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服务业文献综述

生产性服务业文献综述（共10篇）

生产性服务业文献综述 篇1

近些年来, “三农”问题得到了国家的极大关注, 中央的“一号文件”一直都在强调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生产性服务业在世界经济中得到了快速发展, 而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对于农业现代化以及农村经济的发展将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已经引起很多国家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

1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概念界定

生产性服务又称生产者服务, 是指那些主要为满足中间需求, 向外部企业和其他组织的生产活动提供中间投入服务, 用于进行商业运作和更进一步的生产而非主要用于满足最终直接消费和个人需要的行业。

国内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概念界定存在不同的定义。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是指主要定位服务于与农业经济发展相关的服务产业, 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向农业生产活动提供中间投入服务的产业 (关凤利、裴調, 2010) , 是贯穿于整个农业生产流程, 以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为主要投入, 为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和产后提供服务的产业, 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赵天娥, 2012) 。而庄丽娟 (2011) 给出了更具体的定义:从产业链角度看, 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及产后都需要生产性服务的支撑, 产前的服务主要有良种、农机具、农药化肥等农用物资的生产和供应等服务;产中的服务主要包括技术、信息、植保防疫、保险服务等;产后的服务则主要涉及农产品采后处理、保鲜储运、加工包装、营销等服务;资金需求则贯穿于整个产业链条。郝爱民 (2012) 认为,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可以细分为三类:其一是农产品服务。主要包括农产品质量与安全服务、农产品营销服务。在农业生产性服务体系的三部分构成中, 农产品服务是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基础和先导, 它将社会中日益专业化的要素服务和专业服务等导入到农产品生产过程中, 在相当程度上构成了这些资本进入生产过程的通道。其二是农业生产要素服务。主要包括农机作业服务、农业金融保险服务与农村劳动培训服务;要素服务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提供了重要的要素资源, 随着信息技术等现代科技的发展和应用, 农业生产要素服务为农业生产提供信息、金融、劳动培训等影响生产效率的关键生产要素服务。其三是农业专业服务。主要包括农业信息服务、农技推广服务与基础设施管护服务。农业专业服务是分工深化的结果, 随着分工的不断深化和技术进步, 形成了专业性的服务机构。农业专业服务是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推进器和重要保证。为农产品服务和要素服务提供了现代的信息技术、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等资源, 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

2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1991年, 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通知》明确指出, 农业社会化服务是包括专业经济技术部门、乡村合作经济组织和社会其他方面为农、林、牧、副、渔各业发展所提供的服务。关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概念, 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定义。樊亢、戎殿新 (1993) 就认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商品农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是现代农业生产分工体系和新型市场体系。周晓梅、宋春艳 (2003) 和程富强、张龙 (2005) 从功能视角下分析, 提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社会经济组织为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 给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经营主体提供各种服务所构成的一个网络体系。而巫继学 (2006) 从制度角度出发, 认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构建了农产品与市场、农业生产中的市场化服务以及综合性解决“三农”问题的一种机制。学者对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不同定义, 反映了各自研究视角的不同。总之,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为农业生产提供各种服务的一个系统 (丛晓娣、姚风桐, 2007) 。淳伟德 (2005) 研究发现我国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存在如下的问题。在农业生产服务体系方面:农业科技服务推广工作基础薄弱发展不平衡;农村综合执法体系不健全, 农业生产资料市场混乱;农产品无公害检测的覆盖面不大, 体系不完善。而农村基础设施服务体系方面:主要表现为:农村规划没有实现全面覆盖;信息资源的共享程度差;农村垃圾无害化处理差。至于农村社会事业服务体系方面是农村教育高中阶段的普及率较低, 农村医保和基层医疗工作欠缺, 就业培训网络没有延伸。

我国现有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 由政府需求主导加农户需求综合形成的。主要表现为在当前和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不足 (金兆怀, 2002) 。建立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是为了适应家庭承包制而在原有农业服务体系基础上改造的产物, 但在其建立和运行过程中却产生了“部门化”的问题 (仝志辉, 2004) 。通过创新体制机制, 建立覆盖全程、综合配套、便捷高效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改革的方向 (郁大海, 2010) 。在探讨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现状研究中孔祥智等 (2009) 构建了如图1所示。

3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农村经济发展作用机制

W.Richard Goe (2002) 认为要大力发展农村服务业来解决就业进而带来经济的发展。三次产业演进规律告诉我们, 高阶产业的发展总是在提高低阶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第一次大规模提高, 主要在于制造业发展带来的机械化;而第二次大规模提高, 就与生产性服务投入的不断增加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在现代产业体系的框架中, 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和投入的增加, 成了农业、制造业等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条件 (陈宪, 2008) 。郝爱民 (2011) 年通过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无论长期还是短期,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是农业、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 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支撑。从长期来看,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中科技推广变量、农村金融变量显著地促进了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且科技投资和金融支持的作用远超过了农资配送和信息服务增长, 这可能是由于技术进步创新对不同产业结构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从短期来看, 农业信息和农产品营销服务对改善农民收入的短期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 这可能是由于目前我国农业信息不畅、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落后所致, 而渠道环节少, 物流快、成本低、效率高的渠道结构和及时的市场信息提供可以引导农民扩大经营规模, 形成农村支柱产业, 增加农民收入。姜长云 (2011) 就认为, 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农村经济发展及稳定具有战略性意义。主要在于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 有利于农业节本增效并提升竞争力, 促进农民增收;可以为农业产业化、产业集群和产业区的发展提供战略引擎, 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可以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提供重要路径, 带动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是保障粮食安全、完善农产品市场调控的迫切需要, 有利于稳定农产品价格、增强农业的抗风险能力。同时也可以推动农业发展方式转变, 促进农业生产效率提高, 有利于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 推进小城镇建设, 进而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赵天娥, 2012) 、整合农业产业链,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提升农业比较效益 (黄慧芬, 2011) 。

4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

陈宪 (2008) 认为, 很多学者往往注重把生产性服务业作为制造业提供中间服务的产业部门, 而忽视了农业同样也需要生产性服务业。他分析指出我国农业还比较落后、购买生产性服务还比较少。学者就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进行了充分研究, 主要的研究内容包括服务主体、服务内容、服务能力和服务方式等方面。具体如表1所示。

5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模式

模式的选择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极其重要, 但由于地区的差异以及学者研究对象的差异, 在具体模式运用的时候会出现一定的偏差。在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过程中, 随着市场主体的逐步完善, 也不再是由政府单独来进行资源配置, 其他非政府机构也起到了越来越大的作用。通过梳理现有研究文献, 主要的发展模式如表2所示。

6 研究不足和展望

从以往的文献梳理来看,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在一定程度上为国家的政策制定提供了一定的参考支持。但是, 从总体上看, 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研究刚刚起步, 依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第一, 现有的研究比较混乱, 总体研究数量不够。在现有的研究中很多是重复研究, 并没有特别的新意, 而且得出的结果并没有很强的说服力, 研究的视角也是在很窄的空间。

第二, 理论研究充分, 但实证研究不足。在现有研究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文献中, 绝大部分是集中在理论方面的分析, 导致研究的说服力不强。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数据支撑, 因此要提高说服力, 实证方面有待加强。

第三,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内在机制研究不足。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作为农村发展的有效支撑, 是一个很大的系统工程, 而目前的文献探讨大部分还是集中在表面分析, 并没有深入研究内在运作机制以及如何把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与其他产业结合起来。

针对以上的不足, 个人觉得以下几个方面是可以努力的:

一是如何形成全国性的研究框架, 而不是分散地研究各个小模块, 这不利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模式国家推广。只有在大的范围内研究, 才能形成比较权威的定义, 就可以有效改善混乱的局面。

二是利用调研或者国家统计部门的二手数据来分析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情况以及各个地区的匹配问题, 通过实证分析有效地构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国家以及区域模式, 并且针对薄弱的环节进行改进, 强化已经取得成效的模式。

三是要弄清楚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具体运作机制, 在这个过程中要摆正各参与体的位置, 以及有效地进行匹配, 把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运作机制研究清楚了, 才能有效地去进行政策的落实以及效果的评估。

四是要做好国外经验的借鉴。国外的服务业发展比我们发达很多, 而国外并没有农业生产性服务业这一说法, 他们更多是把这个纳入服务业的大框架中, 但他们也有很多针对农业的服务业发展模式, 这个是我们学者研究可以借鉴的。

摘要：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作为现代农业发展的引擎, 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 我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在发展过程中还是遇到了很多问题。通过梳理与综述相关学者的研究文献, 提出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关键词：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文献综述,农村经济

生产性服务业文献综述 篇2

M201474587 谢非雪

摘要

面对我国老龄化日益严重的现状，社区居家养老弥补了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的不足成为新时期的养老趋势。但在发展过程中社区居家养老仍存在诸多问题。本文试从养老服务的角度出发综述相关文献，界定养老服务概念，分析养老服务意义，总结服务主体问题及对策，最后提出现有研究不足，以探索今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研究方向。关键字

居家养老服务；社区；政府；志愿者

引言

我国已于1999年进入老龄社会，目前，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14.9%以上。人口老龄化给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而当前随着中国家庭的“小型化”和“高龄化”趋势，家庭养老面临新的挑战。在这样的条件下，居家养老提上日程，并且越来越受重视。目前，各地养老实践活动层出不穷，研究成果也非常丰富。如何构建一个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居家养老的服务体系更是成为关注的焦点。本文对我国养老服务体系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欲在理论上提供一定价值。

正文

一、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内容界定

我国许多地区借鉴发达国家养老模式的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积极开展“社会化居家养老服务模式”的实践。社区居家养老模式是以家庭为核心，以社区为依托，以老年人日间照料、生活护理、家政服务和精神慰藉为主要内容，以上门服务和社区日托为主要形式，引入养老机构专业化服务的养老模式（韦宇红，2012）。祁峰补充到，它是建立在个人、家庭、社区和国家基础之上的以国家制度、政策法规管理为保证，以居家养老为形式，以社区福利服务为依托，利用社区服务网络资源与现代化的信

