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信仰教育法律（精选12篇）
法律信仰教育法律 篇1
准予税前扣除;再如通过财政补助, 支持大学生创业实习、实践活动等, 为大学生就业提供更多的平台。
2.以财税机制鼓励就业市场中介组织的建设
专业服务于大学生的就业服务中心应该比一般中介机构的服务范围更广, 除了办理求职登记、参加现场招聘会、享受职业指导等基本服务外, 还应包括社会保障办理、创业资金贷款和职业技能培训等。比如学生可以用自主研发成果向大学生就业服务中心申请基金支持或优惠贷款, 或对其后续的商业开发通过服务中心申请财税优惠;再如为帮助贫困生走出资金瓶颈困境可由大学生就业服务中心给其一定期限的免息贷款等。
3.以保障机制完善就业市场社会网络的覆盖
失业大学生的处境有时可能比民工还要艰难, 因此必须尽快将其纳入社保范围, 切实保障他们的基本权益。一是大学生失业保险费用可由政府和学生共同负担, 对贫困学生可考虑由财政全额给付。二是简化大学生临时救助手续, 通过登记, 将在册符合规定的大学生, 在一定期限内给予补贴;并通过建立大学生创业基金, 鼓励他们积极创业。三是由政府提供职业规划、专业培训等方式加大培训力度, 提高学生就业能力。
4.以激励机制广泛引导企业积极吸纳大学生
非公有制及中小企业在解决就业方面的重要作用毋庸置疑, 应该把激励此类企业发展的公共政策与解决大学生就业结合起来, 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吸纳大学生就业的正面效应。比如可允许将其列支的毕业生工资按一定比列进行所得税抵扣, 或在原有税率优惠的基础上再加大优惠力度;再如通过财政补贴等方式鼓励毕业生到非公有制及中小企业就业, 就业达一定期限以上的, 可给予生活补贴、学费返还、技能再培训等。
90后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的主要建设者群体, 有人说:这是一个没有信仰的群体。然笔者并不认同。“超女”、“快男”的出现不但不能够证明这一群体没有信仰, 反过来更是印证这是一个有信仰的群体。只不过他们的信仰与我们传统观念中的信仰存在认识上的差异。因此, 我们认为面对高等教育“大众化”后阶段的大学生信仰教育, 对当代大学生“法律信仰”的研究很有必要。通过对“法律信仰”的辨析, 寻找到“Y”时代培养大学生法律信仰的有效途径, 就能在巩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成果的基础上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 化解社会对当下违法犯罪年轻化、知识化趋势的难题。
一、“法律信仰”的渊源
信仰是指人类对圣贤的主张、主义, 或对神的信服和尊崇, 对鬼、妖、魔或天然气象的恐惧, 并把它奉为自己的行为准则, 是对某种事物的极度信任和崇拜, 并把该事物作为整个人类运转的最高指南。美国著名法学家伯尔曼正是基于这一理论, 面对西方法治危机的现实, 在分析梳理了西方三大法学流派的基础上于《法律与宗教》中首次提出“法律信仰论”这一论调的。他指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
二、“法律信仰”涵义的辨析
对于“法律信仰”涵义的认识存在着许多看法与观点:许章润在《法律的实质理性—————兼论法律从业者的职业伦理》一文中认为, “法律信仰是赋予法律以生命力的主体心灵状态, 穷极而言, 也是法律之所以为法律, 而且具备合法性的必备要素。另一方面而言, 则为法之具有合法性的自然结果和外在确证。”叶传星在《法律信仰的内在悖论》一文中写道:“法律信仰一般是指人们对法律的一种尊崇敬仰的态度, 是对自愿接受法律统治的一种信仰的姿态, 一种大众对于法律的忠诚, 是对法律之下生活的德性的一种确认, 表明人们愿意热诚地投入到捍卫法律尊严和权威的斗争中, 并把参与这场斗争视为自己的一个庄严使命和责任。”谢晖在《法律信仰的理念与基础》一书中指出“所谓法律信仰是两方面的统一:一方面是指主体以坚定的法律信念为前提并在其支配下把法律规则作为其行为准则, 另一方面是主体在严格的法律规则支配下活动。”等等, 这些观点都从不同的角度深刻指出了法律信仰的内涵。在笔者看来, “法律信仰”的涵义至少包含了以下几点: (1) 它是一种“人”的意识; (2) 它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意识及其演化的行为; (3) 它以法律为最高评价标准。综合起来:法律信仰就是指人在理性地分析选择后, 对法律产生的极度信任和崇拜, 坚信只有法律才能保护和实现人的最高价值, 并把法律作为行动的最高指南。它根源于人对人性和社会的选择, 是一种对社会法信任和依归感, 是一种神圣的、不容他人为之践踏, 心甘情愿为之而献身情感意识。
三、大学生“法律信仰”教育的必需
从“法律信仰”涵义的辨析我们可以看到:法律信仰是一种“人”的自我意识, 而当下的大学生也随着时代的发展从“象牙塔”走出, 堕入滚滚红尘, 成为了初具社会性的“人”, 他们也同无数的“人”一样, 时常将自我抛弃于和谐与冲突之中, 任由具有自由意志的“自我”选择任意的行为方式, 而其行动的开始、过程、结果又具有无数种可能。因此, “自我”必须选择一种标准来规范“自我”, 更为规范关系中的“他”, 形成一种“行为边界”。法律从它产生的渊源就决定必将成为“自我”的选择之一, 但选择中却饱含差异。不同的“人”对法律的选择尺度也就不同, 有的浅尝即止, 将法律视为“工具”;有的极度崇拜, 将其信奉为行动和意识的最高指南。然, “法律信仰”的本质就是需要极度信任和崇拜法律的“人”以法律为自我意识行为的准则, 藉此保障和维持“人”的社会集体生活秩序, 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在这其中“法律信仰”紧紧围绕着“人”的需求的两个基本点:物质与精神。它与宗教信仰等相比:它是物质的而非超物质的, 不带有虚幻性, 不是超验的, 失去了物质利益性它就不再是“法律信仰”, 它主张“人”通过利益诉求、利益博弈、利益妥协、利益融汇等路径实现物质的自我最大化。但它又不同于拜金主义, 物质利益绝非成为信仰的目的, 其最终的信仰目的在于精神的愉悦, 通过物质利益的公平追逐, 实现社会生活秩序与规则的和谐。这其中法律成为了合理分配权利义务、创造互利共赢和谐关系的社会生活秩序的准则而非统治工具。大学生群体作为初具社会性的“人”, 它的“入世”迫在眉睫, 它的选择更为关键, 它的影响更为深远, 这样作为规范“自我”和“他”的法律的“信仰”教育就成了必需。
四、大学生“法律信仰”的培育
大学生群体作为一个社会发展承前启后的生力军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逐渐形成的重要阶段, 其法律信仰的培养绝非可以一蹴而就, 需要一个潜移默化、复杂而长期的过程。依靠课堂仅仅可以实现法律基础理论的了解, 绝非“信仰”, 而空谈“信仰”, 如果没有必要的基础理论支撑也会形同空中楼阁。笔者认为要实现大学生“法律信仰”的培育应该从以下方面努力:
1. 剖析“法律信仰”养成的规律, 因势利导
“法律信仰”如同其他信仰一样, 其养成的规律也有一定的规律, 很难一撮而就。在齐依南、赵志勇所著的《论大学生法律信仰的培育》一文中就提到:需要→服从→认知→情感。的确, “法律信仰”的养成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在开展对大学生“法律信仰”培育时必须内外结合, 必须要考虑到学生自己的“需要”, 这样只有把握了学生自己的“需要”, 法律信仰形成的心理动力就能形成。在此基础上, 尽管“Y”时代的大学生具有了较强的所谓“叛逆性”, 但从他们对崇尚“杰伦”、追逐“宇春”的狂热中也不难发现其内心追求的执着, 一旦他们对“法律”有了更好的认知, 他们这种狂热追求正好可以催熟对法律的信仰, 而避免更多如其他成人般的顾虑和萎缩。
2. 加强知识教育, 奠定“法律信仰”的坚实基础
随着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 “法治”与“人治”的对比已经越来越明显, “法治”优于“人治”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晰, 这是一种社会进步, 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在对大学生进行法律基础理论教育的过程中就要着重培养这种主流意识, 在掌握法律基础理论的同时充分认识到“法治”的意义, 正确理解权与法的关系, 理解各种权力对法律的服从和遵守, 树立“法至上”的观念。大学生只有有了这种正确的认识, 才会有学习法律基础理论的源动力, 才不会将法律基础理论的学习当作走过场, 才能为“法律信仰”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3. 多措并举, 探求培育“法律信仰”良方
大学生法律信仰的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 单一的教育模式和教育环境都很难实现。笔者认为在培养上, 单纯的理论教育只能是一种知识的灌输, 虽为必不可少, 但也不能过分依赖。对法律条文的解读只能解决有了解欲望和渴求的大学生的需要, 对于本身缺乏内在需求的大学生只会平添烦恼, 增加他们对法律的反感和误解。注重平常的渗透, 将法律知识的传授寓于日常学习、实践的环境中, 拓展教育途径, 实现学校、家庭与社会并重, 发挥教育的合力。营造依法办事, 依法治校, 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校园法律文化和氛围。推进法治化进程, 真正实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良好的社会主义法制环境。塑造全面有效的系统教育。
4. 激发内心渴望, 实现“法律信仰”的认同
马克思说过,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 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法律信仰也是如此。大学生在自身成长发展的过程中, 必然会产生社会关系的利害矛盾和利害冲突。他们需要“法律”这样一种“规范”来调整。但他们的行为最初不过是一种被动, 他们不得不按照法律的要求做出行为, 来避免法律制裁“自我”而规范“他人”, 只是在表面上遵从法律。然而, 随着大学生接受法律教育的深入, 对法的认知必将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对法的精神、法的价值将会有更加深刻领会。正如“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 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 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一旦激发了大学生们对法的内心渴望, 其个体将从被动遵从上升为自愿、自觉地服从, 产生相应的心理体验, 最后内化为人格的一部分。这时候他们已经不再把法律看作是由外在力量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东西, 一个与己无关的多余的外物, 而是认为这法律就是自己的, 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须臾不可分离, 形成了对法律的信仰, 实现“法律信仰”的认同。
