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改（共5篇）
刑法修改 篇1
一、对修改刑法第426条的反思
刑法第426条为阻碍执行军事职务罪, 该罪所侵犯的法益是部队的值勤秩序。解放军是高度集中统一的武装集团, 指挥工作和值班值勤制度对于部队保持高度的集中统一, 维护正常的内部秩序, 保证自身安全, 充分发挥职能作用,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指挥人员和值班值勤人员在执行军事职务时, 担负着特殊的职责, 责任重大。如果他们正常履行职责的活动受到严重干扰, 将导致部队指挥失控, 内部秩序混乱, 难以完成作战、战备、训练以及其他各项战备任务。相关军事法律法规对此是有特殊规定的。例如, 《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第195条规定“警卫人员要提高警惕、认真履行职责、确保首长、机关、部队和装备、物资、重要军事设施的安全, 防止遭受袭击和破坏”。同条令第199条规定“卫兵不容侵犯。一切人员必须执行卫兵按照勤务规定所提出的要求”。再如, 《国防法》第56条规定“现役军人必须忠于祖国, 履行职责, 英勇战斗, 不怕牺牲, 捍卫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同时, 《国防法》第57条规定“现役军人必须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 遵守军事法规, 执行命令, 严守纪律”。从上引相关法条来看, 法条用“不容侵犯”、“必须执行”等词语强调了军人服从命令, 执行任务的不容质疑与不可动摇的义务。从刑法的非军事犯罪的相关章节来看, 履行义务的用语是“应当”, 而军人履行义务的用语是“必须”。从汉语词义上说, “应当”就是“要”, 它表示一定的强制性, 在一般的情况下, 行为人要这么做。但在特殊的情况下, 行为人也可以不这么做。也就是在“应当”的语境下, 义务的履行可以有例外的情形。而“必须”就是“一定要, 肯定要”它具有更高要求的强制性, 即不管发生什么情况, 行为人都必须这么做。再结合《国防法》第十章的结构来看, 本章的标题是“军人的义务与权利”, 把义务放在权利之前加以强调。而本章的内容则是先规定了军人的义务, 后规定了军人的权利。规定军人义务的条款用了“必须”, 规定军人权利的条款用了“应当”。从规定先义务后规定权利的法条顺序, 以及“必须”与“应当”用语的区别来看, 作为具有特殊身份的军人而言, 义务放在了首要位置, 而权利则放在了相对次要的位置。正是基于军人巩固国防, 抵抗侵略, 保卫祖国, 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的极其重要的使命, 军人履行义务 (职责) 的极端重要性, 相关法律才做出了特殊的规定。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来看, 惩罚和恶性应该成正比, 恶性越高, 惩罚越重, 恶性越低, 惩罚也就越轻。军职罪所保护的法益是国家基础性的重大利益, 也即军事与国防安全利益 (国防安全虽在和平环境下及普通公民中不容易显现, 但却是个人法益, 社会安全法益等的基石) , 若是破坏该利益会带来危害国防安全的极严重后果, 那么对构成军职罪的行为人就应当处以与其破坏该法益所造成的后果相当的刑罚, 所以保留死刑是有其必要性的, 可以做到罚当其罪, 罪责刑相一致。
其次, 从刑法第426条的规定来看, 该条规定了战时从重处罚, 说明战时的该行为会比平时造成更严重的危害, 比如造成指挥失控, 战斗战役失败, 敌军利用我军的混乱进行攻击的情况等等。如果在和平条件下取消死刑, 那么到战时的特殊状况下, 这种极其严重行为的从重处罚的上限只能是无期徒刑, 恐怕无法应对与解决战时的特殊情况。因为对军事犯罪的刑罚, 并不主要着眼于行为人再犯的可能性上, 对特殊预防考虑的比较少, 因为触犯刑法的军职人员, 几乎都会被军队所除名, 那么, 从特殊预防的角度来看, 开除军籍的本身就说明行为人不具有再犯军职罪的可能性。军事刑法主要是着眼于刑罚的强度是否足以威慑其它军职人员再实施类似的行为, 即把一般预防当作最主要的考虑方向, 也就是指“杀一儆百”, 而这是从战时的特殊环境及军职罪的刑罚尤其重视一般预防的角度而言的, 并且本文认为尤其重视一般预防绝不能适用于非军事犯罪领域的犯罪, 因为这违反罪责刑适应原则, 同样也绝不能适用于没有严格履行高度义务要求的非军职人员, 着重一般预防也绝不能在和平条件下做为维护秩序与政权稳定的工具, 因为这与普通刑法保障人权的宗旨大相径庭, 严重的侵犯人权。军事犯罪中的法定刑规定得普遍较为严厉, 就在于对其他军职人员的警示作用, 当然这也并不违反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因为军事刑法对军职人员的责任要求远远高于普通公民, 这也是军法从严、从厉的基础。同时, 从刑罚做为工具的角度来看, 即从军事刑罚发挥的作用上来看, 军事刑罚也有其特殊性。普通刑罚所依据的剥夺自由、生命的刑罚, 在军事刑罚中未必能起到威慑作用。对于绝大多数故意犯罪来说, 行为人实行犯罪都存在一个理性的选择过程。行为人觉得犯罪所得大于犯罪所失时才会选择犯罪。所以普通刑罚在设置时, 考虑的是阻止社会上一般人犯罪所需要的强度, 除了涉及重大利益外很少使用无期徒刑、死刑等重刑。