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背景下民商法与经济法的关系论文

市场经济背景下民商法与经济法的关系论文（精选6篇）

市场经济背景下民商法与经济法的关系论文 篇1

民商法与经济法关系论纲

内容提要】鉴于民商法与经济法关系研究框架过于简单的教训，设计出从基本理论和具体制度两个层次分析民商法与经济法关系的研究框架很有必要。在民商法与经济法之间，其表层区别是由其深层区别所致，其联系主要表现为调整范围交叉、职能互补、取向趋同和要素通用。

【关  键  词】民商法/经济法/研究框架/区别/联系

民商法与经济法（以下简称“两法”）是规范市场经济的两大法律部门。实现“两法”的协调，是构建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核心问题。我国法学界自1979年以来，一直未停止研究“两法”的关系，但进展不大，迄今少有共识。笔者认为，为了深化对“两法”关系的研究，应当在总结和反思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构研究框架，更新研究方法。本文试图就此作点努力。

一、“两法”关系研究现状的简要评述

（一）国外研究现状的评述

西方国家对“两法”关系的研究，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即经济法产生之后，其历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对经济法的论述阶段；对传统私法（民商法）的反思阶段；对“两法”相互关系的综合研究阶段。在综合研究阶段，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的研究视角各有特色。

从制度变迁的视角研究“两法”关系，以大陆法系学者为主，代表人物如德国的拉德布鲁赫、日本的金泽良雄、法国的阿莱克西・雅克曼等。他们以实在法严格划分法律部门为背景，借助于公法与私法划分的理论，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演变入手，指出传统私法的不足以及经济法产生及存在的合理性。其主要观点可概括为：(1)从市民法到经济法，是法律随时代变迁而变迁的历史轨迹。(2)经济法为现代法，是对传统民商法的补充与修正。(3)传统私法的不足及社会化，是经济法的法文化基础。(4)民商法以个人为本位，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

从功能契合的视角研究“两法”关系，以英美法系学者为主，代表人物如英国的施米托夫、美国的丹尼斯・特伦等。他们以实在法不作严格法律部门划分为背景，基于法律实用主义观念，着重研究在各种具体法律制度中“两法”的功能及其相互契合，追求综合和充分发挥法律对社会经济生活的作用。其主要观点可概括为：(1)经济法是由国家对工商和金融事务进行干预的法律所构成；民商法基本精神是当事人意思自治，除对公共政策作最终保留外，当事人可以任意就其事务作出安排。(2)经济法的基本哲理是统制经济论和社会连带责任论，即国家可以为了社会公共利益而限制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民商法的基本哲理是自由经济论，强调市场的公平自由运作。(3)经济法和民法分享对经济事务的调整职能。

西方国家对“两法”关系的研究，至少有下述几点值得我国法学界借鉴：(1)将“两法”关系置于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中进行研究，强调经济政策与经济法之间的良性互动，而不是脱离现实经济体制去进行纯法律研究；(2)对应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的关系，研究经济法与民商法的关系；(3)研究重点不在于部门法之间的“地盘之争”，而在于部门法之间的互补和配合。

此外，前苏联、东欧国家也就“两法”关系作过众多研究，但其是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对研究我国市场经济中的“两法”关系少有参考价值。

（二）国内研究现状的评述

我国自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民商法学和经济法学一直是热门学科，“两法”关系的研究，长期为法学界的理论兴奋点。综观法学界对“两法”关系的研究，有如下几个特点值得注意：(1)“两法”关系的研究尚停留在各部门法学的基础理论（总论）层次，未能深入到具体制度层次，这同“两法”关系最终要在立法和执法实践中具体落实和体现的规律是不符合的。(2)各部门法学基础理论（总论）中对“两法”关系的研究仅限于研究调整对象和地位，而对“两法”在价值目标、基本原则、功能和作用上的相互关系则缺少研究，这同“两法”关系要以全面实现“两法”的价值、综合和充分发挥“两法”的功能和作用为目的是不一致的。(3)研究“两法”关系仅限于法学领域，囿于就法论法的思维传统，而未将“两法”置于经济、社会大系统（尤其是市场经济）中进行研究，这同研究“两法”关系要服务于建立完备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是不吻合的。(4)研究“两法”关系虽然多运用西方国家立法例作为实证资料并进行比较分析，但缺少对不同立法例的背景和效果的比较分析，这同研究外国“两法”关系模式是否适于我国的问题应有充分、可靠的实证依据是不适应的。(5)研究“两法”关系的旨趣，主要在于研究“两法”的区别而不在于“两法”的联系，这同界定“两法”的分工是为了实现“两法”的更好合作是不合拍的。

在关于“两法”调整对象的争论中，虽然有“大民法”、“大经济法”、“不大不小经济法或民法”等多种观点，但各种观点持有者在思维方法上都是一致的，即基于“一种社会关系只能由一个法律部门调整”的假设，认为“横向经济关系已由民法调整者就不能由经济法调整，反之亦然”。于是，“两法”调整“横向经济关系”的界限至今无法划定。其实，“一种社会关系只能由一个法律部门调整”的假设是不符合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实然状况的。任何一种社会关系都处于经济社会大系统中，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而呈现多重属性。不同属性往往分别有不同的法律需求，这就使得不同法律部门分别根据同种社会关系不同属性的法律需求对同种社会关系进行调整成为必要，只不过不同法律部门调整同种社会关系的依据、侧面、宗旨、原则、方法等有所不同而已。正因如此，成为法律调整对象的社会关系才可能受到法律的全方位调整。例如，企业合并行为，民商法可以协调合并当事方及其利害关系人的冲突，但对合并造成的垄断，民商法无可奈何，只得由经济法来消除或减缓合并所造成的此种不良社会影响。又如，某公民从某商场购买一台彩电，作为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要受到合同法的调整，而作为不平等主体（即强、弱主体）之间的关系要受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所以，对“两法”调整对象作平面界定是不可取的。

二、“两法”关系研究框架的初步设计

鉴于我国法学界的“两法”关系研究框架过于简单的教训，应当设计一种能分别从多角度、多层面、多因素分析“两法”关系的研究框架，以揭示出“两法”的复合性、结构性、动态性相互关系。其中应当包括基本理论和具体制度两个层次的研究。

（一）“两法”关系的基本理论研究

1.市场经济的法律需求。现代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其运行机制是微观经济机制与宏观经济机制、经济机制与社会机制的综合体。它既对整个法律体系有整体需求，又对“两法”等各个法律部门有个别需求，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较之西方国家市场经济有许多特征，因而它对整个法律体系和各个法律部门的需求具有中国特色。明确市场经济的法律需求，是研究“两法”相互关系的基点。

2.“两法”的界定。我国法学界对“两法”关系的界定有诸多不同观点，各有其合理性和不足，需要从基本观念和基本方法上进行反思。基此反思，由“平面”界定转向“立体”界定，由一元标准（即调整对象）界定转向多元标准界定，由单纯法律界定转向法律与经济、社会结合界定，以现代市场

经济的构成为基础，以“两法”对市场经济的功能为根本，并综合考虑其他因素，对“两法”的性质、地位、范围和结构重新界定。

3.“两法”关系的制约因素。将“两法”关系置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大系统中，分别研究制约“两法”关系的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以及各因素对“两法”关系个别影响和综合影响的程度和方式。

4.“两法”关系的模式比较。在法国、德国、日本、新加坡、韩国和我国的台湾地区，“两法”关系各有其特殊性。通过对“两法”关系各模式的基本特征、形成过程、优势和缺陷进行比较研究，寻求可为我国借鉴的经验和教训。我国“两法”关系的现行模式是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形成的，存在着残缺、错位、冲突等诸多与市场经济不适应的问题。只有明确和剖析这些问题及其原因，才可能对我国“两法”关系的目标模式作出科学的设计。

