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信仰

法律与信仰（精选12篇）

法律与信仰 篇1

“这是最好的时代, 这是最坏的时代, 这是智慧的时代, 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 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 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 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 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狄更斯《双城记》中这段著名的开头, 用来形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恰如其分, 用来形容当代中国似乎也并不过分。信仰普遍缺失, 规则被毫不羞耻地破坏, 法律“失却其神秘性和权威性以及在宇宙宏伟图景中的位置, 乃是一只过于孱弱的芦苇。”很多时候, 我们不得不怀疑, 法律, 乃至社会, 是否真的处于失序状态?

面对这种社会现状, 伯尔曼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法律必须被信仰, 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这句话仿佛法律本身一样, 被无数人信仰。然而, 法律为何被信仰?到底是因其正义性, 还是因其有用性?换言之, 到底是该持有“对神法或为神圣信念所唤起的自然法之信仰”, 还是该相信“法律的世俗主义”?

伯尔曼无疑支持前者的观点, 认为“法律不只是世俗政策的工具, 它也是终极目的和生活意义的一部分。”他指出, “法律与超理性价值联系和沟通的主要方式有四:这四种要素——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存在于所有法律体系, 一如它们存在于所有宗教里面。它们提供了一种语境, 任何一个社会的法律规则都是在这一语境中被宣示, 并且从中获得其合法性。”因此, 尽管即使从尽可能宽泛的含义上来看, 宗教和法律仍然分别被视为人类对神圣的意识和对公正的观念不可能合一, 然而, 伯尔曼仍然相信, 法律与宗教的综合, 以及对法律的信仰, 将构架理想中的新世界。换言之, 在一定程度上来说, 可以说伯尔曼把法律等同于宗教, 至少是把二者看成一个整体, 甚至可以说他希望创建一种“法律宗教”, 同时具备宗教的神圣性和法律的正义性, 类似于中古的西方社会, 对社会有着强大控制力的教会“试图使道德法律化, 同时使法律道德化”, 法律因道德而被套上了神圣光环, 被赋予了一种神圣正义性。在伯尔曼看来, 法律本身因其正义而神圣, 因其神圣而被信仰。

然而, 谈及所谓法律应该像宗教一样被信仰, 在现在, 尤其是现在的中国看起来似乎有些滑稽。因为在法律与宗教的关系上, 中国是缺少宗教这一基本的规则体系的。虽然有西方学者称儒学为“儒教”, 儒学本身仍然不能被称之为宗教。总之, 在中国不信仰宗教的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对于这一点, 也许可以用古朴的实用倾向来解释。可以肯定的是, 中华文明有区别于西方文明的重大不同, 中国的宗教因素在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小到几乎可以忽略, 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传统决定了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 宗教在我们的社会规则体系之下, 影响依旧甚微。一个对宗教缺乏信仰的国家, 谈何“如信仰宗教一般信仰法律”呢?

由此, 基于法律有用性的法律信仰认为, 西方人相信法律不只是因为法律有信仰基础, 而是法律能给人世间带来秩序, 能够恢复社会的平稳运作。西方宗教改革后, 教会失去了法律效能, 新教的怀疑主义使法律实证主义的出现成为可能。19世纪七十年代后, 随着实用主义的盛行, 法律与宗教的二元对立被人们普遍接受。也就是说, 如果强求一个法律根本不能起任何作用的地方的人民去信仰法律, 无非是愚人或愚己。指望人民相信没用的东西如同缘木求鱼一般可笑。只有让人民看到法律的作用, 法律能够给人们带来一个稳定的秩序、可预期的未来时, 人们才会去相信法律。

然而, 我个人认为, 这种基于功能派的观点有失偏颇。这种观点把法律视为一个纯粹的工具, 而工具的价值就在于有用。换言之, 如果出现一个比法律更有用的工具, 法律将被抛弃。事实上, 如果有好的集权者, 专政的有用性并不逊于法律, 例如中国中央集权专政的“人治”历史源远流长。这是否意味着, 只要选择好的集权者进行专政, 就可以抛弃法律了呢?显然是不可能的。除了法律的稳定性因素以外, 对法律所代表的正义本身的信仰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先决条件。对法律完全没有敬畏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

就如同信仰基督教一样, 一个人要想形成对于基督教的信仰, 必须信仰上帝, 必须相信上帝是存在的。为什么那些信仰宗教的人可以对一个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它存在的上帝信之仰之?

这其中的原因也许在于基督教教义中本身存在的正当性源泉。即基督教教义是符合基本的人性要求, 是为大多数人所赞同, 也是符合基本的人基本的道德观念。基督教教义中存在着诸多“爱你的敌人”“宽容”“十诫”之类的教令。这无论在哪个社会都是为人所尊崇的善品。而我们今天的法律同样如此, 法律必须有正当性基础。法律中所弘扬的必须是善的, 抑制的内容必然是恶的。而且必须符合社会公众心目中一般的善恶标准。所谓的对法律的信仰也是指对正义的法律的信仰, 对法律体系和法制过程的信仰。

“只有当我们承认法律不仅是社会功利问题, 而且也是、且主要是生活目的和终极意义的一部分, 承认法律关系到人的全部生命, 即不仅关系到他的理想和一只。而且还关系到他的情感和他的信念, 我们正在经历的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法律信任危机才可能得到应对和解决。”确实, 法律的作用有规范作用, 法律的价值有工具性价值, 但它位于法律价值位阶的最下面, 人们正是通过法律的秩工具性价值:秩序, 来实现平等和自由的最终价值, 这才是目的性价值。

“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为僵死的法条, 而没有法律的信仰将蜕变成为狂信。”如果没有对法律的信仰, 那么法律的施行将会受到极大的阻碍, 法律施行的效果大打折扣。但前提是, 制定的法律是正义的法律。即, 法律本身所代表的是正义。

波尔曼理想的新世界是对同时具备“神圣性”和“正义性”的法律完全信仰的世界, 我们现如今的世界显然相去甚远。然而, 该如何创建, 或者说改造成理想中的新世界呢?个人认为, 对于正义性的追求是人类的天性, 对于神圣性的崇拜与信仰亦然。正因如此, 法律必将因其正义性而被信仰。

“希望就在综合的新时代”, 所谓“综合”, 绝非“合一”, 更不是“非此即彼”, 而是“亦此亦彼”。法律因其正义性而被信仰, 社会也将因这种希望而获新生。

法律与信仰 篇2

但是，现在的中国社会对法律却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冷漠、不尊重，甚至是蔑视！中国出现了法律信仰危机！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在专制集权社会中，人们对法律的不信任是因为法律是少数统治者为其利益而制定的统治工具，在那样的社会中向强力屈服，只是一种必要的行为，而不是一种意志的行为，因此对法律的服从是出于一种畏惧而非自愿。并且至少在强力之下，法律的运行相对而言还是较有效率的。但是，现在所出现的情况与以往不同——人们不仅不相信法律，甚至连对法律最起码的尊重与畏惧都没有了，所有的只是冷漠与蔑视。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重的。有转形时期社会变革的原因，也有对外开放制度变革的因素，但是最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法律的形式价值（权威性、普遍性、统一性和完备性）的缺失。作为法的一种形式价值，权威性指的是任何个人或团体都必须无条件服从法律的支配，法律的尊严神圣不可侵犯；普遍性指的是不因人设法，用一般性规则来调控所有人的同类行为；统一性指的是保持法律制度本身的和谐一致，消除矛盾和混乱；完备性指的是实现有法可依，在应由法律加以调整的行为领域消除法律空白和漏洞。

在中国计划经济的影子尚未消除，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备；经济体制改革迅速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相对落后的社会环境下，法律的权威性、普遍性、统一性和完备性所剩无几。

一、法律权威性的缺失

1、宪法的软弱无力

宪法是一国的根本大法，在一国的法律体系中是有至高无尚的神圣地位的。如果把法律体系比作一个王国，那么宪法就是一国之君，其神圣的地位是无可争辩的，其权威性不可被否认。但是在我国宪法的形式意义多于实质意义，政治意义多于法律意义。宪法就象是一个被夺了权的君主，有其名而无其实。而追根究底就是因为我们的宪法缺乏可诉性，且没有一套完备的违宪审查制度。法律制定出来就是要被触犯的，是要被实施、被执行的。没有国家强制力保障而不能被实施、执行的法是毫无意义的。这是基本的法律规则，也是常识。但是在中国，其他法律都可以进入诉讼程序，惟独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和效力最高的宪法却不可以，从1954年宪法至今都是如此。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怪的现象。也正因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仅成了一种摆设，在平常人心中宪法不过是个空架子摆了，而在权力阶层之中它更是一纸空文而已。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谈，宪法之无可诉性也正是源于其形式性和浓厚的政治性。因为其形式性，宪法的实质内容就被忽视了；因为其政治性，宪法成了一只烫手的山芋、棘手的刺猬没人敢碰，即便有人敢诉，也没人敢受诉，即便有人敢受诉，多数情况下也会被上层否定，且会惹得一身骚。如此宪法的权威性何从谈起？！

