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方式（共11篇）
发生方式 篇1
散文, 是先秦文学的主流形式, 历史散文、诸子散文多以“寓言”言说来构建文章的论证性、说理性、阐释性, 成为散文议论中的一个重要有机组成部分。据陈蒲清《中国古代寓言史》统计:《庄子》有186则;《韩非子》有325则;《吕氏春秋》有283则;《战国策》有54则。这种散文言说的构建形式与符合周礼的礼乐政治言说构建形式密不可分, 正如先秦时期的宗教、政治、法律、道德、伦理、教育等意识形态一样, 被先秦礼乐制度结构为一体, 作为礼乐政治的表达形式而存在, “文学艺术”也被当作礼乐政治的工具和手段。“古未尝有著述之事也, 官师守其典章, 史臣录其职载。文字之道, 百官以之治, 而万民以之察, 而其用已备矣。是故圣王书同文以平天下, 未有不用之于政教典章。”[1]说明先秦时期一切文学作品皆出于礼乐政治形态的需要而存在。同样, 《国语·周语上》:“故天子听政, 使公卿至於列士献诗, 瞽献典, 史献书, 师箴, 瞍赋, 矇诵, 百工谏, 庶人传语, 近臣尽规, 亲戚补察, 瞽、史教诲, 耆、艾修之, 而后王斟酌焉, 是以事行而不悖。”[2]有力地证明所谓先秦的文学言说形式, 本质上不过是周代礼乐政治言说形态的方式, 因此, 对先秦礼乐政治言说内容和言说形式的认识, 是研究和厘定先秦文学言说内容和形式, 特别是研究先秦“寓言”文本发生的重要前提和保证。
一、先秦礼乐政治言说方式
先秦时期的礼乐制度严格规定了君与臣、臣与民、父与子、夫与妻等不可僭越的等级地位和伦理秩序, 在言说环境中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由于言说主体和言说对象在地位等级上的差异性, 礼乐政治言说就要求和严格规定言说者在言说内容、言说行为、言说表情等方面必须符合和体现周礼所规定的伦理原则。于是“讽谏”, 即用含蓄委婉的言说内容、言说形态进谏就成为先秦礼乐政治言说的主流和时尚。《周礼·冠仪》:“礼仪之始, 在于正容体, 齐颜色, 顺辞令。容体正, 颜色齐, 辞令顺, 而后礼仪备。以正君臣, 亲父子, 和长幼。君臣正, 父子亲, 长幼和, 而后礼义立。”[3]在言说形式上, 既要“庄敬恭顺”, 又要尽职尽责, 《礼记·曲礼下》:“为人臣之礼, 不显谏, 三谏而不听, 则逃之。子之事亲也, 三谏而不听, 则号泣而随之。”在言说内容上, 即使是国君有过, 臣子也不能直言不讳, 而是要一不言君恶, 二要言说委婉。《赵国策·赵策》:“事主之行, 竭意尽力, 微谏而不哗, 应对而不怨, 不逆上以自伐, 不立私以为名。子道顺而不拂, 臣行让而不争。”父母有过, 儿女也不能直言相向, 言语尖酸刻薄, 而要和颜悦色, 言语柔和。《礼记·内则》:“父母有过, 下气怡色, 柔声以谏。谏若不入, 起敬起孝。”以此建立《礼仪·燕仪》强调的“上下和亲而不怨”的和睦的人际关系, 因此用“以彼而言此”的言说方式, 化解由直接指责批评而带来的言说主体和言说对象之间可能产生的过激反应。《国语·召会谏厉王弭谤》用“防民之口, 甚于防川”的道理讽谏厉王不要过分自信手中的权力而低估民众的力量。《战国策·邹忌讽齐王纳谏》邹忌以亲身经历:“妻”、“妾”、“客”对待自己“身体昳丽”的不同态度, 讽谏齐王要广开渠道, 听取和采纳多方面的意见, 以此完善治国策略。《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触龙以生活情形, 历史事实为谈话内容, 在融洽和睦的言说氛围下, 与赵太后一起探讨了怎样才是对子女真正的爱的问题。通过婉委的劝谏, 最后说服赵太后送长安君到齐国做人质。《左传·郑伯克段于鄢》中颖考叔以“食舍肉”, “小人有母, 皆尝小人之食, 未尝君之羹, 请以遗之。”来讽谏庄公与其母和好, 等等。这种严格遵守周礼体制, 符合伦理原则的礼乐政治言说方式, 成为先秦时期一切言说形式的主流和时尚, 已必然成为先秦时期的文学言说的主流和时尚。
二、先秦文学的主要言说方式
正如《诗经》在臣子、名士游说各诸侯国时所使用的目的一样: (1) 言说《诗经》以达到对时政进行美刺的讽谏效果。 (2) 赋诗言志, 从《诗经》中“断章取义”来委婉地表达自己意愿。 (3) 以诗教化, 把《诗经》作为宣传和教化周礼的工具和手段。
先秦贵族、“士”阶层把对《诗经》的学习和接受当作是一种重要的政治外交言说方式和生活交往言说方式。《论语·阳货》“不学诗, 无以言”;《论语·季氏篇》“诗可以兴, 可以观, 可以群, 可以怨。迩之事父, 远之事君,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学习《诗经》的目的不在于诗本身, 学诗的意图不是为了了解作者是谁?诗的真实含义是什么?技巧如何?怎样写诗?等等, 关注的是在群雄争霸背景下的现实政治与隐藏于《诗经》字面背后意义相关的真实意图, 借用对《诗经》中某些句子的言说隐喻自己的某种思想或愿望。《左传·文公十三年》载:鲁文公和晋侯谈判结束后, 在归国途中遇见郑伯, 郑伯宴请文公, 想请文公代他向晋侯说情, 表示愿意与晋和好。这场政治外交是以言说《诗经》的方式完成的。“郑伯与公宴于棐。子家赋《鸿雁》。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文子赋《四月》。子家赋《载驰》之四章。文子赋《采薇》之四章。”
特别是孔子在遵循周代礼乐政治言说方式下修《春秋》时所形成的“春秋笔法”, 即《左传》成公十四年记载君子曰:“《春秋》之称, 微而显, 志而晦, 婉而成章, 尽而不污, 惩恶而劝善, 非贤人谁能修之?”[4]这一委婉其说, 借曲笔来掩盖君恶的言说方式受到普遍推崇和仿效。于是用“以彼而言此”来阐释和论辩自己的思想观念成为当时诸子散文言说方式的主流和时尚。
更重要的是作为“士”阶层的诸子百家, 他们生活在一个社会动荡、各地诸侯称雄争霸时代。他们既无世袭之贵, 又无匹夫之勇, 因此, 传播已有文化, 建构诸子各自思想, 不仅是他们的谋生手段, 而且已成为诸子向社会言说, 进而对社会施加影响, 甚至改变社会格局的重要谋略和手段。先秦诸子在言说形式上既出于要遵循礼乐政治言说方式的伦理规范需要, 又要想尽办法力争使言说对象接纳自己的观点。但诸子的观点并非言说对象能够轻易接受、采纳的, 于是“隐喻”成为建构诸子散文中阐释、论证、说明自己思想观念的重要内容和依据。庄子散文就多以“寓言”言说来阐释自己的哲学思想, 正如郭庆藩在《庄子集释》卷九注:“言出于己, 俗多不受, 故外借耳。”“寓, 寄也。以人不信己, 故托之他人。”《庄子·寓言》说庄子:“寓言十九, 重言十七, 卮言日出, 和以天倪。寓言十九, 藉外论之。……重言十七, 所以已言也, 是为耆艾。”[5]“重言, 长老乡闾尊重者也。”《庄子集解》卷七谓姚云:“其托为神农, 皇帝、尧、舜、孔、颜之类, 言足为世重者。”《庄子集解》卷七:寓言, “室云:‘寄寓之言, 十居其九。’案:义在此而言寄于彼。”“鸿蒙、云将、肩吾、连叔之类, 皆寓言耳。”[6]说明所谓“寓言”、“重言”就是假借他事或他人的话语来阐述或论证自己所要说明观点和主张的言说方式。庄子之所以借用“寓言”、“重言”来阐释自己的思想观念、人生哲理, 是“以天下为沈浊, 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 以重言为真, 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 以与世俗处。其书虽环玮, 而连犿无伤也。其辞虽参差, 而諔诡可观。彼其充实, 不可以已。”[7]
为了使自己的言说更具讽谏力、说服力, 诸子不仅讲究和追求论辩技巧, 更注重选取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典型素材作为言说内容, 从而使自己的说理更加生动形象, 明白易懂, 分析论辩更加精辟透彻, 观点见解更具说服力。因此, 诸子在言说时常常或比方于物, 或托物于事, 或以圣贤之事之语劝说, 或以他人话语对比君王行事之误。“战国之文, 既源于六艺, 又谓多出于《诗》教;何谓也?曰:战国者, 纵横之世也。纵横之学, 本于古者行人之官, 观春秋之辞命, 列国大夫, 聘问诸侯, 出使去对, 盖欲文其言以达旨而已……是则比兴之旨, 讽喻之义, 故行人之所肄也。纵横者流, 推而衍之, 是以能委抑而入情, 微婉而善讽也。”[8]因此, 本身就具有篇幅短小、具体生动, 变抽象为形象、化高深为浅显等优势的“寓言”言说, 就被诸子广泛采用。从而为先秦历史散文、诸子散文中出现的“寓言”言说奠定坚实基础。
三、“寓言”文本言说的发生
先秦时期, 社会结构急遽变化, 激烈的社会大变革和阶级关系变动, 促成了各种政治主张的产生和不同哲学派别的形成, 由于政治主张和哲学思想的不同, 形成了诸子百家纷纷著书立说, 彼此诘难, 相互争鸣的形势。他们在宣扬和传播自己的政治主张、思想观念时, 出于既要遵循礼乐政治言说方式, 又要想方设法营造和睦愉悦的言说氛围, 在避免激怒言说对象的前提下, 进一步使言说对象信服于自己的观点, 甚至乐于接受、采纳他们的思想主张的需要, 于是“寓言”言说就理所当然地成为诸子宣扬和传播其政治主张、思想观念的主要言说内容和重要言说手段。因为“寓言”言说具有以下特点:
1. 以具体形象的方式言说抽象道理。
寓言, 顾名思义, 就是含有寓意的言语, 是一种借助具体形象来说明抽象道理的言说方式。寓言具有双重结构:表面看是一个语言精练、形象鲜明、情节单一、常用想象、怪诞和夸张的手法来塑造具有荒诞色彩的人物、事件或主题, 即“寓体”, 而故事背后却隐含着自己对时政真知灼见的思想和见解, 即“寓意”, 是先秦诸子兜售其政治主张、哲学思想的重要依据和言说手段。于是以具体形象言说抽象道理 (化抽象说理为具象叙述) , 或不离具体的抽象言说 (在具体形象的叙述中说理) 成为主流。这种思维的运思方式和言说方式, 是言说主体和言说对象在言说环境氛围下达到“上下和亲而不怨”的最佳效果而采取的言说表现手段, 其言说目的是通过“寓言”的“能指”, 达到和实现诸子思想的“所指”。庄子采用“寓言”、“重言”的言说方式, 不仅出于遵循和符合礼乐政治言说伦理原则, 以及世人多不信于自己言说的考虑, 也是出于使言说对象能形象地理解和接受自己思想观念的需要。
