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认定（精选6篇）
刑法认定 篇1
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主导地位, 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规定“国有企业改制应采取重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合资、转让国有产权和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多种形式进行……”其中对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制改造是采用最多的形式, 公司制有利于增强市场主体的竞争力。但在实际改制过程中存在利用职务之便进行犯罪的行为, 国有资产流失是改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已构成犯罪, 对国有资产改制过程中的相关犯罪做刑法认定, 有利于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一、国企改制中职务犯罪的特点
(一) 犯罪主体趋向多元化
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环境下, 国有企业改制中犯罪主体超多元化方向发展, 以经营管理人员为核心、以对国企负责监督、领导的国家工作人员及改制中的相对方为辅助, 通过相互勾结来共同犯罪, 使犯罪主体更具有隐蔽性和危害性。
(二) 犯罪在客观上呈现出新的特点
当前国企改制中呈现出发案高、犯罪主体的职位高、大案要案的比例高、实权部门法案多、串案多等现象, 使犯罪危害的严重性大大提高。
(三) 犯罪手段越来越多样化
现阶段国企改制中的犯罪手段主要有:隐匿国有资产, 非法转移、侵吞国有资产, 私分国有资产, 暗箱操作获取属于职工的各种待遇, 与外部人员勾结、共同作案。
二、国企改制过程中的几类犯罪类型概述
(一) 私分国有资产罪
我国《刑法》第396条规定“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们团体, 违反国家规定, 以单位名义将国有资产集体私分给个人, 数额较大的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3年以下尤其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罚单;数额巨大的, 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国企改制中在评估拟改制企业资产时, 采取虚报债务、减少债权、转移资产等手段隐瞒国有资产, 改制完成后转入改制后的企业加以侵占, 这符合私分国有资产罪的犯罪构成要件, 应定为私分国有资产罪。
(二) 受贿罪或出售国有资产罪
在改制过程中, 拍卖方与竞价方相互串通, 压低改制企业的国有资产价格, 以低价收购国有资产, 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这种串通拍卖行为符合徇私舞弊低价出售国有资产罪地客观要件, 同时, 这种行为还伴随着受贿罪的问题, 很多情况是因受贿而低价出售国有资产, 构成牵连犯。
(三) 贷款诈骗罪
在改制过程中, 很多企业借假破产之名来逃避银行债务, 构成贷款诈骗罪, 这是因为“非法占有”的目的是金融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据《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在司法实践中, 对于单位十分明显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利用签订、履行借款合同诈骗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 符合刑法第224条规定的合同诈骗罪构成要件的, 应当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
(四) 滥用职权罪
有些领导在改制前故意堵死经营渠道, 造成企业亏损, 以极低的价格收购国有资产, 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 在改制后通过复通经营渠道来盈利。在国有企业滥用职权造成国家直接经济损失数额30万以上的, 致使国有企业停产、破产的, 造成恶劣影响的, 可用滥用职权罪进行定罪处罚。
三、犯罪数额的认定
(一) 隐匿资产并转入改制后企业占有的犯罪数额认定
利用国企改制之机隐匿国有资产, 并转入改制后新企业享有的权利, 一般定为贪污罪, 有人主张以被告人在改制后的企业所占投资的比例定罪, 还有主张以行为人隐匿的资产总额进行计算。
(二) 侵占国有控股、参股公司财产的犯罪数额认定
关于此种贪污的数额认定还存在一些不同意见, 有的主张按国有、集体的股份比例认定;有的认为只要有共有资产的混合体经济就应全额认定为公共财产, 还有主张国有、集体控股企业应全额认定为公共财产。
(三) 侵吞股份的犯罪数额认定
侵吞国有股份是一种新型的犯罪类型, 对于此犯罪的数额应参照一定的标准, 把握好犯罪数额的时间点, 掌握具体的犯罪数额。在这类犯罪中不能全面反映资产折旧、增值等的变化情况。
四、国企改制中犯罪的危害
(一) 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
据统计,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 国有资产每年的损失量达到5000亿到6000亿, 占当年GDP的6.6%到8.6%, 造成如此严重损失的主要原因是, 国有企业在改制过程中, 没有按照竞争性的市场规则进行, 而是由行政权力决定, 导致权钱交易的猖獗。
(二) 阻碍企业改制的进程
国企改制过程中, 管理出现混乱状况, 各类财产、档案登记制度不完善, 改制的企业效益一般不好, 各种矛盾也比较集中, 改制中发生的犯罪会严重影响企业的改制进程, 导致企业的许多环节橱柜现象, 使企业的改制步履维艰。
(三) 引发各种社会矛盾和不稳定因素
国企改制中的犯罪数额都比较大, 挪用公款、贪污的数额令人触目惊心, 在一些改制中, 领导将国企资产一卖了之, 从中捞取各种好处, 使企业职工失去了生活的保证, 引起广大群众的愤怒, 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五、结语
总之, 在国企改制中将相关的犯罪纳入刑法中, 设立各种罪行, 有效惩治犯罪分子, 有利于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 从而保证改制工作的顺利完成。必须对危害改制进程的犯罪活动保持高度警惕, 并加以防范, 更好的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参考文献
[1]孙莉莉.国企改制过程中相关犯罪的刑法认定[D].华东政法学院, 2009.
[2]彭贵良.国企改制过程中职务犯罪认定若干法律问题研究[D].华东政法学院, 2008.
[3]李春瑾.论国有企业改制中职务犯罪的侦查方法和预防对策[D].西南政法大学, 2009.
刑法认定 篇2
【内容提要】认识刑法中的因果关系，应当先从行为的客观性质着手确定行为与结果有无因果关系，然后再结合行为人的主观罪过确定其行为是否属危害行为，进而确定其刑事责任的轻重；刑法中的因果关系是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一种内在的、本质的联系，危害行为（即原因）的产生带有偶然性，刑法上因果关系本身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辩证统一；应当正确区分因果关系中的原因与条件；不能把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与构成犯罪和承担刑事责任等同起来。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犯罪客观危害中的一个主要内容，它反映了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内在联系，正确解决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对于正确解决危害行为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有重要意义。
一、必须坚持因果关系的客观性原理
辩证唯物论认为，因果关系是客观世界普遍联系和相互制约的表现形式之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一个现象，都会引起另一个现象。引起其他现象的现象是原因，由其他现象引起的现象是结果。因果关系就是指由包括时间先后程序在内的一种现象必然引起另一种现象的具有本质的内在的联系。唯物主义同时认为，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具有客观的性质，因果关系的客观性表现在因果之间的联系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转移为转移的。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客观世界普遍存在的因果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正确认识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关因果关系的基本理论，首先必须坚持危害行为引起危害结果是一种客观的现象，是不以行为人的意志转移为转移的。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因果性，只是世界性联系的一个极小部分，然而——唯物主义补充说——这不是主观联系的一小部分，而是客观实在联系的一小部分。”是“物本身中”含有“因果依存性”[1]。因此，认识和判断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是否存有因果关系，既不能以行为人是否认识和怎样的意志为转移，也不能以其他人的认识和意志为转移。例如后母计厌丈夫前妻的女儿，经常持棒追打该女。而该女一见后母持棒追打，便会产生条件反射，夺门而逃。某日，女儿为逃避后母的追打，夺门逃到马路上。此时，迎面开来一辆汽车，当场将女儿撞死。在这一案例中，我们可以认定后母追赶女儿是女儿被撞的一个条件，而司机驾车相撞是女儿致死的一个原因，即司机的驾车相撞与女儿致死之间存有因果关系。因为只有司机驾车相撞的行为才包含了女儿致死的结果。这种因果关系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联系，它不是由人们主观地根据自己的想象制造的，而只是客观地反映在人们的头脑中。
