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支出（共9篇）
生产性支出 篇1
税收是对部分社会产品的强制性分配, 在实现其资源配置, 收入分配, 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的职能过程中, 对所有经济行为主体和国民经济运行产生很大的影响, 经济增长理论也表明税收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税收对经济的影响有两个互相制约的方面:一方面它影响国家集中财力的多少, 从而影响宏观调控能力;另一方面它影响企业和居民的收入、消费和投资等行为, 进而对整个经济实体产生影响。关于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如果只考虑税收而不考虑财政支出时, 理论和实证研究都倾向于认为税收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本文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下, 从财税一体化的角度对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一、经济增长理论中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
经济增长理论告诉我们, 税收在经济增长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伴随着从古典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 关于财税政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也在不断的演进。
新古典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 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 稳态的经济增长是由外生的人口和技术进步因素所决定的, 财政政策只是在趋于稳定的路径上暂时影响增长率。税收政策的改变, 例如企业所得税的降低会刺激投资, 使短期的经济增长加快。因此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税收、政府债务和政府支出政策对于决定产出水平是重要的, 而对于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并不重要, 也就是说财政政策只有水平效应而没有增长效应。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则认为包括税收在内的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永久性的。Barro (1990) 将税收和财政支出引入经济增长模型中, 我们在Barro的框架下分析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1]
假定一个代表性的家庭的效用函数为:
其中:c是人均消费, σ>0是替代弹性, ρ>0是时间折现因子。每个家庭—生产者的生产函数是:
其中y和k分别是人均产出和人均资本。每个工人的劳动时间是常数, 假设不存在劳动—闲暇替代。求解代表性家庭的效用最大化问题, 根据其一阶条件可得消费的增长率为:
其中:是资本的边际产出。
下面把税率和政府支出引入到模型。设g为提供给每个家庭和生产者的公共服务的数量, 假定这些服务没有拥挤效应并且是生产性的, 将其作为一种私人投入。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下, 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
其中:生产函数Φ (k, g) 满足边际产出为正而且递减的条件, 。k是代表性生产者资本的数量, 它对应与人均总资本。假定g可以相应以人均政府支出来衡量, 政府支出用同期对产出征收的比例税来筹集资金, 在平衡预算下有:
其中:T是税收收入, τ为税率。我们将家庭数量标准化为1, g为财政总支出, T为税收总收入。在由 (4) 式可得
其中:, 是y关于g的弹性。私人的最优化行为导致使得满足 (3) 式的消费路径, 此时资本的边际产出不再是。在税率为τ时, 税后的资本的边际收益是:
将 (7) 代入 (3) 可得消费的增长率为:
(8) 式即为稳态的经济增长率。Barro (1990) 进一步给出在, 的条件下, 均衡的经济增长率γ关于g/y的偏导数为:
因此当g/k充分小使得>1时, 经济增长率γ关于g/y是增函数;当g/k充分大使得>1时, 经济增长率γ关于g/y是减函数。
上述的理论分析表明, 只考虑税收而不考虑财政支出时, 提高税负会降低资本的边际产出, 从而降低经济增长率。如果同时考虑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 则存在一个最优的宏观税负水平。当实际税负水平小于最优值时, 税负增加有利于扩大政府支出, 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反之, 当税负水平超过最优值后, 再通过增税扩大政府支出, 将使经济增长率下降。这与拉弗曲线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
二、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根据经济增长理论, 人均经济增长主要与资本的投入有关, 再根据前述Barro的分析框架, 在考虑税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时, 还应该考虑生产性财政支出的比例。财政支出可以分为生产性财政支出和非生产性财政支出。目前, 哪些财政支出项目属于生产性支出或非生产性支出, 财政学界尚无统一的意见。有些经济学家把国防和教育开支统统看作是政府消费, 因而属于非生产支出;Barro (1990) 等则把它们看作是生产性支出, 认为公共教育支出属于人力资本支出, 而国防支出有助于保护产权, 从而有增加投资提高边际资本产出的可能性;Devarajan, Swaroop and Zou (1996) 等人则先不做定性分析, 即搁置有关生产性支出范围划分的争论, 让计量结果来说明:凡是能促进经济增长的政府支出就是生产性支出;在政府支出解决市场拥挤的生产函数中, 凡是能够解决市场拥挤的政府支出都可以看作是生产性支出。
本文参考赵志耘、吕冰洋 (2005) 采用较小口径界定生产性财政支出, 包括基本建设支出、科学研究支出和教育支出, 它们可以分别看作是人力资本投资、物质资本投资和科学研究开发投资三个方面。本文建立如下的回归模型 (样本区间:1985年～2008年) :
式中:gpgdp表示实际人均GDP增长率, ifr为投资率 (投资占GDP的比例) , ty为宏观税率 (税收占GDP的比重) , gr为生产性的财政支出 (包括基本建设支出、科学研究支出和教育支出) 占GDP的比例。回归结果表明税负与经济增长率负相关, 生产性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对经济增长有正的影响, 即增加生产性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并且从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可知, 生产性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要大于税负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
在考虑财政支出的情况下, 存在一个最优的宏观税负水平, 在达到最优水平之前, 税负增加, 有利于增加生产性的财政支出, 而当生产性的财政支出水平较低时, 增加生产性财政支出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 从而提高宏观税负有利于经济增长;而当宏观税负超过最优水平以后, 通过增加宏观税负而增加的生产性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负相关, 从而提高宏观税负不利于促进经济增长, 从表1可知, 近几年来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呈稳步上升的趋势。
前面的分析表明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存在一种辩证的关系。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全面影响取决于生产性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 因此如果把经济增长作为我国发展的主要目标, 税收收入增加的同时, 应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增加科学研究和教育支出, 提高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的内在增长能力, 这样才能使增加的税收收入对经济增长发挥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张伦俊.结构调整中的税收与经济增长[J].统计研究, 2005 (1) .
[2]吴鹏飞.税收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J].税务研究, 2005 (7) .
[3]郑振儒.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J].财经问题研究, 2006 (4) .
[4]BARRO, ROBERT.Government spending in a simple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8, 1990:103-117.
生产性支出 篇2
一、生产成本支出标准1、2010年末累计生产成本支出要控制在依据里程碑计划发生的目标成本范围内 2、2010年末累计占目标比例＝（2010年预算+2009年末累计发生）/目标成本
要与实际的里程碑计划完成的比例匹配
二、营销费用编制预算标准：
1、营销费用的总额，按回款额的1.5%计提，其中品牌费用提取0.2%
2、营销费用列支方式：
2.1确定项目的开发节奏，根据节奏制定项目的销售周期；
2.2888集团确定的销售周期
2.2.1准备期—项目开工至取得销售许可证
营销费用占总额的5%
2.2.2预热期—取得销售许可证前3个月
营销费用：占总额的15%
达到效果：开盘销售额度不低于本期项目的20%
2.2.3公开期—取得销售许可证后3个月
营销费用：占总额的30%
达到效果：销售额度不低于本期项目的30%
2.2.4强销期—公开期后4个月
营销费用：占总额的30%
达到效果：销售额度不低于本期项目的30%
2.2.5持续期—强销期后2个月
营销费用：占总额的20%
达到效果：清盘
3、售楼处费用
原则上不允许新建临建类售楼处，对售楼处的装修、办公家具及所有营运费等费用，根据公司产品线设置如下标准：
3.1 0.5%；
3.2 0.4%；
3.3 0.3%；
3.4售楼处的设计装修需报送集团审核、备案。
三、管理费用、开发间接费用编制预算标准：
生产性支出 篇3
摘要最近看到很多关于地方政府“其他支出”方面的报道和新闻，我不禁产生了一些思考。据《法制日报》报道，对于地方政府的预算来说，很多时候是不得不公开，而且这些预算中有些项目是否合理，我们很难妄下定论，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其他支出”的魅力在哪里？我想应该是 “其他”二字。
关键词其他支出地方政府财政监督
一、广泛的“其他支出”蒙蔽了人们的双眼
“其他”涵盖的范围非常的广泛，可以尽情的将“应该”或者“不应该”的支出都囊括其中。这一点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王敬波早就提出：“其他支出”里面包含的问题很多，值得高度警惕。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大面积地推进下，社会公众对政府信息公开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对于地方政府的预算来说，很多时候是不得不公开，而且这些预算中有些项目是不是合理科学、是不是难以启齿，都很难说。
