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语言与法律概念

论法律语言与法律概念（共8篇）

论法律语言与法律概念 篇1

内容提要：法律体系(Legal System)是指在一个区域内(国家或者地区)的能系统存在和运行的法律整体。对法律体系的认识往往取决于对法律的认识和理解。现实生活中的法律，是在应然的推动力和实然的抗拒力之间相互冲突、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通过立法司法而达成妥协，进而整合统一成的法律整体。欲认识法律体系概念，必须探讨法律体系的特征。法律体系具有规范性、客观性、系统性和实用性等特征。在我国的法律体系的研究中存在研究的教条化倾向等值得我们反思之处。

关 键 词：法律，体系，法律体系，部门法体系，实用性，地域

在近现代法学研究史上，法律体系的概念和理论一直是法学学者探讨和研究的对象。在英美法系中有奥斯丁、凯尔森等先驱，直到以《法律体系的概念》为其著作名称的拉兹;在前苏联的历史上，曾有两次有关法律体系理论的`讨论。而在我国，法学界曾在1983年专门召开理论研讨会，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但是，在我国对法律体系理论的研究中，学者一直继承了法律体系研究的教条化的倾向，以法理学教科书中的法律体系理论为甚。本文就是破除法律体系研究教条化倾向的一个尝试和努力。

论法律语言与法律概念 篇2

一、法律与语文的关系

从法律文本的微观要素上看，法律是一项特殊的作品，它是按照一定章法排列组合的语言文字。语言是法律存在的前提，并决定着法律的优劣。

魏德士说，语言之外不存在法，如果没有语言，法和法律工作者就只能失语。法律以语言的存在为前提，并且“法的优劣直接取决于表达并传播法的语言的优劣，语言对法本身的重要性，同样适用于法律工作者对语言的驾驭能力的重要性”，“不会说也不会写的人很难具备从事专业法律工作的能力，而存在严重语言缺陷的人根本就不适合做这样的工作。法律工作的成功必须首先以语言为工具。”

对于当今中国而言，法律与语言文字的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

从现代中国法律的创制和形成上看，从二十世纪初的清末变法开始到二十世纪末开始至2001年初步完成的新中国法律体系重建，其所蕴含的文化特质固然是中国传统法文化的扬弃，但是从形式上看却深受大陆法系的影响，所以中国法律文本中相当数量的法律术语对德语、日语等外国语文有着密切的关联，甚至现代意义上的“法学”一些词竟然也来自日文汉字。这其实是于法治后发型国家(指其法治传统非本土原创而是继受自其他文明体系)的普遍现象。既然如此，法治后发型国家的法制现代化事业便离不开外语这个工具;同时，随着中国在政治上打开国门、积极参与国际政治生活，在经济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内经济与国际市场一体化，在文化上加入世界人权组织，开始与其他文明体系主动对话，规范国际经济、政治关系的法律制度在中国生效，法律体系中的法源不再仅仅来自本土，体现国际社会共同意志的法律(国际公法、国际经济法和国际私法规范)，经由一定的程序均可能成为本国法律体系的重要内容。因此，在许多领域对法律工作都提出了外语的要求。

从法律的实施和有效运行上看，中国法律是为调节中国社会的利益关系而存在。它的读者是中国的执法、司法者和中国的公众，它必须能够为中国人所理解，以便官方和民间能够准确把握其意义并实行到社会生活中去。但是，由于中华法系的法律文化到清朝末年就断裂了，而民众在其思维定势中却仍然保留着这些文化传统，并且将其表现在他们的自然语言中。传统形成的自然语言的不确定性给现代型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带来了不少难题。中国不仅是一个法治后发型国家，还是一个民族众多、方言差异极大的国家。即使在共同使用汉语言文字的绝大多数人口中，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可靠性也难以完全保障。因为词的意义会因空间、时间、情景不同而有所差异。如果要使语言成功为人们所理解，就需要持续地将说话者的语言翻译为听众的语言。法律作为立法者的作品，其阅读者是社会公众，立法者所使用的是通行全国的普通话汉语言文字，但是由于中国南北东西文化发展不平衡，各民族各阶层生活环境不同，说者和听者背景不一致，导致了对法律文本含义理解的困难。

二、自然语言的不确定性对法律术语的影响

对法律工作者而言，正确地阅读且合理地理解现行法律文本非常重要。而法律文本的解读与文艺作品有很大区别，对文艺作品的理解可以掺合读者本人的情感，因而一部文艺作品有多少读者就有多少种理解。所谓“作家之死”，正是指这样一种情况：一个作家在其作品出版之后，再也无法左右读者对其作品的理解。法的创制和解释与文艺作品的创作和阅读情况有所不同。对法的解释并不是自由的，因为有效的法律解释受到法律本身的制约，《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对法律解释的权限、程序和效力均有明确的规定;而对法的创制，则往往诉诸立法者的政策目标和价值理想，因此，边沁认为立法学属于伦理学而不属于作为科学的法学。权威法律解释的相对不自由，决定了司法者必须尊重立法文本的优先地位，司法活动服从于立法的目标。如果文艺作品的阅读是为了令读者自己获得与众不同的情感体验的话，那么法律文本的解释却是为了落实立法者在法律文本中的条文化了的政策目标和价值准则。

尽管法律的安定性和确定性要求以科学的精神对待法律文本的理解，但是前法律自然语言的不确定性对法律的影响仍然是无法完全克服的，因此，法学研究必须对此加以关注。

1. 边界模糊。

语词不仅本身是多义的，而且其特定词义本身也未必都是确定的。语词的中心部分意义可能清晰明确，但是在内外之间的过渡地带，其含义就变得模糊不清。比如，刑法第384条规定了三种构成挪用公款罪的情况，其中之一是“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一元钱肯定不会包含在数额较大的范围之内。一百万元则至少在数额较大标准之上，问题是：在一百万元和一元之间的那些数额，何者较大、何者较小?这个问题法律文本自身是无法确定的。在中国现行的行政法文本中，“道路”、“机动车辆”的含义就是这样。道路的通常含义是供人、车通行之设施，学校和工厂内的通行设施自然应属于道路范围。但是，在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公路法上，道路或公路并不包括企业事业单位内部的道路。农机当然也是一种机动车辆，但是法律上的机动车辆管理却将它与一般的机动车辆区别对待。

2. 语境依赖。

尽管一个语词可以被人们约定俗成地认为它有着独立的含义，或者一个语词的含义可以确定，但是，这种含义本身会发生变化，因为语词仅在特定情境下才有意义，语词的含义都是在一系列外部条件支撑下才得以形成的，一旦支撑条件改变，同一个语词的含义就会改变。要消除语词的不确定性，先须确定特定的语境或情境。如果离开了理解的环境和上下文，语词的含义仍然是游弋不定的。“平等”、“善意”这些表达，若放在不同的语境中，会形成完全不同的意义。平等一词，在奴隶社会，它只是指自由人之间的地位关系，该词不能用来描述奴隶与自由人之间的关系，因为那时的奴隶不被视为人;即使到了现代，平等也只能在特定群体之内才会有确定的含义，比如在市民之间、在村民之间，而不能在市民与村民之间论平等。在民法制度中，善意指的是心理学中对真假的认知状态，即“不明知”;而在日常生活中，善意指是却是心理学中对善恶的价值评价，即对他人不存恶意。

