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会发生经济危机吗

中国会发生经济危机吗（共6篇）

中国会发生经济危机吗 篇1

未来发生全面性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不大, 但要在几年内完全消除金融风险隐患的难度也相当大, 很有可能诱发“结构性金融危机”或“局部性金融危机”。

中国出现了明显的金融风险

2013年, 全球经济在各类因素交叉作用下呈现复杂、多变的态势:一方面, 经济疲软, 复苏动力不足;另一方面, 各国相继推出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 汇率博弈激烈。在此背景下, 全球经济走势不确定性增强。

中国经济在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 迎来了重大转折。虽然GDP增速仍维持7%-8%之间, 但经济发展背后隐含重重风险:经济结构失衡、房地产泡沫日趋严重、地方政府债务高筑、影子银行风险上升等问题逐步凸显。其中, 表现最显著的是“金融过热、实体经济遇冷”。缺乏良好经济基础面支撑的金融体系脆弱性增强, 同时金融过度自我创新, 加剧经济泡沫化, 也催生各种金融风险。

金融危机可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美国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是一场由消费次贷引发的银行危机。由于当前中国与2008年的美国相比, 出现了信贷和房价猛涨、各种金融衍生品增多等很多共同特点, 不得不令人怀疑中国是否也会发生金融危机?

2013年6月, 国内银行间出现市场流动性紧张。6月20日, 隔夜拆借利率大幅飙升至13.44%, 各期限拆借利率全面上涨。“钱荒事件”造成股市巨大震荡, 虽最终以央行的应急出手而暂时平息, 但所暴露的流动性问题给社会各界提出了严重的金融风险警示:中国不仅并非不可能发生某领域的金融危机, 而且很有可能由某个金融领域风险引发“全面性金融危机”。

近段时间以来, 经济减速明显、不良贷款余额反弹、非银行信贷规模和地方政府融资规模快速上升、房地产价格继续上涨、流动性出现困局, 一系列新情况表明中国出现了明显的金融风险。当前发生金融危机, 存在着如下隐患根源:

一、实体经济发展乏力

央行数据显示, 截至2013年6月末, 中国M2余额高达105.45万亿元, 同比增长14%。但证监会数据显示, 2012年, 非金融上市公司净利润总额0.87万亿元, 同比下降11%;而金融类上市公司净利润总额1.09万亿元, 同比增长14%。实体经济并未从市场资金流动性充裕中得益。

从微观层面看, 不少实体企业同时面临融资难与高负债的情况, 一些企业为维持最低限生产, 仅靠银行信贷勉强维持生存, 一旦信贷收紧, 这些企业便可能破产倒闭。从宏观层面看, 制造业不景气、产能过剩严重。在库存指数创今年最低位47.4%的情况下, 4月份应收账款上升到8.5万亿元, 同比增加13%。整体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低, 多年来投资回报远不如投机的情况使新增资金远离实体经济, 更引诱大量资金继续从实体经济向各类投机领域转移, 而且我们近期的调研情况表明, 这种趋势还在加剧。

二、房地产泡沫显现

自21世纪以来, 房价持续攀升, 房地产泡沫逐步显现。住建部数据显示, 全国城镇平均房价从2003年的2381元/平方米上涨到2012年的5791元/平方米, 10年增长143%。目前中国房地产发展已经形成了泡沫怪圈, 即房价上涨→吸引各类资金投入→推动房价继续上涨→吸引更多的资金进入。只要房价继续上涨, 泡沫就越来越大。由于当前房地产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绑架了银行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以及其它数十个相关行业, 一旦房价下跌幅度较大, 房企资金链断裂, 将引发连锁反应, 最终导致危机发生。

历史经验 (如1991年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引起日本经济十多年的衰退) 表明, 房地产泡沫一旦破灭, 将严重冲击金融体系, 引发更大的经济、金融风险。中国指数研究院数据显示, 2013年6月, 中国100个城市 (新建) 住宅平均价格环比5月上涨0.77%, 连续13个月环比上涨, 同比上涨7.4%。从北京、上海、广州及深圳四大城市房价来看, 房价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针对房价上涨过快, 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房地产的政策, 但收效甚微, 而且当前房价上涨预期还相当强劲, 持续吸引各类资金投入, 正在不断吹大房地产泡沫。

三、地方政府债台高筑

审计署数据显示, 截至2012年底, 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余额高达3.85万亿元, 同比增长12.94%;其中16个地区债务率超过100%, 债务率最高达219%。根据兴业证券研究所估计, 截至2012年底地方政府负债维持在13.2-15.1万亿元之间。我们认为, 地方政府的实际债务要比政府统计数据高得多。

由于很多地方政府领导人存在屁股指挥脑袋和唯GDP为主要目标等理念, 存在严重的投资冲动, 借助融资平台的监管漏洞, 通过各种融资工具大规模借债, 甚至不少地方已经远远超过了自身还债能力, 并且很多资金被投资在利润回报率不高的领域。一旦发生资金链断裂, 不仅大量正在投资的项目无法按预期推进, 还直接影响银行资金回收安全, 并产生连锁反应, 演化为金融危机。当前不少地方政府债务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地方政府变卖土地, 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地价上涨, 房价被推高→高房价绑架购房者, 内需无法释放→政府更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实体经济衰弱, 政府税收减少→地方政府变卖土地。

