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律环境分析

中国法律环境分析（精选8篇）

中国法律环境分析 篇1

中国家电企业法律环境及风险分析报告

[ 阚凤军 ]——(2010-10-8)/ 已阅8435次

3）反倾销。世界贸易组织(WTO)2006年5月在日内瓦公布了一份报告，该报告显示：中国目前是寻求保护国内生产商免受廉价进口品威胁的各国政府的头号目标。报告中的数据显示，2005年下半年一共有82件新的反倾销调查，其中有33件是针对中国商品的。2005全年的反倾销调查总数是178件，针对中国的达到55件，接近31%。在新采取的反倾销措施中，比如在调查后采取的进口限制或者加征额外关税，从7月到12月有76件，针对中国出口的有22件；全年有129件，针对中国的达到40件，正好占31%。中国能够遭到如此众多的反倾销案件，除了本身生产成本低廉、竞争优势强大之外，一个重要的因素还在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2001年，中国加入WTO时，迫于谈判压力，作为妥协方案，勉强同意在针对其出口商品的反倾销案件中，在15年内被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对待。结果，中国变得很容易遭受反倾销攻击。因此，中国企业面临的反倾销压力非常大。事实上，家电企业已经遭遇过数起反倾销调查，如土耳其、阿根廷等国对企业等中国企业制造的空调发起的反倾销等。长远来看，随着家电企业销售规模的迅猛增长，必然冲击他国的产品市场，反倾销的可能性逐年上升。因此，需要家电企业高度重视。

反倾销的应对策略：

完善企业财务管理制度，争取与国际通行的会计制度接轨；

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合理确定产品的出口价格；

研究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了解本公司产品或其他其他类似产品出口在进口国的销售价格及影响，并形成定期分析报告；

建立健全反倾销预警机制，强化反倾销防范及自我保护意识；

可行的前提下，积极寻求海外投资建厂，利用国外生产规避反倾销；

聘请经验丰富的反倾销专业律师就家电企业应对反倾销提供专业的意见等。

5、海外投资方面的法律环境，主要包括投资国法律与文化、劳工、政府、海关、知识产权等方面制度性规定与保护措施等。中国家电企业已在越南、巴西、美国等地成立制造公司、分销公司等。这些公司能够成功运作并取得预期的投资目的，应充分关注下列问题：

1）政治风险。政治风险是指由于未能预见的政治因素变化而给跨国投资活动可能带来经济损失的风险。如投资国政局不稳造成的风险及企业国有化的风险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07年５月，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宣布能源部门国有化，将该国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收归国有，并下令军队占领该国的天然气田，声称外国公司必须在１８０天内与玻利维亚国家石油公司签订新合约，否则将加以驱逐。委内瑞拉政府今年还大幅提高在该国经营的外国石油公司的矿产资源税，给

许多国际石油公司造成巨大压力。

2）法律与文化：家电且有需要充分了解投资国所在地的法律、法规。只有了解了当地的法律，才能遵守当地的法律，利用当地的法律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了解当地的法律也有助于评估项目投资的法律风险及合理编制投资可行性分析报告。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很大，文化差异是国际投资必须考虑的因素。如首钢集团在秘鲁收购铁矿，由于对当地文化和工作习惯以及劳工权益的有关规定缺乏了解，引起劳资关系紧张，罢工频繁发生，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无法维持。因此，中国家电企业海外投资项目成立初期需要了解当地的商业文化及其他地方习惯等，避免在企业运营后出现不应有的风险。

3）劳工：一般而言，外国政府对工人权益的保护力度比较大，该国的劳动力量已比较强大，工会一般有权同企业主就工资、福利待遇、加班等劳动事宜进行谈判，并将影响到企业经营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如中国企业上海汽车集团收购韩国双龙汽车公司初期就遭受工会的反对，在成功收购后也遭到工人数次罢工或抗议等，严重影响公司的正常运作。因此，有必要了解当地劳工状况及工会的运作等，并提前采取相应的措施，避免发生工会与企业对立，影响公司运作及企业在当地形象。

4）环境保护。各国在加大吸引外资力度的同时，也越发重视环境保护的立法及执行力度。任何投资项目，即使能够给当地带来很大的经济利益，如贡献税收、解决就业等，但如果违反投资国的环境保护法，很可能导致项目叫停并被处以巨额罚款。因此，尽管家电企业海外投资成产的产品不属于容易造成环境污染的产品类别，但亦应加强对此问题的重视，避免发生因违反环保规定导致投资项目不能顺利推进的风险。

5）外汇。不同国家货币在使用及兑换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外汇风险。企业跨国投资取得效益或遭受损失的多少，除了东道国的市场与竞争因素外，货币与汇率的变化常有较大的影响。因为在企业的收入或支出、以及进行外汇交易的过程中，汇率的变动将影响到企业的净额外汇现金流量、本外币的利润等等。因此，需要了解投资国关于外汇方面的管制，并根据了解的信息制定相应的准备预案。基于上述分析，公司在海外投资项目中可以考虑如下措施，以避免或减少投资风险：

第一，对投资国进行充分、详细的投资环境调查并形成书面分析报告。公司应在投资前对投资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政局稳定情况和对外国投资的优惠政策、相关法律等进行综合评估，做好对投资国政治、经济形势的评估，必要时可以借助大型国际投资咨询公司的专业力量。海外公司成立后，海外经理人员应及时提供当地各种政策动向的情报，并进行汇总分析。

第二，借助双边、多边投资保护机制，保护投资公司的利益。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是以两国政府为主体作出的承诺。我国与别国签订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受保护的投资财产种类；对外国投资者的投资及与投资有关的业务活动给予公平合理的待遇；对外国投资财产的征收、国有化措施及其补偿；投资及其收益的回收；投资争议的解决等。我国企业跨国投资应注意利用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进行协商，争取权益。

第三，家电企业需要重视外部中介机构的作用。无论是投资项目初始阶段，还是公司成立的后续运营阶段，都会发生各种需要外部中介机构提供协助解决的法律风险及商业风险等。如项目前期可行性调查及投资国整体投资环境分析阶段，可能需要国际投资顾问公司提供相关报告，以助于家电企业更好评估投资风险；企业为了减少现金出资额，同时为了变相提高投资总额等考虑，可以通过提高评估价格等方式以设备出资，各国海关法关于设备出资的监管及设备进口等规定差异很大。俄罗斯海关法规定如果作为出资的设备超过一定金额，需要经过当地的评估机构认定设备的价格，为了确保企业内部的作价得到维持，必然需要聘请当地报关行等提供相关服务；公司设立过程中需要签订的重大合资协议及资产租赁协议等需要当地律师提供更为专业、及时的法律支持。

四、家电企业法律风险的总体管理原则

（一）家电企业高度重视法律风险。法律风险的界定及管理失误可造成企业经济损失，因此，企业相关人员需要对法律风险管理负有责任。国际一些大公司将有效地管理企业法律风险应当作为对企业相关人员业绩考核的一部分。

（二）完善企业内部的风险管理与监控制度。随着国内和国际商业环境和法律环境的变化，法律风险也会发生变化。因此，企业应建立现代企业法律治理制度，以使企业各部门及其子公司针对所面临的法律风险采取统一有序的预防和补救措施，并定期对法律风险和法律风险管理措施的优先顺序进行评估。

（三）企业内部律师加强法律风险的管理与引导。律师应当与企业高层管理部门的其他人员协同工作，共同制订企业法律风险管理战略计划，并根据高层管理部门的安排定期对相关制度进行审查、更新。同时，通过各种途径提升各层级次管理人员的法律风险防范意识与能力。

（四）提升律师对企业经营活动的理解、加强公司内部律师团队建设。公司内部律师应积极了解企业运作流程及整体思路与策略，从而洞察企业经营过程中可能的出现的法律风险及经营风险并提出有针对性、操作性较高的法律建议或制度设计。

（五）加强企业内部不同部门、企业与下属企业之间的沟通与协作。企业法律风险的管理是一项比较系统的工程，它涉及到企业运营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因此，只有通过各部门之间相互配合、信息共享，共同努力才能比较及时发现法律风险、建立风险防范体系。