3. 循环解释。

被解释语言(对象语言)的准确含义取决于用作解释工具的语言(元语言)含义的精确性，而事实上，用作解释工具的元语言，本身也需要解释。事实上，不需要解释的元语言是不存在的，因此，一个语词含义的确定性只能是一种相对的确定而不可能是绝对的。

自然语言的这些特征与法律追求的确定性、普适性之间存在矛盾。无论是法律创制还是法律实施，如何解决这种矛盾都是一个棘手的难题。法律工作者能够做到的可能只是在二者之间寻求平衡，并随着民众法律意识的增进而不断自我调适。

三、法律语言的封闭性及其与生活的关系

长期以来，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法学家很难与普通百姓谈论法与法学，也很难向他们解释清楚现实的利益冲突在法律上的解决办法。因此，人们对法和法律工作者的不满和误解一直不断增加。因为法律论证的不可理解令百姓不知所措，法律语言常常构成他们理解法律的障碍，因而影响着他们寻求法律救济的努力。法律职业群体却往往会忽视这一问题。非但如此，反而在法律职业群体中形成一种偏爱法律术语的嗜好，以至于不同部门法的专家之间似乎也会存在交流障碍。

然而，只有公民理解并认同了法律制度的基本内容，法律制度才会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因此，法学家培养一种令自己的观点易被普通人理解的表达能力就起着关键的作用。即使法律问题很难理解，也应当以常人能够理解的方式将那些对判决很重要的概念向当事人解释清楚，以让门外汉能够认识并自己想象价值评价的模式。法学应当是一门可以对话和理解的科学，倘若法律的论证和问题的解决办法不能为公众所理解，那么法学将失去与法律共同体(公民)之间必要的沟通，法将演变为法律的“祭司阶级”的神秘科学。因此，对一切法律工作者而言，培养以明白的方式表达复杂裁判问题的能力比他们所想象的要重要得多。

那么，能否令法律语言变得更加通俗易懂呢?这固然是一个可以理解的要求，然而生活本身是无限多样和丰富多彩的，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都不可能事无巨细地包罗万象，因为在逻辑学上，内涵越丰富，概念的含义才越容易理解，但是，内涵越丰富，外延便会越小，为了尽可能充分地将应当管辖的事务全部纳入法律规范之内，立法者便不得不用越来越大的篇幅创制法律文本，法律文本越是庞大，反过来又会增加人们阅读的负担。不但如此，法律用过于具体的语言描述生活的事实，便会使法律失去对社会发展的适应性、对不同情境的概括能力，这样就会促成朝令夕改和无限多样的个性化解释，这反而使普通人对法律的含义难以捉摸。那种令普通公民均可以理解的法律制度是不可能产生的。越是发达的法律制度，普通人独立理解法律并靠自己解决法律事务的能力越会减弱，如前所述，任何一个法律用语或规则的含义只能通过其上下文才可以确定把握。而对上下文的体系化理解必须经过专门的训练和长期的经验才能达到。

摘要：法律对语言文字的依赖决定了法律创制和法律实施必须重视自然语言、法律术语和法律概念之间的关系。自然语言与生俱来的模糊、语境依赖和循环解释与法律术语的专业性、封闭性对法律概念的形成与解释及法律思维都有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法律语言,法律概念,法律解释

参考文献

[1]华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M].p54.刘星.法律的隐喻[M].广东中山: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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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伯恩-魏德士.法理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96.

论法律语言与法律概念 篇3

摘要：罗马法确立的契约自由思想一直是私法自治的主要精髓，其思想在时代演变以及各国的传承中不断发扬光大。德国法法律行为制度正是在罗马法契约原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以意思自治为核心的私法自治、个人自由进行保护，一直是两种制度在继承与发展轮回中的核心。不同的时代背景、各异的民族法律文化以及法律专家学者的深入研究中，德国法法律行为在继承中超越罗马法契约制度，理性严谨的逻辑、法律至上性以及对私法自治精神为核心的保障在法律行为制度中得到充分体现。

关键词：德国法法律行为；罗马契约概念；私法自治；法律约束力一、两者的概念

（一）罗马法契约概念

罗马法上的契约，其拉丁文表述是contractus。罗马法中，双方当事人以发生、变更、担保、消灭某种法律关系为目的的协议就叫做契约。契约具有非常广泛的外延，广义上说，凡能发生私法效果的平等当事人之间的协议都可以称之为契约，契约的概念在债法、物权法、亲属法和继承法中都有规定。狭义上的契约，则指发生债的关系为目的的协议，债法上的契约是罗马法契约制度中最主要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契约。

（二）德国法法律行为概念

罗马时代已经大量存在契约、婚姻、继承之类的私法自治，但其仅停留在类型化分析，对一系列法律行为的抽象概括则是近代德国法学家们的贡献。理性自然法和历史法学的继承者胡果（Gustav Hugo）首创“法律行为”一词，其内容泛指具有法律意义的一切合法行为。而德国著名的法学家萨维尼（F.K.von Savigny）在《当代罗马法体系》把意思表示作为法律行为的同义语，对法律行为给出经典的定义：“对于意思表示或者法律行为，其内容不仅是个人的自由行为，而且行为意思必须是直接设定、变更法律关系。”19世纪后期的法学实证主义切断了和理性法学的联系，认为法律是国家主权者的意志，应该把实证规范当是法，正确的法来思考。

二、两种制度的异同比较

（一）相同点

1、两者概念的实质内涵在于实现私法自治

罗马法契约强调双方意思一致而产生一定的法律关系，而德国法法律行为概念也是由主体为一定行为。私法自治精神滥觞于古罗马时代，罗马契约制度初步实现了私法自治，“契约内容只要不违背公平正义的原则，一任当事人自由定力，非他人所能干涉。”而德国法法律行为概念结合了潘德克顿学派对古罗马法契约的继承与契合18世纪自由市场经济的时代精神，其法律行为概念渗透着个人意志至上的法律思想。

2、从两者的内容来看，外延和内涵具有相似性

在外延方面，罗马法契约从广义的概念来讲，凡能发生私法效果的平等当事人之间的协议都可以称之为契约。罗马法对契约概念进行类型化的规定，包括物权法、亲属法和继承法中都有契约的概念。德国法法律行为是一个抽象概念，是对各类创设法律关系行为的抽象，广义上罗马法契约概念的类型例如：所有权转移、婚姻、遗嘱等行为都为法律行为所包含。