5.“两法”在价值目标和基本原则上的关系。公平与效率、自由与秩序、安全与发展都可以作为“两法”价值目标的内容，但各项价值目标在不同法律部门中的内涵、要求、重要程度、时空地位、组合体系、实现方式都不尽相同。各个法律部门都应当在各自领域内互相配合地运用其法律手段，共同追求整个价值目标体系的完整和全面实现。基本原则取决于价值目标。“两法”既有通用的基本原则，也有各自特定的基本原则。各法律部门的基本原则之间应当相互兼顾和依存，共同构成对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能够起到统领、凝集、指导作用的基本原则体系。

6.“两法”在功能和作用上的关系。法律的功能蕴含于实现法律价值目标所必要的法律调整方法之中，法律的作用则为法律调整方法的实际运用过程和效果所显露。“两法”在价值目标上的关系决定了“两法”对市场经济的功能有大致分工：民商法以私法功能为主、公法功能为辅，着重与市场调节相对应；经济法以公法功能为主、私法功能为辅，着重与国家干预和社会协调相对应。因而，应当在“两法”之间和各自内部合理配置法律调整方法。“两法”对市场经济各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作用，而这两方面作用的大小，除了与调整方法配置合理与否相关外，还取决于调整方法的实际运用状况。因而，应当对各个法律部门的各种调整方法合理安排适用条件并合理设计其运用过程，力求使“两法”的积极作用得以充分发挥，消极作用得以尽可能抑制。

7.“两法”相互协调的实现过程（立法和执法）。“两法”相互协调的主要标志是在规范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因冲突少而合力大和效果优。实践中由于种种原因，“两法”相互协调总是相对的，相互冲突总是难免的。为此，需要在立法和执法中采取相应措施来提高“两法”相互协调的程度。在立法过程中，主要是从立法体制、立法程序和立法技术上，寻求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并在立法例中提高协调度、降低冲突率的对策。在执法过程中，主要是从执法体制、执法程序和执法技术上，寻求既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又能够科学解释法律、合理填补法律漏洞、正当运用自由裁量权的对策。

（二）“两法”关系的具体制度研究

1.完善市场主体制度的“两法”组合对策。其主要研究：(1)市场主体制度的基本特征、现实意义、体系框架和基本要素；(2)市场主体制度的立法现状评述；(3)“两法”以完善市场主体制度为主题进行组合的基本要求；(4)市场主体的民商法主体资格和经济法主体资格的关系；(5)国有企业实行现代企业制度的“两法”对策；(6)国有事业单位转化为市场主体的“两法”对策；(7)发展非国有市场主体的“两法”对策。

2.完善市场运行制度的“两法”组合对策。其主要研究：(1)市场运行制度的基本特征、现实意义、体系框架和基本要素；(2)市场运行制度的立法现状评述；(3)“两法”以完善市场运行制度为主题进行组合的基本要求；(4)维护公平竞争和交易安全的“两法”对策；(5)保护消费者的“两法”对策；(6)加强质量管理的“两法”对策；(7)发展市场中介服务的“两法”对策；(8)完善金融、房地产、资源、技术、劳动力等特殊市场的“两法”对策。

3.完善宏观调控制度的“两法”组合对策。其主要研究：(1)宏观调控制度的基本特征、现实意义、体系框架和基本要素；(2)宏观调控制度的立法现状评述；(3)“两法”以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为主题进行组合的基本要求；(4)调整产业结构的.“两法”对策；(5)预防和治理通货膨胀的“两法”对策；(6)预防和治理通货紧缩的“两法”对策。

4.保障可持续发展的“两法”组合对策。其主要研究：(1)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特征、现实意义、前提条件和主要途径；(2)可持续发展的立法现状评述；(3)“两法”以保障可持续发展为主题进行组合的基本要求；(4)适应知识经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两法”对策；(5)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实现生态平衡的“两法”对策；(6)开发和配置人力资源的“两法”对策；(7)维护社会稳定的“两法”对策。

5.回应经济全球化的“两法”组合对策。其主要研究：(1)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国际背景、现实影响和演变趋势；(2)我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地位和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新问题；(3)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现行立法的挑战和我国未来立法对经济全球化应当持有的基本态度；(4)“两法”以回应经济全球化为主题进行组合的基本要求；(5)扩大对外经济合作的“两法”对策；(6)引进外资、外智的“两法”对策；(7)抵御和救济国际金融风险的“两法”对策；(8)增强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两法”对策。

三、“两法”的区别

（一）表层区别

1.民商法强调意思自治；经济法在尊重意思自治的同时，强调限制意思自治。民商法作为私法，要求任何市场主体在经济活动中仅依自己的个人意志决定行为的内容，排除任何形式的意志强制。它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在许多情形下，当事人可以通过自己的意思排除法律的适用；另一方面，法律责任的追究要以当事人主动行使诉权才能实现。经济法则从社会公共利益出发，从财政、金融、社会保障、区域平衡等方面入手，利用国家权力对一切不利于社会公共利益的市场行为给予限制，总是表现为以限制个人自由去争取社会整体的自由，拓宽社会整体发展空间。实质上，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也就是法律从个人权利本位到社会权利本位的过程，而社会权利本位实现的法律手段就是对个人权利的限制。

2.民商法强调对所有的市场主体都平等保护；经济法强调对部分市场主体偏重保护。民商法一般不考虑不同市场主体的强弱关系，给各种市场主体以同等力度的保护，对每个人都赋予相同的权利，设置同样的义务，法律几乎不对具体人格进行任何程度的识别，仅以行为能力制度和监护制度对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给予最低限度的保护；经济法常常根据不同市场主体的实力等因素不同，给不同市场主体以不同力度的保护，做出不同的权利义务设定，如基于经营者与消费者具体人格识别而制定的消费者保护规范、基于企业集团或大公司与中小企业的具体人格识别而制定的中小企业促进法、基于朝阳产业与夕阳产业的具体产业识别而制定的产业政策法等，注重偏重保护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弱者”和“希望者”，促进社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3.民商法侧重从微观、从经济发展所需动力方面，通过保障自由交易、自由竞争以

提高效率来促进人们的利益；而经济法则侧重（并非全部）从宏观、从利益协调方面减少社会经济震荡造成的破坏和优化经济结构，从而提高效率来促进人们的利益。（注：参见刘水林：《经济法与民法的市场经济学观念基础研究》，《法商研究》第1期。）也就是说，在微观经济活动中，大量的经济关系是企业等活动个体相互之间的平等经济关系，这些应归民商法调整；同时，经济法应侧重规范宏观领域，弱化政府对企业等经济活动个体的直接干预。作为经济法核心组成部分的宏观调控法就比较突出地、直观地表达了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体现国家的经济意志。当然，将市场经济划分为宏观领域与微观领域只是便于对经济法与民商法进行简单化区别。实质上，宏观领域与微观领域，是市场经济不可分割的两个层次表现。

4.民商法主要重视经济目标；经济法不仅重视经济目标，而且还重视社会目标和生态目标。以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确立为例，由于市场机制和与之对应的民商法，一般只能作用于当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强调个体的交易安全和利益追求，对于可持续发展来说，有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缺陷。而经济法将环境、生态、人力资源等与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的问题纳入经济立法之中，改善管理体制与制度，有效地使用经济手段与其他措施，避免社会、生态等问题的产生，将国家经济发展导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传统法学其他学科也有过于注重经济目标的现象，如在我国，过去的盗伐森林罪以被盗伐木材的经济价值为定罪量刑标准，而倘若盗伐珍稀濒危树种则有可能因经济价值不高不够定罪量刑标准，但该行为的后果在环境保护上是不可挽回的物种灭绝。

