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研究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研究（共11篇）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研究 篇1

摘要：法律与道德关系探讨贯穿于法哲学全局, 也是法学界诸多专家学者一直探讨的重要命题。法律与道德是调整人们行为的社会规范, 本文试从法律与道德的概念、区别、联系来探讨二者辩证统一的关系。

关键词：法律,道德,辩证关系

恩格斯曾经说过:“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结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由此窥出道德的内容由经济条件决定或者说道德根源于一定的物质条件。法律是由国家制定、认可并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法律与道德都是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手段, 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重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内德外法, 德法并举”是建设和谐社会、美丽中国的重要保障。

耶林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称之为“法理学的好望角”。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是法学研究的永恒命题。对于二者关系问题, 西方法学史上出现两个对立学派:以富勒为代表的自然法学家认为道德和法律不可分开, 道德原则是法律的灵魂, 法律与道德相一致;而以奥斯丁为代表的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家则认为法律问题是社会技术问题而非道德问题, 指出“法理学科关注的乃是实在法, 或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 与道德没有必然联系。“恶法”也因为具备法律特征而成为法律。法律与道德属于上层建筑中的两个不同范畴, 法律属于制度范畴, 道德属于意识形态范畴, 虽然二者相互独立, 有着本质区别, 但是在社会调整系统中, 二者却又是相辅相成, 协调发展。法律最初是源自于道德习俗,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 法律逐渐发展成与道德并举的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 只是法律是对人进行行为约束, 而道德是对人进行思想约束。道德是法律内容的重要渊源, 法律是对社会基本的道德观念、道德标准确定和法定化的过程, 它们所体现出的价值取向和最终目的的是一致的, 都以维护公平、公正为社会目标, 为良好的社会秩序而服务。法律和道德关系之区别与联系略述如下:

一、法律和道德的区别

第一、法律和道德产生的历史阶段不同。法律是伴随着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 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道德是在原始社会时期, 人们在生活中自发形成的, 早于法律而以习俗、惯例等形式约束人们的行为生活。

第二、法律和道德调整的对象和范围不同。法律主要调整人们的外在行为, 使之具有合法性, 而道德则着重于约束人们的内心, 督促人们要自我净化内心世界。法律调整的范围相比于道德来说较小, 一般是需要用国家权力来干预的社会关系, 而道德调整的范围几乎就涵盖一切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诸如友情关系这类法律不能调整的关系则由道德进行调整。

二、道德和法律的一致性

博登海默说:“法律与道德代表着不同的规范性命令, 其控制范围在部分上是重叠的。”尽管法律和道德有着本质的区别, 但是二者有着一致性。

第一、道德是法律的伦理基础。“法起源于或者应该说起源于民德, 民德渐渐演化为法律。民德和民俗随着生活状况的改变而逐渐变化, 立法必须在原有的民德中寻找立足点, 立法为了自强, 必须与民德想一致。”道德是法律的伦理基础, 是判断法律的一条标准, 在法律制定、修改或者废除的过程中, 道德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就如一部维护统治阶级利益而损害大众利益的“恶法”, 是无法获得社会的尊重与遵守的。

第二、良好的道德氛围是法律实行的社会基础。道德是法律运行的社会基础, 道德能发挥评价、激励等功能, 造成社会舆论, 树立道德观念, 形成社会风尚, 塑造和培养人们的道德思想和道德观念。当社会处于法律严明、较高的道德水准时, 法律的施行会顺利进行;而道德沦丧的社会则是风气败坏, 法律则会被轻视, 甚至形同虚设。

探讨法律和道德的关系问题, 论及此处, 笔者需谈到法律和道德都存在自身的局限性。法律局限性体现在:首先, 法律固然是社会理性和社会正义的象征, 但是在社会现实生活中, 法律在个别情况下仍然导致不公平现象出现, 这和法律的目的有所偏失。其次, 社会生活复杂, 囿于立法者认知能力有限, 不可能超越现实而预知未来, 因此法律不能涵盖整个社会现实生活成为必然, 诸如生命伦理领域里的堕胎, 法律对此关注有限。第三、社会生活时刻发生变化, 而法律具有相对稳定性, 不可能朝令夕改, 因此社会的变化发展与法律的相对稳定性始终存在矛盾。此外, 法律具有规范性、强制性, 如果没有监督法律正确实施的监督环境, 法律没有被正确运用, 则会出现权力驾驭法律的腐败局面。

总之, 法律具有自身的局限性, 因此需要道德力量的制约与调整, 法律与道德要并重发展。

道德的局限性体现在:首先, 道德不具有法律的强制硬度, 因此相对于法律的“硬约束”, 道德的约束又被称为“软约束”。道德主要是从规劝、倡导的角度去调整人们的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 需要主体从内心真诚接受后, 化为调整行为关系的具体实践, 不具有任何权威强制性。其次, 在不同的社会时期, 不同的社会阶段, 不同的阶层, 不同的社会人群, 对道德有不同的观念与要求, 如同文化多元化, 道德也呈现多元化, 因此, 难以用统一的道德准则衡量所有主体。

法律与道德存在局限性, 因此二者具有互补性, 相辅相成, 辩证统一。一方面需要法律道德化, 同时也需要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是把法律规范内化为道德观念上的行为准则, 是社会主体遵守甚至信仰法律的过程, 是法律内化为道德上的权力与义务的过程, 应该说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社会必然选择。道德法律化是立法者将一定的道德规范或者道德原则借助立法程序以国家意志的形式使之法律化, 让道德从社会意识形态转化为制度层面, 增强道德强制约束力。比如《宪法》规定, 爱护公共财产, 遵守公共秩序, 尊重社会公德等等, 将社会重要道德法律化, 增强了道德的强制性和约束力。这也体现出, 道德是法律体系建立的基础, 缺乏道德支持的法律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6.

[2]吕世伦.现代西方法学流派[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0.

[3]李步云.法理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0.

[4]刘翰.法学与法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4.

论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篇2

关键词：法律；道德；区别；联系；思考

要弄清楚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我们首先得明白法律和道德的概念。法律是国家专门机关制定的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一切行为规范的总和；道德是人们在长期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行为规范的总和。从它们的定义来看，法律和道德都是人们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区别在于法律是由国家专门机关制定的，而道德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是一种习惯。这仅仅是对两者之间的关系简单地作了一个描述，下面就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作出更深层次的论述。

在原始社会，人们的社会关系是靠氏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依靠当地的风俗习惯来调整。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关系的复杂化，仅仅依靠风俗习惯不能够更好地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这就出现了道德。后来生产力持续发展，单纯仅仅依靠风俗习惯和道德不能满足统治阶级对国家的控制，法律应运而生。

一、区别

法律和道德产生的历史不同。原始社会没有法律，人们仅仅是依靠风俗、习惯和道德来维系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当一个人做出违背人们所共同认可的道德时，这个社会的人们就会相应地对他作出一定的惩罚。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发现单纯依靠道德来维持社会秩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正常发展，需要有一个比道德的强制力更高的控制方式来管理，这就出现了法律。虽然有法律来约束人们为或者不为一定的行为，可是并不能否定道德的约束作用，即使是在最文明发达的国家，也有相对应的道德。因此，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道德存在于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而法律却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法律和道德产生的方式不同。道德来源于人们所共同认可的行为准则、思想方式，它是由人们的生活习惯，风俗转化而来的，需要全社会的人们的良心去认可、遵守。而法律却不尽然，法律是由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制定出来的，必然带有阶级性，因此法律具有国家强制性的特点，一旦人们触犯了法律，则必然会受到国家的制裁，并不像道德那样是由全社会的人的良心去评价一个人的行为。

法律和道德的内容不同。我们只要一提到道德，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公平、正义、善良、诚信等等词汇，道德无非就是评价一个人的行为是善或者是恶，它不仅调整人们的外部行为，还调整人们的动机和内心活动，要求人们根据高尚的意图而行为，要求人们为了善而去追求善；法律却是评价一个人的行为究竟是合法还是非法，它尽管也考虑人们的主观过错，但如果没有主观过错存在，法律并不惩罚主观过错本身，即不存在“思想犯”。法律涉及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经济、政治、文化等，规定的内容也比较具体；而道德仅仅是规定的一些原则性的、抽象的行为标准，没有像法律那样要求人们为或者不为、以及禁止人们做什么事情，只是当一个人做了违背道德的事，会受到自己以及全社会人的良心的谴责，以及被人们所孤立。

二、联系

法律虽然和道德存在一定的区别，但是两者在很多方面还是存在联系的。

法律和道德都是属于上层建筑，并且是以社会存在为基础的，并且反作用于社会存在。法律和道德都是管理和控制社会的一种手段和方式，人类社会秩序的建立与维持，都离不开法律和道德的作用。在古代，我们常常听到以德治国、以德报怨等词语，这就是道德的表现；在现代，我们经常听到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它就是要求我们把法律融入到社会生活管理中的方方面面，人们的行为要符合法律的要求，但是并不否认了道德的作用，遵守了法律就是遵守了基本的道德规范。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们制定了法律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但是法律在刚出现的时候，是以人们所普遍认同的道德为基础的，换句话说，就是法律的制定是以道德为前提的，法律只有满足人们的基本的道德准则，人们才会去认可并且遵循它，否则，“恶法”就不是法，人们就不会去遵守，甚至回去推翻它重新制定一部新的法律。因此，法律只有满足了人们的道德标准，它才真正的称得上是一部法律，也就出现了后来所说的“法律是基本的道德”。

三、关于道德和法律的思考

在上面我们提到，法律和道德都是治理国家的两大锐利武器，都是管理和控制人们行为的有效方式。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方面的调整方式上也许会出现矛盾，譬如一个案件如果按照公平正义的要求来审理案件，难免会和法律产生不一致的情形；而如果严格执行法律又失去了法律乃至道德上关于公平正义的要求，与全社会所认可的道德的要求相违背，最终导致人们认为法官的审判不合理，这就会导致法律的尴尬境地。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只要处理好了道德和法律的关系，无疑会对我們的社会秩序的建立与维持产生重要的意义，为经济的健康发展创造一个稳定的环境。