那么就是说“其他支出”中很大一部分用于公务接待了。王敬波教授的理论是否成立呢，我们可以看几个例子：（1）中国人民大学的一项调研显示，“其他支出”在西部地区基层政府尤为明显，最高的占本级支出的42%。（2）在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区公布的最近一个年份的预算支出中，“其他支出”是仅次于公共服务支出的第二大支出。（3）中国人民大学的一项调研发现，在一些政府预算中，“其他支出”数额巨大，在一些基层政府尤为明显，最高的能占支出的40%左右。某市2011年一般预算支出中，按功能分类，“其他支出”达146亿元，占总支出的11.6%，仅次于教育支出。（4月1日《新京报》）。对于政府的预算体系，大部分的老百姓是不懂其内涵或者根本就看不见，这也就导致了“其他支出”的肆意妄为，有些部门被迫将预算公开，可也只是公开已经修复的很完美的账务。
我们可以拿自己家庭做比喻，这个月买米买油具体多少钱得记清楚，而像买了一根冰棍这种小事情可以计入“其他”的范围，而且还要保证它的金额没有过大。但是在做预算时，有些地方政府却是格外的重视这个“其他支出”的价值。我想照这样的趋势来讲，那么今后政府预算大部分都会变成“其他支出”了。
不知道大家是否记得2010年名字叫做《中国第一个全裸的乡政府》的帖子，当时真的是引起了各地方各部门各界人士的大力关注。可事实上人们如此惊叹的这种“裸晒”才是地方政府早就应该按照规定履行的义务。而大家这样的惊讶也足矣证明了地方政府有太多的不合规，不禁摇头轻叹。
二、“其他支出”的用途
资料显示一般概念中的“其他支出”包括少数民族地区补助费、支援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地方外事业务费和兵役征集费、军事供应站经费、公房收租试点支出、看守所拘留所经费、流窜犯收容站经费及未列项目的临时性支出等。而“其他支出”的两大“好处”。一是看不到具体支出用途，人大审议时好通过；二是预算法规定，年度中财政资金在科目间“流转”不需人大审批。所以公款吃喝、铺张浪费这种不能见光的费用全部记在了“其他支出”，而公开时，“其他支出”却不需要展开来，这就等于新闻发布会上说了一句无可奉告一样，真是难以琢磨又难免琢磨。而这样的不透明，只能使“其他支出”暗藏“其他支出”，反正其他二字很伟大。这样我们地方的预算就有了越来越多的秘密，财政部门看不懂了，腐败系数自然也就升高了。
三、加强监督，让“其他支出”在阳光下运行
我相信公众对于“其他支出”项目的关注不是在于支出的多少，更重要的是支出是否花在了刀刃上，是否能解燃眉之急。因此，我们应从国家和公民两个角度加强监督。
我们国家有两大法宝作为外在的监督手段《预算法》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可是他们都是具有一定的弊端的，不然也不可能讓“其他支出”这么猖狂。我们期待这两大法宝能够切实的发挥其巨大的作用，更希望国家能够重视这方面的审计调查工作，提倡廉洁还是要作为主打旗帜。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召开的第一次廉政工作会议上，也要求建立公开、透明、规范、完整的预算体制，把政府所有的收入和支出都纳入预算，形成强有力的约束机制。也就是说，政府的财政预算需要走在“阳光”下，每笔支出都要清清楚楚的记录出来，我们更希望把这神秘的“其他支出”的细节展示清楚，这样才会有利于人们的监督，让老百姓看的明明白白。
我想公众也是需要检讨的，我们应该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努力的去了解政府对经济的运用情况，财政部门的监督是有力的，可是面积也比较窄，更多的问题需要群众来解决、去监管，甚至只需要做到经常查看与询问就好，不然无谓的抱怨与怨声只能给某些政府滋生腐败细菌提供良好环境。看看香港政府的预算编制和公开办法，港府预算有三大特点：一是全程公开，高度透明，二是高度细化，三是民众参与度高。三者相辅相成，民众之所以乐意参与预算编制和审查，因为政府列出的开支具体详尽，都事关他们的切身利益，而且均毫无保留地公诸于众。这不仅需要政府的保证，老百姓同样也要做出努力。
时下，对于“其他支出”的讨论也越来越激烈。我们仰首瞩目，期待一个廉洁时代的到来，要让“其他支出”朴素的呈现在人们面前。不要让它笑里藏刀，畸形腐败！
生产性支出 篇4
关键词：生产总值,财政支出,多元线性回归,R软件
一、问题的提出与分析
1、研究背景
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一直备受世界的瞩目,衡量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标准———国内生产总值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分析与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与意义。因此,经济学者们纷纷将目光对准这一话题,GDP的发展究竟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成为了众多学者的关注焦点。
由于影响GDP的因素十分广泛,本文不能全面给予说明。基于此,根据影响因素的大小,数据的可得性与可比性,本文只对一个角度进行了详尽的分析,选取财政支出这一指标详细研究其内部各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初步地了解到财政支出将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新阶段发挥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为后续的深入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2、数据选取
本文选用的数据均来自于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选取了2012年全国除港澳台以外的31个省级行政单位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GS)相关数据。其中地方财政支出数据又详细分化选取了13个不同方面,即基本建设支出、企业挖潜改造资金、科技三项费用、农业支出、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工业交通部门事业费、流动部门事业费、教育事业费、科学事业费、卫生经费、行政管理费、公检法司支出、城市维护费。
选取各省市的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因变量Y,地方财政支出的具体13个方面作为自变量Xi,利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思想探究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即探究各地区国民生产总值与各项财政支出之间的具体影响关系。
二、模型的建立与求解
1、模型的初步建立
根据所选取的变量建立初步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利用R软件进行分析:由回归方程显著性检验p值为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则认为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全体的线性关系是显著的,可建立线性方程。
建立初步线性模型:
观察回归系数显著性检验中的概率值P值。观察可以发现其中只有X1、X8、X13三个自变量通过检验(p<0.05)。这说明得到的模型需要进行多方面分析调整,直到模型中的全部变量系数均通过检验为止。
2、模型的检验与优化
(1)剔除异常点。利用残差分析的方法验证假设e~N(0,σ2I)的合理性并且剔除异常点。通过观察标准化残差开方与拟合值的残差图找出存在的异常点。
对于近似服从正态分布的标准化残差,应该有95%的样本点落在[-2,2]的区间内。从图1中可以直观看出,所有的点均落在[-2,2]的区间内部,且不呈现任何趋势,证明了残差e~N(0,σ2I)近似服从正态分布的假设是合理的。同时判断出存在的异常点为第13,24组数据,应将这两组数据剔除掉。
(2)复共线性诊断。用剔除异常点后的数据重新建立模型,结果表明通过检验的变量个数较比之前有所增加。这说明剔除异常点对模型的修正起到了作用,但仍存在较多的变量无法通过检验,这时需要判断回归自变量之间是否有近似线性关系存在,即存在复共线性。其中,度量复共线性严重程度的一个重要统计量为方阵X'X的条件数k。经计算该模型条件数k=583.2895,处于100燮k燮1000区间,说明该模型的回归自变量之间存在较强的复共线性,需要修正模型,使k<100。
首先尝试利用逐步回归的方法寻找到最优子集:X1、X2、X4、X8、X10、X11、X12、X13。然后利用逐步回归对最优子集进行回归建模:
进入模型的所有自变量系数都通过了t检验,但截距项仍没有通过检验,模型仍具有调整的空间。因为逐步回归并不能完全消除掉自变量之间的复共线性,计算得到k=166.4924,这说明仍存在中等程度的复共线性,需要更进一步调整。多次重复上述方式,直到条件数k<100,且所有自变量及截距项均通过检验。得到的最终模型为:
综上可以看出,该回归模型是一个较为理想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可以利用2013年的数据代入模型进行检验,对比模型预测结果与真实值,从而对模型的精度得到客观的评价。
三、模型的现实意义及应用
在最终的确定的模型中涉及到的自变量有X2(企业挖潜改造资金)、X8(教育事业费)、X10(卫生经费)、X13(城市维护费)。模型定量反映出以上几类财政支出对于当地生产总值的影响,具体表现为教育经费和城市维护费的使用与生产总值成正比,其中教育经费的使用影响最为显著;企业挖潜改造资金与卫生经费的使用与生产总值呈负相关关系。二者相比,卫生经费的使用影响较大。
结合实际与本文结论模型分析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企业挖潜改造资金与生产总值呈现负相关。说明政府在这方面的投资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盲目性与不科学性,存在将资金投入回报率较低的项目当中的问题。为尽量减少这一现象的发生,应在投资准备时期,对有投资期待的企业或者项目进行全方位,严格系统地排查,找出可以为拉动生产总值做出贡献的项目,从而找到真正有价值的企业。
第二,模型显示教育经费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占很大的比例。也就是说,在目前我国现有的经济水平和教育水平下,教育经费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非常明显。由此可见,当前我们必须加强对教育经费投入的重视力度,要进一步加大财政性经费的支持力度,增加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数额。
第三,城市维护费的支出对于生产总值的正相关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对于公共设施的完善与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既保障了人们的工作效率,为日常的工作与生活都带来了相当大的便利,又为社会经济稳健增长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第四,卫生经费的投入与生产总值为负相关关系。这说明了政府在社会卫生体系的建设方面仍存在较大的局限性,我国的卫生体系现状亟待改善。
总的来说,随着财政支出的逐年增加,国内生产总值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其原因是财政支出拉动了内需,带动了GDP的增长。客观来说,我国的经济发展相较于发达国家依然比较低下,需要政府财政支出的地方还有很多。为了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需求,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要求我国财政支出必须做出合理的优化结构调整。在通过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应注意保持适度的财政支出规模,持续使用积极的财政政策这种外在的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并不是长久之计。只有保持适度的政府支出并且优化支出结构,才能促进内生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王松桂:《线性统计模型》线性回归与方差分析[M].高等教育出版社社,1999.
[2]章彰、李赐平、彭梅:教育经费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以1992年~2007年间为例[J].科教文汇(中旬刊),2011(6).
[3]郭芳、冷洛:国内生产总值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07(23).
