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语言研究

法律语言研究（通用11篇）

法律语言研究 篇1

摘要：纵观中国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20多年的历史可以看到, 相关的研究主要涉及4个方面:综合研究、个案研究、技术手段研究和法律语言规范化标准研究。目前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存在缺乏法律语言规范化标准、缺乏理论基础和缺乏司法语言规范化研究等问题, 今后的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应主要围绕这几方面来进行。

关键词：法律语言规范化,现状,问题,前景

中国的法律语言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 然而纵观30多年来法律语言的研究成果, 不难发现, 很多都是关于法律语言风格特点的、关于法律语言规范化这一法律语言研究重大问题的成果屈指可数。实际上, 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需要, 也是法学和语言学学科建设的需要 (廖美珍, 2008) 。

一、中国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现状

我国的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有20多年的历史, 主要涉及4个方面:综合研究、个案研究、技术手段研究和法律语言规范化标准研究。

(一) 综合研究

一些学者从宏观角度对法律语言规范化问题作了研究, 指出了法律语言规范化的意义, 分析了当前法律语言失范的具体问题及原因, 并提出了规范法律语言的对策。

宋北平 (2006) 界定了法律语言规范化, 明确了法律语言规范化的意义, 指出了实现法律语言规范化的途径和方法, 尤其指出要建立法律语言库, 并对法律语言库的建设原则及语料的分类和取材给出了一定建议。廖美珍 (2008) 确定了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的内容, 即规范理论研究、立法语言规范研究、司法语言规范研究和执法语言规范研究, 并探讨了法律语言规范化的原则和核心, 提出了法律与语言规范的理论依据及方法。邹玉华 (2009) 从法律术语、情态动词和语法形式三方面分析了法律语言的特殊性, 进而对法律语言规范化提出了建议, 认为法律语言应该使用最典型的语法形式。郭龙生 (2009) 界定了规范化、法律语言及法律语言规范化, 探讨了法律语言规范化在语言语体方面的具体表现及实现法律语言规范化的具体措施。卢秋帆 (2010) 指出了法律语言规范化的意义, 探讨了立法语言、执法语言和司法语言中的语言失范问题, 并就这三方面分别提出了语言规范的建议。

(二) 个案研究

还有一些学者就具体法律领域中的语言失范与规范问题进行了探讨。

晓鸣、京中 (1991) 通过一些现行法规中的典型例子分析了立法语言中存在的问题, 呼吁立法机关在法律法规颁布之前作文字上的审定工作。刘大生 (2000) 列举了中外法规中立法语言不规范的现象, 分析了立法语言失范的危害性, 并就如何实现立法语言规范化进行了探讨。贾俊花、王丽芳 (2006) 指出了法律文书语言规范化的必要性, 探讨了法律文书语言规范化的要求, 即词语运用要精确、句子表达要严密、语言运用要精练、语言风格要庄重及段落结构要严谨。刘震 (2009) 界定了法律语言及法律语言规范化的内涵与意义, 反思了知识产权领域的一些法律语言问题, 呼吁形成知识产权领域法律语言规范化体系, 提出应该建立知识产权法律语言数据库、确立统一的知识产权法律语言标准、规范知识产权法律语言标准的翻译原则。韩起祥 (2009) 阐明了刑事诉讼检察环节法律语言规范化的意义, 分析了当前刑事诉讼检察环节法律语言规范化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白红杰 (2012) 指出了执法语言规范化的重要性, 分析了当前治安民警执法语言存在的不规范问题以及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 并对提升治安民警语言规范化能力提出了建议。刘宏丽、柳思专和刑丽 (2012) 阐述了执法执勤语言规范化建设的意义, 对执法执勤语言规范化进行了实证分析, 并提出了加强执法执勤语言规范化建设的举措。

(三) 技术手段研究

要科学地研究法律语言规范化问题, 不能缺乏必要的技术手段。

刘蔚铭 (2010) 探讨了语料库与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的关系问题, 提出法律语言规范化应从“一元”走向“多元”, 既要规范外部形式层面, 又要规范内部形式层面。刘震和常素凤 (2010) 分析了Wiki技术的优势, 以及利用Wiki构建法律语言语料库的可行性。

(四) 法律语言规范化标准研究

要研究法律语言规范化问题, 一个重要的前提是要有法律语言规范化的标准, 没有标准作保障, 就无法判定法律语言是否是规范的, 法律语言的规范化就无从谈起。

赵艳平 (2008) 从语言和法律两个层面讨论了法律语言规范化标准。从语言层面看, 法律语言是现代汉语的组成部分, 应该遵守现代汉语的规范原则, 遵守词汇和语法的使用规则, 避免词语和语法运用的不规范。从法律角度看, 法律语言在形式上要保持内部的一致性, 在内容上要表达法律本意。宋北平2010年在《人民法院报》上发表了名为《法律语言规范化标准的思考》, 指出了建立法律语言规范化标准的迫切性, 并分析了建立这个标准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李振宇 (2012) 指出了法律语言规范化的现实意义, 分析了法律语言规范化存在的困难, 进而探讨了法律语言规范化的行进路线, 提出要建立法律语言规范的国家规范和学术规范, 还提出了法律语言规范化的基本要求, 即含义单一、没有歧义及合乎语体。

二、中国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纵观20多年来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不难看出, 关于法律语言规范化的研究还很不足, 存在诸多问题。

第一, 目前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面临的最迫切也是最棘手的问题是缺乏法律语言规范的标准。关于这个问题, 很多学者都有提及, 但是涉及到具体标准的建立, 就几乎无人问津了。虽然有3篇专门针对法律语言规范化标准的论文, 但都没有确立具体的、有可操作性的法律语言规范标准。

第二, 任何研究要深入进行, 都要有强大的理论作为基础。但目前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找不到合适的理论作为落脚点, 大部分研究都是从语法和用词角度进行的。这样的研究只能是泛泛而谈, 是“记账式”的研究, 不系统、不科学、说服力不强。要对法律语言规范化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 必须找到合适的理论作为依据。

第三, 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大都集中在立法领域, 针对司法领域语言规范化的研究极少。实际上, 法律语言既涉及立法语言, 又涉及司法语言。进行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必然要对这两方面的语言都开展研究, 忽视任何一方, 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都是不完整、不全面、不客观的。

三、中国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前景

当今, 中国的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是法律语言研究的热门话题, 但是仍存在缺乏法律语言规范化标准、缺乏理论基础和缺乏司法语言规范化研究等问题。因此, 今后的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主要应围绕这几个方面来进行。

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法律语言规范化标准的确立, 当前几乎没有可以借鉴的法律语言规范化的标准。当然, 造成这个问题是有原因的。其一, 语言不同于物质实体, 无法称量、度量;其二, 语言变化无穷 (宋北平, 2010) 。但是无论法律语言规范化标准的确立有多困难, 这都是首要的而且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否则有关法律语言规范化的相关研究将很难展开。有学者 (宋北平, 2006;刘蔚铭, 2010) 提出, 要确立法律语言规范化的标准, 首先要建立法律语言语料库, 通过科学均衡抽样和合理设计, 为法律语言的规范化使用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于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缺少理论依据这一问题, 法律工作者和语言研究者首先要认识到其重要性———没有理论, 就没有深入的研究。其次要积极学习和探索法律和语言理论, 找到合适的可借鉴的理论用于法律语言研究。可以学习西方成熟的法律和语言研究理论, 加以借鉴, 洋为中用。

关于目前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主要集中于立法语言这一问题, 必须认识到, 法律语言功能各异, 除了立法语言, 司法语言也是法律语言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不仅立法语言存在失范现象, 需要规范, 司法语言也是如此。

结语

法律语言的规范化是中国法治建设的需要, 也是实现立法科学、执法公正的必要途径和保障, 因此有必要对我国法律语言的规范化问题展开研究。理论上, 要建立法律语言规范化标准, 加强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实践中, 要严格执行这些标准, 以维护法律的尊严, 最大限度地发挥法律的效用, 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法律语言研究 篇2

从研究的范围来看法律语言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法律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在语境中的具体运用，特点是所有的语言分析都与某个案例有直接的关系。而广义上的法律语言学包括了一切与语言和法律相关的领域的基础性及应用性的研究,可分为法律语言本体的研究和法律应用领域里的研究。法律语言本体的研究指在法律领域（包括立法、司法、执法活动）中所使用的语言在语音、词汇、语义、句法、篇章构成等方面的特点；而法律应用领域的研究涵盖面比较广，它不光涉及语言本体，还牵涉语言的使用者及使用环境等因素，大致可以分为法律修辞学，法律语用学，法律语言心理学，法律翻译，法律语言教学及普法教育语言等等。由于目前对法律语言学研究时间不长，对法律语言的研究对象各国学者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本文仅就中俄两国部分学者的观点做一些初步的对比。

俄罗斯的学者以俄巴尔瑙尔国立大学法律语言学实验室创始人ГолевН .Д.的观点为代表。Голев教授认为法律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法律与语言的关系，语言在法律功能领域里既是法律调整的对象又是法律用来调整社会关系的工具。他认为：语言的持有者是法律的主体和客体, 语言作为方法, 一方面编撰法律和解释法律( 在法律领域自然语言有制定法律和解释法律的功能)；另一方面在法律的运用方面, 语言是鉴定的对象或方法( 语言的实践知识和语言理论知识的言语鉴定功能要求倾向于专门的语言学特长) 而且他将法律语言学分别用两个术语表示：“юрислингвистика”和“лингвоюристика”。它们是Голев教授以юридический(法律的)与лингвистика(语言学) 为词干合成的法律语言学术语, 两个术语直译分别为: “法律语言学”和“语言法律学”，文中解释说：“如果说法律语言学论述的是在这样或那样的法律文件和司法程序中使用什么方式的话,那么语言法律学解决的是怎样将这些情况纳入立法或司法实践中。”实际上Голев教授如此分析目的在于把语言的法律鉴定（экспертизы）功能突出表现出来。所谓“语言鉴定”是俄罗斯法律案件中的现象,目前俄罗斯许多语言学家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其主要内容是分析名誉损害案件中被告方的言论（其中包括词汇语义分析和篇章分析等）是否对原告造成了现实的损害。语言学家的工作就是分析语言材料中是否有污辱性的成分，并以此作为法庭判案的证据之一。但是这种分析标准难定,涉及语言的方方面面,评价起来十分复杂,在实践中要取得相关的法律支持很难。Голев 教授试图在分析相关语言材料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公认的词汇“侮辱性”标准和尺度以作为评价维护个人名誉案的语言法律依据。Голев 教授认为这一工作可以作为俄法律语言学的主要研究课题并可以使法律语言研究从一般的语言学中独立出来。

目前大部分中国学者对法律语言的研究还限于法律本体的研究，如王洁，孙懿华，刘红婴等等。他们认为法律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法律活动领域里的语言现象，如王洁教授给出的法律语言的定义是：民族共同语在长期的法律科学和法律实践中逐步形成的, 服务于一切法律活动而且具有法律专业特色的一种社会方言。由此引出法律语言是一种语言功能变体，是一种社会方言。而有关语言的法律和法庭语言技巧仅仅是与法律语言有关的问题，“他们仅仅与法律语言关联，但决不是同等的或相属的概念”（刘红婴，《法律语言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0），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杜金榜教授虽然也认为法律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法律语言，但他所指的法律语言的概念涵盖较广，包括立法、司法、执法所用的语言和文本及其他与法律有关的语言。而且他还认为目前“法律语言的研究焦点集中在语言―法律的关系上，语言―法律的关系最终体现在人，即语言的使用者（包括语言所及对象）”。（杜金榜，《法律语言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8-19）杜老师在其专著中还对不同语言间的法律交流和法律翻译中存在的一些语言问题做了研究，其中特别提到了在两种法律语言互译时，对法律词语理解和转述的困难：“译者往往对某些词语具体意义的确定感到为难，即使理解确切，往往难以用目的语进行准确的表达。法律语言词汇的独特性要求法律语言研究者进行词汇学的专门研究，这就是法律词汇学的必要性所在。”（同上：76）

鉴于目前中俄法律交流的现状，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俄语法律术语进行研究，因为法律术语是法律词汇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理解法律篇章（текст）的关键，况且从传统法学的角度来看,法律术语就是专门的法律语言。因此了解俄语法律术语的特点,来源,分类以及俄语法律术语中同义、多义和歧义现象对俄汉语法律术语翻译和中俄两国的法律交流都有现实的意义。

法律语言不同于一般的日常生活用语,它要求表义准确,形式简洁,结构严谨。而最能体现这一特点的法律语言单位是法律术语。法律术语是应用于法律领域里的专业语汇。首先它必然符合一般术语的特征：首先术语是语言符号，它与一般语言符号的区别在于概念优先于名称，即术语的语义外延是根据所指（概念）关系而不是能指（名称）关系定义的。其次术语概念的局限性与系统性。即组成术语的所指部分是根据属于同一领域的全部所指的关系来定义的。第三语义的单义性。一个概念有且只有一个名称。第四组成来源的复杂性。术语的来源有: 普通词汇的专业化; 借用外来词汇; 不同领域的术语互借; 创造新词等。第五组成成份固定。包括词序,组成部分,词性等方面都有了某些成语化的特征。最后术语应排斥同义词和多义词。另外法律术语还具备以下特点：①内涵的概括性。法律是一种行为规范，它是一般的，概括性的，不针对具体的人或事。因此法律术语所表达的概念就不能只代表某一具体法律现象、行为而是代表同一类现象、事物的概括的特征。②表义的准确性。法律术语具有严格的法律约束力，它在多数情况下规定了人们那些行为合法，那些不合法。因此法律术语的语义必须准确，应避免模糊的意味出现。③系统性。法律术语的概念是根据法律领域里的全部法律概念来定义的，每一个法律术语都与法律术语系统的其他成分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联系。④无感情色彩和情态性。法律术语从语言修辞角度看属于公文事务语体中法律分语体的词汇部分，它具有程式化、非个人化的特征，排斥任何感情成分。⑤有传承性。法律术语所代表的法律概念是一系列元素经过长时间的积累逐渐凝缩而成。一些最基础的法律概念自法律产生以来就存在并被沿用至今。如汉语中的“刑”。俄语中истец原告，иск起诉等。