我国目前提出的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有机统一，也是将道德和法律的作用具体应用到社会实践中的一大体现。法律和道德是相互联系、辩证统一的，不能把两者给割离开来，仅仅只有法律而抛弃道德，社会就会失去了公平，社会就是一个利益社会；仅仅有道德而没有法律，社会的秩序就得不到基本的保障。只有把法治与德治结合起来，才会发挥出法律和道德的作用。法治和德治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使之相互配合，相得益彰，而不能相互割裂，有所偏废。法律和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相互联系、相互补充。法治以其强制性和权威性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感召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因此，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道德的保障。只讲道德不讲法律，道德就没有约束力；只讲法律不讲道德，法律就失去民众的诚服。

作者简介：

陈凡羽，1991年7月，女，汉族，河北保定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现就读于华北电力大学法政系，民商法专业。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研究 篇3

一、西方法律思想下法律与道德的基本理念

西方法学家们对法律与道德关系进行思辨研究, 形成了不同的认知理解, 从而西方法学家们也被划分成了不同的法学派别。其中观点争议最为对立激烈的当属自然法学派和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

(一) 自然法学派

自然法学派对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的回答经历了从抽象到具体的渐变过程。自然法学派始终强调自然万物按自然规律发展的理性法则, 即自然法, 是以伦理道德为基础的, 其实质也就是道德法则, 是永恒普遍的道德原则。自然法是实在法制定的根本依据和标准, 实在法必须始终追求并符合自然法的基本价值。因此, 人们所创制的实在法, 即法律, 并非是统治阶级为实现其利益的一种必要的统治形式, 法律只是实现自然法所倡导遵循的崇高道德法则的一种手段工具。因此,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并不是孤立没有联系的, 道德所倡导的正义就是法律所要实现的, 二者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古希腊苏格拉底认为, “一个人只有始终如一地遵守法律、服从法律, 才能使道德标准能够实现, 才能体现出正义性。”[1]柏拉图认为“立法者制定法律时, 应当以整体道德为目的”。亚里士多德给予法治的含义是大家服从的法律应该是良法即符合道德原则的法, “法律的实际意义却应该是促成全体人民都进于正义和善德的 (永久) 制度”。[2]古罗马的西塞罗认为, “‘共和政府’是依照‘正义’和自然法则组织起来的, 在这样的国家中, 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 都以服从法律为美德”。[3]二战后, 自然法学再度兴起, 理论有了新的突破和发展。虽然古典自然法学派和新自然法学派的理论内涵有所差异, 但都强调法律始终以一定的道德原则为其理想目标, “绵延几千年的自然法无不包含了人类最美好的道德关怀”。[4]

(二) 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

分析法学派对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的观点同样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即从完全排斥自然法到逐渐耦合。早期的分析实证法学派一贯坚持观点是法律与道德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即使对于道德要求的标准来说是恶的规定, 只要一旦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 那就得必须为全体所遵守。早期分析实证法学派不回答法律是否具有道德性这一问题, 也不对法的价值问题进行探讨, 即使法律与道德存在某些偶然的联系, 但是内容方面没有必然概念之间的联系。新分析法学派逐渐松动了这种与自然法学派观点“势不两立”的态度, 在一定条件下承认法律与道德之间的耦合关系。认为法律规则与道德规则之间存在着共通性因素。“责任和义务的道德规则和法律规则具有某种显著的相似之处, 这些相似之处足以表明道德与法律使用共同词汇并非偶然”, 承认并总结最低限度自然法的内容。“这些以有关人类、他们的自然环境和目的的基本事实为基础的、普遍认可的行为原则, 可被认为是自然法的最低限度的内容”。[5]

二、中国法律文化下法律与道德的基本理念

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 市民社会中人与人交往的一般道理是“以德服人”, 国家统治方面遵循的基本价值是儒家文化所提倡的“德主刑辅”“为政以德”等。在先秦百家时期, 君主须“以德治国”方能平天下这一由儒家文化所积极倡导的治国理念, 已经从理论设想阶段发展到君主治国的实践之中, 其他各家, 如道家老子所提倡的“无为而治”的思想、墨家墨子所提倡的“兼爱、非攻”等思想都反映了这一时期对君主治理国家的道德要求。到了西汉时期, 确定了“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文化统治思想, “德”的思想逐渐成为正统思想, 成为法律制定、执行的指导思想。当然, 在德治思想为主导的封建社会时期, 法制思想, 即刑治并不是完全被忽视。统治者往往将刑罚作为辅佐德治天下的一种统治工具, 维护道德所提倡的社会秩序, 与道德相辅相成。因此, 形成了以德为主的德、礼、刑三位一体的治国基本思想。[6]

而法家所主张的以严刑峻法来统治国家的思想, 虽然在当时的社会时期中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秦朝昙花一现的迅速灭亡昭示着仅凭一套严酷苛刻的法律制度规则是不能从根本上治理好国家的, 在适用刑罚的同时, 必须以一定的道德规范作为核心价值理念的追求。而且当时法家主张的“以法治国”只是将法律作为一种统治工具, 并没有将统治者本身规范到这种严刑峻法之中, 统治者凌驾于法之上, 使得法存在的价值受到质疑。

三、中西方法律思想中法律与道德关系对比

通过以上对西方法律思想和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中具有代表性的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的阐述, 我们可以从这二者对法律和道德的评价中得出如下结论:

(一) 西方法律思想与中国传统法律思想有交汇之处

西方自然法从人性为出发点, 主张保护人的尊严和自由, 强调从最高的“善”的要求出发反映人的本性, 主张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的统一。自然法是实在法的制定依据和基础, 是一种天然的理性价值观, 也是主导一切存在物的最高自然法则, 是一种和谐有序的自然状态。强调法律是实现道德所期望达到的和谐秩序的工具。而我国传统文化思想中, 儒家主张的“天人合一、人性本善”思想, 认为仁义礼智是人类共有之理性, 是人所固有的, 主张刑罚须辅助道德适用, 这都同西方自然法学派的理性观有很多相似之处。

(二) 对道德关注的侧重不同

西方法律思想中主要是针对法律是否具有道德的属性而展开论战, 自然法强调法律是实现道德的一种手段和工具, 而分析实证法学派强调法律与道德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中国传统法律思想文化中主要强调的人自身的道德性, 尤其是对统治者自身道德修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三) 西方社会和中国社会对法律和道德要求不同

由于西方社会从古希腊时期就形成了相对自由宽松的言论环境, 各个学派学者可以充分地畅所欲言、各抒己见, 对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进行了充分的探究和阐述, 由此形成了以法律为核心, 盛行法治主义的至今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而古代中国总体上以道德为核心, 盛行德治主义, 法制思想只是在春秋战国一段时期被统治者适用, 作为儒家思想的一个小分支, 法家思想并未完全充分发展起来, 法律只是被作为在道德调整某些社会秩序不能时才被适用, 法律只是道德的辅助工具。

四、中国现代化法治程序正义的理性选择

鉴于中国几千年以道德作为调整社会秩序的准则的传统文化思想的主导, 一个成熟法制社会的构建对于我国现今的法治发展状况来说, 并非一日之功。中国传统诉讼文化中人们一般追求的是“合情”的实证正义, 因此, 在中国社会中, 使得人们对道德公正和法律程序正义公正的追求不尽相同。[7]当今的世界是一个信息开放或者说是一个信息爆炸的世界, 网络的普及与迅猛发展, 使网络舆论成为一种监督司法机关办案的重要力量, 有时, 法官基于案件社会效果的考虑, 可能会对案件的审判造成一定的影响, 以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社会认可的评价体系;反过来说, 如果不考虑社会道德的公正标准, 一味强调司法程序的严格适用, 强调法官的中立, 无论是程序适用还是法官独立, 法律对公众而言就意味着一种僵硬和无情。民众希望程序可以根据社会道德的诉求及时审结, 而程序正义却要求严格依照程序进行审理。这些方面对公正认识的差别不可避免地导致双方的冲突。

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些冲突, 必须对舆论监督程序正义进行必要的制度设计。依据程序正义理论, 设置的正义程序就规限了权力主体应遵守的程序性义务, 因此程序正义不只是正义的一种衡量尺度, 也有利于防止公共权力的滥用, 是一种利用正当程序规则对权力加以制约的有效机制。从舆论监督的范畴看, 通过强化程序正义规则和完善相关制度安排, 可从程序层面对舆论监督的主体形成约束和规范, 防止舆论监督权的泛化和滥用, 保证这一话语权在法制和道德的轨道上合理运行, 由此达到更好的监督效力、效能;遵从正当程序, 有利于为舆论监督创造更为宽松的社会环境。依据法定程序合理合法开展舆论监督, 对于更好地发挥监督效能, 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以及和谐社会建设都将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刘兆兴.法律与道德[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6.[1]刘兆兴.法律与道德[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6.

[2] (希腊) 亚里士多德 (著) , 吴寿彭 (译) .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3.[2] (希腊) 亚里士多德 (著) , 吴寿彭 (译) .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3.

[3]陈允, 应时.罗马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31.[3]陈允, 应时.罗马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31.

[4]吕世伦, 张学超.西方自然法的几个基本问题[J].法学研究, 2004 (1) .[4]吕世伦, 张学超.西方自然法的几个基本问题[J].法学研究, 2004 (1) .

[5]英哈特 (著) , 张文显 (译) .法律的概念[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6.[5]英哈特 (著) , 张文显 (译) .法律的概念[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6.

[6]蔡宝刚.迈向务实:西方法律与道德关系理论的流变路向[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3) :90-94.[6]蔡宝刚.迈向务实:西方法律与道德关系理论的流变路向[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3) :90-94.