2、立法机关的作用被弱化

我国的立法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但同时也是最高权力机构，监督国家生活的运行。立法本是件十分复杂的工作，具有高度的技术性。但是，作为我国的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开会时间一年极其之短不说，其代表的组成人员的素质也并不高：甚至曾有不识字的劳动妇女连续担任几届全国人大代表，我们竟以此为骄傲而用为表现我国民主的典型加以大力宣扬。但是，作为一个国家法制建设队伍的重要生力军的律师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销声匿迹多年。也正因如此，我国立法机关的立法及其对法律的监督审查作用被大大地削弱了。

3、法律的非大众化（诉讼成本高，执行不力）

法律的非大众化是造成法律权威性缺失的又一原因。由于法律的非大众化，法律无法在平民阶层中扎根，以至无法在社会中形成一种法律文化。法律在百姓中的权威也就无从谈起。

法律非大众化的原因有二：诉讼成本高，执行不力；法律服务资源的稀缺

就我国阶段而言，诉讼成本由三部分组成：正常成本、非正常成本和额外成本

a、正常成本：诉讼费用、律师费、车马费、误工费

这些成本是普通诉讼中一般所需付出的。

① 诉讼费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人民法院诉讼费用收费办法》的规定，诉讼费用包括案件受理费、申请费和其他诉讼费用三种。受理费用又分为财产案件受理费和非财产案件受理费。其中有关财产的案件是根据财产的价额或金额按规定比例征收诉讼费用，非财产案件则按件收费。若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执行法律规定的由人民法院执行的法律文书或是申请人民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等还要交纳一定的申请费。此之外，在实际财产案件的诉讼中当事人还要负担勘验费、鉴定费、公告费、翻译费；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出庭时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补助费以有其它在执行过程中实际支出的费用。

② 律师费：当前，中国的律师收费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限定，而是各地区根据当地的情况自行定价的。拿浙江杭州某律师事务所为例，一般案件的代理费用是1800元起，劳动争议案件50元／件。

③ 车马费、误工费：这是当事人因处理与案件相关事宜的需要所必然要付出的成本。

b、非正常成本：这种成本不是法制建全的国渡所存在的，但却是我国不少地区当事人在打官司时必然要付出的成本，主要表现在司法机关、执法机关及与案件有关的权力人员的吃拿卡要行为。当事人为此所付出的成本可能远远大于打官司所需的正当成本。

播种法律信仰的人 篇3

一年多热线咨询的经历使佟丽华开始认真思考：当孩子们的权利受到侵害时，谁来保护他们？同时也让他意识到：一些不公案件以及不良社会风气正在影响着许多未成年人对法律的信心。

1999年4月，佟丽华作出了一个改变他生活轨迹的决定：他拿出自己的积蓄，在北京市丰台司法局的支持下，成立了“丰台区青少年法律援助工作站”。随后又创办了全国第一家民办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机构“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以及第一个全国性的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律师协作网。几年来，这个“中心” 已经免费为维护未成年人权利直接办理案件100多件，并为10000多名未成年人及其父母、亲属提供了免费的法律咨询服务；而这个“协作网”已经拥有了1600多个志愿律师。

为了实现理想，为了未成年人维权事业，佟丽华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以及他仅有的资金，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倔强的他甚至低价卖掉了自己的房子。

很多人质疑：佟丽华这样的付出值不值得？佟丽华理智地回答：“选择未成年人维权事业，不是凭着一时冲动，我的目标不仅是办理几起案件、做好人好事，我是希望推动中国未成年人权利保护事业的发展，能够让更多未成年人权利得到保障，感受到法治带给他们的平等和尊严，让他们成长为一个民主和法治社会中的合格公民。”

人们称他是“在未成年人中播种法律信仰的律师”。

英雄上榜理由

超人指数：★★★★

在许多少年儿童心目中，佟丽华就像是个无所不能的超人。他送被父亲遗弃的两个小女孩回到家乡广西，并妥善解决了她们的生活、学习问题；他让一个扬言要去复仇的16岁女孩冷静地回到和美的花季；他为一个差点就要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辩护，使他获得缓刑后能继续在学校接受教育……一个公益律师，让人们肃然起敬。

威望指望★★★★★

2005年，佟丽华以“公益律师”的身份当选由中宣部、司法部等部门联合推出的“年度十大法治人物”。孩子们高呼着：我们支持你！我们相信你！

操劳指数：★★★★★

这位70年代出生的铁血男儿，如今已有许多白发，他每天都像陀螺般转个不停。他为了免费为未成年人提供法律援助，卖掉了房子，居无定所地生活着。

关键词

理想

佟丽华说他是个“非常务实的理想主义者”。曾有个孩子对同学说：“以后你爸你妈再打你，就去找佟律师！”这让佟丽华很欣慰，他的理想就是用实实在在的努力让青少年懂得如何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理智

面对诸多荣誉，佟丽华每天都在思考：明天应当做什么？怎样做才能让更多的人受益？这些年来，佟丽华和同事们不仅提供咨询和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还在法学研究、组建协作网、参与立法、为政府建言献策等方面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他深知，冷静理智的头脑是一个法律工作者必须具备的。

倔强

法律与信仰 篇4

关键词：法律信仰,道德礼仪,法制建设

“法律必须被信仰, 否则将形同虚设”这句话是伯尔曼的经典名言, 也是中国法律人极力推崇的至理名言和法律信条。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过程中, 只有树立起对法律的信仰, 才能使人们树立维护自身权利的意识, 才能使人们摆脱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

一、法律信仰的含义

1. 信仰的含义。

信仰是指“对某人或某种主张、主义、宗教极度相信和尊敬, 拿来作为自己行动的榜样或指南。”[1]信仰与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 伯尔曼在《法律与宗教》中提出, 教会试图将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 从此来达到统治地位。当然, 人们对宗教的狂信变成对法律的信仰, 这对于一个法治国家来说有着重大意义。

2. 法律信仰的含义。

何谓法律信仰?许章润认为:“法律信仰是赋予法律以生命力的主体心灵状态, 穷极而言, 也是法律之所以为法律, 而且具备合法性的必备要素。另一方面而言, 则为法之具有合法性的自然结果和外在确证。”[2]叶传星认为:“法律信仰一般是指人们对法律的一种尊崇敬仰的态度, 是对自愿接受法律统治的一种信仰的姿态, 一种大众对于法律的忠诚, 是对法律之下生活的德性的一种确认, 表明人们愿意热诚地投入到捍卫法律尊严和权威的斗争中, 并把参与这场斗争视为自己的一个庄严使命和责任。”[3]有论者认为, 法律信仰是人们心理状态的表现, 是人们从内心深处对法律的认同, 使法律成为人们思想和行为的第一性的准则。法律信仰不是幻想, 而是一种真实的客观存在。[4]只有人们看得见、能理解的法律, 才会去遵守它, 实行它。

二、中国法律信仰缺失的原因

目前阶段,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并不尽如人意, 人们对法律更多的是对法律武器的敬畏, 而不是把法律作为自己内心信条的准则。我们并不是渐渐失去了对法律的信任, 而是一开始就不能信任这法律。除非人们觉得那是他们的法律, 否则就不会尊重法律。[5]这种思想在中国一直存在, 可以看出当前我国的法律信仰意识是非常薄弱的, 基本处于缺失状态。中国法律信仰缺失的原因可分为以下几种。

1. 封建传统思想对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的影响。

中国封建传统法文化最重要的结晶就是法即刑。纵观中国历史, 国家淹没了社会, 权力整合了宗教和信仰。[6]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统治, 一方面将法律工具化, 将法律作为统治百姓的工具;另一方面将法律恐怖化, 在古代刑法中, 各种酷刑, 如凌迟、车裂等等, 对人们造成恐怖的心理, 在这种统治思想下, 人们对法律只有畏惧, 丝毫没有对法律应有的认同和信仰。

2. 道德在中国特有的力量。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 孔子就说过德主刑辅。礼教观也一直是统治阶级维护自己统治秩序的理念。五千年的中国历史文化, 使得道德在中国有着特殊的作用, 其区别于西方发达国家法治理念的重要地方, 就是其对人们心灵的束缚甚于法律, 使得在日常生活中, 如果出现了纠纷, 人们更多的是考虑在道德上是否受到谴责, 这种特殊的国情使得人们对法律的理解更多地体现在法律工具主义和法律虚无主义上。首先, 法律工具主义的普遍存在, 让人们忽略了法律的内核是对人类终极关切这个价值目标。法律就是用来维护统治阶级统治的工具这样的概念, 使法律得不到人们的信仰, 失去了原本的价值追求。其次, 法律虚无主义, 有法没法一个样, 各地法院对同一性质的案件却能有截然不同的判决, 很容易让人怀疑法律的权威性。目前中国的现状, 司法公正有待提高, 人们更多的还是对人情关系的依赖。所以在目前法制不很健全的情况下, 人们很难去认同一个与自己传统观念相违背的法律, 更谈不上对法律的神圣信仰。