息手段，将社区服务深入到老人家庭，为居家养老人提供各种类型的福利服务。

居家养老服务方式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依托养老机构举办老人的日间照顾服务，附近老人可进日托班进行各种娱乐休闲活动。第二种是依托养老机构由居家养老中心指派护理员上门服务，主要围绕精神慰藉、生活护理和家政服务三大（祁峰，2011）。

总之，居家养老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家庭养老，是对家庭养老模式的补充与更新，是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的合理组合。

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意义

20世纪50 年代，社区养老服务始于英国的“社区照顾”。“社区照顾”是针对“院舍照顾”远离老人居住的地方且忽视精神关怀等缺陷而提出的，到20 世纪70 年代在英国广为盛行（吴迪，2014）。所以很多学者认为，我国的社区养老服务是舶来品，借鉴的是英国的社区照顾，但事实上我国的社区养老服务有自己的历史渊源，是社会福利社会化的重要产物。20 世纪80 年代开始，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企业办社会福利的局面被打破，“单位人”身份向“社会人”的身份转换，人们居住地与工作地分开，由于日常生活的需要，社区承担起曾经企业办福利的责任，在这样的背景下，民政部牵头社区开展服务，养老服务成为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社区养老服务的发展有重大意义，特别是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社区养老服务有独特的优势，能弥补家庭照顾和机构养老服务的不足。对此，学者们有比较统一的看法，其中最经典的是冯禹的观点，归纳起来有如下几个重要意义：（1）弥补家庭照顾功能的弱化。（2）弥补机构照顾的不足，减轻政府财政投入。机构养老要投入大量的资金用于养老机构的建设，在中国未富先老的国情上会加重国家财政的负担。（3）社区养老服务能使老人在自己熟悉的社区中养老，而且能充分利用老人原有的房屋等资源，投入少，见效快，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种新模式。（4）社区养老可以扩大就业和再就业，政府通过开发公益性岗位，达到就业与社区养老双重目标（冯禹，2011）。

总而言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既扬弃了传统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的弊端，又集中了两者的优点；既减轻老年人家庭的经济负担、满足老年人“恋家”的需要，又能减轻养老机构的压力、缩小国家养老资金的投入、有效节约社会资源，是具有中国特色、适应我国“未富先老”人口老龄化特点的社会养老新模式（张文苑，2013）。陈友华（2012）认为社区照顾模式的优势体现为功能的全方位性、资源的多元性及体系的多层次性、开放性和优势互补性。

三、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现状及问题

尽管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在我国已经发展了二十几年，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并不乐观，由于多方原因，社区

养老居家服务在现实发展中还存在很多问题，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1.从政府角度来看

政府支持力度不大，存在缺位与错位现象。政府介入过多，企业利润空间小，政府也把家庭和社会的责任揽过去，社会力量主动参与社区养老服务的积极性不高；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资金渠道单一，主要资金来源政府，但政府投入还很有限（张伦，2012）。

2.从社区角度来看

设施建设落后，利用率不高。完善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应覆盖老年人的各种需求，很少有社区能做到全覆盖，所以致使社区养老服务功能单一。利用率不高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收费偏高，老年人经济来源单一，难以承受高昂的费用；另一方面是现有养老机构的设施条件和管理服务水平难以令人满意，很多服务设施仅仅是为了应付检查而做的形式（张翅，2014）。

3.从志愿者角度来看

服务队伍建设滞后，专业服务人才匮乏。社区养老服务人员有专兼职人员及志愿者。专职人员一般是政府任命的原社区工作人员，他们没经过专业培训就上岗，局限于帮助老年人料理日常家务，不能够提供专业的医疗照顾和精神服务，难以适应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服务需求（廖楚晖，2012）。具备较高水平的专业人员由于待遇较低而不愿进入社区，加重了社区养老专业服务的困难程度（夏辛萍，2014）。社区志愿者服务队伍整体规模较小，以社区内的低龄老人为主，社会青少年志愿者少，且流动性大。

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对策研究

针对社区养老服务存在的问题，研究者提出了多种加强社区养老服务的意见和对策。1.注重宣传，在思想认识上重视老年问题每个人都会老，我国是一个老年人口大国，老年事业既是一项新型的社会事业，也是一项大有可为的新兴产业，要进行养老宣传教育，使群众能充分认识发展和加强社区养老助老服务工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2.理顺政府与社区的关系。首先要加强居民委员会的自身建设，明确其工作职能和责任要求，恢复其应有的自治性和独立性。其次要减少各级政府分配的各种行政性任务，将政府的居民委员会改为社区居民的居民委员会，使其根据社区居民的需要，集中精力进行有效的管理并加强服务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取得民众的信任和支持，为其工作顺利开展铺平道路。3.强化政府责任，保证社区养老持续发展。强调社区养老绝不是逃脱政府的责任，相反，政府责任的落实，才能保证社区养老的稳定可持续发展。刘桂芝认为政府责任包括：一是财政政策。政府要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保证社区福利设施的维修、养护和更新，在财政政策中，尤其要保证税收政策切实可行，对社区组织，特别是非营利组织，在其设立和经营的最初几年内采取免税或抵税的做法来鼓励其经营，而对那些从事公益事业的更应给予政策上的倾斜。二是优惠政策。政府要为一些社区组织机构的设立提供土地、必要的房屋建筑和服务设施等以扶持和鼓励其发展。三是城市规划公共设施配套政策。政府应将社区服务设施纳入今后的城市公共设施配套建设规划之中。4.拓展资金来源渠道。一是加大政府财政拨款，在收入的再分配中适当加大社会保障资金支出比例。尤其是在一些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城市中，政府应是资金的主要提供者或全部提供者。二是通过大众传媒，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参与兴办社区养老事业。三是通过合资合作等形式，引进外资发展社区养老事业。

5.研究老年人需求，提供相关服务设施。老年人有其自身的需求特点，在为其提供服务时必须以他们的需求为导向。有学者认为社区养老主要内容包括生活照料、物质支援、心理支持和整体关怀。同时，很多调查报告表明，医疗服务、文化生活与精神慰藉、日常生活料理是老年人最希望得到的社区服务，因此社区应把服务的重点放在这些方面，同时加大相关设施的投入和建设。关于社区医疗资源，一方面应该加强社区医疗服务主体的建设，充分利用社区内的资源，包括政府创办的基层卫生机构、社会企事业单位的医疗机构、个体诊所等；另一方面应该加强社区医疗服务机构与正规大医院的合作，以减少医疗服务的中间环节，节约医疗资源。社区进行文体设施建设时，应多考虑老年人活动能力下降、身体素质降低的实情，增加一定的特殊设施以满足老年人的需求，充实他们的精神生活。

6.走专业化道路，培养专业人才，壮大志愿者队伍。社区管理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社会管理和服务工作，必须培养年轻化、专业化、职业化的管理队伍。需要加强社区工作人员的专业培训力度，搞好他们的专业知识、岗位技能和职业道德方面的培训工作.具体做法：从专业院校选用相应专业的毕业生充实社区养老助老服务工作人员队伍；分批选送在职工作人员到有关高校或培训机构学习老年服务知识和技能；国家有关职能部门制定老年服务职业资格标准，提高专业工作者队伍的质量和服务水平。国外一直注重志愿者队伍的培养，而我国老年人口众多，社区工作人员有限，更需要大量志愿者的支持。首先，发动广大的年轻人投人社区养老事业，年轻人思想活跃，精力充沛，可以给老人带来年轻的气息，也强化了他们自身尊老爱老的意识；其次，要充分挖掘老年人中的资源，老人不仅是被 动的被养群体，也是自我养老和参与社区管理的主动群体。在实践中，开展“时间储蓄银行”老人互助活动就是一个开发老年人资源的成功实例。

五、小结

综上所述，我国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方面的研究十分丰富。不仅内容全面且角度也较多。但是目前研究仍有一些不足，需要进一步研究。

1.引入专业的社会工作方法的研究很少。在服务内容上，主要集中于老年人的生活照料方面，对医疗保健和精神慰藉等方面缺乏专业服务。

2.居家养老服务的研究往往阐述其优势、从大范围的社区现状和问题出发提出解决的对策，对居家养老的实证研究比较少。主要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比较快速的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地的研究，没有把地区因素考虑进去。

3.对养老服务的服务提供者研究甚少。对如何有效联结各方主体、合理整合分配各项资源等方面的研究也十分缺乏。只有服务提供主体各方有效配合各司其职才能使养老服务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祁峰.城市社区养老服务的特点和作用[J].湖南大学 ,2011,(1):26-33.［2］戴向波．社区养老是解决城市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有效途径[J].老龄问题研究,2010(2):3—27.［3］杨莲秀.城市社区照顾在失能老年人口中的作用[J].中国名城,2011,(1):19-24.［4］王淑强.中国城市社区养老的产生,问题及优化方案[J].大观周刊.2011,(44):11-16.［5］张凡.日本养老护理机构:分类设置管理运营[J].社会福利,2011,(1):43-48.［6］韦宇红.我国城市社区养老服务资源有效供给问题研究[J]．理论导刊,2012,(6):15-20.［7］张伦.政府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的职能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12,(2):2-17.［8］廖楚晖.中国一线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质量评价[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2012,(2):46-57.［9］陈友华.中国养老制度设计问题与认识反思[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3):59-66.［10］林小希.上海市社区养老发展现状探析[J].劳动保障世界,2012,(1):80-90.［11］张文范．社区养老社会化服务的战略意义[J]．城市管理，2013(6)：22—24．

生产性服务业文献综述 篇3

服务的可贸易性一直是学界争议颇多的一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与人们对服务的理解是密不可分的。亚当·斯密认为，服务生产所使用的劳动并不将它本身固定或实现在任何特定的物体上。这样理解服务今天看来还是远不够全面的，学术界对于服务的理解也不断地深入。其中，Hill（1977）对服务的阐述具有重要的影响。Hill认为服务和商品属于不同的逻辑范畴，他把服务界定为一个经济主体的活动给另一个经济主体的状态（人或物）带来改变。因此，Hill从这个角度把服务分为作用于物的服务和作用于人的服务。国际贸易文献中谈及服务之处颇多，但鲜有系统的阐述，下面将介绍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

