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保护

刑法保护（精选8篇）

刑法保护 篇1

劳动报酬的刑法保护

蒙娜

近年来，拖欠劳动者劳动报酬的问题非常严重，每年都发生很多因为讨薪而造成的悲惨案例，特别是年关时节。劳动是劳动者实现生存权的一般手段，劳动者通过劳动获取劳动报酬，是维持生存的前提。支付义务人拒不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的行为，剥夺了劳动者的生活来源，使得劳动者无法维持基本生活，无法抚养、赡养家庭成员，是对劳动者基本人权的侵害，违反了宪法。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我国的市场秩序，与同行业守法企业相比，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企业处于竞争的优势，必然导致市场的恶性竞争。另外，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行为势必会破坏诚实信用的良好社会风俗，不利于建立诚实信用的市场环境。因此刑法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纳入，希望通过刑罚干预，打击这类严重侵害劳动者权益，危害社会安定、和谐的行为。本罪引起了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的大量关注。由于立法技术等原因，本罪在设立后就存在一些争议。

反对本罪入罪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刑法谦抑性原则，认为刑法手段具有不可替代性，应该用刑法以外的手段来抑制拒不支付劳动者报酬的行为。近年来，刑法的扩张非常明显，当社会上出现某些现象时，似乎人们首先都是考虑刑法制裁。这是违背刑法谦抑性的。其二，从刑法规制的效益分析看，出于刑法的严厉制裁性以及刑罚的功能，用刑法来规制此类行为具有一定的有效性。但是刑法的效果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从大范围上讲，刑法一直打击着犯罪，但犯罪照旧发生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并没有因为存在刑法的打击而消亡。支持本罪入罪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近些年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行为引发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多，引发的极端社会矛盾不时出现，在某些劳动密集型行业中，甚至出现了普遍拖欠的“潜规则”，劳动者的权益受到了严重的侵害。其二，现有的法律体系虽然对保护劳动者的报酬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是通过法律手段保护的过程是冗繁的`，而且重要的是，对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现有的劳动法、劳动合同法难以有效规制。本罪的司法运用实践也说明了其在保障劳动者权益方面的积极意义。

以上观点的争鸣，以及刑法条文的设计，突出显示了本罪入罪问题上需要重视的两个问题。首先，要注意刑法的谦抑性，要注意区分拖欠劳动者报酬的各种情形，不能扩大打击范围。本罪重点打击的应该是出现严重后果，严重危害社会的情形。其次，本罪的设计应该重视实际效用，缩短刑法打击时间，否则将加重劳动者维护自己权利的法律救济成本，对劳动者而言，这个代价是巨大的。在这两个基本点上，我们可以对本罪的完善提出一些针对性的意见。

协调本罪的条文设置，完善刑罚的量刑档次。本罪的量刑档次只有两档。而且是缺少量的联系的两档，第一档，数额较大的，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第二档，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考察本罪的立法，从条文设计的层面看，可以看出立法者希望顾及各方利益而作出的努力，但其条文本身却存在着理解的歧义，需要尽快出台规定将这个问题作出澄清。笔者推测条文设计者的设计思路，一方面突出本罪打击的限定范围，另一方面，凸显本罪的打击重点。这种思路在本罪的法定从宽情节中得到了证实，即本罪的从宽情节仅仅针对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更多的是酌定情节了。在这个思路的基础上，笔者建议放弃数额较大的直接规定，统一为结果犯模式：后果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里的后果严重可以通过司法解释，注明后果严重的几种情形。后果严重的，本罪公诉前，履行支付义务并承担相应的赔偿的，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后果特别严重的，本罪公诉前，履行支付义务并承担相应的赔偿的，从轻处罚。如此一来，既保护了劳动者的权益，又遵循了刑法的谦抑原则，更加鲜明地鼓励支付义务人积极履行支付义务。

调整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而不支付的规定。本罪立法的这一规定被认为是立法者刑法谦抑性精神的展示，表示了立法者明确劳动报酬与劳动义务的保障主要是靠其他劳动法律法规的规制进行，刑法不应该是主要手段。笔者认为遵循这种精神是对的，但具体规定还有值得完善的地方。

目前很多批评者认为，在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中增加本条件属于多余，或者会造成一种消极的影响。笔者认为，这些担忧不无道理，()司法实践中确实会出现一些事与愿违的隐忧，这需要我们对制度进行进一步的限定。但这不足以说明本条件不能成为本罪的构成要件。笔者认为本条件应该保留。首先，多大的社会危害性进入刑法视野是需要多方认证的，论者不能凭借自己的感知认定没有本条件下的本罪其他的行为足以达到入罪程度的社会危害性。在笔者看来，司法实践中很可能出现一种情况，本罪的行为人处于过失而成就了转移财产或者逃避造成了没法支付劳动报酬的事实，该事实下，显然不宜追究支付义务人的本罪的责任。此时需要别的条件来增加社会危害性的程度。当有关机关明确责令支付时，其不再具有过失心理，使得追究成为一种可能。其次，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管不力是造成劳动者报酬无法获得的一个重要因素，地方政府可能会出于重商主义保护当地企业，不出具责令支付的文书或者相关文件。但是这不能说明以此就阻断了追究支付义务人刑事责任的可能，只需要我们对政府有关部门做扩大解释，例如，将法院的判决、裁定也纳入其中，那么仍然可以保证追究支付义务人的途径。其三，本条件的正向积极意义更是不容忽视，无论是缓解刑法直接干涉民事领域，还是敦促行政机关监管，都具有正面的作用，符合刑法最后手段性的精神。

笔者认为，“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这一条件应当保留，在刑法条文上，将其调至数额较大之前。为了避免出现本条件下的隐忧，应该对本条件进行限定。例如政府行政机关合适作出责令的时间，可以强制性规定政府有关部门必须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对拖欠劳动者报酬的事情作出责令。一般的行政行为都是两个月内作出，超过两个月的算不作为。由于劳动报酬事关劳动者的生存生活，应该缩短期限。然后还需要劳动法等相关法条对支付劳动报酬的时限作出更详细的规定，例如规定从应该支付劳动报酬之日起7天内没有支付的，就认为是进入了拖欠期。国外的立法大多对此有着明确规定，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借鉴。

刑法保护 篇2

一、大数据时代与大数据时代的商业秘密

随着科技迅猛发展,数据规模呈级数倍增长,人类跨入大数据时代,2014年两会期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出现“大数据”,表明在国家层面上对大数据的重视。在大数据时代下,权利人所拥有大量经营信息和技术信息作为商业秘密,被存储在云环境下。以开放性为特点的网络环境,为商业秘密在云环境下被他人通过网络窃取或者泄露被窃取和泄露提供了可能。

二、大数据时代商业秘密刑法保护的必要性

(一)在大数据环境下,商业秘密具有数字化特点,网络环境侵权又具有高度隐蔽性,导致商业秘密的数据保护技术难度大。大数据时代的商业秘密大多以数字化的电子信号存储在网络或其他存储介质中,这种数字信息易修改,受外界因素影响较大,比如黑客的入侵,计算机病毒的感染,电子设备的突然断电死机,以及失误操作等带来的数据丢失。