3. 我国由于历史的原因, 封建因素残存较

多, 在清末闭关锁国政策被打破后, 大量有识之士、进步青年力图引进西方先进的法律制度, 但是有心无力, 面对中国的国情, 新法的制定和推广受到很大阻力。忽略中国的国情, 盲目引进西方法律制度, 使得中国长期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新中国成立后, 新中国政府废除了国民党时期的“六法全书”, 另起炉灶, 法院的判决全靠法官对革命的信仰和坚定的政治立场。特别是到文革时期, 刚有点起步的法律遭到践踏。但尽管如此, “文革”之后的中国百废待兴, 法制建设也有了长足发展。然而我国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步入社会主义社会, 人们的社会主义法治观并未完全形成, 在中国广大底层生活的百姓仍靠着传统的观念去解决日常生活中的矛盾。所以“人们必须有法律并且遵守法律, 否则他们的生活将像最野蛮的兽类一样”[7], 而这样的法律必须是明确的、神圣的, 值得人们去信仰的。

综上, 中国现阶段在法律信仰的建构中存在各种的原因值得人们去思考和反思。在中国, 法律的状态似乎仅停留在“对法律的意识上”。人们畏惧于法律的惩罚功能, 而不是从内心对法律由衷的信仰。所以法律信仰的缺失, 会带来司法的滥权, 人民群众的不安全感加重等众多弊端。

三、如何构建中国当代的法律信仰

法律信仰的构建是一个系统复杂的工程, 前面讲了在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困境, 但这对中国当代法律信仰并非都是消极影响, 传统一直存在, 但并非都是糟粕, 去粗取精, 对当代中国法律信仰的构建有着重要作用。

1. 强化培养公民个人的权利意识。

权利意识的培养是对法律信仰的一种推动, 权利意识的增强会增加社会公众对法律的认同和对法律的尊重, 从而产生对法律的信仰;同样, 对法律的信仰也会引起广大公民对权利意识的重视。现代法制认为, 法律的本质就是对权利的有限保护, 但是我们一直强调的是集体, 忽视个人, 强调公民应尽的义务, 而淡化甚至忽视公民的正当权利, 在长期的导向性宣传和生活实践中, 公民的个体意识也变得非常单薄。因此, 要培养公民对法律的信仰, 首先就是要唤醒公民的个体权利意识, 切实做到以人为本, 这样才可能在此基础上培养起公民的法律信仰。

2. 深化公民对现实法律实践的实际体验。

公民的法律信仰不仅着眼于法律是否能够反映百姓的利益及诉求, 也在于政府执行和遵守法律的情况。我们必须使得依法行政、依法司法、依法维权、违法必究成为一种行政机关执法理念, 若是公民形成了一种“政府都不守法”“司法机关都不守法”“违法可以不受追究”的法律经验, 将会导致人们对法律的失望, 乃至对法律失去信任, 更不必说形成法律信仰了。因此, 必须保证法律得到贯彻与实施, 从而给公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体验, 这样就为培养公民法律的信仰提供了保障。

3. 改革司法体制, 切实保障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

从古到今, 我国形成了立法司法行政一体的管理体制, 新中国成立以来虽然有所改变, 但并不彻底, 远未实现真正的司法独立, 行政与意识形态的干扰较强, 就是在司法机关的内部, 也存在着制度性的障碍, 妨碍司法的独立;同时, 由于缺少违宪审查机制, 宪法上规定的公民的权利也难以得到切实的保障。所以, 如果做不到司法实质上独立, 就有碍于公民法律信仰的建立。

4. 加强公民法律文化建设, 拉近法律与最基层群众的联系。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农民以及由他们组成的农民工在中国总人口中占了大多数。但是他们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生活相对处于劣势, 他们是社会的弱势群体, 权利被侵犯的可能性是最大的。他们对法律的认可程度直接关系到我国法律以及法律在人们心目中的权威。因此, 加强公民的法律文化建设, 切实拉近法律和基层群众的联系显得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1]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 1986:1286.

[2]许章润.法律信仰的实质理性——兼论法律从业者的职业伦理[J].中国社会科学, 2003 (1) .

[3]叶传星.法律信仰与法治现代化[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04 (3) .

[4]罗绍林.试论法律信仰[J].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报, 2006.

[5][美]哈德罗.J.伯尔曼, 梁治平译.法律与宗教[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35.

[6]李向平.信仰但不认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198.

法律信仰的名言 篇5

2) 在这个物欲横行的时代，作为一名学法律的将来从事法律的人，我们要有自己的信仰，这种信仰当然不是芸芸众生所能理解和达到的，尤其是在现在的中国。这种信仰应是对法律的信仰， 是对法律的坚持，是对法律的追求……这就是法律信仰。

3) 那么我们该有怎么样的法律信仰呢?怎样才能不迷失自己?

4) 这就是追求公平、正义、良法之治的自然法精神。

5) 一个法律人只有有了和这种信仰，才会不断的去追求法的价值、法的良知，才会更好的为弱者服务进而为自己的信仰仰奋斗。 让他人了解自己的信仰进而使这种信仰成为他人的信仰，实现法律人的价值。

6) 一个法律人为了追求这种信仰，要敢于牺牲自己，让民众了解这种信仰，从而使民众尊重法律、相信法律、依靠法律，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维护自己的权利(而不是依靠政治，因为让被民众依靠政治维护自己的利益是我们法律人的悲哀)，从而树立法律的权威性，只有这样才能为法治打下良好的基础，才是我们法律人的价值体现。

7) 法律界有句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

8) 美国大法官卡多佐曾说过：“为了某种直觉认为是最高尚伟大的东西，沉浸于理想的追求之中，准备完全奉献自己，慷慨地，不需要任何理由。他们在遭受迫害与傲慢无礼的对待时，仍然苦苦守候，或许一百年，或许一千年，虽然这些价值的成果他们可能无法得到。然而，他们仍然选择这些价值，毫不犹豫，毫无怨言，充满了欢乐与喜悦。一句话，要成为永恒价值的布道士。”

9) 美国这个法律氛围浓厚的国家亦如此，那么在我们这个历史丰富、哲学贫困、法律意识薄弱的中国来说，法律信仰这条道路的实现会是何尝的曲折和艰难?

10) 法律人，你准备好了没有?为中国法治信仰而献身?

11) 法律信仰、信仰法律。公平、正义、自由、良法之治……

12) 世界上唯有两样东西能让我们的内心受到深深的震撼,一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内心崇高的道德法则。 ——康德

13) 在民主的国家里，法律就是国王;在专制的国家里，国王就是法律。——马克思

14) 当你做代理时，你必须是忠诚地为其服务，当你为你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时，你不是自由派，也不是保守派，也无所谓你是黑人还是白人，不管你是男性还是女性，不管你是犹太人还是__徒，你只是为你的当事人争取最大的合法权益。——德肖微茨

15) 即使判决并没有准确地判定过去发生的事实真相，争端各方只要确信他们受到了公正的对待，他们也会自愿接受法院的裁判结果。——迈克尔·贝勒斯

16) 不管一个国家的政体如何，如果在它的管辖范围内有一个人可以不遵守法律，所有其他的人就必然会受到这个人的任意支配。——卢梭

17) 如果政府不认真对待权利，那么它也就不能认真地对待法律。——罗纳德·徳沃金

18) 正义从来都不会缺席，只会迟到。——休尼特

19) 如果司法权不与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孟德斯鸠

论实现法律信仰的思考 篇6

俗话说：“言必信，行必果”。惩罚作为国家法律的规定，既是公民和国家之间的信约，也是国家对社会的承诺，一旦违反法律的行为出现，必然根据法律的规定做出惩罚。面对种种违法行为，如果国家执法机关听之任之，不但使法律秩序被糟踏，也使政府失信于民为了建立一个有威信力的国家，我国的各个国家机关间应该相互配合，共同促进法治的发展。

关键词：信仰；法律意识；公正司法

有人曾说信仰就如同爱情一样，你无法强求获得，它必须基于人们的自觉趋从，身心的依赖。但这种“趋从”与“依赖”的基础又何在？18世纪末英国功利主义代表者边沁认为，避苦求乐乃真性，即人的本性是避苦求乐的，人的行为时受功利支配的，追求功利就是追求幸福。一种我去遵守，却不能带给我任何益处，反而还造成自身痛苦的法律凭什么我就得去信仰？纵观中国的法治环境，老百姓不是不想去信仰法律，而是不敢去信仰。

法律条文是死的，人是活的，法律是为了规范活着的人而不是死去的人。法律工具主义者把法律当成了僵化的工具、不变的教条。它违反了民主法治的基本精神。法律是人类社会创造的客体，也是人类解放自身的工具，它反过来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法律和人类社会主客体地位颠倒的情况发生。确立起人的主体地位和对法律制度的深刻反思。因此执法者执法过程中，不仅要熟记法律制度还要深谙法律的基本精神，如：“法律的基本精神就是要在分清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弘扬正气、匡扶正义。”法律的基本精神是所有权。“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而不是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如利大于害，哪怕违反了法律，也应该法外开恩，如害大于利，哪怕没有法律规定，也应该为民除害。虽然这带有某种美好的愿望，但只要明确人民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立法主体，其实它就可以通过立法来实现。