以散见于《庄子》散文中的“寓言”言说为例, 其“寓言”所刻画的重点不在于故事情节建构的跌宕曲折, 人物形象塑造的生动形象, 场景描摹的具体细腻, 而在于言说主体与言说对象的大量对白, 甚至有些连篇累牍的对话, 假借他人 (它物) 之口来表达思想观念、哲学主张。通过对言说内容的精心设计, 使人感到庄子说理的精析巧妙, 议论的磅礴气势, 思想的博大精深。《庄子·应帝王》通过南海帝倏, 北海帝忽, 为报答中央帝混沌之德而“日凿一窍, 七日而混沌死。”阐释哲学思想:人的本性是自然的, 如果有意地加上心机、智巧等小聪明, 人纯净的本性就会遭到破坏而死亡。
《庄子·盗跖》以“盗跖”、“子张问于满苟德”、“无足问于知和”三个“寓言”、“重言”故事, 构建成一篇完整的言说整体, 通过层层说理, 意在建立庄子破除名利观念, 指出名利权势对人的身心的危害, 并将儒家的圣贤名士讽为残命伤性的人的思想。为使说理更富生动形象性, 在“盗跖”篇章中对“孔子率其弟子游说盗跖”的简要情节虚构;以盗跖“目如明星”、“发上指冠”、“案剑瞠目”、“声如乳虎”等某一形象特征的突出描摹, 以及“子张与满苟德”、“无知与知和”的充满睿智的辩驳, 阐释和印证庄子的这一淡泊名利, 无羁于世俗的思想观念。
从《庄子·逍遥游》以“鹏之徙于南冥也, 水击三千里, 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 去以六月息者也”, 和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 抢榆枋, 时则不至, 而控于地而已矣, 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的对比叙述和刻画, 生动形象地再现了庄子超然物外、任天适性的精神境界。
《秋水》无论是对虚构中的神河伯与北海若的对话论辩;生活中的物埳井之蛙与东海之鳖的不同生活环境描述;或是以言说主体而出现于文本中的庄子、孔子、惠子人物形象, 其故事叙述、情节展开、形象塑造等莫不是以为阐释和论证庄子:道无所不在, 要应合自然, 顺应天道, “上善若水”的哲理观念而服务。
2. 寻求“寓言”言说的意义, 而非追求“寓言”本身的真相。
如果说《庄子》寓言多取材于神话传说、动物故事、奇人其事、想象丰富、情节奇特, 运用充满浓郁奇幻色彩的“寓言”言说来展示自己的丰富思想和人生哲理的话, 那么《孟子》《吕氏春秋》《晏子春秋》《韩非子》《墨子》等诸子的寓言则多取材于历史故事和生活故事。对于历史故事和生活故事的选用和剪裁, 诸子关注的不是如何真实记录、描述和反映生活, 而是精心设计在与言说对象的言说交际过程中, 如何巧妙运用来源于历史、生活而又经过自己精心虚构、编制、加工的“寓言”, 通过对描述对象某个特征的有意放大、变形、夸张甚至怪诞的渲染, 作为阐释自己的政治主张、哲学思想的重要依据。警示言说对象对自己某种观念、见解的注意。因此, “寓言”中的形象, 大多采取概括性的、粗线条式的记述手法。如《韩非子·自相矛盾》中用一个楚国商人卖什么都不能刺穿的盾和什么都能刺穿的矛, 这种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事实真相”故事, 言说礼制和法制的不可并存的道理;《韩非子·守株待兔》中对宋国一个种田人愚蠢做法的描述, 结尾处用警醒的议论“今欲以先王之政, 治当世之民, 皆守株之类也”, 批判那些墨守成规、顽固守旧的陈腐思想;《吕氏春秋·掩耳盗铃》用夸张的漫画式笔调勾勒出一个自欺欺人的形象, 来阐释凡是客观存在的东西, 它不会依人的主观意志、行为而改变;《吕氏春秋·刻舟求剑》塑造一个墨守成规、死守教条的楚人形象, 嘲讽那些拘泥成法、不知变通的人。《韩非子·郑人买履》则借一个宁可相信自己脚的尺码而不相信自己的脚的人, 讥讽那些墨守成规、迷信教条而不尊重客观事实的人, 等等。这些“愚人形象”给“寓言”言说带来了旨意悠长的意味:这样的“傻”并不是真正的生活中的“蠢”, 而是在某种事理上的“不开窍”, 他们经常会做些现实生活中没有理由出现的, 看似“违背常理”又非“违背常理”的事情。这种傻味、愚拙味在“寓言”形象上实际就是一种审美的趣味, 它在为言说对象带来可爱和可笑的种种令人愉悦的感受的同时, 又使言说对象认识到“寓言”背后意味深远的旨意。这种感受除了使言说对象感受到“傻”形象的特殊味儿外, 更重要的是实现最大限度地帮助言说对象认识现象背后的真理。
由此可见, 诸子散文大量运用“寓言”言说, 其目的是通过言说内容所呈现出的主旨、形象、情节, 使言说对象依据自己的生活体验, 激发情感活动, 达到言说主体与言说对象在某种精神层面的共鸣, 从而实现寓言言说内容所隐含的内在的丰富意义。因此, 先秦诸子在寓言的虚构编制上, 强调和重视的是寓言的寓意, 而非寓言本质的真相。是言说主体通过描述一种简短而又生动的情节, 塑造一个简洁而又典型的形象, 展示一个单一而又鲜明的主旨, 一步步将被言说对象引导到特定的言说环境中, 使被言说对象信服于言说主体的说理, 从而达到叶燮“呈于象, 感于目, 会于心”的境界。
3. 重在对言说对象情感的“激起”, 达到诸子言说的目的。
面对诸侯列国纷争的现实, 诸子以雄辩的口才, 机智的应变能力, 在好辩尚争的风气下, 各自施展智慧, 为了达到所谓“一言以兴邦, 一言以丧邦”目的, 诸子百家常常在言说环境中利用人们共有的生活经验和生活情感, 巧妙机智地设计“寓言”言说内容, 激发言说对象与自己在情感上产生共鸣体验, 同时也能通过这一委婉言说, 将不可直说或不易言说的观点主张表述出来, 达到讽谏、说理目的。即先秦诸子在对社会、诸侯宣扬自己的思想观念和生活哲理时, 不是把思想观念、生活哲理作为对立的客观现象来言说, 而是把自己作为置身于其中的某一种行为和过程来参与, 因此在言说中也充满了言说主体切身的感受和体验, 不像通常那样讲这个“理”, 也不像通常那样用这个“言”, 而是在论述其思想和哲理时也使人感觉是在言说诸子自身的经验和体会。《孟子·公孙丑上》孟子向公孙丑言说如何赡养浩然正气, 先讲要用正义去培养它;不要伤害它;要日积月累, 时刻记住它, 但千万不要操之过急;紧接着用《揠苗助长来》阐释:凡事要按规律办事, 否则欲速则不达。类似于这种用“寓言”言说来阐释论证先秦诸子自己思想观念、生活哲理的言说方式在诸子散文中数不胜数:《孟子·缘木求鱼》说明行事的方向、方法不对, 必将徒劳而无功;《庄子·庖丁解牛》阐释只有通过长期的实践、研究, 才能掌握知识和技能;《孟子·学奕》说明学习之道, 虽有良师, 但学习是否专心致志, 效果却大不一样;《庄子·涸辙之鱼》和《韩非子·远水不救近火》说明舍近求远, 是解决不了急迫问题的;《孟子·楚人学齐语》说明一个人学习哪国语言, 关键看他生活在哪个国家;《孟子·月攘一鸡》告诫治国者发现自己的错误后就应痛下决心, 坚决改正。《吕氏春秋·澄子亡缁衣》批判那些为了弥补自己的损失而损害别人的利益, 还公然宣称其行为使被掠夺者得到了利益的强盗逻辑;《韩非子·讳疾忌医》告诉人们要防微杜渐, 防患于未然;《韩非子·和氏献璧》的故事说明在认识真理的道路上会遇到挫折, 需要作出牺牲, 但只要坚持到底, 不折不挠, 真理终将会被人们所认识、所掌握。《韩非子·击鼓戏民》说明在事关重大的事情上, 千万玩不得儿戏。如果拿原则问题开玩笑, 就会失信于民, 招致大祸;《韩非子·鲁人搬迁》说明要发挥自己的专长, 必须找到合适的地方, 如果找错了地方, 长处就会变成短处;《墨子·楚王好细腰》劝告领导者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吕氏春秋·杀马取道》批判了治国者不讲究正确方法而只知靠严刑峻法实行统治的现象, 等等。
余论
寓言, 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样式鼎盛于先秦时期, 这种散见于历史散文、诸子散文中的“寓言”言说, 是作为言说主体的诸子百家, 在严格遵守礼乐政治言说伦理标准要求下, 为了说服言说对象, 达到讽谏、说理目的, 使言说对象由衷的接受, 甚至采纳诸子思想观念而虚构编制出来的。
诸子运用寓言言说的目的, 是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以此来向社会、向诸侯兜售自己的观点和主张, 实现自身价值, 谋求一官半职的重要言说手段。在诸子文章中, 寓言不是单独的存在, 而是诸子议论散文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或者作为譬喻, 使所讲的道理浅显易懂, 悦耳动听;或者作为寄托, 把要说的道理, 通过寓言中的形象表达出来;或者作为论证, 用寓言中所说的事情证明文章的观点。
摘要：散见于诸子散文的“寓言”言说, 是先秦诸子严格遵循礼乐政治言说原则, 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主张, 使言说对象能信服并接受其见解而服务的。其虚构和编制的目的, 在于阐释自己观点和见解的正确性, 或借寓意主题言说自己的理想抱负, 或借某种形象言说自己的人生价值观。在简洁而又引人入胜的人物形象中, 在耐人寻味的“寓言”情节及主旨中, 在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生动形象而又充溢着无可辩驳的睿智辩论中, 诱导和启发言说对象由衷地折服于自己的观点, 从而达到使言说对象诚服接纳、甚至采用自己观点的效果而服务。
关键词：寓言,言说方式,隐喻,讽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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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叶瑛.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 1985:60.
