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律

中国法律（共12篇）

中国法律 篇1

摘要：文章按照时间顺序依次简叙了中国各个朝代审计法律制度的特点, 以期能够梳理出古代审计法律制度的脉络, 并从中能够给现代审计法律的制定与实施一些有益之处。

关键词：中国古代审计,法律制度

我国审计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 本文论述的古代审计, 总的来说主要有两方面的共同特点:一是审计监督是为奴隶主统治者或封建统治者个人服务的, 可以称为“皇家审计”;二是审计监督没有形成一种专门的监督制度, 与行政监察、司法监督融为一体。

一、审计制度的最早起源

我国的审计制度最早起源于奴隶社会的西周时期。当时周王设置宰夫, 具体负责稽察和审计工作。

宰夫对财物保管部门的财物出入和经济收支情况进行详细全面审计, 同时要求官府定期报送帐册和会计报告 (日成、月要、岁会) , 并对其进行核对、验证, 初步形成了就地审计与送达审计相结合的审计方式。

就地稽察的对象主要是王朝的各财物保管部门, 宰夫可以定期或不定期地直接赴各部门、各机关执行审计业务, 实地审核财物出入, 稽察官吏治绩, 以了解整个王朝的财政经济收支情况。

送达审计方式, 则要求王朝的各财物保管部门每届以及旬、月、年终, 必须直接将一切账册和会计报告送呈宰夫, 由其钩考、核验。

这说明我国古代已有较为先进的审计方法, 它深刻地影响着后世审计的发展, 即使在现代审计中也仍然保留着这两种基本的方式。账册和会计报告经过宰夫审计后, 逐级上报周王审查, 形成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上计制度”的雏形。

二、秦汉时期的审计

秦王朝统一中国后, 继承了春秋、战国时代已经普遍推广的上计之制, 实行了统一的上计制度。

秦朝审计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 就是上计制度已经基本法律化, 凡对于上计的一般规定都写进了律令条文, 且比以往更为明确、具体。而秦首创的御史主持上计工作之制度, 成为后世历代封建统治者仿效的样板。如《睡虎地秦简·法律回答》载:“别粲、糯之襄。岁异积之, 勿增积, 以给客, 到十月牒书数, 上内史”。这里的“内史”是指京师的地方行政长官, 既主政务, 又主财计, 参与上计之事, 主要负责审查仓库的财物出纳保管账册。秦代由御史大夫和柱下史主持全国上计, 行使监察之权, 对上计报告进行审查、考核, 并将其查核报告给皇帝, 以决定奖惩。对于那些“明法律令”, 忠实为国家效力, 职务考核优等的官吏, 实行赏钱物或升官晋爵的奖励;对于那些违法、犯令、失职、治狱不直和考核劣等的官吏, 处以训斥、赔偿、赀盾;甲、偿徭戍、夺爵免职、徒刑及死刑不等的惩罚。

西汉时期, 上计制度几乎没有间断, 且逐渐日臻完善, 前后出现了上计簿、上计会议和上计律等较为科学的会计报告形式、会计与审计制度和法规, 并形成定制。这成为当时控制全国财政经济收支活动的重要经济制度。

上计作为一种专门的制度, 在汉代有着明确的法律规定, 记入了法律条款, 这就是著名的“上计律”。此律规定:“其一, 凡上报不及时者治罪。其二, 凡计簿中欺谩不实者治罪。”上计制度已经上升到法律的高度, 以法律作为保证, 从而使审计与法律进一步相互联系。

秦、汉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建立和初步发展时期, 封建社会的审计监督法律制度也逐步建立。具体表现在:

一是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审计监督系统———御史组织系统。

二是审计监督制度和方法进一步完善。

三是审计监督制度开始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形成了基本的审计法律制度。

总而言之, 秦汉时代从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者的经济利益出发, 经济法制在整个国家法制中的地位逐步得到提高。建立和健全的经济法规是实行封建经济专制的重要方面, 也是实行审计监督的重要手段。

三、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审计

三国两晋南北朝到隋唐时代, 是我国古代审计制度确立和逐步走向成熟完善的重要时期, 其基本标志是比部审计制度的创立和发展, 以及以比部为主导, 御史监察为辅助, 财计部门内部牵制及内部财务稽核为基础的审计监督网络的基本形成。

魏晋南北朝时代, 比部主管审计之事, 其有关审计的主要职掌清晰明确, 其一, 审计, 主要对象是中央和各地方各部门经费开支和财务出纳事项;其二, 主法制, 考官吏, 定赏罚, 即通过对各级官吏或官府的施政情况的审计, 决定奖惩, 优者给予奖赏, 劣者轻则罚款, 重罢黜, 追究刑事责任;其三, 负责诏书、律令的传递和保管, 以及记事文书等事。

从比部组织的设置和职掌情况可知, 比部从它产生之日起, 便就是一个独立于财计部门之外, 具有一定的司法监督性质的审计专门机构。自此以后, 比部制度成为我国古代独立审计组织的主要形式, 我国审计的历史进展到名符其实的外部审计并迅速成长的阶段。这意味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审计制度逐渐走上了行政监督与司法监督相结合的道路, 反映了封建审计机构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完善和强化的趋势。

同时, 这一时期御史监察制度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御史台有权对中央到地方各级机构和官吏进行监察与弹劾, 其中对财计活动的监督控制有所加强。御史制度和比部制度两种形式互相制约, 互为补充, 共同进行财政会计方面的审核和监督, 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经济监督体系。这种制度对隋代和唐代的影响至关重要, 下面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两个时期审计制度的发展.

(一) 隋代的审计

1.隋朝比部的基本审计职权

总的说来, 隋朝比部体制建设的主要贡献有:其一, 将比部正式隶于刑部之下, 从组织体制上明确了比部的司法监督性质;其二, 突出比部的财务审计职能, 从而在官厅机构中确立了比部审计监督的地位和作用。这与前代笼统的“主法制”, “掌诏书律令勾检等事”的职掌相比, 是一个明显的进步。

2.隋朝御史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如前所述, 秦汉时期的御史大夫主管全国政治经济监察, 到了隋代, 把监察机构完全独立出来, 设立御史台, 其下设侍御史八人, 殿内侍御史十二人, 监察御史十二人, 另设主簿、禄事若干人。中国古代审计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由监察系统兼管部分财计稽察与审计职权, 而隋代御史台及其机构的健全, 乃是这一体制形式的良好开端。此后诸代的监察体系及其审计职权的实施都是建立在隋朝的基础之上的。

(二) 唐代的审计

唐代是我国审计发展的重要时期。一方面, 健全和完善了比部的组织机构与审计制度;另一方面, 进一步发展了以御史为主体的财计监察制度。此外在上计制度, 财计机构的内部控制制度以及内部审计体制的建设等方面亦都卓有建树。

1.比部审计体制的健全完善

唐代比部的审计范围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其一, 财政支出, 包括中央和地方各部门的经费支出, 中央机关各级官吏的薪傣禄廪支出, 勋赏赐与支出, 工程营建支出以及军用开支;其二, 财政收入, 包括各种赋敛、税收;其三, 其他收入, 包括赃赎、徒役以及逃亡罪犯的遗物等项收入;其四, 公库系统的出纳, 包括仓储粮食财物的支纳给受, 丰年议价和集谷物的出纳和储藏。

2.唐代财计牵制制度

唐代不仅发展完善了比部审计体制, 而且就整个国家财经体系来说, 也十分注意财计系统内各个机构、各个部门之间以及这一系统与周围其他各系统如审计系统、经济监督系统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这种相互制约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中央财经体系的内部牵制关系。

在财计系统内部, 首先会计与统计、赋税征收业务分管, 并相互制约。这一牵制关系, 体现了会计工作与业务工作分离的内部牵制精神。其次, 会计与出纳分管并互相牵制。第三, 在国库系统中, 钱吊出纳与粮谷出纳分管。这种分工有利于官有财物出纳、调拨、储藏、核算与管理;第四, 在国库系统中, 财物出纳审理签批与财物收、发、储、藏分管并相互制约。这种牵制关系对于防止和减少财物出纳过程中的失误、欺诈、浪费等现象起到了保护作用。

在财计系统与审计、监察系统之间, 财计执行与财计监督分管;整个财计系统的活动都被置于比部审计和御史台的财计监察双重监督之下。

此外, 在财计监督环节, 比部与御史台明确分工, 各有侧重, 构成一个严密的财计监督网络, 而且比部本身也在御史台的监督检查之列。

(2) 财计系统内部的财务稽核。唐代的各项财政财务收支在送报比部之前, 都已经过财经各系统的逐级审核。在中央由度支部统一负责此项工作。中央机关和地方官府的经费支出以及军事开支, 在本单位本部门的严格审查之后, 分不同情况按季或年终一次呈送度支部;对于财物出纳系统, 则要求更为严格细致。诸仓场库署的出纳账簿由主簿逐旬逐月勾考, 并按季上报度支, 对于结存数额, 则要求按月呈报度支。

唐朝这种环环相扣, 层层制约的牵制关系以及自下而上有组织有步骤的财计稽核制度, 必然对减少和及时揭示财政财务活动中的差错和弊端产生积极有效的作用。从现代审计将内部控制制度的检查与评价作为审计工作的一个部分和审计工作赖以开展的基础来衡量, 这种比较健全的财计牵制制度, 乃唐代比部能够充分发挥审计作用和取得较好审计成效的基本前提。

四、宋代的审计

宋朝审计制度的发展大抵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 从宋初至元丰改制, 其间围绕中央集权进行了不少革新尝试, 财审合一, 审计事宜主要由三司使下的都磨勘司与三部勾院主管;第二阶段, 元丰官制实施至北宋末年, 这一阶段随着唐代三省六部官制的恢复, 财审分离, 审计事务基本上划归比部掌管, 同时在国库系统设置审计司等内审机构;第三阶段, 南宋时期, 审计事务主要由审计院和磨勘司等内部审计机构负责, 比部的外部职权受到削弱。宋代在我国审计发展史上的突出贡献在于内部审计的健全和完善。

从宋初到宋神宗元丰改制, 这一时期审计建制的基本特点是建立健全财计系统内部的审计机构。在中央先后设立的审计机构有:三部勾院、都磨勘司、都凭由司、都理欠司、催驱司、专勾司, 及提举账司等。这些机构行使实际审计职权, 同时仍保留了外市审计机构比部, 但此时的比部已很少过问审计之事, 徒具空名而已。地方审计事宜则主要由通判负责。三部勾院和都磨勘司是这一时期主要的和相对稳定的审计机构。

三部勾院负责勾考稽核全国所申报盐铁、度支、户部的所有钱吊粮谷的出纳账籍, 检查有无差错和不正常的现象, 以达到监督和控制目的。

都磨勘司既复审全国各地所呈三部勾院的账籍, 又审核三部本身的账籍。

此外宋初仍然保留了外部审计机构—比部, 设判部事一员, 以无职事朝官充任, 然徒具形式, 并无实任。以无职事朝官负责比部事宜, 显然比部只剩下一个躯壳, 其外部审计职掌已荡然无存。

