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制度研究

法律制度研究（共12篇）

法律制度研究 篇1

西周时期国家的政治思想是“以德配天, 明德慎罚”, 因此在西周时期, 统治者不再像夏商那样自命王权天定, 而是宣扬“以德配天”, 帝王的道德水准要达到上天的要求才能称职。这样西周时期的统治者就开始放下高高在上的架子, 俯身关心民众生活, 促进了西周时期民事法律的初步发展。为了达到“以德配天, 明德慎罚”的要求, 统治者不仅依靠残酷的刑罚来进行统治, 还用外表更加柔和的“礼”来作为统治的工具, 在婚姻制度方面“礼”更是作为国家法律和道德习俗的双重身份出现, 在婚姻缔结和解除的条件和程序上进行规范。

一、西周时期国家对婚姻的管理

夏商时期奴隶的民事行为包括婚姻嫁娶都由奴隶主指定的, 奴隶没有决定权, 在西周奴隶获得部分权利和自由以后, 在婚姻方面奴隶主也无法干预了, 此时婚姻国家进行管理。西周专门设立了媒官和媒官府, 媒官是专门管理婚姻嫁娶的官员, 媒官府是进行婚姻管理的行政机构, 行使着相当于今天的婚姻介绍所的职能, 只是当时的媒官府是国家机构而已。《周礼》当中对媒官府的记载:“媒氏, 下士二人, 史二人, 徒十人”, 可见媒官府也是一个不小的行政机构。《周礼·地官》当中的记载, 媒官对个人婚姻管理的工作从孩子一出生就开始, 一直到结婚方终止。按照周朝的法律, 小孩出生在三个月以内就必须到媒官那里登记生日、姓名和性别, 孩子长大成人结婚了也要到媒官那里报告予以注销[1], 这样媒官就对每个地方的适婚男女情况就非常清楚了。同时法律还规定了法定的适婚年龄为男子30岁, 女子20岁 (这一数字在《周礼》当中有所记载, 但是与其他很多地方的记载不完全一致, 笔者认为这个年龄应该是最晚的要求) , 到这个年龄还不结婚父母和媒官就要组织婚姻介绍了。在《礼记·月令》中记载, 每年春天, 在媒官的组织下还仲春二月男女相会, 就是为青年男女提供恋爱的机会。可见, 周朝国家对人民婚姻的关怀可谓无微不至。

二、西周时期婚姻的缔结原则与程序

1. 婚姻缔结的原则。

西周是一个以宗法等级制度构建的社会, 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 在社会制度的管理上都努力维护这种宗法的等级制度。在婚姻制度上, 就要求一夫一妻制和同姓不婚制。一夫一妻和同姓不婚是西周婚姻缔结的两个最为核心的基本原则。一夫一妻制, 是指一个男人只能娶一个正妻, 允许有多个妾, 但妻与妾的法律地位完全不同, 妻与妾产下的子女的地位也非常悬殊。西周的法律之所以这样规定, 是因为在西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 一个家族的财产往往是经过多代积累下来的, 这些家族既是经济体又是政治体, 维护着周朝的政治经济的稳定。如果允许多妻制, 那么一个男子的具有继承权的子嗣就有很多, 这样不仅不利于家族财产的积累还会使原来已经积累的财产因为继承而分散, 从而影响国家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同姓不婚是为了保证产下的后代能够更加健壮, 西周时期科学还不发达, 但是人们对生活经验非常注意总结, 人们认为同姓同家族之间的婚姻后代往往孱弱多病, 影响人口的兴旺, 因此西周法律就明文规定同姓不得婚配。同姓不婚的要求也使得各个家族之间加强联系, 通过婚姻血亲巩固社会的稳定, 进而加强周族的优势力量[2]。

2. 婚姻缔结程序。

(1) 媒妁之言与父母之命。在婚姻缔结上, 无论是“中春之月令会男女”还是“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 都是在媒妁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婚姻通过“媒”, 是当时多数男女结合的必由之路[1]。西周时期的婚姻除了极少数的私“奔”成婚的以外, 都是要通过明媒正娶的。在《诗经·氓》当中, 女子在埋怨男子的时候就有“匪我想期, 子无良媒”。西周的婚姻非常重视形式, 婚礼举行的也非常繁琐, 这样是为了向世人表明这对夫妻已经结婚。在《诗经》当中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很多描写男子抛弃妻子的故事, 可见那个时候社会风气是比较开放的, 在一个比较开放的社会里要想保证夫妻间的亲密长久就要让更多的人知道, 同时隆重繁琐的仪式也会让婚姻双方都能够对婚姻重视和忠诚。按照上文所述, 绝大多数婚姻都要经过“媒妁之言”, 这既是礼的要求, 也是国家法律的直接规定。

与媒妁之言同等重要的还有父母之命, 同样是婚姻缔结的前提。父母之命就是说婚姻的缔结要经过父母双方的同意。西周的法律之所以这么规定根源在于西周国家统治的基础, 即家国一体的宗法等级制度。中国奴隶制国家的形成, 以一个家族掌握政权而统治众多家族为其特点。掌握政权家族的家长成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因此中国国家形成伊始即具有“家国相通”的特色[3]。在西周时的观念上, 婚姻不仅仅是两个人的结合, 更是两个家庭的结合, 是两个家族的结合。西周的统治基础是宗法等级制度, 就是说周天子就是一个国家的大家长, 在他的统治之下不是一个个零散的国民, 而是一家家结构完整, 家规严格的家族, 家、国、天下在本质上只是量的变化。西周的统治者格外重视家族关系的管理, 这是他们进行统治的基础。如果在婚姻缔结时双方父母不同意, 不但不能加强家族之间的关系, 还可能会造成社会矛盾, 进而引起更大的纠纷, 影响国家安定。因此, 西周婚姻缔结时就要求要经过父母的同意。

(2) 六礼。在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之后, 双方家庭就开始着手操办婚姻, 从双方父母同意以后一直到婚礼的举行结束要经过六个基本程序, 在西周时这六个基本程序就叫做六礼。六礼分别为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纳彩, 就是指男方向女方赠送彩礼。婚姻送彩礼自古就有, 这也是在中国古代的夫权制度之下, 女子嫁到男方家就成为了男方的家人, 从此开始侍奉男子及其父母。男方向女方家长送彩礼一方面是女方父母对女儿的养育之恩, 另外也是为了向女方父母表达求婚之意。六礼之二为问名, 问名就是男方向女方问清楚姓名。西周的婚姻观受古代天命观的影响, 认为婚姻也是由天定的,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命运, 如果两个命运相冲的人在一起就会带来灾难, 而命运相合的人则会带来幸福, 因此缔结婚姻都要经过占卜, 而占卜的依据就是双方的姓名, 问名就是为了占卜吉凶。六礼之三是纳吉, 纳吉就是报喜。在问名之后男方要拿着女方姓名去进行占卜, 如果占卜结果为吉就可以结为连理, 这个时候男方就可以拿着占卜结果向女方报喜, 以示有结亲之意。纳吉以后就进入第四个程序纳征, 纳征就是男方拿着彩礼到女方家, 双方家长见面定下婚约, 这时的彩礼一般比较贵重也比纳彩之时更加贵重。这个环节就是订婚。六礼之五为请期。在订婚之后, 男方就选择完婚吉日, 选定吉日以后征求女方家的意见, 这个过程就是请期。六礼的最后一个环节是亲迎, 也就是婚礼, 男方把女方接到家中完成婚礼仪式。

(3) 祭祖。六礼完成以后, 婚礼完毕, 但此时女方只是取得了男方配偶的对外宣示资格, 要想在家庭内部得到承认还有很多程序。首先要在婚礼举行完毕的第二天, 女方盛装沐浴, 向男方父母处请安, 得到男方父母承认其在家庭的地位。最为重要的一步是祭祖, 祭祖就是婚礼举行完毕三个月后, 新妇要在家庙中祭拜祖先, 取得祖先的默认, 至此新妇才算正式加入夫宗, 成为夫家家族中的一员, 并获得相应地位[2]。此时, 婚姻缔结完备, 女方正式成为男方家族的一员。

三、西周婚姻解除的法律程序及其条件

西周婚姻缔结要经过严格的程序, 才能合法有效, 婚姻的解除亦有严格的限制。在宗法制度下, 家庭稳定是国家稳定的保障, 因此, 国家严格限制婚姻的解除, 婚姻解除的条件非常苛刻, 甚至有些婚姻是不能够解除的。西周对婚姻解除的规范为“七出”和“三不去”。“七出”就是其中可以解除婚姻的事由, “三不去”是对七种解除事由的限制。具体地说, “七出”包括“妇有七去, 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恶疾去;多言去;盗窃去。”《大戴礼记·本命篇》对“七出”有详细的解释:“不顺父母, 为其逆德也;无子为其绝世也;淫, 为其乱族也;妒, 为其乱家也;有恶疾, 为其不可与集盛也;口多言, 为其离亲也;盗窃, 为其反义也”。可见, 七出的理由都是破坏家庭和睦以及纲常伦理的, 也都是对女方的要求, 没有对男方的要求。因此说这些规定也体现了当时男尊女卑的社会现状。

“三不去”就是三种不得休妻的情形。《大戴礼记·本命篇》对此也有详细的记载:“妇有三不去, 有所取, 无所归不去;与更三年丧不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意思就是说如果在结婚的时候女方娘家还有人, 但是在提出休妻的时候女方娘家已经没有人了, 这种情况女方就没有地方去, 因此男方不得休妻;第二种情况是, 女方同男方一起为男方家守过三年的丧孝就不可以被休;最后一种是之前夫妻生活很困难, 后来发达了也不得休妻。

从“七出”与“三不去”的标准可以看出, 一方面体现了夫权主义和对宗法制度的维护, 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对统治者的伦理道德的维护。我们知道宗法制度和道德伦理是西周时期两个统治基础, 一个是有形制度, 另外一个是无形的价值体系。西周的婚姻解除制度体现的也并非是对妇女权益的保护而是对统治者的统治地位的维护。

西周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 在制度上体现了过渡特征。西周国家以宗法等级制度和道德礼仪为统治基础, 因此在婚姻的管理上也充分体现了维护宗法等级制度和道德伦理的特征。

摘要：西周的婚姻制度一方面国家有专门机关和专门制度进行管理, 同时国家制定的规范和礼仪调整着西周的婚姻关系, 在婚姻缔结和婚姻解除上都有着严格的程序要求和条件要求。

关键词：西周婚姻制度,缔结,解除,宗法制度,礼仪

参考文献

[1]刘祥成.周朝的婚姻制度[J].四川师大学报, 1981 (4) .

[2]孙平.西周婚姻法制考[J].河北大学学报, 1999, 24 (4) .

[3]从希斌.从《易径》看西周婚姻家庭制度[J].读书札记, 1994 (9) .

法律制度研究 篇2

关 键 词：共同决策；职工满意；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d922.291.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13）12-0101-05

收稿日期：2013-06-18

作者简介：仇晓光（1981—），男，吉林长春人，吉林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法学博士，国家检察官学院与中国人民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后，中国人民大学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公司法、金融法；杨硕（1988—），男，江苏徐州人，吉林财经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民商法。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2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中民间借贷规范化研究：以债权人利益保护为视角”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2yjc820014；2012吉林省教育厅第一届春苗计划项目“吉林省农村金融服务创新下民间借贷规范研究——以产权融资改革为视角”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自世界上第一家公司诞生后，学界便从未停止过对其治理方式的探索，而法律作为人类生产方式组成部分中重要的上层建筑，为公司发展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上世纪80年代以来，各个领域公司治理研究成果层出叠现，从传统单个公司治理机制研究模式逐步转向采用量化评价方法研究公司治理水平。学者们更加关注相关法律条款的实施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及执行条款效果方面的研究，强调基于不同国家既有制度的外部环境基础差异而导致的治理侧重点应有所不同。[1]

一、共同决策与“职工满意度”

（一）“职工满意度”与共同决策的关系

共同决策机制在充当公司治理约束机制的同时，还应兼有激励机制的功效。从心理学和管理学角度看，职工激励策略是为了满足职工心理诉求，设计适当的奖励和惩罚措施来激发、引导组织成员的行为。共同决策机制在很大空间上赋予了职工向管理层表达自己诉求的机会，同时也将自己命运的“决定权”部分交给了职工。企业管理层决策制定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企业在商场中的生死存亡，若职工参与管理制定失误导致企业业绩下滑，则可能直接影响职工的切身利益。尽管许多学者从决策非效率和违背公司设立初衷角度批判此种制度的种种劣迹，但我们必须承认，企业在最大限度的服务于股东利益的同时必须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目前劳动纠纷的诉求在发生变化，正在从 “底线型”利益诉求向 “增长型”利益诉求转变，[2]将利润作为企业唯一目标所引发的罢工等群体性对抗事件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的非效率。因此，从宏观角度看，共同决策机制所带来的总收益应大于其耗费的成本。

