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律与信仰关系

中国法律与信仰关系（共5篇）

中国法律与信仰关系 篇1

“人之初, 性本善”, 一句话表明了中国人对人性认识的基本态度, 如同柏拉图在《理想国》中阐述的那样, 贤人政治在这种人性假设下是合理且可行的, 因此中国古代从西周便开始奉行“以德配天”这样的治国思想, 而统治者也乐于用这样的思想表明自己的贤能, 从而为自己的统治赋予一定的合法性, 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但是与此相反, 西方人认为人性是恶的, 一贯对人性和权力持不信任态度的他们, 将法律作为最有效的防恶手段。对人性善恶的不同判断, 推导出两种不同的社会管理方式。至今, 法治已成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认可和奉行的治国方式, 十八届四中全会将依法治国作为主题词, 探讨了改革进入攻坚期的新形势下, 如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诚然, 相比西方, 中国缺乏法治的优秀传统。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一书中, 对法治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 即“已成立的法律获得人们普遍的服从, 而人们所遵从的法律又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简单来说, 法治即是良法的至上权威性, 有一人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社会就不能称之为法治社会。中国古代虽有完备的法制却不存在有法治社会。古代的法制是统治者用于维护自己统治而制定出的维持阶级统治和父权皇权秩序以及压制人民反抗的工具。这样的法律规则并不保障人权, 也不能很好地顺应人性。而我国近现代法律体系是在移植西方法制的基础上形成的, 西方具有法律信仰的思想土壤和历史传统, 作为舶来品的法律在我国虽具有自由、平等、公正这样的价值外壳, 却并不能被我国民众很好地接受、消化和吸收。

法律作为保障权利的规范, 应当被每个人虔诚拥护。但就我国而言, 民众对于法律和法治的认识和肯定并未达到理想法治所应有的程度。目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 为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提供了科学详尽的理论支撑, 但主观上, 民众对法律的认识还依然停留在被动接受的阶段。如何让全社会对法律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每个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好维护者。托克维尔通过全面考察美国民主制度, 极具洞见地得出结论:“法律只要不以民情为基础, 就总要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民情是一个民族的唯一的坚强耐久的力量”。这里的民情是牢牢结合人性的体现。因此丰富多种立法参与的途径, 积极听取民众的意见和建议, 让人民立自己参与其中的法, 拉近法律与民众的距离, 从而真正唤起民众的认同和信仰。

法治社会是权利的社会。要确立法律信仰, 必须树立加强民众的权利意识。通过各种媒体和教育资源, 从中小学教育开始, 让人人都意识到自己是权利主体, 享有法律赋予的各项权利, 并且法律不保护权利的睡眠者, 一旦有侵犯其权利的行为必须拿起法律武器积极与之抗争。要使民众认识到法律是人民利益的保障, 从而在全社会营造法律权威至上的氛围。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说认为, 法作为国家制度的一部分, 是人民私权利的让渡, 是人民利益的集中体现, 理应为社会谋福祉, 为人民幸福创造条件。

法律的实施后果作为法治进程的反映, 直接影响着民众对法律的信任度和忠诚度。近期内蒙古青年呼格吉勒图案的最终判决和国家赔偿, 虽然迟到的正义非正义, 虽然迟到的正义已错过鲜活的生命而无法挽回, 但人们在叹惋之余可见法院检察院的纠错决心, 从而对此后法律的正确实施充满信心。当具体的问题能够通过法律得到很好的解决, 法律信仰的确立便指日可待。

人们对法的信任、信心和尊重, 法律才最终找到自身正当性和合理性的真正基础和根源, 从而获得真正的、有普遍社会感召力的权威至上性。而法的制定、实施与适用也只有充分考虑人性、关注人的需求与感受, 才会产生法律信仰这般伟大的力量。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 法治的进程不是一蹴而就的, 任何国家的民主和法治都要在时间和实践中逐步形成和推进, 我们要做的就是满怀期待, 并不遗余力地为之奋斗。

摘要：法律从产生到适用始终离不开人性的支撑与牵制。实现法治, 人们对于法律的态度是十分重要的。西方法学家伯尔曼“法律必须被信仰”这一论断已经成为法治社会的基本信条。法治的实现过程, 必须包含人们对于法律的内心认可与接受。而法律能否得到人们类似宗教信仰一般的虔诚服从和内心皈依, 只取决于法律能否真正顺应人性, 满足人的尊严与需求。

关键词：人性,法治,法律信仰

参考文献

[1]姜登峰.法律起源的人性分析——以人性冲突为视角[J].政法论坛, 2012 (02) .

[2]邓建民, 杨汉国.论法治与人性[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 2003 (01) .

[3]庄世同.法治与人性尊严——从实践到理论的反思[J].法制与社会发展, 2009 (01) .

[4]刘斌.法治的人性基础[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2008 (02) .

[5]叶才勇.论法治与人性的关系[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2 (04) .

[6]赵小鸣.论法治与人性的契合和互动[J].东岳论丛, 2005 (05) .

[7]李向平.中国改革及其信仰转型[J].上海大学学报, 2013 (01) .

[8]刘小平, 杨金丹.中国法律信仰论的内在悖论及其超越[J].法商研究, 2014 (02) .

