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法律素质教育

刑法法律素质教育（共8篇）

刑法法律素质教育 篇1

新时期, 大学生故意违法犯罪的活动增多。大学生犯罪的原因是很复杂的, 但笔者认为其原因之一是高校没有实施刑法法律素质教育, 导致部分大学生在实施犯罪活动过程中没有任何思想上的犯罪感。并且, 高校有责任通过课堂教学来降低大学生犯罪的可能性。

1 刑法法律素质教育的概念

法律素质教育在很多文献中出现并有很多学者研究它, 也有学者研究青少年犯罪和大学生犯罪, 但并无学者单独提出刑法法律素质教育的概念。根据十八大精神, 党提出“依法防范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但是, 当代大学生犯罪现象日益严重, 性质逐步恶化, 类型有所增加, 手段在不断升级, 人数急剧上升, 其发展趋势令人甚忧。 (1) 国家既要求大学生成为建设国家的后备军, 但部分大学生又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来破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这样的矛盾下, 笔者提出刑法法律素质教育的概念, 希望通过大学课堂教学, 从思想上加强大学生刑法素质, 从而达到预防大学生犯罪的目的。

所以, 刑法法律素质教育就是高校通过长时间的课堂教学, 运用作业和考试等方式, 对学生灌输中国刑法法理、刑法条文等知识, 从而使刑法精神内化为学生的素质, 从而达到预防大学生犯罪。

2 刑法法律素质教育与法律素质教育的差异

众所周知, 刑法学是法学专业众多课程中的一门。所以很多学者以此为前提, 他们认为在课堂上实施法律素质教育, 就是有详有略地对大学生讲授法理、宪法、刑法、民法、经济法和知识产权法等法学专业规定的十四门主干课程, 并重点讲授法理、宪法、刑法和民法知识。简单地说, 他们认为刑法教学是法律素质教育的一个子系统。

笔者认为, 刑法法律素质教育不应成为法律素质教育的一个子系统, 它应独立出来成为一门大学生必修的主干课程, 如同英语课、体育课一样。

2.1 刑法与非刑法法律之间的差异性

刑法与非刑法法律是有差异的。

从法律规定内容看, 刑法是规定犯罪和惩罚后果的法律规范, 而其他部门法律规定的只是一般违法行为和后果责任。

从保护社会关系的范围看, 刑法是规定国家秩序、社会秩序、人身安全和经济财产安全的。而其他部门法律规定的只是某一方面的社会秩序。

从惩罚手段看, 触犯刑法则会受刑罚的惩罚, 包括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而其它部门法中也有一些法律规定对一般违法行为可适用强制, 但远远没有刑罚强烈, 他们更多的是规定财产罚。

2.2 刑法法律素质教育单独成为一门公共课程的必要性

首先, 从法与社会关系的角度分析。大学生触犯刑法, 不仅祸国殃民, 也自毁前程。大学生犯罪的特点是“一怒生成犯意, 一该拨出凶器, 一瞬犯暴行凶, 当即致人死亡”。 (2) 如果要阻止这种情况发生, 只能靠长期的刑法法律素质教育。然而, 如果大学生对民法、宪法、经济法和知识产权法感到陌生, 虽然也不利于大学生成为综合人才, 但其破坏性明显比较轻。而且, 大学生有自学能力, 当在实际生活和工作中遇到这些问题, 他们完全可以通过自学来解决。

第二, 从教学课时的客观限制出发。大学一般是四年制, 学习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程一般只有一个学期, 能分配到学法律的课时就更少, 如果教师还重点讲授法理、民法等内容, 学生学习刑法的时间就更少。刑法的内容如此之多, 缺少充足的课时保证是行不通的。法学专业的刑法教学计划分为刑法总论、刑法分论和刑法案例教学三个部分, 一般用两个学期来完成。当然, 非法学专业的刑法教学计划可以比法学专业的要求低一些, 但应当详细讲述刑法总论, 刑法分则中的财产性犯罪、人身伤害性犯罪和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只有对这些内容有深刻的理解, 大学生的刑法法律素质才会逐渐形成。

第三, 从教学效果出发。法学是比较难学而且难精通的, 法学专业的学生经过四年系统的法律教育, 能通过司法考试的学生也只占百分之十左右。如果, 对非法学专业的学生在一个学期内都讲授法学专业的十四门主干课程, 学生就能形成所谓的“法律心理”、“法律观念”、“法律信仰”和“法律能力”, 这是不切实际的。既然如此, 集中精力讲授刑法学是更明智的选择。如果刑法法律素质教育成为一门公共课程, 高校就会配备一支专业的刑法教师队伍, 他们有法学本硕博学历, 对刑法有深刻的理解, 让他们来传授刑法知识, 会大大促进刑法教学质量。

笔者也肯定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程, 会使学生具备一定法律素质,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醒大学生不要实施违法犯罪的活动。但把刑法法律素质教育附属于法律素质教育, 是无法从根本上提高大学生刑法法律素质的。

2.3 法律素质教育应当从属于刑法法律素质教育

笔者认为, 法律素质教育应从属于刑法法律素质教育。这观点符合社会实践需用, 因为预防大学生犯罪才是法律教育的最重要目标。高校应明确在大学生法律教育过程中, 刑法应是教学重点。而其它部门法, 应实行精简教学, 鼓励学生自学, 在学生学有余力的前提下, 可以以听讲座、参加法律演讲比赛等方式进行学习。

在素质教育的要求下, 他们两者的从属关系应取决于国家的需要、社会的需要和学生个人的需要。从种属逻辑上分析, 刑法应是法律的子项, 但是, 我们实际教学工作不能因此思维定势, 过分重视法律而轻视刑法, 花费相同的精力和时间讲授刑法、法理学、宪法学、民法学等课程。

我们应从实际需要出发, 使刑法法律素质教育应成为主项, 而法律素质教育处于从属地位, 在学懂刑法的前提下, 再学其它部门法。

3 学生没有接受刑法法律素质教育的原因

第一, 国家无此项政策。高校一直强调综合素质教育。在教学实践中, 综合素质可分为身体素质、思想政治素质、外语素质和专业素质。高校通过体育课增强学生的身体素质;通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及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课程增强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通过英语教学来增强学生的外语素质;通过专业课增强学生的专业素质, 并且, 在所有高校中这四方面的素质教育都有专业的学院 (系) 来负责实施的。但是, 高校并无专门的刑法法律素质课程和教师队伍, 而且在2005年, 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教育部把原来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两门课程合并为一门思想道德修养成与法律基础课程, 从而在政策上阻断了单独开设刑法法律素质教育课程的可能性。

第二, “两课”的教师不精通刑法。法律素质教育依附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程, 它的主讲教师大都来自马克思主义学院 (或马列教研室) , 这些教师的本硕博学历主要是哲学类或马克思主义原理类专业, 他们大都没有受过系统的法律教育, 而且能精通刑法的教师更是稀少。

第三, 法学院刑法学教师不对非法学专业的学生授课。在高校的法学院 (系) 中, 刑法教研室的教师只对法学专业的学生授课, 他们基本上不对非法学的学生教授刑法专业知识。而通过大学讲座形式来普及刑法知识, 这样的讲座也是极少的。

4 提高大学生刑法法律素质的对策

响应十八大报告“深化平安建设”号召, 全面提高大学生刑法法律素质, 预防大学生犯罪。笔者认为, 要使大学生形成刑法法律素质, 必须使学生在被动状态下和主自状态下系统地学习刑法并且要长时间接触刑法知识, 所以提出以下对策。