想要实现对法律的信仰，在我看来有以下几个途径：

一、树立法权威，立良法

这就需要我们首先从法律产生的源头——立法上去探寻形成法律信仰的路径，所以制定良法是培育法律信仰最重要的一环。良法，必须紧扣本国实际，否则立法就是无本之木。毋庸置疑，当下国人法律信仰的缺失与我国立法的错位不无关系。众所周知，经过三十多年的不懈努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初步确立，但我国的立法水平仍有待于完善。为此，我国立法必须立基于本土习惯上的博采众长，方能使法律信仰立地生根！在此基础上，借鉴西方的法律理论与实践完善我国的立法，坚持为我所用，法律工具主义者把法律当成了僵化的工具、不变的教条，它违反了民主法治的基本精神。法律是人类社会创造的客体，也是人类解放自身的工具，它反过来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所以要避免法律和人类社会主体和客体地位颠倒的情况发生。确立起人的主体地位和对法律制度的深刻反思。因此执法者执法过程中应该考虑其对人民的“利”是否大于其对人民的“害”这一基本原则。

虽然这在实际执行中存在一些困难，但只要明确人民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立法主体，立良法，树权威就可以通过立法来实现。

二、改善法律环境，正司法

公正是司法的灵魂，也是培育国人法律信仰的关键。有了良法，但司法不公，法律信仰也只能是纸上谈兵；没有良法，即使司法公正，法律信仰亦是墙上芦苇。一次公正的判决并非仅仅是维护了受害人的权益，更重要的是它会通过横向传播的形式使当事人的亲朋好友及邻居同事甚至其周围更多的人感受到法律的可信可敬。

普通民众是最讲究实际的，当他们认识到通过法律能够保护自身的切身利益，在其内心必然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对法律的信任与尊敬；同时当他们看到通过法律使侵害方得到应有的制裁时，也必然会给予那些试图以身试法者一种无形的威慑，使之不敢违法或减少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这也恰恰体现了法律的尊严。长此以往，千万次公正判决的百川归海才能逐步使法律信仰进驻民众心间。

尤其值得司法机关警醒的是，处于当今网络时代，信息传播之快令人始料未及；监督司法公正的大众舆论是检验民众法律信仰的一块重要试金石，正则促进，负则阻碍。既然如此，如何保障司法公正才是问题的关键。

我认为，除继续坚决贯彻宪法之“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与任何个人不得干涉法院审判”这个原则规定外，法院和法官一是要把严于律己、拒腐防变、心中有天平作为恪守不移的神圣职责，二是要虚心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监督，尤其是媒体和人民大众的监督。“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句箴言应当成为司法机关及其工作者的座右铭，也是保证司法公正的真实写照。

三、强化公民意识，重守法

法律信仰是主体和客体的辩证统一，如果把“法律”看作法律信仰的客体，那么法律信仰的主体无疑应当是人，不仅包括立法者、司法者、执法者，还包括数量众多的守法者。不可否认，前三者可能对法律信仰的客体影响成分较大，而守法者对法律信仰主体的影响成分可能更深。

当然，这并非说前三者不是守法的主体，恰恰相反他们更应该模范带头遵守法律的规定。不能因为其是法律的制定者、司法者、执行者就享有法律之外的特权，更因为他们的一举一动对普通守法者的守法意识影响更为深远，诚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那么如何培育守法者的守法意识？我以为，必须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普法教育，注重送法下基层，尤其要把那些与民众切身利益相关的法律法规宣传到位，让普通百姓在知法懂法的基础上守法，也就是让民众做到积极守法，而非被动型地消极守法。消极守法使民众畏法如虎，只有积极守法才能逐步培育公民的守法意识。

综上可知，让广大民众切实感受到法律给他们带来的或可能带来的利益或不利后果，亦即对于受害人来说，通过法律维护了其正当权益，实现了其心目中的正义；对于侵害方而言，通过法律制裁使其承担后果，从而使之感受到由于自己的过错给自身带来的物质或精神损害。如此日积月累，就必然能够在广大的民众中间形成一个良好的守法氛围，然后才能进一步升华为根植于人们内心深处的法律信仰。

参考文献：

[1]丁小虎.法律的基本精神與当代中国法律的发展.上海：上海大学.2004

[2]匡扶正义是法律基本精神.发表于搜狐网.2013.08.18

作者简介：

法律与信仰 篇7

一、“一个人的恐怖主义”与法律信仰

在这些恶性犯罪事件中, 凶手都是单个的普通人, 案发前, 几乎所有的亲朋好友都认为他们性格和善, 能被推断的杀人动机都是“报复”, 手段都特别残忍, 影响都十分恶劣。舆论把这些凶案称为“一个人的恐怖主义”。

何谓法律信仰?“信仰”一词在辞海中的解释是“对某种宗教或对某种主义极度信服和尊重, 并以之为行动的准则。”所以, “法律信仰”坚信法律所具有的价值和功能能促成人类所追求的终极目标——正义、自由、平等、秩序等的实现;坚信法律是人类走向真、善、美的桥梁;坚信法律能够 (至少部分地) 决定社会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坚信法律之于人有如生命般重要, 由此自觉地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并以此作为自己行动的准则。

二、“一个人的恐怖主义”与法律信仰的缺失

1、漠视法律的权威。

法律是公民行为的规范, 维护法律的权威, 需要每一位公民在内心建立起对法律的尊崇和强烈的守法意识。在“江苏泰兴杀童案”中, 徐玉元在江苏泰州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一审, 供认自己因赌博遭公安机关行政处罚, 又因冒用他人银行卡等被单位除名, 后从事直销亏本, 为发泄不满情绪, 产生行凶杀人的恶念。这说到底, 是把个人利益凌驾于法律之上, 把体现法律尊严和权威的判决书当成了个人义务的“白条”。

2、不信法律的功能。

法律有两个基本的功能——秩序与公正。法律给人们行动中的确定的模式, 让人们在社会中找到预期性, 产生安全感、归属感。“当现实中软弱的个体在受到不公正待遇时, 可以依靠法, 足以压倒一切的权威。”而现实中, 很多群众思想深处存在着法律虚无主义思想, 遇到矛盾和纠纷, 不相信法律, 不求助司法机关, 而是找亲属、找朋友甚至采取暴力解决。在“福建南平血案”中, 郑民生与社区医院领导产生矛盾冲突以致失业, “你们不让我活, 我也不让你们活”, 经济上的困境成为其报复社会的导火线;在“山东潍坊血案”中, 王永来耗尽毕生积蓄并举债修建的新房因系违建, 遭致政府拆迁, 情法冲突下引爆了犯罪动机。事实上, 对于这些完全可以通过法律途径予以正当解决, 当事人的权益也可以得到有效保障的问题, 最终却是走上了报复社会的不归路。

三、重塑法律信仰的途径

“法律必须被信仰, 否则将形同虚设。”美国比较法学家伯尔曼的这句名言指出, 不被人们信仰的法律, 只会被束之高阁成为僵硬的法律条文。当前是法治社会, 从根本上说, 对法律的信仰理应成为人们处理任何事件的源泉。

1、大力开展法制宣传教育, 强化法治观念, 为树立法律信仰创造条件。

法律信仰是一种境界, 它以法律认知为前提, 人们法律意识法治观念的强化是法律信仰得以树立的基础。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是培养人们法律意识的主要手段, 也是中国法治建设的一个特色。应该看到, 经过“四五”普法, 人们的法治观念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 但是离我们建立法治社会的要求还很远, 因此, 我们应该把法制宣传教育坚持不懈地抓下去, 真正从内心树立起法律至上的信念, 为树立法律信仰创造条件。

2、增强社会公众的权利意识, 重

视社会主体的自我意识, 这是培养法律信仰的前提条件。法律要赢得人民对它的尊重和信仰, 首先它要尊重人, 也就是要以保护人的基本权利为基础。社会公众的权利是一部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部没有权利内容的法律激发不了公众对它的渴望。应该说公众的权利意识和法律信仰是一种互相推动的关系, 权利意识的增强必然会导致社会公众对法律的认同及法律所含的价值的褒扬, 从而萌发了信仰的雏形;同样, 采取对法律信仰的认同和鼓励也会引发起社会公众对权利意识的重视。

3、保障充分的司法救济, 为树立法律信仰提供有效的保障。

法律秩序的形成和法律信仰观的最终确立, 皆仰赖于司法对法律的忠诚的守护。因此, 司法方面必须充分公正地实行救济, 从而让公众从心里相信法律是维护个人的自身权益和最有效和根本保障。

法律与信仰 篇8

(一) 公民守法消极、法律意识淡薄

近些年来, 公民的法律意识在逐渐增强, 但仍然有大多数公民不知法、不信法、不守法, 还没有完全摆脱“人治”的心理束缚。有的人不知法, 认为法律是惩治邪恶的, 只要不触及法律的底线, 就不需要了解熟悉法律。有的人不信法, 当自身的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时, 往往找关系、拖熟人, 或者上访找政府、找领导, 很少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有的人不守法, 对法律法规的蔑视, 法律法规的规定还没有内化为社会公众自觉行为, 法律的尊严和权威性无法树立。