摘要：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的主要建设者群体, 其法律意识关乎国家社稷。文章通过对大学生法律信仰教育辨析, 从“法律信仰”的渊源和涵义入手, 探求培养大学生“法律信仰”的合适方法。
关键词：大学生,法律信仰,辨析
参考文献
[1]喻磊, 苏王清.新时期大学生人格培养的法律初探[J].调查研究, 2007.3
[2]朱志明.青年学生法纪意识调查与思考[J].中国青年研究, 2007.7
法律信仰教育法律 篇2
各位同学，为全面了解我校大学生法律意识状况，更好的推进法治教育教学，本课题组特进行本次问卷调查活动。本次调查不记姓名，请认真，如实地填写，您所填写的内容对我们都是莫大的帮助与支持。衷心感谢您的参与和配合。
性别：民族：年级：专业：
1.你对学习法律有没有兴趣？
A、没兴趣B、无所谓C、有点兴趣D、很有兴趣
2.对法律机构（公、检、法）的看法？
A、很公平、公正B、还算公平、公正C、不公平D、不关心
3.你关注过我国立法及其他法律热点事件吗?()
A、经常关注B、偶尔关注C、网络或新闻媒体上有就看一下D、不感兴趣
4.你知道什么是法律信仰么？
A、没听说过B、了解一点C、很了解
5.你认为作为一个法学专业大学生，拥有法律信仰重要么？
A、重要B、不是很重要C、无所谓
6.你急需辆自行车，一天你恰好在街上见到一辆自行车在卖，价钱很便宜，你也很喜欢,但车子似乎来路不明，可能是偷的，你会怎么做？（）
A、买B、不买C、报告有关部门
7.你的法律知识主要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A、电视上B、报刊杂志上C、学校的课程上D、家庭的影响E、其他
8.你对政府的普法宣传工作的看法如何？
A、重视程度不够B、支持力不够C、很好D、一般
9.你认为普法宣传政策落实程度如何？
A、很满意B、一般C、很不满意D、不知道
10.你认为法律在生活中的作用如何？
A、很重要，是维护权益的重要手段B、比较重要，有时试图用法律解决问题
C、一般重要，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运用法律D、不重要，和自身没有关系
11.你参加过普法活动吗？
A、参加过B、没参加过
12.你对“五五普法”活动了解吗？
A、了解B、不了解C、好像听过
13.你觉得法律对您的生活有帮助么？
A、有B、没有
14.你认为阻碍提高个人的法律素养最大的问题是？
A、获取法律知识的途径少B、公民的法律意识淡薄
C、生活中法律运用少D、对法律缺乏信心
15.您会定期关注法律方面的知识么？
我们真正信仰法律吗 篇3
执法面临“囚徒困境”
众所周知，法治要求我们不仅制定和执行法律，也得信仰法律；否则，法律规定得再好，法治也只是“画饼充饥”，我们也得不到良法保证的种种实惠。
没有信仰，制度实践就无法展开——纵然是良法，人们也有种种理由规避执行。良法虽然对社会最有利，但在具体适用过程中规避很可能给特定当事人带来更大的好处。环境保护法对社会不是很好吗？谁不愿意呼吸更新鲜的空气，饮用更纯净的水呢？问题是许多污染企业面临这样一种“囚徒困境”：如果只是他一家企业不污染，那么他的工厂就要花大成本更新生产设备，而大家还是照样排污，环境质量并没有改善；反之，如果大家都不污染，那么他一家企业污染也不足以破坏环境，那他又何不“搭便车”——免费享受别人自觉守法的成果，自己继续维持低成本生产和排污？因此，无论别人怎么做，规避法律对自己都是最有利的；所有老板都这么想，自然就没有人愿意做自觉守法的“傻瓜”。
不错，我们是有执法的，纳税人供养政府执法部门的目的正在于强制执行不被人自觉遵守的那些法律。然而，现实中执法者有时很容易被“摆平”，事实上，即使是执法者也多少处于和老板同样的“囚徒困境”：大家都这么做，难道靠你一个人就能把社会管好吗？既然一次秉公执法救不了环境，一次不执法也毁不了环境，又何必较真呢？如果违法的好处看得见，守法的好处得不到，谁还会信仰法律？
由此可见，如果我们对法律没有信仰，执法者和老板个人一旦“纯粹理性”起来，那么社会作为一个集体就不理性了，我们大家都只能吸肮脏的空气、喝劣质的水、吃不卫生的食品、住不抗震的房子……在当今中国，这个“公地悲剧”逻辑是极其普遍甚至无所不在的。在制定法律的时候，大家都拍手欢呼——我们又有了一部规定得很先进的法律！但是一旦轮到具体实施，谁也不愿意承担法律的成本、接受法律的约束。这是为什么法律不等于法治，良好的法律未必等于良法之治的原因所在。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已经通过了许多部法律，显然远离了“无法可依”的时代。但在“有法可依”的状况下，我们是否“依”这些法？良法是否得到有效的执行？人民是否得到法律保证的实惠？30年后，我们不得不认真面对这些问题。如果没有法律信仰，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恐怕都是否定的。
最近关于《劳动合同法》的争议就很能说明问题。这部法律所表达的理念并不新，而之所以现在才引起这么大争议，无非是因为它的实施机制远比1995年施行的《劳动法》严格，从而将增加各企业的“守法成本”。换言之，10多年来，《劳动法》对劳工权利的保障一直没有真正付诸实践。然而，如果不能解决执法面临的“囚徒困境”，我们今天又凭什么对《劳动合同法》的实施那么有信心呢？
人治的土壤如何培育法治
我们看到，纯粹的理性人是不会自觉守法或执法的，法律信仰正是让我们变成不那么“理性”的守法者或执法者。问题在于，如何才能让我们这些理性人信仰法律呢？
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就和宗教一样，信仰几乎是“天生”的，如果我们的孩子从小没有养成尊重法律的习惯，那么长大后就很难改变出于自私规避法律的恶习。因此，一个法治环境显然更有利于培养守法习惯，人治传统则正好相反。但这产生了一个鸡和蛋谁先谁后的两难问题：在一个人治传统深厚的社会向法治转型时，法治环境还不存在，公民还没有养成自觉守法的习惯，自私逃避的行为普遍存在，每个人都套牢在不守法的“囚徒困境”中；法治环境需要守法的公民去缔造，而守法的公民则需要在法治土壤里培育出来。这是否意味着人治社会不可能过渡到法治时代？我们当然没必要那么悲观。
即便法治信仰先天不存在，也不等于后天不可能培养出来，否则，世界上第一个法治社会是如何产生的呢？法律信仰的形成，只有依靠每个人内在的道德力量，让守法成为个人道德戒条的一部分，让个人在面临违法冲动时产生愧疚、耻辱和不安。久之，如果个人需要承担法律成本时就不会在守法和违法之间摇摆不定；只要法律不违背自己认同的基本价值与原则，即便法律对自己不利，每个人还是会义无反顾地遵守法律。这时，我们才能宣称自己“信仰”法律，种种规避法律的现象当然也就自动消失了。
只有公正的法律才会被信仰
然而，我们为什么信仰法律呢？我们会信仰纳粹时期通过的迫害犹太人的法律吗？我们会信仰“文革”期间通过的剥夺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吗——假如那个年代还需要一部法律来实现这个目的的话。不会，因为这些法律是非正义的；既然我们的道德观念从根本上排斥这类不合法的“法律”，信仰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了。因此，法律信仰的基本条件是法律本身的实质正义，只有公正的法律才值得信仰。
更重要的是，实体正义是以程序正义为前提的，不公正的立法程序往往产生不公正的法律。如果立法机构不是经过选举产生的，或选举过程存在致命缺陷，或候选人和选民之间不能进行自由和充分的交流，那么，这样的“立法机构”所制定的法律往往不符合社会需要，也很难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尊重、服从和信仰。
事实上，没有程序正义，即便实体上合理公正的法律也未必能得到自觉遵守，原因听上去或许有点不可思议：因为这些法律不是我们亲自参与制定的，我们对它们实在没有什么感觉；因为它们被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被简单命令去服从，因而甚至产生一种抵触情绪。凡人都有自尊，我们对自己创造的东西感到骄傲，而对别人强加给自己的东西则会产生一种本能的反感。只有当人们对法律产生一种“主人翁”意识，才会真正珍惜并信仰法律。
再以《劳动合同法》为例，一些中小企业家之所以抵触这部法律，不仅仅因为它被认为提高了成本，还在于它在制定过程中没有充分倾听他们的声音；如果中小企业家的代表可以参与法律制定的全过程，那么《劳动合同法》不仅会适当反映他们的需要，他们也更容易接受和认同这部法律。这样，即便《劳动合同法》的实施确实将增加企业成本，只要成本仍然是在可承受范围内，企业家或许仍然会自觉遵守这部法律。其实道德之心，人皆有之；我们的企业家并不是刻意榨取劳工血汗的妖魔，他们只是在利益和道德的冲突面前显得犹豫不定而已。何妨多给他们一点尊重，让他们感觉自己是这部法律的主人而非敌人，效果或许会大为不同。
公正的程序本身就带有巨大的道德威力，这种力量远超过政府的强制执行力；一旦法律有广泛的民意和舆论作为后盾，它的道德正当性就是任何自上而下的政府命令所不能比拟的。不信，看看全国上下在汶川地震中的凝重气氛，足以压倒任何与哀悼不和谐的声音。程序公正的法律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和尊重，并迫使少数顽固到底的人不得不服从。
最后，有了公正的民主立法程序，也就意味着政府的其他权力也受到人民的有效约束。代表民意的立法机构不仅会更有效地制定符合社会需要的法律，而且会更卖力地监督行政执法。如果执法者知法犯法、营私舞弊、执法不力，将受到罢免、弹劾或拒绝拨款等形式的惩罚——美国总统尼克松当年受国会弹劾的一大理由，就是拒不执行某些国会立法。在民意监督下，政府的任何部门都不敢贪赃枉法、为所欲为，而是要争先恐后地做守法的表率，从而为人民树立榜样。中国有句老话：“上梁不正下梁歪”。其实在任何国家，政府都发挥着一种表率作用。如果负责立法、执法和司法的政府本身都不守法，普通公民对政府行为乃至重要法律缺乏基本信任，那么我们又如何让公民信仰法律呢？
略论当代大学生法律信仰教育 篇4
大学生肩负着建设祖国的使命, 可以说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力军, 所以他们的素质将会成为社会整体素质的一个缩影。在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背景, 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为目的培养我们的“生力军”有着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意义。
一、法律信仰的研究丰富了法律教育的内容
法律信仰的研究丰富了法律教育的内容, 同时在思想道德修养范畴中也有很大的比重。“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内容。在校学生的个人素质、法律素养和执行能力对能否建成社会主义法制社会和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大学生法律信仰教育的重要性由此可以看出, 也可以说需要特别的加强。在教学方法上, 法律信仰教育应制定出一套崭新的, 可以引发学生好奇心的, 调动学生积极性的, 激发学生信心, 适合学生学习的方法, 以便更有效的学习。
二、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形成是法律信仰的延伸
