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研究

法律研究（通用9篇）

法律研究 篇1

[论文关键词]教育民事关系教育行政关系法律适用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解析教育领域内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并对相关的问题进行反思，对教育法律法规的地位和适用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教育关系总的可以分为教育民事关系和教育行政关系，现实中出现的许多涉及教育的矛盾和纠纷可以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内找到合适地解决方案，但是最终的解决和政府在教育领域内的角色转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问题的提出

《教育法》中明确规定：“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国家保障教育事业优先发展。”教育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基石和先导，是塑造未来的事业，所以教育领域的法制化和法治化是非常重要的话题。

我国现已有大量的调整教育活动的法律法规出台，而且关于教育的立法活动还在不断进行。

法律研究 篇2

我国至今没有专门、统一的外资法典, 仅仅只是制订了一系列关于外商投资的法律、法规和条例。我国的外资法律体系的发展经过了两个阶段:

(1) 从1979年至1992年为外资法律体系发展的第一阶级。这一阶段, 我国利用外资的重心在于外资引进数量, 实际吸收的高质量外资不多。外资引进的区域分布也不合理, 外资主要集中于福建、广东、上海等沿海地区, 而资源丰富的中西部极其缺乏。考虑到外资引进的需要, 1979年7月8日, 全国人大第五届二次会议通过了第一部规范外资的法律, 即《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该法律标志着我国外资法律体系构建的开端。由此, 内外资企业适用不同法律的“双轨制”立法体制也就产生, 形成了对内外资企业的差别待遇。

(2) 从1992年至今为外资法律体系发展的第二阶段。中国的外资法律体系发展1992年之后进入了转型时期。1993年宪法“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修改, 也就意味着内外资企业要成为平等的市场经济主体。这种转型反映在立法上, 就是要采取根据各类企业的行为进行立法的“行为立法”模式, 而不是按照其“身份”立法。由此使内资与外资企业法律由“内外分立”的双轨制立法体制向内资与外资“内外合一”的单轨制立法体制转化, 带来内、外资企业法律体系的统一, 例如后来的《公司法》《企业所得税法》等等, 都反映了这一转型。

二、我国外资法律体系的现状

发展到今天, 我国已经形成了多层级相结合的外资法律体系现状。根据各种法律渊源的效力等级, 我国外资法律体系主要由三个层次构成:第一层次为宪法性规范, 全面修改后的1982年新宪法相关条文规定了有关外资的法律地位。第二层次是效力及于全国的单项立法, 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 国务院及其所属部委制定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等等, 这一层次的立法构成了我国外资法律体系的主体部分。第三层次是施行于个别省市等局部地区的地方立法, 地方性外资法规是国家外资法律体系的具体化和地方化。但是我国当前的外资法律体系还存在很多方面的问题:

(1) 立法权限分散、法出多门的不合理构架。除了国家统一制定的经济法规外,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 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授予许多省、市都制定单行经济法规的权力, 并逐渐形成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多层次法律体系构架, 也正是这种架构衍生出立法权限不明、规范分散、越权立法、内容交叉重复等诸多体系性问题。外资法律体系的多层次, 使外商投资者难以把握我国的具体投资环境。除此之外, 由于不同地方之间立法权限不一, 造成了不同地区间法律上的不平等, 这亦成为我国东中西部经济差距日益加大的一个重要推力。

(2) 根据企业形式进行分别立法导致的种种不协调。由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之初引进外资没有经验, 以致我国外资法律体系从一开始就形成了依据企业形式分别立法的法律体系模式。《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等形成了我国外资法律体系的核心。通过比较分析, 我们不难发现这三部法律依据企业形式进行分别立法导致的种种不协调现象, 例如三部法律内容50%以上大量重复, 三部法律之间各行其是、缺乏协调, 从而在不同的外商投资企业间形成不平等待遇。如此种种不协调之处, 不仅对引进外资工作产生了负面影响, 也有损法律的权威性。

(3) 很多法律内容引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冲突。一方面不少内容过时, 缺乏协调。改革开放之初, 单纯追求数量的功利倾向, 使得外资法的许多规定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显得不合理、不适用;外资法律体系中的许多规定与其后颁布的相关法律存在冲突;现行外资法规定的外资审批程序过于期限冗长、繁琐复杂, 对外商的积极性和投资效率严重影响;各部门的权限规定不甚明确, 部门责任推诿;许多重要的法律制度都缺乏规定, 在许多方面现行外资法还很不完善, 例如外国投资及外国投资者的待遇、保护及法律责任等规定。另一方面是不符合相关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的规定。在履行要求方面, 我国外资法中还有不少履行要求的规定, 与世界贸易组织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的规定相抵触;国民待遇已日益成为国际条约规定的国际投资重要原则, 但是我国外资法中所规定的给予外商投资企业的待遇, 要么高于内资企业, 要么低于内资企业, 没有实行国民待遇;法律的透明度既是法治化的内在要求, W T O《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中对透明度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 但是我国存在着大量非公开的内部文件、内部通知、批文等, 极大地影响了外资投资选择和投资积极性;大多数国家在审批程序方面对外资的审批是根据投资的比例、投资的领域和投资的数额等, 采用不同步骤、不同期限的审批制度, 但是我国只是按投资企业的形式不同规定了不同的审批期限等。

三、我国外资法律体系的完善

(1) 我国应制定统一的《外资基本法》。以《外资基本法》等法律取代现行三部外商投资企业法的内容。具体设想如下:首先, 把外商投资企业法中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终止、组织机构及经营管理等关于调整企业组织的部分, 分别划归《合伙企业法》、《公司法》、《独资企业法》调整;其次, 关于调整国家有关经济管理机关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管理关系的内容可直接划归国内相关的部门法调整;再次, 关于对外资的指导、管理和监督, 外商投资要求、方向, 外资法律保护等内容, 纳入《外资基本法》统一调整。

(2) 改变我国外资法中与WTO投资规则不相符合的规定, 取消有关数量限制等相关规定, 推行外资国民待遇制度。从根本上说, 为顺应当前国际投资的客观要求, 我国外商投资法律体系的观念和价值取向应当由“优惠型”或“限制型”向“平等竞争型”进行。

(3) 明确立法权限。应确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外资法律体系中的外资待遇、外资准入、外资的保护和鼓励、国有化和征收、外资的审查和批准、争端的解决等各项基本问题的立法权及相关的法律解释权。对于其他一些非基本问题, 则可以由国务院、省、市等其他层次的立法权主体在作出有关规定, 但前提是与法律不相抵触的情况下, 这是为了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

参考文献

[1]、李道昌:《改革中的中国外商投资法律环境》, 《法制与经济》1998年第3期

[2]、高尔森主编:《国际经济法通论》, 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3]、单文华:《市场经济与外商投资企业的国民待遇研究》, 《中国法学》1994年第5期

法律理性与法律教育研究 篇3

关键词：法律理性；法律教育；规划控制；体系研究

现如今我国法律教育管理体系得以不断改良修缮，法律理性内涵和教育模式研究，开始过渡转化为法学研究空间中的核心主题，大部分学术专家都主张透过法律理性和教育实际角度入手，将长期以来我国法律教育中的弊端问题整理完全。须知当法律教育时刻维持在职业教育层面之上，便不能发挥出其应有的指導功效。法律教育本身遗留较为深刻的内部二重悖论特征，包括职业培训和学术研究的冲突迹象等，如若长期放置不管，必将令法律教育基础性内涵、管理引导模式等内容交互错乱，无法精准地落实法律教育全新模式的改善指标。所以说，如今要做的，便是集中一切技术手段修缮法律教育理性效应，至此为法律理性管理和教育机制调试，提供便利支持条件。