(二) 立法不科学、不完善

一是立法速度过快, 公民对法陌生。面对纷繁复杂的法律法规, 公民感觉无所适从, 无法了解和运用, 更实现不了法律应有的价值。二是立法冲突现象普遍, 法律可操作性差。目前我国有的法律法规规定过于笼统, 概念含混不清, 内容弹性大, 破坏了法律的稳定实施和运行。三是立法权限混乱。部分政府和部门地方保护主义严重, 通过立法跑马圈地, 为本地区、本部门争取各项权益, 从而损害了公民的利益, 加大了公民的负担。

(三) 行政执法人员有法不依、执法违法现象时有发生

一是有法不依。如近年来城管的暴力执法、野蛮执法屡屡发生, 是有法不依的典型表现, 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 践踏了法律赋予的行政权力, 饱受公众质疑。二是执法违法。在实践中, “钓鱼执法”、“养鱼执法”、“选择性执法”、“运动式执法”等执法违法现象还大量存在, 引发民众的极度不满, 也严重影响公民对法律的尊重。

(四) 司法公正的缺失

司法就是社会正义最根本的保障, 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然而, 近年来, 一些司法人员知法犯法, 司法领域的腐败也频频见诸报端, 民众对司法机关的信任大打折扣。同时由于部分冤假错案遭到媒体曝光, 导致民众对司法审判的公正性产生质疑。另外, 很多人经过艰难而漫长的诉讼后, 法院的判决却无法执行, 从而损害了公民利益, 削弱了公民对法律的信任。

二、我国公民法律信仰缺失的主要原因分析

(一) 传统文化的局限性

首先, 传统法律文化缺乏法律信仰基因。我国以伦理道德为主, 以儒家学说为核心, 儒家注重道德的教化功能, 着重培养和教育人们的伦理道德, 公民顺从和依附观念强烈, 形成一种“无讼社会”, 在内心深处就厌恶和排斥法律, 更不用说运用法律维权进而培养法律信仰了。其次, 传统政治文化缺乏法制思想。纵观中国法治史, 君王以言代法、以言废法、法外施恩贯穿封建社会的始终。这种权大于法的理念在当代中国仍然普遍存在着。

(二) 法律体制机制的不完善

一是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过大。在我国, 80%以上的法律, 90%以上的法规和规章是由行政机关负责执行的。[1]由于我国行政执法权过大, 日益膨胀, 自由裁量空间也很大, 幅度难以把握, 导致行政执法人员滥用自由裁量权, 在执行过程中滋生了各种执法违法、执法腐败现象, 从根本上损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 导致公民对法律不信服, 不相信依靠法律能解决问题。二是司法体制不健全。由于司法机关相关制度还不科学、不完善, 导致公安、检察、审判等机关职能交叉, 权责不明, 有利则争, 无利则推, 造成了法律秩序的混乱。同时, 由于受地方严重干预, 法院办案行政色彩浓厚, 难以真正独立行使审判权, 从而损害了司法的尊严和权威, 导致人们不愿意通过诉讼途径解决问题, 维护权益。

(三) 我国公民多元信仰的冲击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当代公民的价值观已由单一化走向多元化, 由简单化走向复杂化, 具体表现在价值标准上, 价值标准务实化、功利化, 有的尚能以社会利益为标准, 有的则以小团体的利益为目标, 甚至以个人利益为标准;表现在价值取向上, 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等思潮盛行, 各种思潮之间互相影响, 对于法律的内涵和本质、地位和作用等问题有着不同的理解和界定,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我国公民法律信仰的形成。

(四) 普法教育工作流于形式

首先, 普法教育工作深度不够。沿海发达地区比较重视普法教育, 但停留在面上, 不够深入, 仅限于宣传和法制讲座。而偏远地区人们的法律意识比较淡薄, 不够重视普法教育。其次, 普法教育内容比较片面, 针对性不强。我国当前的普法内容偏重条文, 缺乏对法律精神、价值的宣传, 公民的法律理论基础不扎实。加上我国很多地区没有因地制宜, 针对性不强, 实行“一刀切”, 宣传中重义务、轻权利, 甚至有的普法人员直接回避权利, 片面宣传义务, 导致很多公民误解法律精神, 影响普法效果。[2]

三、提升我国公民法律信仰的对策探讨

(一) 集中力量发展经济, 提高市场经济的水平

法律信仰作为上层建筑, 其正确与否, 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 需要随着社会物质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要形成正确的法律信仰, 必须具备一定的经济发展基础。因而, 我国应当集中力量发展经济, 提高市场经济的水平, 为我国公民形成正确的、符合时代发展的法律信仰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 增强公民法律信仰意识

一要增强权利意识, 激发公民参与的积极性, 有利于对法律的理解和探究, 也有助于人们法律信仰的形成。如果公民没有自我权利意识和主人翁责任感, 那么只有被动地接受法律, 最终将逐渐失去热情和参与感。二要增强法律至上意识。法治社会奉行法律至上, 法律规范和制约权力, 个人行为要符合法律规定, 特别是权力违反法律时, 必须服从于法律, 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确保法律的神圣。三要增强守法意识。守法要变成人们自愿的行为, 不能依靠强制命令执行。若将守法变成强加的义务, 守法精神变质, 极易导致规避法律。

(三) 完善法律体制, 树立法律权威

一要提高立法质量。《决定》指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 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就立法过程而言, 所制定的法律应当是良法, 符合人性, 尊重生命, 能够增加公民的福利和利益, 能够为公民维护自身利益和权利提供便利, 只有这样的法律才会得到认可, 才值得去信仰。

二要严格执法。执法机关应当按照法律的授权, 严格执法, 不超越职权、滥用职权, 真正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 按照法定职责, 积极作为, 不懒政, 不拖拉, 真正做到“法定职责必须为”, 不受到不正常因素的干扰和破坏, 做到公开、公平、公正, 将法律信仰作为执法者执法的职业操守, 这样必然会提高执法的公信力, 形成法律的崇高地位, 进而也巩固了法律信仰基础。

三要坚持司法独立和公开。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保障, 也是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司法独立的核心是要厘清党和司法机关的关系, 加强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 最重要的一条, 就是切实保证法律的实施, 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的作用, 切实保证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 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 使之不受其他行政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3]

(四) 加强普法教育

一是要对领导干部开展针对性的普法教育。领导干部是普法教育的重点人群, 要定期开展专门的法律知识培训, 加强他们对法律条文、原则和精神的学习。二是普法教育活动要全面深入, 丰富多彩。全面深入的开展普法教育, 特别是要加强偏远山区的普法教育, 扩大公民的参与度, 通过开展办讲座、放电影、送戏下乡等丰富多彩的法律文化活动, 将法制教育融入公民的日常生活中, 以加深公民的法律素养, 培养他们对法律的感情, 这有利于法律信仰在公众心中形成, 形成人人信仰法律的社会环境。

参考文献

[1]周旺生.论法之难行之源[J].人大报刊复印资料, 2003 (9) .

[2]刘博识, 隋立双.试论当代我国法律信仰的缺失与培育[J].中共乌鲁木齐市委党校学报, 2015.3.

法律与信仰 篇9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简称“基础”)课是在经济全球化、政治格局多极化和社会信息化不断向纵深发展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从其产生背景、教学内容和设置目的看,旨在通过对大学生进行系统全面的教育,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法律素质和爱国主义情操,坚定其社会主义信念和信仰,强化大学生对各种腐朽思想和不良文化的抵御能力。高校和思政教育工作者作为宣传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及社会主义制度的主阵地和主力军,在贯彻体现这一主旨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课程设置目的的体现和教学任务的完成情况看,思政教育工作者在把握知识体系、传授理论知识方面做了大量辛勤工作,在授学生以“知”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但是在推动学生把知识外化为体现其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法律观的实际言行方面却不尽如人意,没有正确处理好知与行的辩证关系,导致在“基础”课的实际教学中存在严重的重知轻行、重理论轻实践、重传授轻转化现象,具体表现在教学方式死板填鸭、教学内容僵化单调、考核手段单一落后等方面。使课程设置目的难以有效体现。

从高校和思政教育工作者的职能来看,其作用是传授知识,推动教育对象把知识转化为能力。基础课教育工作者向学生传授的“知”的内容具有规定性,教学对象因个体差异等原因,“行”的最终结果具有差异性和不确定性,教育工作者和高校对两者都没有决定权,其作用主要就体现在充分利用一切资源和手段,最大限度地使受教育者掌握知识,推动受教育者把知转化为行。对于思政教育工作者和职能部门而言,从某种意义上说,推动学生把所学知识体系转化为外在的价值体系和信仰体系,才是高校和思政教育工作者的中心,才是工作的全部。

2 影响转化的不利因素

2.1 教学方式单一,内容僵化

综合多方面的情况看,目前高校“基础”课教学处于一个相对尴尬的境地,比较典型的现象就是学生“专业课认真听,选修课随意听,公共课不想听”。尽管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究其主因,教学方式单一,教学内容僵化是最大的问题。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一些教师无视“基础”课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课程特点,忽视大学生活泼爱动、思维敏捷的生理心理特点,无视教材内容具有滞后性的特点,重课堂教学轻实践教学,重照本宣科轻解答实际问题,重填鸭式教学轻启发式引导,致使讲课者口干乏味,听课者昏昏欲睡,“言者谆谆,听着藐藐”,授课效果不佳。

