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研究(精选12篇)
法律研究 篇1
一、我国外资法律体系的发展历史
我国至今没有专门、统一的外资法典, 仅仅只是制订了一系列关于外商投资的法律、法规和条例。我国的外资法律体系的发展经过了两个阶段:
(1) 从1979年至1992年为外资法律体系发展的第一阶级。这一阶段, 我国利用外资的重心在于外资引进数量, 实际吸收的高质量外资不多。外资引进的区域分布也不合理, 外资主要集中于福建、广东、上海等沿海地区, 而资源丰富的中西部极其缺乏。考虑到外资引进的需要, 1979年7月8日, 全国人大第五届二次会议通过了第一部规范外资的法律, 即《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该法律标志着我国外资法律体系构建的开端。由此, 内外资企业适用不同法律的“双轨制”立法体制也就产生, 形成了对内外资企业的差别待遇。
(2) 从1992年至今为外资法律体系发展的第二阶段。中国的外资法律体系发展1992年之后进入了转型时期。1993年宪法“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修改, 也就意味着内外资企业要成为平等的市场经济主体。这种转型反映在立法上, 就是要采取根据各类企业的行为进行立法的“行为立法”模式, 而不是按照其“身份”立法。由此使内资与外资企业法律由“内外分立”的双轨制立法体制向内资与外资“内外合一”的单轨制立法体制转化, 带来内、外资企业法律体系的统一, 例如后来的《公司法》《企业所得税法》等等, 都反映了这一转型。
二、我国外资法律体系的现状
发展到今天, 我国已经形成了多层级相结合的外资法律体系现状。根据各种法律渊源的效力等级, 我国外资法律体系主要由三个层次构成:第一层次为宪法性规范, 全面修改后的1982年新宪法相关条文规定了有关外资的法律地位。第二层次是效力及于全国的单项立法, 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 国务院及其所属部委制定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等等, 这一层次的立法构成了我国外资法律体系的主体部分。第三层次是施行于个别省市等局部地区的地方立法, 地方性外资法规是国家外资法律体系的具体化和地方化。但是我国当前的外资法律体系还存在很多方面的问题:
(1) 立法权限分散、法出多门的不合理构架。除了国家统一制定的经济法规外,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 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授予许多省、市都制定单行经济法规的权力, 并逐渐形成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多层次法律体系构架, 也正是这种架构衍生出立法权限不明、规范分散、越权立法、内容交叉重复等诸多体系性问题。外资法律体系的多层次, 使外商投资者难以把握我国的具体投资环境。除此之外, 由于不同地方之间立法权限不一, 造成了不同地区间法律上的不平等, 这亦成为我国东中西部经济差距日益加大的一个重要推力。
(2) 根据企业形式进行分别立法导致的种种不协调。由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之初引进外资没有经验, 以致我国外资法律体系从一开始就形成了依据企业形式分别立法的法律体系模式。《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等形成了我国外资法律体系的核心。通过比较分析, 我们不难发现这三部法律依据企业形式进行分别立法导致的种种不协调现象, 例如三部法律内容50%以上大量重复, 三部法律之间各行其是、缺乏协调, 从而在不同的外商投资企业间形成不平等待遇。如此种种不协调之处, 不仅对引进外资工作产生了负面影响, 也有损法律的权威性。
(3) 很多法律内容引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冲突。一方面不少内容过时, 缺乏协调。改革开放之初, 单纯追求数量的功利倾向, 使得外资法的许多规定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显得不合理、不适用;外资法律体系中的许多规定与其后颁布的相关法律存在冲突;现行外资法规定的外资审批程序过于期限冗长、繁琐复杂, 对外商的积极性和投资效率严重影响;各部门的权限规定不甚明确, 部门责任推诿;许多重要的法律制度都缺乏规定, 在许多方面现行外资法还很不完善, 例如外国投资及外国投资者的待遇、保护及法律责任等规定。另一方面是不符合相关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的规定。在履行要求方面, 我国外资法中还有不少履行要求的规定, 与世界贸易组织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的规定相抵触;国民待遇已日益成为国际条约规定的国际投资重要原则, 但是我国外资法中所规定的给予外商投资企业的待遇, 要么高于内资企业, 要么低于内资企业, 没有实行国民待遇;法律的透明度既是法治化的内在要求, W T O《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中对透明度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 但是我国存在着大量非公开的内部文件、内部通知、批文等, 极大地影响了外资投资选择和投资积极性;大多数国家在审批程序方面对外资的审批是根据投资的比例、投资的领域和投资的数额等, 采用不同步骤、不同期限的审批制度, 但是我国只是按投资企业的形式不同规定了不同的审批期限等。
三、我国外资法律体系的完善
(1) 我国应制定统一的《外资基本法》。以《外资基本法》等法律取代现行三部外商投资企业法的内容。具体设想如下:首先, 把外商投资企业法中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终止、组织机构及经营管理等关于调整企业组织的部分, 分别划归《合伙企业法》、《公司法》、《独资企业法》调整;其次, 关于调整国家有关经济管理机关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管理关系的内容可直接划归国内相关的部门法调整;再次, 关于对外资的指导、管理和监督, 外商投资要求、方向, 外资法律保护等内容, 纳入《外资基本法》统一调整。
(2) 改变我国外资法中与WTO投资规则不相符合的规定, 取消有关数量限制等相关规定, 推行外资国民待遇制度。从根本上说, 为顺应当前国际投资的客观要求, 我国外商投资法律体系的观念和价值取向应当由“优惠型”或“限制型”向“平等竞争型”进行。
(3) 明确立法权限。应确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外资法律体系中的外资待遇、外资准入、外资的保护和鼓励、国有化和征收、外资的审查和批准、争端的解决等各项基本问题的立法权及相关的法律解释权。对于其他一些非基本问题, 则可以由国务院、省、市等其他层次的立法权主体在作出有关规定, 但前提是与法律不相抵触的情况下, 这是为了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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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研究 篇2
引言
当前,人类正大踏步进入信息社会,宽带网络作为21世纪人类社会的战略性公共基础设施,已全面渗透到了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作为基础通信网络组成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基站是保证移动通信畅通的“生命线”。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推进网络提速降费的指导意见》,把宽带网络定性为国家战略性公共基础设施,并提出要完善配套支持政策,要求各级政府要推进简政放权、环保部门要进一步优化通信基站环境监管机制,加快环评进度。然而,当前通信基站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以下简称“环评”)立法严重滞后于电信行业通信基站的建设,不符合电信行业快速建设、快速发展的实际情况,客观上制约了信息化发展。
摘要:随着 4G 网络建设的全面铺开,铁塔公司的成立和迅速发展,使得基站区域选址、共建共享得以实现。随着基站公共设施属性的凸显,管理部门已开始将基站布局建设纳入城市整体规划,但是由于区域基站建设环评审批程序复杂,审批周期长,评价方法不明确、等多方面问题造成基站建设审批困难。笔者建议从地方立法角度对基站建设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进行创新:一是将小型基站的建设纳入环评豁免目录;二是对于豁免范围以外的“一址单台”类基站建设,简化环评手续,将环评方式从目前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简化为“报告表”。关键词:区域基站;辐射;环评审批;法律创新
一、基站环评法律研究的必要性
(一)消除民众对电磁辐射的顾虑
目前,关于基站电磁辐射的科普知识尚未大范围普及,公众对电磁辐射的安全范围仍缺乏了解。即使运营商办理并出具《环评报告》,大部分民众仍有心理顾虑。
法律具有指引、预测等社会功能,若通过制定地方法规,将小型基站的建设纳入环评豁免目录,并简化“一址单台”类基站建设的环评手续,可以以法的形式向社会大众宣告:豁免水平以下的基站、一址单台类基站等法定类型基站的安全性,引导社会大众科学认识基站电磁辐射,消除没有科学依据的顾虑。
(二)基站建设无法走正常流程
通信基站是满足社会通信需求的公用基础设施,具有“保障性”的特点。随着城镇化的推进,社会人口快速流动、住宅小区林立而起,原有通信基站常常不能满足大众通信需求在地理位置上的快速变化,新的人口聚集区要求快速建设通信基站、立即提供通信服务。因此,基站的建设又具有突发性、快速性的特点。
这些特点就造成了基站建设和环评手续之间的矛盾:若先环评再建设,则无法保障公众的通信需求,制约社会信息化发展;若先建设再环评或者边建设边环评,则不符合现行法律的规定。所以,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创建基站环评简化手续,是非常有必要的探索。
(三)政府简政放权的题中之义 简政放权,已成本届政府一项基本执政原则。为落实中央关于简政放权的改革要求,省级环保部门应该加快出台基站建设环评豁免的相关规定。当然,对于豁免范围以外,依法应当办理环评手续的相应类型通信基站,也应实行高效便捷的审批方式,确需保留的审批事项,除了公开、阳光运行以外,还要高效、便捷,推行网上审批。具体而言,对《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法律规定的“一址单台”类基站,可以采用编制“报告表”而非“报告书”的形式进行环评,以进一步提高审批效率。
二、基站环评问题分析
(一)公众对基站电磁辐射的忧虑
生活中人们对基站电磁辐射的忧虑、反对之声,也是基站建设难的重要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基站电磁辐射知识普及力度不够。由于在不少媒体上时常可以看到有关电磁辐射对人体造成伤害的报导,且这些报导往往不是很客观也缺少科学依据,同时,有关电磁辐射方面的科普宣传和正面引导力度也不够,加之无线电波看不见、摸不着,从而导致人们对基站的电磁辐射存有恐惧,这已经成为居民阻止基站建设的最主要的因素。
在公众的环境意识和权益保护意识日益增强的今天,仅凭加强对电磁辐射等相关知识正面宣传与引导,远远解决不了移动基站设置“难”的问题。多年来各种基站纠纷,暴露出信息越是不透明,越是造成人们恐慌与反对,因此,基站设置环评先行,制定颁布公用移动通信基站电磁辐射防护规定非常必要。
(二)国家对基站电磁辐射要求非常严格
地球本身就会产生电磁辐射,自然界中的生物体在漫长进化中对电磁辐射早就适应了,电磁辐射的能量被控制在一定程度,它对生命体不会产生有害影响。
实际上我国制定的环境辐射标准要比欧美国家严格很多,《电磁辐射防护规定》与《环境电磁波卫生标准》中明确要求电场强度需小于 12 伏 / 米,或者说功率密度每平方厘米小于 40微瓦,而美国现有的标准是每平方厘米小于 400 微瓦,比我国要宽松 10 倍。但即便如此,社会公众对电磁辐射问题仍然是“谈辐色变”,甚至有一些媒体将其视为空中的无形杀手,与输变电工频电磁场等混为一谈。即使在运营商出具环评报告后,业主也往往不予认可。
国家早在1988年就发布了作为国家标准的《电磁辐射防护规定》(GB8702-88)和《环境电磁波卫生标准》(GB9175-88),鉴于公众针对无线通信基站辐射问题的质疑不断加剧,2007年7月31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联合原信息产业部发布了《移动通信基站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方法(试行)》,对工作频率范围在110MHz-40GHz内的移动通信基站的电磁辐射环境监测范围、方法及要求等予以明确,作为对《电磁辐射防护规定》的补充。
具体而言,国家标准要求电场强度小于每米12伏或者说功率密度每平方厘米小于40微瓦。一般而言,GSM移动基站天线高度均在35米至55米,发射功率为20瓦的大功率移动基站,其天线前10米的功率密度是0.6微瓦/平方厘米,这样的辐射比电视机和电脑的辐射还低。业内专家称,截至目前世界尚未发现一例因电磁辐射对人体产生危害的确定案例,世界卫生组织历经11年的研究也得出结论:标准限值内的电磁辐射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
三、解决基站环评难题的建议
(一)加大宣传力度,消除公众顾虑
今年,江苏省环保厅专门下发《关于切实加强建设项目环保公众参与的意见》,要求建设单位在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的过程中,应通过网站、报纸等公共媒体和相关基层组织信息公告栏等便于公众知情的方式,向公众公告项目的环境影响信息。这就要求运营商以及政府部门及时向公众公开基站环评的信息。
