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解释与法律民主

法律解释与法律民主（精选12篇）

法律解释与法律民主 篇1

在司法实践中, “诉”字的使用概率可谓独占鳌头。概括起来, 常用词语和解释就有如下之多:

起诉———指当事人一方向法院提起的诉讼, 请求法院对案件进行审判的行为。

应诉———指被告针对原告起诉, 提出答辩的活动。

撤诉———指提起诉讼的当事人撤销已经向法院提起的诉讼, 包括撤回起诉上诉。

胜诉———指诉讼过程中, 一方当事人得到法律有利于自己的判断。

败诉———指诉讼活动中, 一方当事人得到法律不利于自己的判断。

上诉———指当事人对法院尚未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在法定期限内声明不服, 依法向上一级法院请求重新审理的诉讼活动。

申诉———指诉讼当事人、被害人或者其他公民, 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行为进行不服, 依法向上一级法院请求重新审理的诉讼活动。

投诉———指当事人为解决纠纷, 寻求诉讼的行为。

公诉———是人民检察院代表国家机关为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向法院提起的诉讼。

抗诉———指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生效的判断或裁定提出重新审理的诉讼要求, 是检察院对法院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的一种重要形式。

自诉———指被害人为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自己向法院提起的诉讼。■

法律解释与法律民主 篇2

2教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第三章 资格和任用等条款的规定，在国有企业中从事职业教育和幼儿教育的教师，其法定身份是教师。3教师的角色功能：从职业上看，教师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社会，都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具有特殊的极其重要的作用，心理学就把教师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叫做教师的角色功能。

4教师职业道德是指教师在从事教育劳动过程中形成的比较稳定的道德观念、行为规范和道德品质的总和，它是调节教师与他人、教师与集体及社会相互关系的行为准则，是一定社会或阶级对教师职业行为的基本要求。

5人道主义即人性的、人道的、文明的意思。6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社会主义的重要规范之一，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为基础，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反映，同时，也是在批判、继承历史上人道主义的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的、更高水平的人道主义。

7教育人道主义是社会主义在教育领域、教育过程中的具体化，“职业化”。它调整教育过程参与者之间的各种人际关系，并为这些关系规定原则和规范。8职业理想就是指人们对于未来工作类别的选择以及在工作上达到何种成就的向往和追求。9教师职业态度，是指教师对自身职业劳动的看法和采取的行为，也就是指教育劳动态度。10职业纪律是职业劳动者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11教师职业纪律就是教师在从事教育劳动过程中应遵守的规章、条例、守则等。

12职业技能就是从事一定职业的人们应当具备的技术和能力，它是从事职业工作的重要条件。是职业工作着实现工作理想、追求高尚职业道德的具体行动内容。教师职业技能集中表现为教师教书育人的本领，教师教书育人活动的效果是教师职业技能的反应。13职业作风就是人们在一定的职业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一贯的态度和行为。教师职业作风就是教师在自身职业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一贯的态度和行为。14教育人道主义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在教育领域、教育过程中的具体化、“职业化”。它调整教育过程参与者之间的各种人际关系，并为这些关系规定原则和规范。

15依法执教就是要求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模范遵守《宪法》及其他各项法律法规，使自己的教育教学活动完全符合社会主义法制的要求。16廉洁从教是教师处理教育、教学活动与个人利益关系的准则。

17为人师表、以身作则就是指教师躬行自明、严于律己，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时时事事处处成为学生的表率。

18严谨治学一是指认真完成教学任务，以高度的责任感对待学生；二是以认真严谨的态度不断提高教育教学水平，并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进行总结和研究 19热爱学生指教师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从高度的工作责任心和社会责任感出发，关心爱护每个学生，严格要求学生，为国家、为社会培养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 20教师职业道德的原则是教师在职业实践活动中必须遵循的最根本准则，是教师协调行业内人与人之间

及其与社会和其他行业之间利益关系的根本指导原则，是调节、指导和评价教育工作者行为的基本道德标准

21古代的“伦”主要是指人际关系。

22伦理指道德的客观法则具有某种可以进行客观讨论的规律性。教师的职业伦理还带有人文关怀的特征 23广义的人际关系是指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和包括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法律关系、信仰关系、文化关系和到的关系等各个方面狭义的人际关系是指人与人之间在交往的基础上形成的比较稳定的心理关系 24师幼关系是在教育活动中，教师和幼儿通过各种交往形式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人际关系包含三方面内容①师幼关系体现在教育活动之中，反映教师与幼儿之间的伦理关系②师幼关系是通过多种交往形式而形成的，具有互动性③师幼关系是一种特殊的人际关系 25交往是人们在一定态度的支持下，为了彼此传递思想、交换意见、表达情感、需要等目的，运用语言符号而实现相互沟通的过程。具有信息传递、组织协同、个体保健和相互认知等功能。

26教育交往是交往者在教育系统中的具体体现，是指从事教育活动的人们在一定教育观的支配下，为了实现教育教学目的和满足个体的归属感需要，运用教育影响而进行的信息交流、情感互换的过程。27教师幸福，也称教育幸福就是教师在自己的教育工作中自由实现自己职业理想的一种教育主体生存状态。对自己生存状态的意义的体会构成教师的幸福感 28公正是处理人际关系时的公平与正义的伦理原则，公正必须具备的特征有：对等性、互换性、最终价值判定的依赖性。

29教师公正是指教师在自己的教育活动中对待不同利益关系所表现出来的公平和正义。

30道德义务是指能够对它作善与作恶的判断义务。31非道德义务则是指那些并不具有道德意义的义务 32良心：道德意义上的良心是一种道德心理现象，指主体对自身道德责任和道德义务的一种自觉意识和情感体验，以及以此为基础而形成的对于道德自我、道德活动进行评价与调控的心理机制。33教师良心就是教师的职业良心，指的是教师在教育实践中对社会向教师提出道德义务的高度自觉意识和情感体认，自觉履行各种教育职责的使命感、责任感，对自己的教育行为进行道德调控和评价的能力 34人格是个人相对稳定的比较重要的心理特征的总和。这些心理特征包括个人的能力、气质、性格、爱好、倾向等。它们是在一定生理素质的基础上，通过社会实践逐渐形成和巩固的。

35教师人格是指教师用具备的优良的情感及意志结构、合理的心理结构、稳定的道德意识和个体内在的行为倾向性。

36思维的逻辑性是指在考察问题时，遵循严格的逻辑顺序，在推论中有充足的逻辑依据，在提出问题时明确而不含糊，思考问题时，符合形式逻辑基本规律要求的确定性、无矛盾性、先后一贯性和论证的根据性 37思维的创造性是指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能够把已有的各种知识、信息、借助想象和联想，通过科学的思维方法，进行更新组合和综合，从而形成新知识、新信息的思维活动。

38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是否符合需要而产生的态度体验。

39气质是表现在人的情感、认知活动和言语行动中的比较稳定的动力特征。

40动力特征是指心理活动发生时力量的强弱、变化的速度和均衡的程度。

41性格是人表现在对现实的稳定态度和与之相适应的行为方式上的心理特征。

42修养，出自《孟子》的“修身、养性”。词义上理解，：修就是整治提高的意思，养就是涵养、熏陶。修养是个体自己对自己的规范和要求，具有自主、自觉、内省等特征。包含政治修养、思想修养、道德修养、知识修养、艺术修养、技能修养等内容。43道德修养是自我修养的重要内容，是个体形成优良道德品质的重要途径，它是指人们在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识、道德信念、道德习惯等方面，按照社会的道德原则、规范和要求所进行的自我改造、自我磨炼、自我解剖、自我提高、自我教育等活动及通过这些活动所达到的道德水平。

44专业知识指教师所讲授的学科及其教学法的知识 45专业技能指教师从事教育、教学工作所必须具备的能力。如较强的语言表达、逻辑思维能力，应变能力，组织教学、管理教学及与学生沟通等方面的能力。46教师的影响力，指教师在与学生接触和交往中，激励或改变他们心理和行为的能力。

47理想是人们在实践中形成的具有现实可能性的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人们的政治立场和人生观、世界观在奋斗目标上的表现。可分为：社会理想、道德理想、职业理想、生活理想。其中，社会理想是最根本、最重要的，它决定、制约着道德理想、职业理想和生活理想。

48信念就是人们在一定的认识基础上，对某种思想理论、学说和理想所产生的坚定不移的看法。可分为：政治信念、科学信念、道德信念、生活信念。49道德品质是一定社会或阶级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在个人身上的体现与凝结，是人们在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系列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比较稳定的道德倾向和特征。

50心理素质修养是指人们在感知、思维、观念、情感、意志、兴趣等多方面心理品质上的修养。51审美是人们对美和美的事物的一种认识、一种感动、一种欣赏和评价。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不可缺少的一种思想情感方式。

52教师职业道德自我修养是教师形成良好职业道德素质的重要途径，它是指教师为适应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需要，为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品质所进行自我改造、自我磨炼、自我解剖、自我提高、自我教育的活动及通过这些活动所达到的职业道德水平。53教师职业道德修养境界是指教师接受职业道德教育、进行职业道德修养过程中形成的觉悟水平。分为应有境界和实有境界。

54教师意识，指的是教师对自己的教师身份，对教师的社会价值及意义、作用，对自己的言行举止在学生中产生的影响等方面的认识。

55慎独指的是在独自活动、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并且难以被人发现的情况下，仍然能坚持自己的道德观念，自觉按照一定的道德准则去行动，不作任何坏事。是一种比较高级的道德修养方法，它显示的是一个人的真实灵魂和自我主宰精神。56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它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形成与发展起来的人们共同生活得行为准则的总和，是评价人们行为的标准。57道德性，指的是幼儿教师的形象应符合道德规范，应有利于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58审美性原则是指设计教师形象必须符合美的规律，具有审美价值，能给人带来美感。

59个性化原则是指幼儿教师的形象应满足个体的不同需求，充分体现个体的不同特征。

60服饰是指人的衣着，它包括衣裤裙鞋帽袜围巾领带手套及各种饰物。

61仪态是指一个人的仪容和姿态，包括人的发型、容貌、姿势、体态等方面。

62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之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随社会产生而产生，随社会发展而发展。

63礼仪是指一个国家和民族维系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交往而约定俗成的最基础的行为规范模式。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道德风貌、文明程度的反映。64遵纪守法是我们每个公民应尽的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

65纪律是指一定社会组织要求成员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

66法律具有公平公正的含义，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有国家强制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67公共财物是指国家和集体的财产。

68教育法或教育法规是指调整教育活动中发生的各种关系的规范性文件的总和。狭义是指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或认可，并受到国家强制力保证执行的有关教育方面的规范性文件。广义是指国家机关，包括立法机关和政府机关制定和发布的一切有关教育方面的规范性文件。

69教育法制是由指定完整的教育法规和依法治教两部分组成。

70社会主义法律与法制：主要是用以对敌实行专政，确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调整人民内部矛盾，促进安定团结，保障和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为处理对外关系时提供法律依据。71强制性就是依照法律的名义，将儿童接受一定的教育定为一项法律义务。

72免费性，主要考虑到这种教育具有普及意义，能使更多的人履行这项义务并保证他们正常入学。73世俗性，是因为在欧洲中世纪以来占据学校教育权利和教育内容的主要受制于圣经和宗教教义的制约，为摆脱宗教对教育的控制，所以强调世俗性。74秩序是指社会在运转中存在的某种程序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是指处于一种有条理、不混乱的状态。

