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9世纪

18、19世纪（精选12篇）

18、19世纪 篇1

2007年10月中旬, 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恰克图市杜马副主席尼古拉·高尔基维奇率团访问山西晋中。期间据他们叙述, 曾在恰克图繁荣一时的“中国城”, 几经岁月沧桑与社会变迁, 现已荡然无存。而历史上的恰克图, 作为中俄重要的边贸城镇, 在俄国和欧洲的历史文献中, 更被冠以“西伯利亚汉堡”和“沙漠威尼斯”的美誉[1]。

很难想象这个处于沙丘之间的地方, 曾经是西伯利亚知识分子生活的中心, 且聚集了非凡的财富。从1727年到1860年近140年的时间里, 恰克图垄断了中俄之间的所有贸易, 以及俄国与亚洲约70%—80%的贸易。对于中俄来说, 恰克图更是茶叶之路的第一重镇。

恰克图位于今俄罗斯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与蒙古国边境, 现为俄蒙边贸重镇。历史上的恰克图由新、旧两城组成, 分别位于蒙古国和俄罗斯境内。如今俄罗斯境内仍称恰克图, 蒙古国境内则称阿尔丹布拉克。今蒙古国在清朝时属中国领土, 称喀尔喀蒙古或漠北蒙古, 因此恰克图在当时是中俄边境城镇。

清康熙二十八年 (1689) , 中俄两国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条约第五条规定:“两国人带有往来文票 (护照) 的, 允许其边境贸易。”自此, 中俄之间开始了正式的贸易往来。

雍正五年 (1727) , 中俄签订《恰克图互市界约》, 其第四款规定:“按照所议, 准其两国通商。既已通商, 其人数仍照原定不得过二百人, 每间三年进京一次。除两国通商外, 有因在两国交界处所零星贸易者, 在色楞额之恰克图、尼布楚之本地方 (俄文本作祖鲁海图) , 择好地建盖房屋, 情愿前往贸易者, 准其贸易。周围墙垣栅子酌量建造, 亦毋庸取税。均指令由正道行走, 倘或有往他处贸易者, 将其货物入官。”以上措施, 既规范了中俄间的官方贸易, 同时也为内地商人深入中俄边界进行交易提供了政策依据[2]。

雍正六年 (1728) , 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 规定“通商仍照旧例, 过境买卖定于恰克图、尼布楚二处”。由于条约规定的尼布楚一线的库克多博———祖鲁海图市场地处偏僻, 而且远离中俄通商历史形成的主要商路, 因而贸易情况始终不佳, 不久就被放弃, 于是“恰克图互市”就成为19世纪中叶之前中俄边贸的唯一渠道[3]。

雍正八年 (1730) , 清政府批准在恰克图的中方边境地区建立买卖城, 这样就将恰克图分为南北两市, 南市为中国商民居住, 称为“买卖城”;北市为俄国商民居住, 称为“恰克图”。乾隆二十年 (1755) , 清政府宣布中止俄国商人来北京贸易, 中俄之间的贸易就全部集中到了恰克图[4]。

早在《恰克图条约》签订之前, 中国商人 (主要是晋商) 就已经开辟了北京———张家口———库伦 (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 一线的通商渠道, 并在这些地区与俄国商人进行贸易[5]。条约的签署为边境贸易提供了极为优越的和平环境。晋商凭借着先前的经商优势和雄厚的资本, 迅速将商号设到恰克图, 并开辟了库伦到恰克图的商路, 对恰克图早期的开市作出了巨大贡献。随着晋商的介入, 恰克图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落一跃成为商贾云集之地[6]。

据史料记载, 乾隆九年 (1744) 恰克图的双边贸易额约为30万卢布, 乾隆二十五年 (1760) 为110万卢布, 道光十年 (1830) 上升到800万卢布。到咸丰元年 (1851) 前后, 双边贸易额达1600万卢布, 占中国年进出口总额的15%—20%, 俄国成为仅次于英国的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

18世纪中叶到这里旅行的俄国人瓦西里·帕尔申在其著作《外贝加尔边区纪行》里这样描述恰克图的情形:“买卖城这个中国城镇, 距我国边界的木墙 (即普通上了漆的栅栏) 不超过一百俄丈, 周围也仿照我国城堡的式样, 筑有高大的木桩联结成的栅栏作为围墙。城门顶上有一个小塔楼。楼顶四侧有雕刻得很粗糙的木龙, 龙是中国的徽记。”……“买卖城给人的头一个印象是非常好的。首先看到的是一条狭窄的街道, 街道的两侧全都是不太高的木房, 看起来像石砌的, 具有完全独特的建筑样式, 类似一排排的商场, 都有门通街。……买卖城的西北部有一座庙宇巍然耸立, 许多屋顶上有张着大口的奇怪形状的巨龙。”他记载的这座庙宇, 事实上是这个边境城里唯一的一座关帝庙, 这是山西商人们特意修建的。由于商业繁盛, 贸易发达, 恰克图一跃成为一座“市肆繁华, 百货云集”的近代城镇。

帕尔申在俄国海关税务总监的府邸里亲身体验了“中俄友谊”, 并在他的书中作了记录:“这是一次俄式节日里双方政商人物的聚会, 中国人衣着非常讲究, ……当 (俄国官员) 提议举杯敬祝皇帝 (沙皇) 陛下健康时, 全体中国人都肃然起立, 与我们一起欢呼‘乌拉’, 并且兴高采烈地举起酒杯。这个场面我觉得非常美好。”

西伯利亚地区原有的封闭与落后被滚滚的贸易洪流彻底冲破了, 就像帕尔申评论所言:“一个恰克图抵得上三个省, 它通过自己的贸易活动将人民的财富变成宝贵和富有生机的液汁, 输送到西伯利亚。”茶叶之路延伸之处, 一个又一个新兴城市应运而生。俄国人对此的认识是清醒的, 因此也格外珍惜这条贸易线[7]。

道光二十九年 (1849) , 福建巡抚徐继畬在《瀛环志略》卷四第三册中写道:“南界有甲他城, 即内地所称恰克图, 中国与俄人互市于此。库伦办事大臣司其事。彼以皮来, 我以茶往。”

咸丰八年 (1858) , 刑部主事何秋涛以“俄罗斯与中国壤地连接, 宜有专书以资考镜”, 著成《北徼汇编》八十卷;咸丰十年 (1860) , 咸丰帝赐名该书《朔方备乘》。书中写道:“恰克图为四部卡伦, 适中通衢, 山势雄峻, 林木森然, 贸易商民建立木城, 颇为坚固。……盖外国人 (俄国人) 初同内地民人于市集交易, 一切唯恐见笑, 故其辞色似少逊顺, 经恰克图司员喻以中外一家之道, 俄罗斯欢喜感激, 信睦尤著。所有恰克图贸易商民, 皆晋省人。”何秋涛称其是“百货云集, 市肆喧”的“朔漠之间一都会”。

中俄恰克图繁荣的贸易引起了马克思的关注, 他于1857年4月7日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了《俄国和中国》的文章:“恰克图位于南西伯利亚和华属塔塔尔边境, 在贝加尔湖的一条支流上, 约在依尔库茨克城以南一百英里。这种贸易, 采取一种年会的方式进行。由十二个商馆经营其事, 其中六个是俄国人的, 六个是中国人的, 他们在恰克图会商决定双方所供给的商品的交换比例———因为贸易完全是物物交换, 中国方面交换的主要商品是茶叶, 俄国方面的是棉、毛织品。近年来, 这种贸易似乎有很大的增长。十年或十二年前, 在恰克图卖给俄国人的茶叶, 平均每年不超过四万箱;但1852年却达十七万五千箱, 其中大部分不像从海道输入欧洲的那种次等货, 而是大陆消费者人所共知的所谓商队茶上等货。中国人卖出的其他商货有少量的糖、棉花、生丝和丝织品。数量通统都有限。俄国人用差不多等量的棉织品相交换, 还加上少量的俄国皮革、金属制品、毛皮, 甚至鸦片。买卖货物的总价值———在公布出来的记录上, 货物作价似乎很便宜———高达一千五百万美元的庞大数字。1853年因为中国内部不安定, 产茶省区外通的道路被打家劫寨的叛徒所堵塞, 所以运到恰克图茶叶降为五万箱, 该年全部贸易额只有六百万美元。不过其后两年, 这种商务又恢复过来, 计运销恰克图1855年年会的茶叶不下十一万二千箱。”

“由于这种贸易的扩张, 本来只是俄国边境以内一个边疆要塞和市集地点的恰克图, 已经发展成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了。它已经被选来作为那部分边区的首府, 光荣地驻上一位军事司令官和一位民政官。同时, 为了传递公文, 相距约九百英里的恰克图和北京之间, 最近也建立起直接的定期的驿站联系。”[8]

活跃的市场将恰克图造就成了富翁的城市。同治九年 (1870) , 一位美国旅行家来到此地, 他这样描述:“在恰克图, 身上没个四五百万的, 你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

但恰克图的神奇不仅仅在于它的日进斗金, 不同文化的交流在日常性的促进之下达成了某种难以想象的沟通。如果一位严谨的语言学家闯进恰克图热闹的集市, 多半会惊诧那里种类繁多的语言。你可以听到俄国腔的汉语、中文腔的俄语, 还有蒙古调的俄语和汉语, 或者俄调和汉调的蒙语, 各种语言在此进行“无障碍”的交流。这种和谐的交流甚至从语言上升到了社会层面。

毫无疑问, 恰克图这个边境小镇在中俄关系史上起到了重要的纽带作用, 为中国商品和文化向西方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 它也见证了中俄两国关系和边境贸易的发展和兴衰, 为研究中俄关系史、研究晋商文化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1]孙守春.早期恰克图贸易的历史地位和作用[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 2003 (3) .

[2]米镇波.清代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M].2003年9月,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3]陈昭明.试析清代中俄恰克图互市贸易及其历史启示[J].呼伦贝尔学院学报, 2010 (1) .

[4]刘建生, 任强.清代中俄经济关系中的恰克图贸易[J].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8 (4) .

[5]李永福.晋商垄断恰克图贸易的历史成因[J].太原理工大学学报2005 (4) .

[6]陈秀娟.山西商人与恰克图贸易[N].常州晚报, 2008年7月19日.

[7]常建华.清代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研究的新收获[J].清史研究, 2004 (1) .

[8]梅锋.恰克图与茶叶之路[N].中华读书报, 2009-3-18.