四、不少银行资金被用于各种投机炒作活动

当前中国银行系统存在特定风险, 主要体现在理财产品风险、地方政府贷款风险及房地产贷款风险等。在银行的各项业务中, 银行理财产品占较大比重, 并有逐年上升的趋势, 主要是过去几年银行利用表外业务的监管空挡, 大量发行理财产品和信托产品, 回报率远高于存款利率。不少资金被用于各种投机炒作活动, 一旦出现资金链断裂, 也必然引发传染效应, 演化成金融危机。

银监会数据显示, 截至2012年底, 银行发行理财产品32152款, 同比增长34.6%;2013年1-6月, 银行发行理财产品20678款, 同比增长28.7%;截止2012年底, 理财产品的未偿付数量已达7.1万亿元, 相当于银行存款的7.4%。理财产品具有期限错配、缺乏透明度、联系风险资产等特点, 银行暗箱操作使理财产品的风险进一步放大。

我们的调研情况表明, 不少地方政府借债和银行理财产品以及信托产品已经出现了借新债来还旧债的情况。更值得注意的是, 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和影子银行三个金融风险市场是联动并相互传导的, 任何一个市场出现问题, 都会马上产生传染作用。

五、政府政策失灵、金融监管不到位

过去一段时间以来, 政府出台经济政策往往存在“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特点, 这种方式能解决现存问题, 但无法解决经济领域的深层次结构问题, 当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可能集中爆发, 最后对经济产生更大的创伤。过去几年, 政府在面临经济下行压力时, 往往出台各类刺激经济政策, 但很快又造成经济过热或产能过剩。

从中国当前金融监管层面看, 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金融监管不到位, 体现在如下方面:一方面是对银行的监管不到位。由于相关职能部门监管缺失, 银行由于利益驱动偏好从事各类高风险投资活动, 资金排挤了实体经济, 比如:银行以“资产池”模式运作理财产品、开展银信合作业务等。另一方面是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不到位。以担保公司、地下钱庄等影子银行为例, 它们不受监管或很少受监管, 将民间资金以高利率放贷出去, 不但扰乱正常的金融秩序, 更隐藏巨大金融风险。

如何消除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隐患

综合以上情况, 我们认为房地产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及以银行表外业务为主的影子银行风险已经可能成为金融危机的三大导火索。中国未来三年内发生局部性或结构性金融危机的几率相当高, 只不过金融危机的涉及程度、发生的时间点以及引爆点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 如何消除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隐患应该值得重视。

一、明确应对危机风险的总体思路。首先, 要区别处理各类风险。在防止全面金融风险发生的总体思路下, 按照“疏堵结合”的原则, 规范地方融资平台和影子银行发展, 容忍部分房地产企业和金融企业破产倒闭, 主动释放泡沫风险, 逐步排除危机隐患和风险滋生源头。其次, 全面清查掌握各地方政府债务和财政偿还能力, 合理规划地方政府负债规模和新增贷款规模, 及时纠正地方政府错误的发展方针, 容忍经济发展速度适当下降, 以短期阵痛换取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再次, 要引导社会合理预期。扭转“中央政府最后会兜底地方融资平台”、“政府不敢下调房价”、“政府不敢让银行等金融机构破产”等社会上普遍流行的畸形预期。

二、加强流动性管理。从社会融资角度出发, 需加强管理, 控制资金的流动性, 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 总体保持货币“中性”。既要防止融资环境过分宽松, 导致表外融资、银行信贷与债务水平急剧膨胀;也要防止融资环境过分紧缩, 导致金融机构资金链断裂, 引发系统性风险。同时, 为保持货币中性, 需坚持“保压与控扶”相结合的原则。严格控制新增贷款, 收回的资金谨慎投放到房地产、地方债务等领域;转变原有信贷方向, 继续增加贷款, 加强对科技型企业、现代服务业等的扶持, 实现经济结构的平衡。

三、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2013年6月以来, 流动性紧张进一步加剧了中小企业的资金压力, 政府需积极推动金融改革, 加快实体经济走出“困境”的步伐。首先是激发民间投资, 通过拓展民间融资渠道、降低民间融资成本、开放民间投资领域等措施推动民间投资的发展;其次是给予实体企业优惠政策, 如: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企业给予税收减免等政策;再次是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在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提高的基础上, 促进合理消费。

四、抑制房价过快上涨。房价关乎国计民生, 与社会稳定紧密相连。世界各国为控制房价做了很多努力, 比如:美国限制出售投资性房产, 出台有利于普通消费者购房的政策;德国在法律中规定房价的合理浮动范围, 抬高房价行为将受到严重处罚。从各国调控房价的措施来看, 共同点是有效抑制房地产投机, 值得我们深入地学习与借鉴。总的目标思路是在防止房价大跌的前提下, 坚决打击投机炒房, 逐步下调房地产价格。

全球经济在各类因素交叉作用下呈现复杂、多变的态势:一方面, 经济疲软, 复苏动力不足;另一方面, 各国相继推出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 汇率博弈激烈”