(二)在我国,大数据环境下商业秘密的刑法保护明显存在不足。对于商业秘密可以采取刑事、民事、行政等多种途径进行的保护,但在错综复杂的网络环境下,刑事保护对于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更行之有效。我国《刑法》第219条、285条和287条对侵犯商业秘密、非法入侵计算机系统、传播计算机病毒等行为做出处罚规定。但这些条款的保护对象仅仅局限于国家级别、尖端科学技术领域的计算机系统,对其他领域的计算机系统和数据并没有保护,显然保护范围是不够的。

三、大数据时代商业秘密刑法保护的原则

(一)利益均衡原则

利益均衡原则是法条在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基本原则之一,其目的尽量不过分损害任何方的利益,同时将利益损失的总和降到最少。众所周知,知识产权制度与利益本身就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一方面为了激励创造,就必然要对知识的创造物进行保护;另一方面,在国家层面上,需要使绝大多数公众能够出支付的起这些创造物。

(二)及时原则

刑事立法设立的主要标准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时性就是由于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会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发展变化,从而要求刑事立法及时做出反应,进行相应的修改。就刑法保护而言,对新型犯罪缺乏及时必要的规范,国家在刑事立法上滞后性更加明显。所以伴随技术进步的迅速扩张,知识产权必然对刑法不断提出新的挑战。

(三)谦抑性原则

即适度性。刑法的谦抑性是基于刑罚这一手段的特殊性,所以适用的原则一般是非到万不得已尽量不用。

四、大数据时代商业秘密刑法保护的完善及建议

(一)删除商业秘密定义中的“实用性”。在司法实践中,为了避免对实用性的考察而导致的资源浪费,考虑可以删除定义中的“实用性”,对于大数据时代利用互联网技术读取数据,窃取商业秘密类型的案件上,能够明显的节约司法资源,将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形式限于“主观故意”。

(二)做出立法改进,制定特别刑法,专门用来规范网络商业秘密犯罪。从加强网络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作出立法改进,建议制定专门规范网络商业秘密犯罪的专门刑法,通过该法惩治利用互联网络侵犯数据商业秘密的犯罪行为,在维护刑法典稳定性的同时,兼顾侵犯网络商业秘密犯罪的新情况与新问题,及时对刑法相关规定进行修订与补充,适应网络商业秘密刑事法律保护的要求。

(三)在刑法方式方面加大资格刑和罚金刑的处罚力度。通过追加罚金和设置互联网行为资格,增加犯罪成本。此外,通过实现网络实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削弱犯罪欲望。

摘要：随着科技迅猛发展,数据规模呈级数倍增长,人类跨入大数据时代。数据资源是与人力资源、物质资源一样重要的战略资源。那么在大数据时代如何维护知识产权成了法律界当务之急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本文分析了大数据时代商业秘密的刑法保护的必要性,解读商业秘密的刑法保护的利益平衡原则、及时原则和谦抑性原则,并提出了完善建议。

关键词：大数据时代,商业秘密,刑法保护

参考文献

[1]吕宁.大数据与云环境下企业商业秘密保护研究[D].湘潭大学,2014.

[2]蒋言斌.知识产权制度反思与法律调适[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104-105.

[3][日]大谷实.黎宏译.刑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4]陈辐宽.知识产权犯罪疑难问题解析[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10:211-246.

[5]蒋志培.网络与电子商务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论物权的刑法保护 篇3

摘 要：物权法即用于保障人们物权的法律，它作为私法，通过赔礼道歉、返还原物、赔偿损失等方式对于物权加以保护，这些私法上的救济措施显然无法对可能侵害物权的行为加以预防与禁止，因此，刑法对侵害物权的行为施以刑罚，作为保护物权的最后一道防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物权保护；物权法；刑法

中图分类号：D9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2-0139-02

加大刑法对物权的保护并非简单增加刑法条文，由于《物权法》所调整的关系是“因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的民事关系”，而《刑法》则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以……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因此，这就像坐标轴中的两段抛物线一样，需要去界定它们交会的那些点，因此，通过明确刑法与物权法中的术语与法条内涵，对于物权保护具有重要作用。

一、物权的刑法保障的必要性

（一）刑法是保护物权的刑罚手段

物权法通过制定各项原则与制度保障公有财产与私有财产，这些原则与制度规定了人们享有的物权及应当履行的义务，物权法通过民事的方式对侵害物权的行为进行制裁，而刑法则以拘役、徒刑等刑罚对侵害物权的行为进行制裁。物权法的救济手段无法达到刑罚的严厉程度，因此刑法对侵害物权的行为予以制裁，能够更好地保护物权。

（二）刑法是保护物权的最后手段

凯尔森在分析物权保护的民事和刑事手段中认为，民法和刑法的不同在于两种法律的制裁方式不同：民事制裁在于赔偿，而刑事制裁却在于威慑和预防[1]。物权法在保护物权方面主要运用消除危险、恢复原状等措施，而刑法对于物权的保护则在于威慑和预防作用，即通过刑罚中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死刑等方式来抑制他人对于物权的侵害。因此，刑法是物权保障的最后手段。

（三）物权法与刑法的结合能够更好地保护物权

民法的制裁附带地服务于预防，如消除危险；而刑法的制裁中也同样附带地存在赔偿，如附加刑中的罚金。由此可见，民法与刑法在制裁方式上具有不同，且其侧重点不同，但是并无根本不同。正如韦伯所说：“早期的行政法、民法和程序法是没有明确界线的，法律责任中并无民事和刑事之分。”[2]民事与刑事的分类只是为了解决纠纷的具体化之后才逐渐产生的，因而其与实体权并没有很大的联系。

二、刑法与物权法对物权保护的差异

（一）刑法与物权法对“财产”的不同定义

耶林曾说：“权利是在法律上受保护的利益，权利的保护是法的目的……权利一方面从法律内获得生命，另一方面也反过来给予法律以生命。”[3]财产权也只有通过法律才可获得生命。《法学大辞典》中对财产的定义大致有三点：（1）有货币价值的物权客体，即有体物。（2）对物的所有权。某物归属某人所有即被视为某财产；（3）具有货币价值的有体物和对财物的权利的总和。这些权利包括所有权、他物权、知识产权等[4]。《物权法》属于财产法。在现代民商法体系中，除物权法属于财产法外，债权法和属于民事特别法的商事法如海商法、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破产法、证券法等，也都同属于财产法[5]。就此我们可知在民商法体系中“财产”这一概念涉及的法律十分庞杂，而就《物权法》中的“财产”这一概念，其实同《物权法》中的物是两个通用的概念。

通过刑法条文可知，《刑法》第5章规定了14种侵犯财产类的犯罪以及第3章第6章中的规定，通过这些犯罪所侵犯的法益我们可知，《刑法》中的财产定义包括了物权法中所保护的财产的范围。

