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

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共12篇）

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 篇1

1 美国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研究述评

(1) “代理父母”阶段 (1636年～20世纪60年代) 。

1770年, 威廉·布莱克斯登在一篇评论中首次提出将此学说应用于教育环境。我国学者蔡国春 (2000) 将“代替父母制”定义为“校方代替学生的父母行使职责, 由教师、校长乃至董事对学生在校的活动加以管教、约束, 通过精神、肉体和经济手段惩罚违纪行为”。因此, 这一学说的实质就是高校拥有代替父母行使对学生进行管辖并承担相应责任的监护职责。同时, 这一理论的提出有其现实的背景:正如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鲁道夫 (Rudulph, 1962) 指出的, 早期北美殖民地学院新生的“平均年龄只有14岁”, 学生年龄普遍偏小;而且其办学旨在培养“符合基督教观念”的兼具“良好道德品格”的“牧师”。此外, 蔡国春还论及高校对学生的教学管理实践的巩固措施, 包括“教师与学生共同寄宿学校”, 教师“作为校董事会或校长的代理人”按照“宗教信条”监督管理学生的言行, 并实施“严明的纪律约束和封闭的监督”;更进一步说, 我国学者游敏惠将这些背景与实践上升为思想文化层次, 即形成一种教师代替父母监督学生学习、生活及成长的“家长式的权威和制度”。另外, 司法审判的结果是这一学说上升到国家法律层面的证明:包括1866-1960期间发生大大小小的案件, 而且在1901年至1960年达到发展的顶峰。其中, 1913年法院判决的高特诉毕瑞案 (Gootv.Beree) 可作为这一阶段的案例代表——因为法院判决“校方有权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手段制定学院的纪律, 有权拒绝对其规定的干预行为”。

(2) “不要父母”阶段 (1960年～1980年) 。

重庆大学副教授卓光俊将此阶段归结为“代替父母消失”阶段, 即“代替父母学说”遭到了彻底否定。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学生的权利得到尊重, 高校在制定规章时不能侵犯学生的宪法权利”。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的洪成文与李奇老师则称其为“代理父母说的反向极端”。他们阐述了产生这一阶段的三个原因:一是二战结束后大批军人要求教育由特权向基本权利转化, 并反对高校诸多的限制性规定;二是20世纪60年代初, 适龄入学人数的减少、民权运动的扩张及其学生消费者说的影响等共同促使学生开始伸展自己的权力;三是司法界的介入以及对宪法的重新释义;他们以狄克逊诉阿拉巴马州学校董事会这一案为例阐述了公立学校的学生有因由被退学、被开除或被影响财产及其他权利时得到听证的机会, 有权知道听证的时间安排与具体指控事项;另外, 他们还以布莱德萧诉罗林司与鲍尔温诉佐拉迪两个案例来证明“代理父母学说走向了另一极端”, 即大学生是成年人, 学校“不是学生安全的保险者, 没有义务监管学生与承担相应的责任”。学者崔晓敏强调了“全国学生联合会”及各种抗议及司法活动对高校法律制度的重要影响作用;同时论述了学生的宪法与法律地位, 即学生“不再是法律中的第二类公民”, 联邦法律和许多州法律都承认他们是依法享有权利并承担责任的成人。总而言之, 是学生运动、司法审判的进步以及高校法律地位的重新界定推进了权责向学生单方面的偏斜。

(3) “后替代父母”阶段 (1980年后) 。

大多数美国学者认为:无论是司法界还是学生、学者等都认识到了“替代父母”说的消亡, 但其合理元素仍有价值;基于“美国司法界的现实”——“宪法论”与“契约论”的应用困境。所谓“宪法论”的应用困境是指宪法主要解决的是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一般用于公立大学而非私立大学, 从而致使私立大学的学生的宪法权难以得到保障, 这一权利得不到保障的直接原因就是“法庭不愿意”将这一理念运用于私立大学。所谓“契约论”的应用困境是指由于“高校与学生之间独特而难以界定的关系”而促使“法庭在诉讼中毫无例外地对学生应用异常严厉的标准”, 而非普通合同法中的一般性规制;同时, 以下两个现实条件也是导致契约论困境的原因:“高校与学生缺少订约的过程”;高校往往占据挑学生的主导地位。因此, 1980年后, 美国法庭与学生在处理一些高校与学生的法律纠纷案例中, 重新承认了一些“代理父母说”的合理的理念。例如, 1983年的Mutlins v. Pine Manor College一案中, 马塞诸塞州高等法院虽然拒绝“替代父母”说的完全回归, 但是仍然认为高校在对因其“疏于管理而导致学生在学校操场遭性攻击”这一事实有责;并在其判决中指出:“高校虽然不再需要保证其学生的道德, 但是并不表示他不需要做任何努力以确保学生的生理安全。父母、学生、社区都有合理的预期, 那就是适当的措施必须履行以保护学生免受可预见的伤害。” 此外, 1980年至今以来, 高校保护学生安全的范围已经囊括违纪情况、软硬件活动设施的排查等, 甚至还包括做一些有意义的阻止学生酗酒的措施。综前所述, 学生与高校及其教师团队的博弈以及司法审判的进程都导致了高校与学生权责的博弈, 且最终向权利与义务的合理与合法化转变。

2 中国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研究述评

(1) “师父”说阶段 (西汉汉武帝时期～1978年) 。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是传统文化中师生关系的衍生物, 而师生关系的源头可追溯至西周教育的“学在官府”教学制度, 成熟于西汉汉武帝时代。西周教育的显著特点是“学在官府、学止于官、官师不分、政教合一”。春秋时期, “政府的官场向个人开放”, 同时出现了教育制度, 这意味着教育也开始“平民化”。其中, 儒家文化思想在处理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的纠纷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学者吴岳军认为:“我国传统师生关系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 凸显了伦理性、工具性和等级性等特征。”他还阐述道:儒家文化中的“孝”、“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长幼尊卑、“天地君亲师”等核心概念促使“师”如学生“父”等级秩序与理念的形成。除此之外, 许晓川指出:“教师成了具有统治地位的传达者、知识的权威, 学生成了被统治者、服从者”师拥有绝对的权利与权威“控制”学生的思想、学习、活动及其行为方式。西汉时期, 汉武帝尊崇并实施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治国主张, 从而导致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在国家文化层面上等同于父子关系。当然, 其教学关系也是“棍棒下出孝子”, 学生应该如父一样“无条件的服从教师”;另外, 学者蔡玲玲阐述了传统高校与学生关系产生的四个原因:尊师重教的社会氛围, 朝夕施教并共同生活的习性, 全程教育与爱生意识, 教师固有的知识权威概念。这一切的观念与行为导致的是法律上“师”如“父”拥有管制子女的合法地位。在除了法律纠纷后, 官府是站在“师父”一边的。之后, 在新中国后成立的40年里, 虽然出现了文革时老师被辱骂为“臭老九”的现象, 但这种社会突变引发的畸形文化思想并不会动摇“师父”法律关系的根基。

(2) 单极学生权责自理阶段 (1978年～1998年) 与高校与学生权益博弈阶段 (1998年至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新的一页, 教育事业中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也随这一发展方向的改变而出现了“质”的变化。在经受了上下五千年封建文化束缚的“窒息”与十年文革动乱的时期后, 师生重返大学校园, 愈加重视政治解放, 愈加重视人与人之间民主、平等的地位。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由“政治化”转变为“改革开放型”轰轰烈烈地“摸着石头”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突出表现在国家与社会各界崇尚民主、自由、平等的法律地位;突出表现在各高校与父母默认与鼓励学生自我管理、自由发展与自我实现的思想行为。相对应地, 由于以上各方关注重点的转移, 学生出现了安全之类的事故就自然由自己承担责任。此期间, 无论是法官上还是教师, 在处理与学生的法律关系中都站在了学生“自主”的角度予以考虑。一些有利于解决纠纷的法律, 像《高等教育管理职责暂行规定》、《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学成果奖励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等被探索性地推出。

1998年后, 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越出了新的一页。在国家法律制定层面, 学者阳子龙指出“与1990年相比, 中国人的思想以及法制都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民主和权利意识都有了进步。” 表现在自1998年到2007年这短短10年时间,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高等学校接受外国留学生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学生申诉制度》等重要法律相继出台, 同时北大、清华等高校相继设立了学生申诉机构。在司法审判层面, 司法审判的进程将社会法制化推上了一个新台阶。1998年以来, 高校与学生的法律纠纷案件此起彼伏。学者谢海定以高校学术自由权的法律保障为论点, 以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一审 (1998) 、二审 (1999) 为例, 阐述被告北京科技大学在退学处分上程序的非正当性 (一审) ;同时, 法院以学校校规、校级与法律、法规和规章相悖为由而判为“无效” (二审) 。另外, 还有唐玉清诉新乡医学院拒绝发放派遣证的行政诉讼、刘燕文诉北大拒授学位证的行政案件、陕西某考生诉杨凌农林科技大学拒绝录取行政诉讼案等等。除了列举田永案外, 学者洪敏珏还以2003年7月发生的广东省财贸管理干部学院学生区某高校师生的民事权利性质为由诉学校存在招聘“水分教师”的欺诈行为, 从而赢得了“民事官司”, 但法院维持学院依据校纪校规作出以区某打架斗殴为由“勒令其退学”的决定。与西方国家一样, 我国教育界同样具有“行政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的双重性质, 但法律争议的存在反而助推高校与学生“权益博弈”时代的到来。

法律法规以及规章等的完善离不开司法审判的进程。站在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这一角度上讲, 在民主法治的社会, 只有学生的法制意识增强并落实到实处才能构建一个“维稳”而又“发展”的社会。因此, 笔者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与“田永案的结案”作为中国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演变的“分水岭”。

3 中美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的阶段性探讨

以教育事业发展最为成熟的美国为例, 国外的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并没有在文字上展现“代理父母阶段”、“代理父母消亡阶段”、“后代理父母阶段”的概念, 中国传统与新型的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也显得“朦胧”。中美文化与社会时间虽有不同, 但中国的“师父”或“师徒”关系阶段与美国的“代理父母阶段”内涵大致相投, 两国的中间阶段都讲究学生的自主管理与司法体制的初步探索, 而未来的发展方向则是高校与学生法制的健全、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高校与学生的权益博弈的和平发展。

综上所述, 笔者将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的演变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代替父母阶段”、以“学生”为中心的单级权责自理阶段以及以高校与学生权益博弈为核心的新型法律关系阶段。

参考文献

[1]蔡国春.美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模式之嬗变[J].吉林教育科学.高教研究, 2000:47.

[2]崔晓敏.美国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的演变——从“代理父母地位说”到宪法论、契约论[J].高教探索, 2006:39.

[3]卓光俊美国高校与学生关系法律调整理念的转变及其启示[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93-97.

[4]许晓川.儒家文化传统思想对师生关系的负面影响[J].晋阳学刊, 2003:37.

[5]阳子龙.试论高校学生管理法制化——以学生权利为中心[J].广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38.