五、家电企业法律风险管理战略

家电企业法律风险管理战略应和各子公司的整体商业战略相一致。根据业务性质的不同，法律环境不同，企业法律风险管理战略应当包括就下列事项制订防止违规和风险评估制度：

1、防止违规方面的管理；

2、合同管理；

3、知识产权管理；

4、索赔/诉讼事项管理；

5、国内和国际商业活动管理；

6、公司治理和公司秘书工作管理；

7、环保、人身健康和安全法律事务的管理；

8、劳动关系法律事务管理；

9、企业投资、资产出售、并购和重组；

10、其他事宜。

制订法律风险管理战略计划的一个步骤，公司应对其所面临的现有以及潜在的法律风险进行初步评估，并确立法律风险管理项目的优先顺序。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应当就评估过程中发现的重大法律风险提出解决方案，确定将该法律风险降至可接受的程度的具体措施，以及实施期限和先后顺序。

中国法律环境分析 篇2

关键词：环境税,法律制度

1我国建立环境税法律制度的必要性

1.1我国现行排污收费制度存在的问题

在多年的实践中, 环保排污收费制度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 但却存在着诸多缺陷, 已经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其根源在于环境收费制度作为政行为, 缺乏法律的规范和监督, 容易滋生个人腐败行为, 特别是按照规定向污染企业征收一定比例排污费的方式, 用以实现对资源损害的补偿办法也已暴露出较多的弊端:排污费征收标准过低, 收费远远低于正常处理所需费用, 导致排污单位宁肯缴纳排污费也不愿投资治理污染。

1.2符合国际惯例

从国外经验来看, 开征环境税, 是政府有效治理环境污染、筹集资金、增加环保投入的重要手段之一。目前, 欧盟国家统一征收碳税, 以鼓励减少使用矿物燃料, 从而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治理大气污染与温室效应。而我国至今还没有建立与环境保护有关的绿色税。所以应学习国际经验, 征收环境税。

2我国现行环境税收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2.1环境收费多

建国以来, 我国长期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 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政府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 行政命令、强制规定、官本位成为政治体制的特色。政府的权力往往会成为腐败的根源, 从而为政府某些部门滥设收费、乱收费行为滋生和蔓延提供了土壤。在这样一种环境下, 环境收费增多, 环境“费主税辅”就成了一种必然。目前环境收费行为仍占主导地位。环境收费多, 不仅让人们不堪重负, 而且也不利于对环境收费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

2.2环境税种少

我国现行税制中涉及环境保护方面的具体的环境税种规定得太少, 如前所述, 目前只有资源税、消费税、车船使用税、城市建设维护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耕地占用税几种, 缺乏系统性, 不能适应我国新形势下环境和资源保护的要求。现行税法中只规定了一些临时性、阶段性、辅助性的环保措施, 如在企业所得税中只规定了保护环境、治理污染的奖励措施等, 而大多数税种对于环境保护的设计非常粗糙, 保护范围极其有限, 而且调节力度不够。

2.3排污收费制度存在诸多不足

环境污染的排污收费制度是我国目前环境治理的一项重要制度, 但这一制度也存在很多缺陷, 如收费的依据单一、征收范围有限, 强制性较弱等, 在实践中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具体表现在: (1) 排污收费范围狭窄, 无法顾及很多排污行为。如流动污染源、居民生活用水污染、城市生活垃圾等均已成为重要的污染源, 但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规定对其征收排污费, 这是对“污染者负担原则”的违背。 (2) 排污收费的强制性较弱, 我国《排污收费征收管理办法》规定, 对于抗拒缴纳排污费的单位或个人,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依法采取增收滞纳金、处以罚款、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等强制措施, 但这些强制措施的强制性是很弱的。

2.4优惠政策不完善

税收优惠是国家税制的一个重要方面, 是税收政策多样化的体现, 是税收立法中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对纳税主体起着政策导向作用。我国有关环境保护的税收优惠政策涉及的税种和项目少, 优惠方式单一, 调控作用不强, 实际意义不大, 不能充分体现税收政策的导向作用。为了体现税收政策的灵活性和有效性, 国际上通常将加速折旧、再投资退税、延期纳税等税收优惠方式应用于环境保护税收政策中, 而我国在这方面几乎是空白。

3对我国环境税收立法的建议

3.1扩大纳税主体的范围和征税范围

现行资源税只对原油、天然气、煤炭、盐等七种资源征税, 远不能达到保护资源合理利用的目的。由于我国没有对森林、水、草场等资源开发利用征收资源税, 而导致这类资源破坏严重。因此, 应当扩大我国资源税的税目, 除了已经规定的七个税目外, 还要把空气污染税、土地、水、森林、噪音税等列为税目。如噪音税则可以考虑对特种噪音, 如飞机的起落、建筑噪音等征税。如日本、荷兰按飞机着落次数向航空公司征税, 有些国家则依据噪音的生产量征税。

3.2实行费改税

我国在治理环境污染方面是费与税并存并且是以费为主税为辅的立法现状, 目前仍存在许多资源收费, 而且收费标准不一、收费制度混乱, 这都不利于保护自然资源, 因此有必要实行“费改税”, 将各类资源性收费如矿产资源管理费、林业补偿费、电力基金等并入资源税。对现有的政府收费进行清理整顿的基础上, 用税收取代一些具有税收特征的收费, 通过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初步建立起以税收为主, 少量的、必要的政府收费为辅的政府收入体系。

3.3改革现行排污收费制度

我国目前的排污收费制度在征税范围、管理体制等方面都存在着缺陷, 使其在实践中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 达不到保护环境的目的。针对这一情况, 应对已经过时的与排污收费有关的法律法规进行修改, 具体的改革措施是:将排污收费改为排污收税后并入新开征的环境保护税, 排污收费项目并入相应的环境保护税税目, 同时完善环境税的强制措施, 以保证环境税的及时征收、到位。加强对排污费的管理和使用的监督。

3.4实行环境保护税的优惠措施

我国应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 灵活运用多种税收优惠措施激励企业治理污染, 保护环境。第一, 实施鼓励企业开展治污领域的科技研究与开发的税收支出政策。国家应对防污治污的技术研发高度重视, 鼓励企业从事环保科研活动, 从而增强治污支出的整体效益。第二, 实行刺激企业投资防污设备的税收优惠政策。对工业企业购入的环境保护设备允许抵扣进项增值税额等, 这就能促使企业开发先进技术, 加速设备的更新换代。第三, 尽可能取消或调整不利于环保的税收政策。在适当时候应取消对农膜、农药特别是剧毒农药的优惠增值税待遇;严禁或严格限制有毒、有害化学品或可能对我国环境造成重大危害的产品进口, 大幅提高上述产品的进口关税。

参考文献

[1]杰弗里·希尔.自然与市场——捕获生态服务链的价值[M].上海:中信出版社, 2006, 12.

中国地方旅游法律环境分析 篇3

摘要:中国地方旅游法律是旅游法律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决定了地方旅游的发展方向。本文研究分析中国地方旅游法律文件效力发挥、各地旅游立法、旅游执法的忽视、地方旅游法规的滞后性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给出建议推动旅游法规发展。

关键词:地方旅游;法律环境;立法体系

一、地方旅游管理条例基本情况

地方旅游管理条例是指省级人大常委会或人大通过和颁布的、目前仍在使用的地方性旅游法规，是地方旅游法律体系中的“宪法”，起到重要的统领作用，也是地方旅游法律环境评价的重要指标之一。其颁布与否、颁布时间、主要内容的规定、修订状况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方旅游业发展及旅游法律环境的成熟程度。

二、地方旅游法律体系现状分析

1.框架构成有一定出入。就旅游法律体系主体框架而言，各地基本形成，不同地区旅游法律体系框架的丰富程度有比较大的出入。地方旅游管理条例出台，并不意味着地方旅游法律体系的完善。在我国，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旅游法律体系都不够完善，地方旅游立法在旅游业许多相关领域仍是盲点。从旅游业发展起步的时间和速度的角度分析，越是起步早、发展快的地区，旅游法律体系越是完善;相反旅游业后发展地区，尽管旅游业发展速度较快，但相应的法律法规没有及时制定，旅游法律体系存在较大缺欠，这也是旅游业后发展地区存在的较为普遍的现象。