除此之外俄语法律术语在构词方面还有如下特征：在由单个词构成的术语（однословныйтермин）

论法律语言的特性 篇3

关键词：法律语言 特性 语体特征 词法特征 句法特征

从诞生之日起，法律和语言之间就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语言是法律权力的载体，庞大的成文法法律体系搭建在语言的结构之上，而被我们称作权力的那个抽象之物是每天在法律制度的各个层面发生的、无数个语言互动的即刻原因和结果。[1]抽象的法律概念也只有通过语言才能被人们理解。然而由于目的和对象等语用因素以及法律本身的权威性，人们在进行法律活动时对语言进行了调节和规制，使得法律语言成为了一种具有自身特性的特殊语言功能变体，与人们生活日常使用的语言或者在其他领域中运用的语言有着较大的差异。自春秋时起，国家就十分重视成文法中语言的使用。《论语》中描述了郑国制定法律的全过程：“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2]中国古代的法律是国君的命令，但从命令到法律需要经过起草、讨论、修饰、润色四个步骤，其中后两个程序便是对法律语言如何使用的调整和确定。简洁明晰的《大清律例》也是古代中国重视法律语言的又一明证。在现代社会中，法律语言更是在立法、司法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一、语体特征

（一）立法语言

立法语言是一国立法者在其制定的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中使用的语言。规范性是立法语言的首要特征。[3]立法者在制定法律、选择语言表述时一定要遵从语言规则，运用合乎语法规范和逻辑规则的字词语句写就法律规范。具体来看，法律语言的规范性表现在法律的用词要确切，不能随意以近义词或同义词替代。例如《刑法》第十条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罪，依照本法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虽然经过外国审判，仍然可以依照本法追究，但是在外国已经受过刑罚处罚的，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的“依照”就不可用“参照”代替。虽然二者仅有一字之别，但含义大相径庭。“参照”是“比照参考”的意思，而“依照”则是“根据”的意思。如果在法条中使用“参照”的话，就意味着本法仅仅起到参考的作用，并不要求按照本法的规定办理。而“依照”则强调必须根据本法的意思执行，不得更改。另外立法语言中前后使用的表述要一致，确保法律体系中意思统一。除了文本句法之外，规范性还要求法律编纂的体例遵循一定规则。根据我国《立法法》规定，一部法典分为总则、分则和附则。其文本分为编、章、节，而条文句法则按条、款、项、目进行排列。因此，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立法语言都必须具有规范性。

其次，立法语言的准确性与模糊性并存。作为具有强制力和权威性的规范，法律语言必须要做到准确清晰。这要求法律文本和条文的表达在通常情况下具有确定的含义，能够作为司法者和执法者活动的依据，不至于游移不定、模棱两可。没有伸缩性的语言是具有准确性的，例如“1年”“3天”等。除此之外，“原告”“二审法院”之类虽然外延并不确定，但一旦进入具体语境就能明确其所指的语言，同样具有准确性。[4]法律的准确性应当有别于精确性。维特根斯坦曾给出一个经典例证：试问拖把和带有五十根布条的木棍哪个更精确？但事实上，“带有五十根布条的木棍”却不可能被民众正确理解。立法者期望达到的效果应当是将其立法意图通过清晰准确的表述传达出来，使得法律的适用者和解释者能够按照其预想的方式阐述法律，使法律运行起来。于是立法者在立法时会使用相当多的日常用语，而且这些日常用语的含义通常是不确定的。例如“出生”“死亡”“财产”“结婚”“放火”“子女”，等等。这些概念都来源于生活事实，而其含义会随着社会发展和人们对概念理解的改变而变化。子女是否包含非婚生子女？结婚是否仅限于男女之间？除了历时的变化，同处于同一社会的人们由于文化甚至职业的不同，对同一语词都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对于“未成年人”，各国由于人种生理特征的不同就有不同的认识，进而有着不同的法律规定。而对于番茄到底是蔬菜还是水果这个问题，植物学家和普通人之间也会发生争议。[5]再者，过于追求精确性会导致法律失去弹性，难以随着时代变迁而发展进化。那么再精确的法律——例如被公认为非常精确的魏玛宪法，最终也难逃只能进入历史博物馆的命运。因此，立法者在立法时会使用概括词语，而概括词语会增加法律语言的模糊性。例如《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其中的“危险方法”便属于概括性词语。立法者无法穷尽列举出全部个例，但为了使本条适用于所有的类似状况，只能用一个概括性表述增强法条的包容性。要注意的是，模糊性不是准确性的对立面，而是其补充，可以被视作立法者的方法和技巧，目的是帮助法律语言被更好地阐释和运用。

再次，立法语言具有庄重朴实性。法律起到的是命令、规范的作用，因此不可能像文学作品那样使用大量修辞手法，也不宜用描绘的笔调追求生动形象。[6]立法语言中一般不使用描绘色彩的形容词、形容词的重叠式、动词的重叠式等。例如“庄严、漂漂亮亮、看看”，等等。感叹词、语气词、儿化词、拟声词，如“啊、呢、鸟儿、咔嚓”等，都不会出现在立法语言中。[7]另外，立法语言在感情色彩上也应保持中立，不能刻意渲染某种政治立场或者褒贬意味。例如不宜将“凶手”“歹徒”“罪犯”等带有强烈贬义的词语写进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而应用更加中立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代替。[22]因为无罪推定原则禁止未经审判即将行为人的行为认定是犯罪，也就是说其行为必须经过刑法的评判，而且只有法院有权判决。任何人在被证实和判决有罪之前，应被视为无罪。而如果在刑法或刑事诉讼法中以带有强烈贬义色彩的词语称呼行为人，难免给人以预先定罪的嫌疑，与无罪推定原则的精神相悖。

（二）司法语言

立法语言的模糊性使得法律条文具有包容性，也使其能够更好地适用于纷繁复杂的社会情况。但是，当法律被运用到具体的案件中时，就不能再以模糊的状态而存在，其含义应当被确定下来。因此，立法语言在被司法工作人员阐释和适用之后，就具有了确定性，这便是司法语言的首要特性。例如再司法判决中经常见到类似的表述：“本院经过审理认为：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8]其中使用了修饰性词语“清楚”“确凿”“适当”对一审判决作出了确定的裁定，句式非常短捷，语言十分肯定、有力。[9]在判决书中使用此类表述，也从另一方面告诉人们到底什么样的情况可以适用本法，消除了立法语言中的模糊性。

司法语言要遵循严密的逻辑结构，做到言之有理，准确合法，无懈可击。司法语言目的在于给出确定的判决，但是不光要讲“这样判决”，更要讲“为何这样判决”。[10]（P200）司法判决书主要包括事实、争论、推理、结论、裁决几大要素。[11]法官跟据个案案情理清争议的前因后果，并在证据的基础上按照法律条款规定和法律原则推理分析，以达到最后的裁决。著名的美国最高法院对罗伊诉韦德案的判决是法律逻辑严密的典范。[12]本案中罗伊起诉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县司法长官亨利·韦德，指控德州禁止堕胎的法律侵犯了她的宪法性权利。在最高法院的判决中，布莱克门大法官支持了原告的请求，并给出了三点理由：第一，宪法中规定的“人”仅适用于出生之后的人，而不包括未出生的胎儿；第二，根据宪法第九和第十四修正案，堕胎权属于妇女的隐私权范畴，受到宪法的保护；第三，法院对妇女堕胎权的保护和对各州针对堕胎的立法，采取严格审查（Strict Scrutiny）标准。各州仅在能证明有重大利益（compelling interest）时才能够以立法的形式限制妇女的堕胎权。这份判决长而又长，使用了大量的篇幅对争议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讨论和论证，最终以清晰严密的逻辑赋予了判决结果合理性和说服力，十分值得我国司法工作人员学习。

司法语言还具有格式性。诉状、判决书、裁决书、勘验报告书、法医鉴定书等法律文件不但在表达方式上采用格式化的正规语言句式，整体结构也具有程式化的特性。以判决书为例，我国的民事诉讼法规定，判决书应当先写明案由、诉讼请求、争议的事实和理由，然后是判决认定的事实、理由和适用的法律依据，接着是判决的结果和诉讼费用的负担，最后是上诉期间和上诉法院。[13]而其他文书如合同、律师函和公证书也都要求符合特定的格式。司法语言的格式化便于法律文书的阅读和理解，能够提高司法工作者获取信息的效率，同时彰显法律的威严和专业性。

法庭语言也是司法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人员，包括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和律师，在庭审时要做到发言清晰、准确，用词正确，语速适中。除了有声语言之外，司法人员还要注重无声语言（姿态语言），以专注的态度注视和倾听发言人，保持坐姿端正，并辅之以恰当的手势表达意图。[14]（P79）

二、词法特征

从词法上来看，法律语言使用的词汇多是具有特别含义的专业术语。这类术语因为符合术语的单义性、准确性和所表达的概念严格分化三个根本特征，所以是严格意义上的标准术语。[15]（P69）法律专业术语的典型代表即是法律概念，例如“拘留、逮捕、侦查”，等等。从结构上来看，专业术语包含单词型专业术语和词组型专业术语两大类。其中单词型专业术语分为单纯词和合成词。单纯词有如“物、债、诉”等；合成词有如“诉讼、故意、过失”等。法律术语中单纯词较少，合成词占绝大多数。而合成词又可以分为派生式和复合式两种。法律术语中的派生词有“反诉、法系”等，但由于词缀很少（例如“反、非、子、无、人、不、类、准、系、权、性、式、罪、书”等）[16]（P12），派生式合成词数量并不多，法律术语以复合式合成词为主。又可以依照内部语素的语义关系将复合式合成词分为以下类型：

主谓式：法治（名素+动素）、期满（名素+形素）、自首（代素+动素）。

动宾式：立案（动素+名素）、渎职（动素+名素）、听证（动素+名素）。

并列式：添附（动素+动素）、管制（动素+动素）、引渡（动素+动素）。

动补式：驳回（动素+动素）、侦破（动素+形素）、吊销（动素+动素）。

偏正式：主犯（形素+名素）、上诉（名素+动素）、假释（副素+动素）。

词组型法律术语包括以下类型：

主谓短语：意思自治（名词+动词）、犯罪未遂（动词+动词）、国家赔偿（名词+动词）。

动宾短语：溯及既往（动词+名词）、清偿债务（动词+名词）、监视居住（动词+动词）。

联合短语：取保候审（动词+动词）、从旧兼从轻（动词+动词）、前罪与后罪（名词+名词）。

偏正短语：共同海损（副词+动词）、人身权利（名词+名词）、首要分子（形容词+名词）、特殊累犯（形容词+动词）、正当防卫（形容词+动词）。

值得注意的是，法律术语也有可能由一个完整的句子构成，例如“买卖不破租赁”[23]、“犯罪行为终了”和“揭开公司面纱”，等等。[16]（P12）

除了专业术语之外，法律语言还使用了大量与日常语言共用的词汇，比如“近亲属、父母、子女、告诉、故意、恶意”，等等。但是这些通用词汇在法律语言语境中的含义可能不同于人们通常理解的含义。“告诉”一词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通常的含义为“诉说、陈述”，但在刑法或者刑事诉讼法中，“告诉”在“告诉才处理”的规定里指的是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向法院控告犯罪人及其罪行，并要求追究其刑事责任的行为。其他专业领域的术语也是法律语言词汇的来源之一。例如“重伤”一词，本是医学专用术语，但使用在法律语言中就有了不同的含义和意义。

现代的法律词汇还继承了大量的文言古词，如“既遂、配偶、斗殴、诬告、徒刑、徇私枉法”等。英美法律语言中也常常出现生僻的古词汇或拉丁词汇，比如“hereafter（此后）、witnesseth（此证）、prima facie（表面的、初步的、基本的），inter alia（除此之外还有……）”。[15]（P69）这些词语的使用更增添了法律语言的特殊性。

三、句法特征

法律语言多用长句，以满足立法语言语意表述严密的需要。比如《刑法》第七十七条：“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犯新罪或者发现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应当撤销缓刑，对新犯的罪或者新发现的罪作出判决，把前罪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依照本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本句状语是一个并列结构“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犯新罪或者发现判决宣告以前”，本句包含了四点信息：1.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内犯新罪则应当撤销缓刑；2.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内被发现有漏罪未审判则应当撤销缓刑；3.缓刑考验期内新犯的罪应当与旧罪数罪并罚；4.缓刑考验期内发现的漏罪应当与旧罪数罪并罚。本条采用长句，利用多个并列结构，将大量信息压缩在了一个句子中，节省了词语资源，也缩短了法律文本的篇幅，十分经济。[17]

为了准确说明法律意欲规制的情况，我国的法律文本中常常大量使用列举式句式。例如《刑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破坏轨道、桥梁、隧道、公路、机场、航道、灯塔、标志或者进行其他破坏活动，足以使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发生倾覆、毁坏危险，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又或《民法通则》第三十七条：“法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依法成立；（二）有必要的财产或者经费；（三）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四）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在第一种情况中，所列举的事项都具有共性，在本例中即是公共交通设施。当适用和解释法律时，司法工作人员或者律师便可以依据这种共性来判断案情中未被法律文本提及的事物是否适用本法。第二种情况法律文本则清晰列举出了某个法律概念的构成要件或身份和资格（例如能够有资格担任监护人的人选）。第三种情况则是先总后分的句式。例如《刑法》第九十五条：“本法所称重伤，是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伤害：（一）使人肢体残废或者毁人容貌的；（二）使人丧失听觉、视觉或者其他器官机能的；（三）其他对于人身健康有重大伤害的。”本例后面的分列采用的是并列结构，都是对“重伤”概念的解释，并且也都具有“伤害”这一共同属性。

