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宗教与西方音乐

中世纪宗教与西方音乐（精选7篇）

中世纪宗教与西方音乐 篇1

17世纪时期在西藏的宗教有苯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在西藏, 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的传播受到重重阻碍, 这是由于一方面在地域条件上的制约、另一方面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限制, 还有就是在意识形态上有着极强的排他性。除了苯教、佛教以外的宗教只有在藏传佛教各派的分裂斗争中得以短暂生存。如西方天主教就是乘着西藏当时处于分裂割据状态、藏传佛教力量与王室力量对立之机传入的。而伊斯兰教的传入则是地域的原因, 因西藏接壤印度、白帝、西亚等国。但这些宗教都没在西藏成为主流教派。

在吐蕃藏王赤松德赞统治时期就确立了佛教在藏族社会中的重要地位, 后来历经灭佛与兴佛的几次沉浮, 佛教与苯教在相互的斗争中融合, 形成了藏传佛教。到17世纪初藏传佛教已在西藏政治生活领域和意识形态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公元1206年, 佛教在西藏陆续形成了以噶当派、噶举派、萨迦派为代表的众多教派。这些教派的传播者, 各以一个地方为据点建寺院、宣传其教义, 并以此为中心, 其势力范围越来越扩大, 成为当地的一种宗教势力, 并和地方政权日趋一体化。西藏四个大的教派:宁玛派、萨迎派、嘎举派、格鲁派及这些大教派的许多支系, 都曾经相继掌握过地方以及全西藏的行政和宗教大权。如:15世纪中叶, 帕竹的属下仁蚌巴与噶玛噶举红帽系联合, 控制了卫藏大部分地区;16世纪中叶, 辛厦巴推翻仁蚌巴, 建立了藏巴汗政权, 噶举派势力日益增强。到17世纪初, 由宗喀巴创立的格鲁派势力日益强大, 许多原属于噶举派的寺庙也纷纷归并于格鲁派。格鲁派作为最晚兴起的教派实力慢慢地超过其它各教派。1642年, 五世达赖建立噶丹颇章地方政权;1653年, 清朝对五世达赖和固始汗进行册封, 这样, 由五世达赖和蒙古的固始汗联合建立的噶丹颇章地方政权, 得到清朝中央政权的正式认可和支持, 确立了与清朝中央政权的臣属关系。从此, 格鲁派成为西藏宗教和地方政权的统领, 政教合一的社会制度发展到了顶峰。形成政教二元一体的社会政治结构。佛教得到了空前的兴旺、发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 由于政教合一的社会制度, 宫廷卡尔音乐从以阿里民间音乐为素材或基础变成为献艺给藏传佛教达赖喇嘛的宫廷音乐打下了社会基础。在其经历了藏巴汗噶玛王朝政权到噶丹颇章地方政权, 经过噶玛噶举派和格鲁派的洗礼, 在政教首领的重视下形成了较完善的宫廷音乐。于1688年藏历八月十五完成了西藏第一部宫廷音乐乐谱《赏心悦耳明目之喜宴之钓钩》。是西藏宫廷音乐乃至西藏音乐的文明标志之一。

公元1世纪, 基督教发源于犹太人聚居的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地区。基督教在发展过程中分化出了许多派别, 主要有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三大派别, 1054年, 基督教分化为“东正教”和“天主教”。东正教以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为中心, 教会最高权力属于东罗马帝国的皇帝。天主教以意大利的罗马教廷为中心, 权力集中于教皇身上;16~17世纪世纪, 德国、瑞士、荷兰、北欧和英国等地马丁·路德、加尔文等人发动了宗教改革运动, 产生了“新教”。在中国所称的“基督教”, 就是指的是这个时候产生的新教。

巴洛克时期是西方宗教非常盛行的时期。17世纪以前的欧洲几乎全民信奉天主教。天主教会在政治、思想上占有统治地位, 并以《圣经》为信仰的绝对权威和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罗马教皇在政治上与世俗王权分庭抗礼, 在经济上占据当时西欧土地的三分之一, 在思想文化方面形成一元垄断, 可谓是处于一种万流归宗的地位。也和同时代的西藏社会一样是政教二元一体的社会政治结构。

到了17世纪, 在思想文化领域由于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 出现了反封建、反神权的思潮。人文主义者是批判中世纪教会的。批判教会说教、蒙昧、禁欲、与封建的等级制度。要求个人的自由和平等, 追求竞争进取精神, 提倡科学求知的理论, 推动了人们思想的解放与观念的更新, 基督教的地位在发生着变化, 教会的专制统治摇摇欲坠。人们的民族主义观念兴起, 要求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 要打破教皇的控制。生产力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进步, 产生了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矛头对准罗马教会对欧洲的大一统的神权统治, 要求通过改革建立“民族教会”以适应资产阶级兴起的需要。从德国的马丁路德发动的宗教改革开始, 宗教改革运动迅速在欧洲大陆展开。有瑞士加尔文宗教改革, 英国亨利八世宗教改革, 尼德兰的宗教改革, 天主教内部也在进行改革。各国宗教改革运动出现了相互包容和相互对立的局面。虽然各国的宗教改革运动的强度和速度不一致, 但都在不同程度上造成了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动荡。导致了一系列的起义和宗教战争。如十七世纪上半叶席卷欧洲的三十年战争和尼德兰革命、英国革命。改革打击了天主教会的神权统治, 剥夺了教会在各国的政治、经济特权, 各国王权得到加强。

新教的文化植根于圣经。由于把个人放在突出的地位, 形成了个人主义的风气, 这加强了巴洛克艺术中的浪漫主义倾向。正如但丁 (1265~1321) 在三个半世纪以前以天主教的观点写出了史诗《神曲》一样, 弥尔顿 (1608~1674) 按耶稣教的世界观写出了史诗《失乐园》。宗教改革的英雄的赞美诗篇养育了巴赫深刻而高尚的艺术。亨德尔用巴罗克式的辉煌艺术在清唱剧中表达了他的道德观念。这两位作曲家在新教精神的音乐中取得了最高的成就。

宗教是产生和推动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从文化的起源来看, 在任何一个民族的早期文化中, 宗教都留下了其盛行的痕迹。作为两个文化领域中特殊的一部分, 17世纪西藏宫廷卡尔音乐和西方巴洛克时期的宫廷音乐, 其各自的特点, 也清楚地体现在各自的宗教观上。

无论是藏传佛教与西藏宫廷卡尔音乐还是基督教与西方各国宫廷音乐。在17世纪, 宗教与宫廷是密不可分的。从佛教传入西藏开始, 始终就和统治阶级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西方也是如此的。藏传佛教为了进一步在西藏适应并发展出各派系。在此过程中无一不是和统治阶级紧密集合的。形成以政治、宗教和二为一特征、以其佛教教义为基础的神权政治观。到了格鲁派时期, 佛教与政治的关系发展到顶点。这种制度的主要表现特征是“处理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法律以及民间事务都以佛教的教义为基本准则, 并把服从宗教领袖, 遵循佛教教义当作是最高的原则”。在西藏, 音乐是献给至高无上的佛法和达赖喇嘛的。把音乐称为供云, 乐器自然是一种法器。政教合一的社会制度使得宫廷卡尔音乐深深地烙上宗教的印子。把宫廷卡尔音乐的乐谱作为经书呈现于世。如:经书中乐谱的第一单元为8首“拉克”即在演奏、演唱卡尔音乐前, 需演奏演唱的前奏或间奏歌曲。特别注意的是歌词部分, 其内容都是对佛法和五世达赖的赞礼或者歌舞供云。不管后面的卡尔音乐是否是宗教内容, 其前奏一定是以供云序曲的形式拉开音乐的序幕。这种程式化式的整个卡尔音乐染上了宗教的色彩, 充分的体现出宫廷音乐的宗教性并强烈地影响了西藏音乐的文化类型。 (下转第195页) (上接第185页)

从古到今, 西方音乐的宗教观强调把神作为其超世的力量, 把神作为主体并人格化。西方巴洛克时期极度盛行宗教, 其音乐不管在形式和内容上总是超越自然和社会之外的永恒的精神寄托。从毕达哥拉斯关于“灵魂”的轮回学说, 到柏拉图关于“理念”不灭的思想;从普罗提诺关于“太一”的万能理论, 到基督教关于“上帝”永恒的信条。使西方传统音乐文化, 有丰富的内容和严密的逻辑推断, 建立了抽象的理论体系。如和声、复调、曲式等一系列的音乐理论, 这种立体化的音乐思维方式就是建立在宗教观基础之上的。而在17世纪的西方宗教盛行, 社会大变革时期, 欧洲社会在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上都在翻天覆地的变化。教皇不再是最高领袖, 王族的权利扩大。政治先于宗教并逐渐得到确立, 民族国家得到发展。逐渐确立了适应资产阶级需要的伦理规范和生活方式, 夺取了大量原属教会的财产, 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打破了天主教会精神垄断, 使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 发展了人文主义。发展本民族文化, 各国普遍重视教育, 兴办学校, 特别增加自然科学在内的学习科目, 促进了西欧各国民族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发展。音乐在此时期就是宫廷贵族们娱乐的方式。逐渐脱离教会的约束。走向世俗化。虽然, 音乐里还是有宗教的内容, 但不是为神而乐, 而是为人而乐的。而西藏宫廷音乐是为佛而乐的。

综上所述, 不同的社会, 决定了不同的文化环境, 不同的文化环境又决定了不同的审美倾向。因此, 西方宫廷音乐文化中的宗教美学, 只能在“宗教文化”的特有环境下出现, 而西藏宫廷音乐文化中的宗教美学, 也只能是“宗法文化”的必然产物。

参考文献

[1]田青.中国宗教音乐[M].宗教文化出版社, 1995.