2.旅游资源类法规比较丰富。旅游资源是旅游业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各地旅游法律体系均就各类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管理、保护等问题，制定了相关法规或政策性文件，形成一定的规模、体系。首先，在各地旅游法律体系中，旅游资源保护类法规文件的类别、数量与地方旅游资源特色优势基本吻合，也反映了地方旅游法律体系的差异。其次，各地区旅游资源类法规颁布的时间较早，足见各地对旅游资源开发、保护及管理的重视程度。其中一些地方在该立法领域还有所突破。

3.法规颁布、实施的时间存在明显的时间差，直接反映了各地旅游法律体系的成熟状况。法律滞后是不容回避的客观存在，但滞后的程度却会大大影响其作用的发挥。这也意味着一些省份虽然旅游法规文件绝大部分颁布于2000年以前，但在旅游业快速发展的客观实际面前，也会存在滞后的问题，在内容方面需要不断修订、补充和完善。

三、对地方旅游法律环境的认识通过大量的考察和对地方旅游法律环境的比较分析，我们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1.地方旅游法律环境成熟度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与各地旅游业起步的时间、各地宏观经济社会、人文环境背景等的不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首先，各地旅游法律体系完善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其次，从各地旅游法律体系内容本身比较也存在着差异。然而研究结果表明，目前这种内容上的差异性并不明显，各地旅游业发展的特色优势没有得到很好地彰显。因此对于地方旅游法律体系的差异性必须辨证地看待，形式上的差异将会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旅游法律环境的逐渐成熟趋于弱化；而内容上的差异则是客观必然，应作为地方旅游立法的一个重要原则和地方旅游法律体系评价的一个主要内容。

2.地方旅游法律效力的发挥存在很大的局限性。这是许多地方旅游法律体系存在的较为明显的共性问题。一些旅游业起步早、发展快的地区，因旅游立法时间早，有一定立法经验，许多法规条例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适用、修订，逐步完成了由效力层次较低的政策性文件向效力层次较高的法规性文件的过渡。而一些旅游业后发展地区，旅游法律体系中旅游政策性文件仍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就法律效力而言，立法起点低，将直接影响其作用的发挥和在行业领域内调整的力度及其权威性。这一转变过程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

3.地方旅游立法、旅游执法透明度不够。透明度原则是《服务贸易总协议》中的基本原则。在我国无论是地方旅游立法，还是旅游执法，对旅游企业、旅游者而言，其透明度都远远不够。虽然这一现状与目前我国非制度化的政务公开的形式和尺度有关，但不可否认的是旅游活动中更多的是涉及旅游活动参加者的权利、义务、责任等问题，“法律作为一种行为指南，如果不为人知而且无法为人所知，那么就会变成为空话”。因此，必须加大地方旅游立法和执法的透明度，推进规范的网上政务公开和信息发布，健全公开透明的旅游公众信息服务渠道。

4.地方旅游法律严重滞后。旅游业由于旅游活动参加者之间各种经济法律关系的复杂性、交叉性，旅游产品有别于普通商品的特殊性以及行业管理的多样性等原因，造成制定旅游法律法规的各种因素常常呈现出活跃和不断变化的状态，这使得旅游法律滞后性特点表现得尤为突出，且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从地方旅游业发展实践来看，这种法律本身的滞后性又会因各种主、客观原因而被加强，导致更多地方旅游法规效力、调整规范的力度减弱。因此，作为地方旅游立法机构和相关部门，应根据旅游业本身动态性和不稳定发展的特性，适时制定新的地方旅游法规、条例，修订、完善以往的旅游法规、条例，从较大的程度上克服法律的滞后性。没有必要因固守“法律的滞后性”而付出不必要的“稳定性”代价。

我国旅游业发展仅有20几年的时间，在地方旅游法律环境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对旅游业的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我们也必须正视其中存在的各种间题，端正认识，寻求解决的对策和途径，以便更大限度地发挥地方旅游法规的规范和调整作用。

参考文献：

[1]韩玉灵:浅析我国旅游立法.法学杂志.2006.8.

[2]伍 鹏:完善旅游立法 健全旅游法制.思想战线.2002.2.

中国法律环境分析 篇4

环境保护诉讼案件数量增多：2015年-2016年，社会组织和试点地区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一审案件189件。案件数量与2015年之前年均8件相比有了大幅增长。案件类型更为多样，涵摄大气、水、土壤、海洋、森林、濒危植物保护、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乡村等多个环境要素的保护。

环境保护监管力度加大：近几年随着国家安全环保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和修订，安全环保形势日趋严峻。“大气十条”“水十条”“土十条”相继出台，彰显了国家铁腕治污的决心。席卷而来的环保风暴使企业安全环保压力剧增，行政处罚、停产甚至刑事追责等现实性、高发性法律风险不容忽视，伴随环保风暴的常态化，加强法律风险防控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二、环境保护诉讼兴起的原因

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日趋完善。《大气污染防治法》强化污染排放总量和浓度控制，强调源头治理，明确了处罚措施。2018年1月1日起施行的《环境保护税法》，将环保费改税，扩大征税范围，对超标、超总量排放实行加倍征收。《环境保护法》授权环保部门对超标排污或超过排放总量的企业可责令其限制生产、停产整治，甚至停业、关闭；新增了“按日计罚”的制度；对情节严重的环境违法行为适用行政拘留。

法院履职行权积极全面。“最高法、最高检”联合发布“关于办理环节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18个条文，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危废处理处置违规、减少环保设施运行支出、监测数据造假等进一步加大刑事惩罚力度。《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被评为2015最高人民法院十大司法政策之首。设立环境法庭，截至2016年，全国法院共设立环境资源审判庭、合议庭或者巡回法庭共计558个。培训专门审判人才，连续三年对全国600余名法官进行环境资源审判业务专业系统培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审判研究，发布4批环境资源司法审判典型案例。

检察院依授权直接起诉方便快捷。2015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开展提起公益诉讼试点”。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了试点实施方案，在北京、内蒙古、吉林、江苏、山东等13个省(区、市)试点区域，已提起公益诉讼案件上百件。检察院除了自己充当原告直接起诉，还出庭支持公益组织的公益诉讼，以法律监督机关身份进行有力监督。

环保组织作为环境公益诉讼主力热情高涨。原因一是法律提供保障。《环境保护法》明确规定了社会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尽管其对社会组织的范围进行了限定，但也极大激发了社会组织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热情。二是我国环保社会组织逐步发展壮大。全国大概有700余个社会组织符合法律和相关解释规定具备环境公益诉讼起诉资格。三是社会给予大力支持。比如在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的支持下，设立了环境公益诉讼支持基金，该专项基金在2015年一年就支持了10个环保个案。

公益律师主动参与提供法律援助。在众多参与公益诉讼的主体中，作为现代法治重要推动力量的律师以其自身的职业特点使其在公益诉讼中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加之媒体的热情关注，促使律师出于某种需求，更加踊跃参与，甚至是无偿提供服务。舆论媒体推波助澜促使信息公开。公益诉讼因其显然的“公益性”得到媒体的普遍关注，而且有相当一部分的公益诉讼正是由于媒体的报道才使公益组织了解到污染和起诉的线索，从而得以进入到司法程序。

三、环境保护诉讼的特点

1．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原告只需提供初步证明材料证明环境污染事实及侵害方存在即可。被告需自证清白。法院有协助原告调查和鉴定取证的权利和义务。环保部门有支持人民法院提供相关证据的义务。

2.经质证的专家意见可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环境侵权案件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技术性，对于污染物认定、损失评估、因果关系认定、环境生态修复方案等问题，通常需要从专业技术的角度作出评判，环境损害数额的确定，往往需要通过技术手段鉴定，但在鉴定困难、鉴定成本过高或不宜进行鉴定的情况下，法院可以参考专家意见。当事人申请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或者就因果关系、生态环境修复方式、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以及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的损失等专门性问题提出意见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专家意见经质证，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3.调解结案是处理环境公益诉讼的惯常做法。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具有受害人众多，侵害范围广，因果关系复杂，取证、鉴定等程序繁琐，作出判决的成本高昂，以调解方式解决环境保护公益诉讼纠纷，既可以切实提高效率，减轻诉讼负担，还能弱化双方的对抗性，促进互谅互让，缓解社会批评，维持自身正面形象，体现和谐社会的秩序价值。且在诉讼过程中，双方为达成调解协议作出妥协而认可的事实，不得在后续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根据，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双方均同意的除外。环境公益诉讼的调解在程序上与民事诉讼略有不同，增加了公众对和解协议的监督。