学生日常规范的守法行为和良好的道德品质的法律规范作为他们的日常行为, 从而使大学作为一个整体得到提升法律素质, 并有良好的法律素质在激烈的社会竞争,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提高当代大学生的法律素质, 为社会主义法制在促进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驾护航的作用, 从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助推发展。只有大学生有全球经济一体化, 以满足各种困难的能力和接受挑战, 抓住机遇, 开拓进取, 体现个人价值的勇气的背景下, 优质的法律秩序。
三、当代大学生对法律研究的进展与突破
对大学生在几年的一些新的进展和突破, 信仰法律研究: (一) 在很多大学生发表论文信仰法律问题, 基本证实了信心, 培养学生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法律; (2) 大学生信仰的方式日益多样化的法律途径, 扩大从文学, 实证调查, 以比较研究的方法, 逻辑分析, 综合归纳, 有利于增强的灵活性和有效性研究。 (C) 研究的趋势在大学得到更好的法律信仰, 拓展研究视角, 但也开始结合的研究。例如, 一些学者从法律的角度进行研究, 这是从宗教的角度来研究, 并结合经济和法律的角度来研究等。这些结果无疑会促进当代大学生法律信仰, 奠定了许多实践的理论基础。然而, 对大学生的法律信仰仍有许多不足的研究: (一) 大学生法律信仰体系, 全面阐述了罕见的专著, 但在一些思想政治教育, 法律意识的理论, 在中国的现代化专著部分章节偶尔涉及法治。 (b) 从研究的角度来看, 大学生基本法律信仰局限于表面的研究方式, 外部环境, 从意识层面深入分析少。少即是多, 理论研究 (三) 大多数学者的经验教训。更多的, 相对较少的研究 (四) 国家研究。
四、法律信仰研究法的基本内容
信仰本科研究趋势法,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对信仰本身的法律意义的理论研究, 主要研究大学生的基本规律, 形成对法律的信仰, 在影响法律的建设的基本因素的信念, 为了确定法律信仰教育的削减点;第二, 变换的角度, 研究危机和面临的挑战, 从不同角度的法律教育的信心, 加强诚信教育的法律效力;第三, 在信仰对当代大学生的法律依据和主要问题的深入研究, 积极探索新的方法对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信仰法律, 新途径;第四是信仰教育和大学教育的理想和信念的法律相结合, 建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信仰, 全面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 道德素质, 法律素质, 促进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
结束语:
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人治, 经历了几千年的专制, 甚至经历了长时间的暴政, 现在的人们是从理性的思考中, 从西方的经验中, 而不是从感性中选择了法治, 因为中国还没有法治的实践。依法治国之所以写进宪法, 正是人们选择的结果, 而不是实践的结果。但是, 写进宪法的依法治国方略, 只是一张图纸, 并不是一种现实。要把图纸变成现实, 就需要人的努力实践。不仅仅是少数人的实践, 而应当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实践。而要吸引社会全体成员来实践法治, 就必须让人们对法治产生信仰。一、让人们相信法律可以成为人的行为准则, 成为政治行为、经济活动、社会生活的规则;二、让人们在遇到权利义务方面的问题时, 自觉按照法律的规定处理, 或者首先求助于法律手段;三、让法律发挥其应有的权威, 让人们敬畏法律, 自觉遵守法律, 自觉服从法律的裁决;四、让法治成为无可争议的、首选的治国、治权、治事的手段。在当今的中国, 让法治成为信仰, 也是建设富强国家的需要。国家已经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 20年的实践证明, 这个制度在促进经济发展、国家强盛方面, 已经取得了实效。而这个制度的运行, 需要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和支持。因此, 法律应当成为当代大学生的信仰。
摘要：青少年是树立人生信仰的重要阶段, 在这个阶段法律意识的培养和法律信仰的树立尤为重要和必要。近年来, 我国进入了全面的小康社会,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也达到了崭新的阶段。随着法治理念的逐步形成, 大学生的法律信仰教育也得到了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在真正的法制社会中, 法律终究会成为公民的价值评判和基本要求, 它基于公众共同的信念和愿望, 终将成为判断公民和社会法制水平的绝对评判标准, 对于我国这种以努力打造社会主义法制社会, 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民族来说更是必须经历的过程。
关键词：法律信仰,大学生,法律教育,素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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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如何被信仰 篇5
——《法律与宗教》读后感
《法律与宗教》一书是哈佛大学法学院伯尔曼教授于1971年在波士顿大学所作的一系列演讲整理而成。本书的主要观点是，法律与宗教是两个不同然而彼此相关的方面，是社会经验的两个相度。伯尔曼在书中写到，“生活的这两方面处于紧张之中，然而，若没有另一方，则任何一方都不能够完满。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为僵死的法条；这确是美国和西方世界许多地方今天正在发生的事情。而没有法律的信仰将蜕变成为狂信”。伯尔曼以“西方世界正经历着一场整体性危机”（对法律信任的严重缺失与宗教信仰的丧失殆尽）为切入点，从历史和学理的维度分析了法律与宗教之间“内在的”、“深层的”的联系，并通过检讨九个世纪以来导致法律与宗教分裂与对立的西方人整体性的二元思维模式（非此即彼模式），提出了我们要超越法律，超越宗教，克服二元论，宗教携同法律，信仰伴随劳作，开启一个综合的新时代。
与西方不同的是，二元论从来不是我们的传统，我们的历史上也不曾有过西方所说的法律与宗教的统一与分裂，我们的传统乃是和谐，讲求人、物、自然、宇宙交融于一的一元论。在中国古代，没有形成独立、统一的宗教力量，也没有形成独立的法律力量，法律仅是行政管理的工具，其从属于道德价值（封建礼教）。古代中国法律与道德在基本精神上具有一致性。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的侵入和中国社会体制的变迁，中国古代的道德与法律的延续性被打断了，传统的道德解体，法律崩溃。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近三十年来，国家努力试图构建一套统一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道德与法律体系。“依法治国”被写入了执政党党纲和宪法文本之中，人们对法律是认识，提到了一个从未有的高度，但客观地讲，法律信仰的普遍缺失仍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里就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法律该如何被信仰？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伯尔曼语）民众对法律是信仰是法治实现的精神先导，没有这一精神先导便不可能实现。但遗憾的是，中国民众对法律体认完全与依法治国的初衷背道而驰，法律渐已丧失了被信仰的基础。为什么老百姓怕进法院、怕打官司？为什么一有诉讼就找关系网，没有关系心里就没底？为什么一面摇旗呐喊：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一面却是当官的犯法与庶民不同罪？为什么少数执法人员会有两副面孔，一面执法犯法，吃了原告吃被告，权钱交易，另一面却在大呼要严惩腐败，要维护法律尊严？神圣的法律何在？公平何在？这些所谓的“社会医生”成了扼杀公正的刽子手，社会对法律的不信任加剧，这种情形下，法律还真的有用吗？
苏力老师说，信仰就如同爱情一样，你无法强求获得，它必须基于人们的自觉趋从，身心的依赖。但这种“趋从”与“依赖”的基础又何在？18世纪末英国功利主义代表者边沁认为，避苦求乐乃真性，即人的本性是避苦求乐的，人的行为时受功利支配的，追求功利就是追求幸福。一种我去遵守，却不能带给我任何益处，反而还造成自身痛苦的法律凭什么我就得去信仰？纵观中国的法治环境，老百姓不是不想去信仰法律，而是不敢去信仰。在中国的法治建设过程中，一直注重向老百姓进行普法教育。诚然，公民守法是每个公民的应尽义务，尤其对正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公民的普法教育当然是必要的。然而，法律不只是约束一般公民，而且更是约束和限制国家政府的公权力。在中国这个一直是官本位主义色彩浓厚的国家中，强调公职人员与执政党及其成员的守法较之一般公民守法难道不更具有迫切性和必要性吗？“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正义之源头都遭到了玷污，还靠什么来构建我们的法治大厦，拿什么来拯救我们对法律的信仰？
“信仰法律”的提法有违自由 篇6
一、自由的两种概念
伯林在《两种自由概念》当中认为可以把自由分为两种意义层面，即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他认为消极自由就是‘免于……的自由，也就是“在变动不居的，但永远可以辨认出来的界限以内，不受任何干扰。”而积极自由本身是“源于个人想要成为自己的主人的愿望”，故积极自由就是说“我希望我的生活与选择，能够由我本身来决定，而不取决于任何外界的力量”。将这两种自由概念对比可以发现，消极自由是一种不让别人妨碍我的选择为要旨的自由，二积极自由是以做自己主人为要旨的自由。确实这两种描述乍看来在逻辑上的差距不大，似乎只是对同一件事得消极与积极地描述方式而已。但是当深入分析这两种自由概念的时候会发现，这两种一开始差距不大的自由观会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而且我以为这种背离主要是因为积极自由这个概念走向了自由的反面。