第一, 单独开设刑法法律素质课程。这门课程的授课教师主要来自法学院 (系) , 而且他们的本硕博学历主要是法学专业, 并且精通刑法。这门课程的教学大纲可参照法学专业的《刑法学》教学大纲, 系统讲授刑法法理、刑法总论、刑法分论, 详细解释刑法条文、刑事司法解释条文并结合案例进行教学。

第二, 实行全国统一的刑法法律素质等级考试。这项考试制度可以参照英语四六级等级考试。现在, 很多高校把四六英语证书作为奖学金评选、优秀学生评选和保送研究生等的必备条件之一。因而, 学生自主学习英语的热情很高, 而且即使受到挫折, 也会迅速从考试失败中恢复过来重新准备下次考试。国家也可以设立刑法法律素质等级考试, 让高校自主制定学校政策, 把它也作为奖学金评选、优秀学生评选和保送研究生的条件之一。

第三, 刑法法律素质教育与英语基础课相结合。大学期间, 英语基础课是占时间最多的, 共用四个学期来完成。现在, 全国主流的英语教科书分别是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新视野大学英语》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大学英语综合教程》, 但这两套教程的约五十个单元课程的内容主要包括外国社会风俗、外国文学作品、历史文化地理和人际友谊等话题, 都不涉及中国法律, 更不用说涉及中国刑法了。笔者认为, 在英语教科书中可以用一些篇幅介招中国刑法, 并对刑法条文、刑事司法解释条文进行英译汉和汉译英练习。在四六级等级考试中, 在一些考题反映中国刑法的精神和内容。

5 结语

高校并没有大学生刑法法律素质教育这门课程, 但笔者认为完全有必要开设这门课程。当代, 大学生违法犯罪呈上升趋势, 高校应制定有计划、有目的的刑法教学计划对大学生实施刑法法律素质教育, 这既有利于国家社会的发展, 也有利于大学生的成长。

摘要：本文阐述了大学生刑法法律素质教育概念、刑法法律素质教育与法律素质教育的差异, 学生没有接受刑法法律素质教育的原因, 并根据十八大精神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大学生,刑法法律素质教育,对策

注释

1颜小冬.当代大学生犯罪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4:1.

2颜小冬.当代大学生犯罪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4:19.

刑法法律素质教育 篇2

1、与其他部门法相比，刑法具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二是。

2、我国的和罪的法定最高刑是否为三年有期徒刑，均适用我国刑法。

3、根据解释的效力不同，刑法解释可以分为。

4、根据属地原则，所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是指犯罪的或者有一项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

5、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具有、6、我国刑法典规定的基本原则为、。

7、享有和

8、按照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关系的范围不同，犯罪客体可分为 和

9、刑法第20条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这里的“但书”表示的是（）A对前段的补充B对前段的强调C对前段的限制D对前段的例外

10、根据属地管辖原则，所谓在中国领域内犯罪，是指（）

A犯罪的行为和结果均发生在中国领域内

B犯罪人和受害人均在中国领域内有居所

C犯罪的行为或者结果有一项发生在中国领域内

D犯罪人或者受害人有一方在中国领域内有居所

11、犯罪的最本质特征在于它是（）

A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B违反法律的行为C触犯刑律的行为D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

12、我国刑法的首要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作斗争。

A危害社会的行为B违法行为C违纪违法行为D犯罪行为

13、刑法第93条规定“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这种情况属于（）（多项选择）

A司法解释B立法解释C论理解释D文理解释

14、下列情况中，我国刑法有溯及力的是（）（多项选择）

A行为是的法律认为是犯罪而行为后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

B行为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而行为后的法律认为是犯罪

C行为时的法律和行为后的法律均认为是犯罪但行为时的法律处刑比行为后的法律轻

D行为时的法律和行为后的法律均认为是犯罪但行为时的法律处刑比行为后的法律重

15、在犯罪客观方面的诸多事实特征中，只有（）才是一切犯罪构成的必备条件。（多项选择）

A危害行为B危害结果C犯罪的时间、地点D犯罪的方法 名词解释：

16、犯罪

17、刑法

18、刑法学

问答：

19、简述犯罪构成的概念和特征。

刑法法律素质教育 篇3

一、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在电大刑法学教学中应用的可行性

(一) 从刑法学学科性质上来看

刑法学课程是电大法学专业专科阶段的一门注重实践性、应用性的必修专业基础课, 在整个法学专业的教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教学的最终目标, 不仅是学生对刑法基本理论知识的获取掌握, 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运用刑法理论并根据刑法规定分析和解决实际刑事案件中各种基本问题的能力。诊所式教育模式能弥补传统法学教育带来的不足, 提高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

(二) 从教学对象来分析

电大法学教育的对象都为成人学生, 他们来自各行各业, 其中很多人是法律实践工作者, 他们具有全日制法学院学生所没有的法律身份, 可以直接参与到刑事司法业务。这种情况下, 诊所教育模式就不会缺乏真实的案例来源和实践基础。

(三) 从电大成人的学习方式上来分析

电大的法学教学不同于全日制高校的教学。电大学生的学习主要依靠自学。教师的任务主要是按照课程目标的要求, 指导学生充分利用各种资源自主地进行学习, 完成学习任务。诊所式教育模式是以学生为学习主体, 真实的案例或模拟场景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符合电大学生学习的特点。

(四) 从电大现有教学条件来分析

电大有着完善的网络教学环境, 无论是专题讨论、观点交流、法庭辩论还是模拟演示, 都有着较为便利的条件。并且电大有一大批外聘教师就是来源于法律实践工作一线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 他们不仅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 同时也为诊所式教育模式开展的社会实践基地提供了便利条件。

二、诊所式法律教育在电大刑法学教学中的初步应用

刑法学作为法学专科的基础课程, 它主要涉及刑法理论及其实际应用的讲授与学习研究, 培养学生运用刑法理论并根据刑法规定分析和解决实际刑事案件中各种基本问题的能力。既有基础知识的传授, 更要注重实践运用的能力。对于远程开放学习者来说, 除了有限的面授时间与辅导老师接触外, 更多的是自主学习, 根据电大教学的特点, 笔者尝试将诊所式法律教育融入在实际的刑法学教学中去。

(一) 教学手段设计

根据诊所法律教育模式的一些理念并结合MOOC教学的手段, 本教学设计主要分为线上和线下教学两个空间:线上充分利用开放教育网上学习平台、BBS、QQ群、网上模拟法庭、案例收集电子邮箱、微信群, 通过这些现代通讯设备, 时时开展教学;线下充分利用面授课时机, 与学生探讨线上存在的问题与疑问, 梳理知识脉络, 提示重点难点, 并组织学员参与社区法律援助、案件审理观摩等系列社会实践活动。

(二) 教学评价设计

依据开放教育学生成绩评价体系, 除了笔试部分, 学生平时成绩占20%, 其中10%为书面形成性作业, 10%为平时学习过程评价, 具体分值如下:

三、诊所式法律教育在电大刑法学教学中应用的存在的问题

(一) 传统的培养计划重理论轻实践, 相关的课程设置陈旧。

刑法学的学习, 不仅仅是刑法基本理论的学习, 更应该注重法律思维、法律实务能力的培养, 这就需要有一个完整的全新的法学专业培养目标的设定和与之配套的课程体系的设定。可是在实践中, 无论是目标还是课程体系都明显的重理论轻实践, 很多配套课程设置陈旧。