2.2 考核方式单一,导向偏颇

当前,基础课的考核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闭卷考试。卷面题型主要是选择、名词解释、简答和论述等几种。这种考核方式容易导致学生“平时不学习,临时抱佛脚”,死记硬背、不求理解,甚至作弊。二是给出一些题目,让学生自选题目提交一篇论文。这种方式虽然有利于消除考试作弊、死记硬背等顽症,但部分学生平时不学习,考试钻空子,往往是在网上下载文章,随便修改打印交差了事。三是期末考试与平时课堂表现相结合。考试环节完成就意味着课程教学任务的结束,对于老师而言,了解教学质量、克服教学不足成了一句空话;对于学生来说,考试及格意味着万事大吉,至于知识的掌握、转化早已被抛至脑后。从以上三种考核方式看,无论是哪一种,其导向都是重知识掌握,轻素质转化,丧失了考核的导向功能,使课程设置目的的实现成了一句空话。

2.3 转化主体单一,约束乏力

与其它许多课程可以通过一个程序、一次活动或者一项工程等方式就可以准确评价一个学生知识向能力的转化程度不同,基础课知识体系向价值体系、信仰体系的转化具有长期性、隐蔽性等特点,世界观、价值感、人生观和法律素养等具有抽象性,难以借助指标参数物化、量化、具体化,只有经过长期的自律和他律养成,外化为学生的实际行动表现出来。这就要求实现对一个学生的道德法律修养等综合素质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必须借助众多主体、大量环节、长期跟踪才能完成。而高校的现实情况却是,“基础”课任课教师仅凭书面考试成绩就对一个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素质做出了评价鉴定,学生所学知识是否外化为良好的法律道德素质却无人问津,一个学生即使品质恶劣,照样可以顺利毕业。这种转化主体单一、约束乏力的局面也极大地削弱了学生把所学知识转化为个人良好法律道德素养的动力。

3 实现转化的途径构想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发展变化是内因和外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内因是基础,是根本,外因是不可缺少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发挥作用。我们不难理解,在现今社会,自律就是指自我约束,自觉地遵守党纪国法和社会公德。他律是指社会法律、制度、纪律和社会舆论等方面的约束,外在的准则来约束自己。即自律是自身的固有意识决定的,他律是外在的影响、约束决定的,两者辩证统一,相辅相成。

基于上述理论认识,“基础”课教学中,要实现知识体系向价值体系和信仰体系的转变转化,培养德智兼备的合格公民,就必须依据内外因原理及自律和他律的辩证关系,利用大学生相对较长的在校时间,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充分利用“教、学、考、评”的每一个环节,建立一个系统、动态、立体的转换体系,实现学生由“要我学”向“我要学”和“要我做”向“我要做”转变,推动知识体系向价值体系和信仰体系的转化。

3.1 教学环节

教学环节,要从“基础“课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特点及教材内容具有滞后性的实际出发,依据教材精神和课程设置目的,充分利用互联网、电视和报纸等各种媒介,一是要提高实践教学在教学安排中的比例。比如在讲授爱国主义时,可以组织学生收看一些抗日战争题材的影视,推荐指导他们阅读一些爱国人物的传记等。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组织学生参观访问历史古迹。在教授法律部分的章节时,可以组织学生参观监狱,旁听人民法院的审判,可以请法律工作者到校讲授某一方面的法律知识。二是要根据授课内容,尽可能地开展案例教学,利用案例教学直观、典型、形象的特点调动学生学习思考的积极性。三事要坚决杜绝照本宣科直接给出热点问题官方结论的做法,正确引导学生独立地思考分析问题,提高认识水平。

总之,要以知识的转化为目的,综合灵活运用各种方法和手段,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调动学生的求知欲,使学生在“润物细无声”中获取知识,自觉树立追求高尚理想的愿望。

3.2 考核环节

考核环节,要根据知和行的对立统一的原理,充分发挥考核的导向性功能,坚持知识和素养导向,坚持理论和实践导向,扩大能够考查学生综合素养及独立思考问题的题型的比例并赋予更高的分数权重,提高实践考核在考核中的比重以激励学生重视日常生活中的实践表现。在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可以依据上述原则,建立理论考核和实践考核两类题库,提高考核的覆盖面和可信度。以实践考核为例,可以参照借鉴心理测试和智商测试的一些好做法,根据本学年计划组织的实践教学的性质分门别类地设置指标用以衡量学生的实践表现,当活动结束后,可以组织学生对自己的言行进行自评和互评。同时,要根据实践教学经验和国内外研究成果,及时更新修改衡量指标以提高其科学性。尽管心理测试和智商测试的可信度自其出现以来就争议不断,但是,实践表明,其测试模式和参考价值正在得到不同程度的认可,值得借鉴。

3.3 评价环节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素质等具有抽象性和隐蔽性,养成具有长期性。同时,良好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素质需要自律和他律的共同作用。因此,为促进学生将所学知识外化为自身的良好言行,即,将知识体系转化为价值体系和信仰体系。高校和“基础“课教育工作者必须摒弃那种考试完毕即万事大吉的思想,而应当利用评价环节继续推动学生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和法律素质。为保证评价的客观公正性和转化力度,要扩大推动转化的主体,提高评价结果对学生实际言行的约束力。即改变过去由基础课任课教师一人孤军奋战的局面,将同学、任课教师、班主任(辅导员)和宿管及其它与之相关的人员全部纳入评价转化主体,对学生在校期间的实际表现逐学期组织评价,将这些评价和课堂表现、”基础“课考核成绩按照一定比例换算成评价成绩,与学生的奖学金评定和顺利毕业与否挂钩,推动大学生通过自律和他律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提高自身法律道德修养。

总之,“基础”课教学从知识体系向价值体系和信仰体系转化,是一项系统工作,需要我们放在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格局多极化带来的思想信仰和价值认同多元化的背景下认真审视,提高对转化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以内外因原理及自律和他律理论为指导,从涉及转化的教学考评等各个环节入手,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从宏观上建立转化体系,从微观上设定衡量指标和细节,推动学生不断把所学知识外化为自身的能力和素质。

参考文献

[1]王学俭.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前沿问题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2]亢莹.改进教育主渠道,增强“90”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改革与开放,2011(2).

[3]孙国强,刘涛.试析新媒体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改革与开放,2011(8).

[4]于红.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向信仰体系转化略论.党建与思想教育,2012(7).

法律与信仰 篇10

2.以财税机制鼓励就业市场中介组织的建设

专业服务于大学生的就业服务中心应该比一般中介机构的服务范围更广, 除了办理求职登记、参加现场招聘会、享受职业指导等基本服务外, 还应包括社会保障办理、创业资金贷款和职业技能培训等。比如学生可以用自主研发成果向大学生就业服务中心申请基金支持或优惠贷款, 或对其后续的商业开发通过服务中心申请财税优惠;再如为帮助贫困生走出资金瓶颈困境可由大学生就业服务中心给其一定期限的免息贷款等。

3.以保障机制完善就业市场社会网络的覆盖

失业大学生的处境有时可能比民工还要艰难, 因此必须尽快将其纳入社保范围, 切实保障他们的基本权益。一是大学生失业保险费用可由政府和学生共同负担, 对贫困学生可考虑由财政全额给付。二是简化大学生临时救助手续, 通过登记, 将在册符合规定的大学生, 在一定期限内给予补贴;并通过建立大学生创业基金, 鼓励他们积极创业。三是由政府提供职业规划、专业培训等方式加大培训力度, 提高学生就业能力。

4.以激励机制广泛引导企业积极吸纳大学生

非公有制及中小企业在解决就业方面的重要作用毋庸置疑, 应该把激励此类企业发展的公共政策与解决大学生就业结合起来, 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吸纳大学生就业的正面效应。比如可允许将其列支的毕业生工资按一定比列进行所得税抵扣, 或在原有税率优惠的基础上再加大优惠力度;再如通过财政补贴等方式鼓励毕业生到非公有制及中小企业就业, 就业达一定期限以上的, 可给予生活补贴、学费返还、技能再培训等。

90后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的主要建设者群体, 有人说:这是一个没有信仰的群体。然笔者并不认同。“超女”、“快男”的出现不但不能够证明这一群体没有信仰, 反过来更是印证这是一个有信仰的群体。只不过他们的信仰与我们传统观念中的信仰存在认识上的差异。因此, 我们认为面对高等教育“大众化”后阶段的大学生信仰教育, 对当代大学生“法律信仰”的研究很有必要。通过对“法律信仰”的辨析, 寻找到“Y”时代培养大学生法律信仰的有效途径, 就能在巩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成果的基础上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 化解社会对当下违法犯罪年轻化、知识化趋势的难题。