一、法律教育和法律理性的基础内涵机理研究

（一）法律理性

透过宏观角度观察理解，其属于公共法律理性体系中的一类结构单元，而在哲学视角中，理性又可细化出多类等级层次。依照美国学术专家罗尔斯认知结果补充论证，主要包括公共和非公共理性。首先，在开展司法审查体制构建活动中，法律理性一直被视为最高法院的标准信仰，在此基础上，法院一切职务履行才更加可靠。其次，法律理性和监管职责，令最高法院利用妥善的宪法解析方式，将一切个体意见充分的表达出来。最后，法院作为法律理性的最高示范媒介，主张利用公共论坛之上彰显法律理性的生动、控制功能。正是如此，法院过渡成为政治、法律理性管理体系中的标准分支结构，是法律理性创造的最具有时代代表性的产物。

（二）法律教育

其可以说是国家长期可持续推动法治建设进程的核心指导媒介，布置拓展形式五花八门，旨在全方位改良修缮学习主体的法律素质，包括理论知识、实践应用技能、思维模式的形成结果等。具体教育管理方式，则是在课堂内部灌输案例指导纲要，同时组织学生定期参与课外实践活动，如到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内部进行实习等事务，可以赋予学生足够创新妥善的实践经验，尤其是在诊所式教育方针深度贯彻覆盖基础上，法律教育承接了全新历史使命，毕竟其对于法律工作人员法律信仰内化产生决定性作用，是法律人理性养成工作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二、科学化梳理法律理性和法律教育关系层次的措施内容解析

透过现阶段我国诸多法律理性实践项目观察分析，单位法律工作人员，都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个人思想博弈，毕竟这部分价值判定结果，对于他们今后法律理性控制指标践行、今后职业发展前景、国家综合化法治建设地位等，都产生决定性作用。所以说，任何法律工作人员都必须结合特定职业理性规则进行约束管理，在面对不同类型遭遇过程中，不单单需要借用平常人理性加以逐层调试，同时更要结合超出常人的理性思维来解决各类冲突性矛盾，事实证明，唯独贯彻落实标准化法律理性控制纲要，才能全面解决以往难以精细化推敲验证的案例内容，使得法律人拥有超前的法律专业素质。法律教育中相关人员必须时刻保留遵守以下法律特性：

（一）集中一切精力处理好法律理性教育研究事务

这是作为一类专业化法律工作人员必备的素质，唯独经过各类法律文件研究解读过后，才能透过纷繁复杂的法律知识体系内获得关键性指导线索，同时配合法律理论的牵引，逐渐地在内心和思维结构中灌输理论的理性，保证相关工作人员能够自然主动地凭借最新法律控制思维去解决眼前一切突发性问题。归结来讲，想要彻底转变为一类专业化法律工作人员，如若缺乏健全的理论功底和法律研读解析技能，一切决策将都遗留纸上谈兵之疑、所以说，法律理论作为时代的产物，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安定和谐秩序调节，存在着极为深刻的指导功效。就是说法律教育的初始阶段始终是理论教育，而法律人的理性则是透过这部分理论理性着手布置拓展的。

（二）树立起坚定可靠的法律工作人员实践理性控制标准

法律这类学科保留十分显著的实践性，主张将纷繁复杂的法律知识流畅性地灌输到社会实践项目之中，可以说是一类引起人员无限骄傲感慨的艺术成就。作为一类优质化法律工作人员，不单单应该积累深厚的法律理论知识，同时要透过不同实践项目中搜集整理经验，毕竟法律滞后性隐患，会带来许多难以预料的社会矛盾危机。所以说，只有贯彻落实坚定的法律人实践理性态度，才能更为清晰地拆解验证不同案件内容，为国家法治管理绩效提供更为可靠的检验标尺，这同时也是博雅教育项目中，法律教育需要时刻加以重视的关键点。

另一方面，树立起标准化法律人职业理性控制体系。须知社会分工和职业化趋势同步衍生，与此同时，法律工作人员作为一类特殊化职业群体，历史悠久结果已经毋庸置疑，即便是追溯到罗马共和国历史阶段，也存在法律人阶层，这深深验证了现代社会中法律人职业特征的先进性，对于维护国民利益和国家标准化统治功效，有着极为强劲的指导功效。

三、结语

综上所述，法律理性和法律教育研究工作系统性较强，笔者在此提供的意见着实有限，日后仍旧希望法律人在不同实践项目中提炼整理经验，不断进行个人思维创新改造，更为细致地拆解分析最新国家法律知识。相信长此以往，必将能够为我国法律教育事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标准化法律人才制备供应，提供丰富的指导性线索。

参考文献：

[1]李波.论司法考试与法律教育的关系[J].南昌教育学院学报，2013，26（12）：133-142.

[2]李鑫.中职法律教育的必要性分析[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14，20（05）：130-137.

[3]魏琼.法律教育的起源：兼议对当下中国法律教育改革的启示[J].中国法学，2014，15（02）：77-89.

作者简介：

法律英语翻译研究 篇4

关键词：法律英语 英语翻译 文化差异 法系差异 心理思维差异

法律英语，是以英语为基础，用以表述法律科学概念及诉讼或非诉讼法律事务时所用的语种或某一语种的部分用语，它是在立法和司法等活动中形成和使用的具有法律专业特点的语言。法律英语特点鲜明，在词汇使用上庄重规范，书面语多，句法结构纷繁复杂，大量使用祈使句、被动语态、综合复杂句以及虚拟语气等。法律英语目前已经成为法律与英语中的一门交叉学科，在社会上日益得到广泛的重视和应用，本文主要对法律英语翻译进行了总结分析，希望能够对法律英语翻译的进一步发展有所帮助。

一、法律英语的特征

法律英语就其文体来说属于职业专用英语，是一种正式的书面语体，是应用语的一个分支，也是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一种语种。其行文庄重、结构严谨、表达准确。作为一种专用英语，法律英语在词汇的使用、句法的安排、文体的选择上都有自己独有的特征，具体来说：

1.句法特征

句法特征是法律英语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常包括惯用长句，分词短语使用普遍(为了清晰地表达句意，法律英语往往更多地使用分词短语来代替从句做定语、状语或宾语)，介词和介词短语使用频率高，条件从句使用率高。法律英语句法的这些特征是我们研究和对其进行翻译时所必须深入考虑和分析的。

2.词汇特征

词汇特征是法律英语特征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具体来说分为使用法律专门术语(法律英语在长期的法律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具有个性化色彩的法律语言);拉丁语频繁被使用(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拉丁语在英美法律实践中频繁被使用);相对词义的词语大量涌现;普通词语被赋予法律含义，如Party在法律英语中被理解为“当事人”等。

