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与法律关系(精选6篇)
德与法律关系 篇1
论道德与法律的关系
道德和法律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它们是两种重要的社会调控手段,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任何社会在建立与维持秩序时,都不能不同时借助于这两种手段,只不过有所偏重罢了。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益、相互推动的。其关系具体表现在:
1、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道德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社会有序化要求的道德,即一社会要维系下去所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如不得暴力伤害他人、不得用欺诈手段谋取权益、不得危害公共安全等;第二类包括那些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增进人与人之间紧密关系的原则,如博爱、无私等。其中,第一类道德通常上升为法律,通过制裁或奖励的方法得以推行。而第二类道德是较高要求的道德,一般不宜转化为法律,否则就会混淆法律与道德,结果是“法将不法,德将不德”。法律的实施,本身就是一个惩恶扬善的过程,不但有助于人们法律意识的形成,还有助于人们道德的培养。因为法律作为一种国家评价,对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法律所包含的评价标准与大多数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一致或接近的,故法的实施对社会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
2、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补充。第一,法律应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没有道德基础的法律,是一种“恶法”,是无法获得人们的尊重和自觉遵守的。第二,道德对法的实施有保障作用。“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执法者的职业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识、道德观念的加强,都对法的实施起着积极的作用。第三,道德对法有补充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调整的,或本应由法律调整但因立法的滞后而尚“无法可依”的,道德调整就起了补充作用。
3、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情况下会相互转化。一些道德,随社会的发展,逐渐凸现出来,被认为对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并有被经常违反的危险,立法者就有可能将之纳入法律的范畴。反之,某些过去曾被视为不道德的因而需用法律加以禁止的行为,则有可能退出法律领域而转为道德调整。
法律与道德又相互交叉与渗透,其两个重要表现为:一是法律意识与道德观念具有同一属性而相互联系,二是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调控范围有所重叠而相互包容。一般来说,凡是法律所禁止和制裁的行为,也是道德所禁止和谴责的行为;凡是法律所要求和鼓励的行为,也是道德所培养和倡导的行为。反言之,许多道德观念也体现在法律之中,许多道德问题也是可以诉求法律解决的问题。不过,从规范作用的范围来看,法律与道德对人们行为有着不同层次的要求。前者一般只能规定最起码的行为要求,而后者可以解决人们精神生活和社会行为中更高层次的问题。例如,道德可以要求人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而法律只能规定人们不许损人利己或损公肥私。
总之,法律与道德是相互区别的,不能相互替代、混为一谈,也不可偏废,所以单一的法治模式或单一的德治模式不免有缺陷;同时,法律与道德又是相互联系的,在功能上是互补的,都是社会调控的重要手段,这就使得德法并治模式有了可能。
德与法律关系 篇2
关键词:道德,法律,共性点
当代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向社会转型过渡的时期, 社会的物质层面、法律制度层面和思想文化层面正在进行着全面的调整和发展, 这种调整和发展必然经受文化融合、价值多元化而导致人性的迷茫和价值的冲突。在此形势下, 人们自然会对我国的道德和法制建设重新进行审视, 研究探索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制衡机制, 以建构良好的社会秩序,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其中道德和法律的共性点便成为伦理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试图从道德法律化角度进行论述。