5.民商法国际通用，强调全球化；经济法有国别特色，突出本土化。这是因为，民商法与市场机制相对应，与日常交易规则密切相关，而市场机制、日常交易规则在各国都基本相同，所以，不同国家民商法往往反映了市场交易的共同基本准则，易于借鉴和移植，从而同大于异，甚至在民商法某些领域已经出现统一实体法的趋势；经济法与国家干预对应，是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规范，而国家干预主要是针对市场供求状况实施的，市场供求状况具有多样性和多变性，这决定了在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不同时期其国家干预的体制、目标、方式等往往不同。政府必须考虑市场的不同时空因素和不同供需状况，分别对不同领域、不同环节、不同企业给予不同力度、不同方式的干预，所以中国“地方性知识”的经济法必定不同于体现了“地方性知识”的他国经济法。不同国家经济法之间往往难于借鉴和移植，从而异大于同。现代法治秩序不是制定一套完备的典章制度就万事大吉，更重要的是要致力于改变意识形态，获得文化霸权。（注：参见［日］川岛武宜：《现代化与法》，王志安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现今全球化内容其实大量的是西方国家的价值观、经济和政治制度模式――因为只有在同一既定模式下，发达国家才能充分利用自己的经济、政治优势强行输出自己的价值观，获取最大化利益。中国要赶超发达国家、推翻制度霸权，只能基于本国国情创造出有利于自己的制度。中国现代的、作为一种正式制度的经济法不宜靠移植、借鉴来创立，而应当从中国的本土资源中演化创造出来，更加注重对本国国情的研究，探索政府对市场运行的有效和适度干预方式，促进经济、社会的快速和健康发展。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的运用所取得的经验，相应的立法及法律实施的成果等，是中国更有特色的东西，也是可以用来进行研究的重要资源。

6.民商法的稳定性较强；经济法的稳定性较弱。民商法将市场经济最一般的要求通过确立市场经济生活中最基本主体――民事主体的资格和身份，进而又确立民事主体的基本权利范畴，在建立权利范畴的同时确立基本的民事活动规则――自愿、等价、诚信、有偿，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极为稳定。而经济法的许多内容，如鼓励外商投资的法，向重点产业倾斜和体现产业政策的法，对经济发展进行预测、引导的计划法，国家以法律手段强行改变原属私法范畴的财产权利关系的土地改革法、国有化法等，大都不具备比较长期的稳定性。其中，体现某种经济政策的法，政策目标一旦达成，效用即告完结；体现某种倾斜原则的保护性质的法，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走向成熟以后，其力度便渐趋减弱，且为国际贸易规则所不容；甚至反垄断法基于朝阳产业和夕阳产业的变动不居性，在垄断的判断上因“在快速发展的部门，兼并是为了竞争；在夕阳产业里，兼并常常出于垄断”（注：汪丁丁：《回家的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229页。）也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

（二）深层区别

任何立法者在立法前都会对立法所要规范的对象进行假设，再基于这种假设进行制度设计。假设不同，立法必然有差异。“两法”之所以有上述表层区别，是因为“两法”分别产生于不同背景而对所规范的对象作出的基本假设有所不同。

1.对于市场主体的假设不同。民法起源于古罗马的市民法，当时作为市场主体的市民，实际上是规模不大、实力相当的小商品生产经营者。近代民商法的产生和施行的背景就是与其适应的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社会和经济基础，当时是一个充满着小商贩、小手工业者、小作坊主和小农场主的典型的小商品生产社会。因而，民商法对其所规范的市场主体假设为平等、匀质的“经济人”。它通过对民事主体的高度抽象，舍去了各类民事主体的任何具体特征，将每一个市场主体都看作是实力和地位都大体相同的利润最大化追求者。在这个基础上，构筑其自由交易、自由竞争的规则体系。作为民商法支柱的三大原则，即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契约自由原则和过失责任原则无不来源于它对民事主体匀质、平等的抽象假设。这样，在民商法视域下，经济巨人和经济侏儒是平等的、对称的，除非有非市场因素影响，他们之间的交易就是公平的，它强调个人公平，通过对具体分配过程中特定交易人的非合理利益的否定来实现对社会公平的维护，无法将对泛化的非特定的不公平的评价纳入其评价体系。现代民商法虽然对此假设有所纠正，使它所假设的人性标准至多是“中人”标准，但它只要求个人做到不“损人利己”就行了，他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满足。（注：参见徐国栋：《论市民社会中的市民》，《天津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现代市场经济是由千百万具有“经济理性”的个人组成的不断扩展的人类分工合作秩序。（注：参见汪丁丁：《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8页。）换句话讲，理性经济人只是市场经济的“生成元”，但大量地、决定性地、经常地“航行”于市场“汪洋”中的已主要不是这种“原子”式的个人，而是性质各异、规模不等、形态多样的市场主体。所以，经济法对其所规范的市场主体假设为不平等、非匀质、各有具体个性的经济人兼社会人。以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分化与对立为例，由于生产组织形式的变革，经营者已不再是手工业者和小作坊主，有许多是现代化的大公司、大财团，它们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在商品交换中处于显著优越的地位；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生产过程和生产技术高度复杂化，消费者根本无法判断商品的品质，不得不完全依赖生产者。因此，在经济法看来，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事实上已经很难再在平等条件下进行交易活动，两者实际上是一种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注：参见［日］正田彬：《经济法的性格与展开

》，日本评论社1972年版，第45～46页；［日］今村成和：《私的独占禁止法研究》，有斐阁1976年版，第333页。）再就经营者之间而言，大、中、小企业之间的实力悬殊不断扩大，经济巨人和经济侏儒并存，它们之间的交易和竞争已在事实上难以只靠契约自由和竞争自由规则来维持公平和安全，经济法才有必要积极限制这种力量对比差异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以维护公平和安全。它可以根据不同主体而作出不同的权利义务设定，以实现相互关系中的实质正义。也正是如此，经济法所假设的人性标准明显地高于民商法，它是具有高尚情操的“君子”。（注：参见吕忠梅：《论经济法的边缘性》，《法商研究》1995年第4期。）为了在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实现如此标准，经济法强制性地要求个人不仅要做到“利己利人”，而且还要“损己利人”。

2.对于市场整体的假设不同。民商法所假设的市场整体源于古典经济学，即市场整体是市场个体的简单相加，市场个体利益的增加即意味着市场整体利益也必然增加；经济法所假设的市场整体，则是市场个体的有机组合，市场个体利益的增加并不必然导致市场整体利益增加，1+1=2、1+1＞2、1+1＜2均有可能。这是市场个体之间差异大、不同市场个体在市场整体中的地位不同，因而对市场整体的影响力不同所致。民商法与经济法的关系体现了“个体主义”与“团体主义”精神在现代社会生活条件下的冲突与耦合。民商法强调市场主体对交易过程中财产和人身利益的自我保全和控制，鼓励人们为个人权利而奋斗，突出个体交易安全。它也许会对个别交易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冲突进行协调，但不会特别关注个别交易对整个市场整体的间接影响。无数个别交易效益的市场累积，就是社会整体经济效益的增进；个人利益的实现程度，就是民商法所追求的效益价值；无数个别交易安全的市场，就是民商法对市场整体规范的价值关怀。经济法认为某些资源的市场配置对于资源的所有人或使用人而言也许是最为有利的，但如果这种配置对市场整体的发展是零效益或负效益，则经济法会对此资源配置方式作出否定性评价，同时借助于国家的力量减缓或消除个别交易对市场整体的反弹，强调市场整体的系统安全，实现社会整体效益的最大化。同时，对个人利益的极力追求不能克服市场秩序的盲目性状态。因此“经济法规制的目的，概括抽象地说，是在于从经济政策上实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协调的要求。”（注：［日］金泽良雄：《经济法概论》，满达人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9页。）原因就在于个体行为成为整体行为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同时，都影响整体，这种影响可能为正、为负或为零。全社会范围内个人财富最大化的市场相加并不等同于社会财富最大化。它特别表现在当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初级机器生产被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大机器生产代替后，经济活动的整体性质充分展现，任何有机体的越轨行为（如垄断）不仅波及他人且波及整个社会。（注：参见刘水林：《试析民法与经济法的基本假设差异》，《法律科学》19第3期。）当然，“一切法律都是以约束人作为它的开始，又都是以推进人的自由和社会的自治作为它的归宿”。（注：何文龙：《经济法理念简论》，《法商研究》年第3期。）经济法并不是不关心个体利益，而是试图限制、禁止与整体利益冲突的个体利益，鼓励、支持与整体利益一致的个体利益，以追求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协调。