3.文体特征

戒毒康复场所法律属性研究 篇5

《云南禁吸戒毒模式研究》课题组

课题组

（云南警官学院，云南 昆明

650223）

内容摘要：我省康复性戒毒行政执法行为模式是禁吸戒毒科学戒毒链条“三位一体”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良好的运行实践积累，具有云南特色。对康复性戒毒行政执法行为模式的法律性质进行讨论十分必要，关系到我国康复性戒毒行政执法行为模式的法律定性，关系到戒毒执法机关“依法行政”原则的贯彻，关系到执法者与戒毒康复人员之间关系的具体权利、义务，关系到康复性戒毒行政执法行为模式的具体行为模式、法律后果和救济途径等一系列法律问题。文章主要针对我省康复性戒毒行政执法行为模式的法律关系、法律性质进行定性论证。

关键词：云南 康复性戒毒 行政执法行为模式 法律性质

我国“依法行政”指导思想要求各级政府机关以法律为依据管理各种社会事务，约束政府工作人员违法行政，提高执法质量，切实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利，保证行政执法活动不偏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禁吸戒毒执法领域，明确各类戒毒行政法律行为的法律属性和法律关系是贯彻“依法行政”原则的前提。我国《禁毒法》第四章确定了禁吸戒毒 “三位一体”的科学戒毒规律，规定了自愿戒毒、强制隔离戒毒、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和戒毒康复场所等行政执法行为模式，针对不同的戒毒时间阶段分别适用，共同构成科学戒毒链条。其中，社区康复和戒毒康复场所两种戒毒行政行为模式都针对康复阶段的戒毒目标，属于康复性戒毒行政执法行为模式，在实践中，职能部门对这两种行政行为模式普遍存在理解上的偏差，对这两种行为模式的构建有较大影响。因此，对我省康复性戒毒行政执法行为模式的法律性质进行讨论十分必要，关系到我国对康复性戒毒行政执法行为模式的法律定性，关系到执法者 收稿日期：

基金项目：“2010年7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优秀等级项目”（08CFX050）。

作者简介：房红（1970-），女，山西古县人，云南警官学院法律系副教授，主要从事法学、禁吸戒毒研究。

阮惠风（1972-），男，湖南邵阳人，云南警官学院禁毒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禁毒研究、社会学研究

课题组成员：刘敬平、王晓霞 王建伟、杨志芳、黄斌、宋姗姗、赵书妍、刘松巍、马绍红、李春 和戒毒康复人员之间关系的具体权利、义务，关系到康复性戒毒行政执法行为模式的行为模式、法律后果和救济途径等一系列法律问题。明确我省康复性戒毒行政执法行为模式法律性质问题便于坚持正确的方向构建我省康复性戒毒行政执法行为模式，完善康复性戒毒行政执法行为模式管理制度，创新合理科学的管理行为，正确把握实施目标，保护戒毒康复人员的合法权利，明确康复性戒毒行政执法行为模式与戒毒人员及家属的法律关系，避免出现难以调和的矛盾，以降低管理成本，最大化实现康复性戒毒行政执法行为模式的成效。

一、我省康复性戒毒行政执法行为模式的现状

（一）我省社区康复模式的建设现状

社区康复是《禁毒法》中规定的一种新型戒毒模式。目前，全省各州市已经全方位推行社区康复工作，各职能部门结合以前的戒毒工作经验做了有益探索，取得一定的成效。主要的经验和做法是：社区康复工作由城市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具体交予社区和村委会这两个城市与农村的基层组织来执行，组成包括当地公安机关、司法行政、卫生行政、民政等部门及当地有威望的群众在内的工作小组，制定社区康复工作小组的工作职责和工作制度，与戒毒人员签订社区康复协议，包括远离毒品、接收尿检监测、外出请销假报告、会客报告等内容，让戒毒康复人员在开放的环境中参加劳动并获取报酬，有正常的社交活动、正常的家庭生活，不限制人身自由，靠戒毒康复人员的自我约束与社会各方力量监督和约束共同完成戒毒康复目标。但这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处于建设初期的社区康复实践暴露出诸多的问题。主要包括第一、全省社区康复建设发展不平衡，没有相应的操作标准和规范，缺乏模式化的建设。各地在建设速度、工作机制创新、人员到位情况、经费设施保障等方面参差不齐；第二、社区功能弱化制约工作的开展。吸毒人员对社区这一概念模糊，认识不清，对自己归属哪个社区则并不清楚。社区基础设施差，大多数社区没有专门的场所、办公设备、戒毒活动设施，达不到开展社区康复工作的要求。缺乏专业社工队伍，没有专门的医疗室与医护人员，心理治疗基本没有开展，就业和技能培训没有长效建设。课题组在调研中就发现，很多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的禁毒专干都是兼职的，同时还承担了多项工作任务。昆明市盘龙区属于经济发达地区，目前也只能配置到1：34，即34名社区康复人员有一名专职戒毒工作人员。五华区社区矫助工作人员主要是由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的禁毒专干、派出所社区民警和禁毒自愿者组成，而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的禁毒专干、派出所社区民警都是兼职的，还承担了大量的其他工作，投入到社区康复工作的精力有限。社区康复专职人员的戒毒专业知识和技能严重不足，无法独立开展工作，很多具体工作现在仍由公安派出所民警在具体承担。基层社区因缺乏经费无法安排各类联谊活动、体育活动计划。

（二）我省 “戒毒康复场所”戒毒模式现状

我省自2003年开始“戒毒康复场所”戒毒模式的实践探索。由于吸毒具有反社会性、反道德性，以及吸毒危害和高消耗带来的极大经济、精神负担，吸毒者引起社会甚至家庭的厌恶而被排斥，戒毒人员出所后，有家不能回，就业和社会生活不被平等对待，生存得不到保证，想戒毒但苦于难以自控，还要应对生活压力和吸毒朋辈的不良影响，面对这些难以逾越的障碍，戒毒人员的弱势效应凸显。因此，在我省开远市，部分戒毒人员在强制戒毒期满后自愿要求留下，部分已经回到社会的戒毒人员应不堪应对困难而自动要求回到强制戒毒所。开远市公安局针对戒毒人员自愿留所和要求返回的现状，于2003年实施了“安全岛”计划，同意自愿留所的戒毒人员仍然在强制戒毒所内继续劳动康复，享受来去自由的待遇，留所人员觉得自己的生理、心理、劳动技能等方面已做好回归社会的充分准备时，随时可以申请出所。随着自愿留所人员不断增加，开远市公安局强制戒毒所将“安全岛”延伸和发展为“雨露社区”，为上述戒毒人员独立建设一个平等相处的、没有歧视的生存环境。有专业人士评价，“雨露社区”禁毒模式，走出了一条封闭式管理、医院化治疗、集体化生活、学校化教育、劳动化康复、回归社会后落实帮教的戒毒康复新路,许多戒毒人员在这里走上了新生之路。2