2009 年,上海市新增设了数百座 3G 基站,上海市无线电管理局特意委托相关检测单位对本市 TD 基站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进行了多次分析评估,并将结果公布于众,消除公众对环评的疑问。此外,建议赋予基站所在地业主异议权,《上海市公用移动通信基站设置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规定 :“基站所在地业主或者物业对基站的电磁辐射有异议的,经营者应当向具有法定资质的检测机构提出电磁辐射检测申请。经检测超过有关标准的,经营者应当采取措施,将电磁辐射降至符合国家环境保护规定的相关标准以内。”如此一来,既保障了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又增强了环评的透明度和可信度。电磁辐射知识科普。
除了常态化的知识普及、宣传外,可开展体验活动,邀请有异议的居民亲自测量基站的辐射强度,以客观的数据、事实给社会公众直观的感受,增加公众对基站的了解。移动通信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基站建设,只有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等政策规定,使基站建设有法可依,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基站建设的顺利开展 ;只有完善基站建设的环评程序,提升公众的参与度,才能使公众走出基站辐射认识的误区。
(二)环保部门可适当实行豁免
原国家环保部发布的《电磁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办法》对《环境影响评价法》第16条规定的环评豁免制度作规定:“省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国家有关电磁辐射防护标准的规定,负责确认电磁辐射建设项目和设备豁免水平”,即国务院环保部门授权省级环保部门根据《电磁辐射防护规定GB8702-88》有关标准,对规定范围内的低辐射值设备,实施办理环评手续的“豁免”。
值得注意的是,该标准已被《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代替,新标准第5项“豁免范围”就规定:向没有屏蔽空间发射0.1到3兆赫兹且等效辐射功率低于300瓦的设施(设备);发射3兆赫兹到300千兆赫兹且等效辐射功率低于100瓦的设施(设备),可豁免环评。
此外,2002年10月23日原国家环保总局办公厅《关于电磁辐射豁免水平有关问题的复函(环办函[2002]389号)》第4条明确“对于电磁辐射设备的豁免,应由省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确认。”2003年1月1日,原国家环保总局《关于电磁辐射建设项目环境管理有关问题的复函(环函[2003]75号)》再次规定,豁免水平以下的电磁辐射建设项目,不需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可见,在现行法律框架下,省级环保部门完全可以在《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规定的范围内,对基站环评实行豁免,仅要求建设单位办理登记备案手续即可。
为了解决基站环评面临的尴尬局面,建议国家环保部门制定颁布《公用移动通信基站电磁辐射防护规定》,明确规定各类辐射参数安全性要求、基站天线角度、高度,基站建设的类型,基站房屋安全性的要求,人们保持多少距离为宜,基站设置条件等。
(三)环评形式应合理简化
鉴于基站较其他电磁辐射项目在建设与运营方面的特殊性,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简化基站相关环保审批手续。《环境影响评价法》第16条规定,“可能造成轻度环境影响的,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对产生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或者专项评价。”国家环保部2008年发布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规定:一址多台、多址发射系统应编制报告书;一址单台可编制报告表(注:简单地理解,一址单台类基站系指一个站址只有一个发射台站)。结合该项标准,“可能造成轻度环境影响”即指“一址单台”基站。
实践中,大量“一址单台”小型通信基站的电磁辐射水平不但完全处在国家规定的安全范围之内,且远远低于国家规定的最高限值。上文案例中的木棉苑基站监测报告显示,电磁辐射值在0.06~3.54微瓦/平方厘米之间,完全符合单个运营商的基站辐射值不超过8微瓦/平方厘米,整体辐射值不超过40微瓦/平方厘米的标准。
可见,一方面,从基站建设环评实践来看,“一址单台”类通信基站并非强辐射、高污染的建设项目,且通信基站所用设备必须使用国家工业与信息化主管部门颁发入网许可证的合格设备,其组成设备的辐射值已得到认证;另一方面,从国家法律规定来看,对于“一址单台”类的通信基站,《环境影响评价法》第16条已经规定可以采用“编制报告表”的简化环评方式。
所以,对于小型通信基站,尤其是“一址单台”类基站,省级环保部门可以通过地方性法规简化环评手续,不必采用最严格的“编制报告书”的形式,简化为“编制报告表”即可。
结语
移动通信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基站建设,只有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等政策规定,使基站建设有法可依,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基站建设的顺利开展 ;只有完善基站建设的环评程序,提升公众的参与度,才能使公众走出基站辐射认识的误区。
参考文献
法律术语特征研究 篇3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杭州 310036)
法律术语特征研究
那日松 刘 青 朱 磊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杭州 310036)
阐述了以三种方式快速获取候选法律术语集,并对该候选法律术语集进行人工术语标注来构造法律术语库的过程。再通过研究法律术语库,最终获得了法律术语的长度和一系列构词法特征。
法律术语,术语长度,术语词法特征
前言
术语抽取研究不是脱离语言而独立进行的,在法律术语抽取研究中需要语言学知识,可以借助构造法律术语知识库来辅助术语抽取[1]。通过快速建立法律术语库来挖掘法律术语的长度和一系列法律术语结构词法特征。
该研究的语料来源于香港双语法律信息系统(Bilingual Legal Information System,BLIS),选择其中50 500个文件作为实验语料。
一 快速构造法律术语库
研究中以三种方式获取候选法律术语集,通过对候选法律术语集进行标注来构造法律术语库,共获得8828个法律术语。
1.法律术语标注标准
法律术语标注的主要标准是判断词或词组是否具有明确的科学概念,如果概念不清楚,则不作为术语。
法律术语标注过程的判断依据有:
(1)以法律术语部件作为过滤[2],比如:条、法、讼、例、约、罪、押、案、律、判、罚、诉、刑、审、证。
(2)过滤最不可能的词尾,比如:的、在等等(虽然也存在特例,但是大部分不能作为术语的词尾)。
(3)参照“百度知道”的解释及其与法律领域的相关性。
2.候选法律术语集
(1)通过标注《汉英法律词汇》的词条来获取法律术语
本研究选择BLIS提供的《汉英法律词汇》作为研究对象,该书由香港律政司法律草拟科于1999年12月出版,当中收载约11 500个词条,主要取材于1998年9月出版的《英汉法律词汇》(第三版)。
经过再次整理,共获得8129个词条,在不考虑词性和不同含义的情况下,去掉重复项后得到7201个词形。
通过对该7201条法律词汇进行法律术语标注后,共获得4800个法律术语。
(2)通过提取和标注法律条文的标题来获取法律术语
项目组对五万多个文件进行标题抽取后,共获得2151个标题,再经过标注后有2083个为法律术语。
(3)通过提取和标注词/词组单元来获取法律术语
为了快速建立法律术语库,节省在语料中抽取符合条件的词/词组的时间,项目组限定提取目标为加书名号和双引号的字符串。通过该步骤,得到如下结果:加书名号的字符串共2952个,其中筛选出法律术语2803个;加双引号的字符串共12 949个,其中筛选出法律术语1821个。
二 法律术语的长度信息
现有的统计[3-5]显示,科技领域的术语70%以上主要是由2~6个字组成。法律领域术语又是什么情况呢,项目组将通过以下步骤分析给出。
首先,对加有标号的术语词条进行如下处理:如果标号括住整个词条,则去掉标号;如果标号只括住部分词条,则保留标号。举例如表1所示:
表1 对加有标号的术语词条的处理
1.字长
字长信息统计如图1所示:
图1 法律术语字长统计
统计发现法律术语字长范围在1~53个之间,其中大部分法律术语字长范围集中在2~20个之间,并且2~20字长度的法律术语都出现超过100次,总数占整个法律术语库的95.6%。其中4字长的法律术语数量最多,为1843个,占整个法律术语库的21%。此外,5字术语和6字术语也较多,4字术语、5字术语和6字术语三者共占整个法律术语库的41.9%。该结论与周浪[6]和邢红兵[7]关于科技术语字长信息的结论很类似,共同点是4字术语数量最多,不同点是法律术语在字长的分布上不只是集中在2~6字之间,还扩展到2~20字之间,这是由法律术语的特殊性所决定的。
2.词长
项目组使用了汉语分词系统(Institute of Computing Technology,Chinese Lexical Analysis System,ICTCLAS)对法律术语库进行分词后,获得的词长信息如图2所示:
统计发现法律术语词长分布在1~28个之间,其中单词型术语所占比例为5.5%。由2~4个单词组成的术语最多,共占整个法律术语库的55.3%。由1~12个单词组成的术语占整个法律术语库的96.2%。该结论与张蓉[8]、李芸[9]、周浪[6]分析的科技领域术语词长信息统计结果很接近,共同点是由2~4个单词组成的术语最多,不同点是法律术语的词长分布较宽,分布在1~12个词之间,而科技术语一般词长分布在2~6个词之间。对于法律术语库中术语词长分布的举例见表2。
图2 法律术语词长统计
表2 法律术语库中术语词长分布特征举例①
法律术语字长和词长的这些分析结果与科技领域术语各项已有的研究成果相近。
总结如下:
(1)法律术语也是以词组型术语为主;
(2)2~4个单词组成的法律术语数目最多;
(3)由于法律术语在标点符号使用上的频繁等特点导致法律术语的单词构成宽度较大,一般为2~10个单词。
三 法律术语结构的词法规则
根据上面总结出的法律术语词长分布特征,我们把法律术语分为三类:(1)单词型法律术语;(2)词长为2~4的词组型法律术语;(3)词长大于4的词组型法律术语。如图3所示:
图3 三类不同长度法律术语的出现频率
传统的术语研究将名词短语视为术语的唯一候选,虽然这种限制保证了一定的正确率,但是牺牲了召回率。笔者通过对法律术语库进行分析标注后发现,法律术语也可以是其他类型的词/词组,应该以较宽松的语法规则从语料库中抽取术语候选项。
1.单词型法律术语的词性分布特征
表3 单词型法律术语的词性分布特征
从表3的分布特征来看,单词型法律术语的主要词性是动词和名词,其他词性所占比率较少。这一结果与科技领域单词型术语有差异,科技领域术语主要是以名词性术语为主。
2.2~4词法律术语的词法模式
(1)2词术语的词法模式
法律术语库中有1995条2词法律术语,共有105种词法模式,其中出现20次以上的模式有16种,这16种词法模式共涵盖了1753条2词术语,总体覆盖率是87.9%,其中前5种词法模式如表4。
表4 2词法律术语中的前5种词法模式
(2)3词术语的词法模式
法律术语库中有1791条3词法律术语,共有363种词法模式,其中出现20次以上的模式有18种,这18种词法模式共涵盖了914条3词术语,总体覆盖率是51%,其中出现次数超过100次的4种词法模式如表5。
表5 3词法律术语中的前4种词法模式
(3)4词术语的词法模式
法律术语库中有1097条4词法律术语,共有565种词法模式,其中出现20次以上的模式有5种,这5种词法模式共涵盖了116条4词术语,总体覆盖率是10.6%,其中出现次数超过20的5种词法模式如表6。
表6 4词法律术语中的前5种词法模式
(4)4词以上法律术语的词法模式
法律术语库中有3458条4词以上法律术语,共有2694种词法模式,其中出现20次以上的模式有4种,这4种词法模式共涵盖了134条4词以上术语,总体覆盖率是3.9%,其中出现次数超过20的4种词法模式如表7。
表7 4词以上法律术语中的前4种词法模式
从法律术语词法特征的分析结果来看,词法种类越来越多,单词型和词数较少的法律术语词法特征还有典型性,词数较多的法律术语词法特征太过分散,法律术语库规模和收集手段的片面性导致不可能涵盖所有单词/词组型法律术语的词法特征,但是这些特征都与科技领域术语的词法特征相近。
根据以上统计数据总结出词组型法律术语如下特点:
特点一:词组型法律术语候选项中至少有一个词属于“n”“v”或“a”;
特点二:63%的词组型法律术语都包含法律术语部件,该法律术语部件是前面项目组标注法律术语候选库时使用的部件,只是简单的单字部件,如果项目组完善法律术语部件,词组型法律术语包含法律部件的百分率会更高;
特点三:2~4词构成的词组型法律术语的词法模式可以应用于词组型法律术语自动抽取研究中,但是4词以上的词法模式还有待总结和分析。
注释
①所有表中使用的词性标注符号的具体含义为:v表示动词,n表示名词,vn表示名动词,a表示形容词,ng表示名语素,b表示区别词,c表示连词,ad表示副形词,t表示时间词,j表示简称略语,r表示代词,u表示助词,ag表示形语素,w表示标点符号,ns表示地名,k表示后接成分,f表示方位词,l表示习用语,i表示成语,d表示副词,q表示量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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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s of Legal Terms
Narisong LIU Qing ZHU Lei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ree ways on quickly obtaining candidate set of legal terms,and also introduces the procedures of constructing the legal term glossary based on annotation work.We finally obtain the length of legal terms and a series of lexical features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legal term glossary.