18、19世纪 篇2

编辑：李广、蒋栋、朱丹丹、赵旸、李艳

校订：朱丹丹、赵旸

第十二讲18、19世纪英国政治思想

1．社会状况

政治上两党制、内阁制形成，国王与上议院形式上保留，实权掌握在下议院手中。经济上发生了工业革命，导致阶级构成复杂化。

到了19世纪上半期，政治斗争主要围绕选举问题、自由贸易问题、工会合法地位问题而展开，1867年经议会改革，扩大选举权，保证了基本自由。

科学文化上产生了产业革命，能量守恒、原子论、进化论等都对政治思想领域产生了影响。在哲学上休谟对理性、经验、价值进行了区分，是对理性主义与自然法学说的重大打击，他用现实功利代替理性的先验原则的政治解释，影响了功利主义。

在经济上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理论，对自由主义的发展产生了实际的促进作用。2．政治思想的特点：

随着资产阶级政治地位的改变，其政治思想由建立理想的政治秩序转向维护现存的政治秩序，从而使其政治思想呈现以下特点： ① 功利主义成为政治思想的主要理论基础。

功利主义：把趋乐避苦视为人的行为的唯一动机，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作为评价是非善恶的价值标准的一种伦理学说。这种强调对具体食物进行具体功利权衡的功利主义，既可避免自然法学的整体否定的革命倾向，又能为一点一滴的社会改良提供根据。是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自然法学说为基础的政治思想的重大修正，它适应资产阶级从革命转向改良的需要，成为这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理论。

② 自由主义关注的重心由政治自由转向社会经济领域的自由，其理论基础使功利主义。③ 保守主义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般而言，保守主义是一种主张维持现状，反对激烈变革的思想倾向，在社会转型时期一般都有所体现。但是，作为一种资产阶级政治思潮的保守主义产生于18世纪末的英国，创始人是柏克。他批评法国革命的过激行为，强调稳定的价值与传统习俗在维持稳定方面的作用，尊崇既定制度的智慧，特别是尊崇宗教和财产，注重社会的复杂性和连续性，并为社会中的等级地位差别辩护。这种政治思想的形成是资产阶级由革命转向改良乃至保守的表现，标志着资产阶级两大思潮的形成。两者互相冲突融合，为资本主义稳定发张起着独特作用。

④ 以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对工人阶级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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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即如何处理党派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问题。4．边沁的政治思想

① 生平：（1748－1832年），功利主义的创立者，出身律师家庭，《政府片论》（1776）是代表作。② 功利主义：

a．功利主义是与当时英国的改革相适应的理论。认为能给利益攸关的当事人带来快乐和防止痛苦的食物特性叫做功利。功利原则就是个人及政府行为都要增加当事人的幸福，减少其不幸。认为每个人只要能追求和实现个人的最大利益，整个社会也就实现了利益的最大化。b．他把现实的快乐分为14种，把现实的痛苦分为12种。认为立法者的任务就是计较苦乐价值，通过对法律的改进来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这一原则是衡量国家法律和制度好坏的根本价值标准，是功利主义的根本原则，表明功利主义的目的是试图调和个人与社会的关系。③ 政府理论：

a．基于其功利主义理论，他对自然法学说和社会契约论进行了批判。他否定了自然法和自然权利，认为人权是胡话，绝对的人权只能造成无政府状态。认为社会契约是一种虚构。b．认为国家或政治社会形成于人们服从的习惯。当一群人只有服从一个人或集团的习惯是，这些人合在一起便被看作是处于政治社会状态之中。服从的原因在于“服从可能造成的损害小于反抗可能造成的损害”，即出于他们的利益。因此，人是为了自利的目的而服从政府，而政府也是为了社会利益的目的而设立的，其职责是制定和完善法律，而所有法律都要以“增加全民的幸福”为目的。而该目的可以具体化为四个目标：生存、富裕、安全、平等。政府最大作用在于保障安全。

c．当然，政府和法律仍然是必要的祸害。政府对经济生活应采取不干涉原则，政府活动应尽量限制在保护人身安全和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范围内。对政府权力的限制是自由政府还是专制政府的主要区别。一旦权力受限，社会变革就较为顺利和容易，较少暴烈行动。当然，这里的权力限制并非三权分立式的限制，而是社会权力对政府权力的限制。④ 批判与改革的思想：

a．他倡导改革，反对僵化。其《政府片论》的矛头指向的是布莱克斯通的《英国法释义》。b．强调对现存制度批判的重要性，认为在法治政府下公民的座右铭是“严格地服从，自由地批判”。

c．主张废除上议院，保留下议院，扩大民主因素，把民主主义增加到自由主义之中，并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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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e．正因为自由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他极力反对政府对个人自由的干涉，尤其反对政府对贸易自由的干涉。即使政府的某些干涉没有直接侵犯个人自由，也应加以反对，这是因为：有些事情由个人办比政府办好一些；有些事情虽然由个人办未必如政府办得好，但仍宜由政府办；政府过多包揽社会事务会增加政府权力，从而产生很大祸患。

f．他的自由思想的特点：不再把自由看作人的天赋权利，而是从功利主义出发考虑自由对人与社会的价值关系；不是仅从政治角度考察自由，更多从社会角度批评对自由的各种限制。（洛克解决的是政治自由；斯密解决的是经济自由；密尔解决的是社会自由。）④ 代议制政府的思想：《代议制政府》

a．在《代议制政府》一书中，他把多年致力于议会改革而形成的政治观点和实际建议加以系统化、理论化，是其功利主义与自由主义原则在政治问题上的具体应用。其贡献在于调和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争论；调和政党政治与官僚政治的关系；树立全社会关于代议民主制的信念。

b．在评价政府形式好坏的标准问题上，他从功利主义原则出发，把“社会利益的总和”作为检验政府好坏的标准，而最重要的优点就是促进人民本身的善德与智慧。此外，还能将积极价值组织起来，以使公共事务发挥最大的效果，此即为使人们具有服从法律权威的精神。这两个标准决定了好政府的两个职能：对人类精神作用起巨大力量；为了公共事务的一套有组织的安排。

c．根据上述标准，理想上最好的政府形式就是主权或作为最后手段的最高支配权力属于社会整个集体的那种政府，这种政府在所有公民不可能亲自参加公共事务的较大的国度里，就是代议制政府。在这种政府形式下，每个人是他自己权利和利益的唯一可靠的保卫者；从事于促进普遍繁荣的个人能力越大，普遍繁荣就能达到更高的程度与范围。总之，代议制政府最突出的好处，就是通过鼓励公民参加公共事务和公共服务，提高其智力和道德水平，造就出公民积极、自助的性格，从而推动人类的普遍利益和国家的繁荣昌盛。

d．尽管代议制政府是理想上最好的政府形式，但并不是所有社会都能采用的。而其本身存在两个主要的缺陷和危险：一是议会中的普遍无知和无能；二是受到和社会普遍利益不同的利益影响的危险，即阶级立法所导致的“多数暴政”对个人自由的侵犯。

e．针对上述缺陷，基本的解救办法是：针对第一种缺陷，提出用官僚制弥补其不足；针对第二种缺陷即阶级立法的危险，提出了在议会中保持一种对抗职能以实现阶级力量平衡的解决办法，即以改革选举制度来保护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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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同等自由法则：

a．同等自由法则是他确立里的道德学的第一原理，也是第一和最主要的道德法则。他试图用这一原则修正或替代功利主义的最大幸福原则。因为对于何谓幸福的看法是各不相同的，最大幸福必须间接地寻找。

b．认为人们实现幸福的最主要条件是自由。对单个人来说是个人自由，对于社会或处于社会中的人而言就是同等自由。同等自由是达到最大幸福，实现社会正常生活的条件，因此国家的基本职能是实行同等自由法则，维护人们的权利。国家的这一职能就是国家权力的合理限制，超过这一限度会侵犯人们的正当权利，导致一系列的弊害。

18、19世纪 篇3

每种工艺美术的出现总会与人们生活的某些习惯息息相关。鼻烟盒的出现亦是如此。鼻烟盒的发展及其艺术见证了几个世纪以来金、银、合金等金属工匠们为人们嗅闻鼻烟的习惯做出了种种独具匠心的创作，其中遗留下来不少美轮美奂的作品。自鼻烟盒广受大众喜爱后，其制作材料变得更为多样，我们从博物馆和一些私人藏品中可以看到有金、银、铜、乌木、锡、玉、象牙、玛瑙、珍珠、玳瑁、牛角等等。珍贵的材质以及鼻烟盒饱含的非凡工艺使其颇具收藏价值，近年来在拍卖会上更吸引了众多藏家为其角逐。

嗅闻鼻烟是吸烟最原始的方式，它源自于印第安人。15世纪末期，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第二次新大陆航行时发现了印第安人嗅闻的神秘粉末——鼻烟，并将其带回了欧洲。随之鼻烟立即成为了西班牙和法国的时尚物品，嗅闻鼻烟粉也成为了当时皇宫贵族最时髦习惯。自鼻烟成为贵族显示其时髦的行径后，人们随处均能看到上流社会的男士手中拿着精致的烟斗(18世纪初以前欧洲还是广泛使用陶制烟斗来嗅闻鼻烟粉)。17世纪开始鼻烟在英国广泛流行，当时鼻烟在宫廷中的盛行状况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英国的安妮女王喜爱鼻烟，她身边的郡主们无一不嗅闻鼻烟。英国乔治三世时期，夏洛特皇后由于对鼻烟的迷恋，被人们称为“鼻烟夏洛特”(snuffy Charlotte)。乔治四世国王则根据每天不同的时间嗅闻不同品种的鼻烟，在其每个宫殿中均设立专门储存鼻烟的房间。

18世纪，嗅闻鼻烟在欧洲盛行，与此同时欧洲社会开始广泛使用一种专门储存鼻烟小方盒，以方便贵族们能随身携带鼻烟，这就是众所周知的鼻烟盒。鼻烟盒除了方便携带以外，最大的功用是可以防止烟草水分蒸发，保持烟草新鲜。由于当时烟草非常昂贵，也只能是上流阶层消费，再加上此时的鼻烟盒以金银、瓷釉、珍珠、贝母、各种珍贵的宝石及材料制作，鼻烟盒很快便成为了识别贵族的象征物，亦是优雅生活的标记。这些如宝石般的珍贵鼻烟盒常被君王作为礼物赠予王子、郡主、各国外交官和重臣。当时不少著名的艺术家及诸如金银匠、珠宝工匠、搪瓷工匠，甚至细密画艺术家等都受到贵族或是皇室的委托定制专属的鼻烟盒，由嗅闻鼻烟习惯而衍生出的鼻烟盒艺术创作亦从此开启。2011年12月在伦敦佳士得推出了一场伊伯利亚私人藏家珍藏专拍中就呈现了百来件18、19世纪欧洲出产的精致鼻烟盒，这些鼻烟盒材质繁多，有金质的、搪瓷的、玳瑁的、珐琅彩的、漆制的等等，这批藏品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金质的鼻烟盒，不少还是出自当时有名的金银匠大师之手。在此我们可透过这些制作精良的鼻烟盒一览当时皇家贵族绅士们的掌中珍宝。