4.可以裁决并执行修复生态环境。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被告自行组织修复生态环境，可以委托第三方修复生态环境，必要时也可以商请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共同组织修复生态环境。

四、企业的应对策略

1.加强预防,做好环境保护法律风险防控

扎实开展环境保护法律风险防范工作。企业应结合生产经营实际与作业流程，识别出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造成或可能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环境保护法律风险点，制订本企业《环境保护法律风险管理清单》，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强事前预防和事中控制，细化全员环境保护责任。

严把环境保护法律风险防范的临界点。不断加大环境保护普法宣传力度，坚决把住环保法治“红线”和“底线”,尽量避免和减少各类环保行政处罚，坚决禁止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有关“严重污染环境”和“后果特别严重”犯罪行为的发生。2.有序应对,做好环境保护争议案件处理

要建立争议化解联动协调机制。加强法律、环保、生产运营、维稳、宣传等多部门、多专业合作，一方面要确保案件处理期间，原有风险得到有效控制，且不再发生环境争议事件,环保达标生产运行稳定，社会舆情可控，避免因外部舆论影响到案件的办理；另一方面要集中各方优势、专长和影响形成“合力”，有效应对外部异议。特别是要发挥好环保专家在认定损害事实、制定修复方案、确定赔偿损失、确认鉴定意见、参与调解和开庭审理中的作用。

要建立争议化解多方合作机制。各企业在日常工作中要着力构建良好的环境保护外部工作环境，主动加强与国家和地方环境行政主管部门沟通，及时反映存在的问题，争取各方的理解和支持；加强与法院之间的业务交流，建立与社会公益组织之间的信息互动，妥善处理好与这些机构和组织之间的关系。主动接受外部的监督指导，通过沟通交流，增进理解合作，为化解矛盾、定纷止争，营造良好的环保治理共商共管的外部格局。

要留存有利证据强化举证责任。证据是诉讼之王。企业应当树立全过程环境保护证据管理意识，及时有效收集、保存证据，确保关键事实均有证据支撑。对贯彻证据管理制度不力，故意毁灭证据，疏于管理丢失重要证据，未经审核擅自对外提供不利证据资料等，给公司合法权益造成较大损害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应给予相应处分，涉嫌违法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要审时度势调整策略确保应诉得当。要用好企业法律人员和外部律师这两支队伍力量，内外结合做好环保争议化解。在诉讼过程中，无论在程序上还是实体上，要充分考虑环保案件的特殊性，从经济合理、维护企业正常运行秩序的角度，拟定出得当的应诉总目标和诉讼策略。力争以调促和，以调止争，以最小的代价、最小的成本，最大限度消除或减少不利影响，提高环境污染争议处理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3.检查督导，强化环境保护问题分析与法律风险警示。

中国法律环境分析 篇5

2011年11月9日，央视《新闻30分》报道，发改委证实电信联通因涉嫌价格垄断遭调查，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对于电信联通是否涉嫌垄断，各界众说纷纭，《人民邮电报》甚至在头版发表文章，以“混淆视听，误导公众”为题对央视有关报道提出质疑。

下面我们就根据媒体的报道来根据2007年我国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来分析一下。

根据反垄断法的总则规定反垄断法是为了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来制定的。

反垄断法规定的垄断行为包括三个部分：

（一）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

（二）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

（三）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

第六条规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不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竞争。第十八条 认定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应当依 据下列因素：

（一）该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以及相关市场的竞争状况；

（二）该经营者控制销售市场或者原材料采购市场的能力；

（三）该经营者的财力和技术条件；

（四）其他经营者对该经营者在交易上的依赖程度；

（五）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的难易程度；

（六）与认定该经营者市场支配地位有关的其他因素。

第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推定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一）一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达到二分之一的；

（二）两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合计达到三分之二的；

（三）三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合计达到四分之三的。

有前款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情形，其中有的经营者市场份额不足十分之一的，不应当推定该经营者具

有市场支配地位。

第十三条 禁止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达成下列垄断协议：

（一）固定或者变更商品价格；

（二）限制商品的生产数量或者销售数量；

（三）分割销售市场或者原材料采购市场；

（四）限制购买新技术、新设备或者限制开发新技术、新产品；

（五）联合抵制交易；

（六）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他垄断协议。

本法所称垄断协议，是指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决定或者其他协同行为。第十四条 禁止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达成下列垄断协议：

（一）固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价格；

（二）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

（三）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他垄断协议。

第十五条 经营者能够证明所达成的协议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适用本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的规定：

（一）为改进技术、研究开发新产品的；

（二）为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增进效率，统一产品规格、标准或者实行专业化分工的；

（三）为提高中小经营者经营效率，增强中小经营者竞争力的；

（四）为实现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救灾救助等社会公共利益的；

（五）因经济不景气，为缓解销售量严重下降或者生产明显过剩的；

（六）为保障对外贸易和对外经济合作中的正当利益的；

（七）法律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情形。

属于前款第一项至第五项情形，不适用本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的，经营者还应当证明所达成的协议不会严重限制相关市场的竞争，并且能够使消费者分享由此产生的利益。

第十六条 行业协会不得组织本行业的经营者从事本章禁止的垄断行为。

第十七条 禁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从事下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一）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商品或者以不公平的低价购买商品；

（二）没有正当理由，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

（三）没有正当理由，拒绝与交易相对人进行交易；

（四）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进行交易或者只能与其指定的经营者进行交易；

（五）没有正当理由搭售商品，或者在交易时附加其他不合理的交易条件；

（六）没有正当理由，对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差别待遇；

（七）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他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本法所称市场支配地位，是指经营者在相关市场内具有能够控制商品价格、数量或者其他交易条件，或者能够阻碍、影响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能力的市场地位。

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在宽带接入领域的市场份额加起来超过了2/3，满足“在市场中占有支配地位”的判定条件，所以必须要受到《反垄断法》的约束。根据《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判定一个企业是不是垄断需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看这个企业是不是在市场中占有支配地位；但市场占有率并不是判定垄断的唯一标准，关键是要看这一垄断企业是否针对弱势竞争者，滥用了其垄断地位，采取了不正当的市场行为，如果这两个条件同时具备，相关部门就可以认为企业的垄断是成立的。

高红冰认为，根据调查与研究显示，与2/3的市场份额相比，在某些区域市

场上，这一数字甚至更高，因为与其他行业垄断形态不同的是，宽带接入的市场的垄断是以地方割据形态存在的。比如说中国联通在北京的市场份额几乎近于独家垄断。从全国来看的话，中国电信占有南方21省的固网宽带市场，中国联通是占有北方10省的固网宽带市场，是各自占有的割据市场。

此前有媒体称，此次发改委反垄断调查针对的是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的专线接入市场的垄断问题。也就是说，无论发改委反垄断调查最终结论如何，都与普通用户的宽带价格没有关系。

中国网络电视台报道称“与消费者无关说辞荒唐。”由于存在着割据垄断的状况，电信与联通之间的互联就成了大问题。互联互通状况非常的不好，要远远的低于目前工信部规定的互联互通的带宽的时延或者丢包等其他服务标准，对消费者的巨大损害就已产生。

首先，针对专线的接入用户存在巨大的资源浪费问题。例如各个部委的信息中心、各个国有大企业的信息部门或者是信息机构等，在需要区域之间的宽带接入时，由于电信与联通的两个网络之间的连接质量不好，就必须要用专线分别连接到这两个网络，那么就会造成一个巨大的资源浪费，或者说是给这些的用户制造了巨大的选择障碍；

另外，对于普通的家庭用户存在链接不畅问题，比如北京的联通用户去访问南方中国电信的网络，要先跨过北京联通的网，用通过互联互通的带宽到南方中国电信的网站上进行访问，但由于互联互通的通路很窄，就会出现有时候连得到，有时候连不到的状况，这直接就会导致普通用户在使用的时候出现障碍，权益受损。

《人民邮电报》报道称 “互联网接入”分为不同领域，发改委此次对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发起的调查，是针对SP接入市场而不是公众市场，SP接入市场不涉及普通用户。高红冰解答 “价格歧视”这一行为表现时，建议对中国电信和联通的垄断行为形成一个裁定。针对不同用户分类后区别对待，并采取两项措施真正解决问题根蒂。

