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解释（精选12篇）
刑法解释 篇1
2013年6月, 两高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根据该《解释》规定, “严重污染环境”包括造成严重污染环境之危险的情形。从字面上看, 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是指对环境造成实际损害的行为, 不包括对环境造成污染的危险行为。这一解释实际已经突破了刑法文义解释的范畴, 超出文字可能具有的含义。笔者不禁要问, 刑法解释到底有没有限度?如果有, 那么刑法解释的限度是怎样的?
一、刑法解释限度的内涵与价值
(一) 刑法解释限度的内涵
刑法解释限度是指刑法解释所能达到的具体、客观的程度和范围, 具有内在规范性、客观性与确定性的品质, 应是质的限度与量的限度的统一体, 是事实与规范关系性的限度。 (1) 该观点是学界对刑法解释限度的内涵作出的比较全面的解读, 科学概括了刑法解释限度的三大特征, 具有可操作性。目前学界对于刑法解释限度问题的探讨, 主要集中于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的界限。众所周知, 刑法解释的目的是对刑法条文内涵作准确的界定, 刑法解释限度就是为了给刑法解释找到一个正确的尺度标准, 保证刑法解释结论的合理性, 防止刑法解释违背罪刑法定原则, 确保刑法的统一适用。
(二) 刑法解释限度的价值
不同的人对同一刑法条文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 同一刑法条文可能会出现不同的解释结论, 为刑法解释明确限度标准是必不可少的。
1.确保刑法的正确适用
刑法解释就像打羽毛球一样, 打羽毛球也很多种打法, 但是如果打法运用不当, 球就有可能超越边界。刑法解释也有多种方法, 但是如果解释方法运用不当, 就有可能逾越刑法解释限度。刑法解释的结论本身有一个应然的“框”, 解释方法运用不当, 解释结论超过这个应然的“框”就是错误的, 只有在框内的刑法解释结论才是准确的。司法人员解释刑法时, 并不是随心所欲的, 必须按照合法、合理的原则进行, 必须遵循一定的解释限度, 才能保证刑法解释结论的准确性, 确保刑法的正确适用, 促进刑法的发展。
2.实现能动司法与罪刑法定原则有机统一
刑法的适用必然伴随着司法人员的理解, 刑法的适用乃至罪行法定原则实施的效果都会受到司法人员个人的人身阅历、知识水平和办案经验的影响。因此, 有必要明确刑法解释的限度, 使司法人员的司法能动性得到约束。有人说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生命, 也有人说刑法解释是刑法的生命。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解释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明确刑法解释的限度, 能在一定程度上确保罪刑法定原则在刑法解释中得到落实。如果司法人员恶意对法律进行曲解, 超出刑法解释的限度, 必然会违背罪刑法定原则。
二、刑法解释限度之争
(一) 可能的文义范围说
日本学者木村龟二等人认为, 刑法解释应该以法律条文的文字为基础, 主张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的限度应以条文所表现的语言可能含义作为标准, 其限度在于是否超过法律条文的明文规定。该学说目前也是德国学界的通说。我国也有部分学者主张将刑法语言可能具有的含义作为刑法解释的限度。张明楷教授在《刑法分则解释原理》一书中也指出, 扩大解释得出的结论并没有超出刑法用语的文义, 是在其“射程”之内的解释, 类推解释则是在刑法用语文义“射程”之外的解释。
表面上看, 可能文义范围说似乎很有说服力, 但是该学说具有很多缺陷, 就决定了该学说难以承担起区分刑法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限度, 难以确保刑法解释结果在一个应然的框内。其一, 每个人对同一词语的理解可能会不同, 同一词语随着时代的变迁会产生不同的语义。例如:在日本旧刑法中, 仅设处罚窃取“物”之规定, 而无处罚窃取“电气”之条文, 在其始兴期间, 日本曾发生一件窃取电气案件, 第一、二审法院, 均解释电气不属于物, 进而认为法律既无处罚窃取电气之明文, 因而判决被告无罪。 (2) 可见, 法官均认为, 将“电气”解释成“物”超越了语义的范围。但该案后改判有罪, 此时“物”的观念不在限于有形之物, “形而下”之物也被看成是“物”。其二, 可能的文义范围本身需要一个界定的标准, 而刑法解释限度本身又是一个标准, 如果不能确定文义可能的范围, 就难以确定刑法解释的限度。
(二) 国民预测可能性说
日本学者西原春夫、大谷实等学者持此观点, 他们认为条文可能的语义范围, 仅具有区分扩大解释与缩小解释的意义, 刑法解释的限度应以国民的预测可能性来判断。张明楷教授指出, 如果刑法解释结论让一般的国民大吃一惊, 这样的刑法解释是有问题的。张教授也指出, 为了保障人权, 不致阻碍国民的自由行动, 不致使国民产生不安全感, 就必须使国民事先能够预测自己行为的性质与后果, 必须事先明确规定犯罪与刑罚。 (3)
笔者认为, 一般国民对于刑法解释结论能否预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来检验刑法解释是否正确。但是该理论学说存在的明显缺陷。其一, 该学说本身就是一个抽象的标准, 不便于实践操作。刑法解释的限度本应该是一个具体、容易操作的标准。如果建立一个抽象的标准, 司法人员在适用过程中又要依靠个人的主观认识来作出自己的判断, 无疑又会引发新的问题。实践当中, 一个有争议的案件, 要具体量化一般国民的预测以供司法人员来参考, 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其二, 虽然公众的认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判断刑法解释的合理性与否, 但是由于公众欠缺法律专业背景和对案件事实不够充分的掌握, 对于一些正确的刑法解释结论, 公众可能认为是错误;对于一些错误的刑法解释结论, 公众反而可能认为是正确的。
三、犯罪定型说—刑法解释的限度
犯罪定型说主张, 刑法解释的结果是否超越了必要的限度应以该结果是否在刑法条文规定的犯罪定型范围之内作为判断标准, 超过犯罪定型范围作出的刑法解释是被禁止的。犯罪定型说以犯罪构成要件是不法行为为依据, 主张刑法解释限度在于犯罪定型, 是一种客观、具体的标准, 符合刑法规范整体性、系统性的要求, 这与其他学说有暗合之处, “犯罪定型观点是以社会心理为基础的同时, 还以一般人的经验法则作为其实质的基础”。 (4) 不可否认的是, 犯罪定型的观点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和不足, 如何在司法实务中准确把握犯罪定型这一限度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笔者认为, 犯罪定型说强调形式的明确性, 由此可能忽视了犯罪行为的实质特性及法益侵害性。我国刑法规定, 犯罪必须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 这意味着犯罪必须是由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所以犯罪定型应当定位为规范性类型, 必须进行实质判断, 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 要准确把握犯罪定型, 要探寻事物的本质。事物本质的发现必须立足于法律工作经验和社会生活实践, 运用归纳和演绎的综合推理方式, 通过事实和规范的比较来获得。以盗窃罪和受贿罪为例, 盗窃是指秘密窃取他人财物的行为。一般来讲, “财物”是有形的物体, 司法实务将电信资源、QQ币等无形之物也作为盗窃的对象, 这显然是将财物的概念进行了扩张, 但这未超出解释限度。从犯罪定型角度来看, 财物的本质就是一种具有经济价值的东西, 无形之物并没有超出财物的本质类型。但是在受贿犯罪中, 如果将接受性贿赂的行为解释为受贿犯罪, 会超出了财物的本质内涵, 这样的解释便超出了解释的限度。
摘要：刑法适用离不开刑法解释, 但刑法解释不是可以肆意为之的, 解释者必须遵循一定的限度。刑法解释的限度关系着保障自由与维护社会秩序的平衡。犯罪定型是刑法解释的真正限度。
关键词：刑法解释,罪刑法定,解释限度
参考文献
[1]张明楷.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2]龚振军.刑法解释限度理论之关系论纲[J].法制与社会发展, 2011, 4.
[3]苏永生.刑法解释的限度到底是什么[J].河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4, 1 (54) .
[4]孙磊.论刑法解释的限度[D].郑州:郑州大学, 2011.
刑法解释 篇2
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 已于2012年7月9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52次会议、2012年9月12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届检察委员会第79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3年1月9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法释〔2012〕18号）
为依法惩治渎职犯罪，根据刑法有关规定，现就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的“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一）造成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伤3人以上，或者轻伤9人以上，或者重伤2人、轻伤3人以上，或者重伤1人、轻伤6人以上的；
（二）造成经济损失30万元以上的；
（三）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四）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一）造成伤亡达到前款第（一）项规定人数3倍以上的；
（二）造成经济损失150万元以上的；
（三）造成前款规定的损失后果，不报、迟报、谎报或者授意、指使、强令他人不报、迟报、谎报事故情况，致使损失后果持续、扩大或者抢救工作延误的；
（四）造成特别恶劣社会影响的；
（五）其他特别严重的情节。
第二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犯罪行为，触犯刑法分则第九章第三百九十八条至第四百一十九条规定的，依照该规定定罪处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因不具备徇私舞弊等情形，不符合刑法分则第九章第三百九十八条至第四百一十九条的规定，但依法构成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的犯罪的，以滥用职权罪或者玩忽职守罪定罪处罚。
第三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渎职犯罪并收受贿赂，同时构成受贿罪的，除刑法另有规定外，以渎职犯罪和受贿罪数罪并罚。
第四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渎职行为，放纵他人犯罪或者帮助他人逃避刑事处罚，构成犯罪的，依照渎职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他人共谋，利用其职务行为帮助他人实施其他犯罪行为，同时构成渎职犯罪和共谋实施的其他犯罪共犯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他人共谋，既利用其职务行为帮助他人实施其他犯罪，又以非职务行为与他人共同实施该其他犯罪行为，同时构成渎职犯罪和其他犯罪的共犯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五条 国家机关负责人员违法决定，或者指使、授意、强令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构成刑法分则第九章规定的渎职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以“集体研究”形式实施的渎职犯罪，应当依照刑法分则第九章的规定追究国家机关负有责任的人员的刑事责任。对于具体执行人员，应当在综合认定其行为性质、是否提出反对意见、危害结果大小等情节的基础上决定是否追究刑事责任和应当判处的刑罚。
第六条 以危害结果为条件的渎职犯罪的追诉期限，从危害结果发生之日起计算；有数个危害结果的，从最后一个危害结果发生之日起计算。
第七条 依法或者受委托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管理职权时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的规定，适用渎职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条 本解释规定的“经济损失”，是指渎职犯罪或者与渎职犯罪相关联的犯罪立案时已经实际造成的财产损失，包括为挽回渎职犯罪所造成损失而支付的各种开支、费用等。立案后至提起公诉前持续发生的经济损失，应一并计入渎职犯罪造成的经济损失。
债务人经法定程序被宣告破产，债务人潜逃、去向不明，或者因行为人的责任超过诉讼时效等，致使债权已经无法实现的，无法实现的债权部分应当认定为渎职犯罪的经济损失。
渎职犯罪或者与渎职犯罪相关联的犯罪立案后，犯罪分子及其亲友自行挽回的经济损失，司法机关或者犯罪分子所在单位及其上级主管部门挽回的经济损失，或者因客观原因减少的经济损失，不予扣减，但可以作为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
第九条 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有毒有害食品、假药、劣药等流入社会，对人民群众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依照渎职罪的规定从严惩处。
第十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此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草原资源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草原资源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12年10月22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58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2年11月22日起施行。
为依法惩处破坏草原资源犯罪活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有关规定，现就审理此类刑事案件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违反草原法等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草原，改变被占用草原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草原大量毁坏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定罪处罚。
第二条 非法占用草原，改变被占用草原用途，数量在二十亩以上的，或者曾因非法占用草原受过行政处罚，在三年内又非法占用草原，改变被占用草原用途，数量在十亩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规定的“数量较大”。
非法占用草原，改变被占用草原用途，数量较大，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规定的“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
（一）开垦草原种植粮食作物、经济作物、林木的；
（二）在草原上建窑、建房、修路、挖砂、采石、采矿、取土、剥取草皮的；
（三）在草原上堆放或者排放废弃物，造成草原的原有植被严重毁坏或者严重污染的；
（四）违反草原保护、建设、利用规划种植牧草和饲料作物，造成草原沙化或者水土严重流失的；
（五）其他造成草原严重毁坏的情形。
第三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违反草原法等土地管理法规，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非法批准征收、征用、占用草原四十亩以上的；
（二）非法批准征收、征用、占用草原，造成二十亩以上草原被毁坏的；
（三）非法批准征收、征用、占用草原，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三十万元以上，或者具有其他恶劣情节的。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认定为刑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的“致使国家或者集体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
（一）非法批准征收、征用、占用草原八十亩以上的；
（二）非法批准征收、征用、占用草原，造成四十亩以上草原被毁坏的；
（三）非法批准征收、征用、占用草原，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六十万元以上，或者具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
第四条 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草原监督检查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的规定，以妨害公务罪追究刑事责任。