（二）共同决策实证研究价值分析

我国作为一个继受法国家，在制定法律规则时充分吸取、借鉴了两大法系（德国模式和英美模式）中对于公司的治理经验，确定了以股东会为核心，董事会与监事会相互制约的三角治理结构。学习借鉴的同时也必须承认，国外的相关制度不可能直接照搬和效仿，忽视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必将是被功能、目的一致性目标所抛弃的空中楼阁。当前，不断变化的市场迫切需要一个细化、可行的法律规定，但我国国情和司法水平导致了原则性规则难以解决大部分的实际问题。在共同决策制度背景下考察职工满意度的意义在于，通过调查分析该制度的相关理论和经验在我国企业治理中适用的情况（包括法律规定和企业自发适用），在保障职工和小股东权益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法律对社会的指引作用，为企业良性成长提供理想的外部环境。在学习国外制度原则的同时，将其中具体的规定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加以改良，才能够达到借鉴的真正目的。

二、“职工满意度”实证分析

（一）指标选取

通过对德国共同决策制度和企业委员会的功能进行分析，总结归纳出与前述机构相对应的薪酬福利、参与管理、公司文化、沟通、授权五个测评维度，结合职工满意评价相关理论，借助统计分析方法，对公司（研究选取的三家企业，分别为职工人数少于300、300至1000人及1000人以上三类）①内部不同年龄、职位、学历、工龄的职工对共同参与管理程度和满意程度加以分析，这样，便于区分不同职工参与共同决策的需求和意愿，有助于细化相关制度的标准。此外，企业职工的满意度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职工通过工作取得的自身心理上的成就与满足，即“内部满意”；另一方面，公司的领导方式与工作环境也会影响职工的满意度，即“外部满意”。

（二）数据分析

⒈信度与效度检验。一是信度检验。信度检验是实证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其代表模型构建、题项设计以及数据收集时的可靠性和科学性，只有满足信度的要求，其分析结果才能具有说服力。因此，在进行进一步研究之前，需要对量表进行信度的分析。本次调研对信度的分析采用的是克隆巴赫系数内部一致性系数，利用各题得分的相关系数、方差、协方差矩阵来计算同质性，得出唯一的信度系数结果，因此结果中克隆巴赫系数越高，则代表其检验的内容一致性越高。②通过计算克隆巴赫系数内部一致性系数发现，只有沟通低于0.70，为0.632。但是测量表表中项目为4个，符合小于6个项目且α值大于0.6的要求；共同决策维度部分问卷总体一致性为0.942，其他各项均满足要求。因此，该问卷具有测量信度。二是效度检验。效度是评价实证研究准确性的另一个标准，在此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将测量的16个项目进行kmo指数与bartlett’s球形检验。计算得kmo系数为0.836，bartlett’s球形检验的显著性水平小于0.01，可以证明数据适合因子分析。对测量共同决策的16个项目提取主成分，截取特征根大于1的数据，可得问卷中的16个项目能较好地被5个因子解释，累计解释方差比例达到67.528%（见表1）。在分析各个因子所包含的项目意义的基础上，参照共同决策机制所要预测评的内容设定，对预设薪酬福利、参与管理、公司文化、沟通、授权五个维度内部指标略做调整。表1 共同决策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⒉路径分析。路径分析又称“结构方程式模式”或“同时方程式检验模式”。作为一种验证性而非探索性的统计方法，运用路径分析方法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通常依据已有的相关理论选取测量指标，运用统计学方法建立因果关系模型，以检验假设模型的可靠性与准确程度。运用路径分析可以计算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分析各因素之间的相对重要程度，进而探析选取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存在何种因果关系以及因果关系的强弱大小。在运算时，通常选用enter法计算路径系数并检验其是否显著。借由spss软件运算得出，路径系数：共同决策→职工满意的标准化估计值为0.751。在分析过程中得到标准化估计值越大，说明变量之间影响程度越大，可见共同决策对职工满意具有因果关系之假设是成立的。

三、关于我国公司共同决策制度的思考

（一）共同决策与监事会制度

⒈重思我国监事会制度。基于我国目前已有的立法体例来看，加强职工参与管理应着重于监事会制度的完善。从德国公司法中关于监督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职能划分来看，管理委员会负责日常管理，监督委员会负责总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日常管理，即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及商业计划战略目标的制定，属于企业对外经营活动，这也是我国公司法中董事会应有之职能。而监督委员会则是一种员工参与公司治理机构，除极为特殊情况下，监督委员会职能仅仅局限于公司内部的治理，管理委员会对公司商业经营行为的决定则拥有绝对不可分管理权。因此，我国职工董事制度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值得商榷。

⒉完善监事会制度建议。数据显示，职工在300人以下的企业参与管理与职工满意度路径系数值低于其他两类企业，即在规模较小的企业中职工是否能够真正参与到公司治理活动中对于职工的满意度影响不甚明显；同时中高层员工较其他职工能够很好参与管理。由于我国行业类别较多，对于各个行业大中小型企业的划分标准也不尽相同，因此完善监事会制度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根据《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中从业人员数量划分标准明确的大型企业设立监事会应就职工代表组成结构及数量作出具体要求，而非现行法律中较为笼统的规定。第二，监事会功能明确。目前，我国立法中没有关于职工福利的内容，这与监事会中设置职工监事目的的初衷相违背，强化监事会职能应重申其对于公司内部治理的权利，严格划分监事会在企业商业活动和企业管理活动方面的职能划分。第三，建立配套企业委员会制度。《公司法》中“公司依照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实行民主管理。”此条文可以理解为法律明确赋予了职工参与公司管理的权利，但却没有对职工代表大会的职能做出明确规定。至于“其他形式”或许可以从《中国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中寻找依据。因此，逐步建立企业委员会制度是进一步完善职工监事制度的基础，同时也是化解劳资矛盾、保障职工权益的重要机构。

（二）企业委员会制度再思考

⒈企业职工权益保障现状。目前，我国主要的劳资纠纷以及大型群体性罢工事件多是由职工薪酬福利争端引起的。数据显示，各类企业中18～27岁的职工对于自己的薪酬福利满意度最低。他们的压力不仅来自于婚姻、家庭、同事，普遍存在的异地求职现象也导致了其归属感的缺失；在沟通指标评价得分方面，大型企业年轻职工在沟通方面得分较低（18～27岁为3.5929，27～35岁为3.1250，均值为3.9048）。这类企业管理模式中，职工只接受自己上一级领导，对于提高薪酬福利等事宜也只能与上一级领导协商，面对多重压力年轻职工和基层职工也是各类事件频发的核心。而相比之下，中高层的管理者则具有较多与资方谈判的筹码，其对在薪酬与沟通方面的得分也普遍较高。可见，企业职工劳资纠纷的核心在于解决底层职工薪酬福利改善及畅通沟通渠道。

⒉企业委员会存在的价值基础。我国《公司法》在有限公司和股份公司的治理结构中，未加区分的统一适用了三权分立模式，将公司的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分别交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行使，而绝大多数具有资合性与人合性双重特点的中小企业尤其私营企业均采用有限公司模式，由投资者直接经营管理，董事、经理等高管也由股东兼任。相对于规模较大、机构较为完善的股份公司，过于僵化的三权分立结构模式也徒增了小企业的管理成本。面对这种困境，有学者提出，有限公司治理应以公司契约理论为基础，充分尊重公司自治权，在监事会设立的问题上也主张不必过分强调在形式上设置“监事会”，应由公司自主决定。[3]尽管这种观点从效率和人合性特点角度很好地诠释了目前法律中监事会制度弊病，但在过分基于契约自由的治理结构中，如何保障职工的利益仍值得我们思考。我国基于《公司法》、《工会法》、《劳动法》等部门法建立的职工权益保障体系基本形成，但由于种种原因导致实践中使监事会、工会制度流于形式。任何规则都是具有两面性的，每项制度在其完善过程中都必定需要付出一定代价，而在这场利益博弈中究竟该由谁来买单，这是法律必须回答的问题。目前，我国职工权益保障现状令人堪忧，探索如何在已有的法律体系框架内完善职工权益保障制度，企业委员会制度成为一条可供参考的路径。

（三）企业委员会与工会间二者职能分配的思考

⒈工会制度的缺位及探索。组建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工会具有国家和社团双重属性，其一方面是国家管理工人、维持社会秩序的国家机器，另一方面又充当了保障职工权益的工人组织。尽管工会组织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在我国经济、政治等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其“胎生的矛盾”导致在维护劳动者权益和服务经济建设之间难以周全，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长期以来，工会依附于党、政府及企业管理层才得以发挥其功效，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代表工人利益的职能，工会主席的权益也更多地取决于他与资方的关系，由此导致了工会偏向于资方的理性行为。当下在一些外地民工聚集的城市，出现了许多同乡会、联谊会、劳动者协会等组织，并且一些非正式组织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承认，[4]相比于市场经济体制下基层单位性质的工会模式，符合市场需求具有行业、产业、地域特征的新式工会组织模式则得到学者的更多关注。中国工会处于负责的政治背景中，是否能够完全摆脱党、政府的制约回归到完全独立社团性组织尚无定论。我国工会组织正着力于向社会工作转型，综合运用专业知识整合社会资源，协调社会关系，预防和处置劳资矛盾，其担当的角色逐步向劳资矛盾协调者、企业发展的服务者转化。⒉构建企业、企业委员会、工会的三方协调体系。介于目前《公司法》没有赋予监事会维护职工权益的职责，而本应履行该职能的工会组织又难以承担这一重任，致使在我国职工权益保障处于法律保护的真空地带。因此，笔者认为，三方协调体系的构建首先应明确企业管理委员会性质及基本功能：⑴企业会委员会属于企业内部职工组织，是企业职工维护权益、参与协商薪酬福利进行共同决策的机构。⑵各行业大型、中型企业应该设立企业委员会制度，并且根据人数不同确定企业委员会的规模。⑶组成成员应包括企业不同层次等级的职工，由本级职工共同选举产生。⑷法定权利主要包括与雇主协商薪酬福利、工作环境等职工切身利益问题。⑸请求工会组织作为第三方进行监督协调。此外，如何保障企业委员会成员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在法律层面保障和激励其正确行使自己的权利是该制度赖以存在的根本。对于企业基层员工来说，其权益的维护和保障最为困难，此时法律理应将权利的配置倾向于弱者权利的保护，一旦雇主有恶意妨碍企业委员会基层员工的行为，经查证属实后该员工可以得到较高的赔偿，此做法为一种保障该制度实施的可行方案。

设立企业委员会制度，一方面回应了现行法律框架内对职工权益保障制度缺位的问题，满足制度供给的需求；另一方面，产生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企业委员会制度能够避免重蹈工会“双重身份”的历史覆辙，符合我国市场经济发展需求。尽管企业委员会功能与现行《工会法》中的工会职能有所重叠，但这并不是对我国既有的工会制度发出挑战。也有学者认为，仅从工会自身改革的视角难以解决工会功能的困境，而应更多地关注党、政府以及企业为工会功能的发挥提供了什么条件。[5]工会应借助其特有的行政体制的优势，开展以工会社会工作为核心的发展策略，[6]在宏观层面推广、应用社会工作方法，提供专业化、职业化维权服务。因此，在工会职能转变及社会对工会职业化、专业化需求的大背景，构建企业、企业委员会、工会的三方协调体系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环境责任保险法律制度研究 篇3

摘要：环境责任保险既可保障环境污染受害人及时获得补偿，也可避免企业因承担巨额赔偿而破产。本文通过分析我国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我国环境责任保险法律制度的对策。

关键词：环境责任保险；缺陷；措施

一、环境责任保险概念

环境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因玷污或污染水、土地或空气等环境资源,依法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作为保险对象的保险,它要求投保人依据保险合同按一定的保险费率向保险机构缴纳保险费,当被保险人因污染环境而应承担损害赔偿和治理责任时,就由保险公司代为支付保险金。

二、我国环境责任保险法律制度缺陷

我国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尚处于起步阶段，其发展存在不少问题。

（一）环境责任保险推行缺乏法律保障，对企业是否参保无制度约束，加之目前我国环境责任事故大都由政府和社会买单，缺乏有效的环境事故责任追究制度，社会惩治氛围尚未形成，企业自身缺少参保动力，难以深入推进。另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不健全，缺少责任赔偿和损害评估方面的法律规定，环境诉讼制度不明确，缺乏合理的程序保障，难以及时合理地确定环境责任。

（二）政府支持力度不足。环境污染风险具有多样性、分散性、突发性和破坏性的特点，污染事故往往给人身、财产造成重大影响，且我国环境责任事故进入高发期，仅依靠保险公司商业模式运作过于单薄。目前，部分试点省市虽给予了政策支持，但主要停留在给予投保企业保费补贴层面，缺乏税收以及风险保障基金等深层次支持措施。

（三）风险分散度小。从当前情况看，参保企业以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储存、运输、使用企业和钢铁、有色金属冶炼、电镀、危险废物处置企业及航运等风险相对集中的中小企业为主，而对于资金实力雄厚、污染防治工作相对到位的大型企业，其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需求较弱，投保时存在逆选择，导致业务覆盖受限，风险无法有效分散。

（四）风险识别和量化难度较大。首先，由于环境污染事故涉及面广，因果关系比较复杂，责任较难认定；其次，缺乏历史损失数据，加上业务量小，风险概率难以确定，保险产品合理定价难。

三、构建中国环境责任保险机制的设想

尽管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仍处于起步阶段，其建立和发展存在很多问题，为此，本文在此提出以下建议。

（一）建设相关法律制度

众所周知，一种法律制度并不能脱离它的生长环境而独立存在，我国的环境责任保险法律制度也不能脱离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因素而自生自长。此外，其它相关法律制度的建设也将对环境责任保险法律制度产生直接的和间接的巨大影响。例如，环境责任追究法律制度就对环境责任保险法律制度的正常运行发挥着巨大的功效。