在国家和云南省两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我省根据禁毒实际需求将昆明、开远、保山市隆阳区（市）3个戒毒康复场所列入国家禁毒委康复场所重点建设单位，三地积极推进戒毒康复场所建设，开远市“雨露社区”于2008年11月工程建设全面峻工并投入使用，容量300人。昆明市“和谐家园”建设项目戒毒康复场所改造工程已经完成并投入使用，保山市隆阳区戒毒康复场所建设项目正在建设，即将投入使用。开远 “雨露社区”以戒毒为中心任务，确定了帮助戒毒学员戒断毒瘾、康复身体、学习劳动技能、最终回归社会为根本目的，以康复场所可持续发展为方向，创造了“公司加康复场所”的生产模式，开发了12个生产项目，提供1500个工作岗位，人均工资达660元，还以奖金、补贴等方式对生产积极分子给予表彰奖励，解决了戒毒人员的基本生活保障。积极开展技能培训，对戒毒人员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资质认证考核，至今已进行职业培训40期600余人，参加认证考核5次400余人，100余人取得资质证书，提高了戒毒人员融入社会的能力，形成了可持续协调发展的局面。至今为止，“雨露共接纳自愿留所戒毒人员1110人，自愿返所人员403人，外县市自愿来加入的56人。目前社区实有698人，超过了强制隔离戒毒人数。2006年以来，昆明公安强制戒毒所建设了集劳动就业、集体生活、职业教育、戒毒治疗功能为一体的“和谐家园”，2008年，又成立了以工业生产为主、农畜渔业为辅的综合产业实体——新望公司，实现了“和谐家园”戒毒康复场所的社会化、公司化运作，取得了戒毒巩固和良好的社会效应等成效，目前，康复就业区有2120亩土地，建成了占地10000平方米的生产厂房，引进了手工刺绣、裁剪缝纫、灯笼制作、礼品袋制作及儿童自行车组装等项目，有556个床位，可为戒毒康复人员提供近3000 2 根据开远市强制戒毒所提供的相关资料分析整理。个岗位，日均在所康复人员270余人，安置了320名戒断期满的人员留所就业，共有2073名戒断学员自愿入园康复，其中1806人已协议期满离开，现被决定强制隔离戒毒人员中有1073人提交了戒毒期满后自愿到康复戒毒场所的申请。在内部管理上坚持以人为本、以戒毒康复为本，由管理人员为主、戒毒人员参与共同管理，发挥在所人员的自主性、创造性。戒毒康复场所已经具备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3

二、《禁毒法》框架下社区康复和“戒毒康复场所”两种戒毒模式的关系

（一）社区康复的涵义

《禁毒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对于被解除强制隔离戒毒的人员，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机关可以责令其接受不超过三年的社区康复”，社区康复模式是戒毒体系之中的法定戒毒模式，根据我国行政法原理和《禁毒法》规定，社区康复模式是指由公安机关决定，由城市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并具体指定被解除强制隔离戒毒的人员户籍所在地或户籍所在地以外的现居住地的乡镇所辖自然村村民委员会、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开展戒毒治疗和管理，帮助吸毒成瘾人员戒除毒瘾、回归社会的戒毒、戒毒巩固和康复措施4。据此，社区康复在城市与农村等社区进行，由城市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城市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可以指定有关基层组织，根据戒毒人员本人和家庭情况，与戒毒人员签订社区康复协议，落实有针对性的社区康复措施。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卫生行政、民政等部门应当对社区康复工作提供指导和协助。这是真正的广泛意义上的典型社区康复模式。

3根据昆明市“和谐家园”对期满后回归社会的戒毒人员进行的跟踪统计数据显示：复吸人员仅有45名，复吸率不到3%，与同期强制戒毒未经留园康复回归社会后86％的发现复吸率相比，下降83%，戒断巩固率大幅提升。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云南禁吸戒毒模式研究》

（二）戒毒康复场所的涵义

《禁毒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戒毒工作的需要，可以开办戒毒康复场所；对社会力量依法开办的公益性戒毒康复场所应当给予扶持，提供必要的便利和帮助；”“戒毒人员可以自愿在戒毒康复场所生活、劳动。戒毒康复场所组织戒毒人员参加生产劳动的，应当参照国家劳动用工制度的规定支付劳动报酬。”据此，戒毒康复场所戒毒模式可概括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社会力量依法开办的，针对解除强制隔离戒毒、参加社区戒毒和社区康复、自愿申请加入的戒毒人员和其他自愿申请加入的戒毒人员而建设的，在相对封闭的专门场所内，实行戒毒人员集体生活、封闭管理，开展教育，注重医学治疗和生理、心理康复；开办生产项目，培训就业技能，提供就业机会，按劳取酬，帮助戒毒人员巩固戒毒成效，实现回归社会生活目的的法定戒毒康复措施。

对比戒毒康复场所戒毒模式在《禁毒法》颁布前后的内涵，有三个显著的变化，第一是法律依据不同。前一模式的依据是《云南禁毒条例》，效力层级为地方性法规。《云南禁毒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强制戒毒机构可以设立戒毒康复基地，对戒毒人员进行康复治疗。康复治疗的期限为3个月以上2年以下”；开办戒毒康复场所是我省戒毒工作的一项创新，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应现实戒毒需求而存在，但长期以来处于没有法律依据的尴尬，缺乏合法性，这与戒毒须依法进行的行政法制原则不符，为此，我省2005年重新修订的《云南禁毒条例》时，设置了专门条文，明确了戒毒康复场所的合法地位以及法律主体和康复期限，为该项工作的深入开展提供了依据。后一模式的依据是2008年《禁毒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这一规定使我省“戒毒康复场所”戒毒模式的构建有了国家层级的法律地位，为戒毒康复场所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合法性基调。第二个变化体现为现在的“戒毒康复场所”戒毒模式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与公安强制隔离戒毒所之间不存在依托关系；第三个变化是建设主体有扩大化趋势，前一模式的职能主体是单一主体，专门限定于强制戒毒机构的公安机关，后一模式适用主体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社会力量。《禁毒法》既明确了地方政府的戒毒康复职能，同时倡导社会力量参与戒毒，表明我国对于禁吸戒毒问题不再取向由政府或公安机关单打独斗，不再将戒毒问题神秘化，以法律规制的方式逐步引入社会力量共同关注戒毒问题。

（三）“戒毒康复场所”戒毒模式与社区康复模式的关系

我们认为，“戒毒康复场所”戒毒模式是社区康复的一种执行形态，两者属于相同的戒毒阶段，实现同样的目标，但又具有显著的差异特征，既有联系，又相互区别。主要关系如下：

1、“戒毒康复场所”戒毒模式与社区康复模式的联系（1）包含关系。

根据我国“三位一体”戒毒科学规律，任何一种以生理脱毒为基础的戒毒模式在戒毒人员完成生理脱毒后，都要在社会范围内对其进行戒毒康复和回归社会的训练和过渡，常规性制度设置就是社区康复模式。同时，各地根据戒毒实际情况也可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社会力量开办专门的戒毒康复场所，可以理解为这是一种例外性规定，旨在因地制宜构建多角度的戒毒康复模式，但其本质和目的仍然是戒毒康复、回归社会，区别在于执行场所不同。因此，“戒毒康复场所”戒毒模式包含在社区康复中，属于社区康复的一种，不是单独的戒毒模式。

（2）选择性关系

根据《禁毒法》规定，被决定社区康复的戒毒人员既可以选择在社区进行康复，也可自行选择到戒毒康复场所进行戒毒康复。这意味着社区康复和戒毒康复场所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并列承担同样的功能，可以由符合条件的戒毒人员自行选择入住，不需要公安机关启动行政职权决定入住。

2、“戒毒康复场所”戒毒模式与社区康复模式的区别（1）法律性质不完全相同

社区康复模式构建了三重法律关系，第一、公安机关和被决定社区康复的人员的法律关系；第二、城市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与社区康复人员的法律关系；第三、城市街道办事处执行权委托法律关系。依据行政法原理，社区康复模式有两重法律性质，即行政行为性质和行政合同行为性质。