从内涵方面看，首先，法律行为概念是从契约概念中抽象出来的。至今，契约即合同，仍是法律行为制度最为重要的内容，规范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促进交易的正常进行，只不过其范围比契约更广。其次，契约与法律行为的构成要件要求也具有相似性：（1）当事人应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2）当事人合意下的意思表示必须真实。（3）符合上述两个要件的行为具有法律约束力，并赋予其强制的法律效力。

3、两者都为民法发展史做出重大贡献。

契约和法律行为概念的创立都为各自时代贡献了伟大力量。契约自由思想是当代契约法的核心与灵魂。罗马法关于契约概念的阐述，是契约史上一次质的飞跃，为后世民事基础法律的发展与制定埋下生生不息的“生命之根”。

德国法律行为提升超越前者为后世大陆法系民法体系的构建也产生深远的影响，使其在大陆民法的位置极其显赫，成为许多国家民法理论体系的基石，被誉为“民法规则理论之象征”。

（二）不同点

1、两者概念下精神气质侧重点不同

不同的民族文化与时代背景，两者的概念会体现出不同的精神气质。罗马人对自由与公正思想的传统信仰是罗马法契约概念散发的精神气质，但早期的罗马法依赖于公民自身的道德进步来保障诺成契约顺利完成，表现出罗马人原始的“对人信任”的法律思维。

德国民族文化中严谨、理性的逻辑思维也深深渗透在为国家、社会服务的法律体系中。潘德克顿学派的主要代表人耶林认为，法律源于目的而产生，法律的目标在于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平衡，个人的自由应是一种受限制的自由，统一由国家的法律进行安排。此时的德国法法律行为制度则体现出严谨、进步的“对法信任”的法律思维。

2、从具体内容来比较，罗马法契约与德国法法律行为有所不同

首先，法律行为概念外延比契约概念大。法律行为概念是抽象概括了契约、遗嘱、表决等意思表示行为之具体法律概念，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它已然超越契约，指称一切以意思表示为要素，可以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行为。物权的转让、结婚登记、设立公司、申请破产等都属于法律行为。

其次，两者的具体内涵不同之处：（1）对人效力来看，合法的契约能产生法律上的效果。因此，早期契约只约束双方当事人，双方当事人因契约而产生权利义务，但不涉及到无辜的第三人。法律行为也保护当事人双方的行为不受侵犯，但亦对第三人产生影响，比如：为第三人利益的保险、抵押物的转让等。（2）意思自治在行为中的角色定位来看，罗马法契约约束力主要体现各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旦达成合意，契约即成立；法律行为中也体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但除一部分法律行为为当事人设定外，另一部分则由法律规定，当事人必须满足法律的规定，才能符合法律行为的标准，例如：身份关系，侵权行为。（3）从行为当事人的参与方不同来看。罗马法契约概念只规定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当事人作出的契约有效；德国法律行为中则不限制当事方参与的数量，如单方法律行为、双方法律行为以及多方法律行为都为合法有效。

3、对行为的动态过程保护，德国法法律行为比罗马法契约规定的更完整

罗马法契约制度对双方当事人行为的保护始于契约成立之后，重点在于契约违约时的赔偿救济，是一种阶段性、静态的保护。而德国法律行为制度是动态性全过程保护，是早期罗马时代的立法制度不能企及的。从法律行为成立前的各项准备工作阶段到法律行为成立与生效阶段再到后法律行为之附随义务的承担之阶段，法律行为从着手准备到成立、履行、变更、解除、解释乃至终止后一定期限，都对应给当事人提供相应的动态性保护。例如：在法律行为实施前，当事人未为行为的成立做好准备工作给对方造成损失，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在当事人履行法律行为过程中，因意思表示瑕疵而对方当事人造成重大过失，应当承担赔偿损失、合同履行不能所产生的后果。

三、结束语

德国法法律行为概念在罗马法契约概念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上有了全面、系统化的发展。罗马法契约自由思想，为经济往来、社会稳定开辟出自由、公正的新航道，其作用不可忽略。但罗马法中主体范围的限定保护，列举性概念的局限束缚，立法规范不全面，使德国法律行为制度得以超越，这是德国潘德克顿学派优秀的法学家孜孜以求的结果，更是历史进步的必然趋势。法律行为制度的现代性与实用性，便利近代以来瞬息万变的市场经济要求，不断推动推动民法理论越臻成熟，为后世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体系构建作出伟大的贡献。（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教育学院）

参考文献

[1]郭伟伟.论罗马法的契约与德国法的法律行为的异同[J].法制与社会，2009，（4）（下）.

[2]迪特尔·梅库斯，邵建东译，德国民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184.

[3]马俊驹，陈本寒.罗马法契约自由思想的形成及对后是法律的影响，武汉大学学报，19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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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左平良.论德国民法典法律行为制度的平衡性及其启示[J]，广西大学学报，1999（21）（2）.

论法律语言与法律概念 篇4

要想清楚说明什么是“文化政策”这个种概念，必须要首先明确什么是“政策”这个属概念。

根据辞海定义，政策的含义是“指国家、政党为完成特定的任务而规定的行动准则，是路线、方针的具体化。”[1]不过，迄今为止在理论界，“政策”的概念并没有严密定义并得到一致的认可。一方面原因在于，“政策”这个词语出现的频率非常活跃，通常用法各异。在众多规范性文件中，可见各式各样关于“政策”一词的使用，在不同语境下，其各自的内涵和外延，具有非常大差异，可谓五花八门，这直接导致我们对“政策”的定义和理解具有模糊性和混乱性。例如常常可以见到“党的政策”、“国家政策”、“政策法律”、“具体政策”、“政策精神”等各类使用方式，但它们其实并不完全指向同一概念内涵。另一方面，在现实使用中“政策”的表现形式过于丰富，灵活性太多，这同样阻碍了我们想要对其进行严格、明晰的定义。在习惯性用法中，不仅规范性的法律、文件可称作“政策”，还有一些没有规范形式的讲话和评论也被习惯性称为“政策”。可见，在不同的情况下，我们对“政策”的理解是很难绝对统一的。

客观地说，“政策”的定义虽然纷繁复杂，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在各种语境下继续合理使用。由于复杂的政治和历史原因，我们已经对“政策”所体现出的背景的深刻性有着潜移默化的理解。除非要求极高的学术研究和法律文件，事实上对“政策”一词各种灵活的解释，一般也并不会使人对该语境的整体理解造成误区。因此，实践中我们没有过多纠结于必须对“政策”词语本身进行统一、严格的定义。还有学者提出，“我国长期因计划经济体制而导致的一种现象，政策和法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并不是这两个概念本身有什么不同，而是这两个概念所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承载的内涵不同。”[2]

但笔者认为，文化政策和文化法律从性质上还是有相当差异的，它们分别构成党对文化进行宏观管理和中央政府对文化进行宏观管理的主要手段和方式。因此，有必要对这两个概念进行区分和剖析，对“政策”一词进行狭义的界定，以免在论述时产生混乱。笔者在本文中将“政策”概括为“执政党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任务，为处理政治事务而制定的路线、方针、原则和规范的总和。”在这个概念下，政策的形式范畴包括了党的口号、纲领、章程、文件等等；内容范畴包括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或中央全会的文献和决议、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文件以及中央直属机构为贯彻中央精神以及进一步解释和细化党的基本政策而发布的相应文件等等。需强调，领导人的口头讲话等不具备正式规范形式的内容并不包括在内。