发生方式 篇2
有人说，如果你想了解近现代的中国，那么，请到天津来吧，这里记载了上一个世纪里，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困厄与奋起。也有人说，如果你想了解前沿的中国，那么，请到天津来吧，这座历史悠久而又血气方刚的城市所发生的巨变，正是无数动人的“中国故事”的一章。
以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为标志，天津再次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这座积蓄了太多激情和梦想的城市，由此踏上转型与振兴的崭新征程。
在新世纪以来“最困难一年”的最后几天，我们来到天津。突袭的寒流中，这座城市的日新月异、热火朝天，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撞击。“调整”、“提升”、“创新”、“创业”，成为这座城市最核心的关键词。天津，正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为契机，经历一场产业结构与发展方式的质变。
这是一组带着信心与希望的数字：2009年，天津生产总值预计增长16.5%，财政收入增长21.1％；内需拉动强劲，预计固定资产投资增长4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21%……主要经济指标增幅相当于或好于上年。
“必须集中智慧和力量，把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作 1 为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在创新发展模式、提高产业竞争力上下功夫、见成效，坚决打好结构调整优化升级攻坚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在接受采访时说。
在调整中发展，在转型中提升——经济增长水平更高、后劲更足、更可持续
从滨海新区汉沽白茫茫的滩涂上眺望，矗立着两座巨大塔状建筑物，那是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与天津市政府合建的北疆发电厂两座冷却塔，塔顶冒出的蒙蒙烟雾不是燃烧排放物，而是冷却海水溢出的水蒸气。
北疆发电厂是国家首批循环经济试点项目，也是2007年天津确定的首批20项重大工业项目之一，规划三期建设4×1000兆瓦燃煤发电超超临界机组和40万吨/日海水淡化装置。一期2×1000兆瓦发电机组和20万吨/日海水淡化装置已经竣工，它首创了“发电—海水淡化—浓海水制盐—土地节约整理—废物资源化再利用”的循环经济模式，每一个环节产生的废弃物都被下一个链条吸收利用。
2007年6月天津市第九次党代会以来，明确把调整优化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以高水平的大项目、好项目为载体，构建高端化、高质化、高新化产业结构，投产达标一批，开工建设一批，储备报批一批。至去年7月，累计推出5批100项重大工业项目，总投资5029亿元，超过1950年至2006年57年的总和。
走入空港物流加工区空客天津总装厂房，映入眼帘的是由红黄两色工装夹具组成的4个站位，厂房顶部纵横交错着一部部天车，中外技术工人组装忙碌。就在2009年12月中旬，第十一架A320系列飞机交付中国客户。
空客A320飞机总装线为亚洲第一条、全球第四条民用飞机总装线，也是天津首批重大工业项目之一，15个月建成投产，2009年5月18日首架A320飞机试飞，6月23日交付中国客户。国外媒体称：“这是进一步显示中国在全球崛起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天津港保税区管委会主任冯志江介绍，以空客飞机总装作为重要起点，编制了临空产业区总体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规划面积102平方公里，涉及航空设计、研发、试验、部件加工组装、总装，向后延伸的销售、维修、租赁、金融服务等完整产业链。目前已有40余家国内外大型航空企业和零部件配套企业集聚。
继空客A320项目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大火箭产业化基地、中航工业直升机以及无人驾驶飞机、卫星有效载荷共“三机一箭一星”也相继落户天津。航空航天产业从无到有，仅用3年即成长为天津第一优势产业，使天津在全国唯一兼有航空航天产业。
除航空航天外，石油化工、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国防科技和轻工纺织等，构成关系国家命脉和核心竞争力的天津工业八大优势产业。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造成外贸出口锐减的严峻形势下，天津工业新项目、大项目中流砥柱，3 弥补了存量下滑1300亿元，净增产出700亿元，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0％，八大优势产业占工业比重超过90％，产业结构发生了脱胎换骨之变。
不仅是第二产业“一花独放”，天津以大项目、好项目作抓手，加快了三次产业结构调整。2007年、2008年，天津农业区县建成高效设施农业面积10.2万亩，为过去15年的规模总和。市农委规划处长杨青松算了一笔账：“总产量41.8万吨，产值9.56亿元，为农民创收6.9亿元，是过去收益的5倍以上。”2009年，天津又新增种植业设施10.1万亩和9个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全市农村新整合了 31个示范工业园区，农村居住社区、工业园区、农业产业园区三区统筹联动，产业化经营代表了农业结构调整的方向。
80个重大服务业项目拉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2009年天津服务业增加值增长15％，为近年最好水平。津湾广场“不夜城”、意式风情区、1902欧式风情街、和平路滨江道商业街等40个商贸旅游精品项目的建成和一批商业特色街的改造提升，汇聚了人气，增添了财气。创意产业、总部经济、楼宇经济日长夜大。市商务委主任王树培告诉记者，2009年商贸旅游业的总量和增速居于第三产业之首，对全市第三产业贡献率超过33%。
“构筑高端产业高地，是危机后时代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之举。天津探求在调整中发展、在转型中提升，使增长更上水平、更有后劲、更可持续。”市发改委常务副主任张晓雁分析 4 道。
科技为引擎，人才为支撑——自主创新领域佳音频传，助推经济结构优化提升
“真是天上掉馅饼了！”天津炜杰科技公司董事长宋洪海惊喜不已。2009年10月，这家民营高技术企业用四项专利质押，无需担保，从大连银行天津分行贷款2000万元。这是天津首笔发放专利权质押贷款。
为有效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扶持自主创新，天津科技部门与多家银行建立了投融资平台以及财政性科技资金与商业金融资金的互动机制，吸引上海浦发银行天津分行、大连银行天津分行分别为143家企业提供无抵押、无担保打包贷款，同时两家银行又根据企业需要及时增贷1亿元，炜杰科技公司就此解决了燃眉之急。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推进结构调整的中心环节。”南开大学经济学教授逄锦聚指出，结构调整能否成功，关键看科技的发展、应用和自主创新。
截至去年底，天津确定的55个自主创新产业化重大项目已累计完成总投资117.5亿元，研发经费投入18.2亿元，新兴科技产业化、重大创新产品研制和重大关键技术开发，出现了显著的创新驱动效应。比如大功率半导体照明产品研制及产业化项目，组建了大学、科研院所、企业合作互动的技术创新联盟，聚集了全市的半导体照明关键材料、器件和终端产品产业化项目，企业 5 群体超过百家，规模近百亿元。
“危”中求“新”，天津自主创新领域佳音频传。超百万亿次曙光计算机建成投入使用，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继美国之后第二个生产高性能服务器的国家；锂离子动力电池关键核心技术重大突破，使天津成为国内最大的动力电池生产基地；随着单机2兆瓦、5兆瓦风力发电机组项目的开工，天津成为全国重要的兆瓦级风力发电成套装备制造基地；赛象科技公司继巨型工程子午线轮胎一次法成型机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后，直径近5米的特巨型子午线轮胎制造设备又研制成功……
市科委主任李家俊介绍，天津已在干细胞和修复医学、癌症和艾滋病等重大疾病的药物开发、太阳能电池、膜分离技术与材料、数字装备等方面具有明显的科技优势，建成了现代中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环保科技等一批国家级产业化基地。
自主创新离不开高端人才的支撑，以高水平人才的需求逐渐取代对资源或实物资本的需求，进而成为经济结构优化的推力。近年来，天津吸引了一批国内外的创新团队、技术领军人物和拔尖人才。市委、市政府放眼长远，通过公示规划，广泛听取市民群众的建议，决定在海河中游南岸建立教育园区，包括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的新址。首先启动建设高职区，打造成国家级高等职业教育改革试验区，为经济转型输送高素质的技能人才大军。
体制顺，发展更顺；机制活，满盘皆活——综合配套改革向纵深推进，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前些天，在天津排放权交易所，上海济丰纸业包装公司向厦门赫仕环境工程公司购买了6266吨的碳排放量指标，用于抵消自2008年1月1日至2009年6月30日在上海济丰运营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量。这是国内第一单标准化碳中和交易，确立减排领域的“中国标准”。
“滨海新区是中国经济版图上最耀眼的增长极之一，肩负着探索中国改革新方向，寻求低碳绿色经济发展模式等多重目标。”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周立群认为。
滨海新区体制之“新”，体现在天津市委、市政府在大、中、小三个候选方案中选择了改革“最彻底”的一个。建立统一高效的行政架构，区委、区政府比现有机构和人员精简一半以上，组建两类区委、区政府的派出机构：城区管理机构，主要行使社会管理职能；功能区管理机构，主要行使经济管理职能。同时，赋予新区更大的自主发展权、自主改革权、自主创新权。凡属于天津市权限范围内的，新区可以自行决定的事，原则上都下放给新区；凡新区能办的事，支持先行先试，为改革创新创造必需条件。
2009年10月，天津编制上报的《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金融创新专项方案》获得批复，在投融资体制、综合经营、整合及新设金融机构、外汇管理、设立柜台交易市场的前期准备、改善金融发展环境六方面进行改革试点。
去年天津新推金融创新20个大项47个子项。拓展直接融资渠道，累计注册各类股权投资基金和创业风险投资企业355家，7 成为我国股权投资基金相对集中的城市，渤海产业投资基金成立参股优质项目，又设立船舶产业投资基金和飞机租赁基金。天津股权交易所、滨海国际股权交易所、渤海商品交易所揭牌交易，为基金与企业提供投融资信息服务，搭建与国际接轨的大宗商品交易定价平台。
天津市政府金融办副主任杜强说，滨海新区金融领域的不断探索，不仅为天津经济转型提供支持，也将对我国金融体系的完善和发展起到先行先试的作用。
“危”中突围，经济结构调整深层次涉及的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综合配套改革，结构调整必须与深化改革相契合。2008年3月，国务院批复《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涉及企业改革、科技体制改革、涉外经济体制改革、金融改革创新、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等十项重点内容。
建设东疆保税港区是其中涉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2009年12月18日，东疆保税港区以物流仓储、金融服务、电子商务、国际贸易等八大项目的签约迎来开港2周年。2年中，天津东疆保税港一期4平方公里注册229家中外企业，建成七大类产品交易市场，与蒙古、意大利合作的物流园积极进展，试行船舶特别登记制度，试水离岸金融业务。
地更绿、水更清、天更蓝——不给城市留败笔，不给后代留遗憾
1/3废弃盐田，1/3盐碱荒地，1/3污染水面，土壤盐化，淡 8 水缺乏，在资源约束条件下建设生态新城，“向恶劣自然条件挑战！” 中新天津生态城管委会副主任崔广志说话高亢有力，他的身后是白鸽栖息水面的实景巨幅照片，面前是生态城的规划沙盘，这是生态城首个建成使用的绿色建筑综合服务中心。
规划面积约30平方公里的中新天津生态城坐落滨海新区，是中国与新加坡两国政府间合作的旗舰项目，也是第一个中外合作的生态城项目。自2008年9月奠基以来，已完成起步区25公里道路设施，“主题公园式”的国家动漫产业园以及科技园均已开工，环境治理启动。生态城的落户，刷新了天津城市的概念。