legal term,length of term,lexical features
N04;D9
A
1673-8578(2011)04-0022-05
2011-02-2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项基金项目“基于语料库的术语自动处理关键技术研究”(J1025001)
法律研究 篇4
关键词:文化产业促进法律,商业保险,法律制度
一、文化产业促进法律与商业保险法律制度概念厘定
(一) 文化产业促进法律概念界定
文化产业 (Cultural Industry) 概念产生于1947年, 由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两位学者在于《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首次提出。[1]促进型法 (Promoted Law) 是指具有激励、推动作用, 蕴含促进激励措施, 采取柔性执法手段的法律类型。因此, 文化产业促进法律是指调整我国文化产品生产和提供文化及相关服务, 以推动经营性文化行业发展为主, 以监管文化产业市场秩序为辅, 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法律体系, 包括法律、法规、规章等法律文件。
(二) 商业保险法律制度基本定义
保险法律制度属于金融法律制度范畴, 而金融法律制度属于经济法法律制度范畴。保险一分为二, 包括由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险和由市场主导的商业保险。其中商业保险主要作用于市场经济活动:通过《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国务院关于调整金融保险业税收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法律法规与科教文卫体领域紧密联系。因此, 结合我国《保险法》第二条对保险的定性, 可定义商业保险法律制度概念:是指基于保险合同约定, 调整投保人、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经济法制度体系。它不仅以专行法律法规的形式出现, 也因为融入到其他法律法规中而形成了以该项法律法规为主体、商业保险法律制度为补充的样态。
二、文化产业促进法律中的商业保险法律制度现状与问题
(一) 文化产业促进法律中的商业保险法律制度现状
我国商业保险法律制度在文化产业促进法律中体现:首先, 国家立法上, 仅有《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文化部关于保险业支持文化产业发展有关工作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 唯一部门规章, 其在文化产业保险市场、文化产业保险产品、文化产业保险服务、文化产业投融资上着墨, 回应了《中央宣传部、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其次, 在地方立法层面, 《深圳市文化产业促进条例》第十八条、《太原市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条例》第四十五条均规定本市人民政府应对文化企业给予金融保险方面支持;安徽省《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强调结合地方实际, 发展文化产业保险市场。这成为未来文化产业促进法律融合商业保险法律制度的现实探索。
(二) 文化产业促进法律中的商业保险法律制度现存问题
1. 暂缺文化产业无形资产保费定价机制。
2011年, 故宫博物院因7件临时展品失窃而震惊全国, 其仅可获赔30余万元, 这与文物的实际价值相去甚远, 引发了民众对文物保险价值的争论;与之相同, 文化企业的无形资产同样难以计算。在商品交易过程中, 合理的保费价格有助于降低无形资产的交易风险。但是, 每个人对同一文化创意可能估价不同, 这在著作财产权交易和艺术品交易市场尤为明显。因此, 法律可以建立专业文化保险机构准入制度, 构建商业保险法律定价机制, 推动无形资产保费定价机制形成。
2. 难对文化产业侵权行为提供保险服务。
商业保险能使受到侵害的文化创意、文化商品相关权益得到经济层面的补偿, 但因对其的侵权行为难以估算实际损失金额且难以取证, 导致保险公司不愿受理其投保请求。也有学者认为在旅游观光、出版印刷等文化产业领域中较为便于计算侵权损失额度, 因为其以履行合同的给付行为或者书稿实物为内容, 其计算方式更为直观。[2]这都需要在文化产业促进法律中制定更为详细的商业保险侵权赔偿额度赔付规则, 并在具体实践中出台相应的保险赔付标准。
三、完善文化产业促进法律中的商业保险法律制度
(一) 建立文化企业无形资产评估体系
商业保险公司具有融资功能, 其通过投资文化企业的债券、股权和参与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来实现运营。《意见》提出“建立文化企业无形资产评估体系, 为金融机构处置文化类无形资产提供保障”, 为保险公司充分发挥资金供给和投融资优势提供制度依据。因此, 商业保险公司可携手第三方的文化资产分析公司, 在符合市场规律的基础上估算文化企业无形资产的市场价值, 然后提供其相应的保险服务, 最终推动文化企业无形资产评估体系的建立。
(二) 设立文化创意商业保险费率标准
面对侵犯文化创意的行为, 法律需要通过设立保险救济途径来实现对受侵犯权益的复归。其可以通过部门规章的形式设立贴近市场经济规律的费率规则, 建立文化产业保险风险数据库, 依照收益覆盖风险的原则确定合理的费率, 专门应对易受侵权的文化产业领域的风险。
(三) 扩宽商业保险法律制度适用范围
《通知》规定, 文化产业保险市场由人保财险公司、太平洋财保公司、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三家保险公司进行试点。人保财险公司鉴于故宫博物院文物失窃案, 适时推出了包括艺术品综合保险、文化活动公共安全综合保险及涉及演艺、动漫领域的多类险种。这类担保能力强、经营规模大的综合性保险公司可依据《目录》所鼓励发展的文化产业类型增加保险险种, 拓宽至网络文化业、文化休闲娱乐服务业、文化科技服务业等领域, 丰富其险种类型和拓宽其影响范围。
参考文献
[1]傅守祥.文化经济视野中的文化产业发展[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1.
法律英语翻译研究 篇5
1.法律英语翻译的一般原则
法律英语是一种应用性比较强的语言类型,法律英语翻译一般来说要遵循以下一些基本原则:①词语使用的庄严性。法律英语由于其直接鉴定了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所以对用词的准确性要求相当高。这一点是在进行翻译时必须牢记的。②准确性原则。在对法律英语进行翻译时应当表达清楚具体,并尽量摆脱汉语思维习惯的影响,注意两种语言在表达上存在的差异,避免因使用错误的词语而使翻译失去准确性。③精炼性原则。翻译法律英语除了准确外,还应遵循精炼的原则,即用少量的词语传达大量的信息。精炼性原则要求应尽量做到舍繁求简,避免逐词翻译、行文拖沓。④术语一致性原则。为了维护同一概念、内涵或事物在法律上始终同一,以免引起歧义,即使同一词语多次重复,一经选定就必须前后统一等。法律英语的这些翻译原则是我们在进行法律英语翻译时所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
2.法律英语翻译的基本方法
法律英语翻译是国家间进行交流的一个重要内容,法律英语翻译的目的就是克服客观物质世界存在的民族差异性的障碍,促进国家之间的法律交流。根据笔者多年的学习、观察,法律英语翻译的基本方法主要有:①选择内涵最接近的法律词汇进行翻译。在中西法律文化之间,有些词的含义是不可能完全一致的,但是,在一般的情况下在这两种文化之间会存在内涵最为接近的词汇,这时可以采用而不会导致太大的误读。②创造新的法律词汇。很多的情况之下,译者们在面临一种文化中有而另一种文化中无的事物时,会采用音译的办法,翻译法律英语时也需要进行一种创造性的加工和想象,如罗马法系中的“legal person”最初被译成“法人”,“due procedure”译成“正当程序”等都是一种建设性的创新。③必要的解释。由于中西方诸多法律理念的基本差异,法律英语中有许多的词汇如果直接翻译,就会使它的意义非常不明确,此时,在忠实原文内涵的基础上做一些人为的增减就非常必要。法律英语以上的一些基本翻译方法是我们在进行法律英语翻译中可以采取的一些基本方法。
三、影响法律英语翻译的因素
1.语言文化差异
英汉两种语言文化背景不一,在行文结构、遣词习惯及句法层面上相去甚远。英语句子重分析,故造句多形合。而汉语句子则重意合,是靠逻辑事理的顺序来实现意合、流动、气韵三位一体的横向铺排的。由于两种语言特征各异,再加之法律语言的措辞要求严谨,故在翻译时往往不能正确遵循各自的语法要求,从而不利于表达。语言文化背景的差异已经得到社会各界广泛的认可和重视。
2.包括法系在内的法律文化差异
王佐良先生认为:“翻译工作者处理的是个别之词,面对的却是两大文化。”法律英语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的对译,恰恰相反,由于法律英语涉猎范围甚广,包括各部门法以及诸多法律边缘学科,故从事法律英语翻译的人士须熟悉中英有关的法律知识,如果缺少相应的法律文化底蕴尤其是一些法制史方面知识的了解,稍有不慎就会谬以千里,造成不完全理解或理解错误。法律文化的差异目前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
3.思维方式差异
中西方由于语言文化习惯、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的差异导致他们在逻辑思维方式上同样存在差异,思维方式的差异一方面将影响到其思考、分析问题的方式方法,另一方面也将影响到其理解、翻译语言的方式。因而,可以说,思维方式的差异同样是影响法律英语翻译的重要因素之一。
法律英语是法律与英语相结合而形成的一门应用非常强的学科。法律英语翻译之难就在于翻译的过程要实现法律与英语的双重要求。区别于其他的英语翻译,法律英语由于其准确性要求高,法律知识面要求广,因而法律英语对翻译人员提出了更高的综合素质要求。这既对他们是一个挑战也是一次机遇。希望本文对法律英语翻译的有关知识点的总结和梳理能够对我们认识和把握法律英语翻译,并进而提高法律英语的翻译质量和水平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1]邱贵溪.论法律文件翻译的若干原则.载.中国科技翻译.205月.
[2]苏珊.法律英语及其语言特征.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第4期.
[3]陈水池,罗孝智.法律英语用词的准确性特征.载.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9月.
[4]谢燕鸿.法律英语翻译的准确性与模糊性.载.双语学习.9月.
[5]李慧.文化差异对法律英语翻译的影响.载.经济与社会发展.第11期.
[6]沈春华.法律英语翻译的基本方法.载.武汉工业学院学报.9月.