一、“法律信仰”的渊源

信仰是指人类对圣贤的主张、主义, 或对神的信服和尊崇, 对鬼、妖、魔或天然气象的恐惧, 并把它奉为自己的行为准则, 是对某种事物的极度信任和崇拜, 并把该事物作为整个人类运转的最高指南。美国著名法学家伯尔曼正是基于这一理论, 面对西方法治危机的现实, 在分析梳理了西方三大法学流派的基础上于《法律与宗教》中首次提出“法律信仰论”这一论调的。他指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

二、“法律信仰”涵义的辨析

对于“法律信仰”涵义的认识存在着许多看法与观点:许章润在《法律的实质理性—————兼论法律从业者的职业伦理》一文中认为, “法律信仰是赋予法律以生命力的主体心灵状态, 穷极而言, 也是法律之所以为法律, 而且具备合法性的必备要素。另一方面而言, 则为法之具有合法性的自然结果和外在确证。”叶传星在《法律信仰的内在悖论》一文中写道:“法律信仰一般是指人们对法律的一种尊崇敬仰的态度, 是对自愿接受法律统治的一种信仰的姿态, 一种大众对于法律的忠诚, 是对法律之下生活的德性的一种确认, 表明人们愿意热诚地投入到捍卫法律尊严和权威的斗争中, 并把参与这场斗争视为自己的一个庄严使命和责任。”谢晖在《法律信仰的理念与基础》一书中指出“所谓法律信仰是两方面的统一:一方面是指主体以坚定的法律信念为前提并在其支配下把法律规则作为其行为准则, 另一方面是主体在严格的法律规则支配下活动。”等等, 这些观点都从不同的角度深刻指出了法律信仰的内涵。在笔者看来, “法律信仰”的涵义至少包含了以下几点: (1) 它是一种“人”的意识; (2) 它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意识及其演化的行为; (3) 它以法律为最高评价标准。综合起来:法律信仰就是指人在理性地分析选择后, 对法律产生的极度信任和崇拜, 坚信只有法律才能保护和实现人的最高价值, 并把法律作为行动的最高指南。它根源于人对人性和社会的选择, 是一种对社会法信任和依归感, 是一种神圣的、不容他人为之践踏, 心甘情愿为之而献身情感意识。

三、大学生“法律信仰”教育的必需

从“法律信仰”涵义的辨析我们可以看到:法律信仰是一种“人”的自我意识, 而当下的大学生也随着时代的发展从“象牙塔”走出, 堕入滚滚红尘, 成为了初具社会性的“人”, 他们也同无数的“人”一样, 时常将自我抛弃于和谐与冲突之中, 任由具有自由意志的“自我”选择任意的行为方式, 而其行动的开始、过程、结果又具有无数种可能。因此, “自我”必须选择一种标准来规范“自我”, 更为规范关系中的“他”, 形成一种“行为边界”。法律从它产生的渊源就决定必将成为“自我”的选择之一, 但选择中却饱含差异。不同的“人”对法律的选择尺度也就不同, 有的浅尝即止, 将法律视为“工具”;有的极度崇拜, 将其信奉为行动和意识的最高指南。然, “法律信仰”的本质就是需要极度信任和崇拜法律的“人”以法律为自我意识行为的准则, 藉此保障和维持“人”的社会集体生活秩序, 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在这其中“法律信仰”紧紧围绕着“人”的需求的两个基本点:物质与精神。它与宗教信仰等相比:它是物质的而非超物质的, 不带有虚幻性, 不是超验的, 失去了物质利益性它就不再是“法律信仰”, 它主张“人”通过利益诉求、利益博弈、利益妥协、利益融汇等路径实现物质的自我最大化。但它又不同于拜金主义, 物质利益绝非成为信仰的目的, 其最终的信仰目的在于精神的愉悦, 通过物质利益的公平追逐, 实现社会生活秩序与规则的和谐。这其中法律成为了合理分配权利义务、创造互利共赢和谐关系的社会生活秩序的准则而非统治工具。大学生群体作为初具社会性的“人”, 它的“入世”迫在眉睫, 它的选择更为关键, 它的影响更为深远, 这样作为规范“自我”和“他”的法律的“信仰”教育就成了必需。

四、大学生“法律信仰”的培育

大学生群体作为一个社会发展承前启后的生力军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逐渐形成的重要阶段, 其法律信仰的培养绝非可以一蹴而就, 需要一个潜移默化、复杂而长期的过程。依靠课堂仅仅可以实现法律基础理论的了解, 绝非“信仰”, 而空谈“信仰”, 如果没有必要的基础理论支撑也会形同空中楼阁。笔者认为要实现大学生“法律信仰”的培育应该从以下方面努力:

1. 剖析“法律信仰”养成的规律, 因势利导

“法律信仰”如同其他信仰一样, 其养成的规律也有一定的规律, 很难一撮而就。在齐依南、赵志勇所著的《论大学生法律信仰的培育》一文中就提到:需要→服从→认知→情感。的确, “法律信仰”的养成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在开展对大学生“法律信仰”培育时必须内外结合, 必须要考虑到学生自己的“需要”, 这样只有把握了学生自己的“需要”, 法律信仰形成的心理动力就能形成。在此基础上, 尽管“Y”时代的大学生具有了较强的所谓“叛逆性”, 但从他们对崇尚“杰伦”、追逐“宇春”的狂热中也不难发现其内心追求的执着, 一旦他们对“法律”有了更好的认知, 他们这种狂热追求正好可以催熟对法律的信仰, 而避免更多如其他成人般的顾虑和萎缩。

2. 加强知识教育, 奠定“法律信仰”的坚实基础

随着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 “法治”与“人治”的对比已经越来越明显, “法治”优于“人治”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晰, 这是一种社会进步, 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在对大学生进行法律基础理论教育的过程中就要着重培养这种主流意识, 在掌握法律基础理论的同时充分认识到“法治”的意义, 正确理解权与法的关系, 理解各种权力对法律的服从和遵守, 树立“法至上”的观念。大学生只有有了这种正确的认识, 才会有学习法律基础理论的源动力, 才不会将法律基础理论的学习当作走过场, 才能为“法律信仰”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3. 多措并举, 探求培育“法律信仰”良方

大学生法律信仰的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 单一的教育模式和教育环境都很难实现。笔者认为在培养上, 单纯的理论教育只能是一种知识的灌输, 虽为必不可少, 但也不能过分依赖。对法律条文的解读只能解决有了解欲望和渴求的大学生的需要, 对于本身缺乏内在需求的大学生只会平添烦恼, 增加他们对法律的反感和误解。注重平常的渗透, 将法律知识的传授寓于日常学习、实践的环境中, 拓展教育途径, 实现学校、家庭与社会并重, 发挥教育的合力。营造依法办事, 依法治校, 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校园法律文化和氛围。推进法治化进程, 真正实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良好的社会主义法制环境。塑造全面有效的系统教育。

4. 激发内心渴望, 实现“法律信仰”的认同

马克思说过,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 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法律信仰也是如此。大学生在自身成长发展的过程中, 必然会产生社会关系的利害矛盾和利害冲突。他们需要“法律”这样一种“规范”来调整。但他们的行为最初不过是一种被动, 他们不得不按照法律的要求做出行为, 来避免法律制裁“自我”而规范“他人”, 只是在表面上遵从法律。然而, 随着大学生接受法律教育的深入, 对法的认知必将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对法的精神、法的价值将会有更加深刻领会。正如“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 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 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一旦激发了大学生们对法的内心渴望, 其个体将从被动遵从上升为自愿、自觉地服从, 产生相应的心理体验, 最后内化为人格的一部分。这时候他们已经不再把法律看作是由外在力量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东西, 一个与己无关的多余的外物, 而是认为这法律就是自己的, 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须臾不可分离, 形成了对法律的信仰, 实现“法律信仰”的认同。

摘要：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的主要建设者群体, 其法律意识关乎国家社稷。文章通过对大学生法律信仰教育辨析, 从“法律信仰”的渊源和涵义入手, 探求培养大学生“法律信仰”的合适方法。

关键词：大学生,法律信仰,辨析

参考文献

[1]喻磊, 苏王清.新时期大学生人格培养的法律初探[J].调查研究, 2007.3

简论法律信仰的科学界定 篇11

关键词：法律；法律信仰；界定

从西方各国的发展历史来看，对于法律的敬畏古已有之。早在古希腊时期，法律就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深受人民的敬畏，甚至出现了“苏格拉底以身殉法”这样的典型事件。由此可见，在西方社会，民众普遍具有法律信仰基础。而在我国，社会群众的法律信仰并没有那么深刻。出现这种现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国民众对于法律的看法与西方国家民众不同，只是将法律看作一种工具。

一、法律信仰的定义

法律信仰这一概念涉及众多学科，不仅仅包括法学，也包括了心理学和哲学。目前，我国关于法律信仰的定义众说纷纭，众多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著名法学家田成有先生认为：“法律信仰就是人们对法所表现出的忠诚意识、神圣崇尚、巨大热情和高度信任，它包含了社会对法的理性崇尚，寄托着现代公民对法律的关切以及法律人的所有理想情感。”；而谢晖教授则认为法律信仰可以从两方面进行剖析，一方面是“主体以坚定的法律信念为前提，并在这种信念的支配下按照法律规则进行行动”，另一方面是“主体在法律规则的支配下进行的活动”。