论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小编推荐] 篇4

我在书上看到过：“道德管人的心，法律管人的行。道德催人向上，法律防人向下”书的下面有这样的注释：道德的下线，正是法律的上限。他们共同构成一条道德与法的的“地平线”。其上是道德的天空，其下是法律的地域。

其实在我的心里，道德与法律是此消彼长的反比关系：道德来的越多，法律就需求的越少，而法律越来越多，则可能意味着反对道德的事情越来越多。但他们又有一个共同点：终极目的都是消灭法律，回归道德的天空。

对于道德与法律的对立（反比）关系，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我们经常可以在焦点访谈节目中看见这样的情节：有些记者铤而走险进入某些黑加工工厂进行暗地拍摄，真相的公布固然大快人心，合乎道德标准，但从法律的观点来看，记者们的做法却又侵犯了那些黑加工工厂老板肖像权，隐私权等等诸多权利.本来记者无可厚非的作法在法律面前却显得苍白无力。

所以有时当人们走在道德这条路上时，我们应该看看自己的路，是不是僭越了法律的斑马线……

在我国古代向来是先考“德”，再考“法”，有句话叫：德法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但我认为如果真的把德法比喻成车轮的话，那道德就是后轮，而法律只是前轮，后轮的道德总是能为前轮的法律提供动力与支持。法律的产生和演变本生就是让法律消失的过程，道德法律化强调人类的道德理念铸化为法律，而法律道德化则强调形成人的内在思想与品质。诚然，后者更为重要。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研究 篇5

[关键词]法律；道德关系；应用

冲图分类号]D90-05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646(2009)06-0066-02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指的是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规范之间的关系问题。具体来说就是两种规范在各自运用中如何相互区别、相互影响。两者在立法、司法、守法生活方面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关系，是法律与道德关系在具体应用中的重要体现。

一、法律与道德的区别

(一)法律与道德起源的时间不同

道德在原始社会(或初民的社会)作为独立的或与宗教、(习惯)相混合的形态而存在，道德是逐渐形成的。但国家的实在法(国法、法律)只是随着一定的条件的成熟，如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化、阶级和国家的产生、语言文字的发达等等，才在一定的社会阶段出现的，由国家通过一定程序才产生的。

(二)法律和道德调整的范围不尽相同

道德比法律调整的范围要广泛得多。一般地说，凡法律调整的关系大多也由道德调整。但也并非所有的法律事项和问题都是道德评价的调整对象。有些问题，如法律技术、程序的规定，与道德评价就有直接的关系。而且，道德调整的对象不仅是人们现实的行为。而且还包括人们的思想、品格和行为的动机。在此方面，尽管法律在惩罚违法犯罪时也考虑人们的主观过错，但它不能惩罚这种主观过错本身。同时还应认识到，法律与道德调整的范围及二者的界限，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一定条件下，它们的范围可以相互转化：原本只属于道德调整的某些问题，将来可能由法律上来调整；或者相反，原本属于法律调整某些关系，将来可能由道德来调整。

(三)法律和道德具体内容规定不完全相同

一般地说，法律的内容比较具体、明确、肯定、严谨，既规定人们的义务，也规定人们的权利，而且通常以权利义务的一致性作为条件。道德的内容不同，它侧重于人们的义务而不是权利，也不要求体现权利和义务的一致性。因此，在法学上有一种看法，说法律具有‘两面性”(既重权利又重义务)，而道德仅具有“一面性”(只重视义务)，道德侧重于个人对他人、对社会履行的义务。

(四)法律和道德的表现形式不同

道德通常是约定俗成地存在于人们的思想和观念之中，即使通过文字表述，以诸如社团章程、公约、守则、决议等形式存在，其内容也是比较原则、抽象的，其制定、修改和废除程序也很不严格。法律是作为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规范而存在的，其成文形态多为法典、法规等具体的规范性文件，它们的制定、修改和废除都有严格的程序规定。

(五)法律和道德实现的方式和手段不同

道德的实施，不是凭借国家的强制力，而重要是依靠社会舆论和传统的力量以及人们的自觉维护。可见，道德的强制是一种精神上的强制，道德正是以此来调整人们的行为的。法律则不同，它的实施必须依靠国家强力保证，以国家机关为后盾，通过外在的强制(法律制裁)来强迫人们遵守。

二、法律与道德的联系

(一)道德转变为法律的形式

1立法时，将抽象的道德原则以法律规范的形式具体化。就过程来说，是掌权者将一部分社会主流道德加以规范化、系统化、以规范或非规范文件表现出来，并将原来由社会舆论、内心信念控制转化为国家强制力作为后盾，将其行为模式确定化并加之以法律后果。这样，道德的要求通过法律的手段得到实现，道德的某些功能也相继转化为法律功能。

2道德准则本身成为法律的一部分，相应的社会关系由两者共同调整。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五条规定，未经正当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在这里，‘(正当”就是一种道德准则。我国经济合同法有关诚实信用的条款也体现了这一点。适用于这种转化的，一般是那些社会伦理和财产相结合的关系，如婚姻、家庭、监护等，在涉及政治、经济、科技成果的运用流转方面的社会关系以及有关人的思想情感、精神文明、社会风尚方面的关系，分别由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调整。

(二)法律与道德在司法活动中的关系

1对司法者的道德要求

(1)法律的解释对道德价值进行取舍。要将法律应用于具体案件，就需要解释法律。司法判决，尤其是重大宪法意义的判决，往往涉及到道德价值之间的选择，而不仅是某个单一道德原则的运用。通过比较考虑相关道德原则，分析它们与各自与立法目的和原则的联系，从而确定道德的取舍。因此所选择的道德原则必然是体现立法目的和法律条文精神的规则。一旦选择某种道德，法律实施时便会对它进行宏扬。

(2)司法中实施法律宏扬主流道德。法律的实施活动对一定的道德原则和观念进行宏扬。由于法律中包含一定的道德因素和道德取向，通过实施法律就可以使其得到推行和发扬。如我国《民法通则》规定，对于拾得之物，拾得者有归还失主或交公处理的义务，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还有法律对为社会与国家作出较大贡献，为保护国家财产与公民权益作出的公民予以奖励，对为公共利益而受到损失的公民给予必要的补偿，通过法律的警示与鼓励，引导人们的道德行为；另一方面，法律通过制裁违法行为，威慑偏离道德轨道的人们，以端正道德的正确价值取向。如刚刚尘埃落定的王进案以其被判有期徒刑五年而告终。法院的判决不仅否定王进的个人行为，也是对不劳而获的否定。法律就是基于对违法行为的制裁和对合法行为的保护，引导人们认同符合法律价值取向的道德原则，帮助树立、培养和巩固人们的道德观念和道德情操。

(3)无法律规定时的价值取舍。对于具体案件，若无具体法律条文，司法者面临的就是如何在多种价值之间取舍，此时法律原则中体现的道德标准便是最终选择。因为它与法律精神联系最为密切，而法律具有最高性和稳定性，自然其中所体现的道德标准理应成为判决依据。当然，这就是法律与道德在调整范围内的重合之处而言。

(三)道德与法律在守法中的价值选择

法律规范之所以为民众所遵守，不仅是因为规范背后的国家强制力，更主要的是法规本身合乎道德原则，具有内在的道德价值，即道德目的同法律目的具有相关性。但如前所述，法律与道德在某些情况下存在冲突而必须择其一，这也就是存在守法中的价值选择问题。柏拉图的对话录《克里同》里对苏格拉底誓死不越狱的描述就是此类典型。学生克里同认为雅典法律不公正，因为没有遵守的义务而劝导其越狱。但苏格拉底认为，指控不公正不能成为逃避法律制裁的正当理由。就司法而言，法律由于代表社会主流道德且具有权威性与稳定性，因此‘做法”自然成为司法者的道德要求，法律与道德发生矛盾时更是如此。而法律一般反应了秩序和正义，遵守法律自然成为内心的道德要求，因此通常情况下公民均有守法的道德义务，即使个别立法不公正不道德，公民也要遵守，否则将会使整个社会秩序受到冲击。正如庞德所说：“法律既需要有确定性及普遍性，在其适用时，需要一致平等，遇有特殊情况，只有予以牺牲。因此，就一般情况而论，运用法律所得到的结果与社会大众的道德观念可以吻合，但法律的机械运用既不能免，故在许多情形下，往往与道德相矛盾了”。当然庞德的这段话是从司法中法律与道德取舍方面来说，从守法方面理解也同样适用。公民守法的道德义务也不是绝对的，当法律不公正到一定程度，严重侵犯了公民的正当自由和权利时，公民便解除了守法道德义务而取得对该法律的反抗权。

作为上层建筑中的两个不同部分，法律与道德在立法、司法与守法中的关系错综复杂。只有导之以德，齐之以法，相辅为用而不偏废，才能达到良好习的调整效果。

在法律实践中，要正确认识法与道德的关系，既要看到它们的一致性和相互作用，又要看到它们的区别。不能把道德问题与法律问题简单混淆，把本来属于道德调整的问题当作法律问题来处理，或者相反，将法律问题当作道德问题来对待，从而将违法行为与不道德行为、法律责任与道德责任混为一谈。另一方面，也不能把法律与道德区别绝对化，甚至否认它们之间的必须联系。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研究 篇6

在对部分高职院校青年师生的调查中发现, 真正理解“共产党员”———意味着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 真正愿意把青春和热血奉献给国家、为党和人民的利益牺牲个人的一切而入党的只占, 但因为这些师生大多是骨干教师或学生会干部、班团干部, 他们还是顺利地入了党, 共产党的肌体里输入了新鲜血液, 但这些血液是否是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化的血统还有待检验。

二、课程发展沿革、教学改革及其解决的问题

1. 主要历史沿革。

2005年初,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和实施方案。根据有关规定,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设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必修课。各高校根据课程改革的实效, 积极实施“05方案”, 在不同专业学生中统一开设了“基础”课。至2011年, 该课程教学内容已经修改五次, 基本上能够满足不同高校、不同专业学生学习要求。

2. 教学改革情况。

课程在结合学生实际情况和需要, 努力贴近学生生活, 突出实践性, 注重案例教学, 以案说法, 以案析理, 主要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教学改革。 (1) “基础”课程从合班制改为实行小班制教学 (每班50人或60人不等) , 按照规定课时组织开展各项教学活动。在实际教学中进行课堂理论与课内、课外实践教学一体化的教学方式, 理论学习为3.5课时, 实践学习为每周0.5课时, 拓展学习为1课时。 (2) 在教学改革中使课程教学适应高校教育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要求, 突破理论知识单向灌输式教学模式, 采用多样方式方法让学生参与教学和社会体验, 教师讲授与学生参与活动的比例为2.5∶0.5, 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在课堂上使用多媒体全程教学。 (3) 探索实践育人的长效机制。高度重视课程实践教学, 落实实践教学的课时和经费, 主要采取形式有选择一批具有典型意义的乡镇、社区和企业等开展学生实践训练。暑期, 带领学生对企业的发展情况、人员结构、人才需求状况进行调查研究, 学生在社会调查后书写调查报告。 (4) 积极参加课程改革和考试考核方法。综合评定学生的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情况、马克思主义的应用能力、思想政治素质和法律知识水平。其中, 理论水平考核占55%, 能力考核占30%, 素质考核占15%。