（二）扶持政策性保险机构，设立公共保险保障基金

环境侵害发生有突发性和渐发性两种。前者的责任保险应为商业保险，后者的责任保险应为政策性保险。我国环境侵害行为多为渐发性，从环境责任保险法律制度的长远发展考虑，国家应重点扶持政策性保险机构。

公共保险保障基金指保险组织为了有能力应付可能发生之巨额赔款，从年终结余中专门提存的后备基金。因环境责任保险具公益性，设立公共保险保障基金自然成为国家扶持政策性保险机构的重要手段之一。国家可通过税收拨付和环境行政征收费用转移的方式，把排污费等在上缴国库后按一定比例转移至公共保险保障基金中，保障基金属保险人的资本金，主要用于应付巨大污染事故的巨额赔款，只有在保险人业务收入和其他准备金不足时，保险公司方能动用此项基金。

（三）以强制性责任保险为主

环境责任保险在我国一般为自愿性保险。我国公民保险意识不高，通过保险分散环境赔偿责任的意识更为薄弱；同时，受害人的赔偿利益普遍无法得到及时保护。因此，我国适合确立以强制性责任保险为主的环境责任保险法律制度。此外，我们应立足行业，通过试点的形式逐步开展，对高危的突发性环境侵害行为尽量采取强制投保方式，而对低危的突发性环境侵权行为实行自愿性方式。

（四）确定适合国情的承保范围

我国环境法制的现状决定了我国不可能将所有的环境侵害行为都纳入责任保险的范围，应采取渐进方式推进环境责任保险法律制度。一般说来，可保的环境责任风险只有：①清理费用；②因污染而造成的对第三者身体的伤害或财产的损失；③因污染而造成的对生物多样性的损失。为使环境损害责任作为可保标的且具可操作性，还须具备以下条件：一是须有一个或几个可查明的污染者；二是损害须是具体、可计量的；三是损害与可查明的污染者间须有因果关系。环境责任保险险种的开办应与社会发展水平相协调，目前我国适宜建立一般环境责任险和环境恢复险。

（五）规定环境责任保险的索赔时效

环境责任保险事故的发生有突发性与累积性的，从而使保险人对被保险人发生在保险单有效期内的污染所造成的损害难以把握其未来的赔偿责任。国外保险人为限制其责任，在保险单中使用了“日落条款”，即在保险合同中约定自保险单失效之日起最长30年为被保险人向保险人索赔的最长期限：在此期限内，对保险单有效期内发生的被保险人环境侵害索赔事件，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而超过这一期限向被保险人请求环境侵害责任赔偿的，保险人不再向被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为平衡受害人和保险人的利益，我国应与国际并轨，规定较长的索赔时效。

参考文献

[1]张新宝.中国侵权行为法[J]，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2]金瑞林.环境侵权与民事救济—兼论环境立法中存在的问题[J].中国环境科学,2010

[3]曹明德.环境侵权法[M].法律出版社,2009

[4]孙宪忠.德国当代物权法[M].法律出版社,2007

[5]郑立,王作堂.民法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作者简介：

1.张婷芳（1987-），女，长安大学政治学院硕士研究生，经济法专业。

清洁生产法律制度研究 篇4

(一) 清洁生产的含义

清洁生产是指我国将综合预防的环境战略持续地应用于工业企业原材料的选择、产品的设计、各种资源的利用过程和生产过程中等, 并且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和生产率, 最后减少污染物的产生排放并且降低其危害社会环境的作用, 从而减少对人类和环境的风险性。

(二) 清洁生产的有关特点

(1) 可持续性

我国的清洁生产是一种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循环最佳经济生产形式, 是一种实现节能减排提高资源利用率的良好途径。在一定程度上清洁生产体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内在要求规则, 这是一种良好的最佳可持续选择。

(2) 综合性

实施清洁生产还需要一种综合的战略技术, 这包括科技的综合效应、管理的综合效应以及资源的综合利用率。技术的进步不仅仅是指清洁生产制度的一个方面, 而产业结构的调整及环境管理系统的完善健全才是清洁生产制度的最终目标。

2我国清洁生产立法中的相关缺陷与不足

我国《清洁生产促进法》自从实行开始, 在一定程度上对推行我国清洁生产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积极作用。但是其本身也凸显出许多问题, 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 该法可操作性不强

清洁生产制度, 既涉及到企业的义务, 又涉及到政府的责任, 同时一定程度上关涉到公众的参与。其法律条文的规定大部分是原则性及政策性的规定, 却很少涉及到对于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制定。法律的立法制定太过于原则、抽象和简略, 从而使得该法的实际操作性并不强, 只是起到宏观层面的指导作用。

(二) 对清洁生产的管理权限配置不当

根据《清洁生产促进法》中第五条有关的条列规定, 由于清洁生产的主要规制对象是企业这一群体, 而经济贸易行政相关的主管部门是主管全国的经济生产和发展, 同时其针对的主要对象是该领域内的企业组织等。这种状况对清洁生产的管理有一定程度上的便利性。但是这样的权限设置并没有突显出清洁生产环境保护的具体要求, 也没有考虑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存在着相应的冲突。

3对于我国清洁生产法律制度的完善建议

(一) 完善健全《清洁生产促进法》规定

首先应该完善细化其法规的制定, 并且增强其操作性。一定程度上注重立法的与时俱进或者适当超前性原则, 同时协调好制度的衔接作用。对于现今来说做好清洁生产法律制度的相关建设, 着重应该协调好当前突出的主要矛盾:首先是集中治理与分散治理之间的冲突矛盾。其次是总量控制与浓度控制之间的冲突矛盾。

(二) 建立绿色消费的法律制度

我国目前未能全面建立绿色消费这一法律制度, 并且在我国的法律法规中, 对于消费者的回收利用的义务规定以及责任的规定比较少。其中我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中对绿色消费内容虽然有一部分的涉及规定, 但是大多为原则性的规定。在今后立法规范中我国法律法规应当加强消费者的义务以及责任的相关认定, 并且同时引导消费者购买相应的清洁产品等, 并对于其中的产品产生的废弃物要回收利用, 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三) 细化《清洁生产促进法》相关条款规定

加快制定与该立法规范的相配套的法律法规, 针对我国清洁生产法律制度的主要方面等, 在这其中包括政府的管理职责, 企业的权利与义务等予以相应的具体规定, 以增强该法律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各地方权力机关以及各地方政府等应结合本地区的具体实际情况, 制定相应的一系列规范性法律措施规定。

摘要：清洁生产是21世纪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现今清洁生产逐步成为全球环境保护的新趋势, 众多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对清洁生产进行立法确定, 并将其作为防治污染的环保工作中主要内容。目前对于我国针来说, 对污染的防治大多侧重于末端处理思想和达标排放等相关的政策, 未能把清洁生产技术真正地应用到企业的生产之中。所以要加强实现环境的良好可持续发展必定要转变我国的环保观念, 将其通过不断的完善逐步转变成重视污染预防的态势, 因此需要完善健全我国的清洁生产法律制度, 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物的产生来源等。因此要对清洁生产制度做进一步的研究。

关键词：清洁生产,环境资源污染防治,法律制度

参考文献

[1]王明远.清洁生产法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2]杨作精.我国推行清洁生产的现状及若干问题的探讨[J].环境保护, 1995 (9)

[3]方莎.试评我国首部《清洁生产促进法》[J].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5 (1) .

[4]吴珊, 王先平.我国清洁生产促进法出台的若干问题浅析[J].内蒙古环境保护, 2003 (12) .

小产权房法律制度研究 篇5

王冠华

9月17日《新京报》讯，6月以来，北京市集中开展清理整治利用集体土地违法建设销售(变相销售)工作，初步清理出自以来在建在售的79个违法占地项目，正在对其进行查处，并提醒广大公众不要购买。这一讯息自2月国土资源部“小产权房清理令”发布后再次将小产权房推到了风口浪尖，成为社会关注焦点。

小产权房是我国经济和房地产发展的产物，其触及的本质问题是我国城乡二元土地制度。从现实看，小产权房的出现表面上是高房价造成的直接后果，亦有基层政府及有关部门监管乏力、渎职失职的原因，究其根本乃源于其背后多方主体的利益博弈。禁而不绝的现实一再表明，小产权房不能一“清”了之，显然，对这一问题处理不当，将会酿成更大的社会问题，从而危及社会稳定。因此，对于小产权房该“清”但更需“理”。本文从界定小产权房的概念、阐述小产权房违法与合法之争出发，在分析司法实践中对于小产权房买卖合同效力认定的基础上，对如何处理我国小产权房谈谈相关的看法。

1 小产权房的界定

众所周知，“小产权房”并非一个法律概念，而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称谓。相对于“产权房”而言，“小产权房”是指没有国家颁发的产权证的房屋。在广义上，主要包括以下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占用农村集体用地或耕地违法建设，将农民集体用地使用权流转，用于商品住宅开发的违法建筑;第二类是在政府划拨或出让的土地上，不按规划功能开发或使用，并将限制销售的房屋直接在市场上销售，具有产权纠纷隐患的不完全产权房;第三类是在军队享有使用权的土地上进行商品房的开发，之后卖给军人以外的地方居民，俗称“军产房”。在这三种类型的“小产权房”中，比重最大、学界讨论最多的就是第一种类型，即在农民集体土地上建设的房屋，本文讨论的也是这一类“小产权房”。

根据上述分析，结合原建设部在6月18日发布的《关于购买新建商品房的风险提示》第4条，我们可以将“小产权房”界定为：所谓小产权房，是指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上建设的房屋，未经规划、未缴纳土地出让金等费用向集体组织以外的居民销售，并且其产权证不是由国家房管部门颁发，而是由乡政府或村委会颁发的房屋。

2 小产权房与现行法律政策体系

小产权房在法律上如何定性，学界一直存有合法与违法之争，现予以具体阐述。

2.1 小产权房违法论

持否定观点的人士认为，首先，按我国现行法律政策规定，集体作为土地所有权人、农民作为宅基地使用权人对其所有或使用的土地均不具有充分的处分权能，在该等土地建成的建筑物当然不得向集体以外的成员销售;其次，由于严格的身份性，集体土地所有权只能允许由集体所有，集体土地使用权也只能允许由集体内部成员使用，当小产权房向集体以外的成员流转时，受让人取得了建筑物的所有权但却无法取得其根基所在的土地使用权，此举无疑是在藐视法律关于身份限制的规定，冲击了国家政策的社会价值目标，同时也将彻底击毁我国 “房随地走、地随房走”的地产规则，综上两点，小产权房应被确认为违法。

从法律上看，作为一部公民财产权保护的法律，我国《物权法》第153条对农村集体土地上的小产权房问题采取授权立法的方式规定适用《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6条、《土地管理法》第63条规定，仅国家所有土地才能用于房地产开发;农村集体所有土地不能直接用于商品房开发建设，只有通过国家相关部门补偿征收后，变集体所有土地为国家所有土地，才能出让给有资质房地产开发企业进行开发。

从政策上看，早在1990年8月25日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关于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具体应用问题请示的答复》([1990]国土函字第97号)就明确指出：原宅基地使用者未经依法批准通过他人出资翻建房屋，给出资者使用，并从中牟利或获取房屋产权，是属“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违法行为之一。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土地转让管理严禁炒卖土地的通知》(国办发[]39号)规定，“农民的住宅不得向城市居民出售，也不得批准城市居民占用农民集体土地建住宅，有关部门不得为违法建造和购买的住宅发放土地使用证和房产证”;10月21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8号)，该决定第10条进一步强调“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禁止城镇居民在农村购置宅基地”;国土部月2日《关于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意见》(国土资发〔2004〕234号)规定：“严禁城镇居民在农村购置宅基地，严禁为城镇居民在农村购买和违法建造的住宅发放土地使用证”。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严格执行有关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法律和政策通知》(国办发〔〕71号)，指出农村住宅用地只能分配给本村村民，城镇居民不得到农村购买宅基地、农民住宅或“小产权房”;国土部等四部门《关于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若干意见》(国土资发〔2011〕178号)也明确指出“小产权房”不得登记发证。202月，在全国推进构建国土资源执法监管共同责任机制座谈会国土中，国土部相关负责作表示将于2012年试点清理“小产权房”，进一步表示“已经购买的小产权房不得确权发证，不受法律保护”。

从上可以看出，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政策上，小产权房非法是我国官方迄今为止一贯的主张。

2.2 小产权房合法论

持肯定观点的人士认为，首先，我国宪法第13条规定赋予了财产权作为公民基本权利重要组织部分的宪法地位，《物权法》等基本法律虽回避了小产权房问题，然则建立了财产权保障法律制度，对财产权中最核心的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随意进行法律规制明显有违法治原则;其次，与国家相对，集体作为土地所有的另一个产权主体，不应使其主体虚位，一味限制农民享受土地的增值效应，并通过土地征收制度，将农民可能获得的收益转让给开发商，是一种歧视性的制度安排，在所有权制度上亦是不合理的，这不仅会盘剥农民的利益，而且会导致我国房地产市场的畸型，使政府和开发商等利益集团在房地产开发中获得不应有的利益，因此，对土地的两种不同所有主体区别对待的法律政策的正当性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所以，抑制小产权房的发展不合乎法律的正义性。