生产性支出 篇5
为了定量地研究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笔者选择了被公认为衡量国家经济状况最佳指标的生产总值以及被认为衡量消费需求最佳指标的最终消费支出。选取的样本为2011年中国31省的各地区最终消费支出与其对应的生产总值。相关数据来源于统计局发行的《2012年国家统计年鉴》, 31省的生产总值在“统计年鉴”中“国民经济核算”下的“地区生产总值和指数”中, 对应的最终消费支出在“国民经济核算”下的“各地区最终消费支出及构成 ( 2011年) ”中。
2 三组耐抗线分析
对于数据 ( x, y) , 首先把x的值按升序排序使得x1≤…≤xi≤…xn。然后将 ( xi, yi) 平均分为左、中、右三组, 使得每组的个数尽可能相等。在三个组中我们分别求出x和y的中位数, 分别得到三个组的总括点 ( xL, yL) , ( xM, yM) 以及 ( xR, yR) 。组内总括点使得拟合线具有耐抗性。为了更好地拟合数据, 我们以斜率b0和中心值xm来进行拟合:
计算各点的初始残差:
用 ( xi, ri) 代替 ( xi, yi) , 重复拟合过程, 得到斜率与水平的调整值δ1, γ1。调整后的斜率和水平值为b0+δ1 , a0*+ γ1, 新残差为
继续不断地进行迭代过程, 直到斜率的调整值不超过b0的绝对值的0. 01% , 得到最后的水平a和斜率b。[3]
将2011年31省的31个截面数据运用该方法计算得出该拟合直线为
三组耐抗性方法下各地区生产总值与最终消费支出的散点图和拟合直线见图1、图2所示。
3 最小二乘法分析
3. 1 模型初步求解
该方法即为了使得 ( ^y - yi) 2平方和最小, 由此可求得
由MATLAB可求得回归方程为:
最小二乘法下各地区生产总值与最终消费支出的散点图和拟合直线见图2所示。
3. 2 异常点分析
3. 2. 1 残差图
将各省的最终消费与其残差画图分析, 见图3、图4。
由此图可看到有一个点明显超出4000的范围, 而另三个点也略超出4000, 则可判定有异常值的存在。严重超出4000的样本为第15个, 即山东, 略超出4000的有1、9、19号城市, 即北京、上海、广东。
3. 2. 2 杠杆率图
杠杆率用h表示。hii即表示如果给yi一个改变量Δyi, hiiΔyi就是它在 ^yi中造成的改变。因此, 在最小二乘法中, yi的任何改变, 都会对 ^yi有成正比的影响。这也是非耐抗性的集中体现。对于hij有这样的规律: 它们在1到1之间, 且和必须等于模型中的参数的个数。
在本实例分析, 即各地区GDP与各地区最终消费支出的探索性分析中, 由于此模型为一元线性回归模型, 只有两个参数, 截距与斜率, 又共有31个样本数据, 因此这31个残差的平均杠杆率为2 /31, 即0. 0645。而从图中可以看出有3个残差的杠杆率远远大于其平均杠杆率, 找出这三个异常数据点。在MATLAB中可以找到这三个异常值, 分别为第10、15、19个省份出现了异常点, 即江苏、山东、广东三省。
3. 3 标准化残差图
第i个残差的方差为:
则调整方差为:
从图5可以看出, 由于标准化后的残差消除了异方差, 且服从正态分布, 则其标准化残差的绝对值超过Zα2 ( 1. 96) 的概率为5% , 而由图可看出有2个值明显超出了2, 又从MATLAB中可找到超过1. 96的异常值分别为9、15、19号城市, 即上海、山东、广东三地, 但其中上海的标准化残差为 - 1. 9723, 其绝对值仅仅略大于1. 96。
3. 4 除以四分展布后的残差图
其中, XM为X, 即最终消费支出的中位数, XU为X的上四分位数, XL为X的下四分位数。用四分展布定义离群值截断点时, 定义的是离上、下四分位数超过3dF的值, 对应此处的残差即为超过正负2的点即为离群截断点, 如图6所示。或直接画出残差的箱线图也可一目了然地发现离群点, 如图7、图8所示。而通过MATLAB可求出仅仅第15号城市, 即山东为离群截断点。
综上对于异常点的分析, 包括了进行三种尺度划分的残差分析, 以及对杠杆率的计算可看出第15号城市在4种异常点判断时均被列入其中, 而19号城市在三种分析中均被视为残差。9号城市虽然出现了两次, 但每次都是刚刚超出标准而被选为异常点, 其余的1号与10号也仅仅出现了一次, 综合以上分析, 笔者认为应将15号与19号城市剔除, 以避免异常值对于回归拟合的影响。
3. 5 模型优化
根据以上分析, 将15号与19号城市剔除, 再次进行最小二乘法, 得到如下拟合直线。拟合图形如图8所示。
3. 6 优化效果评价
直接用最小二乘法拟合直线与通过分析异常点而将其剔除的改进后的最小二乘法进行的直线拟合的效果可用均方误差来比较优劣。
首先计算优化后的最小二乘法算得的均方误差为3. 7216×106, 然后计算最初的直接最小二乘法得来的均方误差为5. 1240×106。由此明显看出去掉两个离群点后的拟合偏误要小得多, 模型的优化是有效的。
4 三组耐抗线与最小二乘法的比较
将原始样本数据所进行的三组耐抗线计算与最小二乘法计算所得到的残差画在一张图中, 得到图8。其中绿色的圈代表运用最小二乘法得到的残差, 红色的圈表示运用三组耐抗线进行拟合后得到的残差。用肉眼观察我们发现运用三组耐抗线时有距离均值非常远的点, 而最小二乘法得到的残差离中心基本都不远。由此可以看出三组耐抗线本身具有的耐抗性, 它不因个别的偏离较大的点而剧烈变动自己的拟合参数值, 因此即便有离异很大的点, 它会将离群点对它的影响降到很小, 因此在残差图上就可能出现某些离群点距离拟合直线上对应点的距离很大的情况了。而最小二乘法就基本上不会出现此种情况, 因为它要使得残差平方和最小, 因而考虑到了所有的数, 包括异常点, 而对于离群值越大的点来说, 最小二乘法的拟合效果便越不好, 因为它为了使得残差平方和最小, 有可能牺牲掉其他的较好的拟合效果, 而为了使得这个离群的残差平方小而越靠近此离群点。因此对于异常值较大或较多的情况下, 三组耐抗线的方法一定比最小二乘法的方法可靠。但在此实例中, 由于仅有两个离群点, 并且两个离群点离群的程度都很小, 因此由三组耐抗线算得的均方误差为2. 1752×107, 而最小二乘法算出的均方误差仅为5. 1240×106 ( 见图9) 。
5 结 论
根据以上三组耐抗线、最小二乘法、剔除异常值的最小二乘法三种方法所进行的残差的比较, 得到的MSE ( 均方误差) 中最小的为剔除异常值的最小二乘法。因此此实例的最终拟合直线为 ^y = 2. 2734x - 733. 7587 , 并且拟合的优度较高。由此可以看出, 消费这辆拉动经济增长的马车对于经济的发展确实是有非常稳定的影响的。由此来说,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对于促进消费拟定的三条建议对经济的促进是很有积极作用的。
参考文献
[1]许光建.以深化改革和扩大内需为抓手努 (上接P120) 力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分析[EB/OL]. (2013-09-09)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11.1010.F.20130909.1203.010.html, last visited at 2013-09-09.
[2]谢伟东, 洪文峰.我国当前经济条件下如何扩大国内消费需求[J].金融经济, 2010 (9) :23-24.