我们认为房地产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及以银行表外业务为主的影子银行风险已经可能成为金融危机的三大导火索”

中国会发生经济危机吗 篇2

奇迹会发生吗？

有人乐观地认为：“只要有梦想，敢于想，奇迹一定会出现。”作为心理暗示的语言，听起来确实不错，能够让人不丧失信心，敢于追求，找到努力争取的勇气，付之以行动，有些人改变了生活的现状，也有人碰了一鼻子灰，彻底绝望。

同样有梦想，为什么有些人改变了现状，还有人生活还是老样子呢？

这里牵涉到一个问题：何为现状？现状就是现在的状况。它只指一个人生命中某一个阶段的生活，并不代表过去，也不能代表未来。生命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有些人的现状维持时间很短，变化很快，有些人的现状维持时间很长，可能生活一直是这样的。

所以说：改变了现状这个说法有待于商榷。我个人认为这只是生命的不同阶段的自然结果，自然而然发生的，有可能有变化，有可能没有变化。

这样说：是否否定了梦想、奋斗的价值了呢？难道我们只须等待着生活自己前进吗？

当然不是，没有奋斗生命就没法延续。

我们只是要明白如何奋斗是有意义的。

每个人都有他的天赋，这天赋决定了一个人的性格，性格决定了一个人该从事的工作。每个人的社会资源是不同的，社会资源决定着一个人的机会。社会资源会发生变化，于是在生命的不同阶段会出现不同的机会，时机的把握就在于对社会资源的分析。我们的奋斗显然应以这两者为基础。根据性格和个性选择自己该从事的工作，根据自己的社会资源决定人生的进程。这就是“天时、地利、人和，”才能成功的道理。

脱离了前者去奋斗，很有可能付出很多，得到太少，人生变得没有乐趣；脱离后者去奋斗，由于急功近利，结果事与原违，断送了未来的机会，这是由于时机把握不准造成的必然结果。

因此这里的改变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改变，更谈不上是奇迹出现了。

奇迹从字面上理解或许可以理解成：奇特的生命轨迹。何为奇特呢？就是与以前完全不同，或截然相反，其中没有任何因果关系。

佛教中认为：凡事都有因，才有果，有果必有因。我完全同意这一人生最深的见地。“命里有时总究有，命里无时莫强求。”

怎么知道命里有还是无呢？

只要生命延续，生活自然会告诉我们的，或者说我们一定会发现的。只是时间而已。

因此奇迹是不会发生的。

有人说：“我的生命中就出现了奇迹。”那我只能提醒他：“千万要小心了，它可能只是一个诱惑。如果不能识破它，必将在日后付出惨重的代价。”

比如说，你突然得到了一份爱，在你没有什么表现和付出时，她很快地爱上了你，你轻而易举地得到了她。或许你把它理解为缘份，奇迹终于出现在你身上。我建议你先别急着享受这份爱。一定要弄明白：她为什么爱上你。你千万要想清楚你真有那些迷人的优点吗？不要欺骗自己。也许她的语言会欺骗你，但只要给双方一点时间，她的行为会显现她真正的用意：是真爱你（一见钟情）还是另有所图。

没有真正的付出就去享受那份爱必将失去更多，伤得更深，最终错误地对爱绝望，否定真爱的存在。

中国会发生次贷危机吗？ 篇3

美国的次贷危机非常出人意料。因为从美国按揭贷款的分类来看，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分三个层次:优质贷款市场，其贷款对象为信用评分为660分以上的个人。这种按揭贷款首付比例通常为20%，月供占收入比例不高于40%，此类贷款占住房按揭贷款80%以上;次优级按揭贷款，其贷款对象为信用评分在620～660分之间，这类贷款对象主要指信用记录较弱的人，如自雇以及无法提供收入证明的个人，贷款占按揭贷款比重4%～5%;次级按揭贷款，其对象为信用分数低于620分的个人，其首付比例较低，月供占收入比例较高，此类贷款占按揭贷款的比重为13%～15%。

还有，从美国次贷产品的特点来看，它又可分为无本金贷款，即首付为零，以30年期分摊月供金额;可调整利率贷款，即在贷款头两年采取优惠利率或低利率，两年后实行市场利率，利率逐渐提高;选择性可调整利率贷款，允许借款人在一定时期内按低于正常利率水平月供，差额自动计入贷款本金。因此，次贷产品就表现为月供调整频繁、还款压力前松后紧、产品设计繁杂、风险控制自我放松等。加上次贷产品的证券化，从而使次贷风险容易无限放大。

中国会发生次贷危机吗？

以此来对照中国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尽管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金融产生的影响微乎其微，但是，这里有许多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试想，美国次贷占整个按揭贷款比重如此低，而且次贷对象也是通过信用评级的，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小的问题就引起美国及国际金融市场巨大的金融危机，而且从短期来看，这种危机还一时无法化解。这就说明了以往那种个人按揭贷款为优质资产的神话已经被打破。还有，美国的住房贷款还有按揭贷款多元化的市场体系及产品、严格的金融监管体系及健全的个人信用系统等。而当这些基础性的金融制度不足时，中国的个人按揭贷款所面临的风险就更大了。