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 篇2

1、就业协议与劳动合同的含义

2、就业协议与劳动合同的联系

3、就业协议与劳动合同的区别

4、案例分析

5、注意事项与维权

浅析高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与劳动合同异同

一、就业协议与劳动合同的 含义

就业协议是大学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双方确定就业意向的依据, 是明确毕业生、用人单位和学校在毕业生就业工作中权利和义务的书面表现形式。协议需经过用人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和高校就业部门同意和见证，一经毕业生、用人单位、高校、用人单位主管部门签字盖章，就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应。就业协议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质，订立就业协议应当遵循主体合法和平等协商原则。

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 利和义务的协议。劳动合同具有三个法律特征:

1、劳动合同的形式是一种协议, 即当事人的合意;

2、劳动合同的内容是有关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3、劳动合同的主体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

二、就业协议与劳动合同的联系二者的主要当事人一致

就业协议与劳动合同主要当事人均为大学毕业生与用人单位。就业协议虽然由毕业生、用人单位、学校三方签署, 但学校在协议中仅作为见证方, 不承担义务也不享受权利, 就业协议的权利与义务均归毕业生与用人单位承受,劳动合同则明确只有两方当事人：毕业生、用人单位。劳动合同中所有的条款均由双方当事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达成, 并用以规范各自的行为。二者均归属合同范畴

就业协议依据教育部颁发的部门规章和（合同法）签

订;劳动合同依据（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和合同法签订。二者都符合合同的特征: 是一种双方民事法律行为;以在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为目的;订立、履行都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

3二者成立的主要目的均为保护劳动权益

就业协议与劳动合同设立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保护毕业生在劳动关系上的合法权益。

三、就业协议与劳动合同的区别

1签署的时间不同

就业协议一般在毕业生毕业前签订, 保障毕业生顺利到岗就业;

劳动合同一般在毕业生毕业后签订, 保障毕业生工作过程中的各项合法权益。

2、内容不同

就业协议的内容主要是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关于将来就业意向的初步约定，如实介绍自身情况，并表示愿意到用人单位就业、用人单位表示愿意接受毕业生，学校同意推荐毕业生并列入就业方案，而不涉及毕业生到用人单位报到后，所享有的权利义务。

劳动合同的内容涉及劳动报酬、劳动保护、工作内容、劳动纪律等方方面面更为具体，劳动权利义务更为明确。3法律依据不同

处理就业协议引发的争议应引用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处理劳动合同引发的争议则用(劳动法)来处理。

4保护劳动权益的范围和力度不一致

就业协议一般情况下仅确立了毕业生和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以及解除劳动关系的违约金，适用于毕业生与用人单位、学校三方之间，学校是就业协议的见证方或签约方，就业协议对用人单位的性质没有规定，适用任何单位;

劳动合同则全方位地确立了毕业生和用人单位的权利和义务: 包括合同的期限、工作内容、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劳动报酬、劳动纪律、合同终止等条款。只适用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与学校无关。

5救济手段不同

违反就业协议应向基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违反劳动合同则应向县级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

四、案例分析

——————就业协议不能替代劳动合同

今年5月，即将大学毕业的学生商某与学校及某医药公司签订了一份就业协议书。约定：商某毕业后必须在医药公司服务5年，否则要赔偿公司1万元。7月，商某到公司工作后又与该公司签订了3年期限的劳动合同，约定试用期为3个月，在试用期内可以提前书面通知公司解除本合同，并在工作交接完毕后离开公司。2个月后，商某认为自己不适应这份工作，按劳动合同要求向公司提出书面辞职，而公司却以未交违约金为由不予办理解除劳动合同的有关手续。无奈之下，商某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解除与医药公司的劳动合同。

仲裁委认为，《劳动法》第16条规定，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根据上述规定，毕业生与用人单位在签订就业协议时，双方尚未形成劳动关系，所签订的就业协议不是劳动合同。就业协议的功能在于确保协议一方当事人按照协议到约定地点工作，工作后应该签订劳动合同。就业协议条款没有得到劳动合同的确认，与劳动合同相冲突时，应以劳动合同为准。劳动合同中已对试用期内双方的权利义务作出了明确的约定，该试用期条款合法有效。仲裁委裁决：该公司应该为商某办理解除劳动合同的各项手续，商某不必交违约金。

五、注意事项与维权

学校与未成年学生法律关系辨析 篇3

近年来，我国中小学生在校人身伤害事故不断增多，引发的纠纷与日俱增。面对“防不胜防”的事故，不少学校感到“管不胜管”，加之“赔不胜赔”的后果，被迫采取诸如取消危险性的教学活动内容，对学生在校活动范围严格限制等措施。这种“因噎废食”的做法，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影响素质教育向深层次的推进。而且，随着学校事故日益受到社会关注，影响已经超出学校的教育范围，演变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鉴于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学生伤亡事故的责任定性和处理，因而有必要从法理的角度对此进行探讨。

一、关于学生在校期间与

学校的法律关系争执

从目前学术界争论的焦点看，关于学校监护的观点，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

一是监护说。这种观点认为，学生去学校学习，己脱离了父母，如仍要求家长负监护责任，既不可能，也毫无道理。父母无法履行监护义务，未成年人又需要监护。此时，学校负有对未成年学生的监护责任，是理所当然的。

二是相对监护说。这种观点认为，学校对未成年学生负有相对监护职责，具体又分为两类：一种是“监护权转移说”。认为，父母送子女上学，实际上是将监护职责转移给了学校。另一种是“监护权委托说”。认为，父母送子女上学，实际上就是把孩子委托给了学校，学校实际上就成为未成年学生的临时监护人。

三是管理说。这种观点认为，学校是教育机构，履行教书育人的职责，而不是对学生监护的职责，也不存在家庭与学校之间监护责任的转移。学校既不是学生的绝对监护人，也不是其所谓的临时监护人或者委托监护人。

四是分类说。这种观点认为，学生和学校的关系应视学校和学生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应当从学校的类别、级别和学生的年龄两方面来考虑。

二、学生在校期间与

学校关系辨析

(一)学校是不是学生在校期间的监护人

法律上所讲的监护，是一个特定的概念，即是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10周岁以下)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10—18周岁)的人身、财产权益等依法实行的监督和保护。监护是和监护人的涵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很明显，只有监护人才有权利履行监护职责。那么，谁可以充当监护人呢?我国民法第16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如果父母已经死亡或没有监护能力，可由下列人员担任：(1)祖父母、外祖父母；(2)兄、姐；(3)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愿意承担责任，经未成年人的父母所在单位或未成年人所在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意的。在没有上面规定的人可担任监护人时，由未成年人的父母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所在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在近亲属中指定监护人，或者由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监护人的职责范围在法律上也有明确的规定，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执行)》第10条规定：监护人的监护职责包括保护被监护人的身体健康，照顾被监护人的生活，管理和保护被监护人的财产，代理被监护人进行民事活动，对被监护人进行管理和教育，在被监护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与他人发生争议时，代理其进行诉讼。概而言之，监护职责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照顾和保护被监护人的身体健康；二是管理被监护人的财产，代理其进行民事活动；三是代理被监护人进行诉讼活动。可见，学校既不在法律设定的监护人范围之内，也不在法律规定的监护职责范围之内。

(二)能否通过立法设定学校为学生的监护人

应当承认，如果单从解决某一现实问题的需要出发，以立法允许监护责任的约定推定转移并非在理论上没有可能。虽然我国现行法律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学校是未成年学生的监护人，但那不等于法律就不应该、不能够规定。现行法律代表的是一种“实然”状态，而改革开放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都应该在法律上给予及时、充分、全面的反映和体现。然而，从总体上来说，允许学校成为在校学生的监护人，明显弊大于利。我们知道，各种教育教学活动都是具有一定的安全隐患的。由于学校随时可能面临各种民事风险并承担那些无法预知的后果，学校广泛开展各种与素质教育要求相适应的教学活动的主动性、积极性便很难调动起来。另外，学校的教育经费是有限的，如果认定学校对未成年学生负有监护职责，一旦未成年学生在校伤害事故发生了，学校都难以免责，而学校对此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费用只能从有限的财政拨款中支付，学校的教学和科研将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因此，那种所谓通过立法设定学校为监护人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三)学生在学校是否发生监护权转移

首先，基于亲权关系的监护是与身份权相联系的，这种法定的监护是不可转移的。其次，监护职责转移的提法在法律上也没有依据。考察《民法通则》及其《意见》未见有监护责任转移的提法，《意见》的第22条也只能说明是一种委托监护的依据，与监护责任的转移无涉。再次，从法律上对转移的理解来看，监护责任转移的提法也是不能成立的。所谓监护的转移应理解为原监护人脱离原监护关系，但实际上法定监护人并没有真正脱离其监护人的地位。否则，依这种理解，代被监护人进行诉讼的只能是学校，而不是其法定的监护人。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监护责任转移说”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而委托监护说也存在自相矛盾之处。既然学生的法定监护人与学校之间是委托关系，《意见》第22条规定，当被委托人确有过错的，负连带责任。如学校确有过错，则就与法定监护人一起，对被监护人的侵权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显然与《意见》第160条的规定不相一致。因为第160条的责任形式是一种适当的补偿责任，而不是连带责任。如果规定监护是可以因委托而转移的，那么监护人逃避监护责任就会变得容易。法律对监护人条件的规定就是一纸空文，不利于保护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合法权益。由此可见，将法定监护人与学校之间的关系定位为委托关系，在法律上是自相矛盾的，而且，有减轻法定监护人的法定监护责任之嫌。

(四)能否按学生年龄与学校类别确定校生关系

笔者认为，那种将学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因学校的性质、类型不同而进行划分的观点，也有悖民法公平原则。按照公平原则的要求，作为未成年人的学生的合法权益保护与作为教育者的学校的合法权益保护都必须得到兼顾，而不应顾此失彼或厚此薄彼。立法规定，监护责任可约定推定转移，其目的不外是将本属监护人承担的责任转嫁给学校。这种强加的责任不仅是不适当的，而且也是不公平的。按照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公平原则，在一般情况下，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的立法是有失公正的。

三、学校对在校学生履行职责

的性质与范围

按照我国宪法及教育法的规定，学校是受国家委托承担教育的专门机构。它的主要职能是对学生传知授业，培养其能力、发展其智力。这种特定的职能是根据国家法律规定的，不是任意的。为了完成这种特定的教育职能，需要对学生进行有效的管理，但这种管理有特定的职能范畴。它是基于教育教学活动而发生的，与学校从事的教育教学活动相关。我们既不能将学校这种职能缩小至仅仅传知授业，也不能将此无限放大至法律意义上的监护职责。学校对学生的教育管理职责与监护人对被监护人的监护职责，尽管在某些方面有交错，但有性质上的区别。

2003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明确规定，学校、幼儿园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对未成年人依法负有教育、管理、保护义务；如果未尽职责范围内的相关义务致使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或者未成年人致他人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这就明确了学校与学生之间是一种教育、管理和保护的关系，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来认定学校责任。这是我国首次从法律上对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做出明确的规定。由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就是国家法律，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都必须遵照执行，因而，该司法解释关于学校伤害事故的规定，不仅澄清了当前理论界关于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各种学说的争执，而且在司法实践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一解释在审理学生在校伤害事故的法律纠纷中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在此，如何理解“教育、管理、保护职责”就是问题的关键，这就要区分与学校教育教学活动相关联的保护和法律意义上监护职责的区别。学校这种“特定”的管理职责有其特定的管理范围，而不是任何场所、任何时间都要将学生的一切活动纳入自己的管理之下，使学校为教育教学目的而实施的辅助管理无限放大到监护人的监护职责范围。

1.意外事件。中小学生意外伤害事件是无法预见和不可避免的，学校及教师对事件无任何过错，不负任何责任。但如果事故发生之后，教师没有在学校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采取救险措施，延误了治疗，造成伤害者伤情加重就应负责，这是一种事后责任承担。

2.学生在上课期间因互相打闹而受伤害。上课期间，教师负有监督管理职责，对在此期间发生的学校事故，教师承担责任大小要考虑到学生的年龄。但需要强调的是，对不同年龄段学生在管理职责上的不同要求，并不意味着人为地降低教师应尽的管理职责。

3.学生受伤不是学校所为，但与学校场所设施管理不完善或教育教学仪器设备保管、存放有关，学校要承担部分民事责任。需要注意的是，学校对场所设施造成的学生伤害承担责任，与学校建筑设计、施工中暴露的质量问题相关联，但更多地与教职工是否及时发现事故隐患并及时向学校报告有关。

4.学生课余时间受伤。课休时间是事故多发时段，教师的职责是要培养学生安全意识和躲避危险的能力，这是其一；其二，一旦发生事故，要及时采取措施做好善后处理。中小学教师不可能全天候地监视每个学生的一举一动，关键要看学校在课间是否负有监管责任以及责任是否到位。

5．学生自杀、自残。学生的自杀与教师有无关系，一是要看学生自杀与教师的行为有无一定因果关系；二是要看教师的行为是否违法。教师毫无根据地怀疑学生有偷窃行为等学生不堪受辱，愤而自杀，教师自然要承担法律责任；学生考试作弊，被监考教师当场抓往，学生因羞愧而自杀，尽管教师的行为与学生自杀有关系，但行为是合法的，不应承担责任。

6.教师上课期间离开教室。教师在上课时随便离开课堂期间，学生打闹造成伤害，学校所负责任的大小主要决定于学生的年龄对该行为后果的判断能力。美国大多数法院在审理此类事故时，还要考虑教师离开的时间长短、离开的原因、学生身心发育情况、上课内容及活动性质等。

7.学生上下学发生伤害事故。学生每日上下学，是维持学校教育教学活动的起点和终点。这时，学生的双亲对其子女的保护监督基于亲权关系，而学校教师也必须加以指导并采取必要保护措施。但每一位学生在上学时从家中出发到学校，或者放学时由学校出发回到家中，除有特殊情况外，期间的安全应由学生个人及亲权等保护者负担责任。如果学生集体上下学是学校规定，则可解释为学校已介入学生上下学的生活领域。这时，学校在法律上就有安全维护的义务。

8．公休时间(包括寒暑期)学生伤害事故。原则上说，学校对学生安全保护责任的职责范围限于学校正常教育教学时间，但这并不等于说学校对于公休时间发生的学生伤害事故就不负任何责任。问题的关键在于学生在这些时间内发生的伤害事故的原因与学校教育教学活动有无联系。如日本学校教育法规定：学生在寒暑期做作业时发生了伤害事故，教师是否承担责任的前提是，教师在布置学生作业时有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些作业内容对学生人身伤害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