但军职人员经常需要面对战争, 战争对人的生命的破坏和剥夺, 有时或者经常甚于刑罚。因此在战时, 以剥夺自由或生命为代价的刑罚的作用就往往会起不到效果。如果暂且不论军队特有的理想信念 (向军职人员灌输理想信念并非我军所特有, 欧美国家的随军牧师或者神职人员即类似于我国军队的各级政治工作者, 使用《圣经》等相关书籍进行信念信仰教育) , 那么每一个参战人员对于参加战争, 都像普通公民一样有着个体理性的选择过程, 都会衡量在战时自己可能失去的利益与得到利益之间的平衡。如果作战将面临着失去生命的危险, 而违反逃避命令只是失去一定时期的自由的话, 参战人员就有可能选择构成军事犯罪的方式来逃避军事义务以保全生命。而这种战时的构成军事犯罪的方式对国防安全与国家利益的危害更严重, 并且在高度集中的军事组织中, 如果一个人这样做, 极有可能带动一群人也这样做, 容易迅速败坏士气, 瓦解军心, 导致溃败。如果在战时不及时制止这种行为, 将产生难以估量的消极后果。所以, 立法上如果保留对死刑的规定, 即可以在战时适用从重处罚 (包括死刑) , 而在平时 (进行战备与训练期间) , 对此状况下的从重处罚限定在最高刑为无期徒刑。如果如上述那样修改该条的规定, 似乎更能合理的兼顾平时与战时的不同情况。
二、刑法第433条宜维持不变
刑法第433条, 关于战时造谣惑众罪的修改, 我认为原法条也是可以不做修改的。《刑法修正案九》删除了原条文中“勾结敌人造谣惑众动摇军心”这十二个字以及可以判处死刑的规定, 是不妥当的。“勾结敌人造谣惑众动摇军心”是该罪的特别加重处罚事由, 这里的勾结敌人, 是指与敌人暗中串通、配合勾结敌人犯本罪;而情节特别严重, 是指勾结敌人造谣惑众, 造成部队情绪恐慌, 士气不振、军心涣散、部队怯战、厌战或者引起其他严重后果的情况等等。战时状态是完全不同于和平时期的, 在战时状态中, 交战国之间的外交关系断绝, 关于战争和中立的条约和习惯法开始实施, 商务经贸关系断绝, 国内经济发展政策转向战时经济政策, 普通公民在和平状态下拥有的不受限制的权利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部分地区、部分时段内会实行戒严, 而部队在战时担负着艰难而严重的作战任务, 如果在此状态下军职人员勾结敌人, 造谣惑众, 在部队内部做敌人的“第五纵队”将造成严重的后果, 轻则部队军心涣散, 重则战斗战役失败, 乃至亡国, 例如如古代中国的淝水之战、二战导火索的西班牙内战, 皆以部队内部人员造谣惑众, 严重挫伤士气, 误导广大军人, 而构成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 对于战时造谣惑众的行为, 有必要予以严厉打击。军事法律更重视一般预防, 在战时尤其如此, 对隐藏在内部的敌人或者变节者的有效打击, 可以起到稳定军心, 鼓舞士气, 警示左右摇摆分子的作用, 从而维护战时秩序, 保护战时的国家安全, 维护国防安全的法益。再从刑事政策角度而言, 可以判处死刑的规定也显示了适用的灵活性, 既可以对内部敌人进行严厉打击, 警戒其余人员;也可以促使其戴罪立功, 将功折罪, 甚或使用反间计, 实行对敌人的将计就计。
有些废除上述两罪死刑的建议, 认为上述两罪自从制定以来从来没有使用过, 是所谓的“僵尸条款”。然而, 这些建议的提出恰恰是因为长期处于和平状态下, 而忽视了战争的可能性;处于非部队状态下, 而忽视了部队的特殊性;沿用普通刑法的观点, 而忽视了军事刑法的不同。军事犯罪的多数罪名长期悬而不用, 正是因为建国以来长期的和平环境, 但不使用并不代表这些行为不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这些行为的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会在部队环境里, 战时状态下凸显出来。部队在和平时期的任务就是长期积极做好战争准备工作。做好战备工作从积极方面而言, 就是加强训练士兵, 做好思想政治教育, 发展高尖端武器;从消极方面而言, 就是制定完备的军事法律法规, 科学预测战时状态下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 做到积极防患于平时, 可能应用于战时。做好战备工作应当把积极和消极这两方面做好, 两手都要硬, 即部队时刻所强调的不打无准备之仗。制定军事法律法规应当做为战备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军事法律法规除了普通法律法规所起的作用之外, 还起着“居安思危, 有备无患”的战略作用与刑事政策作用。立法者在立法时曾经考虑到适用军事犯罪的前瞻性, 而现在要取消这种前瞻性, 本文觉得是不妥当的。另外, 根据“实践中较少适用就得取消”而言, 这个观念是值得商榷的, 因为过去的实践较少, 不代表未来的实践也较少, 未来还有很多情况是我们到目前为止的实践难以检验的, 持此观点者, 似乎没有用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
当今世界以及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形势比较复杂, 军事法律的立法者尤其应当为此做一些法律上的准备。如果修改刑法时, 特别是涉及对刑法第七章与第十章的修改时, 能更多的考虑战时的特定环境, 更多的考虑以义务为本位的军人与以权利为本位的普通公民的重大区别, 才能较为稳妥切实做出修改, 也才能较为符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毕竟, 居安思危是在任何时候都值得提倡的。