然而，在认识和评价因果关系的客观性过程中，并不是不存在任何障碍的。当我们假设，如果后母工于心计，早就知道某时某刻有汽车经过，于是故意持棒将女儿赶上马路，以致女儿被撞致死。面对此情此景，不知还有多少人能够坚持女儿之死仍然与司机的驾车相撞行为存有因果关系。很多人自然地会得出结论，是后母的追赶行为与女儿之死存在着因果关系。既然认定后母的行为与女儿之死存有因果关系，就意味着后母的行为属于故意杀人既遂。女儿已死后母就是故意杀人既遂，那么如果司机驾车相撞仅仅撞伤女儿，那就意味着后母的行为属于故意杀人未遂。这样，后母的故意杀人是既遂还是未遂，完全取决于司机的驾车行为，而不是后母本身的追赶行为，这又无论如何也不符合刑法的基本理论。
为什么有的人在理论上承认因果关系的客观性特征，然而在实践中很难贯彻到底？为什么有的人在抽象的角度上承认因果关系的客观性，然而在具体的应用上又否认因果关系的客观性呢？问题在于有的人在认识刑法中因果关系的时候，首先从人的主观方面着手，查明确定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是危害行为，然后再确定行为与结果有无因果关系，这样，因果关系就必然随着行为人的意志转移了。例如有的刑法学者提出，在刑法学上有意义的原因是危害社会的行为，有意义的结果是危害社会的结果。不具有危害性的行为与危害社会的结果间没有因果关系。如窃贼慌忙逃窜，违章横穿马路被司机驾车撞死，如果司机主观上无罪过，便就不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2]。但在这个案例中，如果司机发现窃贼正是自己的仇敌，以致能刹车而不为，故意将窃贼撞死。按照有的人的观点，此时司机的行为与窃贼之死就存在因果关系。这种貌似将刑法因果关系具体化的观点，却完全违背了因果关系必然是客观的最一般原理，把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看成是可以随着行为人的意志转移而转移的一种主观联系。
我们认为，如果作为客观世界普遍联系中的因果关系是纯客观的，它不以人们的意志转移为转移，那么作为刑法中的因果关系同样也是纯客观的，它也不以行为人和其他人的意志转移为转移。这就要求我们在认识刑法中的因果关系时，不能先从行为的法律性质着手判断其是否属于危害行为，然后再确定与结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而是应该先从行为的客观性质着手确定行为与结果有无因果关系，然后再结合行为人的主观罪过确定其行为是否属危害行为，进而确定其刑事责任的轻重。按照先确定行为的法律性质、后确定因果关系的观点，具有因果关系等于存在刑事责任，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在因果关系中已得到充分体现。然而这种观点恰恰在这一点上有意无意地否定了因果关系的客观性特征。
那么怎样才能正确地坚持刑法中因果关系的客观性呢？我们知道，当一个犯罪事实或者客观事件发生之时，促成这一事实或事件发生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必须借助犯罪构成的主观罪过要件和客观危害要件的评价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主观罪过与客观危害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两者又有相对的独立性。而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作为犯罪客观危害中的一个构成要素，同样与主观罪过有着相对的独立性。我们认为，判断和评价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正是借助这种相对的独立性，才能真实地考察其客观性。因此，在我们确定因果关系的时候，丝毫不能受行为人和其他人的意识和意志的影响。只有在确定行为与结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之后，再结合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以确定有无刑事责任和有多大的刑事责任。怎样才是坚持了因果关系的客观性？对于我们来说，后母无意中持棒追赶女儿与后母有意持棒追赶女儿致死，司机因不能预见或不可抗力而撞死窃贼与司机有意追求或放任窃贼被撞死，就像两幕被抽掉了心理活动和语言表达内容的“无声电影”重现在我们面前，我们纯粹从行为的自然属性和物质力量中去寻找行为对结果的影响作用。如果两幕“无声电影”中的一个场景被确认为存有因果关系，那么另一个场景也应当同样被确认为存有因果关系，反之亦然。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认识、判断和评价刑法中的因果关系，应当坚持因果关系的客观性原则，就意味着必须将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暂且搁置一旁不予理睬，将因果关系纯粹看成是客观世界中的一种客观联系。完成这一客观事实的认定后，再结合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罪过给予确定相应的刑事责任。当然，我们研究刑法中的因果关系，坚持它的客观性，并不是说社会上的所有行为都可以无限地进入我们的刑法评价领域。我们说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的一种客观联系，此时的“危害行为”实际上是我们在对这一问题进行独立研究时的一种合乎逻辑规律的暂时假设，而是不是危害行为，只有通过揭示行为人的主观罪过才能加以证实。但这一证实过程是在因果关系的认识、判断和评价之外进行和完
成的。正是这样，我们才可以毫不迟疑地说，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仅仅属于犯罪客观危害中的一个构成要素。解决了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只是解决了行为人对特定危害结果可以负相应刑事责任的客观依据，但并不等于解决了刑事责任的全部问题。行为人最终是否要承担刑事责任，是以行为时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一定罪过为主观依据的。只有主客观要件同时具备并一致时，刑事责任的根据才完全具备。那种有意无意把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与刑事责任混为一谈的观点，都是不正确的，也是经不起推敲的。而把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与刑事责任混为一谈的深层错误，就在于违背了因果关系的客观属性，把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看成是属于行为人意识与意志支配下的客观产物。当然还需要指出，坚持因果关系的客观性，并不等于在认识、判断和评价因果关系时，一点不可能介入评价人的主观能动性。我们认为，因果关系是客观的，司法人员可以认识它、评价它、反映它，但不能以自己主观的臆想创造它、消灭它，也不能以自己的意识和意志替代它。然而在客观世界复杂的普遍联系中，司法人员截取哪一节联系环节作为评价对象，这多少是由人的意志决定的。但是截取的一节事实，本身仍是客观的反映。这同样体现了因果关系的客观性。同时，因果关系不以行为人的意志转移为转移，也并不等于说行为人的主观心理活动对行为的发展一点不起作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行为人的这种精神力量实际上已经化为了行为中的物质力量。所以，因果关系归根到底是一种独立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客观联系，在行为之中本身已蕴含了结果发生的依赖性。
二、正确认识因果关系的性质
由于因果关系的复杂性，使得因果关系成为刑法理论中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而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如何认识和理解刑法上因果关系的性质和由此而产生的如何正确区分对结果都有影响的原因和条件，即刑法上的因果关系除了必然因果关系之外，是否还存在着偶然因果关系。持“一分法”的学者认为，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只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一种形式。这种观点指出，危害行为总是在一定条件下产生的，如果行为人所实施的危害行为对所发生的危害结果起着引起和决定作用的，就是原因。它和所发生的结果之间的联系是一种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如果所实施的危害行为对所发生的危害结果虽然起一定的作用，但并不能引起和决定这一结果的发生，那就是条件。它和所发生的结果之间的联系是一种外在的、偶然的条件。无论必然现象还是偶然现象，都是一定原因引起的结果，都包含有因果性。但不能因此就认为因果关系也应当分为必然因果关系和偶然因果关系两种形式，把必然联系与偶然联系和因果关系混为一谈。因此，刑法中的因果关系是一种内在的必然联系[3]。持“二分法”的学者认为，刑法上的因果关系除必然因果关系之外，还必然包括偶然因果关系。刑法上的偶然因果关系是由这一个必然因果关系环节与那一个必然因果关系环节（即一对因果关系与另一对因果关系），在连续的形式下的交错和巧遇所间接产生出来的结果，这就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的因果关系的形式——偶然因果关系的特点。这种情况是由行为人的行为同社会危害结果之间这种特殊对象所决定的。因为行为人的行为这一特殊形式的因，对于社会危害结果来说，它所起的作用，不限于直接的，还包括间接的，不限于直接造成前一因果环节中的果，还包括间接造成后一因果环节的果。如果前一因果环节的因同后一因果环节的果之间发生了间接关系，这种关系就是犯罪中的偶然因果关系[4]。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都从大量的哲学原理中寻找根据，并试图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而认为对方没有正确理解哲学原理中有关必然性、偶然性与因果关系的关系。持必然关系的学者认为：把一个完整的因果关系拆开后分为必然的因果关系与偶然的因果关系，“这实际上是把哲学上的必然性与偶然性这一对范畴，与因果关系这个概念混淆起来”[5]。持偶然因果关系的学者认为：“认为因果关系只有必然因果关系一种形式，是把因果关系等同于必然性，不能正确理解因与果，必然性与偶然性这些哲学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结果。”[2]由此看来，要解决刑法中有无偶然因果关系的存在，还必须首先要正确认识哲学原理中相关范畴本身的属性和相互之间的关系。