五、明清时期的审计

明、清时期是封建制度开始走向衰败时期。这一时期的审计监督基本上沿袭了历代封建王朝的一些做法。从对审计监督制度的变革方面看, 主要有两点:一是逐步区分了内部审计和外部审计。除在财计部门之外设置监督机构外, 在执掌财计主管机构的户部, 设置了司计、照磨、管勾、清吏司等行使内部审计职能的机构和官职, 实行财、审合一的做法, 正式形成了内部审计和外部审计相结合的审计格局。二是设置了新的监察机构———都察院, 行使外部审计职能, 都察院同时兼有地政监察职能。

六、总结与对现阶段制度的启示

从整个封建社会的发展历程来看, 封建专制的强化使封建立法亦遭到破坏。皇权的集中化使得法律具有更大的随意性, 破坏了审计的法律依据。纵观中国审计法律制度的嬗变历史, 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第一, 古代最高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 历来高度重视治吏。“吏者, 民之本, 纲者也, 故圣人治吏不治民”。而治吏的主要手段就是加强对官吏的监察。正是因为如此, 中国古代官员审计制度才能成为中国古代审计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现阶段, 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公务员是人民的公仆。但是, 我们仍应将公务员的审计做为现阶段审计制度的重中之重。

第二, 两千多年来, 中国审计法律制度的嬗变与国家政治、经济的发展历史是相一致的。从中国历史的坐标中我们可以看出, 审计机构的置废分合受历朝政权体制的制约, 随着秦汉三公九卿制、隋唐三省六部制、明清内阁六部制的演变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同时, 各个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 也影响着审计制度的发展水平。在封建专制主义政治体制下, 各种类型的审计机构所拥有的审计权是自上而下地由帝王授予, 而不是自下而上地由人民授予。这样, 国家审计机构便成为帝王专权的代理人, 而不是纯粹的第三者。国家审计机构的这种代理人身份决定了其独立性只能是相对于被审对象而言。因此, 中国古代审计的独立性是不完全的、不明显的, 始终没有达到西方国家的那种超然独立的地位。只有到了近代, 在西方民主思想和商品经济的冲击下, 中国的审计制度才开始了划时代的变革。在现阶段, 我们仍要坚持审计的独立性原则, 强化审计机构的独立地位。只有这样, 才能给审计机关依法行政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第三, 我国古代审计制度基本上都是事后审计。这样即使发现问题, 一般既定的损失也无法挽回, 而只有实施经常化的审计监督, 才可以防患于未然。因此, 现阶段, 审计工作应从事后的一次性审计评价逐步转向经常性的审计监督, 也就是由从事后审计转向预防性、控制性和总结性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相结合的、全过程的审计监督。

第四, 中国古代的审计制度对于肃清吏治起了很大作用, 但它并不是“灵丹妙药”, 如清代行政与监察相结合的审计制度, 管理财政者同时又在监督财政, 就有较大弊端。因此, 为了保证审计结果的公正性、客观性和准确性, 我们也必须建立一套完整的、系统的对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的监督和制约机制。

参考文献

〔1〕王炳红.中国古代审计思想略论〔J〕.现代审计与经济, 2004 (9) .

〔2〕李叶.中国审计制度的演变和发展概况〔J〕.审计研究, 2006 (2) .

〔3〕刘云主.审计史〔M〕.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 2004.

〔4〕方宝璋.中国古代审计史话〔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2005.

〔5〕肖清益, 谭建立.中国审计史纲要〔M〕.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 2006.

〔6〕王红.中国古代审计制度的沿革〔J〕.大众科技报, 2006 (11) .

〔7〕方宝璋.略论中国古代审计文化〔J〕.现代审计与经济, 2006 (5) .

〔8〕孔令平, 朱云峰.浅谈汉代的审计〔J〕.审计研究, 2007 (10) .

中国法律 篇2

施嘉恒11300740008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写于1939年瞿同祖在云南大学执教期间。这本书运用社会学的方法与范畴来研究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开创了中国法律社会学研究之先河。该书详细介绍了中国社会的家族、婚姻、阶级、巫术宗教以及儒家和法家思想，并籍此分析了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及主要特征，讨论了中国古代法律自汉至清的重大变化。全书不仅是一本中国法制史，更是一幅中国社会白描。

一．《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内容概述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全书共分六章，前两章写家族和婚姻，中间两章写阶级，最后两章，一章写宗教与巫术，一章写中国历史上的礼法之争。家庭——阶级——巫术与宗教——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这样的行文脉络体现了瞿老“要了解中国法律的缘起、发生、发展和影响，就必须从底层的阶梯逐级而上”的历史观。

瞿老在导论中提出，本书的主要目的在于研究并分析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及主要特征。作者认为，中国古代法律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家族主义和阶级概念上，这二者是儒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和中国古代社会的基础,也是中国古代法律所着重维护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

在正文中，瞿老首先对“家族”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述。他指出，中国的家族是父系的，以父亲而论，凡是同一始祖的男系后裔，都属于同一宗族团体，概为族人。家族被认为是政治、法律的基本单位，是最初级的司法机构，“家长或族长除了生杀权以外，实具有最高的裁决权与惩罚权”。家族团体以内的纠纷及冲突应先由族长仲裁，不能调节处理的再交由国家司法机构处理。家族重视亲属关系中以辈分、年龄、亲等、性别等条件为基础所形成的亲疏、尊卑、长幼的分野，推重名分，尤重伦常。身份即是最权威的证据，法律只看名分，不问是非。如法律规定：“父母控子，即照所控办理，不必审讯”。反过来，子女对父母须以恭敬顺从为本，否则将不容于社会、法律。古代法中有关这一类的规定极为琐细缜密，不厌其烦，不惮其详。原则总是一个：家族高于个人，名分重于责任。

第二章作者对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古时婚姻的意义在于宗族的延续及祖先的祭祀，它是完全以家族为中心的。男性的直系亲属，对子女拥有绝对的主婚权，父母的意志在法律上成为婚姻成立的要件，子女无婚姻自主/ 3

法学基础理论LAWS120001.02 权。男女结婚之后，夫妻名义上是平等的，但在家无二主的最高原则之下，女子被排斥在家长之外，即使夫死，也只能由子或孙继之为家长。社会习惯和法律还对妻的财产权作了严格限制，妻对家庭财产只有行使权，而没有自由处分权和所有权。除了财产权之外，从夫妻的人格方面的关系来看，妻子是完全处于夫权统治之下的。“法律上夫的地位如尊长而妻的地位如卑幼”。在夫妻相殴杀的情形中，对于妻殴夫的，则加重处罚；而夫殴妻的，则减刑处罚。至于婚姻的解除，主要以七出、三不去为条件。“七出”一般指无子、淫佚、不事舅姑、多言、盗窃、妒嫉和恶疾，没有一项是涉及到夫妻感情的，全部是关乎家族的延续，与父母的关系等等。“七出”之外，离婚的另一条件为义绝。义绝包括夫对妻族、妻对夫族的殴杀罪、奸非罪，及妻对夫的谋害罪等。此外，古代婚姻的禁忌也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一是同姓不许结婚；二是外亲之中有些亲属之间不准通婚；三是亲属的妻妾与其夫家亲属之间不许结婚。

第三、四章都是对于中国古代阶级的研究。封建社会依照“身份、财富和权力的分配”这三个维度将人与人划分为不同层级，并且贵贱对立极为显著，饮食、衣饰、房舍、舆马、婚仪、丧葬、祭祀等皆有等差。这些差异不仅规定于礼中，而且规定于法中，采用法律制裁来惩罚僭越的人。古代的法律从来都是“王法”，它们只是贵族用以统治人民的工具，然而贵族却独立于法律之外，即所谓“刑不上大夫”，而皇帝是全然独立于法律之上。此外，古代特权阶级的家属也受庇荫而获得异于平民的法律地位，如对荣耀者的推恩和对犯禁者的株连。法律对于阶级的不同规定还体现在良贱间的不平等，良、贱相犯，根据双方身份予以加重或减轻处罚。如果良、贱之外还有主奴关系，则愈重或愈轻。并且，官吏与平民在司法待遇上也是截然不同的，法律上根本否认士庶在诉讼上平等的地位，涉及到两者之间的诉讼，无论士为被告、原告，均不使与平民对质，平民也不能当面控诉他。

第五章解释了巫术与宗教对中国古代社会和法律发展的影响。在古代中国，虽然法律制裁与宗教制裁是分开的，但官吏因疑狱不决而求梦与神，帝王因灾异福报而修刑，执法官因个人福报观念而影响司法判决等等，都可以看出巫术与宗教和法律的功能关系是相当密切的。

全书的最后一章瞿老上升到了意识形态的问题，探讨儒家和法家在维持社会秩序上的不同主张。儒家和法家都以维持社会秩序为目的，但儒家从根本上否认社会是整齐平一的，认为社会应有分工，有贵贱上下的分野，礼便是维护这种社会差异的工具。而法家所注意的是法律、政治秩序的维持，认为国之所以治端在赏罚，何种行为应赏，何种行为应罚，完全是一种客观的绝对标准，不能因人而异，必须有同一的法律。儒家却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以道德教化的力量使人/ 3

法学基础理论LAWS120001.02 心良善。知耻而无奸邪之心是最彻底的解决方式。法家则更重视客观的工具，以规矩拟法，主张治国以奸民为对象。秦汉的法律是由法家制定的，魏以后儒者参与了法律的制定工作，儒家思想开始支配古代法律，儒家化成为中国法律发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过程，此后中国古代法律便无本质上的变化。

二．《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几点思考

从《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瞿老引用的历史文献、法律条文（《史记》、《唐律疏议》、《刑案汇览》、《现行刑律》、《明会典》）的级别中不难看出，瞿老运用社会学的视角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与法律时，仅仅将目光放在官府制定的国家法上，而忽视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社会起着重要作用的民间习惯法，忽视了中国古代社会自治领域中的法律现象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这就不得不使我们对他所得出的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特征的正确性与完整性提出质疑。就中国古代社会治理方式的特殊性而言，国家法之外的习惯法似乎更为主要地调整着社会生活的秩序，它不但填补了国家法遗留的空隙，甚至构成国家法的基础。

其次，社会学是一门产生于19世纪末期西方的学问，当我们用西方的、现代的理论框架支撑下的社会学方法来分析、阐释中国传统社会时，许多值得争辩的问题就很可能会被遮蔽掉。

三．结语

中国法律的社会特质 篇3

摘 要：中国古代稳定社会的方法从礼治到法治，即便是刑律在维持着社会的稳定，但是两千多年的儒家思想一直在起着支配作用，古代的法律在社会中的运用也是坚持着儒家所提倡的伦理观念。中国社会所具有的特点影响着法律的制定与实施。人们彼此之间处理问题的方式也是延续着传统的方法，所以现代法律与现代社会之间也是存在着融合与冲突的问题。而只有渗入到社会中，使人们从内心接受法律的存在才能够更好的实现法律的社会效果，维持社会的稳定与人们之间的和谐。