近几年国内房地产市场前所未有的繁荣也是建立在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快速增长的基础上的。2003年初到2006年底，个人住房消费贷款从11700亿元增长22500亿元，4年增加1万多亿元，而国内房价也在这个时期快速增长。但是，2007年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增长出现前所未有的异常现象，即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增长速度接近前4年的总和，即达到9000多亿元。可以说，个人住房按揭贷款的异常增长就是2007年房地产市场价格疯狂上涨动力所在。

因为从已有的数据来看，2007年1～11月商品销售额24002亿元，但定金与预收款就达到9027亿元，再加上房地产企业银行贷款6098亿元，仅此两项来自银行的贷款，占商品房销售额的63%。如果加上住房公积贷款，以及其他方式进入的，那么进入房地产市场的资金并非是这些投资者有钱要进入投资，而是在利用国内银行信贷在投资。2007年个人住房消费贷款超过9000多亿元，是2006年3300亿元的3倍以上。试想从银行贷款9000多亿元进入房地产市场，那么国内的房地产价格岂能不炒高？这就是去年下半年银行信贷一紧缩，房地产市场立马出现逆转的根本所在。

资金炒作是中国楼价居高的症结

可以说，2007年的房价快速上涨，就是房地产市场利用银行资金炒作的结果。比如，2007年深圳与北京。从最近深圳的报道来看，2007年深圳房价之所以能够快速飙升，就在于这个市场80%以上的人在利用银行金融杠杆在投资。在北京，今年不少地方的价格也成倍上涨，也是不少投资者炒作之结果。如果不是投资炒作者利用银行的金融杠杆购买，有几个自住者有能力购买这样贵的房子？

在美国次贷危机没有发生之前，国内银行业及政府监管机构都认为，个人住房按揭贷款是目前银行最“优质资产”。因此，千方百计来竞争这些“优质资产”就成了国内各银行市场规模扩张的根本。

可以说，国内个人住房按揭贷款除了没有证券化让其风险扩展到整个金融市场之外，无论是法律制度基础、信用评级体系、信用文化，还是房地产按揭的融资体系及不良信用所占的比重等方面，都逊色于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如果不能够对国内个人住房按揭贷款风险有足够的认识，那么如果国内房地产出现周期性的变化，所面临的风险可能要高于美国次贷危机所引致的风险。

就目前中国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人来说，只要购买都可以获得贷款。因此，个人按揭贷款人有多少信用次级是相当不确定的，更不知道这样的情况发生比重有多高。再加上由于个人住房按揭贷款没有信用评级，这就必然让一些用假收入证明等虚假文件进行贷款的“假按揭”和2007年的“循环贷”、“气球贷”，加按揭、转按揭等具有类似美国级按特征的房贷产品层出不穷，国内个人住房按揭贷款潜在风险在逐渐积累。同时，由于房贷快速增长，又被银行视之为优质资产，这就必然导致不少商业银行放松个人住房按揭市场准入，贷后又放松风险管理。从而使得国内房贷款的风险进一步积累与放大。

悬崖勒马:完善贷款资质审核制度

还好，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房地产市场价格快速飙升问题的严重性，意识到房地产市场泡沫吹大及银行风险积累，因此，在2007年下半年开始出台一系列如何来调整房地产市场发展模式的政策及防范银行信贷风险的政策。特别359号文件对银行房地产信贷的管理，更是希望从根本上来改变目前房地产市场投资炒作十分严重的局面。而且，在452号文件中，最后一条特别强调商业银行与借款人的诚信原则，谁要违反，就得要处罚。

我们一直在强调国际惯例，为什么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不采取国际惯例呢？因为，按照国际惯例，商业银行对贷款人审核都要求贷款的个人，出示四证。比如，一年个人收入所交的所得税税单、银行对账单、单位工资单及个人信用记录等。如果按照这个标准，不仅可以拒绝不少信用不足者进入贷款市场，而且也是商业银行防范风险的有效途径。如果不是这样做，那么国内个人住房按揭贷款所面临的风险可大了。

总之，从美国次贷危机可以看到，国内个人住房按揭贷款的风险已经不逊色于美国次贷危机了，有可能面临的风险比美国次贷的风险还要大。政府管理层已经意识其问题的严重性。但是，我们仍然要从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中进行深刻的反思，真正认识到目前个人住房按揭贷款的潜在风险，并采取相应政策。可以说，如果国内各商业银行能够执行监管部门的既定政策，承担社会之责任，那么，国内房地产市场个人住房按揭贷款的风险就能够降低到最小程度，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与股市的泡沫也就能够在这种过程中化解。