（二）物权法与刑法对保护客体不同

《物权法》保护的客体是物权，《刑法》保护的是法益，在侵犯财产罪的犯罪中，以盗窃罪为例，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认为，盗窃罪的客体是财产的所有权①。 物权分为自物权、他物权和占有，如果盗窃罪的客体仅是财产的所有权，可推知《刑法》对于他物权和占有都不予保护。张明楷教授认为：“通说仅将财产所有权作为财产犯的客体，这又使得刑法的保护范围过窄，因为所有权与债权相并列，如果认为刑法只保护所有权，就意味着刑法并不保护债权，这恐怕不符合刑事立法精神与刑事司法实践。”[6]

（三）物权法与刑法对“占有”的认定存在的分歧

我国《物权法》24条规定：“基于合同关系等产生的占有，有关不动产或动产的使用、收益、违约责任等，按照合同规定；合同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依照有关法律规定。”从我国的民法学看来，占有是一种事实状态，它包括占有意思和客观上对物的控制两个方面。物权法与刑法在“占有”方面存在两大分歧：分歧一，在物权法上，占有可分为直接占有和间接占有。在刑法上仅存在直接占有，不存在间接占有；分歧二，在物权法上，占有的客体是物，且以有体物为限，即便该物被法律禁止或限制流通的物也能够成为占有的客体。但刑法对占有的保护范围广泛，如《刑法》第128条中规定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罪中的枪支弹药等可以作为占有的客体，并且即使是法律上禁止私人持有的违禁品，在刑法中也可被看作占有的对象。

（四）物权法与刑法对于物权保护的阶段不同

刑法保障的是已经受到侵害的物权，而物权法保障的是可能受到侵害或已经受到侵害的物权。至于说刑法中的危险犯，则是指行为人的危害行为发生了某种危险结果，危险犯的既遂标准是发生了危险结果的危险状态，它要求行为人必须实行一定的危险行为。相对于物权法而言，在物权法中消除危险中的危险则是存在着一定的危险可能性，如果侵害物权的行为人实行了危险行为，那么所有权人不能请求消除危险，而只能采取其他措施保护物权。

（五）刑法对物权的保护非依物权法对物权保护为必要

物权法的首要功能在于确认和保护物权。物权法不仅强调对公有财产的保护，而且也重视对个人财产所有权的保护。欲明此义，当知国家立法，有禁止法规与制裁法规之分，所谓禁止法规，乃国家对于一定之法益，加以承认，从而命令或禁止一定的行为，以为保护之法规，而制裁法规之作用则为对于违反禁止法规之规定者，科以制裁，以确保法益之存立，如是，禁止法规既训示于前，制裁法规复确保于后，人类之生存利益乃得发荣滋长，社会亦由是而维持其秩序。由此可知，物权法是作为禁止法规对物权加以保护的，而刑法则是作为制裁性法规对物权进行保护的，刑法通过犯罪构成的四要件对侵害物权的行为作出判断，而并不以物权法上的判断作为前提。因此，刑法对物权的保护非依物权法对物权保护为必要。

三、刑法对物权的自物权、他物权的保护

（一）刑法对物权中物的所有权的保护

1804年《法国民法典》以具体列举主义为所有权进行定义，该法第206条规定：“所有权是所有人在法律限制的范围内有自由使用、收益和处分所有物的权利。”我国《物权法》也运用具体列举主义的立法规定对所有权定义为“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根据这一定义，我们可知所有人在法律限制的范围内，对于所有物享有全面的支配的物权。但即使所有权具有完全性，所有权仍需受限制，这是自罗马法以来各国民法的一项原则。①对于所有权的刑法保护，不同于物权法等私法保护。《刑法》中侵犯财产罪一章中有些侵犯所有权中的占有权，如盗窃罪和抢劫罪等；有些侵犯所有权中的使用权，如挪用资金罪和挪用特定款物罪等。

（二）刑法对用益物权的保护

《物权法》规定他物权包括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所谓用益物权是指非所有人对他人之物所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排他性权利。用益物权作为物权的一种，着眼于财产的使用价值。我国采取严格的物权法定原则，在物权法中规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及地役权等，除了上述几种主要的用益物权之外，还包括探矿权、采矿权、取水权等。《刑法》第6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规定了“非法占用农用地罪”、“非法采矿罪”等罪名。刑法对于用益物权的保护中不仅体现了刑法保护范围的广泛还体现出了刑法对于物权保护的力度。刑法中虽然没有一个完整章节对于物权加以保护，但刑法对物权的保护已渗透至刑法的各个方面。因此刑法对于保护“物权法核心的用益物权”可谓基本上面面俱到。

（三）刑法对担保物权的保护

担保物权是以担保债务的清偿为目的，而以债务人或第三人的特定物或权利设定的定限物权，即以担保债务的履行为目的，而直接支配他人财产的物权。担保物权可以分为抵押权、质权和留置权。《刑法》第3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第五节金融诈骗罪中的相关罪名即侵害了担保物权，如贷款诈骗罪，合同诈骗罪等罪名中使用虚假产权证明做担保，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的，这些行为都属于侵害担保物权的行为，均应受到刑法的制裁。

四、结语

刑法的目的是通过建立一套由禁律、制裁和公平、妥善地处理对个人或社会造成或有可能造成严重危害的犯罪行为的程序组成的制度，致力于维护一个正义的、和平的与安全的社会。由此可知，刑法与物权法对于物权的保护同等重要。但是物权法在保障物权时不可在侵犯较小的物权利益时就适用刑法，必须要达到刑法所规定的定罪量刑的程度时才可适用刑法，否则会减弱刑法对于侵犯物权的违法行为的威慑力；反之，也不可为了避免刑法中刑罚的强制措施而适用物权法中的赔偿措施。综上可知，刑法对于物权的保障是物权保护的有力后盾。

参考文献：

[1]刘剑文，杨汉平.私有财产法律保护[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126.

[2]马克斯·韦伯.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46.

[3][德]耶林.为权利而斗争[M]//胡宝海，译.民商法论丛：第2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4：22.

[4]法学大辞典[M].北京：中国人民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763.

[5]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24.

[6]韩忠漠.刑法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2.

浅议私有财产所有权的刑法保护 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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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私有财产所有权的刑法保护

摘要：财产权利是个人权利的基础，私有财产权已成为现代人权的重要内容，物权作为财产权的两大基石之一，应加强其刑法保护力度，从而切实地保护好公民的私有财产。本文从物权上的所有权角度出发分析了我国现行刑法对私有财产所有权保护的现状，指出其缺陷所在，在借鉴国外立法的基础上提出了几点完善的建议，以期更好地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

财产权是以财产为对象的，能带来社会生活利益的全部权利即通常所说的产权，包括物权、债权和其他财产权(如知识产权等)。财产权中的物权主要是为大陆法系的民法所采纳的概念，它是指公民、法人依法享有的直接支配特定的有体物的财产权利，和债权一起构成财产权的两大基石。所谓直接支配是指权利人无须借助于他人的帮助，就能够依自己的意志依法直接占有、使用其物，或采取其它的支配方式，所有人和使用权人在依法行使其权利时，一般不需要取得义务人的同意，也不需要义务人的辅助。物权一般分为三类，即财产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其财产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是物权中最完整最充分的权利，相对于权利内容受到限制的其它物权而言(如土地使用权等)，所有权是“完全物权”，而其它物权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所有权的权能，没有法律的依据和所有人的授权，其他物权人不能行使处分权。

