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法律制度

信用法律制度（精选12篇）

信用法律制度 篇1

一、信用卡风险概述

(一) 信用卡风险的定义

广义上, 信用卡风险是指信用卡业务经营者在管理过程中, 因各种客观的不利因素而导致的发卡机构、持卡人、特约商户三方损失的可能性;狭义上, 信用卡风险是指因信用卡无担保循环信贷的产品特性和贷款实际发生的非计划性、无固定场所、授贷个体多等特点, 导致信用卡法律关系当事人产生经济损失与招致法律的消极保护的可能性。本文拟从广义上研析信用卡风险管理法律制度, 探讨如何运用法律制度以将信用卡风险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从而减小信用卡风险管理法律关系当事人之间发生风险损失的可能性。

(二) 信用卡风险的种类

1. 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是指交易对手未能履行约定契约中的义务而造成经济损失的风险, 即受信人不能履行还本付息的责任而使授信人的预期收益与实际收益发生偏离的可能性, 即指持卡人不能履行与发卡机构之间约定的义务而造成发卡机构的预期收益与实际收益发生偏离的可能性。主要表现是持卡人的经济状况相比申请信用卡时发生变化, 造成不能偿还信用卡债务的可能, 这种可能性即持卡人的信用风险。

2. 欺诈风险

信用卡欺诈, 是指利用伪造的信用卡、虚假身份资料申领的信用卡或冒用他人信用卡, 通过银行自助设备、POS刷卡设备、网上银行等途径进行取现或消费。欺诈风险主要表现有办卡欺诈、伪卡欺诈、信用卡套现等几种表现形式。

3. 法律风险

在信用卡业务中, 法律风险是指发卡机构或持卡人无法满足或违反法律要求, 导致发卡机构或持卡人不能履行信用卡合同中的义务, 而引起给发卡机构或持卡人造成经济损失或引起法律的否定性评价的不利后果。信用卡面临的主要法律风险包括制度层面和行为主体层面:在制度方面, 信用卡法律风险首先表现在相关信用卡风险管理法律规定不完善、立法层级较低、法律规定内容滞后;在行为主体层面, 主要是发卡机构、持卡人或特约商户等行为主体不懂法律规则、疏于法律审查或逃避法律监管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或否定性法律后果。

4. 监管风险

在信用卡风险研究领域, 监管风险是指由于信用卡业务与市场的监管职能部门对于信用卡风险的评估及控制不到位而出现的监管不力或是过度监管所造成的经济上的损失。以信用卡风险监管的职能主体为标准, 笔者将监管风险分为两类:一、内部监管风险, 指的是发卡机构对信用卡经营环节即发卡、收单、催收等环节中可能出现的风险缺乏有效评估与预测而造成的监管缺失或监管不力。二、外部监管风险, 即发卡机构的监管部门对于信用卡风险评估出现错误而导致的监管真空或过度监管。

5. 经济周期风险

经济周期是指经济运行中周期性出现的经济扩张与经济紧缩交替更迭的现象, 是国民收入或总体经济活动扩张与紧缩的周期性变化。一般来说, 当经济危机到来时, 信用卡产业可能既是经济危机的受害产业, 但同时又是经济危机的组成部分。当经济衰退时, 失业率上升, 导致许多消费者更多地靠信用卡贷款消费, 而这些消费者中大部分人可能因为失业而无力偿还账款, 导致坏账率上升, 信用风险加剧。由于经济衰退是系统性风险, 因此无法通过“大树法则” (1) 来化解和分摊经济周期所带来的风险, 因此银行的坏账损失会普遍上升。 (2)

二、我国信用卡风险管理法律制度的基础理论

(一) 信用卡风险管理法律制度的内涵

风险管理是用来定义负责维持一个机构一定程度资产质量的有关方面的词汇, 将风险管理作为一门学科时, 就必须考虑整个环境对风险管理的作用与影响。参考欧洲商业银行所使用的主要几个有关风险管理的概念, 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风险管理。这几个概念是:银行不能“回避”风险, 只能“管理”风险;风险管理意识必须贯穿到业务拓展的全过程;严格的信用评级制度;按不同的情况区分不同的风险种类;建立相应的风险控制标准;风险管理体制保持独立性。 (3)

信用卡风险管理法律制度的内涵主要是指蕴含于一国或地区各种法律中对信用卡风险进行直接规避、控制或事后救济的各种法律规定的总和。就我国而言, 《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民事法律对作为平等市场主体之间的发卡银行与信用卡持有人之间进行了原则性界定, 从而确立了信用卡的基本法律关系为民事法律关系;其次,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商业银行信用卡监督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中主要的法律关系主体是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与各商业银行的行政监管关系, 另一方面, 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又以上述规章为基础, 对商业银行的信用卡业务进行干预与调控, 体现了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与各商业银行之间的经济法律关系, 因此, 公私兼容的经济法律关系是信用卡风险管理法律制度中的主要法律关系之一;第三, 《刑法》中有关信用卡犯罪的法律规定也是信用卡风险管理法律制度的组成部分, 主要是指信用卡诈骗罪、伪造金融票证罪等法律规定, 这是信用卡风险管理法律制度的最后一个环节, 是对其他风险管理法律制度不足的最后救济, 因此, 刑事法律关系也是信用卡风险管理法律制度的法律关系之一。

(二) 信用卡风险管理法律制度的外延

信用卡风险管理制度并不是由法律制度单独构成的一个封闭的体系, 而是由多种制度与机制构成的一个有机联系、互相协作的整体。一般来说, 信用卡的风险管理制度包括五个元素:1.法律和规则, 即直接规制信用卡业务以管理信用风险卡的法律制度;2.信用策略, 是为信用卡风险管控的具体执行部门制定的符合商业战略需要的一致的、全面的信用策略与战略;3.信用操作, 即根据信用信息而对消费者的信用卡申请行为进行的信贷审批, 以及根据持卡人的信用状况的变化而进行的一系列信用操作行为;4.催收制度, 即发卡机构对到期债务的识别和催收制度;5.反欺诈操作, 即对有信用卡欺诈行为的信用卡及账户持有人的鉴别、恢复、偿还和起诉等一系列操作制度。 (4) 信用卡的风险管理是一个系统的、动态的管理过程, 除了以法律形式明确下来的风险管理制度以外, 还包括银行自身为规避风险而建立的一系列制度, 包括市场准入风险管理制度、发卡业务风险管理制度、收单业务管理制度。

三、我国信用卡风险管理法律制度的实证分析

(一) 我国信用卡风险管理法律制度的确立

1. 初步发展时期

信用卡以其方便、快捷的特点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但是先消费、后付款的消费模式不可避免的为发卡银行带来风险。由于我国的信用卡市场发展起步较晚, 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的相当一段时间内, 我国有关规制信用卡的法律制度几乎处于空白状态。1986年, 第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为市场经济提供了基本的法律原则与制度保障, 此后出现的信用卡业务所涉民事主体的基本权利义务关系在这部民事基本法中得以规制。1989年, 公安部与中国银行联合发布了《关于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利用信用卡犯罪活动的通知》, 这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部分不法分子利用当时银行管理及电脑系统缺陷而从事的信用卡犯罪活动。

2. 快速发展时期

随着经济的发展, 为规范和管理信用卡业务, 中国人民银行于1996年颁发了《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该《办法》第一次对信用卡的性质与功能进行明确的界定, 并对商业银行的信用卡业务规则、业务管理、转账结算等业务环节中应遵守的业务规则以法律的形式明确。随着信用卡业务的快速增长, 《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中的许多规则已不能适应信用卡业务的发展。中国人民银行于1999年出台了《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 该《办法》对借记卡、信用卡进行了区分与分类, 并确立了不同的适用规则, 这是对我国信用卡业务有着重大影响的一部部门规章, 它确立了银行卡业务的审批规则、账户及交易管理规则、罚则等信用卡风险管理法律规则, 同时废止了《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 (5) 2009年12月,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此外, 相关部门还陆续发布了《关于加强银行卡发卡业务风险管理的通知》、《信用卡套现活跃风险提示的通知》、《关于加强银行卡安全管理预防和打击银行卡犯罪的通知》等法律文件。

3. 稳步发展时期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过后, 相关管理部门出台了大量的法律文件以此来防范金融危机对我国信用卡市场产生破坏性影响。但这一时期的法律文件主要以通知等形式明确, 法律效力低且分散。2011年1月, 银监会颁布《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 此规章将原有许多信用卡法律规则加以集中与细化, 并且引入了国际上关于信用卡风险管理法律制度的通行做法, 进一步完善了信用卡业务各个环节可能出现的风险预防与管理制度。

(二) 我国信用卡风险管理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1. 信用卡立法分散且层级较低

我国信用卡发展经过20年的历程, 发卡市场、受理市场、经营模式等经历了巨大变化, 然而信用卡相关的法律却仍然沿用中国人民银行1999年下发的部门规章《银行卡管理办法》, 由于当时我国信用卡属于初步发展阶段, 《银行卡管理办法》并没有涉及管理模式、资产管理、风险防范、商户管理等当前信用卡业务突出的问题, 调整范围较窄。另一方面, 《银行卡管理办法》立法层次较低, 容易出现法律适用上的困难。2007年与2009年, 面对信用卡市场主体的不规范行为与日益猖獗的信用卡犯罪, 银监会分别下发了《关于加强银行卡发卡业务风险管理的通知》与《关于进一步规范信用卡业务的通知》, 虽然这两部通知的出台对抑制信用卡滥发与信用卡诈骗等违规违法行为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但是, 立法层级低与法律效力低的问题并没有得以解决。

2. 法律主体权利与义务不明晰

首先, 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的主体不明确, 没有明确中国人民银行与银监会的监督管理职责, 两者也没有明确的分工和侧重点, 监管主体地位不明确, 容易在信用卡业务的监管层面上形成交叉和真空现象。其次, 《银行卡管理办法》在“银行卡当事人之间的职责”方面只对发卡银行和持卡人的权利义务进行了规范, 忽略了对在消费环节中起重要作用的特约商户的行为进行规范。加之发卡银行及相关管理部门对消费环节的监督管理比较薄弱, 给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 导致近年来非法套现案件频频出现。第三, 虽然《关于加强银行卡发卡业务风险管理的通知》与《关于进一步规范信用卡业务的通知》加大了对发卡银行的风险调控力度, 但是却缺少对持卡人的权益保护的相关规定, 以至于持卡人的权利在信用卡业务中没有完全体现出来。

3. 信用卡风险责任划分不合理

信用卡业务包括业务的审批、信用卡发行、持卡人的申领、收单机构和特约商户的受理、交易清算等诸多环节, 其中每一个环节都会引起风险的发生。目前信用卡业务各方的主体职责和权利义务在法律层面上没有具体的规定, 对信用卡业务的诸多环节缺少系统性规范管理, 片面强调发卡银行对持卡人的安全保障义务。片面强调银行的责任, 不仅使银行资金处于更大的风险中, 也会降低产业链中其他产业的风险防范意识, 不利于信用卡产业的长远发展。

4. 特约商户行为规范制度缺失

《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明确规定“违反国家规定, 使用销售点终端机具 (POS机) 等方法, 以虚构交易、虚开价格、现金退货等方式向信用卡持卡人直接支付现金, 情节严重的, 应当依据刑法第二百五十二条的规定, 以非法经营罪处罚”, 但是实践中因为“情节严重”的界定数额较大 (100万元以上) , 仍然使大多不法分子逍遥法外, 即便是特约商户的套现行为被发现, 也仅仅是终止协议, 撤销POS机具。特约商户的行为失范, 导致特约商环节非法套现案件屡屡出现, 为信用卡产业的稳定与发展带来不利因素。

(三) 我国信用风险管理法律制度主要问题的成因

1. 立法理念的偏差

我国信用卡行业存在着单纯追求经济规模与增长速度的错误认识。从2003年开始, 我国的信用卡行业开始了大规模扩张的步伐, 在促进行业发展的同时潜藏着巨大的风险。信用卡的相关立法者在效益与安全之间选择了效益优先, 忽视了对风险的管理与控制, 这导致了2003年后我国信用行业持卡人恶意透支、非法套现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虽然相关部门出台了一些规定与通知加强风险控制, 但控制的力度与强度显然不符合行业问题发展的趋势, 使得这些规定与通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2. 立法技术的滞后