中国法律与信仰关系 篇2

关键词：德治；礼治；法律儒家化；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纵观浩瀚的古代历史，儒家思想从诸多思想学派中逐步发展出来，在历史的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地位，它的存在对中国古代法制发展是深远的，也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和思维方式。

儒家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较早、影响较大的一个学派。他们继承和发展了西周以来的“礼治”和“明德慎罚”思想，提出了一整套旨在维护“礼治”，重视“德治”，强调“人治”的法律观点：

（一）维护礼治，要求建立以家族为本位，以伦理为中心，以等级为基础的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

儒家倡导的人性向善论，认为善都可以通过道德教化和法度制约的途径获得，后天的礼乐教化能让人启发善心、弃恶从善，孔子认为，社会应该遵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样的秩序，礼是维持这种社会差异最好的工具。

（二）维护德治，则倡导“以德服人”，要求用“德教”的办法来治理国家，通过道德教化来让天下的臣民臣服。

（三）强调人治，维护人治传统

注重人治，则是儒家区别于法家的重要思想之一。孔子曰：“其人存则政举，其人亡则政息”，这便是儒家“为政在人”思想的体现，这种“贤人政治”“视法为器”的思想形成了中国几千年来的人治传统。

（四）倡导和谐、无讼

儒家信奉“天人合一”的价值观，力图创造一个一切合乎自然的“和谐社会”，结合古代法律，无讼便是实现这个目的的有效手段，历来的统治阶级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无不推崇运用道德教化解决民间的纠纷，一个没有纷争、没有诉讼的大同社会也是儒家所倡导的理想社会。

儒家思想对于法律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对于立法还有司法都有着一定的影响，以司法领域展现的最为充分。本文重点讨论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汉朝、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的重点法律制度，具体如下：

（一）汉朝

武帝后，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感应”的阴阳五行学说成为官方哲学，他将阴阳学说、儒家学说及商周以来的“君权神授”糅合在一起的“天人感应”理论作为维护君主专制的基础，也利用该学说将节气和刑罚相连，实行秋冬行刑，他认为，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仁慈的君主应该养德，故在万物生长之季的春夏不宜执行死刑，而秋冬有肃杀之气，应当申明刑罚，公平决狱，施行刑杀。“秋冬行刑”在儒家理论看来是“顺天时”，实际又不耽误农时，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因而得到以后各朝代的沿用，明清的朝审、热审皆来源于此。

汉朝司法制度儒家化的另一个重要标志便是“春秋决狱”。“春秋决狱”是指汉代中期以后在司法实践中开始以儒家经典《春秋》的原则与精神作为判案根据的司法活动。“春秋决狱”兴盛利于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总之，春秋决狱既有其利处，它从主观上调和了立法和社会现实的冲突，但其主观随意也使得庞杂的汉律更加混乱。

（二）魏晋南北朝

这个时期是法律儒家化的渐进时期，标志性的“重罪十条”正式入律、“八议”、“官当”、依服制定罪以及存留养亲制度，可谓是体现。通过研究这些具体的法律制度，我们可以窥见儒家思想对于制度的影响。

为了加强镇压危害封建专制统治和违反伦理纲常的行为，“重罪十条”正式入律始于北齐。“重罪十条”是后世法典中“十恶”，即将直接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最严重的十种犯罪置于律首。《北齐律》所定“重罪十条”，则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予以概括，包罗了封建宗法制度的各个方面，进一步把礼法结合起来，强化了对君权、父权、夫权的维护。隋唐在此基础上发展为“十恶”定制，并为宋、元、明、清历代所承袭。

“八议”制度则是八中权贵人物，他们犯罪后在审判上给予特殊照顾，所谓“大者必议，小者必赦”，官府不得专断。这八类人分别是：“亲”，“故”，“贤”，“能”，“功”；“贵”，“勤”，“宾”。“八议”入律，使得贵族官僚地主享有特权，凌驾于一般法律制裁之上，为统治阶级中不法分子破坏法律打开便宜之门。

“准五服以制罪”是基于血缘关系、亲疏关系远近所制定的五种丧服制度，“五服”包括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涵盖了九族内的直系血亲和旁系姻亲，遵循着亲者服制重，疏者服制轻的原则。这是礼法结合的体现，以后历代法典均沿用此原则，明代更将丧服图冠于律首。

通过上述制度，我们看到了儒家伦理规范转化了成了具体的法律制度，这些制度不仅维护专制统治，倡导礼法融合，也巩固了等级有别的观念，其影响也是利弊兼具的。

（三）隋唐

隋朝《开皇律》以北齐创立的”重罪十条”为基础，形成十恶条款，由于十恶重罪严重危害国家的统治和皇帝的人身安全，也触犯了封建的伦理道德，故被认为最严重的犯罪。隋朝也延续了“八议”制度，扩大了法律的特权，使得等级特权更加明晰。

唐朝可谓是古代中国的巅峰，发展了汉魏晋以来的“德主刑辅”、“礼刑并用”的法律传统。《唐律疏议》的制定，不仅是唐代高超立法技术的体现，更是“一准乎礼”思想的概括。

首先，唐代统治者为达到长治久安，注重以儒家的“三纲五常”思想来禁锢和教化民众的思想，力图在思想的源头就消灭犯罪，故实行“德礼为政教之本”，以此维护以父权和夫权为核心的封建家族制度。

其次，强调亲疏有分、贵贱有序，特别强调官僚贵族的等级特权，强调平民和官贵之间的身份差别，同罪而异罚。贵族犯罪，有“八议”“请”“减”“赎”“当”等制度，而老百姓则无此优待。唐律注重身份上的“上下有异，贵贱有等，长幼有序”，贱民无独立的人格，不能从事民事上的交往。良民与贱民通婚则丧失良民身份，良人侵犯贱民，对其处罚较常人轻，贱民侵犯良人，对其处罚较常人重。