从这三个概念中可以看出，所有权是财产权的核心，新宪法修正后，要想将保护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落到实处，加强对所有权的刑法保护无疑对整个私有财产的全面、充分的保护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在整个财产权的保护面前竖立起一道最坚实的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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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刑法保护私有财产所有权的正当性理由

《宪法》赋予了公民在政治、社会、个人生活等方面的基本权利，而与生命权、自由权一起并称为公民三大基本权利的财产权作为公民社会生活方面的主要权利越来越受关注和重视。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对现行宪法有关保护私有财产的规定作出了重要修改，进一步明确规定： “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此举在笔者看来至少具有以下二点意义：第一，肯定了私有财产应有的法律地位。以前的宪法仅仅停留在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的层面，而比合法收入含义更为广泛的私有财产被忽略了，从而使得大量而普遍的私有财产在宪法和法律上没有合法地位，这次宪法修正案使得这种尴尬的状况有所改观。第二，将使我国经济获得新的发展动力，并因此获得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私有财产已成为中国财富的主要组成部分，加强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将使我国经济获得更长久的发展。我们必须全面准确地领会和把握保护公民合法私有财产权的科学内涵，充分地保护好公民的私有财产。但私有财产并非一个空泛的概念，物权就是它最主要的法律内涵。物权正式付诸于成文法典是1811年奥地利民法典第307条：“物权，是属于个人财产上的权利，可以对抗任何人。”可见，它一出现就进一步明确了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性，而所有权作为物权的核心权力更应受到保护。然而与欧陆国家在私有财产所有权保护方面走过的道路不同，新中国成立前经历了几千年的奴隶制统治，在这种封建统治中对公权益相当重视，而对私权利、对公民个人的私有财产则缺乏严格的制度予以调整和保护。

新中国成立后，个人权益受到空前的重视，但由于受封建传统的影响，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的走了不少弯路。公民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完善的保护，生活中公民私有财产的所有权屡屡遭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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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侵犯更凸显出法律对其保护的苍白无力，甚至经常出现以社会公共利益需求为理由，借政府公权力之手为商业利益群体违法征用农民土地和滥拆居民住房事件，将公民财产所有权遭受侵害的一幕幕演绎到了极致。在第一次规范(民法、行政法、经济法)不能进行强有力的保障的情况下，刑法这作为其它部门法的补充法和保障法的第二次规范应挺身而出，为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所有权贡献出自己应有的力量。

《孟子》曰：有恒产者有恒心。孟子所说的“恒产”是指稳定的私有财产，假如没有稳定的私产，一般人就会心神动摇，社会就不会稳定。可如果有私产却得不到国家法律充分地予以保护，社会也不会稳定。作为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刑法为社会的稳定、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保驾护航责无旁贷。所以，在当前私有财产还得不到充分保护的情形下，修改完善刑法，加强对其刑法保护乃当务之急。

二、我国刑法对私有财产所有权保护的状况

犯罪是侵犯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刑法对犯罪行为进行处罚就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保护。从我国历代的立法来看，都注重于用刑法来维护社会的统治。由于古代民法极不发达，而且对侵犯财产的形态也比较单一，在立法者和人民大众的眼里，财产权就等同于所有权。古代统治阶级通过刑法来对公民财产权的保护也就是对其所有权的保护，来维护其阶级统治，促进社会的进步。

(一)刑法对财产所有权保护的历史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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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私有制的确立，对私有财产所有权的保护也就有了相关的规定，我国从公元前21世纪的夏代开始进入阶级社会，当时的《夏书》说：“昏墨贼条，皋陶之刑也。”这里的“昏”指“恶而掠美为昏”可见夏代已有强盗罪的规定。到了西周，奴录制社会的统治阶级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更为重视。《品刑》和《尚书·大传》都对侵犯财产罪有相关规定。

春秋战国时期，李悝认为：“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在他制定的第一部较为系统的封建成文法典《法经》中，以《盗》为首篇，体现了当时统治阶级对惩治私有财产犯罪的重视，这也对后世立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汉代，刘邦著名的《约法三章》就有“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规定来对私有财产加以保护。

三国二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规定对侵犯私有财产所有权的处以严刑，并且株连九族。如北周明确规定：“持杖群盗，一匹以上，不持杖群盗五匹以上，皆死”。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法律发展得相当完备。《唐律疏议》不仅为后世立法的楷模，更远达日、朝等国为其立法所借鉴。在侵犯财产罪方面，《唐律疏议》专设《贼盗律》一篇，依《贼盗律》规定，侵犯私有财产所有权的主要方式是“盗”，即“公取、窃取皆为盗”。《唐律疏议》规定：“公取，谓行盗之人，公然而取;窃取，谓方便私窃其财，皆名为盗。”除盗罪外，唐律还规定有其它的侵犯财产罪，如《唐律》规定了对执持人质求赎财物、恐吓取人财物的惩处，前者重于强盗罪，后者重于窃盗罪;对以诈骗、隐瞒等手段侵犯私有财产的，对私自挪用受寄财物、免费法律咨询3分钟100%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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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物等侵占他人财物的，《唐律》也规定了相应的处罚条款。可见，《唐律》的立法技术已达很高的水准。

宋朝也承袭了唐朝的制度，贼盗罪也分为强盗和窃盗两种。《宋刑统·贼盗律》规定：“擒获强盗，不论有赃无赃，并集众决杀。”“对窃盗，赃满五贯，处死。”并且，对贼盗共同犯罪也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处罚原则。《贼盗律》规定“诸共盗者，并赃论。”

元代对侵犯公民私有财产的采取重刑原则，但到明代立法，则对侵犯财产罪注意根据情节(包括数额)等轻重来进行处罚。如《大明律·刑律》规定：“凡强盗已行而不得财者，皆杖一百，流三千里;得财者，不分首从皆斩。”对于窃盗，一般依得财多少惩治，监守自盗以及盗制书、印信、内府财物等情节严重者可以处死，盗亲属财物和本家同居之人财物可减轻处罚;毁坏财物根据毁坏程度决定刑罚，诈欺官私财物者，“计赃准窃盗论，免剌”，侵占财物的，依侵占财物数量多少确定刑罚。

清代的侵犯财产罪的立法更具有现代意义，制定了强盗罪、窃盗罪、诈欺官私取财罪、白昼抢夺罪、恐吓取财罪一系列罪名来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对新中国的刑法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以上可以看出历朝以来的立法表明统治阶级对私有财产所有权的保护甚为重视，统治阶级通过严刑峻罚来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所有权不受侵犯，从而达到社会稳定的目的。