我国有关信用卡的法律主要是以中国人民银行与银监会颁布的部门规章以及相关规定为主, 这些法律文件不仅存在着立法分散、法律层级较低的问题, 且规定过于原则, 信用卡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义务、责任没有法律加以明晰, 给发卡银行带来适用上的困难, 也为发卡银行违背监管者旨意规避法律带来可能性。实践中经常出现发卡银行滥发信用卡、信息披露不完整、征收高额利息等违规行为, 一方面不利于保护持卡人的合法权益, 另一方面也扩大了信用卡风险。

3. 配套制度不完善

信用卡法律制度的实施并不是一个封闭的过程, 而是一个需要配套制度的配合实施的动态过程, 信用卡配套制度主要包括征信系统、担保制度。目前我国的征信系统尤其是个人征信机制急需完善, 缺乏一个跨地区、跨行业的个人信用评估和征信机构已经成为我国目前个人征信体系中存在的最主要问题。这使得银行进行风险评估的难度加大和风险管理成本的增加, 信用体系的不健全已成为制约我国信用卡业务发展的“瓶颈”。另外, 我国《民法通则》、《担保法》、《合同法》中只对信用卡担保进行了原则性规定, 对信用卡担保的形式、担保范围、担保责任的承担主体与方式并未做具体规定, 使得信用卡担保制度的实施不具明确操作性。信用卡配套制度的完善与否关系到信用卡风险法律制度的实施效果, 只有良好的配套制度设计才能促进信用卡风险法律制度的完善。

三、完善我国信用卡风险管理法律制度的对策及建议

(一) 提高信用卡风险管理法律制度的立法层次

面对日益庞大的信用卡交易与层出不穷的信用卡违法违规案件, 只依赖于中国人民银行于1999年出台的《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相关通知已经不能适应当今市场发展的需要。因此, 应提高信用卡的立法层级, 将信用卡所涉及的法律关系集中规定于一部法律文件中已迫在眉睫。此前许多研究者呼吁我国尽快出台《信用卡条例》, 但随着2011年1月13日《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的出台, 许多信用卡市场领域比较突出的问题得以解决, 但这部行业规章最主要的问题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 《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属于部门规章, 法律层级较低, 导致消费信用法律关系与其他法律关系冲突时, 面临不被优先适用的可能性的问题; (二) 《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主要体现的是银监会对银行业的行政监督关系, 而消费信贷关系才是信用卡业务中的主要法律关系, 因此, 此《办法》并没有完全覆盖信用卡法律关系, 为司法实践操作上带来困难。虽然《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的出台解决了我国目前信用卡市场比较重要的问题, 但是法律制度的相关问题也是客观存在的。因此, 笔者呼吁相关职能部门在日后的立法活动中提高信用卡的立法层级, 以使信用卡相关法律能更好地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二) 注重外部风险管理法律制度与内部风险管理制度的衔接

目前我国的信用卡风险管理法律制度只在业务准入与业务管理上提供了明确的操作细则, 但对收单业务、催收制度、风险管理上并没有具体的规定, 只是在《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中确立“商业银行应当制定明确的信用卡业务发展战略和风险管理规划, 建立健全信用卡业务内部控制、授权管理和风险管理体系、组织、制度、流程和岗位, 明确分工和相关职责”等较为原则性的规定, 因此, 注重信用卡风险管理法律制度与银行内部风险控制制度的衔接成为信用卡风险管理法律制度实施的重要步骤。

1.完善信用卡风险管理法律制度的实施细则

在市场经济领域, 法律对于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不可能提供完全的、彻底的确定性指引, 对于一些需要具体加以明确的事项, 就需要明确的实施细则为发卡银行及相关主体带来操作性, 否则, 立法者的立法意图与法律关系主体的实际操作会产生偏差。因此, 完善信用卡风险管理法律制度的实施细则, 有助于信用卡风险管理法律制度与银行内部风险管理制度的衔接, 减少发卡银行盲目竞争而采取的违背立法者立法意图的违法违规行为。

2.加大对银行内部信用卡风险管理制度的监管力度

《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第一百条规定:“中国银监会及其派出机构依法对信用卡业务实施非现场监管和现场检查, 对信用卡业务风险进行监测和评估, 并对信用卡业务相关行业自律组织进行指导和监督。”因此, 银监会应对银行内部信用卡风险管理法律制度进行审查, 对不符合法律规定和审慎性监管原则 (6) 的信用卡风险管理制度提出整改意见, 以确保银行内部信用卡风险管理制度符合相关法律的规定, 保证信用卡风险管理法律制度的实施。

(三) 完善信用卡担保制度

信用消费其实是贷款消费的形式之一, 其中的担保问题和贷款问题应受《担保法》与《贷款通则》及相关规定的规制。但是, 我国现有的《担保法》及有关担保的法律法规, 主要是针对生产性企业贷款而制定的, 针对个人消费信贷的法律目前尚处于空白状态, 个人消费贷款在回收过程中, 遇到贷款本息回收困难。涉及保证的履行、质押品的变现等法律纠纷, 使得银行往往处于尴尬境地。《贷款通则》是中国人民银行于1996年出台的。1996年至今我国的经济发展跨越了一个台阶, 银行业的业务种类与模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而1996年颁布的《贷款通则》很多条款已经不能适应当今人们对贷款的需求, 因此, 建立信用卡担保制度, 需要对《担保法》和《贷款通则》及相关规定进行完善。

1.明确信用卡的担保范围

我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 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这是对保证责任的原则性规定, 总的来说就是信用卡保证人应当对信用卡所产生的全部债务承担保证责任。这个规定对保证人不合理, 因为若是信用卡持有人的不当得利之债或侵权行为所产生的债务, 由保证人来承担责任, 不符合保证担保设立的初衷, 同时也可能造成恶意透支风险的扩大。因此, 信用卡保证范围应当由银行与保证人明确约定, 且仅限于信用卡信用额度内的透支之债及利息、追索费用。

2.完善个人信用消费贷款的风险补偿和转移机制

将个人信用消费贷款所带来的风险转移到专业的保险机构, 通过一些专业化的保险措施, 最大限度地避免信用风险所带来的损失, 与有关部门着手建立信用保险机制, 将保险措施作为开办信用贷款的前提条件, 也可以探索设立信用消费同保险合同相结合, 使之成为银行、商家、个人和保险公司共担信用风险的机制, 以分散和补偿信用风险。 (7)

摘要：我国信用卡行业在近十年间获得了迅速的发展, 与我国信用卡市场的迅速发展相反的是我国的信用卡风险管理法律制度建设的滞后。因此, 本文深入研究我国信用卡风险管理制度的立法现状与其中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完善我国信用卡风险法律制度的对策与建议。

关键词：信用卡风险,风险管理法律制度

参考文献

①又称“平均法则”, 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发现, 在随机现象的大量重复中往往出现几乎必然的规律, 即风险单位数量越多, 实际损失的结果会愈接近从无限单位数量得出的预期损失可能的结果, 大树法则构成了近现代保险业的数理基础.

②陈建.现代信用卡管理[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5:74.

③④周宏亮, 穆文全.信用卡风险管理[M].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2.

⑤肖亮亮.我国银行卡法制发展回顾[J].西南金融, 2010:6.

⑥审慎监管原则是《巴塞尔资本协议》中确立的国际银行业监管准则, 包括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损失准备金等, 由于我国银行业发展较晚及各方面历史条件的制约, 并未全面确立审慎监管原则, 但是我国银行内部控制确立了审慎监管的原则, 因此, 在银行信用卡风险内控中应当确立审慎性监管原则。

⑦李丹.商业银行建立个人消费信贷风险控制机制构想[N].中国经济时报.2007-2-2 (4) .

信用法律制度 篇2

第一章信用等级

根据我局法律服务人员工作环境、工作性质的实际，参照信用管理有关规定，制定本制度。

第一条信用评价得分采用千分制，由基本分和加分、减分构成，实行实时动态评价。

第二条信用信息默认基本分1000分，在此基础上进行信用信息分值增减，形成个人信用最终分值。

第三条信用级别评价采用千分制，实行动态评价。信用评价采取评价指标得分和直接判级方式。

其中∶AAA级为最高信用等级，依次递减，D级为最低信用等级。

（一）AA级为诚信模范级别，分值在1050分以上;

（二）AA级为诚信优秀级别，分值在1030—1049分;

级为诚信级别，分值在960—1029分;其中，级分

分，A+级分值为1001—1029分，A-级分值为960—999

（四）B级为较诚信级别，分值在850—959分或者直接判级;

（五）C级为诚信警示级别，分值在600—849分或者直接判级;

（六）D级为不诚信级别，分值在599分以下或者直接判级。

第四条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个人信用自然进入信用级别C级。

（一）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

（二）受到司法处罚的;

三）被吊销从业许可证或撤销从业资格;

（四）被列入最高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的;

（五）其它应予以从重惩戒的情况。

第五条信用级别被评价或自然进入诚信C级的，在评价有效期内又发生信用减分的，信用等级自然进入D级级别。

第六条信用信息计分原则∶

（一）因同一事项而产生的不良信息同属于两项及以上不同信息项的，或同属于单减分信息项的，按最高减分项减分，不重复计分;

（二）同一事项加分项目按最高加分项计分，不重复计分;

（三）因同一事项而产生的不良信息减分后，在信用信息评价有效期内又重新发生同一不良信用信息的，在原分值基础上加倍减分;

（四）党员因非诚信原因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不纳入减分信用信息;

（五）其它应奖分或减分项目，按一事一议的方式确定分数;（六）凡属减分、奖分事项，均按每项、起、次计算;

第七条信用评价有效时限∶参照上级征信管理有关制度执行。

第二章信用等级分类监管

第八条为形成“守信者荣，失信者耻”工作生活氛围，让失信者处处碰壁，寸步难行，守信者处处绿灯，工作顺心，司法局根据注册类执业资格人员的信用情况，对拥有信用AAA及AA级等级评价的法律服务人员和法律服务机构，在符合法律法规和上级有关规定的条件下，采取相应措施予以激励∶

（一）在职称评聘、资格认定等活动中，信用等级高或得分高的人员优先考虑;

（二）在进行人员评先评优时，信用等级高或得分高的人员优先考虑;

（三）在“信用XX网”或者司法系统内进行大力宣传表扬;

（四）在推荐业务时，信用等级高或得分高的人员优先考虑;

（五）在推荐两代表一委员时，信用等级高或得分高的人员优先考虑;

（六）在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范围内可以实施的其他措施进行激励。

第九条对信用等级为B级的法律服务人员和法律服务机构应

当经常提醒督促，劝其认识并停止失信行为进而进行整改，采取信用提醒和诚信约谈等方式予以惩戒。

（一）信用提醒。

将失信信息书面通知本人，提醒其纠正和规范相关行为。

（二）诚信约谈。

由分管领导或责任股室股长对本人进行约谈，宣传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敦促其严格自律、诚信守法。失信人员在接到信用提醒或约谈后无故不纠正相关失信行为，信用等级降为C级。

司法局对信用提醒和诚信约谈进行登记，详细记载提醒和约谈对象、时间、方式以及内容。本人接到信用提醒后无故不纠正相关失信行为或者无故不参加约谈、约谈事项不落实，经督促后仍不履行的，信用等级降为C级，并按规定予以惩戒。

第十条对信用等级为级的法律服务人员和法律服务机构，司法局可以采取以下方式予以惩戒∶

作为日常监督检查或抽查的重点;

在全局范围内进行公示，限期整改;

取消评先选优资格;

取消资格认定资格;

取消两代表一委员推荐资格∶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惩戒方式;

第十一条对信用等级为D级的法律服务人员、法律服务机构，司法局可以采取以下方式予以惩戒∶

（一）列为局重点监控和监督检查对象;

（二）向社会或司法领域公开其失信信息;

（三）撤销其以前相关荣誉称号;

（四）取消参与评优、评先的权利;

（五）建议上级机关暂停或者取消其从业资格;

（六）禁止重新申报相关从业资格;

（七）在所在单位进行张榜公布;

（八）根据情节轻重建议上级机关给予警告、罚款、没收违法

所得、停止执业的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九）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惩戒方式。