按照传统的标准仅仅根据产品是否有形来区分商品和服务往往存在很大的困难。对此，Kravis（1983）教授提出了一个区分服务的标准，即服务的生产所使用的商品形式的中间投入的价值相对较低。并且，他进一步指出，服务贸易中所指的服务应该是非要素服务。Sampson，Snape（1985）认为服务与商品一样均由要素生产，所不同者，商品是要素服务的物质实体而服务则是由要素所有者更为直接地向客户进行提供。

Hindley，Smith(1984)认为，服务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很多服务可用作中间投入品，构成对生产和贸易的补充。Burgess（1990）也认为，服务除了可以直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很多服务也被企业购买用在最终产品生产过程中充当中间投入品。Whalley（2004）提出，一些核心服务可以视作通过时间或空间的方式与生产的中间投入联系在一起。前者如银行、保险，后者如电信、运输、批发、零售等。这些学者所说的服务其实主要是指生产者服务。此类服务在现代服务业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

总体来看，学界对于服务的内涵仍然缺乏统一的认识。这对于服务贸易的理论研究必然带来极大的不便。正如Deardorff所说，“研究服务贸易的一个困难在于，对于什么构成服务缺乏共识，也即很难找到一个简约有效的标准将服务与一般商品完全区分开来，并以此作为服务贸易研究的基础。”当然，这个问题也直接影响到对服务可贸易性的认识。

Hill（1977）指出，服务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无法储存，其生产和消费必须同时发生。这个说法排除了服务的可贸易性，成为“服务不可贸易论”的主要基础。很多后来的相关研究都指出了Hill这一界定的局限性。Sampson，Snape（1985）等人指出，提供者和消费者的接触对于很多服务而言并不是一个必然的要求。而且，很多时候，需要提供者和接受者接触的服务和那些没有这个要求的服务之间的区别并不是很重要。Bhagwati（1984）也指出，由于技术的进步，一些服务在提供过程中提供者和接受者相分离的现象不斷出现。Melvin（1987）指出，Hill的界定仅适用于接触性服务；其他很多服务，比如，金融，保险服务，数据处理，法律服务等，生产与消费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可以分离。故服务贸易可以在要素层面或产品产品层面上进行。Burgess（1990）认为，尽管服务所具有的生产和消费须同时发生的内在性质决定了其可贸易程度不如商品，但是通讯技术的进步已使得很多服务的可贸易程度大大提高，而且贸易成本甚至要低于一般商品。Wong,Wu and Zhang（2006）指出商品与服务的一个重要区别是服务的可贸易程度更低，部分原因在于服务贸易要求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近距离接触；部分原因归于服务产业中严格的政府管制。同时他们又完全认同Burgess的看法，即随着电信和互联网技术的进步，服务的可贸易性大大提高了。

可见，虽然理论上对于服务和服务可贸易性的认识还存在诸多问题，但是，服务是可贸易的这一点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尽管如此，笔者仍坚持认为，对此问题的回顾和再思考并不是一种赘复，它对于服务贸易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实践的摸索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服务贸易的界定与贸易形式

最早提出服务贸易这个概念的是澳大利亚人Hugh Corbet，他于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在美国时代周刊上撰文明确提及服务贸易。但是时至今日，理论界仍然没有能够给出一个普遍接受的关于服务贸易的定义。Melvin教授（1989）提出过一个看法，服务部门在现代经济中的重要性早已引起关注，但是令人诧异的是，对于服务贸易理论的关注却鲜有发现。他认为，服务界定的困难是一个可能的原因；与此同时，服务贸易的界定即服务贸易中贸易的对象到底是什么也是一个问题。可见，服务贸易的界定并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如Melvin教授所言，如果要避免明显的矛盾和理论上的不连贯，这个问题其实很关键。另外，服务贸易的具体形式也是一个不得不提的基本理论问题。

Grubel（1987）认为，Hill（1977）关于当服务生产者改变其他人或物的状态时即意味着服务的生产和消费发生的阐述对于理解国际服务贸易的本质有两点启示：一、当人员、资本或商品跨越国境短暂停留提供服务或接受以某种方式改变它们的服务时即发生服务贸易，比如旅游、运输等服务贸易；二、当包含有服务在内的物质实体跨越国界时亦发生服务贸易，比如音像制品。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即包含服务的物品与一般的贸易商品区别甚微，那么，如何区别到底是商品贸易还是服务贸易呢？Grubel认为，这主要取决于贸易对象价格中服务业增加值和制造业增加值的比例；服务贸易的特征是非要素服务增加值相对制造业增加值的比例比较高。

Sampson，Snape（1985）认为服务贸易应该在一国居民与另一国居民是否发生交易的基础上进行界定，而不能界定为地理范畴上国与国之间的贸易，这种交易完全可能发生在一国的地理范围内。他们对服务贸易作出的分类主要是基于服务如何以及何处生产和贸易。按照这种分类方法，服务贸易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一是无需服务生产要素或服务接受者移动的服务贸易，比如咨询服务、建筑设计等；二是通过服务生产要素的移动产生的服务贸易，比如建筑承包；三是通过服务接受者移动产生的服务贸易，比如旅游、留学等；四是生产要素和接受者均发生移动的服务贸易，这往往发生在第三国。Stern，Hoekman（1987）的看法与Sampson，Snape极为相似，他们认为当本国要素因向非本国居民提供服务而获得收入即可认定为发生服务贸易，并且这与服务过程在何地完成无关。如此界定服务贸易相比传统的定义只局限于独立服务而言要更为全面。

Burgess（1990）认为服务贸易可以以多种形式进行。在有些情况下，从事数据处理、和咨询服务的企业可以通过通讯来进行服务的跨国贸易；服务型企业有时也可以通过在他国开设分支机构提供服务的方式进行贸易，比如银行和金融服务；服务贸易有时也可以通过服务生产的特定要素暂时跨国移动的方式来进行，如管理和建筑设计服务。

服务贸易的内涵复杂且丰富；服务贸易的形式也不可能像一般商品通过实体跨境转移的方式进行贸易那样简单。相关的理论文献给我们勾勒出了服务贸易概念和服务贸易形式的大致轮廓，同时也充分说明了服务贸易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这既和服务自身的特殊性有关，在一定程度上也与理论探讨的多维度和分析便利性的需要是分不开的。也正缘于此，对服务贸易进行高度抽象的界定或将服务贸易的形式教条化对于理论研究而言可能都不是明智之举。

三、服务贸易的贸易基础

国际贸易基本理论认为，贸易发生的前提是产品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存在价格差异，即为贸易基础。主要的理论模型有斯密和李嘉图模型、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以及克鲁格曼的规模经济模型等。这些理论模型主要用于解释商品贸易的贸易基础，理论界对于服务贸易的贸易基础的研究不如对商品贸易的研究那般完善。其中，Deardorff(1980,1985)，Melvin（1989），Hindley and Smith(1984)等人的研究最为系统，主要集中于讨论比较优势原理这一国际贸易纯理论中最为古老的命题在服务贸易中的适用性问题，值得略施重墨。

Deardorff(1980)将比较优势原理阐释为：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其自给自足相对价格与净出口模式之间必定存在着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平均而言，自给自足价格较高的产品总是与进口相对应，自给自足价格较低的产品则与出口相对应。然后，他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多个国家多种产品的贸易模型证明，在包含要素服务的情况下，比较优势原理依然是成立的。不过，要素服务和一般意义上的服务贸易中的服务还是有所区别的，理论界对此基本也都予以认可。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Deardorff(1985)在其另一篇论文中提出，对于服务贸易是否完全遵从比较优势原理，很难给出一个确定性的答案。当采用某些方式界定比较优势和服务贸易时，答案是确定的；但是，也总会存在一些情况使得比较优势原理不再适用于服务贸易。因而，Deardorff认为，比较优势原理应用于服务贸易时，在很多情况下，必须对比较优势本身的内涵重新进行设定，或者对服务贸易的构成进行澄清，方可使比较优势原理在解释服务贸易的贸易基础时具有说服力。但总的来说，这些问题仍属于概念层面的偏差，并不影响比较优势原理在服务贸易中的适用性。

当比较优势用自给自足相对价格来衡量时，比较优势原理与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H-O模型）都是一致的。Melvin（1989）详细分析了把生产者服务纳入标准H-O模型的问题，并以此来解释服务贸易的具体模式。结果表明，引入服务并不需要使用不同的分析框架，将比较优势在更为一般的意义上进行重新界定即可。从而很好地證明了比较优势原理在服务贸易中是成立的，可以很好地解释服务贸易的贸易基础。

Hindley，Smith(1984)认为，将比较优势原理应用于解释服务贸易的基础并不存在什么困难。尽管和一般商品相比，服务具有显著的不同特征且值得细究。Hindley，Smith认为服务与一般商品的区别并不能构成比较优势理论不适用于服务贸易这一说法的基础。而且，比较优势原理所暗含的逻辑是非常强大的，足以超越服务与一般商品的差别。他们明确提出，比较优势原理的标准理论为分析服务部门中的贸易和投资问题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分析框架。

从理论界的主流观点来看，比较优势原理用来解释服务贸易的贸易基础是可行的，但是应该根据服务贸易的特点施加一些限制和修正。当然，也不能奢望用比较优势原理一劳永逸的解释所有类型服务贸易的贸易基础问题。众所周知，商品贸易的基础理论不断演进发展，用来解释贸易基础的理论模型除了斯密和李嘉图模型、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以及克鲁格曼的规模经济模型以外，还出现了产品周期理论、基于偏好差异的需求模型和基于收入差异

的林德模型等。服务贸易的基础理论研究稍显滞后，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和系统化。

四、结语

本文对服务贸易领域的一些基础理论研究进行了回顾和总结，主要内容包括服务的可贸易性、贸易形式和贸易基础。这些问题有些貌似赘复，有些不为人所关注，但其实都是服务贸易理论能够不断深入和体系化的必要的基础性铺垫。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学界对于这些基础的理论问题至今仍然纷争不断，难以取得一致认同。正缘于此，服务贸易理论体系的发展进步缺乏可靠的基础也就不难理解了。若本文对相关研究文献的梳理能够反映一些可称其为问题的问题，也便是意义所在了。