使用判断句式，“是”字句经常出现在立法表述中。为了确保法律文本能明确表达立法者的意图，也为了保障一个完整的立法思想能在法律文本中贯彻下去，立法者常常需要界定概念，而阐述概念时常用的句式便是“是”字句，例如《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是”字句还可以用来强调所说明事物的性质、程度、意义等。如《国旗法》第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和标志”。本例中的“是”并非意在界定概念，而是强调国旗的意义。[10]（P143-144）

立法语言和司法语言还继承了众多文言句式。文言句式的特点在于凝练庄重，言简意赅，可以赋予法律文本句式上的多样性，更加凸显法律语言的韵味。常见的文言句式如“……自本法施行之日起，予以废止”“……成立想象竞合犯，择一重罪论处”等。

四、结语——兼论法律解释

法律语言最终的目的是被人们理解和适用，其中的必经程序便是对法律的解释。无论立法时再准确无误，日后解释法律时仍会面临难题。按照法律解释学的理论，对法律的解释应当首先采用“平义解释”或者“文本解释”，即按照语句的最通常的意义来解释。但是关于如何认定一个语词的“最通常意义”又是一件难事。因为词与物之间并没有精密的对应关系，而语词的含义往往也有着历时和共时的变化。[18]坚持文本主义（textualism）立场的斯卡利亚大法官主张可以使用特定版本的词典作为确定“最通常意义”的基准，并认为不能准确认定有疑问的词的词义，但其含义仍有一个范围，只要在该词的词义范围内进行解释就是正确的。[19]波斯纳法官还认为在判案时可以依照谷歌搜索引擎的搜索率和点击率来判断词句的通常含义。[20]

针对我国的情况而言，导致法律解释难题的另一原因即是法律语言的不成熟。尽管法律语言的特性要求立法语言首先要做到符合规范，但由于立法技术的欠成熟和对法律语言的重视不足，我国的法律有着许多有失规范的地方，例如《刑法》第20条第2款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根据20条第1款的规定，“正当防卫”指的是在必要限度内的防卫行为，而一旦超出这个限度，就不再是正当防卫而是防卫过当了。因此，从逻辑上来说，把“正当”与“超过必要限度”放在一起是不合理的，应该将第2款中的“正当防卫”修改为“防卫行为”。[21]因此，中国的法律人仍需积淀自身的语言功力，创造符合规范并富有美感的法律语言，弘扬法的精神，维护法律的正义性。

注释：

[1]程朝阳译，[美]约翰·M.康利，威廉·M.欧巴尔：《法律、语言与权力》，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8页。

[2]陈炯：《论法律的修辞——兼评法学教材<语文教程>修辞部分》，安徽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第95页。

[3]周旺生：《立法学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15页。

[4]宋北平：《法律语言》，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8页。

[5]http：//caselaw.findlaw.com/us-supreme-court/149/304.html。

[6]杨建军：《法律语言的特点》，西北大学学报，2005年，第9期，第124页。

[7]陈炯：《论法律的修辞——兼评法学教材<语文教程>修辞部分》，安徽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第97页。

[8]黎海滨，张俊歧：《人民法院疑难判例评析·刑事卷》，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73页。

[9]杜金榜：《从法律语言的模糊性到司法结果的确定性》，现代外语，2001年，第3期，第309页。

[10]刘红婴：《法律语言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0页。

[11]Maley，Yon：The Language of the Law，John Gibbons （eds.）：Languge and the Law，New York：Routledge，1994，p11-50.

[12]https：//www.law.cornell.edu/supremecourt/text/410/113。

[13]刘会春：《法律语言程式化与法律翻译》，广州大学学报，2013年，第9期，第47页。

[14]张彦：《试析我国司法语言使用之现状》，边缘法学论坛，2007年，第2期。

[15]刘国生：《法律语言的特点与理解》，边缘法学论坛，2007年，第2期。

[16]崔璐：《中国法律术语特点及相关问题分析》，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17]李振宇：《法律语言学新说》，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版，第94页。

[18]苏力：《解释的难题——对几种解释方法的追问》，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第15-16页。

[19]Scalia，Antony：A Matter of Interpretation：Federal Courts and the Law，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8，p26-28.

[20]http：//law.justia.com/cases/federal/appellate-courts/ca7/11-2917/11-2917-2012-01-31.html。

[21]娄开阳，陆俭明：《论立法语言规范中的技术问题》，修辞学习，2009年，第2期，第19页。

[22]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一律称为“犯罪嫌疑人”；在提起公诉后（包括庭审时），称为“被告人”；宣判并确定有罪后才可称为“罪犯”。

[23]指在租赁关系存续期间，即使所有权人将租赁物让与他人，对租赁关系也不产生任何影响，买受人不能以其已成为租赁物的所有人为由否认原租赁关系的存在并要求承租人返还租赁物。

法律语言研究 篇4

1978年12月18~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的构想,并提出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目标,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于是中国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快速立法时代。30年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2009年8月27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修改涉及59部法律的141个条文。这些修改与之前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集中废止8部法律的规定一起,被誉为中国集中清理法律的第一次“包裹立法”。这次对我国近70部法律的“集中修改”,特别是对59部法律中的字词修改,标志着中国立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即与“粗放型”立法时代全然不同的“精密型”修法时代。

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1),司法语言建设作为司法改革的重要部分正日趋完善;中国的法学教育已由“理论型人才”的培养转向“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法律语言学已被教育部批准为法学的二级学科;新型的法学人才已经上岗。

一个学科的产生、发展,一定是在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环境中萌生、成长的。30多年来,中国的法律语言研究正是沿着中国社会从“法制”到“法治”的发展轨迹,在社会需求的推动下不断深入。

一立法时代的法律语言研究

(一)多元化交叉学科的“耕耘”与“收获”

20世纪80年代初,一方面立法数量激增,我国许多法律法规从无到有;另一方面国家迫切需要一支规模宏大、训练有素的法律工作者队伍。政法院校开设的“现代汉语”课已不能满足社会需求。“春江水暧鸭先知”,政法院校教语言课的教师们首先感悟到时代使命的挑战,相继开设“司法文书”“法律语言基础知识”“法庭演讲与辩论”等课程,开始了在法学和语言学交叉园地上的耕耘。他们在法律语言教学和科研实践中积累总结经验,收获了成果。早期(2000年之前)的代表作(包括论文、专著和教材,按时间顺序)主要有:《关于法律语体的几个问题》(潘庆云,1983)、《应该建立法律语言学》(陈炯,1985)、《法律文书的语言运用》(宁致远、刘永章,1988)、《法律语言艺术》(潘庆云,1989)、《法律语言———立法和司法的艺术》(刘素贞,1990)、《法律语言概论》(华尔赓等,1995)、《法律语言与言语研究》(姜剑云,1996)、《法律语用教程》(彭京宜,1996)、《法律语言学教程》(王洁,1997)、《法律语言学概论》(陈炯,1998)、《法律语言学初探》(李振宇,1998)、《法律语言研究》(王洁,1999)。编著者都是积累了一定教学经验、具备一定的法律语言交叉学科研究能力、热爱法律语言学学科建设的高校教师。这些成果从多元化交叉学科的不同视角初步构建了中国早期法律语言学的学科体系,揭示了法律语言的运用规律;这些成果来自于教学和法律实践,用于教学和法律实践,使学生把所学的法律知识转化为从事法律职业的能力,为培养复合型法学人才做出了贡献;这些成果至今仍能为修法时代的立法语言精密修辞和司法语言规范化服务。

20世纪以后,法律语言研究新人新作不断涌现:《法律语言的文化解析》(彭京宜,2001)、《语言与法律———司法领域的语言学研究》(吴伟平,2002)、《法律语言学》(刘红婴,2003)、《法庭问答及其互动研究》(廖美珍,2003)、《法律语言学研究》(刘蔚民,2003)、《法律语言学》(杜金榜,2004)、《中国法律语言鉴衡》(潘庆云,2004)、《立法语言学导论》(陈炯,2005)、《法律·语言·语言的多样性》(王洁、苏金智、图里,2006)、《法律语言学》(孙懿华,2006)、《古代法律词汇语义系统研究———以〈唐律疏议〉为例》(王东海,2007)、《判词语体论》(刘素贞,2009),显示出法律语言研究成果之丰硕。

新人新作在前人的基础上已有突破和创新,他们是一支有博士学位或者是指导法律语言学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的导师队伍,是当前建设法律语言学、培养法律语言人才的主力军;而老一代中的陈炯(可惜已英年早逝)、潘庆云、刘素贞、孙懿华仍笔耕不缀,他们的新作更具法律语言研究的学术功底,在向更高的境界迈进。

例如孙懿华(1995)在《法律语言概论》“立法语言表达技巧”一节中,研究了规范性语言表述特征及规律。时隔11年,在专著《法律语言学》(2006)中,她对这一内容又做了细化和完善,具体阐释了这种特殊句式遣词造句的语言规律。

《法律语言学》(刘红婴,2003),该书在研究方法、内容挖掘、理念创新等方面有自己的特点。仅就“立法表述中的特定语句模式”一章来说,对“的”字短语、但书、“或者”句、“对于”句、“是”字句、“以下”句等语句模式在立法语言中的功能、用法、法理逻辑根源等分别进行了具体的阐述。这些具体的研究成果能直接为今天的修法服务。

陈炯(2005)《立法语言学导论》“立法语言属于立法技术范畴”一节中阐述:“严格意义上的立法技术,是指制定、修改和废止法律的技术。”又引潘庆云的观点:“对立法技术的考察,可以从宏观和微观同时进行。宏观层面即法律体系中各单项法律之间和谐一致,形成一个完整严密的整体,重要法律和部门法之间形成科学的分类组合和统一形式。微观层面即考虑某项法律乃至这项法律的每一个条文的科学严密性和完整性的统一。”这些结论可以作为今天修法的依据。

杜金榜的《法律语言学》是我国第一部由法律语言研究的博士论文成书的著作,研究视野开阔,研究内容有新意。

《古代法律词汇语义系统研究———以〈唐律疏议〉为例》(王东海,2007)是训诂学、词汇语义学、术语学与法律语言学相结合的交叉研究。该书第一次对古代法律词汇语义系统的面貌进行全面描写尝试,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的创新之处颇多,使传统法律词语的个案考证式研究转入到系统描写的层面。该书的研究方法是法律语言研究现代化、科学化的一个可资借鉴的样板。

这些成果无疑都是构建法律语言学理论框架和研究内容的重要元素,也是今天具体操作修法时可资借鉴的理论和方法。

《法律语言的文化解析》(彭京宜,2001)是众多法律语言著述中唯一从法律语言与法文化的视角来讨论许多热点问题的著作,显示了作者把法律语言与法文化打通讨论问题的研究深度和研究能力。

多元化交叉学科的法律语言耕耘成果是客观存在的,研究者们“以语言学理论体系为路径,揭示法律语言的词汇特点,词法特点,句法特点;以观察问题的层次(法律语言与法文化的视角)为路径……展现研究者登高望远的视野和辛勤耕耘的深度;以法律制度的路径,从立法语言和司法语言两个基本范畴切入,探讨立法语言的总体特点、句法结构和程式化特点,分析司法文书、司法谈话、司法演讲及法庭辩论的特点和方法等。这就使法律语言作为新兴学科一亮相便显现出自己清晰的面廓和容貌”(彭京宜,2001)。

多元化交叉学科的耕耘,虽然角度不同,但法律与语言关系的法哲学逻辑起点相同,归宿相同,基本观点有共识:法律语言作为法律的载体,它是表述法律内容的语言。法律语言和法律之间是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关系。法律内容决定其语言形式,一定的语言形式为一定的法律内容服务,从这个法律逻辑起点出发,我们认识到:法律语言学是研究法律语言的科学,它揭示(展示)出为表述法律内容服务的法律语言形式是怎样一套使法律走上经得起无懈可击的推敲和稳定轨道的话语体系。将这个话语体系“写”出来的人,是立法者;将这个话语体系实施兑现的人,是司法者;研究这个话语体系生成规律的人,是法律语言的研究者(钱冠连,2006)。从立法到法律的实施,法律语言以书面语体和口语语体的语言形式在法律语境中运行。立法语言属于立法技术范围;司法语言属于诉讼活动的语境范围。法律语言研究的对象是系统而又具体的法律语言语料,小到一个标点符号、一个字、一个词;大到句子、语段、语篇。

法律语言学具有法学和语言学交融的学科性质,它的学科构成在理论方法上具有法学和语言学的双重理论方法基础;法律内容对语言表述的要求或限制形成了法律语言的运用规律;语言在进入法律语境时会发生某种变体,也会约定俗成地形成某些特有规律;法律语言是一个既相对稳定又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动态的开放的话语体系,这个体系中的词汇,尤其是法律专业词汇术语体系,会随着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有所发展变化。

这些研究都体现了法律与语言、内容与形式的名实融合关系,既要对法律语言的话语体系做本体的静态研究,又要对法律语言应用做动态的变异研究,既可以借助法律语言语料库,用统计量化、排查聚类等现代化、科学化的方法对法律语言的话语体系进行有目标的“体检”和梳理,也可以从语法、语义、语用的角度,用分析描写的方法对某一具体的法律语言语料做具体研究。

(二)“粗放型”立法语言的状况与法治进程

“粗放型”立法满足了改革开放的社会需求,但也带来了这一时期我国立法语言的瑕疵,甚至是大毛病(硬伤),这应该是我国法治建设的必经路段。于是国家相关部门才有了“精密型”修法的对应策略出台。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律语言的学科任务摆在了眼前。