生产性支出 篇6
关键词：政府财政支出,地区生产总值,ADF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
1 引 言
自20世纪20年代PIGOU根据交易的经济性质进行分类,将财政支出区别为购买性支出 ( 或消耗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其中购买性支出是指政府为了履行其职能,从市场上取得物品与劳务并支付相应资金而发生的费用。这些物品与劳务或者被用于政府自身的消费,或者形成投资,分别被称为政府消费性支出和投资性支出。通过购买性支出,政府与私人部门发生经济交换关系,并在实际上参与社会资源的配置,影响着社会总投资与总消费的数量与结构。而在转移性支出的过程中,政府只是扮演中介者的角色,依法拨付财政资金但并不要求获得相应的物品与劳务。虽然这一过程不涉及与私人部门的等价交换,却可以造成购买力和社会财富在其他社会主体中的重新分配。利用这一分类体系,可以从宏观上考察一国政府在多大程度上作为经济主体直接参与经济过程,其职能是偏好于资源配置,还是收入再分配。
近20年来,关于政府支出规模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规范式研究层出不穷,但对两者的关系至今没有形成一致的定论。阿罗和库兹运用内生增长模型对这一问题进行开创性理论研究,他们最早将政府支出纳入生产函数中,该模型遵循新古典传统,模型中设定所有的政府支出都是生产性的投资,得出的结论是政府财政支出最终会有双重作用: 既对生产具有促进作用 ( 政府购买支出形成有效需求,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形成生产资源,对人力资本的投资等) ,同时公共服务又给消费者带来效用,外生的政府财政支出仅影响经济向稳定状态增长的速度,但不影响稳定状态中的增长率。
在我国,学者龚六堂、邹恒甫[1]通过建模和实证分析得出政府的资本性开支的增长对经济增长没有统计学上的影响,经常开支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而政府资本性支出与经常性支出的波动对经济增长是负影响。郭庆旺[2]等人认为政府公共支出中的生产性支出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孙立和刘穷志[3]借助VAR实证模型,中国的经验实证分析表明: 公共花费是公共投资的基础,也是GDP增长的主要影响变量,公共投资不一定能促进GDP增长。刚猛和张得让[4]通过对时间序列自回归动态模型,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购买性支出及转移支付对GDP增长的贡献大小进行实证分析,认为政府购买与GDP增长存在自相关的关系。
2 研究模型
本文主要采取了湖南省1993—2012年的情况进行分析,在分析中引入了2个变量: 地区生产总值 ( GDP,取变量名为Y) 和地区财政支出 ( 取变量名为X) 。
首先对数据进行去价格指数化,以消除价格因数的影响。经LM自相关检验发现模型存在一阶正自相关。经过广义差分法对模型进行回归后,得到:
由此可知,误差已经消除自相关。原模型广义最小二乘估计结果是
Yt表示消除自相关的地区生产总值,Xt表示消除自相关的政府支出。可以看到调整后的R2值为0. 987110,说明财政支出大概能接受地区生产总值变化99% ,F检验值为1301. 813,对应的相伴概率0,在2% 的显著性水平非常显著,证明模型十分有效。常数项的T检验值为6. 867742,对应的相伴概率为0,在2% 的显著性水平非常显著,证明模型 十分有效。财 政支出T检验值为36. 08064,对应的相伴概率为0,小于2% 的显著性水平,因此解释变量在2% 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即在该回归模型中财政支出中的购买性支出能够显著地影响地区生产总值。
3 模型检验
3. 1 首先使用 ADF 检验时间序列平稳性
对于X,结果如上表所示,原数据ADF检验结果中T检验相伴概率为1大于10% ,不平稳。对于X的一阶差分序列的ADF检验,T检验值对应的相伴概率为0. 9944,大于10% ,因此不平稳。对于X的二阶差分序列ADF检验,T检验值对应的相伴概率为0. 0071,小于2% ,因此判定在2% 显著水平下该序列二阶差分是平稳的。
对于Y1,结果如上所示,原数据ADF检验中T检验值对应的相伴概率为1大于10% ,因为是不平稳的。对于Y1的一阶差分序列ADF检验,T检验值对应的相伴概率为0. 9469大于10% ,因此判定是非平稳的。对于Y的二阶差分序列ADF检验,T检验值对应的相伴概率为0. 0005,小于2% ,因此判定2% 显著性水平下该序列二阶差分是平稳的。
根据以上ADF平稳性检验结果,地区生产总值和政府支出二阶差分序列的ADF检验数据均平稳。对滞后2期开始做Granger因果检验。
3. 2 格兰杰检验
对模型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如下表所示,可以发现检验结果对滞后期数的选取非常敏感。在滞后1期时在5% 的显著性水平下,地区财政支出和地区生产总值互为对方的格兰杰原因。滞后2期和滞后3期时在2% 的显著性水平上,两者互为对方的格兰杰原因。在滞后4期和滞后5期时,可以看出在10% 的显著性水平上,地区生产总值是导致财政支出的格兰杰原因,而地区财政支出不是导致地区生产总值的格兰杰原因。
3. 3 简要分析
从实证结果来看,湖南省的财政总支出和生产总值变量都不是平稳的时间序列,但是通过单位根的二阶差分序列检验的线性组合是平稳序列,说明二者存在着一定的稳定均衡关系。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出地区生产总值是政府支出的格兰杰原因,湖南省可以通过财政支出手段来进行宏观调控。
4 相关政策及建议
4. 1 调整政府支出的内部产业结构
一要继续加大对基础设施与基础产业的资金投入,拓宽经济发展的瓶颈; 尤其不能放松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二要大力推进科教兴国战略。在继续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同时,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全面振兴职业教育,以培养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各类型人才。
4. 2 保持财政收入、财政支出与经济发展之间的适应性增长
在经济总量和财政政策的宏观把握上,必须保持财政收入、财政支出与经济发展之间的适应性增长态势。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的原因与我国长期以来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下的经济效益低下有直接关系。振兴财政,必须改变这种主要依靠外延型粗放经营来扩大经济规模的增长方式,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实现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
4. 3 加大对政府支出的管理和监督机制,加强政府支出的法制化建设
生产性支出 篇7
一、高校支出的规模、结构与水平分析
2003-2009年76所高校中, 大多数高校的总支出都在30亿以下, 年总支出高于40亿元的只有少数几所规模很大的高校。各年的总支出从2003-2008年一路上升, 从2003年的6亿元到2008年的18亿元, 2009年降至不足16亿元。各类中都经历了与总体类似的变化 (2009年下降) , 综合类最高, 通常其规模最大, 支出相应最多, 其次是理工类、师范类和农林类;财政类、语言类、艺术类和医药类高校通常规模较小, 支出相应较少, 最低的是艺术类。
2003-2009年76所高校生均总支出中, 大多数高校的生均支出都在6万以下, 高于10万的只有少数高校。各年76所高校生均支出总体上逐年上升, 但2009年急剧下降, 2003-2007年基本维持在2.5-3万之间, 2008年增值5万, 2009年跌至4万 (见图1) 。各类中, 2007年以前最高的是语言类, 2008-2009年最高的是艺术类, 综合类通常排第三, 理工类排第四, 师范类排第五, 医药类最低, 农林类和财政类很低 (见图2) 。
支出结构有纵向和横向两种分类。支出的横向结构按内容划分, 各年有所不同, 主要是公用支出逐年细化, 2003-2006年分为人员支出、公用支出、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三类;2007-2008年分为工资福利支出、商品和服务支出、其他资本性支出、其他资本性支出四类;2009年分为工资福利支出、商品和服务支出、其他资本性支出、其他资本性支出和债务利息支出五类。由于高校支出的横向结构逐步细化, 故分年计算支出项目比重。工资福利支出从2003年24.4%降至2009年19.2%;商品和服务支出是最大的支出项目, 由于该项目逐步细化, 所以比重从2003年60.9%降至2009年的36.1%;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从2003年的14.8%增至2009年17.6%;其他资本性支出只有2007年至2009年有数据, 2008年占44.9%, 2007年也占16.4%;债务利息支出只有2008年和2009年有数据, 都未超过2% (见表1) 。支出的纵向项目各年没有变化, 因此计算2003年至2009年7年的均值来分析其结构。事业支出是最大的支出项目, 最高的医药类占92.8%, 最低的师范类也占80.1%, 事业支出主要用于教学、科研等核心业务, 该项目比重高说明高校的支出突出重点, 结构基本合理;结转自筹基建是第二大支出项目, 除医药类不足1%外, 其他类都在10%以上;其他支出项目比重都不足1%, 尤其上缴上级支出各年均为0, 建议新会计制度修订时适时取消该科目 (见表2) 。
三、高校支出效益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为了加强支出管理, 提高支出效益, 本文从高校财务管理的实际工作中发现支出分析需要突出以下问题: (1) 支出构成分析和优化。找出不同高校经费支出结构的差异, 判断什么样的结构比较合理 (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比例合理;确保学生培养成本的比重, 保证学生培养质量;人员支出比例合理) 。 (2) 某些日常支出 (如供水) 有无节约的余地;与教学科研无关的支出 (离退休支出、家属补助支出等) 占多大比重, 是否可以通过社会化解决。 (3) 教学的最低保障程度及确保最低保障程度的方法。经费保障程度指拨款、学费占学生培养成本的百分比。财政收入的公平性主要看能否满足各校最基本的支出需要, 以保障教学质量, 防止高校之间贫富差距过大。 (4) 高校支出的预算遵循程度。高校应按规定的渠道, 分别列支, 按收入情况统筹安排, 各项支出是否按进度进行, 是否按规定的标准、用途进行。由于没有各校的预算数据, 本文对此没有分析。 (5) 目前教师待遇随意性大, 支出由各校自主决定, 地区和高校之间差距大, 导致教师队伍不稳定。通过教师待遇分析, 参考国外标准, 将教师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水平。