煽动群众暴力抗拒草原法律、行政法规实施，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八条的规定，以煽动暴力抗拒法律实施罪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条 单位实施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规定的行为，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本解释规定的定罪量刑标准定罪处罚。
第六条 多次实施破坏草原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未经处理，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按照累计的数量、数额定罪处罚。
第七条 本解释所称“草原”，是指天然草原和人工草地，天然草原包括草地、草山和草坡，人工草地包括改良草地和退耕还草地，不包括城镇草地。
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11年10月31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29次会议、2012年2月27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届检察委员会第72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2年6月1日起施行。
为维护证券、期货市场管理秩序，依法惩治证券、期货犯罪，根据刑法有关规定，现就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下列人员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规定的“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
（一）证券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人员；
（二）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八十五条第十二项规定的人员。
第二条 具有下列行为的人员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规定的“非法获取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
（一）利用窃取、骗取、套取、窃听、利诱、刺探或者私下交易等手段获取内幕信息的；
（二）内幕信息知情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员，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从事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或者泄露内幕信息导致他人从事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证券、期货交易，相关交易行为明显异常，且无正当理由或者正当信息来源的；
（三）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与内幕信息知情人员联络、接触，从事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或者泄露内幕信息导致他人从事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证券、期货交易，相关交易行为明显异常，且无正当理由或者正当信息来源的。
第三条 本解释第二条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相关交易行为明显异常”，要综合以下情形，从时间吻合程度、交易背离程度和利益关联程度等方面予以认定：
（一）开户、销户、激活资金账户或者指定交易（托管）、撤销指定交易（转托管）的时间与该内幕信息形成、变化、公开时间基本一致的；
（二）资金变化与该内幕信息形成、变化、公开时间基本一致的；
（三）买入或者卖出与内幕信息有关的证券、期货合约时间与内幕信息的形成、变化和公开时间基本一致的；
（四）买入或者卖出与内幕信息有关的证券、期货合约时间与获悉内幕信息的时间基本一致的；
（五）买入或者卖出证券、期货合约行为明显与平时交易习惯不同的；
（六）买入或者卖出证券、期货合约行为，或者集中持有证券、期货合约行为与该证券、期货公开信息反映的基本面明显背离的；
（七）账户交易资金进出与该内幕信息知情人员或者非法获取人员有关联或者利害关系的；
（八）其他交易行为明显异常情形。第四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属于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规定的从事与内幕信息有关的证券、期货交易：
（一）持有或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持有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收购该上市公司股份的；
（二）按照事先订立的书面合同、指令、计划从事相关证券、期货交易的；
（三）依据已被他人披露的信息而交易的；
（四）交易具有其他正当理由或者正当信息来源的。
第五条 本解释所称“内幕信息敏感期”是指内幕信息自形成至公开的期间。
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所列“重大事件”的发生时间，第七十五条规定的“计划”、“方案”以及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八十五条第十一项规定的“政策”、“决定”等的形成时间，应当认定为内幕信息的形成之时。
影响内幕信息形成的动议、筹划、决策或者执行人员，其动议、筹划、决策或者执行初始时间，应当认定为内幕信息的形成之时。
第六条 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从事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或者泄露内幕信息导致他人从事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证券、期货交易，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证券交易成交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二）期货交易占用保证金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的；
（三）获利或者避免损失数额在十五万元以上的；
（四）三次以上的；
（五）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第七条 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从事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或者泄露内幕信息导致他人从事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证券、期货交易，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一）证券交易成交额在二百五十万元以上的；
（二）期货交易占用保证金数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的；
（三）获利或者避免损失数额在七十五万元以上的；
（四）具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第八条 二次以上实施内幕交易或者泄露内幕信息行为，未经行政处理或者刑事处理的，应当对相关交易数额依法累计计算。
第九条 同一案件中，成交额、占用保证金额、获利或者避免损失额分别构成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按照处罚较重的数额定罪处罚。
构成共同犯罪的，按照共同犯罪行为人的成交总额、占用保证金总额、获利或者避免损失总额定罪处罚，但判处各被告人罚金的总额应掌握在获利或者避免损失总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
第十条 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规定的“违法所得”，是指通过内幕交易行为所获利益或者避免的损失。内幕信息的泄露人员或者内幕交易的明示、暗示人员未实际从事内幕交易的，其罚金数额按照因泄露而获悉内幕信息人员或者被明示、暗示人员从事内幕交易的违法所得计算。
第十一条 单位实施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规定的行为，具有本解释第六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按照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已于2011年11月21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32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2年7月1日起施行。
为正确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依法办理减刑、假释案件，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根据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刑。
第二条 “确有悔改表现”是指同时具备以下四个方面情形：认罪悔罪；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对罪犯在刑罚执行期间提出申诉的，要依法保护其申诉权利，对罪犯申诉不应不加分析地认为是不认罪悔罪。
罪犯积极执行财产刑和履行附带民事赔偿义务的，可视为有认罪悔罪表现，在减刑、假释时可以从宽掌握；确有执行、履行能力而不执行、不履行的，在减刑、假释时应当从严掌握。
第三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有“立功表现”：
（一）阻止他人实施犯罪活动的；
（二）检举、揭发监狱内外犯罪活动，或者提供重要的破案线索，经查证属实的；
（三）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的；
（四）在生产、科研中进行技术革新，成绩突出的；
（五）在抢险救灾或者排除重大事故中表现突出的；
（六）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贡献的。
第四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有“重大立功表现”：
（一）阻止他人实施重大犯罪活动的；
（二）检举监狱内外重大犯罪活动，经查证属实的；
（三）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重大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的；
（四）有发明创造或者重大技术革新的；
（五）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舍己救人的；
（六）在抗御自然灾害或者排除重大事故中，有特别突出表现的；
（七）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的。
第五条 有期徒刑罪犯在刑罚执行期间，符合减刑条件的，减刑幅度为：确有悔改表现，或者有立功表现的，一次减刑一般不超过一年有期徒刑；确有悔改表现并有立功表现，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一次减刑一般不超过二年有期徒刑。
第六条 有期徒刑罪犯的减刑起始时间和间隔时间为：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犯，一般在执行一年六个月以上方可减刑，两次减刑之间一般应当间隔一年以上。被判处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罪犯，可以比照上述规定，适当缩短起始和间隔时间。
确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不受上述减刑起始和间隔时间的限制。
有期徒刑的减刑起始时间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第七条 无期徒刑罪犯在刑罚执行期间，确有悔改表现，或者有立功表现的，服刑二年以后，可以减刑。减刑幅度为：确有悔改表现，或者有立功表现的，一般可以减为二十年以上二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八条 无期徒刑罪犯经过一次或几次减刑后，其实际执行的刑期不能少于十三年，起始时间应当自无期徒刑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第九条 死刑缓期执行罪犯减为无期徒刑后，确有悔改表现，或者有立功表现的，服刑二年以后可以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有重大立功表现的，服刑二年以后可以减为二十三年有期徒刑。
死刑缓期执行罪犯经过一次或几次减刑后，其实际执行的刑期不能少于十五年，死刑缓期执行期间不包括在内。
死刑缓期执行罪犯在缓期执行期间抗拒改造，尚未构成犯罪的，此后减刑时可以适当从严。
第十条 被限制减刑的死刑缓期执行罪犯，缓期执行期满后依法被减为无期徒刑的，或者因有重大立功表现被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的，应当比照未被限制减刑的死刑缓期执行罪犯在减刑的起始时间、间隔时间和减刑幅度上从严掌握。
第十一条 判处管制、拘役的罪犯，以及判决生效后剩余刑期不满一年有期徒刑的罪犯，符合减刑条件的，可以酌情减刑，其实际执行的刑期不能少于原判刑期的二分之一。
第十二条 有期徒刑罪犯减刑时，对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可以酌减。酌减后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不能少于一年。
第十三条 判处拘役或者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宣告缓刑的罪犯，一般不适用减刑。
前款规定的罪犯在缓刑考验期限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参照刑法第七十八条的规定，予以减刑，同时应依法缩减其缓刑考验期限。拘役的缓刑考验期限不能少于二个月，有期徒刑的缓刑考验期限不能少于一年。
第十四条 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罪犯在刑罚执行期间又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自新罪判决确定之日起二年内一般不予减刑；新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的，自新罪判决确定之日起三年内一般不予减刑。
第十五条 办理假释案件，判断“没有再犯罪的危险”，除符合刑法第八十一条规定的情形外，还应根据犯罪的具体情节、原判刑罚情况，在刑罚执行中的一贯表现，罪犯的年龄、身体状况、性格特征，假释后生活来源以及监管条件等因素综合考虑。
第十六条 有期徒刑罪犯假释，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的起始时间，应当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第十七条 刑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特殊情况”，是指与国家、社会利益有重要关系的情况。
第十八条 对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罪犯，不得假释。
因前款情形和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罪犯，被减为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后，也不得假释。
第十九条 未成年罪犯的减刑、假释，可以比照成年罪犯依法适当从宽。
未成年罪犯能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积极参加学习、劳动的，应视为确有悔改表现，减刑的幅度可以适当放宽，起始时间、间隔时间可以相应缩短。符合刑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可以假释。
前两款所称未成年罪犯，是指减刑时不满十八周岁的罪犯。
第二十条 老年、身体残疾（不含自伤致残）、患严重疾病罪犯的减刑、假释，应当主要注重悔罪的实际表现。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生活难以自理的老年、身体残疾、患严重疾病的罪犯，能够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应视为确有悔改表现，减刑的幅度可以适当放宽，起始时间、间隔时间可以相应缩短。假释后生活确有着落的，除法律和本解释规定不得假释的情形外，可以依法假释。
对身体残疾罪犯和患严重疾病罪犯进行减刑、假释，其残疾、疾病程度应由法定鉴定机构依法作出认定。
第二十一条 对死刑缓期执行罪犯减为无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后，符合刑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和本规定第九条第二款、第十八条规定的，可以假释。
第二十二条 罪犯减刑后又假释的间隔时间，一般为一年；对一次减去二年有期徒刑后，决定假释的，间隔时间不能少于二年。
罪犯减刑后余刑不足二年，决定假释的，可以适当缩短间隔时间。
第二十三条 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理的案件，维持原判决、裁定的，原减刑、假释裁定效力不变；改变原判决、裁定的，应由刑罚执行机关依照再审裁判情况和原减刑、假释情况，提请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重新作出减刑、假释裁定。