高技术服务业发展文献综述 篇4

一、高技术服务业现状

高技术服务业最早出现在2003年, 并且于2005年得以全面正式的表述。2007年国家发改委明确将高技术服务业纳入高新技术产业中。国外并无专门针对高技术服务业的研究, 但由于高技术服务业属于服务业的范畴。所以, 国外对服务业的研究对我们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 高技术服务业的政府规制问题研究

国外关于服务业中的政府规制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服务业与经济增长关系上。西方国家对服务业一般采取比较放松的管理体制, 为服务业提供一个综合有效的政策保证, 从而促进服务业发展。例如尼克利特和斯卡尔皮塔 (Nicolettiand Scarpetta, 2003) 通过多次的模拟及实证研究表明政府对服务业的规章制度对服务业会的发展会产生很多不利的影响, 突出表现在阻碍生产力的增长, 还有可能危害新经济的外延性。布兰特 (Brant, 2003) 也指出政府对服务业的规章制度不仅会限制服务业部门的增长, 还会损害服务业发展的动力。各国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应结合本国实际情况做出不同选择。

(二) 关于服务业的生产率问题研究

沃菲 (Wlfl, 2005) , 艾金格 (Aiginger.K, 2001) , 帕内德 (Peneder, 2003) , 尼科尔 (Nickell, 2004) 等人指出高比重服务业与生产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或许与特定服务总需求的增加有关, 而这些行业往往生产效率不高。另外, 西方学者通常认为服务业内部生产率的差异较大。沃菲 (2005) 通过研究OECD数据指出服务业生产率存在结构性差异, 其中一些劳动密集型服务行业生产率水平较低。

(三) 关于服务业的发展趋势研究

随着全球经济的知识化、信息化, 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 高技术日益融入服务业, 一批新兴高技术服务业不断出现, 一些传统服务业的科技含量也不断提高, 高科技服务业迅速发展成为服务业发展的大趋势, 并且成为推动第一、第二产业的重要力量。

二、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学者对高技术服务业进行了大量研究, 不同学者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展开了对高技术服务业研究。

(一) 高技术服务业发展历程

高技术服务业最早出现在2003年, 并且于2005年得以全面正式的表述。2007年国家发改委明确将高技术服务业纳入高新技术产业中。2011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高技术服务业的指导意见, 该指导意见明确指出:采用高科技技术手段为社会提供服务的活动统称为高技术服务业。高技术服务业大致包含9大类, 分别是:信息技术服务、科学技术成果转化服务、知识产权及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律服务、设计与技术开发服务、电子商务服务、技术检测检验服务、环境监测及治理服务、专业技术服务业中的高技术服务和其他高技术服务等。

(二) 关于我国高技术服务业发展状况的分析

王仰东等人 (2010) 应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分析了我国高技术服务业发展现状。李勇坚、夏杰长 (2011) 在阐述了高技术服务业聚集理论的基础上, 提出了促进我国高技术服务业聚集发展的政策建议。赵弘 (2008、2010) 、王仰东 (2010) 等人则对我国各区域的高技术产业发展现状进行了深入研究。

(三) 关于高技术服务业FDI与制造业关系的研究

华广敏 (2012) 则研究了高技术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制造业效率提升的机理的研究。

(四) 关于促进高技术服务业发展问题的研究

来有为 (2004) 、周振华 (2005) 等人认为服务业的体制弊端是中国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 必须推动现代服务业体制改革, 创新完善服务业体制,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引入竞争机制, 扩大服务业的开放力度。韩凤斧 (2012) 等人为增加政府对高技术服务业的采购可以推动高技术服务业的发展中, 并主张放宽高技术服务业外包范围、加强高技术服务业采购政策法规建设。

三、国内外研究评述

目前国内外对高技术服务业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这为我们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国内对外于高技术服务业的内涵还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界定, 但可以认为高技术服务业的外延基本上包含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外延之中, 与新型服务业的外延有部分交叉。另外, 高技术服务业的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现代工农业发展的相互促进与融合作用的分析也较少。这些都是今后应重点研究的内容。

摘要：随着高技术服务业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国内外学者对高技术服务业发展问题的研究也越发重视。国外学者并无专门针对高技术服务业的研究, 其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一般服务业上, 主要包括关于服务业中的政府规制问题研究、关于服务业的生产率与创新问题研究以及关于服务业的发展趋势研究。国内学者对于高技术服务业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对高技术服务业内涵定位研究、关于我国高技术服务业发展状况的分析、关于高技术服务业FDI与制造业关系的研究以及关于促进高技术服务业发展问题的研究。

关键词：高技术服务业,发展,文献综述

参考文献

[1]王仰东, 范毅, 李享, 安琴.低碳经济与高技术服务业的可持续发展[J].科技导报, 2011, 29 (05) :65-68.

[2]韩凤芹.促进高技术服务业发展政府采购作用举足轻重[P].中国经济导报, 2012, 8, 7.

[3]华广敏.高技术服务业FDI对东道国制造业效率影响的研究——基于中介效应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 2012 (12) :58-86.

生产性服务业文献综述 篇5

5陈湛匀教授 生产力布局理论研究文献综述（下）

在今天《湛匀妙语》的节目上，著名经济学家、上海市投资学会副会长陈湛匀教授就“生产力布局理论研究文献综述”发表演说。陈教授提到：产业集群理论由克鲁格曼、波特等提出，产业集群是在产业发展过程中，由相互关联的企业与机构在一定地域内集中分布所构成的产业群。

点、轴、群主要的发展方向是工业化、三产化、城镇化,面的主要发展方向是农业生产,是生态保护和建设。

以下是陈教授的部分观点实录：

1.区域布局规划理论

区域布局规划理论是以区域布局规划作为研究对象，以前苏联的涅克拉索夫等学者为代表（H·涅克拉索夫，1987）。其研究的指导原则是马克思列宁的社会再生产理论。

而区域分工理论在资源和要素不能完全、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各个区域在经济交往中就必然要按照比较利益的原则，选择和发展具有优势的产业进行分工；生产力布局的区域协调发展理论，是旨在区域均衡发展理论和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相融合发展理念。

2.点轴开发理论。

点轴开发理论由波兰经济学家萨伦巴和马利士提出。它是增长极理论的延伸，增长点的理论是由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一种布局理论。这一理论的出发点是抽象的经济空间,这种空间由若干中心(极、焦点)组成, 每个中心吸引力和排斥力都拥有一定的场。两个增长极及其中间的交通线就具有了高于增长极的功能，理论上称为发展轴。发展轴应当具有增长极所有特点，作用范围更大。点轴发展理论基本上符合生产力空间

2013.7.2

5运动的客观规律。它通过重点轴线的开发和渐进扩散形式，推动城镇周围乡村经济的发展。

例如中国长三角城市群的发展推动沿江地带和都市发展,反过来也推动长三角的发展。

3.网络开发理论。

在法国著名经济学家佩鲁的增长极理论和中国著名地理学家陆大道先生的点轴理论1基础上，魏后凯先生认为将从点轴开发逐步走向网络开发2。

网络开发理论是点轴开发理论的延伸。以均衡分散为特征，将增长极、增长轴的扩散向外推移。该理论要求对已有的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又要求全面开发新区，促进城乡一体化。网络开发已成为珠三角、长三角发展模式的主要选择。

9.城市群3。

在极点发展和点轴发展的基础上,一些地区由于区位条件优越,大量企业向该地区集聚,促进了极点及点轴的进一步发展,极点及点轴开发迅速聚集,逐渐形成城市群。英国城市规划学者在1915年就提出过集合城市(Conurbatinn)的概念。城市地区与扩展的大都市区概念要追溯到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他研究了北美城市化的空间模式,于1996年引用了“大都市带,(meg alopolis)的概念。美国和日本已进入点轴群发展阶段，中国的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地区目前是迅速发展的城市群，加快群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产业集群理论由克鲁格曼、波特等提出，产业集群是在产业发展过程中，由相互关联的企业与机构在一定地域内集中分布所构成的产业群。

生产性服务业文献综述 篇6

20世纪80年代以来, 随着全球服务业的迅速发展, 服务外包作为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 大大提高了行业服务流程的生产效率, 成为推动当代经济产业生产方式变革和经济全球化新浪潮的重要力量。目前,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发展, 跨国投资的持续增加, 我国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企业已参与到全球制造产业价值链生产活动中去, 并且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但是由于跨国服务外包理论自身的局限性, 我国制造业企业参与的全球制造生产水平仍处于初级阶段。这不仅缩减了我国制造业各行业企业的经营利润,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国制造业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 如何进一步发展补充跨国服务外包理论, 并通过积极地实践来改善我国制造业企业在跨国分工中的地位成为目前亟须解决的问题。

2 从服务外包理论到反向服务外包理论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所谓跨国反向服务外包, 即指发包企业在本土内部将自己的一部分核心业务外包给跨国服务外包提供商 (接包方) 的一种业务行为, 其主要包括跨国信息技术外包 (RSOSITO) 、跨国技术性业务流程外包 (RSOSBPO) 和跨国技术性知识流程外包 (RSOSKPO) 三种类型。对比跨国服务外包, 跨国反向服务外包有以下两大特点:一是发包方一般是在技术和资本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二是所外包的业务一般是企业的核心业务。由于跨国反向服务外包的理论依据主要来源于跨国外包和跨国服务外包, 据此本文认为跨国反向服务外包的成因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以跨国物质外包为重点的跨国外包理论发展阶段, 以跨国服务外包为重点的跨国服务外包理论发展阶段和跨国反向服务外包理论阶段。