3. 解决的问题。

(1) 整合教学内容体系。根据新课程的教学要求, 把原有的思想和法律课程融合为一个全新的、科学的课程体系。新课程绝对不是原有两门课简单、机械的拼凑, 而是有机的统一与整合。 (2) 实现教学手段的现代化。为了提高教学效果, 积极推进教学形式和方法的改革, 制作精品课程, 努力实现网络教学。 (3) 完善教学效果的科学评估体系。针对“基础”课程特点, 建立不同于专业课的教学评估体系。同时改变对学生原有的单一考核方式, 建立起一套互动的、全面的评估体系, 力求客观、准确地反映学生在多大程度上能把知识转化为行动。 (4) 创新实践教学模式。“基础”课是一门应用性、实践性非常强的课程。探索和建立富有成效、切实可行的实践教学甚至是训练模式对提高本门课的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至关重要。

三、科学性教学改革体验

1. 拓展训练与法院旁听:

在课程教学中, 积极配合各院系组织学生到拓展训练营或校园锻炼学生的社会交能力、勇于攀登的勇气和团结协作精神;到法院旁听提高学生对审判工作程序和实体法应用的熟悉程度, 进一步巩固学生的学习效果。

2. 参与体验:

实行“户外拓展锻炼”和“参与体验”型教学模式。开辟一定的户外空间, 让学生参与拓展训练和社会体验, 到法院旁听, 增强学生学习和掌握法律基本知识的兴趣和能力, 将教师讲授与学生参与活动的比例为3.5∶0.5+1, 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在课堂上除使用多媒体全程教学外, 依托网络技术推进PPT教学中的视频教学, 专门拍摄课程录像, 让学生感受真实的现实生活, 实现教学手段现代化。

3.“四德”培育:

在课程实践教学中, 申请一定实践教学经费, 选择典型社区和企业, 吸纳企业总经理或专业技术人员组成校外教学实践基地校企合作组织, 对学生进行专门的“四德” (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和个人品德) 教育, 开辟学生进入社会的便捷通道, 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适应社会需要的能力。

四、建立“基础”课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联系导向

注重“基础”课在教学过程中的科学性和加强党在意识形态建设中的主导地位是学界肩负的重要使命。针对中国意识形态所处的国际国内复杂环境, 思想领域各种杂音和噪声此起彼伏对高校思想文化建设形成的威胁, 如何慎重面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流变方向, 尤其是经济全球化、新科技革命、多元化价值取向、网络经济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扭曲和冲击。我们施教时, 注意在意识形态领域, 采取以下措施进行防范, 通过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予以克服。

1.把意识形态的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形式调节到意识形态功能建设中来, 在意识形态领域, 通过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弊端进行反思和批判, 让青年学生构筑未来社会的理想发展蓝图并将蓝图和理想内化为政治意识形态, 转化成对理想社会追求的一种精神支柱, 进一步强化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和理想信念教育, 从而提高青年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可度, 提高青年群体素质, 使他们自愿为国家效力。

2.把意识形态功能整合为预测、调控、教育、引领的功能, 把党的指导思想、国家的发展战略、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作为主流, 注入青年的意识中, 加强“基础”课的教育力度和思想道德、法制教育的渗透性, 使其真正愿意融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洪流中, 愿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3.拓宽青年的制度化参与渠道。“学校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1], “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2], 把政治参与和实践体验纳入他们的整体教育中, 让他们在《选举法》中真正行使一个中国公民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力, 进一步放开大学生信访、申诉、举报等政治渠道, 特别要提高行政决策过程中的民主化程度, 使政体意识与青年零距离接触, 让处于社会转型期的青年们少受市场经济体制中出现的经济主义的影响, 少受西方存在主义侵袭和实用主义思潮的冲击, 能经受得起来自于自身、家庭和社会的各种压力, 挺起高度负责的脊梁, 为国家效力。

4.代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引领青年师生朝着无产阶级的理想目标发展有一定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在操作时既要考虑各阶层利益诉求的价值观念和价值理想, 又要把握意识形态构成的内在层次中应坚持的无产阶级政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的崇高性, 既要看到主体信仰———社会主义信念的崇高性, 也要承认作为主体道德———无产阶级道德品质原则的现实性, 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单纯看成是社会的理想, 而是具有社会实践性的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法律、道德和宗教一起构成的实体, 这样, 我们在青年中引导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时才能使他们不再感到是假、大、空的说教, 才能使意识形态“软力量”成为党和政府提高执政能力的帮手。

摘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 (简称“基础”课) 的科学性表现在时刻把握时代脉搏, 拨亮学生心灵, 将政治的、思想的、人生价值取向的、社会科学的多学科结合在一起, 在拓展实践教学渠道方面,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对当代学生面临和关心的实际问题予以科学的有说服力的回答, 帮助学生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培养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 净化灵魂。意识形态是在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之上形成并与政治直接联系的大众的、系统化的观念、观点和概念的总和。从“基础”课程建设的实际教育功能考虑, 它的科学性与主流意识形态引导有着不可分割的互联性。

关键词：“基础”课,科学性,意识形态性,关系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251.

浅析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篇7

1.法律与道德的本质共同点。(1)两者都是一个具体的完整的系统的概念,道德起源于最原始社会各个部落的群体生活习惯,没有明确的准则,一切出发点均为习惯。同时,也依靠大多数成员的习惯进行着调整。(2)法律和道德都是规范了社会的比较具体的规范准则,两者在很多方面都是相融相生,相互依存而发挥作用的。(3)法律和道德都是为了实现社会统一的目标和意愿,同时也是社会的思想和文明发展程度的准绳。

2.法律与道德的区别。(1)法律与道德的产生方式不同。(2)法律与道德的存在方式不同。(3)法律与道德的实施方式不同。(4)法律与道德的调整方式不同。(5)法律与道德的存在形态不同。

二、法律和道德具有相互的补充性

法律和道德都代表着社会整体意志者的意志,也包含了社会的整体思想意志,都是为了社会群体某阶段的目的而服务,两者都是通过对整体社会意志的广泛约束和影响而存在,都是通过对整体社会的不同角度和不同范围调整和指导而服务,两者共同具备了实现社会群体意志者的目的特性,从而能够和谐地相依并存。但是法律是通过强制手段来实现的,带有较浓厚的惩治色彩,以约束和限制社会成员而存在。而道德则是以思想或者语言的褒扬和鼓励来实现的。于是,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真空,介于法律和道德之间。个别成员的某些行为可能越过了道德的范围,但是又不足以通过法律来惩治或者约束,就是存在于上述的真空区域。而当代的社会群体,都在追寻两者并存,通过不断完善法律体制,同时通过提升社会成员道德标准,来减少法律与道德真空的空间。

三、法律和道德不平衡的弊端

遍阅从古至今的社会群体,都不能够单独通过法治或者德治而维系。过激地单纯依靠法律来约束成员,则会使得成员产生逆反心理。没有了自身思想中的道德意识来约束自己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进而失去了自身的思考以及行为准则。而过激地单独依靠道德来约束社会成员,完全舍弃了法律的强制惩罚措施,则必使某些成员无所顾忌,凌驾于道德底线之上,从而影响了群体的发展意志实现。

二者都能够从外界强制改变成员的思想意识,只是因为以上所述的区别,而分别作用于不同的方面和层次。法律可以通过外部强制惩罚的方式来改变成员的思想和行为,而道德多通过由成员内心的思想改变,进而改变成员的内部意识形态和外部的行为方式。两者相辅相成,才能使得成员真正遵循社会整体的意志。社会也才能在社会成员思想以及行为统一的基础上,平稳存在和发展进步。

四、现代的各个社会群体需要两者的和谐统一

现代的社会环境,已经进入了一个高度文明、高速发展的科技时代。经济在飞速发展,社会关系也变得错综复杂。各个社会群体为了快速实现自己的同一目标,都在创新或者学习引进新的机制。每当一个新的机制的创新或者引进,都会迅速有一个法律机制同时出现,对涉及的成员进行约束和控制,以此来维护机制的顺利运转,同时也开始培养新的道德准则,从思想上来约束社会成员的行为,以此来维护新制度的平稳发展。

现今社会发展成为一个小群体众多,人人穿插于几个或者多个群体中的复杂群体。法律的健全与完善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没有了道德的约束,势必会难以形成有效的行为统一,再完善的机制都会很快被打乱乃至湮没。同样,没有了法律的约束,就没有了强大的强制惩治约束力,同样不能够长久地实现和谐发展。社会群体整体的意志和目的实现,需要每一个小群体和每个成员的思想和行为统一,共同实现法律和道德所寻求的义务,保证现有以及新制订的计划顺利有序有效实施,才能实现整体社会的意志。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研究 篇8

(一) 法律与道德的区别与联系

古话说, 无规矩不成方圆。规矩指的不仅是法律的制约, 同时还是道德上的无形的束缚。道德与法律既有联系, 又有区别。统治阶级或国家为建立正常的社会秩序而制定了名为法律的游戏规则, 论其实质, 是一种刚性的社会行为规范, 具体表达了统治阶级的意志。违反法律, 则是需要受到国家强制机关的制裁, 并由法院、监狱等暴力机关保证实施的, 一经产生则具有强制性, 并对人们的外部行为进行约束。道德是指在人类中所特有的, 由经济关系决定的, 以人性的善或恶为其评判标准, 同时也是人民在接受历史传统道德伦理观的不断熏陶、教育下, 所形成的一种群体性的观念。如果违反道德, 一般只是受到社会公众舆论的谴责和批评, 从而达到对人们的内部自觉形成压力而约束外部行为的目的。所以, 道德与法律的不同在于法律是以公共权力为后盾, 它具有特殊性、强制性, 它是人的行为, 也是人的意识与法律的基础。康德曾经说过:使我难以忘怀和感到敬畏有加的有两件东西, 是头上的星星与心中的道德。道德与法律谁轻谁重呢?法律与道德在社会发展中各自扮演着特殊的角色, 可是它们却有着共同的社会本质, 它们都源至于原始社会中的习惯, 有着共同的经济基础和价值目标, 目的都是为了社会形成秩序和提高社会中的效率。当然, 法律与道德二者之间还有着互相交叉包容的情况出现。法律的客观目的是调整社会关系, 同时还需要道德对它的评价来进行不断的调整, 一般法律所禁止或鼓励的行为亦是道德所禁止或鼓励的行为。