75社会主义法制是由社会主义国家机关创制的、体现工人阶级领导的全体人民意志的法律和制度，以及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和公民严格依照这种法律和制度活动方式的统一体。它是立法、执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等内容的有机统一体，其中心环节是依法办事。76法律自由是指人们受反映客观规律的法律保障或认可的按照自己意愿活动的权利。

77法律关系是运用法律规范在调整人们的行为过程中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它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 78法律责任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责任，它直接反映人们之间的法律关系，并爱法律关系的制约。79教育法律责任是教育法律关系主体因实施了违反教育法的行为，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应当否定性的法律后果。

80公共行政国家基于分蘖利益对社会事务的组织与管理。教育行政机关，即依法成立的代表国家从事教

育行政管理、承担对内对外教育职能的行政机关，它是国家行政机关的生要组成部分。

81教育行政机关的法律地位，是指在行政法上教育行政机关具有的主体资格。

82学校的法律地位是指作为实施教育教学活动的社会组织和机构，在法律上所享有的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及责任能力。

83学籍管理是指学校针对受教育者的不同层次、类别，制定有关入学与报名注册，纪律与考勤，休学与复学、转学、退学等管理办法，是具体实施管理活动的制度。

84遵守法律、法规是指遵守宪法、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地主性法规以及根据法律、法规制定的规章。

85教师权利，是指教师在教育活动中享有的由《教育法》赋予的权利，是国家对教师在教育活动中可以作为或不能作为的行为的许可与保障。

86教师的义务是指依照我国《教育法》、《教师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从事教育、教学工作而必须承担的责任，表现为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必须作出一定行为或不得作出一定行为的约束。87教师资格制度是国家对教师实行的一种特定的职业许可制度，它体现了职业性和专业性的根本要求。教师资格是国家专门从事教育、教学工作人员的最基本要求，是公民获得教师工作的前提条件，符合这种条件的人，才允许成为教师。

88教师职务是根据学校教学、科研等实际工作需要设置的有明确职责、任职条件和任期，并需要具备专门的业务知识和相应的学术（技术）水平才能担负的专业技术工作岗位。

89教师聘任制度，就是聘任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由学校或者教育行政部门根据教育、教学需要设置的工作岗位，聘请具有教师资格的公民担任相应老师职务的一项制度。

90行政法律责任是指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由于违反行政法律规范，构成行政违法而应当依法承担的否定性法律后果。违反教育法的行政法律责任的承担方式主要有两类：即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

91行政处罚是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对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组织或个人进行惩戒、制裁的具体行政行为。92行政处分是根据法律或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规章制度，由国家机关或企事业单位给予犯有违法失职行为或内部纪律的所属人员的一种制裁。93民事法律责任是指行为人由于民事违法行为而应承担的法律后果。

94教育法的民事法律责任是教育法律关系主体违反教育法律、法规，破坏了平等主体之间正常的财产关系或人身关系，依照法律规定应承担的民事法律责任，是一种以财产为主要内容的责任。

95刑事法律责任是指行为人实施刑事法律禁止的行为所必须承担的法律后果。

96教育内部的法律关系主要是指教育法律规范调整的教育系统内部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各类教育工作人员、教育对象之间的关系。教育外部的法律关系主要是指教育法律规范调整的教育系统与其外部社会各方面的必然联系。

97法律关系的主体即法律关系中享受权利和义务的人，他们是法律关系的参加者。又被称为“权利主体”或“义务主体”。它必须具备主体能力，由二要素构成：①法律所确认的享有权利、履行义务的资格，即

权利能力；②法律所承认的、独立地以自己的行为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能力，即行为能力。法律关系的客体是指应付票据权利和义务所指向的共同对象，又称“权利客体”或“义务客体”。

98法律关系是主要由法律关系主体和法律关系客体组成的。法律关系的主体即法律关系中享受权利和履行义务的，人们是法律关系的参加者，又被称为“权利主体”或“义务主体”。主体具备要素：第一，法律所确认的享有权利、履行义务的资格，即权利能力；第二，法律所承认的、独立地以自己的行为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能力，即行为能力。

99教育法律是国家机关依照法律程序制定的有关教育的法律的总和。教育法律是一种教育行为规范，是用来约束、规定和保障人们在教育活动中或参与 教育活动时实施社会公认和许可的行为的规则，在调整教育关系方面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和强制性。100儿童观是成人如何看待和对待儿童的观点的总和，它涉及儿童的特点与能力、地位与权利、儿童期的意义、儿童生长发展的形式和成因、教育与儿童发展之间的关系等诸多问题。

101权利是指通过宪法和法律所确认的公民实现某种行为的可能性，是法律确认和保障的利益。102儿童权利是指儿童所享有的最主要的、最起码的权利。

103人身权利是指法律赋予公民和法人所享有的、具有人身属性而又没有直接财产内容的民事权利。104人自自由是指公民有支配其身体和行动的自由，非依法律规定，不受逮捕、拘禁、审讯和处罚。人身权利和自由是公民所具有的最基本的权利，是公民享有其他权利的前提和基础。

105生命健康权是指儿童依法享有的以生命、健康的安全为内容的权利。它包括生命权和健康权。106生命权是以儿童生命安全的利益为内容的权利。健康权是指儿童依法享有以保持身体机能安全为内容的权利。生命健康权利是儿童人身权利中最重要、最起码的权利。

107人身自由权是指儿童的人身不受非法逮捕、拘禁、非法剥夺或者限制自由以及非法搜查身体。人身自由不受侵犯，是儿童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和享受其他权利的先决条件。

108人格在法律上是指人作为权利和义务主体的资格。儿童的人格尊严权包括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等。姓名权是儿童依法享有的决定、使用、改变自己姓名的权利。肖像权指儿童依法拥有自己的肖像、同意或禁止他人利用自己肖像的权利。名誉权是指儿童依法享有个人名誉不受侵犯的权利。荣誉权是指儿童依法享有所得嘉奖、光荣称号，并不受非法侵害、剥夺的权利。

109通信自由权是指儿童在与他人的交往中，通过信件、电报、电话等形式表达意愿的自由，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均不得非法干涉。通信秘密权是儿童在与他人的通信过程中，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非法偷听、偷看或者涂改其内容。

110公民的平等权指的是，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职业、财产状况、居住期限，一律平等地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任何人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111政治权利和自由指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监督权，以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儿童除未满18周岁不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外，应当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及监督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权利。112经济权利是指以经济利益为内容的权利。它是公民享有其他权利的物质基础。儿童经济权利的内容主要是财产权。财产权是指以财产利益为内容直接体现某种物质利益的权利。财产权的内容：所有权及其派生的经营权、使用权、相邻权、抵押权、留置权、债权、继承权和知识产权。

113在实际生活中，与儿童的生活最密切的财产权主要是所有权、继承权与知识产权。所有权是指儿童对自己的财产拥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是财产权中最基本的权利。继承权是指继承人依法继承被继承人遗产的权利。知识产权，又叫智力成果权，是指公民、法人对自己的创造性的智力活动成果依法享有的民事权利，其内容包括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114文化、教育权利是指儿童从事文化活动、接受教育方面的权利。

115儿童的特殊权利是指儿童作为我国公民中的特殊群体而依法享有的特殊权利。

116获得卫生保健权是指儿童有获得必要的医疗、卫生保健服务的权利。儿童，尤其是婴幼儿，特别需要良好的、及时的卫生保健服务。获得卫生保健服务是儿童健康成长的必要条件，也是他们的基本条件。117获得健康成长的环境权是指儿童有权要求社会、学校和家庭为他们的生活、学习和成长提供良好的、适宜的、健康的环境。它包括社会环境、学校环境、家庭环境三个方面，但主要是社会环境。它以人文环境为主，也包括自然环境。

118游戏权是指儿童通过游戏使自己得到发展的权利。它是幼儿的一项特殊权利，是幼儿身心得到全面健康发展的基本权利保障。

119教育法律是国家机关依照法律程序制定的有关教育的法律的总和。

120教育执法广义包括国家机关和司法机关在广泛意义上的法律适用活动。狭义专指国家行政机关法律适用的活动。

121自律性的实施是法律遵守，即教育法律关系主体主动地遵守教育法律规范，并将其落实到自己的各项教育活动之中。他律性的实施，是法律适用，即当教育法律关系主体自己不去实施相应的法律规范时，由国家专门机关强制实施的方式。

122教育法的适用是教育法实施的一种必要方式，是指特定国家机关依法排除教育法律规范实施中遇到的阻力，强制性保证教育贯彻的法律实践活动。123司法适用是指国家司法机关按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应用教育法处理具体案件，确保教育法律规范得以遵守的法律活动。

124行政适用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应用教育法裁决、处理具体教育事项及争议的活动，也被称为教育行政执法。

125教育行政法是指主管教育的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和主管教育的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依照教育法律、法规的规定采取具体直接影响或干预教育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的行为，或者对行政相对人的教育权利、义务的行使和履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制裁其违法行为的活动。

126教育行政法的主体是主管教育的行政机关、法律或法规授权的组织及教育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127教育行政执法活动是教育行政主体行使职权的活动，属于具体行政行为的范围。

128教育行政执法是以特定的事项和特定的教育行政管理相对人为对象的适用教育法的行为。129所谓特定的教育行政管理相对人，即教育行政机关适用《教育法》时所涉及的具体对象，或具体案件中的行政管理相对人，以及由于教育行政机关的执法活动，其权利、义务直接受到影响的人。

130教育行政措施，是指教育行政机关依法针对特定对象作出能直接产生法律效果的处理或决定的教育行政执法行为，包括能产生法律的通知、批准、许可、免除、证明等。

131教育行政处罚，是指教育行政机关依法对违反《教育法》支付宝的教育行政管理相对人进行惩戒、制裁的教育行政执法行为。

132教育行政强制执行，是指教育行政机关对应履行而不自动履行《教育法》规定义务的行政管理相对人，依法强制其履行义务的教育行政执法行为。分间接强制执行和直接强制执行。间接强制执行表现为代履行和强制金。

133间接强制执行是国家教育行政机关通过某种意拼手段达到迫使相对人发行教育法义务目标的强制执行方法。

134代履行。又称代执行，即教育行政机关或其他第三代替义务人履行义务，然后缶义务人征收履行费用的强制执行方式。

135强制金，又称执行罚，指教育行政机关对逾期不履行教育法义务的相对人课以罚金，以迫使其履行义务一种教育行政强制执行的方式。

136直接强制执行即当义务人逾期拒不履行教育法义务时，教育行政机关以强力手段直接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的行政强制手段。

137教育法律救济是一种教育法律关系主体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并造成损害时，获得恢复和补救的法律途径及其相关的制度。

138教育行政复议，是指教育行政管理相对人认为教育行政主体的具体教育行政管理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有权的教育行政复议机关提出申请复议，受理申请的复议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对引起争议的具体教育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决的活动。139教育行政诉讼是指教育行政管理相对人认为教育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给予法律补救；人民法院对教育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维护和监督行政职权的依法行使，矫正或撤销违法侵权的行政行为，给予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以特殊保护的法律救济活动。

140教育行政诉讼的管辖是指人民法院受理第一审教育行政诉讼案件的权限和分工。

141行政诉讼的执行是指人民法院及行政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强制当事人发行生效的行政裁判文书或者行政法律文书所在宝宝的义务的行为。

142教育法制监督是指有关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对教育立法、执法和守法等法律活动进行的监察和督导。

143教育法制监督要素：教育法制监督的主体、客体和内容，亦即由谁来监督、监督谁、监督什么。144权力机关的监督是指国家权力机关对法律实施情况的监督。

145行政监督即行政机关的监督，是指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行政机关对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执行和遵守法律、行政法规的监督。