用户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用户就是跟他们有竞争关系的“弱势运营商”，是指不在中国电信和联通的行政性的资源范围内运营商；比如说长城宽带、歌华有线、铁通等，这些，还有国际性出入口的带宽，当这些运营商需要接入服务时，电信和联通就会采取更高的价格，并且指定必须由集团审批，必须到指定的北京、上海、广州等三个节点接入。另一类用户就是没有竞争关系的运营服务商，像大的互联网络公司则给予一个低价。可以促进互联网发展步伐，避免新兴弱势运营商永远也发展不起来的弊端。

《人民邮电报》报道本事件时认为，中国地域宽广，农村和偏远地区所占面积大，宽带建网的难度和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不可同日而语；我国也尚未把宽带上升到国家战略。宽带作为社会最基本的基础设施之一，是与国情和人均GDP相匹配的。经济发展状况的差异，导致某一产品服务的价格和普及率差异，是很自然的。

高红冰回应指出，我国在“十二五”期间要打造战略新兴产业，战略新兴产业无论哪个行业，都跟网络直接相关，所以中国要建设成一个互联网的强国，如果我们的宽带基础设施不能够去迎接这个挑战，不能够很好的服务好的话，这个瓶颈无疑是会拖我们的后腿的。另外，我们的产业经济在跟发达国家去竞争的时候，如果我们的宽带基础设施不能够充分的竞争、开放的话，也会成为我们国际竞争中的一个短板，这两个短板会严重的影响制约到我国国家战略，所以，站在这个高度上来讲的话，宽带这个瓶颈一定要去打破，宽带的垄断体制一定要去打破，所以依据《反垄断法》，发改委做出这样一个处罚，是非常重要、非常及时的。

高红冰还认为，发改委的处罚如果最终得以下达，意义是非常重大的。首先，这是《反垄断法》出台三年后，对国有企业第一次实施了反垄断的处罚，因为反垄断法的精神核心就是让处于市场支配地位的公司有所约束，而不是肆无忌惮的滥用自己的市场支配地位。而且悬剑本身是让这些处于市场支配地位的国有企业都要认真地学习《反垄断法》，看看自己、检讨自己是不是有违《反垄断法》的行为。而且，市场化的机制也将有助于国有企业提高它的市场竞争能力，而不是光靠行政的资源而不去发展市场竞争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国企的下一步市场化的竞争实际上是一个巨大推动和促进作用。

第二就是宽带接入市场的瓶颈影响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甚至影响国家的战略新兴产业，影响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主战场，它的问题如果解决好了，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从这一意义上讲，发改委的这次反垄断调查是无论怎么肯定都不为过”。

一份尚在进行中的反垄断调查，经媒体报道后掀起巨大波澜。此次反垄断调查剑指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两家公司因涉嫌价格垄断被发改委调查。至今，相关部委仍未公布举报方信息以及立案标准，这让此次反垄断调查的出台过程显得更加诡秘。

我国《反垄断法》针对的是垄断行为而不是市场地位。根据《反垄断法》第三条规定，垄断行为包括：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经营者有市场支配地位，但没有滥用市场权利的行为，也不违反《反垄断法》。

在互联网接入市场上，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所具有的市场支配地位，既是政策使然，又并不违法。反垄断专家谈亚军认为，具备市场支配地位，并不当然地就构成垄断，关键是看其是否滥用这种支配地位实施了垄断行为。

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存在价格歧视，称两家运营商利用市场支配地位，给竞争对手开出高价，而对于没有竞争关系的企业，价格就要优惠一些。在互联网专线接入市场，向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出租带宽价格的差异，必然意味着垄断吗？显然，这不能简单套用概念，应该基于服务接受者的需求实际情况，比如网络资源消耗等来考量。

有业内专家认为，ISP专线接入的宽带产品、服务保障和竞争态势不同，加上区域因素的影响，每个用户的交易条件都不一样，则价格必然会有差异。如果因为价格存在差异就进行价格管控，又成了政府定价。那才是真正的垄断。ISP专线接入价格若不能按照市场机制定价，将扭曲市场的资源配置。

《反垄断法》草案立法小组成员张昕竹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宽带市场包括零售端用户接入市场和信源端的接入市场，这两大不同市场之间形成的约束力要求运营商小心权衡定价。他认为，竞争对手认为定价太高是无视市场规律，忽略了机会成本。考虑机会成本来执行差异定价是一个理性的结果。

执法者单方面可认定垄断？

据新华社报道，今年4月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对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涉嫌价格垄断案展开调查。10月17日，发改委就初步调查结论认定征求国务院法制办、最高人民法院和工信部意见。会上，各方意见分歧较大，发改委表示，将就有关方案在征求国资委和工信部的意见后上报国务院。11月9日，在发改委未征求相关部门和企业的意见之前，李青通过央视披露了反垄断调查情况。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院长助理刘刚认为，此次反垄断调查在程序上有问题，按规定，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之前，是不适合对外发布的。根据《反垄断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反垄断执法机构对涉嫌垄断行为调查核实后，认为构成垄断行为的，应当依法作出处理决定，并可以向社会公布。”

中国环境污染状况分析 篇6

人类的发展是以自然资源和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为基础的，资源和环境是不可分的，资源的实质就是环境，一次，要保证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保护环境。我国长期以来实行资源高消耗、环境重污染、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实际上我国高速经济增长是以巨大的生态环境污染为代价的。近20年来，我国在总体上承袭了“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事实证明，此种模式只能带来更严重的污染。因此，必须采取更加行之有效的防治对策及管理措施以制止和降低环境污染的加剧。

一、我国目前环境污染现状

1、水体污染现状

2008年，全国废水排放总量571.7亿吨，比上年增加2.7％。其中，工业废水排放量241.7亿吨，占废水排放总量的42.3％，比上年减少2.0％。城镇生活污水排放量330.0亿吨，占废水排放总量的57.7％，比上年增加6.4％。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排放量1320.7万吨，比上年减少

4.4％。其中，工业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排放量457.6万吨，占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的34.6％，比上年减少10.5％；城镇生活污水中化学需氧量排放量863.1万吨，占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的65.4％，比上年减少0.9％。废水中氨氮排放量127.0万吨，比上年减少4.0％。

（1）、地表水体严重污染

根据国家环保局2005年的统计，国家环境监测网七大水系的411个地表水监测断面中，I一Ⅲ类、Ⅳ～V类和劣V类水质的断面比例分别为41％、32％和27％。其中，珠江、长江水质较好，辽河、淮河、黄河、松花江水质较差，海河污染严重。28个国控重点湖(库)，满足Ⅱ类水质的湖(库)2个，占7％；111类水质的湖(库)6个，占21％；IV水质的湖(库)3个，占1l％；V类水质的湖(库)5个，占18％；劣V类水质湖(库)12个，占43％。大的淡水湖泊和城市湖泊均为中度污染，巢湖、滇池和太湖污染严重，水质均为劣V类。调查的139座主要水库中，水污染极为严重的劣V类水质水库有8座。四大海区沿岸近海海域水质恶化日趋明显，其中渤海、东海污染较重，南海较轻。重点河口、海湾、港口、大中城市附近海域污染较为严重。

（2）、地下水体严重污染

据环境保护部门对我国118个城市地下水监测资料的评价，污染较重的城市有76个，占64%，污染较轻的城市39个，占33%，基本未受污染的城市只有3个，不足3％。据统计分析，地下水污染的特点：①“三氮”污染；②硬度升高；③酚、氰化物、砷、汞、铬、氟等有毒有害物质污染。这类物质对人体健康有严重危害，它们不易分解，不易沉淀，易被生物体富集转化成毒性更强的有机化合物，并在迁移循环过程中遍布水体、土壤和作物，污染环境，危害生态。

（3）、降水酸化正成为新的污染源

调查表明，以煤烟型为主的大气污染导致酸雨的覆盖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30％，呈明显的区域性特征。1998年，我国降水年平均pH值<5．6。据监测，酸雨地区城市地下水的pH值也明下降，如贵阳、常州、重庆等城市，近年来pH值年下降速率达O．035—0．045，因水质酸化，造成地下水总硬度增加、重金属污染和有机物污染加剧。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水污染无疑将存在，局部的水污染甚至还有可能加重。水污染已成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大约因素，严重威胁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2、大气污染现状