国家赋予天津“生态城市”的发展定位。构建生态宜居城市既担负着重大的使命，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所在。2007年，天津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了《生态市建设规划纲要》；2008年，市政府又制定了生态市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天津的城市面貌正发生巨大变化，连续两年展开了两个150天的市容环境综合整治，以“突出洋气目标，准确功能定位，体现文脉传承，注重街景创新，彰显天津特色”为宗旨，“不给城市留败笔，不给后代留遗憾”，对每一个项目、每一个部位都精心设计，精雕细琢，2009年整修了201条道路和4127栋楼房，改造提升了八大公园并免费向市民开放，垃圾收集处置网络完善，中心城区整治全覆盖，中西合璧、简约整洁、清新亮丽、大气洋气的城市风格逐步显现。
眼下虽是深冬，天津的大地不乏绿色，品种多姿多样，建成 9 区绿化覆盖率达38.5%，人均公共绿地8平方米；天津的河水变清了，通过大规模的水环境专项治理，河道水质明显改善，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保持100%，193万农民饮用水安全得到保障；天津的天空更蓝了，以煤烟型污染、建筑工地扬尘和汽车尾气治理为重点，开展了烟煤电厂、非电企业高效脱硫改造，至去年底，中心城区小锅炉全部并网。
在规划展览馆，郭女士兴奋地在市区规划模型中寻找现居住的新社区，又找到自己在西站附近拆迁前的出生地。她是地地道道的天津人，记忆中，昔日的西站周边曾是“老平房、屋子矮、地面潮，胡同如同羊肠道”。而如今，她几乎每天都在感受变化带来的惊异。
“危”中运筹，城市建设问计于民。2009年,《天津市空间发展战略规划》等一系列重大规划相继通过新闻媒体向市民公示，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和赞誉。两次公示期间，到规划展览馆了解规划方案的市民超过7万人，经过整理形成意见5100余条，近千条建议直接采纳。新的天津空间发展总体战略确定为“双城（中心城区、滨海新区核心区）双港（天津港北港区、南港区），相向拓展，一轴（京滨综合发展轴）两带（东部滨海发展带、西部城镇发展带），南北生态”，展现了天津广阔的未来。
在规划展览馆，迎面有一巨大的世界地图模型，上面清晰地标注着天津的位置。
在这里，一位位普通的市民，正以充满期待的目光，寻找自 10 己新家园的位置。
看转型中的天津，正以重新崛起的姿态和只争朝夕的豪情，寻找着在全球城市中的位置。
塌方式腐败何以发生在审批环节 篇3
“阶梯式”报批，层级过多。行政项目审批往往是层级递交，逐级报批，有的项目甚至是县里批了报市里，市里批了报省里，省里批了报部委，各级在项目报批过程中又都经具体承办人、科长、处长、局长层层把关，这使得各层、各级官员都有弄权的可能，而且容易形成利益链条，这种情况一旦发生腐败，极易形成串案，上下级之间很可能成了拴在一条绳上的蚂蚱，引发全线崩溃，大小官员纷纷落马。
2014年9月，深圳市检方就透露深圳市消防局建审处处长朱某某、副处长李某某以及工程验收科、消防产品检验科工作人员等5人因涉嫌受贿罪被查办，另有2人因涉嫌贪污罪被查办。深圳市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马某说，2013年他承包了两个消防项目工程，深圳市消防局建审处处长、副处长，到工程验收科科长、副科长都要逐一“打点”。一位从事消防报建工作的人说：“我们把图纸和资料提交给消防主管机构审核，有些具体问题要沟通，就要有所表示”。
“家长式”审核，个人说了算。各类行政事项审批最后拍板的人，往往都是各级行政机关“一把手”，批与不批、怎么批都由“一把手”决策，导致个别“一把手”把自己当成“家长式”人物，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搞“一言堂”;把上下级关系搞成人身依附关系，任人唯亲，将所谓的“自己人”放在具有行政审批权的岗位和部门，为自己腐败创造了条件。这样的单位或部门各类监督必然是苍白无力，各项制度规定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
这样的“一把手”一旦腐败，必然是一腐一窝，成片崩塌。郑筱萸在任时一手遮天，让他的两个秘书曹文庄、郝和平，分别掌管国家药监局最具审批权的注册司和医疗器械司。在郑案发前后，国家药监局引发了塌方式腐败，郝和平、曹文庄、化学药品处处长卢爱英、国家药典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王国荣等人都因药品和医疗器械注册审批纷纷落马。
“抽屉式”标准，监管缺失。一些行政审批机关不向相对人公开行政审批的条件、时限、程序等，相当一部分审批标准是“抽屉标准”，审批过程“只与官知，不为民晓”。
审批程序缺乏透明度，标准不明确，一些审批人员根据经验、关系来决定审批与否，为滋生腐败窝案提供了便利条件。中纪委披露，刘铁男对于认可的项目，可以上午说完下午就办;对不认可的项目，可以一拖再拖，甚至拖得没有下文。刘铁男在接受组织调查之前，曾在几个月内突击审批过不少批文。据他事后交代，此举是预感大事不妙后为了少得罪人，可见行政审批的自由裁量权有多大，标准如何不明确。
行政审批引发塌方式腐败，不仅败坏了社会风气，而且影响了经济发展。最近两年来，国务院取消和下放了一批审批项目，切实治理行政审批环节存在的各种问题。从长远来看，从预防塌方式腐败来看，根治行政审批产生的腐败毒瘤不容懈怠。（文丨聂尔新）
发生方式 篇4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田基本情况
试验在黄冈市黄州区陶店乡幸福村某农户承包田进行, 该田块为冬闲田, 排灌能力良好, 泥砂田, 地力水平中等, 质地壤土, p H值5.6, 含有机质1.78%、碱解氮169 mg/kg、有效磷8.5 mg/kg、速效钾22 mg/kg。
1.2 供试材料
供试水稻品种为中稻Y两优6号 (海南神农大丰公司生产) ;防治对象为“两迁”害虫, 即褐飞虱、白背飞虱、稻纵卷叶螟。
1.3 试验设计
采用裂区试验设计方法, 主区设机耕、牛耕二因素, 副区设人插、机插、抛秧3种插秧方式, 共有牛耕—机插、旋耕—机插、牛耕—抛栽、旋耕—抛栽、牛耕—人插、旋耕—人插6种栽培模式。4次重复, 共24个小区, 小区面积100 m2。
1.4 田间管理
5月25日育秧, 6月20日移栽, 施25%复合肥750 kg/hm2、碳酸氢铵375 kg/hm2, 返青后7 d施尿素150 kg/hm2, 并施精克草新除草剂除草, 全生育期未用药剂治虫。
1.5 气候情况
秧苗移栽当天最低温度32℃, 最高温度36℃, 平均温度28℃, 多云, 风力小于3级。移栽后5、6、7、8 d均有大雨。7、8月出现历史罕见持续高温天气。
1.6 病虫害调查分析方法
于水稻不同生长期调查“两迁害虫” (稻飞虱、稻纵卷叶螟) 的发生危害情况, 收获时进行产量考察。
1.6.1 稻飞虱。
于稻飞虱 (褐飞虱、白背飞虱) 3、4、5代低龄若虫发生高峰期各调查1次。每小区随机调查5点, 每点2丛, 用盆拍法计数。统计几种不同模式下稻飞虱种群数量。
1.6.2稻纵卷叶螟。
采用双行平行跳跃式取样, 每处理田块查50丛, 剥检所有卷叶虫苞, 记录虫口密度、卷叶率。
1.6.3 产量考察。
收获时, 每处理实收1 m2单收单脱单晒, 获取实产, 并折合成单产。
使用DPS软件, 采用邓肯氏新复极差 (DMRT) 法对试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和比较。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耕作方式和插秧方式对稻飞虱发生数量的影响
如表1所示, 采用牛耕耕作方式, 人插方式下稻飞虱发生虫量平均在1 369.75万头/hm2, 要多于机插 (849.13万头/hm2) 、抛秧方式 (885.25万头/hm2) ;采用机耕耕作方式、人插方式下稻飞虱发生虫量平均为1 131.25万头/hm2, 要多于机插 (778.25万头/hm2) 、抛秧方式 (925.75万头/hm2) 。
如表2所示, 不同耕作方式 (因素A) 间差异不显著, 插秧方式 (因素B) 间差异达极显著水平, 耕作方式、插秧方式 (A×B) 间互作效因不显著。进一步对各因素内部进行多重比较, 如表3、4所示。机耕与牛耕2种耕作方式对稻飞虱发生数量的影响区别不大, 两者差异未达显著水平。人插秧稻飞虱发生数量最大, 与抛秧、机插秧相比, 差异达极显著水平, 但稻飞虱发生数量在抛秧与机插秧2个处理间差异未达显著水平。
(万头/hm2)
注:稻飞虱虫量为3代平均值。
2.2 不同耕作方式和插秧方式对稻纵卷叶螟发生数量的影响
如表5所示, 采用牛耕耕作方式, 人插方式下稻纵卷叶螟平均幼虫数为366.9头/百株, 低于机插方式 (394.9头/百株) 、抛秧方式 (410.9头/百株) 的平均幼虫数, 人插方式下卷叶率平均为17.89%, 低于机插 (18.08%) 、抛秧方式 (18.19) 的平均卷叶率。采用机耕耕作方式, 人插方式下稻纵卷叶螟平均幼虫数为269.1头/百株, 低于机插方式 (338.9头/百株) 、抛秧方式 (340.9头/百株) 的平均幼虫数, 人插方式下, 卷叶率平均为15.14%, 低于机插 (17.04%) 、抛秧方式 (19.30%) 的平均卷叶率。
注:稻纵卷叶螟的幼虫数量为3、4代的平均值。
如表6所示, 耕作方式 (因素A) 间差异显著, 插秧方式 (因素B) 间差异达极显著水平, 耕作方式、插秧方式2个处理 (A×B) 互作效应极显著。如表7、8所示, 机耕与牛耕2种耕作方式对稻纵卷叶螟影响区别较大, 两者差异达显著水平, 但未达极显著水平。抛秧稻纵卷叶螟卷叶率最大, 与机插秧、人插秧相比, 差异达极显著水平, 机插秧与人插秧稻纵卷叶螟卷叶率差异也达极显著水平。
2.3 不同耕作方式和插秧方式对中稻产量的影响
如表9所示, 采用牛耕耕作方式, 人插方式下中稻产量平均为6 375 kg/hm2, 低于机插 (7 075 kg/hm2) , 高于抛秧 (5 850 kg/hm2) ;采用机耕耕作方式, 人插方式下中稻产量平均为6 825 kg/hm2, 低于机插 (6 750 kg/hm2) 、抛秧 (6 750kg/hm2) 。
如表10所示, 不同耕作方式与插秧方式对产量的影响间差异极显著, 两者间互作效应亦达极显著水平。如表11、12所示, 机耕产量比牛耕产量高, 2个处理差异显著, 但未达极显著水平。3种插秧方式对产量影响差异极显著, 机插秧产量最高, 人插秧次之, 抛秧产量较低。
3 结论与讨论
牛耕与机耕2种不同的耕作方式对稻飞虱发生量影响不大, 但对稻纵卷叶螟发生的影响很大, 其中牛耕方式下稻纵卷叶螟发生重;人插、机插、抛秧3种插秧方式对稻飞虱发生量影响差异极显著, 人插秧发生量显著高于机插、抛秧, 对稻纵卷叶螟则有不同结果, 人插秧处理稻纵卷叶螟危害较轻, 机插秧次之, 抛秧最重[4,5]。牛耕与机耕2种不同的耕作方式对最终产量影响结果是:机耕产量显著高于牛耕;机插秧平均产量达到6 912.5 kg/hm2, 极显著地高于人插秧的6 600.0 kg/hm2和抛秧的6 300.0 kg/hm2, 3个处理间差异达极显著水平。
综合评判, 机耕对两迁害虫的发生有一定抑制作用, 且产量较高, 而机插秧对2种害虫也有良好的抑制作用, 在3种方式中, 产量也是最高的, 结合农村劳动力缺乏、素质下降等特点, 所以生产中推荐机耕机插栽培方式。
摘要：为研究不同耕作方式和插秧方式对中稻两迁害虫和中稻产量的影响, 特采取裂区试验设计的方法在黄州区开展田间试验。结果表明:牛耕与机耕2种耕作方式对稻飞虱发生量影响不大, 但牛耕方式下稻纵卷叶螟发生重;人插秧方式下稻飞虱发生量显著高于机插、抛秧2种方式, 而人插秧方式稻纵卷叶螟反而危害轻一些。机耕方式产量显著高于牛耕;机插秧方式平均产量极显著地高于人插秧和抛秧。在黄州区中稻生产中推荐机耕机插栽培方式。
关键词：耕作方式,插秧方式,两迁害虫,裂区试验设计,中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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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方式 篇5
一、探索并建立小班化教育模式下的小组合作学习模式
构建结构合理的合作小组，让每一个学生的学习方式真正发生改变。构建结构合理的合作小组，可遵循“组内异质，组间同质”分组的原则，也可根据需要以“组间异质，组内同质”为原则进行分组，或兼有两种形式，或因课堂合作需求而异。首先要对学生的知识基础、兴趣爱好、心理素质等进行综合评定，使每个小组的实力基本相当，合作小组以四人为主。在组建的时候在座位安排上进行合理搭配，让每个学习小组有不同性格、不同性别的学生，使优等生的才能得到施展，使中等生得到帮助，实现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的目的。
李芳老师在她的小班化教学案例中这样讲述：“我们班里有一个学生，很好动，学习新知识特别快，与他的同位相比他稍微弱一点，在两人合作互教互学时，他们常常因为早完成任务而说话打闹，让我和他们的小组长不得不一遍遍提醒他。后来我就想了个办法，给他换了一个接受能力特别弱的孩子，这下他可有事做了，合作的时间中他自始至终都在一遍遍地教同位读课文认生字，让我暗自窃喜！看，同位搭配还是学问多多的！”
二、为班级命名、为小组命名、设立小组口号。一班一品、各有特色。各具风格
每个班级都有响亮的班名，每个学习小组都有富有新意的组名。如，垦利三小三年级一班命名为银河班级，全班同学分成了7个大组，以北斗七星七颗星的名字为小组命名，分别为：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摇光，寓意缺一不可、紧密相依，以集体的方式站立！他们的口号是：让每一颗星星在银河中闪亮。另外还有航海班级，小组以帆船旗号来命名；彩虹班级，以赤橙黄绿青蓝紫命名小组——凝聚了人心，形成了小组目标和团队精神。设计新颖的小组评价表醒目地张贴在黑板的一侧，也在告诉我们这里的一切都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