146司法监督是检察机关的检察监督和人民法院的审判监督的总称。

147社会监督是指国家机关以外的社会组织或人民群众的监督。

148教育执法检查是专门对有关教育的法律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通过的有关教育法律问题的决议、决定贯彻实施情况进行的检查和监督。

149教育执法检查主要目的是检查、监督教育法律实施主管机关的执法工作，督促国务院及其部门及时解决教育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150教育督导制度是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对本行政区域教育工作进行监督、检查、评估指导的制度。

151教育审计广义，凡对教育系统的审计对象进行的审计，统称为教育审计。狭义，只限于教育部门内部专职机构和人员对教育机构或人员，依据国家的财经法规，对被审查单位的财政、财务收支及其有关经济活动进行的审核、评价。

152社会化是指人们学习道德规范、行为准则或生活模式与社会价值，掌握社会技能，从而能真正适应于变化和发展的社会进程。

153中西方伦理学家关于仁慈的界定：有这样几个内涵上的特性—伦理上的仁慈具有爱心的特质（情感性）、理性的特质（理智性）和超越公正义务的爱和宽恕的特性（超越性）。概而言之，我们认为：仁慈就是具有高度理智性和超越性的爱心和宽恕的伦理精神和道德原则。

154教师的“教”就是教师对幼儿施加教育影响。一是直接的“教”，执教时按照教育目的，直接把教育的内容传递给幼儿；二是间接的“教”。是指教师不是把教育要求直接讲给幼儿听，而是通过环境中适当的中介，迂回地达到教育目的。

155幼儿的“学”可与分为“接受学习”和“发现学习”。“接受学习”是指学习者主要通过教师的言语将收获的知识、技能、概念等地学习方式。“发现学习”，即幼儿通过动手操作、亲自实践、与人交往等去发现自己原来不知道的东西，从而获得各种直接经验、体验以及思维方法。

156运用表情、动作等手段作用于课堂教学的语言称为体态语言。

157经济价值主要是指通过教育立法保证教育经费的落实和规范教育资源的合法、合理地使用。效益价值有两层含义：一是人类活动的有效性，指人类活动的效率；二是人类活动的有益性，指人类活动所达到的有价值的结果。

158有损害事实即有侵害教育管理、教学秩序及从事教育教学活动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客观事实存在。

159生物因素主要指的是遗传素质，它是儿童从父母身上获得的各种原因，为儿童后天发展成为一个正常的人提供了生理基础和物质条件。社会因素主要指的是环境，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160社区保护，主要是指在城巿和乡村的社区范围内，由基层政权组织、群众自治组织、青少年保护组织及社会各有关方面，依据国家法律规定和社区公约规章，从儿童的成长特点和需要出发，所实施的教育、保护、照料、帮助等。

161所谓文化保护是指通过法律手段，利用全社会的力量，为未成年人提供一个比较好的社会文化环境，保护未成年人享受健康的社会文化的权利，并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不健康的社会文化的影响。

法律方法之法律解释 篇3

关键词：法律方法 法律解释 法律适用

案情简介：2004年2月起，原告漆建国采取包工不包料的方式承包银利来公司的建筑工程，漆建国组建建筑工程队已有几年时间，工程队人员经常保持有十几人以上。但由于既无营业执照，又未依法登记，属非法用工。唐国生2004年正月参加漆建国的工程队，在拆除一栋旧厂棚时不幸从房顶摔下受伤。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确认唐国生和漆建国建筑务工队的劳动关系，认定唐国生所受之伤为工伤。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六级伤残。县劳动仲裁委员会裁决由漆建国一次性赔偿唐国生各种损失共计72455元，在漆建国无能力赔偿时，由银利来公司承担。漆建国、银利来公司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判决被告的各项损失共计82351.45元，由原告漆建国负责赔偿，原告湖南银利来公司对原告漆建国承担的上述赔偿款负连带责任。

二审判决被告的各项损失共计82351.45元，由原告漆建国负责赔偿，原告湖南银利来公司在47988.75元范围内对唐国生承担责任。

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 ，该案是否构成工伤事故，二，伤者医疗费用等损失应该由谁承担以及应该怎样承担。

一、该案是否构成工伤事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法律规定，工伤是指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在劳动时间在劳动场所因为工作原因受到人身伤害。根据法律方法的的文义解释，本案被告在原告的工程队接受原告的安排，从事其安排的工作，获得相应的报酬，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因为工作原因受到人身伤害，符合工伤的三大特征。所以一审二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三条第一款“无营业执照或者未经依法登记、备案的单位……的职工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由该单位向伤残职工或者死亡职工的直系亲属给予一次性赔偿，赔偿标准不得低于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第二款“……就赔偿数额与单位发生争议的，按照处理劳动争议的有关规定处理”，都认为漆建国所组建的建筑工程隊是未依法登记的单位。同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一条“本条例所称职工，是指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各种用工形式、各种用工期限的劳动者”，所以被告唐国生应属漆建国建筑工程队的职工。这些法律规定以及法律解释就是当地劳动部门以及一审二审法院认定该案应按公司事故处理的原因所在。

但笔者认为像本案原告这样没有资质的工程队在我国农村广泛存在，所谓的工程队其实也就是个人雇佣的形式将周边的农民组建起来的，因此组建者与工人之间应该适用劳动关系调整还是运用雇佣关系调整，值得商榷。

此类民间工程队人员流动性很大，组建者个人财力也非常有限，由组建者为工人缴纳社会保险几无可能。而且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二条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和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以下称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参加工伤保险，为本单位全部职工或者雇工(以下称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的职工和个体工商户的雇工，均有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本案中的工程队不具备法人的条件，不符合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个体工商户。所以在发生此类案件时到底应该按照工伤事故处理还是人身损害纠纷处理应由相关部门作出相应的法律解释。

二、法律适用问题

1、对原告漆建国的法律适用问题。

根据一审二审法院的判决依据，该案被认定为工伤，所以原告漆建国应该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等法律规定承担责任。但笔者对此保留意见，认为按照人身损害赔偿解决更合理，原因不再赘述。

2、对原告银利来公司的法律适用问题。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安全生产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以下统称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适用本法”，根据该法第八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的，……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与承包方、承租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之规定，判决原告银利来公司对原告漆建国承担的赔偿款负连带责任。

二审法院认为，银利来公司未直接与发生劳动关系，不是唐国生的用工主体，在工伤认定的过程中，也未作为当事人参与工伤认定程序，《职工工伤认定决定》也没有赋予银利来公司申请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对于工伤认定的过程和结果银利来公司处于完全被动承受的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伤保险条例》均未规定应由发包方的银利来公司承担用工主体责任，因此一审法院根据上述法律法规判决由银利来公司对漆建国所承担的工伤事故损失负连带赔偿责任有失公平。

根据体系解释理论，笔者支持一审法院的判决，认为本案就是违反安全生产法的案件，发包方将建设项目发包给没有资质的单位，继而发生事故，发包方应与承包方共同承担连带责任。既然认定该案属于工伤事故，那么对伤者造成的损失就应按照工伤事故处理办法的标准予以赔偿，不应该对发包方和承包商采取不同的赔偿计算标准。此类案件发生之后劳社部出台了发（2005）12号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该通知第四条规定“建筑施工、矿山企业等用人单位将工程（业务）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对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该通知的出台为发包方与承包方的赔偿责任以及赔偿标准给了同一规定，也支持了笔者的观点深感欣慰。

论法律解释的主观性与客观性 篇4

然而在解释法律的时候, 解释者都面临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这就是解释主体在解释成文法以前, 是假定解释内容的客观性已存在于成文法内由解释者去发现它, 还是假定成文法的含义处于未定状态, 由解释者最终确定和揭示它。此即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 或是“严格解释”与“自由解释”之说[1]。在西方这二种观点此消彼长, 既维护了法治的尊严, 又克服了法律的僵化, 进而也推进了法律解释学的发展。如果按照客观主义的解释取向, 认定成文法的客观性已先于解释而潜伏在典籍中, 解释者的任务就是努力去发现其中的含义, 解释的成败就取决于成文法本身是否具有客观原意。并由解释主体去阐明文本应有之意。如果按照主观主义的解释取向, 假设成文法中的意义仍在时间的流动中存在着未定因素, 解释主体就应致力于把成文法中的模糊含义在理解分析中固定并明晰起来, 大胆创释其新的意义。

笔者将对这两种模式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 以期对法律解释有更为明确的认识。在研究之前先明确一个概念, 即“法律解释”。本文所指的法律解释, 非广义的法律解释, 而是单纯厘定为一种司法机关或者说法官进行的法律解释[2]。

一、对法律解释客观性的考察

在19世纪的西欧大陆, 法学界倾向于第一种解释成文法的方法。以法国、德国为代表的概念法学派认为法律解释是一种纯粹理论的认识, 其客观性在法律解释者理解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因此解释主体不得将个人的价值判断掺杂进法律解释中, 解释者的任务就是就是探求立法者已经明示或者可以推知的意思。只排除了法律解释者的主观意图, 才能保证法律规范的确定性、可预测性, 进而保证法律的稳定性、权威性。这正如哈特和萨克斯所说:“法院应当努力通过想象将自己放在采取这些步骤的立法者的位置上……除非出现了毋庸置疑的相反事实, 法院应假设立法机关是由合理地追求合理目标的人制定的。”[3]

在法律解释客观性的研究道路上, 作为整体性法律的代表者, 德沃金的“法律解释的客观性是在重构中再现”[4]的基本观点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同时也为法律解释的客观性的实现开辟了新的途径。我们认为法律解释是对法律的重构, 因为不管法律制定得多么完美, 理论表述多么精当, 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 法的意蕴总是要通过我们对法律的理解、解释和实践才能表现出来, 这种对法律的运用过程实质就是重构。正如陈金钊所说“法律解释的过程就是一个在成文法的基础上重新构造意义的过程, 立法者在创造完其作品————成文法后, 他便已死去, 成文法的意义只能寄附在文本中, 由解释者去阐释”[5]。

在德沃金的法律解释理论中, 法律是一种“阐释性概念”, 即法官审理案件的过程就是对法律进行阐释的过程。他认为, 法律不仅仅是指规则系统, 同时还包含原则与政策[6], 它们都是法院或法官据以进法律解释的根据。审视德沃金的理论, 表面看法官超越了法律规则, 似乎法官通过解释在“创造法律”, 实则不然。他的法律观是“整体性的法”, 也就是说法律除了规则之外, 还有隐藏在规则背后的原则和政策, 所以, 法官的判决和解释仍然是对“整体性的法”的适用, 而不是什么所谓的“造法”。也正是由于有“整体性的法”存在, 不管多么疑难复杂的案件, 也有“唯一正确”的答案, 而不存在“法律漏洞”问题, 即使语言表达有缺陷, 社会发生重大变化, 或法本身存在不协调, 整体性法律的“自给自足”仍可实现对纠纷的“无漏洞保护”, 只要我们注意到了“法的整体性”因素, 法律解释就能达致客观。

在著名的里格斯诉帕尔玛遗产继承案中, 法律整体性原则的重要性得到了充分体现, 伊尔法官曾这样评说:“不应在孤立的历史背景中解释文本中的制定法, 而应根据法律的一般原则的宏大背景, 在解释法律文本时, 法官应使制定法的解释尽可能地符合法律设定的一般原则, 设想立法者在制定遗嘱时如允许谋杀者可以继承遗产, 这是十分荒谬的。法律必须尊重一个基本原则, 那就是不能因过错而获得利益。如果法官生硬地适用法律的规则而判决谋杀祖父的帕尔玛获得了继承权, 就违背了法律本身所包含的公平、正义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讲, 法官对法律做出解释时, 要求法官必须具有高度的法律认知以及良好的政治道德素养。所以, 德沃金在“重构”法律时, 总是非常强调、特别注重隐藏在条文背后的标准[6]。他认为, 在司法实践中, 法律的规定是概括、抽象的, 不可能把现实中每个个案的具体情节规定的相当完善。这就要求法官在解释法律规定的过程中必须善于发现隐含在规则背后的内容, 比如一些抽象的原则、不言而喻的事实、经过合理推理的结论等等所谓的“隐含法律”。只有发现了这些“隐含法律”, 法官才能够将纷繁复杂的个案进行分门别类的比较研究, 从而达到相同情况相同对待的基本要求。