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 篇4

关键词：法律关系,学生管理,高校,大学生,合法权益

高校与大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实际上就是高校与大学生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就高校和学生这对特别的法律主体而言, 它通常更多地表现为高校权力与学生权利之间的矛盾关系, 其核心是学生权利范围及其法律保障问题。

1 高校与大学生法律关系

高校与大学生构成的法律关系的性质, 直接影响高校对大学生的管理方式、大学生在高校学习、生活中的权利与义务, 影响学生参与学校管理的程度, 甚至决定了有关侵害学生权益事件的诉讼可能性、司法审查的范围、解决方式等诸方面的问题。高校与大学生法律关系主要有特别权力关系与民事、行政双重关系。

1.1 高校学生管理中的特别权力关系

公法上的特别权力关系, 在行政法上是相对于一般权力关系而言的, 基于公法上的特别原因、特定的目的, 在必要的限度内, 以一方支配相对方, 相对方应该服从为内容的关系。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学校作为特别强的权力主体, 对学生具有总体上的支配权。在学校内以及和学校教育有直接、间接关系的生活领域, 作为特别权力服从者的学生原则上不能主张其基本的人权, 必须在广泛的范围内接受来自学校的多方控制;②在合理的界限内, 学校当局作为特别权力机构, 可以免去法治主义以及人权保障原则的拘束, 即使没有法律上的根据, 学校当局也可以在认为有必要的情况下, 根据校规、校纪等来命令或限制学生的权利;③出于教育的目的和学校内部管理的需要, 学校有权自行制定规则行使惩戒权, 即使像停课、退学等会给学生个人带来重大影响的、具有重大法律效果的处分, 学校也具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 而无须具体的法律依据。不允许学生对学校当局提起诉讼, 学生的权利受损得不到司法上的救济。

1.2 高校学生管理中的民事与行政双重关系

在依法治教原则下, 高校与大学生的关系已不再是公法上的特别权力关系, 而是既有民事关系, 也有行政关系。行政关系的特征是必须有行政主体和行政当事人、双方地位不平等、行为的目的是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等。学校的任务是向社会提供公共教育, 这种公共教育实质上是一种公共事务, 涉及“公权力”的行使, 由此引起的高校与大学生的关系既有行政的又有民事的。如高校给予大学生处分、进行学籍管理就属于行政关系, 双方不存在自愿、平等协商等问题;而学校的其他事务管理, 如收取学费、提供教学与生活服务等均属民事关系。

2 高校学生管理纠纷的增多的状况

近年来, 涉及高校和大学生的诉讼案件日渐增多, 诉讼案例涉及学籍管理、教学管理、学生奖惩管理、日常行为管理等方面, 并由行政管理事件上升为司法诉讼案件, 由道德行为上升为法律行为, 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高校、学生、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法院对此类纠纷的性质理解不尽一致, 高校认为由于现行机制的种种原因, 高校在很大程度上隶属于政府部门, 自主权较小, 管理模式也类似于行政科层式;学生认为高校的管理范围宽, 权限大又没有制约;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认为, 要加强高校的管理, 不能完全放任, 行政介入过多可能会干预高校的自主管理权;法院认为目前的相关法律对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规定只限于原则层面, 甚至还仅仅局限在探讨的阶段, 法院在遇到此类纠纷只能模糊应对。

3 构建高校学生管理的新型法律关系, 切实维护学生合法权益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出现了全新的局面, 人民的法治意识逐年增强。大学生也是我国公民, 对这些价值的追求更加明显。如果不尽快构建高校与大学生新型的法律关系, 不在学生管理中坚持依法依规办事, 必定会引发更多的法律纠纷, 并会导致大学生产生与学校对立的情绪, 不利于培养学生的法治意识。

依法对学生事务进行管理是高校依法治校的重要内容。运用法律手段调整、规范和解决教育改革与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保障各方的合法权益, 化解矛盾, 维护稳定, 就必须依法加强学生管理工作。

3.1 正确看待高校与大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一些高校管理者强调学校对学生的教育、管理和监护作用, 认为学校和学生之间是一种监护关系, 学生考进学校, 又缴纳了一定的费用, 和学校之间就是一种委托教育、管理、监护的关系。学校不仅要对学生的学习负责, 而且要对学生的生活、安全负全责。但是从法律的角度来看, 学校与学生之间具备民事、行政二重法律关系。学校与学生之间存在有关教育、管理、保护和照料等类似契约的协议关系, 使双方各自享有了相关权利和义务, 双方是平等主体。

应该承认学生权利的特殊性, 这体现在其他公民享有的权利而学生有时不能充分享有 (但是其他公民应该履行的义务, 对于学生而言有的也相应地免除, 如服兵役) 。但是, 这部分权利的丧失是有条件的, 它应该有其他法律和法规作为依据。因此, 建构新型的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 绝不是追求理想中的绝对平等, 而应着眼于逐步减少现存的不平等。在具体的管理实践中, 既要重效率、讲秩序, 也要力求体现现代社会的法治精神对学生的尊重与关怀, 切实维护和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

3.2 确立大学生的权利主体地位, 建立尊重学生权益的高校管理制度

目前, 国内各高校的学校管理制度中, 几乎全是有关学生的义务、违纪处理的规定, 几乎没有学生权利方面的规定。因此, 必须确立学生的权利主体地位, 建立尊重学生权益的高校管理制度。学生权益不仅包括教育法上规定的学生作为“受教育者”所应享有的权利, 还包括作为一个公民所享有的宪法上所赋予的基本权利。在学校的经营管理、教育教学过程中, 必须把学生作为权利的主体, 尊重学生的权益, 保障学生的受教育权利。

尊重学生权益的高校管理制度, 涉及的主要领域是校规。校规作为校方管理学生的主要工具, 既是保障学生受教育权利更好实现的必要手段, 也是最容易侵犯学生权利的领地, 校规的制定过程本身、有关校规内容的一些原则性问题必须考虑到学生作为权利主体的本质。要发扬民主, 多让学生参与规章制度的制定以及学生事务管理。民主是减少矛盾的好方法, 在学生管理过程中, 要多听取各方的意见, 多让学生参与, 有利于维护学生自身的利益。

3.3 正确处理高校处分权与大学生受教育权的关系

正确认识高校处分权的性质。从学校处分权的法律性质来看, 它不是一项民事权利, 而是一种必须根据合法性原则行使的公权力。学校担负着为国家培养专门人才、向社会提供公共教育的重任, 国家也因此赋予了学校管理教育的权力。这在《教育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法律中也有体现。近年来, 大学生状告学校惩戒不当的案例不断发生, 学校处分权与学生受教育权之间的冲突已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如何更好地用法律来规范学校处分权与学生受教育权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了《教育法》亟待解决的问题。

正确认识依程序办事的重要性。法制社会重视程序的价值, 讲实体正义而忽视程序正义是与依法办事相悖的。在学生管理工作中, 处理任何事务都要有一定的程序, 高校必须严格遵循, 只讲事实不讲程序也不是合法的。

3.4 将行政救济引入高校

高校学生管理应注入法治精神和维权意识。为了切实保障和维护与学生教育权相关的各种正当权益, 正确理解和行使高校依法享有处分管理权, 就必须对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实施监督, 对学生权益受到侵害实施救济。高校是由国家行政机关设立或批准设立的, 对于高校实施管理行为引发的争议, 有必要纳入行政监督救济之列, 如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为此, 明确高校与学生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特性, 将它们之间的争议纳入行政诉讼渠道具有重要意义。

法律关系中涉及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与义务, 各方主体的权利和义务都应依法充分实现, 如不能实现或不完全实现, 就需要采取相应的救济手段。在行政性法律关系中, 高校作为授权行政主体, 学生是与之相对的行政相对人, 如果学生认为学校行使行政职权的行为侵害了自己的合法权益, 可以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因此, 高校在处分学生时要告知处分所依据的事实和法律, 要听取学生的意见和申辩, 在做出勒令退学、开除学籍等重大处分时, 还应举行听证会, 提供行政复议、诉讼等救济途径。

参考文献

[1]朱志军.现代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的思考[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2004 (7) :12-25.

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 篇5

学生党员是高校为党和国家事业输送的新鲜血液，做好学生党员从接收到转出、从发展到继续教育的全程管理和服务工作是高校党建工作的光荣使命。然而，随着高校学生党员队伍的不断发展壮大，学生党员组织关系转接工作开始遭遇越来越显著的一些问题。作为高校党建工作者，结合工作实际，笔者认为目前高校学生党员组织关系转接工作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从心理认知角度来看，许多学生党员对党员组织关系的概念不明确。高校学生党员大多加入党组织的时间不长，在组织关系应当转至高校或转出高校之前，很可能从未经历过组织关系的变更。这些党员即使在入党积极分子或党员的教育培训中接触过相关知识，但此类程序性的信息通常不会高频率地出现，而从未实际应用过的知识又是很容易被忽视的，因此，在实践中不难发现，组织关系转接遇到问题的多为未曾经历过组织关系变更的党员，特别是在这些党员所在党组织未能及时、有效地开展党员组织观念再教育的情形下，学生党员组织关系意识淡薄就有因可寻了。而在此种来自主观的弱认知的影响下，学生党员在联系新的党组织时往往难以找到合适的接收组织，在办理组织关系转接时可能因不及时不重视而成为口袋党员，也更有可能错过参加后续的教育培养。

二是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许多新的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建工作不完善为组织关系转接带来难题。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纵深发展的大环境下，新的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应运而生并蓬勃发展，高校毕业生就业有了更加广阔的天地。然而，一些外企、民营企业及非政府组织没有建立党组织或党建工作不完善，毕业生党员就业后面临组织关系无处可转接的局面，只能将党组织关系转至其生源地的街道或地方人才/劳动服务机构的党组织，往往无法正常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和教育活动。此外，一些非公组织的党务工作者因经验有限，并同时兼任人事、行政等工作，而常常无法按时按需完成党务工作。与此同时，个别地区人才/劳动服务机构的党组织因管理难度大而不愿意接收组织关系暂时无处可落得高校学生党员的组织关系，也有部分人才/劳动服务机构的党组织因挂靠的党员过多而难以对预备党员进行适时的考察、培养和组织转正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预备党员因未及时办理好组织关系转接而无法按期转正的案例如今并不鲜见。一方面，从高中或工作单位等转来的学生预备党员，在前期组织观念教育不足的情况下，未在入学时按要求转来党员组织关系，或由于不明确自己是预备党员身份还是正式党员身份，错过参加预备党员教育活动，甚至错过按期提出转正申请的时间。另一方面，就毕业生党员而言，由于发展党员要经过相当时间的考察，不少党员在毕业时还是预备党员。若其就职单位的党组织党员接收工作不完善或不及时，甚或无法接收党员，这些预备党员很可能因忙于工作而耽误预备阶段的学习锻炼，错过党组织的按期转正考察。此外，少数毕业生预备党员因其所在院系党总支党员材料移交不齐全而使接收单位党组织无法及时全面地了解其预备期间表现情况，进而使预备阶段的培养和转正工作被扰乱。

《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一章第一条规定，年满十八岁的中国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愿意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执行党的决议和按期交纳党费的，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可见党章从一开始就明确了参加一个党的组织是成为一名党员的基础。在当前高校学生党员组织关系管理遭遇困难的情况下，积极地筹对策、谋改进是做好高校学生党建工作的一项新挑战。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进行改善：

一是指导院系党组织建立党务工作者专人负责、按时培训的工作机制。院系党务工作者直接面对学生，肩负着发展、培养、管理高校学生党员的重任。提高院系党务工作者职业素养和尽职精神是解决学生党员组织关系认知问题的基础。院系党组织应该建立党务工作者专人负责、按时培训的工作机制，即按需要指定一名或多名党务工作者负责院系学生党员的组织关系管理工作，并在每学期组织一至两次党员组织关系负责人的学习研讨和工作总结，在学习新文件、新政策的同时，总结本单位实际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及时向校级学生党建工作部门反映。校级部门在汇总各单位工作情况的基础上，结合上级文件精神，更新组织关系转接工作指导手册，使党员组织关系转接工作有章可循、常议常新。

二是进一步强化新生党员管理工作和毕业生党员教育工作。在建立专人负责机制的基础上，高校学生党建部门应在迎新工作阶段高度重视学生档案和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的联动审查工作，防止出现因组织关系转接不及时而耽误新生预备党员按期转正。在每年毕业季到来之前，高校学生党建部门要组织院系党组织对毕业生党员进行落实到人的组织观念教育，通过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在线小问答、发放致毕业生党员的一封信等形式，让毕业生党员懂得及时办理好组织关系转接的重要性，清楚党员组织关系转接的流程和可能遇到的问题，并适时提醒毕业生党员反馈组织关系介绍信回执、主动向新的党组织汇报思想动态、按时交纳党费，预备党员要积极参加学习，按时递交转正申请。