《中国当前立法语言失范化之评析》(刘大生,2001)一文指出,中国立法语言不规范的种类有:动宾搭配不当,标点符号错误,逻辑不通,存在歧义,风格不当等。值得赞许的是,文章指出:“立法语言失范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长期轻视对立法语言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他建议在大学法学专业本科开设法律语言课,研究生阶段设立法律语言专业方向。就我所知,2010年8月,中国政法大学法理学法律语言方向的硕士毕业生已考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高级金融律师事务所等单位。既懂法律又懂法律语言学的新型人民法官、律师已经上岗;广东外语外贸大学1998年开始招法律语言学方向硕士生,2002年杜金榜教授开始招博士生。

因涉及法义性质的关键词使用不当,或因法律内容的修改和完善带来语言表述的修辞斟酌,首先由法学家论证完成,是这一时期立法语言状况的另外一种表现。

从1980年到2010年的法律语言发展过程中,贯串着一条主线:从注重数量到提高质量。这自然会涉及到对某部法律某一条款的内容做补充完善的修改,同时带来对修改内容表述如何修辞的斟酌。以“诉讼法”为例,彭真曾亲自拟定逮捕条件。中国政法大学樊崇义教授参与并见证了新中国刑事诉讼法立法、修法的全过程,他回顾了逮捕条件30年的历史变迁(2):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规定:“对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人犯,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1997年将“对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改为“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1998年对于“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明确为同时具备三种情形:(一)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二)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三)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已查证属实。

这个过程法学家们感悟到的是:“每一次修改逮捕条件,都意味着我们对于强制措施性质和功能的认识更进一步”;这也说明了立法语言由粗到细、由失范到规范的过程。我国立法语言的变迁和新旧法律词语的更替,是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深入产生的,而每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法律语言都有它自己的时代印记。

从“法制”到“法治”,法学家李步云(中国社科院法学所)为之论证了二十年。从“法制”到“法治”仅仅是一字之差,却是治国思想的一次重大突破,在我国法治建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精密修法”要求立法学家提高立法语言水准,在试拟稿的程序阶段消除立法语言瑕疵。立法语言水平标示着中国法治文明建设的进步程度。

(三)“失范”司法语言现象与法治文明建设

从刑事诉讼法条文中的法律专业术语“人犯”到拘留所墙上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标语,是立法语言失范延伸到司法语言失范的例子之一;审判语言失范的一个著名例子是,一起盗窃案中,被告不交代作案时间,办案人员到其家中向被告妻子询问取证,证明被告凌晨2点到4点不在家。再开庭审理时,被告仍不供认作案时间,法官一拍桌子高声叫道:“把他老婆带上来!”旁听群众哄堂大笑。类似水平的讯问语言中,预审员翘着二郎腿说:“你说!说呀,不说照样让你吃花生米(枪子)!”这是法官审判语言和预审员讯问语言失范现象的例子,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时间印记。从“把他老婆带上来”到“传证人到庭”,从“吃花生米”到讯问过程全程录像监控措施的执行,司法语言规范化走过了一个漫长路程。

《法庭问答及其互动研究》(廖美珍,2003),作者做了大量的法庭语料统计和量化分析。这些语料采集自中国司法改革从“有罪推定”到“无罪推定”的审判法庭,但仅就法庭调查阶段法官打断被告人话语的状况说明:“中国的法官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参与庭审的实体调查,而不是履行仲裁人的职责。在民事审判中,打断行为基本上属于法官;在刑事审判中,打断则主要属于法官和公诉人。这一点表明,法庭互动是不规范的。”(廖美珍,2003)。中国的司法改革要落到实处,司法人员的法治文明素质要提高,司法理念要转变。虽然司法改革已经进入“无罪推断”的法定程序,但司法人员的司法理念、司法习惯仍然在“有罪推断”和“无罪推断”之间徘徊。

《将“狗急跳墙”扫出法律文书》(贺卫方,2002)指出了法律文书语言的失范。法学家的呼吁是针对司法改革进程中法律文书中存在的不规范的语言现象发出的:不能用情绪化的不文明的法律文书用语形容犯罪嫌疑人,“丧心病狂”“心狠手辣”“狗急跳墙”之类的有损犯罪嫌疑人的人格和法律地位的语言要统统去掉。“徒法不能自行”,再好的法律要靠人来执行。这就需要法律人拥有一种独立的运用法律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能力表现为用法律的方法、法律的思维、法律的语言来履行职责的能力和职业道德习惯。(3)

二“修法时代”的法律语言研究

(一)“精确型”修法的语言“找补”工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既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成果,同时也标志着法治发展进入新阶段”(韩大元,2010)。法学界从修法的角度给这个新阶段提出一个说法:“精密型”修法时代的第一步。法律语言研究终于提到国家日程上来了!“找补”是个轻巧的口语词,然而对59部法律的语言表述梳理却是个大工程,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小技”不修,“大法”不通,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部“国家机器”,它的每一个部件和螺丝钉都不能有问题才能有效运转。“找补”工程涉及多个方面的问题,如法与法的衔接表述问题、语法语义语用问题、概括与具体问题、歧义问题、语体色彩问题、标点符号问题等等。

以“对、对于”一组近义词在《刑法》中的使用现状的梳理为例,1997年版《刑法》条文共451条,56689个字,其中“对”使用224次,“对于”使用25次,通过梳理我们建议:

1. 一般情况下,立法语言选择用“对”不用“对于”;

2. 删除“对”后,并不影响法意表达的可以不用“对”;

3. 不该用“对”的地方(比如该用“给”“向”)用了“对”,产生了语法错误,应该清理。

4.《刑法》中25次使用“对于”的句子,都可以改用“对”(并不影响法意表达)。

全国人大法工委自成立“立法语言专家咨询委员会”以来,除了领导小组专家为国家每次出台的法律草案审阅语言文字使用规范化的问题,还积极组织专家研讨立法语言规范化的相关问题,为完成“立法技术规范化标准”项目做科学的调查研究工作。2010年初列出了需要专家辨析的近义词词语有25个项目,每个项目由2~3位专家完成。“立法技术规范化标准”的具体内容在此不便引用,但规定非常具体,已经可以操作了。这个项目出台后,我国立法语言规范化将有具体的国家标准。

(二)司法改革与司法语言建设

2010年6月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了《检察机关文明用语规则》,这是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律师执业行为规范》后,我国司法语言建设进程中的又一大进步。与进入修法时代的立法语言研究相比,司法语言失范的语言现象从形式上看被清除得更快些,规定也很具体。比如《检察机关文明用语规则》第五条:“检察机关文明用语以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为基本载体,同时尊重、使用少数民族语言、聋哑人语言以及地方方言”;第六条:“检察机关文明用语包括检察业务和综合工作中涉及的接待、询问、讯问、出庭、宣传和群众工作等执法和工作用语。”并在第七至十三条中分别就上述分项用语做了具体规定。

在高法、高检出台的这些法规背后,我们能感悟到我国法治文明建设的进步,国家要求司法人员使用司法语言时,要遵循宪法和法律规定,尊重和保障人权,体现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要求和人文关怀。这些规则确实带来了我国司法语言的新面貌:法律文书中的“狗急跳墙”之类用语早就被清除,“人犯”一词在法条中一用17年,一旦被提出,像文虱一样被掐死拿掉。“说理”已成为改革司法文书使用词汇的高频词。在2010年6月3日北京东城法院审理的一起晚辈合谋“算计”房产、姥姥起诉反获支持的案件中,法院提倡遵守社会道德。判决书中引用了《孝经》:

我国早有百善孝为先的古语,“孝”有孝顺、善待父母之意,古代以尽心奉养和绝对服从父母为孝,儒家经典《孝经》把孝誉为“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德之本”,由此可见,“孝”在我国古代就已经是天经地义、人之美德,在现代的社会应该更加提倡。结合本案,陆老太已是八十高龄的老人,张女士作为陆老太的女儿,理当孝顺父母,从陆老太处购买房产后,不给付房款,且在法院判决后拒不执行,违反法律规定,也违背社会道德。(4)

司法语言建设的方方面面,都给研究和关注司法语言的人这样一种启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明需要文化支持,尤其是法文化的支持;中国传统法文化源远流长,从来没有中断过。“德育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都是非常注重法、理、情三者一致的。我们在调查研究中国的调解语言时,尤其会感悟到中国的调解语言中包涵着这种植根于中国法文化沃土的文化底蕴。但我们也应注意不把传统法文化中的糟粕带到今天的法治社会,比如“刑讯逼供”这种司法语言的恶习流毒,有时仍会侵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肌体,这是研究司法语言必须给予关注的。

在法庭审判环节,语言证据的分析认证在审判程序上仍然缺失;从与世界接轨的视野来判断,这既是中国法庭审判程序的缺失,也是中国法庭审判语言规范化的缺失。2007年,中国政法大学法律语言研究中心与郑州中级人民法院联合召开了中国首届言词证据分析认证及司法运用研讨会。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张宝生教授到会做了相关报告,现在他的博士后邹玉华教授正在做这个课题的攻关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吴伟平博士的《语言与法律———司法领域的语言学研究》一书是这方面研究成果的权威。就我所知,刘蔚民教授关于语言证据的研究正在深入进行,而且已有这方面颇具影响的文章发表。

(三)新型法学人才的培养与精品教材编写

法律语言学的学科建设、新型法学人才的培养、精品教材的编写、理论联系实际的专项课题研究及其成果的转化等等逐渐形成了本学科相互支撑互为发展的关联整体。就中国的法学教育而言,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已有不同。不少法学家撰文指出:法学专业的在校学生虽然学习了比较系统的法学知识,但作为法律职业人所需要的独立思考和语言运用能力却存在着缺憾。因此,应该对法学专业的学生加强法律实践能力的训练和培养,加强法律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的培养,这是法学家们的反思,也意味着语言学和法学联姻与世界接轨的契机。

世界各国法学教育的共性是:法学教育基本上是职业教育,科学知识和人文素质融入职业教育过程之中;法学教育由大学专业学生和职业培训及实习两至三部分组成,在后一两个阶段重在职业道德和职业技能训练;法律实务界承担职业培训及指导实习任务,因此也是法学教育机构的组成部分。这些值得我们借鉴。

美国法学院课堂教育的五个“中心”是:以教科书为中心;以案例分析为中心;以师生互动为中心;以本土制度诠释为中心;以实用主义为中心。

中国法律职业基本技能培训的基本内容是:

为了新型法学人才的培养,需要根据上述内容立项编写一本适应当今社会需要的法律语言精品教材。项目研究的主要思路是:从法学和语言学的研究视角切入来设计教材体例和内容。立法语言和司法语言分别按其客观规律进行设计。立法语言部分要加强对立法语言本体规范化、现代化的研究,修法语言技术、修法梳理的内容和方法等内容要纳入教材;司法语言按司法程序可以分为司法语言总论、法庭语言、司法文书语言等多项内容。项目的研究方法和途径主要是对法律语言的使用现状做深入艰苦的实际调查研究,用现代化、科学化的方法得出具有一定科学依据和实用价值的成果,能为培养复合型法学人才和培训司法人员服务。

三法律语言研究的未来发展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为新的起点,中国的法律语言研究必然要服务于新的社会需求,这使法律语言学科面临新的学科任务。总的说来,立法语言精密化的修改工程任务比较重,法律内容方面所做的调整带来文字上或繁或简或修辞上的改动,可以由法学家和语言学家共同来完成。法律语言学的研究者们应该用现代化科学化的手段,首先对以宪法为核心、以七部大法为构架的法律体系主干分别一一梳理。也只有用现代化的科学手段,利用计算机语料库的方法建立立法语言语料库,进行有目标的排查检索,才能对法律文本中存在的不同类型的偏误进行修正;或者就法律语言的某些规律做统计量化研究,对某一特定法律内容的特定语言表述形式得出科学的结论,使其在立法语言体系中的位置和功能固定下来,使整个立法语言体系的稳定规范有据可依。

香港城市大学的邹嘉彦、冼景炬(5)、王培光较早运用现代化的科学手段在法律语言研究方面取得许多优秀成果。如《香港中文判决书的语言问题》(王培光、冼景炬)、《香港法庭翻译研究》(冼景炬、程乐)。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语言研究中心近年来致力于法律语言的定量化与实证研究。中心建立了三亿多字的立法语言和司法语言语料库,以法律常用词为研究对象,采用语料库语言学的方法,提取了大量常用词构成的固定表达句式,在此基础上着手编纂《法律常用词词典》,这为立法技术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材料。

当今的法律语言研究队伍中涌现许多新的优秀人才,并有知名的法学家加入,他们具备相当的研究能力,也有研究生人才资源,可以以课题组的团队形式进行法律语言的科学研究。

显然,社会的需求是学科发展的动力,学科任务是学科发展的生命。“需求”和“任务”已经指明了法律语言的研究方向,一支由老、中、青三代形成的法律语言研究队伍,正以现代化、科学化的研究方法,追赶并实现着中国法律语言规范化的最终目标,为实现中国社会的法治文明作出贡献。

摘要：本文以“立法时代”与“修法时代”为界,从立法语言、司法语言、法律语言教学与新型法学人才培养等方面,回顾30年来中国大陆法律语言研究走过的路程,并展望其未来发展。

关键词：立法时代,修法时代,法律语言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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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鲁生.从立法时代跨入“修法时代”的第一步[N].检察日报,2009-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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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吴邦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工作报告[R].中国人大网,2010-03.

[7]邢欣.国内法律语言学研究述评[J].语言文字应用,2004,(4).