“戒毒康复场所”戒毒模式包含由县级人民政府开办的戒毒康复场所及社会力量依法开办的公益性戒毒康复场所的定性，较之社区康复模式的法律性质具有复杂性特征。

（2）适用范围不同。社区康复模式的适用对象法定为已经解除强制隔离戒毒、需要戒毒巩固的人员；但“戒毒康复场所”戒毒模式适用对象是自愿申请加入的戒毒人员，包括被决定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及一切符合条件的自愿戒毒人员。

（3）执行制度不同。社区康复由公安机关决定，由城市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执行；“康复戒毒场所”戒毒模式由县级人民政府负责，由戒毒人员申请在专门的戒毒康复场所内开展。

（4）执行场所不同

社区康复模式在吸毒人员户籍所在社区或户籍所在地之外的现居住地社区内执行。“戒毒康复场所”康复是在相对封闭的专门性戒毒康复场所内、特定工作人员管理下进行。

（5）法律后果不同

社区康复模式的决定和解除由公安机关决定，有法定期限；“戒毒康复场所”戒毒模式的加入和离开以协议约定和自愿为条件，没有法定期限的限制，以自愿为加入，以协议期间为时限，也可根据自主意愿继续申请留所。

三、社区康复模式的法律性质 依据我国行政法学原理，典型的社区康复模式的法律性质分两个阶段构成，第一个阶段是社区康复的决定环节。社区康复模式依法由公安机关责令，表明社区康复的决定环节带有明显的行政强制性，公安机关作为行政主体具有决定社区康复的行政职权，符合条件的被解除强制隔离戒毒的人员必须接受社区康复决定，社区康复决定行为的法律关系主体——即公安机关和被决定社区康复的人员在法律地位上具有不对等性，公安机关处于责令者的强势地位，被决定社区康复的人员处于服从的被管理者地位，但是依法享有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证诉讼的救济权利。由此，社区康复决定行为属于行政行为5，受行政行为规则的规范。第二个阶段是社区康复的执行环节。在这个阶段，社区康复由城市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具体方法是城市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指定基层单位与被责令社区康复的人员签订《社区康复协议书》，社区戒毒并按照该协议书的规定对社区康复人员开展监督、管理等一系列康复工作。这里面蕴含着两个法律关系，首先是城市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指定基层单位负责具体康复工作，在行政法上属于执行权委托，即城市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是社区康复的执行主体，享有法定执行的职权，被指定的具体基础基层单位不具有社区康复执行权主体法律地位，只是一个执行行为之主体，未来发生的一切执行效果都归属于城市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其次，城市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与被决定社区康复的戒毒人员的法律关系。其中城市乡镇人民政府属于法定行政主体，而城市街道办事处属于县、市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本身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其受《禁毒法》授权获得的行政主体资格，法律身份属于授权行政主体。城市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与被责令社区康复的人员签订《社区康复协议书》对社区康复人员开展康复工作，两者的具体权利、义务关系由《社区康复协议书》建立，即基于合同行为而设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这个执行行为相对于决定行为，行政不对等特征不凸显，而是既具有行政特点，又具有双方合意达成共识的特点，因此，我 5 行政行为是指由行政主体依法定职权和程序对行政相对人作出的具有行政法律效果的行为。们认为这个环节属于行政合同行为，具有以下特征，第一、签订《社区康复协议书》的一方当事人必须是行政主体，在上述关系中体现为城市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第二、签订《社区康复协议书》这个行为是为了实现戒毒康复这一行政管理目的，不是为了满足某个个体的私人目的；第三、行政主体在协议履行期间具有监督权和单方意志，可以依意志解除协议，对协议对方当事人违反协议时刻依法制裁；第四、行政主体应该为对方当事人能有效履行协议提供必要的帮助。

四、“戒毒康复场所”法律性质讨论

“戒毒康复场所”戒毒模式以自愿申请为入住条件，不具有社区康复模式的公安机关决定环节的行政行为特征，根据《禁毒法》规定，“戒毒康复场所”戒毒模式又有不同的两种运作模式，我们也分别做定性分析。

1、《禁毒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第一款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开办的戒毒康复场所的法律性质。这种模式只具有社区康复第二阶段的法律性质和特征，即法律关系的构成主体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这一行政主体和志愿加入的戒毒康复人员，双方通过签订《社区康复协议书》开展戒毒康复工作，两者的具体权利、义务关系由《社区康复协议书》建立，其中，开办方提供居住、就业、教育和管理，申请加入一方一经签订协议即视为接受开办方制定的内部管理规则，接受开办方的管理和监督，同时，开办方要对志愿加入的戒毒康复人员提供各类帮助，以戒除毒瘾，所以属于行政合同行为。

2、《禁毒法》第二款规定的由社会力量依法开办的公益性戒毒康复场所的性质。依据《禁毒法》规定，社会力量也可申请开办戒毒康复场所，据此建立的法律关系与上一种有不同之处，目前《禁毒法》对此没有实施细则，具体规则还没有出台。我们认为，这种模式涉及三个环节，形成三种法律关系。其一，申请开办的社会力量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间的法律关系。以《禁毒法》四十九条的规定解析，戒毒康复场所的开办主体已经限定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社会力量要申请开办必须得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不能自由开办。由此，在申请开办的社会力量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之间形成行政许可法律关系，申请开办的社会力量建设和管理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监督管理，两者的关系和行为受《行政许可法》的调整；其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与自愿申请入所的戒毒康复人员的法律关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这一行政主体和志愿加入的戒毒康复人员须签订《社区康复协议书》，属于行政合同行为。其三，开办戒毒康复场所的社会力量与自愿申请入所的戒毒康复人员之间的法律关系。开办戒毒康复场所的社会力量接受自愿申请入所的戒毒康复人员，并与之签订协议，这个协议书的功能也是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如给予报酬、休息等权利，自觉维持戒毒操守等义务）。开办戒毒康复场所的社会力量与自愿申请入所的戒毒康复人员之间的协议关系与社区康复的协议性质又有区别，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合意，签订的协议属于民事合同，双方是民事法律关系，受我国《民法》的调整和规范。参考文献：

夫妻债务法律问题研究 篇6

摘

要

李莹

(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福建?厦门361001)

本文区分了独立责任和连带责任下，夫妻双方和第三人之间的债务风险分担的不同，分析了我国现行法规定的不清偿责任

利益平衡

基于人身的债务

基于财产的债务

公平和低效率，提出以清偿责任为中心，以人身和财产作为分配清偿责任的基础来构建夫妻债务制度。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D923.9

文献标识：A

一、独立责任与连带责任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wwW.《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解释一》)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解释二》)的相关规定，夫妻债务区分为个人债务与共同债务两种，其中，对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由该方自己负清偿责任，对夫妻共同债务则由双方负连带清偿责任。依民法理论，共同债务有按份之债和连带之债之分。夫妻债务如为共同债务，便应由夫妻双方连带清偿的立法，不符合传统民法理论。其它国家和地区的民事立法中，一般以清偿责任为标准将夫妻债务区分为：由一方负责清偿的债务、由双方按份清偿的债务和由双方连带清偿的债务。