三是探索实现党员组织关系转接工作全面信息化转型的策略。在互联网时代全面到来的当下，联网管理党员组织关系只是迟早的问题。信息化转型后，国家可以实时掌握党员的总量特征、分布特征与流动特征，对毕业生党员而言更是可以把握去就业状况，大大提高党员组织关系的管理效率，同时也避免了党员在组织关系过程中成为口袋党员的可能性。然而，我国幅员辽阔，所有具有组织关系转接权限党组织的电脑及网络普及是组织关系转接工作信息化的第一步，同时，在互联网平台上可能面临的信息安全、组织安全和技术效率等问题也是做好该项工作首先要解决的。因此，如何一步一步实现党员组织关系转接工作全面信息化转型尚需相关部门根据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的实际情况进行合理决策。

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 篇6

关键词：辅导员 大学生 关系现状

“复旦投毒”、“南航刺杀”等大学生伤亡事件频发，近几年因各种原因造成大学生遭遇人身风险或失去宝贵生命的人身伤害事件并非个案，悲剧的发生给社会、学校、同学，特别是给家长及其亲友带来极大悲痛。再一次引发社会对大学生管理工作的关注，对辅导员和学生关系的审视。如何协调师生关系，推进高校管理创新，创造大学生安全稳定学习环境便是我们当下的必备课题。

一、高校辅导员与学生的关系现状

辅导员本应该是大学生的指导老师，是生活、学习上的助手和心理上的慰藉者。但据调查，目前辅导员与学生的关系总体上还是趋于平淡，远未达到当初设置职位时预期效果。

1、大学生对辅导员存在认知偏差

90%以上的高校都有带班辅导员，但是这种关系大部分都是停留在工作层面。辅导员负责把工作安排下去，同学按时完成，缺少感情层面的沟通。当问到“辅导员职责”一题时，50%以上学生回答模糊不清。辅导员整天忙于日常工作，学生如遇到无法处理事情，往往不愿主动找辅导员。数据显示，68%的大学生只有找辅导员请假时，才会有机会主动找辅导员交流。另外，高达24%的大学生害怕进辅导员办公室，79%的大学生认为辅导员是高高在上的管理者角色。从安全角度出发，各高校均有辅导员定期查勤制度，辅导员每周都会去查课和查寝，学生自然产生厌恶情绪。长此以往，学生就会因为对辅导员缺乏了解而产生认知偏差，甚至当他们成为学长学姐时，对学弟学妹的引导也会如此，双方认知偏差的恶性循环就此发生。

2、学生与辅导员的关系两极分化严重

调查数据显示，80%以上的学生与辅导员的关系比较冷淡，只有小部分同学与辅导员关系非常好，比如学生会学生干部和辅导员助理。起初，二者的交集是出于工作上的长期接触，互相了解后便进一步延伸出相互认可和信赖。也正是此原因，辅导员容易忽视与其他普通同学的交流，而比较热衷于与那些主动找到自己沟通和来往的同学交流，不愿主动走出办公室深入到学生群体当中。当然辅导员带班过多也是一个客观原因，难以做到一一沟通。双方缺乏一种沟通氛围，学生观念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辅导员与少部分学生关系亲密，与大部分同学关系疏远，导致师生关系两极分化严重。

3、学生与辅导员之间缺乏沟通、缺乏信任

高校扩招，学生人数暴增，大学生人身安全事故是学生管理工作中亟需解决的问题。学生越来越注重个性和自由，心理承受能力却在不断下降，抗挫折能力衰退，遇事又不愿意和辅导员交流，没有及时和辅导员沟通的意识，导致辅导员很难获得学生准确有效的信息，不能实施切实有效的管理。据调查，有约15%的学生事件，辅导员很难做到事前预防和控制，相反，大部分事件，辅导员都是最后一个知道情况的，大大加重了后期管理和处理难度，使事态变得更加难以控制。这种沟通滞涨带来的危害相当巨大，也是现在许多高校问题频发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有高達42%的学生回答“是否欺骗过辅导员”一题时，选择了肯定答案。

4、学生与辅导员利益异化，学生自主心理和辅导员管理方式产生矛盾

时至今日学生普遍追求自身自由发展，往往忽视学院规章制度，比如学院相关专业讲座，与己有利，但大多数学生并不感冒，尽管辅导员以点到等强制方式要求学生必须到场学习，可常常还是事与愿违。在学生眼里，无论学院的活动还是讲座，只要自己不感兴趣，即使再有用，也感觉是被观众了，有用与需求明显产生背离。学生工作出现偏差，服务变为管理，管理变为强制，自然在辅导员与学生之间化出一道鸿沟。辅导员和学生都是站在各自角度和立场上思考，从而造成辅导员埋怨学生太难管，学生埋怨辅导员管的太严，形成互为偏差。

二、缓解辅导员与大学生关系的建议

1、导员先入为主，牵线搭桥

辅导员是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在及时有效地沟通信息、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不断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辅导员的言行举止对学生的情绪、意志乃至道德品质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直接关系到学生成长成才、家庭和谐、社会进步的重任。[1]所以若想缓解学生与导员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辅导员必须要身先士卒，先入为主，在日常生活中，做一些让学生们感觉其有存在价值的事情，定期走出办公室，深入学生实践，改变“上级—下属”模式，比如带领学生外出游玩，参加社会实践等，这样可以增加接触机会，和学生建立利益关系。同时注重日常沟通，沟通地点不仅仅局限于办公室，沟通方式也并不只是面对面的口头对话，当下信息交流工具丰富多样，导员可以在QQ群里积极表态，加入学生行列，把学生当成弟弟妹妹，这样学生有困难才会主动找辅导员解决。辅导员作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一线的组织者和承担者，对于高校人才培养和校园稳定等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作为一名大学辅导员，从以生为本的意义上来讲，就应当采用适当的方式方法，拉近师生的距离，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2]

2、学生视需而动，顺势而为

导员的存在是进行环境和舆论营造，为师生沟通扫除障碍，学生应该视需而动，顺势而为，形成双方互动模式。大学生追求自由和个性并没错，但凡事都有“度”，不能一味强调自由而忽视导员存在的必要性。当自己遇到不能解决的问题时，要主动找到导员进行沟通，哪怕不敢走进办公室，也可以通过短信、电子邮件、QQ微信等即时工具进行及时反馈。理解导员工作的难度，他们也渴望与大学生进行交流，只是迫于现实情况难以兼顾所有学生，做到尽善尽美。当身边同学有任何困难时，要积极与导员交流，不要惧怕导员职位，他们仅仅是大学生的服务者和生活助手。

3、学校宏观把控，系统着手

学校是统筹导员和学生的重要平台，许多问题并不是导员和学生可以决定，必须要从学校层面采取有效措施。首先辅导员的带班制度要进行完善，减少辅导员带班数量，一个辅导员至多带两三个班，并且可以与班主任的职位合并，从而避免推诿扯皮，真正发挥导员作用。其次，要想真正促成辅导员与学生的亲密关系，就必须从大一抓起，根据首因理论便知，大一是大学期间的关键时期，能够快速建立信任关系，而不是在大三，大四。建议学校在大一入学时就安排辅导员上课，上完课才知道辅导员是和学生一样的，可以增加彼此了解机会。

参考文献：

[1]孟繁利.高校辅导员如何处理与学生之间的关系[J].职业时空， 2008（11）：11.

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 篇7

一、高校学生管理法律纠纷的根源

（一）教育体制与教育法制的缺陷是根本原因

长期以来，关于高校的性质及法律定位非常模糊;现行法律对高校的法律地位缺乏明确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高校的主体地位难以确定，特别是在行政诉讼中，法院往往只能根据中国《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认为高等学校是“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法律赋予它行使一定的行政管理职权”，因而对学生实施具有行政性质的行为，学生可以将这种行为视为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这样，高校才作为行政诉讼适合的被告主体，被纳入行政诉讼制度的监督范围。在一些诉讼中，法院可能会因为没有法律依据而以主体不适合为由不予受理或驳回原告的起诉。实际上，中国现在教育领域大多沿用行政法规和规章，至今仍缺少对作为行政关系内部相对人的明确的司法救济途径。而已有的《高等教育法》对于高校招生、学籍管理、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以及违反这些权利和义务关系所应承当的法律责任等则无具体的操作细则，这是导致近年来高校与学生间法律纠纷凸显的根本原因。

（二）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不明确是重要诱因

按照《民法通则》理解，高校属于事业单位法人，而这种民法上的称谓，却把高校与学生管理纠纷纳入民事诉讼而排除在行政诉讼之外。对于高校与学生的关系，中国深受“特别权利关系”理论影响，并据此创设了“内部行政法律关系”。内部行政法律关系是否具有可诉性，哪些行为具有可诉性，一直争议颇多且未体现于法律明文规定。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按照自己的理解，对于侵犯学生权益的案件有的受理并作出判决，有的却以“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为由驳回，出现了模棱两可和不确定的现象。

（三）学生法制观念的增强是纠纷产生的催化剂

学生法制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增强。现在，学生已将自己与校方摆在平等的法律地位上。学生不再认为使命问题都是自己的思想问题，而是学校与学生双方可能存在的违法问题。依照这样的思维方式，学生在与学校有了纠纷后首先想到的是学校有无过错，应承当怎样的法律后果。因此上述诉讼案件最终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当前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如何做到依法管理，高校在处理学生各类事件中必须站在法律的高度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二、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

（一）中国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定义选择

中国《教育法》、《高等教育法》颁布后, 高校作为独立的教育机构法人, 依法获得了“自主管理”的权利。近年来不断出现的学生因其权益受到损害而与高校对簿公堂的现象, 反映了在高校与学生在管理过程中合法权益间的碰撞和冲突。

1. 从高校是一种教育机构、学生是受教育者来看, 高校与学生是教育与受教育的关系, 中国《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对于高校和学生在教育活动中的权利义务都分别作了规定。

2. 从高校是一种组织系统, 学生是其组织成员的权利义务和地位区别来看, 高校与学生之间又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 即高校与学生的关系一般由高等学校的章程和规则加以规范, 法律规定学生应遵守学校的各项管理制度。

（二）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的内容

法律关系即受法律调整而在当事人间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的内容核心便是其权利和义务。高校作为公务法人, 它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经修正的特别权力关系, 其内容表现如下：

1. 高校对学生的权利。

中国目前高校权利主要有《教育法》第21条规定的授予高校颁发学历证书或者其他学业证书的权利《学位条例》第8条、第11条、第17条规定的授予高校学位评定、授予权等;《教育法》第28条规定的按章程自主管理, 组织实施教学活动，招收学生或其他教育者，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及奖励或处分等权利。

2. 高校对学生的义务。

权利与义务是对立统一的，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高校对学生的义务就是学生对高校的权利，如《高教法》第59条规定高等学校应当为毕业生提供就业指导和服务等。

3. 学生对高校的权利。

高校为寻求效率和建立权威, 也会形成自身利益, 为防止这种倾向超越合理限度, 必须对学生权利加以明确, 高校学生主要享有学习自由权、参与学校管理权、申诉权、起诉权、物质帮助权、隐私权、获得资格评定权、教育教学活动参与权等。

4. 学生对高校的义务。

它表现为高校学生接受教育所必须履行的超越基本公民义务以外之义务部分，其履行是为了保障大学生学业的完成和高尚人格的塑造。如《教育法》第43条规定:受教育者应遵守学生行为规范, 尊敬师长, 养成良好的思想道德和行为习惯;努力学习, 完成规定的学习任务;遵守所在学校的管理制度等。

三、高校学生管理应遵循的法治原则

（一）合法性原则

目前，高校学生管理立法严重缺位, 只有《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学位条例、职业教育法等五部法律、十几部法规。因此大量的“校规校纪”由高校自行制定, 甚至有的高校将“校规校纪”下放到具体工作部门。而高校创设的许多规章制度与上位法或法律的精神相抵触, 对一些重大事项, 如关乎教育权的不予录取、开除学籍、不颁发毕业证和不授予学位等应由法律规定的事项, 也没有遵循高校规章制度不得创设, 应遵循法律保留的原则。

（二）合理性原则

在高校学生管理中遵循合理性原则, 即在制定学校规章制度及对学生处理时, 要客观、适度、合乎理性, 必须在合理的自由裁量的权限和幅度范围内，不要一味站在自己角度, 只寻求管理便捷, 而应同时站在学生立场角度上, 注重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2]。但目前国内众多高校学生管理制度过于严格、死板，不求灵活变通，麻木采取一刀切，从重处罚, 缺乏人文关怀。因此高校在制定规章制度时, 要充分考虑本校的实际情况, 制定出合乎理性校规校纪制度, 依法行使裁量权限。