语言文字工作相关法律法规 篇5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第十二条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进行教学，应当推广使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和规范汉字。

2．《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第六条学校应当推广使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可以用少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教学。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第十条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基本的教育教学用语用字。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通过汉语文课程教授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使用的汉语文教材，应当符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标准。

第十八条初等教育应当进行汉语拼音教学。第十九条以普通话作为工作语言的播音员、节目主持人和影视话剧演员、教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普通话水平，应当分别达到国家规定的等级标准；对尚未达到国家规定的普通话等级标准的，分别情况进行培训。

第二十条对外汉语教学应当教授普通话和规范汉字。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

第三十七条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有条件的应当采取少数民族文字的课本，并用少数民族语言讲课；小学

高年级或者中学设汉文课程，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5.《扫除文盲条例》：

第六条扫除文盲教学应当使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6．《幼儿园管理条例》：

第十五条幼儿园应当使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7.《民族乡行政工作条例》；

第十四条民族乡的中小学可以使用当地少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教学，同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8.文件摘录 ：

（1）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重视培养学生收集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语言文字表达能力以及团结协作和社会活动的能力。

（2）全面推进学校语言文字工作，各级种类学校特别是中小学、师范院校要继续把说好普通话、写好规范字、提高语言文字能力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

（3）《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国发［2001］21号）： 27．要认真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推广普通话、用字规范化工作，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把普及普通话、用字规范化纳入教育教学要求，提高学生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和规范意识。

（4）转发国家语委《关于当前语言文字工作的请示》（国发［1992］63号）：实现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是普及教育、提高文化水平、发展科学技术的一项基础工程，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推广普通话，学校是基础。学校用语一律使用普通话。学校和社会的推广普通话工作要互相结合，互相促进。

学校推广普通话，必须列入学校工作计划，提出明确的目标和要求，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学校推广普通话的重点是各级师范院校，初等和中等学校。

各级各类师范院校和职业高中的幼师类、文秘类、公共服务类专业都要开设普通话课程，要把普通话作为一项重要基本功，认真训练，严格考核；普通话不合格的毕业生必须进行补课和补考，补考合格后方可发给毕业证书。用普通话教学是合格教师的一项必备条件，应当成为评估教学质量、评选优秀教师、评聘教师职务的一个内容。对语文教师说普通话的能力和水平应有较高的要求。

少数民族地区要加强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教育和语言文字基本功训练。初等、中等学校语文学科和大专院校中文系的有关课程，要讲授新时期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政策、任务和语言文字规范化知识。

（5）教育部在《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的通知中提出：党的十八大指出，建

法律语言研究 篇6

摘 要：法律语言自身的专业性、权威性和复杂性决定了英汉法律翻译的特殊性。“信、达、雅”的传统翻译标准并不适合法律翻译这一特殊的翻译类型。片面追求甚至会导致法律纠纷，造成损失。作为法律翻译主体的译者，应当充分认识这一点，在操作过程中做到严谨精确，用语规范，简明扼要。在锻炼语言能力的同时，注意提高自身的法律专业素养，以三原则为指导，方可胜任法律翻译的重担。

关键词：法律语言；法律翻译；语言特点；基本原则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2-0218-02

法律语言（Legal Language）是语言众多功能中的一种。这一术语源于西方，在英语中原指表述法律概念或诉讼和非诉讼法律事务时使用的语言，后也指某些具有法定法律意义的词语。随着我国对外经济、政治交流日益密切，英语和汉语之间的法律翻译需求急剧增长，因此需要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对其进行实践和理论层面的研究。

一、英汉法律翻译的语言特点

法律语言是有别于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语言的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它是在长期的法律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服务于法律活动并且具有法律专业特色的一种社会语言。

从宏观上讲，首先，法律语言是一种精英语言。正如法律教育是精英教育一样，法律语言有着强烈的精英性质。它属于抽象层次的语言，为法律人所垄断。这个情况在英语中尤为明显。法律英语不管从词汇、语法，还是文本整体，都一直在进化。现在，即使对于许多以英语为母语国家的人民而言，法律语言都是一门晦涩难懂的特殊语言。G. R. Rajagopaul指出：“法律语言，最初被人视为是现实生活关系中的一种大众财产，开始飞速质变，以至最终不再为一般大众所理解，由此催生出一个与大众格格不入的法律专家阶层。”顺应这种发展，原本相对滞后的法律汉语也呈现出一种快速精英化的趋向。2007年《物权法》草案向社会公布后，根据媒体调查，近一半人很难理解其中一些条文，这正是法律语言精英化的一个现实例证。其次，在法律翻译中有一种独特的现象，称作“法律文本匿名论”。法律翻译的对象大多是规范性的法律材料，如法条、法规、合同、协议等。这种语言具有权威性，而这种权威性得以体现的方式之一就是文本无作者署名，即起草人处于匿名状态。译者在翻译法律文本时很少会考虑原作者，这与文学翻译有着很大的差别。译者在翻译过程当中，更多的是遵守法律文本的“客观性”，翻译主体的再创作要严格受制于原文本，力求最大限度“忠实”于原文。事实上，很多时候，翻译主体本身都要受到严格限制。很多法律界人士主张对法律翻译主体的资格严加管理，其目的正是保持法律的权威性。

从微观上讲，法律英语词汇和日常生活经常使用的词汇不同，比较专业和正式。“法律语言部分地是由具有特定法律意义的词组成，部分地是由日常词语组成。具有特定法律意义的词，在日常用语中即使有也很少使用，如预谋、过失、非法侵害等。”很多常见词汇到了法律语境中就变成了其他的意思。除了意义发生改变，法律语言还更加正式。一些日常词汇，如before和after，在法律语境中最好用prior to和subsequent来代替。法律语言的正式和专业还通过其他方式体现出来，如经常出现被动语态以显示其客观性；一些主观的，表达感情色彩的词汇一般不会出现在法律语境中。法律术语还要求极高的精确性。精确性是指“语义于所反映的客观事物完全相符，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准确的、紧密的；不仅准确地反映事物的主要特点，而且准确地反映事物的一般特点”。

二、英汉法律翻译的基本原则

法律语言有着与日常语言和文学语言截然不同的特性。它正式、严肃、复杂。翻译主体在进行具体翻译行为时，必须遵循严格的基本原则。

首先，法律翻译必须遵循精确性原则。法律是由行使立法权的国家机关依照立法程序制定，由国家政权保证执行的行为规则。法律通过法律语言得到体现，所以法律语言作为法律的表现形式和信息载体，也要体现出法律的职能特征。可以这样说，法律的严肃性决定了法律翻译的精确性。精确是法律翻译的根本，否则法律翻译不但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还会给当事人以及社会带来损失。拿最常见的“订金”和“定金”为例。这两个词看似相似，但按照我国现行法律，两者的法律含义大相径庭。“定金”是标准的立法语言，而“订金”则是司法语言。“定金”含有一种保证金的性质，指合同双方当事人约定的，为保证合同履行，由一方预先向对方给付的一定数量的货币或其他替代物。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合同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这就是所谓的“定金罚则”。而对于“订金”，我国尚无明确法律规定，在法律实践中，如果当事人给付了“订金”但没有约定性质的，则不适用于“定金罚则”。所以，“定金”应译为“earnest money”或“bargain money”，而“订金”则应译为“down payment”。再如，本银行有权拒绝...将任何证券退还客户。这种多重理解方式在法律翻译中毫无疑问是不可接受的。因此应当将译文修改为：“本银行有权拒绝接收客户将证券存放于本银行或拒绝将任何证券退还客户，而且无需给出理由或做出预先通知。”

其次，法律翻译应当做到简明清晰。因为法律语言本身的复杂性，阅读法律文本有相当难度。为了交流的便利，需要在不影响语言的精确和规范的前提下将意义尽量明晰地表达出来。

最后，法律翻译还应当遵守规范性原则。从事法律翻译的人员除了要有很好的双语能力，还要掌握相当的法律知识，特别是法律概念和常用术语的表达，让译文看起来像地道的法律文书。比如，“不可抗力”是合同中常见的专业术语。如果对于英语法律专业术语了解不够，单从字面理解，可以译为：force beyond human power或者irresistible power。但实际上force majeure才是英文法律用语中最地道、最对应的专业术语。再如：The burden of proof rests with the defendant. 这个句子相对简单，很容易就可以译为：证明的负担由被告承担。但实际上，burden of proof是法律英语中的一个专业术语，意思是“举证责任”，所以应当译为：举证责任由被告承担。

法律语言自身的专业性、权威性和复杂性决定了英汉法律翻译的特殊性。“信、达、雅”的传统翻译标准并不适合法律翻译这一特殊的翻译类型。片面追求甚至会导致法律纠纷，造成损失。作为法律翻译主体的译者，应当充分认识这一点，在操作过程中做到严谨精确，用语规范，简明扼要。在锻炼语言能力的同时，注意提高自身的法律专业素养，以三原则为指导，方可胜任法律翻译的重担。

参考文献：

〔1〕Rajagopaul， G. R. The Drafting of Laws [M]. Sydney， The Law Book Co. Ltd. 1980.1.

〔2〕刘涌泉.我国机器翻译走过的40年[J].计算机世界周报，1999，（38）.

〔3〕Cremers， L. Controlled Language in an Automated Localization Environment. Keynote address at EAMT/CLAW，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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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谢金荣，唐淑花.法律英语长句翻译策略[J].重启三峡学院学报，2013，（1）.

〔7〕Garner， Bryan A. Blacks Law Dictionary （7th Edition）[Z]. St. Paul：West Publishing Co. 1999. 52.

法律语言研究 篇7

关键词：法律英语,法律文化,语言习惯,法系,行文,词法,句法

法律英语 (Legal English) 是专业英语 (ESP) 的重要分支学科之一, 其应用性、功能性在中外法律交流中居于重要地位。英语国家称法律英语为Legal Language或Language of the Law, 即法律语言, 指表述法律科学概念以及诉讼或非诉讼法律事务时所用的语种或某一语种的部分用语。法律英语在语言特点上具有专业性、术语统一传承性、语法结构复杂性、文体正式性、意义精确性等特点。

1 翻译法律英语应遵循的原则

法律英语在翻译的过程中, 要遵循以下原则:

1) 准确性原则。

对法律英语进行翻译应当表达清楚具体, 并尽量摆脱汉语思维习惯的影响, 注意两种语言在表达上存在的差异, 避免因使用错误的词语而使翻译失去准确性。

2) 精炼性原则。

即用少量的词语传达大量的信息 (Givinga lot of information in fewer words) 。但需要明确, 精炼性原则必须从属于准确性原则。在不能精确忠实于原文的情况下, 必须牺牲精炼性, 不惜以复杂的词句表达准确的意义。

3) 语言规范性原则。

法律用语是每个国家正式程度最高的语言, 是其所管辖下的所有地区中通用的语言。在法律文书的起草和翻译中有许多禁止, 如慎用被动语态、外来词、缩略词等。翻译时要使用官方认可的规范化语言或书面语进行, 避免使用方言和俚语, 尤其是现行法律中已有界定的词语。

2 中外法律文化的差异对法律英语翻译的准确性、规范性的影响

2.1 法律体系差异的影响

西方国家法律体系主要划分为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两大类。大陆法系注重法典的编纂, 成文法典为其主要法律渊源, 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英美法系注重判例, 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目前世界上大约有26个国家属英美法系, 除英美两国, 其余主要是英联邦国家。大约有70个国家属大陆法系, 主要分布在欧洲大陆及受其影响的其他一些国家。我国特殊的历史与文化传统形成了我国自身特色鲜明的法律体系。法系的不同导致了法律渊源、法典编纂、法条适用及司法程序等许多方面的不同, 一定程度上造成中英文互译时存在语言上的障碍。英、美同属于一个法系, 这虽然意味着他们有很多共同的法律特征, 例如, 法律渊源、法典编纂、法条适用及司法程序等。但是, 英、美两国之间具体法律体制也存在差异, 这又使得两国在司法机关的设置、名称及职能上并不完全一致。因此, 法律英语翻译过程中, 首先要考虑法系的主要区别, 同时要把握具体法律体制的差异对法律词汇翻译的影响。

2.2 司法制度差异的影响

司法制度差异对法律英语翻译的影响, 可以以“verdict”一词的翻译为例加以阐述。英美法系诉讼制度中陪审团制度 (Jury) 最富盛名。刑事案件的裁定由陪审团做出。法官只是庭审的组织者和裁定的宣读者, 很难左右案件的最终判决。我国虽然原则性的制定了陪审员介入诉讼的相关立法, 但尚未确立陪审团制度。因此, 我国大陆法域中不存在“verdict”一词的相应语境。根据Oxford Dictionary of Law和Black’s Law Dictionary, “Verdict”一词首先指陪审团依据案件事实的认定或判决 (jury’s finding) 。在没有陪审员的裁判 (a non-jury trial) 时, 指法官对某一案件的粗略判定 (Black’s Law Dictionary) 以及验尸官的调查结果 (Oxford Dictionary of Law) 。而我国, 裁判的最终做出主要取决于审理法官的判断, 因此, 中文的“判决”翻译为judgment更为合理。

2.3 法律制度差异的影响

大陆法系有公法和私法之分, 而英美法系没有。英美法系有专门的侵权法, 而大陆法系没有。例如, 英国财产法律制度中有tenancy in common和joint tenancy两词。《英汉法律词典》将其分别翻译为“共有租赁”和“共同租借权”。但如果了解其财产制度和独特的信托制度, 可以发现这种翻译容易引起误解。两者区别在于, tenancy in common指的是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可加确定的份额, 共有人死亡后, 其份额可转至其合法继承者手中。joint tenancy指的是合有财产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当其中一合有人死亡后, 其权利转移给生存的其他合有人, 而不是其继承者, 直至该权利转到最后的生存者为止。因此, tenancy in common译为“共有租赁”, joint tenancy译为“合有租赁”似乎更为合适。再如“highest penalty”, 翻译成中文意思为“极刑”。但如果了解美国的刑罚制度, 就会发现这样翻译会引起歧义。因为在中国, “极刑”的意义即为“死刑” (death penalty) 。但是在美国大部分州都已经取消了“死刑”, 所以在美国“极刑”并不是“死刑”的意思, 因此, 翻译成“最高刑罚”更为准确。

3 中英文法律文书运用上各自语言习惯对法律英语翻译准确性、规范性的影响

中国人在法律语言的行文上往往直截了当、言简意赅。而英美人法律语言用词精确、语法复杂、注重逻辑层次感。因此, 在法律英语翻译中, 要特别注意法律英语词汇和句法对翻译的影响。