根据国家环保局优先考虑的环境问题可以看出，我国目前还处于第一代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阶段。其主要表现是：以燃煤排放的烟尘和二氧化硫为主要污染物的大气污染；以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排放的有机物为主要污染物的水污染；以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为主的生态环

境破坏。就大气污染而言，我国的总体情况并不乐观，其趋势是农村好于城市，小城市好于大城市，轻工业城市好于重工业城市。1997年11月21日一27日，国家环保总局对全国大城市的空气状况进行监测，发现污染最严重、最密集的大城市有3个；污染程度较重的城市相当于世界发达国家20世纪50一60年代严重污染时期的水平，1998年大气污染的状况有所改善，但仍不容乐观。污染类型可分为煤烟型、汽车尾气型、煤烟+汽车尾气型和复合型。

（1）、城市大气

根据国家环保局发布的环境状况公报，1996年全国城市总悬浮颗粒物平均浓度为309微克每立方米，比95年降低8微克每立方米，北方城市超标率>30％的占85％以上；全国城市降尘量平均值为16．2吨每平方公里，比1995年降低1．5吨每平方公里，降尘污染水平有所下降；二氧化硫浓度水平较高，部分城市污染相当严重，全国城市二氧化硫浓度平均为79微克每立方米，比1995年下降1微克每立方米；全国大城市汽车尾气污染日趋严重，氮氧化物已成为一些大城市空气的首要污染物，全国平均值为47微克每立方米，与上年相比持平。氮氧化物污染主要发生在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

（2）、酸雨及其分布

由于人类在工业和其它活动中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降雨时溶解于水中，即形成酸雨。我国酸雨主要分布于长江以南，青藏高原以东及四川盆地。以长沙为代表的华中酸雨区，降水酸度值最低，酸雨出现频率最高，并且呈逐年加重趋势；西南酸雨区污染程度仅次于华中酸雨区，华南酸雨区、华东沿海酸雨区分布较广，污染严重。1996年，酸雨降水污染普遍加重，分布区域有所扩大。据84个国控网络城市监测降水平均pH值<5．6的城市有43个，pH值最低达到3．54。降水平均pH值<4．5的城市有4个。酸雨频率>60％的城市有24个，其中，酸雨频率>90％的城市有4个，酸雨频率>80％的城市有5个，酸雨频率>70％的有2个。近2年来还有逐渐加重的趋势，这与生产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密切相关。

（3）、噪声污染现状

目前，我国噪声污染已成为继大气污染、水污染之后的第三大污染，噪声对人体造成的危害主要有以下几种：①噪声危害听力；②噪声危害人的神经系统；③噪声危害人的心脑血管系统；④噪声可引起消化系统病症，造成肠胃机能阻滞，消化液分泌异常，胃酸降低；⑤噪声干扰人们的睡眠和休息；⑥噪声可影响母体中胎儿的正常发育和儿童的智力发展；⑦噪声能降低人们工作学习的效率，导致工伤事敌的发生。

噪声污染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交通噪声、建筑施工及工业噪声、社会生活噪声和家庭噪声。“目前噪声的主要来源是交通产生的噪声(54％)，其次是施工产生的噪声(16．9％)和生活中的噪声(15．9％)。另外商业经营产生的噪声(12．7％)也有一层以上的提及率。”这是零点调查和指标数据网最新进行的一项调查得出的结论。在部分城市的比较中，北京的噪声污染情况最为严重，24％的居民认为噪声很大，达到难以忍受的程度，噪声指数(2．81)高于其它城市。噪声污染第二严重的城市是武汉，其次是广州、济南和沈阳。噪声污染最小的城市是厦门，其污染指数只有2．17。

（4）、固体废弃物现状

固体废弃物也称固体废物，指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和生活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和泥状物质。按其来源不同，主要分为工业废物、矿业废物、农业废物、城市垃圾、放射性废物和传染性的废物等几大类。固体废物的管理主要是指控制其污染和实行资源化。随着生产的扩大，生活水平的提高。固体废物的成分日益复杂，排放量逐年增多，已成为世界公认的一大公害。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表明，将有害固体废物任意丢弃或进行不安全填埋。对环境的污染是极难治理的。多数情况下要花费巨额投资。现在有的城市，特别是近几年刚发展起来的县级市，还没有专门的固体废物处理场所，即使有一定的填埋场，其环保要求、技术操作规范等也达不到国家规定的标准。人们对固体废物的危害性，固体废物的资源化认识程度不高，致

使大量的固体废物随意抛弃、堆积、填埋，综合回收利用率较低。长期以来，在自然环境中囤积数量巳达到较高的程度，大量有毒有害物质渗透到自然环境中，已经或正在对生态环境造成大地破坏。

据有关资料反映，我国每年产生的固体废物可利用而没有被利用的资源价值250多亿元。发达国家再生资源综合利用率达到了50％一80％，而我国只有30％并且固体废物无害化处置与发达国家相比相差甚远。其主要原因：①环境因素。全社会对固体废物的处置与综合利用的重要性、紧迫性认识不足，还没有形成人人自觉保护环境。积极支持回收利用工作的风气；②技术因素。固体废物的处置与利用技术要求高。而我国目前综合利用的科技水平、加工设备、生产工艺等都比较落后，因投入少，科技开发能力弱，制约着固体废物处置与利用产业的发展。如我国城市固体生活垃圾的直接分类回收设施仍相当落后，甚至是空白的状况，这些垃圾的分类回收几乎全靠拾荒者；③政策因素。国家制定的关于固体废物的法律仅有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且没有相关的实施细则和法律解释，缺乏实际操作性。固体废物资源化综合利用相关的法律、法规还没有出台，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缺乏强有力的、长期的激励机制和制约机制。

二、环境污染防治对策及管理措施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实力的提高和公民环境意识的加强，制止和减少环境污染，加强生态环境建设的要求越来越迫切。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就开展了大规模的生态环境建设和综合治理，如1998年实施长江流域上游天然林的禁伐与保护工程、198年实施淮河流域环境污染治理的零点方案、1999年发布了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同时又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如《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建设项目管理办法》等，均体现了国家各级政府部门对生态环境的重视。

(1)污染控制正逐渐从末端治理转变为清洁生产。

末端治理是我国长期以来治理环境污染的一种基本手段，主要是通过环保部门强制排污单位采取必要的污染治理措施。这种治理方式是被动的，在不改变原有工艺的情况下，企业往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污染治理，增加了企业成本核算，因此使得大多数企业缺乏污染治理的积极性，甚至逃避对环境污染责任的承担。而清洁生产是实行全过程控制的一种形式，是一种主动的环境污染控制和治理模式。它主要包含了2个方面：

①在微观层次上要求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采用无毒无害的原材料，少废元废的清洁工艺，物料的闭路循环，节约原材料和能源，尽最大可能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和毒性，生产的产品在使用中和使用后不会危害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并易于回收和再生，易处理、易降解；

②在宏观层次上，要求从企业战略高度上对整个产品结构、能源消耗构成及产品消费模式进行调整，以达到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和最低限度地产生有害废弃物。我国已将推行清洁生产列入《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中，并明确提出转变大量消耗资源、能源、粗放经营的传统生产发展模式，调整单纯末端治理的环境污染控制体系，推行清洁生产的要求，这也是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措施之一。

(2)以“谁污染，谁付费”、“谁治理，谁收益”来代替“谁污染，谁治理”的治理方针。

“谁污染，谁治理”是在我国早期环境污染治理工程中提出的，对环境污染控制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长期以来，国民环境保护意识淡薄，加上在环境污染治理方面缺乏规模效应，大多企业单纯为满足市场短期需求和企业近期利益而逃避对环境污染责任的承担，加上我国环境保护法规的不完善和环境执法、监督不力，导致环境污染未能得到根本治理。在我国经济实力、科学技术水平和公民生态环境意识不断提高的条件下，应积极推广“谁污染，谁付费”和“谁治理，谁收益”的方针。通过对排污企业征收排污费，积累资金，扶持一批积极性高、技术力量雄厚的企业和团体，来承担对环境污染的统一治理，这样在污染治理方