第十二条对信用状况不良的个人，根据失信性质、轻重、影响，及时给予批评教育，建议上级机关处分甚至取消其从业资格。

第十三条建议社会组织和个人在与本局法律服务人员开展信用交易或者其他活动过程中，应当查询其信用情况，降低信用风险。

第三章信用信息的管理和使用

第十四条司法局党组在事关法律服务人员业务推荐、评先评优、推荐两代表一委员等方面，将个人的信用评价作为一个重要方面进行参考，以此来弘扬诚实守信的工作环境。

第十五条个人信用信息评级主要用于以下方面∶用记录的使用范围。根据我局实际，明确在以下领域首先推广使用∶

（一）在实施与个人身份有关的公务活动或业务活动中，必须查询或提交个人信用报告;

（二）在开展涉及诚信建设方面的典型、先进个人以及司法系统内等评比活动中，要求提供个人信用报告，对信用状况不良的，原则上取消参评资格;

（三）参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选举时，应向资格审查部门提交个人信用报告;

（四）推荐业务方面时，要把个人信用记录作为参与依据;

（五）其他需提交使用信用记录的领域。

第十六条司法局应当不断完善本局司法行政领域个人信用信息，建立健全保障信息安全的规章制度，加强信息安全管理，确保信息安全、可靠、完整。

第十七条不得未经司法局同意向其它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信用信息，不得利用信用信息牟利。

第十八条司法局对本局工作人员查询他人信用信息的权限和程序作出明确规定，必须出具本单位开具的证明和个人申请，对工作人员查询信用信息的情况进行登记，如实记载查询工作人员的姓名、查询的时间、内容、用途、在场人员。工作人员不得违反规定的权限和程序查询信息，不得泄露工作中获取的信息。

第十九条司法行政系统工作人员可以持单位证明和本人身份有效证件查询本人信用信息，司法局应当根据要求，为其提供下列信息的查询服务∶

（一）被查询人的信用信息;

（二）信用信息的来源;

（三）获取信用报告或者信用评估报告的用户。

第四章附则

第二十条本制度由XX区司法局负责解释。

消费信用的法律规制 篇3

一、消费信用概念

“消费信用是销售商或者金融机构为消费者提供商品、服务或者货币，消费者在将来某个时期偿还的信用。”

二、消费者信用征信的法律规制

消费者信用征信是指专门从事征信业务的征信机构，对包括履约能力、守信度、守法性等在内的能够反映个人信用状况的各种信息进行收集，并分析、存档，以便提供给需要依此做出判断的人的一系列活动。为保护消费者的隐私权，我们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对消费信用征信活动进行规制：

对征信的范围进行限制。首先，明确征信范圍应该局限在金融机构授信活动所需要的信息范围之内。其他与授信活动无关的信息，属于消费者的隐私，不应当在征信范围之内。其次，区别对待消费者的负面信息。与消费者信用活动相关的在信贷、缴费、赊购等活动中形成的不良记录应该纳入征信范围，跟消费者信用活动无关的一些负面信息如犯罪的嫌疑、判决、刑罚的执行等不应该纳入征信范围。

明确消费者对个人信用信息的控制权。目前，一些征信机构肆意的收集、保存、利用消费者的信用信息导致消费者对自己信用信息的失控局面。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法律必须明确消费者对自己的信用信息享有控制权。首先，征信机构在征信前应该取得消费者的同意。消费者有权拒绝金融机构对其征信的要求，金融机构也有权因此而拒绝向消费者授信。其次，征信机构在使用消费者信用信息前，也应该取得消费者的同意。

明确消费者对个人信用信息的知情权与更正权。片面的、错误的信息可能会导致消费者得不到公平的授信机会或者金融机构承担更大的金融风险。为了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我们要明确赋予消费者对个人信息的知情权与更正权。首先，我国在立法时应该规定消费者有权就信息的来源、信息的具体内容、信息的使用目的及范围要求征信机构对其做出全面披露。其次，消费者应该拥有更正权，在发现错误的个人信息时要求征信机构予以纠正，从而保障征信信息的准确性。

建立责任追究机制。追究违反征信法律法规行为的法律责任，是法律对保护信用消费者隐私权的最后一道防线。我认为，我国在今后的征信立法中不仅要对违法行为应承担的行政责任和刑事事责任做出具体规定，还应当建立民事赔偿责任制度。民事赔偿责任的建立不仅可以弥补消费者所遭受的损失，还可以为征信机构提高所提供信息的准确率、认真履行征信过程中的义务提供动力。

三、消费信用合同的法律规制

消费信用合同是指“消费者与企业（包括商户或银行等金融机构）订立的以分期付款形式支付所购买的商品或服务的协议。” 一些企业往往利用自己在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在合同中制定格式条款，规定有利于自己的内容而肆意加重消费者所承担的责任，造成权利义务严重不对等的局面。对消费信用合同的法律规制主要是针对格式条款的法律规制。

（一）对格式条款效力的法律规制

授信方必须向消费者提示格式条款。法律应规定授信方在与消费者签订格式合同前，应该提醒消费者有格式条款订入合同的事实。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判断授信方是否尽到了合理提醒的义务：提示时间。授信方应该在订立合同之前向消费者提示格式条款的存在。文件外形。载有格式条款的文件最好是以合同的形式出现，能够引起消费者的注意而去仔细阅读其内容。提示方法。授信方应该以明示的方法向消费者提示合同中的格式条款。该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主办的《环球市场信息导报》杂志http：//www.ems86.com总第543期2014年第11期-----转载须注名来源如可以通过将格式条款用黑体加大字打印或者在格式条款下加注下划线的方法，来引起消费者注意。条款内容的清晰程度。格式条款的内容应该用清晰、明了的语言进行阐述。同时，对可以做出两种以上解释的词语或者条款内容，消费者可以要求授信方事先对该内容做出明确的定义，以免今后因为歧义而发生合同纠纷。

消费者同意使用格式条款作为合同内容。合同只有在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时才能生效，因此格式条款要想成为消费信用合同的内容而发生法律效力则必须得到消费者的许可。消费者的同意可以采用明示的方式也可以采用默示的方式，我认为应该以明示的方式为主在特定环境下才能采用默示的方式。

（二）对格式条款内容的法律规制

关于期限利益丧失条款。期限利益丧失条款是指“消费信用合同的当事人约定，在买受人对于分期付款价金出现迟延给付时，出卖人可请求买受人立即给付全部价金的条款。” 这种做法显然对消费者不利。为了平衡买卖双方的利益，我们应该在承认期限利益丧失条款效力的基础上，对其内容做出限制。建议我国今后的消费信用立法中，应该规定只有消费者未支付的价款达到了一定数额，而且连续二期以上未及时支付价款时，期限利益丧失条款才能生效。同时，应该给与消费者一定的宽限期，如果消费者能在该期限内补足之前的欠款，则期限利益丧失条款则不发生法律效力。

关于自行取回条款。 “在附条件销售中，若买受人届时未支付价金，或将标的物出卖、出质或为其他处分，以致妨害出卖人的利益或有妨害出卖人利益之虞的，出卖人可以取回标的物。这样的条款称为取回条款。” 如果出卖人滥用自己的取回权，随意的取回标的物，则不仅消费者的权利无法保障，市场交易的安全也会受到威胁。因此我国今后的消费信用法应该从以下两方面对自行取回条款进行规制：首先，应当给予消费者一定的补救期。如果买受人在该期限内付清欠款，则出卖人就无权行使取回权。其次，出卖人在行使取回权时，应当采取和平的手段事先取得买受人的同意。如买受人拒绝出卖人行使取回权，则出卖人可以通过法律的方式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但出卖人自己却不能采取暴力、威胁的方式强行行使取回权。

关于丧失权利条款。“丧失权利条款是合同的当事人约定，买方不履行分期付款价款的给付时，卖方在解除合同后，可以扣留或没收其所受领的价款的条款。” 我认为我国今后的消费信用立法中，应当在承认丧失权利的基础上，对其内容做出限制。消费者之所以会给付价款迟延，一般是因为其经济状况步入困难。在消费者经济状况困难的情况下，允许出卖人取回产品并且没收全部价款，这无疑是对消费者的重大打击。因此，我们应该在卖方与消费者的利益关系中选择一个平衡点，即允许卖方扣留与产品受损状况相当的价款，如有多余的价款则应该退换给消费者。

信用法律制度 篇4

一、国内外信用评级业的发展状况概述

(一) 国外信用评级业的发展概述—以美国为例

信用评级制度发源于美国, 并随着证券的发展而繁荣。目前世界上著名的三大信评机构基本垄断了市场大部分的业务, 影响着其他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债券发行。而这一切均得益于其良好的市场信誉和先进客观的评级方法, 为许多同行机构所效仿。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 随着各类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现和蓬勃发展, 信用评级业也开始突飞猛进。但与此同时, 信用评级机构的弱点也逐渐暴露出来。特别是在2001年世通、安然财务舞弊破产案中, 信用评级机构的弱点便开始显现并引起了监管当局的调查。在2007年夏的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中, 由于信用评级机构的局限作用而导致全球经济的萎缩。

(二) 我国信用评级业的发展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 我国信用评级业已经初具规模, 评级机构数目众多, 评级业务的范围不断扩大。截至2008年, 纳入中国人民银行信用评级统计的法人机构共有80家。2006年和2007年两年内, 评级机构对借款企业主体累计评级8万多笔。此外, 世界著名的信用评级机构也纷纷进入中国。但是, 我国目前尚未制定有关信用评级的基础性法律, 也没有统一的监管机构, 法律监管的内容零星地散见于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法律文件之中, 关于信用评级的法律体系尚未建立。由此也导致了我国在构建信用评级机构民事法律责任制度方面也远远落后于其它国家。

二、美国对信用评级机构民事法律责任的规定

(一) 信用评级机构免除民事法律责任

1.信用评级机构免除民事法律责任的理论根源

首先, 从制定法上, 美国法律体系中对于信用评级机构法律责任的规定一度是空白, 许多法律明确地将信用评级机构排除在责任追究之外。《1933年证券法》第11节虚假注册陈述的规定向信用评级机构请求民事损害赔偿虽然信用评级机构根据《1940年投资顾问法》注册为投资顾问, 但该法却未对信用评级机构出具的评级报告有任何法定要求, 投资者也难以凭借该法向信用评级机构索赔。SEC此前还让所有的评级机构可以豁免于RegulationFD, 允许发行人将非公开信息披露给评级机构用于作出评级结论之参考。

其次, 从司法实践上, 信评机构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之下, 得以成功逃脱不准确评级的法律责任, 立法以及司法机构对于信评的约束非常有限。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阐明, 国会立法不得删节或限制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为获得《第一修正案》的保护, 信用评级机构历来坚称其核心工作是新闻工作, 即信评机构收集并分析具有新闻价值的金融信息, 然后将有关此信息的观点传播给公众。信用评级机构评级结果的性质为单纯的言论, 宪法应保护其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

2.信用评级机构免除民事法律责任的构成要件

第一, 在主观方面, 信用评级机构必须“不具有切实的恶意”。在此种情况下如果出具了错误评级报告才有援引第一修正案的权利。“不具有切实的恶意”要求在机构必须是在意识因素上确实没有认识到评级报告中出现了虚假陈述, 并且该虚假陈述并没有主观想误导投资人的意图。意志因素反映了评级机构自始至终也不希望乃至反对此种结果的发生。

第二, 在适用法律方面, 信用评级机构要想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必须是非基于“普遍适用的法律”的适用, 除了出版和发行评级报告的行为会受到法律的保护之外, 其他一切行为并非都会法律的保护之列, 对此, 法院在许多判例中也对此持肯定性的态度。

第三, 在受保护行为方面, 信用评级机构的行为并非都受到法律保护, 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的行为必须是在向公众出版和发行其评级报告时才适用。而除此两项行为之外的行为并非都受法律保护。换言之, 信用评级机构必须非基于合同关系而被诉诸要求其承担民事法律责任。

(二) 信用评级机构承担违约责任

由于各个合同的归责原则和各类具体责任形式的不同, 违约责任的构成要件在具体合同中也会有所差异。在中介性质的合同中, 只要一方当事人具有违反合同的规定行为, 相对方即可以提出违约责任,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无过错责任原则。尽管该责任要件比较明确, 但是仍有以下要点需要我们注意。