(二) 法律与道德的历史关系

关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在历史上争论了上千年, 历史上出现两个学派, 一个是以奥斯丁为代表的实证主义法, 他的主张是法与道德完全的分离, 而不存在联系, 对法的理解不考虑其他道德、宗教、意识形态等外部因素, 而应当从法律内部进行的, 提出了“主权者的命令”。另一个为非实证主义法, 主张法与道德相结合, 法律应当将道德的因素考虑进去, 也就是说道德与法律是相互联系不可分离的, 法律必须要符合道德, 提出了有名的说法“恶法非法”。在许多悲惨的历史面前, 现代的国家逐渐的开始成为自然法学主义的追随者。道德是一个国家法律的风向标, 乃至世界和平的一个指南针, 我们在严格的贯彻法律时候, 也要思考法律是否符合道德。只有法律能够为道德所接受, 法律才能正真的发挥其作用, 法律并为人民遵守, 国家才会被世人爱戴。

即使是以道德伦理见长的我国传统文化, 也都没有轻视或忽略政治生活的大道, 不管是先秦诸子百家还是在以后历代诸学发展, 儒家道德政治化或是政治化道德, 影响整个中国传统文化, 对现在处于高速发展的现代中国社会, 特别是对于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 具有较为重大的借鉴和学习的地方。在现代的中国越来越重视中国经济的发展, 在法律上也显示出了更加注重效益, 而遗漏了中国缺少的道德所存在的法律问题。

二、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冲突规范

(一) 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冲突

关于堕胎这一越来越严重的现象, 立法者是否应该考虑将堕胎列入我国法律的框架。随着科技日星月异的发展, 不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对性抱着越来越开放的态度, 男女之间发生性关系开始向低龄化发展, 不少的女性因为在性知识方面上的缺乏, 而没有采取相对应的避孕措施。随之而来的就是许多少女意外怀孕, 无知的少女没有迎接新生命的心理准备, 大多数年轻女性选择堕胎来逃避责任。按照中国人的传统理论来说, 杀死一个孕杀就如同杀死了两条鲜活的生命, 这样看来, 我们都是承认胎儿是一条生命的, 但事实上, 却是我们可以随意的掌握一个生命的存活与死亡。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堕胎, 这本应该是个不道德的行为, 堕胎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在中国堕胎并没有法律的禁止, 无正当理由的堕胎在我国的合法只会导致国人对性抱着更无所谓的心态, 对年青人则不知道其责任。法律虽无严厉禁止, 但是我们应该为了保护每个肚子中未来的希望, 为了打击这种不道德的行为, 国家是否有理由出台相应的法律禁止堕胎这一行为。现在道德虽没有规范的, 绝对的条文, 但是它坚持着固有的公平, 或许公平在每个人心中有所不同。但法律用条文, 规范维护着一个国家建立正常的社会秩序。道德可以从不同角度去不断的完善法律, 使法律变得愈加的公平。法律的能使道德升华为规范, 让所有人都敬畏法律和道德的力量。

我认为不论是道德还是法律, 都是一国上层建筑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同时, 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 道德会因为经济基础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因此, 它们变化着的, 发展着的, 而不是静止不变的。就像汉朝没有去使用秦朝的法律, 也如民国时期不适用清朝的道德要求。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 道德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就如, 清朝时男人留辫子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道德的, 但是到了革命时代必须剪去, 否则将会被视为封建遗留的产物。在另一方面, 法律和道德都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 如克隆人的基因技术, 在传统的道德中, 往往不能找到答案, 我们需要耐心和细心去探索。

(二) 通过道德来促进法律

法律和道德是不可缺少的, 相互补充, 法律应该有道德的支撑, 道德需要获得法律帮助。良好法律的建立不仅要有充分的人性基础, 还需要道德以规范法律人的行为。道德与法律都是社会政治文明系统中的两个既有联系, 又互相区别的两个系统, 互相协调、配合。它们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平等的, 没有尊卑之分, 也没有主次之分, 不论是法律至上, 还是道德至上, 过分的夸大道德的作用而忽视了法律的价值, 都是我们所反对、摒弃的。法律和道德共同面对公平、秩序、效益等因素, 探索两者普遍的, 一般的, 以此建立有效的机制将道德运用于现实的法治建设中, 让道德和法律进行不断的良性互动, 从而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形成。首先, 立法活动接受道德的指引, 认识到反映人们的真实意愿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同时又合乎情理, 公正, 公平的法才是依法治国的依据, 不论是参加立法的工作人员, 还是制定法律的过程到内容, 必须是正确的思想指导下, 并且将伦理纳入法律规范的一部分。其次, 保证执法主体所具备的道德能力, 因为法律的正确贯彻和公正实施,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在执法活动中, 执法者的道德水平关乎到执法机关的形象, 及其法律的权威。执法主体的职业本身并不能为他们带来道德能力的提高, 而是要求他们的内心自发的去对职业道德进行体会与认识, 从而形成强烈的正义感与道德感来维系。而后, 制约守法者的道德心态。法律可以利用其威慑力量迫使人们就范或对违法行为进行惩罚, 但无法保证每一个人任何时候都是守法者, 只有道德上的知耻才是守法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 法律需要道德来弥补其不足。

三、依法治国与道德的重建

(一) 中国的法律所遗留的历史问题

施剑翘血溅佛堂案, 近代史中有名的案例。笔者认为:在施剑翘刺杀孙传芳这件事情上, 人们将自己的情感放在了道德的一边, 而忽略了法律的存在。什么是法律?法律是能预判犯罪事实, 并对犯罪事实做出定义和惩罚。法律并不是像国民时期那样是块遮羞布, 也不是一张手纸, 将社会上出现的“脏东西”擦去丢掉就可以的。虽然民国时期是拥有自己的法律, 但是整个社会的人民都是一群法盲, 国民社会如同一个没有法律的社会。在民国社会我们看到的是每个人都在不麻烦社会, 不麻烦法律, 这是不相信公权力的表现。例子中的冯玉祥运用自己的权利, 让法律黯然失色。这让法律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如果没有法律人人都会取媚于权力, 没有法律丑陋就会无处不在。在当时皇上走了, 我们中国人脑袋里的皇帝还没有走。道德的确是一个社会的指向标, 但是它也偶尔出错。此时道德需要法律的矫正。人们心中所背负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在一定的时候仍然有些失衡。一个人犯了错应该由法律去惩治。每个人都需要让出部分的私权利才可以使得公权力这辆车运转的更快。只有公权力不断完善, 才可以相应国家依法治国这一号召。正如我们所说的离开了道德, 法治社会便无法实现, 但是离开了法律或者是法律只是一纸空文, 我们将是面对的是肮脏, 野蛮, 无序的社会。

(二) 法治影响道德的历史进程

在今天以依法治国为方针的中国, 我们必须用法律的手段来推动道德前行。首先, 需要法律需要对道德进行监督与督促, 以此来保护优良的美德的生成和发展。这是用法律来促进道德的重要的方法。美德是需要一个优越的法律环境。法律具有批评的功能, 又有教育的功能。一方面, 法律可以给民众判断好坏是非的正确标准。与此同时, 法律给人们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机制, 让我们同违反道德的行为做斗争。另一方面, 通过制裁打击违法犯罪, 让违法犯罪分子在法律的威严下, 受到深刻的教导, 罪犯才能迷途知返。其次, 以法促德的深沉次因素是道德的辨别是关键。中国是一个拥有着深刻的道德基础的传统国家, 在历史的进化过程中, 构成了严谨且复杂的道德文化体制。其中, 许多是中国的优良传统, 拥有着中国人的传统道德。但是不容怀疑的是, 伦理道德在现代也许会带来负面的影响, 古代糟粕的传统道德会让现代的人们民主和法制观念的单薄, 落后的传统道德会让社会的生活效率低下。法制建设的完善, 可以弥补道德的不足。法律促进了道德建设发展。

四、道德与法律的互相渗透和互相补充

法律与道德有明确的分界线, 它们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行为规范, 统一存在于社会主义规范体系。法律与道德调整社会关系方面的手段是不同的, 两者功能互补。道德主要规范人们的行为, 道德在调整规范人们的行为时主要靠社会舆论来监督。道德也起到规范人们的行为方式, 是人们修养的体现, 在社会职业和家庭中产生深刻的影响。但是道德起不到惩戒的作用, 它对社会上犯罪行为只能进行谴责作用。法律作为国家惩治犯罪的强力后盾, 可以弥补道德在规范社会行为的缺陷。但是法律并不是万能的。目前, 社会存在许多不稳定因素, 所以在规范社会行为方面, 不能单单依靠法律来约束, 还要依靠道德的引导性与法律相互结合, 共同规范社会行为, 才能达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的。

在法律健全的当今, 我国的法制建设必须与道德建设同时进行。应用法律时应该考虑到个人的道德情感这一方面, 不能一味的对违法行为进行惩罚, 理解依法治国的正真意义是教育为主, 而不是惩罚为主。同时, 在道德建设过程中可以与法制内容相结合, 将法律精髓融入人们的价值观, 使人们在控制自己情感时以法律为准则。这样可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经济、政治、民主等各方面的建设。

道德与法律越来越密不可分, 使得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圆满。在社会生活的现实基础下法律与道德的结合是历史的必然性, 分别在政治方面, 文化方面, 经济方面逐渐的体现出来。并且具体的展现在政治, 经济, 文化等各个领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我们把道德跟法律维系在一起, 将两者之间相互统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律制度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法制把民主作为根本, 民主有需要法制作为保证。民主作为政治领域和道德领域关键的存在, 中国的民主是需要将道德和法律相互结合。

民主在现代社会已经远远超越政治, 民主已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 道德和民主的所有领域都离不开。

民主的精髓是人民自己当家做主。如果在国家的制度和管理形式上体现了道德和民主的关系就能表明政治的民主性, 如果这一关系是因为人们的个人修养, 社会媒体的舆论压力和个人生活的习惯, 表现为道德的关系。将民主变成人们心中的习惯, 也就变成了道德。中国民主发展的如此缓慢, 就是人们还没把民主作为道德。

五、全面贯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方略

贯彻将法治社会和八荣八耻的思想, 重塑法制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 将二者合理的结合。让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相互作为基础, 相互保障, 正确的引导人们处理好竞争与协作等关系, 并且形成有序的社会生活。