道德法律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 道德法律化是伦理制度化的主要内容, 一般是指在道德建设中将一定社会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要求转化或规定为制度, 尤其是法律制度, 目的是以制度这种硬约束手段, 规范并提高道德水平;从狭义上讲, 道德法律化侧重于立法过程, 指的是通过立法手段将一定的社会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转化或确定为具有国家强制力的法律规范的活动。本文所说的道德法律化是指狭义上的道德法律化。
道德法律化的可能性根源于道德与法律的共性。道德和法律的共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道德和法律都具有正义性
亚里士多德把正义论作为法律论的基础。他认为:“法律的实际意义却应该是促成全部人民都能促进于正义和善德的制度。”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认为公道和正义是法律的目的, 并且是它的准绳。他说:“正义乃是使每个人获得他的权利的一个固定的和永恒的力量。法律的箴言是这样的, 过诚实生活, 不伤害任何人, 给予每个人他自己应得的东西, 法学是有关人的和神的事物的学问, 是有关正义和非正义的学问。”著名的罗马法学家西塞罗在论述法的概念时说:“某种存在物是否为法律, 并不是看它是否出自国家或是否为习俗, 而是看它是否与正义、与自然相一致。“法是一种自然的权力, 是理智的人的精神和理性”“恶是自然的对立物”, 所以制止非正义的行为就是“自然的事情”, 而不是惩罚。他把法的基本特征看成是正义, 而非国家强制性, 这样就把法律与道德的距离拉得很近了。根据以上法学家的论述, 我们可以认为法律的最基本特征是正义性, 正义性是法律称其为法律的标志。
道德也具有正义性。道德是人们关于善与恶, 正义与非正义, 光荣与耻辱, 公正与偏私等观念、原则和规范的总和。道德代表和反映着人类共有的正义观, 道德的历史继承性和人类社会共同利益的需求决定了道德的内在精神之一就是正义。一旦失去了正义的理想性和崇高性, 道德也就失去了它应有的价值。正是由于道德的这种内在价值精神, 它才成为法律规范制定和实施的价值参考, 那种完全独立于道德标准、道德原则的法律规则、法律原则是不可能存在的。立法者总是借助于立法实现道德的法律化, 从而将本阶级的道德标准、道德理想、道德原则渗透于立法之中, 以此获得全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由此, 我们可以说, 道德是法的制定活动的重要渊源。道德可以成为评判一个法律的标准, 甚至可以这样说, 一部较多地体现或反映道德价值的法律, 会具有更广泛、更深刻的实用价值。因此, 道德的正义精神包含了法律的正义性, 法律不体现这种正义的道德精神, 甚至背叛这种精神, 法律就是不义之法, 法制就会失败。道德法律化是法律自身的应有之义。
2 道德与法律在调整范围上具有交叉性
一般来讲, 道德调整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关系, 其调整范围比法律广泛得多, 法律对现实生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予以调整, 也就是说, 社会生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关系, 既是道德调整的对象, 也是法律调整的对象, 对这类社会关系的破坏既受到道德的谴责, 也受到法律的制裁。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合同关系成为经济领域重要的社会关系, 重合同、守信用不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要求, 而且必须用法律手段来规范合同关系, 使道德规范法律化, 才能为合同主体提供明确、具体的行为模式, 以保证合同关系的正常发展。一般来说, 凡是法律所禁止和制裁的行为, 也是道德所制止和谴责的行为;凡是法律所要求和鼓励的行为, 也是道德所培养和倡导的行为。换言之, 许多道德观念也体现在法律之中, 许多道德问题也是可以诉求法律解决的问题。
3 道德和法律均含有“义务”性