3.1 词法上的影响

法律英语词汇的选择要求准确性高。法律语言是各种语言中最为正式的一种, 其正式性首先表现在专业性的法律术语上。它们具有特定的内涵、适应对象和范围。

在汉译英过程中, 要尽量寻找法律英文中现有的专业术语与之对应, 而不能随意运用非专业的词汇。例如:不可抗力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翻译成irresistible force, inevitable force等等, 但在法律英语中, 其术语为“force majeure”, 其英文解释是“a clause in construction of contracts to protect the parties in the event that a part of the contract cannot be performed due to causes which are beyond the control of the parties and can no be avoided by the exercise of the due care.”其释义正好与我国民法规定的“不可抗力”一致。因此在法律文书写作和翻译中, 要用“force majeure”。同样, “罚金”要用“fine”, 而不用mone-tary、financial penalty等。

在英译汉过程中, 要注意英语词汇在法律英语中的特殊意义和在日常英语中的区别。英语语言在发展过程中, 词义的演变十分复杂。法律英语词汇自然而然地从多义的普通英语词汇中分离出来。有些词语具有特色很强的法律英语词义, 明显独立于普通英语, 有些词语在普通英语中具有某种含义, 而在法律英语中则具有另一种含义, 也就是说, 有些词语对法律工作者和对普通读者具有截然不同的含义。下列常用词语是人们所熟知的一些单词或词组, 然而在法律语言中他们却具有完全不同于普通语言的独特的含义。例如, “consideration”通常指“考虑”“体贴”, 而在法律英语中的含义是“对价”“约因”。“present”一词在法律中的含义是“这个法律文件”, 当表示提交一份法律文件时, “presents”通常出现在短语“know al men by these presents”中, “by these presents”的意思是“通过这份法律文件”。可见, 法律英语词汇的词义是在英语的发展历史过程中逐步从英语多义词中分离出来的, 这类词汇需要一定语境或上下文才能确定词义。

3.2 句法上的影响

法律英语大量使用状语从句和定语从句, 常常使用并列结构、复合句或并列复合结构, 从而使长句比比皆是, 意思晦涩难懂。但结构严谨、逻辑性强的长句保证了法律文书的严谨性和逻辑性。其特点是:

1) 大量使用If条件状语从句;

2) 大量使用定语从句;

3) 大量使用情态动词shall;

4) 大量使用被动语态。例如:If the party who leaves the deposit defaults, he shall not be entitled to demand the return o the deposit;if the party who accepts the deposit default, he shal repay the deposit in double.翻译为:“如果给付定金一方不履行责任的, 无权要求返还定金;如果接受定金一方不履行责任的, 应当双倍返还定金。”这里, “If the party who leaves the deposit”、“if the party who accepts the deposit”为两个条件状语从句;每个状语从句中各包含了一个定语从句“who leaves the deposit”、“who accepts the deposit”;使用了两个shall表明了主体的权利和责任;使用了一个被动语态“he shall not be entitled to demand the return of the deposit”。此外, 为了保证法律条文的严谨精确, 有时会故意放弃言简意赅和通俗易懂。例如, 原文:为了调整海上运输关系, 船舶关系, 维护当事人各方的合法权益, 促进海上运输和经济贸易的发展, 制定本法。译文:This code is enacted with a view to regulating the relations arising from maritime transport and those pertaining to ships, to securing and pro-testing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parties concerned, and to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maritime transport, economy and trade.类似的法律条款都很长, 并带有各种复杂的附加修饰成分, 并列结构等句子成分;有时句子结构极为复杂, 晦涩难懂, 然而却能保证法律条文内容的完整性、准确性和填密性。可见, 在翻译法律英语文书时, 一定要仔细分析句子的结构层次, 才能准确翻译其含义。

4 结束语

新媒体环境下法律语言的传播 篇8

作为法律的载体, 法律语言通过高度抽象化、概括化及逻辑自洽的系统规则, 大大提高了语言的信息载量和表达的准确、经济、严谨度。新媒介的出现极大地拓宽了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 为法律传播搭建了一个绝佳平台。但是新媒介的出现也滋生了很多问题, 各种法律问题法律事件在网络上以讹传讹, 公众对司法判决、审判理由、法律语言愈加不解, 对法律的质疑加速滋生。

本文综合运用跨学科研究、文献研究、经验总结等研究方法, 并尝试利用语言学、新闻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框架, 结合实际分析问题。考察了来自凤凰网、各个新闻网站近五年的热门案件, 研究新媒体在法律语言传播过程的不良影响并提出建议。

二、法律语言在传播过程中的问题

以互联网、移动网络为支撑的新媒介, 正广泛而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观念, 处于新环境下的法律传播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自由度和灵活度:数字化技术突破时空局限, 交互性传播使信息个性化, 话语权下放让声音多元化……新媒介给法律传播带来了广度、深度、速度等不同层面的福音, 同时, 也产生了许多问题。

(一) 法律谑词

法律事件在传播过程中需要一个指称符号, 而法律术语过于专业、枯燥, 缺少创新和趣味性, 因此必然择取一种最利于传播广度、速度、深度的符号生成方式, 往往是把法律行为中最易演绎为新闻热点的动词或短语演变为谑词。[1]这些词常把一个法律事件中的客观化细节有目的地定向放大, 脱离了社会等环境的支撑, 以以偏概全的方式指称一个整体事件, 这就使谑词的内涵和外延产生变异, 体现出主观化倾向, 打上褒贬标志。“被自杀”“自坠性死亡”“临时强奸”“轻度追尾”……这些都是典型的法律谑词, 既可能是官方的天才创造, 也可能来自公众集体智慧的提炼, 其大多带有夸张、讽刺、荒诞成分, 与法律语言的严谨、庄重相比显得格格不入, 也正由于其语言形式的新颖性和陌生性, 搭载信息的异质性, 每次横空出世都能抓人眼球引发全民围观, 媒体、炒作者因而乐此不疲大肆利用。

法律谑词的易传播和轰动性, 使传播效果事半功倍, 往往能使一个法律事件人尽皆知受到广泛关注, 具有强大的渗透力与顽强的生命力。另一方面, 法律谑词常因其与事实相悖的荒诞性、离奇性、戏谑性, 在过分追求轰动之下, 将严肃的法律案件娱乐化狂欢化, 沦陷在舆论的漩涡中难以自拔, 使法律的权威性遭到削弱。再者, 当前公众法律知识匮乏, 极易混淆法律谑词与法律专业术语, 一旦误将非科学性的谑词误认为是正宗法言法语, 从而产生法律原来就是这个荒诞样的认识, 在稀释法律语言专业性与严肃性的同时, 亦破坏了法律的公信力与认可度。

(二) 标签文化催生语言暴力

某些缺乏职业道德的媒体, 为追求轰动性, 动辄将案件的当事人简单对号入座, 生拉硬拽打上“官二代”“富二代”“以权谋私”等标签符号, 同时营造出“富人优待说”“贪官免死论”“不死不正义”等恶意舆论氛围, 以至于许多被打上该类标签的当事人几乎都遇到灾难性指责。例如, 著名的夏俊峰刺死城管案, 其在接受城市执法人员处罚时, 发生争执, 用水果刀刺死两人重伤一人, 被逮捕后判处死刑。事情曝光后, 网上出现大量质疑声, 在他们眼里, 故事已是弱势可怜的“小贩”被无理强横的“恶霸城管”欺凌, “无辜小贩”愤而反抗, 杀死这些“恶人”, 是正当防卫, 即使出手过重, 亦算防卫过当, 不应处以极刑。网络上有人绘声绘色描绘夏俊峰的“凄凉”家世, 顺带挖出城管执法伤人的陈年旧事供人指摘, 刻意把夏俊峰营造成不畏强权抗拒暴力执法的悲情英雄, 而无辜受戮的城市执法人员, 在被打上了“恶霸城管”的标签后, 最终成了死有余辜的大恶人。

诸如此类抹杀个体差异性的标签文化, 极容易将无辜之人同质成一种固定符号, 误导公众的认知与判断, 无论是确有其事, 还是杯弓蛇影, 对当事人乃至司法系统, 都是一种巨大的伤害。

(三) 碎片化语言传播产生误导

专业性极强的法律, 本身是一个严密而完整的逻辑体系, 任何断章取义的解读都势必导致误读。而在碎片化的传播中, 法律文本的完整性往往得不到保证, 多数人看到的是被剥皮去壳的法律信息。东莞校园猥亵虐杀女生案中, 在网民质疑“为何不判死刑”时, 主审法官对此回应说, 从轻量刑的因素之一是考虑到被害人“有激烈反抗行为, 才导致被告杀人”。实际上, 法官是说被告人的意图起先是猥亵, 原本不见得有杀人的企图。但在犯罪过程中遭遇激烈反抗, 临时起意杀人。相比蓄谋杀人, 被告人的情节要相对轻些, 因而成为从轻量刑的理由, 这是相当正常的法理。但是, 到了某些缺少职业道德和专业技能的媒体、炒作者手里, 法官的解释急剧变味, 断章取义解读为了“强奸不能激烈反抗”, 并且浓墨重彩渲染被害女子生前与男友的爱情故事, 致使该案件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

这样的法律传播文本, 承载了过多暴力色情内容, 可能导致未成人盲目模仿, 同时, 打破了法律抽丝剥茧般的严谨逻辑, 简单粗暴给出违反规则的处理结果, 让人感觉法律仿佛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秩序机器, 有着难以逾越的隔阂感。法律信息支离破碎之下, 公众即使长期耳濡目染, 也难以形成对法律完整而系统的认知, 换言之, 大量的法律传播往往做了无用之功, 受众依旧是个一知半解的法盲。趁虚而入的各种虚假法律信息, 便有了市场, 这般恶性循环之下, 法律逐渐被异化误读, 严重破坏了人们对法律的真实认识。

三、法律语言传播过程中的对策

(一) 平衡法律语言的专业性与通俗性

法律语言为适应法律特殊需求, 大量使用专业术语, 长句居多, 且限制成分多而长, 表义繁复严密……但其专业性与公众通俗性需求之间既然存在矛盾, 就必须寻找兼顾双方的折中方案, 如去除法律文本的过度修饰、重复啰嗦, 加大法律通识教育力度, 从而提升公众对法律语言的理解力等, 在两者之间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 而不是各持己见, 一方寻求打破法律表达的专业习惯;另一边孤芳自赏坚持对法律的垄断。

(二) 完善新闻管理法律法规

我国目前没有成系统的新闻监管法律法规, 只有相关部分零星分布于各个法律规章中, 借助法律解释勉强适用, 留下巨大的法律空白, 媒体网民游走于灰色地带, 带来监管上的难度。故而, 国家应尽快制订专门的新闻法, 并建立相应的追责体系, 约束规范言行举止, 追究某些恶意传播不良信息的媒体与网民的刑事责任。

(三) 建立“监管过滤”系统

面对新媒介环境下数以亿计的网民, 无处不在的信源, 单凭人工进行法律传播内容控制审查显然不太可能。政府因而可以建立“网络监管过滤系统”, 如百度搜索引擎中设向发展, 可以强制过滤屏蔽整个网络中的不良信息, 限制其传播扩散, 避免恶劣的社会影响。

(四) 重视“议程设置”

“议程设置功能”是美国传播学家M.E.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 在李普曼“拟态环境”以及拉斯韦尔“环境监视功能”概念基础上, 通过实证研究提出的一种理论假说。该理论认为媒体越是强调某一种事物和意见, 公众便会相对地更重视, 即使媒体不能直接决定公众的看法, 亦能控制各种“议题”进入人们视线的前后顺序, 影响公众认识。因此, 在关于某一法律事件的相关话题层出不穷时, 可以借助主流媒体、官方机构影响力、公信力、权威性, 主动发布澄清事实的信息流与表明态度观点的意见流, 开辟设置合理正确的议题, 引导跑偏的舆论回归正轨。

四、结语

在新媒体传播过程中, 法律语言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 面临许多挑战和问题, 法律谑词的出现扰乱人们对于法律语言的认知, 标签文化催生语言暴力, 以及碎片化语言的传播误导群众。面对这样的挑战, 要从语言传播、法制监督与舆论监督三个层面解决, 语言传播方面, 要平衡语言的专业性与通俗性。法制监督方面, 首先应完善新闻管理法律法规, 其次要建立“监管过滤”系统;新闻媒体行业, 需重视“议程设置”。

摘要：在新媒体环境下, 法律语言的传播面临巨大的考验。本文结合具体法律实例, 分析法律语言在新媒体环境下的不良影响, 并提出四点改进建议。

关键词：新媒体,法律语言,传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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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缨.法律传播的研究体系初探[J].新闻知识, 2008 (1) .

[4]庹继光.法律传播对实现法律互动的价值[J].当代传播, 2008 (1) .

[5]余文浩.浅议网络法律传播[J].边缘法学论坛, 2008 (2) .

[6]胡唤武.试论法律传播的要素与功能[J].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5 (4) .

