，医疗费用将增长5倍。2050年老年人口医疗费用将占GDP的8—9%。

（三）农村老龄问题的压力远远大于城镇

目前和未来几十年，我国农村的人口老龄化速度和程度超过城镇，面临的压力也超过城镇，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青壮年人口大量流入城镇，使农村老龄化形势更为严峻。我国流动人口的80%以上来自农村，80%以上是劳动年龄人口，但这部分群体中的绝大多数又来到了城镇，凸显了农村的老龄化问题，加大了解决农村老龄问题的难度。

家庭是我国农村传统的养老模式，农村过快增长的老龄化问题对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构成了巨大的挑战。除比较完善的“五保”供养制度外，养老保险、低保、计划生育户奖励扶助、新型合作医疗等制度建设还有非常大的差距，为老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缓慢，难以满足广大农村老年人的服务需求。与城镇老年人形成巨大反差，这是当前社会不公的重要方面。

二、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调整建议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国人口的老龄化对我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健康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就要求我们对我们国家的老龄化问题进行治理，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人口的老龄化问题，进而解决我国人口老龄化对于我国经济的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一）扩大就业基地、人口红利最大化

自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因为严峻的就业环境，中国有成千上万的城市下岗失业人员。虽然现在已经经过了那场下岗的风潮，但其中的一些人可能仍旧处于失业之中，甚至还会有一些永久被劳动力市场所拒绝的劳动力年龄人口。他们或许因为缺乏足够的就业机会，但这只是人口数量带来的经济负担中的一小部分。因此，评估出的贡献率由1995年的83.1%降到了2013年的68.6%，并且因为缺乏足够的就业机会，就业培训以及信息服务，一部分劳动者因此退出劳动力市场。这就意味着我们并没有充分的利用好人口红利，以至于劳动力的短缺都不容易解决失业问题，尤其是在中国，还存在自然下岗与劳动力需求和供给见的结构性矛盾。因此，就业的扩大依赖于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政府效率和社会就业服务的提高。

（二）增加人力资本的积累

人力资本积累包括提高劳动者的教育水平以及健康状况。基本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之人力资本积累的主要形式。高效的教育系统也是一条连接人力资本和劳动力市场的渠道。教育资源的再分配，学习领域的扩大以及教育，长期学习型社会的形成和更好地利用有限资源所花费的时间关系到中国进修教育的发展。至于健康，我们应该识别并把握住提升对公共卫生质量重要的领域，包括青少年的健康，女性生殖健康，劳动者的健康以及工伤保险等方面。这样，我们就可以提升人力资本的形成效率。此外，我们应当建立一个完善的劳动力市场，从而为人力资本提供正确的回报，并鼓励和促进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另外，市场应该配置准确的劳动补偿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三）转变养老金支付方式

中世纪中西财产继承的差异对人口发展的影响 篇5

成语是语言的一部分,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更是文化的基石,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化;而语言又受文化的影响,反映文化。可以说,语言反映一个民族的诸多特征,它不仅包含这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也折射出该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汉语成语是汉文化和汉语的精华,也是汉语和汉文化的活化石;英语成语(idiom)是英语语言的一部分部分,虽然结构和韵律与汉语成语有很大不同,但也有其意义的完整性和结构的固定性。中西方文化和语言上的差异,导致成语的形成也各不相同,可以说文化差异深深地影响了英语成语和汉语成语的形成。

只有通过比较,才能深入了解两种语言。由于中西方文化差异和思维习惯的不同,人们对同一概念会产生不同的联想,也必然会用不同的参照物和表达形式来反映同一事物。作为语言的精髓,英汉成语各自承载着鲜明的本民族特色和文化信息,也折射出中西文化之间历史、地理、宗教、社会风俗、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中西方文化差异对英语成语和汉语成语形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地理环境所造成的英汉成语的差异