义务是道德领域中的一个根本性概念。义务是指必须履行相应行为或者禁止某种行为。作为根本性的道德概念的义务并不否定还有其他道德概念“这只是说, ‘义务’在逻辑上先于其他道德概念, 其他道德概念以‘义务’的存在为先决条件, 并且只有参照它才能得到理解。”义务是根本性的道德概念表明了在道德中义务规则是基础性规则, 美德、修养也只有尽了道德的义务之后才能实现, 或者说凡道德美德、道德修养高的人其实就是那种不断尽道德义务的人, 因此, 道德在本质上意味着义务。在法律中义务同样是一个关键性的概念, 没有无权利的义务, 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权利和义务构成法律的基本范畴, 二者统一于法的内容之中。从个人不履行法律义务即不得享有相应的法律权利的角度来看, 权利宣言实指义务宣言。因此, 义务是道德法律化的中介和桥梁。义务构成了立法者将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即道德法律化的基础。
4 道德与法律都具有普适性
道德是由美德、原则和规则所构成, 但只有道德原则与道德规则具有普适性, 即人们有义务依原则行事, 有义务遵守规则, 而道德美德则属于倡导性的高于义务的范畴, 美德只能要求人们努力去做, 却不得要求人们必须去做;我们可以期望实现一个人们的平均的道德水准较高的理想社会, 却无法实现其中每一个人皆成为圣人、道德完人的社会。也就是说, 道德原则、规则可以加以普遍化, 变为人人可以遵守的且能够做得到的一般性规范, 而美德却无法加以普遍化。所谓的可加以普遍化, 按照康德的观点, 即一项道德行为准则只有当每个人永远服从它在逻辑上是可能的, 才可以被接受为普遍法则。行为准则的可加以普遍性是道德的最低限度的标准, 道德义务的普适性使统治阶级把本阶级的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以明确的、普遍的、稳定的法律去推行其道德标准, 从而使伦理观念成为可能。道德可加以普遍性的特征内在地要求把人人能够做到的道德法律化, 以法律的普遍有效性引导、规范、推动、保障和约束道德的制度文明化, 并反过来通过社会主体行为透视其道德状况是否文明, 从该意义上讲, 道德与法律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和谐性。
5 道德和法律在价值目标上具有统一性
道德法律化是为了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而采取的必要措施, 即通过法律的手段迫使人们遵守一定的规范, 以保证社会的秩序和稳定, 因此它的主要作用是对人类行为实施他律, 如果这样, 它仅仅是暴力下被迫服从而已。事实上, 法律之所以能成为社会调控的主要手段, 绝不仅仅因为它具有国家强制力, 更重要的在于通过这种普遍有效理性规则, 来内在地表达、传递和推行能被普遍认同和接受的一定价值原则和要求。如果法律和社会伦理价值取向背离, 必然受到道德力量的抵制而变成一个毫无意义的外壳。因而, 道德法律化的目标是道德自律。马克思指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
在现代, 道德的自律同样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最高境界, 法律强制性只是道德法律化的外在表现形式。而法律要得到卓有成效的实施, 就必须把外在的强制性内化为人们心目中的道德律令, 法律只有成为人们的心理、情感需要时, 才能得到普遍自觉的遵守。道德法律化的归宿是把法律意识融入并积淀在人们的内心的道德信念之中, 将社会道德律令转化为人们内心的信念, 从而使法律至上的意识升华为更深层次的道德义务要求, 实现他律到自律的转变。S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1.
浅论道德与法律 篇3
关键词 道德 法律 内在互动 法治建设
一、道德与法律的产生
远古时期,社会的行为规范并不存在实际意义上的法律。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物质的缺乏,人们生活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族部落式的社会形态中,活动范围的狭小,使得统一的、一致化的、脱胎于宗教和习惯的道德足以调整和规范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所谓的道德与法律处于一种“混沌”状态。直到春秋时期,道德与法律才逐渐开始了分化。春秋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开始出现剩余产品,人们之间的产品交换成为可能。产品的交换使得社会开始了分工,而社会的分工促使社会出现了贫富的差距,于是阶级便产生了。原始固有的道德秩序遭到破坏,社会生活层面开始出现混乱,而现有的道德规范此时己不能满足统治阶级的需要,于是一种统一的、强制性的规范便出现了,它对社会生活的规范,是通过国家强制力保障,强制同一社会内部不同阶层的人遵守一些规则——这就是法律。道德是一种弱性社会调控方式,而法律是具有强制性的社会调控方式,两者作为截然不同的社会调控方式规范着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二、道德与法律的博弈