土地储备法律制度研究 篇6
关键词:土地储备;法律制度;完善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3-0055-01
我国房地产制度主要包括一级市场制度、二级市场制度和三级市场制度,其中一级市场主要是指国家垄断市场,市政府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市场,即是指国家和房地产开发商的单方面的出让市场。一级市场制度的主要内容包括土地出让制度、土地储备制度、征收制度、土地年租制度、土地划拨制度。本文主要对土地储备制度存在的问题和完善措施进行分析和总结。
一、土地储备制度概述
土地储备制度是指由政府按照法定程序,运用市场机制,按照土地利用总体你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通过收回、收购、置换和征收等方式取得土地,直接进行前期开发后储备,并以公开招标、拍卖方式按需供应土地,调控各类建设用地需求的制度。建立土地储备制度是地方政府为促进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而进行的积极探索,是地方政府在经历了土地市场跌宕起伏后,顺应土地制度和市场基本规律,配置土地资源的制度创新。土地储备制度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其主流工作的内容已基本稳定,土地储备制度的建立,增强了政府调控土地市场的能力,促进了土地市场的发育,促进了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储备制度在我国拥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直接关系到地方政府的财政利益。①
具体而言,土地土地储备制度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一是我国土地储备机构具有特定性,土地储备的具体工作由土地储备机构来实施,即是由法规明确授权,独立的带有事业单位性质的法人组织,可以独立行使职权并且承担相应责任。二是土地储备范围具有法定性,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了其范围,具体包括:依法收回的国有土地;行使优先购买权取得的土地;收购的土地;已办理农用地的转用、土地征收批准手续而取得的土地;其他依法取得的土地。三是土地储备运作具有一体性,土地储备制度的运作包括土地收购取得、储备、出让三个环节,它们通过产权、资金的流转互相联系,形成了土地收购,土地储备,土地供应循环机制。
二、我国土地储备制度存在的问题
首先,从立法层面而言,我国土地储备法律层级较低,目前我国的土地储备法律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国土资源部制定的《土地储备管理办法》,从法律层级上来说,仅仅是部门规章。其效力层级太低,不足以指导全国性的土地储备工作,仅仅依靠一部国土资源部的部门规章,难以有效处理土地储备这一关系到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基本问题。为此,我们应该制定更高层级的立法。与此同时,我国土地储备现行立法内容规定也较为分散,各种政策、规章之间的冲突较多,缺乏统一性。土地储备的探索和推行,具体以地方政府为主,在内容上存在差异。②
其次,监督管理土地储备机构的机制缺乏。法律法规本身就赋予了土地储备机构不少“实权”,而对其职责和义务的规定又较为模糊和原则性,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制度制约的缺失必然会导致权力的滥用。于是对土地储备机构实施严格的监管是势在必行的。但是我国对土地储备机构及其上级单位的监管却十分匮乏。主要表现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内部监管缺少有效制约,二是监管标准缺失。
最后,现有的集体所有制难以保障农民的权利。主要表现为:一是我国集体土地的流转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只能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在不改变农用地性质的前提下,进行转包、出租、互换等等方式的流转。二是在政府征收时,也是以集体为单位与政府进行补偿协商,个体农民在协商过程中几乎不可能有发言权,无法通过合同制度有效维护自己的利益。
三、我国土地储备制度的完善
第一,应当提高土地储备的立法层级,统一立法规范。这就要求由更高级别的立法主体来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将其作为土地使用和管理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纳入土地使用和管理法律规范之中,实行统一的土地储备供应制度。此外对于比较抽象,不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要进行详细规定,更具有实际操作性,要严格监督管理土地储备机构的各种行为,也要注意各种法律法规之间的一致性与协调性,必须避免它们相互之间发生冲突。
第二,应当建立更加严格的土地监管机制。土地储备是一种行政行为,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督制度,那么这种权利会不受控制的被加以滥用。所以,建立土地储备的监督管理机构和监督管理措施是有其重要意义的。首先是对土地储备主体的权力进行监督。具体要求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引入针对国土系统的专职监管部门,二是要引入民主监督的机制,如土地储备机构在制定土地储备计划之后可以召开听证会,听取市民代表的建议等。③其次是要构建土地储备行为的绩效评价体系。最后,还要构建土地储备的定期公示制度,切实保障制度透明化、公正化。
第三,应当保障集体所有制土地主体的权益。城乡土地二元制度是一个历史性问题,并不是一朝一夕便可以改变的,因此,我们应当在这一制度存在的基础之上,另辟蹊径,从而更好的保障集体所有制土地主体的权益。首先,应当建立农村土地流转中介机构,将闲置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让,即避免了在农用地征地中必须面对政府的问题。其次,应当在土地储备中扩大民众参与,保障农民在征地过程中的话语权,这对于保障其合法权益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结语
我国土地市场的政府主导性特征是显而易见的,针对目前土地市场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必须加紧步伐,将问题逐个击破,不断提出完善的举措,从而更好的保障我国相关土地制度的制定与落实。总而言之,我国土地制度,尤其是土地储备制度尚存在问题,完善改革任重道远。
注释:
①刘国有.土地储备法律制度研究[D].哈尔滨工程大学,2011. P8-9
②喻霞.论我国土地储备法律制度的完善[D].西南交通大学,2013. P36-37
③李芸.我国土地储备法律制度的完善[J]. 商业文化(上半月).2011.07.12. P12
参考文献:
[1]高飞:《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
[2]陆国飞:“从征收的“回归”看土地储备的法律命运”,载《中国不动产法研究》2012年第1期。
[3]崔建远:“土地储备制度及其实践之评析”,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
法律人格研究综述 篇7
一、法律人格的概念的界定
(一) 国际方面
在法典中首次提出法律人格概念并肯认自然人享有完全平等的法律人格的是1794年《普鲁士一般邦法》, 其在第一编第一部第一条规定:“人 (M ensch) 在市民社会中只要享有一定权利, 便被称为法律人格 (Person) ”, 但令人遗憾的是, 该法并未承认所有的人享有平等、完全的权利能力, 而且其身份等级性之烙印依然很深, 并非真正人法意义上的法律人格[1]。《法国民法典》作为大革命的产物, 在第8条规定:“所有法国人均享有私权。”而学界普遍认为最先承认一般性权利能力的是奥地利民法典, 其第16条规定:“法律规定的要件之下, 每个人皆能够取得权利。”[2]承认外国人和本国人权利能力平等这是一个进步, 但在民法典之外似乎还保留有若干例外。而在德国, 民法典施行后, 依据其施行法还残存着委任于地方普通法 (Landrecht) 的若干制度[3]。由上所述可以看出, 尽管近代各国民法典在权利能力或法律人格的主体范围上规定有所差异, 但对二者却是不加区分地使用的, “权利能力一律平等”被作为人法的核心得以确定, 并成为近代民法三大原则的基础。
(二) 国内方面
我国当代学者对法律人格概念的阐释上比较繁杂, 基本观点如下:马骏驹在他的《论法律人格内涵变迁和人格权的发展——从民法中的人出发》中提出:“一旦将人格赋予法律性, 赋予其主体、权利能力、受法律保护的利益等多重内涵时, 人格就上升为法律人格。所谓法律人格, 就是私法上的权利和义务所归属的主体。”[4]而在李庆的《论公司的法律人格》中认为, “法律人格是指凡具备法律所规定条件的人 (自然人, 法人) 才能成为民事权利主体、享有权利能力。”[5]秦伟和刘保玉在他们的《略论法律人格的内涵变迁及立法评判》中认为, “法律人格是指私法上的权利和义务的归属之主体, 即从权利义务之归属点来认识法律人格。借用一位著者的表述来说, 人就其与近代法的关联上而言, 就是法律人格。”[6]
二、法律人格的内涵的变迁
我国学者在法律人格的内涵的变迁上观点基本一致, 他们大都认为法律人格的内涵经由了从不平等到形式平等再到实质平等三个阶段。比如马骏驹等在他们的《论法律人格内涵的变迁和人格权的发展———从民法中的人出发》中指出:“从民法运动的趋势来看, 法律人格, 随着其内涵的丰富, 由抽象人格到具体人格, 由形式平等人格到实质平等人格, 将走出古代民法之身份和近代民法之契约的阴影, 成为现代及未来民法的核心理念。”[7]还有在于莉的《论法律人格的内涵》中, 她认为, “法律人格的内涵经历了从形式不平等到形式平等再到趋向实质平等三个发展阶段, 社会生活经历了由崇尚等级身份到绝对保护个人财产再到注重社会利益保护三个阶段, 法律人格也经历了源于伦理性, 挑战伦理性, 从伦理性中解放, 再到以伦理性为深层基础的发展阶段, 法律人格的内容也经历了由强调人的义务, 到与权利能力同一使用, 强调个人权利绝对不可侵犯, 再到强调在保护个人权利的同时注重社会利益保护, 从而保护更多人的权利三个阶段。”[8]
二、法律人格的伦理性
许多法律学者把法律人格拘泥于人在法律上的存在, 往往以法律为出发点, 致力于从法律中抽象出人格, 从而形成了抽象制度中的法律人格, 以止于此。然而法律人格作为人格更在于其现实性, 伦理性。受到康德思想影响的法学家们, 认为只有伦理上自由的人才具有而且当然具有法律人格。目前有些学者认为伦理性是法律人格的深层基础。比如在葛长峰的《伦理的人格——法律人格的灵魂》中明确指出:对人的尊重是近代法中对所有人的平等“法律人格”的承认的思想背景, 而人格权的承认则是其延伸。与法律人格一样, 人格权也是伦理的人格在私法中的沉淀。有学者曾质疑:为什么法律人格与人格权会使用同一法律词汇“人格”?答案应该是明确的, 即两者拥有一个共同的思辨的基础——伦理的人格[9]。还有马骏驹等的《论法律人格内涵的变迁和人格权的发展》中同样提出:“近代法律人格继承且深化了伦理性观念。法律人格的伦理性确立了自由主体具有承担责任的能力进而人格具有尊严这一意义。人格具有尊严, 这就有力地肯定了人格权存在的基本价值。这在人格权的发展史上应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里程碑, 它有利于用平等的原则保护主体的人格权, 以尊重一切人的人格和尊严。人格赋予伦理上的有生命的主体, 这又对法律人格主体范围设定了法哲学前提。”[10]等等。
四、不同主体的法律人格
(一) 自然人的法律人格
对于自然人的法律人格, 在理论界大都承认自然人在法律上具有法律人格。要成为罗马法上的人, 具有法律人格, “除了是人以外, 还需要具备其他基本条件:是自由的 (statuslibertatis) , 而且, 就市民法关系而言, 还应当是市民 (statuscivitatis) 。”实际上, 在罗马法上拥有完整人格的人是极少的, 事实上只有家父完全满足这些条件, 换言之, 只有家父具有完整的法律人格。1804年《法国民法典》第8条规定“所有法国人均享有民事权利”, 意指一切自然人均具有同等的法律人格。尹田的《论自然人的法律人格与权利能力》中提到:“与权利主体、权利能力、人格利益等概念不同, 自然人的法律人格在形式上是法律逻辑结构的必然产物, 在实质上是法律对人的基本看法的表达。近代民法对自然人平等自由人格的确认, 表现了对人类尊严的尊重, 是人类社会文明的重大进步。因此, 在借鉴《德国民法典》立法体系编撰我国民法典时, 应当克服其轻视“人法”的缺隐, 明确规定自然人法律人格一律平等的基本原则。”[11]但王子龙在《论我国公民法律人格的缺失与构建》认为我国公民的法律人格存在四个方面的缺失, 它们分别是平等人格精神的缺乏、法律理性主义的缺乏、实践层面上的法律人格缺失和法律职业家阶层尚未成熟。
作为特殊群体之一的大学生的法律人格越来越受到国家社会的重视, 因为当前大学生们在法律人格方面大都存在缺陷, 因此我国多数学者提议要加强大学生法律人格的培育。比如在喻磊和苏王清的《新时期大学生人格培养的法律初探》中提出:2004年8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 结合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大学生人格表现的实际状况, 健全大学生的法律人格理应成为当前研究培养大学生完整人格的一个重点, 是它的第一步[12]。还有方红梅在《论加强当代大学生的人格教育》中认为:现代社会是法制社会, 尊重法律就是尊重整个社会。近年来, 我国虽大力强调以法治国, 但长期封建专制和左倾意识的影响, 法制观念依然淡薄, 法律人格还未得到普遍认同, 当代大学生的法律人格还很欠缺[13]。再就是赵洁在硕士论文中提出我国当代大学生法律人格的缺陷表现在三个方面:1.法律权利意识不强;2.守法概念理解片面;3.法律内化程度不够。李龙在他的文集中称:学生要自主, 不能单从外部寻求, 更紧要的是从内部发掘本真的自我, 这才是大学生法律人格得以成立的法理依据[14]。以上观点都表明加强大学生法律人格的培育势在必得。
(二) 植物人的法律人格
分析植物人法律人格的这些问题, 尽管处在现行法律的真空地带, 但是并非不能解决。杨立新等在《论植物人的法律人格及补正》中明确指出:“我们认为, 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和焦点问题在于确定植物人的法律人格。植物人的法律人格终结于人的全身死亡, 这是毫无问题的。应当研究的是, 植物人的脑死亡以及在一定条件下的永久性植物状态, 也是其法律人格终结的原因。”[15]因此, 可以说植物人不具有法律人格。但是我认为这个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分析。
(三) 法人的法律人格