摘要：新公布并开始实施的《刑法修正案九》, 对军人违反职责罪进行了修改。军事刑法是国家应对战争的理性产物, 在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军事刑法既有军事法的属性, 是其他军事法律的最后保障法;同时也具有刑法的属性, 是特别刑法。因此, 有关军事刑法的相关规定, 是具有区别于普通刑法的独特的价值理念的。基于军事刑法的特殊性, 本文就相关军职罪的修改进行了检视与反思。
关键词：军事刑法,军事罪,刑法修正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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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修改 篇2
近几年，交通肇事犯罪案件呈快速上升趋势。从某一基层法院2007年以来审理的案件情况来看，就可以直观地反映出来：2007年审理此类案件67件，占整个刑事犯罪案件12.6％；2008年审理此类案件93件，占整个刑事犯罪案件17.2％。2009年上半年审理此类案件57件，占整个刑事犯罪案件21％。从2007年到2009年上半年，此类案件上升了8.4个百分点。
造成交通肇事犯罪居高不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刑法第133条作为打击和遏制此类犯罪的重要武器，长期以来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刑法第133条已不能较好地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且有些地方还不够完善、具体，使之操作难度很大，使刑法第133条在打击交通肇事犯罪中打了折扣。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刑法第133条与形势发展不相适应。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以一个农业县作为统计单位来看，每年新增各种机动车辆平均达到35-40％左右，车辆增多与交通事故的发生成正比的。如果刑法在对交通肇事犯罪的处理上不作相应的调整，怎么能有效遏制交通肇事犯罪呢?其二，交通肇事犯罪与过失致人死亡犯罪相比较，存在着明显的不合理性。刑法第233第一款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刑法第133条第一款规定：“过失致人死亡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从“交通肇事犯罪”和“过失致人死亡犯罪”两个犯罪构成要件来看，对于行为人的主观方面都是按过失认定。同是过失犯罪，同是致人死亡的后果，而在量刑上却出现较大差异。其三，在对交通肇事犯罪逃逸的情节认定上存在问题。对交通肇事逃逸者的行为应该分二步认识，第一步发生事故时应该是一种过失。第二步发生事故后，无论肇事者处于什么原因而逃离事故现场，不对被害人积极实施救治，这种行为事实上是对被害人的死亡采取的是一种放任态度，带有间接故意的性质，其后果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性也很大，同时对受害人或受害人的亲属会造成二次伤害。因此可以认为：肇事者逃逸，不顾受害人的死活，是一种极坏的道德行为。一些交通肇事逃逸案件难于调解，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其四，对于交通肇事犯罪在刑事处罚上过于宽泛。从大部分基层法院对交通肇事犯罪的量刑来看，凡是民事已得到赔偿的，96％左右都给判了缓刑，而只有4％左右的民事没有赔偿或赔偿不到位而被判了实刑。缓刑适用过多，刑法对肇事者起不到较强的威慑作用。因此，在交通肇事犯罪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有险不避，禁而不止所造成的。如醉酒驾驶、赌气驾驶、故障驾驶、超速超载驾驶等等。违章驾驶越多，交通事故发生的几率越高，这是众所周知的。另外，交通肇事逃逸，后又投案自首，且民事进行赔偿的，在量刑上也基本都被判处缓刑。因此，交通肇事逃逸后投案的多，约占整个交通肇事案件的40％左右，对交通肇事逃逸后又投案自首的犯罪分子处罚畸轻，是逃逸案件增多的一个重要原因，确实是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的机动车辆(摩托车、电动车除外)大都投有“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险”，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肇事者大都能从保险公司得到理赔，自己经济负担很少。另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特权现象的依然存在，有钱、有权的人多，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后赔偿几个钱对这些人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如果把经济赔偿与否作为对交通肇事犯罪分子从宽处理条件，只要赔偿后就可以判处缓刑。