最后，唐律建立的五刑体系刑罚均为独立刑种，无附加之刑，且行刑规范，死刑仅固定为绞、斩两种，条款也较后代减省，须经三复奏、五复奏。此外，唐律还基于儒家思想中仁爱精神，对于老有病弱者，实行从轻处罚。

总的来说，法律的儒家化在唐朝更多的融汇了礼教的精神，用儒家的伦理思想指导立法，使其充满了礼教色彩，总结了历代立法的经验，结束了引经断狱的习惯，使法律成为推行纲常礼教、巩固宗法等级制度，谋求封建统治者长治久安的工具。随后的宋元明清大多照搬唐律，延续了这种精神。

本文从儒家思想着手，结合重点朝代的法律制度说明了儒家思想具體对于法律制度的影响，虽然儒家思想有其赞赏之处，如强调礼教，强调德治，通过无形的道德使民众向善、遵守法律，但是它也存在着思想的弊端，如强调固化的等级观念，强调依亲疏远近来断罪量刑，这是需要抛弃的。这对于今天的立法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亦有借鉴意义，立法者的思想决定了法律的良善，故应在制定的时候就避免制定恶法，立法中也应结合道德的无形规制作用，引导人们从思想上抑制犯罪。（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

参考文献：

[1] 张晋藩.中国法制史.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

[2] 朱勇.中国法制史.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3] 杜维明.儒家与自由主义.三联书店.2001

中国法律与信仰关系 篇3

(一) 公民守法消极、法律意识淡薄

近些年来, 公民的法律意识在逐渐增强, 但仍然有大多数公民不知法、不信法、不守法, 还没有完全摆脱“人治”的心理束缚。有的人不知法, 认为法律是惩治邪恶的, 只要不触及法律的底线, 就不需要了解熟悉法律。有的人不信法, 当自身的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时, 往往找关系、拖熟人, 或者上访找政府、找领导, 很少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有的人不守法, 对法律法规的蔑视, 法律法规的规定还没有内化为社会公众自觉行为, 法律的尊严和权威性无法树立。

(二) 立法不科学、不完善

一是立法速度过快, 公民对法陌生。面对纷繁复杂的法律法规, 公民感觉无所适从, 无法了解和运用, 更实现不了法律应有的价值。二是立法冲突现象普遍, 法律可操作性差。目前我国有的法律法规规定过于笼统, 概念含混不清, 内容弹性大, 破坏了法律的稳定实施和运行。三是立法权限混乱。部分政府和部门地方保护主义严重, 通过立法跑马圈地, 为本地区、本部门争取各项权益, 从而损害了公民的利益, 加大了公民的负担。

(三) 行政执法人员有法不依、执法违法现象时有发生

一是有法不依。如近年来城管的暴力执法、野蛮执法屡屡发生, 是有法不依的典型表现, 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 践踏了法律赋予的行政权力, 饱受公众质疑。二是执法违法。在实践中, “钓鱼执法”、“养鱼执法”、“选择性执法”、“运动式执法”等执法违法现象还大量存在, 引发民众的极度不满, 也严重影响公民对法律的尊重。

(四) 司法公正的缺失

司法就是社会正义最根本的保障, 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然而, 近年来, 一些司法人员知法犯法, 司法领域的腐败也频频见诸报端, 民众对司法机关的信任大打折扣。同时由于部分冤假错案遭到媒体曝光, 导致民众对司法审判的公正性产生质疑。另外, 很多人经过艰难而漫长的诉讼后, 法院的判决却无法执行, 从而损害了公民利益, 削弱了公民对法律的信任。

二、我国公民法律信仰缺失的主要原因分析

(一) 传统文化的局限性

首先, 传统法律文化缺乏法律信仰基因。我国以伦理道德为主, 以儒家学说为核心, 儒家注重道德的教化功能, 着重培养和教育人们的伦理道德, 公民顺从和依附观念强烈, 形成一种“无讼社会”, 在内心深处就厌恶和排斥法律, 更不用说运用法律维权进而培养法律信仰了。其次, 传统政治文化缺乏法制思想。纵观中国法治史, 君王以言代法、以言废法、法外施恩贯穿封建社会的始终。这种权大于法的理念在当代中国仍然普遍存在着。

(二) 法律体制机制的不完善

一是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过大。在我国, 80%以上的法律, 90%以上的法规和规章是由行政机关负责执行的。[1]由于我国行政执法权过大, 日益膨胀, 自由裁量空间也很大, 幅度难以把握, 导致行政执法人员滥用自由裁量权, 在执行过程中滋生了各种执法违法、执法腐败现象, 从根本上损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 导致公民对法律不信服, 不相信依靠法律能解决问题。二是司法体制不健全。由于司法机关相关制度还不科学、不完善, 导致公安、检察、审判等机关职能交叉, 权责不明, 有利则争, 无利则推, 造成了法律秩序的混乱。同时, 由于受地方严重干预, 法院办案行政色彩浓厚, 难以真正独立行使审判权, 从而损害了司法的尊严和权威, 导致人们不愿意通过诉讼途径解决问题, 维护权益。

(三) 我国公民多元信仰的冲击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当代公民的价值观已由单一化走向多元化, 由简单化走向复杂化, 具体表现在价值标准上, 价值标准务实化、功利化, 有的尚能以社会利益为标准, 有的则以小团体的利益为目标, 甚至以个人利益为标准;表现在价值取向上, 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等思潮盛行, 各种思潮之间互相影响, 对于法律的内涵和本质、地位和作用等问题有着不同的理解和界定,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我国公民法律信仰的形成。