依据这些实际问题, 结合数据的可得性, 本文从支出构成、支出效率和经费保障三方面构建指标体系。为了使构建的指标体系全面、科学和可行, 本文分三步筛选指标:首先从现有的文献中广泛搜集高校支出管理与支出效益方面的指标, 按支出构成、支出效率和经费保障三个方面进行归纳、整理, 并考虑数据的可获取性, 从而确定第一版40个指标;然后请高校财务方面的专家, 从实际管理要求出发, 对初步指标进行筛选, 从而确定第二版30个指标;最后采用多种统计分析方法 (包括相关性分析、鉴别力分析、对所有被删指标的定性和定量分析) , 将第二版指标按照实际财务数据进行验证, 筛选出第三版24个指标。 (见表3) 然后对教育部直属的76所高校的2003-2009年的支出明细表数据进行单指标分析。
(一) 支出构成分析
具体为:
(1) 教育事业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 (事业支出-基本支出中的科研支出-专项支出中的科研支出) /总支出。教学是高校头等大事, 一定要保证教育事业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 保证学生的培养质量。该指标能反映高校支出中多大比重用于教学, 它越高越好。76高校该指标2003-2009年呈W型变动, 最高的2007年占85%, 最低的2008年不足60%。各类差异较大, 医药类该比重最高, 2007-2009年接近90%。语言类其次, 2007-2009年略有下降, 仍高于82%。2009年其他几类该指标都在上升, 基本都高于70%, 除了师范类只有65%外。如图3所示。
(2) 科研事业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 (基本支出中的科研支出+项目支出中的科研支出) /总支出。科研是高校仅次于教学的重要职能, 既要充分保证科研支出, 又不能唯科研, 挤占教学支出。各高校应根据自身的定位 (教学型、教学科研型、科研教学型、研究型) 来确定科研支出所占的比重。76高校2003-2007年该指标一路上升, 从11%上升到18%后, 2008年降至12%, 2009年回升至17%。各类中, 理工类最高, 各年基本在15%以上, 2009年高达23%, 其次是农林类。综合类、医药类和师范类居中, 基本高于10%。其他几类基本低于5% (见图4) 。
(3) 基本支出占教育事业支出的比重= (基本支出-基本科研支出) / (事业支出-基本科研支出-项目科研支出) 。虽然现在对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的划分存在一定的争议, 主要是项目支出挤占基本支出。但该指标能看出各高校在教学方面的投入。该指标2003-2006年小幅上升, 从87%上升到90%, 2007-2009年一路下降, 从90%下降到79%。基本支出是高校能自主安排的教育事业支出, 该比重的降低, 高校能自主支配的比重降低, 不利于高校自主办学, 也难以发挥其积极性。各类差异不大, 语言类最高, 不低于85%;其次是理工类、医药类和农林类, 不低于80%;师范类最低, 最低时不足70% (见图5) 。
(4) 项目支出占教育事业支出的比重= (项目支出-项目科研支出) / (事业支出-基本科研支出-项目科研支出) 。项目支出是有专门用途的支出。该指标越大, 高校可以灵活安排的教学支出就少。该指标与基本支出占教育事业支出的比重正好相反, 它是按项目支出的教育事业支出, 高校必须按项目执行, 没有自主性。其各年和各类变动与上一指标相反 (见图6) 。
(5) 教学支出占事业支出的比重分析。事业支出分为教学支出、科研支出、业务辅助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后勤支出、学生事务支出、离退休人员保障支出和其他支出。该指标越高, 说明高校用于教学业务的支出越多。76高校各年该指标经历了小幅 (42%-44%) 倒W型波动。各类各年基本持平, 但有所交叉, 相对而言, 师范类和语言类较高, 医药类最低 (见图7) 。
(二) 支出效率分析
高校是非营利组织, 不以成本最小为目标, 但支出并非越大越好, 对于水电暖等日常项目和三公经费等可以节约开支, 所以高校支出也要讲究效率。支出效率主要考察重要支出项目的收支比和支出构成。
(1) 人员经费支出占教育事业支出的比重=教育事业支出中的人员经费支出/教育事业支出。该指标太高, 说明高校财务状况不宽裕, 主要支出用于给职工发工资, 没有剩余的资金用于公用支出, 学生培养质量难以保障。76高校该比重近两年下降了2%, 2009年占27.5%, 即接近三分之一的教育事业支出用于人员支出, 基本合理。各类各年小幅波动且相互交叉。 (见图8)
(2) 资本性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资本性支出数据采用支出明细表的其他资本性支出 (2007-2009年) 或公用支出中的资本性支出项目 (2003-2006年) 。资本性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越大, 用于非资本性支出的越少, 高校灵活安排的支出越少, 该比重不宜太高。76高校各年该比重在10%-15%之间, 2008年突增至40%后2009年回落至25%。各类经历了类似总体的变动, 相对而言, 财政类和艺术类该比重较高, 医药类该比重最低 (见图9) 。
(3) 对个人与家庭补助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既包括对离退休人员的补助, 也包括生活补助、医疗费、住房公积金等, 还包括对学生的助学金。该指标应适中, 不宜太高或太低。2003-2007年76高校该比重都在15%-20%之间, 2008年突增至45%后2009年回落至接近20%。各类经历了类似总体的变动, 相对而言, 语言类该比重最高, 其次是艺术类和医药类, 理工类最低 (见图10) 。
(4) 生均培养费用=事业支出/折合后学生数。培养费用用事业支出来衡量。生均培养费用越高, 一方面学生培养经费越有保障, 另一方面支出效率越低。76高校生均培养费用逐年增加, 从2003年不足2万元增至2009年超过3万元, 支出效率逐年降低。各类也逐年增加, 语言类最高, 其次是艺术类, 综合类第三, 医药类最低, 师范类也较低 (见图11) 。
(5) 科研事业支出占科研收入的比重= (基本科研支出+项目科研支出) / (科研经费拨款+科研事业收入) 。科研收支比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科研财务效益, 该比重小于1说明存在科研结余 (基本工资等目前不允许计入科研支出除外) , 该比重大于1说明从财务角度看, 科研给高校带来的是亏损。76高校各年该比重经历了U型变动, 从2003年130%降至2005年50%, 2009年升至280%, 说明目前的科研收入严重不能弥补科研支出。各类中, 语言类该比重最高, 其次是财政类, 这是因为文科类课题经费很少, 但支出较多 (见图12) 。
(6) 日常公用经费支出占教育事业支出的比重=日常公用经费支出/教育事业支出。日常公用经费支出采用支出明细表的商品和服务支出 (2007-2009年) 或公用支出 (2003-2006年, 扣除资本性支出项目) 数据。该指标越大越好, 但76高校各年该比重2007年后大幅下降, 从2003-2006年的80%降至2007-2009年的50%。各类经历了类似总体的变动, 相对而言, 理工类和农林类该比重较高, 语言类和财政类该比重较低 (见图13) 。
(7) 教育经费效率=教育事业支出/教育经费收入。教育经费收入等于教育经费拨款加教育事业收入。教育事业支出等于扣除科研支出的事业支出。该比重越小, 教育经费效率越高。76高校各年教育经费效率均大于1, 在1.02-1.16之间波动, 说明教育经费收入还不足以支付教育事业支出, 教育经费效率较低。各类中, 医药类相对效率较高, 其次是农林类, 效率最低的是语言类 (见图14) 。
(8) 与学生培养相关的支出占事业支出的比重=扣除离退休人员保障支出以外的事业支出/事业支出。该指标越高, 越有利于学生培养。76高校各年该比重在0.89-0.92之间波动, 说明事业支出主要用于学生培养。各类中, 财政类最高, 医药类最低 (见图15) 。
(9) 生均运行经费支出。运行经费采用商品和服务支出或公用支出数据。生均运行经费支出越多, 支出效率越低。76高校各年生均运行经费在1-1.6万之间波动。各类经历了类似总体的变动, 语言类最多, 支出效率较低;其次是艺术类;财政类和师范类支出效率较高 (见图16) 。
(10) 项目支出占项目收入之比。项目收入采用收入明细表的专项收入。项目收支通常采用基金管理模式, 力争收支平衡、专款专用。该指标越接近1越好, 大于1说明项目支出超过项目收入。76高校各年该比值在0.8-2之间波动, 只有2005-2006年接近1。各类经历了类似总体的变动, 理工类该比值最高, 综合类和农林类其次;语言类最低, 财政类也较低 (见图17) 。
(三) 经费保障分析
高校之间贫富差距较大, 有的高校连基本的学生培养支出都难以保障, 严重影响学生的培养质量, 因此分析各校经费保障程度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经费保障大幅低于平均水平的高校, 建议主管部门通过增加拨款等途径改善其支出状况。
(1) 教育经费拨款占教育事业支出的比重。教育经费拨款包括中央教育经费拨款和地方教育经费拨款。该指标能反映财政拨款对教育事业支出的保障程度, 它越高越好。76高校各年该比值在缓慢增加, 从2003年70%增至2009年90%。各类中, 农林类最高, 师范类、医药类、理工类和综合类居中;语言类最低, 财政类和艺术类也较低 (见图18) 。
(2) 教职工工资支出占教育经费拨款的比例=工资福利支出/教育经费拨款。该指标越高, 教师的收入越高。76高校该比重在逐年降低, 从2003年48%降至2009年32%。各类中, 语言类该比重最高, 这与语言类教师收入高也相吻合, 财政类其次, 艺术类第三, 农林类最低 (见图19) 。
(3) 教职工工资支出占教育事业支出的比重=工资福利支出/教育事业支出。该指标越高, 教师收入越高。76高校该比重在逐渐降低, 从2003年33%降至2009年29%。各类中, 语言类和师范类较高, 艺术类和医药类较低 (见图20) 。
(4) 教师年平均工资=事业支出中教学支出、科研支出、业务辅助支出类的工资福利支出/教学、科研、业务辅助人员年平均数。该指标能反映教师的收入水平。76高校除2004年和2005年两次上涨外, 2005-2009年都持平在9万元。各类与总体的变动趋势一致, 语言类最高, 艺术类和财政类其次, 农林类和医药类最低, 理工类也较低 (见图21) 。
(5) 基建经费拨款占基建总经费的比重= (上年结转基建拨款+本年基建财政拨款) /基建收入总额。该指标越高, 高校需要自筹的基建支出就越低, 经费就越有保障。76高校各年该指标在40%-50%之间。各类中, 艺术类最高, 医药类其次, 理工类最低, 财政类也较低 (见图22) 。
(6) 生均教育事业支出。76高校生均教育事业支出逐年增加, 从2003年16000元增至2009年25000元。各类中, 语言类最高, 其次是艺术类, 其他类都较低 (见图23) 。
(7) 生均助学金支出额。76高校生均助学金支出逐年增加, 从2003年900元增至2009年1600元。各类中, 语言类最高, 2008-2009年超过2500元, 其他类基本在2000元以下 (见图24) 。
(8) 非教学业务支出占教育事业支出的比重。教育事业支出是扣除科研支出的事业支出, 非教学业务支出是扣除教学支出的教育事业支出。该指标不宜太高, 否则会偏离高校教学的核心任务。76高校该比重逐年降低, 从2003年接近50%降至2009年46%, 说明各校支出结构逐步优化。各类中, 医药类最高, 其次是艺术类和农林类, 师范类最低, 综合类也较低 (见图25) 。