（三）正当程序原则

行政行为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即一定的时限、顺序、步骤、方式等的要求。法律规定的程序是保证行政行为正确实施，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重要方面。正当程序是行政行为合法有效的要件之一。1999年7月，北京大学1996届博士毕业生刘燕文经过近三年的奔走终于将母校北京大学诉上法庭，理由是北大滥用行政管理权，不颁发毕业证书、拒绝授予博士学位，违反法律正当程序原则，侵犯了他的合法权利[4]。因此，在高校学生管理中引人正当程序原则，不但可以增强高校在学生管理中的透明度, 限制教育管理者主观臆断和姿意骄横, 还可以为学生在受到侵害前主动制约权力提供救济保障。

四、规制高校管理与学生权益之间关系的路径

（一）建立健全高校规章制度

高校规章制度是高校为了组织和管理各项行政工作，按照一定程序制定的在全校范围内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条例，规定动作和办法等规范性文件的总称，高校规章制度是有关法律法规的延伸，是中国教育法律体系的重要补充, 因此, 高校管理部门在起草规章制度前，应就其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分析，在起草过程中，起草部门应广泛听取或征求有关部门、教职员工、学生各方面的意见, 在规章制度的审查阶段，要严格遵循法制统一的原则上，保证规章与现行的国家法律，法规的原则精神相一致，不得与法律或国家的有关规定相抵触。

（二）完善高校学生管理法律救济机制

“无救济则无权利”是一句古老的格言。单凭司法救济途径无法充分保护大学生的合法权益, 国外许多高校都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学生申诉制度及具体的操作规范, 并把学生申诉制度纳入学校管理体系当中。因此, 必须建立一套完善的学生申诉制度与司法救济互动的良性机制。为学生的申诉表达，创造一个更加全面、完善、及时和人性化的法律救济平台, 而学校层面对学生的申诉表达要充分重视, 以便有效地调解校方与学生的纠纷。

（三）提升高校校管理者的法治意识和服务意识

依法治校首先要求高校学生管理工作者树立依法治教，依法管理的思想，完成从“权力本位”的转变，真正把教育，管理学生和维护广大学生的正当权益结合起来，所以，高校学生管理者必须熟悉与学生工作有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高校应通过多种形式加强对学生管理工作者法律知识的培训和法律意识的培养，真正做到公正地对待每一个学生尊重学生的权利，有效地防止高校教育纠纷的发生。确保高校和学生之间和谐的发展, 真正保护学生的受教育权[5]。

（四）规范高校法制程序

要切实组织师生员工认真学习国家宪法及其他重要法律，加强法制教育，并将法制教育经常化、制度化、序列化和系统化。高校尤其要着力提高党政管理者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这是推进高校依法加强学生管理的保证，也是高校能否建立依法治校良好环境的关键所在。高校应充分利用自身的宣传舆论手段，大力加强法制教育，力图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工作，是“依法治校”深入人心，创设良好的遵章守法舆论氛围，为积极推进依法加强学生管理提供思想保证。

参考文献

[1]湛中乐.高等教育与行政诉讼[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132.

[2]张凤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15.

[3]张学亮.法学视野中的高校学生申诉制度[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06.

[4]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5]严皓.论高校学生管理与权利救济的平衡[J].广西医科大学学报, 2004, (21) .

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 篇8

关键词：政府,高校,行政法律关系,平衡理论,权限边界

在现代大学制度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如何依法调整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如何在大学与政府的关系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成为许多国家政府与大学需要面对和处理的课题。在西方国家现代大学制度中，大学与政府法律关系的核心是从法律上确立大学的自治地位。也就是说，西方国家大学与政府的关系主要通过法律的明确规定，确定二者的权力分配从而实现二者的权力制衡，主要形成了法国的公务法人理论、德国的间接行政理论、美国的学术自由理论、英国的大学自治理论以及日本的独立行政法人理论等。中国高校与政府又是一种怎样的法律关系、又该如何治理呢?

在我国，改革开放30年我国社会各个方面实现了程度不同的自我完善，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改革前就存在及改革中新引发的许多不协调因素也随之暴露，社会正在经历一个快速转型期。在转型期，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都在发生着变动，这些变动自然会引发原有利益格局的重组、整合，利益的些微变动都会产生巨大的社会震动，并以某种形式把这种震动释放出来。在这种大背景下产生的政府与高校的行政法律关系，不仅在表现形式、协调机制等方面具有新的特点，而且解决手段、发展趋势等方面也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早在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明确指出，我国原有高教体制的弊端之一，就是“在教育事业管理权限的划分上，政府有关部门对学校主要是对高等学校统得过死，使学校缺乏应有的活力，而政府应加以管理的事情，又没有很好管理起来”。《决定》在我国第一次突破了高等教育体制仅仅局限在狭小的领导管理权限划分的旧有条框，明确提出“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颁布，为高等教育改革指明了道路，这就是“在政府与学校的关系上，要按照政事分开的原则，通过立法，明确高等学校的权利与义务，使高等学校真正成为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实体……学校要善于行使自己的权利，承担应负的责任，建立起主动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运行机制”。1995年国务院在关于《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指出，要“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建立政府宏观管理、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体制”。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要“进一步简政放权，加大省级人民政府发展和管理本地区教育的权力以及统筹力度”、“形成中央和省级人民政府两级管理、以省级人民政府管理为主的新体制”、“切实落实和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增强学校适应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等措施。为此，只有科学地认识转型期政府与高校的行政法律关系的特点，并从中找出其固有的规律，才能为高校与政府行政法律关系中各自权限边界的确定提供科学依据，从而重塑政府在大学发展中的职能、重新界定政府在大学发展中的地位与角色、重构大学与政府的法律关系、重建高等教育体制，以便实现大学的自治与自主。

一、我国高校与政府行政法律关系的现实境遇

高校与政府的行政法律关系从本质上讲就是权力如何分配以及这种权力如何行使的问题。从高校法人外部治理结构安排方面讲，大学是基础，政府是关键，法治是根本。因此，对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必须予以准确的法律定位，要明确大学的法律地位，使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构筑在法律的基础之上，这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前提。但从总体上来看，我国大学与政府形成的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的权力与行政相对人权利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总的表现为：重视实体法权利而忽视程序法权利、彰显行政权而忽视行政相对人权利。具体来讲，主要表现为：

第一，教育行政法律关系中过于彰显政府的行政指导、控制与命令，忽视了政府义务和责任的承担，造成信息失真、不对称等现象，难以克服政府失灵或低效。

长期以来，在人们的观念中有一些根深蒂固的认识：首先，在教育权的发展与分化过程中，国家教育权始终居于主导地位。“一方面，国家通过建立教育行政机关来管理教育事务;另一方面，又通过直接举办教育机构，由学校来组织和行使国家教育的具体职责。随着教育战略地位的增强，政府加强了对教育各方面的干预和协调，国家教育行政权力迅速膨胀。”[1]其次，“谁出钱，谁决策”的思想认识，无论在企业单位还是事业单位都在发挥着不同程度的影响。我们认为，“谁出钱，谁决策”的理念在企业单位是完全适用的，同时这种理念能够在西方发达国家盛行，其目的是为了保障出资人(投资人)的利益，各国大多采取董事会的方式来维护投资人的利益，董事会代表出资人来管理组织或机构，再由董事会推举总经理等来具体负责组织或机构的管理，总经理直接对董事会负责，董事会对出资人负责。这样做的好处有利于保障经费的合理使用，避免了不正当行为的出现。但作为企业法人的企业和作为事业单位法人的高校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利益群体，二者在很多方面都存在着差异，如性质不同、经费来源不同、管理手段不同等。第三，在当今社会，人们的认识观念中似乎更多地强调“市场失灵”问题。在当代社会，“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是常见的现象，政府与市场在不断的碰撞、弥补中寻求发展，各自都为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由于市场经济的盲目性和不可预见性，也导致了人们对其缺乏信任而更多地依赖政府。基于这些认识，作为大学的投资者———政府，就顺理成章地成为高校的管理者、办学者。无论是法律法规还是行政规章制度，无一例外地彰显政府的权力，忽视政府义务和责任的承担。高等学校处于行政相对人的地位且只处于从属的地位，单方面地履行义务从而出现政府失灵的现实，容易做出一些不利于社会发展前进方向的事情。

第二，教育行政法律关系是由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构成的，在彰显教育行政机关权力的同时，必然弱化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强调政府的优势地位而忽视行政相对人的主体地位，缺乏对行政相对人权利的研究。

行政主体是指依法享有并行使国家行政权力，履行行政职责，并能独立地承担由此而产生的相应的法律责任的组织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显然，在教育行政机关作为管理者对高校进行管理的过程中，教育行政机关就是天然的行政主体，而高校则是必然的行政相对人。由于我国是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教育行政机关在对高校的管理中彰显教育行政机关权力的同时，忽视了对行政相对人权利的研究。一直以来人们在关于教育法的价值定位上追求教育法的效率价值目标，而忽视了教育的公平价值目标，导致了依法管理的高高在上，而依法维权则不能得到保障。因此，国家在行使教育权的过程中，随意性较强，很少顾及相对方的权益，只重视国家对教育的依法管理，而忽视对相对人权益的保障，国家教育权的核心就凸显为对其相对方的管理与控制，通过制定大量的实体法律规范而忽视程序法律规范、随意发布教育政策性规范文件、强化政府对教育的管理职能以及通过对学校的人员任免或学校的设立、变更、撤销等手段来管理国家教育事务。所以，有人认为，《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是管理法，而不是权益保障法。《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的大多条款都在竭力地强调政府可以做什么，而忽视了高校可以做什么的权利。

第三，《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法律法规虽然对高校的权利与义务做出了相应的规定，但这些权利是学校基于民事主体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行政主体的资格而取得的办学自主权，并没有对高校作为行政相对人的权利进行说明，容易造成政府与高校权利与义务的脱离，导致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权利的侵犯。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围绕高校办学自主权的问题，人们展开过激烈的争论，也形成了一些较有影响的论点。这些争论和观点在《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中都有具体的体现。但是，无论是在《教育法》还是《高等教育法》中，高校作为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并没有充分说明，高校依据法律法规所拥有的权利基本上基于民事主体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行政主体的资格而取得的办学自主权，即高校的行政权力和法人权利。如招生权，学籍管理、奖励、处分权，颁发学业证书权，聘任教师及奖励、处分权，校长的行政管理职权等所拥有的权利，具有单方面意志属性，在性质上应属于行政权力或公共管理权力。高等学校所拥有的这些权力，是由国家法律授权并行使国家行政权力或公共管理权力，运用强制力对公共利益进行维护和分配的权利[2]40。同时，高等学校作为从事高等教育的事业单位法人，高等学校依据《民法通则》享有的具有其他事业法人相同的财产权、人身权、债权和知识产权外，依据《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它还具有如下法人权利：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聘任教师、管理使用本单位的设施和经费、拒绝任何组织和个人对教育教学活动的非法干涉[2]136。由此，在高校作为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在《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中没有明确界定的情况下，政府借助于其作为高校的投资者，对高校理直气壮地进行事无巨细的管理，将高校的举办者、管理者与办学者角色据为一体，从而造成政府与高校权利与义务的脱离。

二、我国高校与政府行政法律关系治理机制的理论选择

大学与政府的法律关系的治理，核心是解决二者的权力分配。要达到权力的合理分配，一要解决权力分配的基础，即权力分配理论;二要解决如何分配权力，即通过什么途径来达到二者权力的平衡。我们认为，无论是权力分配理论还是解决分配权力，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应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来实现，这也是世界范围内的一个普遍做法。

西方国家高校与政府法律关系间的权力分配理论有多种，而其共同的趋向就是通过法律使二者的权力达到法律化。基于我国大学与政府的法律关系的现状以及借鉴西方的分权理论，我们认为，治理我国大学与政府的法律关系的总原则应当是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辅之以法律、经济的杠杆进行宏观管理。随着行政法理论中“平衡论”的发展，使教育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教育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大学)的权利(力)义务在总量上达到平衡，通过法律的方式，使双方权利与义务的设定达到对等。