2.1 以跨国物质外包为重点的跨国外包理论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以跨国物质外包为重点的跨国外包理论发展阶段。跨国物质外包理论提出最早源于西方学者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国家间关税壁垒的研究, 如Balassa (1967) 在讨论如何避免工业国家关税保护时认为, 外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开一国的工业关税保护, 从而促进该国相关工业产业的发展;Finger (1975) 在研究离岸装配对贸易壁垒的作用和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影响时也提出了外包理念。但是这些学者仅仅是从一种贸易手段的角度对跨国外包进行了界定, 并没有从理论角度对跨国外包进行分析。在20世纪90年代, 随着跨国外包理念的持续发展, 许多学者开始从管理学的角度对跨国外包进行界定分析, 将跨国外包看成一种增强跨国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手段, 如Prahalad and Hamel (1990) 在分析跨国公司核心竞争力时认, 为外包就是把企业中一些必不可少的非核心业务转移给跨国企业外部的专业化承包商, 集中企业内部所有人力、物力等资源在企业具有比较优势的核心业务上, 实现企业产品和服务的价值最大化。在这一阶段, 由于我国处于改革开放初期, 国际贸易理论发展也处于初级阶段, 因此对跨国物质外包的理论研究并不是很多。所以综上所述, 在这一时期跨国外包以物质外包为主体, 跨国外包方向不仅包括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外包, 而且还存在着发达国家之间的外包行为。如美国向中国进行棉纺织半成品外包, 以及日本向美国进行汽车零部件制造的外包。这不仅为跨国外包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而且发达国家之间的物质外包也为后来的跨国反向服务外包埋下了伏笔。

2.2 以跨国服务外包为重点的跨国服务外包理论发展阶段

随着跨国外包业的不断发展以及全球化分工的进一步细化, 以服务业外包为代表的跨国服务外包的逐渐兴起, 并成为目前全球产业化转移的主流方式。跨国服务外包的提出最早源于西方学者对交易成本的研究, 如Coase (1937) 认为, 市场和企业是资源配置的两种相互替代的手段, 市场的交易成本和企业内部化的成本的大小决定了企业在市场购买和内部化生产两者之间的选择。随着交易成本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的逐渐发展, 在20世纪90年代, 许多学者结合两种理论对跨国服务外包进行了研究界定, 如Poppo and Zenger (1998) 以资源基础理论为指导, 以信息服务业外包为对象, 认为跨国服务外包是企业创造企业知识的一种手段, 这种手段的使用主要取决于企业自身创造能力的大小和外部获取企业知识成本的高低;Ang and Straub (1998) 研究发现, 跨国服务外包的程度与通过跨国服务外包支付的生产成本的比较优势的大小呈正相关关系, 且相对于交易成本来说, 生产成本对外包决策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进入21世纪之后, 在跨国服务外包理论的不断完善下, 国外学者对跨国服务外包的研究分为两个方向, 第一个研究方向是由成本理论转向生产率提升理论, 即通过将生产率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相结合来研究和界定跨国服务外包。其中, Fixler and Siegel (1999) 通过研究制造业服务外包和制造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发现, 服务外包可以提高制造业部门的生产率, 但短时期内却降低了服务部门的生产率;长期内, 服务业自身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的逐步调整, 可以使其满足由制造业生产率提高所导致的服务需求, 最终服务业部门的生产率也将得到提高。另外一个方向是深入分析三种服务外包模式 (ITO、BPO和KPO) 每一种的特点和性质。如Miles等 (1995) 认为KPO是指那些显著依赖于专门领域的专业性知识的企业核心业务, 向社会和用户提供以知识为基础的中间产品或服务的公司和组织, 通过进行服务外包可以有效增加购买外包企业的生产率。

在这一时期, 国内学者结合我国行业发展的基本情况, 对跨国服务外包的研究集中于三个方面, 一方面是对跨国服务外包动因的研究;另一方面是对跨国服务外包对行业生产率影响的研究;最后一方面是单独分析每一种模式的服务外包的特点和性质。如在对跨国服务外包动因研究中, 荆林波 (2005) 认为服务外包不仅是为了降低成本, 其动因正向其他因素转移, 并且降低成本让位于核心业务能力。在对跨国服务外包对行业生产率影响的研究中, 徐毅、张二震 (2008) 在研究我国工业行业外包与劳动生产率关系时, 得出由于外包产生了资本节约型的技术进步, 我国工业的外包提高了企业劳动生产率。在跨国服务外包三种模式的研究方面, 刘庆林 (2006) 通过利用希克斯中性生产力参数和C-D生产力函数对印度ITO产业进行分析, 得到ITO外包大大促进了印度IT行业的生产率。

2.3 跨国反向服务外包理论阶段

在国际竞争过程中, 由于受到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的打压, 如何促进我国企业实现国际化已经成为我国政府和企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基于跨国外包和跨国服务外包的特点和性质 (提升行业生产率) , 跨国反向服务外包应运而生。在这一阶段, 国内外学者, 尤其以国内学者为代表的研究群体对跨国反向服务外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跨国反向服务外包对生产率的影响以及其动因的研究, 如孟雪 (2011) 通过2004~2009年18个行业的面板数据, 对跨国反向服务外包进行研究, 认为由于我国服务外包尚处于初级阶段且规模较低, 因此跨国反向服务外包目前对我国生产率起负向影响, 但是对未来生产率的负向影响会逐渐减少, 甚至可能为正;跨国反向服务外包的变化对未来生产率变化的影响为正, 扩大其规模有助于降低目前的负向影响;另一方面是对跨国反向服务外包三种模式的研究, 如董雯、夏鹏 (2011) 对三种反向服务外包RSOSITO、RSOSBPO和RSOSKPO模式的比较分析, 可以得出在三种反向外包方式中, RSOSITO外包最为简单, RSOSBPO外包其次, RSOSKPO外包难度最大。国内学者通过结合跨国服务外包的特性, 对跨国反向服务外包的性质进行了深入的对比研究。

3 从跨国服务外包理论到跨国反向服务外包理论的研究意义评述

生产性服务业文献综述 篇7

一、产业内水平溢出效应

产业内溢出效应是指, 技术由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向东道国同一产业的本地企业扩散和溢出的过程。产业内溢出主要通过引入市场竞争、示范—模仿效应、导入管理模式和企业精神等途径实现, 目前国内外关于产业内水平溢出效应的研究比较少, 而且研究证明服务业FDI技术溢出效应大部分应该发生在行业间, 而不是行业内。

OECD (2006) 分析了开放的服务市场对技术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和扩散所起的显著作用。它提出了技术溢出的三种方式:上游垂直技术溢出、下游垂直技术溢出、水平技术溢出。上游垂直技术溢出是指外国公司在本国建立工厂对本地供应商有一个技术溢出, 比如说, 一个跨国公司, 它可以选择从本国进口原材料, 也可以选择在当地直接进行采购, 从成本、运输、时间来考虑, 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提高本地供应商的技术水平来提供符合自己要求的产品, 所以技术转移发生了, 跨国公司也会对员工进行培训, 提高本国工人的技术水平, 并且允许人员来厂参观学习, 这样都有利于当地企业吸收国外先进的技术并快速生产出跨国公司所需要的产品。下游垂直技术溢出, 是指跨国公司和当地消费者之间的技术溢出。和商品贸易不同, 服务贸易有一个特点就是消费者是在服务的生产过程中消费服务的, 消费者常常从服务的一开始就参与服务, 在这个过程中, 外国企业和本地企业都可以利用这些技术来提高自己的生产水平。水平技术溢出, 水平技术溢出发生的较少, 因为很少有企业会帮助自己的竞争者来提高生产力水平, 同时垂直技术转移也会对本地竞争企业有一定的积极作用。Findlay (1978) 认为, 跨国公司具有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和营销技巧, 其进入会对东道国企业产生一种“传染效应”, 使东道国受益。Todaro (1985) 也认为, 跨国公司向东道国提供了包括技术知识、管理经验和企业家才能在内的“一揽子”资源, 通过人力资源培训项目和干中学的过程, 它们被传递给了当地的企业。

二、产业间垂直溢出效应

产业间垂直溢出效应是指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后, 通过产业之间的纵向联系促进东道国企业的生产率提高, 分为前向关联溢出效应和后向关联溢出效应。产业间垂直溢出效应较产业内水平溢出效应更为显著, 故关于服务贸易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多集中于这方面。

1. 国外相关研究

Arnold, J a vorc ik, Ma tto (2006) 以1998年~2003年捷克层面的数据实证分析了服务业的开放对以依靠服务业作为中间投入的工业企业的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 服务业的开放对国内下游制造业企业的经营绩效作用显著, 而衡量服务业开放程度的指标:允许外商进入、私有化程度、行业竞争水平中, 我们发现外商进入是促进国内下游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关键。Jong-II Kim and June-Dong Kim (2000) 服务业的开放被认为可以对以服务作为中间投入的制造业有积极的作用, J ong-II Kim a nd J une-Dong Kim对1990-1997年Kore a的服务业和制造业各部门的生产率进行了考察, 尽管1990年服务业开放, 但技术溢出效应需要时间进行观测, 不能直接作出判断是否服务业的自由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有影响。但是, 我们看到在FDI流入比较多的运输服务业中, 服务业自由化后全要素生产率有一个明显改善。Rivera-Batiz and Rive ra-Ba tiz (1992) 从专业化分工的角度, 通过模型分析后认为, 商务服务业部门的外商直接投资能够推动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 有利于提高下游产业 (即以商务服务部门作为中间投入的产业部门的生产率。Hoekman (2006) 研究认为, 服务业的发展可能会对一些国家出口增长起到助推作用, 他分析得出, 在开放条件下, 服务业的发展将是一国企业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服务业落后国家可以通过引进金融、电信、交通运输等基础服务领域的FDI来提高自己服务业基础设施和基础服务的水平, 从而促进该国经济发展。Amiti (2005) 证实了生产者服务部门的自由化对国内下游制造业部门的生产率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Ruotinen (2003) 重点分析了一国在允许外国中间服务生产商以FDI形式进入国内市场时对该国国民福利的具体影响。Ma tto, Ra thind ra m (2006) 采用60个国家1990年~1999时期的数据表明金融和通信技术服务的开放可以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Markusen (1989) 研究发现, 服务市场开放能够改变商品贸易的格局, 使得原来需要进口的商品, 因为获得高效率的国外生产者服务投入反而开始对外出口。