三、出台《小班化课堂小组合作学习规程》，为小班化课堂教学提出具体要求
以“先学后教，以学定教”为教学原则，同时兼顾不教原则：学生自己已会的不教、学生自学能学会的不教、学生合作能学会的不教、教师教也教不会的不教，构建以“自主”“互助”为核心的教学模式：认定目标，独立自学（利用预习单自主学习阶段）——小组交流，互助落实（利用共学单互助合作阶段）——课堂讨论，质疑解疑（总结提升阶段）——回扣目标，训练巩固（反馈矫正阶段）——拓展延伸，反思升华（利用延学单课后探究阶段），在此基础上形成各学科、各课型不同的小班化教学模式。（或者利用预习单课前学习——课堂上小组利用组内评价表检查预习结果，检查方式教师自己编程。）
四、注意事项
1.合作学习方式推荐。
（1）交流式：如我说你听，你说我听；巩固强化，我写你看，你写我看。
（2）互教式：如我不会你教，你不会我教；互查互正，兵教兵、小先生。
（3）互评式：我说你评，你说我评；我写你评，你写我评。
（4）合作式：不同组员分工承担任务，然后汇总交流汇报。
（5）探究式：从分歧、质疑到达成共识到讨论。
2.时间分配：2020模式。
教师讲的时间不能超过20分钟；学生学习时间不能少于20分钟，即教师在学生中间巡视、个别辅导、诊断时间不少于20分鐘。
3.诊断方式（尤其在习题环节）。
（1）巡回诊断：教师在巡视过程中，小组中完成快的学生，教师先批改讲解，这部分学生再作为小老师对本组其余成员进行批改。
（2）个体诊断：一是课堂上的诊断，二是课余（自习）关注（重点后进生）。
4.四个百分百：百分百受到关注；百分百互动；百分百有展示机会（按号或差优为序皆可，杜绝无序发言或交流）；百分百得到发展。
5.汇报方式推荐：A个人汇报，B小组汇报（代表），c个人+小级（个人在小组汇报，小组代表汇报），D组间互动。
6小组合作每次不少于3分钟，每堂课至少有一个深度思维问题，3个左右学生来回答，10秒以上思考，对学生进行有效训练不少于10分钟，对于来自星星的孩子可进行课后预约。
五、注重多元评价。热情鼓励
关注每一个孩子全面、全程的动态发展，构建科学合理、符合“小班化教育”特色的有效性评价体系，团队评价、动态评价、互动评价、奖章评价，注重评价内容的多元化，对学生的行为习惯、心理素质、合作意识、探究能力等多角度、多层次的评价，从而调动各类学生的积极性，促进学生、教师、学校的协调发展。
在小组合作学习中，首先把能否全员参与、合作是否密切当作小组学习评价的一个重要标准，再将评价的主动权交给学生，让他们展开自评、互评。但教师在评价的时候依托各班个性化的小组评价表不评价个人，只评价小组。
六、实施步骤
发生方式 篇6
关键词：半夏种茎,留贮方式,块茎腐烂病
贵州已将 半夏 [Pinellia ternata (Thunb) Briet]定为重点发展的道地药材。尽管近年来在半夏GAP基地建设中, 规范栽培技术的研究已有长足进展, 但是半夏块茎腐烂病发生日愈加重仍然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半夏种茎质量是控制半夏块茎腐烂病发生的关键, 改善种茎留贮方式是提高半夏种茎抗 (耐) 病性能的一条重要途径。目前还鲜见针对半夏种茎留贮方式对块茎腐烂病发生的影响报道[1,2,3,4], 多是关于块茎生长期病害研究及病菌鉴定等方面[5,6,7]研究。因此, 笔者通过探讨半夏种茎留贮方式对块茎腐烂病发生的影响, 为半夏腐烂病的有效防治提供参考。
1 产地观察
1.1 留在地里的种茎腐烂状
(1) 2007年4月16日贵州省赫章县财神基地留种地 (2006年3月) 播种至第2年播种季节采挖, 面积0.03hm2地采收种茎重205.5 kg, 其中选出的腐烂块茎重37 kg, 种茎腐烂 率18.0%。表明上年播种至第2年播种季节采挖, 地里种茎会出现大量腐烂。
(2) 2007年5月15日贵州省赫章县财神基地 (2006年3月) 播种当年不采收保留于原留种地土壤中至第2年让其继续生长, 留种地9畦 (畦宽1 m, 长5~6 m) , 有4畦出苗10%左右, 有5畦出苗30%~50%。表明播种当年不采收保留于留种地土壤中至第2年让其继续生长, 地里种茎会出现大量腐烂, 腐烂率超过50%。
1.2 入库贮藏期的种茎腐烂状
2006—2012年每年2—3月于贵州省赫章县抽样查企业和药农家库内薄层摊开贮藏的种茎, 均可发现有少量腐烂块茎。
2007年3月8日贵州省赫章县财神基地上年11月采收种茎, 于室内袋装贮藏5个月后, 随机选取1袋称重49 kg, 剔选出腐烂块茎7.5 kg, 种茎腐烂率为15.3%。同等条件, 库内薄层摊开贮藏的种茎腐烂率低于1%, 表明种茎入库贮藏期易出现腐烂, 若保管不妥 (如袋装贮藏) 会加重腐烂病发生。
1.3 受害种茎的抗 (耐) 逆性
2006年4—9月在贵州省赫章县财神基地收集田间播种时经药剂处理清选后漂在水面的弱、病种茎, 单独置放田间播种, 观察出苗生长状况, 结果出苗量少;继续观察, 至收获期已出苗的种茎生长良好, 能正常繁衍后代且无块茎腐烂病害发生。2010年3—10月在大方县企业基地又进行了漂在水面的弱、病种茎的田间生长重复试验, 结果相同。
2011年4—9月在半夏块茎腐烂病田间消长动态研究的试验中每10日定点采挖收集的腐烂种茎, 复保湿培养, 发现有少量腐烂种茎能重新出苗, 而出苗者多数不能成苗, 但有极少数能成苗;其中有1个种茎已腐烂95%以上, 能发芽, 但未能成苗。
2006年2月15日取腐烂种茎几十粒, 室内培养, 当年4月16日调查, 有3粒腐烂种茎能发芽成苗, 其中1株还产生株芽。成苗母种茎因腐烂已呈数瓣。
这说明受害种茎的抗 (耐) 逆性个体表现差异非常明显, 一部分弱、病种茎在土壤中能生长繁衍后代, 但绝大多数因腐烂而死亡。
2 半夏腐烂种茎的生长性培养
2011年3—5月收集上年保存的半夏资源18份, 选择腐烂种茎置于12 cm培养皿中于26℃培养箱培养。结果11份野生种未发芽率45.5%~80.0%, 发芽率20.0%~54.5%;7份栽培种未发芽率15.0%~100.0%, 能发芽率0~85.0% (表1) 。在能发芽的种茎中, 有一些发芽后现3叶苗但最后茎部均出现病变死亡, 最后均无1粒种茎能形成株芽苗。这表明在贮藏期种茎一旦受伤害腐烂, 对下季生产影响极大。可见在贮藏期受伤害的腐烂种茎一旦播种于大田就可能出现发芽出苗的假象, 这类假象病变很难治疗。
3 田间留种区半夏块茎腐烂发生动态
2010—2011年在贵州省大方县羊场镇乡穿岩村火花组 (海拔1 538~1 650 m区域) (企业基地) , 用大方栽培种3级种 (半夏种球直径7~10m) 进行了播种试验。2月18日播种, 播栽面积30 m2。自白露后9月15日—次年2月15日每月取样1次, 每次取样1 m2样方, 采挖所有半夏样品, 去泥和杂质, 并记录每次采样重量 (g) 和粒数, 调查腐烂粒重 (g) 、总粒重 (g) 。其他农事按常规操作。调查数据计算:
试验结果见表2与图1。由表2和图1可以看出, 10月15日采收半夏总重为2 256.0 g/m2, 总粒数为2 309粒 /m2, 比其他采收期都高。在田间测产中发现, 自7月28日起至次年2月15日止, 每次采收样方都有一定数量的半夏种茎腐烂。半夏留种地样方11月15日采样发生腐烂块茎仅剩表皮的现象极多, 12月15日后采样这些腐烂块茎极多数成腐土无法计数。因此可以认定留种地半夏产品在生产地留存随着时间的延长, 腐烂逐渐严重, 相应产量逐渐降低 (图1) 。比较次年2月15日与上年10月15日采收结果, 健粒产量2月15日为1 071.5 g/m2, 10月15日为2 179.5 g/m2, 次年2月15日较上年10月15日下降了50.8%;健粒粒数2月15日为921粒, 10月15日为2 165粒, 次年2月15日较上年10月15日下降了57.5%, 损失十分严重。因此合理的采收非常重要, 留种地最佳采收期应在10月中旬, 此时产量最高, 且地下块茎发生腐烂最少。10月15日以后由于腐烂增加, 产量递减 (图1) 。
4 结论
(1) 半夏种茎留贮方式对块茎腐烂病发生的影响很大, 具体表现为, 上年生产不采挖, 第2年播种季节再采挖, 留贮地里的种茎会出现大量腐烂;上年生产不采收, 第2年让其保留于原地土壤中继续生长, 地里种茎腐烂率可超过50%, 损失严重;半夏种茎在原地土壤中越冬, 腐烂发生会随时间延长而加重。
图 1 田间留种区不同采收期半夏块茎腐烂发生度比较
(2) 种茎及时采收是控制半夏种茎腐烂发生的重要措施。半夏种茎生产最适采收期为10月中旬—下旬, 此时种茎产量最高, 且发生腐烂最少, 10月15日以后由于腐烂增加, 产量递减。
(3) 防受“沤”腐烂是入库半夏种茎贮藏期管理的关键。室内袋装贮藏较库内薄层摊凉种茎腐烂率高。建议生产中勿用袋装贮藏。目前较好的贮藏期管理方式是种茎收获后立即入库薄层摊开贮藏, 贮藏期采取薄层 (厚度<20 cm) 摊开, 并定期 (5~10 d) 翻动检查, 保持种茎适度干燥防腐烂, 同时剔除有病害、虫伤或机械破损的种茎, 确保种茎健壮无病虫危害安全越冬。
(4) 半夏种茎的个体抗 (耐) 逆性表现差异非常明显, 一些弱、病种茎在土壤中能生长繁衍后代, 这为今后选择抗 (耐) 逆性高的群体提供了思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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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方式 篇7
1.社会环境不断变化促进课程考试方式不断改进
国家、社会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考试需求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考试改革的外部动力。市场化、全球化、网络化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时代环境, 不仅对传统社会生活得改变巨大, 而且对传统观念的冲击也是深刻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如何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迎接全球化、网络化浪潮下, 既吸收外国优秀文明, 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精华, 又防止和消除西方精神文化垃圾腐蚀, 抵御“西化”“分化”的图谋, 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认真解决的历史性课题。就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考试来说, 随着时代背景的不断变化, 这就需要我们适应在新形势下不断进行改革以适应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教学改革, 以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2.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科持续发展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方式改革奠定科学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陆续出台了一些关于指导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改革文件, 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经过30多年的建设和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许多方面取得了较快发展, 如学科由分散到整合、由弱小到盛大, 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研究对象和领域、相对明确的研究方法、相对独立的学科体系、比较合理的学科结构;完成了覆盖面广的学科点布局, 建构起了完整的从学士、硕士到博士多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形成了一支比较稳定的、老中青相结合的、具有较高素质的专兼职的学术队伍;同时, 学科建设成果又有力地支持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际, 注意不断总结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经验, 探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面临的新问题, 提出相应的教育对策与理论, 公开发表或出版了一批质量较高的学术论文、专著, 并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教材体系。思想政理论课的发展所取得的成绩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考试方式改革, 奠定了一定的学科基础并促使课程考试不变改革, 以适应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发展。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考试方式改革发生的内在动力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考试方式改革的动力源不仅来自于外在动力, 更是内在动力作用的结果,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考试内部矛盾运动, 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根本动力。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考试是在解决各种矛盾中不断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 从而推动考试其自身的发展与进步。思想政治理论课考试过程中各要素的内在矛盾主要有:
1.学习主体与管理主体对考试不同需求之间的矛盾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考试中, 如何满足管理主体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考试的特殊要求的同时, 又与满足大学生思想政治发展的需求之间的矛盾, 就是我们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考试方式改革的基本动力。
在目前,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考试方式暂时还无法充分满足大学生多样化思想政治发展需求, 还需要不断进行完善。一般而言, 大学生都有思想政治理论方面得到进一步发展的需求, 但由于个体差异性的存在, 其要求也具有多样性。正事由于这种多样性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统一性之间的矛盾, 决定了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考试性质与大学生思想政治发展需求的关系存在着一定的矛盾。管理主体希望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的考试过程中更为关注大学生的政治倾向性, 而就大学生从个体而言, 则更多关心自己的能力发展, 他们虽然也关心政治, 但更多是具体的政治现象和事件。由此可见, 管理主体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考试的要求在满足大学生多样化的政治发展需求方面, 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这就要求我们积极地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考试方式改革, 以不断满足大学生思想政治发展需求, 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2.管理主体与教育主体之间对考试不同需求的矛盾
虽然教育者在考试这一实践活动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但是教育者要通过课程考试这一手段去考察大学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具体学习情况, 但是其自身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考试需求的领悟, 也有一个不断学习、理解的过程。在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考试中, 教育主体自身的思想理论水平、专业知识是否能以承担整个考试活动会使考试效果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 教育者是否充分把握管理主体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考试的要求, 并在考试过程中严格执行。现阶段“在考核的具体组织和设计过程中偏重于对知识点的强记和对理论体系的掌握, 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学生政治思想实际状况和品行的考察。”只有当教育者以一种积极地态度不断对考试具体效果进行反思改良与管理主体对课程考试要求达到一致时, 才能进一步推动考试方式改革的发展。
3.教育主体与学习主体之间对考试不同需求的矛盾
这种矛盾主要表现在:学习主体对教学主体在满足管理主体的要求, 所实行的具体考试方式的是否接受。思政课教育教学的实效性是通过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高低和行为选择来评价的, 但根本的检验离不开学生的行为表现。学习主体接受考试的愿望和要求的程度直接影响着考试产的效果, 如果对考试产生反感情绪, 则使考试本身相应的激励作用在他们那里难以生效。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考试中, 教育主体和学习主体的矛盾性质和发展程度, 决定和制约着思想政治理论课考试的基本效果。一般来说, 两者同一程度愈高, 效果就愈好, 考试目标的实现就愈顺利;当两者处于尖锐对立状态时, 就必然影响考试效果。但是差异和对立只能在过程中才能逐步淡化或消除。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考试改革的过程, 正是要在教育者与大学生之间通过双向矛盾运动来逐步消除矛盾, 以达到统一。
思想政治理论课考试过程中, 各要素之间的矛盾推动着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考试不断地向前发展, 没有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考试内部的矛盾斗争, 外在的推动力就不可能发生作用, 当内在矛盾促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考试方式不断改革的时候, 外部推动力又可以加快或者延缓这个过程。而这些最终促使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考试方式的不断改革, 以适应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发展, 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摘要：同其他客观事物一样, 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考试是一个包含着多种要素、多种矛盾的复杂系统。教师、学生、社会环境、考试效果等, 是基本构成要素。所有这些基本要素彼此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 构成了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考试的矛盾体系以及错综复杂的矛盾运用, 并通过矛盾运动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考试方式的不断改革, 以适应各个主体的需求。
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考试方式改革,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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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方式 篇8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09年1月-2013年12月间笔者所在医院收治的90例精索静脉曲张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患者的临床症状主要表现为阴囊有坠涨感、隐痛。入院时经B超和体格检查确诊为精索静脉曲张患者。按照手术方式的不同分为3组, 其中采用传统的精索静脉高位结扎的有30例, 设为研究组A, 年龄为22~40岁, 平均为 (26.8±3.30) 岁, 其中左侧精索静脉曲张的有21例, 双侧精索静脉曲张的有9例, 临床将这30例患者进行分级:Ⅰ度4例, Ⅱ度18例, Ⅲ度8例。采用腹腔镜精索静脉结扎的有30例, 设为研究组B, 年龄为21~42岁, 平均为 (27.9±3.32) 岁, 其中左侧精索静脉曲张的有19例, 双侧精索静脉曲张的有11例, 临床将这30例患者进行分级:Ⅰ度5例, Ⅱ度17例, Ⅲ度8例[2]。采用腹膜后精索静脉结扎的有30例, 设为研究C组, 年龄为22~41岁, 平均为 (25.4±2.99) 岁, 其中左侧精索静脉曲张的有22例, 双侧精索静脉曲张的有8例, 临床将这30例患者进行分级:Ⅰ度4例, Ⅱ度19例, Ⅲ度7例。三组对象在年龄、病情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具有可比性。
1.2 手术方法
研究组A采用传统的精索静脉曲张手术方案治疗, 手术过程为:采用连续硬膜外麻醉, 在患者耻骨上方大约两个手指处做一个大约4 cm的切口, 切开患者的腹壁浅筋膜以及腹外斜肌腱膜, 之后分离精索, 切开患者的提睾肌筋膜并且推开输精管, 大约分离精索静脉各支1 cm, 在精索静脉两端结扎后进行切除, 然后做止血操作, 将伤口进行逐层的缝合, 伤口内不需要放置引流管, 术后患者需要卧床休息2 d, 并且抬高阴囊[3]。
研究组B采用腹腔镜精索静脉结扎手术方案治疗, 手术过程为:采用静脉全身麻醉, 建立气腹, 使得腹腔的压力保持在12 mm Hg左右, 在患者的脐下到脐齿的连线处分别等距离的取3个套管针的放置点, 在患者脐下的第2套管置入腹腔镜, 其余两管内放置手术器械等。在患者的后腹膜靠近内环口的位置找到精索的血管和输精管的交汇处, 在患者的患侧内环口2~3 cm的没有血管分布的精索血管前段纵向切开一个2 cm左右的口子, 游离患者的精索血管, 使用2枚钛夹或者是生物夹钳夹患者的精索血管, 切断患者的精索静脉, 之后排尽患者体内的CO2气体, 缝合伤口[4]。
研究组C采用后腹膜精索静脉切除手术方案治疗, 手术过程为:采用连续硬膜外麻醉, 在脐左侧1/3处做一个长约3 cm的口子, 将腹外斜肌腱膜后腹内斜肌和腹横肌切开, 显露精索静脉, 然后分离后做双重结扎。
1.3 观察指标
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参照《男性生殖病理学》中的并发症标准:在手术进行后1周或者是4周后进行并发症观察, 观察内容包括阴囊或者是精索水肿、睾丸以及局部皮肤是否出现疼痛、睾丸萎缩等。睾丸萎缩的标准为手术后睾丸体积比手术前减少3 ml以上, 则判定为睾丸萎缩[5]。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2.0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 (±s) 表示, 比较采用t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研究组A发生并发症的有7例, 并发症发生率为23.33%, 研究组B发生并发症的有3例, 并发症发生率为10%, 研究组C发生并发症的有3例, 并发症发生率为10%。研究组A并发症发生率高于其他两组。详见表1。
例 (%)
3 讨论
精索静脉曲张是临床泌尿外科常见的疾病, 主要发生在需要长时间站立的人群中。精索静脉曲张的病因主要是由于精索静脉血流淤积引起的, 人直立的站立姿势影响了精索静脉回流, 静脉壁及其周围结缔组织薄弱或提睾肌发育不全或者是静脉瓣膜缺损或关闭不全, 这些都很大程度上会造成精索静脉曲张。患者的左、右侧精索静脉均可分别或同时发生曲张, 但是主要以左侧静脉曲张发病率高, 发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为:左侧精索静脉约比右侧长大约8~10 cm, 并且以直角形式进入肾静脉, 静脉压力较高;左精索静脉可能受结肠压迫;左肾静脉在主动脉与肠系膜动脉间受到压力, 影响精索静脉回流, 形成所谓近端“钳夹”现象;右髂总动脉可能压迫左髂总静脉, 使左精索静脉回流受阻, 形成所谓远端“钳夹”现象[6,7]。所以寻找到一种有效的手术治疗方案则显得至关重要。利用手术治疗虽然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患者的病痛, 提高了生活质量, 但是仍有术后并发症的发生, 影响了治疗效果。
笔者所在医院就以不同手术方式治疗精索静脉曲张的并发症发生情况为课题, 选取了90例精索静脉曲张患者为研究对象, 制定了传统的精索静脉高位结扎、腹腔镜精索静脉结扎手术、后腹膜精索静脉切除手术三种手术方案, 研究结果显示传统的精索静脉高位结扎法并发症发生率显著高于其他两组, 其他两种手术方案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无显著差异。腹腔镜手术的优势在于医生的视野比较清楚, 能够全面的观察患者的精索静脉和动脉情况, 避免出现误扎。而且在腹腔镜下手术精索静脉和动脉被有效的放大, 这更加有利于医生进行结扎。另一方面, 结扎的位置比较高, 这就减少了精索静脉和动脉被损伤的可能性。但是应该值得注意的是在腹腔镜下手术由于存在气腹压力, 会出现淋巴管道和精索内静脉难以辨认的情况, 所以在手术过程要先进行辨认并且分离[8]。后腹膜精索静脉切除也是一种相对而言操作较简单的手术, 并发症发生情况也较低, 但是由于切口在腹部, 会留下瘢痕影响美观。传统的手术方案虽然并发症发生情况较高, 但是由于使用的时间较长, 医生的经验丰富, 技术纯熟, 所以临床疗效也是很显著的。