当今法学界对于由自然人所组成的团体的法律人格的问题有两种看法, 一种认为自然人才是真正的权利主体, 法人要获得法律人格是通过拟制。与此相对应的法人实在说认为法人是独立存在的实体。法人与自然人一样, 具有自己独立的意思, 可以独立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在张长立、王鲁宁的《试论现代企业的法律人格》中提出:公司企业一经依法成立, 它就具有法人资格, 法律就赋予其人格, 与自然人一样拥有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能力[16]。何顺善的《论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中称, “随着国际组织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参与者, 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逐渐得到了国际法的承认。在当今的国际政治社会中, 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所起作用的范围逐渐扩大将是国际组织法律人格的发展趋势。”[17]
(四) 动物的法律人格
大多数法学家们在论述应该赋予动物以法律人格的时候, 都采用以下这两种理论之一作为论证的基础。首先是P·辛格 (P·Singer) 和T·里根 (T.R egan) 的功利主义和权利论理论。这种理论认为, 伦理的共同体范围应扩充到动物, 即动物具有法律人格。第二种是生态中心主义理论, 这种理论的核心主张是生态中心平等主义, 即动物不具有法律人格。大多数学者都持此种观点。比如说在魏朋的硕士论文《法律人格——自然人、团体和动物》中:“今天, 无视动物与人的根本区别, 主张动物成为法律上的主体, 赋予其法律人格, 这种无视历史与科学的论调, 必遭抛弃。”[18]还有周睿在他的《动物的法律人格问题研究》中认为随着环保运动的兴起, “动物权利论”开始流行等等。
总之, 当前学术界对法律人格的研究角度还不够宽泛, 大都研究法学中的法律人格, 其实法律人格涉及政治、社会、伦理等多个方面, 因此有关此问题还有待于进行更深更广的研究, 使公民法律人格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发挥。
摘要:对于法律人格, 其范畴堪称为最复杂抽象的范畴之一。它是表达人的法律性存在的最基本范畴。法律人格在形式上是法律逻辑结构的必然产物, 在实质上是法律对人的基本看法的表达。本文对有关法律人格的理论研究分别进行了系统的梳理, 为以后深层的分析研究做个铺垫。
法律词汇研究综述 篇8
国外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产生了法学和语言学两门学科相结合产生了新的学科——法律语言学 (forensic linguistics) 。法律语言是民族共同语的一种社会语言变体, 在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并逐渐成熟。法学家、术语学家和语言学家在特定法律术语含义的约束之下对法律语言进行的准确、恰当、科学且合情合理的解释, 为最大可能地还原法律条文的本真含义都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二、法律词汇研究
对法律词汇的研究, 用语言学知识和方法, 已有不同的角度切入。就研究文本而言, 或研究古典文献中的法律用语, 或研究近现代法律专科词典中的法律术语。就研究对象而言, 或从宏观上鸟瞰古代法律词汇系统的全貌, 分析中国古代法律词汇的产生、发展及演变, 不作具体类别的细致语义研究, 属于法律词汇的历时研究;或圈定并明确研究范围, 在一个封闭的语言环境中, 针对某一具体的法律范本, 从微观上观察其中的法律词语语义特征及语义系统, 属于法律词汇的共时研究。
1. 研究古代法律词汇
李明晓的 (2003) 从语言学角度、汉族文化和史学角度对秦代竹简《睡虎地秦墓竹简》进行穷尽性的系统研究, 以个案研究试图发掘《睡虎》在汉语词汇发展史和古代法律史上的重要文献价值, 从而揭示秦律的具体内容和一些法律制度, 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史料价值。
邓海荣的 (2003) 运用训诂学理论, 参考我国古代不同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法律古典文献史料, 将唐《律》中保存的但在现行辞书或专书未被收录和释义的部分法律术语进行了详细的解释, 起到了补充的作用。
曹贵山的 (2007) 不同于前人对明代拟白话小说“三言二拍”上对个别词语词义的考释, 搜集并分析大量“三言二拍”中法律领域相关词语, 考察并深入描述、分析小说中公案等中的明代法律词汇系统, 最后与现代汉语的法律词汇进行比较研究, 对现代汉语法律词汇的来源和意义作出了一定程度的溯源研究。
也包括现行法律词典中描述的古代法律词汇的释义研究。富全利、齐芳的 (2010) 对《精编法学辞典》中的古代身体刑刑名词汇系统进行语义特征分析, 以CCL为补证, 重新归纳古代身体刑刑名的词义特点, 比对《精编法学辞典》释义, 发现词汇释义的某些不足与欠缺。
有的学者对法律词汇做出了比较全面的历时研究:陈炯、钱长源 (2003) 从广而全的角度出发, 宏观上分析并概况了中国古代法律词汇形成途径, 论证得出从古入今或逐渐消失或后起的法律词汇的发展及演变是内在和外在因素的合力作用, 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2. 研究现代法律词汇
从实词方面, 富全利 (2011) 对《精编法学辞典》中具体的语义场中的法律术语进行了详尽的系统的语义分析, 从宏观上能把握法律专科词典《精编法学辞典》的释义系统与结构, 从微观上能找出不同语义场之间最主要的区分标准及同一语义场内不同所释词之间最主要的区分标准, 由此能更准确且具体的解读法律专科词典所展现的法律逻辑体系, 从中总结出的词典释义的规律及发现的不足为日后词典编纂者的改进提供了建设性的建议。
从虚词方面, 郎花 (2011) 从语法修辞角度, 结合大量的现行法律条文, 看虚词助词“的”在法律语言中的用法, 并与日常生活中的“的”的语法形式进行比较, 得出法律术语中助词“的”的语法结构形式与日常生活中的结构用法一致, 但是又有着不一样的语体效果的结论。从虚词“的”的使用的角度, 看法律语言严谨性、简洁性和特殊性, 对国家制定和规范成文法时提供一些有利的借鉴。同时我们也更加深入了解助词“的”的语法功能。
3. 从宏观上看法律术语的语言学研究:
张在云 (2007) 针对一些现代法律相关书籍中出现的部分法律术语释义不当、表述有误的现象, 参校现行语文辞书和权威法律词典, 作小幅度的改动。文章只是对个案的挑错改错, 对法律专科词典编纂改进或教科书等的编写工作作用有限。
王榕 (2009) 从语言学研究角度出发, 充分利用现有法律材料, 有条理的将中华法理体系的大致结构清晰的阐述出来, 并有理有据的从六个大的方面对法律术语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研究。文章从法律术语的界定、类型、特征与内部结构讨论到对超出常规法律语言现象的总结, 由内而外的理论探讨, 举详例说明法律术语在法律的确立到司法实践过程中的应用情况, 都能显示出作者较深的对法律术语的认识程度, 为我们在学习法律语言词汇, 提高运用法律语言的准确性的道路上提供了一次很有意义的新的尝试。
三、小结
法律语言在法律语言学领域的研究, 特别是法律术语的研究, 语言学与法学研究相交叉, 对增强立法语言准确无误、周密严谨和科学性, 健全我国法学体系, 指导法律实践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从另一个角度看, 法律专科词语研究也完善我国汉语词汇史曾在这个方面的不足, 对整个语言学体系的构建也有极大的帮助。
摘要:语言学界对法律语言的研究一般专注于研究断代史书中的法律词汇或现行法律条文中的法律术语, 研究角度也各不相同。文中通过分门别类地对已有的法律语言的分析成果做简单的梳理, 对日后法律词汇系统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帮助。
南极法律地位问题研究 篇9
谓之世界“第七大陆”的南极大陆位于地球一极的南端,由围绕南极的大陆、陆缘冰和岛屿组成,大部分处在南极圈以内地区,包括南纬60°以南的大陆和岛屿,是世界第五大洲。在现今发现的大陆中是最后一个被发现的,也是唯一一个没有被任何国家占有,没有常住居民的大陆。
南极洲四周被太平洋、大西洋和印度洋环绕,边缘有别林斯高晋海、罗斯海、阿蒙森海和威德尔海等,总面积1424.5万平方公里,其中陆地面积1239.3万平方公里。全境为平均海拔2350米的大高原,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洲。冰川几乎覆盖整个大陆,严寒至极,冰川覆盖面积达到全球总冰川面积的80%以上。整个大陆只有2%面积的陆地无常年冰雪覆盖,动植物可以生存,气候酷寒。但是南极洲的自然景观是独一无二的,在南极的夏季时段南极圈内会有连续的极昼现象,相反在南极的冬季时段南极圈内将会出现连续的极夜现象,相伴而生的绚丽的弧形极光出现。
虽然气候恶劣,但这并不能妨碍南极存在丰富的生物资源,并且在这种恶劣环境下的生物资源是独具特色的,例如企鹅、海象、海狮、信天翁等,南极出产的鳕鱼和磷虾更是闻名世界销往全球各地。南极的植物资源种类繁多,有800多种。
南极巨大的矿物资源储量也是刺激世界各国对其主张权利的一个重要原因,蕴藏多达220种矿物资源,其中比较重要的是石油、天然气、煤、铁、锰、钼、铜、镍、钴、铅、金、银、锌、铬、铝以及石英、石墨和金刚石,分布地区主要集中在南极半岛及其沿海区域。据估计,南极铁矿资源的储量足够世界使用200年。煤的蕴藏量约有5000亿吨,石油和天然气的储量分别是400亿吨和500亿立方米,仅西部大陆架的石油储藏量就有450亿桶,大概是现今世界年产量的2~3倍。
南极冰川是世界最大的“淡水资源库”,蕴藏着地球淡水资源的70%,对人类的未来生活至关重要,影响深远。
从人类初次知晓南极开始,因为其广阔的土地、丰富的资源、神秘的探险圣地和理想的科研场所吸引了全球的目光,成为国际社会争论的焦点。而后有不少国家试图采取对自己有利的方式提出占有南极领土的要求,各国之间也因为权利主张重合产生矛盾,形成对峙的局面,甚至形成了武力威胁。一直到了1961年6月23日,南极会议12国共同签署《南极条约》生效,南极主权冻结后,才终止了各国对南极的主权争端。
2 世界主要国家对南极态度
2.1 美国的南极态度
20世纪中期,杜鲁门主义的出台标志着美国实施全球扩张战略的开始,宣告美国进入对外扩张时代,南极洲虽为极地,但在美苏争霸的对峙局面下也不能幸免地成为了争夺的一部分。当时美英协商提出要把南极大陆作为国际托管领土的建议。之后,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根据英国的建议提出八方公管方案,即针对南极领土提出主权要求的八个国家成立一个超越国家的共同管理机构,其目的是限制另一个超级霸主苏联进入南极,但是提议遭到了阿根廷、澳大利亚、智利、法国和挪威的联合反对。
从美国曾提出的扇形区域理论业不难看出美国对于南极主权也是垂涎已久的,而且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计划的高度,不单是取得美苏争霸的主动权,更是能够在取得南极领土主权后获得大量矿物资源、生物资源和淡水资源,这些资源能够极大地提高美国的综合国家实力,巩固其世界霸主的地位。
2.2 澳大利亚南极政治
澳大利亚在1993年就宣布对南极领土的主权,颁布了《澳大利亚南极国土接收法》,虽然只是南极领土要求的七国之一,但是主张享有42%的南极大陆领土面积,同时也是12个《南极条约》原始缔约国之一,在有关南极的国际事务中,澳大利亚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同时澳大利亚针对南极事物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许多有关南极的政策提议和实际采取的措施也得到了南极条约体系的肯定。从政治、法律、科学、管理等方面投入了大量财力物力,综合研究提出有意义的政策建议。澳大利亚针对南极付出的努力以及取得的相应的成果也获得了国际社会认可,为其争得了充分的南极话语权,让它在南极主权争端中占据了主导地位。2004年11月15日,澳大利亚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的申请大陆架划界申请中,2号区域“澳大利亚的南极领土”、4号区域“凯尔盖朗深海高原”以及6号区域“麦夸里海域”三个区域的大陆架外部界线点涉及南纬60°以南的南极地区,从这点可以看出澳大利亚还是一如既往地关注南极的领土主权问题。
澳大利亚的地理位置优于其他国家,距离南极大陆相对较近,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决定了南极利益必然占据着澳大利亚政治政策中重要的一部分。《南极条约》冻结主权后,暂时中止了南极领土争端,但是并不意味着澳大利亚放弃了对于南极的领土要求,仍然无时不刻地盯着肥沃的南极大陆。
2.3 英国南极领土主张
20世纪中期,英国曾先后4次因为各国之间的南极领土主权纠纷上诉至国际法院,但是与英国主权要求部分重合的智利和阿根廷强烈反对。于是在1955年,英国避开智利和阿根廷的反对,单方向国际法院上诉,请求国际法院对智利、阿根廷两国与英国在南极领土主权要求中存在争议区域的主张宣告非法和无效。后来因智利和阿根廷拒绝国际法院参与管辖而撤销。
英国多次提出南极领土主权要求,说明英国也对南极大陆虎视眈眈,南极洲蕴藏的“巨大能量”对世界各国极具吸引力。2009年5月11日,英国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了200海里以外大陆架化解的申请中,范围已经延伸到南纬60°以南的地区,也不难看出英国一直在对南极领土主权的态度在一点点加深,竭尽全力争取到本国在南极领土主权争端中的主动权。
3 确立南极法律地位的意义
《南极条约》的签订,标志着南极领土争端问题有了固定的法律文件,虽然《南极条约》已经超过了约定的生效期暂停使用,但是现在世界各国仍然在按照《南极条约》曾规定的维护南极地区现状,缓和南极地区的国家冲突,积极促进南极地区科考活动和国际合作。因此,确立南极法律地位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第一,有利于维护南极地区和平。作者认为《南极条约》最杰出的贡献是冻结南极领土主权,这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能限制各国对南极领土提出主权要求,减少了各国之间因请求重合而造成的冲突,有利于实现南极地区的安定。第二,有利于科考活动的进一步发展。南极法律地位的确立将会逐渐减少各国对南极领土提出的请求,主体地位确定将排他性地免除其他国家的管辖和占有。各国可以通过国际合作的方式,在不破坏南极洲环境的情况下进行科学考察,南极得天独厚的科考环境和神秘的探险色彩,将为世界科考活动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第三,有利于共同合理开发利用南极资源、保护南极环境。争夺南极主权无非是因为南极资源的巨大潜力,无节制地索取将会造成南极环境的破坏,破坏生态平衡。各国共同合理开发利用南极资源,互相监督,有利于维护南极环境。南极法律地位的确立是各国承认了南极主体地位,这样将会使南极与各国之间平等合作,共同造福于人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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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郑英琴.南极话语权刍议[J].国际关系研究,2014(6).