我们知道，在揭示、描绘和总结客观世界普遍联系的现代哲学中，包含有大量的基本范畴。而在有着普遍联系的客观世界，反映客观世界事物普遍联系的这些基本范畴之间也存在着或多或少、或明或暗、或紧或疏的相互联系。就因果关系这一对范畴而言，它不但与必然性、偶然性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从而表明因果关系产生的必然性与偶然性，而且它还与其他范畴发生联系。例如结果反映了某种事物存在的现象，而原因揭示了这一事物之所以存在的本质；结果可以表明某种事物成为客观存在的现实性，而原因则可以揭示这种事物会产生某种现象的可能性。关系作为一个紧密结合的实体现象，它的产生固然有着其必然的原因，又有着其偶然的原因。然而，哲学中的每一对范畴不但它的本身是对立的统一，而且它的本身各自有着自身的独特内容，它们与其他范畴之间有着严格的区别。正因为如此，它们各自才有可能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内容上揭示客观世界存在和具有的某种联系和矛盾。不然，这些范畴不但不能揭示什么问题，而且连它们自身存在的余地也会丧失。
原因与结果这对范畴揭示了客观世界中的什么样的一种联系？它们之间的关系其本质是什么？因果关系实际上是指客观世界普遍联系和相互制约的一种表现形式，即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一种现象的存在与出现，都是由其他现象所引起的并又能够引起其他现象的产生。由于客观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一定的因果关系现象的产生又是在一定现象作用下产生和形成的，所以因果关系是由一种现象在一定现象作用下必然引起另一种现象产生的两种现象之间的本质、内在的联系。前一现象为因，后一现象为果，对这一因果关系实体现象产生一定影响作用的一定现象可以称之为原因的原因。
必然性与偶然性指的是什么？它们是指客观事物发生联系和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可能性趋势。必然性是指客观事物发生联系和发展过程中一种不可避免、一定如此的趋向，必然性产生于事物的内部根据、本质的原因。偶然性则表明客观事物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种有可能出现、也有可能不出现的趋向。偶然性产生于客观事物的外在条件、非本质的原因。必然性和偶然性在客观事物发展过程中有着不同的地位并起着不同的作用。必然性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居支配地位的、一定要贯彻下去的趋势，它决定着事物发展的前途和方向。偶然性则相反，它对事物的发展只是起着加速或者延续的作用。必然性和偶然性是对立的统一。任何一个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既包含着必然性的趋势，又包含着偶然性的情形。这种矛盾现象的产生是由于客观事物的发展过程本身存在的普遍联系的客观世界中的复杂性所决定的。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主要是由它的内在根据所决定的，然而这种必然趋势能否实现而成为现实，又得取决于这一事物与其他事物的许多偶然的联系，以致在事物发展中会产生多种多样的摇摆与偏差。恩格斯曾指出：“偶然的东西正因为是偶然的，所以有某种根据，而且正因为是偶然的，所以也就没有根据；偶然的东西是必然的，必然性自己规定自己的偶然性。而另一方面，这种偶然性又宁可说是绝对的必然性。”[6](P.543)正因为偶然性和必然性之间存在如此辩证的关系，恩格斯又指出：“被断定为必然的东西，
是由纯粹的偶然性构成的，而所谓偶然的东西，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7](P.240)由此可见，在事物的联系和发展过程中，必然性和偶然性是同时存在的。必然性通过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必然性通过大量的偶然性表现出来。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补充和表现形式。没有脱离了必然性的偶然性。凡看来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偶然性本身又始终服从于内部的隐藏着的必然性。辩证唯物主义揭示的这些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第一，因果关系表明了客观事物之间存在着的一种内在联系。任何一对因果之间的联系由于是它们内在的联系、本质的联系，因而也就是一种现实的联系，而因果之间由于现实的联系又必然使它们成为一个现实的独立体，两者不可分离。有结果必然就有原因，我们不但能够找出这一原因，而且在解释因果联系时也必须找出这一原因。尽管就因果关系的客观性而言，必定先有因，后有果。但就唯物主义的实践论而言，人们的认识是从结果着眼，由果溯因，有果必有因。从这一意义上说，因果关系不但是现实的，也是必然的。但是当一种新的现象出现之前，无所谓有原因的存在，正所谓无结果就无原因。原因是以结果的产生而“产生”，是以结果的存在而“存在”，正因为如此，因果关系才是现实的，现实的又才是必然的。因果关系的必然性是以有结果必然有原因的前提为基础的，而不是相反。因为任何一种现象能否必然引起另一种现象的产生，又得取决于许多偶然性的因素。例如开枪击头，其发展趋势是必然导致死亡，但死亡是否成为现实，又取决于子弹不会打偏，被害人没有躲避等因素。而开枪死人存有因果关系，是以死亡存在为前提的，没有死亡就不发生开枪与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原因与结果永远是一对现实的不可分离和分割的关联现象，因果关系永远是一种现实的联系。而有死亡的存在，就必然有导致死亡的原因存在又表明，因果关系永远是一种现实存在的实体现象内部之间的必然联系。
第二，因果关系是作为客观世界的一个实体关系而存在的一种客观现象，这一客观现象的产生和存在又有其复杂的原因，也就是说这里包含着许多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因素，但必然性和偶然性本身反映的是事物发展的趋势，这种发展趋势能否成为现实性，又包括了多种可能性。因此，必然性、偶然性就事物的发展趋势而言，它永远表明了一种客观事物有引起另一种客观事物的可能性，是站在可能性成为现实性之前的一种前瞻。因此，现实的是必然的，但必然性并不等于现实性。例如开枪击头，既包含着必然导致死亡的可能性，也包含着因偶然因素不产生死亡的可能性，比如子弹打偏、子弹失效、被害人反应敏捷及时将手枪打落等等。在一切事物蕴含的可能性发展趋势成为现实性之前，这一事物发展趋势的必然性和偶然性都是一种可能性。而当这一事物蕴含的可能性已经转化为现实性，那么这种现实性不但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统一的产物，而且也是必然性的最终反映，所以现实的都是必然的。因果关系是一种现实的联系，所以因果关系又是一种必然的联系。
我们说因果现象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统一的产物，是就因果关系作为一个有关联的实体现象而言的，就因果关系实体内部的联系而言，其本质不但是现实的，而且又只能是必然的，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研究犯罪因果关系“是在已经发生危害结果的情况下，去查明这一结果是由谁所实施的行为造成的，无论这种因果关系原来是必然的或者偶然的，结果都是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如果说偶然因果（指原因——摘引者注）对结果的发生有一个从零到百分之百的或然性，而我们所面临的正是百分之百。从相互转变的观点来看，偶然性在这里已经转化为必然性了。”[8]这种观点正确地表明了原因的偶然性并不表示因果关系的偶然性。原因的偶然性也并不能否认因果关系的必然性[9](P.28)。当然这里也需要指出，偶然性转变为必然性，并不意味着偶然性本身没有存在过和没有发挥过作用，只是由于其自身量的堆积而发生质的变化转变为必然性，以致才引起和造成某种结果的发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因果关系是一种必然联系，只是在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联系的问题上，才与必然性和偶然性发生联系，但原因的偶然性反映在因果关系内部又表现为必然性，即结果必然是由原因引起的。
唯物辩证法关于因果关系的一般原理，对于我们认识和研究刑法中的因果关系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实际上就是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一种内在的、本质的联系，在危害行为已经引起和造成危害结果的情况下，其因果关系是一种现实的联系，因而也是必然的联系。刑法上的必然因果关系承认危害结果是由一个危害行为基于必然的合乎规律的发展而造成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只要这种观点进一步承认危害行为（即原因）的产生带有偶然性和刑法上因果关系本身是必然性和偶然性辩证统一的产物，那么这个观点就能够正确解释刑法上因果关系的现象和本质了。而相比之下，偶然因果关系的观点存在着多方面的矛盾和谬论。