试想刑法第133条能够对那些有钱、有权的交通肇事者起到多大的震慑作用呢?其五，刑法第133条第三款规定“因逃逸致人死亡”过于笼统，且缺乏专业技术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很难界定“交通肇事逃逸”与“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也就是说当肇事者撞伤人后，伤到什么程度得到及时救助而不至于死亡，什么程度下即使得到救助也不能使被害人挽回生命，还有被害人的年龄大小、身体状况与受伤死亡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因果关系等等，这些在法律规定、司法解释以及相关的医学专业上都缺乏具体的规定和标准。因此，认定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几乎是个空白，此条规定如同虚设。
浅谈刑法修正案对绑架罪的修改 篇3
一、刑法修正案 (七) 对绑架罪修正的立法背景
关于绑架罪量刑层次单一, 刑罚过重的问题, 在学界争论以久。绑架罪的危害与故意杀人罪、放火罪等严重刑事犯罪相似, 但其法定刑起点却远远高于这些犯罪, 罪与罪之间的刑罚明显不平衡。纵观刑法分则所有罪名中, 严重的刑事犯罪量刑起点均为三年, 而只有绑架罪量刑起点为十年, 而且还没有其它的较轻的量刑层次, 如此高的起点刑直至死刑的终点刑过于严苛。虽然体现了当时立法者对此种犯罪行为防范的力度, 但在实践中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从立法技术层面看, 量刑幅度不宜过严窄, 因为一部成功的法律一定是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对法律的选择适用、灵活操作也是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具体体现和要求, 但刑法对绑架罪僵化的量刑模式让法官无法根据个案情节选择适用条文, 这种犯罪情节的多样化与刑罚处罚的单一化的矛盾在司法实践中日益突显出来。在各界的共同呼吁下刑法修正案 (七) 对绑架罪的修正已是水到渠成。
二、刑法修正案 (七) 对绑架罪修正的立法目的
首先, 刑法修正案 (七) 在绑架罪的刑罚设置犯罪情节较轻的量刑层次, 对情节较轻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对绑架罪量刑层次的修正和改进, 使之在不同的犯罪情节下, 适用刑罚不同。这与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一脉相承。体现了维护刑事立法基本原则的立法目的。
其次, 经过长时期的司法实践, 证明了在绑架这种兼之侵犯人身权、财产权和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犯罪行为, 个案情况与犯罪情节千差万别。原来单一的以重刑防范的立法倾向已经与现实情况不相适应。在个案中造成了不同犯罪情节却科以极为相似的刑罚处罚的不公平的现象。对绑架罪量刑从单一化到多元化的立法修正, 体现了维护刑法实体公正原则的立法目的。
最后, 我国刑事立法保护的法益重心在逐步的向保护人身权的方向偏移, 刑法中对绑架罪的严惩的立法目的主要是为了保护稳定的社会秩序, 进而保护人质的安全, 预防绑架犯罪的发生。修正案对此修正后, 降低了犯罪情节较轻的绑架罪刑罚的起点, 就会为犯罪人选择释放人质, 不更大程度的侵害人质的人身权, 提供更多可能性。这充分体现了刑法加强保护人身权、生命权的立法目的, 也能感觉到立法者的良苦用心。
三、刑法修正案 (七) 对绑架罪修正的实践效果
此问题结合近期对一起绑架案的终审宣判作出评析。
案情简介:19岁的男孩王某、刘某和17岁女孩夏某, 为财预谋绑架。2008年9月8日早7时许, 王某、刘某将中学生黄某挟持上车, 带到一处平房控制起来。王某、刘某随即向受害人黄某之父勒索赎金。此时, 夏某也赶到现场, 三人进行了分工, 刘某负责看人质, 王某、夏某继续打电话勒索黄某家人。但计划并未得逞, 黄某家属报警。当天下午13时许, 公安机关将受害人黄某解救并将刘某抓获。1小时后, 王某和夏某也被抓获。 (此案人物均为化名)
本案在一审时, 《刑法修正案 (七) 》 (草案) 正在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过程中并没有正式颁布实施, 不具备法律效力。因而对王某、刘某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夏某在犯罪时未成年, 被减轻处罚, 获刑6年。此后, 三被告均提起上诉。在二审进行中, 《刑法修正案 (七) 》正式颁布施行, 按照从旧兼从轻原则, 二审法院适用上述法案, 对该案进行了改判, 将上诉人的刑期从10年降至7年。