首先, 信用评级机构服务合同中的对方当事人需要明确具体。一般来讲, 通常由证券的发行方来建立信用评级机构的合同法律关系, 在此过程中, 双方将其权利义务通过书面的形式确定下来。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的地位是没有任何争议的。但是也有学者提出, 合同关系也同样适用于不确定的投资者和信用评级机构之间, 例如德国学者拉轮茨就认为, 不仅在当事人之间, 就是在与当事人有特殊关系的第三人之间亦可发生特定的契约关系, 在该理论指引下, 针对第三人所受损害亦应依据合同原则承担赔偿责任。因为作为“专家”性质的中介机构在基于合同关系向发行方提供信息服务时, 同时也在向第三人提供基本信息, 如果相对人与第三人同时信赖中介机构发布的信息正确时, 一旦出现信息发布上的错误, 则应负责信息不实导致的损害赔偿责任。出于平衡利益的考虑, 在一些相关判例中也认可将财产损害的契约责任的保护及于第三人。

其次, 要把握和厘清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和投资人的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如何评判评级机构的评级失真和投资者信赖投资损失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 成为了判定评级机构是否违反合同义务的关键所在。事实上, 评级机构进行评价判断最主要的资料来源于被评级单位。现有的发行方提供和自主搜集的资料成为评级机构进行评级的主要根据, 它只能依据现有的资料对被评级对象在未来一段时期内的偿债能力做一个初步而简单的预测, 而对于其他不确定的风险, 评级机构很难把握。

(三) 信用评级机构承担侵权责任

美国证券法上的民事责任可分为违约民事责任和侵权民事责任, 但以侵权责任为主。由上文可知, 由于评级机构进行评价判断最主要的依据来源于被评级单位, 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且必须是有重大故意或过失才承担违约责任, 再者信用评级机构在职业活动中, 对最广泛的大众投资者承担职业上的注意义务, 这种义务来源于法律法规的直接规定。所以我们认为, 追究信用评级机构因出具错误评级报告而导致投资者遭受损失的责任, 在最终认定上还是以侵权责任较为适宜。

信用评级机构承担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

第一, 在行为方面, 信用评级存在违法行为。具体体现为公布虚假的评级结果。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要区分虚假的评级结果和失准的评级结果, 因为虚假的评级结果和失准的评级结果有质的区别。如上所述, 信用评级机构进行评级的材料来源有限, 对未来预测的阶段有限, 再加上信用评级机构内部程序的复杂性, 所以不能只靠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与被评级对象的实际情况不符, 就认定评级机构存在违法行为而需要承担相应的损失。

第二, 在心态上面, 信用评级需是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评级机构进行评级是一项技术性、公益性的活动, 评级报告具有服务性和半研究性质, 难免会出现偏差和一般过失。因此, 只对故意和重大过失的行为承担责任。

第三, 在结果方面, 虚假评级结果导致投资者损害。在认定虚假评级结果方面, 需要认定该评级结论最终误导了投资者, 使其做出了错误的投资决策而遭受了财产上的损失。

第四, 在因果关系方面, 虚假评级结果与投资者遭受的损害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如果投资者能够证明评级机构的评级结论存在任何重大不实或遗漏, 投资者在该不实陈述做出后到真相揭露前的时间段内, 买卖了评级结论所指向的证券, 即可推定投资者信赖了该评级结构, 存在事实上的因果关系。

三、我国信用评级机构民事法律责任的规定及完善

(一) 我国对信用评级机构民事法律责任的规定

纵观我国证券信用评级民事法律责任立法, 仅有部分条款散见于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中, 无论是在立法和研究方面都非常确实。

在实际操作中民事救济法律责任也存在困境。具体体现为:首先, 受害对象在实务中很难确定。其次, 在损失认定举证方面存在障碍。再次, 对投资人的损失进行补偿的机制欠缺。

目前, 从现有立法来看, 我国仅仅在《证券法》第173条规定了违反证券交易服务合同的民事责任, “明确规定接受委托的各类证券交易服务机构应当按照统一的业务规则, 完成合同约定的有关资产评估、账务审计、法律、投资咨询、资信评估等服务, 并就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这主要是由我国债券市场规模狭小、债券市场的信用评级业务需求很小导致的。

(二) 我国对信用评级机构民事法律责任的完善

我国信用评级民事法律责任缺失, 最为关键的一点是我国的信用评级法律法规不完善。随着我国证券业的发展, 当务之急是要完善我国信用评级机构法律体系, 尽快出台《征信管理法》, 同时在《侵权责任法》等法中细化对信用评级机构民事法律责任的法律规定。除了对法律法规的完善, 针对细则方面也应该更加重视, 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 举证责任方面的完善。首先, 是关于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传统的因果关系举证责任会增加投资者的举证难度, 不利于保护受害者的利益,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有益经验。其次是在举证责任分配方面, 应由被告而不是又原告举证证明报告的内容存在错误。

第二, 集体诉讼方面的完善。与集体诉讼相比, 个人对信用评级机构起诉存在诸多的不利和缺陷。在证券投资中, 更多的投资者是我们所称的“散户”, 基于成本效益原则的考虑, 广大的中小投资者在遭受损失后首先表现为多数投资人根本就不回去起诉, 因为这不符合他们打官司所赢得的成本;其次这给地方法院带来了巨大的工作量和司法成本, 在现行我国司法资源紧缺极度紧张的情况下并不现实。最后, 投资人起诉的时间不确定, 这可能导致起诉时间早和起诉时间晚的人在所获得的赔偿方面的较大差异。如果我们可以推行集体诉讼, 上述问题则会迎刃而解。

四、结语

信用评级机构民事法律责任的完善就是保障广大投资者利益的基石。目前我国的信用评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 信用评级机构法律制度也不完善, 通过对美国信用评级机构法律责任的研究, 对加强我国信用评级机构法律制度的完善, 尤其是加强民事法律责任的完善有重大意义。此外, 如何更加完善信用评级机构法律责任, 仍然需要学者们更多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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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犯罪法律解析 篇5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形势的发展，信用卡犯罪日益增多，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各种涉“卡”犯罪活动层出不穷，有的甚至呈产业化、集团化发展趋势，严重危害了国家金融安全和正常的经济秩序。反映在刑事司法活动中，由于相关信用卡犯罪的刑法规定比较原则抽象，缺乏定罪量刑的标准，在理解适用时存在不少问题。为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式发布《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解释》），旨在加大对相关信用卡犯罪的打击力度，统一司法认定标准，规范执法行为。此次《解释》将为准确打击信用卡犯罪提供明确具体的法律适用依据。综观《解释》全文，可从五个方面予以理解掌握。

一、妨害信用卡管理犯罪的量刑标准得到量化

在《解释》出台之前，司法机关在认定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时，没有明确的量刑标准。此次《解释》着重明确妨害信用卡管理犯罪的量刑标准，从涉案信用卡的数量、透支金额、诈骗数额等方面，确定相应信用卡犯罪行为的罪刑轻重。例如，在伪造信用卡类的伪造金融票证罪中，《解释》规定伪造信用卡1张以上的，就应当认定为刑法第177条第1款第4项规定的“伪造信用卡”，以伪造金融票证罪定罪处罚。其中，伪造信用卡5张以上不满25张的；伪造的信用卡内存款余额、透支额度单独或者合计数额在20万元以上不满100万元的；伪造空白信用卡50张以上不满250张的；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应当认定为伪造金融票证罪的“情节严重”。

又如，在妨害信用卡管理罪中，持有、运输10张以上不满100张伪造的空白信用卡的，应当认定为“数量较大”。而持有、运输10张以上伪造的信用卡的，或者持有、运输100张以上的伪造空白信用卡的，或者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50张以上的，或者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10张以上的，或者出售、购买、为他人提供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10张以上的，就是“数量巨大”。

二、区分了个人及商户非法套现的定罪依据

非法套现以非法经营罪论处司法实践中，对设立虚假公司专门从事信用卡套现业务的，能否认定为非法经营罪中的“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一直存在争议。例如，被告人祁某、乔某，利用借来的pos机，从事有偿为他人代办信用卡、信用卡套现以及“养卡”业务。公安机关查获涉案现金近20万余元，pos机3台，他人信用卡近200张。由于当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可以对非法套现行为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司法机关将被告人的行为认定为妨害信用卡管理罪。此次《解释》明确规定，违反国家规定，使用销售点终端机具（pos机）等方法，以虚构交易、虚开价格、现金退货等方式向信用卡持卡人直接支付现金，情节严重的，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如果上述案例发生在《解释》出台之后，被告人的行为就可能同时触犯非法经营罪与妨害信用卡管理罪两罪，应当数罪并罚，对其惩治力度明显重于之前的处理方式。

这里需要指出使用pos机非法套现行为与信用卡诈骗犯罪之间的区分。如果行为人在帮助持卡人非法套现时，主观明知持卡人系为了非法占有所套现的资金，仍帮助其实施套现行为的，则行为人的行为同时符合非法经营罪与信用卡诈骗罪两罪的犯罪构成，系刑法理论中的想象竞合犯，以从一重罪即信用卡诈骗罪论处。如果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非法套现的方式恶意透支，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以信用卡诈骗罪论处；而对具体实施非法套现的行为人，如果其主观上不是为了帮助持卡人恶意透支的，以非法经营罪论处；如果主观上是帮助持卡人恶意透支的，以信用卡诈骗罪的共犯追究其相应的刑事责任。

三、明确了中介组织帮助实施妨害信用卡的罪名

《解释》的第四条就专门针对中介组织帮助实施妨害信用卡管理犯罪的行为予以了明确规定，有利于司法机关及时援引相应的罪名惩治此类行为。中介组织帮助实施妨害信用卡管理犯罪的行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对为信用卡申请人制作、提供虚假的财产状况、收入、职务等资信证明材料，涉及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或者涉及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分别以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和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定罪处罚。另一种是承担资产评估、验资、会计、审计、法律服务等职责的中介组织或其人员，为信用卡申请人提供虚假的财产状况、收入、职务等资信证明材料，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分别以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和出具证明

文件重大失实罪定罪处罚。

四、规定冒用他人信用卡的具体表现形式

冒用他人信用卡是信用卡诈骗罪的罪状之一，但是如何理解冒用他人信用卡，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同认识，影响了执法统一的尺度。为此，《解释》专门规定了冒用他人信用卡的若干具体情形，方便司法操作：（1）拾得他人信用卡并使用的；（2）骗取他人信用卡并使用的；（3）窃取、收买、骗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并通过互联网、通讯终端等使用的；（4）其他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情形。

其中，前三种情形是非常具体的冒用他人信用卡的表现形式，第四种情形属于刑事立法及司法解释中的“堵截式”条款，即防止出现前述表现形式之外的冒用他人信用卡的犯罪情形。无论是拾得、骗取他人信用卡，还是窃取、收买、骗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然后在网络、通讯中使用的，其共同特点都是在信用卡合法持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使用，因而违背了信用卡合法持有人的主观意愿，属于冒用的性质。

五、阐明了恶意透支的具体构成要件

司法实践中对如何把握恶意透支的期限以及如何界定发卡银行的催收方式一直存在争议。此次《解释》较为详细地阐明了恶意透支的具体构成要件：（1）必须是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超过规定的期限，是指超过银行信用卡章程和申领信用卡协议明确规定的允许透支的期限。（2）必须是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3个月仍不

归还。（3）必须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根据如下情形判断行为人主观上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明知没有还款能力而大量透支，无法归还的；肆意挥霍透支的资金，无法归还的；透支后逃匿、改变联系方式，逃避银行催收的；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逃避还款的；使用透支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其他非法占有资金，拒不归还的行为。

（4）恶意透支的数额，是指持卡人拒不归还的数额或者尚未归还的数额，不包括复利、滞纳金、手续费等发卡银行收取的费用。（5）如果持卡人被追究恶意透支的刑事责任，但在公安机关立案后人民法院判决宣告前已偿还全部透支款息的，可以从轻处罚，情节轻微的，可以免除处罚。恶意透支数额较大，在公安机关立案前已偿还全部透支款息，情节显著轻微的，可以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