高校与政府的法律关系主要是基于教育行政法律关系而存在，一般认为，当高校参与行政法律关系、取得行政上的权力和承担行政上的义务时，它就是行政法律关系的主体。教育行政法律关系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以权力服从为基本原则，行政主体以对行政相对人的行政管理为主要内容的教育行政关系。教育行政法律关系反映的是国家与教育的纵向关系，其实质是国家如何领导、组织管理教育活动。这一关系主体的权利与义务是事先由法律规定的，当事人没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政府机关与高等学校是一种不对等的领导与服从的法律关系。政府机关有绝对的权威，高等学校则必须履行行政机关的命令。这种认识仍旧是停留在行政法的“管理理论”阶段，缺乏对行政相对人权力的认识，重视二者的不平等性，忽视双方的平衡。

从行政法理论的发展来看，对于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认识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理论：第一种理论认为行政主体和公民的关系是一种“支配与服从的关系”，主张二者法律地位不平等，强调维护行政特权，被称之为“管理理论”。这种理论曾流行于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和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如苏联等。第二种理论强调控制行政权、保护公民权利，主张通过立法、行政程序和司法审查来控制行政权，认为只有行政权受到严格控制，公民权利才有保障。其最大特点是突出监督行政的关系，被称之为“控权理论”。这种理论主要流行于英美等普通法系国家。第三种理论认为行政法关系的各方主体都是能动的、扩张的，又有两重性。双方既对立又合作，是行政法制发展的根本原因。行政法对双方主体既要加以制约，又要加以激励，强调制约行政权。同时，行政主体应维护和增进相对方的合法权益，行政相对方要理解和支持行政主体的执法行为，特别是要通过互动的参与机制形成和谐、合作的行政关系格局，被称之为“平衡理论”。

显然，上述三种不同的理论应该说是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经济、政治发展条件下的产物。前两种理论分别都是为了解决“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而提出的，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历史进步性。但是，无论是“管理理论”还是“控权理论”都是偏执一词，站在了事物发展的两个极端。我们认为，在现代民主法制进程比较健全和完善的前提下，要纠正前两种理论的弊端，就应该重视利用“平衡理论”来认识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关系，构建新的行政法理论。

教育行政法律关系作为行政法律关系的一种，和行政法律关系一样，存在着对作为相对人———高校权利义务配置的不平等。这可以从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中看出，大多数规定都是高校“不能做什么”、“禁止做什么”、“应当做什么”、“如果不这么做，将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等等。而对行政主体的规定“既抽象、概括，又没有规定行政主体做错了或侵犯了行政相对人权利后，会受到什么惩罚”，等等。而随着“平衡理论”的发展，政府与高校的权力分配必将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双方的权利义务应当对应但具有不对等性特征。这里的对应是指主体双方相互行使权利并履行义务，不允许存在一方只行使权利而另一方只履行义务的情况，要求主体相互之间行使了权利，又要履行义务，反之亦然。同时权利义务的对应并不是权利义务的对等。行政法律关系的不对等性，是指主体双方虽对应地相互既享有权利又履行义务，但由于各自权利义务的质量不同而不能等质等量[3]。

因此，为了平衡高校与政府的权利义务关系，在法律法规中应当明确、严格界分行政权与行政相对人权利。而明确划分两者之间的关键在于为行政权定界，因为行政权对行政相对人权利的侵害，极易“在两者界限模糊的状态下发生”[4]。我们认为，无论是对行政权还是对行政相对人权利都有必要进行“显性”定界，即对于各项权利，法律应采取列举方式，逐一通过明确具体而非抽象概括的语言，进行穷尽其内容范围之规定，同时限界。而且在设置行政权与行政相对人权利时，要尽量采取“对峙”的方式，使大部分对行政相对人权利直接产生影响的行政职权，均有必要的行政相对人权利与之“针锋相对”，并真正形成积极、有力的“制衡”。

三、转型期政府与高校行政法律关系中政、校权限边界的法律确认与规制

在政府与大学的法律关系中，二者既可构成隶属型的行政法律关系，也可产生平权型的民事法律关系，但政府与大学的法律关系主要是以教育行政法律关系为主，政府是当然的行政主体，大学是必然的行政相对人。

（一）政府权限的法律确认与规制

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政治的和社会的生活必须靠法律来规范。那么，当政府与大学构成教育行政法律关系之时，政府的权限、政府在公共教育中的职能是什么?如果政府对大学的管制底线表现为大学的有限自主，政府的作用方式又是什么?政府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方式、方法来实现其职能，从而避免政府全能、无限地再次干预?

从我国依法治国的宪政理论来看，法治理论要求政府是有限政府，由此应当将政府的权责法定化，明确政府的角色定位：政府在高等教育管理中的角色不是高等教育的直接行政领导者，而应是高等教育事业的规划者和协调者;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管理方式，应由过去以行政手段直接管理为主转变为以间接管理为主，通过法律来规范教育行为和活动;政府对高校的管理关系也应由过去的行政关系转向法律关系和服务关系。

结合《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行政法》以及《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等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的规定，我们认为，我国政府对大学管理权限主要表现为：有权制定教育规划，统筹安排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即教育行政规划权;有权对高等学校进行监督，包括对高等学校的办学水平、教育质量、财务活动等的监督，即教育行政监督权或教育行政评估权;有权对高等学校进行宏观指导、统筹与协调，在法律或法律原则范围内，运用非强制的指导、鼓励、建议、劝告、说服、教育及指引等方式进行管理，从而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和资源配置，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效益，即教育行政指导权;有权在高等学校的设立、校长任免、招生计划等方面下达必要的行政命令，作为高校必须服从，但行政命令必须有法律依据，受法律严格制约，即批准设立与任免权;有权对高等学校的国家划拨的教育经费进行分配，即教育经费分配权。

虽然我们对政府管理大学的权限进行了初步的界定，但在具体的行使过程中，要把握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即：大学和行政部门能做的事，坚决由大学去做;地方和中央能做的事，坚决由地方去做;市场和政府能做的事，坚决由市场去做。政府做大学和市场不愿做或没有能力做的事。对于市场，不是法律禁止的行为，政府不干预;对于政府，不是法律规定的事情，政府不做[5]。

（二）大学权限的法律确认与规制

在政府与大学的行政法律关系中，大学处于行政相对人的角色。依据平衡论的观点，权利与义务配置必须达到均衡，有什么样的权力必然有什么样的责任，就有什么样的义务相伴随。作为大学也不例外，在接受政府管理的过程中，其权责也应由法律来确认，从根本上体现为办学自主权。但是，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实施情况以及对义务的履行需要政府的监管、监控、监督，即政府对大学的规制。

在我国，1998年的《高等教育法》虽然首次赋予了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其外延可概括为招生权、专业设置权、科学研究权、教学权、校内人事权、资产权和对外交往权等，但这些法定的高校办学自主权，一方面是从法人的角度对学校权利的规定，并不是高校作为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另一方面，这些权利在实践中并没有完全真正地得到落实。我国大学与政府的关系虽具有法律文本意义上的界定，但现实中其行政色彩仍然占主要方面。长期以来形成的大学与政府间的行政关系仍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例如，近年来部分大学“行政级别”的提升从一定意义上强化了大学与政府之间的行政色彩。我国政府与大学的行政关系突出表现为大学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实质上仍然表现为政府的隶属机构，大学的办学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执行政府的行政指令。这种行政关系的存在甚至强化，无疑将会对大学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面向社会依法独立自主办学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有时有可能与《高等教育法》中高校办学自主权的规定发生矛盾。因此，淡化大学与政府间的行政关系，将大学与政府的关系置于法律的基础之上，实现大学与政府关系的法律化，这是我国大学制度改革和政府在高等教育领域依法行政所必须解决的一大重要课题。

解决上述课题的一个基本方式就是将大学的权限法律化，通过法律的手段确定大学在与政府的教育行政法律关系中的权限。我们认为，高校作为行政相对人所享有的权利可以概括为：第一，参与国家有关高等教育事业的管理权;第二，排除违法行政的请求权和行政介入权;第三，拥有建议、批评、控告、揭发权;第四，获得国家物质保障和受益权;第五，获得行政救济和赔偿权。

参考文献

[1]陈鹏, 祁占勇.论教育法的价值冲突及其选择[J].中国教育学刊, 2004 (05) .

[2]陈鹏.公立高等学校法律关系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3]罗豪才, 方世荣.论发展变化中的中国行政法律关系[J].法学评论, 1998 (04) .

[4]谢晖.论权力与权利界分及其对我国改革的意义[J].天津社会科学, 1994 (02) .

高等院校与学生关系的法律分析 篇9

关键词：高等院校,学生,法律关系

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高等教育逐步进入了法制轨道, 宪法、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从各个方面对中国高等教育进行了解释, 在此基础上中国高等教育也进入了高速发展和不断繁荣的时期。近年来, 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不断深化, 中国的法治建设也不断推进, 同时, 高等院校与高校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也发生了复杂的变化。

一、高等院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代表学说:特别权利关系学说和宪法论

1.特别权力关系学说。高等院校教育领域中的特别权力关系的实质是规定了高等学校和学生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高等学校以公法主体的身份依照教育法律法规对学生提供教育和管理, 另一方面, 学生负有服从这种管理的义务。这种管理和服从的权利义务关系就是特别权利关系, 它其实是一种行政法律关系。

2.宪法论。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益在高等院校也应该得到充分的保护, 因为依据宪法, 学生作为公民, 公立的高等院校在性质上相当于政府机构的一类。因此, 高等学校在处分学生时, 不得损害宪法规定的学生作为公民所拥有的各项基本权利。如果因为某种原因, 学生作为公民的某些基本权利确实需要被剥夺, 那么必须要经过法定的正当程序。如果高等院校违背这一原则对学生进行处分, 那么受到侵害的学生就可以寻求法律的救济和保护。

二、我国高等院校和学生的法律关系性质

从现实情况来看, 我国高等院校和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既不能单纯地用特别权利关系来加以阐释, 也不能单纯地用宪法论来加以阐释, 它们之间是一种复杂的关系。高等院校偏重于对学生的管理和约束, 强调学生对学校的服从, 因此具有特别权利关系的性质。但是在学校对学生的实际管理当中, 又涉及到公法、私法、行政法、民法, 甚至有合同法和团体自治法。因此, 我国高等学校和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不能一概而论, 只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高等学校的日常管理纷繁复杂, 但是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是国家干预, 二是国家不干预。国家干预的领域属于行政法律关系的性质, 具有公权力的色彩;国家不干预的领域则属于高校自治范畴, 也为契约留下了一定的空间。

三、我国高等院校和学生的法律关系分类

1.高等院校和学生的宪法关系。高等院校与学生具有教育宪法关系主体资格。因为我国宪法和教育法明确规定了我国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高等学校的独立法人资格也在宪法和教育法中得到确认, 高等学校具有实施高等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因此, 它们都具有宪法规定的主体资格。无论是高等院校实施教育, 还是学生接受教育, 这是在宪法和教育法中明确规定了的, 这是它们的法定权利和义务。任何人或组织无故妨碍学校实施高等教育的活动, 任何人或组织无故剥夺学生受教育的权利的行为都是违法的。

2.高等院校和学生的行政法律关系。高等学校的自主管理权在我国现行教育法中得到明确的确认, 高等学校只有具有一定的自主管理权才能保证教育活动的正常运行, 才能实现教育的宗旨。高等院校和学生之间的这种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正体现了高校和学生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

法律授权公立高等学校依法行使行政职权, 因此具有行政主体的资格。但是必须注意的是, 它只能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权力。因此, 高校和学生之间是一种特殊的行政法律关系。很明显, 它不具有普遍效力, 但也不能说它是一种内部行政关系。在这里, 我们引出一个新的概念:行政合同关系。

行政合同是指, 行政主体为了实现特定的行政管理目标, 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经过协商达成一致的协议。这一协议规定了合同双方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高校是行政主体, 它享有行政优益权, 这种行政优益权包括单方面变更解除合同, “开除学籍”“勒令退学”就是这一行政优益权的具体表现, 同时, 高等学校也负有对学生进行优质教育的义务;作为合同的另一方, 接受教育是学生的基本权利, 缴纳学费、服从管理也是学生应有的义务。双方之间的行政合同关系一旦明确, 解决学生拖欠学费等问题便有了法律的依据和途径。因为学生不交纳学费等不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将会引起教育合同的变更, 情节严重的甚至可以引起合同的解除。

我国行政法对行政主体的执法行为也做了相应的要求, 行政主体在执法过程中必须遵循合法、合理、效率的原则, 如果因为违背这些原则而对学生造成侵害, 或者与学生产生纠纷, 则可以交由人民法院行政裁判, 这就是行政法的救济途径。

但是我国对高校行使行政权的法律规范大多是一般性规定, 这方面的法律规定仍然存在着诸多漏洞。从行政法的角度审视, 如果高校在行政管理过程中, 制定的规则以及为相对人制定的义务超出了法律授权的范围和限度是不具备法律效力的。现实中, 高校却面临着管理学生日常生活诸多方面的复杂问题, 必须对这些行政法没有明确授权而又至关重要的事项做出规定。因此, 我们有必要在行政法律关系之外探讨高校与学生的另外一种法律关系, 这就是我们要探讨的下一个问题:高等院校与学生的民事法律关系。

3.高等院校和学生的民事法律关系。高校与学生之间的主要行为内容是实施教育管理和接受教育, 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内容, 学校在一定领域也需要产业化的经营方式, 学生在接受教育之外也有自己的丰富生活, 比如购物、娱乐、就餐、住宿等。这样, 学校和学生之间便具有了平等主体的身份, 从而形成一种平权性法律关系, 即民事法律关系。

近年来, 许多高校大力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 生活服务和教学管理的分立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学校并不仅仅是提供学习的地方, 它同时具有满足学生日常生活的功能。现代化的公寓、食堂和超市基本上满足了学生的日常生活需要。学生可以自主选择商品和服务提供者, 有权利使用宿舍及相关设施, 同时也有在享用服务时支付酬金、在损坏设施时照价赔偿的义务。另一方面, 高校在获得各种合法经营收益的同时, 还应为学生提供合格的服务, 保障学生的消费安全, 并应就服务或销售产品产生的损害进行赔偿。

高校与学生的这种法律关系引发的纠纷是可以通过消协调解或者民事诉讼途径解决的, 因此是一种民事法律关系。

综上所述, 在教育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和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今天, 深入分析围绕高校产生的一系列法律关系, 明确高校在各类关系中的权利、义务, 对增强高校教学与管理的科学性、效率性, 化解各类风险, 创建平安校园, 充分实现高等教育的目的和价值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郭玉松, 张爱芳.大学生权益意识与高校学生工作探析[J].黑龙江高教研究, 2007 (2) .