中国经济:会出现二次探底吗? 篇4

经济下滑原因

导致经济持久下滑的原因可归为以下几点:第一, 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所刺激出来的经济增长不具持续性。今年上半年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完成后, 经济会自然出现回落。第二, 为缓解当前存在的通货膨胀压力, 货币当局已开始收紧信贷, 意味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可能会在今年下半年或明年失去信贷资金支持。第三, 特别是政府对房地产业的严厉调控政策不仅会使房地产业的增长速度放缓, 由于房地产行业的带动效应很强, 也会带动其他行业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有人不相信政府对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会起效, 但房地产无论是价格还是其他方面都会出现相应的回落。第四, 虽然美国经济今年是强劲增长, 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约3.2%, 但今年欧元区出现了主权负债危机, 这可能会对中国未来的出口产生一些负面影响。最后, 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在逐渐加大, 人民币升值是早晚的事, 只是在国际压力越大的情况下我们不升值, 但国际压力变小时升值可能性就会变为现实, 人民币升值后会对出口产生不利影响。

综合各方面因素可以看出, 2010年下半年经济增长速度将会出现放缓趋势, 未来七八年的扩张期也不是直线上升, 而是在波动过程当中完成。从已披露的一些经济数据来看, 今年下半年和明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不可避免, 普遍性P M I指数今年5月份开始回落,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也已回落,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也已回落, 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 还有消费增长速度的巨大逆差, 一个是同比增长35.1%, 一个是同比增长18.2%, 巨大逆差意味着消费增长慢于投资增长, 这对未来的经济可持续增长埋下了不小的隐患。

面临难题

现在许多人在谈论中国经济会不会出现二次探底, 作者认为不会。二次探底的含义是什么呢?如从季度增长速度来看, 二次探底的含义就应是接近到2009年第一季度的6.2%的增长率或更低。年度增长率接近于2009年的8.7%或比8.7%更低, 那是二次探底。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出现, 从经济运行周期的规律、实际经济数据特别是从政府的容忍限度来看不太可能。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 实体经济已开始明显复苏, 利润水平也在不断上升。另一个重要事件可能没引起大家重视, 那就是今年出现的“民工荒”, 民工荒很可能是中国廉价劳动力实现劳动力价值回归的一个转折点, 它必然会引发今后平均工资水平的上升和消费水平的上升, 这为未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应当认识到, 2009年8.7%的经济增长率底部是政府政策创造的, 如果没有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 中国经济增长率会跌破8%甚至更低。既然8.7%的底部是政府创造的, 政府当然可以做到不让经济二次探底, 但不排除在今后一两年内个别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会出现8%甚至跌破8%。

影响通胀因素

通货膨胀目前也是引人担忧的一个重要问题, 为了说明中国的通货膨胀趋势, 我们可把影响通货膨胀的因素归结为以下五个方面。第一, 上一季度的产出缺口;第二, 货币供应量, 它取决于央行的货币政策;第三, 预期通货膨胀率;第四, 供给冲击;第五, 外国部门的物价水平, 它代表输入性通货膨胀。从这五个因素看, 今年上半年中国的通货膨胀是由哪些因素引起的呢?供给冲击不存在, 来自国外的输入性通货膨胀也不存在。那引起通货膨胀的原因, 首先就是上一期的产出缺口, 就是去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长率已出现了正缺口, 今年一季度正缺口更大, 所以也为今年上半年的通货膨胀奠定了一个基础, 或说造成了一个潜在的市场压力。第二, 主要是政府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导致了今年上半年的通货膨胀, 因为通货膨胀毕竟是一种货币现象。第三, 源于对房地产价格的高预期以及对其他商品的通货膨胀预期也助推了今年的通货膨胀形势。

实际上, 通货膨胀更多的是和经济增长或产出缺口高度相关, 伴随中国经济增长, 物价水平也在相应增长, 两者相关性非常高, 但通货膨胀要滞后于经济运行周期。从规律看, 通货膨胀通常要滞后经济运行周期1〜2年。一些学者和机构所担忧的下半年和明年可能会出现“滞涨”, 作者认为不会出现。既然物价水平与经济增长高度相关, 且经济增长多数人认为会回落, 那物价水平也会自然回落, 所以“滞涨”局面在中国不可能出现。

由于当前面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和通货膨胀加剧并存的局面, 因此表面上看, 中国面临着政策的两难选择——如继续实行扩张性经济政策, 会使物价水平上升, 造成通货膨胀;如实行紧缩性经济政策, 又会使经济下滑。实际上两难并不存在, 因为, 经济增长速度会回落, 并且通货膨胀是经济周期的滞后指数, 伴随经济增长的回落, 物价水平也会相应回落。今后真正面临的难题其实有如下两个:一是要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二是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换, 或是中国经济增长路径的转换。

今后一段的任务

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是要控制经济增长速度, 11.9%的增长速度太离谱, 导致经济过热, 而不是把主要目标放在控制通货膨胀上, 因它是经济增长的滞后指数。要运用宏观经济政策控制经济增长速度, 最重要的是三点, 把握好经济增长的适度区间、把握好政策调整的时机、把握好政策调整的力度。

中国经济增长的适度区间, 用HP滤波法计算出来的潜在产出增长率是9.6%。按照经验研究会发现, 中国适度经济增长速度应在9〜10%之间, 低于9%的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会出现冷, 高于10%, 中国经济会变热。

但实际上, 经济增长速度并不总在这一区间内徘徊, 有时高于这个区间, 产出正缺口, 经济于是出现过热;有时又低于这个区间, 出现负缺口。未来经济扩张期是在波动过程中完成的, 而2009年第四季度特别是2010年第一季度, 经济增长率达11.9%, 已超出了这一区间, 表明经济已过热。经济如果出现自然回落, 是件非常正常的事情, 也符合宏观调控基本目标。