(9) 生均消耗性支出。消耗性支出数据2003-2006年为公用支出扣除资本性支出, 2007-2009年为商品和服务支出。76高校各年生均消耗性支出在1-1.4万之间波动。各类中, 语言类最高, 艺术类其次, 其他类较低 (见图26) 。
四、基于因子分析与聚类分析的高校支出效益评价
针对支出效益的24个指标, 对76所高校2009年支出数据, 应用因子分析精简指标并进行综合评价, 分析软件为SPSS17.0。
(一) 公共因子的选定
由相关系数矩阵可知, 相关系数较高, 适合做因子分析。本文取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作为公共因子, 共有7个。这7个因子的累积方差率为82.636%, 旋转后的方差贡献率表明这7个因子解释原始信息的能力分别为17.423%、15.36%、13%、10%、10%、9.64%和7.18% (见表4) 。
(二) 公共因子的命名
由旋转成分矩阵可知, 生均培养费用、教师年平均工资、生均总经费支出、生均教育事业支出和生均助学金支出额在第1个因子上有较高的载荷, 该因子可解释为生均或师均支出因子;教育经费拨款占教育事业支出的比重、教职工工资支出占教育经费拨款的比例等4个指标在因子2上有较高的载荷, 该因子可解释为教育经费支出中拨款比重因子;教育事业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资本性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这三个指标在因子3上有较高的载荷, 该因子可解释为支出构成因子;基本支出占教育事业支出的比重、项目支出占教育事业支出的比重这两个指标在因子4上有较高的载荷, 该因子可解释为教育事业支出纵向结构因子;人员经费支出占教育事业支出的比重、教职工工资支出占教育事业支出的比重、国拨基建经费占基建总经费的比重这三个指标与因子5有较高的载荷, 该因子可解释为教育事业支出横向结构因子;生均教学业务资本性支出、教学业务资本性支出占事业支出的比重这两个指标在因子6上有较高的载荷, 该因子可解释为教学业务资本性支出因子;科研事业支出占总支出比重、日常公用经费支出占教育事业支出的比重这两个指标在因子7上有较高的载荷, 该因子可解释为科研支出比重因子。
(三) 公共因子的得分函数
7个公共因子均由原始指标体系中各个指标线性组合而成。采用回归法估计因子得分系数, 并输出因子得分系数。根据下表可得因子得分函数:
(四) 整体综合得分函数
以旋转后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占7个公共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的比值作为权重进行线性加权汇总, 得到支出管理与支出效益的综合评价模型:
(五) 具体排名
根据各因子得分函数和该综合评价模型, 可计算出76高校高校的因子得分和支出效益的综合得分, 并依据支出效益的综合得分进行排名 (见表5) 。
基于因子分析的支出效益评价给出了各高校的综合得分与排名, L38支出效益最高, L40支出效益最差。由于比较抽象, 需进一步分析综合排名好在哪些方面, 差的高校弱在什么地方, 即将综合评价与单因子评价结合起来。由支出效益最好和最差的各5所高校对比可知, 综合排名高的, 其7个因子得分和排名均较高;排名弱的其7个因子得分和排序均较弱。这说明分项评价与综合评价具有一致性。L39支出效益最高是因为其生均支出较高、教育经费支出中拨款比重较高、支出的横向结构合理、教育事业支出纵向结构合理、教育事业支出横向结构合理、教育业务资本性支出较大、科研支出比重较高, 其F1排76, F2排58, F3排59, F4排43, F5排50, F6排71, F7排74。L40支出效益最差是因为其支出结构不太合理, 支出效益不高和支出缺乏经费保障导致, 其F1排13, F2排2, F3排6, F4、F5、F6和F7都排1 (见表6) 。
利用因子分析的7个因子进行聚类分析, 采用SPSS17.0-分析-分类-K值聚类, 设定分为5类, 将高校支出效益分为很好、较好、一般、较差、很差。结果见表7。每一类中的高校在7个因子上的取值接近, 而各类之间的高校取值相差较大, 即同类中高校支出效益相似, 可以结合每一因子分析某类高校的具体支出效益, 根据不同类的支出效益及所反映的问题进行分类指导。针对该聚类结果, 将每类内高校的7个公共因子进行均值处理, 分别利用这7个指标的均值来近似代表每类, 绘制成图 (见图27) , 可直观地展现5类高校在这7个因子方面的具体体现。各类有所交叉。总体而言, 类2各因子得分均值均较高, 其支出效益应该最好;相对最差的是类1。
五、结论
通过对高校支出的规模、结构和水平分析可知, 教育部直属高校支出规模逐年增加, 结构也日趋合理, 生均支出有所增加。通过从支出构成、支出效率和经费保障三方面构建支出效益评价的指标体系, 并进行单指标分析和综合评价, 发现高校支出效益比以前有所改进, 但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支出规模偏小。尽管我国高校经费支出总量规模呈现出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但由于经费增长的速度远远没有跟上高校规模的扩大速度, 从相对数和生均经费支出来看, 我国高校经费支出却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学生培养成本过小 (这将影响学生的培养质量) 等问题。确保学生培养成本的比重, 保证学生培养质量。二是支出结构失衡。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应保持一个合理比例, 人头工资和学生的培养成本并非越小越好。人员经费过低, 后勤、离退休人员经费支出比例过高。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严重, 与教学科研无关的支出没有有效地通过社会化解决。与教学无关的离退休支出、家属补助支出比重过大。三是人员经费比重的评价值增长不明显, 反映出高校教职工的待遇还需进一步得到提高;从生均校舍面积的评价值可以看出高校基建总体处于上升阶段, 但基建经费占经费支出的比重的评价值不容乐观, 基本上呈现了负增长的情况, 说明国家对高校基建支持力度减弱。具体支出改进措施包括:提高教学、科研经费支出比例;教学经费和科研经费在收入和支出方面应基本相当;高校后勤应高度社会化;重视图书馆的经费支持;重视对学生的资助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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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性支出 篇8
一、甘肃省国库支出和财政支出统计数据的基本情况
(一)支出总量
2014年甘肃省国库公共预算支出2641.12亿元,财政支出2538.41亿元,国库支出大于财政支出102.71亿元,差异率为4.05%。2011年-2014年间,2013年差异率最小,仅为0.59%;2012年差异率较大为-4.09%。2011年、2012年国库支出小于财政支出,而2013年、2014年国库支出大于财政支出。
(二)支出分类
国库支出统计包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基金预算支出、国有资金经营预算支出、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债务预算支出五个部分,而财政支出仅包括前四项,未设置债务预算支出。就甘肃而言,社会保险基金收支没有发生额,国库支出涵盖四项,而财政支出涵盖三项。2012年、2013年、2014年国库支出统计中,债务预算支出金额分别为77.33亿元、0.64亿元、29.09亿元,财政部门未设置此项,其在公共预算支出中列支。
(三)支出科目
经核对,2014年国库支出中无一个类级科目统计数据与财政部门核对一致,不符率占全部类级支出科目数的100%。而且TCBS上线前后,科目差异率变化较大,由于甘肃省TCBS在2013年7月上线,现将2012年、2014年上线前后部分重点支出科目做对比,上线后2014年较上线前2012年科目差异率更大。另根据《关于规范国库调拨收支统计工作的通知》要求,国库支出增设2300299、270等科目用来统计转移性支出、往来性支出,与财政转移性支出科目有差异。
二、甘肃省国库支出和财政支出统计数据差异的原因剖析
(一)记账方式差异
国库支出业务基于收付实现制,即以国库资金的支出时点为确认依据,库款拨付就确认支出。而财政支出是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即凡是当期的支出,不论国库资金是否拨付,都确认支出;反之,不确认支出。目前,大部分市、县实施了国库集中支付,财政部门通过对代理银行下达支付额度,代理行在额度范围内进行支付,财政部门对当年已下发的但未使用完的支付额度(即集中支付结余)列入当年财政支出,而国库核算不将此项列入支出,第二年实际支付时,国库发生支出,而财政不列支出。2014年财政集中支付结余17.9亿元在财政支出中列支,而且未在国库支出中列支。发生以前年度支出退回,国库以该款项冲减当年财政支出,而财政则是冲减以前年度支出,对当年的支出不予调整。
(二)支出分类差异
TCBS上线后,集中支付支出通过21999其他支出科目核算,未对明细项目进行分类,归入各项支出中,因此导致国库类级支出与财政类级支出差额较大,以2014年为例,21999科目支出金额为1014.87亿元,公共预算支出总额为2641.12亿元,占公共预算支出的38.43%,严重影响了分类支出的准确性。2014年主要支出项目差异率均在20%以上,尤其是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与传媒、医疗卫生、交通运输支出差异率在50%以上。
(三)财政专户资金差异
由于部分财政专户的设立,财政收支通过专户直接核算,不经过人民银行国库,造成部分资金体外循环,严重影响了国库支出核算的准确性。如:粮食风险基金支出、农资综合补贴支出,财政部门通过在农发行开立的粮食风险基金专户单独核算,封闭运行,不通过国库进行拨款,国库支出未列支这部分金额。
(四)科目设置差异
现行国库支出科目是按照功能分类统计的,未设置暂收、暂付科目,因此,国库在发生暂收、暂付业务时,只能将其归集到转移性支出科目。而财政核算涵盖收入、支出、资产以及负债等多种功能,设置了暂收、暂付等过渡账户,对暂收、暂付不列收支处理,并可根据需要进行调整。如国库以转移性支出列支政府采购支出,而财政在暂存款中核算该项收支,未列入支出项目中。
(五)对账调整差异
相关制度规定中,只对收入对账进行了明确的规范,而对于国库与财政的支出对账工作未予明确,在实际工作中,支出对账经常被忽视,更正处理不够及时妥当。据调查,2014年甘肃省财政部门在与人民银行国库对账过程中,仅对收入进行对账,并未核对支出情况。而对于财政支出科目使用错误的更正,一般由财政部门单方面进行调整,未填制更正通知书送国库部门办理更正,导致财政与国库支出数据的差异。
三、对策建议
(一)加快信息化建设
加快TCBS系统的升级改造,将集中支付数据按明细科目入账,减少因集中支付数据合并入账带来的差异,从而大幅降低国库支出与财政支出的差异率。加快财政支出无纸化进程,不断扩大财政支出无纸化业务范围和覆盖面,财政部门与人民银行国库通过部署统一的电子凭证库,提高资金拨付效率,实现支出业务的无纸化。
(二)加强财政专户管理
清理、整顿和压缩财政专户,财政资金的拨付全部通过央行国库办理,杜绝财政资金的体外循环,使财政资金的拨付和使用能够在央行国库得到及时、准确的反映和体现,促进财政资金使用更加公开、合法、透明,管理更加规范。