武术的法律保护研究 篇10
当今世界,科技、经济与文化正在迅猛发展,科学技术已成为人类在与大自然的竞争中赖以生存的基本手段,科学文化与文学艺术的繁荣标志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目前,随着国际间科技和经济合作的发展,世界各国正日益重视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能否为智力劳动成果提供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已逐渐成为贸易中的首选问题。武术属于体育,更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我国传统体育的精华,是我国乃至世界传统文化艺术宝库中璀璨的明珠,充满中华民族智慧的劳动结晶,并以其浓郁的民族特色成为世界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对其给予相应的法律保护,不仅是维护我国传统文化健康发展的必需,也是社会发展对法律发展决定作用的体现。现今,武术所起的作用已经不仅仅作为一种体育运动项目,更重要的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成为中国进行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个窗口。因此,在呼吁建设一个“回应型”法律制度的国家,法律应紧跟时代的脚步,不但要关注前沿科技的发展,更要对传统文化有所关怀,因为它们是一个国家的记忆,一个国家的财富,乃至整个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2 武术的涵义与文化特点
中国,拥有着上下五千年的浩瀚历史,其传统文化更应被视作人类的瑰宝。而武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鲜明代表,理应被很好的保护、传承及发扬广大。对于坚持建设法制现代化的中国,对武术最好也最直接的保护途径就是法律,只有在法律的荫庇下,武术才能更健康地发展壮大。要想搞清如何从法律角度给予武术以保护,笔者认为,应当首先了解武术的涵义与文化特点。
2.1 武术的涵义
武术是以汉民族武术为主体,融汇多民族武术形式,以拳术、套路、散打、器械和功法组成的体系。外层为武术的技术行为,内层为文化内容的立体网络,既包含有传统的武术,又有创新发展的竞技武术。1988年全国武术专题论文研究会上对“中国武术”做出了文字定义,即“武术是以技击动作为主要内容,以套路和格斗为运动形式,注重内外兼修的中国传统体育项目”。从上述两个概念可以看出,武术首先是一种体育项目。依据其运动形式的不同又可以细分为武术套路和竞技散打,前者是以个人演练为运动形式,后者是以运动员的对抗为运动形式。竞技武术中涉及到的技战术可以具体分为:技战术理论、技术动作及其编排、运动竞赛战术、训练和恢复方法。依据运动目的的不同又可以将其细分为竞技武术和健身武术,前者是以体育竞技为目的,后者则是以健身为目的。其次,其主要内容是技击动作,并以套路和格斗为其运动形式。因此,中国武术是一种教育人如何搏斗的技术。这种技术凝结着人类的智慧和感情,是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方式、行为规范、审美观念、心态模式、价值取向、人生观和宇宙观的一种集中反映。因此,中国武术是中国传统文化巨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体现为中华民族对攻防技击技术的理解和运用,同时也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思想情感、审美情趣等民族文化特点。
2.2 武术的文化特点
首先,武术是中国特有的一种传统文化。事实上,在原始社会的生产劳动和氏族部落间的争斗中,为了生存的需要,不断与野兽争斗,为了在部落与部落间的战争中取胜而获得生存发展的空间,练就了许多攻防技击本领,掌握了许多防御和攻击技能,武术便在人们的生产、生活实践和斗争中开始萌芽。单从这个角度看,武术并没有被打上中国的烙印。但自此以后,中国几千年未曾断裂的文化历史,辉煌灿烂的封建传统文化,佛教、道教二大宗教,长期民族战争及近代西方殖民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等原因,推动中华武术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当今世界,称武术为“中国功夫”确是名副其实。
其次,武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先秦诸子奠定了辉煌的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基础,也赋予了中国武术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中国古典美学思想中“刚柔相济”、“虚实相生”、“动静兼备”、“负阴抱阳”、“意韵生动”、“以形传神”等思想,对传统武术审美特征的形成是一种冶炼和提高。同时,武术也影响并渗透在诸多文学艺术文化形式之中,诸如古代文人佩剑、武术与书法、武术与戏剧中的武戏等文学艺术活动与作品,成为文学艺术作品中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经过历史积淀形成的武术文化,升华为他们的思维,固化到他们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中。因此,武术是构成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3 对武术实行法律保护的法理根据
3.1 武术是一种民间文艺作品
民间文学艺术(expression of folklore)又称民间文学艺术表达形式。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制定的《保护民间文学表达形式、防止不正当利用及其他侵害行为的国内法示范法条》(以下简称《示范法条》)将民间文学艺术界定为“由传统艺术遗产的特有因素构成的、由某国的某居民团体(或反映该团体的传统艺术发展的个人)所发展和保持的产品”。《发展中国家示范版权法》使用“在某一国家领土范围内可认定由该国国民或种族创作、代代相传并构成其传统文化遗产之基本组成部分的全部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我国一般定义为:“在一国国土上,由WIPO和该国的民族或种族集体创作,经世代相传,不断发展而构成的作品”。根据上述武术的涵义和文化特点,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武术是以技击为主要内容,以套路和搏斗为运动形式的注重内外兼修的传统体育项目,也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形成了以攻守格斗的人体动作为核心的人体文化,因此它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中华民族运用自己的智慧和经验点滴积累起来的民族文化精髓,是具有时代创造意义和流传意义的艺术作品。既然具有民间艺术作品的特质,就应当受到相关版权法的保护。有人曾提出将武术作为一种专利进行保护的观点,笔者在这里不予认同。我国专利法所称的专利包括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发明是指对产品、方法或者其改进所提出的新的技术方案。实用新型是指对产品的形状、构造或者其结合所提出的适于实用的新的技术方案。外观设计是指对产品的形状、图案或者其结合以及色彩与形状、图案的结合所作出的富有美感并适于工业应用的新设计。因此,专利要依附在一个具体产品上,要有一个具体的外观图。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艺术的表现形式都不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比如扑克牌上有特别的画像,就可以申请外观设计的专利,这是因为这种艺术的表现行使已经被依附在产品上了。而武术动作通常情况下是可以以形体作品的形式享有著作版权,就像舞蹈一样。比如,杨丽萍就对她的孔雀舞享有著作版权。另外还有人认为,武术作为一种竞技体育项目是不应当受版权保护的。这里笔者认为,武术从其本质上还是属于一种民间文艺作品,只是人们为了将其发扬而采用了竞技的形式,而这种形式是具有竞技体育特点的,不能因其形式而否认本质,这种舍本逐末的想法是很不科学的。
现如今,民间文学作品作为受保护的客体已出现在40多个国家的版权法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埃斯特角宣言》中明确指出:“部长们支持按地区和国家文化遗产原则去保护和发扬传统体育的政策,包括列为世界范围内的传统游戏和运动项目,鼓励举办地区性和世界性传统体育节。”我国《著作权法》第六条也明确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武术作为一种民间文艺作品,应当得到知识产权的保护。
3.2 武术中的武术套路符合著作权中作品的特征
《汉语大词典》称作品为“文学艺术创作的成品”。199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条的表述是: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创作成果。《伯尔尼公约》第2条第1款则表述为:“‘文学和艺术作品’一词包括文学、科学和艺术领域内的一切作品,不论其表现形式或方式如何。”因此,作为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应当具备:(1)应当是思想即智力的创作成果;(2)应当具有独创性或原创性;(3)可以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
武术的内涵是很广泛的,并不是武术中所有的内容都能受到知识产权的保护,但笔者认为,武术中的武术套路符合著作权法中有关作品的特征。首先,武术套路是以肢体语言对攻防技术进行艺术性再现,它表达的思想观念是武术的技击性、艺术性以及其身后所蕴涵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不同的武术套路是对思想观念的不同表达,并且这种表达是非“唯一”或“有限”的表述。武术套路“功能上在于他的动作优美、气势磅礴,能给人以极大的感染力,是技击反映在舞中的表演艺术”。因此,它是一种思想的表现,是中国人民智力成果的现实体现。其次,武术套路具有独创性。对于武术套路这种肢体语言作品,其原创性体现在对武术基本动作的组合编排以及对套路中行进路线的编排。这种编排的独创性要确实能够受到武术界的一般认同,不能因为对动作的稍加改变就认为其具有原创性。最后,武术套路可以被复制并传播。武术的套路可以通过摄像机、照片、文字记录下来,并可以通过网络、传真等其他方式进行传播。但这里有一点要注意,对表演者表演武术的那一刹那并不是对武术套路的保护,而只是对表演者表演权的保护。
因此,武术套路是著作权中规定的作品中的一种。有许多发达国家认为,这些超过一定时间的文化成果不应算作著作权的保护客体,应作为“公共领域”的东西,供他人随意使用,不必经其同意或许可,也不必向其支付费用。这里笔者要强调,武术套路作品虽经历代传承,有的甚至有数百年历史,但在其传承中融入了历代传承者的不断创新,每一个时代所流传的中国武术相对于这个时代的传承者并不具有创作时间的久远性,因此武术套路不属于上述“公有领域”。
3.3 竞技武术技战术中的先进技术、训练和恢复方法以及健身武术中的一些“养生之法”能受到未公开信息的保护
根据《TRIPS协议》,未公开信息指符合下列3个条件的信息:一是信息是秘密的;二是信息具有商业上的价值,即这种信息要能为所有人带来经济利益;三是合法控制信息的人为保守该信息的秘密,已采取了适当的措施。我国是以商业秘密的形式来保护未公开信息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0条关于商业秘密的一般定义也包括这3个条件。武术技战术中的技战术理论是一种思想观念;技术动作及其编排是武术的基本要素(如长拳中的一种身型、两种手法、三种跳跃、四种腿法、五种步法、六种基本小组组合),武术的基本要素已进入公有领域;运动竞赛战术、先进技术、训练和恢复方法以及健身武术中的一些“养生之法”是一种技术方案。当然《著作权法》不会为一种思想观念、一种技术方案和进入公有领域的事物提供保护。但竞技武术技战术、训练和恢复方法以及健身武术中的一些“养生之法”是创造人从自己学习、联系的过程中摸索出的思想精华,是对已有武术竞技技术、训练和恢复方法以及健身武术中的一些知识的再创新,具有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另外,这些技术、训练和恢复方法以及一些“养生之法”具有商业上的价值,不论是国内相关人士还是国外相关人士都希望能够及时得到这种技术或方法以提高自己的能力,并通过商业方式提升获益率。因此这些技术或方法能为创造之人带来经济上的利益;最后,这些先进的技术、训练和恢复方法以及健身武术中的一些“养生之法”受到了创造人的保护,即创造人在完成该项创造活动后尽自己的最大努力采取可行的方式来保护这些技术和方法,从而保护自己的权益。因此竞技武术技战术的先进技术、训练和恢复方法以及健身武术中的一些“养生之法”符合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可以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