虽然宏观调控目标要把经济控制在适度区间内, 表明一方面要控制经济过冷, 一方面也要控制经济过热。在控制经济过冷和过热问题上, 国家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第一, 政府和人们都无法容忍经济增长速度过低所带来的后果, 尤其是经济增长速度过低会导致千万人失业, 这种失业会导致社会不稳定。一旦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就会提出“确保经济增长率不低于8%”的口号, 如1998年和2008年, 并根据这个口号付诸行动。经济增长率过低确实给生活带来很多困难, 最主要问题是失业。如2008年不算城镇工人失业, 农民工就有2000多万返乡, 这确实给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压力。

但对过热经济增长, 国家有很高的容忍度, 如从来没有提出“确保经济增长不高于百分之多少”的口号。为什么?第一, 高增长带来的好处是明显的, 它可以发展经济, 增加就业, 增加财政收入, 提高地方政府的业绩等。但高增长带来的坏处有时人们感觉不到, 即使感觉到了, 但由于大多数人目前基本上还处在追求收入水平, 而没达到追求生活质量的阶段, 因此对此会采取往往比较高的容忍限度。经济过热到什么程度才不能容忍呢?那就是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高了, 我们才对经济过热采取不容忍态度, 这是不正确的, 实际上无论经济过冷还是过热都会付出沉重代价。

当前我们另外一个重要的任务是调整经济结构,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这是第二个难题。经济向下调整特别是产能过剩形势下, 调整经济结构,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最好时机, 如果中国经济进入扩张中期和后期, 任何一个企业不管干什么事情, 不管技术水平多落后都能赚钱, 那时进行经济调整会有更大的成本。如果不利用这个时间, 应当说现在进行经济调整已有点晚, 但还没完全丧失时机。如不抓紧工作, 那未来七八年的经济增长仍是低质量增长。

中国经济会威胁亚洲吗？ 篇5

2001年，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衰退的潮流中逆水行舟，依然保持快速、平稳的增长，预计全年增长率可达7.5％以上，约为世界平均增长率(估计为2.4％)的3倍多，引起全球广泛瞩目。

中国经济的出色表现，与亚洲大多数经济体形成了强烈反差。今年来，在美国进口大幅收缩和全球电子信息产品需求急剧下降的双重打击下，东亚经济体普遍亮起了红灯。从东南亚的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印尼到东北亚的韩国、日本、还有台湾地区，都出现了股市大跌、货币贬值、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的萧条景象，这使得刚从四年前金融危机中喘过气来的亚洲经济再度陷入困境。相比之下，中国所受影响甚微，国民经济仍在安全的蓝灯区中宽松运行，在亚洲堪称一枝独秀。

中国是亚洲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经济体，由于基本上未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又避开了今年的全球性衰退，经济保持了快速增长，加上即将加入世贸组织，又取得了2008年的奥运会主办权，经济前景更加看好。中国经济的这种良好发展势头，在亚洲非常突出，它对亚洲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已成为亚洲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

“中国经济黑洞论”与“中国综合征”

针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势头，一些不怀好意的人，乘机抛出“中国经济威胁论”。最近，又陆续出现了一些新的议论。下面举出两例为证。

一是所谓的“中国经济黑洞论”，由洛杉矶加州大学日藉教授大前研一抛出，东亚许多报章及网上都有传播。大前不无夸张地向亚洲各国发出警告：“中国大陆经济快速发展将成为黑洞，吞噬台湾、韩国、东盟、引发第二次亚洲经济危机。”其“论据”可概括为三条：第一，东南亚外资向中国大陆转移，包括外国在东南亚的投资及一部分东南亚国家的投资，如新加坡增加对中国的投资以及东南亚华人的对华投资，其结果造成“东南亚经济的负增长”。第二，台湾、韩国由于种种原因不得不把生产基地移往中国大陆，造成台、韩经济“迷失方向”。第三，中国对外贸易和吸收外资不断增长，下一个受影响的国家将是日本。总之，从东南亚到台、韩、日，所有东亚国家和地区都受到中国经济增长的冲击，“亚洲经济命脉正被中国大陆连根移走，这就是亚洲正面临的第二次经济危机，其影响之巨乃索罗斯等国际炒手所掀起的第一次危机无法相比”。

二是“中国综合征”之说，见诸于2001年8月30日香港的《南华早报》上的一篇文章。该文称，“眼下，东南亚十国已患上了‘中国综合征’，随着中国继续实行经济改革，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和工人将陷入苦海”。“原本由东南亚承担的一些出口型后期加工组装订单逐渐转向中国。因此，泰国、印尼、新加坡等国难以保持过去30年的那种繁荣”。该文指出，面对中国的迅速崛起，东南亚国家在备受担忧之余，纷纷寻找对策，这就是所谓的“中国综合征”。

亚洲国家最终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受益者

无论是“中国经济黑洞”论，还是“中国综合征”说，笔者认为，都夸大了中国经济增长对亚洲的负面影响。客观地看，中国经济日益走强，对亚洲各国有挑战，更有机遇，总的说是利多弊少。中国如能起到亚洲经济发动机的作用，那么它带给亚洲的将是繁荣与进步。