(三)建立沟通协调机制
加强与财政部门的沟通协调,财政部门在处理预算支出科目调整时,应抄送支出科目调整信息资料到人民银行国库,人行国库以此为依据及时调整支出科目,保障财政支出与国库支出调整的一致性。
(四)强化支出对账监督
生产性支出 篇9
公共教育支出又称为公共教育财政投入, 是我国教育投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教育支出是决定一个国家教育事业能否正常、稳定发展的关键因素, 也关系到教育质量的提高和教育公平的实现。目前, 我国学者对公共教育支出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公共教育支出的绩效研究。如申玲 (2009) [1]、从树海和周炜 (2007) [2]对我国公共教育支出绩效的研究。二是公共教育支出的公平性研究, 如邱伟华 (2008) [3]对我国公共教育支出的不公平的分析;杜晓利和沈百福 (2010) [4]对公共教育经费三级教育分配的研究等。
家庭教育支出是居民家庭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代表着居民对教育的需求和支付能力。学者们对家庭教育支出的相关研究也很多, 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比较不同支出主体之间的差异性, 如张锦华 (2008) [5]对城乡之间、农村的不同发展地区之间的教育支出的差距研究、魏新和邱黎强 (1998) [6]对城镇家庭教育支出负担率差距的研究。二是对家庭教育支出与家庭收入之间的关系研究。如刘社建 (2003) [7]对教育消费水平的收入弹性的研究、丁小浩和薛海平 (2005) [8]对城镇居民家庭在选择性教育支出差异的研究。三是对教育支出负担的关注。郑翠霞 (2006) [9]对贫困地区农村家庭子女教育支出的研究、张艳梅和赵桂梅 (2006) [10]对内蒙古城镇居民家庭教育支出增长的研究等。另外, 关于家庭教育支出的效益研究也日渐丰富, 成为解释家庭教育投资决策的重要分析维度。
根据已有研究文献可以看出, 公共教育投入和居民家庭教育支出作为不同性质、不同类别的两大教育经费来源, 在学术领域分别形成了各自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向。然而, 学者们却少有分析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公共教育支出作为宏观因素, 理论上会对居民的投资决策产生影响。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明晰, 很可能造成家庭教育支出的浪费和公共教育投入的盲目性, 不利于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 本文以公共教育投入与家庭教育支出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 利用1992~2010年相关统计数据, 对我国公共教育支出变化趋势、家庭教育支出倾向和弹性系数进行了描述和分析, 试图解析公共教育投入与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教育支出之间的相互关系。
目前, 学者们对家庭教育支出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秦宛顺等人 (1992) [11]认为, 家庭智力投资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类:广义家庭智力投资指家庭用于提高家庭成员文化教育水平的支出, 即除了购买课本、讲义、文具、书报杂志的支出和学费之外, 还包括购买文化娱乐用品和文娱费支出, 简称为家庭文化教育支出。狭义的家庭智力投资指家庭用于教育方面的支出, 简称为家庭教育支出,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家庭直接教育费支出, 包括纸张文具、书报杂志和学杂费;二是家庭教育集资;三是家庭教育税费。基于数据收集的准确性和便利性, 笔者将《中国统计年鉴》中所列教育娱乐文化支出定义为广义教育支出, 将其中的家庭教育支出定义为狭义教育支出, 需要说明的是, 在《中国统计年鉴》中, 只将城镇居民的狭义教育支出予以单列, 农村家庭则没有。本文中的家庭教育支出是指城镇居民家庭狭义教育支出。
二、公共教育支出
从教育经费的供给和需求来说, 国内生产总值 (GDP) 是教育经费的根本来源[3]。在教育经费总量中, 预算内教育经费和学费是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其中, 预算内教育经费来源于财政支出。1992~2010年, 我国教育总经费和预算内教育经费每年都在增长, 人均教育总经费由62元提高到1094元;人均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由46元增长到1006元。但是, 二者相对量的变化却存在明显差异。首先, 我国教育总经费占GDP的比例呈缓慢的波动增长状态, 虽然总体处于上升趋势, 但仍有6个年份出现下降, 这与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并不匹配, 表明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对教育资源的配置并不充分。其次, 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一直处于波动状态, 波动区间为13.17%~15.47%, 其中, 1994~1996年和2007~2008年处于波峰阶段, 2000年是波谷阶段, 表明我国预算内教育经费受政府的财政预算和相关政策因素影响较大。
三、家庭教育支出
1992~2010年, 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性支出和教育支出每年都在增长。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从1618元增长到13471元, 增长了7.3倍;人均教育支出由64元增长到661元, 增长了9.3倍。居民家庭教育支出反映了家庭对教育的需求, 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教育支出倾向和家庭教育的需求弹性是反映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教育支出与家庭人均总支出、人均收入、学费等关系的重要指标。沈亚芳等人曾经对我国农村居民教育支出倾向[12]、楚红丽也曾经对我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支出的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13]进行过分析。这里, 我们将对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教育支出倾向和家庭教育支出的总支出弹性、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进行分析。
(一) 城镇居民家庭的教育支出倾向
1.平均教育支出倾向
经济学上, 平均消费倾向是指居民平均消费支出占平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 因此, 平均教育支出倾向就是指家庭教育支出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例, 即教育支出占家庭收入的份额。通过对1992~2010年度数据分析发现, 我国城镇居民平均教育支出倾向1992年为0.032, 2002年最高的时候为0.064, 此后一路下行, 到2010年为0.035。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 我们认为, 可能是1992~2002年, 随着高等教育收费改革和扩招, 居民对教育的需求量大增, 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较快增长, 使原来被体制压抑下的教育需求得以释放, 导致平均教育支出倾向上升。2002年之后, 随着城镇居民基本教育需求的满足, 平均教育支出倾向则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
2.边际教育支出倾向
边际教育支出倾向是指增加教育支出与增加的收入的比值, 反映了家庭收入增加对教育支出增加的影响。
分析表明, 我国城镇居民的边际教育支出倾向, 1993年为0.056, 1998年达到最高0.14, 此后一路波动下行, 2010年仅为0.008。对于边际教育支出倾向的“倒U”型趋势的原因, 我们认同沈亚芳等人的看法, 是人力资本投资收益变化和边际消费递减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数据分析表明, 我国城镇居民边际教育支出倾向的变化, 符合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 随着收入的增加, 消费并不按比例增加, 消费增量在收入增量中的比例是递减的。
我们也可以用函数模型:Y=a+b X来计算边际教育支出倾向。其中Y代表人均教育支出, a是截距, b是教育支出倾向, X是人均收入。用模型计算1992~2010年边际教育支出倾向为也是倒U型, 从0.0737~0.0871, 然后逐步下降为0.0163。
(二) 城镇居民家庭教育支出的相关弹性系数
经济学认为, 弹性是指当两个变量存在函数关系式用来表示因变量对自变量的反映敏感程度的一个指标, 用数学公式表示为:弹性系数=因变量变动的百分比/自变量变动的百分比[13]。具体地说, 弹性系数告诉我们当自变量发生1%的变动时, 它引起的因变量变动的百分比。家庭教育支出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 下面主要从教育需求的总支出弹性、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来分析城镇居民家庭教育支出与相关指标的关系。其中, 本文利用双对数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其斜率就是弹性系数。
1.教育需求的总支出弹性
家庭教育需求的总支出弹性是指家庭教育支出的增长率与家庭消费性支出增长率之间的比率关系, 能够反映家庭教育支出对家庭消费性支出的敏感程度。通过对1992~2010年城镇家庭人均教育支出和人均消费总支出的相关分析发现, 二者存在极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相关系数为0.9227。据此, 我们将人均消费支出看作自变量X, 将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教育支出看作因变量Y, 进行双对数回归可得:Ln Y=1.173Ln X-4.3, 拟合优度R2=0.917。由此可以看出, 1992~2010年, 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教育需求的总支出弹性系数为1.173, 说明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教育支出的总体增长速度快于家庭消费总支出的增长速度。