18、19世纪 篇4

自从进入父系社会开始, 女性的地位就比男性更加低一层次。在中世纪的欧洲也是这样, 基督教和罗马父权制文化传统相妥协, 女性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中世纪早期, 亚里士多德说过一句话被欧洲男性奉为宗旨:男性表现的是命令, 而女性表现的是服从。女人是一个不受欢迎的角色, 灵魂具有较低的理性, 代表人类性欲的那部分, 这是中世纪基督教会对女性的基本观点。女性一直是在一种不利于她们生存的环境中生存。

有知识的教会人士对女性的贬低态度也深深影响了以后的时代:首先, 他们认为女性是恶的, 是性引诱者。他们认为女性只会让男人受辱, 使男人离开对精神的追求, 女性是魔鬼的门户, 每个女人都是被引诱了的夏娃。中世纪的后期, 一些学者开始反击厌女主义者对妇女的攻击, 但他们对妇女的态度仍旧没有摆脱以前的思想, 他们认为对妇女的最高奖赏词语就是“她像一个男人一样”, 对妇女的评判标准与男性也很不同。并且此时欧洲掀起了猎巫运动, 其理论根据就是女性本质的卑劣和品德的败坏。

正因为如此, 在中世纪, 妇女一直都处于男人的监护之下, 结婚之前是有父亲监护, 结婚之后由丈夫来监护, 在婚姻中也往往没有自主权, 像财物一样被男人交换。在罗马法中, 作为家长的父亲的权威是如此的强大, 以致掌握着对包括妻子和儿女在内的家庭所有成员的生杀大权。而在日耳曼法律中, 男性对女性的伤害, 如抢劫、强奸等, 往往是以罚款来赔偿的。宗教法对妇女也没有太多的恩赐, 妇女在法庭上没有上诉权, 民法不采纳妇女的话, 因为她们是虚弱的。宗教法甚至允许妻子挨打, 妻子挨打是如此普遍, 以致15世纪的一位教士提出抗议说, 男人对待自己的妻子至少应该具有像他对待鸡、猪一样多的仁慈。女性根本无法维护自己的尊严, 经济的不独立导致女性社会地位的地下, 社会舆论的引导, 工作、职务、地位、职能的地下。社会认为女性不应该接受教育, 除非她想投身宗教, 否则受教育会使妇女忽视家务造成夫妇不和。

正因为妇女不平等地位的长期压迫和新文化的冲击, 18、19 世纪女性主义开始觉醒, 并且开始了一条漫长的追求平等独立的道路。

二、18、19世纪女性主义的论调

18 世纪出现了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思想, 所追求的重点是对女性的平等教育, 玛丽 · 沃尔斯通克拉夫就是在这个时代开始写作的。她的《女权辩护》一书中, 我们可以看到, 赋予是如何让18 世纪已婚的资产阶级女性变成受害者。她认为这些女性屈从于丈夫的威压, 牺牲了健康、自由和美德。她否认妇女天生就比男人更喜爱寻欢作乐和施乐于人, 她论证说, 要是把男人限制在妇女发现自己被锁入的同样的笼子里, 他们也会演变出同样的性格——即“情绪化”, 沃尔斯通克拉夫特用“情绪化”这个说法时, 倾向于把它和情感脆弱、极端自恋和过分的自我沉浸联系在一起。她对于感性的评价一般来说是负面的, 但是, 她对理性确是极端推崇的。她推崇的理性却往往以牺牲感情为代价的。她要求妇女成为自主的、能自己做出决定的人, 这一观点贯穿全书。虽然沃尔斯通克拉夫特的分析有种种局限性, 她的确还是呈现了一种女性在身体和精神上自强的气质, 女人不是激情、丈夫或者孩子的奴隶。对她来说, 如果自我实现只是一味迎合欲望、转移对家庭的责任, 而不是发挥自我控制的能力, 那么, 理想的妇女对这种自我实现是没什么兴趣的, 她的观点也是传统上, 女性主义的开端。

19 世纪的自由主义女性思想把关注点更多的投注在追求平等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机会上。工业革命产生的逆转作用, 让女性认识到自己的能力。代表人物是哈丽雅特 · 泰勒, 由于她所属的阶级和她的身份, 她更加集中思考如婚姻与结婚这些问题也就可以理解了。她认为, 妇女和男人一样, 她们的首要责任是“谋生”。她坚持认为, 男人和女人之间智力成就的差距仅仅是因为, 男人得到了更完备的教育, 在社会上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但是与此同时, 她的论调也受制于她本阶级的局限性, 她仍然带有她阶级局限性, 她是改良主义者, 而不是革命者, 虽然她鼓励已婚并且有孩子的妇女以及单身妇女到家庭外去工作, 这的确挑战了家庭内部传统的劳动分工, 但她没有考虑到, 只有当丈夫们和他们的妻子们一起带孩子、平等的分担家务责任, 夫妻双方才能同样在家庭之外全职工作。

19 世纪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行动也得以展开, 在法国大革命, 美国内战, 印度独立战争中, 女性都以其包容的态度, 不懈的追求权利不懈的追求平等。

三、18、19世纪文学作品中女性主义的表现

尽管法国大革命促使英国的中产阶级妇女思考自己屈从的地位, 并设法摆脱这种状态, 英国的女权主义运动直到19 世纪后半叶才有组织地展开。女权主义者追求自身独立, 与男性平等, 缔结以相互吸引、纯洁相爱为基础的婚姻。以《呼啸山庄》为例, 艾米莉没有像同时代的女作家那样借主人公之口大声疾呼女性的恋爱自由和婚姻自主, 而是用主人公的行动并在情节的发展中表达自己对女权主义观念的赞同。《呼啸山庄》的女主人公凯瑟琳 · 思肖与家中的养子希思克利夫一起长大, 并在共同反抗哥哥亨德利的暴政中建立了感情, 成为两小无猜的恋人。亨德利无情地折磨希思克利夫, 后来, 情况发生了变化, 凯瑟琳作为一个普通的女子没能抵挡画眉田庄对她的诱惑, 她渐渐看不起举止粗野, 身无分文的童年伙伴, 转而喜欢有钱而且有教养的少爷埃德加 · 林顿, 并与之订了婚。凯瑟琳在婚姻上的选择导致了希思克利夫离家出走。三年后, 当希思克利夫返回家乡, 她感情的天秤便毫不犹豫地倒向了旧日情人, 最后终因无法承受激烈的内心冲突而死。在这一系列感情移位又恢复的过程中, 我们注意到无论凯瑟琳是对是错, 她始终处于支配地位, 她对希思克利夫真切地关心和倾情, 对林顿的轻蔑和敷衍, 都是以她为中心在进行。艾米莉将凯瑟琳描绘成一个对爱情有追求的人, 或多或少地体现了女权主义的先驱夏勒 · 福瑞尔在爱情问题上的观点: 既然社会传统允许男人爱其所爱, 那么女人也应该享有按自己愿望发展的恋爱自由。艾米莉生活在19 世纪上半叶, 那时女权主义还处于发展初期, 她所持有的观点具有相当的局限性, 她的恋爱自由的思想是朴素的愿望。但她描写的女性处境较之18 世纪前的英国已有了很大的进步。

在今天女权主义已走向成熟的时代, 再用现代的观点来分析, 艾米莉可能已算不上是一个女权主义者。而在19世纪, 《呼啸山庄》仍然是部女性作家的优秀作品, 它从深层次上表现了女性追求爱情的努力和艰辛, 社会习俗对她们的影响, 以及大团圆不可能实现的悲剧性结局。凯瑟琳不完全是旧文化旧道德的牺牲品, 但她对爱情的激烈追求, 或多或少地表现了19 世纪妇女萌发的人性意识。

尽管艾米莉是一个有争议的作家, 她的女权主义倾向在《呼啸山庄》中却表现得非常明显。作品中女主人公凯瑟琳与希思克利夫之间的灵魂一致, 生死相恋, 表现了艾米莉希望女性能恋爱自由, 婚姻自主, 而主人公的悲剧性结局却展示女性面临的情感困境和社会习俗的障碍。艾米莉以别具一格的艺术力量和精神力量将资产阶级传统的道德标准颠覆, 她不愧为是19 世纪女权主义萌芽初期的优秀作家。

四、小结

女性主义的发展是缓慢并且逐渐反复的, 但是, 一代又一代的先驱, 用革命, 用精神证明, 两性平等的时代终将到来。

女性主义的发展也为世界精神文明发展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摘要：自从人类摆脱母系氏族以来, 人类就进入了一个父系社会, 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 女性的地位就受到了挤压, 人们开始产生性别刻板印象, 认为男性天生就凌驾于女性之上。因此女性主义在欧洲的发展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的。在18、19世纪的欧洲, 女性主义的发展伴随着欧洲启蒙思想的萌芽以及解放运动发展而得以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涌现了一批女性主义文学作品, 在这些作品中我们也能欣喜地看到女性主义运动留下的痕迹。女性主义的发展注定是缓慢的, 但是我们仍能期待一个两性平等的时代的到来。

关键词：欧洲女性主义,《呼啸山庄》,18、19世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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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郭夏娟.为正义而辩·女性主义与罗尔斯.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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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裔昭印.西方妇女史.商务印书馆.2001.

[5]李银河.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三联书店.1997.