对于上述两种观点，笔者无意于评论孰是孰非，如前述，究其根底，小产权房问题的症结表面上是事实与法律间的矛盾，本质仍在于利益主体的争夺。

3 司法实践对小产权房买卖合同的效力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对小产权房买卖合同的效力认定，也持两种意见。

有的法院认为：对于小产权房买卖，虽然国家政策的禁止性规定是非常明确的，但在我国《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法律中，只对集体土地上从事房地产开发做了严格的限制，并未就农村宅基地转让行为明文直接禁止，根据《合同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因此，在审理有关小产权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时，由于国家政策不属于我国《立法法》所规定的任何一个层级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小产权房买卖合同并未违反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应被确认为有效。

有的法院认为：虽说法律对小产权房禁止买卖无直接规定，但根据《物权法》第153条规定，“宅基地使用的取得、行使和转让，适用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这个“国家有关规定”应当包括上述国家政策的禁止性规定。同时，由于立法的滞后性，在司法审判中如完全抛开政策性文件，就会使司法审判活动脱离现实，也会使司法审判的结果可能与国家提倡的价值目标和社会政策相背离。基于此，小产权房买卖合同应视为无效合同。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在小产权房买卖这类纠纷中，当事人知道或者应该知道按现行法律政策在农民集体土地上建设的房屋是不允许买卖的，在明知的情形下当事人双方仍积极作为，私下进行交易，显然是一种无视国家政策的直接禁止规定的行为，也可视为一种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和集体利益的行为，即便农民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具有不正当性，如由于土地和房屋升值或因征地拆迁补偿感觉吃亏而反悔，根据《合同法》第25条，亦不影响法院对该类合同无效的确认。2004年12月15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印发农村私有房屋买卖纠纷合同效力认定及处理原则研讨会会议纪要的通知》(京高法发[2004]391号)，通知第2条规定，“农村私有房屋买卖合同应以认定无效为原则，以认定有效为例外。同时，要综合权衡买卖双方的利益，要根据拆迁补偿所获利益，和房屋现值和原价的差异对买受人赔偿损失;其次，对于买受人已经翻建、扩建房屋的情况，应对其添附价值进行补偿”。应该说，在对现实复杂性充分考量的基础上，这种将无效合同比照有效合同来处理对当事人进行救济的司法处理是妥当的，宋庄马海涛诉李玉兰小产权房纠纷案等诸多判例也给了我们类似的启示。

4 小产权房的处理

如前述，小产权房的出现是我国城乡二元土地制度的必然结果。目前，小产权房的发展态势已不容我们过多的迟疑，需要我们对这一问题尽快作出决定。笔者认为，任何法律政策的制定都不应脱离现实的需要，对于小产权房的处理，应当权衡各方利益，本着稳定社会秩序以及对农民负责的态度进行，既要考虑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又要具有一定有前瞻性、尽可能避免问题的再次反复。据此，笔者认为，对于小产权房的处理措施建议如下：

4.1 对集体土地全面国有化，设立“农村土地使用权”独立物权，破除小产权房增量产生的基础

许多学者认为，宜在不改变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和土地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法律制度的修改为小产权房寻求解决出路。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首先，从性质上看，在宪法和法律体系中，我国从未赋予集体土地所有权私权之地位，国家设定这一权属的价值目标，旨在通过集体这种形式实现国家对土地的控制，用以解决农民温饱、稳定社会秩序，以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理想。其作为一种制度性存在，更多的是政治上的考量而绝非法律上的意义。如此，国家政策三令五申限制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并非单纯为一个未缴纳土地使用出让金、商品房销售收益与政府征收补偿金额之间存在差距的问题。同时，我国对宅基地实行“一户一宅”的定量供应体制，并将其使用分配与身份直接联系，一方面仍是基于农民生存保障的政治考量，另一方面也隐含着为农民设定担负起粮食安全重任的负担。如果单纯考虑效率价值，允许小产权房自由买卖，主张小产权房合法化，必然会使集体土地所有制名存实亡，也将使我国土地保障和粮食安全的政治考量落空，最终也会影响国家安全。

其次，我国实行的是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月12日《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坚持两个最严格的制度，即第一个是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第二个是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从严控制建设用地总规模。基于集体土地上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在事实上的无期限性，在现有制度框架下，允许其直接进入一级市场自由流转，不可避免地会使农村集体土地流失，导致建设用地失控，也与《决定》的要求是相冲突的。

再者，这种“一方面主张土地性质和制度不变，另一方面又主张允许集体土地上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宅基地使用权自由流转，流转收益最大限度地施惠于民”的观点，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承认集体土地的性质即集体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保障不变，实际上是变相对农民身份继续囿限;在继续限制农民身份的前提下，允许农村建设用地和宅基地使用权自由流转，在信息不对称、知识不对称的情形下，意思自治，弱肉强食，农民又怎能得到实惠?当农民的土地保障失去后，在我国农村保障机制还不健全的现实下，其生存权又如何保障?集体土地的性质能够维持不变的状态吗?显然我们无法回答和正视这些问题。在强调保持城乡身份的二元性的基础上又主张破除城乡土地的二元性结构无疑会使改革进入进退维谷的僵局，是一种对农民不负责任的表现。更何况这其中还依附着国家粮食安全的政治考虑和对弱势群体予以国家保护的价值目标，这也是在强调所谓私权的同时而漠视国家和社会利益，不能够将各方利益很好地统一起来。

因此，笔者认为，小产权房和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问题，绝不会因为一两个行政通知就会得到纠正，也绝不会因为若干法律若干条款的修改就会得到解决，要彻底解决我国集体土地法律体系需要全面整体的制度突破。其途径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考虑：

4.1.1 归并两种土地所有权，实行集体土地国有化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十六届三中全会把“统筹城乡发展”，摆在“五个统筹”之首，体现了我们党对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根据第6次全国人口普查，我国13.7亿人口中6.7亿多生活在农村，农村人口与城镇人口比例几近1：1，突破身份限制实现城乡公平的基础已经具备。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采取更为有力的政策措施，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势在必行。

具体就集体土地改革而言，笔者认为，集体土地所有制形式在集体土地使用上所作的“三无”制度设计与我国目前土地市场的发展和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只有集体土地所有权与国有土地所有权予以归并，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也是较快推进城市化进程和消灭城乡差别的需要。也只有实行集体土地国有化，小产权房产生的基础才能破除，其禁而不绝的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4.1.2 对原集体建设用地专门设立一项独立物权“农村土地使用权”，并与“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协调

在集体土地国有化后，应对农村进行整体规划，要按照“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来合理利用土地，严格管理，保护、开发土地资源。考虑到城乡二元经济仍将在一段时期内长期存在的事实和现实中的予盾，从保护农民利益出发，对于农村建设用地，在其制度设计上，有必要专门设立一项完全独立的用益物权即“农村土地使用权”：凡目前农民按现行法律政策应拥有的宅基地部分，通过调查和调整，剔多补少配无，标准统一、全面覆盖，在此基础上，直接赋予农民一定期限(比如50年、70年)的“农村土地使用权”。该项农村土地使用权虽以无偿配给为原则，但农民自从国家手中原始取得之后，不再承担着粮食安全、维系生存等任务或保障功能，具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全部权能，允许农民作产财产权主体依法自由处分。除宅基地外的其他建设用地，则一律纳入国家规划进行阳光化操作，但要通过财政手段实现国家与地方政府间利益的平衡。

对于农村农业用地，按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在土地承包期限内，农民可以通过转包、转让、入股、合作、租赁、互换等方式出让其承包权，在市场化方面并无法律上的障碍。因此，就“土地承包经营权”而言，只需对其出让程序作相应修改，以满足集体土地国有化的要求即可。至于国家粮食安全的政治目标，究其根本与“农村土地使用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能和内容并无关联，而是行政管理的范畴，是国家严格土地管理很重要的一个考量因素，因为按照“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的要求严格限定土地用途为农用地，不论其耕种主体是农民、城镇居民还是外国人，也不论采取什么样的流转方式，粮食安全政治目标的实现并不会因其作业主体的不同或流转方式的差别而出现偏移。

4.2 对存量小产权房要分门别类的予以处理

2012年5月，深圳正式启动以“产权明晰、市场配置、节约集约、科学调控”为核心原则的土地管理制度改革，被外界称为“新土改”，其被赋予了完成土地确权，深化土地资源市场化、资本化配置，为小产权房等历史遗留问题寻找解决办法等重任，是破解小产权房问题的一个尝试。同年8月底，一部汇集多名专家学者和法律界意见的《集体土地征收条例》民间意见稿曾引起关注，该意见稿建议：以年《城乡规划法》的实施出台为限，在此之前建成的此类项目，如政府部门没有扣罚，应视为合法建筑;《城乡规划法》实施后，如政府部门曾进行处罚或仍在建的小产权房项目，应视为违法建筑。作为这一意见稿的主起草人王优银表示，该草案的本意是“尽可能缩小清理工作切口，确保更多人利益得以维护”。对于该意见稿，笔者认为，原国家土地管理局于1990年8月25日就明确指出小产权房买卖的非法性，这一主张至今一直为我国国家政策所强调，同时，由于《城乡规划法》立法宗旨是“加强城乡规划管理，协调城乡空间布局，改善人居环境，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而非“规制小产权房买卖、定纷止争”，以2008年《城乡规划法》的实施出台这一时间界限作为确认小产权房合法与否的标准，似乎有待于进一步商榷，也缺乏法理依据，但其本意为缩小清理工作切口，则是值得提倡的。

由于存有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对于小产权房，直接地赋予其非法地位，简单地予以拆除恐有不妥，必须“深入研究、分类分析，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来化解历史上形成的小产权问题”。因此，参考深圳的做法，笔者主张：

4.2.1 对于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未经相关部门审批的占用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建设的小产权房要坚决地予以拆除，并责成相关责任人恢复原状;在无法复垦的条件下处没收、另行开发相同数量、质量的耕地

耕地保护是关系我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问题，“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对于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未经相关部门审批的占有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建设的小产权房要以坚决拆除为原则，并责成开发商和农村集体组织进行土地复垦，恢复耕地原状。对于无法复垦的或者预计复垦后的耕地无法满足要求的，作为对违法占用耕地建设小产权房的替代性惩罚措施，应没收小产权房并将其作为保障性住房，同时通过占补平衡的方式责成开发商和农村集体组织另行开发出相同数量、质量的耕地。

4.2.2 除非严重影响国家和城市的统一规划，对于在集体所有的建设用地和宅基地上建设的小产权房则应区分情形分别对待

对于在集体所有的建设用地和宅基地上建设的小产权房，出于节约社会成本的考虑，则不宜一“拆”了之，除非严重影响国家和城市的统一规划，如危害国防安全;在河道边、江岸边等地域开发建设，违反防洪、防汛、文物保护、名胜古迹保护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的，等等。

下面予以具体分析。

4.2.2.1 乡产权房

对于这种类型的小产权房，从法律上看，房屋本身是合法的建筑物，只是依法不能销售给本集体组织以外的人员。在现实中，存在已建未售和已建已售两种情况。对于前者，可以留作集体自用，或由国家对这片土地进行征收，建成的房屋作为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使用。对于后者，则应本着“民生为重”的理念，由政府对这片土地进行征收，建成的房屋作为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使用，但视受让人的身份而采取不同的措施：对于符合我国《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和《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管理办法》标准的、用于自住的家庭，由国家对受让人颁发产权证;对于高收入者或者虽属低收入者但并不自住、用于投资的，则由政府按其购买价格收购，可适当考虑其对房屋的添附价值等，但对房屋现值与原价的差异补偿，原则上不予考虑。

4.2.2.2 村或村集体产权房

对于这种类型的小产权房，从法律上看，由于未取得任何批准手续，擅自在宅基地或者其他集体土上建造，无论其目的是分配给本集体村民，是向该集体组织之外的集体成员销售，还是向城镇居民销售，均属于违章建筑。现实中亦有已建未售和已建已售两种情况。()对于前者，由于法律不保护该类房屋上所附的任何权益，按确认违法、直接拆除为宜;对于后者，除对低收入者予以相当于购买价格之外的拆迁补贴外，全部按腾退后拆除处理，这样，既体现了国家对违章建筑予以严格法律规制的态度，以维护法律的公信力，又突显了国家对于弱势群体进行保护的社会价值目标。

4.2.2.3 宅基地

财产申报法律制度的作用研究 篇6

关键词：反腐；改革；势在必行

财产申报法律制度从萌发之初，就有着促进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从而形成对腐败的有力制约体系，财产申报法律制度就是使这种有效的体系得以延续和固化。财产申报解决的是国家工作人员的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国家工作人员是公共权力的间接行使者，也是公共权力的捍卫者。然而，国家工作人员作为个体的身份属性不能忽略，利益对个人权力的影响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财产申报法律制度的确立对于化解国家工作人员由于身份属性而带来的利益冲突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另外，财产申报法律制度能够协调社会的矛盾，推动经济的进步，促进社会各项事业向前发展。