《解释》的公布施行，将对打击伪造信用卡、信用卡诈骗、信用卡套现等信用卡犯罪活动，保障金融市场秩序和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发挥重要的作用，产生积极的影响。

合规部作为卡中心法律条线的管理部门，对本《解释》的法律条文逐一进行了全面解读，并在“送法到一线”及“法律合规建设提升年”连续两年的大型活动中对本解释给予全面的深入解读，对各部门、分中心的培训场次多达17场，使卡中心员工对信用卡犯罪有了一个更清醒的认识，大大提升了全员防范信用卡犯罪的法律意识。

合规部

信用法律制度 篇6

关键词：西部地区 社会信用体系 构建 法律技术 应用

近年来，西部地区按照各地市政府的要求，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加快推动西部地区信用体系建设，整个西部地区通过多年的努力，信用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但相比东部发达地区，仍有较大差距。而从宏观上讲，信用体系的构建作为一项重大的社会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通过法制、市场、教育等手段，建立一套规范人们信用行为的制度，机制体系，惩戒失信，弘扬诚信，从而提高全社会的信用水平。从西部地区目前实际来看，与上述要求和标准还存在一定点距离，因此，探索建立以信用制度为核心，以信用服务体系为基础，以信用监管体系为保障，以信用文化为支撑的西部地区社会信用体系法制框架和运行机制，对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一、西部地区社会信用缺失成因分析

从技术上分析信用缺失的成因，不难得出以下结论：

（一）社会历史文化根源。中国传统文化被概念化的认为不乏讲诚信的文化传统。但传统文化中“信”，是在封建社会等级序差之下的信用，缺乏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契约关系。传统文化中的信用关系侧重于人文环境之中，主要不是体现在经济交往活动之中。市场经济冲破了传统的人际关系的，农业地位的削弱，工商业的发达，乡土观念的日渐淡化，都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渐趋于松散。随着人与人关系的松散化，失信、造假行为的代价也逐渐减小，这导致了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造假行为充斥着几乎整个市场。此时如果不能以法律使失信、造假者得到应有的惩罚，提高失信、造假的法律成本，信用危机的爆发似乎就不可避免了。

（二）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存在独立的经济主体，只有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而没有独立平等的不同市场主体间的契约信用关系。 我国30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经济活动中，完全排斥了商业信用，制度规范上商业信用是违法的；银行信用被压制到了最低限度，只从事结算和少量储蓄业务，银行的资金是由计划部门作为国家资金来分配给国营企业使用；在投资上，政府部门的随意性，以及凭某些政府官员的“条子”就可以把以亿计的国家资金用于只存在着理论上盈利的项目，却从来不必或不愿对借贷资金的偿还（即一度所谓的“学费论”）承担责任，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这一切所造成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它是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积累巨额不良资产的体制根源，也是整个社会缺乏信用约束的制度原因。

（三） 社会转型期间，社会信用心理和信用制度的缺乏和漏洞，为那些利用失信行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经济主体造成可乘之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一方面是旧的机制并未死亡，仍在人们的观念中存在着并时刻影响着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另一方面，新的机制并未建立，人们便以市场经济的参与者参与市场的竞争，由于很多政策、法规的不到位，致使市场的竞争出现了极大扭曲，形成了无序竞争，使本来就缺乏的信用又加上要用“新机制”的规范，使信用游离了我们的社会经济生活之外，变成与我们毫不相干的东西。

（四）法律规制的欠缺：缺乏对产权主体权利的尊重與保护，产权不清。信用主要是独立的产权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没有独立清晰的产权界定，也就谈不上之间的信用关系。西部地区相关信用立法和信用制度缺乏，信用保护和信用监控制度乏力。现行的有关法律为部分的信用行为提供了保障，但未能涵盖信用的全部行为。

二、应用法律技术构建西部地区信用体系的探讨

构建西部地区信用体系成为西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迫切的要求，从法律技术层面，我们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 加快西部社会信用立法工作。

从实践角度考虑，西部地区的信用立法工作难以在短期内完成，但建立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客观又需要有完备的法律体系作为保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建议从两方面推进信用立法工作：一是应完善信用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在此基础上以比较完备的行政管理规定的形式颁布，尽早为信用中介机构的发展奠定制度框架。二是抓紧研究、率先出台与信用行业直接相关的法律，对信用行业的管理定下基本的制度框架，以促进信用行业规范健康发展。

（二）加快西部征信数据的开放与信用数据库的建立。

西部地区在征信数据的开放与使用等方面尚无明确的法律规定，建议对此应加快立法步伐。西部地区对信息数据开放与发达东部地区比，还有不少差距：一方面是数据开放程度低，很多可以公开开放，以及能够通过一定正规的方式和渠道获得的信息目前尚未开放，也没有相应的法律予以明确规定，许多信息相对封闭和分散于各个部门和机构中，使信用信息缺乏透明度；另一方面，在涉及到消费者个人信息的采集和共享方面也没有相关的法律约束。这两个方面的立法都应尽快提上议程。

（三）促进西部地区信用中介机构的建立与规范发展。

目前我国的信用中介机构都是采取公司制的市场运营方式，西部地区也不例外，但由于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市场需求不足，业务量相对较少，特别是政府对信用信息的利用程度低。由于竞争激烈，从制度上保障信用中介机构能够客观、公正、独立的运营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西部地区政府对信用行业的管理。

西部地区信用行业的发展只有十几年的历史，由于相关的法律法规缺乏，因此，在加快立法进程的同时，还需要西部地区政府对该行业进行相应的管理和监督。当前，需要确立该行业的监管主体，改变长期以来信用行业多头监管与无人监管并存的状况，而且单一监管主体的确立有助于信用管理法律法规的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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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法律制度 篇7

1 法律信用的建立

要充分发挥法律法规对信用文化建设的保障功能, 就必须首先建立法律信用, 如果法律本身丧失了信用, 法律对信用文化建设的保障功能、对失信者的惩罚功能就无从谈起。法律信用是法律作为制度规范整体所具有的信用, 它涉及从法律创制到法律执行过程中的许多重要环节, 如立法、行政执法、司法、法律监督等等, 其中每一个环节都要讲求信用, 各个环节的信用共同构成了整体的法律信用。

2 制定和完善我国信用法律制度的建立

我国的信用制度建设刚刚起步, 在信用信息开放, 规范征信市场行为及保护消费者权益与失信罚惩等方面都缺乏明确、具体的法律规定。使我国信用制度既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 又缺乏应有的法律保障, 因此, 应加快立法, 为信用制度的建立营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具体可以通过以下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来实现:

(1) 制定《市场交易法》。通过国家的强制力, 规范市场交易过程中的信用问题, 增加市场交易的透明度, 减少市场交易的风险, 确保我国市场经济的稳定健康成长。

(2) 制定《反垄断法》和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是指禁止、限制或妨碍竞争的企业间协议、合谋、联合行动和滥用经济优势的行为。反垄断是一种事后机制, 其优点在于既能保证市场竞争和制度创新的充分进行, 又可以防止阻碍竞争进行的垄断行为, 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在执行上, 它可以保证执法的统一性。我们往往希望通过事先规制与立法的方式来达到反垄断机制才能达到的维护市场竞争和公共利益的效果, 其结果却适得其反。因此我国必须加强《反垄断法》的立法工作。同时, 要完善我国现有的《反不正当竞争法》, 从而更有效地防止不正当竞争行为、限制竞争行为和垄断行为发生, 更为充分地体现自由、效率和公平。同时制定《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作为竞争法律体系的两个分支, 以充分体现自由效率和公平竞争的秩序, 创造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

(3) 完善《企业破产法》。在经济竞争全球化和我国加入WTO的背景下, 我国现行的《企业破产法》已不能适应和处理新环境下出现的各种问题, 而且适用范围过于狭窄, 不符合市场平等主体原则, 可操作性差, 应对其进一步予以完善, 把适用范围扩大到不具备法人资格的企业、合伙组织、个人独资企业、个人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和自然人, 做到公平清偿。为此, 可以参考外国的实践经验, 建立完善的破产制度, 即:由债务人向法院申请破产经法院审核批准后, 在法院主持下监督债务人有序清偿债务, 允许债务人保留必要的财产, 以保证最低的生活水平及重新开始生活, 但在规定期限内不得出人高消费场所、拥有高级生活用品。在清偿债务过程中不得隐瞒财产, 否则处以刑事处罚, 并对申请破产的经济组织和自然人在某些行业中任职予以限制。

(4) 完善《会计法》。我国虽然已经制定了《会计法》, 但在该法实施过程中, 却得不到有效遵守。对会计从业人员和机构缺乏有力监督, 造成虚假信息盛行, 为部分企业逃避税务机关的监管和逃避银行债权大开方便之门。例如上市公司的经营和信用状况的真实披露依赖于证券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报告, 若其与上市公司串通一气, 出具虚假信息将会导致证券市场失信于广大投资者, 因此, 对《会计法》所涉及的操作性差的环节予以修改完善。

除了制定和完善上述法律法规外, 还必须尽快完善《民法》中有关债权保护的法律规定, 完善《刑法》中对欺诈和非法侵占等恶意背信行为的有关规定, 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等法律制度, 对《担保法》、《合同法》、《公司法》、《贷款通则》等有关信用方面的条款做适当的修改和补充, 把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 用法律形式肯定下来, 为建立中国的信用法律制度奠定基础, 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惩治力度。

3 加大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 保证法律的有效实施

从立法上明确法律责任, 只是为规范信用程序建立法制保障创造了前提, 更重要的是从司法和执行上落实法律责任。

法律法规贵在施行。制定法律法规的目的是为了实行, 法律只有在现实生活中得到有效的实施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有法不依, 不如无法。这就必须由执法者来承担这一责任。要维护法律信用, 为整个社会信用文化建设作贡献, 执法者责无旁贷。执法者应本着“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原则, 严格执法, 对失信者加以惩罚, 在这方面要给法院更有效的手段, 并把提高执行率作为考核法院成绩的重要指标, 通过加大执法的力度, 使法律真正成为维护信用关系, 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 追究债务人违约侵权责任的有力武器。这正是对社会主体“法律不可违”、“违法不可恕”的信用教育和示范。同时, 还必须重视执法人员的法律教育, 执法人员良好的法律素养对公正执法, 顺利进行信用文化建设大有益处。

参考文献

[1]赵秀玲.城市化进程中的信用制度文化建设[J].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5.

[2]贾凤伟, 王会英.基层人行推进区域信用文化建设的现实思考[J].黑龙江金融, 2004.