(一)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 需要从战略意义上讨论。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法治经济。与此同时, 市场经济又是信用经济, 其运作的重要因素是诚信。要求市场中的各个主体在不违背诚信、不破坏公序良俗的情况下合理合法的追求自己的利益。法治经济与德治经济的结合下, 产生的市场经济。所以,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符合国情, 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趋势。二者的相结合, 其核心内容是防止其中任何一方的过度倾斜, 认识和理解的分歧对立, 做到兼容。二者不分彼此的共同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 互相协调, 和谐发展。切割任何一部分而指望另一部分发挥作用, 引导市场, 都是不现实, 不科学, 不可持续发展的。

(二) 建设我国道德体系

加强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道德体系。道德建设, 是必不可少的, 同时也是与市场经济发展密不可分的。而我国当前的国情, 必须将马列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 有效的贯穿于不同阶层的市场经济主体之中, 成为市场运作的必要法门;坚持我党的优良作风, 紧密联系群众, 把教育群众同服务群众结合起来, 要加强思想道德的教育, 紧密的将实践与理论相结合, 坚持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社会氛围, 一切公共媒介都应该也必须都要为宣传科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社会上固然有许多歪风邪气, 但是也正因为如此, 才更需要广大党员以身作则, 驱邪风, 扬正气, 共建社会主义新风尚。

(三) 加快依法治国进程

切实加强依法治国进程。依法治国, 有两层价值, 其一是法律价值。法治层面需要形成以权利而扩展出的新格局。法治社会中, 法律构筑必须在尊重人类人格, 尊严以及自由等方面建立。其二是法律地位方面。要建立法律高于一切的地位。法律在国家中的地位是法治社会的象征。法律的权威性不允许任何质疑, 任何团体个人都必须服从于法律。要树立法律的威信, 就必须消除一切的特权,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以制度规范权力。

道德在法治的发展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当今我国的法治建设已经面临着两大任务:第一, 中国的法律体系要与世界贸易组织的衔接, 协调和统一, 使得中国的法律接受世界贸易组织的检测, 并且使得与之国际接轨。第二, 要与国内的新道德要求接轨, 并且现在的法律需要得到现在这社会阶段对道德的要求, 让我国的法治社会和新的道德相互符合当代社会的需求, 使我们的社会主义法律具有更广泛的道德基础和人格的内涵, 使社会主义法律在中国真正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化最先进的方向发展。

综上所论,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不断的成熟和完善, 不仅仅需要体系完善的法律, 还需要立法者, 执法者, 守法者需要为依法治国这一方针共同努力。当前在我国道德与法律依旧存在许多冲突, 人们对自由、平等、民主等一系列的现代思潮还是无法融入, 我们要加快通过道德来完善法律的不足, 通过道德的力量改变执法者的执法水平, 通过道德影响守法者的道德心态。目前, 如何解决道德和法律的冲突, 使得道德和法律融合的更加紧密。作为当代法治社会背景下的政府需要在法律上进一步的改革和探索, 争取通过道德来完善法制社会, 通过法治社会来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 为依法治国这一目标的实现不断的奋斗。

摘要：如果把法律比作一个太阳, 那么道德就是一轮月亮, 如果把法律比作一辆汽车, 那么道德就是掌握方向的方向盘。道德与法律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只有法律与道德相互协调的发展, 才能使得中国的法治社会得以健康的向前迈出一步。缺少了道德的法治社会不再是法治社会, 依法治国也无法得以实现。历史证明, 法治的败坏首先起源于道德的沦丧, 社会的发展表明, 贪污腐败的堕落首先起源于道德的颓废。在依法治国的实践中, 必须做到法律以道德为基础。随着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深入进行, 我们越发深刻的认识到法制建设离开了道德的支撑, 就容易成为没有灵魂的装饰品。法律与道德对我国的执法治国有着紧密的联系, 正确的认识法律与道德在社会中的现状, 可以促进和加快我国依法治国的步伐。

法律与道德的相互支撑关系探要 篇9

一、源头上的互补性和相通性

法律与道德不是同一时间产生的。法律是随着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产生而出现的,它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并由国家权力保障实施的社会行为规范。但道德却不是这样的,人类社会诞生后就出现了道德。可以说,道德是人类在发挥主观能动性时,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由于客观物质世界作用于主观意识世界而逐渐自发形成的,它被人们自觉意识、接受、服从并执行。根据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原始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道德起源于原始社会,因为原始社会已经出现了人;法律起源于封建社会,因为封建社会才产生私有制,阶级和国家才形成。通过上述时间线,明显可以看出,道德先于法律产生。道德发展过程中第一个基本历史类型,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原始部落、氏族内部统一的道德。原始社会道德萌芽于人类脱离动物状态之初,并随着早期社会分工的出现和发展而逐步形成。由于原始社会思维和语言尚不发达,人们只能从感情、感觉和生活惯例上把握现实的道德关系,在实践中道德主要表现为:在生产活动、对外交往或争执中,每个部落、氏族成员诚实勇敢、平等团结、协同劳动、互相帮助,把本部落、氏族的整体利益看作是最高利益。原始社会的道德在那个社会发展阶段具有决定性作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剩余商品的出现,国家形成,封建社会代替了原始社会。封建统治者们为了巩固统治,管理百姓,制定刑法,法律才产生。早在夏朝,中国就有了奴隶制法,“天刑”、“天法”观念得到广泛传播。春秋战国时期,法律思想空前繁荣,法家学派主张实行严刑峻法防止百姓违法犯罪,“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除了重视法治,封建统治者们也很注重德治,“德,国家之基也”,“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虽然法律与道德产生的时间不同,但是二者产生的原因却是相似的。道德之所以伴随人类出现便产生,是因为有人的地方就有利益,为防止社会成员为满足个人私欲不择手段,甚至危害集体利益,必须有一样东西能够起到规范社会成员行为,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国家产生后,封建统治集团发现仅凭道德,不能完全起到限制百姓行为,稳定统治秩序的作用,于是便制定了“法”。希望通过法,通过具有威慑力和惩罚性的法律,维护自身统治的长治久安。简单来说,法律和道德产生的原因都是为了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所以说二者产生的原因是一样的。道德和法律的产生时间一前一后,但产生的原因却是一样的。因此,从产生的角度来说,法律与道德相互支撑关系的第一条便是:产生时间互补,产生原因相通,二者在源头上具有互补性和相通性。

二、实施中的互补性和相通性

古人云“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它告诉人们,道德只能防范尚未发生的违法行为,而法律则可以制止已经发生的违法犯罪行为。由此,可以推断出法律与道德实施的手段和方式是不同的。

法律是全体国民意志的体现,国家的统治工具。它是依照法定程序制定并颁布,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强制性规范。法律规定着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等。法律实施是指通过一定的方式使法律规范的要求和规定在社会生活中得以贯彻和实现,包括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法律的实施是一个过程,为了配合法律的实施,执法机关、司法机关、检察机关等,包括监狱应运而生,它们都是法律实施的手段。法是一种行为规范,法在被制定出来后,付诸实施之前,只是书本上的法律条文,是一种意识形态;法律的实施,就是使法律凭借其独有的国家强制力使书本上的法律变成行动中的法律,使它从抽象的理论变成人们的具体行为,从意识形态到具体实践。然而道德却不像法律那样具有强有力的后盾——国家强制力,它是社会成员同意或认可的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制度的意识形态,带有自觉自愿的特点。道德的实施,即指道德在社会生活中发挥调节作用。道德对人们的社会行为的调节,主要是通过传统习惯、社会舆论和内心信念的力量来实现的。道德的实施,是一种软实施,它周期长、见效慢。

虽然法律与道德在实施过程中的方式和手段完全不同,但是二者实施的内容却是相通的,两者之间存在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的地方。例如,我国宪法规定:“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不论是我国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道德层面上,上述法律规定的内容一样存在,只是表述方式不同。一般情况下,法律都体现了道德的要求,法律不允许的行为往往也是被道德所唾弃的;法律所支持的也正是道德所赞扬的。

从上文中不难看出,法律与道德实施的方式和手段一硬一软,但二者实施的内容却相互呼应。因此,从实施的角度来说,法律与道德相互支撑的关系之二就是:实施手段互补,实施内容相通,二者在实施中具有互补性和相通性。

三、功能上的互补性和相通性

既然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并由国家权力保障实施的社会行为规范,所以法律要发挥作用,就必须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条文上的规定依法而行。哪些行为,哪些内容,哪些活动是法律所明文规定的,法律就在其中发挥作用。一旦社会成员的实际行动超越了法律划定的红线,就必须接受法律的制裁,法律的作用也随即得到发挥。但是,由于社会生活涉及方方面面,法律的制定无法全面涵盖所有方面,因此,法律发挥作用的范围也受到一定的限制。简言之,法律的作用范围是有限的。然而,实际生活中,有许多行为虽然没有违法,但却严重损害了国家、集体或他人的利益,对于这些行为,就只能发挥道德的作用来解决。

道德所调整的社会关系范围要比法律更广。法律所调整的仅限于法律条文所规定的范围,调整人的行为;但道德却能调整人的思想。对于不属于法律所调整但又会对社会生活和社会秩序产生不良影响的行为,道德就会将之纳入其调整范围内。可以说,道德发挥作用的范围遍布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具有普遍性。在“道德法庭”的面前,人们的行为都会受到评判和裁量。

虽然法律和道德作用的范围有小有大,但是二者的目标却是相通的。法律,有很多常见的词汇与它紧密相连,如:法治、法制、依法治国;道德,也有很多熟悉的词汇与它密切联结,例如:德治、德育、以德治国。法律,通过外在强制性手段限制、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查处违法犯罪行为,管理社会秩序;道德,通过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内心信仰等感化教育民众,提高社会成员思想品德和道德情操。其实,不论是法律的外在约束力还是道德的内在自律,仔细剖析,都是为了达到以下两个目标:一是规范人们的品行操守,二是维护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长治久安。社会主体的全部行为,既要受到法律的外部监督约束,也要受到道德的内在监督制约,法律和道德,他律和自律,二者共同发挥作用,推进社会成员行为规范化,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综上所述,法律的作用范围要远小于道德的作用范围,但是二者通过他律和自律的方式,共同发挥作用,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促进社会进步,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所以说,虽然法律与道德的作用范围不同,但是二者的目标是一致的,具有相通性、互补性。因此,从作用发挥的角度来说,法律与道德相互支撑的关系的第三点就是:作用范围互补,作用目标相通,二者在功能上存在互补性和相通性。