18、19世纪 篇5

一、我校于今年开学之初，成立了以李鸿雁校长为组长的控制择校工作领导小组，明确各成员工作职责，不折不扣的开展择校控制工作，同时加大控制力度，有力改善了学校在择控工作上的不利局面。

二、我校根据择控专班的会议精神，结合我校的具体实际情况，制定了一系列择控工作规章制度，要求各工作成员严格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做好自己的相关工作，为学校的择控工作做出新贡献。

三、摸清情况 防患未然

开学之初，根据择控工作会议精神，结合我校“比教学 访万家”活动，积极组织工作成员“访万家”，摸清其学生就读情况，了解相关信息，掌握好第一手资料。同时积极做在外就读学生家长的工作，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和思想态度，并宣传介绍学校在择控工作上做的一系列工作，与其家长签订择控目标双方责任书，减弱甚至打消他们的让其孩子外出择校就读的想法，防患于未然。

四、举自之力 改善条件

结合在“访万家”活动中，我们清到的相关信息，凡是涉及到我们学校自己的问题的，我校不遗余力的努力加以改进。

五、我校在择控工作上，还大力通过各种宣传工具宣传汇报我校的择控工作，积极宣扬回校生在校工作学习取得的成绩和学校的一系列相关整改工作。在辖区社会中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随着我们工作的深入，已有部分择校生返乡就读，还有部分择校生与学校达成了返乡就读意向，初步改善了择校就读的不良局面，有力创进了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

18、19世纪 篇6

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作家由于对现实的强烈不满，把人的精神生活看得至高无上，偏重表现主观理想，抒发强烈的个人情感。主观性因而成为浪漫主义文学最突出、最本质的特征。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使得浪漫派作家对忧郁的气质情有独钟，法国浪漫主义文学早期代表人物之一的斯达尔夫人说:“忧郁是才气的真正的灵感的源泉:谁要是不感觉到这种情操，谁就不能期望取得作家的伟大荣誉。”[1]对忧郁的感受竟被视为取得文学成就的前提条件。

一、夏多布里昂笔下最早的“世纪病”形象

身处法国历史上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夏多布里昂对第一帝国感到失望，也对复辟王朝感到失望”。[2]他声言不仅要流亡出法国，而且决意流亡出世界。对现实的失望使得夏多布里昂把孤独与忧郁注入笔下人物勒芮的灵魂之中，塑造出法国文学中最早的“世纪病”形象，这样的形象与其痛苦忧郁的情绪以后一再出现在年轻一代的浪漫派作家，如拉马丁、维尼、缪塞的笔下。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法国在君主制和共和制之间的搏斗中风云激荡，浓重的血腥味不时弥漫在整个法国社会，沉重的阴霾笼罩在夏多布里昂等贵族文人的心头。在这样一个充满变幻的年代，他们的内心无所适从，整整一代的没落贵族文人无不沉浸在忧郁的世界。夏多布里昂是有政治理想的，他以文学家和政治家的面目出现在19世纪上半叶。作为“法兰西文学的第一笔杆子”，夏多布里昂曾受到拿破仑的赏识，又因为政治上的原因与拿破仑分道扬镳;他发表《论波拿巴和波旁王朝》欢迎复辟王朝的到来，又因为《按宪章建立的君主制》得罪了国王。他的高傲使国王不满，屡屡失宠。夏多布里昂看重荣誉和骑士精神，他看不起财富，虽然他喜欢奢华;他拒绝同七月王朝合作，虽然他渴望权力;他是坚定的保皇派，虽然他知道国王已是无可挽救的。他的高傲使他和外部世界格格不入，使他龟缩在孤独中。这个陷入忧郁的人塑造了第一个“世纪病”的典型，其特征是孤独、忧郁，悲观、失望，与现实社会格格不入，找不到任何出路。“世纪病”是那个时代的青年所特有的一种精神病态，他们富有才华，意欲有所作为，可是时代风云的变幻使他们变得茫然，不知所措，无法找到追求的目标，只好在厌倦与无聊中虚度时日。勒芮就是这样一个孤独而忧郁的年轻人。勒芮从小就爱独处，他有时候把小伙伴叫到身旁，不多一会儿就又将他们扔在一边，独自一人坐在一旁，他因忍受不了枯燥乏味的家庭生活而出游，坐在埃特纳火山口上，他感到没有一个朋友，在世上孤零零的一个人。教堂的钟声响起时，他就感到每过一小时就增添了一座坟墓，于是流下热泪。他感到从没爱过什么人，觉得缺少东西来填补生活中巨大的空白。勒芮就是这样一个精神病态的畸零人。夏多布里昂在塑造勒芮这个典型时，加入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身世，因此将人物的心理状态进行了很深的挖掘。勒芮是作者青年时期的写照，但又不完全是作者本人，勒芮的形象包涵了当时社会环境下青年人普遍具有的特性。“夏多布里昂以勒芮的形象为19世纪的精神苦恼作了诊断，患上了忧郁这种世纪病的绝不仅仅是失去了特权的贵族青年，这是所有不满于平庸、有思想、有才智的人在资产阶级新世界中的共同感觉。确定世纪病的病症，创造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性格典型，开创以浪漫主义为特征的新的时代精神，夏多布里昂用文学，特别是用文学中的散文形式完成了这一革命性的转化。”[3]以后患上无可救药的“忧郁症”的人物与这种“惶惑迷惘的感情”相继出现在拉马丁、维尼、缪塞的笔下。

二、拉马丁诗歌的忧郁情调

无论是抒写爱情，还是描绘大自然，拉马丁的诗歌都笼罩着忧郁情调:《湖》表达诗人爱情失落的苦楚、百般磨折的愁绪、孤身独处的惆怅。《山谷》写到:“我的心厌弃一切，希求也淡漠”[4]，诗人的生命像泉水一样流淌。在《孤独》中，诗人抒写自己的爱“在夕阳下，忧郁地独坐消闲”[5]，幸福不再等待他，他呼吁“像树叶一样把我带走吧，狂飙!”[6]在这些诗篇中，希望与哀伤混杂，欢乐与痛苦同行，幸福与悲哀相连，怀恋与诀别并存，忧郁情调贯穿其中。

三、维尼的“神圣的孤独感”

维尼则表达出一种“神圣的孤独感”。《摩西》是他最喜欢的作品，因为它写了忧郁和孤独。诗中四次重复摩西对上帝所说的这句话:“漫游何时能结束?你还要我迈开步子走向何处?难道我总是强有力而又孤单?让我有个尘世之眠沉入梦幻。”[7]这是维尼面对人类的悲剧状况，感到心情沉重的表现。“他是个天才人物，厌倦了自己的独居，并且绝望的看到，随着自己变得伟大，他的孤独也变得更加深广。”[8]维尼在这里解释了“摩西”是忧郁和孤独的化身。不难看出这多少也是作者本人的自况。

四、缪塞与《一个世纪儿的忏悔》

1836年，缪塞发表了长篇小说《一个世纪儿的忏悔》，在小说开头，缪塞描绘了主人公奥克塔夫生活的时代氛围——青年们失去了靠拿破仑时代征战杀伐而飞黄腾达的机会，只得面对了无生气的、阴郁的时代，要实现他们的雄心壮志看来是毫无希望的。这一代人是“神经质的、苍白的、激动的”[9];他们身后是一个被永远摧毁的过去，他们的未来虽然光辉灿烂，但却是未知数。他们痛感生活的空虚和手头的拮据，他们一遇到障碍，就哭泣，垂头丧气;他们沉湎在病态的梦幻里;他们讥笑宗教，嘲笑爱情，讥笑世上的一切。主人公奥克塔夫就属于这类青年:“我似乎觉得我有时在做一个很可怕的噩梦，我觉得只要我闭上眼睛睡一觉，明天我又会幸福地醒过来;有时我又觉得我整个人生都像是一个可笑的和幼稚的梦，而这个梦的虚伪性正在被揭露。”[10]他感到热情无处发挥，于是想在爱情中寻找出路。但奥克塔夫在爱情上也屡遭挫折。他开始放荡的生活，而即使如此也未能使他摆脱精神的苦闷。他痛恨这个社会把虚伪称为道德，而荣誉和道德成了礼仪的奴仆。缪塞虽然从自身的爱情经历出发，描写爱情遭到挫折后的失意，可是，他把反映的范围扩大了，把个人的失意升华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情绪——“世纪病”。奥克塔夫与勒芮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血缘关系。

结语

“世纪病”这一形象的出现，归根结底在于法国大革命不仅摧毁了法国君主专制制度，同时也在试图摧毁精神领域的宗教专制。教会的覆灭和上帝的失落使大多数人失去了精神寄托和皈依感，陷入找不到出路的绝望中，曾经背弃宗教的人们发出了疑问:难道革命的目的就是对宗教的专制，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残杀?法国很快掀起了一股复兴宗教的浪潮。这使得浪漫主义作家将人生视为痛苦和失望的源泉，而把理想寄托在天堂的幻想之上。

[1][3]郭宏安.从蒙田到加缪——重建法国文学的阅读空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65－67，62.

[2](法)皮埃尔·布吕奈尔.十九世纪法国文学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52.

[4][5][6][7][8]范希衡.法国近代名家诗选[M].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1:159，162－163，210.

18、19世纪 篇7

关键词：俄国,东方战略,朝鲜半岛

俄国横跨欧亚大陆,这使它的外交政策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它可以借助地缘以及文化的优势,在东西南三个方向机巧地周旋,当俄国在西方受到排挤时可以转向东方寻求利益,当在东方遇到障碍时,又可以关注南方。无论它关注哪一方,俄国心里都怀揣着实现强大俄罗斯帝国的梦想,并为这个梦想,不惜付诸武力。19世纪末,俄国的战略重心再次移向东方,其战略目标是独占中国东北并与日本争夺朝鲜,称霸远东。朝鲜半岛成为了俄国东方战略的重要一环。

一、朝鲜半岛的地缘特征

19世纪后期,出现了真正近代意义的地缘政治理论,其内容从“动态边界说”、“生存空间说”、“海权论”、“陆权论”逐渐发展为“边缘地带论”。“边缘地带论”的提出者美国学者斯皮克曼认为“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区处在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海之间,必须看作是十分中间区域,在海上势力和陆上势力冲突中,起着一个广大缓冲地带的作用”。[1]76同时指出“谁支配着边缘地区,谁就控制欧亚大陆;谁支配着欧亚大陆,谁就掌握世界的命运。”[1]78朝鲜半岛便处于典型的边缘地带范围之内。

“朝鲜半岛位于亚洲大陆东北部,它东滨日本海,西临黄海,北以鸭绿江、图们江与中国为邻,东北与俄罗斯滨海省接壤,东南则隔朝鲜海峡与日本相望”。[2]朝鲜半岛自古以来就是连接陆路和日本诸岛屿的天然通道,是大陆力量与海洋力量相交汇的缓冲地区。作为由大陆向海洋延伸、过渡的特殊部分,构成了亚洲大陆与日本列岛之间的“天然桥梁”和“跳板”。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之间是宽度不大、地势险要的朝鲜海峡,享有“东北亚门户”之称。朝鲜海峡是联结日本海与黄海、东海的唯一通道,为东北亚海上要冲。