尤其需要特别说明，那就是党的政策和国家政策的区别。党的政策与国家政策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但其实紧密不可分。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下，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执政党，对政府机构和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和重大事项进行决策。因此，国家政策是以党的政策为基础的。在很多情况下，二者虽然内容相同，但是他们发布的主体和采取的形式并不相同，因此法律属性不同。相比较而言，在理论和实践中，国家政策比党的政策更加难以作出明确的定义。尤其是国家政策常常指向未形成规范性文件的原则、方针和发展战略等，或者指向某些具体问题的具体执行计划方案。例如一些行政调整手段，也往往被称作“国家政策”。本文中，根据前文阐述，显然将“政策”定位于“党的政策”，而非国家政策。

我国的文化政策，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为进行政治领导、促进文化发展的需要而制定的路线、方针、原则和规范，是管理国家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措施和主要方式及手段。

二、文化法律的定义

理论界通常使用的概念定义是，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由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反映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意志，规定人们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权利和义务，确认、维护和发展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规范系统。

广义的法律，则指法的整体，即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各种行为规范的总和。它包括宪法、法律、法规、规章和法律解释。狭义的法律，专指拥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依照立法程序制定和颁布的规范性文件。

本文中所提及的文化法律，指拥有立法权限的国家机关依照立法程序制定和颁布的关于国家文化事务管理、调整社会文化生活为主要内容的规范性文件的总和。

三、文化政策与文化法律的区别与联系

通过概念的界定，我们可以明确的是，执政党的政策并不等同于法律，现阶段我国文化政策也并不等同于文化法律。目前很多学者对文化政策的研究立论，事实上采用的是广义的文化政策概念，例如《文化政策学》中的定义，“文化政策是一国对于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物博物等领域进行行政管理所采取的一整套指定性规定、规范、原则和要求的总称，是有别于科技政策、教育政策等其他领域政策的一种政策形态。”可见，此处对文化政策的定义实际上既包括了党的文化政策，同时也包括了文化法律。而在本文中，笔者对这两方面做出相当明确而具体的界定。

文化政策与文化法律有着明显的区别：

第一，产生的渠道不相同。我国文化政策是由党制定和颁布的，具有多种表现形式，同时也带有随意性和不确定性的外在特征，例如宣言、纲领、决定、决议、讲话、文件、通知、声明、口号、批复等等。而文化法律则是由有相应立法权限的机构按照法定的程序制定的，表现形式具有规范性和确定性。

第二，调整范围和方法不同。文化政策一般不调整社会文化领域中涉及程序类的部分，不具备强制性，靠理想信念、道德教育、纪律规范等加以实现。文化法律则对党内文化建设问题不予涉及，并且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

第三，外在表现属性不同。文化政策更加活跃，具有前瞻性和时代感，更能反映出社会生产力和文化发展的阶段性需要，往往是促进文化建设发展的先导。而文化法律则应当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严谨性、系统性和普遍性。

文化政策体系与文化法律体系的关系到底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首先，文化政策是基石，是社会文化生活基本价值观的体现。同时，文化政策弥补了某些方面文化法律的空白。

“法律机制在社会调整系统中不能不受到其他社会规范的影响，而政策是其中反映社会利益和变革最为深刻和直接的一种，其他一切社会规范都必须服从根本性的社会政策所作出的价值选择”。[3]文化政策所确立的国家核心文化价值体系，直接决定了社会主流文化意识形态，构筑了人民的精神家园和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文化政策始终引领着文化的前进方向，为人民创造文化产品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当文化方针、文化政策符合文化发展客观规律时，就有利于保障、鼓励、促进全民族的文化创新，有利于文化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文化就繁荣，就发展，反之，文化就萧条，就停滞。‘双百’方针的提出及其贯彻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曲折，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4]

尽管文化法律作为政府进行文化宏观管理所制定社会文化行为规则，对维持社会文化发展秩序和推动社会文化进步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在进行文化宏观管理过程中，文化法律的作用并不能一味高估，尤其是当文化立法相对滞后的情况下。例如，我们都了解的假唱现象，在大家“明知”的情况下存在了很长时间，甚至从某种强调现场效果的角度看，具备了一定的“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的理由。但是显然，社会价值的道德认同和法律底线都不会认同假唱现象是“合理的”，因为这种现象对社会文化生活的影响弊大于利，让整个社会艺术表演活动失去健康良好的秩序。我们都知道，直到2005年《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出台，“不得以假唱欺骗观众”的规范才出现。这体现了法律对类似文化现象的界定往往迟迟难以划定，也就是常说的“法律滞后性”，可能会导致法律未覆盖的社会文化生活处于无监管和无序状态。不过，法律的滞后性同时体现了法律在对新生的事物现象进行“存在的是否是合理的”命题下的观察、审视、评估和决定，然后再作出决策的行动。这种滞后性和谨慎性，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

在实际生活中，新事物、新现象以及纷繁多样的社会矛盾层出不穷，文化法律始终将存在“滞后”的“弊端”。无论如何严密，其固有的局限性导致其始终将出现落后于实际和客观形势，永远都存在不完善、不详尽之处。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建立协调预期的法律机制，更要善于利用文化政策的灵活性来弥补其中的不足。而在尚未制定文化法律的社会文化领域内，社会关系就只能以文化政策调整为主。文化政策涉及到我国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是党领导社会文化事业发展的指针，也是社会文化立法的依据。我们应当按照文化政策所引导的方向，有意识地引导、协调社会文化行为，帮助人们进行价值观和行为选择，建立良好的社会文化发展秩序。

也就是说，在已经制定的文化法律不足以调整社会文化领域内各种复杂关系的时候，政策和法律同时作为调整规范存在，相互配合和补充。一方面，“某些法律规范的具体内容、内涵和外延是根据形势，由政策来确定”[5]。另一方面，中央提出的文化政策往往由文化法律加以具体化和规范化，以补充法律的不足。

经验证明，凡是新的重大社会文化问题的产生或者文化宏观管理方针的转变，包括现在正在如火如荼展开的文化体制改革，一定会出现阶段性的探索实验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从政策指导到制定法律的过渡过程。很多法律规范的产生，也就是从政策原则调整产生的法律关系中再产生出来的。尤其在改革的过程中，许多探索性的文化政策必然要在社会文化生活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长期活跃在文化领域。当然，它们中的大部分最后都将转化为法律规范。

随着文化法律的不断健全，调整机制日益完善，法律调整将在社会文化领域内越来越多地取代原来文化政策的职能和作用，成为社会文化生活中最主要的调节手段。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政策的作用日益削减，而是将“进入更高的层次，作为法律的精神或原则，发挥它在整个社会调整系统中的宏观指导作用，而不再作为一种法律渊源与法律体系在微观层次并行”[6]。文化政策的主要职能则是构建国家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功能，而不再过多体现在规范性上。在这个层面上说，这将是文化政策和文化法律的理想格局。