一、财产申报法律制度的直接作用

腐败是政治的天敌，财产申报法律制度的直接作用体现在政治方面。国家历来重视反腐败工作。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以及中纪委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决心彻底整治腐败问题，决不让反腐成为运动式反腐，国家加强顶层设计，从制度层面解决腐败问题，逐步形成不想腐、不敢腐、不能腐的政治局面。对于腐败问题，要治标，更要治本。财产申报法律制度为治本提供了良好的借鉴，从源头上解决腐败问题。国家工作人员的合法财产通过申报更好的被保护，灰色收入和非法所得通过申报得以曝光。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国家工作人员断绝了腐败的念想，促使合法公正的行使手中的权力，合理的分配社会资源，实现为人民服务宗旨。

二、财产申报法律制度的间接作用

1.辅助经济发展作用

明确了申报范围、申报客体以及申报流程的财产申报法律制度对于经济的发展具有直接和间接的作用。首先，真实的财产所有情况被负责部门获悉后，国家对于私有财产的保护能力将大大提升。当个人的私有财产受到侵犯时，可以迅速地根据准确真实的既有财产信息得出合理的事实推断，避免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司法行政机关难以搜集证据的怪圈。个人的私有财产得到了保护，个人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就会大大提高。其次，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申报法律制度的有序运行，将对社会的其他行业的财产申报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因为腐败现象在国家机关以外的私有企业依然存在，财产申报有利于倒逼企业进行改革，在全社会层面形成一个财产申报的高一级形态——个人信用体系。个人信用体系让低收入者、高收入者、灰色收入者和不法收入者暴露在阳光下，利于贫富差距的缩小，增进社会公平，让整个社会的经济有序运行。最后，财产申报法律制度带来的清廉政治环境将减少生产成本，减少不必要的审批流程，间接的推动经济的发展。

2.提升社会文明作用

国家工作人员的社会性，决定了财产申报法律制度的社会作用。社会利益得以保护是人类社会得以发展进步的前提，世界上谋求发展的国家都将社会利益作为执政、司法的重要依据。公共政策的制定必须服务和增进社会公共的利益，这是国家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作为国家和政府组成细胞的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以社会公共利益优先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不能让个人的贪婪欲望战胜社会的发展希望。财产申报法律制度阻隔了国家工作人员利用社会公共利益牟取私利的链条，让社会利益得以最大化的实现和发展。

3.完善公民参与作用

财产申报法律制度是一种可以帮助人民监督参与的制度，严格贯彻执行财产申报法律制度能够增强公民的社会参与感与责任感，让每个公民都参与到监督这项重要的职业之中，让妄图窃取社会公共利益的国家蛀虫在群众雪亮的眼睛下无所遁形。公民的成功参与，使得他们的社会存在感加强，对于社会制度的认同也进一步增强，有利于一个国家形成新的文化氛围，然后再反作用于财产申报法律制度，让财产申报法律制度随着社会文化的进步不断进化。财产申报法律制度的确立有利于建立阳光公开的政治环境，阳光公开的政治环境是政府廉洁的重要基础，政府的廉洁又促使了公信力的提高，较高的公信力使得人民服从政府的引导，建立良好的社会生态，形成文明的社会风尚。

三、财产申报法律制度作用总结

总的来说，财产申报法律制度是巩固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中国梦良好助力，对于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甚至是文化方面的改善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多数学者呼吁要建立一个专门的行政机构专门负责财产申报工作，如：陈作才先生“如果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负责，对财产申报内容享有监督权，即使指定了完善的法律也难以贯彻执行，可能使财产申报法律制度流于形式、徒增成本。”[1]殷伟夫先生提出《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将财产申报工作的负责机构设置为党委的组织（人事）部门，人事部门不具有独立的监督监察权。[2]国家向来重视反腐败工作，尤其是2010年以后，国家对腐败的治理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决心，反腐斗争取得阶段性的成果，当下的政治环境明显改善。法律制度层面的反腐亟需为具体反腐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建立一个既符合中国基本国情，又能随着中国社会发展而发展的有中国特色的财产申报法律制度是研究者的共同心愿。

参考文献：

[1]陈作才.我国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律制度研究[D].吉林大学，2014.24-25.

[2]殷伟夫.论构建我国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律制度的障碍及对策[D].苏州大学，2014.29-3

作者简介：

李成，男，（1993.06～） 山东莱芜人 辽宁大学法学院在读研究生。

海上搜救法律制度研究 篇7

一、海上搜救法律制度的考虑因素

对海上搜救法律要素的设定, 必须从整体上对海上搜救工作有充分全面的认识。在大多数情况下, 海上搜救都是一种具有服务性质的工作, 也是一种公共安全行为, 需要应急管理知识理论的支撑, 还具备了一定的经济性质[1]。但在相关的法律内容上, 更多的要从技术层面考虑, 我国现行的法律中包括《国家海上搜救应急预案》, 此外还有其他相关的国际公约等技术性文件, 使人们对海上搜救工作有了新的认识, 从整体上更好地把握了海上搜救法律的设计。首先, 法律制度必须在现实的基础上展开, 不能与我国当前的实际国情相脱离, 确保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例如制度必须建立资源服务属性, 但不能简单照搬发达国家的法律制度, 要为现实情况的处理预留空间。在我国的海上搜救法律制度中, 应该充分考虑到制度组织和规范的发挥、引导以及惩戒, 比如考虑如何保障搜救的经费, 参照其他国家提及的“拓宽筹集渠道”的措施实现。另外, 海上搜救法律制度的设计, 还要从搜救的技术层面考虑, 因其本身的技术性特征, 只有强抓技术要求, 才能加大对技术细节的关注与投入, 具体到法律上, 就要设计有关终止搜救行为的准则, 规范并调整一些不可避免的突发状况的应急, 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二、有关《条例》中海上搜救法律制度设计的实践

我国有关海上搜救行动在《条例》中有相关的制度设计, 这是基于海上搜救本身属性的基本认识而设定。在整个海上搜救的行动上, 有很多必经的环节与过程, 需要尽可能完善的科学制度, 形成制度体系。在《条例》中的制度包括预案制定制度、组织管理制度、信息采集制度、现场指挥制度、险情报告制度等等, 本文对部分制度进行探讨。

海上搜救工作的组织与管理包括建立与运行, 在《条例》的第六、八、九条中都有一定的指导, 如县级以上的医疗机构等都要配合海上搜救工作, 政府要对搜救机构的职能做出要求, 并具体落实到海事部门中, 这都是有关组织管理的问题。在险情报告的有关内容上, 《条例》第十一、十二、十三条均做出了规定, 如具体规定险情报告的内容、解除的要求以及相关的单位与个人关于险情误报后的处理。有关值班制度的, 在《条例》第二十六条有明确的规定, 包括哪些单位承担了海上搜救的具体职责、哪些专门部门负责海上搜救工作等, 值班在海上搜救工作中是基础工作, 因此要求比较具体, 包括参与值班的单位与部门要保证配套设施在施救过程中运行良好, 有符合要求的专业人士值班, 同时注意各种情况的通报, 要求值班的工作人员全面并及时地掌握所有的情况, 严格按照值班制度执行。

三、关于海上搜救法律制度的思考

(一) 法律制度的可行性与科学性

有关海上搜救法律制度的可行性与科学性在其规范与执行作用中非常重要, 这是根据海上搜救的实际存在而存在。从整体上看, 要从机构的建设开始考虑, 一直到完成每次的搜救行动为暂时终止, 这些过程都对搜救行动有很强制性的要求。而法律制度可行性的问题则要考虑法律的执行, 由于海上搜救在组织工作上涉及到很多部门与单位, 在技术层面则具备了复杂性, 另外还会受到自然环境条件的影响, 所以可行性是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比如搜救行动的中止, 制度的终止等很多都会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 还有一种考虑的情况是恶劣自然环境下人生存的可能性因素。

(二) 具体化法律制度的设计

在《条例》中, 有一些制度说明已经较为细致, 但还存在一些简单表述的情况, 可操作性并不强, 这些都需要进行更具体的解释与衔接, 才能使得《条例》更具备法律效应。比如第二十九条中关于各级人民政府保障资金纳入财政预算的问题, 政府可以通过多渠道筹集, 这其中包含了国家到地方财政问题, 又暗含了财政监督管理问题, 此外还有资金的使用和管理问题, 于是产生模糊不清、跨度较大的矛盾[2]。

(三) 法律制度要有必要的技术提供论证支持

举个例子, 如关于搜救力量的法律, 那么就要对当地管辖区域的责任区进行全面的了解并具体划分, 还要交代现有的搜救力量、具体的险情种类以及不同险情同时发生的概率, 这些都涉及到技术、概率甚至匹配的问题。而在《条例》第十四条中出现了“不严重危及自身安全情况下”, 针对这一种情况技术论证支持就十分必要。

(四) 确保法律制度的执行有一定的效力

在长期的实践中, 我国海上搜救的法律制度取得了一些成效, 也保证了大部分海上搜救行动的有序开展, 但法律必须有一定的效力, 高于普通的规章制度, 在今后设计提出和法律完善的过程中, 必须确保法律制度的生效, 将其落实到具体的海上搜救行动中, 才能使其发挥真正的价值与作用。

参考文献

[1]李毅龙.南海搜救合作法律机制研究[D].海南大学, 2012, 3 (01) :48-49.

社区管理的法律制度研究 篇8

一、研究社区管理的法律制度的意义

我国十分注重法制化和社会化的发展, 并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 依法治国、执政为民思想理念为基础, 悉心开展调查研究用于指导政府机关行政管理工作。随着我国依法治国、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治国理念的延伸和社会化的不断进步, “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方式必将成为主流。政府会将更多的权利下放社会行业组织。社区作为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 其重要性彰显无遗。

只有充分利用法律法规以及法理的相关规定和法律精神, 制定出一套符合我国国情并传承我国社会优秀美德的社区管理制度, 才能够使我国的社会发展更加健康迅速;只有将严谨的法律制度加入到社区管理中去, 才可以起到以点带面的作用, 为我国依法治国的国策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社区管理的法律制度如何制定

(一) 详细分析以往社区管理制度的利弊

1.以往社区的定位。社区是政府派出机关街道办事处的下级部门, 职责是对特定区域内的基层社会成员实施管理。根据《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街道办事处的任务是:办理市、市辖区人民委员会有关居民工作的交办事项, 指导居民委员会的工作, 反映居民的意见和要求。社区的定位等同于居民委员会, 根据《城市居民委员会条例》任务是:办理有关居民的公共福利事项, 反映居民的意见和要求, 动员居民响应政府号召并遵守法律, 领导群众性的治安保卫工作, 调节居民间的纠纷等。因此, 社区就是代替政府下属的街道办事处对基层社区居民行使行政权力的载体, 以行使行政管理权力为主, 但是性质属于群众组织。2.以往社区干部及工作人员的组成。以往的社区干部的产生以主管机关指定为主, 同时存在下派、选拔、选调、和居民自选等方式, 但后几种方式产生的干部所占的比例极少。如此产生的干部优点是政治理论水平较高, 善于掌握行政管理体系中的各个要素。缺点是缺少为社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的意识, 自我定位于管理者而不是服务者。3.以往社区行使管理权的特点。社区作为群众组织, 行使的确是类似与政府机关的行政管理权。工作的职责是贯彻落实街道办事处下派的硬性任务。优点是和主管机关即街道办事处保持一致, 可以参照机关的相关管理制度进行量化考核、评估、奖惩以及问责。缺点是形式主义严重, 不能很好的反映广大社区居民的诉求。4.以往的社区管理的规章制度。以往的社区管理制度以行政管理为主, 十分硬性僵化。就拿考勤制度来讲, 社区规章制度所规定是照搬政府机关, 早上八点半上班, 中午十一点半至一点午休, 晚上四点半下班。遇到病假需要事先请示, 如无请示按旷工处理。主管机关不定期巡检, 对于无法达到规章制度要求的工作人员给予处分或是问责。社区干部应该体会群众的劳苦, 扎根需要帮助群众的周围, 在办公室的时间应该不会很多。以政府机关的考评方式去规范管理难免会造成偏失。

(二) 用法律思想和创新的方式研究制度

1.社区工作人员的组成。法律精神提倡以人为本, 和我国的治国方针是相同的。社区是群众性组织应该由群众选举中诞生;应该能够代表广大群众的利益, 反映广大群众的诉求。社区工作人员应由该社区居民组成, 社区干部则可以打破地域界限, 采取公开招聘、选拔选调等形式, 经过民主程序产生, 可以提高社区干部队伍的素质。2.社区工作职责。社区的工作职责应该是提供公共服务, 传递亲情、友谊提供社区居民间沟通的平台, 并用法律手段保障社区居民的权力。社区工作者应树立, 恒心、耐心、信心意识, 以为群众服务为宗旨从事!从而带动社区居民间的融洽相处, 促进社区和谐。3.创新管理制度引入“幸福指数”概念。社区的量化考核、评估、奖惩以及问责等相关管理制度应该以群众的满意度和“幸福指数”的高低来衡量, 社区干部和工作人员作为社会最基层组织的一员, 应时刻为群众着想, 扎根需要帮助群众的周围, 带给需要帮助群众以人文关怀。可想而知真正为群众服务的干部, 在办公室的时间不是自己能够掌控的, 换句话说总在办公室里的干部, 为群众办事的时间会少很多。所以以往的量化考核、评估、奖惩以及问责等相关管理制度不再适用。社会应该为民众建立“幸福指数档案”来体现幸福, 只有社会和谐、家庭和睦、物价稳定、生活水平提高、权利得到保障、居有定所、衣食无忧、老有所养、幼有所教。才能够提高民众的幸福感;只有群众满意并感到幸福, 才说明我们社区工作人员称职;才能说明我们社区工作开展的出色;才能说明社区民众关系的融洽;才能以点带面促进社会的和谐。

强化共驻共建。通过社区居委会和驻区单位之间的双向服务, 建立共驻共建机制, 以吸引社区单位和居民参与社区建设, 最大限度地实现社区资源的共享, 互利互惠。

财务制度, 公开、透明。利用社区内公共设施赚取的费用, 应该用之于民, 甚至以现金形式还利与民!