2. 国内相关研究

方慧 (2009) 选取中国服务业1991年~2006年的数据分析了服务贸易对中国服务业的技术溢出效应, 结果表明, 服务业FDI对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存在正的技术溢出效应。尹小红、王平 (2007) 通过模型分析和定性分析来验证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服务业是否存在正的经济效应。并得出在现阶段,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正处在起步阶段的服务业产生了正向效应.并提出了提高我国服务业利用FDI效率的对策。黄建锋 (2007) 采取1990年~2005年的国内数据, 建立了一个多元回归模型, 实证分析了中国服务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 以FDI衡量的商业存在服务贸易存在明显的技术溢出效应, 并预计, 商业存在服务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将日益显著。王红平 (2009) 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实证表明, 服务业FDI每增长一个百分点, 将会促进SGDP增长0.626个百分点, 服务业FDI通过技术外溢效应的作用促进服务业经济增长。后又选取了7个主要的服务行业建立面板模型, 得出房地产引入外资对GDP的贡献比较大, 然后依次是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 金融业, 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 教育,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批发零售、住宿和餐饮业。查贵勇 (2007) 在研究中提出了, 服务业内部不同行业由于其要素密集型以及市场结构的差异导致了技术溢出效应方向的不同, 比如房地产业具有负的溢出效应, 而金融保险业的正溢出效应较强。查冬兰、吴晓兰 (2006) 选取了1998年至2003年江苏省服务业各行业为研究样本, 以生产总值作为技术进步的测算因子, 对于江苏省服务业进行了实证分析, 他们认为房地产业引入外资对于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较大, 其次是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以及建筑业, 但与前者差距较大, 接下来就是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 贡献度较小。

由于我国服务业开放较晚, 国内关于服务业FDI的研究大多数都基于服务业整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得出FDI对经济增长有正的促进作用, 而关于服务业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还较少, 随着我国服务业开放程度不断加大, 服务业在整个GDP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 国内关于服务业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会越来越充分。

摘要：根据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统计, 世界服务业投资以每年15%的幅度急剧增长, 目前服务业FDI已占全球FDI流量的一半以上, 在此国际大背景下, 国内外有关FDI的研究开始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 而服务业FDI技术溢出效应作为服务业FDI福利效应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也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 本文将从产业内水平溢出效应和产业间垂直溢出效应两方面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

关键词：服务业,FDI,文献综述

参考文献

[1]Hoekman, Bernard.2006.“Trade in Services, Trade Agreement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A Survey of the Literature, ”

[2]OECD.2006.“The Linkages Between Open Services Markets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OECD Trade Policy Working Papers

[3]方慧.服务贸易技术溢出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1991～2006年数据.世界经济研.2009 (3)

[4]黄建峰.服务贸易与经济增长:理论及实证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2007

[5]尹小红、王平.外商在华服务业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知识经济.2007 (10)

服务贸易的全球化研究文献综述 篇8

(一) 新贸易理论

在新贸易理论看来, 很多服务的可贸易性被通信技术的进步所带动, 和一般商品的成本相比, 服务贸易成本要低一些, 也就意味着服务不仅可以在世界范围内流通和布局, 而且仅仅需要承担很小的成本甚至是零成本。

(二) 新新贸易理论

在新新贸易理论中的研究外包流派中对服务的可贸易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Grossman & Helpman (2004) 更进一步的结合了外包贸易均衡模型和微观经济学中的委托代理理论, 同时对各个产业所采用的组织形式加以考虑, 然后证实了发包国企业的生产效率是选择企业在FDI形式与外包形式的主要决定因素。 Antras, Garicano和罗西- 汉斯伯格于2006 对致使国际外包的内在缘由进行分析的时候是以东道国的角度为出发点, 同时证实了东道国的信息技术越不发达, 促进国际外包的能力就越强, 这也从侧面证实了在服务的可贸易性中信息技术的重要性。格罗在2008 年斯曼与罗西- 汉斯伯格对技术密集度的概念进行了阐述, 对服务和货物外包的分析之中引入该理念, 在他的研究中技术的密集度和服务的可外包程度之间息息相关, 从而让服务可贸易性研究展现出全新的概念。 2010年Crino对美国就业和服务可贸易性的时候就利用了技术密集度对服务可外包程度的影响。

2 服务贸易全球化的国际分工理论研究

(一) 新贸易理论

以现代服务业人力资本密集性的相关特征, 在人力资本中某些学者想要引入素禀赋模型引。 新世纪之初, 格罗斯曼和马吉认为比较优势在形成的时候要素分配尤特别是人力资本分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同时, 2004 年格罗斯曼G. 与赫尔普曼?的研究显示在多样化的国家中人力资本分配在替代性技术产品的生产、 服务上具有较为突出的优势。 随后, Bougheas &Riezman以及2010 年方慧等的研究中显示, 两个具有一样规模的国家, 人力资本的分配存在一定的差异, 再不受外力影响下的两国, 产品的价格不一样, 人力资本充裕的国家会出口人力资本密集型的商品和服务。

服务的可储存性因为信息、通讯技术的不断发展而被有效的提高, 让运输的成本进一步的降低, 从而让服务的可贸易性有效的被促进, 对通信技术在服务贸易中的作用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关注, 并进行了相关研究。

(二) 新新贸易理论

如今企业和产品层面是新新贸易理论研究的焦点, 2003年Melitz在一般均衡模型中把公司的异质性引入, 他认为进入出口市场的企业都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尤其是对服务业企业来讲, 公司贸易决策这一传统上的影响因素并不发挥重要的作用, 在其发挥重要作用的是人力资本、技术水平等可变的成本因素。 大量学者分别从东道国准入政策 (Breinlich &Chiaea, 2011) 、 生产效率 (Bhattacharya &Ajay, 2012) 和管理效率 (Burstein et al., 2009; Nicholas et al., 2012) 等视角研究了一国服务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3 结语

(一) 理论研究层面

当前学术界在构建服务贸易和产业理论模型方而主要包括开放一般均衡模型的应用 (Grossman & Helpman, 1990;Martincus&Carballo, 2008; Nicholas et al, 2012) 及其动态化 (Markusen &Strand, 2009; Fernandes & Paunow, 2012) 。 区分贸易品和非贸易品是这些理论模型研究的起点, 在同样的框架内, 流动的服务要素对经贸方式、经济增长和社会的影响进行讨论。在预测服务部门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而主要运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CGE) (Lejour, Rojas-Romagosa & Verweij, 2008) 。

(二) 实证研究层面

就实证研究而言, 长面板数据模型是学者们普遍采用的, 研究了多国服务业均衡被服务业开放造成的影响, 2012 年Lancher & Tarr, ; Fernandes & Paunow, 研究宏观层面改变服务贸易政策影响企业出口决策的时候使用的是短面板数据模型。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学者在对服务部门开放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行研究的时候采用投入产出比 (Lejour et al, 2008; 顾国达、周蕾, 2010) 。在研究服贸易与服务业实证的时候, 其最大的问题是可获得的数据特别低, 尤其是服务的产出统计等形式提供的服务贸易额统计非常的匮乏。

摘要：在新贸易理论看来, 很多服务的可贸易性被通信技术的进步所带动, 和一般商品的成本相比, 服务贸易成本要低一些, 也就意味着服务不仅可以在世界范围内流通和布局, 而且仅仅需要承担很小的成本甚至是零成本。

关键词：服务贸易,全球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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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郑吉昌.关于国际服务贸易及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几个问题[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 2000 (02) .

生产性服务业文献综述 篇9

1 服务外包的概念

1.1 外包的概念

外包 (outsourcing) , 是“Outside Resource Using”的简写。Monczka等 (2005) 认为, 外包就是将服务或生产功能本来由企业内部提供的转向外部的提供者购买。在现有的文献中关于外包的概念非常之多, 表1将目前流行的解释做一归纳。

尽管对于外包的定义不甚相同, 但是核心内容都是保留最具有竞争优势的部门, 将其他借助于外部, 以此来获得更强的竞争力, 提高利润率。

1.2 跨国公司服务外包的概念

跨国公司服务外包是近几年来新兴的概念, 在此之前制造外包是外包的热点。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进步, 服务外包不仅从技术上更是从现实上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进一步发展壮大。徐奇智 (2004) 认为服务外包通常是将不属于本企业核心业务的服务比如采购、人力资源、营销等交付于外部专业机构来运行。宋丽丽 (2008) 认为, 如果按照业务领域来划分的话, 服务外包主要分为三种:信息技术外包 (ITO) 、业务流程外包 (BPO) 以及知识流程外包 (KPO) 。其中信息技术外包是将信息技术服务外包给专业的信息技术服务提供商;同理, 业务流程外包是将企业内部职能服务外包出去;而知识流程外包是企业流程价值链高端的、高知识含量的外包业务。如果按照地域来划分的话, 服务外包又分为三种:在岸外包、离岸外包、近海外包。

资料来源:尹建华, 王兆华, 苏敬勤的《资源外包理论的国内外研究述评》//《科研管理》, 2003年9月

1.3 服务外包的经典理论

(1) 交易成本理论

威廉姆森 (1985) 在交易成本理论中提出“资产专用性”的概念。他指出:第一, 当资产专用性的最佳水平极低时, 无论从规模经济还是从治理成本上看, 都是市场采购更为有利;第二, 当资产专用性的最佳水平极高时, 则内部组织更为有利;第三, 对于中间状态的资产专用性来说, 当两种成本存在很小的差别时将出现混合治理, 即一些企业将从市场上采购, 而另一些企业则自行制造, 但两种决策都达不到最优;第四, 在更一般的条件下, 组织通过外包寻找降低生产成本的机会, 但如果节约的外包成本或多或少地被在与外包商进行的合同摊派、外包关系的管理以及确保外包对合同的严格执行上所产生的费用所抵消, 则组织倾向于实现纵向一体化, 而如果节约的成本高于合同契约方式的成本, 那么组织倾向于市场交易, 即进行业务外包。这种外包理论体现了“效率边界”的思想。