据笔者不久前对一些东南亚国家所作的调查，当前它们最担心的有两点，一是中国正在“抢走”外国对东南亚的直接投资；二是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已成为东南亚的强大竞争对手。其实，东南亚国家的这些担心实属多虑。

中国近几年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已超过东南亚国家，这是事实。但对于中国而言，目前的问题不是外资少了，而是外资太多了，中国难以消化。因此，中国已在调整外资政策，将选择有利于提高产业结构的外资进入，一些低技术、多污染的外资企业将被拒之门外。东南亚和其他亚洲国家不必担心外资会被中国抢光。中国的吸收能力是有限的，一年570多亿，也只占外资总额的6.5％。东亚其他经济体吸收外资的余地还很大，各国都有自己的优势，关键是怎样把它发挥好。资本总是向利润最大的地方流动，不会总停留在一个地方不动。机会，对于中国和亚洲各国，都是一样的。随着东南亚一些国家政局的稳定，投资环境的恢复和改善，进入这些国家的外资逐渐增多。另外，中国也在开始对外投资了。中国的周边国家，将是投资重点。中国经济走强，对周边国家的投资也会增多，这是对双方都有利的事。

至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这是避免不了的，竞争也有其积极的一面。中国的出口产业结构，目前虽与东南亚国家有重叠之处，但这种情况也是会改变的。中国的出口产业结构升级较快，技术含量在不断提高。即使部分与东南亚国家重叠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品、鞋类、家电、电子产品，今后在加工深度和产品多样化上也会出现差别。东亚地区的国际分工，既有垂直型的，也有水平型的。生产水平接近的经济体，只要在产品差别化上下功夫，发挥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不会没有市场，竞争是市场经济基本规律，中国与东亚经济体在一些产品和产业上的竞争，对双方都将起促进作用，有利于东亚的经济发展。

缅甸：会发生“花果革命”吗？ 篇6

“佛教之国”

缅甸是著名的“佛教之国”，佛教传入缅甸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中国唐朝诗人李商隐曾有名句“忆奉莲花座，兼闻贝叶经”，这里所说的贝叶经就来自缅甸。1000多年前，缅甸人就开始把佛经刻写在一种叫贝多罗树的叶子上，制成贝叶经。据缅甸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目前，在缅甸5540多万人口中，超过89％的人信奉佛教，因此缅甸是名副其实的“佛教之国”。缅甸的每一个男人在一定时期内都必须削发为僧，否则就会受到社会的蔑视，可见佛教对缅甸社会的影响之深。此外，佛教徒崇尚建造浮屠，建庙必建塔，在缅甸更是如此，缅甸人对佛教的虔诚程度是当今世界上所有佛教国家中最盛的。缅甸全国到处佛塔林立，到2001年，缅甸全国的佛塔超过5万座，因此，缅甸又被誉为“佛塔之国”。佛教对缅甸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一直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可以说，缅甸近2500多年的历史都深深地打上了佛教的烙印。特别是在缅甸的社会政治生活中，为数众多的佛教僧侣发挥着重要作用。1988年9月，现任军政府上台后，采取了一些发展佛教、加强对僧侣控制的政策，僧侣们的反政府活动虽然有所减少，但并没有放弃，时常成为反政府的发起者和主导力量，这次游行示威活动就是佐证。但从历史上看，缅甸的佛教僧侣虽然时常在一些政治或历史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整体而言他们基本是不参政的，主要是依靠当权者的支持而活动的，僧侣推翻王权、政权的情况从未有过：即使僧侣对当局不满甚至发生对抗，其作用也有限，因为缅甸的僧侣没有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组织，也没有特别有影响、有号召力的宗教领袖人物。因此，缅甸的僧侣可以影响时局，甚至可以在一段时期内成为某一政治事件的主导力量，但尚不足以成为改变局势的决定性力量。

军人政府及其他

缅甸原为英国殖民地，1947年10月英国被迫公布缅甸独立法案，并签订英缅条约。1948年1月4日缅甸脱离英联邦宣布独立，建立缅甸联邦。独立后初期，缅甸实行的是议会民主制，但由于执政党政策不力，造成内部分裂，政治危机频出。这为军人上台执政创造了条件。缅甸的军人在经过两次军事政变后，开始长期执掌国家大权，并在国家各个方面发挥主导作用。1962年，奈温将军发动政变，推翻吴努政府，成立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执掌国家大权。奈温还组建了“社会主义纲领党”(奈温任该党主席)作为缅甸的执政党。1972年4月，奈温宣布“还政于民”，辞去军职，专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和总理，并改称吴奈温(“吴”意即“先生”)。

1974年1月，缅甸新宪法实行，革命委员会解散，民选政府成立，吴奈温当选为国务委员会主席(即总统)，并改国名为“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1981年11月，吴奈温辞去其他职务，专任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主席。在80年代，由于政府的一些措施失当，引发了民众与政府间的尖锐矛盾。1988年7月，缅甸爆发大规模的群众性反政府运动，要求“社会主义纲领党”下台，实行多党民主制，致使缅甸国内局势动荡，陷入混乱。9月18日，苏貌将军为首的军队再次发动军事政变，接管国家政权，成立“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1997年11月15日更名为“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逐渐稳定了国内局势，并将“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改名为“缅甸联邦”。