(四) 普法教育工作流于形式

首先, 普法教育工作深度不够。沿海发达地区比较重视普法教育, 但停留在面上, 不够深入, 仅限于宣传和法制讲座。而偏远地区人们的法律意识比较淡薄, 不够重视普法教育。其次, 普法教育内容比较片面, 针对性不强。我国当前的普法内容偏重条文, 缺乏对法律精神、价值的宣传, 公民的法律理论基础不扎实。加上我国很多地区没有因地制宜, 针对性不强, 实行“一刀切”, 宣传中重义务、轻权利, 甚至有的普法人员直接回避权利, 片面宣传义务, 导致很多公民误解法律精神, 影响普法效果。[2]

三、提升我国公民法律信仰的对策探讨

(一) 集中力量发展经济, 提高市场经济的水平

法律信仰作为上层建筑, 其正确与否, 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 需要随着社会物质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要形成正确的法律信仰, 必须具备一定的经济发展基础。因而, 我国应当集中力量发展经济, 提高市场经济的水平, 为我国公民形成正确的、符合时代发展的法律信仰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 增强公民法律信仰意识

一要增强权利意识, 激发公民参与的积极性, 有利于对法律的理解和探究, 也有助于人们法律信仰的形成。如果公民没有自我权利意识和主人翁责任感, 那么只有被动地接受法律, 最终将逐渐失去热情和参与感。二要增强法律至上意识。法治社会奉行法律至上, 法律规范和制约权力, 个人行为要符合法律规定, 特别是权力违反法律时, 必须服从于法律, 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确保法律的神圣。三要增强守法意识。守法要变成人们自愿的行为, 不能依靠强制命令执行。若将守法变成强加的义务, 守法精神变质, 极易导致规避法律。

(三) 完善法律体制, 树立法律权威

一要提高立法质量。《决定》指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 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就立法过程而言, 所制定的法律应当是良法, 符合人性, 尊重生命, 能够增加公民的福利和利益, 能够为公民维护自身利益和权利提供便利, 只有这样的法律才会得到认可, 才值得去信仰。

二要严格执法。执法机关应当按照法律的授权, 严格执法, 不超越职权、滥用职权, 真正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 按照法定职责, 积极作为, 不懒政, 不拖拉, 真正做到“法定职责必须为”, 不受到不正常因素的干扰和破坏, 做到公开、公平、公正, 将法律信仰作为执法者执法的职业操守, 这样必然会提高执法的公信力, 形成法律的崇高地位, 进而也巩固了法律信仰基础。

三要坚持司法独立和公开。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保障, 也是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司法独立的核心是要厘清党和司法机关的关系, 加强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 最重要的一条, 就是切实保证法律的实施, 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的作用, 切实保证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 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 使之不受其他行政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3]

(四) 加强普法教育

一是要对领导干部开展针对性的普法教育。领导干部是普法教育的重点人群, 要定期开展专门的法律知识培训, 加强他们对法律条文、原则和精神的学习。二是普法教育活动要全面深入, 丰富多彩。全面深入的开展普法教育, 特别是要加强偏远山区的普法教育, 扩大公民的参与度, 通过开展办讲座、放电影、送戏下乡等丰富多彩的法律文化活动, 将法制教育融入公民的日常生活中, 以加深公民的法律素养, 培养他们对法律的感情, 这有利于法律信仰在公众心中形成, 形成人人信仰法律的社会环境。

参考文献

[1]周旺生.论法之难行之源[J].人大报刊复印资料, 2003 (9) .

[2]刘博识, 隋立双.试论当代我国法律信仰的缺失与培育[J].中共乌鲁木齐市委党校学报, 2015.3.

浅析中国公民法律信仰的培育 篇4

一、法律信仰的内涵

要培育法律信仰, 首先便要去了解它。一般来说, 法律信仰是指人们的一切行为都以法律为根本出发点和最高准则的一种状态, 法律信仰意味着人们在日常的工作、学习、生活的一切行为中, 都自觉或是不自觉的从法律出发, 以符合法律要求的方式或者方法来为或者是不为一定的行为, 当遇到纠纷时都会自动地想到需要有法律的介入来解决问题, 而不是规避法律或者采用其他违法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法律信仰注定人们都要以法律为最高的和最终的评价标准, 一切行为的价值评判都应该在法律尺度之内, 不可越过法律而做出非法律的评价。即是说当人们遇到任何事情时, 头脑里首先反应出来的便是法律, 是对这一事情是合法还是非法而做出的评判, 而不是其他的什么评价。

法律信仰应当是在一个国家和社会中人们对国家颁布和推行的法律从心底里自觉的遵守, 公民信奉法律可以实现公平正义, 可以还世人以公道, 这些选择的种种状态就可以称之为法律的信仰。

法律信仰是可知的, 是理性与信仰的统一, 它是主体在不断的接受法律的治理与保障的过程中, 感受到的法律的科学性、正义性、人道性以及与自己本质利益的一致性, 通过公民与法律的相互作用, 是公民体会到法律是自己权利的维护者, 是自身生命财产安全的保障者, 以及在个人利益受到损害时的救济者, 正是由于上述信念的不断强化与积累, 从而形成为公民的法律信仰。

二、培育公民法律信仰的意义

一个国家公民法律信仰程度的高低, 对该国的法治建设和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笔者看来, 培育好公民的法律信仰主要存在以下两方面的意义:

(一) 公民的法律信仰是建设法治社会的必要条件

一个国家公民的法律信仰的树立对于其法治化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树立一国公民的法律信仰能很好地促成一个法治精神的形成。并且这种法治精神能更好的确保一国法治化状态的确立, “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这个早已是公论的名言, 较为清晰地说明法治的地位。法治社会已经成为了现代国家的发展模式, 建设法治国家社会是与公民法律信仰紧紧相连的。实现法治社会的必要条件便包括该国要有良法的存在以及该国的公民要有法律信仰, 而其中的公众对法律的忠诚信仰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关键, 如果光有法, 但公众并没有自觉自愿的去遵循, 那么法治社会的建设便会大打折扣。

(二) 公民的法律信仰是法律的目的所在

我们应该从更深层次上来思考法律的目的, 每一部法的制定的目的都是为了贯彻实施和被应用于实践解决具体问题, 而法律的贯彻和实施, 不能仅仅只是法律对象对法律的被动接受, 更多的应当是法律对象的主动接受。只有这样, 才能在法律实施的实践中形成公民的法律信仰。就像伯尔曼在他的《法律与宗教》中所说的“法律必须被信仰, 否则形同虚设”。所以, 笔者认为应当把公民的法律信仰的建立作为法律本身的目的和内在的一种要求。

三、我国公民法律信仰的现状

虽然党和国家早就认识到了公民法律信仰的建立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并且采取了多种政策和措施用以提高和树立我国公民的法律信仰, 比如加大普法教育, 举行法制宣传日等活动, 并且从当前的实际状况来看, 这些举措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如使得公民的法律意识、法律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促成了公民法律信仰在一定程度上的建立和形成, 但从整体上来看, 民众对法律的认识局限于知道法律的规定, 知道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违法的, 违法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而没有从感情上认同法律, 没有从思想上和观念上形成法律至上的信念, “权大于法”, “关系比法有用”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在当前中国, 随着普法的深入, 经济的发展, 虽然有越来越多的人拿起诉讼这一法律的武器, 然而“案件一上门, 两头都找人”的这种现象依然存在, 当事人对法官、对法院、甚至对法律都存在不信任, 甚至说更相信“权力”、“关系”。总的来说, 我国当前公民的法律信仰状况并不是很好, 或者说法律信仰缺乏广泛性和深层次性。

四、当前公民法律信仰不深的原因分析

造成我国当前公民法律信仰程度不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笔者认为, 主要存在以下几点原因:

(一) 从整个社会范围来看广大的基层缺乏法律信仰

从我国当前的总体状况来看, 在不少大城市, 法律的推行和宣传都取得了不小的成果, 但在广大的农村基层, 公民法律信仰不深, 法律信仰缺失的情况并不少见, 要想真正的树立公民的法律信仰, 便不能忽视了广大的农村和基层, 虽然国家有采取法制下乡教育等活动, 但从总体来看, 成效并不是很明显。不少地方在发生纠纷时是用自己的习俗来解决或者是由于纠纷双方对立程度升级而引起流血械斗事件, 遇到纠纷首先想到法律或者主动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的情况比较少。

(二) 部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司法人员自身守法依法执法意识不严

要树立起公民的法律信仰, 首先便要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自身要有良好的法律信仰, 能严格遵法守法和执法, 一方面这样能够树立一个好的榜样,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也能激励公民法律信仰的更好形成和发展, 但实际情况是, 不少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自身都没有认真的去遵循法律和严格去依法执法, 从而打击了公民法律信仰更好的发展。比如在当前的土地开发利用中, 如果严格按法定步骤走, 应该是先审批再建设, 然而在实际社会中, 很多情况下步骤却是颠倒的, 走的是先建设之后再补审批的路子;再比如前几年的城管的暴力执法导致伤人事件等等, 这些国家的代表者甚至是法律的执行者都没有好好的守法或者执法, 在一定程度上都严重干扰了法律的威信和严肃性, 也打击了公民的法律信仰的进一步发展升华。

(三) 法律的理论规定与现实存在一定的脱节

不少法律的规定比较详尽, 但是在实践推行中, 却偏重于民事纠纷的解决和对罪犯的刑事处罚等司法活动上, 对其他方面关注程度不够。从建国以来, 我国不少法律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完善, 不少新的法律法规也不断被制定出来, 但就整个知识理论体系来看, 在法律的制定和完善方面, 主要偏重于司法活动, 比如民事审判、刑事审判方面的规定较为完善, 但对于其他方面, 比如说行政程序中的听证等制度缺乏具体细致的规定。从实践活动来看, 有些事项虽然在法律中有一定的规定, 但在实践中却无法很好的推行, 比如说选举, 虽然法律上有较为具体明确的内容和程序步骤规定, 但在实际中很多公民都没有实际行使选举权, 甚至从来没有参加过选举活动, 对于选举也仅限于知道有这么一件事, 而这有时是因为成本问题有时是由于其他方面的原因导致的, 对于法律的理论规定在一定程序上与实践脱节这一问题, 也削弱了人们对相关法律的关注, 导致公民对法律的整体信仰缺乏力度。

(四) 关系本位, 权本位, 人情意识依然较重

我国从古至今一直都是人情浓厚的熟人社会, 人际交往以关系为上。家族亲情往来、朋友熟人交际是人们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这种交往的结果导致我国长期以来形成了熟人圈、关系网, “官中有人好办事”, “关系就是生产力”, 成了一些人的生活信条。雷·贝卡利亚说:“对法律的畏惧是健康的, 然而人对人的畏惧则是有害的, 是滋生犯罪的。”在实际生活中, 当情与法发生碰撞时, 情往往依然能够占据不少优势。官本位、权力本位的意识依然深深萦绕在公民的心间, 这些都不利于公民的法律信仰的培育和发展。