综上所述, 在治疗精索静脉曲张时要根据患者的实际病情选择合适的手术方案, 医生要熟练掌握手术操作, 做好患者的治疗工作。其中采用腹腔镜和腹膜后精索静脉结扎手术治疗并发症发生率较低, 疗效显著, 能够显著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值得在临床上推广运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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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方式 篇9
关键词：多载波水平移相,通用型多脉冲发生器,DSP,FPGA,数字化实验系统
0 引言
近年来,多单元串联型多电平逆变器在大功率、高电压应用场合获得了广泛的应用［1］。现有的数字信号处理器( Digital Sig-nal Process,DSP) 最多具有12 路PWM驱动脉冲,不适用于多电平逆变器。目前常见的专用集成芯片一般只能提供6 路PWM发生器［2］。这样,在DSP与多电平逆变器的开关器件之间,存在着驱动脉冲的接口问题［3 － 4］。
现场可编程门阵列芯片( 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FP-GA) 具有开发周期短、速度快、集成度高等优点,将其应用在数字化控制系统中,可灵活配置实现多种功能而无需改动硬件电路。
本文针对多单元串联型拓扑结构,采用二重化与多载波水平移相相结合的调制策略［5］,以DSP与FPGA为基础,从解决多载波PWM脉冲发生器数字化实现的实际问题出发,搭建了一套多电平逆变器数字化实验系统。以七电平逆变器的36 路PWM发生器实现为例,阐述了通用型多载波脉冲发生器的发生原理、构成原则、具体实现方式。实验结果表明基于FPGA的多载波脉冲发生器,实现了驱动脉冲的正确分配,具有通用性强、配置灵活的特点。
1 多载波脉冲发生原理
本文以二重化与多载波水平移相相结合的调制策略实现多路驱动脉冲,具体调制算法见参考文献[5]。
1. 1 多载波的形成
以3 路三角载波为例来说明多载波之间相移的形成,载波移相的原理如图1 所示。
在图1 中,对于所需要的3 路三角载波来说,若设置载波幅值为K,第1 路载波的初始相位为0,初值为0,其计数方向为加计数; 则第2 路载波在相位上滞后第1 路Tc/3,幅值为2K /3,且计数方向为减计数; 而第3 路载波在相位上滞后第1 路2Tc/3,幅值同样为2K /3,但是其计数方向为加计数。
1. 2 多载波之间相位精确锁定的实现方法
对于三路载波可逆计数器,首先要形成反应每路可逆计数器方向的正反向计数信号。该信号实际是载波计数器的加减计数信号,是周期为Tc的方波,也是各个脉宽锁存器的触发信号,如图2 所示。在图2 中,A相3 个单元脉宽锁存器触发信号分别为latch_1、latch _2、latch _3。脉宽计算中断的触发信号可以通过latch_1、latch_2、latch_3 得到。送入DSP外部中断INT0 ,来决定脉宽数据更新的时刻。
2 多路驱动脉冲的具体实现方式
本文以三单元串联三相逆变器为例,构造了36 路PWM发生器。所构造的36 路PWM发生器是由3 个单相12 路PWM发生器构成的。以A相为例,12 路PWM发生器结构如图3 所示。
( 1) 译码器主要功能就是对DSP所提供的地址总线、控制信号进行译码,来形成各个脉宽寄存器、死区寄存器和计数峰值寄存器等的触发信号,以实现不同数据的正确分配。
图4 为在Quartus II中实现的译码器图。
图4 中,load是载波初值装载信号; en是载波计数使能信号;init_ en1、init_ en2、init_en3 分别是载波移相发生器的第1、第2、第3 路载波的初值寄存器触发信号; peak_en是载波计数峰值寄存器的触发信号。
( 2) 载波移相发生器用来产生模拟电路中的三角载波信号,是一个最小记数值为0,最大记数值为DSP设定值,记数方向交替变化的可逆计数器。
图5 为在Quartus II中实现的载波移相发生器图。输入信号和前面说明的译码器的输出信号完全一致。
( 3) 脉宽寄存器作为影子寄存器,在控制周期的任何时刻,DSP都可以对脉宽寄存器进行更新。
图6 中,脉宽寄存器采用Quartus II中的可参数化模块,输入信号中包含数据输入data [15. . 0],与DSP的数据总线相连; 时钟信号clock与脉宽寄存器触发信号相连。输出信号是数据输出q [15. . 0]。在脉宽寄存器触发信号的上升沿把更新后的数据data [15. . 0]赋值给q [15. . 0]。
( 4) 脉宽锁存器在锁存器触发信号发生时,把脉宽寄存器更新后的脉宽值放在脉宽锁存器中。
在图7 中,输入信号有数据输入D [15. . 0]; 锁存器触发信号G; 赋值使能OEN,其值为1 时,允许将D [15. . 0]赋值给Q[15. . 0],否则清零Q [15. . 0]。输出信号是数据输出Q[15. .0]。
( 5) PWM比较器由Quartus II自带的参数化比较器LPM_COMPARE模块来实现,如图8 所示。
(6)分频器分频器的输入是控制板上晶振产生的系统时钟,其功能是将系统时钟分频,产生不同频率的时钟脉冲,给载波提供时钟用以计数。在程序里对分频器设置不同的值来就可以实现不同的时钟分频,得到符合要求的载波频率。在图9 中,输入信号是时钟clk。输出信号是clkout。
( 7) 死区发生器为了防止上下桥臂直通,功率器件之间要加入死区,如图10 所示。
在图10 中,输入信号中包含时钟clk; 没有加入死区值的pwm信号px,复位控制信号reset; 死区值信号dead_time [15. 0]。输出信号是加入死区值后的pwm信号xh和xl。
3 实验结果
本文设计了DSP和FPGA相结合的数字化实验系统平台,FPGA芯片选用Cyclone II系列的EP2C5Q208C8,用来发生PWM驱动脉冲,编程软件采用Quartus II。DSP选用浮点数字信号处理器TMS320VC33,用来完成对FPGA中的各种寄存器进行配置和脉宽值的计算。在实验中,FPGA芯片的外部晶振为15 M,调制波频率为50 Hz,载波频率fc为2. 5 k Hz( 载波周期为400 μs) ,采样频率为7. 5 k Hz,死区时间4 μs。图11 为DSP与FPGA之间的连接框图。
图12 为采用二重化调制方法后,其中A相第1 单元的驱动波形PWM_A1、PWM_A3,与式( 2) 、式( 3) 相符合。这样与理论上两路脉宽值同时发送到FPGA并同时生成的要求相符。
图13 为与图6 所对应的脉宽锁存器触发信号。在图13 中,三倍频信号周期133 μs,正好是载波周期的1 /3。实验结果与图6 中分析的各单元脉宽锁存器的触发信号,以及DSP外部中断触发信号完全一致,证明了多载波相位锁定方法的正确性。
图14 为A相第1、第2 单元左上桥臂PWM_A1、PWM_A5 的驱动信号。从图18 中触发发脉冲的相移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相移为三分之一载波周期,即133 μs,与前述的多载波移相原理一致,同时也证明了基于FPGA的多路PWM脉冲发生方式及具体实现的可行性。
图15 分别为三单元串联逆变器实验系统的7 电平阶梯波及其频谱分析图。图15 中的频谱分析结果表明: 输出7 电平的谐波主要位于2Nfc= 15 k Hz及其边带谐波,与理论分析一致［6］。
4 结束语
发生方式 篇10
消化道出血作为脑出血患者的常见并发症之一，主要是因为，出血压迫、手术创伤、头部撞击伤等使患者处于高应激状态，而导致的胃肠粘膜病变[1]；其次是由于，脑出血患者的颅内高压状态影响下丘脑及脑干功能， 而导致胃黏膜糜烂、坏死、溃疡形成，引起消化道出血。而其又直接影响疾病的发展和转归，因此早期应用恰当的营养支持方式对缩短病程、减少消化道出血非常重要[2]。现就不同营养支持方式对与减少脑出血患者发生消化道出血的研究进展综述如下。
1 临床现有营养支持方式
临床现有营养支持方式包括肠内营养与肠外营养两种，肠内营养有经口进食、传统管饲、肠内营养泵管饲，肠外营养又称静脉营养。
1.1 概念
1.1.1管饲（tube feeding）经胃肠道插入导管，给患者提供必需的食物、营养液、水及药物的方法。传统管饲，经鼻腔将胃肠管送入胃部，检查胃管到达胃内、无潴留现象后，胶布固定在鼻翼位置。营养液使用50 ml注射器按照每次100 ml～200ml，每天4～6次的使用剂量给患者鼻饲，鼻饲前后使用温开水冲洗胃管 [3]。
1.1.2肠内营养泵是一种肠内营养输注系统，是通过鼻胃管或鼻肠管连接泵管及其附件，以电脑精确控制输注的速度、剂量、温度、输注总量等的一套完整、封闭、安全、方便的系统。
1.1.3肠外营养（parenteral nutrition，PN）是按照患者需求，通过周围静脉或中心静脉输入患者所需要的全部能量及营养素。
2 脑出血患者營养支持方式
因脑出血患者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意识障碍，所以脑出血患者现常用营养支持方式为传统管饲、肠内营养泵、肠外营养。
2.1肠内营养在脑出血患者营养支持中的应用
肠道是免疫器官，因此肠内营养支持对保护机体免疫功能十分重要，适量的胃内容物可以刺激胃肠蠕动的形成和加强，从而增加胃黏膜血流，加强了对黏膜的保护和修复，亦增加了胃黏膜的防御作用； 食物的刺激还能激活肠道 -神经- 内分泌免疫轴，促进肠功能激素的合成和释放，对维持肠壁局部免疫系统及其细胞的功能，减少后期并发症均有重要意义。2013年，郭艳芳等[2]认为脑出血昏迷病人并应激性溃疡直接威胁到病人生命早期肠内给予合理营养能有效增加胃黏膜的能量贮备保护胃黏膜 从而达到减轻或预防急性胃黏膜病变的目的 。因此，正确掌握肠内营养治疗的时机、营养液的用量 、输注速度是临床肠内营养的关键所在。
2.2两种肠内营养关于减少脑出血合并消化道出血的比较
2013年，王海燕等，通过以应用肠内营养泵匀速持续输注营养液的病人做为的观察组发生上消化道大出血2例，而以传统管饲的对照组则发生上消化道出现5例，可能因观察组持续匀速输注肠内营养液促进胃黏膜血液循环，减少胃黏膜的萎缩，刺激肠道分泌消化液，保证了肠道的免疫功能和屏障作用，也促进了胃肠道功能的恢复，而对照组单次推注大量营养液造成胃负荷增加，且重型颅脑损后胃动力差有关[4] 。
2013年，谌昆等，采用随机对照的原则，设定间隔使用注射器鼻饲的对照组和营养泵恒温恒速管饲的试验组，比较两组中并发症发生的统计学差异，得到结论：营养泵管饲的方法在防止肠内营养并发症（呕吐、误吸、消化道出血）发生上有显著优势，可以更好的发挥肠内营养价值、避免肠内营养不良反应的发生[5]。可能是由于注射器间隔鼻饲的方法没有考虑到患者胃肠道蠕动的特点，只是简单模仿正常人饮食过程，分次足量给予营养物质，容易造成患者胃肠道压力突增而致。
综上所述，肠内营养泵管饲相对于传统管饲在减少脑出血患者发生消化道出血方面更有优势一些。
2.3肠外营养在脑出血患者营养支持中的应用
脑出血患者由于处于高应激状态，可产生严重分解代谢，使血糖增高，乳酸堆积，后者可加重脑水肿。从而加重脑出血的颅内压增高症状，如；呕吐，导致脑出血患者早期不能应用肠内营养给予营养支持。因此，临床上常依据 Harris--Benedict公式，对患者的基础能量消耗量（BBE ）进行计算，症状危急的患者，其应激系数应确定为1.5 ，依据75* 应激系数*BEE ，对患者每天所需的热量供应量进行计算，肠外营养支持的第1天，行1/2 所需热量的静脉输注，以后适当提高热量供给量[6]。以静脉途径输入高能量液体，输入成份包括脂肪乳剂、10% 葡萄糖、50% 葡萄糖、5%氨基酸等。
2.4肠外营养与肠内营养关于减少脑出血合并消化道出血的比较
2013年，王惠凌等，经动物实验证实：脑出血后机体处于高能消耗状，蛋白分解加速，低蛋白血症可使胃黏膜脱落加快、更新变慢 、黏膜能量缺乏，而导致消化道应激性溃疡乃至出血。而肠内营养支持则可改善患者营养状况，缓解急性期反应，因此及早给予肠内营养有助于维持胃肠黏膜结构和功能正常，保持内脏血流稳定性及胃肠黏膜屏障完整性，可以改善肠道屏障功能。而胃肠外营养由于缺少对胃的刺激和肠道营养素，则容易导致肠道菌群失调及黏膜屏障受损 。
2013年，邓跃平等，通过随机分组法对比肠外养组肠内营养组，而得出结论：肠内营养组患者与肠外营养组患者相比，其治疗成本更低 、治疗时间更短、并发症发生率更低，其中肠内营养组发生临床并发症应激性溃疡2例，肠外营养组则发生6例[7] ，可能与早期肠内营养支持治疗的实施能够有效改善患者自身的营养供给状况，而有利于提高其自身免疫能力有关。
由此可见，肠外营养相对于肠内营养在减少脑出血合并消化道出血方面并无优势。
3 总结
肠内营养与肠外营养作为脑出血患者营养支持方式，对于巩固临床治疗效果，降低患者多器官功能衰竭和感染的发生率以及改善患者预后情况，均有十分重要的作用[6]。然而，早期给予合理的肠内营养，能提供足够的热量和氧源，促进总蛋白和应激蛋白的合成，尽快纠正机体的负氮平衡；有效增加胃黏膜的能量贮备保护胃黏膜；刺激胃肠道，激活肠道内分泌系统，促进肠道激素合成和释放，从而保证黏膜屏障的基本功能和完整性，保持患者胃肠道血流系统的稳定性，减少脑出血患者消化道出血的发生，而肠内营养中的肠内营养泵管饲则最具优势。
参考文献：
[1] 张剑英，李文，刘春风.脑出血后胃肠道功能紊乱的发生机制[J].中国卒中杂志，2013，1（11）；789-791
[2] 郭艳芳. 脑卒中昏迷病人早期肠内营养预防应激性溃疡的观察及护理[J].全科护理，2013，11（1）
[3] 徐宏.重型颅脑损伤及其合并伤病人早期营养支持[J]. 医学检验.