在本案中, 19岁的两个男孩王某、刘某都是刚刚步入社会的青年, 17岁的女孩夏某更只是个未成年人。且在此案中三犯罪行为人对人质并未有严重的伤害行为, 犯罪行为进行中就被抓获, 未造成很大的社会影响。对其科以十年的重刑, 并不利于缓解社会矛盾, 教育犯罪行为人, 预防犯罪发生。但依未修订的原刑法关于绑架罪的规定, 三犯罪行为人已经构成了绑架罪的即遂, 并没有自首、立功等法定情节, 除夏某未成年可以减轻处罚外, 王某、刘某只能处以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法官在此种情节的犯罪上, 量刑并没有多少可选择性, 进行个案平衡的调整。适逢刑法修正案七施行, 二审法院依新的修正案对王某、刘某改判有期徒刑七年。适当减轻了犯罪行为人的刑期, 使得既惩罚了犯罪又对犯罪行为人起到了更好的教育作用, 减轻了犯罪人对处罚的对抗情绪和对社会的仇视。并让其有改过自新、重回社会的机会。从此案可见, 刑法修正案七对绑架罪的修正在现实操作中的积极作用, 和可取得的良好社会效果。
四、关于对绑架罪修正案完善的观点
第一, 对修正案立法技术的建议。
修正案七修正后的绑架罪为:“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 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 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犯前款罪, 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 处死刑, 并处没收财产。
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 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
未修正前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第一款既规定了绑架罪的基本情节构成, 又规定了加重情节构成。刑法修正案将绑架罪的加重情节构成独立出来设为第二款, 但新增的减轻情节构成却归回了第一款。使第一款包含基本情节构成和减轻情节构成两个层次。如果将减轻情节构成也独立出来使之作为第二款, 使此条设置为:基本情节构成第一款、减轻情节构成第二款、加重情节构成第三款、特别情节构成第四款。不同的量刑层次界限明确、设置清楚、便于适用和掌握, 在立法技术的角度上显然更为科学。
第二, 对修正后的第二款单一的死刑刑罚的意见。
绝对确定的法定刑罚完全否定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对个案情节无法进行任何区分。当根据个案情节判处犯罪行为人死刑明显畸重, 但犯罪行为又完全符合法条规定之加重情节构成时, 法官只能依据法律判处犯罪行为人死刑, 而造成个案的不公平。而且, 如果犯罪行为一旦符合了绑架罪的加重情节构成, 犯罪行为人就只能面临死刑, 没收财产的刑罚。可能导致犯罪行为人无所顾忌, 实施更为严重的犯罪, 因为即使再实施更多的犯罪, 刑罚也重无可重了。这样单一重刑反而降低了刑法的威慑作用。因此, 建议以相对确定的法定刑代替绝对确定的死刑。
第三, 对修正后的第二款加重情节构成中的两种加重情节“致使被绑架人死亡”和“杀害被绑架人”处罚仍未区分的改进意见。
此两种情节虽然都造成了人质的死亡但分析其主观恶性和犯罪危害性有着很大的差别, “致使被绑架人死亡”通常是由于犯罪行为人的过失或者人质逃跑时意外死亡引起的, 而“杀害被绑架人”则实质上又构成了一个故意杀人罪。以上两种情节中, 犯罪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犯罪情节、社会危害性有着本质的区别。而法条中对此却一概而论的处以死刑, 存在明显的不合理性, 也不符合刑法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应当在今后对刑法的修正中对此加以区分。
第四, 绑架罪修正案对外国法关于绑架罪规定的经验借鉴。
对于在绑架罪立法上如何加强对人质安全的保护, 国际上很多国家的立法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如《日本刑法典》第二百二十八条规定, “犯掳人勒赎罪, 在提起公诉前, 将被掠取或者被诱拐的人解放至安全场所的, 减轻刑罚。”《德国刑法典》第二百三十九条第四款规定:“行为人又将被害人带回其生活环境的, 法院可依第四十九条第一款减轻处罚。被害人回到其生活环境并非因行为人所致, 只要行为人真诚努力追求此结果, 即可视为已具备第一句之条件。”《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一百二十六条附注:“主动释放被绑架人的, 如果在其行为中没有其他的犯罪构成, 可以免除其刑事责任。”上述国家的立法明确了如果犯罪行为人, 释放人质或保护了人质的安全则可能从法律上大幅度的获得从轻处罚甚至于免除处罚。这样的立法从很大程度上给了犯罪行为人一个放弃犯罪主动投案, 从而获得减免处罚的机会。能够更大程度的保护人身权、特别是人质的生命权。而在我国关于绑架罪的规定上, 只要胁持了人质就为绑架罪的即遂, 即使后来主动释放人质、放弃勒索财物也不构成犯罪的中止。此种规定过于严苛, 极易造成犯罪行为人铤而走险, 杀害人质。不利于保护公民人身财产安全, 立法的实践效果与立法者的初衷存在很大的矛盾。刑法修正案七对绑架罪的修正, 增加了减轻情节构成的规定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上述矛盾, 但应当在释放人质等具体情节上借鉴国际经验作出更为明确的规定, 从而达到更好的实践效果和保护力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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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修改 篇4