正是由于朝鲜半岛所处的独特的地理位置,所以对各大国有着特殊的战略意义,也必然成为各大国争夺的焦点。“朝鲜半岛就象支怯生生的触角,神经过敏地长在大国的身边,因此就变成大国间冲突或平衡的温度计。”[3]

二、19世纪末朝鲜半岛的国家状况

19世纪末当各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过渡之时,朝鲜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面对各强国的侵略,毫无招架之力。

经济上,自1876年《江华条约》缔结以来,国门大开,日本及欧美产品大量涌入,把朝鲜卷入到了资本主义殖民体系当中。

在政治上,李朝的政治统治呈现这样几个特征:其一,李朝的政治结构是以国王为首,贵族为辅金字塔式的封建体制,并且是家长式的绝对专制主义。其二,实行两班制,文官为东班,武官为西班,并采取重文轻武的官制,武人是不能过问政治的。[4]其三,对清朝政府有着很强的依赖性,采取“事大主义”政策,企图依杖其庇护求生存。其四,日本明治维新后,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对朝鲜构成极大的威胁。

综上,朝鲜的政治体制是以国王为首,家长式的绝对专制主义的统治结构为特征的。因此,国王在朝鲜内外政策中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遗憾的是,1863年刚满12岁的高宗一继位,大权便紧握在其父兴宣大院君手里。在其十年专权之后,政权又被高宗的王妃闵氏一族所操控,在其后的内外政策中,高宗被闵妃及其父大院君所左右,徘徊其间,优柔寡断,难辩是非,统治阶级内部的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使国家权力分散,缺乏有凝聚力的核心人物。这一切使朝鲜在19世纪末面对内忧外患,在群雄逐鹿的境况中无能为力,只能任由其摆布,直至亡国。

三、中朝宗藩关系遇到挑战

宗藩关系亦即封贡关系,是中国与周边国家旧有的一种关系。在这种封贡体系中,朝鲜可以说是该体系框架内与中国关系最为密切的国家。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国土毗邻。而中朝之间全面建立宗藩关系是在元朝。[5]43元朝建立后,高丽便自称其臣属,尊奉元朝为上国,奉表入贡;元朝视高丽为东边藩属,两国互遣使臣,但那时元朝对高丽还实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上的全面控制。而到了明朝,除仍继续与周边国家建立以使臣往来为纽带,属国朝觐纳贡、中国册封回赐为基本形式的宗藩关系外,又完全改变了元统治者以武力控制属国的作法,明朝政府官员、军队已不介入属国,所维系的实际上只是国家间友好关系。[5]55明朝初年,朝鲜李朝的开国者李成桂便受到了明太祖的册封。

但是进入近代,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受到了严峻挑战,日俄美英等国不同程度地介入朝鲜和远东的争夺。

日本在1875年,派兵侵略朝鲜的军事重镇江华岛,强迫朝鲜签订了不平等的《江华条约》,妄图进一步侵占朝鲜。1882年美国通过签订《朝美修好通商条约》,使其顺利地取得了在朝鲜的通商特权、领事裁判权和“最惠国待遇”等特权。与其他国家相比,俄国在地缘上是有一定优势的。俄国此时也急需一个优良的不冻港口,弱小的朝鲜恰恰具备这样的条件。

朝鲜拥有一些良好的不冻港,例如俄国看重的成川湾(拉查列夫港)。俄国至少在1885年以后,就开始在远东积极寻求不冻港。在俄国报刊上出现了占领朝鲜东部的永兴湾的建议,1895年4月6日,沙皇在一份批文中也写道:“俄国确实需要一个终年免于冰冻的港口,这个港必须在大陆上(朝鲜东南部),而且一定要再有一条陆地把它和我们现在的领土联系在一起。”此后,占有不冻港问题,一直是沙俄在朝鲜争夺的主要内容之一。这表明沙俄在割占了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领土后,又要把朝鲜作为“保护国”了。 1884年,俄国先是在同朝鲜签订的《朝俄条约》中,特别规定签字国任何一方的军舰,都有权开到对方的任何港口,而不管这个港口是否开放,以确保自己在朝鲜同列国的竞争中不致落伍;俄国还通过其驻朝鲜公使韦贝的外交手段,在朝鲜统治集团中培植了包括闵泳翊等在内的一批亲俄势力,并借朝鲜寄望于俄国的“保护”,以图牵制中日两国争夺的心情。俄国的目标是把朝鲜的政治、经济、军事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使朝鲜成为自己的保护国。正如苏联学者罗曼诺夫曾说的,俄国的目的无疑是“在朝鲜寻求取得保护权的迂回途径,以待自己的力量得到充分发展后,能完全吞并朝鲜”。[6]但由于它远东地区人口稀少,交通不便等原因使之对朝鲜的侵略经历了一段沉寂的时期。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891年俄国开始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

综上,朝鲜半岛是19世纪末俄国东方战略的重要一环,这又会导致远东地区的局势的紧张,甚至引起战争,给远东地区的国际关系带来进一步的调整。

参考文献

[1][美]N J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2]中国大百科全书(世界地理分册)[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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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白新良.中朝关系史—明清时期[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18、19世纪 篇8

关键词：19世纪60年代,中外和好,原因

1840年, 中国的大门被英帝国轰开, 伴随而来的一个个不平等条约和列强枪炮的压迫使清政府被迫一步步地让出自己的主权, 这对于以泱泱大国而自居的满清政府是何等侮辱, 中外双方的摩擦可想而知。不久, 对抗的双方勉强地牵手走在一起, 中外和好局面形成。而在中学课本中对此讲述不多或语焉不详, 因此, 就其中的主要方面进行讨论以供大家指正。

一、清政府的因素

(一) 清政府内部人事变动为双方的合作提供了契机

咸丰在位时, 中国政府面临着内忧外患, 而对刚刚侵入中国的外国侵略者还具有很深的疑忌。当时, 法国梅朋曾写道:“当时的清政府的皇帝咸丰是中国最坏的皇帝之一, 凡是在外人与他们接触的场合, 都表现居心不良, 与外人签订的条约中有若干条款, 就算没有公开违背, 却只是憎恶地勉强执行。”[1]双方都存恶感, 但不久转机出现。咸丰遗命肃顺、端华等八大臣辅政, “而肃顺在对待外国侵略者的态度上, 则是疑虑甚深, 竭力维持天朝尊严, 对侵略者的过高要求不肯轻允, 甚至起而抗争, 被外国竭力加以排斥, 并以指责为盲目无知, 险恶党徒。”[2]当时, 中西双方互相猜疑、指责, 外国人的处境也是非常危险, 英国人呤綟在来中国后就遇到清军的拦截。双方恶劣关系状况的转变出现在咸丰死后的宫廷权利之争。慈禧为了控制大权与恭亲王奕联合, 发动了辛酉政变, 杀死或流放了八大臣, 并任命奕为议政王管理国事。恭亲王奕在早期对英法的侵略坚决主张抵抗, 并上奏折反对对侵略者委曲求全。但随着清军战场上的节节败退, 奕开始转向求和, 尤其南方太平天国的迅猛发展, 加快了他对外妥协的步伐。后来, 他管对外国事务机构总理衙门, 对外国了解亦深, 主张利用外国消弭内害。他这样迎合外国侵略者, 受到列强的赏识和信任, 希望他主持改良。而辛酉政变爆发后, 清政府对外国公使表现出极其友好的态度, 在镇压太平天国叛乱这个问题上向外国公使们请教, 使双方都认为当前对双方利益都有危害的则是太平天国。于是, 那拉氏在1862年以载淳名义发布上谕要借师助剿, 中外势力走向了联合。

(二) 清政府地方官员尤其是江浙官员积极推动促成了中外合作

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发展, 向北伐, 去西征, 尤其是向东进军, 引起了地方官员尤其是江浙官员的警惕。清军兵勇在太平军面前不堪一击, 而且大部分大平天国军队都出发去包围南京, 在这种形势下, 他们只好向外国寻求帮助, “两江总督何桂清在其高级官员陪同下, 谒见外国全权代表们, 请求他们主持以外国武器来收复苏州。”[3]1860年, 松江、青浦、太仓等地相继陷落后, 东南只剩下上海一孤城, 中国官员加紧向英法等国求助并积极向上达朝廷。而清政府中央机构也陆续接到地方奏折。吴煦为请外兵协同防守沪城致法美领事照会, 并向上奏报。何桂清、王有龄奏《请挽危局折》:“为今之计, 惟有安抚夷人, 坚其和议……乘势劝其助顺剿戝, 于南北军务, 或可稍挽危机……”[4]“薛焕的《外兵助剿情形折》曰, 英法派夷兵在各要隘设防巡哨, 曾与该署道约会, 彼此联络声势, 互相呼应, 夷兵系自卫起见, 而助顺嫉恶之心, 亦诚可嘉;后薛焕又奏《筹议借兵助剿及漕运南下情形析》。王有龄复奏借兵助剿等等。”[5]这些都引起最高统治者的回应, 奕也在同治元年积极上奏要中外和好。当太平军于1862年再次进攻上海时, 那拉氏紧急发布上谕:“上海情形实属万分危急, 借师助剿一节, 业经总理衙门与英法驻京使臣商酌……所有借师助剿, 即著薛焕……与英法两国迅速筹商, 克日办理。”[6]于是, “中外和好”局面就出现了。

二、外国方面

(一) 西方列强维护其在华经济政治利益是其与清政府和好的根本原因

西方列强在19世纪中期, 大部分都完成了工业革命, 为了把大量的产品销售出去, 它们到处去抢占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 获取超额利润是其最终的目的。

由于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 中国对列强既惧怕又猜疑, 双方的恶感使西方列强在太平天国运动初期抱以好感, 关注运动的发展, 英、法、美公使都向太平天国表明中立态度。其实他们并非完全中立, 在1860年太平军攻上海时, 英法联军击败了太平军, 除此之外, 还帮助运输清军等。其中立的实质在于借中立之名, 而行贸易交往之实。当时, 他们收购的大批丝、茶均在太平军控制地区, 只有中立才能继续运丝出口, 获取高额利益。而太平天国对外政策是除鸦片外允许自由贸易, 交一定关税后可自由买卖, 这使西方列强可以满足工商业资本家的需要。但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束, 《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签订, 使西方列强获得了1 800万的战争赔款和更多的市场, 而且鸦片贸易合法化, 更使其巨额利润得到保证, 而这些在太平天国是不可能同意的, 只有清政府存在才能获得, 由此, 西方列强渐渐改变中立政策, 向清政府靠拢。1860年8月, 普鲁斯通告, “上海附近, 聚有武装部队, 我大不列颠政府驻沪海联军司令宣布, 上海城及外国租界由英法联军占领, 联军在此警告一切人等, 倘有武装群众攻击或走近联军所驻地点, 即视为侵犯联军之行为, 联军当依法对待。1861年海军提督何伯率舰队巡航扬子江, 企图据《北京条约》开放长江商埠。1861年3月, 亚勃林司令给南京太平天国当局通告英法两国政府已颁布训令, 倘太平军进入上海及吴淞境内必须武力迎击。”[7]其态度突然转变, 从他们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为了使一切在华既得利益都不会落空, 于是太平天国就成了攻击对象。1862年何伯提督公函指出, 太平军的活动对上海重要商业已造成严重阻碍, 因此有进行干涉的必要。于是英法等侵略军开始深入内地, 与清军联合进攻王家寺、罗家港等, 中外合作共同镇压太平天国开始。