(五) 法律信仰的历史底蕴不足

事物的发展都要经历一个事件的历程, 法律信仰的建立尤其如此。西方国家法律信仰程度之所以如此之高, 很大一方面是因为其经历了多年的法律渲染, 从文艺复兴开始, 不少西方国家的民众便为了自身的权利同国王、教会、贵族、甚至国家做了种种斗争, 尤其是通过法律的途径把其斗争的成果明确规定了下来, 并且加以不断的完善、改进, 经过几十年、上百年的发展才有了今天较高法律信仰、法律层次的局面的出现。从我国来看, 法律真正意义上得以持续、较好的贯彻是在改革开放之后, 之前虽然也有法律, 但或者是仅限于纸上的规定, 在实际社会中比未按此推行, 这一点在新中国建立之前体现较为明显。新中国建立后, 虽然法律较之前有了不少实际成效, 但法的进程一度被打断, 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法律才慢慢的恢复和再次发展起来, 由此算来, 到目前为止, 也仅仅有50年左右的历史, 时间的沉淀缺乏适度, 加之我国经历封建专制统治的时期很长。几千年来的文化传承及思想沉淀在一定程度上都阻碍了法律信仰更好的发展。

五、公民法律信仰的培育途径

造成当前我国公民法律信仰薄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因此, 要真正的培养好公民的法律信仰, 并使之能根植在公民内心, 需要采取多方面的措施, 多管齐下, 这样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综合上述的原因分析, 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当面考虑去培育公民的法律信仰:

(一) 全方位的展开与深化法制教育

要使崇尚法律的理念深入人心、要将法律信仰融于骨血, 那么就有必要从启蒙教育阶段就关注法制教育。要在家庭、学校、单位、社会形成教育梯次, 国家应充分有效地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资源大开展法治宣传, 进而在全社会营造知法、守法、用法、护法的氛围, 并且要长期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法制教育不仅仅是法律知识的普及与传播, 更重要的是崇尚法律的精神升华和法律至上的信仰的树立。所以敬畏法律、崇尚法律遵守法律应当成为我国当前教育的一个关键之处, 经过长期的熏陶必然对公民法律信仰的培育能起极大地促进作用。

(二) 完善法律规制和监督制约体制, 坚持公正司法

当前我国公民法律信仰缺失的很大的一个原因便是当前实际中存在的腐败现象, 现实的与理想的差异会极大地打击公民的对法律的信心, 加大公民对法律的不信任感。所以, 我们要加大公共权力领域的法律监督与权力规制建设,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大力遏制腐败, 减少公众对法律的不信任感。另一方面要继续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从制度建设和法律规定上保证司法的独立地位, 确保司法真正的起到监督和制约作用, 严惩那些妨碍司法的行为, 构建益于提高司法效率的程序规则, 树立起司法公正的形象, 保证司法的权威, 加大公民对法律的信心, 这样才能更好地推进法律信仰的培育。

(三) 强化司法人员队伍建设, 全面提高执法水平

司法队伍以及执法人员作为与公民接触较多的人员, 他们的言行举止无形的折射出法律的形象。我们应该有其注重司法队伍的建设, 首先在人员选拔要上实行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管理机制, 在业务建设上不断加大培训、考核力度, 不适合执法要求的人员要坚决清除和调整出执法队伍, 保障执法队伍人员的高素质、高质量。执法人员作为法律的践行者, 其更应当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准和文明素养, 对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要熟练掌握, 在执法过程中要善于将法治思想传递给民众, 要保证执法过程公开、公正、公平, 并符合程序要求。所以执法人员不仅要做到违法必究、执法必严, 还要起到表率作用, 以身作则, 做守法的模范, 把信仰法律作为职业操守。

(四) 拉近立法与民众的距离, 增强民众对法律的认同感

人们信仰法律, 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人们需要法律, 亲近法律, 是实际感知了法所具有的神圣性、公正性和权威性。而要保证这点, 在立法时必须民主, 充分考虑、吸收民众的意见, 加强立法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同时关注法律的现实实施结果, 减小乃至消除理论与现实的脱节现象。如果法律本身就是不公正的, 制定的法律本身就违反了民意或者法律本身毛病重重, 那么要求人们服从法律, 信仰法律, 也只能是天真的幻想, “恶法非法”, 不公正的法律是不可能有法律权威的。只有使我们制定的每一部法律得到了民众的深层认同和积极共识, 成为人们强烈的情感要求和理性趋向, 这样的法律才能深入人心, 才能唤起人们的崇敬和信仰。此外也要关注和重视宪法的作用。宪法作为根本大法有其神圣的地位, 其权威性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在我国宪法的形式意义多于实质意义, 政治意义多于法律意义。而追根究底就是因为我们的宪法缺乏可诉性, 且没有一套完备的违宪审查制度。不断增强公民遵守宪法的自觉性、保卫宪法的主动性、参与宪法运行过程的积极性;逐步赋予宪法可诉性, 在司法实践中将宪法至上的心理认同感和信仰理念注入民众心中。

法律信仰是法律存在的意义, 也是法律获得永久生命力的基础, 公民法律信仰的真正形成, 有赖于我们立法的完善和司法的良好运行, 更由于公民主体意识的提高。在法律实践中, 只有建立其法律信仰才能真正的实现法律本身的价值和目标, 也只有把建立公民的法律信仰作为法律本身至上的追求, 才能使法律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当然, 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起公民的法律信仰,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1]高志明.法律与权利[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3.