关键词：中国社会；古代法律；社会特质；礼与法

一、中国社会的浅观

（一）社会结构——差序格局

关于中国的社会结构，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给了一个十分清晰又符合我国社会特点的概念，他认为中国的社会基础是乡土社会，社会结构是差序格局。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然后在根据与自己关系的亲疏向外伸展，“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在古代中国，人们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形成大部分都是根据与自己关系亲属而建构的。

（二）社会的基本单位——家族

中国的家族是父系的。瞿同祖先生首先为我们详细划定了古代中国的家族范围。“以世代言之，包含自高祖至玄孙的九个世代，所谓九族是。以服制言之，由斩衰推至缌麻，包含五等服制。”這里所谓的族长权力跟费孝通先生所说的“长老权力”其实是一个概念，都是指在一个家族中要服从于具有最高权威的族长或长老。同时也表明了在一个家族中族长的最高权威与绝对统治。

本书中，瞿同祖先生根据古文资料的记载为我们描述了关于家族中族长对于族人的生命、财产、自由、婚姻等权利的控制。族人几乎事事都要听从于族长的安排。族长在家族中还担任着法官和执行者的角色。

（三）社会阶级

中国古代是一个阶级分明的社会。在社会中要维持贵贱、良贱之序。儒家关于君子小人及贵贱上下的理论仍为社会的中心思想，孔子一直主张人们生而不同并且应该不同人不同待。所以“一九一一年以前的中国社会，欲望的满足是与社会地位成正比例的，生活方式互不相同。”中国古代对于不同身份的人分别有着不同的法律规定。

瞿同祖先生在书中关于不同阶级的衣、住、行等一些基本生活方式和婚姻、丧葬、祭祀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不同的阶级有着相对应的生活方式，有着不一样的婚姻步骤和不一样的丧葬规模等。其追求的原则就是良贵优于贱和“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

二、中国古代法律所突出的社会特点

（一）法律中对礼的重视

古代的法律是立足于社会的基础上制定的。一方面是为了巩固统治者的政权，另一方面就是为了与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思想不相冲突。儒家思想是社会的主流思想，并且人民的价值观念也一直被礼治时代所具有的礼所束缚而成为了中国特有的传统。持续一千多年的礼治时代所形成的传统不可能直接销声匿迹。一些礼义思想仍然是被人们传承了下来，礼还是稳定社会的重要手段，只不过是被成文化在了具体的刑律中。可见，中国古代法律中礼义或者是道德是作为主要的制定原则的，在具体的案件中也是主要被援引的。

（二）古代法律具有明显的阶级特色

在上文中我们也提到了，古代中国是一个阶级分明的社会。这种阶级是一开始的礼治社会所推崇的维护社会稳定手段的特色。礼治的手段就是使每个人在社会上处在适合自己的位置，并按着规定好的相应的礼仪去活动。

对于犯罪后的处理，因为社会地位的不同而处以不同的刑罚的现象更是明显。种种贵族的特权无不显示出法律的阶级属性。

（三）古代法律的社会实现效果

法律一旦被制定出来，就要被适用到社会中去。在瞿同祖先生对法律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来刑律就连人们的生活方式都规定的如此详尽。但是人们会不会一一地遵守呢？法律被制定出来以后，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知悉的，只是一些需要科举考试或者官吏们才能够知道。大部分的人不了解刑律的具体规定，基本上还是以长辈们的留下来的传统处理问题。在有关生活方式的规定中，瞿同祖先生也为我们列举了大量的例子来说明法律在社会中的现实效果并不是乐观。许多人并没有真正的服从于法律规定的生活方式。

三、现代法律与社会之间的融合与冲突

（一）人们对法律内容上的不理解与排斥

现代法律由于向西方学习了自由平等主义后，大量移植西方法律。甚至连处理结果都照搬过来，而没有考虑中国的环境是否适合西方法律的推进与实行。没有考虑这种方式是否真正的是中国人所乐于接受的。如在电影《秋菊打官司》中，秋菊所要的处理结果不过是村长的一个真挚的道歉，可最后却是被警局的人给带走了，对于这样的结果，秋菊只能望着警车满是茫然与无措。这不只是法律普及的不够，还有就是人们从内心深处对结果的排斥和不可理解。

（二）处理方式上的观念冲突

在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一书中我们了解到，中国的基层社会是熟人社会。在中国古代基本上是无讼的，并且儒家的思想要求人们以和为贵，要求人们克己复礼，人们会以诉讼为耻。在现代社会中，法律制定与一些司法机构的设置无疑是提倡人们通过诉讼来解决纠纷，但是这与传统的无讼观念是相对的。所以对于纠纷的处理方式就会发生观念上的冲突。

（三）法律本身的问题在社会上实施的效果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建成，这只能表明我国的法律部门已经相对完备，但体系内部之间的冲突还是存在着的。比如说法律部门之间相互重叠与冲突，或者是同一位阶上的法律之间的冲突，还有就是现在法律解释体系的不完备与司法解释的越权问题等，如此之多的法律本身的问题，若是运用到实际社会中去，必然会产生许多问题，当然社会效果也就不尽人意。

国家之间的交流，世界一体化的趋势使得中国社会不断地发生变化，外界环境的改变使得我们的法律也会变化。目前面临的一大难题就是如何让人们接受法律的存在，使法律成为像乡土社会中的传统那样深深的镌刻在人们的心中。照搬西方的法律根本不是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长久之计，因地制宜才能得到最好的结果。我们要在现代国人的思想上去制定科学的公平的法律，这样才能更好的使人们接受并将法律视为像古代的礼一样的地位，成为人们内心的自觉。

作者简介：

中国民间金融法律监管研究 篇4

一、民间金融的基本内涵、特点与意义

中国人民银行认为, 目前在我国法律体系中没有“民间借贷”这一概念, 民间借贷是相对于正规金融而言, 泛指在国家依法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以外的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等经济主体之间的资金借贷活动。

民间金融第一个特点在于它大都发生于亲戚朋友等熟人之间。借贷双方由于生活在同一个圈子里, 双方的相互了解比较深, 使得借贷更加方便。二是对贷款的去向用途等有利于管理。三是可以充分的利用民间资源, 通常不需要抵押物也可以聚积社会闲散资本。四是民间金融是一种游走于法律之外的一种借贷方式。

民间金融同时具备有正规金融不具有的优势。首先, 民间金融可以帮助实力相对弱小的农户、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提供资金。在我国, 中小企业融资难一直是一个很大且难以解决的问题, 由于中小企业的实力相对弱小, 一些大的商业银行会选择把资金借贷给相对有实力的大企业从而减少贷款风险, 因此实力相对弱小中小企业就陷入了资金荒。民间金融的发展对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使得一些弱小的民营企业得以生存发展。其次, 由于民间金融具有手续简易、操作快捷、成本低的特点, 相对于商业银行需要大量的手续和复杂的程序相比要更加方便和高效。最后, 民间金融和正规银行相比利率更高。当企业在紧急情况时, 而且短时间内无法通过正规金融借贷资金的时候就会选择民间借贷, 以保证企业正常的资金运作。所以民间借贷的利率通常要比商业银行的利率要高很多。

但是, 民间金融同样存在着缺陷和风险, 民间金融的活动存在着交易隐蔽、难以监控和管理、风险大等问题。由于民间金融活动借款大多都建立在双方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 一般采用口头或者非书面的合同形式, 所以非常容易发生纠纷。此外, 民间金融缺乏对每笔贷款“贷前、贷中、贷后”严格审查, 并缺乏内部控制制度和风险防范机制, 没有严格的财务管理及审计稽核制度, 当贷款者对借款者的信誉及贷款用途得不到控制的时候, 民间金融风险就会增大。目前, 由于国家对民间金融的限制, 民间金融的双方通常都是通过隐蔽的交易来规避法律责任。而且, 中央银行和银监会没有对民间金融的信用以及资金总量的缺乏进行评估和监管, 所以当前我国民间金融导致社会上的暴力讨债和讨债的事件频发。

二、我国民间金融活动法律规制的现状

我国《物权法》《合同法》《公司法》《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等法律法规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和部门规章中, 都可以找到规范民间金融活动的规定。但是, 这些对民间金融活动的规定在实践中有时会相互冲突, 相互矛盾, 并不能有效的规制和有效的管理民间金融。

三、我国民间金融活动法律规制的完善

(一) 规范我国民间金融市场所需的法律制度

我国民间金融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 比如民间金融主体的合法性, 民间金融的影响范围广, 危害严重等问题始终存在。其对正规金融的冲击很大, 甚至可能危害到社会金融秩序的稳定, 导致经济犯罪的数量大量增加, 这些问题都来源于我国民间金融法制不健全、不完善, 民间金融的法律严重滞后和不足。所以, 我国应当让民间金融合法化, 同时明确其权利与义务、业务范围、资金总量等, 让民间金融在法律的框架内运行。

(二) 建立民间金融的监管制度

我国民间金融的发展, 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然而, 在民间金融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 仍然存在着很多潜在的风险。因此, 建立民间金融的监管制度可以对民间金融进行规范和引导, 同时应该加大管理力度, 严格控制市场准入, 把一些信誉优良且具有实力的信贷机构采纳为合法的金融主体, 让它在社会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三) 建立健全市场退出机制

当下, 市场竞争非常激烈, 我们应当保留高效的金融主体, 淘汰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金融主体。所以, 建立健全市场退出机制很有必要。笔者认为, 应该对民间金融设置一个退出的条件, 让那些不能够适应的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金融机构被淘汰。同时, 建立一套金融机构重组和合并的规则, 使得那些被淘汰的金融机构通过合并和重组的方式重新具有竞争力, 对那些合并或者重组后仍存在巨大问题的金融机构应当采取强制的清理或者市场退出。

摘要：近些年, 我国民营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但是, 我国目前还没有有关民间金融的专门立法, 在民间金融的法律规制上甚至存在着合法与非法、罪与非罪等问题, 这阻碍了我国民间金融的健康发展。我国需要建立和健全民间金融的法律制度, 让民间金融可以在法治的规则内良性发展, 从而促进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民间金融,民间借贷,法律规制

参考文献

[1]诸葛隽.民间金融:基于温州的探索[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7.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读后感 篇5

古云：“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法律作为一种调整社会生活的行为规范，自古有之，其目的决定了其注定要追随着社会生活形态的变更而改变。因而，随着一国历史的更演，其法律也会随之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所以，若想研究一国的法律，去读读他们的法制史，了解当时社会与法律的适应状况，对于解决当下法律在施行时所遇到的问题，无疑是大有裨益的。对于我自己而已，选择瞿同祖先生的这本书，除了加强对中国法制史的了解之外，也看重了本书在引经据典之外的“趣”，本书丰富的例子让原本有些呆板沉闷的历史骤然间活跃起来，解决了许多学习法制史时的疑思，竟能让我手不释卷，真是一本集知识性与趣味性一体的好书。

本书共六章，每章分三到七节不等，重点阐述了中国古代法律的特点以及封建社会道德礼制观念对法律制度的影响。中国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时期，封建等级制度森严，在法律制度上体现的尤为明显。“亲亲尊尊”“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等儒家理念深入到法律条文中去。而中国自古以来便不是法治社会，除春秋时期以及秦朝，推崇法治平等以及重刑的法家思想盛极一时，得以在百家之中谋得一席争鸣之位，自汉代以后，法律便逐渐儒家化。中国古代社会人治化，是与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以及统治阶级对自我权力的肯定和扩张是密不可分的。