文章编号：1009-0592(2007)-312-02

该条规定的意思是，如果夫妻一方不能证明有约定或债权人知道财产约定的存在，那么，就推定一方一个人名义所负的债务为共同债务。权利推定不属于程序法，而属于实体法。

夫妻连带

清偿责任也是如此。但是，企业所有者对雇员行为的承担连带责任的必要条件，是企业所有者可以通过内部激励机制的设计将责任落实于个人，

2007.12

一般是由法律预先制定的)，就可能加大夫妻双方的相互监督成本，导致家庭内部财产配置的无效率，从而不利于充分发挥家庭财产的社会经济作用。现行法律制度恰恰在缺乏夫妻赔偿债权制度和非常法定财产制等家庭内部激励机制的情况下，却一味适用连带责任。张维迎的一段话在这里很适合：“这些任意扩大株连范围的‘集体惩罚’之所以没有效率，是因为有关政府部门在做决策的时候，只是为了‘省事’，为了规避自己的责任，而没有考虑市场的信息结构，没有考虑社会的`机会成本。所以，这些集体惩罚对相关的政府官员是最优的制度安排，但对整个社会则是无效率的。”

同样，夫妻债务制度中对权利的界定也可以

这样分。因为以规则来限制财产的使用较少见，所以，结合债务的概念稍微改造一下，夫妻债务大体可以分为基于人身的债务和基于财产的债务。事实上，各国家和地区的民法典一般也是以此作为区分夫妻债务的基础。基于人身的债务，如第一千零零三条之一规定，家庭生活费用所生之债务，由夫妻负连带责任。这里的家庭生活费用所生之债务即是。基于财产的债务，如《台湾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八条规定，共同财产所负之债务，而以共同财产清偿者，不生补偿请求权。事实上，这两种债务的区分在逻辑上并非是不相容的，例如为了家庭生活购买家具，由此产生的债务既可以说是基于人身的债务，也可以该家具为着眼点说是基于财产的债务。这种区分可以说只是立法技术的需要。就清偿责任而言，基于人身的债务，一般情况下，如有明显人格独立特征，则适用独立责任，如强调夫妻身份关系，则适用连带责任。无论婚姻的本质是身份还是契约。夫妻的身份关系是法定的，相互之间负有扶养义务。家庭作为生活共同体，必须进行一定的家庭消费活动，如果没有共同生活，婚姻也就不成其为婚姻了。共同的家庭消费活动所支出的成本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是理所当然的。基于财产的债务，一般情况下，根据该债务的产生可归属于何种财产而有所不同，如债务的产生可归属于夫妻一方财产的利益范围，则由该方承担单独清偿责任，如债务的产生可归属于共同财产的利益范围，则由双方承担连带责任。这样，就可以做到债务与财产利益相一致。

权利的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基本前提。

德国、瑞士、

意大利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民法典的相关规定。

[德]莱奥?罗森贝克.证明责任论.庄敬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

第234页.第249-250

页.

张五常.中国的前途.香港信报有限公司.1988年版.

第16页;易宪容.交易行为与合约选择.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

法律词汇研究综述 篇7

国外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产生了法学和语言学两门学科相结合产生了新的学科——法律语言学 (forensic linguistics) 。法律语言是民族共同语的一种社会语言变体, 在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并逐渐成熟。法学家、术语学家和语言学家在特定法律术语含义的约束之下对法律语言进行的准确、恰当、科学且合情合理的解释, 为最大可能地还原法律条文的本真含义都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二、法律词汇研究

对法律词汇的研究, 用语言学知识和方法, 已有不同的角度切入。就研究文本而言, 或研究古典文献中的法律用语, 或研究近现代法律专科词典中的法律术语。就研究对象而言, 或从宏观上鸟瞰古代法律词汇系统的全貌, 分析中国古代法律词汇的产生、发展及演变, 不作具体类别的细致语义研究, 属于法律词汇的历时研究;或圈定并明确研究范围, 在一个封闭的语言环境中, 针对某一具体的法律范本, 从微观上观察其中的法律词语语义特征及语义系统, 属于法律词汇的共时研究。

1. 研究古代法律词汇

李明晓的 (2003) 从语言学角度、汉族文化和史学角度对秦代竹简《睡虎地秦墓竹简》进行穷尽性的系统研究, 以个案研究试图发掘《睡虎》在汉语词汇发展史和古代法律史上的重要文献价值, 从而揭示秦律的具体内容和一些法律制度, 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史料价值。

邓海荣的 (2003) 运用训诂学理论, 参考我国古代不同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法律古典文献史料, 将唐《律》中保存的但在现行辞书或专书未被收录和释义的部分法律术语进行了详细的解释, 起到了补充的作用。

曹贵山的 (2007) 不同于前人对明代拟白话小说“三言二拍”上对个别词语词义的考释, 搜集并分析大量“三言二拍”中法律领域相关词语, 考察并深入描述、分析小说中公案等中的明代法律词汇系统, 最后与现代汉语的法律词汇进行比较研究, 对现代汉语法律词汇的来源和意义作出了一定程度的溯源研究。

也包括现行法律词典中描述的古代法律词汇的释义研究。富全利、齐芳的 (2010) 对《精编法学辞典》中的古代身体刑刑名词汇系统进行语义特征分析, 以CCL为补证, 重新归纳古代身体刑刑名的词义特点, 比对《精编法学辞典》释义, 发现词汇释义的某些不足与欠缺。

有的学者对法律词汇做出了比较全面的历时研究:陈炯、钱长源 (2003) 从广而全的角度出发, 宏观上分析并概况了中国古代法律词汇形成途径, 论证得出从古入今或逐渐消失或后起的法律词汇的发展及演变是内在和外在因素的合力作用, 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2. 研究现代法律词汇

从实词方面, 富全利 (2011) 对《精编法学辞典》中具体的语义场中的法律术语进行了详尽的系统的语义分析, 从宏观上能把握法律专科词典《精编法学辞典》的释义系统与结构, 从微观上能找出不同语义场之间最主要的区分标准及同一语义场内不同所释词之间最主要的区分标准, 由此能更准确且具体的解读法律专科词典所展现的法律逻辑体系, 从中总结出的词典释义的规律及发现的不足为日后词典编纂者的改进提供了建设性的建议。

从虚词方面, 郎花 (2011) 从语法修辞角度, 结合大量的现行法律条文, 看虚词助词“的”在法律语言中的用法, 并与日常生活中的“的”的语法形式进行比较, 得出法律术语中助词“的”的语法结构形式与日常生活中的结构用法一致, 但是又有着不一样的语体效果的结论。从虚词“的”的使用的角度, 看法律语言严谨性、简洁性和特殊性, 对国家制定和规范成文法时提供一些有利的借鉴。同时我们也更加深入了解助词“的”的语法功能。

3. 从宏观上看法律术语的语言学研究:

张在云 (2007) 针对一些现代法律相关书籍中出现的部分法律术语释义不当、表述有误的现象, 参校现行语文辞书和权威法律词典, 作小幅度的改动。文章只是对个案的挑错改错, 对法律专科词典编纂改进或教科书等的编写工作作用有限。

王榕 (2009) 从语言学研究角度出发, 充分利用现有法律材料, 有条理的将中华法理体系的大致结构清晰的阐述出来, 并有理有据的从六个大的方面对法律术语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研究。文章从法律术语的界定、类型、特征与内部结构讨论到对超出常规法律语言现象的总结, 由内而外的理论探讨, 举详例说明法律术语在法律的确立到司法实践过程中的应用情况, 都能显示出作者较深的对法律术语的认识程度, 为我们在学习法律语言词汇, 提高运用法律语言的准确性的道路上提供了一次很有意义的新的尝试。