其次，文化政策和文化法律互有制约，互相作用。

一方面，政策与法律的适用可能产生交叉或者矛盾。从法律的特点和性质的角度来讲，文化法律作为独立的社会调整机制，强调的是独立的实施过程。但是在实际中，文化政策对文化法律的实施具有相当影响。在不违背法律基本原则的情况下，文化行政机构和文化执法机构在依法行政及办案过程中往往要进行适当变通，以考虑党的文化政策需要。可以说，目前党的各种政策，都是法律在实施过程中的指导和参考。同时，在社会文化发展新过程中出现的新事物、新形势，也必然产生新的社会调整要求。而此时文化法律可能已经经过一段时间落后于新形势的发展，新的政策原则超越了原有的法律，却又没有规范化形成新的法律，这就会产生新的政策和旧的法律之间的交叉或者矛盾。尤其现阶段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这种新旧体制改变面临到的新情况新事物会层出不穷，所带来的矛盾也势必比原有计划体制下文化发展单一模式的稳定时期更加突出。如果政策的效力盲目地高于法律的效力，那么文化法律的具体实施势必面临着尴尬的境界。这是个无法避免的必然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笔者认为，依法有权对文化法律进行解释的职权部门，根据党的最新政策对文化法律进行及时有效的解释，则能够有效缓解这种矛盾。

另一方面，党的文化政策经过实践的验证，在时机成熟之际，经过一定的程序后，其中可操作性、规范性强的部分，必然转化为文化法律的形式。这需要注意两个重点问题。

一是党的文化政策，尤其是在纲领性文件中所阐述的文化政策，是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是执政基础，文化法律受文化政策的指导和调整。这是党在国家的根本地位决定的。不仅如此，在文化法律机制运行调整功能时，要受到文化政策以及其他各种社会规范的影响，例如社会习惯等等。文化政策在各种社会规范中最直接和深刻地体现了文化领域中的社会利益关系和变革的内涵。其他所有一切社会规范都必须受到文化政策所体现出的根本性的价值判断。

二是文化政策经过在实践中的摸索之后，根据社会需要和经过一定的程序转化为文化法律，形成正式的法律规范，成为文化法律体系中的一部分。这是法治秩序的内在要求，也是党提高执政能力、实行依法执政的重要内容。

通常来说，文化政策的转化具有不同的形式。有的文化政策采取党中央与国务院联合发布的形式。这种形式使得文化政策与文化法律在形式和属性上相统一并直接具有了相应的法律效力。还有的文化政策文件在贯彻执行过程中被文化立法机构援引，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权威性文件，从而完成从原则到具体规则的转化，这也是文化政策转变为文化法律的一种典型方式。还有一部分文化政策虽然并没有在形式上被转化为法律规范，但是被作为了立法的渊源，其功能性等同于法律机制。

在这个前提下，值得注意的是，文化政策转化为文化法律必须要遵守正当程序，这是文化政策转化为文化法律的重要保障，也是民主与法制社会的重要原则。正当的程序虽然并不意味着结果必然公正，但是公正的结果必然建立在程序的正义基础之上。依靠程序的理性和科学精神，合理运用技术化手段，文化政策转化的过程和目标才不会发生价值偏离。当然，按照法学理论，正当程序和法定程序并不完全一致。法定程序仅仅是文化政策在向文化法律转化过程中所要遵循的最低要求，正当程序则是比法定程序更加深层次的要求。现阶段，在我国的文化立法实践中，虽然并没有明确正当程序原则，但是《立法法》中关于提案、听证、审议等制度要求，以及《行政许可法》等包含的类似法律规定，已经对正当程序原则进行了实践中的贯彻。只是，专门针对文化政策转化文化法律的制度研究，并没有得到特别的总结研究。文化政策的广泛性、基础性，以及在社会文化生活中起到的核心指导作用，奠定了文化政策的独特特点和在国家文化事业发展统领性地位。可以说，文化政策转化为文化法律的正当性研究，是党在进行文化宏观管理过程中如何实行依法执政和提高执政能力这一命题的重要内容之一。

综上所述，文化政策和文化法律有很多共同性和一致性的特征，尤其表现在它们都充分体现出了国家意志，但它们并不是两个简单的、重叠的概念。前者指向党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确立社会主流文化价值观，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具体方式，是人民主权和共产党执政行为在文化领域的重要体现；后者则指向政府要依法行政，明确了政府在管理社会公共文化事务，构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科技创新等方面的具体制度安排。正确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助于理顺和协调党、政部门对文化宏观管理的不同职能，这在当前的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注释：

[3] 《论我国社会调整系统中的政策与法》：范愉著，原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4月

有关法律概念的解释 篇5

(一)法律概念的定义

对于法律概念的定义,中外学者有不同的见解.美国法理学家霍尔尔德认为：“法律概念指的仅仅是法学领域中基本范畴.”英国法学家哈特则是从“法律是什么”意义上使用“法律概念”的.我国有些学者认为“法律概念仅仅是指刑法规范中的罪名概念.”上述观点的缺陷是比较明显的.笔者认为,所谓法律概念,是指所有在法律规范中出现的、用以指称那些应由法津规范调整的事件或行为的特有属性的思维方式.

(二)法律概念的本质

对“法律概念”一词的含义,不同的法学著述和法律逻辑学著述中有不同的见解和看法.有人认为,法律概念仅仅指法学理论中的基本范畴,如美国法理学家霍菲尔德就认为,法律概念指的就是“权利”、“义务”、“责任”、“权力”等.有人认为,“法律概念是法律思维的基本方式,它是通过对各种法律现象、法律事实进行描述和概括,以穷尽列举所囊括对象特征的方式而形成的一般意义或抽象意义的概念.”还有人认为,“法律概念是对各种有关法律的事物、状态、行为进行概括而形成的术语.”我国著名学者雍琦教授认为,法律概念“是指法律规范中出现的、用以指那些属于法律规范调整的事件或行为的概念,亦称‘法律专门术语’.”

综上,笔者认为,法律概念指的就是在法律规范中出现的、用来反映法律规范所调整的事件或行为的特有属性的概念.由法律概念的定义可知,法律概念是对其所反映的具有法律意义的人、事、物及其行为或关系本身所具有的法律性质的抽象和概括,但其形成并不是一个纯粹简单的反映过程,而是包含了立法者的主观创拟性.法律概念产生于多种途径.

法律是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而任何一部法律都是由法律概念组成的规范体系,作为构成法律规范基本要素的法律概念,其内涵和外延都是经过明确规定的,在司法适用中要求必须以法律规定的含义为标准,任何人不得随意改变或歪曲解释,从而充分体现了法律概念的权威性.由法律概念自身的特有属性所决定,法律概念具有其他概念所不具有的一些特点,而这些特点实则是一对一对的辩证统一体.无论是通过哪种途径产生的,法律概念都是具有特定法律意义的法律专门术语.应当注意将法律概念与法学概念区分开来.法律概念不同于法学概念.所谓法学概念“是指用于法学理论研究、法学教育、法律解释、立法建议或草案中的概念”.