[2]丁汉儒, 温华, 唐景福, 孙尔康.藏传佛教源流及社会影响[M].北京民族出版, 1991.

[3]田联韬.藏族宗教音乐初探[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1996.

[4]马克利斯, 刘可希译.巴洛克时期的音乐[J].音乐译文, 1981.

[5]汉斯.亨利希.埃格布雷特, 刘经树译.西方音乐[M].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5.

[6]于润洋主编.西方音乐通史[M].上海音乐出版社, 2004.

[7]张世英.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M].人民出版社, 1995.

中世纪宗教与西方音乐 篇2

天主教。天主教又称罗马公教，主要流行于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爱尔兰、奥地利、波兰等欧洲国家，对美国和拉丁美洲也有巨大影响。天主教的主要礼仪有洗礼、忏悔、做弥撒等。

东正教。因自称信奉正宗教义，故又称为正教，主要流行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俄罗斯和希腊等国家。东正教也不承认罗马教皇的绝对权威，并主张除主教以外的神职人员都可结婚。

基督新教。又称或耶稣教，它是16 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中脱离天主教而产生的各个新宗派的统称，主要流行于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瑞士、芬兰、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新教的主要特点是拒绝罗马教皇的统一领导，反对奉玛利亚为圣母;教士称牧师，可以结婚;其礼仪不像天主教那样繁琐，主要有礼拜、洗礼和圣餐。

西方国家的若干禁忌

数字与日期忌

西方人普遍认为“13”这个数字是凶险或不吉利的，常以“14( A)”或“12(B)”代替。在日常生活中，他们总是尽量避开这一数字。有的人甚至会在13 日这一天产生莫名其妙的恐惧感，停止一切工作和活动。西方人最忌讳的还是13 人同桌共餐。对“星期五”和“3”这个数字，也为很多西方人所忌。特别是点烟时，忌用一根火柴或打火机连续点燃三支烟。若恰逢13 日又是星期五，西方人更认为是“凶日” ，被称为“黑色的星期五” 。因为这一日是耶稣的受难日。日本人则忌讳“4”和“9” 。在美国还有“零年灾难”之说。自1840 年以来，凡是在年尾数为“0”那一年当选的美国总统，除里根外，都没有活着离开白宫，其中有4 人被刺身亡，3 人病死。

颜色与花卉的象征意义与禁忌

由于历史文化、传统习惯、政治宗教等各种原因，使人们对某些颜色与花卉产生了推崇或禁忌，且各国与各地间的差异很大。归纳起来，西方人所忌讳的颜色与花卉主要有以下一些情况：

① 在丧礼中使用的颜色和花卉，如黑色和菊花在西方许多国家是丧礼的象征。

② 象征权威和尊严的颜色与花卉，如红色象征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许多国家的国旗均为红色或带有红色，菊花在日本是皇族的标志。

③ 代表不吉或是黑暗、邪恶、诅咒的颜色与花卉，如在法国，黄色的花是不忠诚的表示，意大利人视紫色为消极色，比利时人最忌讳蓝色，但挪威、瑞士、荷兰对它又特别偏好。法、比两国还忌用墨绿色，因为它们被纳粹军占领过。在国际交往场合，忌用菊花、杜鹃花、石竹花、黄色的花献给客人。

中世纪宗教与西方音乐 篇3

关键词：拜占庭；巴洛克；艺术；宗教；差异

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成为一个延续了千余年的重要文明现象。而拜占庭的艺术就是在其独特的社会形态和兴旺发达的经济文化环境中生长起来的，形成了自身极具特色的面目，拜占庭艺术具有神秘的宗教气息，概念化和符号化的艺术形式让人体会到在神权之上的年代，艺术发展的局限性。然而，基督教作为拜占庭国教，使艺术通常以平面化的处理来突显神的意志，使延续千年的艺术具有鲜明的一致性，同步化的形象令人感受到该时代人性的压抑和扭曲，艺术发展难以突破创新。

17世纪的巴洛克艺术是天主教在信仰危机的关键时刻，为了同新教争夺信徒，通过艺术宣德教化的作用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加大对艺术的投入和控制，形成的艺术整个精神生活方面的全面改革。总体来说，这个时代的造型艺术较之前的艺术确实表现出了种种明显的“不同”，这种新的艺术倾向更多地强调紧张、亢奋、激扬的情绪，它一改文艺复兴时的平和匀称，显得动感十足，骚乱不安。[1]巴洛克艺术总体上追求繁复夸饰、富丽堂皇、激情洋溢、生机盎然、气势壮阔的艺术境界。同时，巴洛克是17世纪最流行和最有代表性的风格，在欧洲各国不同的发展过程中，适应了不同的需要和形式，艺术也呈现出不同的面目。

1 宗教建筑艺术的发展

1.1 荣耀的光辉—拜占庭的建筑风格

中世纪文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基督教文明，对近代文明有直接的影响。基督教的兼容并蓄，终于使它成为拜占庭的精神支柱，成为当时欧洲文化创作的代表和象征。拜占庭帝国时期，美术成为信仰的工具，尽全力颂扬上帝的荣光，引入世人寻求的永生和拯救，[2]王权与神权统一由皇帝掌握，艺术在王权的支持下带有很多的世俗特点。例如，圣索菲亚大教堂以大胆和独创著称，是当时规模最大的建筑工程，是鼎盛拜占庭帝国的纪念碑。

拜占庭建筑是在继承古罗马建筑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例如，圣索菲亚大教堂创新把集中式建筑和当时盛行的巴西里卡式教堂的优点有效地融为一体，建筑平面采用了希腊式十字形，核心区域为正方形建筑形制，重要区域集中在这里，四个立在边角的墩柱支撑起帆拱，而在帆拱的上方是体型巨大的中央圆顶，圆顶的重量被分散到四个方柱上，使圆顶建得更高、更轻，巨型的圆顶开有一圈窗户，使圆顶高高在上被金光环绕，造成悬浮在空中的视觉感受，射入的光线使高大宽敞的建筑内部空间显得更加辉煌壮阔，仿佛造出了一个光芒万丈的天堂；同时，教堂内部由于采用昂贵的装饰材料，故色彩十分彩绚丽，搭配高达广阔的建筑空间，形成了灿烂辉煌的视觉效果，进入教堂就不禁使人感受到浓厚的宗教氛围，奇特的光影效果引领人们去感受上帝的曙光。该宗教建筑的主要目的是充分展示皇权和神权，彰显神的意志，凸显神的权威和所代表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拜占庭建筑整体造型突出，开创了独特的建筑结构，色彩使用上注重变化，又注意统一，使建筑内部空间和外部空间立面显得灿烂辉煌。

1.2 反宗教改革的自救-巴洛克建筑的興起

17世纪，随着宗教改革运动的日益高涨和科学知识的广泛传播强烈地冲击着罗马教廷，天主教为了宣扬它的精神和彰显它的荣光，大力借助美术宣扬自己的宗教，重新吸引和激励信徒，用艺术感染人回归教廷，逐步发展成了影响广泛的巴洛克艺术运动。[3]同时，巴洛克艺术形成了典型的艺术特征，繁复的装饰，金色的华丽，扭曲的多变线条，强烈的律动感，繁复的堆砌，丰富的视觉效果成为艺术表现的重点。