3.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假设不同。民商法建基于政府是外在于市场的假设，强调市场万能，政府无能。市场机制的自我调节功能，可以使经济恢复正常运行状态，外部干预，特别是政府干预只能破坏市场机制的充分作用，不利于市场的运作。要实现经济的理想状态，就必须实行自由放任。这时，政府在市场中的地位与普通市场主体的地位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沟裂，传统市民社会因自由竞争的需要形成了主体平等化的市场结构。而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经济法却认为，政府是内在于市场的，是经济生活的内生变量，政府经济行为不仅会影响市场结构，而且它本身就是市场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注：参见杨灿明：《市场结构与政府经济行为》，湖北教育出版社19版，第1页。）市场不是万能的，它存在公共物品短缺、外部性、垄断尤其是自然性垄断等失灵现象，这为政府进行某种形式的干预提供了空间。（注：参见［美］斯蒂格利茨：《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郑秉文译，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年版。）政府取得了相对独立的市场地位，它除了在行政管理中调整经济关系外，还通过各种途径在诸多的平等关系领域渗入其干预的力量，主体平等化的市场结构被逐渐破坏，平等关系和非平等关系日益交错融合，这导致了民商法与经济法必须携手合作，对市场经济进行综合调整。但政府也不是万能的，政府存在不当运用权力的倾向和可能，政府干预需要成本，政府也有失灵的时候。经济法的任务在于弥补市场、政府的双重失灵。从这个角度看，民商法和经济法都是市场内部的法律。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政府观念的转化，引起了国家观念由夜警国家向福利国家，由消极国家向职能国家的过渡。正如英国著名的法学家L・D・韦德所说，在2前，人们希望国家不要压迫他们；在100年前，人们希望国家给他们更多的自由，而在今天，人们则期待国家为他们多作些事情。（注：李东方：转引自《近代法律体系的局限性与经济法的生成》，《现代法学》第4期。）

四、“两法”的联系

（一）调整范围交叉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市场调节和国家干预都覆盖全社会，即市场调节的范围和国家干预的范围都及于整个市场。所以，与市场调节对应的民商法和与国家干预对应的经济法，在调整范围上必然有交叉。即民商法主要调整微观经济关系，经济法既调整微观经济关系，也调整宏观经济关系。经济法是社会经济生活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地从民商法中独立出来的法律部门。它与民商法的调整范围是有交叉的，它对微观经济关系的调整仅是对民商法中因过于强调个人私利而对社会利益造成损害的部分的调整。说经济法的调整范围内包括“横向经济关系”，这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关于民法调整对象的规定。因为《民法通则》第2条只是表明民法调整对象中包括横向经济关系，正如“关于《民法通则（草案）》的说明”中所指出的，民法主要调整横向的经济关系，并非横向经济关系只能由民法调整，或者主要只能由民法调整。例如，在我国的企业法体系中，国有企业制度主要反映了社会利益属于经济法；而合伙企业法律制度主要属于民商法；而公司法因为现代市场经济的深刻变化以及我国公有制经济的性质，其法律文件中包含了民商法和经济法等诸多不同性质的法律规范。

（二）职能互补

民商法是市场经济常态性的法律，它多是通过其任意性规范，体现“无形之手”的要求，强调“市场机制的内部化”，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能动性，同时也少有强行性规范，导向市场主体自觉地遵守市场规则，促进市场竞争，追求经济效率。经济法是市场经济非常态的法律，它多是通过强行性规范，强调“市场机制的外在化”，提供具有干预性、宏观性、整体性、政策性、公法性的规则，解决市场失灵，促使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例如，市场是通过价格来配置资源的，定价权是市场主体一项重要权利，国家一般不得干预，而只有当经济过热，物价上涨无法控制时，才会引起国

家的宏观调控；只有出现恶性通货膨胀，才会出现价格管制。国家不会也不应时时在价格领域发生作用。

当然，我们并不能完全否认民商法在克服市场失灵方面的自身的法功能。市场失灵并非完全是市场内部无法得以解决的问题。例如，与不完全竞争相关的问题，包括卖方垄断、买方垄断、新兴产业以及规格统一化等，根据技术革新和需求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由市场机制自身的职能，通过当事人直接交涉内在地得以解决。但反过来，我们也不能否认经济法对市场失灵补救和调整的必要性。因为实践证明，很多情况下由市场机制内在解决市场失灵需要较长的时间，为了能够尽快形成公平和自由竞争的社会基础，并尽可能增强整体经济效益，需要政府对市场的介入和规制。经济法在不损伤市场机制的前提下，向“市场机制的外在化”转移，从市场外部介入并纠正市场失灵。

一般认为，民商法中的“诚实信用”、“公共道德”和“公序良俗”等条款，是民商法与经济法的连结点和分界：一边是经济法以维持整体平衡和自由公正的社会经济秩序为己任，一边是民商法对此良好环境下自由从事活动之主体行为加以规范；被认定违反了这些弹性条款的行为，而须由经济法中的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经济合同法等市场规制法来具体调整。（注：参见史际春、徐孟洲：《大陆六法精要・经济法》，台湾月旦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14页；史际春、邓峰：《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43页。）也就是说，“诚实信用”等原则作为民商法的一般条款，仅要求市场行为不以损害他人利益为目的，谈不上限制或牺牲自己的利益满足他人利益，即便这样，它也少有具体的法律条款对其加以具体化或保证其实施。而在经济法中“诚实信用”等不再只是一种理想，类似的道德化法律条款却比比皆是，它具体明确地要求市场主体限制或牺牲个人利益，真正体现谋求社会的整体公平。

（三）取向趋同

现代民商法的发展实践表明，民商法的现代化即私法的社会化、公法化，其价值取向与经济法的价值取向日趋一致。在法理学上，20世纪初出现了根据社会连带主义思想，强调权利的社会性和个人的社会义务的法律思想，现代的学者更是明确提出了更新传统法理学，打破建立在私法本位基础上的“权利义务法理学”，以权利和权力作为现代法理学核心范畴的观点。（注：关于以权利和权力作为法理学核心范畴的具体思想详见童之伟：《再论法理学的更新》，《法学研究》19第2期。）在立法上，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要求对民商法的市民法原理的内部进行修正，同时也要求对民法外部作补充（注：参见［日］铃木一郎：《民法总则》，劲草书屋1984年版，第9～10页。）――现代民法已经承认对所有权绝对性的限制；在契约规则上，从追求形式的正义到追求实质的正义，对经济上的弱者给予特殊的保护；承认国家为公共利益目的而征用个人财产的权力；承认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可以基于社会利益的需要，运用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民法基本原则，对消费买卖、自然开发、租赁等合同中的某些条款加以干预，并将其作为解决个人之间权利冲突时的准则。但是，即使民商法运用社会利益条款进行干预时，基于其法律责任上的补偿性和事后救济性与诉讼程序上“不告不理”的意思自治性，民商法朝社会本位所做出的一切努力最终也只能保证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不得损害他人利益。它向社会本位的迈进是有一定限度的――对个体私利的关怀并不必然意味着社会公益的成就；对社会公益的消极尊重也不能替代积极推进。所谓民商法的社会本位，仅仅是对意思表示的外部限制，外在强行性规范的增加以及形式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国家制定了包括反垄断法等大量的经济法，直接站在社会利益的立场上，对一些过去由民商法调整的问题，依据新的法律、政策加以规定。高扬社会公益本位理念的经济法超越其限度，脱颖而出。“经济法产生于立法者不再满足于从公平调停经济参与人纠纷的角度考察和处理经济关系，而侧重于从经济的共同利益，经济生产率，即从经济方面的观察角度调整经济关系的时候。经济法产生于国家不再任由纯粹私法保护自由竞争，而寻求通过法律规范以社会学的运动法则控制自由竞争的时候。”（注：［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朱林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年版，第77页。）总之，民商法中的社会利益原则实际上是私法走向公法的契机，是私法与公法的一条界限。民法在现代的修正或者说民法的公法化倾向，就是经济法的先兆。“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经济法就是从超越民法界限的地方开始的”。（注：［日］丹宗昭信、厚谷襄儿编：《现代经济法入门》，谢次昌译，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第59页。）它表明，民商法的现代化、社会化与经济法是具有同质性、共生性的。