(2) 企业核心竞争力理论

1990年, 帕拉德和哈默在著名的《哈佛商业讨论》中首次提出了“核心能力” (Core Competence) 的概念, 认为企业要在竞争中保持长期主动性, 就必须培育自己的核心能力。从此, 一场关于核心竞争力的研究热潮兴起, 不同的学者从技术观、知识观、资源观、组织与系统观等不同角度行进了研究, 形成了不同的流派。企业核心竞争力理论成为90年代企业理论和战略管理领域的一支奇葩, 这种由核心能力所产生的竞争优势就是绝对优势。注重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必然要求企业根据自身的特点, 专门从事某一领域内某一专门业务, 在某一点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终将使企业将其他非核心业务外包给其他企业, 即所谓的业务或服务外包。

(3) 比较优势理论的解释

大卫·李嘉图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了比较成本贸易理论 (后人称为“比较优势贸易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认为, 国际贸易的基础是生产技术的相对差别 (而非绝对差别) , 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对成本的差别, 每个国家都应根据“两利相权取其重, 两弊相权取其轻”的原则, 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 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国与国之间的要素禀赋差异是比较优势, 进而也是导致外包的根本原因。

(4) 资源基础理论

1984年沃纳菲尔特 (Wernerfelt) 的 “企业的资源基础论”的发表意味着资源基础论的诞生。资源基础理论认为企业具有不同的有形和无形的资源, 这些资源可转变成独特的能力;资源在企业间是不可流动的且难以复制;这些独特的资源与能力是企业持久竞争优势的源泉。注重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必然要求企业根据自身的特点, 专门从事某一领域内某一专门业务, 在某一点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终将使企业将其他非核心业务外包给其他企业, 即所谓的业务外包。

2 跨国公司服务外包不同研究的角度

自从跨国公司服务外包产生后, 国内外学者就对它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期间产生了大量的科研结果。麦肯锡公司国际研究所所长Diana Farrell (2005) 发表了一篇针对外包、尤其是服务外包的报告, 报告指出服务外包会增加接包国的平均工资, 但是对出包国的影响很小。《世界是平的》一书的作者Friedman (2006) 认为, 服务外包正将世界改变, 是推动世界改变的最重要的力量之一。James Quinine (2005) 指出:“在过去, 资源外取被认为是企业的一种劣势, 但是现在, 资源外取却可能是智慧型企业运作的关键。种种迹象表明, 服务外包已成为当今时代的热点、重点, 针对跨国公司服务外包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本文依据三个主要方面来对此领域的文献进行回顾。第一, 跨国公司服务外包的动因探索, 即跨国公司为什么要进行服务外包;第二, 跨国公司服务外包的过程分析, 即跨国公司怎么样进行服务外包, 为什么要这样外包而不那样外包;第三, 跨国公司外包的结果研究, 即跨国公司服务外包对企业、社会造成了哪些影响以及影响有多大。

2.1 对跨国公司服务外包的动因探索

在对跨国公司服务外包的动因探索中, 各学者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总的来说都和成本及核心竞争力相关联。Lon和Ventakraman (1992) 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了美国55个大公司的信息技术状况, 得出一个影响因素的研究模型, 实证数据普遍支持以下假设因素: (1) 公司的业务成本结构与IT外包呈正相关; (2) 公司的经营业绩与有关的IT外包有不利的相关程度; (3) 公司的财务杠杆和IT外包呈正相关; (4) 公司的IT成本结构与IT外包呈正相关; (5) 公司的IT性能与IT外包呈负相关。他们还认为在不同的层面, 服务外包的动力也不同:在宏观层面, 暂时的经济周期和趋势推动企业进行服务外包的改革;在行业层面中, 行业的竞争压力促使企业与IT服务企业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最后在企业层面, 追寻竞争优势推动了IT服务外包。McFarlan、Nolan (1995) 指出公司越来越多地进行信息技术 ( IT ) 外包的原因有很多, 如关心成本和质量、落后的IT性能、供应商的压力、归核化的要求、组织能力的需要、环境因素和其他财务因素。Geoffrey Dobilas、Alan Mac Pherson (1997) 探讨了环境因素在合同分配决定时的角色, 通过对欧洲和北美的12个试点跨国公司进行调查和实证研究, 得出跨国公司的环境问题也开始进入战略决策等企业规划领域, 尤其是关于供应商的选择和评价。Diromualdo、Guthaxani (1998) 把服务外包的原因归为三种: (1) 为了降低成本和提高IT资源的效率; (2) 为了提高IT对企业绩效的贡献; (3) 利用市场上与技术相关的资源来开发和销售以新技术为基础的货物或服务。Christina Costa (2001) 认为服务外包的基本动因是趋向成本低廉化、技术发展因素以及聚焦核心竞争力的程度。陈菲 (2002) 把服务外包的动因主要归结为外部环境动因和内部推动力量两大方面。李芊蕾 (2006) 将外包的原因归结为三个方面, 即“比较优势理论”、“战略管理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

2.2 对跨国公司服务外包的过程分析

西方学者在对跨国公司服务外包的过程分析中也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 不同的学者研究的角度不同。Sako M. (1990)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与隐变量调查假设实证研究了东道国政府形成跨国公司外部供应网络的战略能力, 他指出, 管理人员会认为东道国的政策越不稳定, 风险就越大, 这样供应商将会意外失去补贴, 并且会要求重新谈判合同, 因此, 简单的合同会降低供应商的履约情况, 这样一来, 跨国公司抗衡的政策会越来越重视自我实施的因素, 比如说阻碍供应商撤出关系的交易具体资产风险。Diromualdo和Gurbaxani (1998) 对信息技术外包服务进行了研究, 并提出了一系列建立外包关系的建议:外包合同需要和战略目标保持一致, 此外外包企业还应与外包商存在互补的关系, 外包商和外包企业也应该具有一定的相容性和持续性。Sung Kim和Young Soochung (2002) 分析了影响信息系统 (IS) 外包关系成败的因素, 并基于社会交易理论、沟通行为和交易成本理论等构建了实证研究模型, 以提供一个持续选择与管理外包商的框架。Maurice Kugler (2006) 创建了一个评估框架来衡量技术和FDI的联系, 他通过实证方法研究了涉及的行业内溢出效应的FDI状况, 得出结论:由于东道国的跨国公司部门生产率增长的经验有限, 跨国公司为了尽量减少利润损失, 东道国企业生产的其他部门可能从中受益, 例如跨国公司进行知识流程转让, 转让给下游客户或者上游供应商, 影响的程度取决于东道国生产者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外溢效应。田贞余 (2004) 认为, 外包可以整合利用国际范围内、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专业化资源和服务, 从而达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的目的。

2.3 对跨国公司服务外包的结果研究

跨国公司服务外包的影响力是广泛的, 不仅对东道国有影响, 对母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就业、福利水平等也会产生重要影响。

Gilley和Rasheed (2000) 的研究指出企业的战略、动态的环境也会减弱外包对企业业绩的影响:第一, 在外包强度一定的核心业务和外围业务中, 他们对公司总体绩效均没有显著影响, 而在此之前的理论基本上都高估了两者的关系, 这个结果不应该理解成为外包强度对公司总体绩效没有影响, 而应该理解为通过外包有可能提高公司某部门的绩效。第二, 公司的战略对外包强度与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影响和调节的作用。实施总成本领先战略的企业, 其外包强度与企业绩效成正相关影响;实施非成本领先战略的企业, 外包强度与企业业绩呈负相关影响;实施创新差异化战略的企业, 外包强度与企业绩效成呈正相关性影响;实施非创新差异化战略的企业, 外包强度与企业绩效呈负相关性影响。最后, 环境变化对外包与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影响和调节作用。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下, 外围业务外包与利益相关者绩效呈正相关性;在变动的环境下, 外围业务外包与利益相关者绩效呈负相关性。

Hsien-Chang Kuo、Lie-Huey Wang (2005) 采用了虚拟变量的多元回归分析, 分析了国际化资本结构的台湾跨国公司在亚洲1997年的金融危机中的影响, 结果表明: (1) 美国的IT产业拥有较高的国际化、高财务杠杆, 但不利于IT技术产业; (2) 有形资产、销售规模、总资产回报率、流动比率非常重要地影响着信息技术行业中的跨国公司; (3) 对于低国际化的跨国公司, 企业的规模和盈利能力至关重要, 但在高国际化跨国公司, 抵押资产的价值才是一个关键因素; (4) 流动性风险所造成的亚洲金融危机使抵押资产的价值和责任支付能力得到了重要体现。他们指出跨国公司资本结构的决定一定要参考抵押资产的价值, 另外还强调国际外包和国际融资在IT产业历次产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Collins、Patrick (2007) 探讨了爱尔兰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繁荣时期成功的背后原因, 他们通过调查多方面的数据最后得出投资者蜂拥进入爱尔兰的原因:内源性、追求高科技的外国直接投资、创造就业机会。Galanaki、Eleanna、Papalexandris、Nancy (2007) 研究了跨国企业外包人力资源的情况, 他们通过取证比较希腊公司和外国跨国公司的子公司, 假设人力资源管理外包是一个被认为非常创新的做法, 审查是否带来了松散的结果。结果表明:人力资源外包管理带来的负面效应是在较小的程度上、通过比较人力资源管理的方式, 充分解释了希腊每种类型的公司以及分离的希腊市场的人力资源管理服务。

中国学者卢根鑫 (2006) 就跨国公司的经济发展阶段如何来影响国际化产业转移作了更进一步的深入阐述, 他认为, 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差程度直接导致国家之间劳动力价值的差异程度, 劳动力价值的差异程度导致重合性产业价值构成的相异性, 而重合性产业价值构成的相异性是国际产业转移的基础。他从产业分化、价值盈余、产品价值构成等方面对产业转移尤其是服务外包进行了分析, 开拓了产业转移理论的新视野。