教会希望华丽壮观的建筑形式，可以取代内在濒临没落的信仰，重新使大众回到教堂来，所以建筑师们率先去除了传统教堂的阴暗沉重，利用穹顶的采光，使教堂明亮广阔，使人觉得来到教堂不再是为了承担心灵上的罪苦的负担，而是追求精神飞扬的一种激情的喜悦。全盛时期巴洛克建筑风格特征的代表作是波洛米尼所设计的圣卡罗教堂，教堂外立面因为其曲则多变，充满动感的建筑线条和大量的复杂雕刻装饰而闻名于世，墙面凹凸变，对比强烈，加上繁复的雕塑装饰形成奇幻的光影效果；同时，建筑内部延续曲线造型的特点，内部墙面也全由曲面构成，凹凸变化强烈，动感十足，建筑内部因装饰材料的多样性和大量的精细雕刻的装饰相对于建筑外部更加辉煌灿烂；建筑顶部借助椭圆形的藻井形成一个神奇美丽的空间，其上的十字形、八边形和六边形这些构图元素更增加了空间的戏剧性效果，有很强的向心性。教堂建筑和雕刻相互结合，追求新奇感，内部装饰为了彰显其富有和高贵多采用名贵的材料，复杂精美的装饰形成强烈的光影效果，使空间具有很强的流动感和立体感。巴洛克建筑冲破古希腊以来古典建筑所形成的种种清规戒律，对僵化的古典建筑进行总体上的大反叛，开创了一代设计新风，建筑总体上具有丰富的视觉效果，造型上自由奔放，追求豪华的内部装饰和动势与起伏的形态，有效地将建筑、雕塑、绘画融为一体。

2 丰厚的绘画艺术遗产

2.1 永恒的精神

因为拜占庭文明是古典东方文明、基督教的思想体系和罗马政治传统的三位一体结合的产物，所以这时期的艺术中非再现性的倾向、东方美术的因素和希腊的传统交融在一起，使拜占庭的绘画艺术大放异彩，其中镶嵌画是拜占庭艺术的主要艺术形式，在拜占庭宗教艺术中占有尤其重要的地位。

镶嵌画是以打磨光滑的彩色玻璃片和大理石为原料，在墙面上用黏合剂粘贴作品的艺术形式，颜色以红、黄、蓝、绿为主，色彩斑斓绚丽，在光的照射下反射出如宝石一样的光芒令人心醉神迷，使其装饰的教堂绚丽辉煌，如同天堂一样虚幻缥缈。最能代表该艺术水平的当属《查士丁尼皇帝和侍从》，把立在正中身穿紫色袍子，头戴皇冠的查士丁尼皇帝以近似圣徒的方式进行表现，深刻的揭示出拜占庭皇帝集政治和宗教权利力为一身的事实。画面人物一字型排开，他们的形象区别不大，似乎用同一个模子印出来一样，统一的垂直线条限制了动作的表现，拉长的躯体和毫无生机的面部表情营造出一种近似于纪念碑一样庄严神圣的效果，人物抽象化和装饰化的表现形式严重脱离实际，背景大面积的运用金色，营造出肃穆的宗教效果，引领人们超越现实去追寻上帝。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拜占庭宗教艺术形象逐渐被统一归纳成固定的符号，他们的表现方法变成了固定形式，即由绘画工匠师徒先传，不能随意改变，建立了基督教艺术风格强烈的独特形式。

2.2 文艺复兴后的艺术自觉

巴洛克绘画艺术承袭了文艺复兴再现性传统，不过其绘画艺术抛弃了文复兴时期稳重、和谐的古典品质，转而去追求激情洋溢、富丽堂皇的艺术效果。其中“画家之王”鲁本斯是巴洛克时期的杰出代表，他的宗教绘画作品具有巴洛克艺术的壮丽的风格。画家将他的宗教信仰，以巴洛克的形式融入宗教画中，以舞台式的戏剧感去表现宗教故事，塑造的人物目光中充满了生命力，富有弹性的皮肤栩栩如生地表现出宗教人物感动世人的精神魅力。

画家创作的三联油画《上十字架》是巴洛克绘画的代表作。左右两联的绘画不再像以往只从精神上和主联一致，而是在场面上呼应主联画的情景，作品表现的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正在被迫害者竖起的时刻，奋力抬起十字架的人群皮肤黝黑发亮，肌肉强健，面部表情狰狞和皮肤白皙，眼神充满希望的基督形成鲜明对比，突出用耶稣受难时被折磨的躯体来渲染基督教的高尚情怀。同时，鲜活的宗教形象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对角线构图与以往的基督受难垂直构图相比，充满新奇感，生动地刻画出场景的瞬间。该作品从焕然一体的场景组合到生动的色彩表达，真实的质感和激动的戏剧性效果无一不显示出鲁本斯高超的技艺，他所刻画的宗教人物满足了教会对富丽和庄严的需求，成为巴洛克时代绘画的第一人。巴洛克宗教绘画带有巴洛克艺术典型的追求动感的观念，画家通过绚丽的色彩，戏剧性的场景表达出强烈的宗教感情，鲜活的宗教人物形象重新唤起百姓对天主教的信仰，为宣扬宗教起到了重要的感化作用。

3 截然不同的雕塑艺术

3.1 僵硬的拜占庭雕塑

拜占庭雕塑更多的具有东方的装饰性和抽象性特色，与传统的欧洲雕塑明显不同，而且自成体系，并始终保持着自身发展的连续性。拜占庭帝国因为信仰东正教很少制作纪念性雕塑，雕塑还不如说是精美的图案，充满符号感的处理手法让人难以捉摸雕刻的意图，追求极致的对称，抽象的场景向我们展示人性消失，在严厉秩序中一切都显得那么神圣而不可侵犯。利奥三世掀起长达一世纪之久的“圣像破坏运动”，在拜占庭国家、经济、文化、艺术留下了深刻的影响，雕塑作品几乎完全消失，雕塑主要存在与教堂建筑装饰和墓葬石棺雕刻中，教堂建筑装饰雕塑中很少表现人物形象，而主要是表现以动植物及抽象纹样为主的装饰图案。装饰雕塑在拜占庭式教堂中，多被用于柱头、门窗上楣和石质祭坛的屏饰处，其形式大多为浅浮雕和透雕，这些浮雕作品近似于略有一些起伏，具有一定明暗效果的绘画，并没有凸显出雕塑特有的三维立体感。因为拜占庭雕塑的特征是不重视对客观世界的忠实再现，而强调对精神世界的表现，用寓意、象征、夸张等手法形成一种超越现实的神秘感和宗教感。

3.2 动感的巴洛克雕塑

在巴洛克样式中雕刻逐渐变成建筑的装饰，已失去独立的机能。雕刻奇才贝尼尼的出现使巴洛克雕塑艺术达到了的顶点，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当属《圣特列萨祭坛》，作品描绘的是修女在幻觉中见到上帝的情景，躺在浮云上的修女前面是一个调皮的天使将一支锐利的金箭刺向她的胸膛，修女嘴唇微张神情迷离，在宽大衣袍下微曲的脚趾透露出修女渴求神的眷顾。雕像中病态的修女和快乐的天使形成鲜明的对比，祭坛的上方众多金光灿灿的金属条在光线的漫射下衬托出人物形体，犹如被聚光灯围绕的舞台剧一样拥有丰富的光影效果，充满律动感，该作品以戏剧化的激情煽动人们的视觉和情绪，把巴洛克时代的狂喜演绎得淋漓尽致。巴洛克雕塑总体上强调运动和变化，注重表现人物复杂的心理活动，追求多样的表达手法，是动态中的美，这些是文复兴时期所没有的创新。

4 结语

拜占庭宗教艺术关注精神性而非人性，追求秩序和理性因素，塑造的艺术形象刻板僵硬，概念化、图案化的刻画方式使该艺术充满神秘的宗教气息，延续千年的艺术更多的是守旧和固化的传承，是连接西方艺术发展的纽带。巴洛克宗教艺术突破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追求理性、和谐的传统，在承袭创作技藝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激情洋溢、充满动感的艺术形式，宗教艺术煽动人们的视觉感官，引导人们回归天主教廷。

参考文献：

[1]邵亮.巴洛克艺术（第2版）[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20.

[2]赵林.西方宗教文化[M].武昌：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318.