(二) 缺乏稳定优秀的辅导教师

在基层电大, 各专业课教师分为专职和外聘两类。专职教师虽然理论知识丰富, 可是缺乏相应的司法实践经验, 并且很多基层电大采用多校合并的形式, 专职教师除了应付性的完成教学任务以外, 还要完成很多学校的其他工作任务, 精力及实践能力的缺乏影响了教学效果的实现。外聘教师大都来自司法一线, 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但是由于是外聘, 缺乏有效的考核管理机制和稳定性, 因此对于教学的有效性也很难进行监督与评价。

(三) 学生学习自觉性不够, 配合度不高

电大入学的低门槛导致了学生的水平参差不齐, 特别是专科阶段的学生, 大都来自职业类学校, 学习习惯和文化素养相对都比较弱, 没有明确的学习目标, 只是为了“混”个文凭而来读书, 学习缺乏自觉主动性。另外, 由于电大学生还存在一定的工学矛盾, 有很多诊所式法律实践活动, 比如去社区参与法律纠纷调解等, 虽然已经提前通知了, 但是能积极参加的学生并不多, 整体的配合度不高。

四、提高诊所式法律教育在刑法学教学中应用效果的途径

(一) 转变传统的法律教育理念

法律本来就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 要提高刑法学教学的教学效果, 将诊所式法律教育理念的核心思想真正运用到实践之中, 就要求我们的教师和学生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 树立注重实践、注重法律运用的新理念。

(二) 改革传统的培养计划与课程设置

根据电大教学方式和学生的特点, 改革原有的法学专业培养计划。适当的压缩基础课程和综合通识课程, 增加实践性法律课程, 如法律诊所、律师实务等。就刑法学课程而言, 可以尝试与刑事诉讼法课程合并, 更能体现刑事法律运用的实务性。此外, 改革形式主义的毕业生实习制度, 克服毕业实习的随意性、盲目性, 可以尝试将学生的具体参与法律诊所实践活动的内容作为实习考核的内容。

(三) 强化师资队伍建设

为了有效提高诊所法律教育在刑法学课程应用中的效果, 合理的配置专、兼职教师非常重要。一门课程也可以尝试由专职、兼职两名教师共同完成教学任务, 对于本校的专职教师, 应鼓励其参与社会上各类法律实践工作。对于校外兼职教师, 要从法官、检察官、警官和专职律师等法律实践工作者中去认真选任, 并严格考核制度, 对于认真完成教学任务的加大奖励力度。

(四) 设置学习小组, 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电大的学生社会经验比较丰富, 可以选择一些具有法律实践工作背景且学习认真的学生作为学习组长, 领导学习组经常开展学习活动, 学校依据活动的效果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或奖励。并将此类奖励与原有的年度优秀学员考核挂钩。

总之, 法律诊所教育是一种值得推广的法学教育模式, 笔者将诊所教育模式引入具体的刑法学课程教学中, 希望通过这些初步的尝试与探索, 能提高电大法律教育的质量, 真正实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培养面向业务第一线的应用型、实践型、高级专门人才”的目标。

参考文献

[1]王立民.诊所法律教育研究[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4.1.

【自考法律科目】刑法学课程简介 篇4

什么是刑法学?这是《刑法学》课程首当其冲要解决的问题，包括刑法学的定义、刑法学的研究对象及与其他学科间的关系。

刑法学以世界各国刑法为研究对象，是研究犯罪和刑罚、刑事责任及其罪刑关系的科学。它属于部门法学的范畴，是部门法学中最重要的学科之一。

作为研究刑法的科学，是随着刑法的产生而出现的。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人类对犯罪和刑罚的认识不断深入，积累了大量的刑法文化遗产，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刑律十分发达，当时律学主体部分就是研究刑律的学问，也就是现在的刑法学。例如，中国春秋时期就有所谓“刑名之学”。但是，刑法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却是近代才出现的。一般认为，1764年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贝卡里亚《论犯罪和刑罚》一书的出版，标志着现代刑法学的正式诞生。此后，经费尔巴哈、龙勃罗梭、菲利、李斯特等人的不断努力，先后出现了刑事古典学派与刑事实证学派(包括刑事人类学派和刑事社会学派)，创立和发展了刑法理论体系。

刑法学主要分为以下类型

(1)规范刑法学，是指以本国的现行刑法为研究对象，主要采取注释方法揭示法条的内容，并加以评注而形成的刑法规范知识系。

(2)理论刑法学，是指采用思辨方法，对蕴含在法条背后对法条起支撑作用的法理加以阐述而形成的刑法知识体系。在理论刑法学中，按照其内容又可以分为刑法法理学与刑法哲学。

(3)比较刑法学，是指采用比较方法，研究各国刑法，探求立法思想和原理的异同，阐述其特征而形成的刑法知识体系。(4)国际刑法学，是指对国际刑事法律规范进行研究而形成的刑法知识体

刑法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分析法，比较法，历史法和理论联系实际法。刑法学作为研究刑法的科学，是随着刑法的产生而出现的。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人类对犯罪和刑罚的认识不断深入，积累了大量的刑法文化遗产，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古代刑律十分发达，当时律学主体部分就是研究刑律的学问，也就是现在的刑法学。例如，我国春秋时期就有所谓刑名之学。但是，刑法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却是近代才出现的。一般认为，1764年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贝卡里亚《论犯罪和刑罚》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刑法学的正式诞生。此后，经费尔巴哈、龙勃罗梭、菲利、李斯特等人的不断努力，先后出现了刑事古典学派与刑事实证学派(包括刑事人类学派和刑事社会学派)，创立和发展了刑法理论体系。本书属于规范刑法学，是以我国现行刑法规范为研究对象的。规范刑法学是刑法学的基础，也是刑法入门的基本知识。

刑法法律素质教育 篇5

《刑法》第七十八条规定了减刑的适用对象(即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第八十一条规定了假释的适用对象(即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四条则规定了暂予监外执行的适用对象。如何理解这三个法条中“被判处”的含义,意义重大。如果“被判处”仅指“原判决”判处,则死缓犯在两年期满减为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后,不得再根据《刑法》第七十八条适用减刑;死缓犯减为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后,也不得再根据《刑法》第八十一条适用假释;死缓犯减为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后,或者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后,不得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四条适用暂予监外执行。相反,如果“被判处”的含义包括经过减刑后的“裁定”判处,则原判决为死缓的罪犯可以多次适用减刑,也可以适用假释,原判决为死缓、无期徒刑的罪犯也可以在减为有期徒刑后适用暂予监外执行。可见厘清《刑法》及相关刑事法律条文中“被判处”的含义确有必要。

一、目前司法解释中对“被判处”含义的理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1997]6号)(以下简称1997年《规定》)第九条第二款规定,对死刑缓期执行罪犯经过一次或几次减刑后,其实际执行的刑期,不得少于十二年(不含死刑缓期执行的两年)。该条认为,对死刑缓期执行罪犯可以适用一次或几一国策的理解和支持,等等,都有待于树立政府的良好形象。地方政府要推动地方经济蓬勃发展,加强招商引资,在国际公众面前树立良好的形象是当务之急。