（四）要素通用

各个法律部门都由具体的概念、原则、制度、调整方法等要素所组成，实践已表明，在“两法”之间，有些要素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条件下可以通用。例如，近年来在经济法规中出现的经营权的法律概念，也为民商法所接受；法人制度在经济法和民商法的体系中，都分别占有特定的地位；民事责任也成为经济法的一种法律责任形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性，不同法律学科之间具有关联性。为了在稳定的学术规范中展开学术的交流，作为制度知识的积累和传递，我们理当学习、继承传统的学说和知识，但是一定要考虑到前人理论的实际语境与制度背景，不能刻舟求剑。许多经济法著作将经济法律关系理论作为经济法总论的主要内容，这种天然地沿着知识传统的主流方向进行探索，节省了许多说服自己和说服别人的力气。但这种套用的民事法律关系理论变种只适宜于民事法律关系那种内在结构较为简单的法律关系，而对于内在结构复杂多样的经济法律关系而言，过于呆板和形式化，对制度设计帮助不大，并且对经济法学分论各章也不便适用。如前所述，现代法理学已以权利与权力为核心建立新框架，笔者建议以公私法通用的要素――“主体――行为――责任”为框架，使对新兴的经济法学的探索，可以处在知识的边缘从无数个方向进行；同时有助于改变目前某些经济法研究中存在的自言自语、各说各话、无的放矢、自以为是的状况。事实证明，由于存在调整对象的交叉关系和“横向经济关系”的共同性，决定了某些反映“横向经济关系”的一般特征的“主体――行为――责任”概念，可以为经济法和民商法所共有。

市场经济背景下民商法与经济法的关系论文 篇2

(一) 民商法和经济法的职能互补

我国民商法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的规范, 符合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市场这只无形之手能够起到基础性的调节作用, 通过市场经济机制的自我调节能力规范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民商法多采取任意性自由的行为准则规范而少有强制性的规范, 有效的引导市场经济主体自觉自愿地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则。

我国经济法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的规范则相应的体现了国家这只有形之手的要求, 突出强调了发挥国家的强制干预作用, 弥补我国市场经济机制的缺陷和不足之处, 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杠杆失灵的问题, 经济法多采用强制性的规范法律条文, 通过外部调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以确保市场经济能够健康有序地良性发展。

(二) 民商法和经济法的法律要素有相同之处

我国法律的一个法律部门一般包括:概念、原则、制度、调整方法等法律要素, 民商法和经济法的某些法律要素是可以通用的, 但也要符合一定的法律条件和一定的法律范围。如企业法人制度, 我国民商法详细地规定了法人的法律权利义务关系, 而在经济法中也对现代法人制度以及治理结构做出明确法律规定;在我国法律民事责任的确定上, 经济法条款中也有对其法律责任的法律规定;我国经济法中的“社会公益”、“诚实信用”等原则在民商法中也有相同的条文体现。

(三) 民商法和经济法的取向基本趋同

民商法在本质上是维护自然人、法人的个人私利的利益的私法, 而现在民商法越来越注重公众的共同利益, 正朝着社会化职能和公法化的方向发展。例如民商法加强了对活动主体在劳动合同的签订与履行中的规范义务, 此外, 民商法也进一步加强了追求社会公平正义以及对弱势群体的保护, 这些新增条款在民商法的立法精神和实际法条中都能够充分的体现。从这个角度上分析, 民商法与经济法的取向是同质的、共生的、方向性一致。

(四) 民商法和经济法当中调整的范围有相同之处

现代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双重调控, 离不开市场与国家的经济杠杆。民商法是为市场经济调节服务而生的;经济法则为国家宏观调控提供服务, 但在调整范围上二者还是有相同交集的地方。民商法调整的经济关系是微观经济关系, 例如企业制度、自然人法人的民事关系等;经济法调整的经济关系则既调整微观经济关系也调整宏观经济关系, 两者交集的部分也不尽相同, 经济法调整的微观经济关系仅仅是民商法的一小部分内容, 即因过于强调自然人、法人个体私利而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的部分。

二、经济法与民商法的区别

1) 民商法微观调控, 而经济法是宏观调控。民商法的目的是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 其侧重从微观调控、从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方面, 通过保障自然人、法人的自由交易、自由竞争以确保提高经济效率, 从而达到促进人们的经济利益的目的;我国经济法则侧重从宏观调控、从利益协调问题方面减少社会经济波动造成的破坏, 确保优化社会经济结构, 从而进一步提高整体经济效率来促进社会的经济利益。作为经济法核心组成法律部分的宏观调控法就突出地、直观地表达了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强制干预力, 体现国家的公权力经济意志。宏观调控经济法从宏观经济领域强调国家对市场经济的救济和弥补调节运作方法。经济法通过确认和规范国家对经济法律的干预, 其次是为了运用国家强制力将各种非市场经济因素障碍消除, 已达到一种公平、合理、有效的市场良性竞争机制。2) 民商法要求意思自治, 而经济法是限制意思自治。民商法属于私法, 对任何市场主体都要求在社会主义经济活动中仅依自已的个人意志决定行为的准则, 都不允许任何形式的意志强制。比如处理法律事务时当事人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思表示选择法律适用与否。对于民事行为诉讼的提起以及责任的追究, 也同样需要当事人主动行使自己的权利才能够得以实现。我国经济法是强调限制意思自治。我国的经济法则从中国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 维护社会的整体平衡性以及公共利益的平均分配, 劳动者收入的分配公平与否等这些社会公共利益问题作为法律调整的目的。利用国家公权力对一切有碍社会主义公共利益的市场经济行为给予强制限制, 具体表现为以限制自然人、法人自由去争取社会整体的利益, 拓宽我国社会整体发展的空间。本质上说, 经济法产生以及发展的过程, 也就是法律调整从个人权利本位到社会权利本位的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而社会权利本位法律手段的需要对对个人权利的限制来实现。3) 民商法强调对所有的市场经济主体都平等保护, 而我国经济法则强调对部分市场经济主体偏重保护。民商法的基本原则就是强调法律主体地位平等性。民商法调整法律并不考虑不同市场经济主体的强弱关系问题, 给各种市场经济主体以同样力度的法律保护, 对每个自然人、法人都给予一样的权利, 履行相同的义务, 法律几乎不对具体法律人格进行任何程度的区别对待。只是在民事行为能力制度和监护制度上, 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给予最低限度的保护和一些法律限制。我国经济法常常根据不同市场经济主体实力等因素的不同情况, 给不同市场经济主体以不同力度的法律保护, 做出不同的权利义务法律条款设定。通过保护弱势群体, 限制强势群体的角度出发, 确保达到法制社会和谐和宏观经济形式下的总量平衡的目的。4) 民商法的稳定性强, 经济法的稳定性较弱。这一点可以由民商法与经济法之间有无国别特色这一区别来决定。我国的民商法在发展过程中, 继承了中华民族的法律传统, 民商事法律活动准则为自愿、等价、诚信、有偿, 以法律条款的形式固定下来, 这是在通过历史沉淀不断实践和反复比较后造就的最为合理、最有效率的法律规则, 因此是极具稳定性, 不容易被更改的。而我国经济法的许多法律条款都不具备稳定性, 是国家针对特定时期出现的经济问题采取的相应对策, 又或是依据各国自身的特点来确定各种经济法规。

市场经济背景下民商法与经济法的关系论文 篇3

关键词：民商法与经济法；研究分析；市场经济；关系分析

引言

在我国当前市场经济的条件和相关制度的影响之下，各种法律的用途和所起到的效用都会随着市场情况的变化而不断的变化，同时不同法律政策的相关适用范畴以及内容功能等，也会随之而产生变化，所以应当重点的对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之下民商法与经济法之间存在的差别和联系等进行系统性的分析，明确在当前经济环境的背景之下二者的重难点，保证工作的开展可以实现相互的协调，避免存在有差异性的情况，重点的加强不同法律之间的互补性，这一点不仅是当前不断实现市场秩序完善的关键点，同时也是不断的实现民商法与经济法工作效应增强的核心环节。