(三)研究法律概念的重要性

法律概念是法律逻辑研究的重要内容.它是法律规范中出现和使用的具有特定法律涵义的概念,在法律体系中占据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对于立法、司法和理解解释法律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任何一门科学都是由概念构建起来的理论大厦.没有概念,就不能形成判断和推理,也就谈不上思维.从这种意义上说,法律概念既是人们认识成果的总结,又是人们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践的出发点.

正如美国法理学家博登海默所指出的那样：“概念乃是解决问题所必须的,必不可少的工具.没有限定的专门概念,我们便不能清楚地、理智地思考法律问题没有概念我们便无法将我们对法律的思考转变为语言,也无法以一种易懂明了的方式把这些思考传给他人,如果我们试图完全摒弃概念,那么整个法律大厦就将化为灰烬.”法律概念作为法律的基本构成要素,是法律的“砖石”.从法律适用的角度来看,法律概念又是对具体案件进行司法归类并在此基础上适用法律规定、进而通过法律推理得出裁决、判决的支柱.可是,与其它学科相比较,我国的法学从法理学到部门法学,对法律概念的研究却显得相对薄弱.然而要正确运用法律推理,就必须首先研究法律概念.因此,对法律概念的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

二、法律概念的解释

(一)法律概念的解释

概念明确是正确思维的首要条件,法律概念明确是正确适用法律的首要条件.法律概念不是不言自明的,因此存在着产生歧义、含混、偷换等错误的可能性.这些错误一旦产生,就会引起人们理解、使用不同,导致混乱、偏差、自相矛盾等违背法制原则的行为.

任何法律、法学都需要重视并采用概念分析、解释方法,解释的目的是明确.法律概念由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构成,解释法律概念要从这两个方面入手.由此形成两类解释方法：定义和划分.由于内涵和外延之间存在着反变关系,因此,明确了内涵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明确了外延,反之亦然,但是这不是必然的、绝对的,所以,对那些基本的、重要的法律概念必须并用定义与划分的方法,从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来明确.如,“证据”在新《刑事诉讼法》中不仅被明确规定了内涵,而且还被规定了种类,其中视听资料第一次被正式列入,而在旧《刑事诉讼法》中,证据的定义一样,但外延中不包含视听资料(后来司法解释有所放宽).这说明法律概念内涵不变,外延则可以发生变化,它们之间的反变关系不是一条严格的数学定律.

(二)法律概念的解释应遵循的原则

1.依法解释的原则

一些基本的重要的法律概念,立法往往已作了解释,这种解释就具有法律效力,必须照此解释.如,“犯罪”“经济合同”等.当然学术研究可以例外.对立法没有解释的,必须忠实于立法本意来解释.

2.依法律的原则和价值取向解释的原则

法律的规定具有原则性、典型性特点,法律概念一涉及边缘、周边问题,其基本特征就淡化而给定性带来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既要坚持法律概念所反映的特有属性是区别的标准,又要按照法律的原则和价值取向来解释,不能犯机械主义和形式主义错误.如：“正当防卫”的边缘、周边问题,应按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等原则和正义的价值取向来解释.

3.按特有属性解释的原则

区别不同的法律概念的内在根据是特有属性,因此不能按字面含义或语词表达形式来解释.如,一个企业究竟是否是集体所有制企业,不是看它的招牌、营业执照,而是看它是否具备“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特有属性.

4.适度解释的原则

任何法律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是有限度的,超出这个限度就不再是该法律概念,而与其他法律概念相混淆或偷换为别的法律概念,所以必须适度解释.如,把“无效合同”的外延扩至除即时清结以外的一切口头合同,就把“无效合同”与“有效合同”混淆了.“情节严重”、“数额巨大”等类似法律概念也要注意适度解释.

5.按法律逻辑的规则解释的原则

对法律概念的解释要遵守定义、划分、限制和概括的规则.定义解决“是什么”的问题,即定性问题;划分解决“哪些是”的问题,即分类、归类问题;限制和概括解决具有从属关系的法律概念之间的过渡问题,即精确使用的问题.法律逻辑的规则不是约定俗成的产物,而是客观规律在人们思维中的反映,只能遵守,不能违反,否则就不能成立.如,把企业分为国有、集体、私营、公司和“三资”企业,就犯了子项相容的错误,从而引起有关法律规范的一些混乱和不恰当的规定.

6.全面解释的原则

许多法律概念所反映的特有属性不止一种.如果只抓住某个或某些特有属性解释,遗漏某个或某些特有属性,作出片面解释,那么势必造成该法律概念所规范的对象增多或减少,即规范的当作没规范,没规范的当作规范的.所以,必须全面解释,避免遗漏特有属性.如,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第1条第1款中所说的在中国境内有住所的人,是指因户籍、家庭、经济利益关系而在中国境内习惯性居住的个人,不能片面解释为因户籍关系在中国境内居住的个人.

三、法律概念的特点

(一)法律概念的规定性

在对普通概念下定义时,有两大种类或方法：即真实定义和语词定义.由于定义是揭示概念内涵的逻辑方法,真实定义是逻辑学中着重研究的定义种类,也是对普通概念下定义时最常用的类型.是立法者基于某种立法意图、规范意旨,对那些被认为需要通过法律予以调整的对象的主观反映.因此,规定性是法律概念最重要、最显著的一个特点.

(二)法律概念的客观性

任何概念都是对认识对象本质属性的反映,都具有客观性.法律概念也不例外.虽然它是立法者主观上规定的,但不是任意的、随心所欲的创设和规定.它来自于客观,来自于现实社会,有其客观的基础.

(三)法律概念的确定性和灵活性

任何概念都既有确定性、又有灵活性.在一定的条件下,概念有确定的内涵和外延,不能混淆不清.另一方面,由于客观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的认识也会发生变化,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会随着发生变化.这样一来,概念便表现出其灵活性的特点.

(四)法律概念的模糊性

在人们的思维活动中,在很多情况下可以根据精确的标准把事物进行彼此分明的分类.或者属于此类,或者属于彼类.如时间、范围、数量、程度等.但是客观事物又是复杂多样的,对那些功能复杂、内容丰富、关系杂存、模糊不清的对象的认识,人们要用精确的标准去测量和描述它们,就很困难了.

这就需要用模糊语言,通过思维主体有意识地把事物间的区分和界限加以模糊化处理后再压缩,抽象出相对明晰的界线,以达到对事物相对来说比较清楚的认识.