论欧洲中世纪科技与宗教的关系 篇4

公元476 年, 随着罗马帝国的灭亡, 欧洲开始了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之旅。历史学家将这一时期界定于公元5 世纪到15 世纪, 这在千年的历史进程中, 欧洲的科学界并没有将古希腊的科学之光传承并继续点亮, 而是出现了漫长的停止期。尤其是在基督教统领整个欧洲后, 科学自然的发展更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阻碍, 在中世纪前期宗教对科学技术发展进行了压制, 这种压制表现在:

1. 宗教及其教义对自然科学发展的制约

在中世纪的欧洲, 科学发展和宗教统治之间的关系整体而言, 表现为科学发展的停滞和空白, 因为这一时期的宗教对与其教义相悖的科学理论完全禁锢。当时教会对哥白尼所提出的日心说强烈反对, 不但将研究这一学说的伽利略长期软禁, 而且将坚持日心说的布鲁诺残忍的烧死。这些事实均证明, 在中世纪, 宗教及其教义对自然科学的发展起到了强大的制约作用, 这一时期科学领域的几部发展为零。不但没有影响力巨大的科学家, 也没有引起轰动的科学巨著出现。

2.宗教对科学思想的排斥

科学与宗教之所以会产生强烈冲突, 主要在于两者规范的差异性, 它们分属各自的理论体系。宗教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体系, 以某种信仰为前提, 而科学则属于开放式的发展体系, 以客观、理性和经验为基础。宗教对事物的解释是超越自然原理之上的, 而科学则是以客观的论证证明自然中的现象和规律, 具有典型的实证色彩。可见, 两者之间的矛盾冲突本质在于认知观点的冲突。著名学者罗素曾就两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做出如下解释:神学代表权威, 而科学代表观察, 科学家不会因为宗教权威的观点认可或否定某个命题, 并要求得到公众的承认。科学的进步使公众意识到其中蕴藏的巨大能量, 并迫使神学为科学做出让步。

二

当然, 事物的本质有着双重性, 科学与宗教所产生的冲突并不是问题的全部, 而只是其中的一个层面。中世纪宗教神学对科学的发展也起到推动作用。

1.宗教弘扬理性精神, 确立理性方法

为了使公众接受基督教教义, 使之成为公众信仰, 同时也为了减少异教徒的挑衅和发难, 基督教在发展之初即以方法论对其教义进行解释和辩证推理。13世纪, 以阿奎那为代表的神学家相继建立起神学研究体系, 在利用逻辑推理的同时借助神学命题来证实教义的科学性, 从而使两者之间呈现出空前融合趋势, 在教义中彰显出理性主义光辉。从奥古斯丁开始, 独断信仰已经不能完全左右神学家们, 这一时期的神学家需要以理性的观点实现对《圣经》的诠释, 同时还需要以具有高度逻辑性的辩证方式对信仰做出确证, 这些都赋予了中世纪神学典型的理性精神。因此, 法国学者Etienne指出, 中世纪的宗教不单纯是一种信仰, 更是长达千年的抽象思维的演进。中世纪的神学有着浓厚的理性色彩, 对于古代极端怀疑观点起到了强大的抑制作用, 使批判精神得到了空前发展, 在求证方式与求证精神中更趋于理性化, 为近代科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精神支持。

2. 宗教为科学活动的开展提供物质基础

中世纪与古罗马相比, 在生产力方面有了长足发展, 商业发展日臻完善。对于这一现象的形成恩格斯解释为:由于中世纪生产水平不断提高, 促进了商业环境的发展, 促使生产条件逐步完善, 生产形势和规模也获得了更大发展。另一方面, 由于航海技术的发展促使世界经济交流更为频繁。工商业的高度发达为科学研究创造了优越的物质条件, 促进了新的科学现象的出现, 并带动了针对这些新现象开展的科学研究, 促使科学实验手段不断进步, 使新工具的制造基础更为坚实。东方文明的传播和渗透, 促进了希腊航海事业、文化科学以及宗教改革的发展进程, 使其活动范围得到了有效拓展。

3.宗教支撑了科学研究

在中世纪, 宗教对于科学研究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包括为其提供研究经费和研究场所等。客观来讲, 中世纪有不少科学成果是由教徒研究和传播的。近代科学的发展同样与宗教发展相辅相成, 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因素, 在物质与精神上实现了协调和制衡。科研工作者以教会、大学、协会等组织, 形成了具有独立性的知识阶级, 为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近代科学革命的发展, 促使近代科学研究体系的形成:自然界的事物和现象, 均可通过实验进行求证, 自然界的现象和本质, 都可以利用数学性的逻辑思维进行解释, 这些解释具有进一步求证空间, 在论述过程中有其必然性和或然性。

三

1.随着科技与宗教的不断交融, 中世纪哲学也不断发展

中世纪哲学主流思想体系统称经院哲学, 其内部涵盖了多个学派, 学派之间的争议历来存在, 最典型的应该属“实在论”和“唯名论”之争。这些争议并不是空洞的学术理论之争, 而是促进经院哲学发展的推动力。经院哲学的创始人及推动者非爱留根纳莫属, 他以犀利的哲学思想和创造性的思维模式, 被誉为中世纪的“哲学之父”。黑格尔指出, 中世纪哲学的实质性发展是以爱留根纳为始发点的。在柏拉图理论引导下, 爱留根纳建立起当时完备的哲学体系。11世纪中叶, 有学者开始尝试在神学研究中引入辩证法, 从而引起了学术界和神学领域的争议。在这一过程中, 安瑟尔谟以“信仰决定理性的观点”肯定了神学研究中理性逻辑的作用, 从而使经院哲学的基本框架得以确立。而“共相”问题的争论, 则逐渐分化成两大流派, 即唯实论和唯名论。

唯实论主张“共相”是真实存在的, 是事物与生俱来的精神实体, 是客观存在的。而唯名论则主张“共相”仅仅是概念或者某一名称, 只有极少事物客观存在。这些争论以理性逻辑为依托, 促进了理性逻辑的发展。因此在教义体系内, 理性主义重新复苏。而唯名论由阿奎那引入自己的研究体系中, 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庸意义的唯实论观点。发展至后期, 培根对这一理论做出概括:“个别事物的确与共相存在, 但是与心灵没有丝毫依赖性, 其自身存在是客观性的, 不具备对附加物的依赖性”。培根依据共相理论承认, 只有科学是通往自然真谛的有效途径。“有智慧的人通过实验来了解事物的本质, 如果不通过实验, 那么对任何事物的解释都不能令人满意。”这一观点确定了科学实验的重要性和有效性。培根理论的发展, 打破了原有经院哲学的束缚, 使实验理论得到了实质性发展。在此之后, 司各脱等人对科学实验理论进行了完善和发展, 并提出了分层次认识事物的观点。在这些学者的倡导和亲身实践下, 科学的客观、理性特点得以突出和发展, 促使近代科学得以萌芽。

2. 经院哲学能够在信仰和理性间起到协调作用

当两者发生矛盾时, 经院哲学能够对主体的理性认识起到一定的助推作用, 但是在其始发阶段, 却蕴含着一定的消极因素, 尤其是从其影响方式看, 与现实有一定的距离。自阿奎那之后, 经院哲学的消极特色越加明显, 而且流派之间的争议学术性也明显下降。经院哲学派学者已经不再关注现实和自然变化, 而是在教会经文中断章取义, 并将其视为不容置疑的真理。研究者将教会信条视为天经地义, 进而成为经典的奴隶。这样的哲学研究已经严重脱离实际, 难以产生智慧的火花, 严重脱离现实, 迂腐守旧, 成为禁锢公众思想的枷锁。

培根曾就阿奎那的理论进行过严肃批判, 指出在神学理论中, 也必须有科学的证据作为支撑。在《圣经》的研究中同样需要结合历法、历史、民俗等因素。培根对教会予以大力抨击, 提出以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利剑净化教会的观点。研究者指出, 经院哲学主张唯名论, 这是导致其消亡的主要原因。同时这一主张为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综上所述, 科学的完善和发展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宗教哲学所推崇的世界观, 与自然科学有着本质的对立性, 在中世纪初期, 基督教的神学理论极大限制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但这个问题需要客观的辩证看待, 需要认识到科学发展中宗教的积极推动力。在中世纪的神学思想中, 一些观点已经成为近代科学发展的基础。这一时期的神学理论, 很大程度上与古希腊哲学的宇宙原理相契合, 在哲学中体现出与自然科学的融合性。另一方面, 在基督教神学中唯名论和唯实论的矛盾辩证中, 经院哲学对其促进作用也是客观存在的。这一观点改变了公众对于抽象神学的信仰, 使信仰与自然科学之间建立起有机联系, 并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为近代科学观点的充实和发展提供了动力支持。

摘要：中世纪宗教哲学的发展, 犹如一把双刃剑, 对当时科学的发展起到了双重作用。中世纪欧洲神学曾经引起公众的强烈争议, 对于持反对态度的公众而言, 很多人将这一时期比喻为科学的“黑夜”, 科学被描述为苍白空洞, 几近消亡, 但这“科学的黑夜”却催生出近代科学的文明。人类的发展进步是亘古不变的客观规律, 即使思想与自由受到禁锢, 也不能将人的思想彻底消灭, 这就是“生命有限、思想无限”的科学精神所起到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中世纪,科技,宗教