(二)现行刑法对私有财产所有权保护的立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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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刑法为了加强对私有财产所有权的保护，在分则的第5章侵犯财产罪整章都做了规定，对种种侵犯私有财产所有权的行为进行惩罚。侵犯财产罪，是指故意非法占有、挪用、毁坏公私财物的行为，所侵犯的客体就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所有权是一种支配权，其4项权能即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一起构成财产所有权的全部内容。侵犯财产罪多数情况下是对财产所有权全部权能的侵犯，但由于所有权能与所有权整体之间存在着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对所有权任一权能的侵犯同样是对所有权的侵犯。

在侵犯财产罪这章里，规定了12种侵犯财产罪，对抢劫、盗窃、诈骗、抢夺、聚众哄抢、侵占、职务侵占、挪用资金、挪用特定款物、敲诈勒索、故意毁坏财物，破坏生产经营等侵犯公民财产所有权的行为数额较大或情节严重的，追究其刑事责任，可以适用除剥夺政治权利之外的其它所有主刑和附加刑，这些都体现出刑法对所有权的保护。

三、外国刑法对私有财产所有权的保护

与我国现行刑法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规定不同，外国刑法在保护财产所有权的规定当中，对其犯罪对象作了动产与不动产的明确的规定，既对其作了概括性区分，还对不动产犯罪对象不同的表现形式作了具体的指明，表述主要有建筑物、房屋、住宅等。在有的国家的刑法典里虽然没有“不动产”的概念表述，却规定了具体的不动产形式。各国刑法对不动产犯罪对象的规定散见于其刑法典分则，对财产所有权的侵害都涉及到不动产所有权的占有、处分、使用、收益四个权能。具体列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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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刑法典对侵犯财产所有权的犯罪对象明确区分为动产与不动产。第137条盗窃罪，和138条轻微盗窃罪，第140条侵占罪，第141条侵占自己取得或发现之物罪，第143物之夺取罪中，都明文规定犯罪对象只能是动产，而在第147条侵占或夺取质物留置中，其规定的犯罪对象既有动产也有不动产。

西班牙刑法典在侵犯财产之罪序列中使用了动产概念。如第500条抢劫罪的犯罪对象只能是动产，没有使用不动产概念，但从有关罪名的具体表述中可以清楚地加以辨别。如在篡夺罪中，第517条规定“对别人使用暴力或恐吓占据其动产、或篡夺所有权属于别人房地产的行为，房地产明显为不动产。第547-556条规定的纵火罪中，在犯罪对象中明列了如造船厂、军火库、博物馆、村庄、戏院、教堂、公共建筑物、住宅等不动产的具体形式。

巴西刑法典在侵犯财产所有权的犯罪中使用了动产、不动产和财产三个概念。偷盗罪、抢劫罪和非法侵占罪的犯罪对象只能是动产，篡夺罪则明确规定有不动产的犯罪对象，损坏罪的犯罪对象为财产，财产可以理解包括动产和产。

德国刑法典也对动产与不动产作了明确区分。如第242条盗窃罪只能盗窃他人动产，第246条侵占罪既可以侵占他人动产，也可以侵占他人不动产。

意大利刑法典在第13章“侵犯财产罪”中将犯罪对象明确区分为动产与不动产。盗窃和抢劫都只能针对动产，而专门针对不动产犯罪有第631条侵占罪，第 632条改变水道和和改变地点状态罪，第633条侵入土地或建筑物罪，第634条以暴力干扰对不动产的占有罪，第636条在他人土地上引入或遗弃动物和随意放牧罪，第637条擅自进入他人土地罪等。既可以针对动产也可以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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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的有第635条损坏罪，即“毁坏，损耗，破坏他人的动产或不动产的或者使之完全或部分不可使用的行为”。

国外刑法典对财产所有权的保护是既充分又全面的，使得日常生活中种种侵犯动产所有权和不动产所有权的犯罪行为都有机应的罪名予以惩治，值得我国立法很好地借签。随着犯罪现象的愈演愈烈，犯罪对象的多样化，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力度应随之加大。所以现行刑法应相应地随着社会的发展完善自身才能很好地保护公民私有财产的所有权不受侵犯。

四、现行刑法对私有财产所有权保护方面的缺陷

(一)与公共财产相比，私有财产所有权没有受到刑法的平等保护

我国现行《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虽然与《宪法》第十二条的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相比，只是少了神圣两个字，但在立法上则明显地表现出对二者的保护有所侧重，笔者就以《刑法》第271条、第272条为例，加以阐述说明。

根据《刑法》第271条规定：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中除国家工作人员以外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占本单位财产的构成职务侵占罪，法定最高刑为15年有期徒刑和并处没收财产。而同一部刑法中对国有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侵占公共财物的，按贪污罪定罪处罚，法定最高刑却为死刑。根据有权的司法解释规定，涉嫌职务侵占，数额在5000至10000元之间的，应予追诉，在沿海经济发在地位，涉嫌职务侵占罪的，追究诉起点是8000到 10000元;而贪污罪的追究起点是5000元，如果情节严重(如多次贪污不思悔改等)不足5000元也可以被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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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如果是职务侵占私有财产的，数额为7000元也有可能不被追诉，如果是贪污公共财产，数额为4000元的话也有可能受到刑法的制裁。

同样，根据《刑法》第272条规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构成挪用资金罪的，法定最高刑为10年以下有期徒刑，而挪用公款罪的最高期限为无期徒刑。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公私财产保护的不平等性程度可见一斑了。

(二)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没有明确区分地产和不动产，从而导致对不动产所有权的保护远远不够

动产与不动产作为物权法中对“物”的一种分类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罗马法学家彼得罗·彭梵得在《罗马法教科书》中说“在每一种法中都有一个对物的最基本的划分„„这种基本的划分在现代法中表现为动产和不动产之分”。法国物权法继承了罗马法关于物权的这种划分方法，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动产与不动产是法国民法上对财产最为重要的基本分类，这一分类是《法国民法典》编撰时期法国统治者有关物权的立法思想的重要反映。即使在法国现代物权法，其仍然不失为财产的主要分类之一。动产和不动产的划分对整个《德国民法典》，尤其是对德国民法物权体系也有着根本性的意义。

动产成为侵犯财产罪的对象一般不存在疑问，但不动产能否成为侵犯财产罪对象而受到刑法保护呢?各国刑法理论和立法规定不尽一致。自罗马法以来的传统观念认为盗罪(盗取罪)的客体只限于动产，联邦德国、瑞士、西班牙、奥地利等国的学说，立法均如此认为或规定，但现在赞同盗窃不动产具有可罚性的人越来越多。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陈朴生认为：“夺取罪(包括盗窃、抢夺、免费法律咨询3分钟100%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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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盗、恐吓等罪)，重在排除他人对于其物的支配，而移置于其自己或第三人支配之下，其行为之本质，在于移转其物之支配，并不以移转其物或变动其物之处所为必需，称物，本包括动产与不动产，虽其犯罪动机并不相同，而其客体之财物则无二致”。我国有的学者认为，盗窃、抢劫罪的犯罪对象一般说来不能包括房屋等不动产，而诈骗罪、侵占罪的犯罪对象则包括不动产。笔者认为，不动产可以成为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受刑法保护是不可置疑的，但是，受侵犯财产罪行为的性质、特点的限制，抢劫、抢夺、挪用资金、聚众哄抢、挪用特定款物等的对象只能是动产，不包括不动产，即不动产不能成为所有侵犯财产罪的对象。