(三) 依据法律法规结合社区实际与时俱进的制定管理制度

据统计我国涉及社区方面的法律法规多达200种以上, 其中相关的法律法规还再不断的更新, 所以制定社区管理的法律制度要随着法律法规的更新不断修正。

自《物权法》颁布以来, 商品房小区业主共同所有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保护问题提上了社区治理的议事日程, 业主所拥有的物权具有“对世性”的特征。这一特征决定了任何行政组织或者非业主自治组织都不具有对该物权的干预权。这就更使原有的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难以适应当前中国城市社区发展的新情况和新要求。

先进的社区管理的法律制度的出台要充分以法律法规为依托。结合本区域实际, 通过广大居民的民主意见, 进行制定。随着制定时间的延续, 存在法律变更补充的问题, 管理制度也要不断的与时俱进修改更新, 力求更好的为社区居民提供良好的保障。

三、如何保障社区管理的法律制度的实施

(一) 编制社区管理的法律制度实施方案

明确社区服务的范围和对象, 按照“以人为本, 求实创新, 与时俱进、学用结合”的原则, 结合社区管理的法律制度确定的目标、任务和要求, 翔实的制定实施计划, 认真组织实施, 确保方案能够落实贯彻。

(二) 强化保障机制的理论研究

加强社区管理的法律制度的理论研究, 可以为更好的为社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 加快社区管理的法律制度的规范化发展, 促进社区和谐融洽的氛围。更好的为制定社区管理的法律制度工作全面深入开展提供理论支撑。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加入WTO, 对于社会发展和治理的环境、条件等发生了很大变化, 理论研究必须要紧跟形势需要。因此, 在制定社区管理的法律制度期间, 要动员一切有志于研究社区服务的法学界人士, 以及基层社区工作者, 献计献策并以与时俱进的精神, 深入基层, 调查研究, 形成一套科学指导社区管理的法律制度伟的理论体系, 使社区管理的法律制度逐步走上科学化、规范化的轨道。

(三) 保障机制需要监督激励

检查监督是落实社区管理的法律体系工作任务的一项重要措施。要建立健全包括立法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新闻监督和群众监督等为主要内容的监督机制。同时, 认真开展执法检查, 对查处的违法问题, 要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严厉处理, 并提出整改意见, 限期纠正, 以保证社区管理的法律制度的落实。

凡是优秀的社区和社区管理优秀工作人员政府机关应给予奖励。在政策制定上和硬件上应给予支持。提供资金去改善社区提供公共服务的硬件设施, 能够更好的使社区工作人员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好的服务。

(四) 认真做好年度考试, 强化考核评估保障机制

1.幸福感考核。在社区管理的法律制度下, 对于社区工作人员的考核评估机制和以往应有不同, 社区工作人员的勤勉应体现在为社区居民做了多少实事, 提供了多少服务上。时间上应该应社区居民的具体需求来定, 不能再以朝九晚五固定时间考勤。应该以社区居民感受到的幸福程度的高低来作为考核制度。2.管理法律制度条文。坚持“社区管理的法律制度考核体系”, 保障社区管理的法律制度, 需要有高素质的社区干部执行。社区工作人员需要对社区管理的法律制度的条文熟悉, 并能够活学活用, 用以帮助和服务于社区居民。

四、结语

法律制度研究 篇9

关键词：制度,制度变迁,集体林权,集体林权法律制度

一、制度变迁理论

关于制度的起源和本质,许多学者都探究、讨论过。基于不同的视角,各个学者给出的制度的解释也不尽相同。凡勃伦认为制度实质就是人对社会关系和生活环境的一种本能思维或心理反应。诺斯则从人自利性的角度分析,认为制度是人为了防止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而缔结的契约。无论从什么角度来分析制度这一概念,其实我们都可以说制度揭示的是一种社会关系,是人们进行社会实践的产物。

但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永远处于最优状态。随着时间、空间的转变,制度也必然的发生变化。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主体是影响制度变化的重要因素,其决定着新制度的性质。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主体是推动社会历史进步以及新制度产生的力量。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产生的矛盾推动了制度的变迁。当然,制度在受内因推动向前进步时,也必然受到其所处的外部环境的制约。所以,制度的变迁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制度变迁的方式也是多样的,有时呈现出逐渐推进的渐进式变化,也有时表现为突发的激进型改变。但无论哪种形式都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二、集体林权法律制度的变迁

我国集体林权制度的改革大致经历了五个时期,在制度变迁的每个时期相应的集体林权法律制度也会随之变化。在1949—1952 年的土地改革时期,国家逐渐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为农民土地所有制。为了与当时的土地政策相适应,我国于1950 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农民按照法律规定分得了林地,并形成了“四权”统一的林地个人所有制。

从1953 年开始中央倡导发展农业合作社,并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所以,当时从事林业生产的农民一般以户为单位,自愿组合成林业生产互助组,但山林所有权基本稳定不变。直至1956 年颁布的《高级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中明确规定,入社的农民必须把私有的土地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农民土地的处分权基本被剥夺。人民公社拥有了林地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山林由个人所有过渡到集体所有。虽说1961 年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确定林权、保护山林和发展林业的若干政策规定(试行草案)》,并且国务院在1963 年颁布了《森林保护条例》,1967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山林保护管理、制止破坏山林树木的通知》。但面对这种所有制度转变,相关配套的法律并没有起到保护森林的作用,以致随后林业发展建设受到重创。林权无法受到法律的保护导致各地哄抢山林,随意砍伐林木的现象层出不穷,使我国林业资源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为了改变林业发展面临的困境,1981—1991 年的10 年间我国开始逐渐将原本属于集体所有的林权制度转为集体、个人混合所有,并于1981 年颁布了《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若干问题的决定》。在这个决定中确定了林业“三定”政策,农民对部分林地拥有了经营权。但得到林地经营权的农民并未对政策建立起足够的信心,急于将分到手的林地变为私有,之后对林地上的林木进行了大规模的砍伐。为了遏制这种现象,中央出台了“森林采伐限额制度”。

党的十四大召开后,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林权的市场化运行提供了政策保障。为顺应这个趋势,1998 年我国对森林法进行了修正。修正后的森林法为深化林权改革,建立林权林地流转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目前全国各地从事林业生产的农民通过“确权到户”获得了属于自身的林权,这进一步促进了集体林权自由转让。

稳定的林权制度能够为从事林业生产的农民提供一个稳定的收益预期,从而对其产生激励机制。而回顾我国的林权改革过程,林权的所有者始终处于一种反复的、变化的状态,从农民所有到集体所有然后又回到农民所有。制度的频繁变化使得原本就不够清晰的林权变得更加模糊。农民的林权总是处于变化过程中,缺少稳定性,导致其缺乏从事林业生产的积极性。农民不愿意也不敢冒险将精力和资金投入到长期的林业生产中,于是只能谋取短期的既得利益。而短期的经营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会破坏森林资源,不利于森林整体功能的实现。

但在林权改革的整体进程中,林业“三定政策”还是为现在进行的林权改革搭建了基础框架。在自留山的经营中,保持林权性质不变的前提下,林木归个人所有。此时林农就对林木享有了占有、使用、收益及处分的权利。而股份制合作经营则为林业生产带来了大量的资金、技术方面的投入。农户以及其他经营主体可以凭借自身拥有的资源按份入股,并且按股分红。这为拥有林地却无法经营的农民提供了一条便捷的道路。林权的交易流转也充分盘活了林业经营。在林地所有权不变的情况下,林地的承包权、经营权、收益权分离,分属于不同的主体。通过这些权利的快速流转可以盘活林业资源、扩大林业生产规模、增加农民收入,最终使林业得到长足的发展。

三、目前集体林权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策略

制度若要达到最优的状态就必须要考虑制度间的依存性。既要考虑单一制度中不同功能的相互依存性,也要注意整体制度结构中不同制度间的相互依存性。有效的制度变迁一定是所有的因素和制度全部合理的归于一个框架内,且充分考虑了配套制度与主要制度的功能协调和逻辑统一,以发挥整体的最优功能。基于此理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也是一个整体改革,若要达到目标也需要内部各个因素的协调统一。但目前我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仍存在很多没有相应法律依据的环节,需要通过健全法律制度来配合整体的改革。

首先,林权主体在确权后仍不明确。农民通过确权这一过程获得了抽象化的林权,但同时却对拥有的资产无法进行经营和保护,由此也不会关心林地的生产和发展。在现行的法律制度下,个人和集体拥有的都是部分的林权,这就导致林权的流转存在难度。流转过程涉及到的程序和主体过多,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使流转主体丧失信心,从而使新的林业生产主体无法进入林业生产活动中,造成资金、技术、人员等生产要素的缺失。现有税收法律制度规定的税费过重,也是降低农民受益和从事林业生产积极性的主要因素。由于林业产品收益率低,投资者就不愿意将资金投入生产周期长且风险较大的林业,长此以往势必会阻碍林权的流转。

完善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对拉动林业生产积极性有着重要的影响。森林具有生态、经济和社会等多种效益。这些效益决定着林业经营具有利他性和外部性。也就是说,林业主体拥有的各种权利在行使时会受到社会因素的约束和国家的干预,经营主体不可能依据自己的意愿实现利益最大化。其中林木的采伐限额管理就是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这一制度的产生有其合理、必然的原因,但事实证明其已经不适应现有的林业生产。现阶段,林农收入的多元化结构决定了其不再只依靠砍伐林木获得经济收入。而且林农也清楚林木只有在最佳采伐期时进行采伐,才能实现经济收益的最大化。所以,放宽对林木采伐的限制,完善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就迫在眉切。

应该根据不同的区域,不同的种类来分别进行管理。对于商品林地采伐就可以根据农民的意愿随申随批。对已经成熟或过熟的人工用材林可以优先采伐。根据市场的变化来随时调整年度采伐量。对商品林放松采伐管控的同时却要加强生态公益林的采伐管理,特别对生态极为脆弱的地区要实行禁伐。但对林地环境较好的公益林可以准许有计划的采伐,但要以促进森林生态功能和自我补偿能力为目的。

另一需要关注并完善的法律制度就是林业税费制度。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既有的税费制度使从事林业生产的农民背负了过重的税费负担。除正常的税费负担之外,一些巧立名目的费用也被强加在了林农身上。林业税费有其合理的存在原因。因森林具有的外部性特点,国家才对林木的采伐实施采伐管理制度,而林业税费也正是对因采伐而丧失的森林外部性的补偿。于是林业税费制度和采伐管理制度形成了互补。但林权改革最终的目的就是使农民的收入能够提高,所以必须将不合理的税费去除。

所以,要规范整理林业税目,取消对林农不合理的税费。除国家规定的涉林税费之外,各地自行设立的一律取消,继续稳步推进对林业税收的减免政策的实施。对现有的林业机构进行改革和调整,以降低林业的运行成本,提高效率,提高林业单位为林业生产经营提供服务的能力和效率。

人是推进改革的主要力量,所以最后还应从人员入手提高林地管理者的法制意识和对林业法律法规认知程度。减少地方政府对林地管控的行政干预,避免为了地方引进招商项目而对林地的破坏。健全征占用林地管理制度,建立林地征用预审制度,使林业部门参与到工程建设用林地计划的编制和审批活动中。同时,在立法和执法上不断完善林地的保护与管理。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索尔斯坦·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M].上海:商务印书馆,1964.

[3]何得桂.关于深化我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若干思考[J].林业经济,2013,(6).

[4]曹子坚,颜海刚.制度变迁理论及其对中国改革的启示[J].淮阴工学院学报,2013,(5).

[5]张忠潮,童静.我国林权制度变迁中的可持续性研究[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0,(10).

[6]谭世明.制度变迁视角下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研究[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8,(5).

[7]贾治邦.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给我们的几点启示[J].林业经济,2006,(6).