关键词：罪责刑,相适应,谦抑性,完善
我们在这次的刑法修正案意见征求稿中可以看到不少的一些法条的修改, 而这些修改之处是我们应该重点关注的地方。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来看待它的变动, 以期寻找到一个合理合法的刑法规定, 这里我重点关注的是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平时生活就接触到的各种证件问题。主要修改的地方有法条对适用对象和适用情形的修改。下面我对这一法条的修改进行自己的分析。
一、删除该法条中的“驾驶证”
对于驾驶证是否应该包含于该犯罪的对象中, 亦或是动用刑罚来惩罚伪造、变造、买卖驾驶证以及在依照国家规定应当提供真实身份证的活动中, 使用伪造、变造的行为, 笔者认为必须基于刑法的基本内容回答以下三个问题:第一, 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动用刑罚来规制某一类行为?第二, 刑罚是否具有万能性?在其他手段能遏制和解决问题的情况下, 有无必要动用刑罚这一社会控制的最后手段?第三, 刑罚权发动的我们是否应该考虑清楚它具有合理性的根据?如果答案是肯定, 则应当入刑, 反之则不应当。
对于这一法条的驾驶证问题, 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 具体分析如下:
从刑罚手段的不可替代性来看, 上述相关的关于驾驶证的行为可以通过刑法以外的治理手段来抑止, 并非刑罚不可。在治安处罚等方面可以进行完善, 但是不应该放到刑法当中, 不是靠增设个新罪就可以解决的。交由其他的法律部门来规范会收到更加好的社会效果, 实现成本收益的最大化。
从处罚的实效性来看, 以刑罚制裁上述相关的驾驶证行为未必能收到实效。增设新罪的目的是要保护驾驶证的社会公共信用, 但目的的正当性不能证明手段的正当性。一种新的东西没有得到很好的论证, 就简单粗暴地加入刑法, 认为只有刑罚才能起到良好的效果, 这显然过于自我感觉良好了, 没有考虑到定罪量刑的问题。国家制定一项法律要对其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将上述驾驶证行为定为犯罪行为后, 在执法和司法环节必然耗费大量的社会成本, 这样的立法实效性是较差的。正如英国的法学家彼德•斯坦所说:“法律所存在的价值, 并不仅限于秩序、公平和个人自由三种, 许多法律规范首先是以实用性、以获得最大效益为基础的。”刑罚不是解决相关驾驶证问题的必要手段和首要目标。所以这一法条中对于驾驶证的相关规定没有达到处罚的实效性, 是不适宜规定在刑法当中的。
刑法具有谦抑性, 刑法应该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 刑法的界限应该是收缩的而不是向外主动扩张的。事物都具有两面性, 要用得恰如其分, 趋利避害。刑法作为基本法, 应该是对抗违法行为的最后一道防线, 在其他控制手段或者说法律规范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价值, 对这一行为能够进行很好的规范时, 我们就不应该简单、粗暴地对这一行为采取刑事制裁手段。法律部分要各司其位, 否则就会越位, 就会造成司法的混乱。刑法干预范围首先就是要收缩, 通过罪之谦抑与刑之谦抑这两种实现途径对刑法进行有效控制。没有其他制裁力量可以代替刑法;运用刑罚不会导致禁止对社会有利的行为。显然关于驾驶证就不应该入刑, 驾驶证已经成为大众生活的一部分, 不是说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就必然要上升到刑法来规范, 而是要考虑到其他的社会规范能否进行有效的规制, 这一行为对社会造成了怎么样的危害, 这一危害在社会上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等等因素。一般的驾驶证不当行为已经有相关的行政治安条例进行规制, 我们不能把行政执法的不足抛给刑法来规制, 我们不能指望刑法来代替行政执法。刑法是要有效控制的, 而不是万能的, 不能因为目的的正当性而去破坏社会的公平性。不是所有的社会行为纳入到了刑法之中都会运行得很好, 历史已经给了我们答案, 我们要做的是疏而导之, 而不是堵塞它, 以高压来压制。
二、添加“情节严重的”限制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要求我们做到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三者之间的平衡, 三者要相互对应, 而不是罪重的轻罚, 罪轻的重罚。罪轻的刑事责任就轻, 所承担的刑罚相应也就轻。为此, 刑法分则具体设置罪名的各个法条之间对罪责刑的规定要统一平衡, 实现罪重和罪轻之间的合理划分。做到:其一, 有罪当罚, 无罪不罚。即刑罚只能施于犯罪的人, 不能罚及无辜, 无犯罪即无刑罚。其二, 轻罪轻罚, 重罪重罚。其三, 一罪一罚, 数罪并罚。其四, 同罪同罚, 罪罚相当。即同一性质、情节相近的犯罪, 应当处以轻重相近的刑罚。其五, 刑罚的性质应当与犯罪的性质相适应。