社会的最基本单位是个人，而个人来自不同的家族。在中国，“家指同居的营共同生活的亲属团体而言，范围较小，通常只包括两个或三个世代的人口……一般的情形，家为家，族为族。前者为一经济单位，为一共同的生活团体，后者则为家的综合体，为一血缘单位。”而由于中国古代都处于漫长的封建社会当中，封建社会的最大特点便是人与人之间地位的不平等，即使是小到一个小小的家庭之中，也是有统率与服从之分的。而中国的家族是父权家长制的，这就意味着，一个家庭中，父祖拥有绝对的最高权力，包括经济权、法律权和宗教权。经济权决定了父权的基础，在中国古代的社会，妇女子孙是没有财产的，即使家长去世，也是由新一任家长行使财产的继承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父权统治下的家庭成员因经济上无法独立，也很难得以违背父权意志。法律也对于父权给予相当的承认与保护，元明清的法律规定，若是子孙有殴骂不孝的行为，被父母杀死，父母可以免罪，清代的法律给予父母已呈送发遣的权力，只要子孙不服教诲且有触犯情节便可依例请求。父母在剥夺儿女的生命权时，法律常常会给予宽宥或是免罪处理，子孙的忤逆则有可能导致父母对他们自由权的剥夺。父权对于子女的婚姻也有决定的权力，子女个人意志在婚姻中是忽略不计的。而在宗教权方面，则主要体现于家长的祭祀权，家祠私祭由家长主祭，岁时族祭由族长主祭。在中国，家族观念很大的来自于对父祖的崇拜，家长的祭祀权具有很浓厚的宗教色彩，更使父权显得神圣而不可侵犯。正是由于父权的如此不可侵犯，在刑法的规定上，也具有着对子孙更为严格的规定。历代法律对不孝罪的处置都采取加重主义，这便是法律维护父权的体现之一。而亲属相容隐的规定，实则是严格制裁了子孙告父母祖父母的行为。中国自古重孝悌之义，因而对于父权的法律化是符合当时社会常理的。

家庭是一个最小的拥有权力阶级之分的单位，而家庭的成立源于婚姻的结合。“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由此可见婚姻是为了宗族的延续和祖先的祭祀，个人的情感并不会包含其中，较之当下的婚姻自由，在当时实在是不可想象的。父母的意志是婚姻缔结的重要因素，也正是如此，才会有梁祝如此凄美的爱情故事使世人叹惋不嗟，才会有红楼梦中宝黛情缘惨淡而终。而在父母意志之外的法律意志，主要规定的是关于同姓不婚以及婚姻期间对于触犯刑律者采取何等的定罪量刑。同姓不婚的禁忌虽在法律中有具体的规定，然而往往是采取不干涉主义，因为到后世姓氏渐渐失去血缘的意义，同姓不婚也渐渐失去了本来的意义，此时法律成为具文。在婚姻中，妇女所处的地位是要低于男子的地位的。也就是夫妻之间并不平等，妻是要受到夫的统治的，并不能享有独立的财产权。所谓夫为妻纲，妻作为一家的主妇，子女的母亲，定然是要行使一定的管理权的，如子女的教养权和主婚权，家事的管理权和财产权。然而，对于家事的管理权而言，实际是现代民法中的代理权。妻的管理权必须在夫的授权范围之内，超越了授权，便是无权代理，是无效的。财产权也是如此，妻并无自由处分权和所有权，越权处分除非经追认，否则是无效的。夫告妻不成立干名犯义，妻殴夫则教常人加重处罚，都体现了妇女在婚姻关系中地位是低于男子的。而在婚姻的解除方面，七出三不去的规定，也说明了妇女在婚姻关系中，是处于被统治阶级的。不过，与现在很多人认为的不同，古代也是一夫一妻制，而不是现在很多人所论的一夫多妻。虽然一个男子可以与很多妇女共同生活，然而妻只有一个，剩下的女子或媵或妾或婢，都不是嫡亲的。

“封建社会中贵贱对立极为显著，为封建社会所必备之基础。”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欲望的满足与社会地位成正比，生活方式是互不相同的。即使是有钱的商贾，因为其社会地位低下，所以便不得在吃穿用度上随意消费。这样的制度，无疑加固了等级区分，使得贵财有别，下不凌上，维持了所期望的社会秩序。这种区别在法律礼法上规定的无比详尽，从饮食衣饰到房舍舆马，颜色，形态，材质，大小，不同的阶级都有不同的适用，不得僭越。而且，僭越之人，不仅会有社会制裁，还会有法律制裁，因而这些绝不是一些散乱的风俗习惯，而是制度化了的成文规范，礼与法。古人动辄则说，于礼法不和，其目的便是维护阶级差异的稳固性。若从人性的角度来说，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享有至高的权力，而这些权力使得其与常人不同，必须要在其日常用度中得以充分的体现才能维护其作为统治者的尊严。细微的生活末节尚且规定的如此之严格，分野如此之明确，且不论关系到家族血亲的婚姻了。“在有阶级差别的社会里，各阶级间的通婚常为社会所不赞许，若阶级的分野极固定严格，阶级的升降完全不可能或几乎不可能时，则阶级间的通婚更难容许而形成阶级内婚。”而且不仅择偶有阶级上的限制，连结合的仪式，不同的阶级也都有着严格的区分和不同。至于丧葬，从叫法名称已然不同，用器仪式都显示出了地位的差异。作为家族任务中最为重要的祭祀，也自然会将阶级差异表现的淋漓尽致。然而，阶级的差异和不平等在生活中仅仅只是体现而已，也许并无给下层阶级者带来特别的压迫感，毕竟，很多下层阶级的人们并无丰厚的物质财富，贵族的消耗用度也最多引致羡慕，若是承担恐怕是难以消受的起。可是，在法律上，阶级间的不平等，就更容易让下层阶级体会到阶级的压迫性。最初的贵族为了适合其彻底统治的需要，总是设法垄断法律，这样一来，法律变保持着神秘性，他便享有无尽的威权，因为法律在他之手却不为人知，所以他的意志便可以代表法律的意志。而后法家提出将法律公布，旨在刑罚确定不移以致百姓有所趋避，达到用法律来治理国家的目的。然而，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士大夫阶级依然会有关于刑罚上的特权。即使在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之后，法律仍然会最大程度地维护小部分统治阶级的利益。且一旦一人为贵，他便可荫庇其子孙，家族的福荫也来自于此。阶级间的不平等除贵贱之间的不平等之外，还有良贱间的不平等。

此外，本书还介绍了巫术与宗教，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在此不一一论述。

达能:藐视中国法律的黑锅 篇6

2008年8月4日,娃哈哈收到了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杭州中院驳回了达能要求撤销杭州仲裁委员会于2007年12月就“娃哈哈”商标转让协议所作出的裁决的申请。这是事关“达娃之争”最终谁赢谁输的关键一战,达能没能最终得到“娃哈哈”商标的所有权。由于达娃之争在媒体关注名单上排在前列,此事引起了媒体和公众的关注,媒体皆唱衰达能。

8月5日,达能集团致信新浪财经,就杭州中级人民法院驳回达能方面关于娃哈哈商标要求发表声明,称“达能方提起撤销仲裁裁决的主要理由,是由于该裁决存在故意和恶意颠倒是非、曲解以及错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情形,属于完全无视事实和法律的裁决。因此,根据中国民事法律的基本原则和中国的司法实践,对于这样一个“枉法裁决”的司法审查,杭州中院理应进行全面的审查,包括仲裁程序合法性的程序性审查,以及杭州仲裁委员会对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的正确性与合法性的实体性审查。令人遗憾的是,杭州中院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仅进行了程序性审查,丝毫没有涉及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的正确性与合法性的实体性审查,并据此作出了裁定。就这一法院裁定,达能方将向更高级别的中国司法机关提出申诉。”

这可真是一个昏招。此前的事态和争斗已经将达娃之争变成了“狗咬狗一嘴毛”的大戏,公众和媒体已经选择了袖手旁观,看双方在法律较置中谁胜谁负。本来达能希望公众压力帮助自己赢得法律胜利无可非议,因为娃哈哈曾经做得更出格。但是千不该万不该达能居然选择在奥运会前夕出手,还出言诋毁中国执法机构的公正性i

此时的中国已经不是2007年的中国,频发的灾难性事件尤其是“5·12”大地震将整个民族黏合在一起,空前高涨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情绪,容不得外人说中国一个“不”。毕竟,在中国人的辞典里,家丑不可外扬,自家的孩子只能自己关起门来教训,如果让外人说了去,却是要同仇敌忾,先赶走再说。

加之,奥运会召开在即,这可是中国人盼了多少年的盛事,决计不能给搅和了。在中国上下关注8月8日在北京举办的奥运会的形势下,任何来自国外对中国不友好的声音都会激起中国民众的反弹,更何况是一个法国公司。

此前奥运火炬在法国受阻,达赖在法国搞风搞雨,严重激起了民族愤慨,诞生了一个民族英雄,凡是跟法国沾点边的东西都被抵制,包括家乐福在内。而达能这个法国公司赶在这个敏感时刻发表声明,声明中还隐含对中国司法机关不友善的态度,全国上下立刻想起以前法国总统萨科奇为达能说过话,“压迫了中国政府”,想起了达能以前被宗慶后指责的罪状,认为对胜负如此缺乏风度、慌不择言的达能一定不占理。

于是,这则声明如同点燃了导火线,很快引起了舆论的大加挞伐,各界一片骂声,将达能翻了个底儿掉,将各种娃哈哈控告已久却不能证实的怀疑,都变成了攻击达能的投枪和匕首,比如达能以诡计侵吞民族品牌,以公关手段玩弄民意,设局觊觎国有资产,在中国偷税漏税等等。

声明发表以后,媒体群起采访了法律界人士,法律专家几乎一边倒地认为:达能输了官司后,一次次发表声明表示对中国法律的不满不服,而对国际诉讼中的败诉却低调接受,充分显示了其对中国法律的藐视!

达能的声明在公众中也引起了巨大反响。网友们纷纷表示,正处于溃败当中的达能,居然搬出“保护中国国有资产”论调实在是掩耳盗铃:“在达能看来,维护国有资产的最好方式就是把股份全都卖给达能一一这个国有资产是指法国的国有资产吧!”

网友们还讽刺道:“一个法国公司,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不小心弄垮了几个中国民族企业,一不留神搞起了垄断,把自己弄得臭名昭著,受到了80%中国人民的排斥,自己家的高管还频频收到税务爱好者的举报,真是倒霉透顶。可即使现实如此残酷,他却还在一心为中国人民考虑,要保护中国国有资产!这是强盗精神!”