从这些观点中我们可以归纳出法律信仰的一些特点，比如法律信仰包含了理性因素与感性因素；法律信仰体现在群众的心理上，也体现在群众的行为上；法律信仰是在人们群众在对法律以及法律包含的伦理价值体验后所产生的[1]。

所以，综上所述，本文将法律信仰定义为：社会民众对具有良好内在伦理价值的法律的彻底认同。

二、法律信仰的发展历史

法律信仰的产生在西方社会由来已久，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时期。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法学家就已经将遵守法律、敬畏法律作为公民的伦理道德标准之一，确立了法律至高无上的地位。法学家带头对法律进行尊崇，极大激发了人们对法律的认同感和敬畏感，形成了城邦时代的法治精神。而随着文艺复兴活动的兴起，宗教信仰受到了极大的打击，越来越多的人民开始将信仰寄托在法律之上。而在我国，由于封建社会统治时期过久，人民将法律视为统治阶级的工具，缺乏西方社会那种对法律发自内心的信仰与尊崇。

三、法律信仰不同角度的界定

（一）法律信仰是人们对法律的信服

按照人们对法律信服程度的不同，可以划分为法律信任、法律信赖、法律信念和法律信仰四个等级[2]。法律信仰是经过社会民众对国家法律的信服感逐渐加深的结果，是对国家法律最大程度的信服。一旦社会民众达到法律信仰的程度，就会发自内心地认同国家的法治措施，对法律生活产生巨大向往，将法律作为自身行为的最高准则，在发生争端的时候，也会第一时间运用法律武器来解决，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但是人民对法律的信服达到法律信仰的程度并非一朝一夕，而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对法律的理性认识逐步加深，对法律的感性投入累积到一定程度后所形成的。

（二）法律信仰是最高级的法律意识

虽然学术界对法律信仰的定义各有各的看法，但是总体上来说，都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对法律本身的认识和如何处理法律与自身之间的关系。这两方面的内容都体现了人们的法律意识。所谓法律意识，包含了人们对法律本质的认识，如何看待法律的作用，对现行法律的态度、解释和评价，对自己权利义务的认知程度，对某种行为是否合法做出的判断。但是，法律信仰是民众所具有的法律知识、法律情感、法律意志进行高度提炼之后形成的，是一种对法律深刻认知和深厚情感，属于一种高级形态的法律意识，而且是最高级形态的法律意识，是法律意识的最终完整形态。

（三）法律信仰是法律素质的核心

衡量人的法律素质是要从多个方面入手的，比如人们的法律知识水平高低、法制观念是否深厚、法律行为能力是否健全等[3]。法律意识对于人们法律素质的发展进步具有指导作用，对于法律信仰这种最高级的法律意识来说更是如此。具有法律信仰的人民群众，能够自觉去学习法律，了解法律的具体规定并且在生活实践中严格遵守法律条款的规定。对于具有法律信仰的人民群众来说，知法、懂法、守法、用法已经成为了最高生活准则之一，在产生争端的时候，会运用法律手段进行解决，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也会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的利益。所以说，法律信仰是法律素质的核心与灵魂，具备了法律信仰，就能够促进人们法律素质的提高。

四、结论

在我国，关于法律信仰的定义众说纷纭，但是这些定义中也都包含了一些共同点。笔者认为：法律信仰就是社会民众对具有良好内在伦理价值的法律的彻底认同。法律信仰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进行界定，按照法律信服程度来说，它是社会民众对法律最深层次的信服；从法律意识角度来说，法律信仰是最高级形态的法律意识；从法律素质的角度来说，法律信仰是法律素质的核心与灵魂。只有社会民众具备法律信仰，我国的法治化社会才能够顺利建立，法治水平才会进一步提高。

参考文献：

[1]刘涛.中国法律信仰的传统根基与建构路径[J].法商研究，2016，01：106-115.

[2]孙绪兵.公民法律信仰培育视阈下“法治中国”之建设略论[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4，05：72-74.

[3]孙绪兵.大学生中法律信仰缺失表现[J].辽宁科技大学学报，2014，04：402-406.

作者简介：

浅论我国法律信仰的培养 篇12

一、法律信仰的含义

法律信仰的意义指的是对实证法的信任与信赖。伯尔曼提出, 法律信仰不单纯指一套规则, 而实际中的法律主要由法律制度、诉讼程序、法律的价值、法律概念、思想方式及法律规范几部分组成。通过法律活动对权利进行分配, 并由此解决各种冲突, 对合作渠道这一生活过程进行创造。法律是人的一种理性与意志, 同时还包括一种感情、直觉和献身精神, 同时也包括了自身的信仰。伯尔曼指出, 人们对法律所产生信仰主要是对深层社会结构与人类有规律的生活过程的信仰, 并不单纯地表现对现实法律规则的信仰。通过西方语境可以看出, 法、权利及正义具有相通性。因此, 对法的信仰是对正义、对权利的某种信仰, 它不是信仰某种实证法。

我们在对伯尔曼所做的分析得出, 在尊崇实证法与抽象的、正义的信仰之间实现一种逻辑回路。通过对西方的法律意识、法律信念与宗教关系推出“法”的深层次的神圣化路径。但是在我国却行不通。

二、培育国民法律信仰的基本途径

法制教育的目的不是因为教育本身, 是对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追求, 它会推动社会前进, 也就是对人类自身的完善化。法制教育不仅可以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素质, 也可以推动全民族法律意识的提高。

当要生成和培养某种信仰时, 还要注重强制与内在的自觉这两条途径, 可以通过模仿、感知、传授及自我总结这种基本方式完成。除此之外还包括社会舆论、规范、公共道德, 借助于暗示、流行、时尚等方式对主体发生作用, 不知不觉中形成并强化某种法律信念。基于此, 可以树立起公民的理性法律意识, 当然, 法制教育也是一种相对来说直接而有效的途径与措施。民众是所有社会法治建设中值得深思的社会基础。只有全社会民众的参与, 法治才能成为社会管理者的理想, 才会提高社会先进分子的期望, 但是这些很难成为某种社会现实。

三、培养我国公民法律信仰的措施

1. 对公民的依赖感着重培养, 在公民中树立法律信仰

在对公民培养法律信仰时, 要让公民对法律产生依赖感。这需要将法律和公民的社会生活相结合, 通过立法的宗旨与目的使他们对人生价值的思考与终极幸福的追求得以体现, 在此过程中, 对立法与司法的过程进行参与及关注, 体现法律信仰的亲历性。有些信仰不是在某种权力下自发形成, 是从公民个人的亲身法律实践中借助于理性认识产生的一种法律态度。公民在法律实践活动中, 在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过程中, 因为个别经验和亲身感受所产生的法律崇敬, 并可以总结为对法律价值的某种认可, 因此产生出一种对法律的信仰。

2. 减少法律的实用主义、利益主义论, 在法律信仰中积极营造理论氛围

法治理论中由于法律工具思想的存在, 冷却了社会公众心中炽热的法律情感。法律工具主义论者认为法律只是统治者手中对社会进行有效而强力的控制的工具。然而, 工具是一种没任何思维和良知的东西而已, 它是一种静的没有活力的物品。如果说法律是一种工具的话, 法律将失去其内在的价值和活力, 失去其灵魂和良知, 成为伦理价值缺失的残疾之物。

3. 对社会主义道德体系要重塑, 借助道德培养公民的法律信仰

对于我国的传统文化来讲, 法律与道德具有某些相似之处, 儒家伦理道德所提倡的某种观点在得到统治阶级的允许后, 可以维护民众生活与社会生活的秩序, 从而可以上升为国家的法律, 儒家的思想与观点发挥了显著的道德作用, 道德信仰的存在范围具有一定的广泛性。目前情况下, 我们国家对社会主义建设提出的要求有经济方面的, 也有社会道德方面的, 在提出并建立了社会主义新型道德体系以后, 对我国传统道德精神起到了继承与吸收的作用, 并不断对其发扬, 这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对科学的道德建设目标的确定, 它主要是构造了一种公民的正义感, 让人感受到美好、善良这一氛围, 它对公民的守法意识具有推动作用, 从而可以培养公民的法律信仰。

法律信仰通过自身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对我国未来法制发展的成绩产生深远的影响, 我们全民族还要树立民族法律信仰意识, 让我们的法制理想早日实现。

参考文献

[1]王明亮:中国语境中的法律信仰, 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5年第5期。[1]王明亮:中国语境中的法律信仰, 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5年第5期。

[2]王亮, 彭中礼:中世纪基督教神学与西方法律信仰的形成, 长沙铁道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5年12月第4期。[2]王亮, 彭中礼:中世纪基督教神学与西方法律信仰的形成, 长沙铁道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5年12月第4期。

[3]卓泽渊:法的价值论[M].法律出版社, 1999.[3]卓泽渊:法的价值论[M].法律出版社, 1999.

[4]谢晖.法律信仰的理念与基础[M].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7[4]谢晖.法律信仰的理念与基础[M].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