第一，偶然因果关系说把因果关系划分为必然因果关系和偶然因果关系，实际上混淆了哲学原理各种范畴的基本内容，把因果关系与必然性、偶然性的联系，看成是因果关系与必然性、偶然性的混合。如果这一观点能够成立，那么因果关系这一范畴一旦与现实性和可能性、现象与本质等范畴相联系，势必又会出现现实因果关系和可能因果关系，本质因果关系和现象因果关系等不同划分，这样势必造成思想认识上的混乱。在我们看来，因果关系与必然性偶然性是两对不同的范畴，它们具有各自的固定内涵，它们之间具有的联系并不能取代它们之间的区别，不可混为一谈。因果关系是客观现象之间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必然性与偶然性是指客观事物发展趋势的表现形式。因果性反映了必然性，但这种必然性并不排除偶然因素的介入。因果关系的偶然性也有其原因，但这个原因与所引起的结果之间的关系又是必然的。所以，对于作为现实的因果环节，具体的因果环节来说，根本不存在偶然的因果关系。
第二，偶然因果关系说把因果关系划分为必然因果关系和偶然因果关系，实际上把因果关系本身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相互作用、辩证统一的产物看成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相互对立后的产物，以致于“把因果关系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从同一个因果运动过程中独立出来，作为两个实体而存在”[9](P.77)。有的持偶然因果关系说的学者甚至还不同意偶然因果关系仅仅是“前一因果环节中的因同后一因果环节中的果之间发生了间接关系”[4]的说法，认为在偶然因果关系的“原因和结果的这种联系中，包含着三个或四个而不是两个紧密连环着的必然因果环节。”[10]按照这种观点，偶然因果关系不但能够从一个完整的因果关系中独立出来，而且这里的原因是通过三四个必然因果环节才偶然与结果发生联系。然而这种观点不但把原因产生的偶然性看成了原因与结果的偶然联系，而且也实在不能解释偶然因果关系为什么只能是三个或四个而不是更多的必然因果环节的产物。而这种所谓的偶然联系又想说明什么问题？在我们看来，偶然性背后隐藏着必然性，必然性是通过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一个因果环节本身就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相互作用的产物，在一个因果关系中必然性和偶然性不可分离，对同一个结果不可能存在必然原因和偶然原因。所以，偶然因果关系说把原因的范围无限扩大，不但陷入了原因不可知论的泥淖，而且也无助于解决实际问题。
第三，偶然因果关系说把因果关系划分为必然因果关
系和偶然因果关系，实际上把因果关系因其产生过程中存有偶然性的因素而与偶然性发生的联系，错误地理解为原因与结果的偶然联系。而这种所谓的偶然联系，又被说成是由于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外因作用而使原因与结果之间存在着某种非本质的联系，这实际上把一切对结果曾产生过影响，发生过作用的因素不作原因和条件的区分就统统视为原因。而把条件上升为原因，等同于原因，又违背了唯物辩证法关于分析因果关系必须遵循孤立、简化的基本原理。这种想在无限的普遍联系中寻找因果关系，既永远不能确定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范围，又会不恰当地引起刑事责任的扩大。在我们看来，客观世界的诸多现象，总是处在因果相继的普遍联系和相互制约的无限之长的链条之中，研究因果关系只有通过孤立、简化的原则，从中抽出一个具体因果环节加以考察才有针对意义。而在一个因果环节中，只有原因才具有引起和促成结果的作用，才能与结果发生本质的必然联系，而原因的其他因素不过是原因能够实现引起结果产生的条件，条件不是原因，条件与结果不存在因果关系。由此我们想到，匡正偶然因果关系错误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正确区分对结果都发生影响与作用的原因与条件，把条件排除在因果关系之外，使因果关系真正反映事物之间一种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联系。三、正确区分因果关系中的原因与条件
唯物辩证法的原理告诉我们，客观世界是一幅由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一个事物的产生与发展，都得依赖于其他事物的作用。同样，在一个因果关系中，一个结果的产生，离不开原因的作用，而原因在引起和促成结果的发生时，又离不开条件的作用。由于原因和条件对结果都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和结果都有一定的联系，只是两者联系的性质不同，两种影响的作用不同，因此也产生了种种不同的观点，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条件说”（主张条件即原因）和“原因说”（主张条件、原因有区别）。条件说认为，凡是引起危害结果发生的一切条件行为，都属于刑法的原因；凡是原因对结果的发生都有等同的作用，所以这种观点也称之为条件等价说。这种观点从逻辑的联系角度出发，把自然科学上的“无前者就无后者”的因果联系和思考方式全盘引进到刑法学中，把所有对结果产生有过联系和影响的条件因素都看成是原因，而不问它们之间联系的紧疏、影响的大小和作用的主次。条件说把自然科学上因果关系的评价标准作为判断刑法上因果关系的标准，势必导致刑法因果关系范围扩大，从而导致刑事责任的扩大。为了纠正条件说所存在的错误，于是原因说应运而生。原因说认为从哲学意义上说，凡是引起结果发生的一切条件可以称之为原因，但是刑法学应该在各种行为之间根据它们与结果的联系性质将各种行为分成原因条件和单纯条件，其中原因条件是原因，单纯条件属条件。应当承认，将各种对结果发生不同联系和影响作用的行为分成原因和条件，对刑法理论的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这种观点本身没有明确的标准，以致又产生了多重观点，如“必生原因说”、“直接原因说”、“有力原因说”、“主要原因说”、“重要原因说”、“决定原因说”、“最终原因说”等等。原因说本来是为了弥补条件说的缺陷而产生，但当其无法正确区分原因和条件，那么其自身的价值也就无法得以体现。究竟应当怎样认识和区分原因和条件，还得以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为指导。
唯物辩证法认为，在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客观世界中，“为了了解单个的现象，我们必须把它们从普遍联系中抽出来，孤立地考察它们，而且在这里不断更替的运动就显现出来，一个为原因，一个为结果。”[11](P.575)因果关系只有在简化和孤立的原则下才能显示出它们之间的本质联系，尽管这一因果现象是在一定现象（即条件）的背景下发生联系的，但是黑格尔所说的“结果并不包含……原因中没有包含的东西。”[1](P.168]列宁进一步补充道：“反过来也是一样。”[1](P.168]这就是说只有原因才与结果发生内在的本质联系，而条件不过是与结果发生外在的非本质联系的现象。条件可以起着制约原因的作用，使原因加速或延续引起结果的发生，但条件本身不能直接决定和制约结果的发生与否。由此，我们可以为原因和条件的认定提供一个区别标准，这个标准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作为原因的现象必须包含发生结果的内在可能性和现实可能性，这种内在可能性意味着作为原因的现象是结果现象发生和发展的根据，这种现实可能性意味着作为原因的现象按照其自然发展趋势，能够将产生结果的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例如开枪杀人，开枪就已经包含了死亡的内在可能性，只要开枪，就可以使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而被害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进入行为人开枪的范围，只是个条件。而条件就不具有这样的品格和属性，被害人进入行为人开枪的范围的“进入”行为不存在包含死亡的可能性，就“进入”行为本身也不可能使死亡成为现实性，这里起决定作用的只能是开枪。
第二，作为原因现象所包含的发生结果的内在可能性必须是合乎客观规律的，这种内在可能性只有在合乎规律的情况下才必然转化为现实性。作为原因的现象具有发生结果的内在可能性，只是因果运动的必要前提，因果关系只有在结果成为现实时才能产生和存在。不可否认，由于因果关系的现实性，使得我们总是通过倒溯的方法来寻找原因。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在结果发生之前的一系列与结果有或紧或疏联系、对结果有或多或少作用、或大或小影响的众多现象中，通过前瞻的方式来分析和确定是否是属于包含了发生结果的内在可能性的原因。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同一个因果关系不可能绝对重复。但人类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可以通过科学实验和重复行为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由此确定某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是否合乎规律。例如开枪杀人包含的发生死亡的内在可能性就是一种合乎规律的可能性，发生死亡就可确认开枪是原因，而用手摸人就不可能包含发生死亡的结果，一旦在用手摸人时发生死亡就可以确定必有他因。应当指出，因果关系总是在一定的.时空和一定的条件作用下才能发生，相同的原因在不同的时空和不同的条件下不一定产生相同的结果，但相同的行为一旦引起相同的结果是否就是原因，必须受是否符合规律这一要素制约。例如同是将人捆绑后置于交通要道上，希望被来往车辆压死，但置放于公路与置放于铁道，就有不同的意义。置放于公路上很难合乎规律地引起死亡，这里介入司机的行为，司机的开车行为完全可以制约死亡的发生与否。而置放于铁路上，由于列车的高速和强大惯性，发生死亡就显然是合乎规律了。因此置放于公路的行为与死亡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而置放于铁路的行为与死亡之间就存有因果关系。而条件虽然也含有促使发生结果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本身不可能合乎规律地直接引起结果的发生。确定作为原因的现象所包含的发生结果的内在可能性是否合乎规律地转变为现实性，对于确定两个现象之间是否存有因果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然就很难真正区分原因与条件的界限。对于人们是否应该利用规律性来确定因果关系，恩格斯曾经指出：“在一切否认因果性的人看来，任何自然规律都是假说，连用三棱镜的光谱得到的天体的化学分析也同样是假说。那些停留在这里的人的思维是何等的浅薄呵。”[6](P.552)