法律语言中模糊性的功能分析 篇9

(一) 模糊的概念

模糊 (Fuzzy) 作为一个专有的学术用语是指“界限不分明”。对于模糊性的定义, 《辞海》中是指事物所具有的归属不完全的属性, 表示事物属性量的不确定性。扎德教授认为, “模糊集合论这个分支的起源是从语言学方法的引入开始的, 它转而又推动了模糊逻辑的发展”。

(二) 法律语言的特点

1.语言风格的庄重性;法律语言的使用异于一般文体的语言, 不能采用诸如比喻, 夸张, 借代等修辞手法, 要求采用书面语、规范用词。2.确切性;即明确、严密、清楚。要求概念清晰, 明确界限, 用词不能模棱两可、模糊不清。法律语言要严谨的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准确无误。

二、法律语言模糊现象产生的原因

(一) 人类认识的局限性

语言学家霍克斯认为“空间和时间事实上是一个连续体, 没有固定的不可改变的界限或划分, 每种语言都根据其自身的特殊结构去划分时间和空间。”世界上的事物远比用来描述它们的词语要丰富的多, 即使人类对主客观事物的认识不断深入, 不断加强, 模糊现象是始终存在的。

(二) 自然语言的本质属性

语言是法律的载体, 而语言本身具有概括性与不确定性, 从而也会使法律概念变得模糊。人类语言尽管丰富多彩, 但是自然界千变万化, 瞬息转变, 因此也不能够完全反映自然界发生的一切。由此, 模糊语言的使用也是必不可少的。

(三) 立法原则的概括性要求

张文显认为“法律具有概括性, 它是一般的、概括的规范, 不针对具体的人和事, 可以被反复适用。”因此, 法律就更加关注其适用对象的一般性而不是特殊性。这就使得法律语言的用词为了达到准确和清楚而追求高度的概括性, 以保证法律规范所涵盖的法律内容的完整和普遍适用性。

三、法律语言模糊性的功能

(一) 补缺性功能

法学家季卫东曾指出:“就立法而言, 模糊性有时候恰好是一个优点, 因为它能够确保立法条文在不经常修改的情况下, 法律对社会变化便显出更强的适用性, 而且这种模糊性可能下号更有适用性。”例如, 《民法通则》规定了平等、自由等一系列民法的基本原则, 当现实生活中发生一些民法法条中没有规定的情况时, 这些用模糊语言规定的基本原则将发生重要的作用。在现实生活中, 客观事物和现象是无限的, 而有限的法律语言会很必然的出现一些法律漏洞。但是, 模糊语言的采用就可以缓和人类认知能力的不足与认识对象的复杂之间的矛盾。事实证明, 模糊语言的运用可以更好的应对社会的复杂性、变化性, 从而维护法律的完整性、稳定性和涵盖性。

(二) 弹性功能

模糊语言的概括性较强, 表达的范围较广, 对客观事物和现象有较强的适用性, 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可以有更大的调节空间。语言的有限性和模糊性使得法律语言需要将“空白”或不准确的地方加以解释和补充, 这将需要以模糊语言的弹性为基础。

英国法学家哈特说:“在一些边缘地带, 语言则是根本不确定的, 对法律的解释和适用不存在绝对或惟一的正确答案, 解释者或者法官拥有自由裁量权, 需要在多种可能的解释和推理结论中作出选择, 甚至可以扮演创建新规范的角色。”因此, 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 面对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或者法律的规定只是原则性的、模糊性的, 法官就可以通过辩证推理的方法进行选择。

(三) 礼貌功能

从语言学的语用功能角度来看, 法律语言中的模糊语也体现了礼貌原则和面子理论中的礼貌功能。礼貌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也是人类文明的标志。在法律英语中, 为了尊重他人, 律师或法官经常使用委婉语或模糊语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如:“My lord, I take the strongest possible objection to the course proposed by my learned friend.”“possible”的使用体现了对他人的尊重, 并且照顾了对方的积极面子, 虽然是反对, 但是委婉的表达可以缓和正面冲突, 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四) 消极功能

法律规定了主体的义务与权利, 使得人们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在这一点上, 法律语言就必须达到准确无误, 明确清晰。立法者在立法时使用一些模糊词语或采用模糊表达来适应新情况、新问题。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着的, 而法律法规却不能与之同步。如果仍旧引用原来的模糊法律条文, 法律就失去了其价值, 更谈不上法治了, 就会偏离法制之道。

四、结语

模糊语是法律语言的特点之一, 以其自身的独特性, 逐渐引起法学界和语言学界专家和学者们的重视, 并对其进行的深刻和全面的研究。法律语言中的模糊语言是一把双刃剑, 既有优点又有缺点。希望通过本文对法律语言中模糊性的简单探讨, 为法律工作者和语言学相关人士对法律语言的模糊性提供一些新的理解和认识。

参考文献

法律语言研究 篇10

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以及与世界各国经济政治往来的日趋频繁, 我国对不同语种之间的法律翻译的需求也在日益增大, 对翻译质量的要求日趋严格。法律文本翻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但是我国关于法律文本翻译的研究却相对滞后。

1 法律文本的特征

法律文本是绑定了法律效力的文本, 是法律内容和法律效果的载体;其翻译是翻译界和法律界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法律文本由于具有高度的严肃性和严谨性, 其翻译必须不折不扣, 准确无误地译出原文的内容。与此同时, 在文体风格和法律效应上也要达到对等, 一字之差, 则可能关乎财产生命的安危。

法律文本作为一种特殊文本, 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点, 其专业性强, 句子长而复杂, 用词准确、规范, 语篇结构严谨。并且, 频繁使用现代英语中极少用的古旧词汇;大量使用专业术语、法律行话;故意使用意义含糊的词语;大量使用累赘词以表达单一的法律概念;并试图以最精确的词语和形式来表达法律概念。因此, 法律文本翻译过程是一项复杂而艰苦的工作, 对译者的要求极高。译者要做到统揽全局, 正确把握法律文本中的每个细节, 把握原文的总体意图和功能, 正确理解原语的法律条文, 忠实地再现源语信息及其译文风格。

2 当前法律文本翻译中存在的问题

笔者认为, 当前我国法律文本翻译中存在诸多问题,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法律术语翻译错误。法律术语翻译至关重要, 翻译地准确与否直接关系到翻译质量的好坏。术语翻译错误会使译文读者产生误解, 甚至造成严重的法律纠纷。

第二, 文体使用不当。法律文本用词规范, 语言结构严谨, 逻辑严密, 较其他文本其文体更为正式、刻板, 多使用被动语态, 这是由法律自身的规律和特点所决定的。但是, 如果对法律英语的文体把握不当、认识不清, 翻译中也会产生歧义和错误。

第三, 文化差异导致的误译。翻译工作者要处理不仅仅是两种语言的对译, 而是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间寻找结合点。由于法律英语包括各部门法及诸多法律边缘学科, 译者不仅要掌握语言知识, 还须熟悉相关法律知识, 具备相应的法律文化底蕴, 稍有不慎就会谬以千里, 引起不必要的法律纠纷。

3 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

“读者反应”论和“内容优于形式”论, 是当代著名的语言学家和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的“功能对等”原则的二项核心内容。“功能对等论”将翻译的重点从历来注重信息形式, 转移到重视信息内容与读者反应上来, 强调译文与原文在交际功能上的对等, 而非形式上的对应。[1]奈达提出, 译文“接受者和译文信息之间的关系, 应该与原文接受者和原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基本上相同”。[2]源语和译语语言文化可能存在巨大差异, 为达到“功能对等”, 译者必须巧妙地处理这些差异。

功能对等论对法律文本翻译具有很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在法律文本翻译中, 为达到预期目标, 法律翻译中要注意语言表象背后法律功能的对等, 即源语文本和目标语翻译文本在法律上所起的作用和效果的对等。这和Nida (1969) 提出的功能对等原则正好契合, 法律文本翻译若以此为参考, 将能直观地检验原文的内容和法律效果是否被完整地移植入译文中。

4 功能对等理论对法律文本翻译的指导意义

4.1 目的性法则

在目的论中, 目的性法则是最高法则, 目的决定手段。法律翻译是有目的性的交际行为, 不同的参与者包括发起者、委托人、译者、原文作者、译文接受者和使用者在翻译过程中起着不同的作用, 并通过相互作用实现整个翻译过程。目的论强调, 翻译目的在翻译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适用于带有特殊功能及目的的翻译行为, 诸如法律文本翻译。[3]在法律文本翻译过程中, 译者必须熟悉源语和目的语两种语言, 精通法律知识, 根据翻译目的积极地与发起者协调, 翻译出具有相同法律效应的文本。

4.2 连贯性和忠实性法则

功能目的论提出的连贯性和忠实性法则有助于译者较好地实现译文的文本功能, 保证译文能够忠实、通顺, 准确地传递原文的意义和法律效应。为译者提供了两个基本的翻译标准:1) 忠实性法则要求译文尽可能忠实于原文, 实现语际连贯;2) 连贯性法则要求译文必须让接受者理解, 实现语内连贯。

法律语言属专门用途语言, 法律文本具有国家强制力、神圣不可侵犯, 因此这种特殊地位决定了法律文本具有有别于其他非法律文体的准确、严谨、客观、庄重的文体特征, 还具有特定的法律意义及重要的社会功能。这就更加要求法律文本的译文要绝对忠实于原文, 要准确传递原文的信息, 译者要熟悉法律文体特点, 正确把握原作的功能和意图, 正确选择与确定翻译标准和翻译策略, 实现语内连贯和语际连贯, 再现原法律文本的庄严性和权威性。

4.3 忠诚原则

忠诚原则认为“译者必须向译文接受者解释自己所做的一切以及这样做的原因, 译者应尊重原文作者, 协调作者意图与译文目的”。[4]忠诚原则使法律翻译行为受到社会道德的约束和影响, 在该原则的约束下, 译者会意识到, 仅凭自己的语言、法律和翻译知识和专业技能是不够的, 自己对原文作者和译文接受者还负有相当的的责任, 应严格遵守自己的职业道德。在翻译过程中, 译者会慎重考虑, 译文的语言是否符合原法律文本的的语体规范, 能否被受众理解和接受, 使源语文本和译文文本在法律上达到对等的作用和效果, 尽量避免译文产生歧义和费解, 保证译文的准确性交际目的。

4结束语

法律翻译要忠实地再现原法律文本的意义和功能, 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具有实际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在法律文本翻译中, 若以此为参考, 将有助于译者更好地实现译文的文本功能, 使译文读者能够解码出原文读者所必须理解的内容和法律效果, 使原文和译文在内容和法律效果两方面都达到对等。功能翻译理论赋予了译者更多的自由和创造性, 更加解放了译者, 译者由往日的被动传播文字信息的“翻译一族”, 渐渐转变为在翻译过程中更活跃, 责任感更强的“交际专才”。[5]因此, 主张将功能翻译论应用于法律翻译中是适用有效的。

法律翻译是译学研究中的新领域, 要求译者具备扎实的双语功底, 通晓法律知识, 对法律翻译具备有效的批评能力和准确的认知能力, 具备娴熟的语际转换能力, 在目标语中实现功能对等。作者认为, 法律翻译理论和实践研究的有效结合, 将进一步促使法律文本翻译更具权威性、准确性和规范性。然而, 有关法律文本翻译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 该研究的系统性和理论性还有待进一步地提高和完善。

参考文献

[1]Nida.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ng[M].Shanghai:Shang 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3.

[2]Nida, Taber.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M].Leiden:Brill, 1969.

[3]Newmark, Peter.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M].Shanghai For eign Language Education Company.2001.

[4]张长明, 仲伟合.论功能翻译理论在法律翻译中的适用性[J].语言与翻译, 2005 (3) .

法律语言研究 篇11

关键词：法律翻译,语言经济原则,英汉翻译策略

1 引言

随着中外交流的日益广泛, 各项对外事务中涉及的纠纷也随之增多, 法律翻译的重要性日益彰显。为使交流与合作更加有效简便, 语用学中的语言经济原则在法律翻译、尤其是法律文本英译中翻译中可以起到优化译本的积极作用, 从而方便中文读者及法律爱好者对外国法律及相关体系的了解。本文以语言经济原则为理论框架, 通过对比分析英国家庭法两个不同中文译本, 结合法律文本文体特点, 从中归纳总结, 得出了诸多有助于完善中译本的翻译策略及方法。

2 语言经济原则阐释

由齐普夫在研究词频分布时首次提出的经济原则, 揭示了人类活动倾向于花费最少的时间及精力获取最大的收益, 这一原则广泛应用于各个学科, 其中也包括对原子的研究 (姜望其, 2005) 。经济原则与语言运用结合时产生语言经济原则, 该原则强调字词句的存在应以有效交流为目的, 在原文信息量不变的前提下, 无关的冗余应当剔除, 力求文字表达简洁顺畅 (Vicentini, 2003) 。

3 实例分析

本文结合法律文本文体特点, 选取《英国家庭法》 (1996年首次出版, 1999年重印) 的两个译本进行对比分析。译文一是由蒋月教授及其翻译人员翻译出版, 译文二是由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研究组翻译出版。

3.1 术语翻译

法律英语庄严而权威, 对原文中正式字词的准确理解对提供相应的中文译文至关重要, 在这一前提之下, 译者可以提炼语言, 使译文简练通畅。请看下例:

例1

"the respondent"

V1:

“被告”

V2:

“答辩人”

在法律英语中, 一般仲裁程序中涉及的当事人双方称为“Claimant” (申请人) 和“Respondent” (答辩人) ;而“Accused” (被告) 则是指刑事诉讼及民事诉讼中的被告。那么, “respondent”准确的字面意思就是“答辩人”。比较而言, 将其译为“被告”是比较符合中国读者习惯的。中国法律文化中, 不同法律程序对当事人的称谓不加以细分, 而是统一的将任何法律诉讼中的当事人双方称为“原告” (plaintiff) 和“被告”。由此, 译文一的处理考虑到了中国读者文化适应性, 而译文二则要让读者花费更多的时间去理解这些概念。作者认为译文一以简练的语言表达有效传递了原文的信息, 就简洁这一点而言, 其译文的实际应用会更广。

例2

Marital breakdown

V1:婚姻关系破裂

V2:婚姻破裂

对于此词组的翻译, 译文一的处理较为拖沓。首先, 原文中的“marital”后面没有”relationship”一词;其次, 译文二的处理——“婚姻破裂”已将婚姻双方的婚姻关系破裂的事实成功译出。实际上, 对“关系”的说明是一个空的概念, 是否将其直译出来, 对真正的信息传达并无关键作用。译文一的翻译是没有必要的, 而译文二则简洁经济。

3.2 借用汉语正式的字词

“本”、“凡”或其它中文中较为正式的用语可以涵盖上下文或一些相关的文内信息, 从而在传达原文信息的同时, 译文又可以做到简洁通畅。

例3

under this section

V1/V2:本条

例4.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part

V1:

基于本章的宗旨

V2:

本章中

此两例都采用了中文“本”来翻译各自出现的介词短语:“under this section”和“for the purpose of this part”。这样, 原信息就被涵盖到中文表达“本条、本章”中, 从而节省读者再次解读的时间和精力。对于中国读者而言, “本”是在条件句后紧跟主句的惯用表达方式。以此法处理译文, 译者可以避免将介词短语直译带来的不必要笔墨投入, 这也达到了语言经济原则对于精确与简练间取得平衡的要求。

3.3 古词翻译

例5

30.—

(9) It is hereby declared that a spouse...