五、结语

政府形象是政府组织的总体特征和实际表现在社会公众中的反映,即政府组织在社会公众中获得的总体评价。政府公共关系是一种以塑造组织形象为己任的传播管理艺术,它通过多种公共关系调查手段对政府形象加以客观评估,运用多种传播沟通手段协调与广大社会公众的关系,影响、引导大众舆论,为政府树立形象、维护形象、控制形象、纠正形象、优化形象服务。当然,政府公共关系主要不是靠为政府“美容”来为次减刑。同时,1997年《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对死刑缓期执行罪犯减为无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后,符合刑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和本规定第九条第二款规定的,可以假释。”该条认为,对死刑缓期执行罪犯减为无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后,可以适用假释。从中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刑法》第七十八条、第八十一条中的“被判处”不仅指“原判决”判处,而且包括经过减刑后的“裁定”判处。对于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规定》中对“被判处”作如此理解的原因,可在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10月8日发布的《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1991年《规定》)中找到答案。1991年《规定》第二条专门规定了“关于死缓犯的减刑以及减刑后能否假释的问题”,其认为死缓犯能够经过一次或几次减刑,并且可以假释,是因为死缓犯的减刑是一种法定的特殊形式的减刑,它与刑法第七十一条规定的减刑不同。可见,最高人民法院在针对原判决为死缓的罪犯减刑、假释时将“被判处”的含义理解为被经过减刑后的“裁定”判处。

同时,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规定》第十二条规定:“根据刑法第八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对累犯,以及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中的一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那么这一条中的“被判处”又应作何理解呢?我认为,该条完全重复《刑法》第八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是对刑法第八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假释禁止适用对象的强调,是要明确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中的一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无论其刑期是否经过减刑减到了十年以下,均不得适用假释。因此,刑法第八十一条第二款中的“被判处”应理解为被“原判决”判处。这样就使得原判决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暴力性犯罪分子,即使经过减刑刑期变为十年以下,也无法得到假释。我认为,这样理解《刑法》第八十一条第二款中的“被判处”的含义,能够真正体现1997年《刑法》增加严重暴力性犯罪不得假释规定的精神。

由上可知,《刑法》第七十八条、第八十一条规定中的“被判处”一般是指原判决,但当在针对死缓犯减刑、假释时,“被判处”的含义也需包括经过减刑后的裁定。

二、《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四条中“被判处”的含义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可以暂予监外执行。实践中,不仅原判决为有期徒刑、拘役的罪犯可以暂予监外执行,而且原判决为死缓、无期徒刑的罪犯在被减为有期徒刑后,也可以适用暂予监

之树立良好形象,而主要是靠完善政府形象的内涵,靠实际行动,靠理性说服、思想沟通和情感交流去提升、塑造政府形象。

参考文献:

[1]斯科特·卡特李普等著.有效的公共关系.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

[3]纪华强,杨余德.公共关系的基本原理与实务.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10,(第2版).

[4]陈耀春.中国政府公共关系.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应把理想信念教育纳入公务员继续教育的必修课

———浅议加强公务员理想信念教育

于天云

(山东省临沂市市委党校,山东临沂

摘要:当前,加强公务员理想信念教育势在必行。为此,作者探讨了加强公务员理想信念教育的意义,调查分析了公务员理想信念教育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公务员理想信念继续教育

当前,加强公务员队伍的思想建设显得尤为重要,而加强公务员的理想信念教育是思想建设的关键。加强公务员继续教育,不应忽视公务员的理想信念教育,而应把其作为公务员继续教育的必修课,抓紧抓好。为此,我们探讨了加强公务员信念教育的意义,通过调查研究,发现了公务员理想信念教育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公务员理想信念教育的必要性

当前,公务员理想信念教育一刻也不能放松,只能不断加外执行。实践中的做法是否妥当?

首先,我认为,实践中将原判决为无期徒刑的罪犯在被减为有期徒刑后适用暂予监外执行的做法违背了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1979年《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对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可以适用暂予监外执行,而1996年《刑事诉讼法》则对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不再予以适用暂予监外执行,主要是考虑到被判处无期徒刑罪犯的罪行、主观恶性和社会危险性[1]。如果原判为无期徒刑被减为有期徒刑的罪犯也可以适用暂予监外执行,则将使《刑事诉讼法》关于暂予监外执行对象的修改毫无意义。因为按照我国目前的减刑制度,原判为无期徒刑的罪犯在服刑两年之后即可依法减为有期徒刑,如果这时就可以成为适用暂予监外执行的对象,那么必然使《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成为一个摆设,起不到应有的限制暂予监外执行适用对象的作用。

其次,《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四条中的“被判处”是否应包括死缓二年考验期满后的减刑裁定呢?如果包括的话,则暂予监外执行的适用对象为:(1)原判为有期徒刑、拘役的罪犯;(2)原判为死缓,两年考验期满后被减为有期徒刑的罪犯。其他罪犯则一律不得适用暂予监外执行,包括:(1)原判为无期徒刑的罪犯;(2)原判为死缓,两年考验期满后被减为无期徒刑的罪犯;(3)原判为无期徒刑被减为有期徒刑的罪犯。但是,如果这样理解的话,则会产生这样一个冲突:原判决为无期徒刑的罪犯不可以适用暂予监外执行,然而,原判决为死缓的罪犯却可以在两年期满减为有期徒刑后适用暂予监外执行。这显失公平。尽管实践中死缓两年期满减为有期徒刑的罪犯极其稀少,但是从逻辑上毕竟存在这样冲突的可能性。对于这个冲突,应如何理解和解决呢?有人说,死缓两年期满能够减为有期徒刑,说明该罪犯有重大立功表现,可是,难道原判决为无期徒刑的罪犯就没有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吗?很显然从两类罪犯狱内表现上不能化解这个冲突。对“被判处”含义的理解问题似乎走入了一个两难选择的境地:要么仅指原判决,要么包括所有的减刑裁定。如果仅指原判决,不包括死缓两年期满后的减刑裁定,则不能体现死缓两年期满后的减刑裁定的特殊性。如果包括所有的减刑裁定,又会使得假释、暂予监

赵敏

强。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1.“四大危险”的根子在于理想信念的动摇和缺失。胡锦涛在“七一”讲话中指出:“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许多迹象表明“四大危险”现实已经存在,绝非仅仅是理论上的问题。公务员队伍也不同程度地面临这四种危险的威胁,必须引起我们的警觉和重视。主要表现有;有些公务员忽视学习,理想信念动摇,丧失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精神萎靡不振,缺乏积极进取、勇于创新的精神状态;有些公务员水平不高、依法执政能力不强、解决复杂问题本领不大;有些公务员宗旨观念淡薄,忘了本,严重脱离群众;有些些公务员以权谋私、腐化堕落。以上种种表现已经严重影响了公务员队伍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严重破坏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了党的执政外执行的范围扩大,使得相应的法条设置毫无意义:凡是经过减刑减为有期徒刑的,均可暂予监外执行;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暴力性犯罪分子,经过减刑减为十年以下后,也可以假释。这不能不说是《刑事诉讼法》二百一十四条的一个漏洞,是对“被判处”一词的误用。应通过修改《刑事诉讼法》二百一十四条,将“对于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可以暂予监外执行”修改为“对于原判决为有期徒刑或拘役的罪犯,……可以暂予监外执行”,这样使得原判决为死缓、无期徒刑的罪犯经过减刑减为有期徒刑后均不能适用暂予监外执行,以确保刑罚执行中的公平。