四、正确理解因果关系在刑法中的地位
一门科学的学科犹如一架完整的机器，多个理论组成部分像一个个零件在自己
的位置上发挥应有的作用，并有机地汇总在整个学科功能之中。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刑法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们应当正确理解和提出因果关系在刑法中的应有地位，不能把它与构成犯罪和承担刑事责任完全等同起来。在这方面，我们有必要澄清来自三个方面的误解。第一，脱离因果关系的客观性特征，片面地将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理解为是在人的主观罪过支配下的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关系，导致从行为人的主观心理活动中寻找因果关系的根据，使因果关系染上主观性的色彩。例如有的学者指出：“我们刑法中的因果关系，就是指的这种危害社会的‘行为’，由于这种行为（原因）而造成了对社会的危害‘事实’（结果），前者（指行为）称为构成了犯罪的原因，后者（指事实）称为构成了犯罪的结果。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称作构成犯罪的因果关系。假设没有这种因果关系，就不能构成犯罪。”[5]还有的学者指出：“既然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要研究危害社会的行为同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如果查明某人的行为不是危害社会的行为，那么从刑法意义上讲，研究该人的行为和所发生的危害性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就没有必要。”[12]还有许多人将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直接称之为犯罪的因果关系，是指犯罪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这种试图首先借助于人的主观心理状态确定人的行为性质和结果性质，以此来确定刑法上因果关系的性质是违背因果关系的客观性特征的。事实上在社会实践中，当我们发现某一不正常或有害于社会的现象时，首先借助一般观念和认识水平判断它是自然现象还是人为的结果，只有人为的结果才能进入刑法的评价领域，但此时我们还不能确认这一现象一定是危害结果和导致这一现象的行为就一定是危害行为。例如同一死亡现象，就存在着三种人为的可能性：一是意外事件；二是正当防卫；三是杀人所为。无论其中哪一种可能的行为，都应当进入刑法因果关系的评价领域。如果此时先认为死亡是一种危害结果，实际上就已先确定引起死亡的行为是属于危害行为，而确认行为是危害行为，又必须以行为人主观上具有主观罪过为前提。如果以此来评判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势必无法摆脱以行为人的意志转移为转移的主观色彩。例如有人举例认为司机开车压死人，如果司机主观上无罪过，司机的行为与死亡就不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2]。以此为例，如果司机主观上有罪过，他的行为就与死亡之间存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此时有无因果关系完全以行为人的主观罪过为出发点和依据。这种认识实际上把因果关系的存在看成是犯罪的构成，这样又势必把因果关系提高到一个不应有的高度，放在一个不应有的位置。其实，当发生一个不正常或有害于社会的人为结果时，我们至多假定它是一个危害结果，并以此寻找是谁的行为造成了这一结果，但此时我们必须把这一行为是行为人在什么样的心理状态支配下实施要加以区别开来。有无因果关系，是行为事实的一个内容，是否构成犯罪，是结合主观罪过后产生的结论，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第二，片面地理解因果关系在行为事实和构成要件中的作用，以致把因果关系视为所有犯罪构成的一个必要要件。例如有的学者指出：“因果关系无论与主观方面或主客观两方面有没有联系，都可以作为犯罪构成的要件；仅凭它与主观方面或主客观两方面有联系而否认它可以作为犯罪构成的要件，那是没有逻辑根据的。”[13]类似的观点在前苏联的刑法理论中也存在，例如特拉伊宁在《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中写道：“无论是罪过或是因果关系，都是每个犯罪构成的要件。”[14](P.147)更有学者直接提出：“没有因果关系，行为人就没有负担刑事责任的客观根据，当然就不构成犯罪。”[15]我们认为，因果关系是客观行为事实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有无不能代替整个客观行为事实的有无，而只有客观行为事实才是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而行为事实本身包括着行为、结果、行为与结果的因果关系三个内容。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事实在不同形式的犯罪构成中有不同的要求。在直接故意的犯罪中，只要具有行为，就已具备了犯罪的客观危害要件，有无结果，行为与结果有无因果关系，根本不影响犯罪的成立，至多影响到犯罪的既遂与未遂。在过失犯罪（包括间接故意犯罪）中，由于是以结果为条件才能成立的犯罪，因此此时行为有无结果，行为与结果有无因果关系，才是犯罪构成客观危害要件的必要内容。所以我们应当认识到：(1)因果关系本身不可能作为犯罪构成的一个独立的构成要件，它只是犯罪构成客观危害要件的一个因素或一个内容；(2)因果关系在不同的犯罪中，具有不同的要求，在直接故意犯罪中，没有因果关系并不等于没有客观要件；(3)由于因果关系只有现实的因果关系，所以作为犯罪构成客观危害要件的一个因素或一个内容，它以存在与否与行为人能否预见不发生直接的关联。同时，因果关系作为犯罪构成客观危害要件的一个因素或一个内容，与经过司法活动的价值评判后能否转化为犯罪的因果关系也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作为客观的因果关系能否转变为犯罪的因果关系，必须结合行为人是否具有主观罪过才能确定。
第三，片面理解因果关系与刑事责任的关系，以致把具有因果关系与承担刑事责任相等同、相混淆，在直接故意犯罪中，甚至用抽象的刑事责任来取代犯罪既遂与未遂的区别。例如有的学者提出：“不具有危害性的行为与危害社会的结果间没有因果关系。……与危害结果无因果关系的行为不负刑事责任（绝对无刑事责任）。”[2]还有的学者提出：“没有因果关系——缺乏负担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4]这种观点实际上把有无因果关系与有无刑事责任等同起来，这里说刑事责任不仅仅以因果关系为基础，还必须结合主观罪过加以综合评价后才能确定。有因果关系但无主观罪过，仍然不负刑事责任。而对直接故意的犯罪，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故意支配下的行为，即使与某一个危害结果没有因果关系，并不影响犯罪的成立。所以上述观点在我国刑法理论没有应有的市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的学者提出：“因果关系作为客观事实虽然只能是为刑事责任提供客观基础，但经过价值评判的刑法（犯罪）因果关系，应该直接导致刑事责任。”[9]我们认为这一观点在解释间接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时是正确的，但是在直接故意犯罪中，即使不存在经过价值评判的刑法（犯罪）因果关系，也能够导致刑事责任，这就是犯罪未遂。所以，当许多论者再三强调因果关系不是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时，却忽略了主要的犯罪形式——直接故意犯罪的品性，这是不全面的，因而也是不正确的。
收稿日期：-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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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认定 篇3
关键词：转化型抢劫；暴力程度；暴力认定
中图分类号：D9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4）08-0084-01
在刑法中，除了典型的抢劫罪之外，还有一种常见的与典型抢劫罪非常相似的行为——转化型抢劫。转化型抢劫罪的先行行为是已经成立盗窃、诈骗、抢夺罪，行为条件是行为人实施了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在这个条件的认定中，难点也是争议点集中在暴力和暴力威胁的程度上。如何认定转化型抢劫中的“暴力”和暴力程度，本文将就这一问题展开论述。
一、“暴力”的定义
在刑法理论中，“暴力”一词在不同的场合具有不同的含义，大致上关于暴力的认定存在以下四种观点。最广义的暴力，包括不法行使有形力的一切情况，其对象不仅可以是对人的暴力，也包括对物的暴力[1]。广义的暴力，是指不法对人行使的有形力，但不要求直接对人的身体行使，只要对人的身体以强烈的物理的影响即可。狭义的暴力，是指对人的身体不法行使有形力，但不要求达到足以压制对方反抗的程度。最狭义的暴力，是指不法对人的身体行使有形力或物理力，这种暴力也不要求物理上接触被害人的身体，但是必须达到能足以抑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2]。抢劫罪中的暴力，应当是指最狭义的暴力，是指行为人行使有形力，并达到足以抑制对方反抗的程度。
二、转化型抢劫中“暴力”程度的要求
刑法通说认为，抢劫罪中的暴力要求达到“致使被害人不敢反抗或者不能反抗的程度”，但是如果没有达到压制对方反抗程度的暴力而使他人交付财物的，不成立抢劫罪。
值得强调的一点是，抢劫罪中的暴力手段必须达到足以抑制对方反抗的程度，但不要求事实上抑制了对方的反抗，或者产生任何现实危害。