刑罚不仅应当在量上, 而且应当在形式上与犯罪相均衡, 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罪责刑相适应。在这一法条中我们要明确相关情节, 虽然我们不能穷尽所有的情况, 但是常见的情况必须界定清楚, 规定好具体的严重情形, 只有这样我们的法律才具有该有的权威, 实现预见性, 而不是单纯依靠发生了之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来判决, 也不是简单地以一个兜底的形式来规定。这样会造成许多不应有的危害:在刑法的整体上打乱了统一性, 司法机关无法可依, 造成一行为全国判决都不一样, 受到的刑罚也完全不一样, 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 损害刑法的公开性、公平性和约束性, 达不到立法应有的目的和效果, 不能促使公民去认真的遵守和执行, 损害司法权威。
三、增加明知与真实身份不相符合而使用的情形
在刑法第二百八十条后增加:“明知居民身份证、护照等证件中的身份与真实身份不符合而使用的, 处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刑法的修改要考虑社会实际, 对社会的实际中的问题进行规制, 从而解决好社会实际当中的问题。针对当前社会诚信缺失, 欺诈等背信行为多发, 社会危害严重的实际情况, 要发挥刑法对公民行为价值取向的引领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九) (草案) 》对该条款进行修改的目的就是要解决社会诚信的问题。我们可以从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九) (草案) 》的说明中看到这点。立法者针对在应当提供真实身份的社会活动中, 却使用伪造变造的居民身份证件、护照等证件的行为, 规定其为犯罪, 其目的之一就是要保护居民身份证、护照等证件的社会公共信用。该罪的保护法益即为居民身份证、护照等证件的社会公共信用。对该法条进行细致分析, 我们可以发现该条规定情形应当涵括两类行为:一是一个国家对身份证、护照和其他证件制作的专有权利, 即“国家规定必须有活动的身份证明文件, 如身份证, 护照和其他文件的变化”, 这是指“依照国家规定应当提供居民身份证、护照等证件的活动中, 使用伪造、变造的居民身份证、护照等证件”的行为。二是侵害居民身份证、护照等证件的身份真实性之行为, 这是指“明知居民身份证、护照等证件中的身份与真实身份不符合而使用”的行为。
在我国目前的相关法律法规中可以看出, 我国居民身份证、护照等证件的制作机关只能是国家相关机关, 其管理也是国家的相关机关, 只有这样的证件才能表明公民的真实身份。只要我们细化这类证件具备的社会公共信用就不难发现其具有两方面:其一, 公众认为国家对相关证件的制作具有专有权, 相信这类证件为国家所制作, 并且是专属制作;其二, 国家的专属制作权使得社会大众相信这类证件是具有唯一性, 对公民身份的描述具备真实性, 即这类证件的身份真实性。以上任何一方面被侵害, 这类证件的社会公共信用就受到侵害。比如, 行为人使用伪造的身份证, 让社会大众相信这是国家制造的身份证, 就侵害了国家对身份证具有的专属制作权;再比如, 行为人使用他人的身份证, 让社会大众相信这是其本人的身份证, 就侵害了身份证的身份真实性。以上任何一种情况, 都致使身份证的社会公共信用受到侵害。
我们可以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九) (草案) 》规定的犯罪之保护法益是居民身份证、护照等证件的社会公共信用, 这一条就有两个问题:第一, 其下第一款的用语“在依照国家规定应当提供真实身份的活动中”欠妥。因为这一用语暗示该罪的保护法益是居民身份证、护照等证件的身份真实性, 而不是完整的社会公共信用。这会造成一种不合理情形:行为人使用的假身份证如果反映了其真实身份, 并没有侵害身份证的身份真实性, 却因符合“使用伪造、变造的身份证”的构成要件, 也成立犯罪, 这就丧失了法益的解释机能, 导致构成要件扩大化。第二, 没有规定“明知居民身份证、护照等证件中的身份与真实身份不符合而使用”的行为。这类行为包括两种情形:其一, 国家有关机关制作的居民身份证、护照等证件中的身份与行为人的身份不符合, 行为人明知而使用;其二, 使用他人的居民身份证、护照等证件。这类行为也侵害了居民身份证、护照等证件的身份真实性, 却因不符合“使用伪造、变造的居民身份证、护照等证件”的构成要件, 不能成立犯罪, 忽略了对居民身份证、护照等证件的身份真实性的保护, 也导致构成要件限缩化。这显然是与我们的立法背道而驰的。
四、结语
刑法的修改必须慎重, 通过理论和实践的论证来规定, 做到应然和实然的统一, 只有这样我们的刑法才会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权威性。所以我觉得刑法对于第二百八十这一条文的修改, 应该删除驾驶证, 添加情节严重的限制和增加明知相关证件与真实身份不相符而使用的情形。
参考文献
[1]马克昌主编.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略[M].中国检察出版社, 1996.