中美石油资源法律制度比较研究 篇10

1 美国石油资源法律制度概述

石油资源法律制度是指在调整石油勘探、开采以及生产过程中对发生权利义务关系的一系列法律规范的总称。美国石油资源法律体系由联邦和各州的成文法、普通法和美国宪法中的若干条款构成。经过上百年的完善, 美国石油资源管理已形成以法律法规为指导, 国家战略利益为核心, 部门管理为基础, 公众利益为导向的资源管理机制[1]。

美国石油资源法律制度呈现以下特点:①立法体系健全, 法律制度较完整, 对不同专业领域进行了分别立法。联邦政府出台了《矿藏租赁法》 (1920年) 、《外陆架土地法》 (1953年) 等专门法律来调整政府所有石油资源的开采租赁活动;各州政府通过州立法对私人所有的石油资源勘探开采问题予以规制。针对石油活动过程中的环境保护问题, 美国政府出台了《国家环境政策法》 (1969年) 、《清洁空气法案》 (1970年) 、《石油污染法》 (1990年) 等法规来实现石油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目标。此外, 基于美国财产法中的“捕获规则”, 石油天然气资源的“获取规则”成了美国石油法律制度中迥别于他国的一项所有权取得的制度安排。通过这些立法, 美国建立了一个包含资源权属、勘探开采许可、环境保护、综合管理为主的多层次法律体系。②可操作性强, 各项制度都有系列配套的条款, 特别是目标尽可能量化、管理程序以和奖惩都很具体。③法律制度呈现出与时俱进的特点。

2 中美石油资源法律制度比较研究

2.1 中美石油资源所有权制度比较研究

美国石油资源的所有权制度:①美国陆地石油资源所有权制度。美国陆地面积930万km2, 土地分别为联邦、州、印第安部落和私人所有。其中, 联邦政府拥有公共土地283万km2, 各州拥有141万km2公共土地, 印第安部落拥有36万km2, 其余为私人土地[2]。1920年《矿藏租赁法》将美国油气资源定性为可租赁的资源, 明确联邦政府负责对公共土地下的油气资源进行租赁, 由美国土地管理局负责管理。各州政府负责管理州属土地资源和私人土地资源, 私人地表下的石油资源所有权归地表资源所有人所有。该原则源于 “Del Monte Mining & Milling Co.v.Last Chance Mining & Milling Co."一案所确立的普通法财产所有权原则。同时, 因为石油资源具有液态性的特征, 因此依据“Barnard v.Monongahela Gas Co."和“Kelly v.Ohio Oil Co.”案件所确立的“获取规则”, 油井的经营者在合法获得的土地上可开采另一土地所有人拥有的地下石油资源而不用承担任何侵权责任。然而, 随着“获取规则”的广泛适用, 美国石油开采业出现了过度开采现象, “相邻原则”成为防止过度开采行为的补充规则, 即储油区地表的土地所有者有权获取公平开采的份额。②美国海洋油气资源所有权制度。随着1940年代近海石油的大幅度开采生产活动, 近海石油资源的所有权和管辖权成为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利益争夺的焦点。联邦政府最终出台《下沉陆地法》 (1953年) 明确了近海油气资源的所有权与管辖权问题。该法明确规定了除墨西哥湾区域内的德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外, 各州对浅海土地的所有权和管辖权始于海岸低水位线, 终于海洋内3英里处, 墨西哥湾区域内的德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对墨西哥湾内的浅海土地所有权与管辖权始于海岸低水位线, 终于海洋内9英里处;而联邦政府则享有其余部分海洋油气资源的所有权与管辖权。而在《外陆架土地法》 (1953年) 中将浅海土地界限以外的所有外陆架海底土地和资源的所有权均归属联邦政府。

中国石油资源所有权制度:根据《矿产资源法》的规定, 矿产资源是指“由地质作用形成的, 具有利用价值的, 呈固态、液态、气态的自然资源”。我国实行矿产资源单一所有制, 即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 由国务院行使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 地表或地下的矿产资源的国家所有权, 不因其所依附土地的所有权或使用权的不同而改变。

2.2 中美石油资源勘探与开采法律制度比较研究

美国石油资源勘探与开采法律制度:①联邦所有石油资源勘探与开采制度。1920年《矿藏租赁法》确立了联邦陆上石油资源的租赁体系, 该法后经多次修订。该法规定:一是任何美国公民、企业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勘查属于联邦土地上的石油资源, 由土地管理局审批, 并颁发租赁许可。二是将已探明地质结构的油田划分出若干不超过640英亩的招标区块, 招标区块必须采用招标、拍卖的市场竞争方式进行出让。三是租期为5年, 如出租土地在5年内没有商业性宣布, 则租赁合同结束;若有商业性宣布, 可适当展期。四是其他未探明地质结构的油田不必采用竞争方式出让;每个租赁区块不超过2560英亩, 租期10年;若有商业性宣布, 可适当展期。五是联邦政府实行探矿权有偿取得制度。探矿权人需缴纳权利金、矿业权租金和探矿补贴。权利金按油气资源销售收入的12.5% 缴纳;矿业权租金为2美元/英亩, 逐年缴纳;探矿补贴费在获得租赁许可时一次性缴纳。 《外陆架土地法修正案》 (1978年) 规定了美国海洋石油资源勘探与开采制度。该法规定勘探、开采美国外陆架上的油气资源由内政部 (1943—1977年) 、能源部 (1977年8月4日至今) 负责审批, 并颁发租赁许可。审核条件包括:一是任何海洋石油资源的勘探与开采活动都必须获得租赁许可;二是租赁区块不超过5760英亩, 但能源部认为合理的情况除外;租赁期限一般为5年, 但能源部认为延长期限有利于鼓励开采和生产的情况除外, 展期不超过10年 (第一个5年租赁计划开始于1980年, 结束于1985年。目前的5年租赁计划始于2007年, 将于今年结束) 。三是能源部有权决定暂停或取消租赁许可。四是一旦在租赁许可区域内发现石油和天然气资源, 租赁人应当将原油或液态天然气产品的20%分配给美国联邦政府。五是海洋油气资源的租赁只能采用招标、拍卖的市场竞争方式出让。投标方式可采用6种组合模式:探矿补贴投标加固定费率权利金组合, 在此模式中, 权利金的固定费率为油气资源销售收入的12.5%;浮动费率权利金加固定探矿补贴组合;探矿补贴投标加固定产品净利润分红组合, 固定产品净利润分红不得低于30%, 具体分红比例根据租赁区块的不同由能源部具体规定;固定探矿补贴加浮动产品净利润分红组合;探矿补贴投标加固定费率权利金和固定产品净利润分红组合, 其中权利金的固定费率为油气资源销售收入的12.5%, 固定产品净利润分红不得低于30%, 具体分红比例根据租赁区块的不同由能源部具体规定;其他由能源部认可的组合模式。矿产管理局负责日常监管工作, 管理位于美国外陆架上的矿产资源;对在联邦外陆架、陆上土地和印第安人土地上开展矿产勘查与开发活动进行征税, 并负责划拨这些税收。②州属石油资源勘探与开采制度。美国州属石油资源和私人石油资源的勘探与开采制度由各州制定。美国各州石油资源勘探与开采制度的立法历经了从松散监管到有效干预的发展过程。在石油资源开采初期, 美国各州并没有针对石油资源勘探与开采做出具体的制度安排, 这种松散监管导致了对石油资源的严重浪费, 因此各州开始通过制定石油资源保护法禁止浪费问题。主要包括以下措施:一是定义“浪费”。所谓“浪费”包括浪费油气储量、任何减少油气开采量的不当油井钻探地理位置、任何减少油气开采量的开采行为等不当勘探开采活动。二是设立各州的自然资源保护监管机关并授予资源保护特派员通过联营、按比例限产、限定油井间距、划分最优开采区块等措施以实现油气资源的可持续生产。三是当油气产品供不应求时, 将采取“最大有效开采率”制度以避免过度开采给储油层带来的损害。反之, 当油气产品供过于求时, 将采取限制开采政策[3]。

我国石油资源勘探与开采法律制度:我国先后出台了《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矿产资源法》、《石油及天然气勘查、开采登记管理暂行办法》及其实施细则, 《对外合作开采陆上石油资源条例》、《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矿产资源勘查登记管理暂行办法》、《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行政规章, 对探矿权和采矿权的申请、登记、费用, 探矿权、采矿人的权利和义务等进行了较完整的规定。

我国对石油资源实行统一的区块登记管理制度。勘查、开采石油天然气资源, 必须依法向国务院国土资源部申请探矿或采矿登记, 取得勘查或开采许可证。在我国, 只有具有国土部门颁发的勘查单位资质证书的、由国务院批准设立的石油公司或同意进行石油天然气勘查的中国企业法人才有资格申请探矿权和采矿权。探矿权申请人应根据《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和《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的规定申请探矿权或采矿权。我国实行石油探矿权、采矿权有偿取得制度。探矿权人应根据《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缴纳探矿权使用费、探矿权价款和探矿权登记费。探矿权人根据《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的规定享有法定权利, 承担法定义务。采矿权人应根据《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和价款管理办法》的规定缴纳采矿权使用费, 采矿权价款。同时, 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探矿权与采矿权的有偿取得制度, 国土资源部于2003年6月制定并颁布了《探矿权采矿权招标拍卖挂牌管理办法 (试行) 》, 规定了必须实行招标、拍卖和挂牌等市场竞争方式出让的油气资源区块的范围以及“招拍挂”的实施细则。

我国石油资源勘探与开采法律制度的缺陷:我国石油资源勘探与开采法律制度相较于美国仍存在一些不足:①我国尚未建立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从根本上讲, 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具有两大基本功能:一是确保矿产资源所有者权益的经济实现, 二是以经济手段促进矿产资源的高效开发和利用[4]。美国以市场竞争方式作为获得探矿权与采矿权的唯一途径, 而我国仍存在至少三种取得石油探矿权和采矿权的方式:申请无偿取得。协议出让取得和市场竞争方式取得, 三轨并行的结果客观上将造成我国石油勘探开采市场秩序的混乱, 从法律制度层面也使我国石油资源有偿使用这一基本原则难以真正实现。②相较于美国开放的市场准入条件, 我国相关法律制定了严格的探矿权和采矿权的准入门槛, 人为形成了垄断现象, 严重影响了资源的有效生产与利用。

2.3 中美石油资源环境保护法律制度比较研究

美国石油资源环境保护法律制度:1960—1970年, 美国发生了一系列严重的原油泄漏事故, 催生了美国资源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出台。目前, 所有油气资源的勘探、开采和生产活动都在联邦政府、各州政府和当地机关的严格管理监督下进行。《国家环境政策法》 (1969年) 明确规定, 任何油气资源勘探开采活动都必须要制作环境影响声明书。内政部下属矿产管理局针对所提交的环境影响声明书进行环境影响评估和环境评估排他检查, 即确定被正常排他的行为是否会造成环境影响[4]。《清洁空气法案》 (1970年) 规定, 油气资源勘探开采活动中的所有大气排放行为都必须达到排放标准。1990修订案又进一步将海洋区域空气质量的管理权分别赋予了矿产资源管理局和环保局, 矿产资源管理局负责管理监督墨西哥湾的中部、西部区域, 其余海洋区域的大气质量由环保局进行监督管理[5]。《沿海综合管理法》 (1972年) 建立了一项全国范围的海岸带管理计划制度, “一致性条款”是管理计划的核心条款。所谓“一致性条款”是指当联邦政府做出了与所批准的海岸管理计划不相符的管理行为时, 沿海各州有权反对联邦政府的行为。即根据“一致性条款”, 各州政府对联邦政府的行为具有审查的权利, 商务部负责协助各州进行海岸带管理计划的实施、审查、批准与监督。《年濒危物种法》 (1973年) 将濒危物种置于优先保护地位, 该法明确规定任何可能威胁、伤害到濒危物种的油气探勘开采行为都将被视为违法行为。此外, 该法还规定了“潜在濒危物种”的法律认定程序。《清洁水法》 (1977年) 是美国管理水体污染问题的一部专门性法规。国家环保局要求任何向水体 (海体) 的排污行为必须得到美国国家污染物排放削减许可证。该法针对油气资源在勘探、开采与生产过程中对水体的直接排污行为制定了严格标准:如对生产设备的更新时限以及要求油气公司每5年申请一次污染物排放削减许可证, 否则将面临环保局的行政处罚。《可持续渔业法》 (1984年) 是为保护和促进渔业可持续发展的专门性法律。该法建立了著名的“废气钻井平台变为人工暗礁制度”, 出于安全原因, 钻井平台达到使用年限后必须废弃, 常用方法是将其沉入海底或拆解。而该法却规定了将废弃的钻井平台改造为人工暗礁, 既保护了海洋生态环境, 又促进了渔业的可持续发展。《石油污染法》 (1990年) 的主要内容包括:规定责任方的“损害赔偿责任”, 主要涵盖“清除费用”和“损害”两个方面。其中, “清除费用”包括美国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印第安部落依法支出的油污清除成本和任何人根据国家应急预案支出的油污清除成本。“损害”涵盖6个方面:自然资源损害、不动产或个人财产损害、生计损失、税费损失、利润和营利能力损失、公共服务支出[6]。

中国石油资源环境保护法律制度:我国现行法律中涉及调整石油天然气资源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制度包括《矿产资源法》、《环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综合性和专门性法律, 构建了矿产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制度。根据《矿产资源法》的有关规定, 我国建立了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规划制度。为了使开发与环保并重, 提高利用率, 实行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规划制度, 对矿山开发建设的生态环境保护、矿山开发利用的“三废”处理、矿山土地复垦与土地保护利用、矿山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治理、地质灾害监测与防治进行统筹规划并保障实施[7]。《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定, 建设矿产资源开发利用项目必须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环境保护法》确立了“谁破坏、谁复垦”的原则, 建立了“三同时”制度和排污费制度。