读《法律行为概念疏证》有感 篇6

——读《法律行为概念疏证》有感

吴赵居士宋问天

法学院校中的的五院四系，多有各自的重点学科，华政的重点学科是外国法制史。我一直对这一点不以为意，觉得法制史没民法、刑法等部门法重要。这种思想在逐步褪掉，原因，并非是校园氛围改造了我，而是法学学习的展开使然。共和国的当代法学，还是一部翻译来的法学，很要命的一个问题，就是语言的陷阱。越过这个陷阱，了解外国法的来龙去脉，很重要。

近来拜读朱庆育教授《法律行为概念赎证》，这篇论文有二百多个注释，一部分还是德文的。之所以读这篇文章，是因为我个人喜欢死磕基础概念，当年学《民法总论》时，期末考试有道试题就是区分法律行为、民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我当时即按通说作答，大致讲法律行为就是意思表示，合法的民事行为即是民事法律行为，等等。，但心中疑虑未消。读了朱教授的这篇，觉得这三个概念的区分更让人兴趣盎然。本来在发明“法律行为”这个概念的德国，“法律行为”就是私法领域才有的词，新中国立法者为了人民误解行政行为、刑事行为也是法律行为，特别强调“民事”,所以才有“民事法律行为”、“民事行为”之“民事”.中国立法者还发现，德国学说自相矛盾，一方面德国学说认为法律行为是合法行为下位的概念，另一方面居然有法律行为无效、可撤销的情况，于是称“民事法律行为”只能是合法的，那些无效的、可撤销的属于“民事行为”而不属于“民事法律行为”.但这一点亦是误读，有效无效，合法不法，是两组概念，合法行为亦得无效；合法不法的区分标准是归责标准，究竟是意思表示能力还是侵权行为能力；而有效无效，则是以是否有拘束力为标准。因此，一个欺诈而订立的合同，虽然是无效的，但仍然是“合法的法律行为”,故“法律行为是合法行为”与“法律行为无效”并不矛盾。假使不接受以上区分，朱庆育教授称，实质定义所指向的是事物的共相，个别殊相不足以否定之，如“小明无理性”、“人有理性”、“小明是人”皆不矛盾，故“法律行为是合法有效行为”“某合同无效”“某合同仍是法律行为”皆不矛盾。

以上啰里啰嗦，颇费周折，其实根据田士永教授的研究，“法律行为”在德文中的词语，汉语直译过来是“权利交易”,日本译者、中国译者都没有这么做，而是译为“法律行为”.本来中国学者对法律行为一词也挺清楚的，但是1949年革命之后把基础知识逐渐忘得差不多。首先，望文生义，以为法律行为就全部要是合法有效的，所以创造出民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两个词之区分；其次，还是望文生义，以为法律行为是各个部门法下的合法有效的行为，故还特意创造了民事法律行为、民事行为以强调其民事性。法律行为概念，本来就是在私法领域，本来就是为了强调私法自治原则而产生的概念。朱庆育教授评价其为买椟还珠，十分得当。以上种种，不能完全归责立法者，语言的陷阱就是这样，翻译者尽力做到翻译精当，但终究会因时日长久等种种原因，被之后不懂得源语言的学者依形而训、望文生义，最终乱了阵脚。刑法学上关于犯罪构成一词的含义，苏俄、中国似乎也是在这方面犯了错误，以致绕了弯路。

对中国法学生比较可怜的是，我们的主要外语是英语，但英语也就对国际法、商法比较有用，对民法、刑法、诉讼、行政法并不灵，这也许也是我们的一个短板吧！传言徐国栋尝言，“外语就是力量”,以为然！笔者作为仅飘过六级的人，呜呜！共勉！

论法律语言与法律概念 篇7

一、探讨本课程的基础概念, 寻找其内在的逻辑关系。

本课程的基础概念按章节顺序可以列举如下:大学、理想与信念、爱国主义与中国精神、人生价值、道德、法律、“四有”新人。

“四有”新人是结束语, 是画龙点睛的关键词, 告诉我们本课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育人”。

“四有”新人是由1980年5月26日邓小平同志给《中国少年报》和《辅导员》杂志的题词:“希望全国的小朋友, 立志做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纪律的人, 立志为人民作贡献, 为祖国作贡献, 为人类作贡献”演变而来。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发展为“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培育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的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把“四有”公民作为“我国文化建设长期而艰巨的根本任务”,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理想。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 努力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 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远大理想。

所以本课程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运用其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揭秘人的本质, 回答“人是什么”、“人为什么活着”、“人应该如何活着”等三个基本问题, 即“育人”的基本问题。

基于此, 我认为本课程最为基础的关键词 (概念) 应该是人生价值。要对人生价值进行的解读, 就必须回答“人是什么”、“人为什么活着”、“人应该如何活着”等问题。人生价值统 领着其他关键词。

如本课程必须回答的一些具体问题:

1.人为什么要上大学? 是为了学一门技术吗? 是为了找工 作吗? 是为了赚钱吗? 是为了让父母骄傲吗?

2.人为什么需要理想与信念? 为什么理想还要远大? 为什 么信念还要崇高?

3.当代大学生 什么还 要 讲 爱 国 主义和中 国精 神 ? 爱 国 主 义和中国精神满足了大学生的哪些需要?

4.人为什么需要道德? 为什么道德评价标准是善恶? 道德 为什么追求至善 (做人的超越) ?

5.人为什么需要法律? 为什么法律的评价标准是公正? 法律为什么追求公正 (做人的底线) ?

以上所有问题都可以归纳为一个问题, 即“大学、理想与信念、爱国主义与中国精神、道德、法律对人生有何价值 (意义) ”?

所以我理解的本课程授课的内在逻辑关系是这样的:大学→人生价值→理想与信念→爱国主义与中国精神→道德→法律→“四有”新人。

二、完成课程定位、设计思路、课程内容取舍及依据、教学 实施的路径和教学方法, 实现教材内容的“二次化”。

1.大学 (2课时, 讲授) :珍惜大学生活, 开拓新的境界。

提出问题:人为什么要上大学? 是为了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取向。

人生价值 (4课时, 讲授2课时, 讨论2课时) :领悟人生真谛, 创造人生价值。

讲授: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揭秘人的本质, 回答“人是什么”、“人为什么活着”、“人应该如何活着”等三个基本问题。这一章是大学生理解贯通本课程的哲学基础, 尤为重要。

讨论:“吃饭为了活着, 活着为了吃饭”。

2.理想与信念 (4课 时 , 讲 授2课 时 , 演 讲2课 时 ) :追 求 远 大 理想, 坚定崇高信念。

讲授:人是为了理想与信念活着的, 理想与信念是一个人人生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 处在人生价值追求的最高层次。大学生应该树立科学的理想与信念。