一、民商法与经济法在调整对象上的联系分析

明确民商法与经济法在调整对象之上存在的联系和差别，是开展后续各项工作的核心环节，故应当加以深刻的重视和细致的研究。在我国当前市场经济的条件和相关制度的影响之下，各种法律的用途和所起到的效用都会随着市场情况的变化而不断的变化，所以应当重点的对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之下民商法与经济法之间存在的差别和联系等进行系统性的分析。民商法与经济法在调整对象上既存在差异性也存在互补性。民商法着重强调思想自控，民商法作为司法，要求所有市场主体在经济体系中只需要按照自己的个人意愿决定经济行为的内容，消除所有强制性措施。具体表现方面是：第一，在大多数情况下，公民可以通过个人意愿消除法律的适用。第二，追究法律责任要通过公民主动诉讼才能够实现，是自由竞争时期新出现的资产阶级的经济需求在法律上的反映。达到资产阶级“管的越多的政府就是最差的政府”的标准。随着资本主义的演变，社会体制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任何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当事人之间的交易都是公平的，民商法重点强调公平性，通过对事实分配过程中当事人的不合理获利的判定来维护社会经济活动的公平性，无法对过于广泛的不公平行为评价纳入评价体系。

二、民商法与经济法在价值取向上的联系

民商法在治理市场失灵方面具有相当突出的效应，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市场失灵并不能够解决市场之中全部的问题。在实践的工作之中需要充分且深刻的认识到民商法与经济法之间存在的差别性，经济法在应对市场失灵的情况之下，在整顿的重要性和治理的科学性方面，有着相当突出的优势。在多半的情况之下处理市场失灵需要很好的分析当前市场的规范性和经济的趋势。所以民商法与经济法均是从不同的角度，从个人权益或者是社会权益的角度着手对问题进行解决，但是也需要认识到民商法与经济法之间的交叉使得工作的开展更加具有原则性。

三、民商法与经济法在不社会关系调整方面的联系

根据上文针对当前民商法与经济法在调整对象以及价值取向等方面的联系进行系统性的分析，可以明确相关法律政策在内涵上存在的差别和差异，下文将针对民商法与经济法在调整社会关系方面存在的交叉性等进行集中性的研究，旨在以此为基础更好的实现对工作的发展，更好的实现对当前市场经济条件背景之下相关经济政策的完善和改进，使得经济建设事业可以实现不断向前发展的局面。

经济法更加注重的是社会本位的理论，其注重的是从整体的角度着手对整个社会的稳定性进行有效的维护，这一点是其基本的属性之一，同时也是其特有的属性之一，应当加以重视。在社会之中，公平并且合理的利益是其根本性的价值，稳定的经济运营发展和社会管理的维护是经济法的基本功能体现。从整个社会的利益角度着手，运用宏观调控的方式实现对经济活动的干涉和调整，并且以此为基础实现对经济系统之中存在的漏洞的调整，是实现资产均匀分布的关键点之一。民商法更加注重的是个人的利益，这一点应当加以重视，其更加倡导的是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安全性，其本质，是实现资产和相关财务的自由并且合理的分配，社会的发展，一方面需要整个交易过程的安全性保护，另外一方面也需要注重个人权益的维护，这一点是民商法的重点，其在此方面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但是也需要注意的是民商法在制定的过程之中忽视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和经济方面的利益，对于保证经济安全性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性方面没有突出的优势。

四、结束语

总的来讲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的背景之下加强民商法与经济法关系的研究是工作开展的核心环节，正如上文所阐述到的，在我国当前市场经济的条件和相关制度的影响之下，各种法律的用途和所起到的效用都会随着市场情况的变化而不断的变化，同时不同法律政策的相关适用范畴以及内容功能等，也会随之而产生变化，综上所述，根据对当前在市场经济条件背景之下民商法与经济法存在的差别和内在的联系等进行系统性的分析，从实际的角度着手对相关法律政策在实践应用过程之中应当注重的核心环节以及应当不断实现改进的相关层面等进行了集中性的研究，旨在以此为基础不断的实现工作的发展，实现相关项目的不断改进。从本质上加以分析加强对民商法与经济法之间联系的分析，也是当前市场经济不断向前发展的关键点，故应当对相关工作引起高度的重视。

参考文献：

[1]颜运秋，李景杰.确实发生了误读―――与李昌庚先生商榷[J].时代法学，2009（1）

[2]李昌庚.新路径视野下的经济法与相关部门法学的关系[J].理论与现代化，2007（3）

[3]赵立宝.论经济法与民商法的关系[J].法制与经济（下旬刊），2010（10）.

作者简介：

任洁（1985年8月～）女，民族：汉族，廊坊，大学本科，毕业院校：西南大学育才学院，研究方向：法学。

市场经济背景下民商法与经济法的关系论文 篇4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建设爱国主义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的了巨大的发展。我们的GDP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对外贸易额逐年稳定增加，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初步实现了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但我们在经济建设取的如火如荼的发展成就的同时，我们的道德建设却逐渐的下滑，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日渐降低。中国传统的团结友爱、互帮互助、诚实守信等优秀的道德观念日渐丧失。一个没有优秀道德的民族怎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没有优秀的道德作支撑的国家又怎能真正的富强？

一、何为爱国主义？

所谓爱国主义是指个人或集体对祖国的一种积极和支持的态度。

爱国主义隐含了一层道德规范：就其本身而言，它暗示着祖国是道德的标准或价值。此外，爱国主义还暗示着个体应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和团体利益之上。二、一边是经济的增长，另一边是道德的滑坡。

（一）公民个人道德的缺失。

南京的彭宇案引发的一个社会为了老人倒地该不该扶的激烈争论，已经让许多传统上被我们认作“蛮夷”或“腐朽”的国家的人，笑掉大牙，也让我们“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地位在世人眼里，失去了伦理的质量。纽约时代广场上滚动播出的小悦悦事件更是让当代中国公民道德缺失的国家形象暴露在世界的十字路口。也难怪小悦悦惨案发生之后，英国电讯报便发文称，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三十年，但却留下道德真空。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一边是GDP的高速增长，中国崛起的声浪不绝于耳，另一边则相继发生了“黑煤窑”、“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等事件。正如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指出的那样，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一个没有道德的公民又怎能谈得上爱国?!

（二）、经济增长背后，“企业良心”的丧失。

对生命的尊重，是世界上每个民族在任何时期都应遵守的一个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康德在他的《道德形而上学》一书中指出，一个有道德的人不仅要尊重他人的生命，而且要尊重自己的生命，能够在精神处于十分痛苦的状态下保持自己的生命而不去自杀，这是最基本的道德，也是作为人应有的道德。他指出，如果一个人 连自己的生命都不尊重，那么让他去尊重他人的生命是几乎不可能的。

企业的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一个有道德的企业家必定会是一个爱国主义思想的践行者。但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的许多产业中就出现了为了追求高额的利润而漠视工人的生命的现象。这种现象频繁地在发生在过去几年的生产事故中，而以煤矿生产行业为最甚。该行业的工人死亡率居高不下，年年攀升。根据国家安监总局的数据，截止去年12月 11日，全国共发生煤矿事故近三千余起，死亡的矿工人数达到5491人，比去年同期增加206人。为追求高额的利润而不愿意把必要的资金投人到安全设备中，漠视矿工的生命安全，这是极其严重的道德败坏问题。一方面，每年成百上千的矿工倒在矿难之中；另一方面，拿着带有矿工血肉的钱的矿主们却一掷千金，挥霍无度。鲜明的反差最真实地勾勒出少数资源掌控者的可怕的道德现状。一个为了一己私利而致他人生死于不顾的企业怎能为经济的发展做出长远的贡献？！又何谈爱国？！