[2]蔡国春.试论高等学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J].高等教育研究, 2002 (5) .

[3]刘同君, 夏民.法学审视——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法治化之误[J].黑龙江高教研究, 2008 (2) .

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 篇10

一、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一) 研究的主要内容

“创新”“特色”和“建树”是科学研究的三个基本原则, 也是科学研究的灵魂和追求的最高境界, 是促进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 最终将促进社会的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强大。

首先, 研究了高校学生与高校法律争议的特点及类型。课题组将我国高校学生与高等学校之间法律争议的现状概括为十一个方面, 即:关于高校学生享受学校资源, 获得学习权利的争议, 关于各种奖助金等奖励方面的争议, 关于获得公正评价权的法律争议, 关于获得各种证书的法律争议, 有关处分的申诉权的争议, 有关“学生人身权”方面的争议, 有关“学生财产权”方面的争议, 有关学生名誉权的争议, 有关个性道德品质方面的争议, 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争议。

其次, 研究了我国高校学生与高校法律产生争议的原因。该课题从国家法规和规章、学校制度与管理以及学生个体等多个层面来分别具体分析高校与学生产生法律争议的原因。主要包括:制度设计不尽合理, 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不尽完善, 高校内部管理机制不畅, 文化传统因素, 西方法制文化的影响, 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 学生法律素养的多样化等。

最后, 分析了美国、加拿大、日本、英国、法国等国家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 介绍和分析了西方发达国家高校学生与高校法律争议的解决机制。近代高等教育发源于欧洲中世纪的大学教育, 历史悠久, 在高等学校的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制度, 这些对于中国都具有借鉴价值。

(二) 研究方法

课题组开展多次讨论, 力图遵守“创新”“特色”和“建树”三个基本原则, 努力创新研究方法。

第一, 探究式处理文献资料。课题组成员在进行查阅资料之前, 先开展探究式的研讨, 确定资料的主题和范围, 然后开始搜索和查阅。在查阅的过程中定期开展研讨, 更加明确有使用价值的资料。同时, 通过对资料的研讨获得研究灵感, 来拓展研究思路, 准确获得和使用资料。

第二, 自然状态下的专家访谈法。课题研究的是高等学校的实际管理问题, 为打消专家的顾虑, 课题组采用与专家一起聊天的方式 (有时候在用餐过程中, 有时候在旅行过程中, 甚至在工作电话的交谈之中) , 似乎在没有明确目的交谈中, 提出研究的问题 (这些问题事先已经由课题组设计好了访谈提纲) , 探明专家的观点。这样营造的一种非常自然的氛围, 使得双方都在轻松自由的氛围中进行交谈和讨论, 能够较好地获得真实的信息。

第三, 信息化的问卷调查法。课题组在使用问卷的时候, 除了传统的方法之外, 还利用学术朋友在各自学校的局域网内让学生在计算机上回答问题。这不仅提高了速度, 而且很快就可以对数据进行处理, 并通过网络手段将问卷结果传给课题组。这就大大降低了问卷的成本, 被试反映这种形式很好, 非常乐意接受这样的问卷方法。

第四, 多样化的会议专题研讨法。该课题在研究过程中, 组织了多次学术研讨会, 有的是专题研讨会, 有的则是在相关的研讨会中开展阶段性的专题研讨。这种方法不仅可以降低研究成本, 而且能够充分发挥相关学者的积极性, 拓展课题组成员的研究思路。同时, 还利用各种相关的研讨会的会议间隙, 约见相关的专家开展研讨和访谈, 把访谈法和研讨会依法有效地融为一体, 极大地提高了研究工作的效率。

二、研究结论与对策

(一) 研究结论及特色

该研究的部分内容具有较强的特色, 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第一, 提出了多样化的法律救济途径。研究认为, 应该根据高等学校和高校学生之间的具体情况, 设立多样化的法律救济途径, 如调解制度、仲裁制度、协商制度、教育制度等。这些制度不一定很严格和规范, 但能够产生积极有效的作用。这也是中华法系“引经决狱、德主刑辅、有经有权”等传统法制精神在今天的继承和发展。

第二, 倡导建立高等学校内部的准司法制度, 即在高等学校设立校内法庭来解决学生与高校之间的法律纠纷。这种准司法制度有其独特的作用, 而且还能降低司法成本, 提高司法效率, 减轻国家司法机关的工作压力。课题组呼吁国家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以及教育主管部门能够重视这一建议, 并开展试点工作, 积累经验。

第三, 呼吁学生参与学校的管理过程。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和各高等学校应该尽快建立相应的机制, 如会议制度、席位制度、听证制度等保障学生在学校的发展过程中有参政议政的机会, 有参加学校决策、制定学校政策的机会, 使学生的主人翁地位得到切实的保障和执行, 真正做到“以人为本”。

(二) 对策建议

第一, 在高等学校内部建立行政调解、和解制度。研究强调要建立行政调解和和解制度并不是对现行的各种救济制度的否定, 而是在肯定这些制度的前提下, 对法律争议制度做进一步完善和丰富。

第二, 强化程序意识, 依照正当程序处理学生违纪事件。程序是立法和司法过程中十分重要的环节和步骤, 正当程序是法治的核心和基本要求, 是实体性权利的保障。由于学校实施的很多处罚对于学生权利的影响很大, 因此对学生的处罚必须遵守严格的法律程序。

第三, 鼓励和帮助学生成立独立法人组织, 由学生自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大学生可以建立一个类似于国外工会组织的多层次多类型的独立于政治、政府和学校的法人组织——中国大学生独立联合会, 在自己的章程下合法管理。

第四, 大学纪律文本规定法律化。学校在学生纪律的文本制定过程中要依照国家有关法律和政策的要求, 务必使每一个规定都能够做到有法可依;学校纪律文本的制定也应该遵照一定的程序且有学生代表参加;在文字表述方面, 有关纪律文本一定要准确、严格, 不要出现模糊不清的规定。

第五, 建立和完善校内“司法体系”, 设立校内法庭和教育法庭。研究主张在高等学校特别是规模比较大、学校声誉高的高等学校建立校内法庭, 专门审理学校内部的各种诉讼案件或法律争议、法律纠纷。此外, 人民法院也应设立教育法庭, 专门审理学校教育过程中发生的各种争议和纠纷。

第六, 建立健全法律顾问制度。当学生的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时, 应当让他们知道可以从哪里获得帮助和指导。这种制度和机构就是通常所说的法律顾问制度以及在这个制度下的校内法律顾问中心 (或学生法律救援中心) 。

第七, 完善保护大学生合法权益的法律体系。在建立和完善保护大学生合法权益法律体系的过程中, 一定要充分发挥大学生群体的积极性, 给予大学生参与相关政策、法律法规特别是校内规章制度建设的机会, 这既是对大学生权利的尊重, 也是法制建设本身的内在要求。

第八, 引入教育仲裁机制, 建立教育仲裁制度。在高等学校与大学生发生的争议或纠纷中, 有一部分涉及到财产、名誉、经济, 属于民 (商) 事争议, 可以采用仲裁手段获得解决的途径。

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 篇11

【摘 要】分析高校党建工作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协同与互动的关系，提出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为了加强配合以提高两者的工作实效性，相关部门应召开一定的联席会议，注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质量，同时积极利用好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和校园文化建设两个平台。

【关键词】高校党建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协同 互动

【中图分类号】 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4）08C-0038-03

高等学校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基地，也是参与社会变革、提供科学咨询的思想宝库，它的发展健康与否，会直接影响到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效果。而高校的党建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高校的良好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政治保证和思想基础。

严格意义上说，高校党建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两个不同的范畴。高校党建工作通常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高等学校里所开展的自身组织活动，其目的是充分发挥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进而提高自身领导高校发展的能力。从其工作内容来看，主要包括思想建设、领导班子建设、基层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因此，参加高校党建工作的对象，既有学生，又有教师等人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指高校的教师及相关职能部门，用特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大学生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具有一定社会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教育活动。因此，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对象是高校学生。本文所指的高校党建，特指高校学生党建，从这个层面上来说，高校党建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然是有着相关联系的，但是，两者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为了取得双方工作的实效性，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应该如何合理安排相应的任务？这正是本文拟讨论的问题。

当然，关于此问题，学术界也有一些相关研究。例如，唐文红认为，高校学生党建工作应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起主导作用：“高校学生党建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导性，从根本上说，是指高校学生党建工作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引导、统领的性质和作用。”汪和生等则认为要努力发挥党建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杠杆作用：一是带动学生政治理论修养的提高，二是带动学生全面发展意识的增强，三是带动学生良好成才氛围的营造。这一类研究着重分析了高校党建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作用，但是，对于问题的另一个侧面，即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于高校党建具有什么效用，并未过多论及。有鉴于此，笔者拟从提高两者工作实效性的角度对这一问题作新的解释。

一、逻辑与现实

（一）高校党建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关系的逻辑分析

1.两者具有共同的任务。高等学校是社会主义国家上层建筑的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宣传和捍卫阵地，同时也是抵御各种错误思潮、保卫无产阶级政权的重要战场。因此，无产阶级要掌握并巩固自己的政权，就必须牢牢掌握住对高等学校的领导权。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积极发挥高校党建工作的作用，主要途径是通过党课和政治理论课向学生介绍党的历史，使他们学会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党在各个具体时期的具体方针，从而引导他们主动向党组织靠拢，然后通过特定的教育培养，把其中的优秀分子吸收为党员，巩固并扩大党的执政基础。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促进大学生自身全面发展的、具有超越性的社会实践活动，其本质也是建设人本身。主要是通过提升大学生的精神境界和思想政治素质来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使之成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合格人才。因此，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不应仅仅是一种知识教育，更重要的是一种价值教育，引导大学生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学会价值选择与判断，用社会共同价值来矫正自己的行为，从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由此可以看出，高校党建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具有一致性。而中共中央曾经分别出台的两个重要文件，也可以再次明确这一点。《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学校党的建设要围绕学校的改革和发展，加强和改进德育工作，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来进行。”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则明确规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2.两者具有共同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政党，从来都是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的。高校党的建设，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武装高校党员，提高他们的理论水平，从而改造和克服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同时，对党员进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知识教育，保证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执行。因此，从本质上说，高校党建工作的实际目标就是使全体党员在思想上、政治上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党对高校的政治和组织领导。

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来说，不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大学生都是社会中最活跃的知识分子，也是对政治生活和国家政策最敏感的群体。在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大学生极易产生政治信仰迷惘、理想信念模糊、社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淡化等问题，这就要求在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学生的头脑，加强他们的理想信念教育，使其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远大的理想与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

3.两者面临着共同的挑战。进入21世纪以来，知识经济和物质经济一体化的浪潮席卷全球以及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同时，也使得高校党建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主要体现在：

第一，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挑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给我国的发展带来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与此同时，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和分配方式的多样化趋势也表现得十分明显，改变着社会生活的面貌和学生的思维方式。经济利益的多元化使他们思想活动的自主性、差异性日益增强。在经济意识、个人意识、利益意识在不断强化的同时，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也在大学生群体中逐渐抬头。