演讲:我有一个梦想。

3.爱国主义 与中国精神 (2课时 , 讲授 ) :爱国主义和中国 精神对当代大学生的价值在于可以满足其人生的归属感、认同感、荣誉感和尊严感等高层次的需要。

4.道德 (10课时, 讲 授8课 时 , 讨 论2课 时 ) :学 习 道 德 理论 , 注重道德实践, 遵守行为规范, 锤炼高尚品格。

讲授: 道德的价值在于使自我、他人和社会三种复杂交叉、充满矛盾人生价值关系处于和谐统一 (善) 的状态。道德的评价标准是善恶, 道德追求至善 (做人的超越) 。

讨论:校园不道德行为调查报告。

5.法律 (10课时, 讲 授4课 时 , 讨 论2课 时 ) :领 会精 神 精 神 , 理解法律体系, 树立法治理念, 维护法律权威。

讲授:法律的价值在于划定了做人的底线, 法律的评价标准是公正, 法律追求公平正义。

讨论:经典案例。

参考文献

[1]孙伟平著.事实与价值[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2]本书编写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A].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

论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的区分 篇8

关键词：原则；规则；涵摄；衡量

一、Alexy对德沃金的规则与原则区分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一）德沃金的规则与原则区分理论的初步展开

在德沃金看来，规则与原则的区别是逻辑上的，提出了区分规则与原则的三个判准。

第一，规则以全有或全无的方式被适用，而原则则否。②由于规则具有明确的构成要件，如果个案符合规则的构成要件则可以适用该规则，反之则否。而原则不具有明确的构成要件，在个案裁判中，原则只是指出在个案情形中与该原则相符的方针，但并不要求必须依据此原则作出判决。即使在个案中原则没有被适用也不意味着它无效，并可能在另一案情下起决定作用。

第二，规则的例外可数，而原则的反例是不可数的。③因为规则具有“一般——例外”结构，这一设定可以排除使用该规则的各种例外情况，从理论上来说，规则的例外是可以被穷尽的，且例外补充的越多，就会排除更多在适用该规则时的疑惑。原则具有模糊性，虽然原则也有例外，但原则的例外是无法也不需要被穷尽的。

第三，原则具有分量的特性。个案中规则之间的选择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原则在个案中产生交叉和冲突时，必须考虑有关原则的分量强弱，结合具体的案情作出判断。④

（二）Alexy对规则与原则区分理论的进一步展开

Alexy对于德沃金的批评主要针对上述德沃金的第二个判准。在Alexy看来，德沃金的“规则具有‘一般—例外’结构”的理论基础实际上并不确切。Alexy认为，在确定的一段时间内，我们或许可以将规则的所有例外都列明，但在所有的一般和例外都无助于法院裁判时，现代法秩序一般并不禁止创设新例外。这样相关立法机关可以根据法律原则来为法律规则创造新的例外，由于原则的例外不可数，则根据原则为规则创造的例外必然也不可数，这就攻破了德沃金关于规则的例外可数，而原则的例外不可数的观点。基于对德沃金规则与原则区分理论缺陷的指正，Alexy提出了他对规则和原则的区分理论。

首先，规则是确定性命令，原则是最佳化命令。Alexy将原则定义为一种要求事物在相对于法律上与事实上的可能范围之内，以尽可能高的程度被实现的规范。⑤Alexy的原则之实现有所妥协，实现的如何取决于事实上（经验上）的可能性与法律上（规范上）的可能性。法律上的可能性是透过与之相对立的规则和原则来加以确定，这意味着原则的适用必须考虑到涉案的与其具有紧张关系的其他原则，因此原则的典型适用方式是衡量。相反的，规则在法律与事实的可能范围内已有明确设定，是确定性命令，其典型适用方式是涵摄。⑥基于两者在实现程度上的差异，Alexy认为规则与原则并非程度上的不同，而是逻辑上的（质的）不同。

其次，规则与原则的碰撞法则不一样。碰撞法则是指规范冲突的解决法则。⑦规则的冲突有两种解决方法，一是将冲突的规则之一当做另一条规则的例外，如“所有车辆不得进入公园”与“发生火灾时救火车可进入公园救火”，后一规则就是前一规则的例外。二是将其中一条规则宣告无效，宣告无效的标准有后法优于前法、特别法优于普通法、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等。原则相冲突时，通过察看个案情形以确定原则之间的“条件式优先关系”。⑧

最后，规则和原则具有不同的初步性特征。初步性是指起初具有可行性，但可以因其他阻却事由而不实行。由于原则的不确定性，即便一条原则在系争之个案中可适用也并非一定适用，还要诉诸于该原则与其他原则的衡量结果。规则似乎具有确定性，但如果根据原则来为规则设立例外的可能性存在，规则就丧失了确定性，只具有初步性特征。然而规则比原则具有更强的初步性特征，因为规则背后有形式原则的支持而使得根据原则来对规则设立新例外的困难度提高了。⑨“禁止向一般条款逃逸”的准则正说明了这一困难度。

二、笔者观点

（一）规则与原则的差异

Alexy认为规则与原则有确定性命令和最佳化命令之别，它们的适用方式分别是涵摄和衡量，故规则与原则的区分并非程度的问题，而是质的问题。笔者认为，一方面，从适用方式或标准来说，原则的适用方式是衡量，规则的适用方式是涵摄，从这一层面来说，规则与原则的区分确实是质的不同。但另一方面，从适用结果来说，对于一个个案，如果一个规则有效就会被实现，如果规则无效则不会被实现，而原则是可以部分的适用于个案的，必须根据法律与事实上的条件来确定原则的实现程度，因此从适用结果来说，原则与规则的区分确实只是程度上的，而非质的不同。所以，笔者认为，德沃金和 Alexy其实是在两个不同的层次上来探讨原则与规则的区别，德沃金是从适用结果的层面来谈的， Alexy则是从适用方式上来谈的， Alexy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批判德沃金的观点是不妥当的。

（二）Alexy是否赞同绝对原则

有学者认为， Alexy对德沃金原则与规则区分理论的发展建立在对德沃金规则与原则理论的两个缺陷之批判的基础上，缺陷之一即德沃金没有注意到绝对原则的存在，毫无疑问，其他任何原则均需让位于绝对原则，在这一点上不存在绝对原则的分量问题。也就是说Alexy是赞同有绝对原则存在的。笔者通过阅读发现，Alexy认为原则碰撞也无法透过对退让的原则嵌入例外条款来解决，因为如此一来等于另一原则在每个冲突案件中都具有绝对的优先性。显然，Alexy是反对有一个原则在每个冲突的案件中都具有绝对优先性的，而绝对原则不存在分量问题，必然在任何个案冲突中都具有优先性。如果Alexy赞同绝对原则的存在，则与他自己关于原则的碰撞法则之观点相左。所以，笔者认为，Alexy不可能赞同绝对原则的存在，更不可能将他的原则与规则区分理论建立在批判德沃金没有注意到绝对原则的存在的基础上。

注释：

①②③王鹏翔：《论基本权的规范结构》，第11-12页。

④⑤杨建、厐正：《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的界限》，载于《河北法学》2009年第11期，第100页。

⑥⑦⑨王鹏翔：《论基本权的规范结构》，第13页。

⑧厐正、杨建：《法律原则核心问题论辩》，载于《南京师大学报》2010年第1期。

作者简介：

陈喜兰，南京大学2013级法学理论专业，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