第二十四条 人民法院受理减刑、假释案件，应当审查执行机关是否移送下列材料：
（一）减刑或者假释建议书；
（二）终审法院的裁判文书、执行通知书、历次减刑裁定书的复制件；
（三）罪犯确有悔改或者立功、重大立功表现的具体事实的书面证明材料；
（四）罪犯评审鉴定表、奖惩审批表等；
（五）其他根据案件的审理需要移送的材料。
提请假释的，应当附有社区矫正机构关于罪犯假释后对所居住社区影响的调查评估报告。
人民检察院对提请减刑、假释案件提出的检察意见，应当一并移送受理减刑、假释案件的人民法院。
经审查，如果前三款规定的材料齐备的，应当立案；材料不齐备的，应当通知提请减刑、假释的执行机关补送。
第二十五条 人民法院审理减刑、假释案件，应当一律予以公示。公示地点为罪犯服刑场所的公共区域。有条件的地方，应面向社会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公示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罪犯的姓名；
（二）原判认定的罪名和刑期；
（三）罪犯历次减刑情况；
（四）执行机关的减刑、假释建议和依据；
（五）公示期限；
（六）意见反馈方式等。
第二十六条 人民法院审理减刑、假释案件，可以采用书面审理的方式。但下列案件，应当开庭审理：
（一）因罪犯有重大立功表现提请减刑的；
（二）提请减刑的起始时间、间隔时间或者减刑幅度不符合一般规定的；
（三）在社会上有重大影响或社会关注度高的；
（四）公示期间收到投诉意见的；
（五）人民检察院有异议的；
（六）人民法院认为有开庭审理必要的。
第二十七条 在人民法院作出减刑、假释裁定前，执行机关书面提请撤回减刑、假释建议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
第二十八条 减刑、假释的裁定，应当在裁定作出之日起七日内送达有关执行机关、人民检察院以及罪犯本人。
第二十九条 人民法院发现本院或者下级人民法院已经生效的减刑、假释裁定确有错误，应当依法重新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裁判文书中如何表述修正前后刑法条文的批复
法释[2012]7号
(2012年2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42次会议通过)
颁布日期：20120515 实施日期：20120601 颁布单位：最高人民法院
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裁判文书中如何表述修正前后刑法条文的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裁判文书中如何表述修正前后刑法条文的批复》已于2012年2月20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42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2年6月1日起施行。
二○一二年五月十五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近来，一些法院就在裁判文书中引用修正前后刑法条文如何具体表述问题请示我院。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根据案件情况，裁判文书引用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修订的刑法条文，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分别表述:
（一）有关刑法条文在修订的刑法施行后未经修正，或者经过修正，但引用的是现行有效条文，表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条”。
（二）有关刑法条文经过修正，引用修正前的条文，表述为“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条”。
（三）有关刑法条文经两次以上修正，引用经修正、且为最后一次修正前的条文，表述为“经××××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条”。
二、根据案件情况，裁判文书引用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修订前的刑法条文，应当表述为“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条”。
三、根据案件情况，裁判文书引用有关单行刑法条文，应当直接引用相应该条例、补充规定或者决定的具体条款。
刑法目的解释的规制 篇3
关键词：目的解释；限制；突破
中图分类号： D9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Z（2015）02-0034-02
刑法的目的解释是指：“根据刑法规范的目的，阐明刑法条文的真实含义的解释方法”。刑法的目的解释是解释刑法的一种方法，它是站在刑法的目的的角度去对刑法条文理解有问题的内容进行阐释、说明的方法。通过刑法的目的解释对刑法条文进行解释可以使刑法条文更加符合刑法的目的，进而在适用刑法时能够更好的实现刑法的稳定性和现实公正的平衡。
目的解释虽然有很大作用，但学者对刑法的的目的解释中“目的”的理解是存在争议的。有学者认为，这里的目的是指刑法的整体目的，即这里的目的应该考虑的是刑法的目的，刑法的目的是指导刑事立法的根基，应该被尊重；而有学者认为，刑法目的解释的“目的”的含义应该是某条刑法的具体的目的，每一条法条的设立都有其自身的目的，实现法条本身的目的才能更好的实现个案的公正；也有学者认为，应用刑法目的解释的方法所要考虑的目的应该是立法者的目的，法条是通过民主立法程序产生的，法条最终反映的是人民的思想，是立法者的目的；还有学者认为目的解释中的“目的”是司法者在解释刑法时司法者对刑法目的的理解，刑法一旦被确立就离开了立法者之手，而进入了自行发展的阶段，而适用刑法的人是司法者，更具体的可以说是法官，那么法官对刑法目的的理解就成了刑法目的解释方法的目的。
各家的学说都有其道理，然而也有其缺陷。笔者认为，思想是自由的，任何一种思想都有其存在的根据，但是单一的的应用一种思想不能使问题得到妥善的解决。所以，刑法的目的解释中的目的的含义应该是刑法的目的，这里的目的是一个综合体，即包括可能的任何目的。而且，法的产生是人民博弈的产物，任何一部法律，甚至是任何一条发条都会是多种思想的集合体，这些思想的反映就是通过刑法目的展现出来的。思想不能被非难，目的亦是如此。思想或目的不能被非难并不代表其不能被限制，思想或目的最终会被付诸于行动或者被记录，而行动则会对他人产生影响，那么刑法的目的解释方法在应用时也必须受到限制，而不是无限的自由。笔者认为，刑法的目的解释应该受到以下几点的限制：
第一，笔者认为刑法的目的解释方法在应用时应考虑刑法条文的文字含义的范围，即刑法的目的解释方法不能超越刑法条文文字的意思。法律是通过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的文字的本身意思就展现着条文的目的，同时，如果文字的含义没有展现，任何人也不都能随意添加。某些词语的的含义虽然会随着社会的发展有所变化，但不能超越必要的限度。刑法的目的解释要考虑刑法的文意的根本核心的含义，不能为了实现目的上的平等公正，而忽视形式的公正。
第二，刑法的目的解释的限制还应受到法律本身正当性的限制。刑法的正当性是形式公正，实质公正的只是其附属产品。法律不是万能的，但法律是正当的，运用目的解释的方法解释刑法时应当考虑法律本身的正当性，我们不能为了实现实体公正而忽视形式公正，刑法的目的是多元的，不仅仅是某种利益，还有就是刑法本身存在的正当性——形式。忽略刑法形式公正而单一追求刑法实质上的公正，为了一个目的而放弃刑法的形式这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公正的。
第三，刑法的目的解释在适应时要符合刑法的要求。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对于违反宪法的目的解释是绝对不能适用的。“刑法解释必须符合宪法，不符合宪法的解释结论应予以排除，合宪性解释是法治国家的要求”。这里所说的限制是一种实质意义上限制，也就是说刑法的目的的理解上的一种限制，不能有违反国家根本制度上的理解与解释。刑法的目的解释是解释刑法，使法律更加明确的方法，而不是颠覆其产生根基的手段。在运用刑法的目的解释方法时必须符合宪法，符合国家的根本制度。
刑法的目的解释的在一般情况下要受到上述几点的限制，但是也要看到，刑法目的解释的方法的适用有时是要突破上述限制的，因为公正的缘故。就中国国情来说，不像欧美国家那样注重形式公正，人民关注的更多是实质上的公正，实质意义上的正义的实现，往往是需要刑法的目的解释的，因为目的属于思想，而思想的突破是客观现实行为突破的前提。
刑法的目的解释突破上述限制的情况有哪些呢？首先，刑法存在漏洞，通过刑法的目的解释方法可以填补漏洞，这种填补必定会产生对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违背。刑法的设立的目的是保护法益，当刑法对某些法益没有保护，而这些法益被侵害后，又需要保护时。其次，刑法规定的内容存在矛盾，矛盾无处不在，立法者也可能存在疏忽。利用其他的解释方法无法实现明确的目的的时候，运用目的解释方法，站在刑法整体的目的角度对法条间的利益进行协调，或者站在某个具体的法条的目的的角度，对矛盾的内容进行取舍，最终实现个案的公正，在这种情况下目的解释是可以使刑法的解释做出突破的。最后，刑法的条文在应用到个案时会造成明显不公正的结果，这是就要通过对刑法进行目的解释，以求到达个案的公正。笔者认为，这种对刑法本身的突破可以说是对刑法条文在司法领域中的一种良性的修改。法官所关注的是个案的公正，而不是立法者所关注的刑法整体上的正义，不能因为整体上的公正而损害个案的公正。当事人的任何一方都是站在自身的利益去解决问题，不会有任何让步，尤其是在刑法这个涉及到人民根本权利的领域，她没有可以让步的空间。所以，如果法官不能僵硬的适用刑法，要关注个案的特殊性，通过目的解释实现个案的公正。
刑法的产生是一个博弈的过程，任何一个条文都是包含着不仅仅一种思想或者目的。法官在应用刑法的目的解释方法时要考虑的是各种思想的目的，先要删除那些不好的，不符合国家实际情况的目的，在符合要求的目的中进行调和而不再是取舍，以求达到刑法目的解释方法应用的正当性和结论的正确性。
参考文献：
[1]张明楷：《刑法分则解释原理》（第二版）上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李贵连：《法治是什么——从贵族法治到民主法治》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3]赵运锋：《刑法解释论》 中国法制出版社.
辨析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的冲突 篇4
一、罪刑法定和刑法解释矛盾
(一) 现实性冲突
根据罪刑法定规定, 刑法条例的所有词汇以及由这类词汇组成语句的意思一定要是精准无疑的, 不然其就会因不能操作而丢失意义。由于我国语言博大精深, 不同的读者, 对于同一句子和词语理解的含义都会存在较大的差别。根据黎克尔的解说, 创建话语的文本富有远化这一特征, 即一系列让文本走出说话时环境的特征。从立法者角度来讲, 对认识的统一让法律文本含义富有了准确性。可就别人来看, 我们并不能在认识上同立法人获得统一。抛去立法人在立法上对有些原则性的争议持有揣着明白装模糊态度, 即便他想要对某个判断做出精确表态, 但他还是不能保障法官与公民对其认识会持有相同的看法, 因此, 要想确保法律具有实效性, 就应使法官与公民的认识保持一致。大家不要盼望一部不被我们理解的法律可以有效的实行。基于立法人认为法定的事情对法官或公民来讲并不是全面肯定, 因此, 我们可以看出, 罪刑法也具有自身的不确定性, 所以, 罪刑法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即确定和非确定。前者通常指没有分歧的法律条例, 后者与之相反。若能从量上对其做出对比, 如果立法的水平相对较高, 就能使各个主体之间的理念保持一致, 并且还会加大立法人的权威, 否则, 立法人将不会获得较高的权威。导致上述现象的原因是所有公民在法概念上的统一是立法人同公民交流的基础, 若是二者在众多层面上都不能统一, 那公民也许会将法律看作异物, 因为他们不知道立法人的目的。当代法治的观念规定:立法人不可单方地定义罪刑法定, 若要实施罪刑法定, 一定要让公民对法律进行全面的认识且树起对法律真诚的相信。依据我国法律发展的实际情况, 对于法律的理解程度, 由于法官与立法人社会角色的不同, 对法律的理解也会存在较大的差别, 然而, 对于公民, 由于生活的社会背景以及个人经理的不同, 对法律的理解也会存在较大差别。因此, 对于此种状况, 不仅让法官在凭借个人的积累经验做出裁判时在一些层面上就与立法人背离;另外, 又让公民对法律好坏的断定只能参考法官对法律的具体应用来体会。这样一来, 立法人、法官与公民间就有了这样的形势:法官自身的行为, 不仅会影响公民对法律的理解程度, 还会影响公民对立法人的看法, 因此, 我们可以看出, 法官行为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公民对法律的看法, 其行为的职业性牵制了个人性, 并且这种职业性应受到三种层次的观念的制约:法官共同体的理念、法官与立法人的共同意思、所有公民的法观念。这三者就普遍性上来讲是递进关系。若法官的行为让所有公民在理念上达成共识时, 就完全达到了正当性。罪刑法定的获取是同以上三种理念的形成是并存的。然而, 在实际生活的过程中, 我们还在为获得法理念第一阶层上的统一而奋进, 所以, 罪刑法定在理念上的影响十分关键。
(二) 观念性冲突
刑法解释在价值选择上罪刑法定主要倾向于刑法的安全性, 且经此来获得刑法的社会保障功能。从司法方面分析, 对于法官做出的判决, 不仅应当得到立法人的认同, 还应得到所有公民的认同, 由于法律并不只是属于法人自身, 是属于全体公民, 在我国法制建设的过程中, 尤其是刑法, 刑法应是正义的代表, 而不是实施暴力的主要工具, 并且所有公民都希望刑法能够实现法律的公正性, 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对于刑法, 主要包括两种属性, 即安全性与公平性, 因此, 这就要求在立法的过程中, 立法人应当正确对待这两种属性。如果在解决公民个人案件的过程中, 作为一名负责任的法官, 应当选择刑法具有的公平性, 以使公民能够认同法律的正义性。由于正义性是法律存在根本。法只可在正义中找到其适宜的且详细的内容。就某些意义来讲, 安全价值与公平价值并不会达到完全的一致。简单地说, 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在价值选取上是不能协调的。但从刑法自身发展的规律看, 我们对于刑法价值的选择具有历史性的特点。在中世纪, 思想家对于欧洲的罪刑裁判写下了罪刑法定标准, 符合那时的社会状况, 他们看重刑法的安全价值。当时, 公民对法没有深入的认识, 并不知道法的真正寓意, 仅是一味地顺从。为防止其受到不应受的惩戒, 只能从牵制刑罚权的发起上找突破。罪刑法定变成了获得此目的的最好选择。随着公民对法的认识的持续深入, 他们不再一味地顺从法律, 而是追问为什么这样定义法律。这种追问主要由于正义导致, 因此, 产生了新的社会形态, 即法治社会, 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 经历了很多历程, 因此, 刑法应与罪行法定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在实现法治的最高阶段以前, 基于上述因素, 刑法解释应顺应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然而, 并不是完全服从, 而是有条件的, 是在通过法官的严谨选取后可有条件的退让。当进入法制社会的最高形态以后, 法律已经被大部分公民认同, 然而, 对于公民认同的法律, 已经是拟定完成的法律, 刑法的公正价值覆盖安全价值。由于正义是法律的本质体现。此时, 我们就跨越法治和人治这一历史界线, 应使法治与人治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因为此时的人是法律的人, 是对法有着真诚认同, 对法的精神全面认识的人。
二、罪刑法定原则和刑法解释各自划清
虽然罪刑法定原则通同刑法解释有很多不能排除的冲突, 但若要获得形式上的罪刑法定原则和达到实质上的刑法解释的调整还是攒在相同点的。
作者觉得, 若想取得二者的协调或是一致还是要在他们的终极含义中找到着手处。贝卡利亚的社会契约原理写道, 公民舍去一些自由才创建了政府, 期望政府把个人自由牺牲积聚在一起让持续的战争与混乱得以停止。可众所周知, 人民也会害怕, 这样的政府会把其权力无穷的扩增, 再夺取公民所剩的那些自由, 因此一定要拟定法规条例。在十七、十八世纪, 权力乱用, 法官昏庸, 法学家们忍无可忍就拟定了罪刑法定原, 用此来结束权力当道的黑暗社会, 可知, 罪刑法定原则最初的保障是人权, 限定权力乱用的意义与目标是不可更改的。即使在前文的叙述中, 罪刑法定的价值理念是倾向与安全价值的, 但其最终都是为了所有公民权利和自由的获得。而刑法解释在此意义上的认识是一样的。若是没有公正的法律上, 如何谈自由, 更加不用说权利的实现。因此大家不要单纯的因为罪刑法定和刑法解释两者间带有的天生冲突, 就将二者带有的价值孤立分开。事实上, 两者间唯有彼此牵制与补充才可在本质上填补罪刑法定在立法上的缺陷, 同时也可推动刑法解释在司法运用中更精准的使用。
总之, 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的差别是刑法原理一直存在争议的问题, 他们的界限十分不清楚。虽然学者给定了较多的分辨办法, 可是, 还是很难找到一种较清晰的区分准则, 对同一解释还是有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两种说法。在此, 作者觉得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的一项客观重点区分便是“是否在法条字义的规定内”, 若不在此规定中, 即使对被告有利、可实现法益保护的这点、或是说刑法条例间也富有协调性, 都被看为类推解释。
摘要：公正——刑法内容中心。从观念上解析, 在价值选择上罪刑法定主要倾向于刑法的安全性, 公正仅是形式化;刑法解释被认为是一项司法实践活动, 其最高价值体现是怎样打破罪刑法定的约束, 在达到实体公正。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就产生了两种冲突:在现实中, 刑法的安稳性同社会持续发展的冲突, 这便阻止不了让刑法解释在一些层面与罪刑法定背离;根据法治规定, 怎样才可以用最小的实体公正来取得形式公正被作为法治国家刑事司法理念的最高峰。
关键词：罪刑法定,刑法解释,公正,价值
参考文献
[1]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3.