（三）、经济发展与道德的关系

充满道德的社会环境是市场经济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体现市场经济价值与尊严的场所。如果用一个道德缺失的社会环境来孕育市场经济的话，只会造成经济发展的混乱与无序，也会对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对现代文明的高度发展和法规政策的贯彻落实来说是一种空前的背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不能健康地发展。

三、爱国主义与道德建设

（一）、爱国主义在道德建设中的地位。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在概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十四大以来，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发展的主流时指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日益深入人心，为人民服务精神不断发扬光大。”爱国主义是道德体系的基本内容之一，对道德的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做为一种道德要求的爱国主义，它要求人们把爱国、报国、兴国、强国、救国看作优秀美德。

（二）、加强爱国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性。

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华民族经过长期的共同生活和共同的实践，形成了一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的民族精神，是对我国优秀的道德文化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针对社会中出现的道德缺失的现象，加强爱国主义 道德建设有利于构建科学合理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有利于节约社会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有利于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缓和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同时，有利于提升我国公民素质，进而提升我国的国家形象。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怎样加强爱国主义道德建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构建社会主义的价值道德体系，两者相辅相成，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的重要内容。从今天的现实看，要想重建社会道德规范。首先，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一个在国际经济舞台纵横驰骋的国家，必然是一个有强大核心价值的国家。用道德力量塑造中国形象，应当紧密结合人们对国际金融危机认识的新变化加强我们的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使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民族的自豪感、制度的优越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和科学发展的信心，成为一种思想道德的力量，从而为我们在国际经济舞台塑造中国形象增添强大动力。

其次，要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按照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要求，进一步培养社会主义思想道德观念，逐步建立日益完善、反映不同层次和不同职业要求、具有很强引导力和规范力的道德体系，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按照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的要求，进一步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使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按照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要求，进一步把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使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既具有民族特色，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最后，在全社会开展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弘扬诚实守信、团结友爱、互帮互助的优秀道德情操。我们要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按照发展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的要求，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引导全社会牢固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持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倡导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不断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

结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虽然我们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到我们不能忽视了爱国主义的道德建设，只有将经济建设与爱国主义道德建设结

新常态下经济政策与贸易关系论文 篇5

摘要: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逐步迈入一个高速发展的新时代，这个时代的经济发展环境也日趋复杂化，既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又存在大量的机遇。在此大背景下，为了创造更好的经济生存条件，应当敢于创新，尽快以新的经济驱动力代替旧的经济驱动力，这对提升我国经济质量极为关键。在该途径中，关键点在于升级当前产业模式，用创新性思维创造一种新常态。因此，应当结合企业与政府的共同力量，不断推进技术创新及金融创新，为尽早建立起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平台努力。

关键词:新时代;经济;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呈现出早期飞速发展的状态，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后，国内经济开始呈现出速度放缓的状态，并且也表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这些新特点主要体现在经济结构及经济驱动力的变化，这也间接地说明了我国经济发展开始进入了一种全新时代。基于此类情况，为了更好地营造一个适合经济发展的新环境，我国应当不断寻求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摸清新经济发展模式的套路，积极寻求新机遇，努力做到经济健康、快速、高效的发展。[1]

一、运用科学发展观审视中国经济增长阶段规律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步伐的不断迈进，经济整体上表现都较为稳定，也有一定的增长，自以来，纵观我国经济发展态势，虽然处于一个增长阶段，但其总体的增长趋势是处于一种递减的状态。由此可见，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开始从最初的高速发展模式(经济发展第一阶段)逐渐往中速发展模式(经济发展第二阶段)转变。针对此类型的经济发展转变状况，一些国内外的专家学者纷纷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此类状况的出现是否只是一个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暂态表现?从全球经济的发展进程看，不管是哪个国家，其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存在与此类似的第一发展阶段和第二发展阶段，这种逐步放缓的经济发展速度是每个经济体均要经历的一种必然阶段。在一些发达国家经济体中也体现出了与此类似的经济发展规律，如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经济起步的最初阶段也都表现出迅猛发展的势头，但是在经过长期的发展之后，其经济发展状况也呈现日趋缓慢的状况，这是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使然。目前，我国经济与国际经济均处于一个转型的重要时期，基于此类情况，我国必须认清当前双重叠加的经济运行态势，不能一味地对经济进行刺激，以免产生反向作用，而是应当运用科学发展观重新审视我国经济的发展，牢牢抓住重点，不断推动我国经济长久健康的发展。[2]

二、新常态下的“新”特点

当前，经济运行较之以往有很多的不同，其特点主要可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经济发展速度快。改革开放以来，在开始阶段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能够保持年10%左右的增长，但此类增长速率难以继续保持下去，经历了最初阶段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开始表现出了明显的回落迹象。但是，各大创新性元素开始不断引进经济体中，这再次刺激了经济的发展，我国经济再次表现出了腾飞的迹象。第二，经济体发展动力足。我国传统的经济发展开始呈现出疲态走势，但是，在新时代下，国家开始在已有的社会经济大环境中进行了新的改革尝试，寻找新的刺激点，重新发掘经济潜能，推动我国经济不断向前发展。第三，经济结构的不同。从以往的经济结构看，第一、二产业一直都是发展的重点所在，但是，在新常态下的经济结构中，第三产业逐渐开始增大比重。总之，新常态下经济已经逐步完成了从传统的粗放型向效益型、集约型方向的转变。

三、新常态下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所必须满足的条件

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在此前的数十年间，我国凭借人口、土地等天然优势，经济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但是当土地被大量开发及人口结构性发生改变之后，此前的经济发展优势已经逐渐丧失并成为了可能阻碍我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之一。因此，在新常态下，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地进行改革，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把握好各种新机遇，引进创新性元素，为新的市场升级做好各方面的准备。

1.新常态下经济发展必须完善资本市场

在一个经济稳定运行的社会环境中，资本市场的作用主要是能够提供多种融资渠道、增加投资途径、协调产业结构等等。资本作为市场的活跃因子始终贯穿在整个经济的发展中，因此，资本市场与经济的发展是紧密相关的。但是，目前我国的资本市场存在的问题较多，如我国的股市近年来表现糟糕，多数投资者都蒙受了较大的损失，这对广大投资者而言，实在难以对资本市场产生信心，这对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抑制性较大。因此，国家应当认真考虑，从基于投资者投资收益角度重新看待资本市场，努力完善各项资本市场机制，从而达到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的目的。[3]

2.新常态下经济发展必须依靠科技创新

新常态下经济必须体现“新”的特点，经济创新必须依靠科技创新，因此，我国应当积极进行改革，将科技创新运用到国民经济当中，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引领各种经济产业前进。科技创新的关键在于自主创新，目前，我国在发展新型产业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仍然受限于我国尚薄弱的科技水平，同时，虽然在某些领域我国的科学技术已经达到世界顶级高度，但是也受限于其体制问题。因此，要想更好地将科技创新融入经济改革当中，就应当首先优化科技行政体制，简化系统管理流程，科学统筹人员组织结构，使之与经济发展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而逐步引导我国市场经济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轨道。

3.新常态下经济发展应当不断扩大消费市场

当前，我国的市场内需仍旧不足，经济发展必须依赖于不断上升的市场需求，不断达到新的供需平衡，但是当前我国的市场内需仍旧不足，与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因此，我们要抓住新的机遇，不断扩大消费渠道，提升国民消费欲望。国家应当更加关注国民消费，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不断发展服务行业，提供更多优惠政策，改善国内消费环境，鼓励企业改革创新，持续拉动内需，为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4]

四、新常态下政府的`政策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

1.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

近年来，我国新兴行业的发展势头迅猛，较之以往有明显的提升。早在“十二五”时期，我国的新兴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并不明显，约占6%左右，而这一情况到了“十三五”时期，该占比有了一定的提升，达到接近9%，而目前，该占比一直保持着上升趋势，尚未发现有衰减的倾向。为了实现新兴行业的长远发展，国家必须完善其配套方针政策，应当抓住此类发展的机会，不断拓展新兴行业市场。据相关资料显示，七大新兴行业带来的投资回报是极其可观的，例如，环保节能行业，在未来5年内的投资高达4万亿元。所以说，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对于优化产业结构，建立新时代市场经济具有重要的作用，它能够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经济前景。[5]