我国的民法通则中并没有动产与不动产的概念，从而使得刑法对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也没有明确区分动产与不动产。在侵犯财产罪一章的12个罪名中有9个罪名将犯罪对象明文规定为财物，各有1个罪名将犯罪对象规定为“资金”、“财物”、“机器设备及耕畜”。在这些犯罪对象中“资金”、“耕畜”是典型的动产，“款物”是资金和财物的结合，具有动产色彩，也可以勉强把房屋和设施等不动产包含进去，但恐怕不能包含全部。至于“机器设备”包括在工具，农(副)业、渔(养殖)业、林业、牧业及手工业生产经营中使用的各种机器、仪器、仪表、交通工具等，也很难理解不动产。可见，使用“财物”概念没有很好地全面反映侵犯财产所有权的实际情况。

由于犯罪对象没有明确规定动产和不动产，从而出现了类似于抢劫罪对象是否包括不动产的争议，也使得对不动产所有权的保护甚为不力。实践中，已经出现种种严重侵犯公民不动产所有权的行为，如公然强占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的房屋甚至采用暴力、胁迫、勒索手段逼其交出产权证书，盗窃、抢劫、抢夺和毁灭他人房产证书，故意毁灭、损坏或污损他人享有所有权或使用权的房屋等。即使在2004年3月15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保护私有财产写进宪法后，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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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拆迁为主要方式侵犯公民不动产所有权的现象仍然广泛存在，从湖南嘉禾的野蛮拆迁到沈阳公民董国明被拆迁公司困在自己家中27个日夜，从广州小谷围艺术村拿到合法房产证的业主被强制拆迁到浙江滥岭市松门镇的非法拆迁，一个个悲剧在世人面前上演，而刑法却缺乏相应的规定加以保护，使得不动产所有权的保护成为了当前刑法的软肋。

(三)现行刑法对所有权内容的保护面过于狭窄

即使侵犯财产罪的一些犯罪对象可以被理解成包括不动产，有关的罪名也表现出重处分权轻其他权能、对不动产所有权内容的保护面狭窄的缺陷。抢劫罪、盗窃罪、诈骗罪、侵占罪、职务侵占罪和敲诈勒索罪都是以“非法占有当为目的”，这里的占有有双重意义：一是作为财产所有权能之一的“占有”，即对财产的实际控制;二是作为财产所有权核心权能的处分，即使得所有权人实际丧失对财产的处分权。行为人并不是为了占有而占有，而是为了使用、收益或为了取得处分权，或单纯为了使所有权人丧失处分权。无论哪一种情况，行为人都在客观上使所有权人实际丧失了处分财产的权能。所以，上述犯罪直接侵犯的实际是所有权中的占有和处分两项权能，使得现行刑法对这些罪名的设置而加以保护的不动产所有权权能自然也仅限于这两项权能，对那些强住他人房屋、强行将他人房屋出租获利等只是非法使用或非法收益而不“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情况不能通过刑法的相关规定加以惩治。

刑法保护 篇5

就目前而言，我国刑法中对公民个人信息还没有一个明确定义，从理论上来看，公民的个人信息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更新，并包括公民的社会信息和识别信息以及财产信息等等信息内容，并具有一定的专属性和广泛性以及价值性，因此，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对公民个人利益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就目前而言，公民个人信息泄漏的现象愈发严重，不仅严重影响了公民的个人利益，还在一定程度内破坏了社会的公共秩序，引发各种犯罪行为的现象。因此，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探究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具有非常现实的价值和意义。

一、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表现

(一)非法收集与出售公民个人信息

公民个人信息的泄漏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在公民自身，公民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意识不强，很容易会将个人信息透漏。还有一部分就是目前非法收集和出售个人信息的渠道很多，在一定的程度上给个人信息的保护增加了一些困难。例如，某软件的营销手段，“扫一扫注册软件给奖品”，张先生下班回家的路上看到并进行注册，打开微信注册软件不仅需要电话号码还需要银行卡卡号等个人信息。之后没多久，张先生的银行卡就被盗刷了，给张先生的个人财产带来了很大的危害。实际生活中这样的案例还存在很多，因此，公民要强化自身的个人信息保护意识[1]。

(二)通过网络媒体泄露个人信息

近几年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媒体也极大的丰富了人们的实际生活，在为人们提供生活便利的同时也给人们的个人信息带来很大的隐患。由于网络媒体巨大的关注量，很容易导致公民个人信息的泄漏，并且其影响范围非常广泛，利用网络媒体来曝光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例也在逐渐增加，对公民的个人利益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三)侵害行为隐秘

由于现代网络科技的不断进步，提高了公民个人信息的侵害手段和水平，降低了侵害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犯罪成本，并具有很强的隐秘性与技术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公民的个人信息一般都是公民毫不知情中泄漏的，侵害过程很难留下证据，甚至都没有侵害现场，这就给案件的调查取证带来很大的困难。

二、优化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具体措施

(一)明确公民个人信息

从个人对信息的主观态度方面来看，信息有隐私和商业秘密以及个人信息之分，个人信息在特定的范围内可以利用合理合法的方式进行获取，但未经当事人的许可不可以向他人透漏或者是广泛的进行传播。就本质上看，个人信息的含义和延伸相对于商业秘密和隐私来说更具广泛性和独特性。因此，我国刑法要完善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和含义，个人信息可以界定为个人信息主体所有的与自身有关的或不愿被特定人群以外的人知悉的、且该信息一旦被他人泄露会对公民个人的利益产生损害的信息或数据[2]。

(二)完善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标准

在使用刑法来保护个人信息的过程中，窃取或者是利用非法手段来获得公民的个人信息，情节严重要追究窃取者的刑事责任，而这个严重标准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明确和界定，面对数量较大的个人信息侵犯案件，司法工作者在实际的工作中没有具体的书面文件来作为案件裁判的依据和标准，这给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带来给大的困难。因此，在犯罪程度的严重程度方面，要给予一个较为明确的界定[3]。例如，第一，看获取信息数量和次数，获取公民信息的数量较大或者是进行多次获取，这样则视为严重情节。第二，看获利情况。若是通过获取公民信息来获利，并且获利金额很大就要视为严重情节，要根据数额的大小和当事人利益损害程度来追究刑事责任。第三，看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之后用于的犯罪活动，根据犯罪活动的具体情况进行判定。第四，看当事人的个人利益的损害情况。若侵犯个人信息的行为给当事人带来较大的利益损害，则视为严重情节，追究其刑事责任。

(三)加强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监管力度

加强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监管力度是防止公民信息泄漏的重要途径，其中要大力监管合法持有公民个人信息的单位和机构，若监管不到位很容易成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切入点，进而严重损害公民的个人利益，形成大范围的严重后果。在这样的情况下，相关部门要实行责任制，明确责任划分和责任人，定期进行公民个人信息工作的检查，对泄漏行为要依法进行处理。