还有一个帖子在网络上大肆流传,重点攻击了达能操纵民意:“达娃事件中,奥美公关利用平面媒体,收买某些记者发表一面倒向达能的文章。因为奥美的“危机公关费”相当可观,以至于让某些记者丧失良知全盘采用奥美提供的材料进行发表。最典型的,某大财经报纸的两位记者写了一本专著,从头到尾为达能竭尽吹捧能事,许多溢美之辞近乎阿腴奉承,令人作呕。”

法律微观“中国式过马路” 篇7

Question

“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 和红绿灯无关。”这就是网友对部分中国人过马路的经典总结, 称之为“中国式过马路”。该说法一经提出便迅速引起热烈讨论, 有人不置可否, 有人从道德层面谴责, 也有人从制度层面叹喟。总之, 不管哪个层面的探讨, 都特别值得广大行人和城市管理者认真思考借鉴。

Answer

“法不责众”是大多数行人“中国式过马路”时的典型心态, 是中国人对规则意识的集体漠视。从微观角度而言, 行人无视红绿灯、集体横穿马路的行为对自身安全和机动车行驶均构成威胁;从宏观角度而言, 类似行为是对规则的破坏, 对法治的践踏。因此, 对“中国式过马路”进行约束是规范社会管理应有之举。

目前, 在立法层面, 我国对道路安全的法律法规立法有很多, 具体到行人的主要集中在《道路交通安全法》 (以下简称《道法》) , 该法三十八条是关于行人通行原则的规定, 即有交通信号灯的按信号灯指示通行或交警指示通行, 没有信号灯的按照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通行。第六十二条是对三十八条的具体说明。第八十九条是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罚, 包括警告、5至50元之间的罚款两类。其他规定散见于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中。

现在需要说明两个问题, 一是《道法》针对行人的条款是否合理, 是否应该增设条款来规范通行?二是如果答案是否定的, 那么现在行人通行乱象的症结在哪里, 如何规制?

笔者认为, 目前《道法》中针对行人的条款是合理的, 没有必要再增设条款。一是行人通行原则为交通信号灯或交警指示优先原则, 该原则能最大限度保障道路畅通。二是处罚的种类为警告和罚款。如果需要增设处罚措施, 那么必须符合《行政处罚法》关于行政处罚种类的规定。《行政处罚法》设置的行政处罚种类包括 (一) 警告、 (二) 罚款、 (三) 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 (四) 责令停产停业、 (五) 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 (六) 行政拘留、 (七)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

显然, (三) 至 (五) 项不适用于《道法》中的行人, 那么“拘留”可以适用于行人吗?可以, 但是没必要, 因为“拘留”是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 是上述处罚种类中较为严厉的措施, 要求行为人的违法行为具有较大的危害性。行人不按交通信号灯、交警指示过马路的行为无论如何都不至于用“拘留”来规范。同时, 罚款额度定为5至50元, 该罚款区间是弹性的, 便于操作, 也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既然法律规定没有问题, 那么症结在执行上。就笔者观察, 行人不按信号灯指示通行, 交警最多停留在批评教育层面, 鲜有“警告”或“罚款”。执行的缺位, 也从侧面默许了“中国式过马路”, 纵容了对规则漠视的行为。笔者认为, 解决该症结的出路在于加大执法力度。具体而言对“主犯”加重处罚 (“主犯”是指带头“中国式过马路”的行人) , 对“从犯”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 (“从犯”是指紧随其后的行人) 。对“主犯”加重处罚是因其主观恶性更大, 更具有可惩罚性。这里借鉴了刑法对“主犯”“从犯”不同处罚规则。

中国名牌与商标的法律关系 篇8

一、我国法律中对商标的规定

当前, 我国规范和保护商标的法律已经比较完善, 在内容和保护水平上都已经达到了WTO中Trips协议的要求, 也符合我国已经加入的对商标作出最基本规定的国际公约——《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的要求。我国的法律体系以《商标法》为基础, 以国务院颁布的《商标法实施条例》、国家工商管理局颁布的一系列部门规章和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司法解释共同组成。在我国政府中主管商标事务的行政机关是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所属的国家商标局和商标评审委员会, 对商标的监督管理和行政执法保护都由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来完成。

按照我国《商标法》的规定, 在我国商标分为非注册商标和注册商标两大类, 非注册商标就是自己选择或者设计了商标图案以后直接在经济活动中当作商标进行使用的商标, 当然这种商标的图案不能违背《商标法》的规定;注册商标就是自己选择或设计了商标图案以后再到国家商标局通过申请依法获得批准的商标, 在我国注册商标又包括商品商标、服务商标、集体商标和证明商标四种。按照我国当前的法律规定, 不论什么行业, 也不论什么领域, 只要开展了经济活动, 除了在香烟上必须使用注册商标以外, 在其他任何商品上都可以自愿地选择使用注册商标或者非注册商标, 凡是在商品上使用的商标就叫做商品商标。同样, 在经济活动中的任何服务行为也都可以使用注册商标和非注册商标, 凡是使用于服务上的商标就是服务商标。集体商标与证明商标的获得和使用有着特殊的规定, 集体商标的作用主要是对外表明使用该商标的人 (包括单位) 都是集体商标所有人管理的成员, 因此这种商标的使用者都不能是这种商标的所有人, 这种商标最常见的就是各种协会、学会和团体以自己的名义申请注册的商标, 自己不使用, 而由自己的全体会员使用, 商标权利人对这种使用进行监督和管理。证明商标的作用与集体商标有些近似, 也是由具有一定管理职能的组织申请注册, 该组织自己不能使用, 而由符合该注册商标条件的个人或者单位通过向该组织申请而使用, 与集体商标所不同的是, 这种商标对外不是体现一种会员和集体关系, 而是体现一种产品或者服务所具有的特色和质量保证, 以表明这种商品或者服务在原产地、原料、制造方法、质量或者其他方面具有一定的特色。

当注册商标或者非注册商标经过长期的使用和广泛的宣传, 致使使用该商标的商品或者服务具有可靠的质量保证和良好的商业信誉, 同时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一定的经营规模时, 商标权利人就可以通过申请, 由国家商标局、商标评审委员会或者法院认定为驰名商标。

当前在我国, 除了上述商标以外, 还有一种商标就是“著名商标”, 这种商标在《商标法》中并没有规定, 而是由各个省 (直辖市) 级工商管理局在自己的行政管理区域内对已经使用的商标进行评比后所授予的一种荣誉和称号, 获得这些称号的商标当然全部都是《商标法》中认可的商标。由此也能看出, “著名商标”并不是一种新的商标, 而是对已经存在并且使用的商标中比较优秀的那部分商标的一种奖励称号, 在这一点上它与驰名商标很相似, 只是驰名商标是由《商标法》中直接规定的, 而且也是由《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中规定的。而“著名商标”是我国自己创造出来的, 在国际上并不能得到认可。

从我国上述的规定中就能清楚地看出, 我国现在的商标制度已经完全能够覆盖到我国经济生活中的各个方面, 换句话说, 在我国经济生活中, 凡是经营者想利用品牌来区分和标示自己的产品或着服务的地方都可以通过使用商标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而且一旦合法地使用了商标以后, 这种商标还能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因此, 从逻辑上来说, 根本不需要在商标之外再另外设立一种与商标体系近似的标示体系来评价和区分商品和服务, 因为商标的基本功能就是区分不同的商品和服务, 具有比较科学的区分功能;而驰名商标体现的就是一种能够被国际社会和绝大多数国家法律认可的对商品和服务的评价功能, 评价的标准是由法律制定的, 具有稳定性, 而且内容涉及到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信誉、规模、经营历史和知名度, 是一种比较科学的评价体系。由此可见, 现有的商标制度已经在商品或服务的区分和评价方面都作出了比较科学的规定, 也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普遍采取的一种法律模式。

除此之外, 按照商标法的规定, 社会公众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都有权利对各种商标的使用依法进行监督管理, 同时, 对于各种侵犯商标的违法行为也都明确规定了惩罚措施和法律责任, 商标法律制度体现的是一种比较完整、科学和系统的社会管理体系, 具有严肃性和可操作性。

二、我国对“中国名牌”的规定

当前在我国, 有关“中国名牌”和“中国世界名牌”也是有相关规定的, 只是与商标法律制度不同的是, 这种规定不是我国的法律法规, 而是由国家质量检验监督总局颁布的《中国名牌产品管理办法》, 从法律上来说, 这只是一种部门规章, 不能作为一般意义上的法律, 在法院审判案件时只能作为参考材料, 不能作为判决案件的法律依据。因此,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这个《管理办法》中所做的各项具体规定, 在社会上最终只能起到参考的作用, 而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力。

在这个《管理办法》中, 有关“中国名牌”的定义是“本办法所称中国名牌产品是指实物质量达到国际同类产品先进水平、在国内同类产品中处于领先地位、市场占有率和知名度居行业前列、用户满意程度高、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产品。”从这里可以看出, 这里是对“中国名牌产品”的定义, 而不是对“中国名牌”的定义, 当然, 在现实中, 任何名牌产品最终都无法脱离一个与自己相对应的“名牌”来把自己与同类的其他产品区分出来, 因此从现实的角度来说, 对“中国名牌产品”的规定在本质上就是对“中国名牌”的一种规定, 我们说某一产品是一种名牌产品, 这里的“名牌”指的就是这种产品所对应的“牌子”, 而不是指这种产品本身, 产品和它所对应的牌子虽然是相互联系的, 但是毕竟是两个事物, 而不是一个事物。它们两个的关系是, 产品是基础, 牌子是对产品社会价值的体现, 一种人们熟悉的说法“酒香不怕巷子深”就反映出这个道理。相反, 一个名牌如果脱离了自己所对应的具体的产品或者服务也就成了纸上的名牌, 成了无源之水, 实际上就成了一种没有社会价值的符号。从《管理办法》中可以看出, 这里对“中国名牌产品”的认定标准也主要是从产品质量、规模、知名度和信誉几个方面来要求的, 这一点实际上与驰名商标的要求基本一致, 因为对于经济活动中的产品也只能从这几个方面来考察和评价。所不同的是, 驰名商标还包括用于服务领域中的服务商标, 而且在我国驰名商标之下, 各个省工商管理部门还自己设立和评比了著名商标, 作为驰名商标的基础和过渡阶段, 这些都有利于人们对不同商标所代表的商品或服务的实际质量和信誉的认定和评价。

根据《管理办法》的规定, 在我国, 对“中国名牌产品”的评比和监督管理工作都是由国家质检总局负责的, 国家质检总局又授权中国名牌战略推进委员会 (简称推进委员会) 组织实施具体的工作, 推进委员会本身是由有关全国性社团组织、政府有关部门、部分新闻单位以及有关方面专家组成的一个非常设机构, 其秘书处设在国家质检总局质量管理司。推进委员会每年在进行评比工作时临时聘任有关方面的专家组成若干专业委员会开展评比工作, 评比工作结束后, 各专业委员会自动解散。被评比上的产品, 可以获得国家质检总局授予的“中国名牌产品”称号、中国名牌产品证书及奖牌, 该证书的有效期为三年, 在有效期内, 企业可以在获得中国名牌产品称号的产品及其包装、装潢、说明书、广告宣传, 以及有关材料中使用统一规定的中国名牌产品标志, 但是需要注明有效期间。除此之外, 还可以获得以下的特殊待遇, 即中国名牌产品在有效期内, 免于各级政府部门的质量监督检查;对符合出口免检有关规定的, 依法优先予以免检;列入打击假冒、保护名优活动的范围。