因为积极自由的要旨在于自己做自己的主人，所以自主这个概念成为了积极自由的内核，但是根据柏拉图对灵魂的划分，人的灵魂可以分为理性，激情和欲望。所以自己做自己的主人——也就是自主，有可能只是自己服从于“不受拘束的”激情或欲望，而不是“理性”。我有可能服从的只是自己“较低层次的”本性，而不是“较高层次的”本性。但这种对自我的区分还不是影响显著的。伯林说“我们更可以认为这两种自我，还被一条更大的鸿沟隔开：那个真实的自我，还可以被看成某种比个人（一般意义上的个人）更广泛的东西，它可以看成个人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或一个层面的社会整体。这个整体于是被看成‘真正的自我，它将集体的、有机的、独一无二的一致，强加在顽抗的成员身上，从而获得它自己更高层次的自由。”所以在这种区分下，我们可以承认：“以某种目标的名义，例如正义、或大众健康的名义，来对人们施以强制，是可能的，而且有时是有理由的：因为我比这些盲目、无知或腐化的人们自己更明白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持这种观点的强制者可以这样说：“我比你自己更了解你自己，因为你是自身激情的受害者、你是一个无法自由的奴隶，因为你是愚蠢而盲目的，无法了解你自己真正的目标何在。你希望成为一个‘人。国家的目标就是要满足你这个愿望。强迫是有道理的，因为它可以教育你，使你在将来能够具有真知灼见。”
当积极自由发展到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它偏离了真正的自由有多远。因为它已经不把人当做自由人来看待，而是把‘人当做是我的人类素材，可以让我这个善意的改革者，拿来根据我自己的、而不是他们自己选取的目的，加以塑造。它已经把人类当成了次等人。所以相信“消极自由”概念的人都会认为积极自由的概念有时只不过是残酷暴政的华丽伪装而已。而且很多道德上甚或美学借口上的独裁者暴君等所使用的都是积极自由这样一种辩论方式。伯林总结道，“对于那些渴望消极自由的人士来说，主要的问题，并不是谁来运用这个权威，而是任何运用这种权威的人，所能拥有的权威，应该有多大?”我认为这句如此意思明显的判断，不是非常能够对活在当下中国的我们提供最有力的关于选择哪种自由概念的判断吗？我们活在一个权威固定的时代，即使我们付出生命的代价也难以撼动它，既然如此我们不是更应该考虑的重点是怎样让这种权威的范围给我们留下成为一个‘人的最起码的空间吗？我们不是应该果断的抛弃积极自由的观念，而抱住消极自由不放吗？
二、“信仰法律”的概念
提到法律信仰这个概念，很多人从头脑里冒出来的第一句话就是伯尔曼在《法律与宗教》之中的那句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他将形同虚设。”诚然正如苏力在《法律如何让被信仰》这篇论文中讲的一样：“伯尔曼的这句名言更多的是表达了一种有理由的情绪和期冀：法律在中国缺少一种神圣性，希望中国的法制建设有更大的发展。”我觉得这种感情和这种朴素的民族情绪类似：我们看到日本的索尼很棒，而中国的步步高差其甚远，但是现实是日本人当然用他们的索尼，不会买我们的步步高，可是我们中国人自己也很多人选择用索尼，不选择步步高。在群众中就会泛起这样一种爱国情绪或者说民族情愫：我们要用我们的步步高，我们要大力支持我们的民族企业，只要我们坚持不懈的支持，步步高早晚有一天追上并超越索尼。所以法律信仰的呼唤是中国人面对法律现状一种绝望的表现，这不但不是如哈特说的以“内在观点”服从法律，反而是受法律现实强迫一种反应。
根据伯尔曼在法律与宗教中的意思，信仰应该是将人生的终极目的和意义与所信仰的对象联系起来的一种概念。所以法律信仰应该是刘旺洪教授在《法律信仰与法制现代化》中所说那种状态：即法律信仰应该会“形成对社会法的现象的责任感与依归感，亦即形成对法的现象的神圣感情和达到愿意为法而献身的崇高境界。”当然这种献身精神是值得我们在道德上歌颂的，但是在全社会和全体公民中建立这种信仰，尤其是在中国甚至世界大多数法律并不完善的国家建立这种信仰有无必要性和可行性，更重要的是有没有潜在的危险。
三、选择消极自由就必须警惕“信仰法律”的提法
本来法律信仰这个概念应该探讨的重心在于信仰法律的主体，而非主体信仰的法律，但是综观中国学者赞成信仰法律的论述可以发现，很多学者都将重点放在了后者。其中的原因自然是这样，虽然法律信仰的提法符合我们美好的愿望，可是这种提法却更多的显示出在法律现实不完善状态与信仰的内在意蕴之间的难以弥合的鸿沟。所以既然学者们要支撑法律信仰的观点，那就只能在法律本身上做功夫。儒家学说讲求“内圣而外王”，这本是对人的要求，但这句话也能用在法律信仰上来。人所要信仰的对象本身必须具有内在的神圣性，才能在外在获得被人信仰的可能。如果内在无神圣性却要求外在被人信仰，那么这种法律正如篡位的君主或是不学无术，沉湎酒色的暴君一样。那么这种硬性建构的法律信仰不但是对自由的侵犯，更会造成法治根基的轰塌。
具体说来，这种硬行建构的法律信仰侵犯自由表现在：
第一，正如刘焯教授在《法律信仰的提法有违法理》疑问中所说：“信仰是个自为的领域，具有强烈的主观因素。一个人究竟是信仰还是不信仰，信仰什么，是其主观选择的事。”再如李向平教授在《信仰但不认同》一书中所言，“信仰之内，公权力敬请止步。”所以信仰是属于个人私域中的事情，不论是在信仰前放上法律或是宗教或是任何词汇都不能抹杀信仰的个人性。如密尔在《论自由》中所讲：“认定每个人有义务使他人信封宗教，这个观念正是历来一切宗教迫害的基础，承认它，就充分证明这个宗教迫害为正当。”
第二，一位美国学者奥斯丁萨拉特的研究表明：“拥有法律知识的程度和对法律制度的支持程度并非是一致的关系。人们对法律了解的越透彻，对法律就越发不满意。”所以法律信仰必然将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全体公民中相当一部分人对法律制度的冷漠与无知。于是这种法律信仰就面临这样一种必然的状况：不甚了解法律的人你们去信仰法律吧，不需要你们了解法律，只要去信仰它就行了。至于法律完善的事情交给一些了解法律的人来做。于是那些被法律调控的多数人就浑浑噩噩的由了解法律的少数人来操纵了。这不正是积极自由那种法西斯主義的形态吗？于是我们对中国法律向前发展的美好期冀便有可能使法律变成为少数人服务的工具，有可能成为使法律变成掩盖事实上的不公平的华丽借口。所以如果我们在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选择中放弃了前者而选择了后者，我们就应该认识到“信仰法律”这种提法的潜在的危害。
因此，在中国目前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远未达到相对完善的阶段贸然要求“信仰法律”是对自由的极大侵犯，这是我们所应当警惕的一种危险的提法。
参考文献：
[1]以赛亚·伯林.自由论[M].译林出版社,2003.
[2]许章润.法律信仰—中国语境及其意义[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3]许章润.法律信仰—中国语境及其意义[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法律信仰教育法律 篇7
关键词：法律信仰,道德礼仪,法制建设
“法律必须被信仰, 否则将形同虚设”这句话是伯尔曼的经典名言, 也是中国法律人极力推崇的至理名言和法律信条。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过程中, 只有树立起对法律的信仰, 才能使人们树立维护自身权利的意识, 才能使人们摆脱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
一、法律信仰的含义
1. 信仰的含义。
信仰是指“对某人或某种主张、主义、宗教极度相信和尊敬, 拿来作为自己行动的榜样或指南。”[1]信仰与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 伯尔曼在《法律与宗教》中提出, 教会试图将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 从此来达到统治地位。当然, 人们对宗教的狂信变成对法律的信仰, 这对于一个法治国家来说有着重大意义。
2. 法律信仰的含义。
何谓法律信仰?许章润认为:“法律信仰是赋予法律以生命力的主体心灵状态, 穷极而言, 也是法律之所以为法律, 而且具备合法性的必备要素。另一方面而言, 则为法之具有合法性的自然结果和外在确证。”[2]叶传星认为:“法律信仰一般是指人们对法律的一种尊崇敬仰的态度, 是对自愿接受法律统治的一种信仰的姿态, 一种大众对于法律的忠诚, 是对法律之下生活的德性的一种确认, 表明人们愿意热诚地投入到捍卫法律尊严和权威的斗争中, 并把参与这场斗争视为自己的一个庄严使命和责任。”[3]有论者认为, 法律信仰是人们心理状态的表现, 是人们从内心深处对法律的认同, 使法律成为人们思想和行为的第一性的准则。法律信仰不是幻想, 而是一种真实的客观存在。[4]只有人们看得见、能理解的法律, 才会去遵守它, 实行它。
二、中国法律信仰缺失的原因
目前阶段,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并不尽如人意, 人们对法律更多的是对法律武器的敬畏, 而不是把法律作为自己内心信条的准则。我们并不是渐渐失去了对法律的信任, 而是一开始就不能信任这法律。除非人们觉得那是他们的法律, 否则就不会尊重法律。[5]这种思想在中国一直存在, 可以看出当前我国的法律信仰意识是非常薄弱的, 基本处于缺失状态。中国法律信仰缺失的原因可分为以下几种。
1. 封建传统思想对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的影响。
中国封建传统法文化最重要的结晶就是法即刑。纵观中国历史, 国家淹没了社会, 权力整合了宗教和信仰。[6]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统治, 一方面将法律工具化, 将法律作为统治百姓的工具;另一方面将法律恐怖化, 在古代刑法中, 各种酷刑, 如凌迟、车裂等等, 对人们造成恐怖的心理, 在这种统治思想下, 人们对法律只有畏惧, 丝毫没有对法律应有的认同和信仰。
2. 道德在中国特有的力量。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 孔子就说过德主刑辅。礼教观也一直是统治阶级维护自己统治秩序的理念。五千年的中国历史文化, 使得道德在中国有着特殊的作用, 其区别于西方发达国家法治理念的重要地方, 就是其对人们心灵的束缚甚于法律, 使得在日常生活中, 如果出现了纠纷, 人们更多的是考虑在道德上是否受到谴责, 这种特殊的国情使得人们对法律的理解更多地体现在法律工具主义和法律虚无主义上。首先, 法律工具主义的普遍存在, 让人们忽略了法律的内核是对人类终极关切这个价值目标。法律就是用来维护统治阶级统治的工具这样的概念, 使法律得不到人们的信仰, 失去了原本的价值追求。其次, 法律虚无主义, 有法没法一个样, 各地法院对同一性质的案件却能有截然不同的判决, 很容易让人怀疑法律的权威性。目前中国的现状, 司法公正有待提高, 人们更多的还是对人情关系的依赖。所以在目前法制不很健全的情况下, 人们很难去认同一个与自己传统观念相违背的法律, 更谈不上对法律的神圣信仰。
3. 我国由于历史的原因, 封建因素残存较
多, 在清末闭关锁国政策被打破后, 大量有识之士、进步青年力图引进西方先进的法律制度, 但是有心无力, 面对中国的国情, 新法的制定和推广受到很大阻力。忽略中国的国情, 盲目引进西方法律制度, 使得中国长期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新中国成立后, 新中国政府废除了国民党时期的“六法全书”, 另起炉灶, 法院的判决全靠法官对革命的信仰和坚定的政治立场。特别是到文革时期, 刚有点起步的法律遭到践踏。但尽管如此, “文革”之后的中国百废待兴, 法制建设也有了长足发展。然而我国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步入社会主义社会, 人们的社会主义法治观并未完全形成, 在中国广大底层生活的百姓仍靠着传统的观念去解决日常生活中的矛盾。所以“人们必须有法律并且遵守法律, 否则他们的生活将像最野蛮的兽类一样”[7], 而这样的法律必须是明确的、神圣的, 值得人们去信仰的。