第二，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带来的挑战。经济全球化为中国的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同时，一些西方国家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凭借其经济和科技优势，向全世界推销其文化理念、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不断对我国进行文化和思想的渗透，严重冲击了我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

第三，新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带来的挑战。互联网的普及对人类的文化传递方式产生着革命性的影响，多元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也深刻影响着世界。由于互联网带有虚拟的性质，大学生的个性表达将越来越迁就于这个虚拟世界，面对更多的资讯和消费选择，一些大学生往往淡忘了国家意识，因而，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等精神就逐渐被抛弃，大学生失去了应有的政治认同感，有学者曾经指出：“信息社会给人创造出一个虚拟环境，体验着一种虚拟感情，很容易使人沉溺于幻想之中，可能扭曲大学生的健康人格，极大地影响了大学生正常的人际交往。”

这一切，都使得新时期的高校党建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受到了共同且严峻的挑战。

（二）高校党建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关系的现实状况

如前所述，高校党建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因此，两者往往是由不同的职能部门来管理和落实工作的，前者一般是由党委或党总支来领导，后者往往由学生工作部门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门来负责。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经常出现相关部门各司其职、缺少应有的协同和互动等情况，从而导致两个局面的出现：一是党建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各自的实效性都没有得到很好地体现；二是造成相关资源的重复和浪费。笔者曾对部分高校做过调查，发现这种资源重复和浪费的现象比较普遍。某高校党总支在2008年底曾经准备举行一次“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演讲比赛”，在动用了相关人力、财力、物力精心准备之后，发现该校学生工作处也准备了一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演讲比赛”，这种情况的出现，正是相关部门没有协同和互动的结果，势必影响到党建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

二、启示与对策

为了增强高校党建工作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并避免出现资源重复现象，应积极增强两者之间的协同和互动，创新党建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模式。

（一）党务部门和学工部门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增强协同与互动

对于什么是联席会议，目前政界和学术界的解释很少，对其认识也不统一，因而没有一个规范的概念，很多行业和领域都有召开联席会议的经验和传统。但是，从高校党建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协同与互动角度来看，联席会议是指高校里没有隶属关系但有工作联系的相关职能部门（如党委和学工处），为了解决沟通不足及资源浪费问题，由一方或多方牵头，以召开会议的形式，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形成合理分工、通力合作的意见，用以指导工作，解决问题。

在目前的形势下，高校的党务部门和学工部门定期召开联席会议，有利于分工合作、优势互补，把各方面的思想统一起来，把各方面的力量组织起来，形成工作合力；同时，联席会议有利于相关部门相互沟通，这样就可以避免无谓的资源浪费。

（二）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主导作用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任。它的目标就是要培养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对于促进高校党建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协同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就目前而言，面向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层次开设的政治理论课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四门课能够使大学生从理论上掌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真正了解为什么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为什么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者必须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通过这些课堂教学，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得到提高，并使得他们牢固树立共产主义信念，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从思想和组织上入党。由此可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开展，既使得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得到提高，也使得党组织发展大学生党员有了广泛的基础。

需要强调的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一定要强调实效性，否则，如果出现“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的情况，那么提高党建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就成为一句空谈。这就要求做到：首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有高度负责的态度和深厚的理论功底；其次，高校应坚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努力提高学生对于政治理论课的学习兴趣。

（三）积极利用好两个平台：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和校园文化建设

社会实践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节，对于促进大学生了解社会、了解国情，增长才干、奉献社会，锻炼毅力、培养品格，增强社会责任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当代大学生思想活跃，喜欢独立思考，遇事不愿盲从，但由于他们对社会缺乏深入了解，再加上学生大都来自不同的地区、家庭和阶层，对于我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有着不同的认识和体会，因此，为了将学生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转化为一种科学的思维方法，以增强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必须重视社会实践环节的安排。

校园文化是高校在思想上、精神上的旗帜。“校园文化建设体现着高校办学的政治思想、专业特色、学术风尚、人文品位及育人属性的根本方向。”大学生在参与校园文化建设的过程中一般能够自觉地把成才、参与作为个人发展的起点，因此，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应该成为高校党建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发展的重要平台，积极利用这个平台增强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社会适应能力。

党的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日常工作的两大领域，两者的实效性也是一个常论常新的课题，本文仅仅是从两者的双向关系角度出发，对其更好地结合进行了一次尝试研究，希望能以这块引玉之砖，使得讨论更加深入。

【参考文献】

[1]唐文红.试论高校学生党建工作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导性[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9（1）

[2]汪和生，寿韬.努力发挥党建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杠杆作用[J].高教论坛，2006（4）

[3]蒋笃君.以创新大学生党建为核心 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J].河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

[4]张漾滨.试析高校党建主导校园文化建设的机制与路径[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9（4）

【基金项目】2010年广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立项课题（2010SZ014）；2011年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科技学院科研立项项目（B201113）；2014年广西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创新项目（桂党高工组[2014]10号）

【作者简介】金 晔（1981- ），男，江苏南通人，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科技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中共党史、政治传播学；唐 蕙（1980- ），女，广西全州人，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科技学院教务部助教，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

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 篇12

关键词：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大学生,课程教学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精神, 设立的一门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人生观和价值观, 提高修养和综合素质的理论课程。该课程以道德教育和法治教育为主要内容,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线, 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理论基石。“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即政治教育、法律教育和道德教育, 三者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息息相关。

一、当前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现状分析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高校教育的重中之重, 我国社会的深刻变革给高校学生的思想观念带来了冲击, 在“90后”开始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主要对象的背景下, 社会多元文化对高校学生的冲击进一步加大,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新形势下仍然暴露出诸多薄弱环节。第一, 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手段过于单一。许多高校仍停留在课堂、讲座、讨论等灌输式的显性阶段, 学生接受程度低, 逆反心理严重, 以至于教育效果达不到理想标准, 再加上当前高校学生网络化沟通现象严重,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对此估计不足, 因此利用网络手段加强思想教育的意识亟待加强;第二, 德育和智育的关系处理不当。我国不少高校在德育的投入上严重不足, 相反在科研项目、硬件规模等智育方面的投入力度逐年加大, 德育和智育的关系严重失衡, 加之很多客观因素导致高校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就很难成为高校的重点投资领域;第三, 思想政治教育合力不足。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社会、学校及家庭三方共同来担当, 但从当前的形势来看, 三者很难形成合力, 这一方面和社会的消极因素有关, 一方面又和学校的重视程度不够有关。三方合力的缺失给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提升增加了难度。

经以上分析, 在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诸多不利因素的前提下, 高校一线教育工作者、高校管理层更需要实事求是, 从基础工作抓起, 从课堂环节抓起, 逐步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重视起来。这其中,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课作为高校公共基础课之一, 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起着重要的基础建设作用, 应发挥出应有的功能。

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作用及影响

政治教育、法律教育、道德教育是“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的三条主线, 以下分别从这三个方面分析该课程教学对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及影响:

1、政治教育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向性作用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精神支柱, 马克思主义可以起到团结人心、引导社会意识、武装人民头脑的作用。对高校大学生而言, 马克思主义可以在多元思想观念的碰撞中帮助其树立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因此, 政治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点内容, 其承担着“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中的方向性教育, 该课程就是对高校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教育, 让高校学生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武装中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高校教师在进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政治教育讲授时往往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难点, 一方面教师希望学生有自己的政治观点, 另一方面又担心学生偏离主流政治教育方向, 因此“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首先要准确传达知识理论的系统性、科学性, 又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尽量靠近学生的生活。既不能偏离正轨, 又要对学生人格的塑造留有余地。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社会的转型,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中的政治教育一定要顺应时代的号召, 既不能放弃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流思想意识, 也要给政治教育赋予新的时代内涵。经济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机遇与挑战并存, 社会主义国家在这场全球化变革中既要立足国情, 又要勇于借鉴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 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进步。所以, 课程中的政治教育必须要符合时代的特征。

2、法律教育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制度保障性作用

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规范体系。法律、政治、道德同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者相辅相成。政治对法律起着主导作用, 而法律则为政治提供制度保障。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中的法律教育对培养学生的法律素养、完善学生的基本法律常识起着重要作用, 这也成为了高校学生思想政治的制度保障性教育。但这种制度保障性教育如果过于强调制度保障本身则会引发一些问题, 例如学生会认为统治阶级的权利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律教育只重点强调了国家强制性, 未涉及社会成员的自觉性等等。因此, 该课程教学在传授法律知识时不应只立足于法律本身, 而是要把法律教育和政治教育、道德教育融为一体。 (1) 法律教育与政治教育融合。法律内容的传达可以从政治和法律两个角度切入。例如, 让学生明白政治的不断发展必然促使法律的不断发展, 政治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具有不同的内涵, 法律也随之得到丰富和完善, 我国刑法内容的不断完善、我国行政法内容的不断修正, 都体现了政治和法律紧密相连;除此之外, 还让学生明白虽然政治主导法律, 但法律一经确认, 统治阶级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 社会权不能大于法律; (2) 法律教育与道德教育融合。法律尽管要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 但社会成员的自觉遵守更为重要, 这也正契合了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特征,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只有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共同促进社会进步。所以, 法律内容的传达还要注重道德教育和法律教育的结合, 法律虽然是人们行为的主要社会规范, 但道德的力量依靠舆论、劝导力、风俗习惯及信念仍然在起作用, 如果不处理好两者的关系, 就会出现法律和道德背道而驰的问题。所以,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中关于婚姻法、民法、继承法的内容可以结合道德规范进行讲授。总而言之, 课程中的法律教育必须处理好和政治教育、道德教育的关系, 才能真正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产生促进作用。

3、道德教育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性作用

道德教育是“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基础内容和核心内容, 其对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不言而喻。社会的发展过程从本质上来讲是人自身的生成和完善过程, 道德是为文明人类而生, 道德教育的根本在于塑造具备自主道德意识、道德行为的社会个体, 它既是体现人的主体精神的自觉活动, 也是自由活动。道德教育之所以对思想政治教育发挥着基础性作用, 是因为政治和法律教育必须在人具备道德的前提下自愿接受的。

当前我国高校的道德教育存在着诸多不完善的环节, 教育中往往不能直面社会现实, 理论严重脱离实际, 道德教育存在严重的教化工具痕迹, 这些都严重降低了道德教育应有的社会价值。我们还应该看到, 尽管我国高校大学生的道德修养、理想信念的主流是符合社会发展的, 但不得不承认, 价值观扭曲、诚信缺失、信念不坚定、社会责任感淡薄、合作能力差、理想不坚定等问题在大学生中普遍存在。所以,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道德教育的作用就在于通过课堂教学,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他相关学科知识的基础上, 对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的实际问题做出科学系统的分析, 紧紧抓住“以人为本”的原则, 发掘学生的主体思想意识和思维能力。

当然, 道德教育的内容上要坚持道德教育和政治教育相融合的方式, 因为大学生的政治原则绝不能脱离人的道义性, 只有以道德人格做基础的政治性才是坚不可摧的。比如, 道德教育的内容一定要与同时代的社会政治生活吻合, 过去的道德教育以共产主义标准来要求, 现在的道德教育应更具有可行性和时代性;道德教育的内容还要坚持道德教育和法律教育的融合, 在家庭、公共、职场三大领域, 道德同样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甚至道德的调节作用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比法律的规范作用更加突出。例如, 婚姻法中关于子女赡养父母的问题、市场经济中的违法乱纪、诚信缺失等违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问题, 都需要在法律规范的前提下运用道德的调节作用。所以, 教师在该课程教学中应在尊重学生个体自主性的前提下, 也要考虑社会的全局性和整体性, 帮助学生理清竞争性与合作性、自由性和规范性的关系, 处理好道德和法律的关系。

综上所述, 政治教育、法律教育和道德教育是“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三条主线, 教师只有全面把握好三者的关系, 积极把理论教育和现实生活紧密联系, 打通理论教育和社会实践的通道, 才能真正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落到实处。

三、结束语

当前我国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普遍存在重视程度不够、与实际生活脱节等问题,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设置正是从基础课堂教学环节入手, 潜移默化的对学生进行政治教育、法律教育及道德教育。该课程教学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两者关系紧密。作为参与该课程教学工作的广大教育工作者来说, 也只有不断的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 积极构建更完善的知识结构, 才能更好的让“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钟 璞. 论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有效教学[J]. 中国成 人教育, 2007 (1) .

[2]苏令银. 把思想教育内容落到实处——关于提高“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课思想教育内容教学实效性的思考[J]. 思想理论教育 (上半月综合版) , 2007 (5) .

[3]姜清明. 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中政治教育、法 律教育与道德教育的关系[J]. 中国林业教育, 2008, 26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