春秋后期,铁质农具己开始用于农业领域,并得到迅速推广和普及,社会生产力水平得到飞跃发展,推动了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这一切加速了宗族土地所有制的瓦解。导致了生产关系与经济基础的重大变革。而社会的激烈动荡反映在思想领域的则是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各个学派纷纷阐述各自的理论、学说及观点,其中关于道德与法律相互关系的观点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学说,也在封建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道德是法律的从属
随着“礼崩乐坏”和社会关系的巨大变动,一些新兴统治阶级为了自身利益,迫切需要摧毁旧宗主贵族的世袭法律特权,彻底摆脱宗法等级制度的束缚,实行“不别亲疏,不疏贵贱,一断与法”的“法治”原则。它结束了夏商西周以来的“礼治”、“德治”、“人治”的传统,剥夺了旧贵族的世袭法律特权,动摇了宗族等级制度的社会基础,为战国时期法家所倡导的“法治原则”的确定创造了条件,而法家思想的推行对当时动荡的社会各国变法改革及新型法律体系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法家认为人性本恶,人性的物欲,权欲是危害社会稳定,妨碍统治,制造犯罪的根源,所以只有通过严酷的法令才能制止人们的欲念,放弃了传统的以礼来教化人的品德,来治理社会的途径,抛弃了儒家所极力倡导的道德教化学说,推崇法令之国。如商鞅提出“缘法而治”,慎到也强调“大君任法而弗躬,则事断于法”,而韩非子还进一步提出“以法为本”,同时,法家还提倡重刑主义,认为“禁奸止过,莫若重刑”,主张“行刑重轻”,“重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此所以为治也”。另外,他们也主张法令的公开,“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也,”讲究法令为人所先知,以克服道德的主觀性缺陷。在中国古代,秦王朝的统治就是法治思想的统治典型,随着商鞅入秦,并在秦国进行变法,至秦统一六国,建立秦帝国,并进一步将法律的触角伸向社会的各个领域和每一个角落,“法治”终于战胜“礼治”,道德对法律绝对服从,成为了法律的附庸。然而,由于先秦法家在处理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时,采取的是一种极端的做法,它对道德是完全的不理不睬,置百姓的道德呼声于不顾,一味的实行严刑酷法,逼迫道德对法律的绝对服从,它的法律是严重背离道德的法律,有时甚至到了惨苛的要求,“商君之法,弃灰于道而断其手”。这种法律对道德的强力压制,造成道德与法律的异常紧张关系,最终被一场急风暴雨式的农民起义所推翻。
(二)法律是道德的从属
西汉武帝时期,为加强中央集权,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专制政策,儒学取得了独尊的地位。随着“春秋决狱”的推行,儒家思想渗透入司法领域,又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思想与法律的的进一步融合,到隋唐时期,中国传统法律的儒家化终于完成了。“礼主刑辅”原则得到充分的体现,“礼”成为置于古代封建法律之上的的立法原则,“一准乎礼”成为唐律的精髓,此后的宋明清朝的法律大体上都继承了唐律思想。凡是与礼一致的就是正确的,凡是与礼相悖的就是法律所禁止的,“礼为本法为用”,“礼为主,法为从”,“寓法于礼,明法彰礼”。
儒家本着“人皆可为尧舜”的理想,主张“制礼乐……将以教民平好恶而返人道之正。”追求道德本位,主张“原心定罪”,认为道德重于法律,“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董仲舒也认为:“春秋之听狱也,必先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宋人朱熹对“原心论罪”作了更进一步的理论升华,他说:“圣人之法有尽,而心则无穷。故其用刑行赏,或有所疑,则常屈法以申恩,而不使执法之意有以胜好生之德。此其本心所以无所雍遏,而得常行于法之外。”他们认为“德”是法的“源”和最终评判标准,完成了儒家化的法律应该服从于道德甚至从属于道德。在专制统治社会里这种外在的法律道德化,引发了以道德来判断,来代替法律判断,使法律像道德一样富有弹性,让法律失去了法律本身应有的特征。
三、道德与法律的统一
二十一世纪是民主与法治的时代,站在历史的角度回顾中国古代法制的历程可以看到,法家一味追求法律严酷性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但是儒家提倡以德为主也不是完全可取。我们必须得明白一点,不论是法家还是儒家,它们关于道德与法律的论争,其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当时封建社会的集权统治,法家的法律工具主义思想和儒家的法律儒家化都是封建统治者的统治手段而已。现阶段,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笔者认为更应该处理好道德与法律的关系。