[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1.
刑法修正案八司法解释 篇5
（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
（八）》）的规
定，现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最高人民检
察院《关于适用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的罪名的意见》作如下补充、修改：
刑 法 条 文
罪
名
第133条之一
危险驾驶罪
（《刑法修正案
（八）》第22条）
第143条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
（《刑法修正案
（八）》第24条）（取消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
罪罪名）
第164条第2款
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
（《刑法修正案
（八）》第29条第2罪
款）
第205条之一
虚开发票罪
（《刑法修正案
（八）》第33条）
第210条之一
持有伪造的发票罪
（《刑法修正案
（八）》第35条）
第234条之一第1款
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
（《刑法修正案
（八）》第37条第1
款）
第244条
强迫劳动罪
（《刑法修正案
（八）》第38条）
（取消强迫职工劳动罪罪名）
第276条之一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刑法修正案
（八）》第41条）
第338条
污染环境罪
（《刑法修正案
（八）》第46条）
（取消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罪名）
第408条之一
食品监管渎职罪
（《刑法修正案
（八）》第49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死刑缓期执行限制减刑案件审理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为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关于死刑缓期执行限制减刑的规定，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结合审 判实践，现就相关案件审理程序的若干问题规定如下：
第一条 根据刑法第五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对被判处死刑缓 期执行的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人身危险性等情况，可以在作出裁判的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第二条 被告人对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限制减刑判决不服的，可以提出上诉。被告人的辩护人和近亲属，经被告人同意，也可以提出上诉。
第三条 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或者复核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并限制减刑的案件，认为原判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缓期执行适当，但判决限制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撤销限制减刑。
第四条 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没有限制减刑的上诉案件，认为原判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应当限制减刑的，不得直接改判，也不得发回重新审判。确有必要限制减刑的，应当在第二审判决、裁定生效后，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
高级人民法院复核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没有限制减刑的案件，认为应当限制减刑的，不得以提高审级等方式对被告 2 人限制减刑。
第五条 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判处死刑的第二审案件，对被告人改判死刑缓期执行的，如果符合刑法第五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可以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
高级人民法院复核判处死刑后没有上诉、抗诉的案件，认为应当改判死刑缓期执行并限制减刑的，可以提审或者发回重新审判。
第六条 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认为对被告人可以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并限制减刑的，应当裁定不予核准，并撤销原判，发回重新审判。
一案中两名以上被告人被判处死刑，最高人民法院复核后，对其中部分被告人改判死刑缓期执行的，如果符合刑法第五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可以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
第七条 人民法院对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被告人所作的限制减刑决定，应当在判决书主文部分单独作为一项予以宣告。
第八条 死刑缓期执行限制减刑案件审理程序的其他事项，依照刑事诉讼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
时间效力问题的解释
（2011年4月20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19次会议通过）
为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根 3 据刑法有关规定，现就人民法院2011 年5月 1 日以后审理的刑事案件，具体适用刑法的有关问题规定如下：
第一条 对于2011年4 月 30日以前犯罪，依法应当判处管制或者宣告缓刑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况，认为确有必要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管制期间或者缓刑考验期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人的，适用修正后刑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或者第七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
犯罪分子在管制期间或者缓刑考验期内，违反人民法院判决中的禁止令的，适用修正后刑法第三十八条第四款或者第七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
第二条 2011年4 月30日以前犯罪，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适用修正前刑法第五十条的规定。
被告人具有累犯情节，或者所犯之罪是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罪行极其严重，根据修正前刑法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不能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而根据修正后刑法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同时决定限制减刑可以罚当其罪的，适用修正后刑法第五十条第二款的规定。
第三条 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2011年 4月30 日以前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否构成累犯，适用修正前刑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但是，前罪实施时不满十八周岁的，是否构成累犯，适用修正后刑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
曾犯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2011年4月30日以前再犯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是否构成累犯，适用修正前刑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
曾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或者曾犯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在2011年5 月1日以后再犯罪的，是否构成累犯，适用修正后刑法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的规定。
第四条 2011年4 月30日以前犯罪，虽不具有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适用修正后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
第五条 2011年4 月30日以前犯罪，犯罪后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现的，适用修正前刑法第六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
第六条 2011年4 月30日以前一人犯数罪，应当数罪并罚的，适用修正前刑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2011年4 月 30日前后一人犯数罪，其中一罪发生在2011 年5月 1 日以后的，适用修正后刑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
刑法目的解释之省思与规制 篇6
摘 要：自耶林目的法学以降，经由利益法学的变革，刑法适用逐步逸出以形式逻辑为中心的范畴，形成以目的为导向的格局。目的解释可以使刑法体系更为开放、解释方法更为灵活，然而这一解释方法弱化了罪刑法定原则的制约机制，损害了刑法的统一性与客观性。因此，目的解释在优势明显的同时亦备受诟病。本文旨在分析目的解释的基本功用与内在缺失，对目的解释进行评判与反思，并为维护规范安定性与解释合理性之间的平衡给出规制方案。
关键词：刑法；目的；规则
一、体系的开放与解释的灵活——目的解释的基本功用
目的与法息息相关，回溯法学发展史，耶林对法的目的推崇备至，他“在一部他所撰写的重要的法理学著作的序言中指出，本书的基本观点是，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 每条法律规则的产生都源于一个目的，即一种实际的动机。”[1]在目的法学的视域下，法学应当尽可能地探究目的，以此推之，刑法条文的背后都包含着制定该条的目的。自耶林目的法学之后，随着利益法学与价值法学的兴起[2]，目的解释的地位逐步上升，有学者称之为“解释方法之冠”[3]。
实质化思潮的兴起与社会流动变迁的加剧，对目的解释地位的提升起到助推作用。纵然规范密如凝脂，却无力应对社会的流动变迁与生活的日新月异，在规范与事实之间，鸿沟逐步扩大。严密封闭的法律体系对外部的变化无法有效进行回应，因而僵化的劣势开始凸显。面对这种问题，利益法学给出了方案，其代表人物海克提出，“法律不是一个没有漏洞的、透过自我发展而产生的概念体系，也不是一个透过事物本质（ die Natur der Sache） 而给定的秩序，可以让法律人单纯寻找或者从隐藏中将其揭露出来就可以的；相反地，法律包含了人类为了提出符合其需要的法条所做的努力，这些法条在现有的组合上根本是不够的，法官以及为其做准备工作的研究者，都必须透过自己的创造来填补漏洞。”。[4]这一观点旨在强调法官造法对体系封闭的劣势予以弥补。法官造法的方式在于探求法条的目的，以实现规范目的为导向进行解释，纵使刑法规范并无明文规定。经由法官造法的方式，以目的解释的方法回应外部的变动与需求，刑法体系逐步由封闭转向开放。
伴随着实质化思潮的兴起，刑法体系封闭僵化的问题似乎更容易解决。形式论者倾向于认为，目的解释是文理解释、体系解释与历史解释之外的补充性的解释方法，而实质论者则认为，目的解释处于统摄地位，亦即各项解释方法都要受到目的解释的规制。诚如有学者认为，“对刑法的解释，总是从刑法用语的含义出发，得出符合刑法目的的结论。如果进行语义解释还不能得出符合刑法目的的结论，就要采取其他解释方法，直到得出符合刑法目的的解释结论为止。”[5]由此可见，实质论者认为目的解释极为重要，在解释的过程中，应充分运用目的解释的方法。因而，在形式论者眼中无法弥补的法条漏洞，实质论者都能运用目的解释突破文字日常含义的边界，将边界之外的含义纳入到法条的涵摄范围，只要这种做法符合规范的目的。经过实质解释论的作用，刑法文义的弹性得到大幅度的提升，解释的手段转向灵活。
曾有学者做过巧妙的比喻，赫伯特·哈特认为，任何法律体系都具有两面性，即“确定的核心”与“疑问的半影”[6]。概念法学对“确定的核心”重视地不可谓不深，然而面对社会变迁的回应显然不足。目的解释却对“疑问的半影”寻找甚多，使刑法体系转向开放、解释手段更加灵活，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是否存在弊端，不能不引起关注与省察。
二、规范的隐退与类推的危险——目的解释的内在缺陷
1.目的解释导致法源扩大与规范隐退
正如阿图尔·考夫曼所言，“从哪里获得对目的的评价”是耶林的目的法学唯一致命的弱点[7]。目的具有不确定性，“解释者往往也难以在‘规范的字面目的、‘规范制定者制定规范时所确定的目的和‘解释者认为规范应具有的目的之间做出权衡取舍。”[8]规范的目的完全可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的解释者对规范目的的认识可能完全不同，据此得出的解释结论可能完全背反。正因为如此，目的解释成为任意解释的代名词，并由此陷入尴尬的处境。