不同的民族生活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而任何语言又都会与所生存的环境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环境不同,他们所使用的语言所表达的语义的方式和结构也都不同。例如,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在不断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典型的农耕文化,乡土文化盛行,因此,汉语成语中有很大一部分与农业相关。例如:斩草除根(stamp out the source of trouble);拔苗助长(pull up the rice shoots with the intention of helping them to grow;spoil things by excessive enthusiasm);瓜熟蒂落(Everything comes easy at the right time just as ripe fruit will fall of itself);桃李满天下(have students all over the world);解甲归田(take off one’s armor and return to one’s native place)。而英国是个岛国,航海事业非常发达,所以不少成语源于航海事业,如:A life without a purpose is a ship without a rudder。(人生无目的,犹如船失去了舵);a sea of faces(人生人海),be lost in a sea of debt(深陷于债务之中);plain sailing(一帆风顺);half seas over(酒醉);to keep one’s head above water(奋力图存);to go with the stream(随波逐流);to sink or swim(不论成败,好歹);从以上例句可以看出,汉语成语带有明显的陆地文化特色,而英语成语则带有典型的海洋文化特征。

二、社会风俗习惯所造成的英汉成语的差异

社会风俗习惯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风俗习惯自然也会反映在语言中。中西方的风俗习惯的差异是多方面的,而最典型的就是对待动物的态度上,比如“虎”在中国人眼里是百兽之王,汉语中有很多含有“虎”字的成语,如:虎视眈眈、龙潭虎穴、虎踞龙盘、虎头蛇尾、狐假虎威、骑虎难下等等;但在英语里,“虎”的地位却被“狮”取代,如a lion at home,a mouse abroad(在家如雄狮,在外却如鼠),A living dog is better than a dead lion(一条活狗胜过一头死狮),Place oneself in the lion’s mouth(置身虎穴)这都说明“狮”在英美等西方人眼中的地位类似中国的“虎”。还比如相同的颜色在不同文化中却表达了完全不同的意思,例如:在中国文化中,红色代表喜庆、幸福或者鸿运,而在英语中绝大多数时候代表的是鲜血、暴力、罪恶、放荡、仇恨和危险等,如be in the red(负债)、red revenge(血腥复仇),a red battle(血战),the red rules of tooth and claw(残杀和暴力统治)等。因此我们在阅读或者翻译时要注意社会风俗习惯所造成的语义上的差异。

三、宗教信仰导致英汉成语的差异

宗教代表了一种信念,经过世代流传,浸润在了各自的文化之中。因此,与宗教信仰有关的成语也大量地出现在英汉成语中。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经过长期传播形成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因此与佛教相关的成语很多,如:佛口蛇心、佛眼相看、借花献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而在西方国家,特别是英美国家,人们信奉基督教,基督教文化深深渗透到语言中,英语中就有很多成语源于《圣经》,如:英语成语You can’t make bricks without straw就出自《圣经·旧约·出埃及记》(Exodus 5:6-14),法老下令让以色列人劳作,要他们自己拣草来作砖,草是制砖的基本原料,没有它就制不了砖,从这一点上看,其喻义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基本对应;英语中的to put new wine in old bottles(旧瓶装新酒)出自《圣经》中耶稣对众信徒的告诫,还有a black sheep(害群之马),the apple of the eye(掌上明珠)也都出自《圣经》。由此可以看出宗教信仰不同,语言所承载的内容也就不同。

四、文学作品对英汉成语的差异也造成了深刻影响

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每个民族都创造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学作品,因而英汉两种语言中都出现了大量来自文学作品或者历史典故的成语。汉语成语中就有许多来自我国的一些经传典籍、寓言故事或神话传说,如:东施效颦、叶公好龙、守株待兔、卧薪尝胆、刎颈之交、狐假虎威、愚公移山、后羿射日等,这些成语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而英语成语中很多则来源于古希腊罗马神话或直接出自《荷马史诗》、《伊索寓言》和莎士比亚名剧等,如:a Pandora’s box(潘多拉之盒,喻指灾难的根源),with a Penelope faith(坚贞不渝),Murder will out/The truth will out(纸包不住火)出自《威尼斯商人》,而What’s done is done(木已成舟)则出自《麦克白》。由此可见,英汉成语都汲取了本土文化的脊髓,尤其是文学作品和典故,使得英语成语和汉语成语都丰富多彩却又各有特色。

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分别属于印欧语系和汉藏语系,加上中西方在历史、地理、经济、政治制度、风俗习惯等方面的不同,彼此观察和反映客观事物的角度、方法等方面都会有所差别,因而形成了不同的成语风格,语用和语义的差别也十分明显,要想更好理解成语,就需要在各自的文化背景下去深入地探索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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