信用法律制度 篇8

关键词：高校国家助学贷款,个人信用征信法律制度

1 引言

在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开展中,高等教育收费制度也大规模的展开,学生要个人负担学费和生活费,这对于一些家庭经济相对困难,特别是来自农村的贫困学生来说,无疑成为一巨大压力。我国的国家助学贷款是以帮助学校中经济确实困难的学生在支付在校期间的学费和日常生活费用为目的。为保证不让一个大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政府在1999年开始推行助学贷款制度。助学贷款是指教育部门、金融部门等联合推出的帮助有资格但家庭经济困难、不能使之完成大学或硕士学业的高校学生,使其能够顺利的通过大学或硕士高等教育,为社会输出应用型人才的,以此进行的助学资助,是以学生就读期间无利息,工作若干年内低利率的形式进行的银行贷款。

“征信”是指由专业化、独立的第三方机构为建立信用档案,依法采集、客观记录信用信息,依法对外提供信用报告使授信方可以充分了解信用申请方履约的能力的一种活动。

2 高校国家助学贷款个人信用不良的现状及原因

具有明显的行政推动特征却被界定为商业性质的高校国家助学贷款落入了尴尬境地,借款学生贷款违约率居高不下,溯其症结,一是社会客观原因即高校学生就业形势严峻;二是借款学生诚信度不高;法制观念淡薄 ;三是我国信用机制不健全。

2.1就业形势严峻

1999年,我国高校开始大幅度的扩招,扩招后的第一届毕业生在2003年毕业。因此,自2003年开始了毕业生高峰年,大量的毕业生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就业难问题也日渐突出。我国每年都有相当一部分高校毕业生处于毕业即失业的状态中根本不能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这一客观社会事实致一部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不能及时偿还国家助学贷款。

2.2 借款学生诚信度不高法制观念淡薄

在信用制度完善的国家,例如美国、德国等,信用记录是每个人在社会生存生活的“通行证”;信用贷款十分普遍,特别是个人消费贷款。从社会方面看,我们社会并没有很好地坚持和发扬信用作为衡量一个人信誉身份的基本道德因素。一些大学生在主观上对国家助学贷款个人信用的概念理解发生错误或者对个人信用的重视程度不够,致其未能及时清偿贷款。再者,借款学生对国家助学贷款不了解,对国家助学贷款的还款政策也不关心。等等。这些都反映出我国高校国家助学贷款学生法制观念淡薄。

2.3我国信用征信机制不健全

我国信用征信制度的建设虽然得到了国家的重视,但至今还没有建立完备的社会信用征信制度。个人信用信息的收集和使用及风险防范与化解力度,相比其它信用经济发达的国家还是十分有限的。还有,公众的社会信用意识也比较淡薄,失信成本低。

法律是对人们行为的最起码要求,信用作为一项道德品质,法律应该为社会信用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我国既无完整系统的调整信用的法律而且某些规定也不够科学、合理,尤其是对个人信用征信方面的立法。在我国的助学贷款个人信用征信法律制度建设中规定关于个人信用信息开放的法律是比较缺乏的。再者,我国法律等对征信业的监管的规定是比较混乱的。

3 完善我国高校国家助学贷款个人信用征信法律制度

3.1加大助学贷款个人征信立法

建立和完善国家助学贷款个人征信法律制度,我们在制定有关个人信用征信制度的法律法规时应坚持披露原则、保密原则、公正原则、平等信用机会原则。以使信用数据充分发挥其在个人征信过程中的作用,维护数据主体的信用权等等。而且,在我国需确立个人信用征信机构的法律地位,即征信机构是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由法律授权的商业性服务的企业。在助学贷款征信立法中还应制定完善的征信监管体系,使各征信机构能够有效营业。我们当然也须制定出有关惩罚失信者的法律,加大失信者的失信成本。

3.2建立高校学生个人信用档案

我国的助学贷款个人信用征信法律制度建设中个人信用信息的数据准确性较低。因此,特别需要建立高效学生个人信用档案。大学生信用档案就是由中国人才信用网运营的全面、真实反映学生在校表现和信用状况的一种电子档案。该档案由学生、学校、用人单位和中国人才信用网多方合作共建,包含的信息有个人维护信息、学校维护的信息和第三方的认证信息,学生毕业参加工作后还会有所在工作单位维护的信息。我们建立大学生信用档案,第一就要对学生的个人基本信息、有关学生信用行为等的个人信用信息进行收集和整理。第二要对学生个人信用档案做好鉴定和整理工作。第三还要做好对学生个人信用档案的保管工作。最后就是通过提供个人信用档案为社会各界提供利用服务。

建立个人信用档案,可以提高学生自己的诚信自律意识。因为保持良好的信用记录、高的信用分值,可以累积个人诚信资产,大幅提高个人的可信度。更容易获得银行的助学贷款,更容易获得社会的资助等等。

3.3保护学生个人隐私

学生个人隐私权的保护在助学贷款个人信用征信制度中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法律应授权个人信用征信机构可以依法从相关部门 ( 如公安局、法院、工商行政管理局等 ) 和各大金融机构收集或购买消费者的信用资料。但征信机构应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获取个人信用信息,不能随意采集个人的任何信息。

众所周知,我国缺乏对征信者的个人金融隐私权的立法保护,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缺少对征信机构法律义务的约束。因此,我国目前征信业的低成本是以侵犯公民隐私权换来的。此时,最重要的是对在征信过程中侵害个人隐私权的不法行为应当追究其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从而,完善我国高校国家助学贷款个人信用征信制度,提高征信机构的工作效率,降低助学贷款中借款学生的个人信用不良率。

4 结论

备用信用证的法律分析 篇9

1 备用信用证的含义及其法律性质

备用信用证虽然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地运用，但各国很少在立法上对备用信用证下定义。目前，对备用信用证下定义的只有1977年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管理委员会所作的，即“备用信用证，不论其名称和描述如何，是一种信用证或类似安排，构成开证行对受益人的下列担保义务：(a)偿还债务人的借款或预支给债务人的款项;(b)支付由债务人所承担的负债;(c)对债务人不履行契约而付款。”这种定义只能说是描述性的，它仅仅描述备用信用证的使用范围，并没有明确提示其本质特征。其后，《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1983年修订本第一次将备用信用证包含在其适用范围之内，但对备用信用证的含义则适用信用证的一般性定义，同样没有反映出备用信用证的特性, 尽管如此，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国际上的做法是将备用信用证归入信用证中，是信用证的种类之一。而各国理论界则大多从备用信用证的性质分析入手来定义备用信用证，认为，备用信用证是指开证行根据开证申请人的请求对受益人开立的承诺承担某项义务的凭证。这个定义虽然强调了备用信用证的本质特征，但却没有对备用信用证的使用做出完全的表述。因此，将两者结合起来，可对备用信用证作如下定义：备用信用证是信用证的一种，是指开证行根据开证申请人的请求和指示，向受益人开立的，承诺对债务人不履行其债务导致的违约行为承担支付货款义务的凭证或书面约定。这个定义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含义：首先是强调了备用信用证是信用证的一种，因此，它也具有信用证的一般特性。这种一般特性应当符合信用证的描述，不能因为强调其本质特征就抹杀了它作为信用证的一般性质。其次是强调了它的备用性，也即是其本质特征———履约担保的性质。一般信用证以履约作为偿付的必要条件，备用信用证以不履约为其偿付的条件。从这一点上来说备用信用证就是开证行对受益人的一项保证，保证在开证申请人不履行其基础合约义务时，对受益人支付信用金额，具有备用的性质。

根据以上对备用信用证的表述，可以看出，备用信用证的本质特征实际上就是履约担保，其本质是银行对受益人承担偿付的直接允诺，即开证行保证在开证申请人不履行其应履行的义务时，受益人只要凭备用信用证的规定向开证行开具汇票或不开具汇票，并提交开证申请人未履行义务的声明或证明文件，即可获得开证行的偿付。除本质特征外，根据ISP98(国际备用信用证惯例)备用信用证还包括以下几个特征：

1）备用信用证的不可撤销性

信用证可以分为可撤销信用证和不可撤销信用证，由当事人自行选择。备用信用证由于其作为履约担保的特殊性，因而在没有指明的情况下，备用信用证及其修改书自脱离开证人控制时起，在未征得有关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开证人即不能修改和撤销。作为一种担保形式的备用信用证如果允许开证行随意撤销，将会使其担保功能丧失殆尽，受益人的权益也无从获得保障，因此，在商业信用证下，受益人由于处于劣势可能会接受可撤销信用证，但在备用信用证条件下，无论受益人处于何等劣势的地位也不会接受这种形同虚设的“担保”。国际上目前的几个与备用信用证有关的条约和惯例也都支持这一特性。如，《联合国独立保证和备用信用证公约》规定，担保的修改若要生效，必须是修改要求为受益人所接受，除非担保中另有相反的规定。《国际备用信用证惯例》规定，“除非备用信用证中另有规定或经相对人同意，开证人不得修改或撤销其在该备用信用证下之义务。”

2）备用信用证的独立性

对备用信用证的独立性的讨论既涉及到对备用信用证法律特性的认识，同时也是备用信用证是否属于信用证种类的关键所在。信用证的独立性原则是信用证制度的基石与支柱。它是指信用证的法律效力不受申请人与受益人之间的基础合同的影响，而完全取决于信用证条款本身的规定，银行仅依信用证条款和卖方提交的单据自主地作出付款规定。信用证独立性原则是毫无争议的，但作为备用信用证是否适用信用证独立性原则，理论界存有争议，如有学者认为，“受益人向银行请求付款时，是提交开证申请人没有履约的单据或证明，才能得到付款，因此备用信用证是否启用与基础合同是否履行有着密切联系，不适用合同与信用证独立原则。”[2]

备用信用证还具有其它的特性，如单据性、强制性等，这些特性就与信用证的基本特性相同，不属于备用信用证特有的性质，但这些特性同样也是备用信用证属于信用证种类的有力证明，是备用信用证区别于保函的特性。当然，以上我们虽然论证了备用信用证是信用证的一种，但它也只能是一种特殊的信用证，与商业信用证相比还是有许多的不同之处，具体有以下几点：

(1)功能上的不同。商业信用证是国际货物买卖中的一种支付方式，是银行对受益人根据合同履行了义务时所承担的付款义务。备用信用证则一般用来作为货款收付的保证手段，并且作为贸易合同所规定的托收、汇款、寄售等商业信用的结算方式的一种信用补充手段和额外担保形式载入基础合同。

(2)付款责任不同。在商业信用证中，开证行的付款责任是第一性的，只要受益人提交了与信用证相符的单据，开证行就必须立即付款。备用信用证也是见索即付，只要受益人提交了所约定的声明或单据，开证行也必须付款，这在形式上来看是第一付款责任，但实际上双方开立的备用信用证的目的是第二性的，其所具有的是银行担保的性质。[3]

还有学者认为两者的适用范围不同，虽然信用证出现的历史比备用信用证早很多，但目前国际贸易的发展，以及备用信用证使用上的便利性使其已经超过了商业信用证的使用，不但在国际贸易且在国内贸易中都得到了广泛的使用，不仅在传统的商业信用证的使用领域而且在许多的新的领域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因此这个已经不能作为完全区别两者的办法。备用信用证与商业信用证还有一大区别就是在其所提交的单据上，商业信用证一般要求正本货运单据，这是一种物权凭证，代表货物的所有权，开证行付款后就控制了该物权凭证，申请人必须付款赎单，才能提货。这也是对开证行权益的一种保障，降低了开证行的风险性。备用信用证下，要求的单据既可以是货运单据，也可以不是，而通常仅仅为受益人可任意出具的书面声明加附汇票，发票或简单的收据等。这些单据与商业信用证下代表物权凭证的单据不同，它们是不代表货物所有权的，因此无论对开证行还是对申请人都几乎是毫无意义的。所以，这也就造成了银行开立备用信用证的风险比开立商业信用证的风险要大得多。

2 备用信用证的法律关系结构及其运作程序

备用信用证是信用证的一种，这是基本得到认同的，因此，它与其他信用证，包括商业信用证，旅行信用证一样，都应当具有信用证的基本当事人及其法律关系。信用证的基本法律关系是包括申请人、开证行、通知行、受益人;备用信用证也同样如此，因此，其基本结构中包括如下的法律关系：

1)申请人与受益人之间的基础交易合同关系。这也是备用信用证开立的前提条件，没有这一关系的存在，就不可能开立备用信用证。

2)申请人与开证行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这是备用信用证开立的直接原因，该委托合同调整的只是申请人与开证行之间的关系，而不能对基础交易合同关系产生影响。

3)开证行与受益人的关系。该两者之间的关系，完全是由备用信用证的条款规定来决定，因此，开证行不得援引基础交易合同，开证委托合同或与申请人的其它关系对抗受益人，而受益人也不得援引开证行与申请人的关系对抗开证行。

备用信用证的运作程序包括：

(1)开证申请人根据基础合同的规定，向其所在地的开证行申请开立备用信用证。

(2)开证行经审核同意后，根据开证申请人的指示向受益人开出备用信用证，此时，申请书就构成申请人与开证行之间的委托代理合同。

(3) (a)开证申请人按基础合同履行其义务，此时，备用信用证由受益人退回开证行注销，或备用信用证到期自动失效。至此，备用信用证的全部交易程序即告结束，这也是大多数正常情况下备用信用证的运作程序。 (b)如果开证申请人未按基础合同履行其义务，受益人可向开证行提交符合备用信用证规定的索赔要求，通常是一份开证申请人未履行基础合同义务的申明，以及与备用信用证相符的单据。

(4)开证行经审查，如认为受益人所提交的声明及单据符合备用信用证的规定，它必须按约定向受益人支付信用证金额，并从开证申请人处获得偿付。

3 备用信用证的风险性及其防范

尽管有众多的优点，但随着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及深入，备用信用证的潜在风险性也暴露无遗，并且在已经发生的案例中，备用信用证对开证申请人及开证行的潜在风险性实际上是相当大的。