1988年，现任的军政府执政后，不断扩大军队对缅甸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影响力，尤其是加快了扩军步伐，并确立了增加军队数量和提高部队质量并举的发展方向。据粗略计算，目前40多万现役军人加上其家属，再加上退役或转到地方任职的前军人，总数超过500万，约占缅甸全国人口的10％，形成了一支庞大的、不可低估的力量。

目前，缅甸的军队力量全面控制了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等各个领域，大量军官离开军营到政府部门及各种社会团体任职。目前，包括总理在内的缅甸政府部长以上职位中，基本都是由现役军人担任“一把手”。由军人控制的“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及后来“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在缅甸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最高权力机构的职能，而1992年起就任“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主席至今的丹瑞大将对缅甸整个国家有着“绝对权威”式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此外，两个有军队背景的政治团体也在缅甸国家生活中有着较大影响：

缅甸联邦巩固与发展协会(USDA，简称巩发协)。1990年大选结束后，缅甸军政府为了保护其既得利益，保证军队在未来缅甸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着手成立一个由军人控制、能与全国民主联盟抗衡、类似印尼专业集团的新政治组织。巩发协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于1993年9月15日应运而生。在军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巩发协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截至2005年7月，巩发协已有17个省(邦)协会、65个县级协会、320个镇(区)级协会、15327个村级协会。根据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公布的资料，巩发协会员人数目前已超过2100万。毫无疑问，巩发协是目前缅甸最大的群众性政治团体，在缅甸政治、经济、社会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而且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团体与其他国家的政党进行交流。

退伍军人协会。该协会成立于1975年，长期由奈温担任名誉主席，最初的目的是向生活困难的老兵及伤残退伍军人发放补助金，以改善其生活水平。1988年，缅甸现军政府上台后，决定将退伍军人协会改造成一个纪律严明、素质过硬且能由军政府控制的政治组织。1989年8月10日颁布的《退伍军人协会法》规定，未曾在部队服役的人员只要宣誓遵守本法以及实施细则、愿意承担该协会布置的工作和任务，就可以加入该协会，但不能同时参加其他政党。经过多年的努力，退伍军人协会已建立中央、省(邦)、县和镇(区)四级组织，成为一个

拥有会员80万、组织严密的政治团体。为更好地控制该政治团体，军政府规定镇(区)级退伍军人协会必须有现役军人参加，总会由缅甸国防部军务部负责监管。

另外，缅甸是一个民族组成相当复杂的国家，全国共有135个民族，其中，缅族约占缅甸总人口的65％。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特别是一些较大的少数民族)一直在缅甸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自缅甸独立以后，十多个较大的少数民族都组建了本民族的武装，拥兵自重，划地而治，与以缅族为主的中央政府对抗。缅甸的少数民族武装数量之多，与政府对抗之激烈，持续时间之长，在世界上是罕见的。除了武装力量之外，缅甸的少数民族还组建政党，通过合法渠道在国家中发挥政治作用，目前，缅甸合法的少数民族政党主要有8个。虽然，少数民族势力是目前缅甸国内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在很多政治事件中是军政府的主要对手，但由于这些少数民族武装和政党的利益不尽相同，并没有形成合力，且无论从人口、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看，任何一个少数民族，即使几个少数民族联合都不具备入主中央的条件。因此，少数民族势力并不构成对军政府统治的严重威胁。

此外，外部势力也是影响缅甸局势发展的重要力量，如缅甸众多的海外流亡者及其组织，特别是一些大国和国际组织对缅甸的政局发展有着较大影响。但这些势力对缅甸的影响力比较有限，这主要是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缅甸具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加上长期的闭关锁国、与西方国家的经济交往规模较小以及邻国与缅甸的经贸合作不断发展等因素，使缅甸承受压力的能力较强；二是东盟、中国、日本、印度等与缅甸现政权保持较密切关系的国家主张对缅甸奉行“接触说服”政策，无形中为缅甸军政府提供了生存的外交空间。而且，由于缅甸国内尚无一个政治力量有能力取代军政府的统治地位，若军政府垮台，缅甸必然陷入四分五裂的内战局面，“成为另一个南斯拉夫”(东盟秘书长王景荣语)，这是东盟、中国、日本和印度等国家，甚至美国等西方国家所不愿看到的，也是要竭力避免的。

总之，在缅甸国内，军队是“一枝独大”的政治力量，短时期内，军政府与其他政治力量的矛盾和斗争可能会导致缅甸国内局势的动荡，甚至会引发暴力冲突，但军队在缅甸的主导性地位不会改变，军队尚能掌控缅甸的国内局势。而军队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军队高层年龄的老化等问题短时期内也不会成为影响军政府执政地位的决定性因素。这就决定了，目前的政治力量对比下，缅甸并不会发生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那样的“花果革命”，即缅甸并不存在“番红花革命”的大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