[2][美]伯尔曼.法律和宗教 (梁治平译) [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3]邹海燕, 柳泉礼, 张君.社会心理学[M].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7.

中国名牌与商标的法律关系 篇5

一、我国法律中对商标的规定

当前, 我国规范和保护商标的法律已经比较完善, 在内容和保护水平上都已经达到了WTO中Trips协议的要求, 也符合我国已经加入的对商标作出最基本规定的国际公约——《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的要求。我国的法律体系以《商标法》为基础, 以国务院颁布的《商标法实施条例》、国家工商管理局颁布的一系列部门规章和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司法解释共同组成。在我国政府中主管商标事务的行政机关是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所属的国家商标局和商标评审委员会, 对商标的监督管理和行政执法保护都由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来完成。

按照我国《商标法》的规定, 在我国商标分为非注册商标和注册商标两大类, 非注册商标就是自己选择或者设计了商标图案以后直接在经济活动中当作商标进行使用的商标, 当然这种商标的图案不能违背《商标法》的规定;注册商标就是自己选择或设计了商标图案以后再到国家商标局通过申请依法获得批准的商标, 在我国注册商标又包括商品商标、服务商标、集体商标和证明商标四种。按照我国当前的法律规定, 不论什么行业, 也不论什么领域, 只要开展了经济活动, 除了在香烟上必须使用注册商标以外, 在其他任何商品上都可以自愿地选择使用注册商标或者非注册商标, 凡是在商品上使用的商标就叫做商品商标。同样, 在经济活动中的任何服务行为也都可以使用注册商标和非注册商标, 凡是使用于服务上的商标就是服务商标。集体商标与证明商标的获得和使用有着特殊的规定, 集体商标的作用主要是对外表明使用该商标的人 (包括单位) 都是集体商标所有人管理的成员, 因此这种商标的使用者都不能是这种商标的所有人, 这种商标最常见的就是各种协会、学会和团体以自己的名义申请注册的商标, 自己不使用, 而由自己的全体会员使用, 商标权利人对这种使用进行监督和管理。证明商标的作用与集体商标有些近似, 也是由具有一定管理职能的组织申请注册, 该组织自己不能使用, 而由符合该注册商标条件的个人或者单位通过向该组织申请而使用, 与集体商标所不同的是, 这种商标对外不是体现一种会员和集体关系, 而是体现一种产品或者服务所具有的特色和质量保证, 以表明这种商品或者服务在原产地、原料、制造方法、质量或者其他方面具有一定的特色。

当注册商标或者非注册商标经过长期的使用和广泛的宣传, 致使使用该商标的商品或者服务具有可靠的质量保证和良好的商业信誉, 同时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一定的经营规模时, 商标权利人就可以通过申请, 由国家商标局、商标评审委员会或者法院认定为驰名商标。

当前在我国, 除了上述商标以外, 还有一种商标就是“著名商标”, 这种商标在《商标法》中并没有规定, 而是由各个省 (直辖市) 级工商管理局在自己的行政管理区域内对已经使用的商标进行评比后所授予的一种荣誉和称号, 获得这些称号的商标当然全部都是《商标法》中认可的商标。由此也能看出, “著名商标”并不是一种新的商标, 而是对已经存在并且使用的商标中比较优秀的那部分商标的一种奖励称号, 在这一点上它与驰名商标很相似, 只是驰名商标是由《商标法》中直接规定的, 而且也是由《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中规定的。而“著名商标”是我国自己创造出来的, 在国际上并不能得到认可。

从我国上述的规定中就能清楚地看出, 我国现在的商标制度已经完全能够覆盖到我国经济生活中的各个方面, 换句话说, 在我国经济生活中, 凡是经营者想利用品牌来区分和标示自己的产品或着服务的地方都可以通过使用商标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而且一旦合法地使用了商标以后, 这种商标还能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因此, 从逻辑上来说, 根本不需要在商标之外再另外设立一种与商标体系近似的标示体系来评价和区分商品和服务, 因为商标的基本功能就是区分不同的商品和服务, 具有比较科学的区分功能;而驰名商标体现的就是一种能够被国际社会和绝大多数国家法律认可的对商品和服务的评价功能, 评价的标准是由法律制定的, 具有稳定性, 而且内容涉及到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信誉、规模、经营历史和知名度, 是一种比较科学的评价体系。由此可见, 现有的商标制度已经在商品或服务的区分和评价方面都作出了比较科学的规定, 也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普遍采取的一种法律模式。

除此之外, 按照商标法的规定, 社会公众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都有权利对各种商标的使用依法进行监督管理, 同时, 对于各种侵犯商标的违法行为也都明确规定了惩罚措施和法律责任, 商标法律制度体现的是一种比较完整、科学和系统的社会管理体系, 具有严肃性和可操作性。

二、我国对“中国名牌”的规定

当前在我国, 有关“中国名牌”和“中国世界名牌”也是有相关规定的, 只是与商标法律制度不同的是, 这种规定不是我国的法律法规, 而是由国家质量检验监督总局颁布的《中国名牌产品管理办法》, 从法律上来说, 这只是一种部门规章, 不能作为一般意义上的法律, 在法院审判案件时只能作为参考材料, 不能作为判决案件的法律依据。因此,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这个《管理办法》中所做的各项具体规定, 在社会上最终只能起到参考的作用, 而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力。