需要指出的是, 上述内容虽然是由《管理办法》中规定的, 但是由于该《管理办法》本身是由国家质检总局自己制订、颁布和组织实施的, 这一《管理办法》在逻辑上存在着国家质检总局自己给自己授权的问题, 例如, 是否获得了中国名牌产品称号的产品就应该在三年的期限内免除对它的质量监督检查, 这样规定的现实结果如何, 有没有国家法律上的依据;打击假冒产品是法律规定的, 不论这种产品本身是不是名优产品都应该一视同仁地受到法律的同等保护, 而不应该受到比名优产品低等级的保护。由此看出, 《管理办法》中的有些内容是值得进一步探讨和商榷的。实际上, 从法律上来说, 《管理办法》中规定的许多内容只能作为一种行政管理措施, 而不能作为法律, 因此不具有国家法律上的效力。另外, 通过设立推进委员会这种非常设机构, 采用他们自己设计的评价程序和评价标准来进行评比, 而评价后的结果还要借助国家质检总局这种行政力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 甚至产生免除产品质量监督检查的法律效力, 在这种情况下, 这种评价模式本身的科学性、合理性、公正性和合法性都首先需要进行论证和得到法律上的确认, 否则就是不科学和不严谨的, 所评比出来的结果也是很难得到法律上的认可的。

三、商标与“中国名牌”的相互关系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 商标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 中国名牌产品是一个由国家质检总局这种行政机关对产品进行评比后授予的一种荣誉称号, 它本身不是法律上的概念。因此, 从法律上来说, “商标”和“中国名牌产品”的法律地位是不同的, 商标直接地受《商标法》的保护, 而“中国名牌产品”本身并没有直接的法律保护。上述的《管理办法》不是国家法律法规。

当然, 商标与中国名牌产品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 那就是中国名牌产品本身使用的“中国名牌”这种标志本身就是一种商标, 如果国家质检总局去申请注册, 可以作为证明商标进行申请;同样的道理, 也可以把“中国世界名牌”的标志申请为证明商标。

摘要：近年来, 在人们逐渐地熟悉商标和驰名商标的同时, 在我国又出现了另一类名称, 那就是“中国名牌”和“中国世界名牌”。对于很多人来说, 可能并不清楚它们到底是指什么, 但是感觉它们应该是商标中的佼佼者。可是, 实际上它们与商标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概念, 也没有必然的联系, 前者是我国质检总局对产品评价后授予的一种称号, 后者是一种法律术语。

关键词：商标,中国名牌,法律关系

参考文献

浅析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 篇9

(一) 在秦汉时期的发展

秦汉为君主集权制统一国家形成之时, 法律制度也在草创、巩固时期。古代正统法律思想亦处于探索、形成阶段。秦王朝依法治国, 诸事“皆有法式”。但秦朝仅存在了16年便夭折了。秦王朝的灭亡, 给步其后而建的汉朝统治者以深刻的印象。汉初, 统治者采用了杂糅以儒家为本, 兼采众家之长的古代正统法律思想。

(二)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

中国古代的律学, 是指出于王权政治的需要, 在统治者以自己的意志而设定的法律框架内, 用儒家经文注释国家制定的法律条文, 阐明法典的精神实质与立法原意, 维护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统一适用的法律注释学。律学是汉代经学的一个分支, 形成于汉代, 在晋代得到发展, 《唐律疏议》是其代表性法律成果。晋代的杜预、张斐、刘颂是魏晋律学乃至我国古代律学的代表。在法律思想方面、立法、执法、司法审判等法律实践方面与对法律的研究方面, 提出了系统的主张, 也取得了重要成就, 推进了法律的科学化。律学的形成和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注释学, 它继承并丰富了封建正统法律思想。

(三) 在隋唐时期的发展

唐初以隋为鉴, 统治者确立了“安人宁国”的总方针, 随着政治制度的完备、经济的高度发展, 形成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重视立法, 并在立法上采取礼刑结合, 相互为用, 德礼为本, 刑法为用, 慎刑恤狱, 务求其实等为立法原则, 并且在立法上注重维护等级特权, 用法律的强制力来保障这种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在审判方面明正赏罚, 一断以律, 执法不避权贵, 统治者以身垂范, 重惩贪官污吏, 做到执法必严, 反对刑讯逼供, 注重犯罪事实, 做到刑无大小, 力求公正。并完善了死刑复核程序。

2 基本内容和主要特点

(1) 则天顺时, 法自君出

夏商时期无疑是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产生的一个重要起源, 人们普遍信自然中的神, 它强调天道“任德而不任刑”的理论成为统治的主流思想。这种“则天顺时”的思想还被用来解释天时与刑德之间的关系, 根据具体的时令来规定刑罚在不同季节的主要思想。如董仲舒所说的:“阴阳, 理人之法也:阴, 刑气也;阳, 德气也。阴始于秋, 阳始于春。”《礼记·月令》篇则更具体的阐述了则天顺时的思想。律令要像上天对于万物安养一样, 命令司法部门松狱判而解刑罚;夏天气候开始炎热时, 避免发生疫祸, 对轻重罪犯实行抓经流放和停刑减发的规定;等到秋天和冬天, 开始正式的进行审判和处罚。自汉以后, 这些作法大都成为定制。

(2) 德主刑辅, 先教后刑

先秦儒家在强调“礼治”的同时, 还强调和“礼治”密切联系着的“德政”。它强调在治理国家的德、礼、刑、政四种手段中, 以德、礼作为主要方式, 讲究“以德行仁者王”。并且在刑罚的运用上强调“明德慎罚”, “明刑弼教”;“勿庸杀之, 姑惟教之”。德与刑的关系在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中同样有着鲜明的体现。

3 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影响

(一) 消极意义

中国封建正统思想不断地将皇权神话, 将统治阶级的意志奉为国家的意志和追求, 过分强调统治阶级的利益和目的, 老百姓无法有效地行使自己的权利, 从而削弱了老百姓的人身权利, 使老百姓不能当家作主。封建统治者提倡的儒家思想强调法自君出、皇权至上和宗法为纲的思想, 将人们分为“三六九等”, 这使得人们的法律地位极不相同, 不能体现我们现在法律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平等价值观。

(二) 积极意义

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形成维护了当时封建社会的稳定, 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中央集权的加强, 而且纠正了秦王朝法治的偏差, 使法律体系日趋完善。“德主刑辅”的思想强调了统治者的道德感化, 以“德主刑辅、礼法并用、原心定罪”的主体的封建社会正统法律思想是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内容也得到了大大的丰富, 形成了综合治理国家的法律体系。

封建社会的这一正统法律思想虽然经历了各种非正统和反正统法律思想的冲击并最终消灭, 但是它影响了汉朝以后的整个封建时代的法律实践, 对我国封建社会的立法和司法活动有重大的影响。而且对当今的法制建设仍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摘要：封建社会的正统法律思想的出现, 除了有它特定的时代背景, 即为了适应巩固和发展封建大一统的需要之外, 还有广泛的历史渊源。从理论方面来说, 这种渊源, 可以上溯到商、周以至更早的年代。到西汉以后以新儒学为指导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开始发展。而后, 两晋的《泰始律》促进封建法律思想进一步成熟, 隋朝的《开皇律》、唐朝的《唐律疏议》《六唐典》实现了对社会的全面调整, 实现了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完全成熟。但是在此之后, 宋元明清各朝的法律与对于正统法律思想的继承与发展逐步陷入僵化。至此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也走向衰亡。

关键词：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发展,影响

参考文献

[1]余经林.论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及其法律化[J].政法论坛.1996 (01) :71-74.

关于中国信托法律关系的研究 篇10

其实, 早在百年前, 作为舶来品的信托, 已经在中国的土地上兴起并存在[2], 1919年, 聚兴诚银行分行设立信托部, 标志着现代信托制度在中国发展的开端。

一、信托的概念

《信托法》第2条对信托的概念是这样定义的:“本法所称信托, 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 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 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 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 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从《信托法》的定义可以看出, 信托乃是委托人将财产委托给受托人, 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应该是委托关系, 受托人则以自己的名义处理信托财产, 但信托财产的受益权在受益人那里或者为特定目的, 受托人处理信托财产要受到委托人意愿的限制。即“受人之托, 代人理财”, 需要注意的是, 这里“受人之托”中的“人”与“代人理财”中的“人”在委托人与受益人不一致的时候表示的是两个主体, 反之则为一个主体。

二、信托财产

研究信托, 信托财产是不能不被讨论研究的。在中国, “一物一权”是物权领域的一项重要原则, 完整的财产所有权应包含所有权人对该财产的占有、使用、处分及收益的权能, 而信托下, 财产由受托人占有、使用和处分, 收益则由受益人享有, 这就造成了所有权四项权能的分割, 信托受托人与受益人共同分享了完整的信托财产所有权。并且, 《信托法》中表述的“委托人将财产委托给受托人”也会带来困扰, 在纳入信托之前, 委托人是信托财产的所有权人, 委托人将信托财产交付给受托人而纳入信托的行为在《信托法》上的表述是“委托”, 单从字面上来理解, “委托”不等于“处分”, 不能够体现出委托人已经不再拥有信托财产所有权的特征。

当然, 完整所有权的四项权能并不是不能够分离的, 比如在质押关系下, 质押权人占有质物, 质物所有权人则不能够对该财产行使占有及使用的权能, 但其仍然能够行使对该动产处分及收益的权能。学界有关信托法律关系冲击“一物一权”的依据在于所有权的四项权能虽然可以受限制, 在限制解除后, 所有权的权能能够得以完全回复, 但所有权权能的彻底割裂则违反“一物一权”的原则。在信托关系下, 从始至终, 信托财产所有权的占有、使用及处分的权能由受托人行使, 收益的权能由受益人行使。这样一来, 所有权的权能就被彻底地分割了, 不存在所有权权能的回复。造成在一个财产上有两个所有权的现象, 因而会出现信托财产的“名义所有权人”与“实质所有权人”的分类。

实质上, 笔者认为信托财产在性质上类似于财团法人的地位, 是以财产的集合为基础而设立的法人。尽管中国在法律上未就财团法人作出规定, 但在民商事关系中, 名称各异的符合财团法人全部特征的财产集合是现实存在的, 如银行理财产品、资管计划、信托计划等均符合财团法人的全部特征: (1) 项目下财产独立于项目运作各方的财产; (2) 项目运行本身产生的债权债务以项目下全部财产独立承担。

从另一个很有意思的角度———破产, 来考虑这个问题会豁然开朗, 信托下、委托人破产不会累及信托财产, 受托人破产不会累及信托财产, 受益人破产不会累及信托财产, 在这样的情况下, 信托财产的独立性特征就再明显不过了。并且, 因委托人运作信托而产生债务也由信托担保, 最终的责任是由信托来承担的。