四、现实情况中法律与道德往往同时出现,难以分离

上文中已经说过,法律产生的时间晚于道德,法律实施的手段迥异于道德,法律发生作用的范围远小于道德的作用范围。但即便理论上是这样,在实践中法律和道德却往往同时存在于同一事件中,法理情相互交融,人们很难完全搞清楚到底是法的力量还是德的力量占据主导地位,究竟是用法律的天平还是道德的审判对该事件进行公正客观的评价。本文将以小悦悦事件为例阐述之。

年仅两岁的女童小悦悦先后被车辆三次碾压,但在事件发生的几分钟内经过女童身边的十八个路人,都选择离开。最后,是一位拾荒的阿婆把小悦悦抱到路边并找到她的妈妈。小悦悦最终伤重不治,离开人世。事件一经曝光,便引起了舆论的广泛讨论,有人谴责十八名路人的冷漠无情;有人倡言学习外国立法经验,将“见死不救”入刑;有人则表示路人是否救助是道德问题,不能用法律解决;也有人将此事件追溯到南京“彭宇案”的判决,呼吁人大立法以保护施救者的利益……回到案件,如果大家冷静下来,就会发现:不相关的路人是否救助伤者是属于道德的范畴,不应由法律尤其是刑法进行调整和规范,我们可以根据民事法律中的规定给予救助者一定的金钱补偿,但不能对于没有施救的人予以刑罚处罚。十八名冷漠的路人不道德的,他们应受良心的谴责,但不能因为不道德而对其进行法律上的评价。坚持见死不救入刑的学者会拿出许多国家的刑法规定,告诉我们某些国家都规定了“见死不救罪”,但这样的论据是站不住脚的。我们不能因为其他国家有这样的规定就理所应当地移植过来,毕竟没有一个国家的法律可以完全的适用于另一个国家。小悦悦事件中法律和道德相互交织,既拷问洗礼了人们的道德良心,也促进了我国关于见义勇为方面的立法工作。其实,小悦悦事件仅是众多社会事件的一个缩影,反映了法律与道德相依相存,密不可分。

五、结语

综上所述,法律与道德的相互支撑关系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产生时间的互补性和产生原因的相通性;二是实施手段的互补性和实施内容的相通性;三是作用范围的互补性和作用目标的相通性;四是二者在实际事件中的紧密相连性。正是由于这些互补性和相通性的存在,几千年来,法律与道德不断相互借鉴,相互完善,相互支撑,共同为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谁能想象没有法律只有道德或是只有道德没有法律的国家和社会将是怎样的?

摘要：道德和法律是人类社会中最基本、最常见的社会规范。从产生的角度来看,二者产生的时间互补,但产生原因相通;从实施的角度来看,二者实施手段不同,但实施内容相通;从作用的角度来看,二者作用范围不同,但作用目标相通;此外,在实际生活中,法律与道德往往同时出现,紧密相连。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研究 篇10

[关键词]高职特点 法律修养 课程单元目标

高校所使用的“05”方案《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以下简称“基础”）教材是教育部对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进行了有效科学的整合，经中央政治局研究审定，全国高校统一使用的一本质量非常高的通用教材。但是，本教程没有进行本、专科学生学习层次的划分。由于本科院校与高职院校培养的目标不同，加上高职生与本科生在知识结构、认知水平和理解能力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些因素使他们在“基础”课程（特别是法律部分）的学习中实效性比较差。在课程总目标的前提下结合学生具体实际，对高职特点“基础”课程中的法律教学部分进行课程目标的单元研究意义重大。

一、教学的实际效果与课程总目标要求存在较大落差

1. 教师在教學中的困惑

“基础”中法律部分内容所涉及的层面多而细，知识点繁而杂，教材中罗列了上100部法律法规，其中较为详细的就有30余部，内容大而全。这也导致了教材中的分级标题多。从法理学到宪法、基本法、诉讼和仲裁以及调解制度等，把法律体系基本囊括在内，重点不突出，详略不当，理论性强。教师按照教学大纲要求，要在十多节课的教学时间内做到面面俱到的话，很多知识点只能蜻蜓点水，结果是理论灌输多，解决实际问题少。教材以理论叙述为主，案例有限，给人枯燥乏味的感觉，使学生不易读下去，导致他们对本课程学习丧失了兴趣。如果教师为了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帮助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精选一些现实生活案例进行教学，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无法完成整个教学任务，结果是教师在实际的教学中只能“戴着镣铐跳舞”。

2.学生在课程学习中的期望与实际教学结果落差较大

法律所涉及的是人们行为层面的问题，所涉及的问题比较具体，所侧重的是对人们行为提出禁止或许可或允许的要求，对人们的要求是最基本的底线。掌握必备的法律知识，培育法律素质，树立正确的法律观念，拥有健全的用法能力，具备自觉的护法意识，对当代的高职生来说，既必要也非常重要。

学生在现实中对法律问题或现象不懂或困惑的地方比较多，用法律维权的意识很强烈。但他们实际拥有的法律知识不多，一方面痛恨社会上的侵权行为，另一方自己却出现了有意无意的违法行为，出现认识与行为的分裂。他们内心有拥有强大的法律知识去维权或充当社会正义使者的渴望，因此，他们想通过“基础”课程法律部分的学习来获得强大的法律知识来达到目的。可实际结果是自己的期望与教学实际效果出现很大的反差。期望越高，失望越大。巨大的落差导致了“基础”课程教学的实效性大大降低。

二、结合高职生实际，在课程总目标的框架下进行单元目标研究的必要性

1、增强课程的实效性，提高学生社会主义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是我们的目标追求

法律基础部分的主要内容是法律基础理论、基本法律知识、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学生通过学习要重点掌握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观点，了解我国宪法和有关的基本精神和主要规定，增强社会主义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

学生通过这部分内容的学习，应了解法的产生、本质和历史发展；对我国社会主义法的本质、作用、创制和实施、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与依法治国方略等方面认识会进一步加深，对我国宪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以及有关法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规定会全面了解，对树立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的重要性、必要性以及如何去提高法制观念和树立法制意识等方面的认识会有很大的提高。学生通过这一环节完整的学习，会获得一定的法律知识，对他们的法律素质提高会有一定的帮助。而现实情况是学生学习的热情高，但实际教学中的针对性不强、法律实践能力不高而变得学习动力不足。他们对部分法律概念有认识，但对于跳出理论范畴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却远远不够。如学生对书写民事诉讼状等最起码的法律技能就不具备，这与我们教育目的是相背离的。这样的教学只是形式，没有实效性可言。

2、在总目标框架下制定切实可行的单元目标是我们的必由之路

法律素质是影响人们行动的选择与实施。开设“基础”课的直接目的就是要帮助学生切实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质与法律素质。课程法律部分的总目标是要通过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懂得我国在宪法为指导基本框架下的基本法律原则和主要内容，及有关法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规定。在法律意识和控制观念部分，是帮助学生树立法制观念、提高法律意识。

由于高职生的认知状况和身心发展有自身特点，他们的思想开放，视野开阔，反应敏捷，对社会特别是新闻媒体披露的一些重大的法律事件常常成为他们热议的重点话题，但受年龄小，心理不成熟的局限，他们在思考问题分析问题时，喜欢就事论事，缺乏动态的辩证的全面的眼光，很容易导致思想和言论偏激，行为易走极端。以此，我们在实际的教学中，必须根据学生特点，在课程的总目标框架内，实事求是地去研究和制定切实可行的单元目标进行教学，真正提高教学的实效性，使课程教学能切切实实地帮助学生掌握一些基本的法理法律知识和有效提高学生的基本法律技能。

3、提高学生法律素质，培养学生法治精神是课程的价值追求

法治精神的培养是法治国家建设的关键，高职生在法治建设进程中承载着更大的社会期望与责任。自党的十五大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为基本方略以来，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对于即将走上工作岗位，承担各种社会角色的高职生来说，法治精神的培养注定会成为法治国家建设的关键，同时也成为我们课程教学的价值取向。

生活经验表明，一些具有丰富法律知识，甚至精通法律运作方式的专业人士也会贪腐枉法，并设法规避法律的制裁；历史已经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明太祖朱元璋用“剥皮揎草”的酷刑惩贪治腐，然效果甚微，往往是“弃市之尸未移，新犯大辟者即至，然则风俗之未能移易。”对法律的自觉服从依赖于公民的法治精神，正如美国著名法学家伯尔曼所说“心理学研究已表明，要确保规则得到遵守，信任、公正、可靠、合群这类因素远比强制重要。恰恰是在法律得到信赖而无需强制性制裁的情况下，法律才行之有效；依法治世者就不必带着警察到处出现。”。

法治精神是社会主体对法律油然而生的一种神圣体验，是对法的公平、正义精神的内化，是对法律的权威性的心悦诚服的认同感和依归感。法治精神的培育是任何建立法治社会的国家面临的重大课题，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高职生对法治建设的认可度高，有参与法治建设的强烈要求。他们对社会中存在的以权代法、以权压法、权钱交易等背离法治精神的现象深恶痛绝，要求加快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欲望也最为强烈。因此，教师授课时应当将法治精神的培养提升至首。这也是我们课程教学的价值追求。

总之，高职生法治精神的培养和法律意识的提高是一个系统的工程。用课堂形式对学生进行系统的法律知识的教育是一个非常重要而有效的途径。“基础”课程的教学正担有此重任，因此提高“基础”课程法律部分的课程实效性就显得尤为迫切。采用行之有效的教学形式和手段，加强对课程教学目标的深入研究，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的法治精神和法律意识真正得提高，让他们也受益终生。

参考文献：

[1]沈家本.历代刑法考[M]. 中华书局出版社，1985.