面，可形成一定的规模效应，同时又可以避免环保处理设施的重复投资和重复建设，即省了资金，又促进了环保企业的发展。

PPP合同法律环境分析 篇7

多年来,面对日益增长的城市公共项目需求,政府部门作为投资与建设主体已经越来越无法满足公共项目的建设资金与运作效率两大要求。政府部门作为一个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和裁判者,直接参与到大量公共项目的建设与经营中,既不利于其履行维护市场秩序与宏观调控的职能,也不利于公平竞争,极易滋生腐败。因此,政府部门越来越倾向于把社会私有资金和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到公共项目建设中来,以便拓宽融资渠道,提高对公众服务的质量。

然而受长期计划经济的影响,尽管政府有关部门陆续出台了一些法规,中央也已经明确提出了基础设施领域向非国有资本开放的政策,为私营部门进入公用事业创建了法律与政策铺垫,但现有的法律法规制度还不能完全适应这样一种趋势,缺少统一配套的详细法律规定,私营部门要进入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在实践中仍然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问题,例如收费价格、准入资质、操作办法、政府担保范围等。因此,PPP项目运作的成功不仅依赖于政府信用、项目公司的能力以及政府与项目公司的关系、政府对项目公司运作的有效监督,更与PPP项目运作所需的配套法律法规息息相关。然而,目前我国针对PPP项目融资、建设与运营的专项法律法规建设不足,而且这种法律欠缺的局面短期内是不可能有“量”和“质”的转变。

1 PPP合同性质

鉴于PPP模式主要被用于公用基础项目,其利益相关方众多,影响范围广,投资金额大,因此其不可避免地要通过合同形式予以确定、维持。从这种意义上讲,PPP模式就是一种合同安排,它包括有特许权、合资、建设、融资、管理、回购、担保等一系列合同。例如菲律宾法律明确PPP模式下的BOT项目中的发起人与承办人进行的设计、融资、管理、维修等行为都必须通过合同方式实现,其中最核心的就是特许权经营合同。没有了特许权经营合同,政府部门就失去了招商、引资的基础,私营部门也就失去了投资、经营的信心,除非有足够的利润及完备的法律机制保障。

目前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对PPP合同属性应当界定为行政合同还是民事合同存在争议。从保障PPP项目成功运作的角度来看,PPP合同性质的定位对于合同双方当事人在纠纷发生后是通过行政诉讼还是通过民事诉讼来解决,对于争执的解决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主要是由于不同的部门法所调整的对象不同,合同各方享有的权利、承担的义务也不尽相同,在特殊的情形下差异很大。

狭义的PPP就是政府部门与私营部门建立合作关系,共同行使权利,共同履行义务,共享利益,共担风险,也就是说合作各方通过合作获得各自希望得到的利益,实现风险和责任的共担。在我国,PPP模式在公共项目上的应用刚刚起步,PPP合同的性质定位不明晰。PPP合同性质法学界和工程界也引起了相当程度的讨论和争论,政府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既是采购者与供应商的关系,又是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关系,PPP合同表现为一种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融合的状态,内容中既包括政府部门行使公共管理职能的内容,又体现出作为平等民事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非常有必要对PPP合同的性质通过立法的形式予以明确化,这样既可以有利于政府部门正确执行法律,也有利于保护私营部门的利益,增强其投资信心,实现双赢。

2 PPP合同法律关系主体

在PPP合同的法律关系中,主要包括政府部门、私营部门(项目公司)和其他利益相关者。

1)政府部门和项目公司

在我国PPP模式主要用于特许经营类项目。中标的私营部门依据我国的《公司法》组建项目公司,政府部门与项目公司签订PPP合同,项目公司负责融资、建设与经营项目。政府部门与项目公司的关系是PPP合同中最核心的法律关系,即政府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的法律关系转换为政府部门与项目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政府部门与私营部门的监督与被监督关系也就转变为政府部门与项目公司的监督与被监督关系。

2)项目公司与其他利益相关者

在PPP模式中,其他利益相关者主要是指设计单位、建设单位、运营维护单位等。项目公司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和其他模式下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似的,彼此的行为均是通过民事法律关系来进行调整和制约,包括承包与发包关系、委托代理关系等。

3)借贷机构与政府部门、其他利益相关者

在PPP项目中,项目公司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融资。融资的渠道就是银行或金融机构等借贷机构。最为资金的提供方,国家为了保护银行或金融机构的利益,借贷机构与政府部门、其他利益相关者(设计单位、建设单位、运营维护单位)之间签订了直接协议。这个直接协议授予银行或金融机构一定的介入权,对项目的终止进行一定的限制:首先政府部门向借贷机构承诺将按与项目公司签订的合同支付有关费用;其次如果项目公司在PPP合同下违约造成合同终止,银行或金融机构有权介入特许经营协议。在介入期间,政府部门放弃使用强制执行权,银行或金融机构利用此段时间寻找替代服务提供者,使其维持PPP合同的效力,保证项目的正常运营。

3 我国PPP模式相关法律法规现状

自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的号召以来,我国关于政府机构改革、职能转变的脚步就一直不断向前。这其中就包括了放开民间资本投资行业,转变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投资和管理职能。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等领域,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这一决定为非公有经济和社会私有资本进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经营提供了重要政策支持与保障,进一步坚定了各地深化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也加速了私营资本投资结构的变化,为私营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领域创造了历史的机遇和发展的空间。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也纷纷出台各种政策规章,以消除体制性障碍、引入多种资本形式参与基础设施的建设、经营和管理。

笔者依据现行的法律体系,从法律、行政法规、部委规章、地方政府规章四个层次对PPP模式立法状况进行分析。

1)法律

目前PPP项目运作中通常会涉及到民法通则、合同法、招标投标法、建筑法、行政法和政府采购法。由于PPP模式还涉及到项目公司、承包商、银行、保险公司等其他相关利益主体,所以PPP模式还涉及担保法、保险法、公司法、环境保护法等其他法律。

2)行政法规

目前国务院主要出台了三个行政法规,即《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建设管理的通知》(2003)、《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2004)、《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2005)。

3)部委规章

主要有:

(1)建设部《城市市政公用事业利用外资暂行规定》(2000)

(2)建设部关于印发《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行的意见》的通知(2002)

(3)建设部《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2004)

(4)关于印发《城市供水、管道燃气、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特许经营协议示范文本》的通知(城建2004)

4)地方政府规章

例如:北京市人民政府颁布有《北京市城市基础设施特许经营条例》(2006),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布有《延安东路隧道专营管理办法》、深圳市人民政府颁布有《深圳市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办法》(2003)、长沙市政府制定了《长沙市供水行业特许经营办法》和《长沙市污水处理行业特许经营办法》(2004)等。

虽然上述的法律、法规、部委规章等对于PPP模式在公共项目中的运用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推动作用,但必须清楚地看到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未形成完整的公私合作立法体系,立法水平不高,立法现状远不能满足发展的现实需要,甚至落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立法水平。因此,非常有必要在总结我国几年来进行公私合作制实践经验和学习国外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尽早完善我国的公私合作制立法。

4 我国PPP模式立法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我国PPP模式相关法律法规现状的分析,现有的法律法规等文件基本构成了我国公私合作制制度的政策、法律保障体系,为我国PPP模式的运作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但相关法律法规粗糙,操作性不强,位阶低,立法水平不高等仍是很大的问题,而且与PPP模式发展进程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法律位阶低。在本文第三部分中对于目前PPP模式运作的立法现状做出了阐述,从中不难看出PPP模式运用到公共项目中的立法基础具体体现主要集中在部委规章、地方性规章等位阶较低的层面,比如:《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北京市城市基础设施特许经营条例》,其权威性不足,难于取信于投资者,很多法律冲突也无法解决。

(2)没有针对PPP模式的专门法律。目前我国不仅没有针对PPP模式的法律,行政规章也只有三个,其余多为部委规章与地方性的管理条例和针对具体项目而订立的专营管理办法。这种过于开放式的架构,首先不利于国家对PPP项目的统一管理;其次这些规章条例的稳定性很差,有效持续时间不固定,对政府信用造成很大的危害;而且过多的管理办法会导致相互矛盾的地方,造成合同解释不一。

3)对PPP模式的发展欠缺主导机构领导。我国出台相关法律法规文件的部门涉及建设部、国家计委、交通部等相关机构,不能对PPP模式进行统一的、全方位的支持。而像香港地区设有专门针对PPP项目的效率促进组,制定有相应的政策与合同范本。