所以, 与其争论信托在现行物权制度下的存在是否动摇“一物一权”的原则, 不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承认信托财产的独立性, 以法人的视角来对待, 信托本身拥有信托财产的所有权, 委托人类似于管理人的角色, 受益人则享有信托财产的收益权, 而收益权是信托财产设立时信托授权受益人享有的。这样, “一物一权”的原则没有被突破, 也能够很好地解释信托法律关系下各方法律关系, 尤其是信托财产的地位。

三、中国信托实践

目前, 商事领域中的商业信托主要为中国信托实践的模式, 如信托公司发起的信托计划及证券公司发起的资产管理计划等, 主要为商事交易中的运作, 参与主体也多为商业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及合格投资者;民事领域中的私人信托的发展还处于雏形阶段, 但也已经有所端倪。

四、私人信托的展望

就私人信托方面, 信托的一个主要的功能包括避税, 可以预见一旦在未来中国开证遗产税, 通过信托方式将遗产纳入信托, 信托下财产不属于遗产独立于委托人财产, 因而不能够被征收遗产税, 但运用信托而产生的收益仍然可以指定委托人的继承人享有, 即信托财产实质上还是由继承人享有。由此可见, 信托的灵活性可见一斑。

信托还可以在房产买卖, 尤其是二手房买卖中发挥信用担保的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买卖双方违约的情形发生。比如, 将买房购房资金纳入一项信托, 信托的目的为增进卖方利益, 即卖方交付约定房产后可获得信托财产全部利益即信托财产本身。好处在于, 买卖合同中,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应为最理想的交易模式, 否则先履行义务的一方就要承受对方不履行义务的风险。而房产买卖基本不可能“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从合同的缔结, 购房款的给付到房产的交付至最后的取得房产证, 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往往购房者在缴清房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够取得房产证即房屋登记, 成为法律上的产权人。通过设立信托就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信托下财产独立于各方, 只有在卖方已经适当履行义务的情况下, 信托财产的利益才能够全部由卖方享有, 而买方设立信托开始其就已经履行了给付购房款的义务, 信托财产就已经独立于买方财产, 买方不能取回信托财产, 也不受买方破产牵连, 故而也消除了买方违约的风险。

信托能够在英美法系国家产生、成长并繁荣, 几百年来依然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 也足以证明信托能够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认清信托法律关系, 正确利用信托制度, 将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长久的推动力。

摘要：从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 信托业的健康发展会成为促进该国经济持续繁荣的重要动力, 利用好信托制度对于激活各方经济主体的活力具有深远的积极意义。通过对中国信托法律关系的研究, 期望能够厘清信托法律关系, 分析并研究信托在民商事领域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信托业,信托制度,信托法律关系

参考文献

[1]何宝玉.信托法原理与判例[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3:21.

传统道德与中国古代法律 篇11

关键词 传统道德 中国古代法律 宗法伦理 道德教化 礼教

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识码：A

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道德教化，中国自古都有着对百姓实施道德教化的传统。通过对百姓的道德教化，统治者能够有效地统一百姓的思想，从而贯彻了礼治的实施，实行其统治。具体说来，可举出以下几种典型制度：

（1）乡官教化制度在《周礼》既已有所记载，在以后的各朝各代中都有在乡、里中选出德高望重的老人来执掌本地教化的制度，并且皇帝还会经常赏赐这些老人，足可见统治者对百姓道德教化的重视。（2）“礼养高年”也是中国传统政治中相当重要的行政活动。尊礼高年老人，尊养年高德昭者，是导正风俗，教民敬老孝顺、安分守己的重要途径之一，这对于道德教化也是十分有作用的。（3）为了劝导尊老敬贤忠孝悌顺之风尚，中国历代还相当重视“乡饮酒之礼”，这也可以看作是教民正俗之行政的一个重要方式。乡饮酒之礼，就是乡间宴饮之礼，为了教导敬老尊老、礼敬贤能的风尚，防止卑幼者及小民百姓犯上僭上。这种礼仪发展到明清，成为了直接教士教民的教化仪式。（4）除以上三者，中国历代还有奖励孝悌、力田、孝义、节烈的制度和惯例。这些都是为了提高百姓的道德素质，对百姓实施道德教化。

统治者为何如此重视对百姓的道德教化，要从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上去看。我们要认识到，宗法伦理原则，是中国古代一切社会组织的最大精神维系纽带。其核心内容是“亲亲”、“尊尊”，也就是对于尊亲属的敬爱义务和对于长上的敬从义务，强调对父母的爱和对兄长的尊敬。这种原则引申用于政治，要求百姓忠于君主、敬从官长。这可以从“国的家化，君的父化”和官民关系的“父子格局”中得到充分体现。

中国古代法律在很多制度方面都体现了对这种宗法伦理原则的维护，譬如，分封制、恩荫制、养老制、存留养亲制等等，从中可以看到宗法原则在中国各代社会的重要地位。中国历代统治者一直都致力于维护这样一种“亲亲尊尊”的社会组织原则。另外，从作用上看，中国古代法律有着“定名分，使人不竞”的极具特色的作用，这也是法律对宗伦理原则维护的体现。法律确定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不同地位、身份和义务，并以此制止人们之间的相互竞争，特别是以下僭上，这实际上就是对宗法伦理原则的维护。从而，也达到了维持社会秩序，使社会和谐的目的。

统治者如此重视道德教化，足以见道德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维护道德，一直是中国古代法律所致力的一个目的。因此，中国古代法律的很多规定都是以传统道德为原则制定的。立法应符合道德，法律是道德的实现。那么，当法律和道德相冲突时，应如何取舍呢？

中国古代一般的观点都认为，道德重于法律，二者冲突时应屈法律而全道德。这也正是中国古代“德主刑辅”传统观点的思想基础，法律只不过是道德的文字化，法律的目的在于辅助道德的实现。

中国古代思想家多认为道德是“本”“纲”、“体”，而法律不过是“末”、“目”、“用”。道德是法律的法律，是法律之母，比法律更具有权威性。法律在中国传统观点中只是被当作“术”而使用。

中国古人如何看待传统道德与法律，从他们司法审判中的“原心论罪”原则可见一斑。

“原心论罪”是中国古代屈法律而全道德的总原则。这个“心”，有时又称为“情”或“本”，指的是人的行为动机。“原”就是推究，依据；“原心”、“原情”或“原本”，就是“自道德评价出发”而不是仅从行为的结果出发。绝大多数古代思想家主张，任何人的行为，只要动机是道德的，那么即使产生了违反法律、有害社会的后果，也应根据道德减免其罚；如果动机不道德，即便行为本身看来不犯法、也未产生有害的社会后果，仍应给予刑罚。

本着这样的原则，中国古代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中，经常有法律给道德“让道”的现象。

子孙出于“孝”道，隐匿、包庇父祖的犯罪行为，甚至为了隐匿父祖而犯了新罪，常可能不受到法律追究。同样，父祖隐匿子孙的犯罪，兄弟之间相互隐匿，甚至奴仆为主人隐匿，虽然都有害于法律的尊严和实施，但因符合“慈”、“友”、“悌”、“忠”的道德，而常为司法者所宽宥。这就是所谓“亲亲相隐”的法律规定，是法律所提倡的，是典型的法律规定中的“让道”现象。

在司法实践中，也经常会有这样的“让道”现象。子孙出于“孝”心为父祖复仇；弟出于爱敬兄长之心（“悌”）为兄复仇；朋友之间出于“狭义”而代为报仇雪耻，奴仆、妻妾出于忠主、忠夫之心而为之复仇等等，这些都严重危害着国家的秩序，危害着法律，危害着国家的司法主权，但都常受到法庭的宽宥。法律虽屡屡禁止复仇，但法官却屡屡依据道德宽宥复仇而杀人者。甚至有人因依法处罚孝子而受罚。父祖殴杀、杀死子孙，主人殴杀奴仆，丈夫毆杀妻子，师傅殴杀其徒，只要是最初的动机是道德的，是出于“教训”之类的“好心”，那么虽然构成了法律上的伤害、杀人之罪，也多可以得到宽免。卑幼者犯罪如果是迫于尊长的指使和威逼，如果是出于“孝”“悌”“忠”之道德心或不忍也不敢违抗尊长的旨意而去犯罪，也常常能收到司法官的宽宥。

总之，中国古代常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父慈子孝，君礼臣忠，夫和妻顺，兄友弟恭”等正统道德的一般原则应用于司法之中。凡动机符合这些道德的非法行为，都有可能被减免发动处罚；相反，凡动机违背这些道德的行为，即使合法，都有可能被给予刑罚。

中国古代法律中的许多制度，如荫蔽减刑制度，相保与株连制度，村留养亲和承祀制度，亲亲相为隐，复仇原则与制度，准五服以治罪，严惩对尊亲的不敬、侵犯行为等等，都处处体现着对宗法社会中传统道德的维护。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古代社会，道德的地位往往是高于法律的。法律是统治者实施其统治的强有力的工具，而道德则是最根本的原则、制度，也是一种高于法律的对百姓的根本性统治。法律维护传统道德，而传统道德又帮助法律更好地完成其职能，即统治者统治的实施。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使传统道德深入人心，成为中国人骨子之中品性，不可能轻易摒弃。发展到近代，很多传统道德思想与西方思想形成冲突。这也就是中国近代大量引进西方法律制度，而无法有效贯彻实施的原因。

浅析中国公民法律信仰的培育 篇12

一、法律信仰的内涵

要培育法律信仰, 首先便要去了解它。一般来说, 法律信仰是指人们的一切行为都以法律为根本出发点和最高准则的一种状态, 法律信仰意味着人们在日常的工作、学习、生活的一切行为中, 都自觉或是不自觉的从法律出发, 以符合法律要求的方式或者方法来为或者是不为一定的行为, 当遇到纠纷时都会自动地想到需要有法律的介入来解决问题, 而不是规避法律或者采用其他违法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法律信仰注定人们都要以法律为最高的和最终的评价标准, 一切行为的价值评判都应该在法律尺度之内, 不可越过法律而做出非法律的评价。即是说当人们遇到任何事情时, 头脑里首先反应出来的便是法律, 是对这一事情是合法还是非法而做出的评判, 而不是其他的什么评价。

法律信仰应当是在一个国家和社会中人们对国家颁布和推行的法律从心底里自觉的遵守, 公民信奉法律可以实现公平正义, 可以还世人以公道, 这些选择的种种状态就可以称之为法律的信仰。

法律信仰是可知的, 是理性与信仰的统一, 它是主体在不断的接受法律的治理与保障的过程中, 感受到的法律的科学性、正义性、人道性以及与自己本质利益的一致性, 通过公民与法律的相互作用, 是公民体会到法律是自己权利的维护者, 是自身生命财产安全的保障者, 以及在个人利益受到损害时的救济者, 正是由于上述信念的不断强化与积累, 从而形成为公民的法律信仰。

二、培育公民法律信仰的意义

一个国家公民法律信仰程度的高低, 对该国的法治建设和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笔者看来, 培育好公民的法律信仰主要存在以下两方面的意义:

(一) 公民的法律信仰是建设法治社会的必要条件

一个国家公民的法律信仰的树立对于其法治化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树立一国公民的法律信仰能很好地促成一个法治精神的形成。并且这种法治精神能更好的确保一国法治化状态的确立, “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这个早已是公论的名言, 较为清晰地说明法治的地位。法治社会已经成为了现代国家的发展模式, 建设法治国家社会是与公民法律信仰紧紧相连的。实现法治社会的必要条件便包括该国要有良法的存在以及该国的公民要有法律信仰, 而其中的公众对法律的忠诚信仰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关键, 如果光有法, 但公众并没有自觉自愿的去遵循, 那么法治社会的建设便会大打折扣。

(二) 公民的法律信仰是法律的目的所在

我们应该从更深层次上来思考法律的目的, 每一部法的制定的目的都是为了贯彻实施和被应用于实践解决具体问题, 而法律的贯彻和实施, 不能仅仅只是法律对象对法律的被动接受, 更多的应当是法律对象的主动接受。只有这样, 才能在法律实施的实践中形成公民的法律信仰。就像伯尔曼在他的《法律与宗教》中所说的“法律必须被信仰, 否则形同虚设”。所以, 笔者认为应当把公民的法律信仰的建立作为法律本身的目的和内在的一种要求。

三、我国公民法律信仰的现状

虽然党和国家早就认识到了公民法律信仰的建立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并且采取了多种政策和措施用以提高和树立我国公民的法律信仰, 比如加大普法教育, 举行法制宣传日等活动, 并且从当前的实际状况来看, 这些举措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如使得公民的法律意识、法律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促成了公民法律信仰在一定程度上的建立和形成, 但从整体上来看, 民众对法律的认识局限于知道法律的规定, 知道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违法的, 违法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而没有从感情上认同法律, 没有从思想上和观念上形成法律至上的信念, “权大于法”, “关系比法有用”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在当前中国, 随着普法的深入, 经济的发展, 虽然有越来越多的人拿起诉讼这一法律的武器, 然而“案件一上门, 两头都找人”的这种现象依然存在, 当事人对法官、对法院、甚至对法律都存在不信任, 甚至说更相信“权力”、“关系”。总的来说, 我国当前公民的法律信仰状况并不是很好, 或者说法律信仰缺乏广泛性和深层次性。

四、当前公民法律信仰不深的原因分析

造成我国当前公民法律信仰程度不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笔者认为, 主要存在以下几点原因:

(一) 从整个社会范围来看广大的基层缺乏法律信仰

从我国当前的总体状况来看, 在不少大城市, 法律的推行和宣传都取得了不小的成果, 但在广大的农村基层, 公民法律信仰不深, 法律信仰缺失的情况并不少见, 要想真正的树立公民的法律信仰, 便不能忽视了广大的农村和基层, 虽然国家有采取法制下乡教育等活动, 但从总体来看, 成效并不是很明显。不少地方在发生纠纷时是用自己的习俗来解决或者是由于纠纷双方对立程度升级而引起流血械斗事件, 遇到纠纷首先想到法律或者主动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的情况比较少。

(二) 部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司法人员自身守法依法执法意识不严

要树立起公民的法律信仰, 首先便要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自身要有良好的法律信仰, 能严格遵法守法和执法, 一方面这样能够树立一个好的榜样,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也能激励公民法律信仰的更好形成和发展, 但实际情况是, 不少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自身都没有认真的去遵循法律和严格去依法执法, 从而打击了公民法律信仰更好的发展。比如在当前的土地开发利用中, 如果严格按法定步骤走, 应该是先审批再建设, 然而在实际社会中, 很多情况下步骤却是颠倒的, 走的是先建设之后再补审批的路子;再比如前几年的城管的暴力执法导致伤人事件等等, 这些国家的代表者甚至是法律的执行者都没有好好的守法或者执法, 在一定程度上都严重干扰了法律的威信和严肃性, 也打击了公民的法律信仰的进一步发展升华。

(三) 法律的理论规定与现实存在一定的脱节

不少法律的规定比较详尽, 但是在实践推行中, 却偏重于民事纠纷的解决和对罪犯的刑事处罚等司法活动上, 对其他方面关注程度不够。从建国以来, 我国不少法律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完善, 不少新的法律法规也不断被制定出来, 但就整个知识理论体系来看, 在法律的制定和完善方面, 主要偏重于司法活动, 比如民事审判、刑事审判方面的规定较为完善, 但对于其他方面, 比如说行政程序中的听证等制度缺乏具体细致的规定。从实践活动来看, 有些事项虽然在法律中有一定的规定, 但在实践中却无法很好的推行, 比如说选举, 虽然法律上有较为具体明确的内容和程序步骤规定, 但在实际中很多公民都没有实际行使选举权, 甚至从来没有参加过选举活动, 对于选举也仅限于知道有这么一件事, 而这有时是因为成本问题有时是由于其他方面的原因导致的, 对于法律的理论规定在一定程序上与实践脱节这一问题, 也削弱了人们对相关法律的关注, 导致公民对法律的整体信仰缺乏力度。

(四) 关系本位, 权本位, 人情意识依然较重

我国从古至今一直都是人情浓厚的熟人社会, 人际交往以关系为上。家族亲情往来、朋友熟人交际是人们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这种交往的结果导致我国长期以来形成了熟人圈、关系网, “官中有人好办事”, “关系就是生产力”, 成了一些人的生活信条。雷·贝卡利亚说:“对法律的畏惧是健康的, 然而人对人的畏惧则是有害的, 是滋生犯罪的。”在实际生活中, 当情与法发生碰撞时, 情往往依然能够占据不少优势。官本位、权力本位的意识依然深深萦绕在公民的心间, 这些都不利于公民的法律信仰的培育和发展。

(五) 法律信仰的历史底蕴不足

事物的发展都要经历一个事件的历程, 法律信仰的建立尤其如此。西方国家法律信仰程度之所以如此之高, 很大一方面是因为其经历了多年的法律渲染, 从文艺复兴开始, 不少西方国家的民众便为了自身的权利同国王、教会、贵族、甚至国家做了种种斗争, 尤其是通过法律的途径把其斗争的成果明确规定了下来, 并且加以不断的完善、改进, 经过几十年、上百年的发展才有了今天较高法律信仰、法律层次的局面的出现。从我国来看, 法律真正意义上得以持续、较好的贯彻是在改革开放之后, 之前虽然也有法律, 但或者是仅限于纸上的规定, 在实际社会中比未按此推行, 这一点在新中国建立之前体现较为明显。新中国建立后, 虽然法律较之前有了不少实际成效, 但法的进程一度被打断, 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法律才慢慢的恢复和再次发展起来, 由此算来, 到目前为止, 也仅仅有50年左右的历史, 时间的沉淀缺乏适度, 加之我国经历封建专制统治的时期很长。几千年来的文化传承及思想沉淀在一定程度上都阻碍了法律信仰更好的发展。

五、公民法律信仰的培育途径

造成当前我国公民法律信仰薄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因此, 要真正的培养好公民的法律信仰, 并使之能根植在公民内心, 需要采取多方面的措施, 多管齐下, 这样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综合上述的原因分析, 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当面考虑去培育公民的法律信仰:

(一) 全方位的展开与深化法制教育

要使崇尚法律的理念深入人心、要将法律信仰融于骨血, 那么就有必要从启蒙教育阶段就关注法制教育。要在家庭、学校、单位、社会形成教育梯次, 国家应充分有效地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资源大开展法治宣传, 进而在全社会营造知法、守法、用法、护法的氛围, 并且要长期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法制教育不仅仅是法律知识的普及与传播, 更重要的是崇尚法律的精神升华和法律至上的信仰的树立。所以敬畏法律、崇尚法律遵守法律应当成为我国当前教育的一个关键之处, 经过长期的熏陶必然对公民法律信仰的培育能起极大地促进作用。

(二) 完善法律规制和监督制约体制, 坚持公正司法

当前我国公民法律信仰缺失的很大的一个原因便是当前实际中存在的腐败现象, 现实的与理想的差异会极大地打击公民的对法律的信心, 加大公民对法律的不信任感。所以, 我们要加大公共权力领域的法律监督与权力规制建设,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大力遏制腐败, 减少公众对法律的不信任感。另一方面要继续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从制度建设和法律规定上保证司法的独立地位, 确保司法真正的起到监督和制约作用, 严惩那些妨碍司法的行为, 构建益于提高司法效率的程序规则, 树立起司法公正的形象, 保证司法的权威, 加大公民对法律的信心, 这样才能更好地推进法律信仰的培育。

(三) 强化司法人员队伍建设, 全面提高执法水平

司法队伍以及执法人员作为与公民接触较多的人员, 他们的言行举止无形的折射出法律的形象。我们应该有其注重司法队伍的建设, 首先在人员选拔要上实行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管理机制, 在业务建设上不断加大培训、考核力度, 不适合执法要求的人员要坚决清除和调整出执法队伍, 保障执法队伍人员的高素质、高质量。执法人员作为法律的践行者, 其更应当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准和文明素养, 对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要熟练掌握, 在执法过程中要善于将法治思想传递给民众, 要保证执法过程公开、公正、公平, 并符合程序要求。所以执法人员不仅要做到违法必究、执法必严, 还要起到表率作用, 以身作则, 做守法的模范, 把信仰法律作为职业操守。

(四) 拉近立法与民众的距离, 增强民众对法律的认同感

人们信仰法律, 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人们需要法律, 亲近法律, 是实际感知了法所具有的神圣性、公正性和权威性。而要保证这点, 在立法时必须民主, 充分考虑、吸收民众的意见, 加强立法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同时关注法律的现实实施结果, 减小乃至消除理论与现实的脱节现象。如果法律本身就是不公正的, 制定的法律本身就违反了民意或者法律本身毛病重重, 那么要求人们服从法律, 信仰法律, 也只能是天真的幻想, “恶法非法”, 不公正的法律是不可能有法律权威的。只有使我们制定的每一部法律得到了民众的深层认同和积极共识, 成为人们强烈的情感要求和理性趋向, 这样的法律才能深入人心, 才能唤起人们的崇敬和信仰。此外也要关注和重视宪法的作用。宪法作为根本大法有其神圣的地位, 其权威性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在我国宪法的形式意义多于实质意义, 政治意义多于法律意义。而追根究底就是因为我们的宪法缺乏可诉性, 且没有一套完备的违宪审查制度。不断增强公民遵守宪法的自觉性、保卫宪法的主动性、参与宪法运行过程的积极性;逐步赋予宪法可诉性, 在司法实践中将宪法至上的心理认同感和信仰理念注入民众心中。

法律信仰是法律存在的意义, 也是法律获得永久生命力的基础, 公民法律信仰的真正形成, 有赖于我们立法的完善和司法的良好运行, 更由于公民主体意识的提高。在法律实践中, 只有建立其法律信仰才能真正的实现法律本身的价值和目标, 也只有把建立公民的法律信仰作为法律本身至上的追求, 才能使法律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当然, 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起公民的法律信仰,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1]高志明.法律与权利[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3.

[2][美]伯尔曼.法律和宗教 (梁治平译) [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3]邹海燕, 柳泉礼, 张君.社会心理学[M].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