三、小结

法律语言在法律语言学领域的研究, 特别是法律术语的研究, 语言学与法学研究相交叉, 对增强立法语言准确无误、周密严谨和科学性, 健全我国法学体系, 指导法律实践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从另一个角度看, 法律专科词语研究也完善我国汉语词汇史曾在这个方面的不足, 对整个语言学体系的构建也有极大的帮助。

摘要：语言学界对法律语言的研究一般专注于研究断代史书中的法律词汇或现行法律条文中的法律术语, 研究角度也各不相同。文中通过分门别类地对已有的法律语言的分析成果做简单的梳理, 对日后法律词汇系统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帮助。

电力企业法律风险研究 篇8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电力企业面临的法律风险越来越多，因此，为保证电力企业的健康发展，需要加强企业法律风险意识，面对风险及时采取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本文主要是对企业法律风险的涵义、电力企业存在的法律风险及其应对策略进行分析研究，希望提高一些有价值的参考，从而促进电力企业的良好发展。

关键词：电力企业；法律风险；措施

现阶段，我国电力行业在法律风险的防范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法律风险的防范需要建立在人才的培养方面，加强对监管人员责任意识的培养，来保障企业运营中无法律风险生产与人员防范。只有将这两者紧密结合，才能够让电力企业真正将法律风险的防范应用于生产中，为电力企业健康、长远发展增添一份动力。

（一）企业法律风险的涵义

企业法律风险指的是未来出现的某种对企业不利情况的可能性，主要分为两类：诉讼风险和非诉讼法律风险。诉讼的风险包括败诉的法律风险以及无意义胜诉（即赢得诉讼却因种种原因无法实现权利）的法律风险。非诉讼风险则是指日常经营中的各种刑事、民事及行政法律风险。在实践中，每个企业由于自身特点和所处发展阶段不同，因而面临的最大风险也存在差异。有的企业面临的是战略风险问题，有的企业遇到的是经营风险问题，也有企业常见的是财务风险问题。笔者认为，企业目前普遍面临的最大风险问题是法律法规的遵循风险，也就是法律风险（合规性风险）。它主要是由于企业不能满足法律、法规、规则的要求，也没有遵循自身制定的标准以及运作的行为准则，而造成企业面临的财务损失的风险或者声誉风险。

（二）电力企业存在的法律风险

1.设立与解散风险

电力企业在成立之前若存在一些不规范行为，会为电力企业的日后发展造成隐患。另外，电力企业解散时，涉及清算、债务承担等也会引发大量纠纷。如果在电力企业成立初期，发起人因为某种原因违反出资义务，或者由于资金短缺而导致发起人出资不足，或者由于出资权利存在不公平而导致利益纠纷，这些都属于电力企业设立与解散风险的范畴。

2.企业内部纠纷

公司内部纠纷一直是公司治理面对的核心问题，新公司法颁布后又出现了大量新类型的纠纷，如股东与股东，股东与董事会等发生的股权确认、股权转让、股东权益诉讼，以及股东请求确认公司设立无效或撤消的诉讼，公司对股东或经营管理人员提起的诉讼等等。

3.企业合同风险

合同是保障电力企业发展的最基本文件，合同在电力企业建立到解散的全过程中都做了具体的规定，具有极强的法律效力。合同风险早已渗透到电力企业各个方面，早已成为电力企业法律风险管理的重要方面。总之，当前我国电力企业在合同方面的风险，主要是指在企业经营过程中和其他市场主体之间由于利益冲突而导致纠纷，当然也包括由于合同主体自身存在问题而产生纠纷。甚至由于合同条款不完善所造成的纠纷，都会演变成合同风险，给电力企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4.企业侵权风险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往往会出现一些侵权事件，不利于企业发展。企业侵权行为以及事件时常发生，为此，加强对电力企业侵权风险的管理早已提上电力企业法律风险管理议程。企业侵权行为中，较为普遍的就是企业的产品由于种种原因造成他人损伤而侵权，或者企业提供的服务对他人造成侵权。对于电力企业，更会产生特定的具有行业特点的侵权行为，如电网等高度危險行业、发供电企业等容易发生环境污染、人身损害纠纷。

（三）电力企业法律风险的应对措施

1.建立健全法律风险防范体系

为有效管理管理电力企业法律风险，需要建立健全法律风险防范体系，电力企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加强电力企业领导对于法律风险管理意识，并将法律风险管理意识层层传递，使得电力企业所有与员工做好法律风险管理工作。其次，建立电力企业法律风险管理规章制度，严格按照电力企业规章制度进行管理，保障电力企业法律风险的有效控制。最后，加大对电力企业法律风险管理的投入力度，为此，电力企业可以专门设立法律风险管理部门，对法律风险管理人员进行培训，保证电力企业整体运行。

2.加强管理与控制

电力企业法律风险管理内容繁多，因此，企业应该针对重点出现法律风险的工作部分进行强化管理。为此，电力企业要首先加强合同管理，对于合同的论证、订立以及执行的各个环节加强管理与控制。同时规范合同管理流程，提高合同管理人员素质与水平。另外，电力企业应该妥善处理各种利益纠纷，积极应对各种应诉，确保案件处理质量。最后，深入开展普法教育，提高全员法律素质，让全体员工从思想上做好法律风险管理工作。

3.加强法律风险的宣传教育工作

电力企业防范法律风险，需要对其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工作，可以将防范法律风险的内容通过公司网站进行公开化的宣传。由于法律中对经营者无过错责任的规定，电力企业的宣传对象不能局限于内部职工，而是应该要面向社会大众，进行广泛的宣传。电力企业应该将法律风险宣传放在工作的重点位置，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风险防范意识。

4.建立法律风险的预警与评估机制

公司法律风险评估是一个动态的、持续的过程。电力企业要针对企业经营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对公司整体或专项法律风险进行评估，将评估结果向企业有关部门进行反映，如果存在法律风险，则要求整改或加强防范措施，并进行相应的考核，确实达到防范风险的目的。国家法律虽然具有相对稳定性，但处于改革大背景下的中国每年都有大量的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出台，同时电力企业的业务也在不断拓展，因此有必要建立法律预警评估机制。

5.重视企业内部法律人才的培养

建立良好的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的专业队伍，需要选用合格的企业内部法律人才以及优秀的企业法律顾问，他们能对企业进行日常的维护和保养。同时，企业内部法律人才更了解企业所在行业，从而容易发现企业内部的法律需求，再根据企业经营发展战略对相关的法律事务进行处理，不断加强法律管理，所以，企业内部法律人才在企业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企业内部法律人才不仅要具备良好的法律专业素质，还要深入认识企业核心业务。为使其更好地发挥作用，需要让他们积极参与到企业的业务设计、重大决策、合同谈判中去，使企业法律顾问真正的实现其知情权。参与权是保证知情权的前提，只有让他们真正地享有知情权，才能让他们具备更全面的素质，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四）结束语

电力行业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影响着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因此，为保证电力企业的健康发展，需要增强电力企业的法律风险防范意识，针对电力企业中存在的法律风险，采取有效的解决措施，从而促进电力企业健康稳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黎梓庆：《电力企业防范法律风险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J]，《广西电业》，2008年第3期。