在备用信用证的各方当事人中，无疑，受益人所承担的风险是最小的。因为备用信用证的开立本来就是为受益人提供的对开证申请人的履约担保，因而，除非一种情况出现，就是开证行倒闭无力付款而开证申请人又违约，不履行合同义务，而现实中这种情况是极为少见的，然而就算是这种情况出现，受益人仍然可基于基础合同直接向开证申请人追偿。

开证行与开证申请人一样，两者都承担着巨大的风险。开证行的风险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一系列诉案中暴露无遗，这些诉案的背景是伊朗的危机事件，其中有1979年的American Bell International Inc.诉Islamic Republic of Iran案，United Technologies Corp.诉Citibank N.A.案，以及KMW International.诉Chase Manhattan Bank N.A.案。伊朗政府要求同外国公司订立合同需要有履约担保，因而由伊朗银行开立履约保证，只要政府声明有关公司未履行合同义务，该伊朗银行就必须付款。而伊朗银行的履约保证又是以外国公司申请外国银行开立以伊朗银行为受益人的备用信用证为最终依靠，其中规定，只要伊朗银行提出申明，其政府已根据该行的担保支取了款项，开证行就必须对伊朗银行付款。后由于政权的更替导致合同无法履行，伊朗政府根据偿付保证支取了款项，伊朗银行则要求兑付备用信用证，开证行试图阻止偿付保证和备用信用证，但法院强调备用信用证的独立性，对开证行的请求不予支持。同时，开证行还对受益人负有依合格的违约声明书付款的义务。开证申请人缺少资金无力偿还，并不能成为开证行逃避责任的借口，因而银行实际上随着开证申请人的信用风险，这种风险是无法担保的。相对于商业信用证而言这种风险是巨大的，因为商业信用证的开证行在履行了付款义务后，就取得代表货物所有权的票据和单证，这在一定程度上为银行提供了保证，但备用信用证下，开证行得到的票据和声明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从以上的情况可见，银行在开立备用信用证时应持慎重的态度，作好开证申请人的资信调查工作，必要时要求提供充分的抵押，同时在可能的情况下密切注意基础交易的执行情况，以便在风险发生之前予以预防。[4]

备用信用证的开证申请人承担着同样巨大的风险，其风险性来自于受益人的不公平或任意的索赔要求。与商业信用证相比，备用信用证的开证申请人的地位要脆弱得多，商业信用证中的许多单据并非由受益人单独开发，而是经常需要由第三方制作或完全独立于受益人之外的其他机构出立，而备用信用证一般只规定由受益人自己出具开证申请人违约的声明，这导致受益人滥用备用信用证的可能性随时都存在，即使开证申请人有充足的理由怀疑受益人的诚实性，并且认为受益人的索赔要求是不公平的，而要求开证行拒付，但只要受益人提出了与信用证条款规定相符的单据和违约声明，根据信用证的独立性，开证行只能按约定付款。因此，这将开证申请人的利益完全归决于受益人的诚实，这在商业欺诈现象非常严重的今天，对开证申请人是非常危险的。这种情况一方面要求开证申请人在订立合同时作好对方的资信调查工作，这是为了防止可能的欺诈行为的出现，当然如果开证申请人的能力有限或是对方本无意欺诈时，为了改善其自身的地位，除了要求对方提供违约声明书外，最好还要无利害关系的第三方出立的证明，证实受益方的声明所言属实。但这种额外的证明可能会与备用信用证运作的简洁性相矛盾，而相当大一部分当事人开立备用信用证时看重的就是其便利性及相对较低的成本，如果没有了这种优势，可以说许多当事人，特别是国际货物贸易中，还是愿意采用商业信用证。而且这也会加重受益人的负担。因此，受益人总是会极力争取所规定的单据尽可能简单。这一点能否实现就要看双方在谈判中的实力对比了。

参考文献

[1]李双元, 周辉斌.备用信用证法律特征之考察[J].法律科学, 2001 (3) .

[2]曹建明.国际经济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3]李双元, 周辉斌.备用信用证法律特征之考察[J].法律科学, 2001 (3) .

论信用证议付法律关系 篇10

一、信用证议付的含义和特征

(一) 议付的含义

UCP500第十条定义议付为“被授权议付的银行对汇票及/或单据支付对价, 仅审核单据而未支付对价者, 不够成议付。”在该定义中, 强调了议付必须是由被授权议付的银行做出, 同时也强调了“支付对价”的概念。UCP600第二条对议付的定义没有使用“支付对价”的概念, 转而使用“购买”的概念。认为“议付是指指定银行在相符交单下, 在其应获偿付的银行工作日当天或之前向受益人预付或者同意预付款项, 从而购买汇票 (其付款人为指定银行以外的其他银行) 及/或单据的行为。”该定义确定了议付的融资功能和预支功能。

依照上面的定义可以将UCP600中的议付分解成以下内容:1.议付是由指定银行做出的。议付须必备的前提条件是议付行是限定的, 是由开证行指定的;2.议付行需要向受益人预付或者同意预付款项。议付行在完成该行为时还需要进行审单并在受益人应获偿的银行工作日当天或之前;3.议付是一种购买行为。依据“及/或的表述”, 议付行的购买对象可以是汇票, 可以是单据, 也可以同时购买汇票和单据。

(二) UCP600中议付的特点

1. 引入“购买”理论, 取代“对价”理论

新的购买理论是否完全不同于对价理论呢?对价理论在美国《统一商法典》中有所体现并包含了广泛的含义。因此, 有学者认为, 在英美国家, “支付对价”含义较为广泛, 包括了“购买”或“买入”、“转让”或“让渡”的意思。

在UCP600中, 议付被确定的认为是一种购买行为, 其实质仍旧是对价理论。只是更加简单化和明确化了。这种“购买”被明确化为也必须以特定的方式, 即预付或同意预付款项的方式, 同时除了可以购买汇票外还可以购买单据, 单据一般是提单。

2. 具有很强的融资特性

定义中增加了“在其应获偿付的银行工作日当天或之前”, 以及“同意预付款项”。这种在时间和方式上的条件, 强调了银行“提前付款”的融资性质。“预付”根据其表面意思是预先支付。“同意预付款项”也是一种融资的方式, 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购买的理论。如果将议付看成是议付行和受益人之间的合同行为的话, 口头和书面的方式都可以使合同成立。但是考虑到受益人的举证权利和减少纠纷的原则, 该种同意应以书面或其他可被证实的方式做出。同时, 为了维护银行的信用, 促进信用证业务的发展, 银行一般不会随意撤销做出的同意预付款项的决定;再者如果议付行可以随意撤销这种同意, 会严重影响到受益人的权益, 打破受益人和开征申请人之间的利益平衡。但是如果在同意预付款项后, 实际支付前发现有信用证欺诈行为时, 议付行应该可以撤销该种同意。因此为了交易安全和减少纠纷的考虑, 该种同意应该被限定为可以为受益人举证证明的方式。预付和同意预付款项可以起到很好的融资的效果。

二、信用证议付之法律关系

议付的购买行为包括了购买汇票和单据, 而单据在实践中主要指的是提单。“及/或”的表达方式为议付的购买创设了三种方式, 仅购买汇票, 仅购买单据, 同时购买汇票和单据。因此议付行为可能会包含多重法律关系。

(一) 仅购买汇票的票据法律关系

购买汇票形成了一种票据法上的票据转让关系, 议付行与受益人之间具有一种独立于信用证关系的票据关系。受益人作为汇票的持票人将汇票提交议付行议付, 议付行在进行合理审单后认为达到相符交单条件时, 会购买受益人的汇票进行议付。至此议付行成为了合法持票人。除非议付行也是保兑行, 或者受益人在签发汇票时写明无追索权, 议付行购买了汇票, 就成为该汇票的正当持票人, 依照《票据法》就对出票人 (受益人) 及其前手背书人即享有追索权。

票据法上的汇票和信用证汇票是否相同呢?虽然信用证中的汇票作为一种票据本应受到票据法的调整, 但该票据是依赖于信用证的。从实际操作来看, 受益人选择银行信用的信用证方式结算交易时, 在开具汇票的同时即表明了其同意汇票应该满足信用证交易的审单要求, 即“单单相符, 单证一致”原则。同时信用证项下汇票是否符合票据法的要求, 应该取决于出票人在票面所作的记载, 而不是信用证的指示或其他文件的说明。而且在现实国际贸易交易中, 信用证结算中出具的汇票与票据法调整的汇票没有实质性区别。因此, 信用证汇票和一般票据法中的汇票是一致的。购买汇票的议付方式是对受益人持有的汇票进行购入, 其实质即票据的转让和贴现。

(二) 仅购买单据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

单据主要是指货物单据, 而最为常见的货物单据是提单。议付行仅购买单据的法律性质取决于单据的性质, 特别是提单的性质。主流观点认为, 提单的法律性质包含了提单是运输合同的证明, 是承运人出具的接受货物的单据, 是承运人凭以交付货物的具有物权特性的凭证。

依商业惯例, 提单的转让一般即表明了货物所有权的转移。议付行购买提单的行为就是买入提单项下货物的行为。议付行为就是提单的转让, 使提单下的货物所有权转移到了银行。所以议付行购买单据的议付行为是一种买卖合同法律关系。

(三) 同时购买汇票及单据的议付法律关系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议付行同时购买汇票和单据会产生两种法律关系, 一是购买汇票时产生的票据法律关系, 二是购买单据时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议付行在买入单据后, 享有了单据下的货物;买入汇票后, 作为合法持票人, 拥有向开证行要求支付货款的权利。这种复合的法律关系是一种什么法律关系?是票据法律关系和买卖合同关系的共存?还是一种新型的法律关系?学界没有对此进行讨论。

笔者认为, 这是一种新型的法律关系。该种法律关系不能简单的看成购买汇票和购买单据的拼凑, 是兼具票据法律关系和买卖合同性质的法律关系。因为, 议付行在购买汇票及单据时的审单义务是“单单相符, 单证一致”, 是同时审核汇票和单据, 若有一种不符合审单规范, 都将拒绝议付。议付行并不单一的审查汇票是否和信用证相符, 从而接受对汇票的议付;或者仅审查单据是否和信用证相符, 对单据议付。此时的汇票和单据是一个整体, 必须达到1.单据和汇票相符;2.单据和信用证相符;3.汇票和信用证相符的审单要求。只有同时完成这三项标准, 议付行才会对“汇票及单据”议付。议付行此时的审单义务应该是一个整体, 任何一项审单不符, 会导致拒绝议付。所以, 不能单一的分割审查汇票和单据, 不能将这种议付法律关系看成是票据关系和买卖关系的合并。这是新型的法律关系, 是意在融资的议付法律关系。

三、信用证议付的性质

(一) 通行学说

第一, 议付其本质是一种购买单据行为, 即所有权转让行为。受益人由于享有的实际上对开证申请人的债权而享有对开证行的付款请求权, 议付行买入票据, 即转让了受益人对开证行享有的债权, 拥有了票据所代表的货物所有权。此种观点认为议付就是所有权转让关系, 即买卖合同关系。第二, 其性质相当于金融票据的贴现。议付银行给付对价后, 成为正当持票人, 享有完全的票据权利, 并受《票据法》的保护。第三, 议付是汇票和单据买卖关系。

但是这些观点都有缺陷。首先, 开证行和议付行间并不是合同关系, 若依据议付行通过向受益人买入单据, 而获得了单据所代表的货物的所有权, 但这并不是议付行要求开证行付款的理由。议付行并没有通过“所有权的转让”获得对开证行的付款请求权。其次, 若在不附随汇票的信用证议付和议付行仅选择议付单据的情况下, 票据关系说不成立。即使附有汇票, 依照UCP600规定, 议付行也有可以选择议付汇票或单据。再次, 认为议付是汇票和单据买卖关系的学说, 仅仅从字面上解释了UCP600对信用证议付“购买”的概念, 并没有从本质上分析议付的法律关系, 解决信用证议付的性质问题。

(二) UCP600信用证议付的性质

通过分析信用证议付中所包含的法律关系, 看出针对不同的议付对象, 会有不同的法律关系。但是信用证议付是一个整体, 不是单独的购买汇票或票据的行为。信用证议付与汇票紧密相关, 但不单是票据权利, 议付有其自身特点, 其享有的权利也不仅限于正当持票人的权利。汇票作为一种票据, 本应受票据法调整, 但在信用证下作为一种单据自然也必须服从单证一致、单单一致的特殊操作规则。同时, UCP600中的议付通过对议付时间的限制和议付方法的规定, 强调了议付的融资目的。

从整体上看, 议付是一种新型的法律关系, 既不是单纯的票据法律关系, 也不是完全的买卖合同关系。在审视信用证议付的性质时, 不能将购买汇票和购买单据的行为分割开来, 应当将二者当成一个整体看待。议付法律关系具有独特的特征, 第一, 需要由指定银行和受益人构成法律关系的主体;第二, 议付法律关系反映了信用证的融资作用。第三, 议付法律关系的客体是议付行购买受益人提交的汇票及/或单据的行为。第四, 议付法律关系的内容是议付行和受益人因为议付而享有的权利和义务。包括议付行享有的合法占有票据的权利以及受益人接收议付行预付的款项或接受同意预付款项的承诺的权利和义务。UCP600的议付强调了融资的作用, 因此, 议付的性质是强调融资作用的议付法律关系。

摘要：依据UCP600对议付的定义, 信用证议付是一种对汇票及/或单据的购买行为。议付不是简单的票据行为法律关系, 也不同于一般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 它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法律关系, 兼具票据和买卖双重行为特征。信用证议付是强调融资的议付法律关系。

关键词：议付,法律关系,性质

参考文献

[1]李金泽.信用证法律风险防范[M].北京:中信出版社, 2004.220.