三、结语

为了体现法律的普遍适用性,立法就必须体现法律的明确性,这就要求规范性法律文件所使用的语言必须符合法律的内在要求,做到准确、严谨、简明。准确就是要用明确肯定的语言表达明晰的概念,当然,明确肯定与法律语言的弹性或严格的伸缩尺度并不冲突;严谨是指用逻辑严谨的语言表达法律规范的内容,所使用的语言要遵守逻辑语义的矛盾律、排中律和同一律;简明是指用尽可能简练明白的语言表达法律的内容。三者紧密联系,不可偏废。[2]《刑法》总则、《刑事诉讼法》相关条文中“被判处”一词直接影响到罪犯的待遇,如果模糊不清,必然带来法律适用中的混乱。《刑法》、《刑事诉讼法》中对于“被判处”的使用务必谨慎。经过本文分析,基本上可以明确“被判处”的含义,一般情况下仅指“被原判决判处”,只有在涉及死缓罪犯减刑、假释时,才能扩大解释为包括经过减刑后的裁定判处。《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四条中的“被判处”一词使用不当,应在立法中加以修正;当前实践中对原判为死缓、无期徒刑的罪犯在减为有期徒刑后既可适用暂予监外执行的做法不符合立法本意,应予以停止。

参考文献

[1]陈光中.刑事诉讼法学(新编)[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刑法法律素质教育 篇6

(一) 村民委员会的民事立法现状

宪法和村委会组织法都将村委会称为“群众性自治组织”, 作为组织的一种, 我国《合同法》和《民事诉讼法》中都有关于“其他组织”的规定, 因此, 作为平等主体的一方, 村委会当然可以遵循公平自愿的原则享有与另一方当事人设立、变更和终止合同的权利并承担合同生效后的履行义务。

一种观点认为村委会事实上是一种法人组织,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村委会拥有财产权, 并且该财产与成员的财产是分离的, 足以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另一种观点认为, 村民委员会应该属于社会团体的一种。根据国务院相关规定, 成立社会团体应当具备以下条件:……⑸有合法的资产和经费来源;⑹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此外, 社会团体的申请筹备, 还需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一系列文件, 显然, 村民委员会并非属于社会团体。

(二) 关于村民委员会民事立法完善的建议

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条的规定, 村民委员会作为村民会议的执行机构和内部管理机构, 其在法律和村民大会明确赋予的范围内代表村民会议从事维护村民权益的活动。村集体、村民会议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如同公司、股东大会与董事会的关系一般, 董事会执行股东大会的决策并对具体事务进行管理, 村民委员会则执行村民会议的决策并对具体村务进行管理, 因此, 村民委员会拥有的仅仅是对村民会议决策的执行权, 这种执行权附属并来源于村民自治的自治权, 因此, 村集体才是自治权的真正主体, 而村民委员会则是村民自治组织的执行机构和常设机构。

因此, 必须确立村集体的独立的法律人格, 把村民委员会的法律性质由村民自治组织改为村民自治的执行机关, 并且赋予真正的自治主体———村集体以独立的法人资格。在这个法人中, 有完整的法人治理系统, 村民会议是最高权力机关并行使自治权, 村民委员会是执行村民会议决议的机关, 并且对内对外代表村集体。首先需要在《宪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确立村集体的自治主体地位, 同时, 在相应的民事立法中, 应该赋予村集体以独立的法人资格, 使其成为明确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之一。村民委员会作为村集体的法人代表, 代表村集体全权处理一切民事活动并对外发生法律关系, 而其以法人代表的身份进行的民事行为所承担的责任都由村集体承担, 但若行使与法人代表身份无关的民事行为而承担的责任则由自己承担。

二、对村民委员会刑事法律地位的分析

(一) 村民委员会的刑事立法现状

我国《刑法》第30条对单位犯罪做了规定, 村委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是否可以成为适格的单位犯罪主体呢?有观点认为, 基层群众性组织属于人民团体, 关于人民团体的概念, 1998年国家税务总局的15号文件中规定, 人民团体是指经国务院授权的政府部门批准设立或登记备案, 并由国家拨付行政事业费的各种社会团体。因此, 根据罪刑法定原则, 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 不得定罪处刑, 村委会当然也就不属于单位犯罪的主体。另外, 2007年3月1日, 公安部针对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关于村支书、村主任以村民委员会的名义实施犯罪可否构成单位犯罪的请示》, 批复如下:“……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不属于《刑法》第三十条列举的范围。因此, 对以村民委员会名义实施犯罪的, 不应以单位犯罪论, 可以依法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然而, 在司法实践中, 尤其是司法机关在办理村民委员会涉嫌犯罪的案件中, 往往认为其构成单位犯罪, 理由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意见问题的意见》第2条规定:“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的‘其他单位’既包括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村民小组等常设性的组织, 也包括为组织体育赛事、文艺演出或者其他正当活动而成立的组委会、筹委会、工程承包队等非常设性的组织。”

(二) 关于村民委员会刑事立法完善的建议

依据刑法的立法精神以及我国刑法的立法目的、任务, 以村民委员会实施的犯罪行为应该而且必须是刑法打击的对象, 而其作为社会成员的一部分, 也理应受到刑法的保障。我国刑法第30条将单位犯罪的主体界定为五类, 内容过于简单, 并且与犯罪的形势严重不协调, 大大降低了刑法的可操作性。刑法学通说认为作为犯罪主体的单位应有以下特征:⑴合法性;⑵组织机构性;⑶持久性;⑷刑事责任能力性。由此看来, 村民委员会完全可以成为单位犯罪的主体, 现在缺少的是仅仅以立法的形式确立村民委员会的单位主体资格, 立法机关应尽快完善这方面的立法, 将符合上述特征的单位都纳入到单位犯罪的范围之中。

同时, 从被害人或是原告的角度来说, 村民委员会的性质地位不明确也给其本身带来很多不利, 如我国《刑法》第280条第2款规定:“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印章的, 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近些年来, 伪造村民委员会印章的事件时有发生, 往往成为农村基层不稳定的重要诱因。

摘要：村民委员会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直接组织者和领导者, 是我国农村社会极其重要的社会主体。然而, 却鲜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对其权能行使的法律责任、侵权行为后果以及自身权益受到侵害的司法救济等问题作出详尽规定, 使得相关司法实践缺乏明确的法律指引, 不利于维护村民委员会依法履行职责, 不利于我国公共事业的发展。

刑法法律素质教育 篇7

“所谓‘法律文化’, 是指在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作用下, 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所创制的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或者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态度、价值、信念、心理、感情、习惯以及学说理论的复合有机体。”一方面, 起源于中华法系、建立在大陆法系基础之上具有鲜明社会主义特色的中国法律与起源于中世纪日耳曼习惯法和诺曼王朝国王法院的判例、以英美资本主义国家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另一方面, “在全人类的文化中, 存在着共同的核心, 换言之, 各种文化相覆盖的部分就是文化共核。”不同国家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 随着交往的不断扩大及加深, 对世界的各个方面形成了一定的共识。而基于法律方面共识所形成的各种法律文化相覆盖的部分就是“法律文化共核”。