3.4 作为中国的传统知识,武术应受到特别的立法保护或证明商标的保护
中国武术作为一种集中国传统人文知识和传统科学知识于一体的传统知识,蕴涵着底蕴深厚的中国传统哲学、医学、美学、艺术、伦理学、宗教等思想,是中国传统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传统知识的角度保护中国武术,有两种方式:一是制定专门的保护中国传统知识的法律或者针对保护中国武术而进行专门立法;二是走证明商标之路保护中国武术的“知识产权”。现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地区许多国家都主张将制定单独或特殊的法律作为对传统文化的国内法律保护的一种途径。例如,阿根廷专门制定了保护探戈的法规。这里笔者认为,将武术作为中国传统知识的一部分进行立法更符合现实状况,也更具有科学性和可行性。首先,武术具有中国传统知识的属性,而中国传统知识应受到知识产权法的特别保护。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是以对个人权益有限期保护的私权利益为基础,从而达到鼓励创作、创新,促进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发展的目的。我们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知识产权不完全等同于现行知识产权,也不同于平时所理解的简单的、静态的、封闭式的保管、保存式的保护,那无疑于固步自封,使之失去前进的步伐。民族传统知识是在群体中创造和流传的,开放性和广泛性是它存在和发展的根基,体现的更多的是群体文化特征。因此,最大限度地与社会结合才会使它们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而不能单纯从市场价值的角度认知。其次,武术的知识产权保护需要特别的立法技术。虽然武术属于中国传统知识的一种,但却具有区别于其他传统知识的特点,比如竞技武术中的先进的技战术,训练和恢复方法就更具有实践性的意义,对其定型需要有特别专业的立法技术来规范。因此应将武术作为中国传统知识中的一个独立的部分进行立法。最后,将武术的知识产权保护单独立法能为审判提供合法、专业的依据,提高审判的效率。效率,是民商法中永恒的话题。在现代高速发展的社会中,对文化的保护也应注重效率。我们主张建立“回应型”的法律制度,对武术进行专门的知识产权保护更是体现了这一理念。只有有了合适的法律,才能为审判的公正提供正确的前提;只有有了专业的法律,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审判的效率,加强对武术知识产权人权益的保护。
4 我国有关武术法律保护的现状及出路
4.1 我国有关武术法律保护的现状
虽然武术是我国悠久的传统文化之一,但长期以来人们并没有给它以足够的重视。由于法律知识的宣传不够,一般人对武术的法律保护问题存在许多模糊认识,许多武术创作者和保护者也缺乏法律保护意识。大量的传统民间文学艺术或遭遇人为的破坏,或流失,或是权利人的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障。近几年来,我国逐步认识到保护传统民间文学艺术的重要性,并陆续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为保护有形的文化遗产,我国于1982年颁布了《文物保护法》,1997年颁布了《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但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有《著作权法》规定的“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由国务院另行制定办法”这一条款。直到现在该办法也没有出台,而有关传统文化的知识产权问题却层出不穷。如以武术功夫驰名的少林寺,其知识产权面临大量的侵权现象:不少人把少林、少林寺当作泛用名词和商标使用;在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和地区抢注少林寺、少林拳等商标的事情接连发生;许多民间社会团体冒名少林寺进行武术演出;随意滥用“少林寺”开办武术学校;随意用少林拳术名称,甚至对一些传统的少林武术进行肆意修改。2004年,李连杰把“自己用于电影的1000多招武术动作,在美国注册专利”事件引起了法律界的轩然大波,某些专家们还对此行为表示质疑,认为武术可以受到版权的保护,但界定“侵权”异常困难。诚然,武术因其悠久的历史,在界定“首创”方面的确存在困难,但是李连杰的这种意识和行为却值得赞扬,他唤起了人们用法律保护武术的意识,催促人们尽快采取措施对中华传统的艺术进行保护。
再如2008年的《功夫熊猫》事件,美国一次又一次地无偿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商业运作,可我国国内却没有关于这方面的法律对其进行规制。这不仅间接损害了我国民族传统,同时也没有尊重我国的传统知识、遗传资源或民间文学创造者的辛劳成果。针对此,2008年6月5日国务院颁布《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决定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防止知识产权的滥用,并讨论将传统文化纳入到知识产权保护的体系中。这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也是中国武术的希望。
4.2 我国有关武术法律保护的出路
4.2.1 完善武术保护方面的立法
中华武术不论是作为一种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还是一种传统文化都应受到法律的保护。笔者认为保护武术的法律可以是多方面的,不仅包括著作权法,还应包括经济法和一些特殊立法。这里笔者建议应当建立保护中国传统知识的知识产权的专门法律或由国务院制定《中国武术保护条例》。这样就可以将武术以及其他传统文化全部涵盖进去,使有关武术方面的立法更加完善。
4.2.2 建立健全法律的保障机制
当然,如何将这些法律落到实处也是我们必须要关注的问题,建立全方位的保护机制会为法律的实施保驾护航。
(1)组织管理机制
虽然我国国家体委于1995年曾发布《经营性武术组织管理规定》。但该规定是对“民”不对“官”,且效力较低。国家应从中央到地方建立健全相应的组织管理体系,加强相关人才的培养,为武术知识产权的保护提供政策和制度的保障。
(2)普查整理抢救机制
普查是对文化进行保护的基础性工作,建立和完善民间艺术资料库,做好对武术的收集整理,建立档案,在国内法中应该将其作为一个重要部分予以规范,包括政府的责任、公民的义务、普查的方式和要求等均应该明确。
(3)传承、传承人的认定机制
推行武术文化命名制。借鉴“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和“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的做法,对优秀的民间传统文化遗产,按照逐级申报、专家机构或权威部门评估、政府审批的程序,给予相应的国家各级民间传统文化遗产的命名。
(4)建立许可制
模拟著作权法中对作品的许可制度,逐层建立武术文化的许可使用制度。具体可以包括:合理使用,即不经许可,不须付酬使用;法定许可使用,即不经许可,但须付酬的使用,如以教育为目的的出版;许可使用,既需获得许可又需支付使用费的使用,如对武术作品的复制等。未经允许,不得进行商业开发和使用技术秘密。
(5)民族传统文化的保障机制
为了使上述工作得以科学有效地落实,必须建立完善的保障机制,包括经费、机构、人员、税收优惠政策、专家咨询机构等。国家应设立专项经费,用于补助全国性或跨区域的重大项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组织对重要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专项保护,培养传承人,对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员进行奖励,加大对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支持力度。
5 结语
人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文化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其和世界其他民族间相区别的重要标志,是一种整合和凝聚民族精神的根本力量。它的任何一种具体形式的消失,都将会对一个民族的延续和发展构成威胁。武术的发展面临着新的社会文化选择,我们要牢牢树立武术是民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坚定信念,确立武术是民族文化的重要遗产这一坚实的理念,处理好武术发展中民族化与世界化,区域化与国家化,精英化与大众化,个性化与规范化等一系列的矛盾与冲突。使武术成为既蕴含传统意味的又具有现代活力的体育文化。
摘要:文章从武术作为我国传统文化和民间文艺作品的一种,应受法律保护的角度出发,对武术的涵义及文化特点进行阐述,通过探寻武术的法理保护根据对现行法律保护武术的状况进行分析,并指出应建立相应的立法以加强对其保护力度,从而为中国武术的发展保驾护航,使其弘扬世界。
关键词:武术,传统文化,法律保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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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申立.体育竞赛与版权保护[J].体育学刊,2005(3).
城管法律角色研究报告 篇11
引言:庞杂的社会管理体系中,城市管理部门是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速的情况下随之发展的社会管理部门。从诞生之日至今,我国城管部门已经走过15年的探索路程。自2000年9月6日,四川省眉山县的几名城管人员上街“执法”,将一名小贩甩下货车身亡一案后,“城管执法”在之后崔英杰杀死北京城管案、“夏俊峰刺城管致2死1重伤”案等事件中,屡次被推向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城管在成为备受关注的社会管理部门的背后,不仅是城市秩序建构中不同利益的博弈,或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拉锯战,更是各项制度落实过程中与社会实际摩擦碰撞在城市管理方面的集中体现。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报告的主要内容是城市管理部门的执法情况。城市管理部门绝大部分的工作内容是负责实际落实制度与政策的,在一线直接接触公民或社会的基层管理工作。被称为“城管”的城市管理部门基层工作人员,处于政府系统中金字塔的最底端。他们地位低、职权小,只能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决策和命令,游走于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夹缝之间。詹姆斯·威尔逊指出,“要了解一个政府官僚机构,就必须理解它的第一线职员如何学会工作。”①因此,本调研将城管的定位作为研究的突破口,由此典型探讨和分析我国基层执法实际运作的有关问题。
二、研究方法与路径
本次调研以法律视角为主线,以与城市管理密不可分的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为补充,探索城管在法律和实际中的定位。以法律为主要视角,不仅基于公共管理中自身存在的法律规范手段和法律调整方式,还是出于我国不断强调行政法制化的关注和思考。城管执法在走上依法行政、程序法治、权力监督的法制化轨道的过程中,涉及法制化在行政管理中的运行方式、作用和意义等关键问题。
调研采用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将走访、随机访问和调查问卷作为调研的主要方式。实际调研中的定量研究方面,调研组对调研地段的居民进行了问卷调查,内容为相应路段居民中对城市居住环境、小商小贩、城管职责范围、城管管理方式和城管形象的评价。问卷调研和数据分析为调研提供客观数据支撑,也为定性调研确定了主要方向。调研组对调研路段的商贩进行随机抽样访谈,了解了他们在实际经营状况,城管执法工作的情况和对他们的影响,以及他们对城市建设中能接受的制度限度。
在定性研究方面,调研组对武汉市某一行政区城管中队执法队员、该区城管局工作人员进行访谈。了解亲身参与城管工作,尤其是“大城管”、“城管革命”等城管改革活动中当事人的感受和看法,获取了第一手资料,对分析城管行为有了较为丰富的材料。在此之后,调研组对长期报道武汉市“城管革命”的记者进行了访问,了解了“城管革命”等一系列活动开展前后,武汉市城市管理工作的变化、实际效果和市民的反应,并得到媒体旁观见证的角度对武汉市城市管理情况的客观印象。在最后的理论研究阶段,调研组以邮件形式征求了行政法学、公共管理学、行政管理学、经济学等专业学者意见。在加深研究的理论深度的同时纠正了调研中存在的一些误区,为调研提供了很多新思路和方向,也为调研组撰写调研成果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材料。