[2][美]伯尔曼.信仰与秩序—法律与宗教的复合[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论法律和道德的关系 篇11

一、道德与法律关系的法理探析

(一) 法律和道德的概念及其特征

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 反映由一定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意志和利益的行为规则体系, 它是通过规定人们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确认、维护和发展有利于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社会关系和会秩序。道德是人们关于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荣誉与耻辱、公正与偏私等观念、原则和规范的总和。它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人们的信念力量来保证其完成。道德主要是从个人和社会整体的利益关系上来反映和调整社会的经济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的。

虽然历史上各个国家的法律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但我们还是可以透过错综复杂的各式法律形式看清楚法律的特征, 一般而言法律的特征大致包括:1.法律是一种概括、普遍、严谨的行为规范;2.法律是国家制定和认可的行为规范;3.法律是国家确认权利和义务的行为规范;4.法律是以国家强制为保障实施的行为规范。同样, 道德上的差异也并不妨碍它们具有如下一致的特征:1.道德规范是一种非制度化的规范;2.道德规范没有也不使用强制性手段;3.道德规范是一种内化的规范。由于二者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一直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有必要对他们进行法理上的探析。

(二) 法律与道德的区别

1、法与道德产生的条件不同。

法律是掌握政权的阶级运用国家权力, 由国家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制定或认可的, 是上升为国家意志的统治阶级意志, 带有自觉性的特点;道德是人们在共同的物质生产和生活中逐渐自发养成的, 一般无须专门机构和人员来颁布制定。

2、法律与道德的规范内容不尽相同。

法律规范的内容主要是权利与义务, 而且这种权利和义务是相对应的;道德对人们的要求比法律要高, 它要追究人们的行为的动机是否善良, 强调对他人、对社会集体履行义务, 承担责任, 并不一定要求社会或者他人对其承担等量的义务。

3、法律与道德的表现形式不同。

法律主要表现为有关国家机关制定的各种规范性文件;而道德则存在于人们的意识和社会舆论之中。

4、法与道德的调整范围不同。

法律所调整的是关系着根本的、重要的利益并且需要用国家权力干预、保证的社会关系;道德调整的范围要比法律的调整范围广泛得多。

5、法律与道德实施的方式和手段不同。

法律的实施要求依靠国家的强制力保证;而道德的实施主要凭借社会舆论和教育的力量, 依靠人们的觉悟, 依靠社会团体, 还要依靠行为人的内心自我强制。

(三) 法与道德的联系

对法与道德的联系问题, 主要有两派观点:实证主义法学认为法是国家的主权者的命令, 是一个“封闭的逻辑体系”, 法与道德之间、“实然的法”与“应然的法”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自然法学认为, 只有体现道德的法律才是具有法律品质的法律。

中国不同于其他国家, 有自己的特殊国情,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也有特定含义和理解。结合中国国情, 法律与道德的联系分述如下:

1、一国范围内的法律与统治阶级的道德都是统治阶级的整体意志的体现。

我们知道, 道德是有阶级性的, 而法律也是有阶级性的, 二者都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要求, 不同之处不过是其外在表现形式的差异。

2、法律与统治阶级的道德相互渗透。

忠孝节义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维护其阶级统治的道德规范, 在其立法中体现为“十恶”不赦的大罪。在司法实践中, 甚至是将儒家思想的教义作为办案的根据, 《春秋决狱》一书就是其中的典型。

3、道德的状况制约立法的发展。

如在汉朝之前, 道德中的“三纲五常”等并没有上升为国家的法律规定和立法原则, 而只有在社会的现实情况决定需要这样的道德。

4、道德有助于弥补法律调整的真空。

法律即使规定的再详细, 也总会又顾不到的地方, 如秦朝的法律体系繁琐, 条目繁冗, “或盗采人桑叶, 臧 (赃) 不盈一钱”。

二、中国法律和道德关系的历史探析

按照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观点来看, 法律并非天生就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的, 它只是在人类社会的矛盾 (主要是阶级矛盾) 激烈冲突以致纯粹依靠习惯和道德的力量无法解决时, 而采取的强硬措施。法律是维护社会秩序的“硬实力”, 注重的是他律, 而道德则是“软实力”, 注重的是自律。历史唯物主义认为, 人类社会的阶级对立现象只是历史现象, 终将随着历史进程而被消灭。如果阶级消灭, 法律便失去了存在的客观物质基础, 其消亡是历史的必然, 以此为契机, 社会秩序的维持仅依靠道德的力量即可。

(一) 古代中国的法律和道德关系的演进

在古代中国, 法又被归结为“刑”, 如“灋, 刑也, 平之如水;灋, 所以触不直者去之, 从去”。“平之如水”, 有公平、正义之义。道德至晚是在西周时期被归结为一套完整的“礼”, 它无所不在又包罗万象;二者之间的关系也被确定为“德主刑辅”。因此, 两者长时期的相互渗透、相互补充, 表现出了中国法律发展历程中特殊的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现象。

1. 道德的法律化

道德的法律化, 主要侧重于立法过程, 指的是立法者将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或道德规则借助于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国家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

从中国的历史来看, 道德法律化发端于西周初期的“周公制礼”, 确定礼的基本原则“亲亲”、“尊尊”并使之趋于法律化, 达到“事无礼则不成, 国无礼则不宁”。礼与刑在性质上是相通的, 在适用上是互补的, 违礼即是违法, 出礼入刑。

周礼随着西周的灭亡而失去在国家中的统治地位, 真正对中国古代法律道德关系奠定理论基石的是汉儒董仲舒的德主刑辅思想, 以阴阳五行相辅相成之理, 来论证德主刑辅符合天道运行的规律。这是古代中国道德法律化历程的重要环节, 其后两千年的封建时代均采取这一原则, 其影响不但对中国和东亚地区, 在世界范围内也很巨大。

其后唐朝继续并发展了汉魏晋以来的德主刑辅的潮流, 并根据统治需要, 制定引法入礼的指导思想, 最终完成了道德法律化的历史任务, 以至“一准乎礼”成为对唐律的主要评价。在这之后的一千余年里, 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王朝几乎是原封不动的按照唐朝制定的规则来延续自己的统治和封建制度的实行, 直至中国近代的来临之后, 才被迫于清朝末年全面修订法律典籍。

2. 法律的道德化

所谓法律的道德化, 主要侧重于守法的过程, 指的是法律主体把守法内化为一种道德义务, 以道德义务对待法律义务。法律道德化的实质是由他力约束转向自我约束, 由法律约束转向道德约束。

毫无疑问, 在世界历史进入近代之前, 中国古代的人民在法律的道德化方面的成就是领先的。仅仅单纯依靠法律来规范社会生活和交往, 即使是在文明程度高度发达的今天, 也是不可能办到的, 更何况是在生产力非常落后的古代中国呢?而将法律道德化, 则可以在节省大量人力物力的条件下, 将法律的作用面扩展到最大的范围, 而且一旦法律作为一种道德力量保存下来, 其影响维持的时间长度也是令人不可思议的, 如中国就维持了两千年。综合两方面的因素, 我们可以看出, 法律的道德化不单是道德的法律化的结果, 更重要的, 它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以选择的最佳途径。

三、以史为鉴, 促进法律道德和谐发展

古人云:“以史为镜, 可以知兴替”。通过以上对中国古代道德与法律关系的历史考察及对二者关系的法理分析, 针对前面的问题可得到如下几点启示:

(一) 、情法冲突

这种情况不可否认是在现实世界中客观的、大量的存在着的, 而法治社会 (不论是古代秦朝的专制统治前提下的“法制社会”, 还是我们今天正在努力建设的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社会) 要求人们在处理问题时, 首先考虑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法官判案时, 只能以现行法律为依据, 不能靠法官的自由裁量。这样势必导致法律无法适应新出现的情况, 而道德等非强制性社会规范则可以其主观性调解新生的行为现象。这就是一元法体制的弊端之所在, 即在国家制定法与道德之间缺乏过渡、缓冲机制上, 造成了法律的僵硬、无力及冷酷, 造成了法律与大众心理、社会风习之间的脱离与隔阂, 也造成了道德的无力感和被蔑视, 甚至鼓励了对道德的违犯, 加速了道德的衰落。但是, 如果以情理断案, 就违背了法治的原则, 也极容易造成将法律法规高置起来, 仅凭世俗的习惯来审理案件, 这就又回到了古代封建社会的“春秋决狱”、“缘心定罪”的深渊里了。因此, 只有在法的体制上作出调整, 找到现代文明社会的法律和道德之间的“平衡点”, 我们才能实现情与法的协调、德与法的并治, 避免法与情的尴尬。

(二) 、法中含情

道德是法律的基础, 法律是道德规范的制度化实践。像诸如正义、公平、平等、诚实信用、遵守善良风俗等普遍的或个别的法律原则, 其本身就是人类道德观念的有力组成部分。也因为有了道德的支持, 才使法律原则能够发挥出人性的作用。倘若法律不承认或者否弃这样的道德因素, 那么法律或法律制度是存有极大缺陷, 它是否有生命力或者在多大程度拥有生命力都是疑问。

良法表明法要包含某种道德价值, 故法治的概念本身就体现了法治与道德的深刻关系。失去了道德基础的法为恶法, 恶法之治与法治精神是根本背离的。我国古代的儒家伦理法体现了道德与法律的一种结合模式, 即把社会普遍承认的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 纳入国家强制实施的行为规范。解决现实社会中的人们道德缺位、法律的尴尬, 是否可以吸取儒家伦理法的合理内核, 灵活适用法律, 把法治中注入道德的血液,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国家。。

(三) 、德法并重

法治的理念来自西方, 德治则来自中国传统法文化, 两者的结合顺应了寻根意识与全球意识相结合、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结合的潮流。当我们执着于法律的继承与移植、法律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的探求、迷惘、思索的时候, 请让我们把视角拉到社会调控这个高度上来。我们会顿时眼前一亮, 耳目一新, 发现西方的法治精神对我们进行征服的时候, 传统的德治精神正在历史深处遥遥呼唤。应该指出的是, 西方的法治, 尽管并不排斥道德, 但无疑在宣扬法律至上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道德, 这其中尤以分析法学派的主张最为突出。奥斯丁主张:“法律反映或符合一定道德要求, 尽管事实上往往如此, 然而这不是一个必然的真理”。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情感危机与道德沦丧就是明证;传统的德治却是主张德主刑辅, 法是德的附庸, 贬抑了法的作用, 也与时代的发展不相适应。所以, 对二者都要加以扬弃和改造, 抽取各自的合理内核, 进行结构重组, 建立全新的德法结合的体制。

从历史上的道德和法律关系演变历程来看, 正确处理好德法关系, 在二者之间寻找到最佳的平衡点和结合点, 正是古代中国繁荣兴旺程度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原因之一, 而当下理顺道德和法律的矛盾, 从中发掘推动社会进步的因素, 则是复兴伟业的助力。

参考文献

[1]周旺生.法理探索[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