而对于转化型抢劫罪的暴力或暴力相胁迫的程度，大多数学者认为，本罪同典型抢劫罪有相同程度的危险性和反社会性，尽管暴力、胁迫与夺取财物的时间先后顺序有所不同，但罪质相同，因此暴力、胁迫的程度也应相同。也有学者认为，本罪大多是在己经取得财物时实施暴力、胁迫手段，往往采用比典型抢劫罪轻的暴力、胁迫手段，就能达到目的，因而本罪的暴力、胁迫的程度可以轻于典型抢劫罪。
笔者认为，转化型抢劫罪的暴力、胁迫程度轻于典型抢劫罪的观点是行不通的。因为，首先不能从侵财行为在先就推导出暴力、胁迫手段程度可以低于典型抢劫罪，这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如果承认后续暴力、胁迫行为程度可以轻于典型抢劫罪，也就是说转化型抢劫罪的暴力、胁迫行为可以不足以排除被害人的反抗，那么没有伤害意图而只是为了摆脱抓捕的推推撞撞的本能反应就构成了转化条件，这显然会扩大打击面，违背了刑法立法的谦抑性原则。因此，笔者认为转化型抢劫罪同抢劫罪暴力、胁迫程度应当是一致的，即要求事实证明行为人在盗窃、诈骗、抢夺后当场对他人实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目的是使被害人不能抗拒或不敢抗拒，才能够构成转化型抢劫罪。
笔者认为作为法律拟制的事后转化抢劫罪中的“暴力”没有必要和抢劫罪中的暴力区分开来。
三、衡量“暴力”是否达到了足以抑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的标准
在现实生活中， 犯罪嫌疑人如果已被人发现而抓捕时， 出于本能为了逃脱总会实施一定的反抗行为， 如果不论暴力程度轻重与否， 一概以转化抢劫罪论罪， 会造成处罚过苛过广。而事后转化型抢劫的标准是暴力的程度达到足以抑制被害人反抗。
那么，究竟以何标准来衡量暴力是否达到了足以抑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呢？在刑法理论界主要存在三种学说主观说、客观说和折衷说。主观说认为应当以被害人的主观状态为基准，在具体的案件中只要暴力足以压制被害人的反抗，就构成抢劫罪。客观说则认为应当以一般人的主观状态为基准，只有暴力足以压制一般人的反抗时，才成立抢劫罪。[3]在司法实践中，主观说和客观说两种判断标准对案件的处理并不存在较大差异，但是如果在特殊情况下结论就会有很大不同，如当被害人处于特别胆小或者被害人面对侵害而表现的非常勇猛时。比如甲在抢夺之后为逃避抓捕踢了受害人乙几脚，乙因为胆小，怕甲伤害而放弃追捕。在这里如果采取主观说，那么甲的行为事实上已经抑制了乙的反抗，就应该成立事后转化抢劫。如果采取客观说，甲的踢人行为不足以抑制一般人的反抗，不能成立事后转化抢劫。主观说仅以被害人主观心理状态为标准的话过于主观，而且人与人之间个体差异很大，在实践操作中难以把握。而折衷说则认为应综合考虑被害人自身因素和一般人标准，但是实质上其还是滑向了主观说，其衡量的标准还是模糊的。个人认为客观说标准明确，在司法实践中相对来说也很容易判定，个人认为较为可取。
邹某在用金属撬锥撬马某的别克牌轿车后备箱时，被马某发现并制止，撬锥别折在锁眼内，盗窃未果。马某随即在距离10余米远的地方欲喊住邹某，邹某在逃跑过程中从手包内掏出一把木柄尖刀（被马某看见），其见被害人继续追赶后将刀子收回包内。后巡逻民警及马某共同将邹某抓获，并从其手包内起获该木柄尖刀。[4]
笔者认为，邹某的行为应当以盗窃转化抢劫罪既遂定罪处罚。邹某在逃跑过程中，虽没有对被害人进行直接言语威胁或者行为上的阻吓，但由于其拿起凶器，已明显表露出抗拒抓捕的意图，且对被害人以及协同抓捕的其他人员已经构成了现实且直接的威胁。换句话说，邹某的行为虽然没有对被害人造成任何现实损害，但是达到了使足以抑制对方反抗的程度，因此应当认定为转化抢劫。至于邹某后来又将凶器收起的行为，并不影响定性，但可以作为量刑情节加以考虑。要看到，现实的危险性一旦产生，则构成转化抢劫罪的既遂。
甲某深夜潜入乙家盗窃，盗窃完毕后，正准备越墙离开的时候被乙发现，乙紧紧抓住甲的脚不让其离开，甲用力向乙的胸口狠狠地踹了几脚，导致乙当场死亡，甲赶忙离开。后经查明，乙患有一种特殊疾病。
笔者认为，甲某的行为不构成转化型抢劫。因为甲“用力向乙的胸口狠狠踹了几脚”的行为的暴力程度不足以抑制一般人的反抗，更不会导致一般人的死亡。甲的行为与乙的死亡后果并没有严格的刑法意义上的因果联系。乙的死亡并不是因为甲的暴力程度本身所导致的，而是因为甲的行为触发了乙的特殊疾病，但甲事先不知情，对于乙的死亡结果在主观上既无故意也无过失，所以乙的死亡应该算是一个意外事件。因此，个人认为甲的行为只能以盗窃罪论处。
综上所述，转化型抢劫罪中的“暴力”要求是致使被害人不敢反抗或者不能反抗的程度，评判标准是足以压制一般人的反抗。同时，也要根据现实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结合具体案情，理性地认定转化型抢劫罪的“暴力”
参考文献：
[1]王作富著：《刑法分则实务研究（第四版）》，中国方正出版社，2011年版，第1046页
[2]大谷实著《刑法讲义各论》，黎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0页
[3]张明楷著：《外国刑法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60 页
刑法认定 篇4
“风险”无疑是“风险社会”这一概念的核心词, 贝克将风险界定为:“与早期的危险相对, 是与现代化的威胁力量以及现代化引致的怀疑的全球化相关的一些后果。”[1]这一界定与他提出的:“财富的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的论断[2]是契合的。概而言之, 贝克认为“风险”便是现代化的生产所带来的一种“延迟的副作用”[3]在贝克看来, 这种“副作用”在后现代社会前的古典工业社会就已经存在, 但由于人们对财富生产的重视, 而忽视了这种“副作用”, 或者将其合法化, 即“财富生产的逻辑统治着风险生产的逻辑。”[4]这种风险的“制造者”已经超出了个体的范围, 而已形成了“组织化”, 在贝克看来, 这种“组织化”既包括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 也包括政府、企业和科学家等社会阶层。
食品何以会在现代社会中成为风险呢?首先, 食品行业作为轻工业的一个重要部门, 无疑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和扶持, 但长期以来, 由于强调和看重食品行业的经济和规模效益, 社会对食品行业中潜在的食品风险缺乏认识和控制, 甚至默许了一些风险的存在。其次, 现代社会食品的生产和销售以规模大和流通广为特点, 有毒、有害食品一经流入市场, 便难以收回, 造成的损害也无法补救。最后, 现代食品行业在生产食品时大量使用食品添加剂, 正如贝克所言, 这些化学原料的使用增加了食品的风险, 因为民众的肉眼无法透过食品去识别哪些化学原料对人体是有害的, 哪些是有毒的, 这便增加了民众被毒食品侵害的风险。现实中, “毒奶粉”、“毒猪肉”、“毒大米”、“毒龙虾”……等毒食品事件的频发, 使得有人感言我们身处“相互投毒”的时代。[5]这些有毒有害食品不仅严重损害和威胁着国人的健康和生命, 而且造成了民众生活的恐慌, 并且大大降低了人们生活的安全感, 很多人开始“谈食色变”, 嗟叹“我们还能吃什么?”这表明, 食品的生产和销售者不仅没在道德上形成对食品安全的敬畏, 反而主动增加食品风险, 并通过客观上的“添加有毒、有害物质”的行为, 极力将这种风险转变成了现实的危害。食品行业的监管者也存在监管不严, 相互推诿责任的现象, 即使是依法的监管, 从实践效果看, 也并没形成对不法食品生产和销售者足够的威慑力。因此, 第三层次刑法的介入已势在必行。
毒食品问题爆发的背后是食品犯罪的猖獗。食品犯罪将食品风险催化成为食品危害。而刑法遏制食品风险的途径便是规制食品犯罪, 而作为一种行为规范, 刑法又是通过规制严重的制造食品风险的行为, 追究风险制造者的责任以避免食品风险的出现。因此, 评价刑法对食品犯罪的规制方式是否合理便存在两个标准:一是实践中所有制造食品风险的严重的行为和行为人是否都已纳入到刑法的处罚范围。二是刑法追究制造风险的行为人的方式是否可以实现对食品犯罪的有效预防。
二、我国刑法认定食品犯罪的已然方式之反思
现行刑事立法针对食品犯罪所设置的罪名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生产、销售部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商检徇私舞弊罪”、“商检失职罪”等七个罪名。应该说, 现有的罪名体现已经形成了规制食品犯罪的较为严密的法网。前三个罪名适用的对象是食品的生产和销售者, 后四个罪名适用的对象是食品行业的监管者。
首先, 如果要预防食品风险, 就必须弄清在实践中有哪几类主体参与制造了食品风险。除了已经被司法机关纳入到处罚范围的食品行业的制售者和有毒、有害物质的合成者外, 是否还有其他主体的行为也造成了食品风险呢?笔者认为, 尚有两类主体与食品风险的出现有密切关系。一类是有毒、有害化工原料的提供者。同样以“三鹿毒奶粉案为例”, 三聚氰胺是“蛋白粉”中的核心原料, 也是导致大量婴幼儿中毒的“元凶”, 但现实中, 这一原料在多数情况下并非由“蛋白粉”的生产和销售者自行研制, 而是通过“购买”的途径获得, 例如在“三鹿案件”中, 最早从事蛋白粉研制的张玉军, 就是“通过网上订购, 从濮阳市三聚化工有限公司, 买入了100多顿三聚氰胺废渣。”[6]这表明, “蛋白粉”的制售并非引发“毒奶粉”风险的开始, 其风险的本源要追溯到三聚氰胺的非法买卖。作为一种化工原料, 三聚氰胺只能用于特定的行业, 如涂料、木材、塑料等制造行业, 换言之, 基于以上行业生产的需要而买卖三聚氰胺的, 是应当被允许的。但如果“买方”是基于其他非法目的而购入三聚氰胺, 如意欲将三聚氰胺添加至饲料或食品中, 而“卖方”如果明知“买方”的目的, 或者没有尽到应有的注意义务, 则其“出售”三聚氰胺的行为便已对民众的生命和健康安全造成威胁。另一类是食品行业的监管者。监管者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有毒原料和食品的生产和销售, 但是他们的失职, 纵容和包庇在事前无法使得有毒原料和食品的危险被及时消除在犯罪链条的各个环节中, 在事后又会致使民众, 社会和国家的损失面进一步扩大。在上述的每一类主体实施的行为中, 都存在对监管者责任的拷问。这表明我国刑法认定食品犯罪的已然途径并不符合上文所言的第一个标准, 即没有穷尽实践中所有制造风险的行为和行为人。