通过仔细地研究我们不难发现, 德沃金的法律解释理论, 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 这种理想的实现不仅以法的确定性、规定性为基础, 同时还要以高素质的法官为依托, 法官们对法律的解释并不随心所欲的, 相反, 他们是在“整体性”法律既定的框架下和范围内, 对法律进行“建设性的诠释”。换句话说, 他的目的就是根据既有的法律素材和框架, 使解释“变成最好”。这种理论看上去很能说服人, 然而它毕竟是建立在一种假设的基础上, 是建立在对立法者全知全能的迷信和对形式逻辑完备性的崇拜基础上的。笔者不由的追问, 在一个法治善不健全的国度, “整体性的法”如何得以确定?若“整体性的法”不能确定, 法官又如何据此对个案做出公正的判决?以中国为例, 中国制定的法律规则不仅含混不清, 而且规则之间相互冲突、矛盾的情况大量存在, 至于规则背后“隐藏的”的原则与政策更是令人无法把握, 处于飘忽不定之中。中国的司法解释受制于政治制度以及社会环境, 基本上是一种政策解释, 而政策的可变性之强我们是有目共睹的。在此背景下, 我们对法律的解释如何达致客观, 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而波斯纳对“整体的法”做出的刻薄评价“从这玄之又玄的东西中, 我什么也没得到”[7]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对法律解释主观性的探究

到了19世纪末期, 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社会突飞猛进的发展和剧烈变革, 使制定法落后于时代精神的缺陷越来越突出地显露出来, 安定性之外的那些法律价值也愈发顽强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法典万能”的神话开始破灭。在司法实践中, 法律具有的不确定性也很容易让人体会到, 比如, 在面对一个具体案件时, 我们往往会对法官或法院最终的判决无法作出准确的预期, 甚至还会做出错误的预测, 这里面甚至包括法学家。这种错误的预测就是法律的不确定性在作怪。以耶林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法学最早提出了法律解释的主观性, 他们认为, 在法律解释中解释者的主观意图和价值判断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主观性是法律解释的根本属性, 解释本质上是创造性的, 因此法官解释法律时必须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 超越纸上的规范, 去“科学地自由发展”社会生活中生成的“活法”, 发掘法律现时的“客观的合理意义”, 以寻求个案公平妥当地解决, 维护法的妥当性价值。如霍姆斯法官宣称“法律的生命是经验而非逻辑”。他对法律的客观性提出质疑, 他说:“法律的生命始终不是逻辑, 而是经验。可感知的时代必要性、盛行的道德理论和政治理论、公共政策的直觉知识 (无论是公开宣称还是无意识的) , 甚至法官及其同胞所共有的偏见等等, 所有这一切在确定支配人们所应依据的规则时, 比演绎推理具有更大的作用。”[1]可见这种理论更加注重法律的现实性利益, 试图把法律解释的目的拉回到“实质正义”上来。

与德沃金的法律解释重构论相反, 波斯纳极力主张对法律解释的客观性进行解构。他认为, 寻求法律解释客观性的努力是白费的, 因为“法律是对法官面临一个具体案件时将会做出什么样的判定”, 解释者是不可能与立法者在同一立场上理解法律的。而解释中有许许多多的因素控制着解释者, 因此法律解释自然也就无法达致客观。为了说明了这个问题, 他以文化举例证明:“演讲者与听众所在的社区联系越紧密, 解释工作就越容易, 同样, 交流的社区越同质, 克服交流中不可避免的杂音的成本也就越低。”[8]这些文化、时间、地域等等就是直接影响法律解释的因素, 也是它们决定了法律解释难以保证客观。在波斯纳的法律解释论中, 法官在处理案件时, 应该更多地考虑解释的社会效果, 在众多的解决方案中, 通过解释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哪一个结果是最佳的?而没有必要关注我们的解释能真实地反映了立法者或宪法的创制者的意图。正如卡多佐所说“最重要的不是源头, 而是目标。除非我们知道道路通向何方, 否则我们对道路的选择就没有任何智慧可言……对法官来说, 最后的挑选原则……是适合某个目的。”换句话说, 法官不是法律的发现者, 而是法律的创造者[9]。

仍以里格斯诉帕尔玛遗产继承案为例为加以说明, “谋杀者”是否应该继承财产?众所周知, 遗嘱法规中并没有对遗嘱中的受益人谋杀了立遗嘱人的情况作出例外规定, 为什么该案中法官仍可以不按规则办呢?从实用主义的观点看, 这其实对于减弱立法者在起草法律文件时小心谨慎的压力大有裨益, 这样做可以避免已经超负荷运行的立法机构承担更多的工作, 另外, 从后果上讲, 假若我们判决谋杀者可以继承遗产的话, 这无异于鼓励谋杀, 这是不可以想象的。因此剥夺谋杀者的继承权恰恰是实现而不是违背了立遗嘱人的意愿, 这正是遗嘱法规的最终目的。从常理来推断, 立遗嘱人如果预见到谋杀, 是不可能将谋杀者指定为遗嘱的受益人, 所以这不是法律的原则和政策问题, 而是由法律的适用性决定的。法律的适用性则是由“实质正义”来支配的。而法官在分配这种“实质正义”的过程中无疑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法律认知及政治道德素养直接影响着案件的审理结果。

总之, 法律解释的主观主义注重的是解释者的“主观能动性”, 它要求解释者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 调动其各方面的法律知识、法律技能以及法律素养对法律条文做出精当的解释。在整个法律解释的过程中, 社会的公平正义得到了良好的体现,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 法律主观论者主观主义过分强调法律解释的主观性, 它试图以人的因素补救规则因素的不足, 要求法官做出“科学地自由发现”, 然而它仅仅是对法律和法治的一些基本原则, 甚至是法律规则本身提出了种种置疑和批判, 并没有提出可行的标准与方法, 这使得法律及其推理都不确定, 法律成了广泛弥散、应时而变、因人而异的东西, 其结果只能是彻底破坏法律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 导致社会的无序与混乱。

三、法律解释的正当性———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结合

在对法律解释的主观性与客观性进行了一番详尽的解释之后, 我们不难得出以下结论:客观主义的法律解释论所倡导的单纯的逻辑推演方法尽管可以极大地保证法律的确定性、可预期性, 维护制定法的权威地位, 但在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面前却是行不通的。而主观主义的法律解释论者强调法官在法律解释中的能动作用, 注重在解释中弥补制定法的缺陷, 确保解释在个案适用中的妥当性与正义性, 但这种理想却很难安全地得以实现, 因为我们很难保证在具体的司法实践过程中法官能克服其缺点和能力的限制, 客观、准确地解释法律。由此笔者认为, 法律的适用过程就是适用主体的主观意志具体化为个案的过程。但在一个法治国家, 这种适用主体的判决绝不是产生于某个任意的无预见的决定, 而是产生于对整个情况的公正的权衡。有效的法律解释是一个主客观相结合的过程, 法律解释过程是受制于法律文本与法律事实客观性制约的法律解释者主观创造性的活动, 具有主观性;但法律解释结论却是法律解释主体遵循法律解释程序原则的主观性判断客观化的产物, 具有客观性。没有主观性的解释, 法律就会成为僵化的无实效的东西;但如缺乏对解释者主观性的制约, 解释就会成为法律解释者个人恣意与专横的工具。

因此, 法律解释的理想状态应该是:“法官在坚持法律的稳定性或一致性与坚持法律的正当性或适应性之间保持应有的平衡, 在冷冰冰的逻辑理性和温暖的价值关怀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10]法律之所以为法律, 就在于它能一视同仁, 给人们提供足够的安定预期。为此, 在万变之中确定不变的规范, 防止具体判断的主观性流于恣意, 应是法学家不可推卸的责任。

参考文献

[1]谢晖, 陈金钊.法律:诠释与应用[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100-231.

[2]陈金钊.法律解释学的转向与实用法学的第三条路[G]//郑永流.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 (四)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

[3][美]波斯纳.法理学问题[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4:134.

[4]德沃金.法律帝国[M].李常青, 译, 徐宗英, 校.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6:364.

[5]陈金钊.法律解释的意义及其对法治理论的影响[J].法律科学, 1999, (2) .

[6][美]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M].信春鹰, 等, 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8:40-196.

[7][美]波斯纳.超越法律[M].苏力, 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462.

[8]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272-285.

[9]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M].苏力,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8:27-33.

法律解释与法律民主 篇5

一、语言的语用学指向立基于主体间性的认同

人之所以创造语言，是为了满足人自身表达的需要和人与人之间交流的需要。[1] 在此首先应该将言语和语言予以区分。言语作为一种更宽泛的意指方式，可以包括语言及其他传情达意的方式，诸如眼神、手势等;而语言则主要与声音和文字相联系。语言在最初阶段，需要确定每一个不同的发声与某个词的`对应关系，同时赋予这个词内在的涵义。这可以从孩子学习语言的实践中获得佐证。父母或老师往往指着对象，将孩子的注意力与具体形象相对应，同时说出一个词――这就是维特根斯坦所谓的“指物定义”。[2] 就这种学习方式，至少可以得出如下推断：一是语言是习得性的;二是语言首要的任务是物与词的意义关联。

语言实际上拥有三种功能指向，即语义学的、语形学的和语用学的，其中后者长期以来为人们所忽视。[3] 语义学所指称的对象、语形学所指称的语言逻辑是作为习得性的语言的显相，而语用学所指称的指号与指号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则是隐相，是需要人通过认知与意志活动去挖掘的，这或许也是卢梭认为语言非起源于需要的原因所在。毋庸置疑，语言确定地从需要中产生，对语言的运用从根本上是为了人的生存、交往、发展的需要。如果语言丧失了语用学的功能，那么将最终失去人类行为的意义所在。诚如萨林斯所言：“假如要严格按照‘语言’的模式，将结构/符号分析引进普通人类学，那么，失去的就不单是历史和变迁，还有实践――世界中的人类行为。”[4] 那么语用学的根本意义何在呢?无论从目的论或认识论的视角出发，人在社会中的行为无疑带有某种目的存在，意即无论人们是为了认识世界或改造世界，这其中本身已包含了某种内在的目的，即使是人们的交往同样可以满足自身精神的愉悦、物质的利益等等。因此在哈贝马斯看来，语言在取得以言行事的效果之外，更隐含了以言取效的效果。[5] 这也正是笔者在此力图将语用学意义转向法律解释的目的所在。

在人类认知实践活动中，对人类进步产生重大影响的是主体―客体二元分离的认识论。基于这种认识论，人们通过观察感性材料，通过反思获得对客观实践规律的认识，是人类自然科学取得进步的关键所在。但是这种认识论在社会科学领域却不完全适用：一则因为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是人与人的对话，而非人与物或事态的孤独对话;二则如阿佩尔所言：“上述要求只能意味着，社会必须分裂为被控制者和控制者两方。”[6] 这明显与现代法治社会的要求不相符合。自然科学需要证实或证伪，这是一个关于真理的问题，虽然是一种向绝对真理渐进的观察，但终须在局部的历史进程中确证相对的真理。然而，我们对于事物或事态的区分，不仅局限于真与伪，而且还包涵了意义与无意义、有效性和无效性之区分。后两者是针对主体间性而言的，例如一种语言是否对其他主体产生认识的影响――称之为有意义或无意