目的解释无法消除扩大法源、淡化规范的疑虑。“刑法目的解释这种以民意、公共政策等法外参数而展开的方法，不仅政治修辞、道德意识、公共舆论常常压抑着法律意义的释放，而且常理、常识、常情等，堂而皇之地成为了解释法律依据，因此被学者称之为‘规范隐退。”[9]刑法规范面对各种目的，解释刑法的根据并不以规范为唯一标准，甚至可能会发生目的取代规范成为解释准则的情形，不仅不当地扩大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而且降低了国民对刑法的预测性。由此观之，目的解释虽然具有灵活、开放的优点，但这种解释方法以牺牲法的安定性与权威性为代价，与此同时，这种解释方法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冲击，对入罪倾向的助长不可不察。
2.目的解释具有类推倾向
目的解释与类推解释不能完全等同，但是目的解释具有类推的倾向。有学者指出，“法律的类推适用多半是以客观的或主观的目的性论证为基础”。[10]这一论述已然指出了目的解释有演变为类推解释的可能。“在司法实务中，尽管人们不一定使用目的解释之类的话语，但到处可见在目的解释思维影响之下，过度延伸概念语义可能性范围的做法。比如，将贩卖毒品罪中‘贩卖界定为包含以贩卖为目的的非法购买，将虚拟的网络空间及其中的秩序界定为‘公共场所与‘公共场所秩序，或者甚至将嫖客向卖淫女发出性交易的邀请解释为刑法第359条规定的‘引诱卖淫，嫖客在自己住所进行嫖宿的行为解釋为该条的‘容留卖淫。上述解释，是在目的解释的指引下，做出的类推解释。”[11]刑法目的解释一旦超越了被解释词语的可能含义的范围，就不再是对刑法文本本身含义的阐释与重构，而是扩展法条含义、填补刑法漏洞的类推解释。
而不少学者提倡的“客观目的解释”，则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解释更易走向类推。这些学者认为，刑法之颁布犹如胎儿脱离母体，解释刑法不需考察立法者的原意为何，而应关注刑法条文的客观目的为何。但有一个疑问客观目的解释论者无法给出合理回应，即客观目的同样具有多面性，不同的解释者完全可能给出不同的客观目的。正如有学者指出，“如果我们正确观察，就会发现这个用语是一种拟人论的说法。因为，只有人类在行为时才会有目的，法律文本则否。在‘法律之客观目的这个讲究的标签下所要卖的，其实就是解释者自己放进法律中的目的。你所说的各时代的精神，其实只是作者自己的精神，在那精神里面，反映了各个时代的虚影 。”[12]因而，同样一个法条具有众多不同的客观目的，如此便使得法的安定统一受到破坏，法教义学的约束遭受淡化。在客观目的解释的名义下，给类推创造了空间。
三、其他解释方法的反向约束与后果考察——对刑法目的解释的规制
1.其他解释方法对刑法目的解释的制约
部分学者将目的解释置于解释位阶的最高端，使之统摄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等解释方法。然而却忽略了文义解释等解释方法对目的解释的反向约束作用。将目的解释置于解释位阶的顶端，只是一种理论预设，并不具备当然性。事实上，文义解释划定了法律解释活动的范围，其功用值得仔细探究。解释离不开文本，并且从文本开始到文本结束，从这一层面而言，文义解释具有优先性。“只要我们还是采用制定法，而非判例法或法官法，那么依据文义所为的解释便需要有某种优越性。因为所有的解释都是对于一个制定法的文本所为，所以解释必须要从字面上的解釋（所谓文理解释） 开始。只有从法条的文义出发，才能够描述解释问题，才能够确定法律体系位置或目的。”[13]必须充分发挥文义解释的功用，对目的解释产生约束。与此同时，还应当发挥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等解释方法对目的解释的制约作用。
2.法外标准——后果考察对刑法目的解释的规制
依据目的解释得出的结论，不仅要求实现规范所蕴含的目的，而且不应出现超出刑法规范价值的不利后果，必须在解释时进行检视、考察，这就是后果考察。后果考察是一种功利主义观点，传统的契约主义刑法观追求形式的固定与体系的统一，后果考察无疑是对契约主义的突破。“在功利主义看来，解释结论造成的可能后果是决定该刑法解释正当与否的惟一的与全部的标推，只要能造成最大的好结果的刑法解释，才是正当、合理的，并且问题不在于运用何种解释方法，而在于当不同解释结论发生冲突时，采用何种解释结论会取得最大功利——既能确保法的安全性，又能保证法的合理性。”[14]为防止目的解释引发不利后果，应当在法规范之外设立一个客观标准，通过利弊衡量的方式检视目的解释的妥当性。亦即当目的解释引发的后果利大于弊时，目的解释应当被允许；目的解释引发的后果弊大于利时，目的解释应当被禁止。正如有观点指出，“对法律体系经过目的论证而形成的解释结论，而后果考虑则超越规范体系上逻辑推演的效果，将眼光投向实证层面，依据客观经验所评估与判断可能的后果来决定解释结论的接受与不接受，因而对目的解释起着验证作用。就两者关系而言，后果考察可以被视为刑法目的解释的外在参数，它本质上是评价性的，通常借助‘常识、‘正义、公共政策以及‘便利或‘权宜等标准衡量案件，决定着刑法目的解释对解释结论的说明和对受众的说服，以及最终确定或否定裁判规范。而同时，法官在司法实践中亦应该重视结果导向思维对司法裁决之正当性的意义，以支持某项可能的裁判规则。”[15]这揭示了后果考察对于目的解释的约束价值，解释者在运用目的解释的方式对规范进行解释时，不仅要实现规范的目的，同时应当考虑这样解释会引发的后果，这种后果考察对目的解释的反制有助于提高解释的合理性。
四、结束语
社会的流动变迁与目的法学的衍生，提升了目的解释的地位。经由实质化思潮的影响，目的解释使概念法学范畴内封闭的刑法体系转向开放，解释方法同样转向灵活。目的解释的基本功用在凸显的同时，其弊端也不容忽视。目的的不确定性致使法源扩大，目的解释的根据丧失了应有的边界。目的解释具有的类推倾向淡化了罪刑法定原则的制约机制，突破了刑法教义学的约束。因此，本文主张通过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等方法对目的解释构成反向约束，并在解释的进程中纳入后果考察，通过客观标准规制解释者的主观意志防止其任意解释。如此，以期充分发挥目的解释的功用，并防范目的解释的弊端，在解释规范安定性与解释合理性之间寻找良好的平衡，这也是本文的题中之义。
参考文献：
[1][美] 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页
[2]参见吴从周：《概念法学、利益法学与价值法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
[3]参见苏彩霞：“刑法解释方法的位阶与运用”，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5期
[4][德]Helmut Coing：“鲁道夫·封·耶林的法律体系概念”，吴从周译，载吴从周：《概念法学、利益法学与价值法学》“附录二”，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212-213页
[5]张明楷：《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4页
[6]转引自季卫东：“问题在立法权，原因在解释学”，载《财经杂志》2009 年
[7][德] 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主编：《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66 - 167页
[8]刘飞：“宪法解释的规则综合模式与结果取向”，载《中国法学》2011年第2期
[9]陈金钊：“法律人思维中的规范隐退”，载《中国法学》2012年第1期
[10][德]英格博格·普珀：《法律思维小学堂》，蔡圣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0页
[11]劳东燕：“刑法中目的解释的方法论反思”，载《政法论坛》2014年第3期，第83-84页
[12]同前注[11]，第69页
[13]同前注[11]
[14]姜涛：“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限缩适用新路径：以欺诈和高风险为标准”，载《政治与法律》2013年第8期
浅析刑法解释之限度 篇7
刑法解释限度具有哪些内涵?首先,刑法解释限度内涵的首要要素就是内在规范性。那么如何看待内在规范性?这要求我们必须站在法律法规的角度上,去根究解释限度。即是要在不能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条件之下,对刑法自身的规范进行解释,一旦逾越罪刑法定原则的界限去解释,势必会造成国家刑罚权的恣意发动,人权和社会利益便得不到有效的保障,而这些可以通过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得到有效限制。其次,客观性也是一个重要要素。客观性要求在探求刑法解释限度之时必须站在客观的立场上,而非主观的立场上。刑法解释限度之所以会具有客观性,是因为刑法中罪刑法定这一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在客观的立场下限制国家恣意发动刑罚权从而保障国民权利。因此,刑法解释也需要联系限制国家恣意发动刑罚权、保障人权来确定其限度,也具有客观性。
二、三个主流学说
(一)犯罪定型说
犯罪定型说着重点在于事实类型和构成要件。事实类型的存在,使得犯罪类型可以根据具体的事实类型而具体化;而构成要件的存在,可以将由于不同事实类型而反映出具体犯罪类型。因此犯罪定型说主要内容是对于刑法条文解释的限度应局限于各条文所依据的事实类型反映出来的犯罪类型中,条文中构成要件的规定,不能超越各法条设想依据的事实类型反映出来的犯罪类型的解释。
(二)法文语义说
所谓法文语义,不单单是指刑法条文中文字的语言学含义,也不单单指其的规范性含义,而是在既有的条文中的文字的基本含义上将其延伸至足够宽泛、抽象的范畴。该学说着重点是“可能文义范围”,因此主张扩大解释和类推解释的限度应以法文“可能文义范围”为准。扩大解释则应局限于法条中文字的含义中;而类推解释超越了法律规范,在法律规范未加以明确的范畴内增加法律含义。
(三)国民预测可能性说
所谓国民预测可能性是指国民以平时生活中的经验和自身的常识理性为基础,基于其本身的认识而对法律法规条文中的语言含义或法律法规所规制的行为去思考。该学说着重于国民的经验和常识理性,并基于它们来限制刑法的解释。这一学说是在相信国民可以通过罪刑来预测自己的行为是否会触犯法律,因此基于自身理解法律规范的语言意义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对于几个主流学说的症结剖析及取舍
(一)犯罪定型说的弊端
犯罪定型说主要的着重点在于事实类型和构成要件。而笔者认为,该学说过于追求构成要件的形式,而对于事实的类型进行形式判断这一做法略显不妥,因此可以看出该学说对于犯罪行为的法益侵害进行了忽略,而未能实现对定型内容的实质性判断。
(二)法文语义说的弊端
首先,法文语义说中“可能的文义范围”,不同的人对待相同文字有着不同的看法,因此不能得到一个大家一致承认的结果。而刑法条文中的语言词语也是多变多义的,国民的文化程度、逻辑思维等都各有差异,所以必须承认国民无法通过“可能的文义范围”而得到一个普遍认同的结论。再则,对于“可能文义范围”之理解,不同的时期也会有不同的结论,通常讲,立法者立法时所使用的语言是以当时大家所能认知的语言,而国民去理解这些语言的时候是以现在的语言去理解,不同的词语句子在不同的时期是有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含义的。比如我国对于丢失枪支不报罪的规定,“丢失”二字在我国文字解释的权威《汉语词典》中被认定是疏忽大意的过失。如果我们将《汉语词典》中关于“丢失”二字的认定放在丢失不报枪支罪中的“丢失”中去,明显会不妥。因为该罪还有一个着重点,也就是“不报”。若是某些执法人员枪支被抢或者是被盗,由于怕受到处罚而隐瞒不报。那么将疏忽大意的过失这一意义应用在这里的“丢失”中就明显不合适。因为这种行为往往会引起危害社会的可能性,而根据他不是疏忽大意而不处罚该行为,明显是不妥当的。
(三)预测可能性学说的弊端
预测可能性学说的出发点是认为一般民众对于自己行为的性质和后果的认识和可预测性是一种基本人权,不可剥夺。国民虽然会有对于法律法规条文的常识和经验,但是他们的常识经验仅仅是自己的一种认识,不能成为真理。经验知识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取得的感性认识的初步概括和总结,很多经验知识某些表明现象的初步适用于某一范围某一时期,在另一范围和时期并不适宜。
(四)笔者对于三种学说的认识
综合三种学说而言,犯罪定型说就可操作性层面而言是最为合理的,法文语义说则是最能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需要,至于国民预测可能性说,其优势在于体现了刑法解释对于国民的人文情怀,能够帮助保障刑法解释的实践效果。针对三种学说而言,都有自身的优点和缺点,笔者根据三种学说的优缺点,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谈谈对解释的限度。
首先,从出发的必要性进行考量。
笔者认为,当遇到具体的案件时,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案件中存在的法益是否收到了侵害,其次在看该法益被侵害的程度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如果被侵害的法益的程度愈大,也就是从另外一个侧面可以看出侵害行为需要被处罚的必要性也就愈大,那么也就是说被解释的条文的扩大解释也就更加必要;反之,如果被侵害的法益的程度很小,处罚性也不算大,那么被解释的条文的扩大解释也就显得没有那么必要。
其次,以刑法规范的目的为标准。
在对刑法解释的过程中,也应该考虑到刑法规范的目的这个问题。每个刑法分则的规定都是立法者对于相应的法益被侵犯时所提出的调整手段。所以我们在具体案件中去解释刑法时应该去考虑刑法规范的目的,根据立法的目的来确定某些需要被解释的条文的扩大解释或类推解释的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就像曾经轰动一时的“李某组织卖淫案”一样,学界对男子出卖投入的行为是否属于卖淫存在着正义,但是笔者认为《刑法》358条组织卖淫罪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正常的性习俗和性秩序,而根据这一立法目的而言,不管男子出卖肉体还是女子出卖肉体的行为都是违反了人们所认知的正常性习俗和性秩序,因此法官作出的有罪判决是符合刑法设立的目的。
最后,禁止超越文义的无限度扩张。
在对刑法条文的解释过程中,不能将条文中用语的文义进行无限度的扩张。对于某些行为而言,即便是侵害法益的程度再大,处罚性再大,但如果该行为不是属于刑法用语的范围,那么也不能将其解释为犯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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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邓婕.网络空间何以为“公共场所”?---关于刑法解释限度的思考[J].法律方法,2015:330-337.