众所周知, 语言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 它们相互依赖并互相影响。法律英语与法律文化的关系亦是如此。法律英语, 作为ESP的分支学科之一, 无论是在词汇、语法和语域还是在语篇、体裁及技巧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同于日常英语的特色。对非以英语为母语的学习者而言, 法律英语在每一个层面都浸透及彰显着英美等国家的法律特色。从文化语言学的角度来看, 一方面, 法律英语不仅仅是英语国家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其赖以形成和传承的形式与手段, 它还从各个方面体现了英语国家法律文化并对其形成与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 法律英语又是英语国家法律文化的产物, 英语国家法律文化, 作为法律英语存在的背景条件, 无时无刻不对其进行着渗透和制约。因此, 法律英语的翻译不仅仅是一种语言转换, 也是一种法律文化的转换, 是一种跨法律文化的交际活动。

二.从《美国模范刑法典》看法律文化对法律术语的影响

如上所述, 中国法律与英语国家的法律 (以英美为代表) 既存在着“法律文化共核”, 又存在着巨大的“法律文化差异”, 而这种差异又在其各自法律语言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对此, 笔者拟结合《美国模范刑法典》对其进行简要剖析:

建立在大陆法系基础上深受前苏联刑法理论及研究模式影响的中国现行刑法与源于英国普通法的美国刑法从立法到司法都存在着巨大差异。诸如, 在美国, 法官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其“立法定性、司法定量”的法律理念根深蒂固。因此, 在犯罪认定上, 美国刑法注重定性, 其犯罪圈划得相当宽泛, 就连很多在中国刑法中违反治安管理条例的行为也都被认定为犯罪。《美国模范刑法典》第104条将犯罪分为“felonies”, “misdemeanors”, “petty misde-meanors”和“violations”四类就是对此的集中体现。然而, 历来以制定法为主体的中国刑法在认定犯罪时, 虽然也重定性, 但更重定量、重结果。这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大量如“后果特别严重”及“数额特别巨大”等规定中。换句话来说, 我国的犯罪圈相对较小, 因此,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不存在类似上述分类, 即使在目前的刑法理论界, 开始有学者提出“重罪与轻罪”的分类, 但与上述分类亦不完全对应。又如, 中国刑法受几千年封建刑法及前苏联社会主义刑法的影响, 强调义务及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因此, 中国刑法采取的是同时具备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及犯罪主观方面的耦合式犯罪构成, 并突出犯罪的本质特征是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而美国刑法则更突出强调权利、平等及刑法保障人权的功能。因此, 美国的犯罪构成为双层次结构:其一, 犯罪的实体要件, 这包括《美国模范刑法典》第2.01-2.03条所规定的“voluntary act”, “culpability”及“casualrelationshipbetween conduct and result”;其二, 责任充足条件, 即各种合法辩护的排除。分析上述两种犯罪构成体系, 可知, 一方面, 二者之间存在“文化共核”, 例如都对精神上的障碍以及行为人的年龄予以了考虑;但同时二者之间又存在着“文化差异”, 如《美国模范刑法典》中有关“culpability”的具体规定和中国刑法中的相关规定存在着很多不同之处, 而这无疑造成了法律术语的不对应。

三.法律术语跨文化翻译策略———以《美国模范刑法典》为例

法律文化之间的相似性使不同国家法律术语之间的转换成为可能, 而法律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又使得这种转换变得尤为困难及复杂。对此, 笔者认为, 任何法律术语都是其法律文化的一部分, 任何法律术语的意义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一种相应的法律文化, 而最终也只能在与该术语相应的法律文化中得出其真正的含义。具体而言, 可以通过探讨及比较源语与译入语法律文化间的“共核”及“差异”, 将法律术语具体分为以下三类并对其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

其一, 基本对等, 指得是当源语中的法律术语A与译入语中的法律术语B具有完全相同的本质特征及绝大多数的非本质特征时, 或者当A具有B所有的特征而B具有A中所有的本质特征及绝大多数的非本质特征时, 源语中的法律术语A与译入语中的法律术语B为基本对等词。这类词汇无疑是比较容易翻译的。对此, 绝大多数学者建议采用直译的方法。但实际上, 这样的做法却并非完全妥当。诚然, 在“文化共核”的情形下, 准确有效的翻译成为可能并变得相对简单, 在大多数情况下, 采用直译的方法也确实能够完成翻译的目标, 如对“casual relationshipbetweenconductand result”一词的翻译,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没有明确提出“因果关系”这一概念, 但在中国刑法理论却一直都对“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予以强调。因此, 虽然中美刑法中“因果关系”的含义不尽相同, 但直译无疑可以完成功能对等的既定目标。但在另外一些情况下, 直译却不是有效的翻译。如对“voluntary act”一词的翻译。虽然中美刑法采取了不同的犯罪构成体系, 但在现代社会普遍强调“人权”及“自由”这一文化背景下, 双方都排除了思想犯, 肯定了只有存在“行为”才可能成立犯罪这一“共性”, 这也就成为“基本对等词”成立的重要前提。基于此, 很多译者将其直译为“自愿行为”, 这一翻译虽不能说错误, 却不甚恰当。一方面, “自愿行为”一词容易产生歧义, 其所对应的是“不自愿行为”, 而通过将“voluntary act”一词置于《美国模范刑法典》这一具体语境下, 可以得知其实际内涵为排除了“反射动作、痉挛、无意识或睡眠中的身体动作、处于催眠状态中的动作、由催眠中的暗示所引起的动作以及非基于行为人的意思活动或者意思决定而做出的有意识或者习惯性的其他身体动作”以及不作为之外的行为。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没有明确规定与之相对应的词汇, 但是根据刑法理论中有关“危害行为”的论述, 即“危害行为, 指得是在人的意志或者意识支配下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身体动静, 有作为与不作为两种基本表现形式”, 我们可以得知, 其与“危害行为”的表现形式之一“作为”具有完全相同的本质特征及绝大多数的非本质特征, 二者为“基本对等词”。因此, 笔者认为, 没有必要再通过直译的方式创设出一个新的并且可能产生歧义的词汇, 可以直接在探析两国文化的前提下, 在译入语中找出源语的功能对等词。

其二, 部分对等, 指得是当源语中的法律术语A与译入语中的法律术语B的绝大多数本质特征及部分非本质特征相同时, 或者当A具有B的所有特征而B仅具有A的绝大多数本质特征及部分非本质特征时, 源语中的法律术语A与译入语中的法律术语B为部分对等词。在这种既存在“文化共核”又存在“文化差异”的情形下, 翻译则变得相对棘手。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上述“felonies”及“misdemeanors”二词。正如上述, 中美两国法律文化的差异导致了犯罪分类的不同。《美国模范刑法典》根据刑期将犯罪明确分为四类;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则从犯罪主观方面的角度将犯罪分为“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两类。这无疑是两种不同的分类。因此, 之前的学者在翻译“felonies”及“misdemeanors”时, 往往根据其字面含义将其译为“重罪”及“轻罪”。然而, 这样的翻译并不妥当。虽然在当今中国刑法理论中, 有刑法学者主张将犯罪分为“重罪”及“轻罪”以更好地区分不同性质的罪犯, 但结合《美国模范刑法典》可以得知, “felonies”指得是“本法典指定为重罪, 或者可处以 (死刑或者) 未适用加重刑期之规定1年以上监禁刑的实质犯罪”;“misdemeanors”指得是“本法典或者本法典生效后颁布的其他制定法规定为‘misdemeanor’的实质犯罪”。而在中国刑法理论中, 对于“重罪”及“轻罪”的划分标准则不尽相同, 一般认为, 应当判处的刑罚为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为重罪, 应当判处不满3年有期徒刑的为轻罪。这种刑期上限的不同正是对中美刑法中“犯罪圈”大小的直观反映。如果我们简单地将“felonies”和“misdemeanors”译作“重罪”与“轻罪”, 则无疑会产生误解。因此, 笔者建议, 在翻译时, 可以对其予以限定, 将其译为“法定重罪”及“法定轻罪”似更为恰当。