其次, 贝克认为风险是一种系统产生的问题, [7]是一种总体的共谋, 而且这种共谋与责任的缺乏相伴。[8]换言之, 社会中的某种危险并不是个体行为的产物, 而是由“组织化不负责任”的态度带来。笔者认为, 贝克对风险的诠释方式, 同样适用于对食品风险的解释, 即食品风险的出现并不是食品制售企业或其他主体单独造成的, 而是所有参与制造食品风险的主体的行为整体共同造成的。因此, 在追究参与食品犯罪的各主体刑事责任时, 不应割裂他们之间的联系。食品犯罪中, 不同主体之间的犯罪行为并不是毫无关联的, 而是呈现出了一个环环相扣, 利益共享, 互相利用, 彼此牵连的犯罪链条。结合笔者上文对于该犯罪链条的补充, “三鹿毒奶粉案件”所呈现的完整的犯罪链条如下:
同时, 在其他食品犯罪中, 存在与“三鹿奶粉”案件相对应的犯罪环节, 例如在“瘦肉精”和“苏丹红”案件中, “瘦肉精” (盐酸克伦特罗) 和苏丹红 (苏丹) 的便相当于三聚氰胺环节;生猪饲养者将“瘦肉精”添加至猪饲料中和辣椒批发商将“苏丹红”掺入辣椒中相当于原奶环节;而猪肉销售商出售或肉制品企业生产, 销售含有“瘦肉精”的猪肉或肉制品, 辣椒食品企业生产, 销售含有“苏丹红”的辣椒食品, 相当于奶制品环节。在这两类案件中, 也同样存在监管不力的情况。因此, 食品犯罪所呈现的犯罪链条可被呈现如下:
综上所述, 既然食品犯罪中业已存在一条鲜明的犯罪链条, 且其背后也反映了食品犯罪中清晰的利益链条, 如将链条中的每个环节割裂开来加以认定的话, 则不足以体现该链条的整体危害性。如前所述, 已然的规制途径所采用的“单独认定, 适用不同罪名”的做法不足以体现每个环节社会危害性的实质。
三、我国刑法认定食品犯罪的应然方式之提倡
综上所述, 既然需要从整体上考虑对食品犯罪中各参与主体的追究, 那么我们首先能想到的便是我国刑法中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那么, 能否将食品犯罪链条中的各参与人认定为共犯关系呢?这需要分情况考虑。我国刑法中的共同犯罪是指两人以上故意犯罪, 并且根据通说的理解, 共犯之间必须具备事前或事中的意思沟通, 即存在事前或事中同谋的情况下, 才可以被认定为共同犯罪。据此, 只有在食品犯罪各环节的主体存在共同的犯罪故意的前提下, 才可能构成共犯。例如甲是非法添加物的添加者, 乙知道甲意图往食品中添加“有毒、有害”物质, 而为甲合成了某种“有毒、有害”物质, 丙同样知道甲的意图, 而将某种用于合成“有毒、有害”物质的化学原料卖给了乙, 丁是某食品企业, 其负责人知道甲的意图后, 因贪图便宜, 提前给甲下了大宗订单, 以待甲添加完毕后, 对非法添加物予以收购。戊是食品行业的监管者, 当其得知甲的行为后, 不仅没有依法惩处, 反而与甲约定待非法添加物出售后, 共同分钱。在此种情况下, 甲无疑实施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实行行为, 即添加行为, 即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正犯, 而乙、丙、丁、戊的行为无疑对甲的行为起到了加工作用, 为甲完成犯罪提供了帮助, 应成立“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帮助犯。但是, 如果食品各环节的主体并不存在前例所说的通谋的情况, 又该如何处理呢?此时, 由于缺乏共同犯罪所要求的共同故意, 便无法认定其他主体为共犯。
但笔者认为, 如果其他主体在客观上给予了非法添加者以帮助, 可视情况认定为非共犯的帮助犯。
“非共犯的帮助犯”概念由我国学者夏勇教授提出, [9]用以指称“在无通谋的情况下, 单方面的为他人的犯罪提供帮助的”情况。笔者认为, 除了这种情况之外, “非共犯的帮助犯”还可以包括过失帮助犯和间接帮助犯。所谓过失的帮助犯是指过失的帮助他人犯罪的, 此处的过失一般是疏忽大意的过失, 即负有法律、法令、职业所要求的注意义务的人, 应当预见到自己的帮助行为可能对法益造成侵害的危险, 但却没有预见到的情形。例如, 一个化工原料的制售者应当预见到自己出售的“有毒、有害”的化工原料会被他人添加到食品中, 但却没有尽到职业所要求的注意义务, 而致使严重后果发生。此时, 应成立“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过失的帮助犯。所谓间接帮助犯又称复帮助犯, 是指对帮助行为进行帮助的情况, 例如乙为了帮甲实施非法添加“有毒、有害”物质的行为, 委托丙帮忙购买“有毒、有害物质”, 此时的丙便属于间接帮助犯。笔者认为, 由于丙的行为同样导致了危险的产生, 也应纳入刑法处罚的范围。此外, 还有一种情形值得注意, 即如果食品犯罪的主体以不作为的方式对非法添加的行为予以帮助的, 可成立不作为的帮助犯。例如负有监管义务的监管者在得知某食品生产企业销售的食品中含有有毒、有害物质, 但不予制止, 仍让其继续生产和销售, 可成立不作为的帮助犯。
摘要：风险社会带来了刑法规制食品犯罪的问题。现行刑法中虽然存在规制食品犯罪的罪名, 但规制的方式并不足以体现食品犯罪的特点。刑法应借鉴共同犯罪的规定规制食品犯罪。非共犯的帮助犯的认定应成为规制食品犯罪的主要方式。
关键词：风险社会,食品犯罪,实然认定,应然认定
参考文献
[1][2][3][4][7][8[]德]乌尔里希·贝克.何博闻译.风险社会.译林出版社2004.
[5]中国雅虎焦点关注.我们还心存敬畏吗.http://news.cn.yahoo.com/jdgz/jdgz_jingwei.html, 2010-10-11.
[6]左志英等.三聚氰胺废料的“觅食”通道.news.qq.com, 2008-12-25.
刑法认定 篇5
某天晚上, 被害人王某到犯罪嫌疑人张某、李某二人的住处, 将房门撬开后进入屋内并且饮酒、休息。当晚20时左右, 张某、李某回到住处, 发现王某将房间弄乱且满身酒气, 二人非常气愤, 于是打了王某几个耳光, 并在其腿部、臀部踹了几脚, 再驱赶王某离开未果的情况下, 两人将王某拖出房间放在屋外的马路边, 在拖拽过程中致王某背部受伤。次日凌晨2时许, 公安机关发现躺在公路边仍处于醉酒状态的王某, 于是将其带回派出所, 经过初查后立即将王某送至医院救治。四天后, 王某经救治无效死亡。经法医尸检认定:王某是在患有强直性脊柱炎的基础上, 大量饮酒、外伤后长时间暴露于室外低温环境以及淋雨等多钟因素致急性肺炎呼吸循环衰竭死亡。
本案例争论的焦点是:犯罪嫌疑人张某、李某的行为与被害人王某的死亡结果是否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王某的死亡系多因一果, 此种情形下, 如何认定张某、李某的行为?
二、刑法中因果关系认定的理论分析
(一) 刑法上因果关系的概念与特征
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指刑法规定的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的特定联系。其特征有:1.是刑法条文所规定的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的关系;2.是刑法要求的特定联系, 这种联系最基本的内容是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3.查明存在因果关系是让行为人因其行为而对该结果负刑事责任的客观性条件。确认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 意味着犯罪构成客观要件中的两个因素, 即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具备了法律规定或者要求的客观性联系, 或者基本构成要件的行为与加重结果之间具备了法律规定或者要求的客观性联系。如果让行为人对该危害结果负刑事责任, 至少还需要行为人在主观上对自己的危害行为与结果具有故意或者过失。也就是说, 即使行为与结果具有因果关系, 如果不具备犯罪构成的其他三个方面的要件, 不能让行为人对该结果负有刑事责任。 (1)
(二) 刑法上认定因果关系的一般原理与通说
刑法上因果关系的一般原理有:1.因果关系具有客观性。即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2.原因与结果具有相对性。在社会生活中各种现象普遍存在, 一种现象相对于它引起的结果而言是原因, 而它本身又是被某种现象引起的结果, 形成了无数的因果环节, 因此, 在认定因果关系时, 应当注意因果关系的相对性, 着重解决与犯罪和刑事责任有关的重要因果环节。3.因果关系具有先后顺序性。即原因和结果在时间上存在着先后顺序, 即原因在先, 结果在后。4.因果关系具有复杂性。在有些场合, 因果关系会呈现出复杂的形态, 如一因多果、多因一果、多因多果、同因异果、异因同果等现象。
因果关系的认定学说我国刑法理论界有必然因果关系说、偶然因果关系说及条件说等。目前, 在我国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主要采用“条件说”。“条件说”的基本观点是:行为人的行为只要是对结果自始至终发生作用的条件之一, 就是该结果的原因。所谓“条件”, 是指如果没有甲现象就没有乙现象这样的必要条件关系。至于是否极其偶然, 或者对该结果是否还有其他条件、因素发生作用, 如被害人的特异体质、自然力量或者事实、被害人的行为的参与等, 不影响因果关系的成立。但是, 如果行为人的行为作为结果发生的条件之一, 对结果的作用中途被其他条件打断, 而由其他条件独立导致结果的, 行为人的行为与结果的因果关系中断, 应把后来的独立导致结果的条件视为优越的原因。
刑法中因果关系的情形包括:
1. 假定的因果关系。
是指虽然某个行为导致结果发生, 但即使没有该行为, 由于其他情况也会产生同样结果, 认定具有因果关系。
2. 合义务的择一举动。
指虽然行为人实施违法行为, 造成了结果, 但即使其遵守法律, 也不能避免该结果的情形, 认定具有因果关系。
3. 二重的因果关系 (择一的竞合) 。
指两个行为都分别能导致结果的发生, 但在行为人没有意思联络的情况下, 竞合在一起导致了结果的发生。根据条件关系修正说或者整体考察说认为, 应当对条件关系公式进行修正, 即在数个行为导致一个结果的情况下, 如果除去一个行为结果将发生, 除去全部行为结果将不发生, 则全部行为都是结果发生的条件。
4. 重叠的因果关系。
两个以上相互独立的行为, 单独不能导致结果的发生 (具有导致结果发生的危险) , 但合并在一起导致了结果发生时, 即是重叠的因果关系。在这种情况下, 由于存在着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的条件关系, 故肯定二者的行为与结果具有因果关系。
5. 可替代的充分条件。
A想杀死C, 便在C准备进行沙漠长途旅行的前夜, 悄悄地溜进C的房间, 把C水壶里的水换成无色无味的毒药。B也想杀死C, 于同一夜里的晚些时候, 溜进了C的房间, 在C的水壶底部钻了一个小洞。次日晨, C出发了, 他没有发现水壶上的小洞。两小时后, 他在沙漠中想喝水, 但水壶是空的, 由于没有其他水源, C在沙漠中脱水而死。由于没有B的行为, C就不会脱水而死, 故B的行为与C的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根据禁止溯及理论 (2) , A的行为与C的死亡之间不存在因关关系。