在这个《管理办法》中, 有关“中国名牌”的定义是“本办法所称中国名牌产品是指实物质量达到国际同类产品先进水平、在国内同类产品中处于领先地位、市场占有率和知名度居行业前列、用户满意程度高、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产品。”从这里可以看出, 这里是对“中国名牌产品”的定义, 而不是对“中国名牌”的定义, 当然, 在现实中, 任何名牌产品最终都无法脱离一个与自己相对应的“名牌”来把自己与同类的其他产品区分出来, 因此从现实的角度来说, 对“中国名牌产品”的规定在本质上就是对“中国名牌”的一种规定, 我们说某一产品是一种名牌产品, 这里的“名牌”指的就是这种产品所对应的“牌子”, 而不是指这种产品本身, 产品和它所对应的牌子虽然是相互联系的, 但是毕竟是两个事物, 而不是一个事物。它们两个的关系是, 产品是基础, 牌子是对产品社会价值的体现, 一种人们熟悉的说法“酒香不怕巷子深”就反映出这个道理。相反, 一个名牌如果脱离了自己所对应的具体的产品或者服务也就成了纸上的名牌, 成了无源之水, 实际上就成了一种没有社会价值的符号。从《管理办法》中可以看出, 这里对“中国名牌产品”的认定标准也主要是从产品质量、规模、知名度和信誉几个方面来要求的, 这一点实际上与驰名商标的要求基本一致, 因为对于经济活动中的产品也只能从这几个方面来考察和评价。所不同的是, 驰名商标还包括用于服务领域中的服务商标, 而且在我国驰名商标之下, 各个省工商管理部门还自己设立和评比了著名商标, 作为驰名商标的基础和过渡阶段, 这些都有利于人们对不同商标所代表的商品或服务的实际质量和信誉的认定和评价。

根据《管理办法》的规定, 在我国, 对“中国名牌产品”的评比和监督管理工作都是由国家质检总局负责的, 国家质检总局又授权中国名牌战略推进委员会 (简称推进委员会) 组织实施具体的工作, 推进委员会本身是由有关全国性社团组织、政府有关部门、部分新闻单位以及有关方面专家组成的一个非常设机构, 其秘书处设在国家质检总局质量管理司。推进委员会每年在进行评比工作时临时聘任有关方面的专家组成若干专业委员会开展评比工作, 评比工作结束后, 各专业委员会自动解散。被评比上的产品, 可以获得国家质检总局授予的“中国名牌产品”称号、中国名牌产品证书及奖牌, 该证书的有效期为三年, 在有效期内, 企业可以在获得中国名牌产品称号的产品及其包装、装潢、说明书、广告宣传, 以及有关材料中使用统一规定的中国名牌产品标志, 但是需要注明有效期间。除此之外, 还可以获得以下的特殊待遇, 即中国名牌产品在有效期内, 免于各级政府部门的质量监督检查;对符合出口免检有关规定的, 依法优先予以免检;列入打击假冒、保护名优活动的范围。

需要指出的是, 上述内容虽然是由《管理办法》中规定的, 但是由于该《管理办法》本身是由国家质检总局自己制订、颁布和组织实施的, 这一《管理办法》在逻辑上存在着国家质检总局自己给自己授权的问题, 例如, 是否获得了中国名牌产品称号的产品就应该在三年的期限内免除对它的质量监督检查, 这样规定的现实结果如何, 有没有国家法律上的依据;打击假冒产品是法律规定的, 不论这种产品本身是不是名优产品都应该一视同仁地受到法律的同等保护, 而不应该受到比名优产品低等级的保护。由此看出, 《管理办法》中的有些内容是值得进一步探讨和商榷的。实际上, 从法律上来说, 《管理办法》中规定的许多内容只能作为一种行政管理措施, 而不能作为法律, 因此不具有国家法律上的效力。另外, 通过设立推进委员会这种非常设机构, 采用他们自己设计的评价程序和评价标准来进行评比, 而评价后的结果还要借助国家质检总局这种行政力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 甚至产生免除产品质量监督检查的法律效力, 在这种情况下, 这种评价模式本身的科学性、合理性、公正性和合法性都首先需要进行论证和得到法律上的确认, 否则就是不科学和不严谨的, 所评比出来的结果也是很难得到法律上的认可的。

三、商标与“中国名牌”的相互关系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 商标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 中国名牌产品是一个由国家质检总局这种行政机关对产品进行评比后授予的一种荣誉称号, 它本身不是法律上的概念。因此, 从法律上来说, “商标”和“中国名牌产品”的法律地位是不同的, 商标直接地受《商标法》的保护, 而“中国名牌产品”本身并没有直接的法律保护。上述的《管理办法》不是国家法律法规。

当然, 商标与中国名牌产品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 那就是中国名牌产品本身使用的“中国名牌”这种标志本身就是一种商标, 如果国家质检总局去申请注册, 可以作为证明商标进行申请;同样的道理, 也可以把“中国世界名牌”的标志申请为证明商标。

摘要：近年来, 在人们逐渐地熟悉商标和驰名商标的同时, 在我国又出现了另一类名称, 那就是“中国名牌”和“中国世界名牌”。对于很多人来说, 可能并不清楚它们到底是指什么, 但是感觉它们应该是商标中的佼佼者。可是, 实际上它们与商标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概念, 也没有必然的联系, 前者是我国质检总局对产品评价后授予的一种称号, 后者是一种法律术语。

关键词：商标,中国名牌,法律关系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