(一)法律要以道德为根本价值
法律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对不同时期社会道德的反应。从人类文明之初,法律的起源大致遵循或是经历了从原始习惯到不成文习惯法,成文习惯法,最后形成国法的过程。其内在本质是从道德到法律,法律不过是道德的外在化体现,是最低限度的道德。研究现实中的法律,我们往往会发现法律本身所具有的伦理性。因此就法律的价值取向而言,法律源于道德。这一事实从根本上决定了法律天然的伦理性,从而使得法律有机体的精神和灵魂。这就要求法律要遵从人类最基本的伦理目标和道德准则,不能背离道德,否则它将失去约束人们行为的道德基础。古希腊思想家曾说过:“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旧因此时代的法律都必须符合特定时期的道德体系,这样的法律才具有生命力和活力。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社会,以“亲亲”、“尊尊”为核心的宗法伦理道德影响着整个社会。西汉武帝时起,随着儒家伦理思想渗入立法领域,通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到隋唐时期,《唐律疏议》的制定,中国古代社会“引礼入法”最终完成。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体系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法制的最高准则和价值取向。“君为臣纲”之于国家政治领域,“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之于社会家庭领域,去利求义观之于经济财产方面,等级贵贱之于社会地位和社会生活等等,莫不如此。。显然,中国古代传统的伦理道德价值取向是不符合现时期的法治建设的,那么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法治建设应以怎样的道德体系为价值取向呢?
当前的中国法治应当继续遵循“自由”、“平等”的根本精神。自由包括精神自由和行为自由,在法治社会,精神自由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法律上的默许,二是法律上的确认。所谓法律的默许,就是法律对人们思想活动的放任,所谓法律的确认,是法律对人们思想意识的保护。就平等而言,现时期的法律原则应确实保护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机会平等,这是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
除此之外,法治还应以“权利”为本位,这不但是现代道德对法律的要求,而且还是现代法治应有的价值取向。中国传统社会的义务本位造成个人权利的忽视,极大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法治建设不仅要侧重认可和保护个人权利的正当性,而且还要激发个人的创造力和进取心。
(二)法律应以道德为社会支持
法律与道德是人类社会最主要的两大调控规范,它们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如果说道德建设的确需要法律的配合和保障,那么法律的实施更加需要道德的支持。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自愿接受法律的规范,更大程度是因为人们在道德观念上对法律的认同和支持。而法律之所以需要道德的支持,一方面是因为人是一个有思想的动物,有自己的价值观念,并影响自己的作为;另一方面,法律源于道德,具有道德的伦理性,自古以来,法治的传统就是“己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
在中国古代社会,传统主要强调到的不是去支持和配合法律的,而是法律去配合和保障道德。这样既忽视了法律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又没有让民众充分认识到守法的重要性。但同时,古代儒家的“仁”、“礼”思想和先秦法家的“以法为教”等主张对现代法治建设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立法阶段,应该实现立法的民主化,这样即可传播现代法律的道德观,又可让各种道德观念全面交锋,促进全社会道德观念的整合,这对法治建设环境十分重要。在司法活动中应充分展示法律的合理性,有关机构应加强对法律法规的法律解释,使得普通公民得以理解,得到全社会的认同和支持。不仅如此,还应进行“以法为教”的道德宣传,要围绕“法治”中心,培养与“法治”一致的道德观,形成公民自觉守法的风尚。
(三)道德与法律的融合统一