参考文献

[1]赵敦华.基督教哲学[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2]车铭洲.西欧中世纪哲学概论[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谈古希腊与中世纪的音乐美学思想 篇5

关键词：古希腊；中世纪；音乐美学思想

从整个西方音乐美学史上来看，古希腊与中世纪音乐美学思想似乎显得相对原始而且粗陋。然而，正是这样一些先哲对音乐美学问题的思考所得出的看似简单的成果，影响了其后千余年的历史，其中的一些见解与思索方式对于当代音乐美学研究仍然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

一、古希腊的音乐美学思想

古希腊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早已人所共知。虽然其文化中具有明显而深刻的宗教背景，甚至是以神话或宗教的思维去看待其本民族赖以生存的那个神奇世界，但当时的哲学家与诗人，正是用这样近乎原始的思维去寻找世界的本原和宇宙的运行规律，并得出了符合一定逻辑的结论。即使这些结论在今天看来似乎显得有些荒诞，甚至其有关音乐美学的思想并未完全独立于哲学或美学，但是，这些片段性的思考或结论却包含着比较严密的逻辑与较为深刻的思辩，同时也明显地影响着哲学与美学理论的发展，比如毕达哥拉斯的数论。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哲学就是建立在数论的基础之上，而数又与音乐的和谐密切相关；音乐的和谐则体现了美的原则，也体现了宇宙的和谐；而宇宙自身也具有美的性质。其又把人身看作小宇宙，同样也离不开数的和谐。由此可见，当时的哲学、美学与音乐之间的关系是何等紧密。

正是古希腊的哲人们孜孜不倦的探索，开创了人类可考历史中最早的包括音乐文化在内的哲学观、美学观。这并非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历史现象，虽然看似偶然，而事实上，这深远地影响了之后人类文化的发展。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发展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必然要经过不断的修正才能更加趋近于绝对真理。古希腊的哲学家与美学家所得出的一些关于世界存在及音乐的重要结论，在之后漫长的历史中不断被后人所引用。或者赞同，或者批驳，以此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正如牛顿说的：“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上。”我想，今天我们完全可以这样来理解牛顿这句话：“我”，可以代表今天在任何方面取得成就的科学家，无论是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巨人”，便是当代之前的那些先贤，是他们为我们今天的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更高的平台，这个平台就是我们今天进行研究的起点，即我们赖以踩蹋的巨人之肩。牛顿这句话，应该不仅仅适合于过去的科学研究，同样也适合于当代与后世。

二、中世纪的音乐美学思想

中世纪曾被认为是西方历史上的“黑暗时代”，而今天人们则更倾向于以一种更加客观的态度来面对这段时期。就音乐美学而言，中世纪哲学家与僧侣对古代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西方音乐的独特发展包含着中世纪哲学家与音乐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重大成就。

中世纪是宗教观念居于绝对统治地位的时期，神权高于一切，这不能不影响到哲学家的政治立场和研究思维。中世纪哲学家对音乐的态度往往处于一种自身无法解脱的矛盾中，因为其对音乐功能较为全面的认知，在推崇音乐对社会与对人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又害怕音乐给人带来不利影响而贬低音乐。这一矛盾的产生与其自身的无法解决，大概与当时哲学家所处的阶级立场有关。因为中世纪哲学家与古希腊哲学家的出身与所受到的教育具有很多的相似性，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同样是唯心的，认为精神的东西比物质的东西在其主观划分的世界等级秩序中要高贵得多。

或许是物极必反的原因，中世纪音乐虽然在教会的严格控制之下，但是依然产生了当前最早有据可考的、具有地域风格特征的歌谣等所谓民间艺术形式。其一反教会所规定的复调思维，多采用单声，有器乐伴奏，歌词方言化，歌唱世俗事物，这与严格程式化的宗教音乐形成鲜明对比。这应该与当时人们寻求新的情感表现与对教会的程式化又呆板的音乐不满有关，从而在教会之外努力挣脱僵化的思维，试图追求新的情感表达，同时也预示着一个新的艺术时期的即将到来。由此也可以看出，音乐的发展同样也展现着对过去已经存在的音乐形式与观念的否定，方能突破僵化刻板的公式，获得突破性的发展。

古希腊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理性与中世纪宗教思维下的理性具有一定的继承关系，这深深地影响到包括音乐美学在内的学术发展。古希腊与中世纪带有原始因素的思想观念，在后世被不断地被修正或扬弃，才有了文艺复兴及近代学术的大发展。学术思想的进步，不仅仅表现为提出并证明某种观点的正确，同样在于通过对前人所持观点的再审视而提出新的怀疑或反论。正面的开创是进步，同样，对谬误的发现与批驳也是一种进步，而今天所开创的新理论在今后也难免成为后人批判的对象，同时也是人类更加接近绝对真理的必经之路。

参考文献：

[1]（意）福比尼.西方音乐美学史[M].修子建，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5.

中世纪宗教与西方音乐 篇6

一、激进的排斥模式

这一模式是指在公立学校中禁止开设任何形式的宗教教育课程,禁止一切带有明显宗教性质的活动,包括佩带有明显宗教属性的标志。法国是这一政策模式的典型代表。

法国将宗教教育排除在公立学校之外,主要由社会学家涂尔干(Durkheim)所倡导。尽管法国天主教教会及神学家极力反对,但在涂尔干和他的学生的推动下,法国终究推行了世俗的道德教育。1882年法国《贝尔法》规定,公立初等学校不再进行宗教教育,允许学生家长在假日期间在学校之外对子女进行宗教教育;取消教会对小学的监督权;对6～13岁的儿童实行义务教育。该法律将宗教教育排除在公共教育之外,每周留给它一天(休息日)的校外教育时间,确立了宗教教育与公共教育的关系。1886年《戈布莱法》17条规定,只有世俗人员才能在公立学校任教,以法律的形式将所有神职人员和宗教团体的所有成员都排除在公立学校之外。1905年,法国通过关于宗教与国家(政教)分离的法律,规定共和国保证信仰自由,保障宗教仪式的自由进行,但国家对任何宗教组织和宗教活动既不给予承认,也不给予资助。[1]意味着将宗教排除在国家之外。

在此基础上,法国在1946年《宪法》序言中规定,在所有阶层进行“免费的世俗化公共教育”,以宪法的形式对宗教与公共教育关系给予确认。在1958年《宪法》中又明确规定,法国是一个“政教分离的共和国”,将世俗化以宪法的形式加以确认,这也成为法国维护公共教育世俗化的根本法律依据。

近年来,随着外来移民的涌入和新兴及外来宗教的迅速发展,新的宗教文化不断冲击着法国政教分离原则,特别是宗教与公立学校相分离的原则。其中引起法国各界颇为关注的事例就是穆斯林移民孩子就读于法国公立学校时他们在学校的穿戴问题。为此,1994年,法国教育部发布了禁止教师和学生在公立学校校园穿戴“政治化和宗教化”的指令。2004年2月10日,法国通过《面纱头巾法》,禁止学生在公立学校佩戴明显的宗教标志,包括伊斯兰的头巾、基督徒的大型十字架和犹太教的小帽等,学生违反此法的,可能被学校开除。[2]这些政策和法律依据法国严格的政教分离原则,鲜明地反映出法国对公立学校宗教问题所持的激进的排斥态度。2004年11月19日,法国最高法律机构宪法委员会对政教分离原则第一次做出正式解释,即“禁止任何人利用宗教信仰摆脱管理公共单位同个人关系的公共规则”。[3]这一解释明确确认了法国政教分离原则的排斥性,承认政教分离的公共规则高于个人宗教信仰自由,坚持了公立学校对宗教自由的拒绝。

从上述法国处理宗教与公共教育关系的法律、政策中可以看出,法国极力将宗教严格限制在教会、家庭和私立学校等这些“私领域”中,把所有带有宗教性的活动、标志完全排除在公共教育之外,体现了法国的民族特性和法国人在处理问题时强调理性的“普遍原则”。

二、温和的分离模式

这一政策模式的主要特点是,、禁止在公立学校开设正式的宗教教育课程,禁止在公立学校举行宗教活动,但却允许在公立学校的课外活动时间,学生在自愿的前提下举办和参加宗教活动,承认学生的宗教自由。美国是这一政策模式的典型。

1791年,美国通过《宪法》第一修正案,其中涉及宗教问题的第一条规定,“国会不得制定设立宗教或者限制其自由实践的法律”。这就是著名的设立分句和自由实践分句,它确立了美国处理政教关系问题的两个根本原则,即政教分离原则和宗教自由原则,也成为后来美国解决宗教和学校,尤其是公立学校关系问题的主要宪法依据。