科学进行城管执法法律解释 篇6

城管执法人员在具体的执法过程中如何进行法律解释呢？

一、城管执法法律解释就是执法人员在个案具体情境中艺术地运用法律和智慧处理案件

解释者在论及法律意图时,只是根据法律做出自己的解释与判断。执法人员既是法律文本的适用者,又是个案中的“立法者”。他的智慧, 就是让人们感到他所做出的判断符合法律立法意图。执法人员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得在解释时,既依据法律而又超越法律,借助法律解释的独断性、探究性来获得法律解释结果的正当性；在很多时候这种智慧还表现为:解释结果既符合法律又与大众的情绪相吻合,既与法律一致又与社会的发展方向相同。但是, 得出这种解释结果又很难,这需要执法人员的综合法律素养、社会历练、处理问题的智慧。一般来说,智慧是与严格遵守规则相联系的,不遵守规则与程序的蛮干是不需要智慧的。智慧又不等于规则与程序,因为智慧是情境的产物,离开情境只能抽象地谈论智慧。在具体情境中艺术地处理案件就是执法人员的执法智慧。“法律解释的意见,如果想要变成真‘智’,并具有‘正当性’,在法律语境中必须具备一个条件:与法律文字捏攒者原来的意思相契合。”体现出对法律原意的尊重,即对立法者的尊重。如果城管执法者不去寻求法律的原意而自作主张,就是背离法治而实行专制。法律人要想使自己的解释产生效力,就应借助立法原意来获得正当性，这是实现法治的关键因素之一。

二、城管执法法律解释就是执法人员在法律范围内运用正义的艺术

行政立法是将正义理念与将来可能发生的事实相对应，从而形成行政法律规范；行政执法是将现实发生的事实与行政法律规范相对应，从而形成行政处理决定。作为城管执法的法律解释者，心中当永远充满正义，目光得不断往返于规范与事实之间。唯此，才能实现行政法律规范的正义性、安定性与合目的性。

正义是制定法的基本价值，是立法者的目标；与真善美一样，正义是绝对价值。一个规范，如果以无法忍受的程度违反正义理念，它就是“制定法上的不法”；一个规范，如果根本不以实现正义为目的，它就“并非法律”。“即使名称是法，但如果其中缺少正义理念，它就没有作为法的价值，而是单纯的暴力。”所以，只有符合正义理念的制定法，才是真正的法律。为了使城管法规成为正义的文字表述，城市管理立法必须将正义理念与将来可能发生的生活事实相对应。基于同样的理由，城管执法解释者心中必须始终怀有一部自然法，用追求正义、追求法律真理的良心解释法律文本。解释者“面对具体的个案，永远也不可能放弃个人所感觉到的正义活生生的声音；这种声音是永远不可能被排除的。尽管城管法规用语可能出现失误，尽管法条表述可能产生歧义，但城管执法者的解释“必须做出有利于立法者的假定”，相信立法者不会制定非正义的法律。当解释者对法条做出的解释结论不符合正义理念时，不要抨击城管法规违背正义理念，而应承认自己的解释结论本身导致不符合正义理念。当解释者对法条难以得出某种解释结论时，不必责难城管法规不明确，而应反省自己是否缺乏明确、具体的正义理念。所以，解释者与其在得出非正义的解释结论后批判城管立法，不如合理运用解释方法得出正义的解释结论；与其怀疑城管法规本身，不如怀疑自己的解释能力与解释结论。“形式、抽象性、一般性、以及概念性是对于法律的形成完全不可缺少的，否则法将没有所谓的等同对待，也将没有正义存在。如果人们在其中不保证将始终变动的生活关系的独有性及特殊性引入法律的发现过程中，那么纯粹从法律规范演绎出来的‘正义’将会是一种‘永久的、重复相同的’僵化机械论，一种自动化——或者是电脑的——‘正义’，一种非人性的‘正义’。”城管执法案由的内容是开放的，它虽然有一个固定的核心，但没有固定的界限。即使是立法者当初根本没有想象到的事实，经过解释也可能完全涵摄在城管法规规范中。对于同样的解释结论，有人认为是正义的，有人可能认为是非正义的，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此应当如何取舍？这虽然是一个难题，但并不意味着解释者无能为力。第一，对于一般的、基本的正义原则，解释者之间不会产生明显分歧。第二，“使法律之间相协调是最好的解释方法”。因为正义被实证化，正义的核心是平等，它要求对所有人都应用一种统一的标准，所以，对城管法规进行体系解释，使城管法规条文之间保持协调，使相同的违法行为得到相同的处理，就是正义的；否则就是非正义的。“法律人的才能主要不在认识制定法，而正是在于有能力能够在法律的观点之下分析生活事实。”

三、城管执法法律解释与法治（依法行政）

法律法规毕竟不能为每一个违法案件都准备好现成的解决方案，许多疑难案件还要仰赖执法人员的智慧。城管执法这个职业之所以在信息时代尚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在一些国度里成为颇为尊荣的职位），原因就在于他们在处理疑难案件时所表现出来的卓越智慧。此外，这种不确定性对于法治灵活地自我调整以适应变动不居的社会，亦具有重要意义。尽管如此，法治对解释的需要依然是有限的，至少是被限制在法治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法治的根基归根结底是由大量的简易案件所支持的。法律解释只是法治的例外，而非法治的常态。

对法治的理解需要综合的眼光。法治与解释的关系是：第一，城管执法人员依法行政必须有能力将大部分案件转变为简易案件，或者说，排除解释。这是法治的基础性条件。第二，依法行政必须有能力容纳一定数量的疑难案件，并且能够承受这些疑难案件所产生的不确定性。三，法律解释在一定范围内或程度上的不确定性，为法律的演变提供了可贵的开放结构，也使得法治能够更好地适应变动的社会环境。

法律解释与法律民主 篇7

关键词：民法解释学,补充功能,立法功能

一、民法解释学

(一) 民法解释学概念

民法解释学一直以来都被等同于民法学方法论。方法一词源于希腊语, 意思是:“给定的前提条件下, 人们为达到一个目的而采取的行为手段和方式。”而方法论是研究方法的理论, 或者说是方法的系统论。按照《韦伯斯特词典》的解释, 方法论是指一门学科所使用的主要方法、规则和基本原理, 对特定领域中关于探索的原则和程序的一种分析。参考梁慧星老师的观点, 我们可以认为民法解释学是按照解释学的一般原理对民法进行研究和适用的方法理论, 是法官怎样裁判案件, 在裁判中如何适用法律, 如何解释法律的学说[1]。法官用这种方法是用来解释真实的案件, 学者用这种方法是来研究法律, 或称法学方法论。民法学解释既包括对民事法律规范中的概念、术语、逻辑、规范性质、规范结构等进行的技术层面的解释, 也包括隐藏于民事法律规范中的民法精神、法律价值以及立法宗旨等内涵层面的解释, 还包括对民法规范出现漏洞时如何适用法律进行解释。

民法解释的方法包括文义解释、体系解释、扩张解释、限制解释、当然解释、目的解释、历史解释、合宪解释、比较法解释、社会学解释等等。从内容上来看, 民法解释学一般包括民法法源理论、民法概念体系和民法法条之逻辑结构、民法法律解释、民法法律漏洞及补充几部分。

民法解释学成为当下民法学方法论的代名词, 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民法学的发达和民法解释学的发达是密不可分的, 梁慧星老师的观点认为, 法解释学长期依附于民法学, 而研究法解释学方法也属于民法学的附带工具, 因此在法学史上民法解释学等同于法解释学, 民法解释同于民法学。其次, 在对法律解释等问题探讨的时候, 有学者冠以民法解释学为法学方法论, 造成了民法解释学概念和法学方法论概念的等同。

(二) 民法解释学存在的必要性和特点

首先, 法律文本存在多义性。法律文本是由法律条文及表述法律条文的法律语言组成的。哈特说过, 法律语言并不比日常语言更准确, 法律语言的局限性决定了法律的开放结构。其实, 除了十九世纪后期潘德克吞法学 (也即俗称的概念法学) 奉行制定法至上主义、法律逻辑等观念外, 法学史上极少将法律视为绝对确定的[2]。比如说英文法律译本在不同语境下语义的转向, 当一个语言符号具有两个以上含义时, 理解上的矛盾和差异就是不可避免的, 必须通过民法解释学, 正确理解法律文本的意图。

其次, 法的多元性。二十世纪法学研究不仅否定了成文法的完美无缺, 承认法律漏洞, 而且批判了国家的成文法的法源上的唯一性的观点, 论证了活的法律及法的多元性。梁慧星老师指出, 正是由于生活中存在的习惯、法理、判例等, 才使法律生活呈现多样化。例如多种法律文化的并存势必带来在法的实施中的多元化, 通过解释学的分析, 才能够化解内部的矛盾, 有利于法的实施。

第三, 存在法律漏洞。任何法律都存在漏洞, 而填补法律漏洞笔者认为是民法解释学最重要的功能。首先, 我们要了解的是什么是漏洞。漏洞, 是指有空隙、孔洞, 描述对象在品质上有影响其功能的缺陷。按照日本学者矶村哲的观点, 所谓法律漏洞是“定法上反于法律意图之法律不完全性”, 王泽鉴先生认为:“关于某一个法律问题, 法律依其内在目的及规范计划, 应有所规定, 而未设规定, 便构成法律这堵墙上的缺口, 斯谓法律漏洞。”梁慧星老师认为, 法律漏洞有三层含义。“其一, 指现行制定法体系上存在缺陷即不完全性;第二, 因此缺陷的存在影响现行法应有功能;第三, 此缺陷之存在违反立法意图。”[3]

换言之, 就是存在法律调整的空白。我们说法律从制定的时候就具有滞后性, 法律条文是静止, 而现实社会中存在的情况却是无法穷尽的, 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只是一种预测, 不可能考虑到所有方面。正是由于立法者没有认识到、或虽认识到但考虑不周;法律适用过程中情况与立法时相比已发生变化;或者说立法者立法时自觉对拟予调整的行为了解不够, 而主动不加规范等原因, 导致法律中存在各种漏洞。对这种漏洞, 就需要用解释的方法加以弥补, 。

二、法律漏洞补充功能与立法论

(一) 民法解释学补充法律漏洞的重要性

第一, 从法律目的上看, 民法是要规范人们的现实生活, 协调利益冲突, 在维护私权利的同时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和社会秩序。法院在受理某个案件后查找适用于该案件的法律规范的工作, 民法解释学上称为“找法”, 但找法可能会出现没有可适用的法律规范的情况, 即无法实现法的目的和价值, 那么就必须要通过填补法律漏洞的解释学来进行获得某种能具体运用于案件的解释, 才能实现法律目的。

第二, 从体系角度出发, 法律漏洞补充也是法律体系的要求。现行的法律体系它是指将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的全部现行法律规范, 按照一定的标准和原则 (逻辑结构) , 划分为各个法律部门而形成的内在一致的统一体。法律体系也处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 从具体逻辑结构上要求角度出发, 在法律部门划分、内容的完善、不同法律之间的矛盾冲突解决方面都要求体现一致性, 如果把法律体系看作一棵成长中的树, 那么民法解释学就是不断促使其枝繁叶茂的养分, 补充法律漏洞也有助于圆满法律的价值, 健全法律体系[4]。