我国石油资源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缺陷:相比美国在油气资源环境保护方面的完善立法, 我国相关立法呈现出以下不足:①我国尚缺乏专门针对石油天然气勘探开采过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的相关立法。尽管《环境保护法》、《矿产资源法》对油气资源环境保护具有一定的约束力, 但专门性法律的缺失使政府的规制行为从效力和权力上都受到了掣缚。②我国资源环境保护的立法思路仍更多地停留在“亡羊补牢”阶段。回顾美国油气资源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与政策变迁路径, 不难看出其相关立法都站在了生态性的高度, 将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作为立法的最高目的。所以尽管美国相关立法中并无一部综合性的石油天然气资源环境保护法, 但由于围绕油气资源与环境保护的立法都非常重视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因此借助于各项单行法律, 通过对大气质量、水体质量、海洋环境、鱼类栖息环境的保护, 最终实现了在油气勘探开采过程中对环境的保护。而我国的相关立法却很少有能反映出生态优先的原则, 即使在作为环境保护的基本法律《环境保护法》都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作为了立法的宗旨, 这种“二元论”的立法理念直接导致了我国相关立法难以实现有效运作。

3 完善我国油气资源法律制度的建议

我国石油行业经历了从计划经济时期到“双轨制”, 再到市场经济时期的演变, 政府对石油行业的规制也经历了由限制性转向激励性, 由政府完全控制转向以市场为导向的嬗变[8]。但由于石油行业属于自然垄断行业, 因此相对于一般社会性规制, 对石油行业的法律规制还具有更多特性, 具体包括:①权力初始配置的特殊性。自然垄断产业的规制机构除了具备行政主体资格外, 还必须有基本法律明确赋予的规制权力。②自然垄断产业规制权的内容广泛于一般社会性规制权。①自然垄断产业规制权的行使与信息的公开透明密切相关, 但在自然垄断产业, 信息不对称是长久存在的症结之一[9]。因此, 基于以上自然垄断产业规制权的特征, 建议首先通过出台专门性规制立法《石油天然气法》。目前我国油气资源相关规制呈现出以行政规章为主的规制状态, 即存在大量职权立法。而在目前我国缺乏有效立法监督的条件下, 职权立法使规制决策权受制于行政权力之下, 再加上中国政企同盟的特征, 职权立法更大程度上变成了企业的立法寻租, 弱化了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利, 切断了立法机关与公民之间的委托代理链条。鉴于此, 建议我国在石油天然气产业领域应紧收立法权, 取消大量职权立法, 强化最高立法机关对规制决策的完整控制权。只有通过统一的立法途径, 才能站在可持续发展的角度, 将切实落实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原则, 才能在全国范围内促进石油天然气产业的健康发展。其次, 就石油天然气法律制度安排而言, 我国目前亟待改进的制度包括:市场准入制度和资源环境保护制度。针对油气行业市场准入制度的完善, 应引入合理的竞争机制, 放宽市场准入条件, 支持民间资本进入油气勘探与开发领域。尽管2005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 明确规定了民营资本可以进入石油行业, 但由于缺乏立法层面的支持, 该意见在我国的现实处境困难。因此, 建议我国通过立法放弃国有石油公司的垄断地位, 明确赋予非公有制企业与国有石油企业享有平等的市场主体地位的权利。针对资源环境保护制度的完善, 建议首先应增加公众参与程序的制度刚性:通过听证会制度、信息公开制度的配套搭建一个与民众及时互动对话的平台;同时, 应建立相关法律保障制度“确保公众意见能准确及时地反馈到环境影响评价项目审批部门, 当有公众对规划或项目持反对意见且申报项目的确存在问题时, 必须要求申报单位及时提出修改和补充方案。若修改后补充方案仍为大多数公众反对, 应

规定采用其他的替代方案或不予批准。”[10]其次, 建议尽快建立生态补偿制度。我国目前的现有规定只能通过税费的形式体现固有资源的利用价值, 资源的生态环境价值仍然被忽视。此外, 相关法律规定不明确, 过于笼统, 缺乏可操作性。因此, 建立对资源区的生态补偿制度既可将外部不经济性内部化, 抑制环境污染破坏行为, 又可将外部经济性内部化, 鼓励生态环境保护行为, 消除可能产生的“公共地的悲剧”[11]。

参考文献

[1]张志强.美国资源管理体制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 2010, (26) :34-42 (60) .

[2]郭进平.英国、美国、委内瑞拉石油立法情况初探[J].石油规划设计, 1994, (1) :23-25.

[3]Bernard Taverne.Petroleum, Industry and Governments:An Introduction toPetroleum Regulation, Economics and Government Policies[M].KluwerLaw, 1999:184.

[4]张秋明.国外海洋资源管理经验:美国外陆架环境政策[J].国土资源情报, 2008, (3) :9-12.

[5]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Office of Oil and Gas.Overview of USLegislation and Regulations Affecting Offshore Natural Gas and Oil Activity[R].2005-9.网址:http://www.eia.gov/pub/oi-l gas/natura-l gas/fea-ture-articles/2005/offshore/offshore.pdf.

[6]王小刚.中美海洋污染损害赔偿制度及渤海湾溢油损害赔偿[J].环境保护, 2011, (5) :21-23.

[7]吕忠梅.环境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182.

[8]张雄化, 邓翔.论我国石油石化行业的政府规制[J].价格理论与实践, 2010, (8) :66-67.

[9]郭洁.中国自然垄断产业规制权法律控制绩效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7:47.

[10]吕忠梅.环境法原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食品安全监管法律制度研究 篇11

摘要：本项目将针对当前频发的食品安全问题进行调查，总结出影响食品安全问题的主要因素，食品安全法律监管机制方面存在的缺陷，以及如何进一步完善食品安全法律监管机制。在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发现问题并提出相关的建议。旨在通过本次调查了解当前食品安全的现状，进一步了解从农田到餐桌、从生产者到消费者如何看待视频安全问题，我国的食品安全法是否有效的对食品安全问题起到了监管作用，从而正确解决让百姓提心吊胆的食品安全问题，总结出我国食品安全法律监管机制的薄弱之处，有针对性地提出对食品安全法律监管机制的可行建议。

关键词：食品安全法律监管

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食品安全监管法律制度的现状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食品的追求也越来越高，各种大棚蔬菜、速食品、膨化食品以其食用方便、味道鲜美等特点迅速霸占食品界的主力市场，使人们对其情有独钟。但在人们享受这些美味食品的同时早已不知不觉中被其无节制的农药喷放、添加剂的过量使用造成了不可磨灭的身体伤害。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根据调查数据显示我国食源性发病率是比较高的，这就说明了我国在食品生产、检验、包装、销售、监管等方面存在着缺陷。

保障食品安全有赖于生产者的自律，消费者的觉醒以及法律方面的监管。在前两者尚未完全发挥作用之前，我们只有依靠法律规制方面对食品生产消费各个环节进行监管。而在我国现在的食品安全法律监管机制中多部门交叉执法、管理混乱、监管力度不到位等现象屡见不鲜，还需我们进一步探索如何完善食品安全法律监管机制，真正的保障食品的安全。

二、食品安全监管法律机制中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不完善

自从2009年《食品安全法》颁布实施之后，我国已经基本有了一套食品安全法律体系，但是这个以食品安全法为主的体系并不完善，与其他食品安全方面配套的法律法规依然存在着很大的空白，并且现存的法律法规之间也存在着冲突，比如食品卫生和产品质量这两个部门法都各自独立且带有其强烈的部门色彩，在执法适用过程中就非常容易将其混淆，而部门之间的协调与沟通不够就会导致执法人员无法正确适用法律。

（二）法律法规的惩处力度不够

我们中国古代讲究以儆效尤，而当今社会依旧如此。在食品安全的问题上，我们对生产者、商家越是放纵越是不拘于管束，他们使用农药使用添加剂就越会放肆，他们就越会变本加厉的制造出更多让人们恐慌的食品安全问题。我们只有进一步完善现行的法律法规，加大对每一次食品安全问题的惩处力度，让这些商家感到“害怕”。他们只有发自内心的畏惧了，才会更加严肃的看待食品安全问题，才会在生产制造的过程中严格把关，才会让人们享受到的更多天然无害的食品。因此，我们要在执法过程中加大惩处力度。

（三）交叉执法影响执法效果

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法律机制存在着多方面的问题，其中颇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各部门交叉执法，不仅导致执法不到位，而且引起执法混乱，且容易使各部门之间无法和谐相处，更不用说齐心协力治理好食品安全问题了。在这种多部门交叉执法的状态下，我们无法明确各部门的监管职责，这样就会影响监管效果。

三、完善我國食品安全监管法律制度的建议

（一）健全食品召回制度

我国的食品召回制度并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只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部门法中略有涉及食品召回，因此我们要建立起专门的食品召回法律制度。建立召回制度可以从消费者手中迅速回收不安全食品，避免大范围的爆发食品安全问题，同时予以了消费者更多的保障，让他们受到的损失可以得到赔偿，也让他们在以后购买食品的时候更加的安心放心。

（二）明确责任承担制度

对于违法生产者经营者应当明确其责任制度， 按照责权一致的原则，建立食品安全监管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要想知道责任的来源方就要建立监督机制，关于这点我们可以在网络平台上设置多个网络监督点，由人民群众亲自进行监督。对于生产者来说则适用于严格责任制，对于经营者来说适用于连带责任制，同时还要对消费者造成的精神损害予以赔偿。

（三）建立法规和标准的一致性

食品安全监管法律制度研究 篇12

一、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法律制度当前现状

早在2009年, 为了更好的监管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 我国政府就已出台了《食品安全法》, 取代了《食品卫生法》, 并为此专门成立了食品安全委员会, 专门负责监督食品监管行政职能部工的工作情况, 也就是为了督促食品监管部门更好的发挥食品安全监督职能。然而《食品安全法》的出台及食品安全委员会的成立, 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 “问题血燕”、“有毒血旺”等食品风波仍是层出不穷。这些食品安全问题的出现, 足以证明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法律制度不够健全, 不足以从根本上遏制食品安全问题。

首先, 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 被认为不能存在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 只存在法律责任, 这个法律变得狭隘和不健全, 无形中降低了法律的执行力度。

其次, 在实际的监管过程中, 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运行机制存在明显的职能交叉重叠的情况, 监管部门数量多, 不仅浪费了行政资源, 分段式的监管方式, 也让食品安全监管部门不能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统一管理, 使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出现漏洞。

第三, 由于多次机构改革后, 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机关普遍存在管理职能定位不准确、权责不清的情况, 使食品安全监管制度无法良好的运行。

第四, 自2014年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职能整合, 机构的设置与人员的组合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有部分负责食品安全监管的执法人员缺乏食品安全监管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 很难胜任食品安全监管工作。

第五, 在市场交易中, 常常出现欺骗行为, 这就导致市场失灵, 消费者无法了解到真正的食品真正信息, 虽然在已曝光的食品安全问题大部分属实, 但还是有少部分食品安全新闻是由人编造出来的。由于网络信息传播快速且传播量大, 导致很多人信以为真, 对社会的稳定造成了不利影响。

最后, 我国对出现问题的食品缺乏相应的召回制度, 同时食品风险预警制度也不够健全。

二、发达国家食品安全监管制度参考

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建设远早于我国, 对于食品安全的监管法律制度也更为健全, 在我国的食品安全法律监管制度改革中, 可以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进行借鉴。

以美国为例, 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首先要依赖于不断完善的法律体系, 对各个监管主体所需监管的食品安全领域做出明确的法律职责规定, 强化了食品安全监管的力度。其次美国的监管机构分工明确, 不存在职能交叉的情况。并且执法人员的专业素质更高, 能够有效的尽到监管食品安全的职责。最后, 美国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拥有完善的召回制度, 一旦发现某些食品有问题, 立即召回, 保证问题食品尽量不会流入市场。除此之外, 对食品风险的预警能力也更强, 彻底将食品安全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

三、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法律制度的对策

(一) 完善食品监管法律

想要更好的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监管, 首先要做到有法可依, 有据可查。所以完善食品监管法律是前提。这也是行政执法机关展开食品监管工作、维护食品市场秩序和社会稳定的法律依据和行动准责。

(二) 明确监管机构的权责

食品监管机构的权责化分是非常重要的, 目前我国的食品监管机构普遍存在责任模糊或者空白的问题, 导致监管出现漏洞, 部分食品领域无人监管的情况频繁出现。对此要明确的落实责任, 务必使各个食品领域都有相应的监管机构监管, 使监管机构覆盖整个食品领域。

(三) 实行高效的全程监管

我国一直实行分段式监管方式, 对此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全程监管模式, 将监管权进行整合, 从播种种植到企业加工最后端上餐桌, 全程都要进行有效的监管, 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 都有监管机构进行检查监督, 甚至是停止或召回食品, 并及时发出预警。

(四) 加强信息交流

各个食品监管机构之间要加强沟通和信息交流, 时时关注食品安全问题, 同时通过对食品安全信息的整理、分析和研究, 对食品安全风险进行评估, 加强食品风险的预警职能。

(五) 加强公众参与监督

仅靠政府的监管部门对食品安全问题是远远不够的, 毕竟监管部门资源和能力有限, 此时就需要购买者和消费者也要对市场进行监管, 利用媒体等渠道, 对于有问题的食品及时举报, 及时监管, 及时扩散问题食品信息。同时对这些信息严格把关, 杜绝谣言。

摘要：食品安全不仅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更直接着关系着人们的身体健康。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 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也暴露出来, 其中食品安全问题, 就是全国人民都十分关注的重要话题。本文就我国当前的食品安全现状以及发达国家的食品安全法律制度进行研究分析, 并提出完善意见, 希望能够对完善我国的食品安全法度制度有一定的帮助。

关键词：食品安全,监管,法律制度

参考文献

[1]刘真.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法律制度研究[D].河南大学,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