(二) 上海这个特殊的城市是西方同清政府合作的黏合剂

上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 背长江, 临大海, 交通方便, 在古代已有所发展。尤其鸦片战争后成为开埠口岸, 使其得到迅速发展, 进出口贸易频繁, 人口逐渐增加, 使上海成为一个繁华的城市。它对于西方来说也非常重要。英国从上海贸易每年得到金钱为1 300万英镑。西方列强尤其是英国在上海拥有如此大的利益, 使它们绝不会放弃上海或让其处于危险之中。上海是各方利益的焦点, 而中外统绐者为了自己的利益必然走向联合。

(三) 清朝官员的请求满足了西方列强自傲的霸主心理, 促成了合作

清朝官员的请求使西方侵略军感觉受到重视, 可以乘此大捞特权服务于其经济。《北华捷报》报导, “本报满意获知, 清朝政府的对外关系已日趋友善和诚恳……现在那个赞襄政务会议及其成员已完全遭到压抑……恭亲王已恢复他的权力……从来没有一个时期像现在这样, 外国代表……得以在北京拥有这样巨大的势力……特别是恭亲王大臣们对待永远不落的帝国……我国女王的权威已经有所理会……当今政府对英法两国代表采取方针只要无损于我们两国的尊严, 为着我们自己的利益, 显然应以一切方法加以扶植。”[8]后在奕等人的请求下, 出兵助剿, 镇压太平军。

由此, 中外势力就在维护各自利益前提下由对抗走向联合, 出现了所谓的中外和好的局面。但这种和好并不是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的, 因此是暂时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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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苑书义, 等.中国近代史新编: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1: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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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苑书义, 等.中国近代史新编: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1:126.

英国19世纪的高等教育改革 篇9

19世纪30年代, 英国开始出现新的大学和学院, 但他们的学生人数增长缓慢。19世纪中期以前, 英国虽然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 但科技教育的发展却非常缓慢, 高等科技教育几乎是一片空白。19世纪下半叶, 英国的高等科技教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其标志之一是伦敦大学等城市大学的兴起和发展, 之二是牛津和剑桥引入科技教育。

英国高等科技教育的真正兴起, 应该是19世纪城市学院和大学的出现。这些学校出现在19世纪50年代后, 并在发展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受到德国多科技术学院模式的影响。城市学院是各地方筹办, 针对地方生产发展的具体需要设置专业科目, 培养地方所需要的各种人才。这些学校早期的一些教授大多在德国受过教育, 他们将德国大学注重研究的风气带到城市学院中。城市学院和城市大学的发展不仅改变了英国高等教育的面貌, 而且对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科技教育方面构成了压力, 最终使得科技教育堂而皇之地进入了牛津和剑桥大学。

以伦敦大学的创建为开端的新大学运动, 彻底打破了牛津和剑桥独霸高等教育的局面。新大学的出现, 不仅在教学内容和培养目标上向牛津、剑桥提出了挑战, 也使得高等教育的管理出现了新的特色。1826年创立的伦敦大学与传统大学相比, 不仅取消了传统大学中的神学系, 代之以理学系和工学系, 而且在各系引入大量近代新型课程, 从而揭开了英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序幕。在新型的理学和工学系中, 更是开设了大量有关近代自然学科和技术工科方面的课程, 反映了伦敦大学面向社会培养专业实用人才的特征。伦敦大学的建立, 标志着科学革命最终开始进入英国高等教育之中。伦敦大学的建立和发展, 改变了以往大学教育的单一结构和职能, 为英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完善奠定了基础。城市大学的兴起和推广运动, 则标志着英国近代高等教育体系的完全确立, 使得该体系更加复杂、完善。英国传统大学逐渐取消了种种宗教方面的限制, 打破故步自封的局面, 开始面向世俗阶层, 接受科学革命和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

19世纪初, 一大批评论家对牛津、剑桥大学的教育发起了观点激进的批评, 从而形成一场辩论。这场辩论实质上是办学目的和方向的斗争, 争论的焦点是大学是为教会和统治者培养接班人, 还是为社会经济发展培养人才;是被少数人垄断, 还是面向广大群众开放。1831年, 剑桥掀起了一场辩论高潮。剑桥的威廉·惠威尔竭力主张突出数学, 他强调数学在形成精确推理中的价值。他的观点遭到了主张突出哲学的苏格兰学者威廉·汉弥尔顿的尖锐批驳, 汉弥尔顿指出:片面强调数学, 就间接地削弱了其他学科。实际上, 在高等教育的改革中, 一直贯穿着维护传统的古典主义教育与提倡科学的功利主义教育的激烈论争。到19世纪中叶, 英国老一辈科学家和数学家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他们认为剑桥大学的数学传统没有对发展实验者的训练起到作用, 当学生想学习实验技术时, 却只能在剑桥找到一个定性的化学分析, 这些前辈对剑桥本科生实验工作价值的怀疑具有普遍性。

对传统大学的批评引起了英国政府的重视。1850年英国成立了皇家委员会, 对牛津和剑桥进行了视察。1852年提出报告, 对两校作了比较和分析, 尤其对牛津大学的批评, 对两校的改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牛津和剑桥分别于1854年和1856年通过了关于改革管理和经费支出的“大学法案”, 废除了入学考试和学士级的考试。这样实际上为大量的非国教人士、持不同政见者敞开了学校大门, 开放了大学研究员职位, 从而促进了科学人才的发展。19世纪50年代后期, 牛津、剑桥的改革影响到其他旧式大学, 在不断高涨的公众压力之下, 他们多少也做了改革。不过, 由于竞争、追求效率, 他们的改革包括牛津、剑桥都有些变形, 实际上加速了大学和中学考试中的严格标准的制订。这又反复地引起不满, 如在1864年, 《克拉伦登报告》中提到, “自然科学……实际上从英国高层阶级的教育中被排除了。在这方面来说, 教育对于我们, 比3个世纪前更狭窄。”19世纪中期, 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虽然进行了一些内部的改革, 但它们缓慢的改革步伐还是遭到很多人的批评。在激烈的资本主义竞争中, 人们越来越希望大学能为国家财富的增加直接做出贡献。1872～1875年发表的《皇家委员会关于科学教育和科学进步的报告》和1875年《德文希尔报告》中提出, 需要更多的科学教育。其中1873年8月皇家委员会第三次关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报告, 审查了科学方面的课程和考试, 教学系统, 大学技术与专业教育, 大学内部各科研机构的关系以及大学对科学进步应该担负的职责。总的来说, 皇家委员会认为大学的导师制应予以保留, 但应补充新的大学教席。

大陆教授制度从1852年开始实施, 但因为高校教师对大学考试控制的无效, 教授有时无法吸引学生学习未经审查的课程。德文郡委员会的报告指出, 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个考试制度致使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培训没有明显的效果。更多的大学教席, 是通过学院经费支持的, 与补习津贴和退休金密切相关, 这是唯一令人满意的进步。对于牛津大学, 皇家委员会建议设立两个化学方面的席位, 一个在数学物理学, 一个在应用力学和工程, 在生物学和医学设立5个新席位;皇家委员会还建议在大学的科学领域按照德国的博士学位体系进行改革, 这些关于新的席位和学位的建议并没有完全满足“研究者们”。牛津、剑桥的首要任务是把科学引入各个学院。委员会建议设立自然科学奖学金。1871年, 牛津大学净收入总额为300000英镑, 其中91545英镑支付了奖学金。剑桥没有透露其总收入, 但报告说学院奖学金费用为92820英镑, 每人200-300英镑, 这些基金可能被转移到研究上。为了帮助年轻男子进入科学而“不为金钱焦虑”, 因此委员会敦促大学创建奖学金中的高等和低等, 并允许对研究晚辈有一定的偏向。但无论是这些机构或政府部门, 都不能够满足研究人员的薪金和奖学金的需要。政府补助计划落后于科学青年男女的增长速度。1882～1884年《皇家委员会关于技术教育的报告》中进一步提出了自然科学、绘画、数学和现代语言应该取代拉丁语和希腊语的位置。

1850年, 英国共有约60所科技大学 (不包括医学, 但包括农业) , 到1900年, 超过400所。维持大学和学院研究的奖学金数目也在增加, 到1914年在24个不同的机构有170个私人性质的科学奖学金 (除牛津、剑桥以外) 。这些给予了研究一个长期稳定的学术基础。

19世纪上半叶, 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教育的目的是使人进入传统的行业 (医药、法律和教会) , 生源主要是相当多的家境富裕的只为混个经验的年轻男子。这两所大学不同的是教育的主攻方向, 牛津强调经典, 剑桥强调数学。在剑桥, 他们显示了数学方面的出众能力——引起年轻男性对物理科学的兴趣。

如果从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的课程变化来看, 从16至19世纪中期, 剑桥大学理、工科等有关近代自然科学课程所占比例不足40%, 更多的是为训练心智或思维的数学、神学、历史、语文等人文和社会科学方面的教育内容。19世纪80年代起, 医学系开始大量开设有关近代自然科学方面的内容。不仅剑桥大学如此, 另一所宗教气息更为浓厚的牛津大学也于1904年开设了工程、采矿、教育、探测和林学等课程。到19世纪后期, 以牛津和剑桥大学为代表的传统大学也像其他新型高等教育机构一样, 逐步开设适应工商业发展的课程, 如造船、化学工程、电子工程等。不仅如此, 在德国研究型大学影响下, 传统大学也开始从事物理学、生物学、细胞学、免疫学、遗传学等方面的科学研究。