5 PPP合同体系所需法律构架建议

从全球来看公私合作制立法实践大致有以下三种模式:(1)由立法机关制定统一的专项法律,例如巴西1959年7月通过的《特许法》与2004年通过的《公共私营合作伙伴(PPP)法》。(2)国家不制定统一的专项法律,而就具体的项目制定单项法律法规,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规章,例如香港秉承英美法的传统,对项目融资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3)国家不制定专项法律,而以现行法律形成有机统一的整体对PPP项目予以规范,例如澳大利亚的《PFP(Privately Financed projects)指南》。

现阶段我国PPP模式立法存在着没有针对PPP模式制定专门的法律、PPP模式相关法律法规阶位比较低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PPP模式的推广及相应合同作用的发挥,使PPP模式在项目中的具体运作和执行过程中出现很多问题。但从我国国情看,我国宜采取专门立法为主、单项立法为辅的模式来规制公私合作制模式。总体上来讲,是建立以宪法为首,以《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法》的专门立法为主,以大中型项目单项立法作为补充,以地方法规、行业法、公司法、招投标法等法律法规相配套,以其他文件作指导的完善的法律体系。

首先,针对PPP模式制定统一立法有其必然性和优越性。从前述可以看出,我国目前现有的相关法律不足以完成PPP模式中的权利义务分配,只有通过对PPP模式立法才能对PPP模式进行有效的塑造。因此,对PPP模式进行统一立法是必然的选择。同时,我国PPP模式没有完备的法律体系,导致PPP模式在执行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例如政府部门与私营部门相互的不信任与误解。而对PPP模式进行统一立法可以树立投资者的信心,一部极具针对性的专项法律可以彰显国家的决心和给予投资者充分的法律保障。

其次,地方性法规是对法律很好的补充。地方性法规是在法律的基础上针对某一具体项目或地区进行专门的调整,使其最大限度的与当地情况相结合,这样扩大了地方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和一定的自主权,使地方政府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这样有利于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推动PPP模式的发展。

最后,采用开放式协议。在范本和标准程序基础上,通过政府掌控PPP项目的目标,往下由不同主管部门负责具体的合同条件,同时运用示范文本和标准程序可以制约谈判过程,将其压缩、精简、模块化,促进公司合作关系的融合,又避免政府行政特权的滥用。

6 结束语

综上所述,PPP模式作为一种有效的市政公用事业制度安排而被广泛运用已是不争的事实,它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目前我国为PPP模式在公共建设项目上的进一步发展所能提供的法律保障是欠缺的,比如立法体系不完善、水平不高等。在PPP项目中,涉及的利益主体是多方面的,彼此之间制衡的手段就是合同权利义务。而PPP合同性质定位还不清晰,所以PPP模式作为我国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中一个非常有发展前景的模式在现行的法律保障体系中很难全方位的推进和应用。PPP模式成功与否的关键就在于政府如何转换职能,破除旧的观念,切实以民众利益为导向,建立清晰的法律制度,诚信履约,依法监管,为公私合作营造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有效扼制垄断,因此,政府部门必须将PPP模式的相关立法在认识上提升到一个重要的高度,最终为PPP模式的推广和运用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撑和保障。

摘要：PPP模式作为新型公私合作制在以往的公建项目中的成功运用必将在以后的我国公建项目中得到长足的发展,但作为PPP项目成功运作基石的法律目前在我国还很欠缺。因此,有针对性的对PPP合同性质、合同主体及彼此关系、PPP项目的立法现状等进行分析,并为推动PPP模式的发展所需的法律提供建设性的意见。

关键词：公建项目,PPP合同,法律主体,法律关系,立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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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邓小鹏,申立银,李启明.基于行政法学角度的PPP合同属性研究[J].建筑经济,2007(1).

[3]袁竞峰,邓小鹏,李启明.PPP模式立法规则及其在我国的应用研究[J].建筑经济,2007(3).

[4]虞华.我国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合同文本研究[D].南京:东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2006.

[5]许庆坤.论BOT特许协议的法律性质和法律调整[J].山东法学,1999(2).

[6]于国安,杨建基.基础设施特许经营中特许权转让有关问题的研究[J].经济与管理,2003(6).

[7]陈静,周峰.新公共管理的政策工具:PPP的理论与实践分析[J].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2).

[8]刘省平.BOT醒目融资理论与实务[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

环境法律责任机制重构模式分析 篇8

关键词：环境法律责任机制；重构；分析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形态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使法律责任机制出现了适应性的变化。新的环境法律责任机制必须突破原有机制的“复仇与报应、事后追责”的思维局限，否则仍旧无法实现环境法律机制的应用。环境法律责任机制应该从根据、功能、内容和方式四个方面展开，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实现法律机制的整改。本文通过对环境法律责任机制的研究，对环境法律责任机制的整改进行介绍，探讨优化环境法律责任机制社会功能的措施。

一、环境法律责任根据剖析

1.法律责任的进程

法律责任的规则和运行出现的根源是复仇，随着社会形态的变化，法律责任的规则和运行方式出现了变化，逐渐由复仇论转化为该当论。对于环境责任机制来说，该当论的内容是认为损害环境的行为与承受的责任应该是相对应的。虽然对于损害环境的行为应该给予惩罚和谴责，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对于环境的恢复、补偿。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环境责任机制的核心意义，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

2.社会正当性的悖论

对于环境法律责任机制的本质还存在着不同意见，这些意见都是为了从不同角度解释违法行为和法律责任之间的联系，即犯罪行为是法律责任产生的原因。对社会造成危害的行为归于无价值行为。在对环境责任的定义中，环境权益损害行为使得责任构成违法性案件的难题，与社会正当性论相反。这是因为，环境权益侵害与一般的侵害方式不同，它往往是平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甚至是有意义活动的附加产物，具有社会正当性。此外，它还具有在一定范围内被免责的特点。国家是准许企业或工厂进行废物排放，但是需要符合环包标准的的规定。但是这并不代表不会对环境产生危害，也不意味着责任的免除，要保证损害就要赔偿的社会原则。

3.运行成本的估量

环境法律责任机制不应该仅仅注重惩罚而强调害害相抵，而忽视对环境的重建、保护。法律责任机制应该遵循效益法则，也就是是法律责任机制能够有效的运行并尽量减少使用，而不是仅仅要对违法者实行抵消性的利益平衡，将环境破坏赋予实际价值，但是实际上它是无价的，环境恢复不仅需要赔偿，也需要时间。而且这种惩罚方式也会造成惩罚的盲目性和随意性，甚至脱离法律环境责任机制的初衷。但是惩罚功能也不能消失，惩罚性规则的使用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十分有用的。

二、法律责任机制的拓展

传统的法律责任机制的目标时加以谴责，通过对违法行为的处罚达到禁止这类情况再次出现的目的。惩罚行为是法律责任机制的核心，所有制度都是围绕这一核心建立的，而相对得将利益填补功能置于次要地位。但是这种法律责任机制也只是将另一种侵害行为作为先前行为的报复，根本不能实现环境法律责任机制的初衷，法律责任制度更重要的目的应该是对环境的恢复和补偿以及对环境破坏的禁止。如果环境法律责任机制受到报复论的限制，就可能出现以借追责而实现报应的问题，造成法律责任机制的运行成本过高，不能真正弥补损失，不符合环境功能进化的要求。所以，环境法律责任机制的建立应该能够对受损失的利益进行补充，并且受到追求功利性目的的制约。

三、法律责任制度实现方式

环境资源的匮乏和环境容量的问题使得对于污染问题的责任制度应该被重视和完善，只要出现个人或企业有破坏环境利益的行为、存在破坏环境的危险和结果，企业也或个人的行为与破坏环境的结果存因果关系就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然而，环境的公共性等等特性都要求环境法律责任机制与利益限制政策必须首先解决环境法律责任的个体化和社会化的问题，设计新颖的法律责任实施方式，事项污染的控制，实现综合管理环境资源的最终目标。经济社会的发展应该时刻关注环境状况，但是不能过于关注而放弃发展，只能将环境成本尽量减小。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经济需求和技术水平都使得环境风险无法忽视。在一些中工业领域，环境风险更是十分寻常的，工业化进程带来了环境的恶化，这是发展的代价。责任化社会的推进除了借助政府政策的便利以外，还与责任社会化自身对于风险控制问题的能力有关，而保险制度有着分散风险的能力。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