(二) 民法解释学补充漏洞功能与立法论的区别

立法, 一般又叫法律制定。从广义来看, 立法就是国家专门机关遵循掌握国家政权的社会集团的意志, 根据一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 使之上升为国家意志, 从而创制、修改和废止法律的专门活动。从狭义上说, 根据我国现行宪法, 立法是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制定法律这种特定规范性文件的活动。广义的立法概念与法律制定可以通用。民法的立法论, 是围绕着如何设计出合理的民法规范或者如何改进既有的民法规范而发表的见解、观点和理论, 其目的在于指导或者影响民事立法实践。

民法解释学中补充法律漏洞与立法都是为了填补法律上的空白, 健全完善法律体制, 使其在实践过程中保持机制顺畅, 正确地适用法律规范解决问题, 从而延长法律寿命, 但是两者之间不是完全等同的, 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1.从两者在实际运用中适用的方式不同来看, 民法解释学中法律漏洞的填补只是作为法律漏洞一种补充方法, 仅限定在法律可能的文义之外和价值补充之外补充, 在通过民法解释学来填补漏洞时必须要遵守一定的解释方法, 比如说文义解释、目的解释、体系解释等等, 换言之, 就是在进行解释、发表言论和意见的时候强调有根有据、循规蹈矩, 不能凭空而来、妄下断言。这要求此项工作者首先要有丰富的法学知识, 掌握我国现行有效的民事法律体系, 在面对具体问题时候能判断问题的核心是什么, 能否找到可以援引的法律规范, 在现有法律规范不能解决问题时才考虑如何填补法律漏洞。

而按照民法立法论的观点下, 它所关注的是民法规范的理想状态, 与解释论相比, 立法论的拘束要少一些, 它更看重立法者的立法意图, 在遵守基本原则和法定程序的基础上创制新的法律规范, 可以发散思维, 只要能够言之有物、自圆其说。

2.从法律漏洞的性质上看, 民法解释学中的法律漏洞补充只是一种造法的尝试而非立法活动。杨仁寿先生在其所作的《法学方法论》中, 认为“漏洞补充一言以蔽之, 实即‘法官造法, 此在英美法系国家殆视为当然, 在大陆法系国家, 其判例的效力虽不若英美各国所具权威, 为无可否认, 其亦具造法的功能”。而黄茂荣先生在其所著《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则认为法官所作之法律补充只是造法的一种尝试[5]。本文采后一观点。

首先, 对于法官而言, 作为法律的实践者, 是要运用民事法律规范解决现实的纠纷和问题, 因而所要运用的正是民法解释论。民法解释学法律漏洞的补充针对的是具体有待解决的案件, “取向于法律体系与价值而采取一个法律见解, 将其作为裁判依据, 并在裁判中表现出来”, 在这个过程中法官所作的法律补充是其司法权的行使, 其解释也不没有针对某一种案件类型补充制定一个一般性的规范。而从立法角度出发, 它对法律漏洞的补充主要是通过创制新的法律, 侧重于关注同类案件的一般特征, 表述的依然是事物的共性。与立法要求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不同, 它追求的只是个案的正义。

其次, 当一个裁判被选为判例时, 并不使存在于判例中的法律见解取得法律的地位, 当然不具有强制的规范效力。判例先例中的法律见解在规范上的意义反映在法院的裁判上是法院对其的斟酌义务, 而非遵循义务。

第三, 当一个判例中的法律见解不正确时, 法院可以直接依据其职权在新判例中予以变更;然而认为法律规定不正确时, 法院通常不能直接予以修正。因此我们认为民法解释学所作的法律补充只是造法的尝试而非直接的立法[6]。

综上所述, 随着社会生活越来越复杂化, 法律的漏洞是不可能完全被填满的, 民法解释学中的法律漏洞补充功能与民法立法论并不等同, 它们各自在完善我国民法体系, 填补法律空白, 帮助司法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杨育正.适用中的民法解释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2009

[2]陈月亮.法律漏洞补充之主要方法[D].西南政法大学2012

[3]梁慧星著.民法解释学 (第3版) [M].北京市: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4]李国强.民法解释学的发展与相对所有权观念的解释论应用[J].政法论丛, 2011第6期P14-2

[5]李学成.民法解释学视角下减损规则及其在侵权法上的适用[J].商业时代, 2014第5期, P118-119

“法律解释”的应然语义 篇8

法律解释是一种重要的法学方法, 它是准确适用法律的基础和前提。法律解释是司法机关在审判工作中对具体应用法律、法规的问题做解释的一种方法。但在我国现阶段, 法律解释却变成是我国最高司法机关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对法律规范的细则化甚至创新的方式。这种法律解释有点二次立法的性质, 无论这种解释有多么详尽, 到法官手中仍需要进行一次法律解释。为什么都称之为“法律解释”, 前者所有的法官都享有解释权, 后者却是最高法院的专权呢?二者究竟存在什么差异, 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本文试图通过对我国现行法律解释的分析, 进而找出其中的原因以及解决的办法。同时, 为了便于区分两种不同涵义的法律解释, 笔者在此借用哲学中“应然”与“实然”的概念, 将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称为“应然”法律解释, 将目前在我国司法界大量存在的法律解释称为“实然”法律解释。

二、“应然”的法律解释

一般解释学的理论认为, 最初含义的“解释”是指在阿波罗神庙中对神谕的解释, 之后解释学的发展经过了解释的技术及其规则的创设阶段, 但解释学的最终确立应归功于对《圣经》的解释。解释并不是无中生有的“境外生象”, 它必须面对一定的文本 (Text) 而进行, 而法律解释就是对法律文本进行的说明。法律解释是对法律内容和含义所做的说明, 是对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说明。

法律解释是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法规的过程中, 对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规的问题所做的解释。法律解释企图利用各种解释方法来为立法填补空缺、清除瑕疵, 从而使疑难案件的判决能够恢复到大小前提清晰明确的司法常态。同时, 法律解释还要利用各种解释方法来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因为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扩大会增加法律规则不确定性的程度。

(一) 解释的对象是否只限于文本的法律。

在解释内容上, 法律解释的对象研究包括哪些呢?一种观点认为, 法律解释的对象只限于立法者所制定的文本, 法律就是制定法文本, 法律的含义也自然取决于文本的字词含义。法官只能在其权限范围内对法律条文做出解释, 不能侵犯立法权, 即只能按照实定法, 如刑法典以及其他明文规定的法规进行规范意义的解释, 而不能超越为一定条文所制约的规范进行解释;另一种观点认为, 真实的法律并不局限于法律文本, 法律文本之外的立法者意图也可以是法律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 文本之外的立法者意图也是法官必须解释的重要内容。甚至可以说“司法中的法律解释不限于对法律文本的解释, 甚至主要不是对法律文本的解释”, 法官要理解法律的真实含义, 就不能仅以处于历史孤立状态中的法律文本为依据, 而应当以当下经济、社会、文化等整体观念为背景, 兼顾法律规则与个案情况, 进而“创造性地构思出一种与普遍渗透于法律之中的正义原则最为接近的法律, 从而维护整个法律体系的统一性”。

(二) 解释方法是否存在序列。

在解释的方法上, 通常的解释方法包括语义解释、语法解释、逻辑解释、体系解释、法意解释、目的解释、社会学解释等。其中最为常用的是语义解释、语法解释、逻辑解释, 这些也被称为平意解释。这几种解释方法的对象都不超出法律文本的范围, 或者说, 都是仅仅依靠法律文本所传递的符号信息来确定法律意义的解释方法, 故具有明显的形式主义。其中语义解释、语法解释以及逻辑解释具有严格的优先性, 若这些解释的条件得到满足, 就必须优先被采用;只有具备足够的理由对这些解释的结果表示怀疑时, 才考虑适用体系解释、法意解释或目的解释;因为这些解释所需信息的来源和范围十分广泛, 也十分复杂, 对法官的要求十分苛刻, 通常要求法官在做出解释前必须考虑立法者意图、公共政策、主流公众意见和常识意义上的公平正义观念。而通常认为, 社会学解释是最后的选择, 只有当其他所有解释结果均明显不能成立时才能适用。

无论法官适用何种解释, 最终法律解释的结果应符合自律原则和可预测原则。自律原则主要是为了限制法官权力, 可预测原则则是为了保障公民权利。因此, 法律解释的限度即是符合自律原则和可预测原则。自律原则主要是对法律解释权的限制, 要求法律解释能为法律条文含义所涵盖, 防止司法权超越立法权, 否定司法立法权。可预测原则要求广大公民对法律解释的结论不感到意外, 换言之, 必须是普通公民根据一般语言习惯都可能预料到的结论。唯其如此, 才能避免公民因为国家司法权的滥用而遭受打击之苦。

法律作为一种基本的行为规范, 应具有基本指引社会大众的功能。只有这种指引作用得以发挥, 才能使行为人根据法律规范认识到自己应如何行为, 并根据该规范来选择自己的行为及行为的方式;也只有这样, 行为人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司法机关对其违反法律规范的行为进行处罚才具有正当性。而法律解释是指解释者在法律条文文句所能涵盖意义的限度内, 阐明法律条文的语言意义和内在真意, 同时也要求经由法律解释得出的判决能为社会大众所理解, 既要准确, 又要通俗易懂。正如哈耶克所言, 法院判决的关键是能够被预见, 而不在于这些判决的规则能够用文字表达, 引导人们预见这种规则或一般原则的是人们的“正义感”。

三、“实然”的法律解释

我国法律解释是指最高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法规的过程中, 对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规的问题所做的解释。无论是从大陆法系看, 还是从英美法系看, 我国目前这种法律解释可以说是闻所未闻的。我国目前法律解释, 形式上类似是二次立法, 具有司法法的性质, 即司法机关创制的法。这种司法立法的情形与司法活动的客观规律是不相符合的。我国司法机关是实行行政化的体制, 在这种行政化的司法体制下, 上下级法院之间不是一种审级关系, 上级法院也不是通过判例来指导并监督下级法院, 而主要通过颁布各种法律解释及司法行政文件来指导下级法院。

我国的法律解释与英美法系的法律解释是存在较大差别的。首先, 我国的法律解释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其他各级人民法院都没有法律解释权, 最高人民法院所发布的法律解释对其他各级法院具有当然的法律效力, 因为最高法院掌握最终的审判裁定权力, 下级法院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只能依据最高法院的法律解释进行审理。而英美法系国家的法院一般都有法律解释权, 法律解释是每个法官审理案件必经过程。而法官通过法律解释所做的判决对本院以及下级法院具有约束力。其次, 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解释一般只能在法院裁判案件时做出, 它包含在法院的判决之中。而我国的审判解释一般以抽象的方式做出规定, 不需要针对具体的案件。即使最高法院对案件的具体裁判中有对法律的解释也不是我国的法律解释。

四、“实然”向“应然”的转化

我国法律解释之所以与英美法系国家存在较大差异, 客观地说, 绝大部分是由我国法律解释错位造成的。“实然”的司法与“应然”的司法存在较大的距离, 其形式更像二次立法。对此, 有些学者认为, “应当合理区分立法解释和法律解释之界限, 正确行使其职能;完善法律解释的表现形式, 削减普遍性法律解释, 客观评价并充分重视个案性法律解释的价值, 并辅之以判例, 使个案性法律解释和普遍性法律解释、刑法判例共同服务于刑事司法实践。”

还有些学者认为, 应当引进英美法系的判例制度, 取消最高法院的颁布法律解释的权力, 把我国现行的由最高法院行使法律解释权的体制转变为由个案法官自主解释的体制。对此, 笔者认为, 判例制度是否适合我国的司法环境, 还有待考证, 但从我国目前司法队伍的状况来看, 近期内在我国实行判例法是不现实的。另外, 进行法律解释的体制改革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它需要从制度上和观念上的同时构建才能促成此转变的实现。