浅析我国刑法解释论 篇8
关于我国刑法解释论的讨论由来已久, 主要存在实质解释论与形式解释论两种立场。关于两种解释论的探讨双方各抒己见, 没有统一一致的见解, 反而在2010年, 《中国法学》第4期发表的张明楷教授的《实质解释论的再提倡》与陈兴良教授的《形式解释论的再宣示》将这两种观点的热论推向顶点。
无论是实质解释论抑或是形式解释论, 都要面临刑法的解释, 因受语言的局限性, 成文法国家都面临解释的难题, 所以, 采取怎样的解释方法至关重要。解释具有争议的领域大多存在于法条条文规定具有模糊性的领域, 例如我国刑法规定受贿罪入罪金额为5000元人民币,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货币的贬值, 1997年刑法规定的5000元与今天的5000元价值相差甚远, 今天的我们应该怎样面对这一问题?实质解释论者认为, 对构成要件的解释不能停留在法条的字面含义上, 必须以保护法益为指导, 使行为的违法性与有责性达到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在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 可以做出扩大解释, 以实现处罚的妥当性, 在解释构成要件时, 不能脱离案件事实;在遇到法律疑问时, 不能将有利于被告人作为解释原则, 实质解释论同时维护罪刑法定主义的形式侧面与实质侧面, 既有利于实现处罚范围的合理性, 也有利于实现构成要件的机能, [1]应区别看待金额的数额, 不应停留在形式上, 应该从实质的价值上去入罪。相反, 形式解释论者认为既然刑法规定了具体的数额, 就应该严格遵守这一规定, 不应随意以解释的方式加以变更。再例如, 我国关于淫秽方面的犯罪只规定存在于异性之间, 那对于存在于同性之间的淫秽行为该怎样解释?实质解释论认为, 对于卖淫应该以实质的解释为依据, 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 其实质都是符合淫秽的内容的, 而形式解释论主张不要超越法律的框架随意解释这一问题。关于刑法中具有模糊性的问题, 实质解释与形式解释之间存在迥然各异的立场。
二、实质解释论
(一) 实质解释论的主要观点
对构成要件的解释不能停留在法条的字面含义上, 必须以保护法益为指导, 使行为的违法性与有责性达到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在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 可以做出扩大解释, 以实现处罚的妥当性。在解释构成要件时, 不能脱离案件事实;在遇到法律疑问时, 不能将有利于被告人作为解释原则。实质解释论同时维护罪刑法定主义的形式侧面与实质侧面, 既有利于实现处罚范围的合理性, 也有利于实现构成要件的机能。[2]实质解释论强调对刑法的解释, 不仅要形式解释, 更要实质解释, 当然最好将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同时结合起来, 体现在犯罪领域, 就是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形式判断与违法性的实质判断结合起来。[3]
(二) 实质解释论的理论支持
1.法益论。实质解释论认为, 对构成要件的解释应当以法条的保护为指导原则, 不能仅仅停留在法条条文本身。[4]因此, 实质解释论首先要分析法条所体现的法益内容, 然后再以法益为指导原则, 最初符合法条保护法益目的的合理解释, 离开法益的保护的目的, 将不能解释刑法的犯罪构成。其将法益放在刑法解释的最重要位置。
2.社会危害性理论。当一定具有社会危害性的犯罪行为出现时, 且值得刑法加以处罚的程度时, 应该对刑法条文进行实质的解释。语言是不准确的, 时常存在模糊性与不确定性, 社会危害性理论可以很好地将刑法条文因语言所导致的不确定因素排除, 将不能依据刑法条文入罪而已达到入罪程度的犯罪行为纳入实质解释范围, 加以刑事处罚。
3.罪刑法定原则下的扩大解释论。实质解释论坚持认为, 实质的解释本身是坚持罪行法定原则的, 只是在罪行法定原则的基础上进行有效地扩大解释, 使得应当加以刑罚处罚的符合必要性与合理性的某种行为纳入刑法用语核心的范围之内。其实质, 就是做出不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解释。
(三) 实质解释论的批判
实质解释论表面上看光鲜亮丽, 但其实质上是对罪刑法定的违背。虽然实质解释论极力言说其严格坚持罪刑法定原则, 但是, 其实质和客观所带来的影响将有违背这一原则的嫌疑。
1.实质解释论坚持法条条文的法益说, 但究其实质, 所谓法益, 只不过是站在国家或者社会立场之上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侵害, 其坚持的是国家本位抑或社会本位, 但在一个想要真正构建法治文明社会的国家中, 应该保持一定的谦抑性。
2.实质解释论坚持社会危害性理论, 但从其实质分析, 所谓社会危害性, 就是对那些有相当社会危害性, 但是刑法条文字面没有将其入罪而加以定罪入刑。这一理论, 将严重地危害罪行法定原则, 如果守法者比较了解我国刑法, 在法条条文没有明确将某一种行为规定为犯罪时, 守法者有理由去实施这种行为, 毕竟法无明文禁止即允许。但是实质解释论将这样的具有相当危害性且具有入罪合理性的行为加以解释使其受到刑罚处罚, 这将使得刑罚的不确定性与权威性大大削弱。
3.实质解释坚持其是在以罪刑法定原则为基础之上的合理扩大解释, 并说明了其符合罪刑法定的理由。其认为当刑法语义存在模糊不清且某种行为存在值得刑罚处罚必要时, 进行实质的解释是最好的罪刑法定原则的坚持。但是仔细分析其理由, 对某种行为的实质解释入罪是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 其主张罪刑法定的真正目的在于对某种行为实质的坚持, 并不是法条本身的语义, 罪行法定是实质意义上的罪行法定, 不是形式意义上的。针对这样的解释理由, 其实质是对罪行法定的误读, 罪行法定并不应该是实质意义上的罪行法定, 应该是法条文意本身的罪行法定, 我们不应该去揣摩立法的原意, 立法的原意具有不确定性和不可琢磨性, 这样的实质解释论具有唯心定罪的嫌疑。
4.实质解释论往往只关注具体的理论和法条构成, 但是忽略了其对刚刚起步的我国法治大环境的影响。我们不排斥刑法细节性的研究, 但是, 实质解释论对构建法治社会存在不利影响, 导致刑法典的重要性降低, 反而是对刑法典的解释在人们心中具有更高的效力。
5.实质解释是对公民权利的剥夺。法律禁止的是公民应当遵守的, 剩余的应当是法律给予公民的权利, 当某种刑法没有明确规定却具有一定危害性的行为发生时, 不应该通过变相的实质解释来加以打击。
三、形式解释论
(一) 形式解释论的主要观点
“形式解释论基于罪刑法定原则所倡导的形式理性, 通过形式要件, 将实质上值得科处刑罚但缺乏刑法规定的行为排斥在犯罪范围之外。”[5]“形式解释论强调对刑法的解释, 首先应当进行形式解释, 只有在符合形式解释结论的情况下, 才需要进一步作实质解释, 如果行为不符合形式解释的结论, 就不需要再进一步作实质解释, 即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之间有时间上的先后顺序, 体现在犯罪论领域, 就是坚持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形式判断与违法性的实质判断在时间步骤上的相分离。”[6]
(二) 形式解释论的缺点
就形式解释论而言, 最主要的缺点在于不能将某些新发生的且具有刑法条文模糊性的行为纳入规范范围之内。语言文字本身具有局限性, 不可能将全部行为覆盖, 必然存在着模糊地带, 这一模糊地带, 形式解释论不能完全加以规范, 而实质解释论则可以通过实质性的解释加以规范, 形式解释的短板主要在于此。
形式解释的这一缺点正是由于坚守罪刑法定所致, 不能因为法律条文没有明确确切的规定就进行实质解释, 形式解释是在维护罪行法定原则的基础之上作出了让步, 因此, 对于罪行法定坚持的意义远远大于将某些具体行为入罪的意义。
四、我国刑法解释应采取修正的形式解释论路径
我们不能否认形式解释论存在的缺点, 但这一缺点是每个国家都所面临的, 即法律的滞后性, 法律不可能将生活中的各方面如数纳入其规范范围, 必然有所漏洞。
对于这样的不足, 我国多采取修正案或者司法解释的方式来加以完善, 因此, 形式解释的缺点也同样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纠正, 在此, 具体怎样进行解释, 也是一种值得研究的领域。当某一种具有一定危害性且具有纳入刑法规范合理性的行为发生时, 我们不能通过实质的事后解释解决, 而是通过具体明义的形式解释将其加以规范, 并对事前已经发生的行为不予追究。
五、结语
我国应该牢牢坚守住罪刑法定的阵地, 不能通过实质性解释加大入罪的范围, 营造法治的氛围比起各罪的追究更显意义重大。我们应该给予公民确定、权威的刑法解释, 这种解释不能超出民众的想象范围和常识, 而实质解释在大多情况下是超出民众理解力的, 且其对刑法的解释给民众带来一种论解释定罪的感觉, 使得刑法容易侵害公民的权益, 毕竟刑法事关一个人的财产、自由以及生死, 要持以审慎的态度, 不可恣意解释, 即使导致某些具有一定危害性且应纳入刑法处罚范围的行为不能被评价。
摘要：我国目前主要存在实质解释论与形式解释论两种解释方法, 对于某些刑法条文具有模糊性的地带主张各异。为此, 究竟该怎样对刑法条文进行解释关系重大, 甚至涉及到罪行法定的坚持与否。文章主张形式解释论, 反对实质解释, 并分析了实质解释的缺陷, 以及我国宜于采取的刑法解释路径。
关键词：实质解释,形式解释,罪行法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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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的刑法解释之探讨 篇9
关键词：实质的刑法解释,形式的刑法解释,罪刑法定原则
我国的刑法解释论目前对于实质解释论与形式解释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争论, 形式的解释论拘泥于法律的字面含义, 是一种强调尊重字面含义、注重从概念推导出结论的解释论; 实质的解释论则重视情势的变化与法律适用的目的, 主张根据变化了的情势与目的的考量来发现法律规范的意义、目的。 (1) 本文主要对实质的刑法解释进行探讨, 并且对这两种解释之间的关系作出分析。
一、实质的刑法解释的概述
实质刑法解释论认为, 不能只从单方面的法律法规的表面文字意思上对犯罪构成要件的认定进行分析, 还应该从这一犯罪所要保护的法益的这个角度, 对这一行为是否应该受到刑罚处罚和应受到什么程度的刑法处罚做出一个全面的判断, 这才能对所判断的行为做出一个合理的、准确的、全面的认定。
二、实质的司法解释的优越性
任何事物都是存在利弊的, 实质的刑法解释也不例外, 其优越性有以下几点:
首先, 符合我国的刑事法治国。实质的刑法解释要求其所解释的内容必须是刑法法条中以文字形式存在的, 具有可预见性, 实际中存在着一定的社会危害性, 但是由于有一些行为刑法中没有对其有所规定, 也就不能将其认定为犯罪, 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 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例如《刑法》第133 条之一, 危险驾驶行为, 只有当行为人做出了醉酒驾驶、情节恶劣的追逐竞驶、超载超速以及违规运输危险化学品的行为, 才被认定为犯罪, 所以, 这四种情节以外的危险情节现阶段还没有纳入我国刑法规制, 若行为人做出了此类危险驾驶行为, 由于不在刑法规制范围内, 并不能将其入罪和进行处罚。
其次, 与我国犯罪构成体系相一致。所有的犯罪都具有社会危害性, 就是因为一个行为人所做的行为严重侵害了他人的生命健康或公私财物, 所以要将中侵犯法益的行为纳入刑罚处罚, 而这种犯罪的本质特征是对法益造成侵害的内在含义, 形式的刑法解释只是从法律字面对其进行了规定, 所以, 只有实质的刑法解释犯罪构成要件才能体现。
三、实质的刑法解释与形式的刑法解释的关系
实质解释论与形式解释论之间并不存在完全对立, 二者都强调这两者能够相统一, 而不同的, 是这二者在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结合时间上存在一定差异。前者所强调的是对刑法的解释, 这不是只有实质解释就可以了, 而是需要在形式解释的同时还要求需要进行实质解释, 若能够完美的将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这两者进行结合就更加完美了。而后者所强调的是对刑法的解释, 若想要论证一个行为, 应该先做出形式解释, 需要该行为在形式解释的前提下, 这需要符合前面的形式解释之后, 才可以进入接下来的内容, 也就是进行实质解释, 若与第一步的形式解释不相符, 那么, 就之后的实质解释就不再需要了。综上, 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在时间上, 是存在先后顺序, 前者符合情况的前提下后者才有出现的必要。
我们也不能为了达到所期望达到的目的而一味去追求实质的刑法解释或者是形式的刑法解释, 如果只是一味去追求, 不考虑其他因素, 只会造成极端情况出现。在中国古代, 由于当时将过多的关注放在了去追求实质正义上, 而对于道德与政治的衡量远远地高于对法律内部的思考, 这样也容易导致不公的出现。因为一直不断追求的都是实质正义, 所以就出现了使中国古代的司法裁判出现了不公平、不理性的的结果, 审判者将主观意志以及道德伦理加入其中, 这些随意的左右着法律规定, 导致出现了个人的意志高于法律, 使社会处在人治而不是法治中, 这会导致人民出现极大的不满。正因如此, 才需贯彻罪刑法定原则, 他使人们所生活的社会具有一定的有序性和稳定性。所以, 一味的追求实质正义是不可取的, 没有罪刑法定, 很难对国家进行管理、对社会进行规范。
四、结论
无论形式解释论者还是实质解释论者, 他们的相同之处就是他们共同的目标都为法治, 以及强调罪刑法定原则, 只是在构建刑事法治上各自运用了各自不同方法。罪刑法定原则写入刑法典造福了人民, 有时为了传统司法实践中所重视的实质正义, 便对类似的刑法条文做变通的解释。当我国真正的进入法治国家之后, 再来侧重强调法律的实质解释。或许可以说, 形式解释论和实质解释论这两者的关系, 前者是后者的逻辑前提, 而后者为前者发展的必然逻辑结果。
参考文献
[1]陈兴良.形式与实质的关系:刑法学的反思性检讨[J].法学研究, 2008 (6) .