牛津和剑桥大学的其他改革还包括, 1853年牛津大学设立了自然科学荣誉学院, 剑桥大学在1849年增设自然科学的荣誉学位考试。直到六七十年代后, 在外部一系列压力下, 两校增设了新的自然科学教授职位, 设立了自然科学实验室, 高等科技教育终于进入这两所古老的大学。牛津的克莱伦顿实验室, 是英国第一个物理实验室, 它于1872年建成, 以捐助者克莱伦顿伯爵的名字命名。虽然物理学教授克利夫顿在任期间对研究没什么兴趣, 但他却用获得的资金购置了大量的教学仪器。剑桥大学的卡文迪什实验室的建立, 经历了曲折的过程, 虽然卡文迪什实验室在前20年中发展缓慢, 但在汤姆森的领导下, 该实验室成了物理学家的摇篮。19世纪末, 剑桥大学还建立了科学奖学金制度, 鼓励学者到卡文迪什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克莱伦顿实验室和卡文迪什实验室的建立, 标志着传统大学进入了新纪元, 它使科技教育真正进入了大学, 并在科学研究方面对19世纪后期兴起的城市学院和大学发挥了重要的影响。

19世纪中后期, 英国政府加强了对科技教育的干预, 这些干预包括建立科学艺术署推动科技教育, 组织皇家委员会调查科技教育, 颁布立法规范技术教育等。虽然这些干预措施极少涉及高等科技教育, 但这一切都推动了高等科技教育的发展。19世纪末以来, 英国财政部以及其他政府机构, 开始直接对包括牛津和剑桥大学在内的各种高等教育机构进行财政拨款, 通过财政手段, 直接影响传统大学的课程设置以及科学研究活动。1889年, 英国政府首次对牛津和剑桥大学进行直接财政拨款, 鼓励两所大学进行工学和医学方面的教育和科研。英国政府还通过立法来促进科技教育的发展。1889年颁布了《技术教育法》, 这是英国技术教育领域最早的一项法令, 它规定地方当局有权征收技术教育税。从此, 英国的技术教育开始走向正轨, 90年代出现的技术学院和夜校与此法令有很大的关系。

到19世纪中叶, 科学开始有了新的机遇。特别是化学被认为有一定的商业价值。1845年, 在伦敦市中心的皇家化学学院成立后, 建立了一些化学实验室, 化学的培训变得更容易了。德国著名的化学家奥古斯特·霍夫曼被引进英国并负责这些事务, 尽管财政状况依然不稳, 却产生了一些重要的科学家。虽然并非所有人都走上化学道路 (例如沃伦德拉鲁一开始参加学院, 但后来成为天文摄影师) , 但有许多学生确实在化学领域留下了名字。德国化学家的引进, 也是英德之间早期的科技人力资源交流之一。

1871年到1885年间, 英国著名博物学家赫胥黎先后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秘书、会长;此外, 他还参加了多个学术团体, 从事学术活动和科学普及活动。在科学技术与教育的联姻上, 赫胥黎的作用很大。在赫胥黎的倡议下, 1881年组建了科学师范学院, 并以它为中心成立了各种类型的职业技术学院, 这所学院1890年发展成为皇家科学院。赫胥黎向伦敦大学提交了伦敦大学体制改革的计划书, 建议伦敦大学设普通教育学院、职业教育学院和研究院, 文科与理科结合, 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结合, 教学与研究结合等。这些具体建议, 对英国大学的教育改革有深远的影响。

综上可见, 虽然英国爆发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 并产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工业革命, 但是直到19世纪初期, 由于国家对高等教育采取不干涉政策, 加之传统大学势力强大, 相对于法国而言, 英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步伐是较为缓慢的。通过19世纪后半叶的改革, 英国的高等科技教育才有了较大发展。

摘要：19世纪德国大学的迅速发展, 使学术界对英国的高等教育提出了许多批评建议, 在英国高等教育领域产生了一定的刺激作用。19世纪下半叶, 英国的高等科技教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其标志之一是伦敦大学等城市大学的兴起和发展, 之二是牛津和剑桥引入科技教育。

关键词：英国,高等教育改革,伦敦大学

参考文献

[1]周寄中.科学技术与教育[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7.

浅析19世纪音乐美学的精神内涵 篇10

康德的《批判力批判》第一次把美学这个概念引申到哲学中, 打破了古代哲学只有物理学、伦理学和逻辑学的限制, 用理性逻辑思维详细阐述了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在《判断力批判》第一部份审美判断力批判第44小节美的艺术中, 第一句“没有对于美的科学, 而只有对于美的批判, 也没有美的科学, 而只有美的艺术”[1]。说明美学首先是一门批判的学问, 接下来的阐述中又让我们进一步明确美的艺术区别于快适的艺术, 是而一种反思的判断力, 而不是把感官感觉作为准绳的合同性的艺术。从而把美学引申为一门理性思维判断的学问。任何艺术品的产生都要以合目的的要求才能成立, 换言之艺术品是目的的结果, 这样说来, 艺术美区别于自然美需要有一个规范的概念 (这个概念被当作典范使人学习模仿) , 而这个概念是天才在认识能力基础上充分发挥想象力的作用而产生的, 所以除天才之外其他艺术家的模仿是一种规则性的模仿, 故在美的艺术中情感比原则更重要, 但在多数情况下, 原则统领情感。康德的音乐美学思想不得不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他的美学理性思想这在一定意义上推崇了“主情论”, 但又肯定了主情之上的“原则”性很重要, 他的音乐美学观点统领了整个欧洲古典主义时期。

黑格尔在他的《美学》中提出了一些自己与别人不同的独到见解。我们不得不承认黑格尔非常重视精神对音乐乐思发展的重要性, 他说“精神是统一的, 艺术家的音乐创造也是统一的”[2]。他认为音乐中所涵盖的精神是音乐的最基本要素, 它构成了各个音乐要素的结合点, 也充分奠定了音乐的哲理基础。“要奠定音乐的哲理基础, 就应该首先探索与各个音乐要素必然地连接着的精神特点。”[2] (黑格尔《美学》) 但他在对待音乐与诗歌的结合的问题上却陷入了逻辑矛盾, 我们拿黑格尔先生的原话引述“一般来说, 我们听众的情感在 (听音乐时) 很容易听出这种内容意蕴中不明确的内心因素, 把我们的主体内心情况摆进去, 达到一种物我同一状态。”[2]这是自律论的观点, 表明音乐本身所涵盖的内容不甚明确, 人类之所以与之产生共鸣是因为听众内心有种明确的情感从而主导了音乐的表达。接着黑格尔的观点, “诗却不然, 它所表现的是情感, 观感和观念本身, 使我们也能对外在对象画出 (想象出) 一幅图刑来, 尽管诗即达不到雕刻和绘画的造型艺术的鲜明性, 也达不到音乐的心灵的亲切情感, 因而不得不求助于我们平常用的感性观照和无言的心领神会, 来弥补它不足”[2]。这段话的意思, 我们把它引伸开来的, 可以这样说诗通过语言表达一种明确的情感, 尽管达不到绘画雕刻那样形象, 但人类可通过心灵的感性来领会诗中的意境, 他的观点在肯定音乐精神重要性的同时, 把自律论放在一个客观高度来论述,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如果说黑格尔算不把音乐推至到一个很高的程度, 那么叔本华就是一个典型的“音乐至上论”者。从他的“音乐至上论”中我们可以看出, 音乐在他的心里完全等同于世界甚至超过世界---音乐即世界。“我们必须承认音乐还有更严肃的更深刻的, 和这个世界, 和我们自己的最内在本质有关的一种意义”[3]。音乐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 而是涵盖了整个人类的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 它即可以是客观的也可以是主观的意志表现。我们知道因为音乐的特殊性 (带给人类的瞬间的听觉感受, 但却能比任何一种声响更深入人心, 并且直达灵魂) , 它有时不可能完全用一种单一的声响表达特定的事物或情感, 音乐音响的丰富多样所表达的意义是不同的;这是个即微妙又很好理解的问题, 从物理学角度看音响频率的高低及所结合速度的快慢与人身体的听觉器官的所承受的频率高低产生共鸣, 这种共鸣的作用又通过无数个神经细胞传达给人的中枢神经, 最后通过人的大脑对这些感觉加以整理就形成我们听音乐后产生的具体感受了, 这种感受可以通过多种表现手法传达出来---语言或动作甚至人类基于这种感受又重新创造的声响。叔本华对音乐的看法把音乐物理作用上升到超自我的唯心主义地位上, 他把音乐不仅复制世界而且具有启发世界的作用, 即音乐自身涵盖了人类的全部思想, 这是世界的翻版更是启迪人们思维的客观物体。

汉斯利克在音乐美学方面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 他很推崇音乐的外在形式和内在精神的统一, 我们从汉斯利克的《论音乐的美》中可以看到, 他一再强调“所谓为音乐所特有的东西, 不能只理解为声响的美或者一种均衡的对称——这些都是它的附属部分, 我们一再看重音乐的美, 并不排斥精神上的内涵, 相反我们把它 (精神内涵) 看为必要的条件”[4]。音乐的美只有在形式美与精神美达到和谐时才称为是最美。但形式的美又不是空洞、贫乏的, 它必须遵照一定的作曲技法即和声、配器等才能将简单的的音符组和到位, 能够真实再现作曲家所想要表达的意图, 这样的形式才最充实而丰满, 而与之结合的内在精神才能达到最佳状态。书中的原话也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一切音乐要素相互之间有着基于自然法则的秘密联系和亲和力。这些亲和力无行地主宰着节奏、旋律及和声, 并要求人类的音乐必须遵循它们的法则”[4]。

汉斯利克又把音乐跟其它学科相联系比较, 首先他认为音乐是与数学不相干, 这个论点不得不说出乎了很多的意外, 因为早在古希腊时的毕达格拉斯就提出音乐的理念来源于“数”及宇宙间各星球对位的比例关系, 这种“数”的概念很容易就让人联系到音乐中音程之间的数比关系。有很多人认为音乐的实质就在于音乐要素间的比例协和上, 这种看法不无道理, 从音乐的客体外在表现形式看, 音乐所赖以存在的音响的产生是来源于各音乐要素相互配合的基础, 这种配合必然会联系到数比上, 但音乐与数的关系仅此于这一点上, 并且我们可以看到音乐与数的这种联系, 其实世界上的万物都可以归为与数在这点上有一定的联系, 我们说的建筑, 美术, 科技产品, 生活用品等的产生都与数有关。但如果把乐曲的美也归为是数学的功劳就未免太牵强了, 我们知道音乐的美能唤起人类的情感享受, 但数学却不能, 音乐一门特殊的艺术, 如果说它的创造是客观性的话, 那它的表达则完全是主观的, 没有任何一部音乐作品是有客观逻辑象数学那样被算出来的。在这里汉斯利克给了我们明确的答案, “我们把作曲活动看作是造行的过程;作为造行过程它完全是客观性的”[4],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音乐是流动的建筑一样, 这是音乐与数的关系的表现, “不是乐曲的创造, 而是乐曲的再现, 即演奏, 才是使情感能直接流露在乐音中的行为”[4], 我们知道一切艺术都有影响情感的能力, 但相比较而言, 音乐比其它任何艺术所产生的情感作用更大更快更直接, 因为音乐的流动性及抽象性比一切的艺术门类都要大。汉斯利克不仅在自律论上有自己的督导见解, 更是把音乐与情感、音乐与数的关系放在一个比较客观的立场上论述, 让人们从音乐客体与音乐本体是束缚上解放出来, 获得理论上的新里程。