相反, 笔者认为, 当务之急是树立法官对法律的信仰和对法律文本的尊重。因为法律信仰是法治的内在驱动力, 离开了对法律的信仰, 法治就无从谈起。众所周知, 人的思维决定人的行动, 如果作为解释法律、适用法律的法官没有对法律形成信仰, 那么, 法官就不能成为静止的法律条文和具体案件事实之间的桥梁, 国家所立的法将成为一纸空文, 法治也就无法实现。只有法官以虔诚的态度对待法律信仰, 才能真正认识到法律所代表的公平、正义和平等, 才能真正在内心里尊敬法律, 从而心悦诚服地自觉遵守法律, 严格依法办事, 才能真正发挥法律的应有之用。

此外, 最高人民法院应少写些批复或少做法律解释, 多开庭审理案件, 制作有充分理由的判决书, 以其中的判决理由以及判决理由所形成的规则指导下级法院。这样, 成文法规得到了法院判决的详尽解释;判决理由的详细表述促进了司法公正;各方当事人与一般公民认可法院判决从而提高判决的权威性。在此基础上, 可以逐步形成上级法院的判决对下级法院判决的指导与约束作用。在肯定了上级法院判例的合理性的前提下, 下级法院遇到相同或类似的案件时, 应当做出与上级法院判决相同或类似的判决。这样做, 有利于确保对相同的案件做出相同的处理, 对类似的案件做出类似的判决, 从而逐渐使“实然”的法律解释恢复其“应然”的面貌。

摘要：法律解释是法官对案件进行审理、做出判决的必经途径和重要方法, 也是文本法律向现实法律转化的桥梁。而在我国, 法律解释却成为最高法院发布规范性文件的代名词。本文通过对“应然”法律解释的性质、“实然”法律解释的成因以及现状分析, 进而提出我国应尽快实现从“实然”法律解释向“应然”法律解释的转化。

民事法律解释的标准分析 篇9

在司法实践当中, 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屡有发生。究其原因乃法律规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产生了对抗, 法律规范的普遍性要求不存在相似情况不同处理的现象, 而具体到个案当中却会存在即使是相同案件结果都会出现不一样。如何解决法律规范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冲突, 通过个案的裁判体现法律规范的普遍性即为民事法律解释的任务。

由于民事法律解释在实体、立场、方法上的问题, 导致了民事法律解释的结果多样性, 这些问题被人称作形成裁判过程中的变动性因素。其一, 法官个人的不同的知识结构和对公平正义的不同理解。其二, 不同的理论学派对法律解释的认识和立场不一样, 形式主义法学的立法解释立场认为法律是一个逻辑上封闭的、自己自足的系统, 不需要外在的力量推动。其三, 就民事法律解释本身来讲, 在没有完整的位阶关系下, 不同指向的法律解释方法导致了法律解释结果的多样。司法裁判的过程中法官若要得出具体案件的法律裁判不仅需要一个法律规范, 而且在诠释中要附加其他成分。在对民事法律解释的过程中, 各自依目的解释方法、文义解释方法或价值衡量等方法势必造成对法律解释结果的多样。以上诸因素决定了在通过对个案的裁判体现法律规范的普遍性上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明确了各中要义, 在法律解释结果多样方面就能更好的理解。

二、唯一正解

目前理论界对法律解释结果的多样性的态度区别较明显, 有积极说和消极说两者学术观点。积极说主张认为尽管在法律解释结果的多样性不可避免, 但是为了实现法治的普遍性和统一性, 必须尽可能减少引发多样性结果的因素。而消极说认为对于不可避免的事物, 我们应该顺其自然发展, 不应该太多的干涉, 是一种司法无能力的表现。

笔者认为司法裁判的前提是合法律性, 对案件的事实和法律使用本身都是建立在依法的前提下, 也就是说法律解释结果的多样本身就是在合法律性的框架内, 故以合法律性来作为标准是不能解决多样问题本身, 只能作为一个最低的标准, 而合法性虽然是看似涵盖性宽, 其实质仍面临空泛和再解释的问题, 从合法性本身这种矛盾和混淆的基础出发去解决法律解释的多样问题势必导致意见的多样, 形成不了统一的意见, 更得不出惟一的结论。法律解释的合理性在具体的内容和实践的操作中, 更多的是参杂了主观的判断, 而在法律职业共同体为理想状态的前提下去谈判断合理性的主体, 主观的判断的不一致的发生将会是必然的, 可以想像在民众中对于合理性的理解更将是纷繁复杂。法律解释的可接受性更多的是考虑了受众主体的倾向性意见, 而忽视了受众主体对法律解释持有的立场, 以及法律解释的不可接受性问题带来的后果, 还有民事法律解释是否能够真正使得所有的受众主体可接受的可能这一前提。笔者认为民事法律解释的标准既不是为了符合所有社会大众的可接受性, 因为任何法律自身的缺陷导致他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利益也不需要, 而无论是合法性还是合法律性、合理性都自身存在语词和认识的角度的缺陷, 但民事法律解释对此并非要求如此严格。笔者认为民事法律解释的标准更多的应从合宪性和合事物本质性去解释。

三、民事法律的合宪性解释

宪法是各个法律中位阶最高的法规范, 法律的制定必须在根据宪法制定, 故认为宪法的效力高于法律。法律规范有诸多意义发生时, 应选择与宪法的规定一致、精神相符的规范, 否则违宪。任何国家权利运作只有在宪法的规定下, 才具有了合法性和合法律性。

民事法律解释需要合宪性, 意即民事法律的合宪性解释, 指民事法律应依宪法的意旨及价值体系来解释, 而出现民事法律解释的结果多样时, 为避免被宣告违宪, 应做合宪性解释。只要其中一个解释可以导致法律合宪的判断, 就应该依此去解释法律, 并认为这是民事法律合宪的判断。例如不得逾越文字可能合理理解的范围, 不能偏离法律明显可变的基本价值决定和规范核心。合宪性解释一方面能够维护法律的安定性, 他方面亦能够通过开展宪法来实践宪法的规范功能。合宪性解释必须在法律的文义范围内为之, 而且不能违反立法者明白的一致决定及主要的立法目标。对法律规范或案件事实的解释, 对解释的程序或解释的结论, 都应当符合合宪性要求, 合宪性解释是法律解释的必然要求。缺少了合宪性标准, 法律解释就失去了依据, 其结果将不会被法律人、当事人和社会大众所接受。

民事法律解释的合宪性不仅发生在证立阶段, 同时也发生在证立后的大众接受阶段, 不仅以法官为主体的法律职业群体, 一般民众大众都将在内心得到认同。

四、民事法律的合事物本质性解释

对于民法解释学的性质, 目前都以亚里士多德的关于科学和技术划分为根据的, 依此根据民法解释学不属于科学, 因为他并非自然科学。日本学者川岛武宜认为民事解释学属于一种实用的科学。拉伦茨则认为如果民事解释学都称不上科学的话, 那么今日的大部分社会科学都算不上科学。因为社会科学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可以运用数学运算得出结果, 也不可能像自然科学一样在论证后在是否正确上可以得到检验。民法解释学它探求的是法律解释和法律使用的方法和规则, 更多的是探求法律解释的合乎社会规律性, 即合乎事物本质性, 其只需满足对事物的盖然性和社会的妥当性。如果不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理解, 民法解释学应该属于社会科学。

民事法律解释参杂了太多的价值判断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而价值判断的混入导致了法律解释的主观性, 而这种主观性尤以日本学者主张的利益衡量论为典型代表。既然民事法律解释不可避免主观性, 那么如何保障法律的公平正义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而民事法律解释的合事物本质性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可以达成一致的认同的。

参考文献

[1]张真理, 高小岩.《为什么公正的判决会被公众指责为不公》, 载《政法论丛》2009年, 第1期.

[2]德沃金.《原则问题》,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第4页.

[3]拉伦茨.《法学方法论》, 商务出版社2003年版第295页.

法律解释与法律民主 篇10

2006年11月, 南京市民彭宇在某公交车站等公交车的过程中, 见一位老人摔倒后, 主动上前搀扶并协助其家人将老人送至医院, 后又垫付了200元的医药费, 事后经鉴定, 老人左股骨颈骨折构成八级伤残。2007年, 老人一纸诉状将彭宇告上法庭, 称自己是被彭宇撞倒, 要求其赔偿各种费用总计13万元。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做出判决, 称“彭宇自认, 其是第一个下车的人, 从常理分析, 他与老太太相撞的可能性比较大”, 裁定彭宇补偿原告40%的损失, 即45876元。①判决结果一出, 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人们纷纷对这一判决结果进行批判, 舆论也一边倒的倒向了当事人彭宇这一边。在本案判决书中, 法官认为, 根据日常生活经验, 在公交车这样人员聚集的公共场合, 撞到原告的人是不可能轻易逃逸的, 而被告是第一个下车的人, 因此其与原告相撞的可能性较大。如果被告是做好事, 更符合实际的做法是抓住撞到原告的人, 而不仅仅是好心相扶, 而且被告在原告家人到达后完全可以自行离开, 可被告未做出这样的选择, 显然与常理相悖;对于被告给付原告的二百多元, 事后被告也一直未要求原告返还, 根据日常生活经验, 原、被告素不认识, 一般不会贸然借款, 而且在原告家属陪同前往医院的情况下, 由其借款给原告的可能性不大, 而如果撞伤他人, 则最符合情理的做法是先行垫付款项, 事后双方也到派出所处理本次事故, 从该事实也可以推定出原告当时即以为是被被告撞倒而非被他人撞倒, 在此情况下被告予以借款更不可能。因此, 可以认定该款并非借款, 而应为赔偿款。[1]法官依此认定, 原告是被告撞到的, 被告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从判决书中我们可以看到, 法官在解释案件事实的过程中, 大量的使用了“日常生活经验”“可能性”“常理”等词汇, 法官在解释案件的过程中虽然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如法官的个性或前见;社会背景 (特别是常识及常情) 等, 但这是否意味着该案法官的这种解释是正确的呢凭借法官个人的生活经验来推定案件事实能否令人信服呢法官的创造性解释应以什么为限度呢

二、法律解释的创造性

本文语境下所使用的“法律解释”这一概念, 并不是指国家有权机关对法律所做出的具有普适性效力的解释, 而是指法官按照法律的规范意旨和法律精神, 运用法律思维方式, 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对与案件相关的法律和事实的意义所作的阐明。[2]法律规范是“死”的, 而法律适用却是“活”的, 法律适用的效果是通过法官的创造性适用实现的。法律解释之所有具有创造性是因为法律作为一般的规则, 是对大量的案件的共性的抽象, 但这种抽象本身并不是目的, 它的目的在于应用, 在于把共性的规则个别化, 从而达到调整社会关系的目的。也就是说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只有经过法官的具体解释才能在具体案件中适用, 这一过程是共性的法律规范与具体案件结合的过程, 也是一个法律与事实相互影响的过程, 法律规范着法官去阅读案件, 但案件却以其自身丰富的个性影响、改变着法律规则, 因此, 法官审理案件是一种理解性地阅读法律和案件事实的过程, 这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解释, 没有这种创造性, 法官适用法律的任务就难以完成。因此, 我们可以说, 以往的那种认为法官只是机械的适用法律的“自动售货机”理论在法律解释学上是站不住脚的。

承认法律解释的创造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 它可以保障法律生命的持续性。其次, 承认法律解释的创造性就是承认法官在适用法律过程中对法律的解释, 这无疑是对立法权的一种限制, 是权力分工效果的一种继续。