综上, 中国现阶段在法律信仰的建构中存在各种的原因值得人们去思考和反思。在中国, 法律的状态似乎仅停留在“对法律的意识上”。人们畏惧于法律的惩罚功能, 而不是从内心对法律由衷的信仰。所以法律信仰的缺失, 会带来司法的滥权, 人民群众的不安全感加重等众多弊端。
三、如何构建中国当代的法律信仰
法律信仰的构建是一个系统复杂的工程, 前面讲了在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困境, 但这对中国当代法律信仰并非都是消极影响, 传统一直存在, 但并非都是糟粕, 去粗取精, 对当代中国法律信仰的构建有着重要作用。
1. 强化培养公民个人的权利意识。
权利意识的培养是对法律信仰的一种推动, 权利意识的增强会增加社会公众对法律的认同和对法律的尊重, 从而产生对法律的信仰;同样, 对法律的信仰也会引起广大公民对权利意识的重视。现代法制认为, 法律的本质就是对权利的有限保护, 但是我们一直强调的是集体, 忽视个人, 强调公民应尽的义务, 而淡化甚至忽视公民的正当权利, 在长期的导向性宣传和生活实践中, 公民的个体意识也变得非常单薄。因此, 要培养公民对法律的信仰, 首先就是要唤醒公民的个体权利意识, 切实做到以人为本, 这样才可能在此基础上培养起公民的法律信仰。
2. 深化公民对现实法律实践的实际体验。
公民的法律信仰不仅着眼于法律是否能够反映百姓的利益及诉求, 也在于政府执行和遵守法律的情况。我们必须使得依法行政、依法司法、依法维权、违法必究成为一种行政机关执法理念, 若是公民形成了一种“政府都不守法”“司法机关都不守法”“违法可以不受追究”的法律经验, 将会导致人们对法律的失望, 乃至对法律失去信任, 更不必说形成法律信仰了。因此, 必须保证法律得到贯彻与实施, 从而给公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体验, 这样就为培养公民法律的信仰提供了保障。
3. 改革司法体制, 切实保障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
从古到今, 我国形成了立法司法行政一体的管理体制, 新中国成立以来虽然有所改变, 但并不彻底, 远未实现真正的司法独立, 行政与意识形态的干扰较强, 就是在司法机关的内部, 也存在着制度性的障碍, 妨碍司法的独立;同时, 由于缺少违宪审查机制, 宪法上规定的公民的权利也难以得到切实的保障。所以, 如果做不到司法实质上独立, 就有碍于公民法律信仰的建立。
4. 加强公民法律文化建设, 拉近法律与最基层群众的联系。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农民以及由他们组成的农民工在中国总人口中占了大多数。但是他们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生活相对处于劣势, 他们是社会的弱势群体, 权利被侵犯的可能性是最大的。他们对法律的认可程度直接关系到我国法律以及法律在人们心目中的权威。因此, 加强公民的法律文化建设, 切实拉近法律和基层群众的联系显得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1]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 1986:1286.
[2]许章润.法律信仰的实质理性——兼论法律从业者的职业伦理[J].中国社会科学, 2003 (1) .
[3]叶传星.法律信仰与法治现代化[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04 (3) .
[4]罗绍林.试论法律信仰[J].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报, 2006.
[5][美]哈德罗.J.伯尔曼, 梁治平译.法律与宗教[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35.
[6]李向平.信仰但不认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198.
浅谈我国法律信仰现状 篇8
( 一) 法律信仰的概念
美国法学家伯尔曼曾说过: “法律必须被信仰, 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法律信仰并非是现代才兴起的产物, 古希腊罗马时期即出现了此概念的雏形, 指人们把法律作为行为的最高准则和根本出发点。其即民众内心相信法律是公平正义的, 愿意把其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 另外他们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当权益受到侵害时第一个想到的是寻求司法的救济。法律是行为价值评判的唯一标准, 不可越过法律做出非法律的评价。法律是一种信仰, 信仰的前提是相信。无论遭受多大侵害和屈辱, 仍应坚持相信法律, 以法律程序为平台, 正视、捍卫自己的权利, 进而培育起对法律的信仰和情感。
信仰指对某种主张、主义、宗教或某人极度相信和尊敬, 且奉它为行为准则; 信仰带有情感体验色彩, 尤其体现在宗教信仰上。古希腊时信仰已成为一个议题, 苏格拉底云: " 未经审视的生命不值得活。" 信仰始于宗教领域, 在宗教政治国家中, 宗教信仰是统治阶级强行加于社会的思想钳制乃至于行为枷锁, 愚弄教化民众相信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异化塑造的神。人最大的自由即是思想, 总有一些人在思考着为什么, 为什么的我们的社会地位、权利义务是这样的? 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 人们开始思考权利义务的来源, 大规模的反宗教君主残暴统治的运动兴起。此过程中法律及法律信仰开始被频繁地提及, 基于社会契约理论, 民众开始作为社会大合同的签订者站在统治阶级的对立面与其较量, 争取自己的权利义务。
( 二) 苏格拉底的法律信仰
谈及法律信仰必然涉及到法律人的法律信仰及社会大众的法律信仰。在西方古代史中, 苏格拉底在死亡面前他的自信和坦然自若都让人深信他是正义的乃至正义的化身。苏格拉底之所以被处死是因为雅典法庭的陪审团认为他犯了谩神和破坏青年的罪名。他不肯向法庭作丝毫的妥协, 他坚持自己是清白无罪的, 他并没有恳求法庭开恩, 而是说服法官①。最终陪审团被他的自信激怒了, 进而被死刑。弟子和朋友策划助其越狱, 苏格拉底却不肯接受, 于他看来法律一旦裁决就生效了, 任何人都要遵守, 而非逃避法律的制裁。纵使这项制度指引下的裁判是错误的, 亦不可逃避法律的制裁。
二、恶法遵守的问题
( 一) 恶法的概念
法的目的在于有利于维护统治阶级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 是统治阶级实现其统治的一种重要工具。社会契约论认为民众转让一些权利建立国家, 法规范国家的行为也规范个体的行为, 总之法是我们更好地生活的保障。在笔者看来法律的目的无非是从众多混乱的行为中抽象出一种规律, 作为行为者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 继而才创造出一种社会秩序。但法律的制定毕竟是基于社会契约的权力建构由民众让渡给一部分人的, 这部分人往往更多地站在统治阶级的角度思考法律的制定, 而民众由于财富的分配不均匀奔于生计或教育资源的不公平配置, 他们并没有也不能发现制定出来的法律在侵害甚至蚕食他们的权益。即此法是恶法。
( 二) 恶法的性质及遵守
恶法到底应不应该被遵守呢? 这便引申出了自然法学派与分析法学派一直所争议的古老话题—恶法非法与恶法亦法。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指出, 法律中的正义, 即道德成分是作为公民自觉遵守国家法律的重要依据, 法律的道德内涵是公民自觉守法前提。与道德意愿相悖的法律, 定会丧失存在的意义, 没人愿遵守不良的法律②。分析法学派则认为, 道德与法律不存在实质的关系, 两种规范都有各自的评价标准, 因此, 不能让道德来评价法律的好坏。法律应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具有其自身严谨的程序及逻辑紧密的内容, 公民都应自觉遵守法律。其代表学者奥斯丁更是认为, 法律是否有效取决于其程序是否正当③。
法律信仰中的法律到底包不包括恶法? 众所周知, 恶法所引起的“孙志刚事件”, 因为荒唐的三证 ( 身份证、暂住证、用工证明) 而被带到收容三日, 而后丧失宝贵的生命, 就是因为一部《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在这21 世纪竟然存在着这样一部法律, 虽终被废止, 但仍值得深思: 年轻生命的陨落到底是谁的错? 从大街上把他带走的警察, 收容站的工作人员, 还是救助站的医护人员? 答案显而易见—这部不合时宜的法律。
我们遵守法律, 究其原因是我们愿意遵守, 至少是愿意忍受, 这就是“被统治者的同意”理论。《美国独立宣言》指出: “政府的正当权力, 系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依该理论而言, 当代社会的各机关都由社会民众所选举, 这就要求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不能与人民的意志相左, 人民享有言论和结社的自由, 从而得以撤销侵犯民众利益的恶法。对该类法律的反抗, 既可以是直接的不遵守也可以游行罢工等积极和平的间接反抗。不仅可以批评脱离社会实际的不科学的法, 也可以批评良法下的恶法之治。批评是个人 ( 包括执法者) 固有的权利, 禁止或限制对法律的批评是政治黑暗和整个法律制度邪恶的证据。因为这样做实际上掐断了以平和手段修改或者撤销不良执法的路径。在我看来所谓恶法本身并非恶意侵害民众利益, 而仅是在社会治理或是追求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考虑不全面或是对法益的权衡生出现偏差而出现的不合理不科学的法律。
其实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这种恶法并不是很多, 却较多地存在着恶人执良法的现象。2012 年6 月陕西安康市镇坪县的工作人员强行引产了村民冯建梅7 个月大的女儿, 该行为引起社会各界一片哗然, 但最终处理结果却只是赔礼道歉、给予经济补偿、严肃处理相关责任人员。近年爆出的冤假错案, 浙江省张氏叔侄被刑讯逼供入狱十年才得以平反, 出狱时已然与社会脱节, 最终只是得到了国家的道歉和赔偿, 相关人员只是予以行政处分。张高平说他相信法律是公正的, 现在的没有答复, 最终会有结果的。但是倘若他没能申诉成功, 出狱后会如何呢, 会不会报复社会? 每一个犯罪行为都好比往法律这条神圣的河里倒入垃圾, 一次不公正的误判就从源头上弄脏了水源。后面曝出来的内蒙呼伦格勒、聂树斌的案子, 足以反映我国司法的不严谨, 缺少对法律的敬畏对人权的尊重。呼伦格勒因为这莫须有的罪名丧失了生命, 正名平反不能挽回他的生命, 经济赔偿也换不回父母失去儿子的痛楚, 也不能掩盖部分司法人员的丑恶嘴脸。此类事件引人深思: 倘若被法律或执法者冤枉时、被法律剥夺生命时, 我们该如何。如果选择逃避法律的制裁, 那就触犯了其他罪名 ( 如脱逃罪) 。但如果我们选择接受良法下的恶意判决, 可能就要丧失生命。这无疑是对民众的拷问, 同时也是对立法司法者的警示, 倘若良法下的恶意伤人泛滥必然会造成社会倒退混乱, 回到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同态复仇的时代, 精心建构的社会形态轰然倒塌。