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美国最高法院本着教育乃是地方性事务,最好留给教育工作者自己处理的原则,很少关注教育问题,即使是州级法院也极少审理有关教育的案件。自20世纪40年代起,美国最高法院把第一条修正案用于公共教育,就如何处理公共教育中的宗教问题形成众多的判例,从而以司法的途径确立了美国公立学校中的宗教政策模式。1947年最高法院在“艾沃森诉教育委员会案”中,首次把设立分句用于教育案件中,并对其含义作了解释,认为政府不得确立州教或国教,不得参与宗教事务,不得以立法偏护或歧视宗教,不得干涉个人宗教信仰自由,不得征收任何数量的税收以支持任何宗教活动或机构。用杰弗逊的话说,设立分句反对用立法确立国教条款,旨在树立起一道“教会与国家分离的墙”。[4]这一要求政府保持中立态度的判例成为以后法院审理此类案件的准则。例如,“麦克勒姆诉教育委员会案”(1948)禁止将宗教价值观列入公立学校的课程和教育计划,认为如果在公立学校开设宗教课,州政府就有支持宗教的倾向。[5]“恩格尔诉维塔尔案”(1962)和“阿宾顿诉谢普案”(1963)禁止在公立学校每天早晨上课前的公开祈祷和读圣经活动,认为课前的公开祷告和读圣经活动违反了宪法修正案政教分离的原则。[5]

然而,学校教育的世俗化绝不意味着宗教完全被排除出公立学校,政教分离并不是绝对的。正如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伯格(Chief Justice Burger)在“雷蒙诉库尔兹曼案”(1971)的裁决中指出的那样,我们以前的裁决未要求完全的政教分离,从绝对意义上说,完全的分离是不可能的。是否牵连、目的为何以及影响范围是判断是否违反政教分离原则的三项标准,而不是简单地一概排斥公立学校中的宗教。[7]因此,美国最高联邦法院在坚持政教分离、禁止公立学校支持宗教原则的基础上,也在一系列判例中体现出其在宗教与公共教育关系上的温和性和对个人宗教自由的尊重。如“威德玛诉文森特案”(1981),最高法院裁定该所州立大学不让学生团体利用大学设施“从事宗教礼拜和教学活动”不合理,认为学校借场地和设备给学生在课外办这类活动并没违宪。[8]“华莱士诉贾弗里案,,(1985),最高法院在判决亚拉巴马州“授权学校可开辟一段静默时间作为默念或自愿祈祷之用”的法律违宪的同时,却判定该州另一项“授权州内的公立学校举行一分钟的静默时间‘作为默想之用””法律的有效性。[8]1990年“西部社区学校教育委员会诉茉珍斯案”宣告《公平准入法》合宪,并纳入作为判决的依据,判决在公立学校成立“宗教性社团”是合法的。[8]2002年,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规定新生必须阅读哈佛大学塞尔斯(Sells)教授的著作《认识古兰经》,并举行讨论会共同研讨。一个保守基督教团体和三名新生宣称这个规定是在推广伊斯兰教,违反宪法政教分离的原则,应予以禁止。他们要求法院向北卡罗来纳大学发出禁令,北卡罗来纳大学则辩称在“9·11”恐怖攻击之后,要求学生阅读这本书,是因为全球有10亿伊斯兰教徒,而美国学生对伊斯兰教思想却很陌生。校方律师也特别强调,这项阅读规定和随后的分组讨论是提供学生宗教方面的通识性教育,与传教无关。结果,法官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认为公立学校为学生提供宗教方面的通识性教育并不违宪。[11]

在美国,宗教与公共教育关系问题主要是通过司法的方式解决。综观上述案例可以发现,司法系统严格执行在公共领域中施行政教分离的原则,同时在有关诉讼中阐明政教分离并非反宗教的实质,从而体现了美国在宗教问题上的中立。

三、积极的包容模式

这一政策模式是指在公立学校设置以宗教知识为主的宗教课程,把宗教课纳入到公立学校课程体制中,并允许学校从事尊重学生宗教信仰自由以及有合理规范的宗教活动。英国是这一政策模式的典型代表。

与法国、美国的政教分离、宗教与公共教育相分离的原则不同,英国在处理宗教与公立学校关系时不是力求互不干涉、界限分明,而是一种积极的包容模式,宗教被纳入到公立学校课程体制中。英国在1944年通过一项教育法案,规定在中小学必须教授宗教课,而在此之前,宗教教育在中小学是可有可无的。这项教育法案还要求每一个学校每天都要举行集体礼拜。英国教育当局将法案所指的宗教界定为基督教,宗教课则是圣经研究,[8]这在当时是可以接受的,因为那时85%以上的英国人是基督教教徒。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外来移民的增加,英国民众宗教信仰的组成产生了变化。在一些都市地区,亚洲、非洲和欧洲移民带来了多种不同的宗教。于是都市地区的一些教师认为,宗教课程不应只限于基督教。同时,英国人对许多外国宗教也开始感兴趣。在这样一种多元文化的情况下,英国人对各种宗教的看法渐渐更为平等和尊重,也比较能从不同信仰者的角度去对待各种新传入的宗教。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英国有些地方教育主管机构正式重新规范宗教教育,即将宗教教育范围扩大到基督教以外,也强调宗教教育是教宗教知识而不是促成学生的宗教信仰。

1988年英国国会通过一项教育改革方案,这个法案的目的在于提升“学生在心灵、道德、文化、心理和生理上的发展”。这个法案明确规定了宗教教育是中小学课程中的主要科目,宗教教育必须反映英国以基督教为主的事实,但也一定要考虑到在英国境内其他各种主要宗教的存在,把过去的宗教教育范围扩大,由主要进行基督教教育扩展到几大宗教知识教育。宗教教育课的具体内容由各地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进行,可以体现各宗教传统在当地生活中的位置(当然是以基督教为主),但对小学生进行的宗教教育不得带有教派特点,尤其不能向小学生传教。所有的学校必须每天做基督教的集体礼拜,但不能是特定的基督教教派的礼拜。此外,如果校长认为这样的礼拜仪式对全部或部分学生不合适,学校经过地方咨询委员会的同意也可以举行不同的宗教礼拜。[8]更重要的是,学生家长有权提出申请让他们的小孩不上宗教课和不参加宗教礼拜。这对少数派宗教信徒来说是有利的,因为学校的宗教教育不可能照顾到他们的宗教信仰的特点。1991年3月18日,教育科学部在致教育主管官员函中指出,在教学大纲中,必须明确指出基督教及其他主要宗教是可被教授的范围,也必须说明宗教对大众日常生活的影响以及英国宗教教育何以不能将之摒除的原因。2004年10月27日,英国教育大臣查理斯·克拉克(Charles Clarke)公布了英国第一份全国性的中小学宗教教育指导大纲,要求学生不仅要了解诸如耆那教、波斯教等不太熟悉的宗教,还要学习各宗教间的共性和冲突,目的是增进对世界的理解。同时,要通过宗教教育来推动道德教育、公民教育、健康教育、人格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14]

由此可见,英国本着经验主义解决问题的方法,从教育活动的社会实际出发,合理吸收宗教教育的成分,并依据现实的变化逐步扩大非国教徒的政治权利,在教育领域力图维持国教会——非国教会——政府这三者之间一种包容的、非激烈冲突的模式,达到促进不同信仰者间的相互尊敬、了解与包容的目的。

四、协调的伙伴模式

这类政策模式是指在公立学校设置广泛的包括传教性质的宗教课程,并允许公立学校进行尊重学生宗教信仰自由以及有合理规范的宗教活动,达到宗教与公共教育的相辅相成。德国是这一政策模式的典型。

德国基于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教会与国家、教育的关系相当密切。因此,虽然德国在1919年《魏玛宪法》中有不设“国教”的规定,但是宗教的庞大力量足以让它在宪政体制下享有一定的特权,从而在《魏玛宪法》中有应保留宗教在公共教育中的地位的规定,而且大部分地区的政府和教会就此问题达成妥协,即公立学校将宗教课程纳入正常教学体系,教会则扮演辅助的角色。这种宗教与公立学校的合作模式又在1949年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中得到了确认。《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规定:整个教育制度应受国家的监督;子女教育权利人有权决定其子女是否接受宗教教育;宗教教育是公立学校课程的一部分,但无宗教信仰的学校不在此限;宗教教育在无损于国家监督权的情况下,可按不同的宗教教义进行;不得违背教员意志而令其承担宗教教育的义务。[8]