2.有力推动了我国的中西部经济建设发展

目前，国家经济政策主要是保持中部稳定发展，加快西部开发。在西部开发的过程中，各项基础设施都得到了大力的发展，居民的居住条件也有了较大的改善，尤其在交通方面更有了很大的改观，西部经济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稳定上升的轨道。在新常态下，各大新兴行业的发展日趋加快，也逐步走进我国的中西部城市，为中西部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中西部经济发展具有自身优势，其经济运营成本较之东部更低，因此，在国家政策的持续支持下，中西部地区也获得了更多的发展机遇。

3.增强了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实行走出去的战略，企业也就面临了更多的来自国际市场的竞争，但在我国企业的不断努力下，资本输出也逐渐位居世界前列。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国际化进程中，我国经济面临的困难也逐渐升级，例如:在国际竞争中可能会受到不同国家的政治、资本结构、环境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但是，在新常态下，我国经济逐渐引入了一些国际化新元素，这对于企业更好地适应国际竞争环境具有很大的帮助，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4.为国内经济创新提供了动力

在新常态大环境下，国家不断出台有利政策促进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这也给互联网技术的普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更新换代，互联网已被广大社会公民所接受，也提供了促进企业发展的良好条件。目前，我国的移动互联网用户已经突破5千万并保持着持续增长的势头，这在全世界也是罕见的。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普及发展，一个基于计算机网络技术的新型经济体开始逐渐发展起来，这对我国经济来说是一个大契机，也为我国经济创新带来了新的动力。[6]

总之，在新常态大背景下，我国国内经济所面临的机遇及挑战都是空前的，我国应当把握好时机，适当出台相应经济政策，调整产业结构，不断推进技术创新及金融创新，为我国经济的长足发展提供有利的政策支持。

参考文献:

[1]侯荣华.对经济政策调控力度及协调问题的思考[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4).

[2]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宏观分析课题组，张晓晶，汪红驹，汤铎铎.经济政策正常化与未来增长情景[J].经济学动态，(5).

[3]欧联傅，何舟富.政府利益对经济政策的不利影响及对策[J].中共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学报，(4).

[4]单香玉.浅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J].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1).

[5]姜奕波.对新形势下我国经济政策的探讨[J].中国商界(下半月)，(8).

浅谈我国民商法与经济法的关系 篇6

关键词：民商法；经济法；关系

由于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商法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是法律部门相独立在民法中存在的。社会的不断进步，民商法的社会化以及现代化也在进一步的加强，而经济法具有着相对比较独立的形态，在其特有的领域中对其法律关系进行调整。因此，民商法和经济法这两者之间不仅有着密切联系，同时也有着相对比较明显的区别。

一、民商法以及经济法这两者之间的联系

1.调整范围交叉

在当代市场经济中，市场和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同样重要的作用。市场调节以及国家干预过程中，其覆盖面会对全社会进行涉及，也就是说市场调节以及国家干预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及于整个市场，因此，和市场调节能够相对应的民商法以及国家干预发所对应的经济法，在调整的过程中，其范围必然会有一个交叉。也就是民商法对微观经济关系进行调整，经济法不仅对微观经济进行调整，同时也能够对其宏观经济关系进行调整。

2.取向相对来说比较趋同

针对民商法来说，它的社会利益原则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私法走向公法契机，同时也是私法以及公法之间的一条界限。例如：合同在签订以及履行的过程中，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一些条款对活动的主体进行规范。另外，民商法对实质正义的追求进行强调，在经济上给予弱者一定的保护，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国家公共目的而进行征税的个人财产权利。这些都进一步的说明，民商法的现代化不仅朝着社会化的方向发展，同时也朝着公法化的方向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说明经济法就是在超越民商法界限的地方所开始的。它表明，民商法现代化以及社会化和经济法不仅具有着同质性，还具有共生性。

3.职能能够互补，要素通用

针对民商法而言，它是市场经济常态性法律，它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其任意性的规范，对无形之手的要求进行体现，对市场机制的内部化进行不断的强调，市场主体的能动性进行充分的发挥，同时也具有一些强行性规范，对市场主体进行导向，并且能够对市场规则自觉的遵守，不仅能够对市场的竞争有促进的作用，同时还能够追求经济效益。经济法它属于市场经济非常态的法律，一般情况下，能够通过强行性规范，对市场机制的外在化进行不断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提供具有干预性规则、整体性规则以及政策性规则等，对市场的失灵进行有效的解决，对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起着促进的作用。在民商法以及经济法中，有些要素不仅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通用，同时还能够在一定条件下通用。

二、民商法和经济法之间区别

1.民商法主要强调的是意思自治，经济法主要强调的是限制意思自治

针对民商法而言，作为私法进一步的要求任何市场主体在进行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只能按照自己个人意志对行为内容进行决定，对任何形式下的意志强制进行有效的排除。例如：当事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识对法律进行选择，看其适用于否。在进行诉讼提起以及责任追究的过程中，是需要当事人对权利进行主动行驶才能够实现的。而针对经济法来说，它主要是从社会公共利益进行出发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以社会整体平衡以及收入分配公平这些公共利益的体现作为调整的主要目的。

2.民商法稳定性强，经济法稳定性比较弱

民商法在一定程度上把市场经济中最一般的要求对市场经济活动中较为基本的主体民事主体的资格以及身份进行确定，对民事主体基本权利范畴进行有效的确定，并且以法律的形式进行确定，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经济法中的大多数内容，例如：鼓励外商进行投资的法等，对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进行预测，对计划法进行引导，国家并且以法律强行的手段对原有私法财产进行改变，如：国有化法等，但是在一定程度上都不具有长期的稳定性。

3.效率价值两者的表现是不同的

效益在一定程度上是效率的低级层次，效益以及效率这两者之间不仅有个体之分，同时也有整体之分，民商法进行保证的主体驱利性，在一定程度上是低层次的效益追求，是个体效益和个体效率，但是它们的追求不一定就会对整体的效益以及效率进行提高，在经济法中的效率价值主要就是整体效益和效率。

4.民商法对所有市场主体平等保护，经济法对部分市场主体偏重保护

针对民商法而言，其主要的基本原则就是对各主体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强调相互平等，各种法律关系也在平等主体上发生的。对不同市场之间的主体强弱关系不进行考虑，同等力度保护各种不同的市场主体，对每个人的权利赋予都是相同的，设置相同的义务，法律对人格几乎是不进行程度的识别。但是在行为能力制度以及监护制度上，对未成年以及精神病人给他们一些最低限度的保护以及限制。经济法在一般情况下，都会结合市场主体实例等不同的因素，给市场不同的主体给予不同的保护力度，做出不同权利义务的设定。

5.公平产生的基础是不同的

针对民商法而言，其公平主要是商品经济的产物，主要有商品经济就会有民商法，早期的交换活动通过了所有权规则等对自己的法律制度进行有效的确定，但是此时公平强調的是市民社会的私权保护，虽然不同于国家，但是也不独立于国家，把政治权利和民事权利这两者之间进行分离，此时公平所进行保障的主要是私人利益最大化为主导，经济法之公平观产生在资本主义市场失灵所导致的不公平，是商品经济在高度发达过程中所产生的。

三、总结

针对经济法而言，它属于一种新兴法律部门，由于其发展的时间相对来说比较短，在其中有着比较多的问题值得去探讨以及研究。民商法和经济法接触相对比较近的法律部门，因此，他们之间必然有着一定的联系。民商法和经济法它们就像一对同胞兄弟，它们之间不仅有着共同的血脉，同时也有着不同的性情。由于微观上利益的实现以及宏观利益的平衡，在一定程度上让他们各司自主，各得其所。他们的利用为经济发展提供法律保障的同时，也为社会文明提供法律保障。

参考文献：

[1]刘璎葶.民商法与经济法关系探究[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6

[2]马建军.论民商法与经济法的关系[J].法制与社会，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