由于古代中国是以小农经济为主导地位的封建社会,而且还是宗法制的社会结构,这导致了中国古代社会的道德法律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集中体现身份伦理和道德义务的文化现象,而在对个人需求方面严重关注不足。传统道德文化及其法律化的缺陷阻碍了中国传统社会及其法制的现代化。目前,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大背景下,适应现代法治环境的道德体系必将是以市场经济为主体,以市场伦理和职业操守道德为主要内容的,同时随着个人自由空间的日益扩大,社会伦理道德也将是重建新时期道德体系的重要一环。道德的法律化的进程,将极大推动中国法治的发展。
论道德与发展 篇4
受父亲的影响,十岁我便开始涉猎一些武侠小说,通常是父亲看完一本,我便接着他看。小说里面的行侠仗义,救死扶伤,劫富济贫等等,都在我小小的脑海里根植下了所谓的“侠义”精神。总认为那些侠士便是生活中值得我学习的道德楷模,是正义与光明的化身。如果说,我身上有着一点点地正义感与责任感,和那份同情心,那么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是那些“侠士”赐予我的。在以后几年的成长史中,我始终幻想着自己成为救世的侠女。
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丰富,逐渐认识到自己当初的狂热信仰也许就是一种道德崇拜吧!而这种崇拜在我的性格发展和道德建设上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随着自己社会阅历的增多,我越来越寻不着那一丝丝的“侠义”之风。自己的那份正义与责任心,在小小的校园竟都寻不到生存之处,我不敢想象在社会上又会如何?在现实面前,我越来越困惑,迷茫:我到底应不应该再坚持下去?当道德在性格中的存在都成了一种非大众化的个性,且这种个性被生活,被社会打磨得失去棱角后,我们该如何自处,生活该如何继续,社会该如何运行?我不得不开始思考这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人生的发展,性格的塑造中,道德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1】道德是指以善恶为标准,通过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来评价人们的行为,调整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道德以它特殊的社会功能,调节着人的行为,进而调节社会关系。人们在道德规范的约束下,随着与他人,与社会的交往,逐渐掌握道德与不道德的界限,学会以道德的观念去评判并处理事物。道德不是一个人主观努力的结果,而是历史的产物,中国的道德文明可谓是源远流长,在春秋时期的《大学》里有这样一段经典语录:“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可见道德在历史的发展与传承中,并没有没落于文化尘埃之中,反而在岁月的洗礼下,愈见其枝繁叶茂,并一步步地紧密融合于现代化社会之中。也许,也只有历史才有这样的能力,将道德推进社会发展的洪流,却不被其所湮灭,反而在社会转型的时刻实现了它完美的转身,与现代化真正契合。
道德这个词广义而空泛,但它的内涵却是极其之丰富的。为了进一步挖掘道德文化,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通常将可感的道德品质和道德行为作为道德评判的标准。【2】道德品质是道德行为的积累和结晶。一个人具有什么样的道德品质,决定了他在社会生活中会选择什么样的道德行为。【2】道德行为是道德品质的客观内容和外在表现。一个人在各个时期各个场合下的一系列行为的综合表现,为他人对他的道德品质评判提供了依据。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一般将道德外化成具体的道德品质,而我们应该具备这样一些道德品质:热爱祖国,勤俭节约,尊师重教,诚实守信,见义勇为,公正无私,孝敬父母等等。
【3】人类现在正处在一个道德时代,整个人类的生存与命运日益与道德相结合,整个人类的道德活动日益成为一个紧密相连的体系,整个人类面临的问题日益成为道德问题。然而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道德问题却层出不穷,道德的弘扬与延续,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在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上,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这三德却在经济大迈步时,停滞不前甚至是愈见落后。道德的缺失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社会的正常运行,经济的健康发展和自然的生态平衡。如今,市场上大量的食品安全问题将“三聚氰胺”、“地沟油”、“催生剂”、“毒奶粉”等等热点话题带入了每个人的交谈词典,老百姓人人自危,惶惶恐恐。道德文明关乎社会民生。富士康职工连连发生跳楼自杀事件,无论是职工本身意志薄弱,公司高层残酷剥削,还是社会制度欠缺的原因,建立良好的社会公德与职业道德是解决问题关键。