音乐思维的美就象是一条涓涓细流的小河, 它无时无刻不在告诉人们音乐所带给我们精神上的娱乐和自由。19世纪的音乐美学学科的成熟离不开这几位哲学家的推动, 正是因为他们独到而富于争议的论断才推动了音乐美学的逐步完善和发展, 音乐只有达到内在精神和外在形式统一的时候才是最完美的, 音乐美学的作用正是弥补了音乐内在精神的表达空白, 音乐不单从表面上只是听觉的音响而已, 更应该是附着了人类对世界的情感认识;音乐美学是音乐历史发展中不可缺的推动力, 它起到总结评判音乐历史的作用, 让人们有更多的空间去分析音乐的本体和客体的关系, 所以我们不得不说美学在音乐发展中的地位是不可估量和磨灭的!

参考文献

[1]康德著.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判断力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年5月.

[2]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M].北京:商务印书局, 2003年4月.

[3]叔本华著.石冲白译.作为表象和意志的世界[M].北京:商务印书局, 2003年4月.

18—19个月小儿的游戏 篇11

目的：训练小儿的臂力，锻炼腹肌并有节奏地弯腰配合手臂的前后摇动。

玩法：准备一根60厘米左右的木棍或竹竿。游戏时，让小儿背对着坐在妈妈的怀里，和妈妈一起握住木棍，小儿握中间，妈妈握两端。妈妈说：“宝宝来划小船，划呀划。”开始时，母子一起划，等小儿掌握了划船的动作后，就让小儿自己拿着小木棍一前一后地摇动，模仿着一推一拉地做划船的动作，妈妈在旁边唱划船歌助兴。

提示：游戏前，先带小儿到公园去观看游人划船，并用双手模仿划船的动作给他看。然后握住小儿的手，教他做划船动作。

转转娃娃

目的：训练小儿原地转动身体，锻炼身体的平衡能力。

玩法：事先用一根布带或塑料绳系在布娃娃身上，也可用一块布，中间塞一团棉花，自制娃娃头，然后系在塑料小瓶的瓶颈上。制成的小娃娃在颈部系一根绳。游戏时，将绳的另一端让小儿握紧，小手臂平伸，使娃娃悬在空中。教小儿原地转圈，使娃娃随着转动的力量飘起来，跟着小儿转圈，好似坐转椅一样地转圆圈。

提示：游戏前，可让小儿去公园坐转椅，使他对“转”有感性认识。开始时，成人先示范玩法，然后再握住孩子的手臂和他一起慢慢转，待小儿学会转的动作后，再让他自己拿着绳子转娃娃。

送玩具回家

目的：养成小儿从小学会收拾玩具的好习惯。训练蹲下拾玩具，起立放好玩具的动作。

玩法：成人给小儿玩玩具时，应先教给小儿各种玩具的玩法以及在不同的活动场地玩，如积木、木珠、拼板应坐在小桌前玩；豆袋、套环、球，应在较大的空地上玩。收拾玩具要在玩好玩具后就立即进行。在进行时，先要准备好盛器，如纸盒、塑料桶、大篮子。并预先告诉小儿，对他说：“你的玩具‘朋友’和你一样，都玩累了，现在你该送它回家了。玩具的家在这里，请你送它回家好吗？它也要休息了。”接着出示盛器，帮助小儿将一件件玩具放入。开始时，由成人帮助一起收拾，以后，仅以语言提示，让小儿自己拾起玩具放好。

谈19世纪西方声乐艺术的发展 篇12

一、古典乐派。

这一时期的西方声乐发展史上出现的第一个乐派是维也纳古典乐派, 他形成于十八世纪后期至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奥地利, 以贝多芬、莫扎特和梅顿为代表。他们三位音乐家虽然都不是出生于维也纳, 但是主要的创作时间都在维也纳, 所以其作品和思想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对西方声乐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受到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 这一时期社会思潮活跃, 对三位音乐家的创作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他们即秉承了德国和奥地利传统音乐的优良特性, 同时对西方其他国家声乐的优秀成果进行大胆地吸收和创新, 整体气质乐观向上, 充满了生气。他们作品主要有几个风格, 思想上非常崇高、语言上非常通俗、内容上非常充实、形式上非常严谨、逻辑上非常严密、含义上非常深刻。在拥有这样相同的特性之外, 他们还有各自不同的个性。梅顿相对突出的是清唱剧、室内剧以及交响曲等领域, 他作品的情调欢快而明朗。莫扎特前后期表现出了不同的风格, 前期精致典雅, 后期则揉进了戏剧性和抒情的因素。贝多芬的作品热情而饱满、充满英雄斗志, 其擅长的领域是器乐, 其中以交响曲和钢琴奏鸣曲最为出色。维也纳古典乐派的音乐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期声乐文化的高峰, 对其后声乐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二、浪漫主义乐派。

维也纳古典乐派之后, 在欧洲的十九世纪中后期形成了一个重要的乐派, 浪漫主义乐派。这一乐派出现了很多的音乐家, 柴可夫斯基、肖邦、舒曼、李斯特、韦伯、柏辽兹、门德尔舒以及瓦格纳等伟大的音乐家都是这一乐派的代表人物。这一乐派的作品对当时知识分子的心态进行了比较充分的反映, 他们的音乐或者沉浸在个人的情感体验中, 或是寄托在传说中。这一乐派吸收了古典乐派的很多优秀的因素, 又进行了创新和创造。他们音乐的风格主要有以下几个外在表现:思想上有比较强的个人主观色彩;素材上重视民间和民族特色;体裁上产生了谐谚曲、夜曲等等的单乐章器乐小品。这一时期的声乐很注重标题, 形成了标题交响诗或者交响曲等。这一乐派在表现手法上也有创新, 在曲调上占有突出地位的是自由舒展以及连绵起伏的风格, 在乐器创作中大量的引入了歌唱性曲调, 增强了表现力, 在节奏上更加复杂和多样。和声的运用也获得了极大地丰富, 和声的功能扩展, 转调更为频繁, 不谐和和弦及变化音和声的运用具有特殊的表现意义;在音色、织体、力度等方面也进行了新的探索。浪漫乐派在欧洲音乐文化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 对后来19世纪中期兴起的民族乐派以及此后兴起的现代乐派的创作都有深刻的影响。

三、印象主义。

印象主义一词是从绘画艺术借鉴而来, 在音乐中首次出现于1887年, 法国作曲家德彪西在罗马进修时创作交响曲组《春天》, 法兰西美术研究院评委对其大加批评, 认为其没有明确的结构, 告诫他“警惕模糊的印象主义”。1894年, 德彪西在布鲁塞尔首演其作品《弦乐四重奏》, 评论家对其赞扬的词语仍然是“印象主义”。所以印象主义被用来形容德彪西的风格, 而不再有感情色彩。该流派音乐主要有以下几个表现手法:第一, 在曲调上主要使用短小的曲勋细胞, 尽量避免展开以及重复等。朗诵意味浓厚, 宽广的线条大量的被减少。第二, 在节奏上对节拍进行不规则的细分, 较多使用复节拍, 整个状态比较松散。第三, 调式的表现力得到了极大的重视, 在不同的形象要求下采用不同的调式, 比如全音音阶、五声音阶等。调性概念得到扩大, 明确的收束式在作品中有意识的减少。第四, 和声的表现手法得到了重用, 和声色彩在整个作品当中非常的丰富。第五, 其音色具有新颖、独特而丰富的特点, 各种乐器演奏的色彩手段被广泛地应用, 色彩效果非常的明显。印象主义音乐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大量音乐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和启迪作用, 但是由于他在思想性上并没有达到一定的高度, 在内容上过于单薄, 只对自然景物进行描绘, 所以逐渐被新的音乐所代替。

四、民族乐派。

在十九世纪的中叶, 德奥等地兴起浪漫主义乐派的同时, 随着东欧和北欧各个国家民主运动的兴起, 东北欧一些音乐家在爱国主义的驱使下, 致力于本民族的文化复兴任务。他们一方面对本民族的独有音乐进行收集和整理, 一方面在此基础上进行创作, 以歌剧或者其他形式创作具有本民族风格的作品。在创作作品的同时, 他们还建立学院、剧院以及协会, 创立了一批具有民族特色的音乐。他们的代表人物有匈牙利的爱尔凯尔, 挪威的格里格, 波兰的莫钮什科, 芬兰的西贝柳斯以及俄国的“五人团” (格林卡、巴拉基列夫、鲍罗廷、居尹) 等。在题材内容方面, 民族乐派主要可以分为四个类型, 第一, 本民族的历史和传说, 描写本民族反抗外来侵略以及暴政的斗争, 颂扬本民族人民的爱国热情和英勇的精神, 同时对现实情况进行影射, 所以这些作品的政治性比较强。主要代表作有斯美塔那《我的祖国》、爱尔凯尔的《邦克总督》。第二, 对祖国美丽河山的描写, 以及对民族风俗和美丽传说的颂扬, 充满了对本民族的热爱, 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 斯佩塔纳的《我的祖国》仍然是这一类的代表作, 还有德克夏克的《水仙女》等。第三, 作者直接对生活感悟和个人情感进行抒发, 如斯美塔那的《我的生活》。第四, 还有一类作品不是太多, 因为他是直接对民族斗争进行描述的, 很容易遭到统治者的禁止, 所以数量不是很多, 如西贝柳斯的《芬兰颂》就遭到禁演。

纵观整个十九世纪西方声乐史的发展, 是与当时社会背景分不开的, 它来源于社会现实、描述了社会现实、抒发了对社会现实的情感, 最后又推动了社会现实的发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