除了宪法上的强制性保障外,在法治的原则下,教会与州政府还签订契约,作为双方在宗教课程上共同合作的基础。这些契约主要规定:宗教课程是公立学校正式授课科目之一,不得排在边缘时间或受到不平等待遇;宗教课程指基督教宗教课程、天主教宗教课程或其他宗教团体的宗教课程;学校有义务为宗教课程免费提供空间及设施;课程计划、教材和教科书等宗教课程教学资料需得到教会或宗教团体的同意才准予使用;主要由教会或宗教团体的神职人员担任宗教课程的教师;宗教课程的教师在不妨碍国家监督权的前提下,接受其所属教会或宗教团体的教义与规定的制约;学生的宗教礼拜仪式是教会或宗教团体的活动,学生与教师并无参与义务,其仪式原则上须在课外时间举行,只有传统的在课堂中进行的祈祷仪式及学年开始和结束时的宗教典礼不在此限。[8]由这些约定我们可以看出,德国基于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将国家和教会的关系“契约化”。国家承认教会在宗教课程方面有特定的责任范围,教会则需遵守“政教分离”的原则,不得在宗教课程以外干预国家的教育管辖权,从而形成了德国宗教与学校教育的密切合作关系。这是现代德国在宗教教育上与其他国家的最大不同之处。

不过,近年来,一方面由于现代社会的快速变迁,宗教本身在现代科技文明的影响下,抵挡不住日趋世俗化的社会变迁潮流。学生们已经缺乏共同的宗教经验,宗教所扮演的角色日益受到挤压,在公立学校开设宗教课程的正当性也不免动摇;另一方面因为东德和西德的统一,原东德地区长期受到无神论的意识形态灌输,对于引进西德式的宗教教育极不愿意,甚至反过来促进新型伦理课程取代宗教课程。这些现象反映出,德国长期实施的宗教教育已受到种种质疑。

结语

教育世俗化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内涵之一。西方国家在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一般都遵循了政教分离与信仰自由的原则,并以此来处理公共领域中的宗教问题。不论是哪个国家的何种模式均顺应了政教分离的历史潮流。就宗教教育而言,如果一种宗教或一个教派在“私领域”(教堂、寺院、私立教会学校等)内进行,这种宗教教育无论何种类型都不会有问题,但放在“公共领域”的各级公立学校中,就会产生极大的争议。作为公共领域的公立学校不能违背政教分离与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不能强制学生接受某种或某个派别的宗教教育。

宗教是人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社会文化的提升、国民精神修养的熏陶有积极贡献。尤其是世界诸多制度性宗教对人类社会文化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一个国家不论采取哪一种宗教与教育关系的政策模式,都应考虑到宗教与文化传承的密切关系。当然,宗教也并非不可或缺。尽管宗教还蕴含着丰富的道德教育的力量,但现代社会许多重要的伦理道德却并不必然与宗教有关。因此,西方各国在允许学校开展通识性宗教知识教育的同时,在以宗教实施道德教育和信仰教育的问题上却保持谨慎。

一个国家具体实行什么样的宗教与教育关系政策,受该国社会内部多种因素的制约。西方各国宗教与教育关系政策模式的多样性,一方面反映了不同国家对宗教的价值与功能的看法以及宗教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各种政教关系和宗教与公共教育关系的政策模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发展和诸多因素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因此,不可空想一种所谓永远适用的政策,而应跟上历史发展的步伐,结合社会现实和宗教问题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政教关系及宗教与公共教育关系的政策模式。

如何具体处理好宗教与公共教育的关系也是当今我国教育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西方国家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应对这一问题的有益经验,我们应以科学的态度认真研究、学习和吸收。

参考文献

[1]郑菘.国家、教会与学校教育:法国教育制度世俗化研究(从旧制度到1905年)[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 221.

[2]何农.法国要求学校“非宗教化”说明什么[N].光明日报,2004-2-20(C1).

[3]莫里斯·巴尔比埃.关于法国式政教分离的定义[DB/OL]. http://www.fulei.org/revue/archieves.ip? locale=zh_CN & date =octobre_2005.

[4]Kern Alexander and M.David Alexander,American Public School Law.West Publishing Company,1992,pp.124-125.

[5][6]Warren A.Nord,Religion and Rethingking American:A National and Education Dilemma,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5,p.115-116.

[7]Adams,A.Is the Supreme Court Making a Significant Shift in Church-state Jurisprudence?D.M.Kelley.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Religious Affairs,ⅡNew York:Pilgrim Press,1986,pp.69-78.

[8][9][10][12][13][15][16]瞿海源等.宗教教育之国际比较及政策研究[M].台北,188-194.153-155.

[11]释恒清.宗教教育辨义——兼论宗教研修机构体制化的问题[A].内政部.宗教论述专辑:宗教教育及宗教资源应用[C].台北:内政部编印,2002.273.

中世纪宗教与西方音乐 篇7

从耶西的根必发嫩条, 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定在他身上, 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 谋略和能力的灵, 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

——以赛亚书十一章

耶西树 (the Tree of Jesse) 位于沙特尔主教堂西侧, 是历经1194年大火中幸存下来的四面彩色玻璃窗画之一。国内学者讨论彩色玻璃窗的文章大多从宗教和图像两方面入手, 很少会对某一面窗进行详细介绍, 且疏忽了窗户上人像的表现方式和其他细节。笔者将试着单独介绍耶西树这幅著名的玻璃窗画, 由此透析它与中世纪宗教礼拜、王室君权之间的联系 (图1) 。

耶西, 希伯来语为“”, 意思是“神的礼物”。他是希伯来圣经《撒母耳记》中的人物, 是大卫王的父亲[1]。根据基督教教义, 本文开头所引的预言指的应该就是耶稣, 因为他是耶西的直系子孙。耶西树是一棵具有象征性的树, 关于它的来源, 可以追溯到耶稣的祖先。在图像中, 耶西树是从一名睡着的人身上伸出来的。从现存在的描绘耶西树的手抄本、雕刻、壁画和彩色玻璃窗画可以看出, 耶西树这个主题在12世纪的西方非常流行。彩色玻璃窗画中的耶西树描绘了基督家谱, 树的底部是躺着的耶西, 向上是圣母、耶稣等人物画像。

沙特尔的耶西树是由七个部分组成的。这份基督家谱首先从最下方中央玻璃板俯卧的耶西开始, 然后树枝由他的腰部向上伸向四位国王、圣母玛利亚, 最后直至耶稣。每个人物左右两侧都有先知:右侧从下到上分别是何西阿、阿摩司、弥迦、约珥、巴兰、但以理和西番雅, 左侧由下至上是那鸿、撒母耳、但以结、撒加利亚、摩西、以赛亚和哈巴谷。这些先知通过其卷形花纹的不同样式和伴有词“Propheta”或“Profeta”加以区别, 但除了摩西的花纹之外, 因为它上面写的是申命记“xviii.15:‘Moyses:resustitasti Deusuobis’”。

画中的耶西躺着, 双眼紧闭, 好像在睡觉, 他的头靠在一个靠垫上, 右手托着下巴, 面向观赏者的方向, 优雅地躺着。树枝由耶西的身体伸向第一位国王, 坐着的形象正上方从下至上依次是第二位, 第三位, 第四位国王, 再向上是圣母, 最后是耶稣的人像[2]。人物两侧的树枝从最底部国王向上以对称的曲线形式将人物和左右图像分开, 最终以花朵图案形式结束。人像面向观者正坐, 穿着华丽, 头戴王冠, 他们的双手都抓着树的两根主要枝条, 像是握着王权一样, 最上端是基督, 由七只象征圣灵的鸽子包围着他。这种豪华的设计与背景蓝色形成对比, 整个画面被华丽的花朵和交错的装饰图案包围着, 并用白色珠状的图案增强装饰效果。

圣德尼修道院和沙特尔主教堂的耶西树可能是同一个年代的作品 (大约在1140-1150年) , 而且很有可能是出自同一个工作坊。学者Arthur Watson认为, 圣德尼的耶西树可能完成得较早 (大约在1140-1144年) , 而沙特尔为了归还圣德尼的债务, 便在19世纪以絮热那块遭受破坏的玻璃窗作为模板, 对其进行修复[3]。

许多幸存下来的耶西树手抄本、雕刻、壁画、玻璃窗画, 都说明了这个主题在12世纪很热门。但是并没有令人信服的解释表明它为什么会在这个时期出现并大量被选用为主题。Arthur Watson对mile Mle的l'Art religieux du XIIIe siècle en France (翻译成中文为“哥特图像:法国13世纪宗教艺术”, 有时就省略为“哥特图像”) 中的部分观点持不同意见。他不赞成Mle所说的耶西树是反映了宗教戏剧Ordo Prophetarum (The Play of Prophets) [4]。因为大量幸存的耶西树作品是没有先知者的, 而且据Mle所引用的一些巴黎、鲁昂对该戏剧的手稿研究显示, 它们应该是12世纪后的作品。