6. 介入因素
(1) 因果关系的断绝。前条件必然会导致结果发生, 在结果发生之前, 后条件导致结果发生, 则前条件不是结果的原因;
(2) 因果关系的中断。即是介入因素的出现。具体判断标准为:先前行为———介入因素———结果。
第一, 先前行为对结果发生所起作用大小, 大者有, 反之无。
第二, 介入因素异常性的大小, 过于异常无, 反之有。
第三, 介入因素本身对结果发生所起的作用大小, 大者, 先前行为与结果无因果关系, 反之有。
三、对上述案例的分析
本案例所描述的事实完全符合上述第4种重叠的因果关系情形, 即重叠的因果关系, 在此种情形下, 由于存在着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的条件关系, 因此, 应当认定张某、李某的行为与被害人王某的死亡结果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至于进一步认定张某、李某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与所犯罪名, 具体到本案, 就需要分析二人主观方面的要件 (其他犯罪构成要件很明显能够看出具备) , 即故意、过失抑或根本没有过错。详言之, 一是构成故意伤害 (致人死亡) 罪;二是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三是不构成犯罪, 即行为人从一个正常人的理性分析, 不存在故意和过失的主观方面的情形。
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供述, 其与被害人事前早已经认识, 被害人经常到嫌疑人的家中骚扰, 犯罪嫌疑人也明知被害人患有强直性脊柱炎, 并且从嫌疑人实施的行为手段上, “在腿部、臀部踹了几脚”, “拖拽”, 可以看出, 犯罪嫌疑人并不一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导致被害人伤亡的结果, 当然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希望或者放任此结果的发生。但是, 从一个正常人的理性分析, 犯罪嫌疑人从主观上应当预见到自己的行为, 加上其他的因素, 可能导致被害人伤亡的结果, 因为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亲信能够避免, 而导致了最终结果的发生, 应当定性为过失致人死亡罪, 由于被害人自身有过错, 在量刑上, 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注释
11 曲新久主编:《刑法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8年1月第94 -95页。
刑法认定 篇6
案例1:被告人张某趁被害人李某醉酒之际, 将其强奸, 数日后, 李某自觉羞辱自杀身亡。
案例2:被告人江某采取暴力手段, 将被害人刘某强奸, 致刘某轻伤。
张某构成何罪?司法实践中, 存有如下争议:
第一种观点:符合结果加重犯的构成要件, 属于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三款第五项的规定“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情形, 构成强奸罪的结果加重犯。
第二种观点:张某的行为和李某死亡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张某的自杀行为使得因果关系中断, 不构成强奸罪的结果加重犯。
第三种观点:张某的行为和李某的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对加重结果张某缺乏主观罪过性, 不构成强奸罪的结果加重犯。
笔者认为, 结果加重犯是指行为人实施了基本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 由于发生了刑法规定的基本犯罪构成要件之外的重结果, 刑法从而加重其法定刑的犯罪形态。对结果加重犯一般从主客观等多方面予以理解和把握。
一、结果加重犯的主观要件
主观上, 行为人对加重的结果至少要求行为人存有“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的主观心态。本案中, 张某的行为是否存在这种主观过失呢?
我们说, 行为人如果对某种行为的加重结果有过失, 首先必须有对该行为造成重结果的危险的认识与意志, 这是对行为归责的主观基础。也即, 基本犯罪行为必须对引起加重后果具有的高度内在危险性, 这是结果加重犯责任的核心基础。如何认定是否存在高度的内在危险性?是理解和认定结果加重犯主观要件的关键。
危险性理论是由德国刑法学最先提出的理论, 它认为结果加重犯是立法规定的一种特殊犯罪类型, 这种类型是立法者认为基本犯罪行为发生加重结果的盖然性很大, 立法者将这种盖然性很大的犯罪类型规定为结果加重犯, 以重刑处罚犯罪人, 保护社会。以故意伤害罪的结果加重犯即故意伤害致死为例, 伤害故意当然并不等于杀人的故意, 但是当伤害行为提升至重伤时, 则具有了引发他人死亡的内在危险性, 行为人实施重伤的故意本身, 则往往在一定范围内包含了对侵害生命危险的认识与意志。在结果加重犯中, 基于重结果对行为人科处加重的刑罚, 那些虽能引起重结果但盖然性不大的犯罪, 立法就没有必要规定为结果加重犯。所谓盖然性, 即有可能又不必然, 根据事物发展的概率进行判断的一种认识方法, 那么, 本案中, 强奸行为致被害人自杀的是否具有高度盖然性?笔者将在下文予以详细论述。
二、结果加重的客观方面
本案中被害人死亡的严重后果, 虽然客观上与张某的强奸行为有关, 但强奸行为并未直接导致李某死亡。李某自杀死亡发生在强奸行为事发后数日以后, 此时强奸的实行行为已结束。在此情况下, 李某因含羞、压力等可选择的自由原因选择了自杀的行为, 使得因果关系中断, 也即, 强奸行为与死亡的加重结果没有刑法上的“相当地引起”这样一种相当因果关系。
三、结果加重犯中的因果关系认定
与其他因果关系一样, 加重结果的因果关系也是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合乎规律的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即犯罪实行行为在一定的具体条件下, 合乎规律地引起危害结果的发生。这种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是客观的。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 作为原因的实行行为, 必须具有引起危害结果发生的实在可能性。 (二) 作为原因的危害行为, 必须合乎规律地引起危害结果, 只有当这种实在可能性已经合乎规律地引起了该危害结果的发生, 才能确认该结果与该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主要包括事前的必然因果关系和事后的偶然因果关系, 结合本案, 笔者重点探讨事后的偶然因果关系。其是指可能导致加重结果的偶然因素在行为人实施基本行为时并不存在, 在基本行为并不包含着产生加重结果必然性的前提下, 由于偶然因素的出现, 并由偶然因素导致加重结果的产生。譬如, 本案中的被告人实行强奸行为, 数日后, 被害人自杀身亡。此种事后的偶然因果关系能不能成为行为人对加重结果承担刑事责任的根据?
笔者的答案是:不能。在这种情况下, 基本行为所引起的因果关系链条已经中断。所谓因果关系中断是指在既有的条件下, 因果关系没有在基本行为的启动下自然发展, 而是因其它因素的介入而改变发展方向。英国上诉法院的法官SHDFENSH曾说, “如果危害后果是“被告所言所行的当然后果, 也即这种结果可以作为其所言所行的后果而予以合理的事先预见”时, 被告就应对此结果承担刑事责任, 即这种介入不能中断因果关系;但是, “如果被害人的行为是如此的‘愚笨’或者如此地不可期待, 以致不但侵害者不能实际预见, 而且任何正常人通常都不能预见时, 那只能从非常遥远和不真实的感觉上说此结果是侵害者造成的结果, 实际上它是由于被害方实施的而为他人无法正常预见的自愿行为所造成, 因而就中断了侵害与危害或者伤害之间的因果链条”。因此, 加重结果是基本行为的自然延伸和高度盖然性结果, 是因果关系链条不中断的前提。
四、结果加重构成的主客观相一致认定
从本文所列两个案例中, 我们可以看出, 若是仅仅因为致使被害人自杀而认定客观上造成了严重后果, 悖论显而易见:即主观恶性小, 客观行为并不严重的行为却要承担比主观恶性大, 客观行为严重的行为更重的刑罚。刑罚的裁量脱离了行为人的主客观之间的统一, 违背了我国刑法在定罪量刑上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陷入了“自陷理论”的错误思想, 违背了现代刑法意思责任原则, 实质上是客观归罪的一种体现。作为一名执法者, 对“造成严重后果”的结果加重犯的理解, 在刑法没有具体的规定时, 并不能盲目类推适用, 立法的模糊性, 需要立法者修善, 司法的不统一, 需要我们每一个执法者在摸索中探讨和完善, 罪行法定是现代刑法的首要原则, 不规范、不统一的法律适用只能让刑法的权威和尊严大打折扣。
综上所述, 我们认为, 对于“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加重结果, 除了刑法特别规定的条款外, 应当排除致使被害人自杀的情形, 只有这样, 才能在我国彻底地贯彻在定罪量刑上的罪刑法定原则, 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顺应国际上意思责任主义的要求, 真正实现我国刑法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民的目标。
摘要：结果加重犯是刑法学的一个重要理论, 对刑事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造成严重后果”——简单的几个字, 在刑法中, 却不仅可以作为犯罪的构成要件, 还可以作为基本犯罪的加重结果或加重情节。但, 正因为规范得过于简单, 在理论和实务工作中引起了纷争。尤其是对于致人死亡的加重结果中是否包括被害人自杀的情形, 纷争不断。在司法实践中遇到此类问题往往产生困扰, 尤其在涉及到复杂客体、复合罪过的情况下, 困惑更多。下面笔者将结合具体案例, 探讨结果加重的适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