正如欧内斯特·比埃里所说: “实现政治自由的最大障碍不是宪法或者法律的缺陷, 而在于公民的漠不关心。”当前社会我们国家缺少的并不是法律, 而是对于法律的信仰, 一个国家民族若对出台的法律漠不关心, 那么这个国家的法制往往是不够完备的, 社会民众的法律意识是不够的。当“我相信法律”成为一个社会格言时, 法律的权威才可以说建构起来, 法律的信仰才可以说形成了。
法律信仰是人类对历史与传统反思之后产生的一种理性追求, 是把法律作为第一信念, 而取代权力信仰, 金钱信仰④。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文化及皇权大于法、宗法等级、人治大于法治等与现代法治精神相悖的价值体系, 潜移默化地渗进人们的思想并根深蒂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皇权至上的权利本位的价值体系和更倾向伦理亲情的观念, 导致对企图通过法律去协调人际关系的做法避而远之, 法律被放在了次要的地位, 人们总会出现权力、伦理高于法律等的认识, 如王亚南先生所释: “在中国, 一般的社会秩序不是靠法律来维持, 而是由人治与礼治替代法治。”对法律失去信心和认同感, 自然不会自觉地寻找法律的保护, 也更谈不上对法律的尊重和信赖了。所以, 现代中国更需要法律被信仰这一理念。
三、法律信仰的培养机制
( 一) 民众参与立法有利于培养法意识
立法的主体是民众, 立法时的民众参与是立法正义价值的崇高体现和有效保障。不同的社会群体有其不同的利益需求、价值取向、意志主张, 只有寻求社会大众需求意志的最大公约数才能制定出科学的法律。提高民众参与立法的积极性, 建立通畅的表达渠道和有效的参与机制, 在民主法治的框架下, 将那些不同的诉求、取向和主张, 利用科学的立法方法与技术协调、凝聚、提升为法律规范和国家意志。我们需认识到, 立法权是人民的权利扩展, 动员广大民众参与立法既是法治国家的要求, 同时也是法治宣传与教育的良好。立法机关应采取各种手段广开言路, 听取社会各界的声音, 从而在民众的参与中制定出符合保障社会大众的科学的法律。
( 二) 增强执法者的法律信仰
执法者是法律信仰的培育的中间环节, 倘若执法者不能正确地理解法律, 而是错误地认为领导大于天或认为对于法律的小小变通, 那么对于法治社会的构建将是毁灭性的打击, 如此, 即便是一部良法也将变成良法恶治, 最终导致民众对政府丧失信任。第一, 要提高执法者自身的素质, 严格执法人才的引进机制, 进行岗前的执法技能、法治理念、人权观念等相关法律知识的培训。定期进行执业水平考核, 辞退民众不满意的执法者。第二, 加大违法执法的成本, 建立责任终身制。完善内外部的监督管理机制, 对于执法不严或者违法执法者坚决一查到底, 营造一个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法治环境。
( 三) 法律信仰源自司法公正的彰显
司法救济是社会救济的最后一个手段, 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这道防线失守, 社会难免回复到“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野蛮丛林治理状态。这也就是英国哲学家培根所说的: “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决其恶果甚于十次犯罪, 因为犯罪只是弄脏了水流, 而不公正的判决却是弄脏了水源。⑤”毋庸置疑, 民众对现在中国的司法状况有诸多不满。部分法官对法律缺乏起码的敬畏, 丧失最基本的职业道德—批条子、打招呼、跑关系, 在他们眼里权大于法, 钱重于法, 情过于法, 甚至甘心充当黑社会的保护伞, 导致同案不同判, 出现一起起的冤假错案。原本, 那些走进法庭弱势无助的受害者, 都把法律作为维护尊严和合法权益的最后一根稻草, 都把法官想象为公正无私、惩恶扬善的“包拯”形象。但是司法腐败, 不仅严重地动摇威胁着法律的平等性、权威性, 也极大地扭曲消解着人们的公平观念、法治意识。
四、结语
一个人没有信仰无异于没有灵魂的驱壳, 而一个国家没有法律信仰便不能真正地具有民主和法治。法律权威源自人民的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 与我们而言, 想要建设成法治中国, 就必须激发起公民对法律的热情, 培育公民对法律的信仰, 进而以公民内心的信仰作为“地基”支撑起法治大厦的精神层面。“‘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 虽不能至, 然心向往之。”, 就让我们怀着这种期盼与决心培养起公众的法律信仰, 建设成愈加完善的法治国度。
参考文献
[1]包利民.公共理性信仰与信念——从罗尔斯的宗教观谈起[J].哲学研究, 2003 (5) .
[2]柏拉图著, 余灵灵译.苏格拉底最后的日子——柏拉图对话.上海三联书店, 1988.
[3]伯尔蔓著, 梁治平译.法律与宗教.北京三联书店, 1991.
对中国“法律信仰”命题的批判 篇9
关键词：宗教,法律信仰,批判
一、引言
当前, 中国的法制建设面临着许多困难。学界的主流观点是:这些困难都是由于缺乏“法律信仰”造成的, 只有建立起“法律信仰”, 才能真正实现法制现代化。许多学者纷纷以“法律信仰”为立论根基, 在此基础上提出对培养法律信仰的建议, 试图通过培养“法律信仰”来解决困难, 促进我国的法制现代化建设。
尽管“法律信仰”已成为当前学界的主流观点, 但仍有学者对“法律信仰”持批判态度, 代表人物有张永和教授和范愉教授等。
张永和教授在《法律不能被信仰的理由》一文中强烈反对“法律信仰”的命题, 他认为“法律信仰”“这个命题在西方可能是一个假问题而在中国却根本不能提倡”, 并且认为“将一个在中国根本没有任何可操作性, 哪怕就是在西方实际上都不可能存在操作性的理念引进中国并希望在中国得以生根是一时心血来潮的冲动和不理智的表现。”他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 法律与宗教勾连的判断不适宜中国; (二) 法律不具被信仰的超然品质; (三) 法律至上不等于“法律信仰”; (四) “法律信仰”会导致误区并造成严重危害, 会转移了社会价值危机的视线, 混淆了信仰与权威的界限[1]。
范愉教授支持张永和教授的观点, 她认为“中国法学家创造的‘法律信仰’命题实际上是对伯尔曼思想的误读, 已经远离了其原来的语境和本义。”[2]
王启梁教授也认为“法律不会成为人们的信仰。更为重要的是, 法律不能妄图成为一种信仰, 因为法律如果要成为一种信仰, 意味着他要改变和重塑人们的内心信念和对生活意义的认同。”[3]
其他还有少数一些学者发表文章质疑“法律信仰”的命题, 如黄微的《法治实现的关键条件是“法律必须被全体社会公众普遍信仰”》和郑杰的《法律可以成为信仰吗?》等, 但总体来说, 批判“法律信仰”命题的学者依然占少数, “法律信仰”依然是学界的主流观点。
笔者亦不赞同“法律信仰”的命题, 但笔者与张永和教授和范愉教授等的理由不同。张永和教授和范愉教授等都采用理论分析的方法从根本上论证法律是不能被信仰的。笔者则无意从理论上探讨法律能否被信仰的问题, 而是希望采取实证分析的方法来证明即便法律是可以被信仰的, 但在我国国情下, 提倡法律信仰的观点也是不妥当、不合适的。
二、申论
马克思·韦伯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日渐“祛魅”的社会, 是个不断世俗化和理性化的社会。伯尔曼承袭了马克思·韦伯的观点, 认为在这个日渐“祛魅”的社会, 法律的宗教色彩被逐渐祛除, 法律与宗教之间的联系逐渐稀疏以至断绝, 而正是法律与宗教的分离导致了二十世纪中后期西方整体性危机。于是伯尔曼在《法律与宗教》一书中提出了“法律信仰”的观点, 认为“法律赋予宗教以其社会性, 宗教则给予法律以其精神、方向和法律获得尊敬所需要的神圣性。在法律与宗教彼此分离的地方, 法律很容易退化成为僵死的法条, 宗教则易于变成狂信。”[4]由此, 他得出结论:“法律必须被信仰, 否则它将被形同虚设。”[5]这个结论传到中国后, 很快得到了一大批困惑于中国法制建设困境的学者们的认同, 于是很多学者发表文章支持伯尔曼的观点, 认为当前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存在的最大困难就是缺乏“法律信仰”, 应大力提倡“法律信仰”, 并提出了很多培养“法律信仰”的建议。
但是, 马克思·韦伯和伯尔曼的观点都是基于西方历史发展的事实状况而得出的结论。因此, 对于“法律信仰”的观点是否适合中国国情是值得怀疑的。
从历史上看, 我国是个缺乏信仰的国度, 这是由于中华民族的实用主义传统导致的。在我国几千年的发展史中, 从未有过真正被信仰的宗教, 无论是本土的道教, 还是传入中国曾经盛极一时的佛教, 这与西方的历史大相径庭。如果说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过被信仰的事物的话, 笔者认为那就只有政治权力。在我国这样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史的国家, 只有权力才真正地曾经而且直到现在也一直被信仰着。对权力的信仰和崇拜正是我们当前法制建设的一大障碍。基于法律工具主义的传统认识, 人们始终把法律当成是政治权力的“婢女”, 看成是政治权力得以实现的“工具”。
在现实生活中, 司法的懦弱与权力的强势形成鲜明对比, 司法常常受到政治权力的干预, 这些现象更使人们漠视法律, 转而崇拜、信仰权力和狂热地追求权力, 也导致我国的“官本位”思想始终占据着强势地位。正如杨涛所说“没有地位何来法律信仰?”[6]在我国这样一个法制建设尚不完善、法治观念还远未普遍深入人心的现状下, 提倡法律信仰首先不具有可行性;其次, 即便可行, 提倡人们信仰一个自己尚不熟悉的法律, 只会导致对法律盲目地信仰, 使人们不能以理性的视角来看待法律, 不能正确地看待法律与权力的辩证关系, 极易导致“信仰法律即信仰权力”的错误观念, 往往会使人们更加信仰法律背后的“权力的幽灵”, 反而严重阻碍我国民主法治的建设。“信仰法律即信仰权力”这种错误的观念在西方那种世俗权力与神权二元对立的分权传统中是不存在的, 《圣经》中就早有“上帝的归上帝, 恺撒的归恺撒”的记载[7]。这正说明了由于中西方法律传统的巨大差异, “法律信仰”的观点是不适宜中国的。
三、结语
笔者不赞同在中国提倡“法律信仰”, “法律信仰”的命题是不适宜中国的, 提倡对法律的信仰也有可能产生促使人们信仰、崇拜权力的严重后果, 导致专制主义的再次兴起。笔者认为, 法制观念的普及需要时间, 人们认同法律也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这就需要不断地加强普法教育, 加强法与人们的沟通, 切不可急功近利。诚如范愉教授所言, “我国建立法治的途径不能依赖法律信仰, 而应是加强法与社会的沟通, 增加法的现实性、可行性、合理性与正当性。”[8]
参考文献
[1]张永和.法律不能被信仰的理由.载.政法论坛.2006, (3) .