V1:

第30条

(9) 特别声明:

V2:

第30条

(9) 在此特别规定, 一方配偶……

译文一的译法更加简洁经济, 并且语义突出。译文一的译法“特别, 特此”可以让读者领会此处的词义延伸义, 就如同原英文读者领会原词的含义一样。我们还可以用中国的古词兹来改进两个译文的翻译。中文的“兹”可以比作英文“hereby”的对等词:一是它是单字词语, 可使译文经济;同时其文化对等, 与hereby所传承的古英语底蕴如出一辙, “兹”也同样带有中文的古文风格。

例6

thereafter

V1:

根据 (该让与)

V2:

据此

此例中, 译文二对古词“thereafter”的翻译“据此”保留了该古词传载的原意, 即上文提到的情形或文件等。译文二的译法经济简洁。显然, 译文一的译法“根据该让与”则没能发挥原古词可指代上文的优势, 却是画蛇添足般的将“thereafter”的意思解释给读者。这种译法没有必要, 反而使得译文冗长。相比较而言, 译文二就简洁的语言运用这一点上胜过译文一。

3.4 统一术语翻译

一部法案中的相同术语应当保持统一的译法, 否则, 读者会误认为这是不同的法律概念从而有损原法律效力, 影响交流。统一的翻译可以使得目的语读者理解省力, 同时也可以树立法律法规的严肃性和庄严性。两个译本在这一问题上都做到了相关法律术语在整部法案中一致的译法, 从而节省了读者解读这些法律术语的时间。

这一看似重复的机械的理解过程却是法律行业中最为盛行的做法 (李克兴, 2007:51) 。陈忠诚 (1992:164-165) 也论述过法律语言中的句子重复现象是无法避免的最为有效的手段。在英译汉法律翻译实践中, 重复是必要的。

3.5 灵活处理虚词

虚词作为连接各法律实体间微妙复杂的关系纽带, 在法律文体中使用率很高。唯有认真的翻译出这些虚词所暗示的精致细微之处, 才能确保法律条文的效力得以实现。另一方面, 如果直译带给读者的是难以理解的繁琐冗长的译文, 那么译者应当采取更为灵活的翻译策略, 取而代之。

例7

62.—

(5) If a child has been adopted or has been freed for adoption by virtue of any of the enactments mentioned in section 16 (1) of the Adoption Act 1976, two persons are also associated with each other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Part if—

V1:

第62条

(5) 根据《1976年收养法》第16条第1款所述任何法律的规定, 某子女被收养或被解除收养的, 为了本章之目的,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二人互为关联人:

V2:

第62条

(5) 按1976年《收养法案》第16条第 (1) 款的有关规定, 未成年人被收养或送养, 且

则该双方符合本节规定, 具有利害关系。

此例中, 译文二并未直接翻译“for the purposes of”, 而是将陈述条款 (a) (b) 的分句重新处理为主句的条件句成分, 整个句群意思为“……则该双方符合本节规定, 具有利害关系”。这样将整句群中心意思保留, 舍弃虚词的直译, 改用条件从句的处理, 可以使得句义清晰明了, 也能让读者容易理解。其译法自然流畅, 经济简洁。

3.6 省略同义词

直译原文中的同义词或近义词会给中文读者带来理解的不便。译者可以通过割舍合并的方法来翻译这些词或词组。译者还可以选用中文的适宜对等词或其它表达方式来翻译原文中繁琐重复的语言形式。请看下例:

例8

the second anniversary of the marriage

V1:

结婚两周年纪念日

V2:

结婚两周年

此处, 译文二的翻译相比译文一更为经济。即已有了中文翻译“周年”, “纪念日”可以不译。中国文化中, 人们将成双的事物视为吉祥的象征, 婚姻家庭文化也是如此。丈夫和妻子会在两周年结婚纪念日当天以特别的方式度过。也就是说, 在中国文化中, 周年一词已经涵盖了纪念之意, 所以没有必要再加注明。这一处理方式不仅无损原义, 而且可以使得译文精简。

3.7 语法特征的翻译

为读者提供一个符合其阅读习惯的译文, 一味直译显然行不通。在法律翻译中, 词性转换是避免译文拙劣, 使得行文表达简洁流畅的通行方法。英译汉法律翻译中, 词性转换主要是名词替换动词 (腾超, 孔飞燕, 2008:9-12) 。中文法律文本中动词用的多, 这与英文法律文本相反。

3.7.1 词性转换

以下例子中, 将名词转换为动词, 可以使得译文表达更加自然流畅。

例9

a beneficial estate or interest or contract

V1:

享有使用权, 所有权或持有契约

V2:

基于使用权, 所有权或契约

译文一将原名词词组“a beneficial estate or interest or contract”译为动词词组“享有或持有”, 后接宾语“使用权, 所有权或契约”;名词“any enactment”译作“授予”, 后接宾语“权利”。如此处理可以使得译文易于为读者理解。译文二则将名词词组“a beneficial estate or interest or contract”译作“基于使用权, 所有权或契约”。“基于使用权, 所有权或契约”的译文解释是“because of/according to a beneficial estate or interest or contract”。我们可以看出译文二中条款 (i) 的翻译没有动词, 这就给理解带来困惑:由于谁的使用权, 所有权或契约?中文语法中, 语义是根据平行的从句推理得出的。倘若译者不加补充说明, 主语将会缺失, 造成理解上的困难。原文中的信息——该配偶是主语, 则由密切关联的从句“giving that spouse the right to remain in occupation”推导而来;如此, 英文原文中的动词“share or own”便可以由介词短语替代了。由于语法的差异, 词性转换可以使得译文成分完整, 句义清晰。

3.7.2 转换语态

英文行文时, 常使用被动态以助句子成分保持完整。而这样的被动态用法往往要转换为中文的无主语句。在法律文体中, 这一译法可使得读者感受到法律语言的一般性特征, 较为盛行。而对于读者而言, 只要通过上下文便可以推知该句子的逻辑主语, 无主语句的表达方式也较简单实用。

例10

is to be treated

V1:

第30条

应视为

V2:

将视为

译文一中, 原文的被动态“is to be treated”译为目的语中的主动态“应视为”, 而译文二译为“将视为”。该主动态的逻辑主语从上下文可推知是:“解释法律条款的人”。

3.7.3 调整句式

英汉两种语言系统的差异使得各自的复杂句有不同的特点。然而这种形式上的差异在句义信息不缺失的前提下是可以调和的, 否则将是各自语法系统的不完善 (吕志鲁1995:6) 。因此, 译者可以在如何带给读者即符合其阅读习惯, 又无损原文法律条款信息的译文上下一番苦功夫。常用弥补差异的方法是调整句式, 然而调整时要慎重考量, 过犹不及, 反而产生错误。译者要格外注意原信息, 认真调整语言形式, 避免错译, 不仅有失精简, 反而拖累读者。请看下例:

例11

30.—

(9) It is hereby declared that a spouse—

(a) who has an equitable interest in a dwelling-house or in its

proceeds of sale, but

(b) is not a spouse in whom there is vested (whether solely or as joint tenant) a legal estate in fee simple or a legal term of years absolute in the dwelling-house, is to be treated, only for the purpose of determining whether he has matrimonial home rights as not being entitled to occupy the dwelling-house by virtue of that interest.

V1:

第30条

(9) 特别声明:具有下列情形, 不应仅为确定配偶一方是否享有婚姻住所权之目的, 基于该配偶对住宅享有的权益而视其有权占有该住宅:

(a) 配偶一方对住宅享有同等权益或对住宅的出售享有同等收益;

(b) 该配偶不是享有可无条件继承之合法所有权的配偶, 或不是在法定期间对该住宅仍有完全占有权的配偶 (无论是作为单独或共同承租人) 。

V2:

第30条

(9) 在此特别规定, 一方配偶:

(a) 若对住宅或在住宅的售卖过程中具有衡平利益, 但

(b) 未被给予无条件继承的合法所有权者, 则只在决定其是否具有婚姻住宅权时, 将其视为未被授权占有该房屋。

此例中, 译文一将原文中的用以结论的条款“is to be treated, only for the purpose of determining whether he has matrimonial home rights, as not being entitled to occupy the dwelling house by virtue of that interest.”置前, 后接分条款 (a) 和 (b) 。并且以“具有下列情形”的表达方式来为 (a) (b) 引导的语义做准备性的陈述。显然译文一的表述是简洁的, 但是, 将“as not being entitled to occupy the dwelling house”翻译为“而视其有权占有该住宅”则是错译, 与原句意思恰恰相反。译文二未犯相同的错误, 而是巧妙地用“……者”来涵盖前一部分句意, 同时, “……者”又成为后面句子的主语, 连接起平行的各个分句, 从而使得整个译文简练又不失原意。

3.7.4 定语从句的翻译

法律英语中广泛使用的定语从句是该文体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法律语言的精致往往在定语从句限定条件或界限中得以体现。这样的细密限定为中文译文译出原句精髓带来了障碍。有时, 直译会使得译文冗长繁琐, 从而影响交流的效率, 难以传达原法案简练严谨的文风。有效处理这种矛盾的方法之一就是采用中文的字句。此句式在中文法律文本中广泛使用 (林克难, 籍明文, 2006:396) 。它在保留原信息的同时, 也使得译文行文易为读者理解。

例12

42.—

(4) Where an agreement to marry is terminated, no application under subsection (2) (a) may be made by virtue of section 62 (3) (e) by reference to that agreement after the end of the period of three years beginning with the day on which it is terminated.

V1:

第42条

(4) 自结婚协议终止之日期起已满三年的, 不得就此协议根据第62条第 (3) 款第 (e) 项之规定提出第 (2) 款第 (a) 项规定的申请。

V2:

第42条

(4) 在结婚协议终止的情况下, 从终止之日起三年之后, 则不能就该协议按第62条第 (3) 款 (e) 项的规定提出第 (2) 款 (a) 项中的申请。

这里, 译文一将“by reference to that agreement after the end of the period of three years beginning with the day on which it is terminated”的信息以中文的字句的方式, 转达到定语从句中。而译文二的处理方法则是将此长句解析为小短句, 并以—“在……情况下, 从……之后”的表达方式来连接句意, 转达原意。相对而言, 使用的字句可以在精确与简练之间取得最佳的效果, 因此, 译文一优于译文二。

3.7.5 条件状语从句的翻译

在法律英语中广泛使用的条件状语从句, 也是体现法律文体严谨文风的显著标志之一。如果在处理条件状语从句时一味直译, 则译文有时将会繁琐晦涩, 不易理解甚至引起误解, 有损原法案的法律效力, 也无法达到交流目的。为使得译文简练易于理解, 译者可以使用汉语的字句来处理原文的条件状语从句。请看下例:

例13

47.—

(6) If, by virtue of subsection (2) or (3) , a power of arrest is attached to certain provisions of an order, a constable may arrest without warrant a person whom he has reasonable cause for suspecting to be in breach of any such provision.

V1:

第47条

(6) 根据第 (2) 款或第 (3) 款规定已对一项命令的某些规定附加逮捕权的, 警察可以不经授权进行逮捕其有合理理由怀疑违反任何规定的人。

V2:

第47条

(6) 若一指令的某些条款因第 (2) 款或第 (3) 款的规定而附有拘留权, 而警察又有正当理由怀疑某人违反了该条款, 则无需授权, 警察便可将其拘留。

例14

33.—

(7) If it appears to the court that the applicant or any relevant child is likely to suffer significant harm attributable to conduct of the respondent if an order under this section containing one or more of the provisions mentioned in subsection (3) is not made, the court shall make the order unless it appears to it that-

V1:

第33条

(7) 法院认为, 若不签发本条规定特别是其中第 (3) 款规定的一项或多项命令, 被告的行为可能会给申请人或任何有关子女造成严重伤害的, 应当签发该命令, 但法院认为具有下列情形的除外:

V2:

第33条

(7) 如果法院不依本条作出包含第 (3) 款所述条款的一项或多项指令将可能使申请人或有关子女因答辩人行为而受到明显的损害, 则法院应该作出指令, 但下列情形除外:

第一个例句含有一个条件句;第二个例句含有两个。它们都以的字句的平行结构存在于译文中, 这样的处理使得读者领略到原条款庄严连贯的法律效力。译文一对第一个例句的处理是:“根据第 (2) 款或第 (3) 款规定已对一项命令的某些规定附加逮捕权的”;其在处理第二个例句时, 将两个条件句合并, 用的字句作为语气及语意的短暂停顿, 译文是这样的:“法院认为, 若不签发本条规定特别是其中第 (3) 款规定的一项或多项命令, 被告的行为可能会给申请人或任何有关子女造成严重伤害的”。上述各例为我们清楚地展示了“的字句”优化译文、使行文简洁的过程及效果。相对地, 译文二则行文松散, 难以呈现简洁和连贯的法律译文来。译文一则在经济原则指导下取得了良好的交际效果。

4 结语

在语言经济原则的指导下, 选用汉语法律专有术语代替普通词, 规范统一术语翻译, 借用正式的汉语字词, 拆句整合长句, 使用“的”字句等技巧可有效避免冗长的译本, 使译文简洁通畅的。两个译本的对比分析、翻译策略的归纳和总结对日后的英汉法律翻译有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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