(四)维护司法机关的自由裁量权

在公民个人信息的侵权案件中，案件间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因此为了保证每个案件的相对平衡性，司法机关要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公民个人信息泄漏所造成的损失法律上不能进行衡量，因此，在追究刑事责任的过程中要考虑当事人的态度，并维护司法机关的权利，使得司法人员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来进行案件的审判，从有效保证案件判决的合法性和公正性，为公民个人信息提供重要的刑法保护。

三、结束语

通过刑法的学习对刑法的认识 篇6

在大一下学期的时候，我系统地学习了刑法的总则和分则，对刑法的基本知识有了一定的理解；大三下学期，我又上了刑法案例分析，这门课使我对刑法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现在我就通过刑法的学习谈谈对刑法的认识。

一、刑法的概念及分类.刑法的概念

同民法、行政法等法律相同，刑法属于部门法之一，在我国法律体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系基本法律。刑法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具体而言，刑法是掌握政权的阶级即统治阶级，为了本阶级政治上的统治和经济上的利益，根据自己的意志，规定哪些行为是犯罪和应负刑事责任，并给犯罪人以何种刑罚处罚的法律。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刑法是指国家立法机关为了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根据人民的意志，以国家名义颁布的，规定犯罪、刑事责任与刑罚的法律规范的综合。

2.刑法的分类

根据不同的标准，刑法可做如下分类。根据渊源的不同，刑法有刑法典、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之分；根据效力的强弱，刑法可分为普通刑法和特别刑法；根据范围的大小，刑法可分为广义刑法和狭义刑法。其中广义刑法包括刑法典、单行刑事法律（又称单行刑法）以及非刑事法律中的刑事责任条款（又称附属刑法、附属刑法规范），狭义刑法则仅指刑法典。

二、刑法的性质

1.刑法的阶级属性

第一，刑法是阶级社会的特有产物。按照马克思主义法学原理，刑法法是阶级社会的特有产物，它伴随着阶级、阶级斗争的出现和国家的产生而产生，并且最终也将随着阶级、阶级斗争和国家的消亡而消亡。第二，刑法体现的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刑法的制定者是掌握国家权力的统治阶级，其所体现的自然是上升为国家意志的统治阶级的意志。第三，刑法维护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刑法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部分，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并服务于该经济基础的，刑法所维护的是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利益。第四，刑法的性质决定于国家的阶级性质。我国的刑法属于社会主义刑法。

2.刑法的法律属性

首先，从法律分类的角度来说，刑法属于刑事实体法，其规定的基本内容是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这是刑法与其他部门法区别的关键。其次，刑法调整、保护的社会关系的范围较其他部门法更广。与民法、婚姻法等法律相比，刑法是惩罚犯罪的法律，凡是犯罪所涉及的社会关系，包括政治、经济、国防、军事、人身、财产、婚姻家庭以及社会秩序等方方面面，都在刑法保护之列。从一定意义上说，刑法是其他部门法的保护法。最后，刑法具有最严厉的强制性。刑法的强制性是其他任何法律都无法相比的，刑法所规定的用以制裁犯罪的刑罚方法不仅可以剥夺犯罪分子的财产权利和政治权利，还可以限制或者剥夺犯罪分子的人身自由，甚至可以剥夺犯罪分子的生命权利。

三、刑法的内容

1.总则

刑法总则中最为重要的是刑法的基本原则。刑法的基本原则，不仅是制定

刑法的原则，而且是解释刑法、适用刑法的原则。刑法的基本原则，是指刑法本身所具有的，贯穿于刑法始终，必须得到普遍遵循的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的准则。我国现行刑法明确规定了刑法的三个基本原则，即罪刑法定原则、平等适用刑法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刑法第3条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平等适用刑法原则，也即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意味着刑法规范在根据其内容应当得到适用的所有场合，都予以严格适用。刑法第4条规定了平等适用刑法原则：“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平等适用刑法，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在刑法中的具体化。罪刑相适应，也称罪刑相当、罪刑均衡，其基本含义是刑罚的轻重应与犯罪的轻重相适应。刑法第5条规定了罪刑相适应原则：“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

此外，刑法总则还包括犯罪与刑罚两大方面。刑法第13条规定：“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据此，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就是犯罪。犯罪包括犯罪构成（主体、主观方面、客体、客观方面）、排除犯罪的事由、共同犯罪、罪数等内容。

刑罚又称刑事责任，是指犯罪的法律后果，刑罚、非刑罚制裁措施、单纯宣告有罪等都是刑事责任的表现形式，属于刑罚论的内容。刑罚的本质与内容是对犯罪行为的否定评价和对犯罪人的谴责；追究刑事责任的主体是代表国家的司法机关；承担刑事责任的主体是犯罪人；追究刑事责任必须具有法律与事实根据。刑事责任只是法律责任的一种，在所有法律责任中，刑事责任是最严厉的法律责任，这种严厉性主要体现在刑事责任的表现形式上。

2.分则

刑法分则的研究内容是具体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因此刑法分则的研究对象是规定具体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法律规范。在刑法分则中，我国刑法规定了十种犯罪类型，即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侵犯财产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危害国防利益罪、贪污贿赂罪、渎职罪、军人违反职责罪。在这十种犯罪类型中，又包括了若干具体的罪名，是我国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研究刑法分则对于刑事司法、刑事立法与刑法理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一，对具体案件的正确定罪与量刑具有重要意义，如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等。第二，对刑事立法的修改与完善具有重要意义。当法律条文存在表述不当等缺陷时，可以进行合理的补正解释。对刑法分则的研究，有利于刑事立法的完善。第三，对理解和发展总论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刑法分则，要以总论的原理为指导，认识具体犯罪的规律、特征及法律后果，从而加深对总论的理解。另外，研究刑法分则还有助于丰富和发展总则的原理。总则本身是在研究分则的基础上形成的，在以总则为指导进一步研究分则时，能使整个刑法理论不断发展。

四、刑法的目标与任务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我国刑法第二条规定其目标与任务是“用刑

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这一规定表明我国刑法的目标和任务主要包括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民两个方面。

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 篇7

刑法修正案七首次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作出否定性评价, 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 这在填补立法空白方面是一项重大的突破。但这种直接将公民个人信息纳入刑法的保护范畴的做法是否合适, 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下面我们对刑法修正案七第七条规定的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主体范围和客观方面做一个初步的分析。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主体范围。从刑法修正案七第七条的规定可以看出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 即具有“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身份的自然人。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 即自然人。单位可以构成上述罪的主体。基于本罪的立法背景, 犯罪主体主要是针对信息收集处于优势地位的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 但不处于信息收集优势地位的单位的工作人员, 实施了上述情节严重的行为, 虽然也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 却并不构成犯罪。

我们再来看一下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客观方面。构成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需要行为人实施了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从刑法修正案七第七条的规定来看, 侵害行为可以分为以下几种:1、出售、窃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2、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3、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对于出售、窃取行为, 与通常意义的出售、窃取没有太多出入, 不需要过多解释;对于非法提供、非法获取的行为, 如何理解此处的“非法”成为难点。由于我国目前为止尚未颁布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相关法律, 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仍处于一个真空期, 故此处的“非法”实为无法, 即处于一个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因此, 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 出售和窃取两种行为从立法的角度可以确定, 但是非法获取、非法提供的行为, 由于无法可依, 我们暂时没有办法确定此类行为。