官场的贪污腐败现象,煤矿坍塌,动车、地铁事故等等屡见不鲜,试问,若是在一个人人推崇社会公德,职业道德的国家,这些现象会如此频繁发生吗?责任心缺失造成的事故还少吗?一度的私自开发自然资源,高成本,低利用率,每年解决环境问题花费的人力物力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难道不发人深思吗?我们的所做所为又有哪些真正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路线呢?美国经融危机发生的根源信贷危机不也是因为诚信道德的淡化吗?明明是在这样一个道德化时代,我们在经济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机却面临着严重的道德危机。但这并不表示道德在中国已经沦丧,也并不说明了我们的道德无法再重建。
我们大学生作为中国社会一个特殊而庞大的团体,在道德建设上举足轻重。我们并不能为现状所吓倒,更不能被社会上某些道德缺失的人事所同化,我们也要看到光明的一面,对未来社会的道德建设充满希望。我们不会忘记也不能忘记:中华民族在灾难面前众志成城,互相扶持的场面;在中国举办第二十九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时,国人的振奋、骄傲和他们付出的努力;面对西藏藏独运动,他们的愤怒。尤记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带给我们的感动与震撼【4】“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多少人瞬间作出把生的希望留给他人、把死的威胁留给自己的抉择,多少老师用身躯为学生挡住死神的威胁,多少干部舍小家为大家、奋不顾身地奋战在第一线。”“在抗震抢险的日日夜夜里,全国各族人民忧心如焚、戮力同心、生死与共。灾难无情、人间有爱,汶川加油、中国加油,成为响彻中华大地的最强音。”“多少人自发从天南地北赶赴灾区做默默奉献的志愿者,多少人自发前往遍布全国的献血点争先恐后无偿献血,多少人自发为灾区慷慨解囊,多少共产党员自发向党组织交纳特殊党费。”“在波澜壮阔的抗震救灾斗争中,我们用理想凝聚力量、用信念铸就坚强、用真情凝结关爱,大力培育和弘扬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这种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是我们的人民和民族在生与死、血与火的严峻考验中的本色反映,是中华民族从历史深处走来的内在力量,显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旺盛生命力。”这足以证明我们国人的道德精神力量是我们整个名族的精神支柱,尽管社会上仍有许多不尽人意的道德败坏案例在发生,但我们可以坚信道德精神依旧是中华民族的主流。在我们的努力建设下,中国的明天必是一个道德社会。但我们也需明白自身在道德体系中的特殊现状,才能更好的为创建道德文明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簿力。
大学生作为道德生活的特殊体也决定了矛盾的双重性。【5】(1)、革,希望通过自己的道德参与获得更多的社会权利。但我们情绪起伏大,一旦行为受挫,便容易对道德生活持消极和冷漠的态度。(概述)
【5】(2)、青年学生具有思想道德前倾趋向与现实社会难以接受的的参加社会道德生活。但是由于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道德参与受阻、舆论导向片面的情况下,青年学生的道德情绪便特别强烈,表现为情绪化的道德思想和情绪化的道德行为。(概述)【5】(3)、青年学生具德热情极为可贵,但这种热情一旦形成,狂热就有可能盲目冲动,或受人利用,干出一些蠢事。同时,青年学生思想活跃,有传播思想新文化的优势,但他们鉴别力差,也有可能为错误的社会道德思潮推波助澜。(概述)
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有必要在正确认识自我,学习真善美的基础上,努力完善自己的人格,促进自身道德提高与个人发展。【6】“道德人格是使一个人成为权利主体的充足条件,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充分的享受自己在道德生活中的权利,才能对道德文明建设做出更多的奉献,进而完成自我人生价值的提升,最终达到自身健康发展的目的。
【1】《道德与修养》主编 尤建国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2.7 第180页
【2】《道德与修养》主编 尤建国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2.7 第186页
【3】《青年道德心理学研究》彭希林 冯惠先 著 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2.4 第55页
【4】《在全国抗震救灾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胡锦涛 新华社北京 2008年10月8日电