关于这个问题, Arthur Watson认为可能是和圣母有关。因为rod在拉丁语里是virga, 代表着圣母玛丽亚, 且12世纪的大量文学作品总是会强调圣母。此外, 沙特尔的耶西树也反映了12世纪的圣母崇拜。虽然在罗马时期就有圣母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 但是一直到13世纪哥特早期, 尤其是在法国, 才真正将圣母大量地引入到艺术作品中。沙特尔主教堂和圣德尼修道院所拥有的耶西树是其中最伟大的作品了, 它们是在12世纪中期完成的。

And there shall come forth a rod out of the stem ofJesse, and a Branch shall grow out of his roots: (Isaiah 11:1)

著名历史学家Ernst Kantorowicz (恩斯特·康托诺维茨) 的著作《LAUDES REGIAE A Study in Liturgical Acclamations and Mediaeval Ruler Worship》, 使我们更深一步地了解耶西树与中世纪法国王室之间的关系。此书主要讲述了沙特尔主教堂和圣德尼修道院耶西树之窗的图像及其象征手法, 而未涉及制作工艺。康托诺维茨教授在书中谈到中世纪法兰克王国的人们在教堂咏唱连祷歌颂君王, 特别是在宗教节日和加冕仪式上, 他们会反复咏唱道:“Christus vincit, Christus regnat, Christus imperat。”这里的“Christ”可能被视为凯旋而归的征服者、统治者、国王。从查理曼大帝那时起, 这种形式的咏唱就用来歌颂君王, 如一枚加洛林的硬币背后写着“X C:V I N C I T:X C:R E G N A T+K A R O L U S M A G N U S I M P E R”[5]。

据康托诺维茨所述, 这种“中世纪君王崇拜”在西方始于丕平涂油礼之后, 而后在梅罗文加王朝和加洛林时期形成其独有的礼拜形式。丕平是第一个被抹油神圣化的人。丕平及后来的君王的涂油仪式使人回想起旧约中撒母耳给大卫涂油的故事。继丕平之后越来越多的国王开始举行祭司的典礼, 而且他们尽可能地将基督和国王的照片摆在很近的位置, 例如在法兰克福的宗教会议上, 查理曼就被大主教称颂道:“R e x e tSacerdos!”[6]

圣德尼修道院和沙特尔主教堂耶西树玻璃窗上中央的国王、圣母和基督都面朝正面, 看起来是坐在宝座上, 但他们的背后并不是宝座, 而是一片天空蓝的背景。他们头戴王冠, 手握树的枝条, 像是握着王室权杖一样。许多关于王室的图像都遵守罗马后期公认的君王肖像传统, 但是人们特别怀念所谓的“sceaux de majeste”。11世纪法国卡佩王朝发行的登上王位的国王肖像印章, 或为了君王形象的模范。例如, 大约在1035年发行的亨利一世的圆形印章, 描绘了一个登上王位的国王的全身肖像, 他右手拿着棒子, 左手拿着类似权杖的东西。 (见图2)

之前对沙特尔耶西树玻璃窗画的描述是和自然的树同比例的——由耶西身上长出一根树干, 树枝边上是各个国王, 等等。而实际上, 关于这个主题的手稿资料很少提及树, 反而是单词radix、uirga和flos出现的频率更高些, 一直出现在评论、专题论文中。关于耶西树的作品, 除了一般常见的装饰和叙述部分外, 还有许多样式, 且常伴有族谱表。沙特尔和圣德尼的版本就讲述了宗教上的君王继承关系, 其顺序是由下至上的, 而通常族谱都是由上向下发展的。沙特尔的族谱有七个部分, 据Arthur Watson所说, 这是族谱的常见分法。

除了圣经和卡佩国王之间的相似外, 耶西树和中世纪法国王室还有什么关联吗?仔细观察“树”, 我们可以发现当树干从耶西肋部伸向第一个国王时就消失了。除此之外, 中央坐在王位上的人像都是在一条垂直线上的。另一种装饰图形是盘旋树枝的花朵的轮廓, 表示了对基督、圣母的钦佩, 象征着纯洁、神圣, 而这些花朵是the fleur-de-lys, “Flower of the Field and Lily of the Valleys” (意为“野地的花和溪谷的百合”) 。一连串的百合花围绕着耶西树, 中央窗板上的人形也有百合花瓣包围着, 他们手里抓着花, 就像是抓着权杖一样。

大约在12世纪, 百合就开始作为一种装饰图像出现了, 它通常会和一般花叶的设计混淆, 百合装饰常出现在古埃及艺术、东方艺术和中世纪艺术中, 特别是在与日耳曼帝王肖像、法兰西和英国国王的徽章有关的艺术作品中, 就会常常看到百合的装饰。将百合与宗教相联系的现象, 大约出现在古埃及时期, 这象征着复活, 之后旧约和新约里也出现了百合。在基督教中, 与耶稣、圣母有关象征纯洁的符号, 偶尔出现在天使报喜的图像和文字中。

百合代表着所罗门之花, 象征着基督和圣母玛利亚, 它在许许多多的诗歌中都被提到, 并在12世纪被法兰西国王用作徽章图案[7]。许多学者都赞同一个观点, 即百合最早是在12世纪用于艺术中, 并且成为了皇家徽章图案。

沙特尔耶西树上的百合花属于细长丝状, 花瓣中间有个纽扣图案的类型, 这种类型最早称为“fleurde-lys boutonnee”, 或“f leuronnee”, 或“epanouie” (见图3、4) 。这种百合花纹图案最早出现在12世纪王室盾牌上。一个世纪或更长时间之后, 它开始更名为“fleur-de-lys florence”, 这是因为它与意大利城市佛罗伦萨的联系。学者F.Schevill认为百合花图案被佛罗伦萨人开始采用的时间大约是13世纪, 12世纪他们的旗帜还是由两条带子组成的, 其中一条红色另一条为白色。13世纪起, 他们开始采用百合花图案, 其中百合为白色, 背景为红色。但是, 由于1251年在托斯卡纳地区的一场战争中, 佛罗伦萨的吉伯林派带着市政旗帜的队伍进入了敌人的阵营里。然后公社采用了这个旗帜, 不过调换了颜色, 变成了红色的百合、白色的背景。

宗教上关于百合的文章很多, 最早的出现在3世纪[8]。12世纪这方面的评论非常多, 包括圣维克多学派、欧坦的霍诺里厄斯。他们都提到了百合细长的雄蕊, 以及白色的花瓣, 但是它和耶西树玻璃窗最大的相似处是在讲经中发现的, 这是因为它具有纯洁、神圣的精神。

沙特尔主教堂的耶西树之窗是在12世纪的大火中幸存下来的, 作为保存最为完好的中世纪玻璃窗画之一, 它让我们了解到的不单单是中世纪玻璃窗工匠们的娴熟技艺, 还有12、13世纪法国宗教与王室之间的联系。此外, 中世纪玻璃窗画的题材都取自于圣经, 如果对圣经故事毫无了解的话, 在欣赏这些色彩斑斓的玻璃窗画时就会很困难。

了解一件艺术品不能只看其外表, 还要知道它所处的时代, 这对我们理解艺术品有着很大的帮助, 使我们能更深入地了解作品所要传达的信息。这些玻璃窗画反映了中世纪各个阶层的物质和精神需要, 反映了当时的艺术风貌, 犹如黑暗铁盒中的一件珠宝, 见证了中世纪艺术的发展。耶西树之窗只是欧洲中世纪绚丽的玻璃窗画之一, 还有更多的宝藏等待着我们去挖掘。

参考文献

[1]PaulFrankl.Gothic Architecture[M].New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2]Reyntiens, Patrick.The Beauty of Stained Glass[M].Herbert Press, 1990

[3]Arnold, Hugh, Saint, Lawrence Bradford.Stained Glass of the Middle Ages in England and France[M].London:A.and C.Black, 1913

[4]Ernst Kantorowicz.LAUDSREGIAE:A Study in Liturgical Acclamations and Mediaeval Ruler Worship[M].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46

[5]Arthur Watson.The Early Iconography of the Tree of Jesse[M].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6]唐逸.理性与信仰——西方中世纪哲学思想[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7][波]沃拉德斯拉维·塔塔科维兹.中世纪美学.褚朔维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8][托名]狄奥尼修斯.神秘神学.包利民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