城镇居民教育需求总支出弹性的历年变化趋势, 我们可以看出, 家庭教育需求的总支出弹性经历大幅波动后走向平稳, 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4~2002年, 总支出弹性系数总体大于1, 表明城镇家庭教育支出的增长速度快于家庭消费性支出, 并受家庭消费性支出的影响较大;第二阶段为2003~2010年, 总支出弹性系数总体小于1, 走势趋向平稳, 表明城镇家庭教育支出的增长速度慢于家庭消费性支出。
分析2010年我国31个省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教育支出和人均消费总支出的横截面数据可以得出, 二者之间存在极为密切的相关关系, 相关系数为0.8492。我们可以将人均教育支出看作因变量Y, 将人均消费总支出看做X, 由此建立双对数回归模型可得:Ln Y=1.3201 Ln X-6.1074, R2=0.62, 模型计算的总支出弹性系数为1.3201。这说明, 我国不同省份城镇居民家庭之间的教育支出存在差距。人均总支出高的地区, 人均教育支出也高, 并且其增长速度, 高过总支出的增长速度。
2.教育需求的收入弹性
家庭教育需求的收入弹性, 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因家庭收入变动而引起的教育支出变动率, 即教育支出对家庭收入变动的反应程度, 其弹性系数等于家庭教育支出变动百分比除以收入变动百分比。根据相关分析, 我国1992~2010年城镇居民家庭教育支出与家庭收入之间存在极为密切的正相关关系, 相关系数为0.9094。由此, 建立双对数回归模型可得:Ln Y=1.081 Ln X-3.78, 其中, Y表示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支出, X表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R2=0.91。模型表示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教育支出的收入弹性系数为1.081 (小于总支出弹性) , 即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增加1个百分点, 其教育支出相应增加1.081个百分点。弹性系数大于1, 表明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教育支出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而增加, 且增长速度快于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长。
分析表明, 家庭教育支出的收入弹性并非一直大于1, 而是经历波动起伏后趋向平稳, 其波动周期与总支出弹性一致, 但波动幅度相对较小。1994~2002年, 教育支出的收入弹性系数大于1, 即收入水平上升时, 对教育支出的增幅高于收入增幅。2002年以后, 收入弹性系数处于0~1之间, 即当收入水平继续上升时, 家庭教育支出增幅小于收入的增幅。
对2010年我国31省份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支出和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行相关分析发现, 二者存在极为密切的正相关关系, 相关系数为0.8443, 据此建立双对数回归模型如下:Ln Y=1.217 Ln X-5.56, R2=0.5543。由于地区差异的存在, 横截面分析模型所得教育支出相对人均收入的弹性系数高于时序数据的计算结果。
3.教育需求的价格弹性
学费是教育经费的重要来源, 学费来源于家庭教育支出, 由于学费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教育的价格, 我们据此可以计算家庭教育需求的价格弹性, 即家庭教育支出变动的百分比与学费变动百分比的比值。分析表明, 1992~2010年, 我国城镇居民的人均学费一直处于上升趋势, 人均学费占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支出的比例也一路上升, 从6.25%提高到34.04%。
1992~2010年, 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教育支出与人均学费存在极为密切的相关性, 相关系数为0.9177, 我们将人均学费看作自变量X, 将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教育支出看作因变量Y, 进行双对数回归可得:Ln Y=0.6031Ln X+3.46, 其中R2=0.97。据此我们得出, 1992~2010年, 我国城镇居民教育支出的价格弹性系数为0.6031, 即人均学费每增长1个百分点, 人均教育支出增长0.603个百分点。表明, 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教育支出的增长幅度低于学费的增长幅度。
2010年我国31个省份的数据也表明,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教育支出与人均学费之间存在极为密切的正相关关系, 相关系数为0.8547。根据横截面数据可得双对数模型:Ln Y=0.6613 Ln X+2.8411, R2=0.78, 其中, Y表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教育支出, X表示人均学费。模型表明, 家庭教育需求的价格弹性系数为0.6613。
从以上三组弹性系数可以看出, 时序数据与横截面数据的计算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由于横截面数据可以扣除物价上涨和时间因素的影响, 因此, 笔者认为, 运用横截面数据计算出的弹性系数更客观。
四、公共教育支出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
我国国民经济总量的各组成部分分别通过不同的途径投向教育, 转化为教育总经费。我们认为, 家庭教育支出受到四个层次因素的影响:第一层次是家庭收支状况, 也是最为直接的影响因素;第二层次是教育政策的影响, 如学费政策和预算内教育经费等;第三层次是公共财政支出水平;第四个层次是宏观经济发展水平。根据上述思路, 在确定这些影响因素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时, 我们把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支出作为因变量Y, 分别选取人均可支配收入 (X1) 、人均预算内教育经费 (X2) 、人均财政支出 (X3) 和人均GDP (X4) 等4个指标对其进行解释。
在假定其他影响因素不变的情况下, 分别拟合Y对X1、X2、X3、X4的一元时序回归, 结果如下。
为了进一步了解各解释变量对家庭教育支出的综合影响, 我们利用SPSS软件, 对解释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 建立模型如下:
根据表6的统计结果可得模型:Y=5.661X1-4.767X4, R2=0.972。该模型表示人均家庭可支配收入和人均GDP对家庭教育支出影响显著。从“已排除的变量”可以看出, 人均预算内教育经费和人均财政支出并未进入模型, 说明公共教育支出和公共财政支出并非影响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教育支出的最主要的线性因素。但是, 如果我们将4个自变量取对数, 建立逐步回归模型, 则被排除的指标是X1和X4。
对31个省份的4个指标进行逐步回归, 我们发现回归结果只剩下收入X1, 其他三个都剔除了。我们认为, 从全国来看, 这些年GDP的增长对教育支出是有影响的, 但是各地看, 人均GDP的差异, 不是影响教育支出的重要因素。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根据国民经济总量与教育经费之间的关系, 建立了我国城镇居民教育支出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 认为城镇居民教育支出, 在逻辑上受到4个层次的因素影响, 但是最紧密的因素也是第一层次的因素, 即家庭收支。
本文分析了1992~2010年, 我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教育支出倾向和边际教育支出倾向的变动趋势, 发现城镇居民的平均教育支出倾向趋势的变化关键点在2002年, 之前是上升阶段, 此后是下降阶段。城镇居民的边际教育支出倾向趋势的变化也是先上升, 后下降, 正在逼近0。
本文还分析了1992~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教育支出的总支出弹性、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 发现:根据双对数模型, 城镇居民教育支出的总支出弹性、收入弹性都大于1。就是说, 城镇居民教育支出的增长快于家庭消费总支出的增长和家庭收入的增长。对2010年31个省份的横截面数据的分析, 也得出上述结论。但是, 1992~2010年, 我国城镇居民教育支出的价格弹性, 根据双对数模型分析, 是小于1的。表明: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支出的增长慢于人均学费的增长。对2010年31个省份的横截面数据的分析, 也是同样结论。
本文根据逻辑分析, 选取了可能影响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支出的4个指标, 分别是人均GDP、人均财政支出、人均预算内教育经费、家庭人均收入, 拟建立逐步回归模型。在1992~2010年的时序模型运行过程中, 剔除了人均财政支出、人均预算内教育经费两个指标, 留下了人均GDP和家庭人均收入;表明这两个指标是影响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支出的重要指标, 而公共教育支出因素, 至少不是重要的线性影响因素。对2010年31个省份数据的横截面数据作相同的逐步回归过程中, 剔除了3个因素, 仅留下家庭人均收入作为家庭教育支出的重要因素。
上述分析表明, 虽然影响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教育支出的许多因素在理论上是存在的, 但是从目前的数据来看, 仅仅家庭收入是能到证实的重要因素。
摘要：公共教育支出和家庭教育支出作为不同类别的两大经费来源, 对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利用19922010年全国31省市城镇居民的相关调查数据, 对我国城镇居民家庭的教育支出倾向和弹性系数进行了分析, 并进一步分析了GDP、家庭收入及公共教育支出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 最后对相关结论进行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