[4] 王海燕，方慧苹，谢丽君，等.肠内营养泵在重度颅脑损伤昏迷病人肠内营养液输注中的应用[J].全科护理.2013， 11 （1 ）
[5] 谌昆.老年危重症患者两种鼻饲方法预防肠内营养并发症的对比研究[J].中外医学研究. 2013 ，1（11）
[6] 程相阁.重症脑卒中患者早期肠内和肠外营养支持的[J].中国实用医药.2012，8（6）
发生方式 篇11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1年1月~2012年1月在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妇产科进行产前检查、分娩及产后复查的产妇82例。入选标准:年龄23~34岁,单胎足月,无盆腔手术病史,无产科严重合并症及并发症,产后恶露干净。排除标准:产后阴道炎和泌尿系感染。按分娩方式不同,将产妇分为阴道分娩组(n=42)及选择性剖宫产组(n=40)。两组产妇在年龄、身高、体重指数、孕龄以及新生儿体重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见表1。
1.2 研究方法
1.2.1 检测指标
(1)于分娩前1 h行尿垫试验。根据国际尿控学会推荐方案:试验持续1 h,试验一旦开始患者不能排尿。试验前预先在患者会阴放置经称重的干燥尿垫;试验初期15 min患者喝500 m L白开水,卧床休息;之后30 min患者行走并上下台阶;以后15 min患者应坐立10次,用力咳10次,跑步1 min,拾起地面5个小物体再用自来水洗手1 min。在试验60 min结束时,将放置的尿垫称重,要求患者排尿并测尿量。(2)超声检测残余尿量。排尿后立即行B型超声检查测定膀胱内残余尿量。(3)于产后6~8周采用ELISA法测定u PYD的浓度。
1.2.2 诊断标准
按照国际尿控协会2003年制定的标准,根据产妇的临床症状及尿垫试验诊断SUI[2]。根据超声测定残余尿量结果排除充溢性尿失禁。产后SUI分级采用以下标准判断:Ⅰ度:咳嗽等腹压增高时偶有尿失禁;Ⅱ度:任何屏气或腹压增高时都有尿失禁;Ⅲ度:直立时即有尿失禁;Ⅳ度:直立或斜卧时都有尿失禁。
1.2.3 尿吡啶酚检测方法
留取空腹中段晨尿5 m L,避光,置于-20℃保存备检。应用ELISA法检测u PYD,试剂盒为美国TSZ公司生产,实验中避免日光照射,最终样本浓度以同一份标本的肌酐(Cr)浓度校正后得到。尿Cr测定采用日立公司生产的全自动生化分析仪(7600-020)。ELISA法:分别设空白孔(空白对照孔不加样品及酶标试剂)、标准孔、待测样品孔。在标准孔内依次加入50μL不同浓度的标准品,在待测样品孔内先加入样品稀释液40μL,再加入待测样品10μL,混匀后酶标板加上封板膜,37℃温育30 min,将液体甩干,每孔加满洗涤液,静置30 s后弃去,如此反复5次,拍干。每孔加入酶标试剂50μL,空白孔除外,酶标板加上封板膜,37℃温育30 min,将液体甩干,每孔加满洗涤液,静置30 s后弃去,如此反复5次,拍干。每孔先加入显色液A 50μL,再加入显色液B 50μL,轻轻震荡混匀,37℃避光显色10 min,加终止液50μL,颜色由蓝色立转黄色,然后用分光光度计测得吸光度值后计算浓度。同一尿样,同时进行Cr的检测,以校正PYD检测中因尿液浓缩程度不同而可能出现的误差,最终结果以PYD/Cr(nmol/mmol)表示。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6.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数据用均数±标准差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采用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影响产后SUI发生的相关因素。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产后压力性尿失禁的发生率
产后SUI的总发生率为15.9%(13/82),其中,阴道顺产组为26.2%(11/42),选择性剖宫产组为5.0%(2/40),选择性剖宫产组产后SUI发生率低于阴道顺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产后SUI分级情况见表2。
2.2 产后压力性尿失禁发生的相关因素
因变量赋值以有产后压力性尿失禁症状者为1,无症状者为0,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法进行单因素分析,研究产妇年龄、体重指数、孕期发生尿失禁、妊娠次数、分娩方式及新生儿体重对产后SUI的影响(自变量),自变量分类和赋值方法见表3。结果显示,孕期发生尿失禁(OR=4.684,95%CI 1.035~6.679,P=0.048)、分娩方式(OR=5.976,95%CI 1.227~8.553,P=0.039,)及新生儿体重(OR=2.013,95%CI 1.005~3.021,P=0.002)是产后发生SUI的主要影响因素,选择性剖宫产术可降低产后SUI的发生率,孕期发生尿失禁、新生儿出生体重增加可导致发生产后SUI的风险加大。见表4。
2.3 两组产后u PYD/u Cr值比较
阴道分娩组产后u PYD/u Cr值为(24.61±2.27)nmol/mmol,选择性剖宫产组为(22.11±3.55)nmol/mmol。选择性剖宫产组产后u PYD/u Cr值低于阴道分娩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9.541,P<0.05)。
3 讨论
SUI是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pelvic floor dysfunction,PFD)之一,是各种类型尿失禁中最常见的一种,对于生育年龄妇女,由于妊娠或分娩所导致的尿失禁称产后SUI。随着人们对生活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女性尿失禁及产后SUI问题在全世界范围内日益受到高度关注。国内外关于产后SUI的发生率报道不一。有研究显示,产后SUI的发病机制是经阴道分娩产妇的在分娩过程中盆底神经、韧带、肌肉组织的直接损伤导致了肛提肌的结构及功能改变,引起盆底结构的松弛;而非经阴道分娩的产妇由于剖宫产手术操作时可能导致盆腔神经、肌肉的损伤,引起下尿路解剖位置的改变从而导致SUI的发生[3]。国内王小榕等[4]采用问卷方式调查孕产妇分娩方式及与分娩有关的产科因素对产后SUI发生的影响,认为产钳助产及阴道顺产产妇的产后SUI发生率高于剖宫产组。张晓薇等[5]随访了选择性剖宫产与阴道顺产的产妇产后早期SUI的发生率,认为选择性剖宫产可以减少产后SUI发生的风险,这与O'Boyle等[6]的报道结果相近。本研究采用尿垫试验发现,选择性剖宫产组在产后6~8周SUI的发生率低于阴道顺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剖宫产可以使产后SUI发生率降低;本研究还显示,孕期发生尿失禁、阴道分娩及新生儿体重是产后发生SUI的主要影响因素(P<0.05),与上述研究调查结果的观点相近。与之相反,Mc Kinnie等[7]的研究表明,妊娠增加SUI的危险性,与经阴道分娩相比,剖宫产并不降低SUI的危险性。
影响女性发生SUI的因素有很多,但迄今为止,SUI发生的原因和确切的机制尚未研究清晰,现在比较公认的是1990年Petros等[8]提出的“整体理论”和1994年DeLancey[9]提出的“吊床学说”。近年来,关于SUI病因病机的研究逐渐集中到妊娠、分娩、盆底支持组织的影像学改变、胶原蛋白形态、微观结构及代谢等方面。目前,多数学者认为,盆底支持组织的胶原蛋白形态、组成、结构的改变是SUI发生的重要因素,而盆底支持组织的影像学、超微结构的变化是胶原蛋白代谢异常的结果。Chen等[10]认为,盆底结缔组织中总胶原蛋白含量的下降导致韧带、筋膜松弛,吊床结构不能充分挤压尿道,最终导致SUI。Chen等[11]进一步指出:胶原蛋白含量的减少,不是合成减少,而是降解增多所致。胶原是一组由多种糖蛋白分子组成的家族,盆底支持组织的韧性和弹性主要依赖Ⅰ型胶原和Ⅲ型胶原的含量,而且Ⅰ型/Ⅲ型胶原值的变化可影响盆底组织的性能[12,13]。Petros等[8]认为,在控制女性尿道关闭的结构中,最重要的是尿道下阴道壁、耻骨尿道韧带、耻骨尾骨肌和尿道周围结缔组织,当上述组织中总的胶原含量及其降解产物等发生了改变时,胶原代谢的改变引起了盆底支持组织的支持力减弱,导致尿失禁的发生。目前的研究大多数是从人体组织中检测胶原蛋白代谢相关因子、产物的变化,探讨其与SUI发生的相关性,这些检测多为有创且难以反复多次[14]。PYD是Ⅰ型胶原分子之间构成胶原纤维的交联物(连接物),起到稳定胶原链的作用。PYD存在于各种骨骼、肌腱、肌肉内胶原、韧带等成熟的胶原纤维中,由成熟的胶原降解而释放,从尿中排出[15]。尿中PYD的浓度反映体内胶原的降解,而且PYD的排出不受每日饮食、非胶原蛋白的降解及胶原合成变化的影响,检测可重复,无损伤。目前PYD的研究集中在骨代谢及恶性肿瘤方面,未见在产后SUI方面的研究报道。本研究通过ELISA法测定产后6~8周u PYD的浓度,结果显示,选择性剖宫产组产后6~8周u PYD/u Cr值低于阴道顺产组,推测PYD值升高有可能间接反映出盆腔支持组织的胶原纤维降解增多,从而将其应用在早期预测SUI的发生方面,其远期的应用效果仍需行进一步大样本的随机对照分析,并延长研究时间,排除其他影响因素,从而为早期预测SUI寻找出一种有效的新方法。
摘要：目的 探讨不同的分娩方式和胶原蛋白特异性代谢产物吡啶酚与产后压力性尿失禁的相关性。方法 选取2011年1月-2012年1月在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行产前检查、分娩并分娩后复查的产妇82例作为研究对象,根据不同的分娩方式分为阴道分娩组42例,选择性剖宫产组40例,比较两组产妇产后压力性尿失禁发生情况,并分析其相关因素,使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法(ELISA)测定尿吡啶酚的浓度。结果 ①产后6～8周压力性尿失禁的总发生率为15.9%(13/82),其中阴道分娩组为26.2%(11/42),选择性剖宫产组为5.0%(2/40),阴道分娩组产后6～8周压力性尿失禁发生率高于选择性剖宫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②孕期发生尿失禁、分娩方式及新生儿体重是产后发生压力性尿失禁的主要影响因素(P<0.05)。③产后6～8周尿吡啶酚/肌酐值:阴道分娩组为(24.61±2.27)nmol/mmol,选择性剖宫产组为(22.11±3.55)nmol/mmol,阴道分娩组高于选择性剖宫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经阴道分娩的产妇产后压力性尿失禁的发生率及尿吡啶酚的浓度较选择性剖宫产产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