同时, 我们也必须看到法律解释创造性的不足和弊端。一方面, 法官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可能做进行比较随意的解释, 尤其是一些不负责任或者业务能力不高的法官, 将一些非法律性的因素考虑进去, 做出令人难以信服的判决, 不能有效的平息案件的争议。另一方面, 无论承认与否, 法官的解释都是一种独断性的解释。司法权是一种判断权, 司法权因为其独特的性质而不能像其他权利一样为每个公民所享有, 法律要想得到实施就必须只能为一方主体所掌握, 如果为过多的主体所掌握, 每个人都享有判断权那就难免众说纷纭, 使法律得不到实施。

三、法律解释创造性的限制

法官在法律解释的过程中应严格服从法律还是可以创造性的解释法律, 是长久以来困扰人们的问题。创造性的解释虽能弥合法律条文与具体案件之间的天然缝隙, 但却扩大了司法的不确定性, 传统的法律解释客观性理论为法官严格服从法律提供了理论和方法的支持, 在维护法治的同时也带来了司法裁判的僵化。综合看来, 两者各有优劣, 我们当下更应该倡导法官在进行法律解释的过程中服从法律而不是创造性的解释法律。这是因为, 首先, 我们正处于法制建设的初级阶段, 严格遵守规则的意识还没有建立起来, 我们也还没有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 再加上我国法院法官的素质参差不齐, 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倡创造性的法律解释, 很有可能会出现基本类似的案件却有截然不同的判决的结果, 不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虽然立法者所创设的规范不可能完善或细化到为每一个案件立法, 但法官置身于职业的立场分析案件、解决纠纷的时候必须站在严格遵守规则的基础上, 最多只是在法条模糊不清的时候, 临时把自己假想成立法者, 若自己是立法者面对案件时该如何处理, 而不是真的以为自己是立法者。其次, 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 都会自觉不自觉的进行创造性的解释。法官要对案件做出判决, 其所直接依据的并不是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抽象的法律规范, 而是经过解释之后所形成的审判规范, 创造性的解释是并不需要提倡, 而是法官解决案件所必需的, 这要求法官在解释的过程坚守严格法治主义的立场。

法官在解决案件的过程中对法律和事实所做出的解释并不是随意的, 其间必须受到约束, 法官在对案件做出解释时必须要考虑以下因素: (一) 坚守严格法治主义的立场

严格法治主义要求在司法过程中法官在解释法律时必须严格地依照法律文本的含义严格调查当下个案的案件事实, 在进行充分的法律说理后产生个案的司法判决。换言之, 法官在进行法律解释时应当尽可能的尊重立法原意, 而不应动辄超越立法, 应当尽可能的符合案件的客观事实而不应动辄按照自己的生活经验来进行解释。“彭宇案”中的法官所依据的法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仅仅就其所依据的法律来看, 我们可以说, 其对法律所进行解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我们说, 法官在处理具体案件中的解释并不仅仅是指对法律的解释, 还有对案件事实的解释。当我们把目光转向案件事实的时候, 其问题就一下子暴露了出来, 在本案证据不明的情况下, 法官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 进行细致的案件调查或者因为案件证据不足做出不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的判决, 而是武断的依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将案件的事实解释成原告、被告发生了碰撞, 原告的损失是被告造成的, 并依此对案件做出了判决, 这明显违反了严格法治主义的立场。

(二) 考虑案件判决可能带来的不利社会影响

法律解释与其他种类的解释不同, 它保持的是一种向后看的姿态, 对后来的案件审判和社会公众的行为导向都会起到很大的指引作用。法官在做出判决时, 应考虑案件的判决是否会给社会公众的价值取向造成不利的影响,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法官可以牺牲个案中的当事人的具体诉求而只追求其社会效果。要避免这种不利社会影响的出现就要求法官在解释法律的过程中应坚持追求或者实现法的内在价值, 尤其是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法官在进行法律解释时, 必然会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倾注积极的主观精神活动。这种精神活动的渗透, 必须切合法律的内在价值。法治的原则在客观上要求法律解释的公正和平等, 解释法律并非是自作主张, 没有公正与平等价值的约束, 法律解释就会超出法律价值范围侵犯公众的权利。因此, 法律解释主体须以法为上, 释法科学合理, 掌握法的整体价值要求, 最大可能地实现法律的内在价值。因此, 我们可以看出, 法官的创造性解释是受到正义等法的价值的限制的。

“彭宇案”的法官在判决的时候显然忽略了这样的一种考虑, 每一个案件的判决都会对社会大众的价值观念产生影响, 人们总是在自己的日常活动中, 总是会以判决书的结果来指导自己的行动, 如果案件是关乎社会公众价值观念、关乎社会传统美德的时候情况更是如此。

参考文献

②参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关于本案做出的民事判决书, (2007年) 鼓楼一初字第212号。

现行犯：一个亟待解释的法律概念 篇11

故此，需要以传统刑事诉讼法学中的现行犯理论为基础对“现行犯”进行学理解读。在诉讼法上区分现行犯与非现行犯的意义在于：对于现行犯，任何人均有权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对其实施人身控制。现行犯具有以下基本特点：第一，就行为人而言，现行犯必须具有人身的确定性。第二，就行为而言，现行犯必须以犯罪行为的明了性为基本特征。第三，在时空关系上，现行犯必须具有时空上的衔接性。

大陆法系国家有关现行犯的立法例大体可以分为两类：德国模式，即只规定狭义的现行犯；法国模式，即在狭义现行犯之外，还规定了准现行犯的内容。作为诉讼法上的概念，何谓现行犯，取决于立法者对事实状态的裁剪。立法者将“现行犯”的节点置于何处，则完全取决于其价值立场。我国刑事诉讼法有关拘留与扭送的立法规定事实上蕴含了现行犯的内容。关于狭义现行犯，《刑事诉讼法》第80条第一项明确列举了犯罪过程的两个阶段：“正在预备犯罪”与“实行犯罪”。虽然《刑事诉讼法》没有采用“准现行犯”这一法律用语。但是，第80条第二、三、四项规定的紧急情形，应当属于准现行犯的内容。

（摘自《现代法学》，2016年第1期，第119-129页。）

论法律目的解释的客观性 篇12

在以大陆法系为主的成文法体系中, 法律规则、法律原则和法律概念总是被看做法的重要内涵;而与颇为抽象的法律原则不同, 法律规则是法律在现实中最重要的依托。从狭义上来说, 法律规则是具有法律逻辑的具体行为规则, 以最基本的法律条文为现实依托, 是我们进行法律活动的依据, 是司法、执法、守法的行为准则。但是, 由于语言的模糊性、法律本身较之于社会发展的滞后性以及立法者本身的原因, 法律规则往往存在漏洞。因此在法律尚未进行修改、而其内容又明显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的情况下, 法律解释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二、法律目的解释的“主观论”与“客观论”之争

法律解释的作用是为了在无法及时修法时的一种类似“造法”的活动, 其本质是实用性的, 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就需要采用一定的方法;于是便诞生了如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等等解释方法。其中, 目的解释, 由于无法通过直观的文本推导分析, 较之其他解释方法而言显得更加抽象, 因此学界一直存在着其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这样的争论。拉伦次对此总结道 : “19世纪后半叶 , 法哲学及方法论的文献就法律解释的目标已经形成两种见解 : 一方面是以探究历史上立法者的心理意愿为解释目标的——‘主观论’或‘意志论’ ;另一方面是以解析法律内存的意义为目标的——‘客观论’”。

在笔者看来, 目的解释的“解释”一词就决定了其必离不开主观的部分, 因为解释就代表着解释者在运用自己的理性转述、再运用一定形式的语言文字对其内容进行固定, 这个过程无论如何都带有主观的因素。但是, 对于目的解释主观性的承认并不代表者否定其客观性的部分, 甚至可以说, 客观性对于目的解释而言具有更大的意义。

三、分类比较法律目的解释的客观性因素

法律的目的可以从许多方面去理解, 包括法律规范的具体之目的和抽象之目的、作为整体的法律秩序之目的和个别的法律规范之目的等等, 但不管怎样去进行分类, 客观性始终隐藏于其中。

(一) 具体目的解释与抽象目的解释

在第一种分类中, 法律规范的具体目的往往是可以从其所属的法律部门、其本身的名称、甚至具体的条文中找到。例如《劳动法》, 其所属部门法为社会法, 说明其目的是调整某些社会性的权利义务关系;其名称为劳动法, 其目的可以细化为调整社会中的劳动关系;而在其条文第一条中还明确提到:“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调整劳动关系……”这更是直接地表明了其具体目的。其他的法律规范也是同样, 虽然不是都用条文明确标出本法目的, 但在对其具体目的的探究中我们往往可以根据具体的法律部门、规范名称等线索将其发掘出来。至于法律规范的抽象目的, 客观因素也隐藏于其中。由于该目的是“抽象”的, 所以它应该是将诸多的“具体”整合过滤、去粗取精的结果, 这个结果更接近于“本质”。关于法的本质目的, 数百年来法理学界围绕着公平、正义等等词语一直争论不休;无可否认作为概念的它们实在是难以捉摸, 但在生活实践中, 我们却可以将它们概括为两个字:情理。这里的情理更多地体现出一种社会的共识, 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通常情况下一个有着基本理性的人都在下意识里认可的尺度或者标准。这种标准可以是客观的, 否则人类永远也不会有共识存在。美国法官波斯纳也认为, 法律的客观性是一种“交谈性”意义上的客观性, 其追求的是“合乎情理。”法官进行目的解释 , 这是一种指向裁判规则的主观活动。但是 , 这样的活动并不是没有限制的 , 而必须符合现代法治精神 , 不能让法官成为专制者。也就是说, 法官在进行目的解释时必须被限缩在一定的范围内, 这个范围也包括作为一个正常的理性社会人的基本良知, 因而具有一定的客观性。

(二) 法律秩序之目的与法律规范之目的

在第二种分类中, 作为整体的法之目的往往是所有个别的法律规范之目的的集成, 所以如同上面对于抽象目的客观性的探讨一样, 法秩序之目的的形成来自于法律规定的意旨, 只有在理解了个别法律规定之目的的基础上, 才能真正理解法秩序之目的。而个别法律规定之目的又受制于整体法秩序之目的。解释者需要在个别规定之目的与整体法秩序之目的间进行循环互动, 往返于个别规定之目的与整体法秩序之目的之间。在这个过程中, 客观性是始终存在的, 如上所说, 因为那个“尺度”或者“标准”恒在, 所以不管如何去对法律的目的进行解释, 解释者都必须参考甚至受制于某些确定的、客观性的评价, 这有点类似于我们常说的“戴着镣铐起舞”。

之所以说客观性对于目的解释而言具有更大的意义, 是由于这种解释行为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对法律进行修正、为了更好地实现个案正义。根据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学说, 法官往往在面临一个法律解释问题时首先会依靠其“先入之见”, 这个前见是往往来自于知识的积累和实践的总结, 具有主观性的因素, 但就其内容而言仍是客观的, 因为知识和经验都离不开常识, 这就为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设置了限制, 社会可以据此对相关的法律解释进行评价, 判断它是否偏离了法律的本质。即“理解者 ( 或者说法官 ) 的目的在不同的时期是多种多样的, 但目的解释方法中的目的却不是任意确定的目的 , 它应当是法律价值 ( 正义等 ) 支配下的目的, 而不能是任意的目的。”1

参考文献

[1]李桂林, 徐爱国.分析实证主义[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2]陈金钊.目的解释方法及其意义[J].法律科学, 2004, (5) :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