其三, 不对等, 指得是当源语中的法律术语A与译入语中的法律术语B仅有某些相同的本质特征或者没有相同的本质特征时, 或者当A具有B的全部特征而B仅具有A的某些本质特征或者不具有A的任何本质特征时, 源语中的法律术语A与译入语中的法律术语B为不对等词。不对等词的产生及存在正是对不同法律文化差异最直接及最鲜明的体现。而对于这类词汇的翻译无疑是最困难的。对此, 笔者建议在忠实源语法律文化的前提下, 灵活地采用释义、译借及创造新词等方法。例如, 对于“pettymisdemeanors”一词的翻译, 即可通过直译的方式直接创造在美国刑法规范中存在而在中国刑法文化中不存在的新词。根据《美国模范刑法典》, 可以得知其具体内涵为“本法典或者本法典生效后颁布的其他制定法规定为‘petty misdemeanors’的实质犯罪, 或者依照本法典以外的制定法可处以最高不超过1年的监禁刑的实质犯罪”。鉴于在中国刑法文化中, 目前尚不存在与其基本或部分对等的词汇, 因此, 我们可以直接将其译为“轻微罪”, 这样既能给读者以直观的印象, 亦不会产生误解。当然, 根据之前的分析, 为了保证其与“felonies”和“misdemeanors”二词翻译的统一, 如将其进一步限定为“法定轻微罪”则更为恰当。又如, 对于“violations”一词的翻译则可以采取释义的方法。犯罪圈大小的不同, 导致在中国刑法及刑法理论中并不存在“violations”这类的犯罪, 而如果仅通过直译的方式将其译作“违反行为”则无疑忽视该词在《美国模范刑法典》中的实际内涵, 即“本法典或者本州其它制定法规定为‘violation’, 或者仅可以处以罚金、罚金和没收或者其它民事制裁, 或者本法典以外的制定法规定犯罪不构成实质犯罪, 本法典或者其它制定法规定的不产生有罪认定所引起的限制能力或者法律上不利的犯罪”。基于此, 笔者认为, 可以通过使用中文中相关词汇将“violations”的意图含义表达出来, 即将之释义为“不产生实质犯罪法律后果的法定非实质犯罪”。当然, 虽然使用释义的方法, 可以帮助译入语的读者更好地理解源语法律术语的含义, 而不是仅停留在表面意思, 从而提高了可读性, 但是一般在这种情况下, 译者需特别谨慎, 尽可能地掌握第一手材料, 正确的理解源语文化中源语的真正内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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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铭暄, 马克昌.《刑法学》 (第二版)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5]钱冠连.从文化共核看翻译等值论[J].中国翻译, 1994 (4) :14.

刑法法律素质教育 篇8

(一) 问题的提出

在众多刑法条文当中, 关于“诈骗罪”的条文一直是关注的热点。分析在金融诈骗罪下的八个具体罪名, 可以发现彼此在对象、法益、主观是否存在罪过方面都有相似之处, 但是也存在一些差别。通过对比分析, 可以发现犯罪主体是否包括单位, 则是这些罪名的重大区别所在。在这八个罪名当中, 贷款诈骗、有价证券诈骗以及信用卡诈骗这三种罪的主体并不包括单位。对于是否应当将单位纳入到诈骗罪主体当中, 存在着从宏观以及微观两个方面的讨论。

宏观方面来说, 如果单位做出的犯罪行为, 其主体只能由自然人构成, 此时单位的行为如何认定?以张明楷教授为代表的学者持有肯定说, 单位是否构成犯罪只能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 如果在刑法条文中, 该项罪名只能由自然人构成, 且该行为必须由自然人实施, 此时只能追究自然人的责任;而以陈兴良为代表的学者提出, 对于单位中自然人追究责任, 必须在该自然人犯罪的情况下进行, 如果自然人并没有反则, 此时仍然追究其责任, 则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

对于几个具体罪名中, 单位能否成为诈骗罪的主体一直没有定论, 这也为司法实践造成了困难。

(二) 法律规范与事实不适应

在最原始的犯罪当中, 犯罪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多个自然人相互合作组建了单位, 也就形成了虚拟的“法人”, 从此也就出现了“法人犯罪”的概念。单位犯罪是一种较新的理念, 同时随着市场竞争日益激烈, 我国刑法在制定的过程中也更加关注到经济领域当中的单位犯罪问题, 通过严格的法律规范加以约束。随着金融工具不断改进, 金融诈骗犯罪方式也发生了变化, 同时主体也呈现多样化趋势。但是在金融诈骗犯罪下的八个罪名中, 我国刑法对于犯罪主体却做出不一样的规定。

我国刑法对于集资诈骗、信用证诈骗以及票据诈骗这些犯罪, 都规定了单位犯罪的情况。其解释为这些犯罪既有可能是自然人实施的, 也有可能是单位实施。为了净化市场经济运行的环境, 应当对这些主体都严厉打击。而根据这一解释, 我们也可以推定其它没有设定单位犯罪的金融诈骗罪当中, 是因为社会中并不存在单位犯罪的情况, 即使有, 也是不具备可惩罚性的。

信用卡诈骗罪是典型的没有规定单位犯罪的罪名。在我国《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当中将信用卡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个人的, 另一种是单位的。单位的信用卡主要用作商务采购、差旅两种, 这也就意味着在现实中, 肯定存在着单位恶意透支信用卡情况, 或者经银行催告而然不还款的行为, 这显然属于“单位犯罪”的行列, 但是在法律条文中缺乏这一规定。因此, 单位犯罪在金融诈骗罪中的立法缺失, 显然不能对我国市场经济起到很好的规范效果。

二、增设单位犯罪的重要意义

(一) 法律意义

1.违法单位受到应有惩罚

在判定某一行为是否应当受到法律惩罚的时候, 主要是看该行为是否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在单位犯罪中, 虽然行为本身可能给单位带来较多经济利益, 但是也不能否认其对社会也产生了严重危害。结合实践, 很多单位犯罪已经激起了社会公众的不满。在刑法还没有对这些行为规定单位犯罪的情况下, 仍然是需要追求直接责任人, 或者单位负责人的责任;其次, 单位通过实施犯罪行为其本质是侵犯了他人的法益, 并不是为他人带来更多利益。从这一点来说, 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并没有区别。

2.违法单位应对社会造成危害

为了给单位增加利益, 以单位的名义进行诈骗, 属于单位诈骗。虽然在事实上确实有诈骗的行为, 但是该行为做出并不完全等同于犯罪。根据我国《刑法》第三十条规定, 单位行为只有在对社会造成危害的情况下, 才可能构成犯罪, 才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从这一条法律规定中, 并不是单位所实施的一切对社会造成危害的行为都构成犯罪, 只有法律条文明确规定的情况下, 才可以认定为单位犯罪。在我国刑法中, 例如杀人罪仅仅规定了自然人主体, 这也就意味着单位不可能构成杀人罪。而在一些没有规定单位犯罪的诈骗罪中, 单位则不需要承当相应的刑事责任, 因此有必要对这类犯罪增设“单位”这一主体。