[2]邱小军：《浅析电力企业法律风险管理》[J]，《电力勘测设计》，2008年第6期。

[3]周玲：《分析电力企业法律风险防范》[J]，《广东科技》，2012年第23期。

知识产权法律保障制度研究 篇9

知识为社会发展的核心生产力已经成为共识，从这个意思上讲，人类的发展史就是知识的发展史。特别是在当今社会，创新性知识更是社会发展的加速器。知识产权是基于创造性智力成果和工商业标识依法产生的权利总称。

第一章：实施自主创新战略与知识产权制度

一、自主创新战略与知识产权制度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1、知识产权制度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供基本动力。科技创新是知识经济条件下企业应当具备的最基本特征。知识产权制度能够有效解决企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内在动力问题。通过法律的设置于实施，发明创造的单位和个人可以依法在一定时间内享有其专利权，禁止其他人或单位使用，确保了发明者的特殊市场地位，而且通过出售或者授权专利，发明者可以得到丰厚的回报，这就更加激发了发明人或单位的创新热情，为企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供动力。

2、知识产权制度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供了法律环境。知识产权制度能够有效建构、协调各相关制度，通过有力的法律环境的创建，促进科技创新工作的顺利开展与自主创新能力的有效提升。

3、知识产权制度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供丰富的信息资源。知识产权制度要求创造者在申请知识产权保护的同时，向社会公开自己的创造成果，而研究中如能得到充分的信息，会节约一半以上的时间和财力。

二、创新性省份建设和知识产权制度

江苏省于2006年4月决定率先将江苏建成创新性省份，于是江苏在最近几年无论从高新技术企业的数量和产值上还是专利申请数量上都遥遥领先中国其他省份，并且在GDP的增长上也处于全国领先的位置。

三、外国制造业知识产权保护及对我国的启示

1、完善知识产权法律，制定一系列配套制度

我国已成为世界第四大的制造业大国，并且还再飞速前进，我们被称为“世界工厂”，但是我们的制造业长期处于产业链的最底层，而像设计、专利这些高附加值的技术却被外国垄断。所以我们急需完善我们的法律保护制度。

2、政府加大对制造业知识产权的行政指导与扶植力度。

日本，韩国在创新科技方面的崛起过程中，政府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3、加强对知识产权的开发与管理。

第二章：实施名牌战略与知识产权制度

一、名牌战略的继续实施与目标实现

1、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加强企业对名牌建设的重视，促进企业主动而全面地落实名牌战略。企业品牌建设之路永远没有终点。我国的许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面临个误区，认为自己目前的主要问题是生存问题，品牌是发展大之后的事情。实施上品牌与一切企业都有关，并不一定非得是大企业，只有重视品牌才能迅速壮大。现在的大企业在10年前也都是一些小企业！

2、进一步重视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

3、社会公众要提高品牌与质量认识，重视品牌，支持名牌战略的实施

二、实施名牌战略与知识产权制度

1、实施名牌战略必然需要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保障

2、实施名牌战略与相关法律制度概述。包括《商标法》《专利法》及其他法律法规。

第三章：名牌战略与商誉法律保护制度

一、名牌的实质性法律内涵---商誉。为什么？

二、商誉与商誉权

1、商誉权的法律属性。商誉权理解为知识产权（脑力智力产物，这是知识产权的固有产物），但不排除一定情况下归入人格权（去也法人的名誉权）。

2、商誉权的法律特征（与知识产权比较）

（1）没有法定时间限制

（2）非确定的地域性

（3）非恒定的专有性

三、我国有关商誉的法律保护现状，一句话，很不完善。

四、从商誉角度看名牌的法律保护制度建设与完善

1、顺应国情

2、与知识产权法的法律相协调

3、把握知识产权完善的时机

4、加强国际交流

第四章：名牌战略与商业标识法律制度

一、论我国商标标识法律制度的完善

1、名牌战略与商业标识法律制度。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品牌已经成为商品发展必须具备的市场竞争要素，已经成为国际竞争中一个国家实力的象征。“2008全球最佳品牌排行榜“中，中国无疑上榜，是典型的制造大国，品牌小国，而这已经影响到了我们参与的国际分工、获取国际贸易利益的能力。所以国家于90年代开始重视品牌战略。

2、相关法律现状：立法分散，系统性不够;失衡严重，存在法律漏洞：内容滞后，没适应商业标识发展需要；存在严重地区差异。

3、实施品牌战略下我国商业标识法律制度的完善思考

二、完善我国商号法律制度若干问题的思考

第五章：名牌战略与专利法律制度

品牌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标志。是自主创新成果最有效的载体。没有技术创新的内核，就没有产品的公信力，品牌更无从建立。

一、名牌战略与专利制度的关系

1、品牌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标志，因为品牌的竞争力归根到底是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竞争，没有技术创新的内核，就没有产品的公信力，品牌更无从建立。

2、专利制度是名牌战略的保障

专利技术是决定品牌寿命的重要因素，品牌没有终身制，名牌的价值取决于它的市场信誉和公众认可度，也就是说名牌取决于市场而不是法律。当今社会科技日新月异，市场瞬息万变，只有领先市场的产品才能产生更大的利润，也才可以产生品牌效应。

专利权是名牌区的市区的市场份额的保证，因为专利权是一种合法的垄断权。

3、专利申请是维护品牌竞争优势的手段

由于专利天生具有的垄断性和排他性的特点，专利技术的拥有者可以在法定期间和地域范围内禁止他人生产制造其专利或使用其专利方法，从而维护其市场垄断地位。

二、修改后的专利法对名牌战略的促进作用

1、明确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立法宗旨，自主创新被提到新的高度。

2．提高专利授权标准，提升品牌的技术含金量：相对新颖改绝对新颖，提高外观设计的创新要求

3、规范促进技术推广应用的具体措施。共同许可变为普通许可

三、老字号企业的专利战略

1、自主创新战略

2、引进型创新

3、通过专利许可获得技术

第六章：名牌战略与标准化战略

一、标准化概述

一种标准的建立与统一会使社会经济的运作更加高效化，实际上这在我们现代化社会的成功企业中可见一斑，这些企业制度规定让别人去追随、去遵循，使规则成为成功驾驭技术发展方向的筹码(高通)。

当前特点

1、不平衡（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

2、目标和手段现代化

3、标准增加速度越来越快，涉及范围越来越广（国际标准组织ISO）

二、标准化战略在国际贸易的发展及其趋向，一句话：各国都很重视

三、我国名牌战略背景下标准化战略剖析

1、对标准化战略的定位：掌握核心技术;用知识产权为技术护航

2、对标准化战略的一体建设

前期：宏观把握，预测前景

初期：科研的力度，对专利的及时申请

中期：进行专利评估

后期：标准建立后的管理维护战略

3、对标准化战略的综合使用

虽然我们正在努力向标准化迈进，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由于我们的国情决定我们还长期处于“用标准”阶段。

熟练掌握技术，熟悉制度，为以后做准备。

四、名牌战略下标准化战略的推进

1、立足国情

2、强化自主创新

3、制定明确目标，积极应对国际标准壁垒，从而参与国际竞争

4、完善标准化法律政策环境，重视人才培养

第七章：名牌战略与其他知识产权法律问题

一、我国企业知识产权机构的现状及其影响

1、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淡薄，知识产权纠纷频发。

2、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存在缺陷，知识产权保护能力低下（景泰蓝）

3、企业知识产权使用效率低下，影响企业的整体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