3 跨国公司服务外包研究的最新进展

纵观近几年文献可以发现, 跨国公司服务外包领域的研究更多的是利用案例和经验数据对原有理论进行修正、补充和验证。Shi, J. Y. (2007) 指出外国直接投资在过去发挥了有限的作用, 转让技术并促进当地的技术能力建设, 并且分析了外包存在的问题和挑战, 以及我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技术能力建设的政策战略。Boehe、Dirk Michae (2007) 利用紧密耦合网络模型和较常见的松散耦合模型解释了不同形式的全球流程、跨国公司子公司的产品开发活动, 此外他的研究还表明跨国公司服务外包支持耦合模型及其延伸, 这意味着更多的子公司将更好地定位在其跨国公司的创新网络和更为显著的创新活动。Quiun, J.B. (2008) 采用统计学的方法, 将东亚的离岸贸易在国际比较的基础上进行了统计和分析, 他指出: (1) 东亚的跨国公司可以借鉴日本公司的经验, 估计将有60%的公司从事国内的外包服务; (2) 海外研发的日本企业与在国内研发的日本企业之间的差异主要是学习的作用; (3) 外包公司的发展使许多小企业扩展了海外业务后成为大型跨国企业。Michael W Hansen、Henrik Schaumburg-Müller、Eugene Pottenger (2008) 认为尽管一些理论间接揭示外包DCF法是可行的, 但是他们通常是从宏观 (国家) 和中观 (行业) 来看待这个问题的, 很少明确从微观 (公司) 的角度来分析服务外包的问题。此外, 以往的研究往往认为DCF中战略协作的职能是外包的一个战略。

4 结束语

生产性服务业文献综述 篇10

文化建设是党的十八大报告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城镇化建设的重要保障和推动力量。科学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评价指标要确保公共文化服务的价值、制度与具体服务之间的内在一致性。在评价指标的选取上, 既要遵循科学的原则, 能反映出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价值与内涵, 又必须来源于现实的世界, 能反映社会发展的水平、习俗及各级政府的公共文化服务职能。同时, 公共文化服务指标及其应用应做到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因此, 通过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评价指标的构建, 做到扩大覆盖范围、完善服务质量、改进管理水平, 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 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一、国外研究现状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我国近年来才提出的。在20世纪中叶之前, 文化政策一直未被政府所关注, 绩效评估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并大规模运用在实践中始于70年代末的公共管理运动, 目的是为纠正政府失灵引发的种种弊端、提升公共服务的品质, 绩效评估成为评估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治理工具之一, 因此, 构建公共服务评价指标体系成为研究的热点。但是文化指标在研究方法上还存在一些未被克服的困难, 如对文化缺少清晰的界定、缺乏统一的理论模型、尚未形成指标体系、对文化范畴缺少统一的界定等。国外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评价指标相关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公共文化服务的研究和评价指标体系两个方面。

(一) 公共文化服务的研究

国外学者普遍认为, 部分文化产品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 这种特性使得在这部分公共产品的供给上存在市场失灵。Bobby Moore (2006年) 对政府干预文化产品供给提供了分类依据。对政府在公共文化供给的作用上, 国外大部分学者认为应当从国家单方面提供逐步过渡到全社会多层次共同参与的状态, 并注重强调公众的参与性。Claire Mc Caughey和Harry Chartrand提出了工程师型、庇护人型、提供便利型和建筑师型四种文化政策模式。

(二) 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

国外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大概总结为宏、微观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文化统计指标框架, 用于从宏观上界定公共文化统计指标的范围与分类。美国国家文化基金会将所收集的公共文化数据划分为文化艺术参与、对文化艺术的态度、文化艺术提供、文化艺术基金、文化艺术类就业、艺术人文学科教育六个方面。另一个层面是文化绩效评估指标, 运用于微观上对公共文化服务具体项目的绩效评估。英国文化传媒体育部讨论了对博物馆与美术馆的绩效评估统计指标, 设立了一个超过300项具体指标的统计指标体系。

二、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经济学者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评价指标的相关研究集中在四个方面。

(一) 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指标体系的研究

兰州大学李少惠教授 (2012) 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构建了较为全面的三级指标。其中5个一级指标分别是农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和场所、农村公共文化活动、农村公共文化信息发布情况和农村公共文化质量、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保障。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彭益民教授 (2013) 认为, 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应由文化投入、服务项目和服务绩效三个方面构成, 在他构建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评价指标体系中, 有五个组成部分:政府的投入 (1个总量指标和4个评价性指标) 、队伍建设 (7个指标) 、社会参与 (5个指标) 、服务项目 (16个指标) 和服务绩效等。

(二) 对城市公共文化服务指标体系构建的研究

天津大学傅利平教授等 (2013) 构建了区域公共文化服务“总体效应-供给-保障”三位一体的评价指标体系, 并根据AHP法和CRITIC法, 运用乘法集成赋权法对指标体系组合赋权, 并对京津沪渝四直辖市的城市公共文化服务进行综合评价。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胡守勇教授 (2014) 把公共服务供给放在新型城镇化的过程进行审视和定位公共服务, 并提出了以下四个路径:更新公共服务理念、加大公共服务投入、创新服务供给模式和调整公共服务布局。

(三) 对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指标体系的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王洛忠副教授和李帆教授 (2013) 衡量了31个省份和地区间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相对差距, 确立了二级指标体系。在一级指标体系中设置投入和产出两个指标;在投入和产出维度下分别设置三个二级指标:公共图书馆的数量/万人、群众艺术馆数量/万人和购书费/人。通过公共文化服务基尼系数的测算显示:我国东部地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不均等化程度高于中西部地区, 但经济发展水平仅能部分反映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水平。重庆大学陆远权教授 (2010) 以重庆市为例, 采用德尔菲法从基础设施服务、基础教育服务、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等四个角度, 构建了包括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的综合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评价体系。在陆远权教授的评价体系中, 2002—2008年重庆市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水平较低, 但城乡社会保障的均等化程度增幅明显。

(四) 对专业性公共文化服务指标体系的研究

关于图书馆指标体系的研究开始较早, 因此, 图书馆指标体系相对较为完善。西安石油大学图书馆樊长军、张馨等 (2011) 构建的图书馆指标体系包括5个一级指标和24个二级指标。一级指标包括:服务内容、设施资源结构、人力资源结构、服务保障条件和馆藏资源结构等。同时对2008年陕西省6所高校的图书馆的统计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 机构有效指标能对高校图书馆的公共文化能力进行科学评价。中山大学的聂勇浩和苏玉鹏 (2013) 对档案馆公共服务评价的指标体系进行建构。构建了四个维度的指标体系, 包括用户维度、内部流程维度、财务维度、学习和成长维度。通过对重庆市和广东省梅州市两个城市档案馆的数据分析, 给各个指标分配了权重, 明确了指标之间的相对重要性。

(五) 对系统性公共文化服务指标体系构建的研究

2006年开始, 部分学者尝试建立完整的公共文化服务指标体系, 包括指标构建应坚持的原则和方法、影响因素或者评价维度的选择及指标体系的构建。湖南省社会科学院胡守勇 (2014) 从公共文化服务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原则分析入手研究, 内容包括善治理念、功能导向、整体思维和包容精神。同时, 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功能为基本评价维度, 即从基本文化需求、文化产业发展、社会生活风尚和精神家园等四个方面构建了由三个层次、共16个指标组成的公共文化服务效能评价指标体系框架。黑龙江大学的段绪柱教授 (2013) 认为, 应在以下三个方面科学构建公共文化服务评价指标体系:确保公共文化服务价值、制度与具体服务的内在一致性, 公共文化服务评价指标的建构与权重的确定, 公共文化服务指标及其应用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

三、国内外文献评述

纵观国内外学者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评价指标的研究, 可以发现指标涉及面广、数量众多, 既有对整个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研究, 也有分门类、分地域的研究。这些研究对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评价指标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是本研究的重要基础。然而总体讲, 国内关于公共文化服务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仍就比较薄弱, 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公共文化服务评价指标研究体系, 很多研究领域尚需进一步的开发。

(一) 指标内容的覆盖面不足

现有的研究从公共文化服务国家战略发展角度出发的较少。目前的研究对公共文化服务和公共文化服务指标体系的概念界定仍存在很大分歧, 对公共文化服务内涵的有待进一步挖掘。公共文化服务指标体系的覆盖面和认可度都留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如没有考虑其他主体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积极作用、评价指标没有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功能的广阔视野来进行设计等。

(二) 指标构建技术与方法的创新不足

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 真正有代表性的系统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 指标构建的政策目标模糊、指标选择随意性大、指标太过庞杂、缺乏高质量的资料数据、技术与方法缺少创新等问题的出现, 其根源在于没有一套系统的、科学的方法论来指导公共文化服务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也缺乏一套系统的理论研究体系和研究框架。首先要有方法论的研究, 其次要有规范和价值研究, 最后要有实证与方法的研究。只有深化了前两个方面的研究, 才能形成科学合理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评价指标。

(三) 实践层次的探索存在不足

指标体系研究仅限于讨论层面, 离实际应用还有一定距离。因此, 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以期构建出一套能客观反映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评价指标, 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服务, 为促进新型城镇化服务。

摘要：新型城镇化过程中, 大力发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是全面提升新型城镇化内在质量和水平的必然要求和保障。因此, 设计制定一套科学、合理、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是准确、全面评价公共文化服务的基础和前提。通过对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评价指标相关研究文献的收集, 从公共文化服务、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指标体系、城市公共文化服务指标体系、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指标体系、专业性公共文化服务指标体系及系统性公共文化服务指标体系等方面对其进行了整理, 从而得出指标内容的覆盖面不足、指标构建技术与方法的创新不足及实践层次的探索存在不足的结论。因此, 应从多方面加强对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评价指标的研究, 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关键词：现代公共文化服务,指标体系,新型城镇化

参考文献

[1]胡守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评价指标体系初探[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2014, (2) .

[2]傅利平, 何勇军, 李小静.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的综合评价模型[J].统计与决策, 2013, (16) .

[3]段绪柱.科学构建公共文化服务评价指标体系[J].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3, (7) .

[4]彭益民.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评价指标体系的探讨[J].湖南行政学院学报, 2013,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