[2]范愉.法律信仰批判.载.现代法学, 2008, (1) .
[3]张永和.信仰与权威:诅咒 (赌咒) 、发誓与法律之比较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8.
[4][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12.
[5][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北京:三联书店, 1991.28.
[6]杨涛.没有地位何来法律信仰.载.检察风云, 2008, (10) .
[7]圣经.转引自张永和.法律不能被信仰的理由.载.政法论坛, 2006, (3) .
我们为什么不信仰法律 篇10
关键词：守法,传统法制,现代法制,民智开发
我们为什么不信仰法律?
我知道在别人启蒙除昧时我们没能赶上, 也晓得千年推崇的集权专制不是能培养法律信仰的肥沃土地, 更知晓法律无论是在以前还是现在实质上都是权力的附属。但无容质疑的是, 人民有着长久的守法传统。这样看来, 也许我们的法律意识并不那么根正苗红, 但是我们从古至今一直生活在一个严格的法制社会中的, 传统社会尤甚。无论我们是出于何种意愿遵守着或坏或好的法律, 我们总是有着长久的守法传统的, 按理说老百姓在法律面前应该是谨言慎行的。但看看我国的法治社会建设现状, 老百姓更多的像是身处一片遍插法律稻草人的田野, 法律于其更像一种风景。甚至还可能是不怎么招人待见的风景, 因为稻草人很可能打破了田野的整体美感, 所以稻草人也就只有这么期期艾艾地立在那了。何以如此?有着长久守法传统的, 法律从古至今一直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的人民大众为何却不把法律当回事?
首先, 我想也许是传统法制大大伤害了民众的法制感情。
传统中国重农抑商的性质、愚民政策的要求、对稳定秩序的不懈追求都给了严刑峻法以必要的存在理由。加之, 在传统礼治的影响, 传统中国律法制度的每个毛孔都渗透着教化的意味。君主登高执鞭, 阻碍民智开发的同时以律法的刑鞭鞭笞、教化世人, 各个家庭组织中亦是如此。在父权主义横行的社会中, 谁都不可能纯粹、独立。由此形成小到家庭要服从, 大到家国亦服从的法制习气。其实, 服从无论在何时都是必要的, 只要还存在着需被服从的规则, 而这种规则也貌似没有被彻底消灭的可能。而在民智未开也没有自我的年代一味的服从也是痛苦的, 这也是我之前提到的伤害人民感情的症结。服从模式下会造就听话的畜生、麻木的人民, 但是却不能完全掐灭反抗的火苗。由此, 传统法制被打上了野蛮、专制、教条、蔑视人性等等的关键词, 让当时的民众苦不堪言, 也让现代人唏嘘不已。对于这样的法律, 服从是因为不得不服从, 尊重、信仰什么的就不用谈了。再说尊重、信仰也要源之于理解, 在传统中国那狭隘的教育普及度之下, 广大人民不能有幸地接触、理解法制也实在是情有可原。
另外一点就是, 现代法制的运行现状没能本质上地安抚人民群众, 给予其二次认识的机会, 反而不同程度上负面刺激了人民那根脆弱的法制神经。
向前看, 这是一句简单而又经典的话。因着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 我们在丧权辱国的反面似乎也能看见些法制文明的曙光, 虽然那是虚假的海市蜃楼。那么就再向前看看, 看看我们现代的社会主义法制吧。然而, 现代法制的大帽也掩饰不了我国法制初创的现实与其存在的种种弊端。当然, 一步到位式的制度建设是不需要也不可能的, 我国要从传统法制模式切换到现代法治模式所要付出的代价是应当被预期和接受的。但是按理说, 这样的模式转变应该是与传统模式、传统思想相对抗的, 但是我们看到的更多的却是传统因素在现代模式下的死灰复燃。
建立政府所为何?那不是社会契约的产物, 也不是人民的守夜人, 而是统治大众的大衙门。建房修路搞拆迁, 搬得搬, 不搬亦得搬。虽然也有钉子户一夜名声大噪, 吸引众多眼球, 但人家不搬是为钱, 与捍卫合法权益实在没多大实质意义。几个双手都能数过来的钉子户于政府往后的拆迁行为和法律完善都无太大意义, 给钱了事便罢了。俗话说的好, 能拿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既然不是问题当然也引不起政府、法律的注意了。殊不知, 细节决定成败不是仅对个人自身完善才有用的名言, 国家对这些细节的忽视最后都会在法治进程中付出代价。发生了兹事体大的事件, 紧跟其后的便是见怪不怪的舆论限制了。管你是如何, 不听教诲就锁你的手机, 封你的网文。在下不才就中招过, 但那哪是有心忤逆教诲啊, 只不过是手机群发了条搞笑短信罢了。这限制的大网直密实, 宁可杀错亦不错过啊。如此案例实如过江之鲤, 不胜枚举啊。这些事例中, 法律的身影在哪里?由此不难看出, 起码在现在, 法律与权力的斗争中法律多数是败下阵来的那一个。自古便是成者王败者寇, 崇尚权力实在是比崇尚法律来的现实而又有道理。因此, 法律依附权力而行的情况在现代亦没有得到本质的改变。传统中国, 君主言出法随, 要将老百姓搓圆捏扁也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在现代模式下当然不可能再这么明目张胆了, 因此树立不起威严的法律在群众看来就跟稻草人没什么区别了, 吓鸟倒还可以, 但关键时刻, 托关系走后门实在是比傻乎乎地按法定程序来显得聪明啊。对于这样名实不符、挂羊头卖狗肉的法律现代人自然就新仇旧怨一拥而上, 觉得其即荼毒了我们的祖宗还要来荼毒我们, 当然也就无所谓尊重与信仰了。
永远不要让信仰法律的公民绝望 篇11
高英巍是辽宁省英巍良种猪合作社场长。2007年他变卖了两处房产到普兰店市创办了种猪养殖场，当他投入数千万元准备大干一场时，一条2009年动工建设且修在其猪场旁边的皮炮高速公路彻底打碎了他的梦。辽宁省畜牧局专家年检时发现，种猪场与高速公路最小距离为210米，与匝道距离仅12米，这不符合《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所以猪场内种猪、商品猪都不得再销售。
老高的养猪场其实建设在前，而高速公路建在后且相隔两年，责任毫无疑问在高速公路建设方。正因为这件事的是非曲直非常清楚，种猪场搬迁又事关当地民生，所以引起了当地很多人大代表的关注。
但是，人大代表介入，不管用；领导批示，不奏效；走法律途径，又耗不起。求告无门的老高只能一次次进京“求”媒体了，这件明显是当地政府违法的事，中央台报道了，《检察日报》报道了，《中国经营报》报道了，无数网站转载了。领导看到这些报道，又批示了，可毫无解决迹象。热点过后又没人关注这件事了。郁闷的老高非常困惑，自己难道就没处讲理了。老高通情达理地不要公路让路，而是主动搬迁；自己搬迁也不要政府赔偿，而是希望政府能给他们的贷款作担保。可当地政府无情无理地一口回绝。
眼前的老高，没半点儿资产数千万元的老总的样儿，真的很不忍看他那时而闪出一点儿希望、瞬间又陷入绝望的眼神。我们的法律啊，永远不要让信仰法律的公民绝望！
（摘自《中国青年报》本文作者：曹林）
浅析中国公民法律信仰的培育 篇12
一、法律信仰的内涵
要培育法律信仰, 首先便要去了解它。一般来说, 法律信仰是指人们的一切行为都以法律为根本出发点和最高准则的一种状态, 法律信仰意味着人们在日常的工作、学习、生活的一切行为中, 都自觉或是不自觉的从法律出发, 以符合法律要求的方式或者方法来为或者是不为一定的行为, 当遇到纠纷时都会自动地想到需要有法律的介入来解决问题, 而不是规避法律或者采用其他违法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法律信仰注定人们都要以法律为最高的和最终的评价标准, 一切行为的价值评判都应该在法律尺度之内, 不可越过法律而做出非法律的评价。即是说当人们遇到任何事情时, 头脑里首先反应出来的便是法律, 是对这一事情是合法还是非法而做出的评判, 而不是其他的什么评价。
法律信仰应当是在一个国家和社会中人们对国家颁布和推行的法律从心底里自觉的遵守, 公民信奉法律可以实现公平正义, 可以还世人以公道, 这些选择的种种状态就可以称之为法律的信仰。
法律信仰是可知的, 是理性与信仰的统一, 它是主体在不断的接受法律的治理与保障的过程中, 感受到的法律的科学性、正义性、人道性以及与自己本质利益的一致性, 通过公民与法律的相互作用, 是公民体会到法律是自己权利的维护者, 是自身生命财产安全的保障者, 以及在个人利益受到损害时的救济者, 正是由于上述信念的不断强化与积累, 从而形成为公民的法律信仰。
二、培育公民法律信仰的意义
一个国家公民法律信仰程度的高低, 对该国的法治建设和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笔者看来, 培育好公民的法律信仰主要存在以下两方面的意义:
(一) 公民的法律信仰是建设法治社会的必要条件
一个国家公民的法律信仰的树立对于其法治化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树立一国公民的法律信仰能很好地促成一个法治精神的形成。并且这种法治精神能更好的确保一国法治化状态的确立, “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这个早已是公论的名言, 较为清晰地说明法治的地位。法治社会已经成为了现代国家的发展模式, 建设法治国家社会是与公民法律信仰紧紧相连的。实现法治社会的必要条件便包括该国要有良法的存在以及该国的公民要有法律信仰, 而其中的公众对法律的忠诚信仰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关键, 如果光有法, 但公众并没有自觉自愿的去遵循, 那么法治社会的建设便会大打折扣。
(二) 公民的法律信仰是法律的目的所在
我们应该从更深层次上来思考法律的目的, 每一部法的制定的目的都是为了贯彻实施和被应用于实践解决具体问题, 而法律的贯彻和实施, 不能仅仅只是法律对象对法律的被动接受, 更多的应当是法律对象的主动接受。只有这样, 才能在法律实施的实践中形成公民的法律信仰。就像伯尔曼在他的《法律与宗教》中所说的“法律必须被信仰, 否则形同虚设”。所以, 笔者认为应当把公民的法律信仰的建立作为法律本身的目的和内在的一种要求。
三、我国公民法律信仰的现状
虽然党和国家早就认识到了公民法律信仰的建立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并且采取了多种政策和措施用以提高和树立我国公民的法律信仰, 比如加大普法教育, 举行法制宣传日等活动, 并且从当前的实际状况来看, 这些举措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如使得公民的法律意识、法律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促成了公民法律信仰在一定程度上的建立和形成, 但从整体上来看, 民众对法律的认识局限于知道法律的规定, 知道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违法的, 违法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而没有从感情上认同法律, 没有从思想上和观念上形成法律至上的信念, “权大于法”, “关系比法有用”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在当前中国, 随着普法的深入, 经济的发展, 虽然有越来越多的人拿起诉讼这一法律的武器, 然而“案件一上门, 两头都找人”的这种现象依然存在, 当事人对法官、对法院、甚至对法律都存在不信任, 甚至说更相信“权力”、“关系”。总的来说, 我国当前公民的法律信仰状况并不是很好, 或者说法律信仰缺乏广泛性和深层次性。