[2][德]阿图尔·考夫曼, 温弗里德·哈斯默尔主编.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M].郑永流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2:158.
论刑法中的严格解释 篇10
严格解释是刑法解释中一个“熟悉又陌生”的概念。之所以说它“熟悉”, 是因为我国学者普遍主张严格解释。例如, 陈兴良教授指出, “刑法解释应当坚持罪行法定原则, 不得僭越刑事立法权, 坚持严格解释。” (1) 周少华教授认为, 严格解释是刑法解释的基本原则, 是刑法解释的通说之术。 (2)
而之所以说严格解释“陌生”, 原因在于, 对于严格解释的定义众口不一。例如, 周少华认为, 刑法的严格解释原则, 是指法官对刑法的解释, 无论如何都不能超越刑法条文文义可能的范围, 尤其是不能通过解释将刑法处罚扩展到立法者未明文规定的行为。严格解释只是刑法解释的原则, 而不是具体方法。 (3) 梁根林认为, 严格解释是刑法解释的基本规则之一, 刑法文本的解释必须采取以文义解释为基本方法的严格解释, 应当尽可能根据对该刑法的通常字面含义进行不违背社会情理的解释, 除非根据立法愿意不得不进行不同的解释。 (4)
面对严格解释这些众口不一的定义, 我们不禁思考, 严格解释究竟是一种解释方法, 还是一种解释原则?严格解释和罪刑法定原则、有利于被害人的解释原则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
二、严格解释与罪刑法定原则
在一些学者看来, 严格解释与罪行法定原则的关系几近“鱼水之亲”。如, 陈兴良教授指出, “刑法解释应当坚持罪行法定原则, 不得僭越刑事立法权, 坚持严格解释。”这般拔高严格解释与罪刑法定的休戚与共关系是否有实质性的意义呢?笔者认为, 值得商榷。
第一, 刑法解释本来就是解释者“戴着枷锁跳舞”的活动, 这幅戴在解释着身上的枷锁就是罪行法定原则, 每个解释者在解释刑法文本时都应坚持罪刑法定原则, 每一种解释方法都应坚持罪刑法定原则, 甚至于解释者在进行有违罪刑法定原则的类推解释时也都会将其解释粉饰为坚持了罪行法定原则。
第二, “坚持罪刑法定的理由就是我们坚持严格解释的理由。”这种看似大义凛然的说法其实也是值得进一步反思的。按照这种论调, 真正彻底地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方法恰恰不是坚持严格解释, 而是要严厉禁止刑事法官解释刑事法律的权利。只有真正做到消弭一切解释才能刚强地坚持罪刑法定原则。但“我们的时代是解释的时代……在法律中, ‘向解释学转向’的重要性怎么评价也不过分。” (5) 在刑法解释潮流转变的过程中实质主义解释思潮日益勃兴, 即使存在严格解释, 恐怕也是难以逆此潮流而上。
三、严格解释与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
严格解释与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话题。邓子滨认为, 刑法解释规则的核心是从严解释, 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各种解释都是允许的, 但最终都要服从于一个解释原则:有利于被告人。 (6) 而张明楷教授则认为, ‘存疑时有利于被告’的原则并不适用于法律问题的澄清……不可能在任何场合都作出有利于被告的解释。
笔者认为, 虽然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为实体与程序的关系, 但这两者的关系并非总是处于耦合状态, 两者之间往往存在出入, 刑法解释并不一定要“削足适履”以迎合刑事诉讼法的一些制度。
第二, 坚持严格解释不一定能引申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结论。如果严格解释是“按照法律规范的字面含义对法律规范的所作的解释。”那么在个罪中严格解释的结论也不一定均有利于被告人。
四、作为一种解释态度的严格解释
笔者认为, 应将严格解释界定为一种解释态度, 随着法社会学派的兴起, 严格解释立场逐渐被自由解释立场取代, 在自由解释立场的大潮中, 刑法解释仍应肩负人权保障的使命, 坚守严格解释的态度, 赋予法官适度的解释自由度。显而易见, 作为形而上层面的严格解释是一种内化的解释态度, 使法官在刑法适用中时常内省、告诫自己:刑法适用“人命关天”, 适用过程应逻辑严谨, 排斥不相关因素, 控制滥刑冲动, 寻求适格解释。严格解释作为一种内化的解释态度, 本身就难以度量, 因而严格解释更多的只是“意识流”, 没有实质性的内容与可触感的形式, 其对刑法适用的影响更多的是一种“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的“潜熏陶”, 其效果在经验上难以实证, 但也不可反驳, 对这种效果的追求或许就是学者不自觉地会大量适用严格解释的内在驱动力吧。
摘要：刑法中的严格解释缺乏统一的含义与固定的范畴;严格解释与罪刑法定原则、类推解释、有利于被害人的解释之间关系纠葛, 缺乏明晰的条理性;严格解释不是一种具体的解释方法, 严格解释应定位为一种刑法解释态度。
关键词：严格解释,解释方法,解释态度
参考文献
[1]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刑法解释 篇11
内容摘要：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的重要任务是通过科学而公正的方式在法益保护和人权保障之间寻求平衡。立法时应在注重单独法条新旧进步的同时，关注同类犯罪的刑罚均衡，应注重体系解释，确保刑法条文整体协调，以全面实现刑法正义。
关键词：《刑法修正案（九）》 《办理贪贿案件司法解释》 条文协调
刑法协调性是刑法整体性、系统性内涵的延伸，它的含义是刑事法律规范（包括刑法典、修正案、司法解释等）在体系上协调统一、在罪刑关系上协调一致、在内容上统一和谐、在逻辑上严密一致而不存在遗漏、重复、矛盾冲突甚至相互否定问题。[1]然而“法律永远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谁在起草法律时就能够避免与某个无法估计的、已生效的法律相抵触？谁有可能完全预见全部的构成事实，它们产生于无穷多变的生活海洋，何曾有一次就能全部冲上沙滩。”[2]《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刑（九）》）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办理贪贿案件司法解释》）也不例外。
一、《刑（九）》和《办理贪贿案件司法解释》概述
2015年8月2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九）》。整体而言该修正案内容丰富、问题重要、亮点纷呈、进展显著，严格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充分尊重民意，充满了人性、人道、人文基调，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热情期待。尤其《刑（九）》更是浓墨重笔地对贪污贿赂犯罪做了较为全面的修正和完善，具体表现在：修改贪污、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调整法定刑设置模式；提高贪污、受贿罪的死刑适用门槛，并针对重特大贪污、受贿罪，增设终身监禁；增设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完善贪污、受贿罪的特别宽宥制度；秉承罚当其罪，强化犯罪预防的刑罚配置原则，大量增设罚金刑；调整行贿犯罪的从宽处罚措施，强化对行贿犯罪的打击力度。以上修改，整体而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严密了腐败犯罪的法网，强化了法制反腐，可以说既创新了刑事立法理念，突出了刑法对公民价值行为取向的规范引导，也强化了刑法对重要社会关系的重点保护。
2016年4月18日，“两高”《办理贪贿案件司法解释》的出台，对《刑（九）》进行全面具体的诠释，也对贪污贿赂犯罪的具体定罪量刑标准予以明确细化。该司法解释强化“莫伸手伸手必被捉”的戒律，将为今后司法机关依法惩治贪贿犯罪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武器。
二、《刑（九）》和《办理贪贿案件司法解释》的缺陷
法律的真实生命应当永远存续于实际的司法运行之中。刑法的真实含义是从生活事实中发现出来的；解释者应当心中永远充满正义，目光不断往返于刑法规范与生活事实之间。[3]规范之间并非是彼此无关的平行并存，而是各有其脉络关联，因此，体系性思考对一国立法而言尤为重要，所谓法制的统一性、均衡性原则乃是从立法技术上评价立法科学与否的最有效工具。
然而遗憾的是，《刑（九）》就贪贿类型犯罪的修订和《办理贪贿案件司法解释》的规定在法制体系性、统一性，个别罪名刑罚协调性，不同主体之间刑罚分配等问题的思考上存在不足和漏洞，有待弥补和调整。笔者在本文中略抒管见，以期对相关内容的完善有所裨益。
刑法法益是刑事立法上的指导形象，从而对刑事立法发挥重要的导向作用，这一作用体现在刑事立法的全过程，整个刑事立法都是围绕如何保护刑法法益而展开的，是对各种客观利益现象进行有目的的、有方向的调控。[4]而罪名之间的刑罚分配也应该与其对应的刑罚法益轻重相匹配。但《刑（九）》和《办理贪贿案件司法解释》在以下三组类罪的起刑点、处罚力度和追诉时效方面的规定上对此问题有所忽略。
（一）贪污罪与挪用公款罪刑罚轻重比较
就侵害法益的重要性程度而言，贪污行为侵犯的法益主要是公共财物所有权中的所有权能，即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同时又侵犯了国家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正常活动以及职务的廉洁性；挪用公款行为侵犯的法益主要是公共财产的所有权中的占有和使用权，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侵犯了国家的财经管理制度。两相比较，显然贪污行为比挪用公款行为侵害的法益更为重要，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也因此更大，依照一般法理，贪污罪的处罚应重于挪用公款罪。但是随着《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罪的起刑点和量刑档次的修订，“两高”《办理贪贿案件司法解释》对贪污罪的犯罪数额和情节的明确细化，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间的刑罚平衡受到一定影响，我们对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的起刑点、量刑档次中第一档处罚标准和追诉时效内容进行如下新旧对比：
以例说明，犯罪嫌疑人甲和犯罪嫌疑人乙均为某国有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两人分别于2010年4月利用职务之便实施犯罪，甲贪污公款10万元，乙挪用公款10万元，并于2010年8月秘密退还。2016年5月，两名犯罪嫌疑人的罪行被发现，从2010年4月发案到2016年5月案发期间，犯罪嫌疑人甲实施的贪污犯罪和犯罪嫌疑人乙实施的挪用公款犯罪均未被立案侦查，两名犯罪嫌疑人也均未实施新的犯罪行为。
对于两名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司法机关根据从旧兼从轻原则处理如下：对甲应适用《刑（九）》和《办理贪贿案件司法解释》，其应被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其犯罪行为的追诉时效期限为五年，从贪污犯罪之日起计算，其犯罪行为已经过六年，已过追诉时效期限，因此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对犯罪嫌疑人甲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对乙应适用《刑法》第384条第1款的规定，其应被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其法定最高刑为五年，犯罪行为的追诉时效期限为十年，从挪用公款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其犯罪行为仍在追诉时效期限范围内，因此，应当追究乙的刑事责任。
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犯罪嫌疑人甲和犯罪嫌疑人乙同时分别实施犯罪金额相同的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同时被发现犯罪行为，本应受到较重处罚的贪污行为，依据《刑（九）》和《办理贪贿案件司法解释》，反而受到较轻的处罚；而应受到较轻处罚的挪用公款行为，却受到较重的处罚。这样的结果正是《刑（九）》和“两高”《办理贪贿案件司法解释》在个别罪名间刑罚分配不协调所引发的问题，这不利于保护涉嫌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与受贿罪的处罚不公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侵犯的法益是公司、企业的正常管理活动和信誉。而一般受贿罪所侵犯的法益是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和信誉以及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两者而言，受贿罪侵犯的法益应重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侵犯的法益。而《刑（九）》将受贿罪第一档量刑标准降低到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办理贪贿案件司法解释》将受贿罪的一般起刑点提高到3-20万元人民币（有其他较重情节的起刑点为1-3万元人民币），同样受贿罪第一档犯罪的追诉时效期限也就减到五年；而《刑（九）》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量刑档次进行相应的修订，第一档量刑标准仍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办理贪贿案件司法解释》仅将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起刑点提高到受贿罪的二倍（即一般为6-40万元人民币），但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第一档犯罪的追诉时效期限却依然是十年。在司法实践中，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与受贿罪可能存在的处罚不均衡，同贪污罪与挪用公款罪间的矛盾是相同的。