(二) 现实意义

1.成员与单位之间雇佣关系

单位的行为其实是由多个自然人的具体行为组成, 因为每个单位的运作经营都离不开自然人。即使是单位实施了诈骗行为, 因为单位本身并不具备行为能力, 这些行为最终还是要靠自然人来完成。但是在自然人实施这些犯罪的时候, 其主观目的是为了帮助单位谋取利益, 同时自然人为单位的组成人员, 因此自然人的犯罪行就不再是刑法意义上的自然人犯罪, 而是被单位犯罪所吸收。也正是基于单位犯罪中自然人的双重属性, 我国刑法针对单位犯罪也规定了两种处罚方式:第一种是双罚制。虽然自然人是单位组成成员, 其犯罪行为也被单位所吸收成为单位犯罪, 但是刑罚的目的是为了打击犯罪, 并且起到教育的作用, 因此在对单位进行惩罚的同时, 也应当让自然人受到应有的惩罚;第二种是仅仅惩罚自然人。自然人为了单位利益的增加而实施了诈骗行为, 但是因为我国部分诈骗罪条文当中, 并没有将单位纳入到犯罪构成的主体中, 因此无法对单位进行惩罚, 只能将自然人作为惩罚对象。但是在单位实施诈骗行为中, 自然人处于相对独立地位, 只要自然人实施了犯罪, 也就意味着其主观上是为了单位利益, 也就存在着单位故意犯罪的事实。如果仅仅是因为法律条文没有规定单位可以作为诈骗罪的主体, 则不惩罚犯罪, 这与诈骗罪的立法初衷相违背。

2.成员与单位之间利益关系

单位当中的组成人员之所以受到法律惩罚, 是因为其意志具有独立性, 同时自身利益与单位保持一致。首先, 在意志的独立性方面。单位作为一个经济实体, 其自身也同样具备独立的意识。而单位意识具体是由单位当中每个成员的意识所决定, 单位意识是对成员意识进行的提炼与升华。虽然最终成员的意识或者能力都会上升到单位的层面, 但是这也不意味着自然人失去了意识的独立性, 因此我们可以说, 单位成员的意识独立是相对的。虽然每个单位成员的意志会最终融入到单位整体意志当中,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在单位当中有影响力的包括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成员, 他们的个人意识对于单位整体意识的形成都产生很大影响。在单位作出某些具体措施的时候, 单位中每个成员的意识是自由的, 也就意味着有期待他们做出合法行为的可能性。而如果单位成员因为自身意识的影响, 做出了犯罪行为, 该行为也就具备了可罚性。在单位犯罪中, 即需要追究直接负责人的责任。如果在法律条文中, 该种犯罪主体不包括单位, 此时自然人会因为自己的行为独立地被评价为犯罪;其次, 单位成员与单位利益是保持一致的。单位的组成人员为了使单位获得更多利益而进行诈骗, 一部分是为了单位的发展, 另一部分也是考虑到自身利益的需求, 因此在实现单位利益的同时, 也意味着部分成员利益得以实现。

3.结合相关法律, 行为具有可罚性

1996年最高院对诈骗案件的审理出台了相应的司法解释, 在该解释当中规定了单位成员以单位的名义进行诈骗, 同时诈骗所得最终归单位所有, 此时应当追究直接主管人员、以及其它负责人员的责任。该条司法解释属于旧司法解释, 在其中规定了为单位利益进行犯罪的时候, 需要追究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该条司法解释虽然还没有将单位纳入到犯罪主体当中, 但是也规定了自然人的责任。而在新的司法解释当中, 则忽略了对单位犯罪中自然人责任的规定。有的人认为在旧刑法制定时, 还没有贯彻罪刑法定的原则, 因此需要通过司法解释来加以明确。而在新刑法制定的过程中, 已经贯彻了罪刑法定原则, 但是又没有将旧解释当中的这一规定纳入到法律条文中, 因此不能将自然人责任的追究写入司法解释当中。但是笔者认为, 这与罪刑法定原则是否贯彻无关。在新刑法出台之后, 2002年最高院针对盗窃行为做出了司法解释, 在该解释当中规定了相关人员为了单位利益而进行盗窃, 应当追求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因此笔者认为在为单位利益实施诈骗, 已经侵犯到法律所保护的财产权, 也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可罚性。无论是单位与自然人组成关系, 还是双方利益关系, 亦或是其它相关法律规定, 都应当增加单位犯罪。

三、增加单位犯罪立法的理由

自然人以单位的名义, 为了单位的利益实施了犯罪, 已经严重危害到了社会稳定发展, 如果仅仅追求其中直接负责人, 或者其它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无法起到有效惩治的作用, 因此应当在诈骗罪当中增加单位犯罪。

(一) 遵循罪责自负原则

在为单位利益实施的犯罪当中, 如果仅仅对其中的直接负责人, 或者相关责任人进行惩罚, 未免惩罚力度过小, 而放纵单位继续实施犯罪行为。单位成员做出的犯罪行为, 一方面体现的是个人意志, 另一方面也代表着单位整体的意志, 其主观上是为单位谋取利益。从主观方面来说, 不仅是直接责任人存在主观恶意, 单位同样也具有主观恶意, 即危害社会秩序的恶意。由此犯罪行为而获得的利益, 不仅是由自然人个人享有, 更多地则是由单位享有。因此如果在该种情况下, 仅仅追究自然人的责任, 而忽略对单位的处罚, 这与罪责自负的原则规定不相符。

(二) 遵循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如果仅仅处罚单位犯罪当中的直接负责人, 这与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不相符。在这当中涉及到法律溯及力的问题, 对于案件发生的时期不同, 处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如果该行为是发生在1997年之后, 也就是刑法做出重大修正之后, 诈骗的数额特别巨大, 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 则应当处以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甚至是无期徒刑;但是在1996年最高院出台的司法解释当中, 自然人实施了诈骗行为, 且诈骗数额归单位所有, 此时应当追究直接负责人的责任。如果数额特别巨大, 则应当判处5至10年有期徒刑。截止到目前为止, 该条司法解释并没有被废除。由此可见, 在旧司法解释当中, 即使是在数额特别巨大的情况下, 直接责任人最高也只可能受到10年的有期徒刑。同时在我国法律中规定了单位犯罪的追溯标准较之自然人来说会比较高, 同时单位犯罪中直接责任受到的刑事处罚, 较普通自然人来说会比较轻。因此如果缺少了单位诈骗罪, 则在对被告人进行惩罚的时候, 无论是运用新的刑法, 还是运用现行刑法, 都是对被告不公平的。

四、结语

在金融诈骗犯罪当中, 只有单位存在着实施诈骗犯罪的可能性, 同时也对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 则应当受到相应的刑事惩罚, 这也是在诈骗罪当中设立单位犯罪的意义所在。而只有完善诈骗罪当中的犯罪主体, 才能促进我国市场经济更加平稳地发展。

摘要：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 利用单位名义实施诈骗行为, 为单位带来利益增长的行为经常发生, 但是因为我国诈骗罪缺少对单位犯罪的规定, 导致单位并没有收到应有的惩罚, 这对我国经济市场平稳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笔者在本篇文章中, 针对在诈骗罪中增设单位犯罪作为讨论主题, 对其法律意义以及现实意义详细展开论述。

关键词：单位犯罪,诈骗罪,意义

参考文献

[1]张志勇.诈骗罪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