刑法修正案七颁布实施后,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有所收敛, 但随着实践的深入, 本条规定所隐含的一些需要讨论的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

我们先来探讨一下公民个人信息的自身属性。究竟何为公民个人信息?对于这个问题, 由于我国目前为止尚未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和外延予以明确, 因此, 何为公民个人信息的尚存争论。鉴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自身属性目前也存在较多说法, 本文在这里不进行一一详述, 仅对公民个人信息的权利性加以探讨。作为刑法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犯罪, 行为人侵犯的对象要么本身是一种人身权利、民主权利, 要么是一种可以归入某类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之中的权利。由于公民个人信息本身的不确定性, 就目前的情形来看, 我们很难把它归入某类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之中。因此, 我们暂且把其称之为公民的个人信息权。显然, 个人信息权的权利主体是公民个人, 其享有个人信息不被侵犯的权利。相信很多人都有过找工作的经历, 而其中递交个人简历是一个必经的过程, 每一份简历都会包含个人的自然状况, 简单的个人经历等。由于现实社会的生存压力, 求职者会向多个公司、企业投递简历;再举个较为常见的例子, 在网络上写个人博客成为一种时尚, 很多人热衷于自己的博客, 博客里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 这其中不仅有个人的自然信息, 个人经历, 甚至还有个人的私密经历等等。上述的两个列子, 身为权利主体的个人均使自己的个人信息处于一个被侵犯的状态, 作为权利主体的个人本身都不重视自己的权利, 却用刑罚的严厉手段来对其进行保护, 这种立法保护的做法很值得商榷。

其次, 我们来探讨一下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执行难度问题。一般来说, 一个案件是由被害人发现自己的权利被侵犯, 然后向司法机关报案产生的, 这是一种被动的激活模式;而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 有很强的隐蔽性, 多数被侵犯的公民自始至终都不知道自己的个人信息被侵犯, 即便有少数公民知悉自己的个人信息被侵犯并报案, 恐怕也很难达到“情节严重”的立案标准;上述的被动模式难以保护公民的权利, 那么如果换成主动模式来对其予以保护, 即由司法机关主动对公民个人信息予以保护, 能否取得较为理想的效果呢?这种做在法理论上可行, 但势必会导致政府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来保护一个庞大的公民个人信息库, 这种做法显然是不效益的。也就是说, 就目前的情形, 公民的个人信息保护在公权力机关面前仅会流于形式, 无法付诸实施。

论生态环境的刑法保护 篇8

我国生态环境脆弱。中国干旱、半干旱地区、高寒地区、喀斯特地区、黄土高原地区等生态环境脆弱区占国土面积的60%以上，这些区域对人类的经济社会活动较为敏感，容易出现退化现象。生态环境压力大，所以，加强对我国生态环境的刑法保护是一项紧迫的任务。

1.破坏生态环境类犯罪的法律规定

我国法律过去对生态环境犯罪的规定，主要采用两种方式，一是类推方式，即在环境保护法中规定比照刑法中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量刑，如《大气污染防治法》第38条规定：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可以比照《刑法》第115条或者第187条的规定， 追究刑事责任。《水污染防治法》第43条也规定：造成重大水污染事故，导致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 对有关责任人员可以比照《刑法》第115 条或者第187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二是颁布专门的规定， 对刑法进行补充、解释，如1988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捕杀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犯罪的补充规定》指出：为了加强对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保护，对刑法补充规定：非法捕杀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可以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非法出售、倒卖、走私的，按投机倒把罪、走私罪处刑。

2.破坏生态环境类犯罪类别与要件

我国刑法典对生态环境犯罪的规定，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污染环境类犯罪；另一类是破坏资源类犯罪。这里所述的资源包括水产品、野生动物、耕地、矿产、林木等，它们既是重要的资源，同时也是重要的环境要素，对它们的破坏，不仅是对资源的破坏，同时也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2.1对破坏生态环境类犯罪构成要件的分析

（1）犯罪的主体。污染环境类生态环境罪的犯罪主体主要是指排放污染物的人，既可能是自然人也可能是法人。只有在法律特别规定的情况下， 法人才有可能成为犯罪主体。但刑法典对犯罪主体的规定则有了重大的改变，刑法典第30条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根据该条规定，只要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单位就可能成为犯罪主体。

（2）犯罪的主观方面。行为人对自己的危害行为及其危害结果所抱的故意或过失的心理态度，即主观罪过。任何犯罪行为都是在一定的犯罪心理支配下实施的，人的行为，如果缺乏故意或过失的心理态度，就不能构成犯罪，也不能使其负担刑事责任。生态环境犯罪也不例外，如果污染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不是出于故意或过失，而是由于不可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其行为就不构成犯罪。

（3）犯罪的客体。客体是指相对于主体而被主体作用的对象。犯罪客体是指为刑法所保护的、而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关系。污染类生态环境犯罪的客体是国家对环境的保护和管理，是一种环境社会关系。

生态环境犯罪的客体是一种较为复杂的客体。从我国的刑法典看，把“生态环境资源保护”作为生态环境犯罪的同类客体，刑法典侧重于生态环境保护关系，因此，它所侵犯的直接客体则是人们的环境权、财产权、健康权等等。

（4）犯罪的客观方面。即刑法所规定的、说明侵犯某种客体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诸客观事实特征。污染环境的犯罪，其客观方面表现为各种污染环境的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及其社会危害后果等。

根据我国刑法典的规定，污染环境类犯罪主要包括下列三种罪名：（1）重大污染事故罪。（2）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3）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

污染环境类犯罪，除上述三种行为外，刑法典还规定，对行为人以原料利用为名，进口不能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的犯罪，以走私罪论处。

2.2对破坏资源类犯罪构成要件的分析

与污染环境类犯罪相比，破坏资源类犯罪，其犯罪构成有以下特征：一是在犯罪的主观方面，该类犯罪是出于故意而非过失，二是在犯罪的客体上，该类犯罪虽然同污染类犯罪有着共同的客体，即国家对环境与资源的保护与管理.刑罚规定，根据刑法典的规定，破坏资源类犯罪有十二种罪名，但生态保护相关政策、法规及标准还不完善。虽然我国已颁布了一系列有关环境保护与自然资源管理的法律法规，但这些法律法规侧重点不同，尚未形成系统的生态保护法律法规体系，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刑法规定上下更大的功夫。

3.加强生态环境刑法保护的对策

（1）加快生态保护立法。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法》立法工作。

（2）加强生态保护标准建设。抓紧生态省、生态市、生态县标准的制定。

（3）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的原则，明确资源开发单位和法人的生态保护责任，建立生态破坏限期恢复治理制度。

（4）加强生态保护监管能力建设。理顺关系，完善机构，进一步强化各级政府环保部门和资源管理部门相关的生态保护监管职能。

（5）提高民众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