四、当前公民法律信仰不深的原因分析
造成我国当前公民法律信仰程度不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笔者认为, 主要存在以下几点原因:
(一) 从整个社会范围来看广大的基层缺乏法律信仰
从我国当前的总体状况来看, 在不少大城市, 法律的推行和宣传都取得了不小的成果, 但在广大的农村基层, 公民法律信仰不深, 法律信仰缺失的情况并不少见, 要想真正的树立公民的法律信仰, 便不能忽视了广大的农村和基层, 虽然国家有采取法制下乡教育等活动, 但从总体来看, 成效并不是很明显。不少地方在发生纠纷时是用自己的习俗来解决或者是由于纠纷双方对立程度升级而引起流血械斗事件, 遇到纠纷首先想到法律或者主动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的情况比较少。
(二) 部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司法人员自身守法依法执法意识不严
要树立起公民的法律信仰, 首先便要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自身要有良好的法律信仰, 能严格遵法守法和执法, 一方面这样能够树立一个好的榜样,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也能激励公民法律信仰的更好形成和发展, 但实际情况是, 不少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自身都没有认真的去遵循法律和严格去依法执法, 从而打击了公民法律信仰更好的发展。比如在当前的土地开发利用中, 如果严格按法定步骤走, 应该是先审批再建设, 然而在实际社会中, 很多情况下步骤却是颠倒的, 走的是先建设之后再补审批的路子;再比如前几年的城管的暴力执法导致伤人事件等等, 这些国家的代表者甚至是法律的执行者都没有好好的守法或者执法, 在一定程度上都严重干扰了法律的威信和严肃性, 也打击了公民的法律信仰的进一步发展升华。
(三) 法律的理论规定与现实存在一定的脱节
不少法律的规定比较详尽, 但是在实践推行中, 却偏重于民事纠纷的解决和对罪犯的刑事处罚等司法活动上, 对其他方面关注程度不够。从建国以来, 我国不少法律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完善, 不少新的法律法规也不断被制定出来, 但就整个知识理论体系来看, 在法律的制定和完善方面, 主要偏重于司法活动, 比如民事审判、刑事审判方面的规定较为完善, 但对于其他方面, 比如说行政程序中的听证等制度缺乏具体细致的规定。从实践活动来看, 有些事项虽然在法律中有一定的规定, 但在实践中却无法很好的推行, 比如说选举, 虽然法律上有较为具体明确的内容和程序步骤规定, 但在实际中很多公民都没有实际行使选举权, 甚至从来没有参加过选举活动, 对于选举也仅限于知道有这么一件事, 而这有时是因为成本问题有时是由于其他方面的原因导致的, 对于法律的理论规定在一定程序上与实践脱节这一问题, 也削弱了人们对相关法律的关注, 导致公民对法律的整体信仰缺乏力度。
(四) 关系本位, 权本位, 人情意识依然较重
我国从古至今一直都是人情浓厚的熟人社会, 人际交往以关系为上。家族亲情往来、朋友熟人交际是人们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这种交往的结果导致我国长期以来形成了熟人圈、关系网, “官中有人好办事”, “关系就是生产力”, 成了一些人的生活信条。雷·贝卡利亚说:“对法律的畏惧是健康的, 然而人对人的畏惧则是有害的, 是滋生犯罪的。”在实际生活中, 当情与法发生碰撞时, 情往往依然能够占据不少优势。官本位、权力本位的意识依然深深萦绕在公民的心间, 这些都不利于公民的法律信仰的培育和发展。
(五) 法律信仰的历史底蕴不足
事物的发展都要经历一个事件的历程, 法律信仰的建立尤其如此。西方国家法律信仰程度之所以如此之高, 很大一方面是因为其经历了多年的法律渲染, 从文艺复兴开始, 不少西方国家的民众便为了自身的权利同国王、教会、贵族、甚至国家做了种种斗争, 尤其是通过法律的途径把其斗争的成果明确规定了下来, 并且加以不断的完善、改进, 经过几十年、上百年的发展才有了今天较高法律信仰、法律层次的局面的出现。从我国来看, 法律真正意义上得以持续、较好的贯彻是在改革开放之后, 之前虽然也有法律, 但或者是仅限于纸上的规定, 在实际社会中比未按此推行, 这一点在新中国建立之前体现较为明显。新中国建立后, 虽然法律较之前有了不少实际成效, 但法的进程一度被打断, 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法律才慢慢的恢复和再次发展起来, 由此算来, 到目前为止, 也仅仅有50年左右的历史, 时间的沉淀缺乏适度, 加之我国经历封建专制统治的时期很长。几千年来的文化传承及思想沉淀在一定程度上都阻碍了法律信仰更好的发展。
五、公民法律信仰的培育途径
造成当前我国公民法律信仰薄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因此, 要真正的培养好公民的法律信仰, 并使之能根植在公民内心, 需要采取多方面的措施, 多管齐下, 这样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综合上述的原因分析, 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当面考虑去培育公民的法律信仰:
(一) 全方位的展开与深化法制教育
要使崇尚法律的理念深入人心、要将法律信仰融于骨血, 那么就有必要从启蒙教育阶段就关注法制教育。要在家庭、学校、单位、社会形成教育梯次, 国家应充分有效地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资源大开展法治宣传, 进而在全社会营造知法、守法、用法、护法的氛围, 并且要长期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法制教育不仅仅是法律知识的普及与传播, 更重要的是崇尚法律的精神升华和法律至上的信仰的树立。所以敬畏法律、崇尚法律遵守法律应当成为我国当前教育的一个关键之处, 经过长期的熏陶必然对公民法律信仰的培育能起极大地促进作用。
(二) 完善法律规制和监督制约体制, 坚持公正司法
当前我国公民法律信仰缺失的很大的一个原因便是当前实际中存在的腐败现象, 现实的与理想的差异会极大地打击公民的对法律的信心, 加大公民对法律的不信任感。所以, 我们要加大公共权力领域的法律监督与权力规制建设,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大力遏制腐败, 减少公众对法律的不信任感。另一方面要继续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从制度建设和法律规定上保证司法的独立地位, 确保司法真正的起到监督和制约作用, 严惩那些妨碍司法的行为, 构建益于提高司法效率的程序规则, 树立起司法公正的形象, 保证司法的权威, 加大公民对法律的信心, 这样才能更好地推进法律信仰的培育。
(三) 强化司法人员队伍建设, 全面提高执法水平
司法队伍以及执法人员作为与公民接触较多的人员, 他们的言行举止无形的折射出法律的形象。我们应该有其注重司法队伍的建设, 首先在人员选拔要上实行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管理机制, 在业务建设上不断加大培训、考核力度, 不适合执法要求的人员要坚决清除和调整出执法队伍, 保障执法队伍人员的高素质、高质量。执法人员作为法律的践行者, 其更应当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准和文明素养, 对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要熟练掌握, 在执法过程中要善于将法治思想传递给民众, 要保证执法过程公开、公正、公平, 并符合程序要求。所以执法人员不仅要做到违法必究、执法必严, 还要起到表率作用, 以身作则, 做守法的模范, 把信仰法律作为职业操守。
(四) 拉近立法与民众的距离, 增强民众对法律的认同感
人们信仰法律, 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人们需要法律, 亲近法律, 是实际感知了法所具有的神圣性、公正性和权威性。而要保证这点, 在立法时必须民主, 充分考虑、吸收民众的意见, 加强立法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同时关注法律的现实实施结果, 减小乃至消除理论与现实的脱节现象。如果法律本身就是不公正的, 制定的法律本身就违反了民意或者法律本身毛病重重, 那么要求人们服从法律, 信仰法律, 也只能是天真的幻想, “恶法非法”, 不公正的法律是不可能有法律权威的。只有使我们制定的每一部法律得到了民众的深层认同和积极共识, 成为人们强烈的情感要求和理性趋向, 这样的法律才能深入人心, 才能唤起人们的崇敬和信仰。此外也要关注和重视宪法的作用。宪法作为根本大法有其神圣的地位, 其权威性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在我国宪法的形式意义多于实质意义, 政治意义多于法律意义。而追根究底就是因为我们的宪法缺乏可诉性, 且没有一套完备的违宪审查制度。不断增强公民遵守宪法的自觉性、保卫宪法的主动性、参与宪法运行过程的积极性;逐步赋予宪法可诉性, 在司法实践中将宪法至上的心理认同感和信仰理念注入民众心中。
法律信仰是法律存在的意义, 也是法律获得永久生命力的基础, 公民法律信仰的真正形成, 有赖于我们立法的完善和司法的良好运行, 更由于公民主体意识的提高。在法律实践中, 只有建立其法律信仰才能真正的实现法律本身的价值和目标, 也只有把建立公民的法律信仰作为法律本身至上的追求, 才能使法律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当然, 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起公民的法律信仰,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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