【5】《青年道德心理学研究》彭希林 冯惠先 著 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2.4 第72至74页
孙青读后感--德与才 篇5
-----《起跑线旁缺席的启蒙老师》读后感
孙青
下午读了《起跑线旁缺席的启蒙老师》一文,说实话,看得我冷汗直冒,不禁扪心自问:起跑线旁缺席的启蒙老师到底在哪里? 这篇文章表达的观点是很犀利的。它指出,在高考的指挥棒下,实际上,现在的小学老师——本该是儿童启蒙老师的人,却在不遗余力地在成为中国教育考试机器上的一颗颗螺丝钉,让学生死读书、读死书,后来读书死。
作为一线教师,在一层层的上级领导机构的各项规章制度下,怎样去展开真正有效的,足够影响孩子一生的启蒙教育? 我认为应具备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必须具备良好的师德。人们常说:“师道不立,其教不成”。教师良好的思想品行将是教师最伟大人格力量的体现。正是因为这一伟大的人格力量,才能真正做到“身正为范”,成为了学生学习的榜样,那么教师就可以做到“其身正,不令而行”。学生的成长就不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古今中外无数事例证明,育人单凭热情和干劲是不够的,还需要以德立身、以身立教。作为一名教师就要有默默无闻的奉献精神,甘为人梯,像“春蚕”吐尽青丝,像“蜡烛”化成灰烬,把毕生献给事业,献给学生。
其次,必须具备过硬的师才。明代思想家黄宗羲云:“道之示闻,业之示精,有惑不能解,则非师也。”是啊,有惑不能解,怎么能称得上“学高为师”。由此可见,一位教师具备过硬的基本功,渊博的学识是如此重要的。记得一位优秀教师说过:作为教师,只有我们拥有一桶水,才有可能让学生分得一杯水。因此在任何时刻我们都有必要对自己进行不断地充电,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内在素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惑能解,有业能授精。学生才会真正地“亲其师,信其道”。
再次,还必须具备纯纯的师爱。其实我们应当明白:在争当优秀的人民教师过程中,“德与才,都不可偏重”。然而真得要想做到德与才兼备并不难。那就是要付出每个教师对学生纯纯的师爱。记得有人说过:“疼爱自己的孩子是一种本能,而热爱别人的孩子是一种神圣”。教师对学生就需要这样一种神圣的爱,要不求回报,严慈相济,这种爱是学生接受教育的感情基础,因为热爱一个学生就等于塑造一个学生,而厌弃一个学生无异于毁坏一个学生。可以说,有了这种师爱,教师就可以倾注他一生的爱心,想学生之所想、急学生之所急,就会拿自己的师德与师才方面与别人相比,从而不断地扬长避短,取得长足的进步,这就
是所谓的“爱的力量”。而一旦学生体会到这种爱的情感,他们就会在愉快的情感体验中接受教师的教导。
德与责的高二优秀作文 篇6
道德是个人发展的基石,有人曾说过:一个人若没有了道德,他就没有了一切。是啊,一个人有道德品德对他的影响是很大的,他不仅仅会受到别人的尊敬,还会让自己的心志得到升华。譬如:最美司机吴斌,他驾驶公交车时,被突如其来的铁块击中腹部后,他强忍着疼痛,努力把车控制下来并且成功制动,就在车停下来的那一刹那,他昏倒了,并再也没有醒来.....他极强的道德责任感和使命感,拯救了一车人的生命,而他却走了。
道德是社会发展的屏障,如今,老人昏倒了扶不扶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涌现了出来,而在七八十年代的中国,这种问题是根本不存在的,当时的人们都心地善良,大家都互相理解,互相帮助,谁家的地需要播种了,一个乡的人都来帮他,谁家的东西掉了,拾到的人会主动归还,而现在的社会呢?公交车上因是否让座都会大动干戈,在官场上因贪污受贿又被......我们的社会需要道德,多一些奉献,多一些理解,多一些诚信,那我们的社会不就是陶渊明先生所著的“世外桃源”吗?
道德是国家发展的桥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让每一个中国人义愤填膺的年代,是的,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他们在我们的神州大地上无恶不作,烧杀抢掠,并发动了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但是,他们对现在的学生,否认了这个事实,并窜改历史,相比之下的德国,他们以前虽然也对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侵略,但是,他们勇于反省,在后来给中国人民道歉,承认自己的罪行,懊悔不已,这就是国与国之间的道德素质,坦诚相待,互帮互补,共同发展。
拥有道德,是我们,是社会,是国家发展的必要条件,是大家进步的活力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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