[2]李秋娟.限制议付信用证相关问题探讨[J].商业现代化, 2007, (3) :66.

[3]徐东根.银行信用证议付及其追索权的法学解释[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07, (3) :36.

[4]李金泽.议付信用证当事人权利义务分析[J].杭州金融研修学院学报, 2001, (5) .

[5]张丽英.国际贸易法专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4:85.

信用法律制度 篇11

关键词：信用卡非本人使用；信用卡法律关系；责任承担；对策分析

《中国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规定，信用卡及其账户只限经发卡银行批准的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外借。但是，在社会实践中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公司以员工的名义办理信用卡并使用，而员工并不知道该信用卡的日常使用情况，以致离职后往往导致出现个人信用危机的问题。在此种情况下，银行只会向信用卡身份信息归属人（此处解释为本人，下同）提出还款请求，甚至会导致双方对簿公堂，而实际使用人却逍遥法外。当前，我国大多数商业银行的信用卡章程中规定，挂失前的损失由本人承担。它涉及到信用卡的非本人使用导致的信用风险，对于此种规定是否合适。同时，发卡人与持卡人法律关系为：两者之间是由格式合同所确立的合同关系。商业银行是否涉嫌利用这种格式条款单方面的加重本人的风险责任，非本人使用信用卡风险有谁承担合适？本文将从非本人使用信用卡法律责任承担以及对策分析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银行与特约商户的权利与义务

（一）银行的权利与义务

1、在特约商户提供有本人签字的签账单时，银行应无条件的支付相应的款项。2、发卡行应负责信用卡支付设备及系统的安装、维护与更新，并对相关人员要进行业务和操作的培训。除此以外，笔者认为银行负有提供安全、可靠的交易方式的义务。在当前指纹技术迅速发展的环境下，面对密码容易泄露、签名存在审查不严或没有能力审查的情况下应该大力推广更为先进的指纹交易体系。

（二）特约商户的权利与义务

1、特约商户应对签购单签名是否与本人姓名和预留身份信息相符。2、当持卡人超额超限划款时，特约商户应该谨慎提供服务，做好相关身份信息的验证，对非本人使用的信用卡可以拒绝支付。3、向发卡行提供签购单复印件及相关消费票据。

二、特约商户审查签名的困境

发卡行与特约商户合作时通常会签署特约商户银行卡业务规范，规范中一般都要求特约商户在受理持卡人的刷卡要求时，审核确认消费者确为本人，如果不是本人的应该拒绝消费，同时信用卡背部有签名栏但是没有本人签名的也不得受理，违反上述规定应承担损失。在中国人民银行印发的《银行卡联网联合业务规范》中也对持卡人在特约商户的交易流程做出了规范。特约商户除了要核对信用卡的有效性和完整性，还要求特约商户核对持卡人的签名与信用卡背面签名是否一致。但是，碍于特约商户审核签名是否一致在操作上存在不切实际的技术上的难题。笔者认为特约商户对信用卡的消费，只要做到了合理、审慎的义务就应当免除其在信用卡非本人使用产生的信用、债务风险。

三、非本人使用信用卡的法律责任承担及对策

首先，商业银行具有广泛的业务职能，它对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十分显著，在整个金融体系乃至国民经济中居于特殊而重要的地位。银行业务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银行和客户之间的理解、信任和支持的基础上。它的业务群体是十分广泛的，由发卡行承担损失责任后，发卡人可以将损失额在大量级交易额中进行分配，从而使每一个客户承担的数额非常微小。发卡人承担责任，然后以增加的服务成本的形式，在客户或商人之间进行分散。金融机构可以通过在其客户群体中分散已有的损失，从而达到降低风险的目的。不论是信用卡诈骗也好，还是盗用、窃取使用引起的犯罪也好，对于普通民众来说，都是一种通过较高技术性的手段来进行的。让绝大多数不具有防范这种技术性犯罪能力的持卡人来承担风险，要求甚为苛刻。

再次，可以在发卡行和保险公司之间，引入保险机制。客户不可能详细的了解信用卡使用中存在的风险，在受理保险公司的业务时也无形的增加了其使用信用卡的成本，即使客户同意，也不一定能够买到合适的险种。但是，银行却能很好地掌握风险的来源，银行可以购买保险以规避信用风险损失。为了更好的分散损失，由发卡行这样更能系统预判风险、并拥有大量资金地位的当事人承担风险，并通过保险机制为自身风险提供安全保障，再将成本在众多的持卡人中间进行分分配，使得每一个持卡人花费低的成本就能得到更好的保护，这样的机制无疑是更具有经济效益的。因此由发卡行承担责任更为合理。

最后，笔者认为银行负有提供安全、可靠的交易方式的义务，在当前指纹技术迅速发展的环境下，面对密码容易泄露、签名存在审查不严或没有能力审查的情况下应该大力推广更为先进的指纹交易体系。在发放信用卡时不仅要审核申请人的收入状况、信用度。对于符合用卡要求的当事人更要做好身份信息的强制录入与安全识别的工作，保证用卡人的身份信息安全。随着生物指纹识别技术的发展，它越来越多的应用于社会保障、卫生医疗、文化教育、民政优抚、人口计生、住房物业等政府公共管理和社会事业各领域。所以为了保证信用卡的持久、高效发展，在商务消费银联交易、小额电子钱包支付等服务行业进行推广应该受到银行业的重视。

参考文献：

[1]王树茂.金融纠纷风险防范与化解[J].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648页.

[2]陈俐茹.论信用卡交易制度及其法律关系载[J].比较法研究，2004年第5期.

[3]姜波.信用卡遗失风险责任承担的理性思考[D].第35页.

[4]陈颖亭.论信用卡冒用纠纷中特约商户的审核义务[D]. 南京大学2012.

[5]王旸.银行卡法律关系及冒用银行卡责任承担透析[J].金融时报.2007年第11版.

信用法律制度 篇12

健全完善的社会信用制度是市场经济有序并良性运行的基础。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市场经济进程的不断深入, 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社会信用法律制度作为社会信用体系的法律保障, 其完善程度直接影响到了社会信用法律体系的建设进程。在这一背景下, 各界开始了对健全社会信用法律体系的研究。

本文将从历史的角度, 对我国健全社会信用法律制度的研究进行回顾和展望。

一、健全社会信用法律体系研究的初始期

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始运行到21世纪, 这段时期是健全社会信用法律体系研究的初始期。

1978年, 我国开始改革开放, 开始了对市场经济的探索。伴随市场经济的运行, 出现了有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研究。在这些研究成果中, 有一些学者开始提出对社会信用法律体系的构建。如《浅议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 文章中指出社会信用法律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段时期, 对健全社会信用法律制度的研究开始萌芽发展。在这一时期, 对于健全社会信用法律体系的研究主要出现在一些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研究的论著中, 没有学者把健全社会信用法律体系作为单独的命题进行研究, 研究成果较为零散、单薄。

二、健全社会信用法律体系研究的快速发展期

进入21世纪, 从2000年开始, 健全社会信用法律体系研究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这段时期, 有关健全社会信用法律体系的研究成果较20世纪90年代在数量上有了大幅增长, 健全社会信用法律体系的研究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过近20年的发展, 已经进入深入发展阶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社会经济环境下, 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逐渐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在十六大上, 政府提出“五年内把社会信用体系运行机制和框架建立起来”。作为社会信用体系的法律和制度保障, 社会信用法律体系建设研究的重要性开始显现。这一时期, 健全社会信用法律体系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 并呈现出如下特征:

1. 研究成果数量激增。

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 以及市场经济良性运行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迫切要求, 催生了各界对健全社会信用法律体系的研究。以“健全社会信用法律体系”为关键词进行知网检索, 仅2001年“健全社会信用法律体系”研究的论文有154篇, 超过2000年之前所有年份论文数量的总和, 而到2002年“健全社会信用法律体系”研究的论文达到555篇。这些大量涌现的研究成果开始对“健全社会信用法律体系研究”这一独立研究命题进行了研究。

2. 研究成果综合性、多样化、多角度。

该时期的研究成果在数量上明显增多的同时, 较前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呈现出综合性、多样化、多角度的特征。

在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中, 有一部分是对健全社会信用法律体系进行总体性概况的研究, 如余涛《我国社会信用法律体系的构建》, 对建立社会信用法律体系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和概括。还有一些成果从角色机制的角度对社会信用法律体系进行研究。如童天武《建立健全社会信用制度应当着重解决的几个问题》、丛中笑《论政府在健全社会信用机制中的作用》等文章, 对社会信用法律体系建立的主导角色、建立机制, 以及社会信用法律体系建设现阶段存在的机制障碍进行了研究。

3. 出现了对国外先进经验成果的借鉴性研究。

国外的市场经济发展历史要久远于我国, 在社会信用体系和社会信用法律体系建设领域有大量的经验和成果, 在这一时期, 有一些学者对国外该领域的先进经验进行了介绍。余辉在《论美国的信用立法—兼论我国信用法律体系的建立》中, 对美国的信用立法和美国的信用立法对我国信用法律体系建立的借鉴意义进行了阐述。同类文章还有边鹰《中美信用法律体系比较研究》等。这些文章结合我国社会信用法律体系建立的实际情况, 对国外先进经验进行了介绍和借鉴。

三、健全社会信用法律体系研究的深化发展期

2007年, 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 明确提出“完善法律法规, 加强组织领导”“完备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体系, 是信用行业健康发展的保障”。同时, 健全社会信用法律体系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深入发展。

1. 健全社会信用法律体系出现了总结和回顾性研究。

经过前期的研究积累, 健全社会信用法律体系研究领域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健全社会信用法律体系研究深化的一个表现就是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总结和归纳。李晓安的《我国社会信用法律体系结构缺陷及演进路径》从法律结构本体研究的角度对健全社会信用法律体系进行了纵向梳理。

2. 健全社会信用法律体系研究的理论认识进一步深化。

随着对健全社会信用法律体系研究的深入, 学者们对健全社会信用法律体系的理论认识进一步深化。姚志伟的《社会信用法律规制的理论依据》等文章, 对健全社会信用法律体系研究在理论上进行了深入地探索。

3. 在梳理社会信用法律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的同时, 也进行了对策的探讨研究。

随着健全社会信用法律体系实践的深入, 一些研究成果从现实角度对健全社会信用法律体系研究领域进行了问题和对策分析。如温海芳《加快我国信用法律体系建设的对策研究》、董慧萍《我国社会信用法律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和对策》等文章, 在对实际问题分析的基础上, 对健全我国社会信用法律体系建设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参考文献

[1]董慧萍.我国社会信用法律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和对策[J].西安航空技术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2 (11)

[2]李晓安.我国社会信用法律体系结构缺陷和演进路径[J].西法学, 201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