本调研选取了武汉市作为研究个案,对城市管理的分析不仅与武汉市在调研期间的实际情况紧密结合,还对比武汉市在清末的城市社会发展状况。根据其发展特点及过程加以调查分析,避免了理论研究脱离城市发展具体情形而被架空,也使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尽管以武汉这一个案作为研究的对象,但由于武汉市城市化的发展状况在我国具有代表性,所以并不排除与其他个案进行比较,或将研究结果推广到一般情况而在实际中加以应用。
三、调研结果简述
(一)武汉市城管的工作概况
截至2012年12月,武汉市调整城市管理的政策法规系统已建立得较为详尽。除国家法律外,武汉市还颁布了《武汉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办法》、《武汉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等行政、地方性规章,以及城市管理各个方面具体的规范性文件。这些政策法规对市容环境卫生、城市规划、城市绿化、市政、环境保护、工商行政和公安交通的管理范围、形式、工作目标和处罚标准都做了十分详尽的规定,几乎涵盖了城市管理的每一个角落。
为了提高行政管理水平,武汉市城市管理工作进入数字化管理时代。城市管理部门采取市城市管理综合指挥中心与各区城管执法单位指令联动的“大城管”管理模式。武汉市首次建成市级数字化城市管理网格化平台,执法管理内容按职能和区域将主城区划分成责任区,纳入数字化管理网络系统。武汉452平方公里主城区建成面积,被划分成约1500个网格,配备3000名网格监督员,细化管理。每个网格的2名监督员在巡查责任区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及时用“城管通”拍照,上报区监督中心。武汉市城管网以及各城区城管网都开设了“行政许可在线办理”的网络平台,市民可以通过网络办理和查阅相关行政许可。
在城市综合管理方面,武汉市自2009年起推行“大城管”模式,并在2010年建立了由时任市长阮成发为主任、各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武汉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办法》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武汉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也在最近得到批准和通过。在此之前,2011年6月1日长沙市出台了《长沙市城市管理条例》,被称为国内第一部综合性城市管理地方性法规。目前,综合性城市管理在国内许多城市得到推广,或成为各地城市管理改革方向。
(二)城管实际执法情况
在武汉市城管着力建设综合性城市管理的同时,调研组对内容的实际执行进行了各方面的调研。调研结果显示,武汉市近年来在城市管理上虽做了较大的改革,也在渣土整治、市容环境上取得成绩,但一些存在的固有顽疾并未因为改革而得到改善。
1.执法效果并未根本改善
对于城管队员们来说,可以明显感受到的改变是工作的目标和新的执法方式。对比过去,“城管革命”后对路面、商贩占地、垃圾等方面有了更严格也更详细的量化指标,各人责任更大,监督网络也更为细密,甚至引入了第三方明察暗访的形式进行评比。奖励前三名与处罚倒数的奖惩机制,使得每个区的考核成绩排名都与该区城管局的利益直接挂钩。但调研组在观察中发现,每一个中队负责的路段很长,且管理人数有限,城管队员只能采用开车反复来回巡逻的方式来管理。对路面垃圾、落叶的管理则更是使得他们“防不胜防”,违规占道的车辆和小商贩也使他们头痛不已。城管队员前脚离开,小贩后脚就又将路面占满,造成了流动商贩与城管队员“打游击”的现象。新的标准增大了城管队员的工作量和执行难度,效果则差强人意。
新颖的执法方式初衷是建立文明执法的新城管形象。我们在调研中就看到了武汉市率先开创的“眼神执法”。对无动于衷占道经营的摊贩,城管队员围着小贩站成一圈“,围观”的同时对其进行劝诫,小贩因压力太大且无生意可做不得不收摊离开。2011年12月, 13支大学生志愿服务队与该区18条示范路段进行对接,分别开展了监督、宣传等志愿服务活动。大学生志愿者与城管队员走上街头,给临街门点发放宣传资料,与市容监督员一起开展环境监督活动并清理路面垃圾。有很多参与的大学生志愿者感受到,摊贩对志愿者的宣讲不为所动,发下去的宣传单更有不少人直接随手扔掉。对于新的执法形式,城管队员普遍感觉执法成本太高,执法效率低、力度小,有时甚至根本起不到效果。
2.城管形象并未得到根本改观
在对某一路段内居民和大学生的调查中,对于当地城管执法的印象,有10%的受访者表示满意,剩余90%的受访者则认为“不好”或“说不上好坏”。对于城管执法工作的态度,80%的受访者都表示理解“他们也有难处”。另外,调研组随机抽取了武汉市内某个环境较差的“城中村”,和另一个环境相对较好的高档住宅小区进行了问卷调查,在两个调研地点均有约70%的受访者认为城管在履行职责时效果较为一般,仍存在管理漏洞和治理盲点。在对城管的理想角色上,在街道环境较差的城中村地区,66%的受访者理想的城管角色是环境监察者;而在环境较好的高档社区,60%的受访者理想的城管角色是城市服务者。
在调研过程中,调研组曾遇到两起城管队员在执法过程中与市民发生的冲突事件。在这两起事件中,调研组并未看到城管形象在执法过程中有所改观,作为执法对象的民众与城管执法队员的关系也甚为紧张。
3.制定与执行的落差
调研组对武汉市某行政区城管中队的队员们进行访谈。在作为“城管革命”实际落实的执行者,处于基层城管队员认为,所谓的“城管革命”对于他们的意义仅是领导召开大会,上级部门分配任务,队员执行命令而已,与平时工作程序并无大不同。从中交谈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法律法规从制定规则的行政上层部门到实际执行的基层执法人员,即使是在进行“城管革命”这一系列高层管理者认为意义重大的改革下,基层执法者也只是接受了从中提炼出来的、与其工作直接相关的更为细致的量化工作目标,两者之间仍是“命令——执行”的传递关系,与过去工作并无本质上的区别。
而关于轰轰烈烈的武汉市“城管革命”,在社区居民中有65%表示有所了解,但在大学生群体中表示“从来没听过”的受访者甚至高达67%。这一系列数据反映出市民参与程度低,对此事大多持淡漠、不关注的态度。在调研组采访了专门负责“城管革命”的记者,他认为“城管革命”中最大的问题在于全民参与、齐抓共管都远远没有达到,市民素质还有待提高。很多城市管理中存在的问题都是因为市民素质较低造成的,环境保护意识还没有被市民普遍接受。如果市民都能够意识到自己是参与城市建设的一份子,那整体状况就会好很多。他还谈到,即使是进行城市综合管理后,很多市民遇到露天垃圾等不能解决的问题不是找有关部门,而是给媒体打电话。他们认为只有通过媒体的曝光和舆论施加压力才能解决问题,对于相关部门反而持不信任的态度。
四、对调研结果的思考
(一)法律角色:“街头官僚”式的基层执法者
城管的法律角色是本次研究的主题。从行政法角度来说,城管可按级别不同分为公务员、事业编制人员和临时工性质的协管员。在研究中,我们关注重点的基层行政执法人员大多数是事业编制人员和协管员。李普斯基曾用“处于低层次行政执行单位同时也是最前线的政府工作人员”定义城管此类的“街头官僚”。②他们处于行政机关金字塔底层,在一线直接与公民打交道,是上级意志执行的末梢环节,缺乏激励,也少有可观的升迁机会。很多城管队员在访谈中对此现象都是抱怨的情绪,而且人们对城管印象不佳,还让他们感到从事城管很没面子,甚至有人觉得因此找不到对象。
城管队员们的工作环境通常是街头等开放空间,充满着不确定性,甚至是混乱和危险。但基层执法者在工作中不仅受周围环境的控制和听命于上级,也因为工作环境的复杂,他们也拥有自由裁量权以用于处理复杂的人和事。之前传递中处于国家政策的法律政策,在基层执法者环节变成了个人作出的判断。所以基层执法依照的是法律政策,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法者个人的主观判断。当执法者个人素质较低,或所处的具体环境将给其造成不利时,执法者很有可能会选择性执法、态度恶劣或一线弃权。这可以作为解释为何法律看起来是完善的,在执行中却矛盾重重的一个理由。
(二)法律耗散:制度逻辑与执法经验的断裂
法律耗散是王波在《执法过程的性质》一书中提出的概念,他在书中认为下级机关不彻底的法律传递和执行实际上是国家意志的耗散。③具体到实践分为科层耗散与社会耗散。我们通过调研也证实了该理论在基层执法中真实存在。武汉市大力开展的“城管革命”专项活动,在基层执法队员眼中仅仅是“上级开会,指派任务”而已,与平时的工作方式没有差别。所谓的“城管革命”,对于他们的意义是考核指标变了,任务多了,与其他部门沟通时变容易了。从他们口中我们难以看出城管有了“革命”程度的转变。而为了实现一些明确量化的目标,他们不得不加大工作量。比如防止被第三方检查员登记扣分,他们不得不在街上频繁地来回巡逻,执法成本比过去要高得多。
法律的社会耗散在王波书中指基层执法过程中使用非法律途径,比如行政谈判、劝说商量或找熟人“打招呼”等。由于各城管队员都有明确固定的管辖范围,所以他们对执法对象(尤其是小摊贩)都比较熟悉。这样一来执法过程中起到调整作用的,除了法律关系外,还夹杂着各种社会关系,有的地方还出现了执法人员与执法对象心照不宣的“法律合谋”。如此一来,国家权力的社会控制效果再次打了折扣。
(三)上层理论:国家权力触角与市民社会
美国社会学家罗威廉曾非常细致地描述了清末汉口发达的城市社会自治,并指出国家权力控制与社会自治力量是此消彼长的关系。④清末汉口由当时的精英阶层为主的,高度制度化的城市社团主导,通过妥协、折中、调解以及说服等社会方式使得汉口在经济、人口与文化巨大变迁的19世纪城市维持有条不紊。而清政府的官僚体制的作用则一直没有占据主导地位。
现代多元化的社会无法实现当时家长主义的社会管理方式。代表国家权力的法律关系与原有牢固的社会关系之间保持着各负其责的混合均衡状态,并在大多数时间保持稳定。即使在法制化的基层行政执法中,仍免不了社会关系的重重影响。单单依靠法律和行政的国家权力在城市社会中具有的能力是有限的,尤其是在其与清末市民社会自主运作方式相较时,国家权力更显得捉襟见肘。要在现代的市民社会中真正地推行法治,应该有大部分市民对法律达到过去家长主义程度的信念与依归作为前提。
参考文献
[1] 詹姆斯·Q·威尔逊.官僚机构:政府机构的作为及其原因.[M].北京:三联书店,2006
[2] 颜昌武;刘亚:夹缝中的街头官僚.[J]南风窗.2007年5月8日
[3] 王波:执法过程的性质:法律在一个城市工商所的现实运作.[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网络公关法律关系研究 篇12
网络公关 (PR on line) 又叫线上公关或e公关, 它利用互联网的高科技表达手段营造企业形象, 为现代公共关系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策划思路和传播媒介。网络传播与传统传播相比, 非常突出的特征在于:个性化, 网络公关以直接、形象、逼真的方式传播, 受众可以选择自己所需要的内容和方式, 并可直接享用;互动性, 网络公关传播者与受众之间可以直接交流信息, 即实现互动。信息共享化, 网络公关利用网络与通信技术的结合, 可以即时地获取公关内容, 传播不在受时间、地点、国界、气候等影响。资源无限性, 从网络公关的涵盖范围来看, 网络公关的涵盖范围是非常广泛的, 常用的方式包括论坛、博客、网络新闻、搜索引擎、CRM、数据库营销、视频、网络联盟、电子邮件的许可营销等。
网络公关法律关系辨析法律关系是指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 从逻辑上说任何一种法律关系都由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和内容三个要素构成, 网络公关法律关系亦然。网络信息传播的方式是全新的, 它已集个人传播 (如电子邮件) 、组织传播 (如电子论坛) 和大众传播为一体, e公关也正是对这些传播方式重新进行的整合公关方式。
2 网络公关法律关系辨析
法律关系是指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 从逻辑上说任何一种法律关系都由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和内容三个要素构成, 网络公关法律关系亦然。
1) 网络公关主体包括需要公关的企业法人、社会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自然人等, 二是提供公关策划的公司、其他组织和个人, 三是公关网络经营主体。
2) 网络公关客体, 是指在网络论坛、BBS、新闻组、电子邮件、网上会议等上发布的正面信息和第三人发布的负面信息。本着尊重社会公德和善良风俗的民法基本原则的精神, 相关主体在对待正负面信息时应正确处理好社会公平正义与企业自身利益间的关系。
3) 网络公关内容, 是指网络公关主体间因网络公关行为而形成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网络公关公司作为市场主体其主体资格和市场准入受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约束, 其公关行为受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广告法等规制。要求提供网络公关服务的主体必须对其要求公关的信息内容的客观性、真实性、合法性负责。网络公关主体间满足上述要求后其权利义务由双方约定。
参考文献
[1]熊源伟.公共关系学[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7.
[2]陈娟.直面网络公关[J].国际新闻界, 2000 (3) .
[3]王利平.现代企业管理基础[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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