（三）单位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与单位行贿罪重此抑彼
《刑（九）》第49条只对《刑法》第393条（单位行贿罪、行贿罪）增加并处罚金的规定，而未对主刑进行相应修改也缺乏一种全局性思考。由于侵害法益的重要性程度不同，单位行贿罪侵犯的法益主要是国家机关、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团体的正常管理活动、职能活动及声誉，单位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侵犯的法益主要是国家公司、企业的正常管理秩序和市场竞争秩序，依照一般法理，单位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处罚肯定要轻于单位行贿罪，但刑法现行规定恰恰相反。依照《刑法》第164条第3款规定，单位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最高法定刑为十年有期徒刑，但依照《刑法》第393条规定，单位犯行贿罪的最高法定刑则仅为五年有期徒刑，这就出现侵犯法益重的犯罪反而比侵犯法益轻的犯罪处罚还轻的不合理现象。
诚如梅因所言，“除了令法学家所陶醉的简单和协调外，没有一个特征和特色可吸引人们的注意”。[5]刑法的整体性是刑法适用的重要基础，科学协调的各罪关系有助于提升刑法的行为引导和裁判，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自身行为的刑法意义。通过以上三组罪名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刑法在法制的体系性、统一性思考上仍然有所欠缺，罪刑不均不仅会造成相邻规范之间的失衡，而且也可能导致司法实践上的矛盾与冲突，更有悖于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违背了公平正义理念。基于此，无论是立足于立法还是司法角度，这一问题都应当引起高度重视。理性反思《刑（九）》的修法过程和修法内容上存在的缺憾，亦有助于我国刑法今后的发展完善。
三、完善路途探讨
法律的完善是个持续的过程，对上述《刑（九）》和“两高”《办理贪贿案件司法解释》引发的部分刑法条文不协调问题可能需要分两步进行完善。
第一，充分发挥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和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工作制度的补救功能。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对量刑的基本方法、常见量刑情节的适用、常见犯罪的量刑等内容作了原则性规定，是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刑事案件的重要参考依据和操作规范；而量刑建议作为人民检察院对提起公诉的被告人，依法就其适用的刑罚种类、幅度及执行方式等向人民法院提出的建议，是检察机关公诉权的一项重要内容。针对贪污罪与挪用公款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与受贿罪、单位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与单位行贿罪之间的刑罚不协调问题，在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中应该予以修正，如在每档量刑幅度中适当降低挪用公款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量刑刑期，并尽量适用其他可以从轻、减轻的情节；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上述三类案件中充分发挥量刑建议权，尽量在每档量刑幅度中建议法院从轻判决。通过人民检察院的量刑建议和人民法院的量刑指导意见，以适当控制贪污罪与挪用公款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与受贿罪、单位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与单位行贿罪之间的刑罚差距，降低不公平程度。
第二，以司法解释、刑法修正案形式作细节调整、修补或以刑法形式作彻底调整。今后可以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调整追诉起点标准，进一步提高挪用公款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追诉金额；以刑法修正案形式调整挪用公款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刑罚，使其分别与贪污罪、受贿罪、单位行贿罪保持平衡协调。最后，在司法实践经验不断积累和贪贿犯罪理论研究比较成熟的基础上，对刑法中涉公贪贿犯罪和非涉公贪贿犯罪进行系统的设计，合理分配刑罚，形成完整统一、协调平衡的体系。
注释：
[1]曹玉玉：《刑法修改过程中协调性问题分析》，载《广东法学》2013年第2期。
[2][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6页。
[3]张明楷：《刑法解释理念》，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4]杨春洗、苗生明：《论刑法法益》，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6期。
论罪行法定原则对刑法解释的制约 篇12
一、罪行法定原则的地位
罪行法定原则在刑法解释中的地位主要体现在对刑法解释、目标、方法以及结果的制约上, 其目的在于在立法权和司法权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同时为刑法解释提供足够的空间。罪行法定原则的价值是为了保障人权, 所以对于法律中加以明文规定的行为, 不可以定罪处刑, 以严格的法律要求去消除以行为的社会危害内容为根据的定罪处刑的行为, 进而确保定罪处刑符合刑法的相关规定。然而, 罪行法定原则的价值也不仅仅是保障人权, 保护社会也是其中应有之意, 当然保障人权本身也是在保护社会, 因为在人权得不到任何保护的社会, 社会必然会陷入混乱, 相反, 如果一个社会中每个人的人权都得到充分的保障, 那么社会秩序必然井然有序。
刑法解释的解释具有不同于其他法律解释的特殊性, 它要求刑法在罪行法定原则的基础上, 不超出刑法本身解释的刑法意义;罪行法定原则是明确禁止的法律, 犯罪应该具有明确的法律与其相对应。在刑法的具体实施过程中, 对不同的案件法官会面临着不同的解释方法, 而且必须要与法定标准保持一致性, 使得刑法解释具有合法性。
二、罪行法定原则与刑法解释之间的关系
罪行法定原则与刑法解释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 一方面两者在基础、总目标的实现策略具有差异性, 另一方面罪行法定原则与刑法解释可以相互转化, 具有一定的统一性。也就是说, 刑法解释与罪行法定原则是一体化的价值基础。法律的正义是通过具体实践来实现的, 所以立法与司法之间是一个相互互动、不断修正的过程, 此外, 充分考虑到法律的稳定性等特点, 法律补偿机制可以不断完善社会法律,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罪行法定原则是保障人权的价值选择, 罪行法定原则的内容主要是依照社会实际的变化依靠刑法解释做出调整, 所以罪行法定原则内容与刑法解释之间的统一是实现社会实践的基本要求。
三、罪行法定原则对刑法解释的制约
(一) 刑法解释中背离罪刑法定原则的问题
在我国刑法解释中, 经常出现背离罪刑法定的现象。比如, 刑法中规定的构成盗窃罪的条件是“盗窃公司财务, 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 也就是说, 要构成盗窃罪应该至少具备“数额较大”“多次盗窃”两个条件中的一个条件。但是, 在国家1998年的刑法解释中指出, 以盗窃公私财物接近数额较大为起点, 但是情节轻微的, 全部退赃、退赔的, 可以不作为犯罪处理, 这一解释, 就是将原本已经构成“数额较大”这一盗窃罪的行为不作为犯罪处理, 也是对罪行法定原则的违背。诸如此类背离罪行法定原则的刑法解释还有很多, 对此, 我国相关部门应该进一步加强对刑法解释的审查, 以不断完善我国的法制体系。
(二) 以罪刑法定原则为基础进行刑法解释
罪行法定原则作为刑法中的首要原则, 对刑事立法和司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 刑法解释必须在罪行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开展;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可能不能保证刑法解释的完全准确, 但是, 违反罪行法定原则之后的刑法解释肯定是不正确的。自1997年国家实行刑法修订之后, 很多学者指出, 自从罪行法定原则被立法化之后, 对立法和司法的指导作用远没有想象中的作用, 在人们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和内涵认知一致的前提下, 刑法解释的结论还是会出现完全不一致的问题。但是, 这一观点并不能否定罪行法定原则对促进刑法解释的积极作用, 相反, 应该成为进一步落实罪刑法定原则的逻辑起点。
刑法有权解释, 是法律规定的对刑法的解释具有法律效力的国家机关对刑法进行的解释;其包含刑法立法解释和刑法司法解释。依照我国《立法法》中的规定, 法律解释权归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所有, 诸如以下法律情况都可以由其加以解释:其一, 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的;其二, 随着社会的发展, 法律制定之后出现新情况, 需要变更法律的。由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为属于国家立法机关, 所以这种解释称为刑法立法解释。此外, 依照我国关于法律解释的相关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负责解释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和法令的问题;检察院负责检察院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解释;这类对刑法问题作出的解释称为刑法司法解释。不管是刑法立法解释还是刑法司法解释都要受到罪刑法定原则的制约, 其解释都不可以超越刑法条文的语词含义, 不可以在解释刑法的规定时创作一些刑法内容本身不能容纳的内容,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解释法律与具体的法律制定还是有差距的, 如果解释法律创制法律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刑法的权威性。也就是说, 在刑法立法解释中, 必须也只能在刑法条文用语的范围内进行解释, 否则就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
四、结语
刑法解释如果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 人们将难以正确预测自己的行为后果。通常情况下, 人们是依照刑法用语含义的一般性理解来实施行为, 如果刑法解释超出了刑法用语的语词含义, 就会影响人们对刑法的理解, 进而损害了刑法的权威性。为此, 必须将刑法有权解释回归到罪刑法定原则的轨道, 纠正不正确的刑法解释行为, 加强对刑法司法的解释审查, 比如,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做出的司法解释必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 常务委员会应该严格依照罪行法定原则进行纠正, 以不断提高刑法解释的准确性。
摘要：罪行法定原则是刑法中的基本原则之一, 对刑法解释具有重要作用, 为此, 现阶段研究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解释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笔者在本文中就罪行法定原则的地位、罪刑法定原则刑法解释的制约进行分析, 以期给相关研究者以有益启示。
关键词：罪行法定,刑法,制约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