[2]陈兴良.刑法哲学[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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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赵秉志, 吴振兴主编.刑法学通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3.
[5]肖介清.刑法真空与刑法泛化[J].刑法学研究新视野, 1995.
刑法修改 篇5
一、草案对贪污贿赂罪刑法规定修正的内容
( 一) 更改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由于中国幅员辽阔, 各个地方生产力发展水平不一致, 因此对于贪污的量刑不再只看重“一刀切”的贪污数字进行量刑, 而是灵活的对其贪污数额对当地产生的影响和社会危害性进行评估, 因此“一刀切”的单纯数额量刑已经不再适用于当下的中国特色法治社会, 应该从多个方面和多个角度对贪污腐败进行重新审视, 真正做到特殊对待每一件贪污腐败案件, 调查个水落石出。
( 二) 加大对行贿罪的处罚力度
常言道: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这句话同样适用于行贿受贿, 如果没有行贿也就没有受贿, 如果在法律制定的时候加大行贿的惩罚力度, 从根源, 从思维上断掉贪污腐败的根, 让不行贿的风气和“人民公仆”的风气传进千家万户, 并占据社会风气的主要优势, 就会进入良性循环, 反对贪污腐败的法律建设也就会进入快车道蓬勃发展, 从我们每个公民自身做起就可以反贪反腐, 那将是一件大快人心之事。
( 三) 严格惩罚贪污腐败关系网, 让官员不得为自己的亲属提供政治便利
俗话说: “一个巴掌拍不响”贪污腐败并不是一个人的事儿, 也不是某几个人的事, 他牵扯了一个巨大的利益关系网, 在这个网内的人通过利益均沾的方式, 让大家利益共享, 形成一种地方势力, 而最容易相信的就是身边的亲属, 因此利益关系网多以家族式的方式呈现。因此新法规规定了这种家族的利益均沾贪污腐败关系网, 所有亲属包括官员本人, 受到了利益, 也要处以有期徒刑, 具体情况按照危害程度和影响度进行评判。
二、关于行贿受贿贪污腐败的合理量刑
在刑法立法中, 对受贿罪的起刑点进行明示数额的规定导致灵活性不足。现行刑法对受贿数额的规定是1997 年通过《刑法》第383 条明确规定的, 且全国通用, 长期不变, 这很难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尽管法律的稳定性与严肃性应当通过法律规定予以体现, 但我国幅员辽阔, 区域经济发展十分不平衡, 在全国范围内对数额犯执行一个标准, 实际上违背了刑法的精神, 反而失去了法律的严肃性与公平性。
《刑法修正案九 ( 草案) 》以“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来替代原来的明确数额, 加上各个地方的对于其金额的危害可以进行危害度诠释, 每个地方具有金额和危害性的惩罚和自主定刑, 具有各个地方的特色和自主性, 也有利于激发各个地方的法治自主性和积极性。这样的地方自主量刑在最大程度上做到了法治的公平公正, 每个地方对贪污腐败数额进行最合理的解释有助于赋予这种行贿受贿以最合理公正的评判, 以免“一刀切”的定死金额而倒逼官员和公职人员铤而走险或者小贪不断, 这种合理量刑是该草案其中最富有人情味和闪光点的存在, 有助于彻底消灭行贿受贿。
三、《刑法修正案九 ( 草案) 》存在的不足之处
立法的平衡性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我觉得此次修正案的不足之处在于加重了行贿受贿的惩罚力度。惩罚力度大当然好, 但是如果惩罚力度过大会造成行贿受贿成为一个更加坚实更加隐秘的利益共同体, 到时只会更加加大了贪污受贿的核查难度与成本, 反而不利于行贿受贿的惩罚, 反而倒逼出来一个地下利益共同体产业链条, 这种危害是所有人都不想见到的。所以笔者认为加入对官员和国家公务员的资格和职务免除惩罚是尤为必要的, 直接让其政治生涯断掉不再祸害百姓。
对于官员和国家工作人员来说高额的行贿对于他们来说可以是见所未见的, 很可能为了高昂的受贿就马失前蹄, 走上不归路。因此, 笔者认为, 对于官员来说触犯法律还有别的方法进行惩罚例如公职、国有或部分国有企业中的职务。让其终身不得从政也是一种好的方式。所以, 笔者认为对于受贿政治断崖和终身剥夺政治权利也是一种十分正确的选择, 而不是选择用死刑和无期徒刑进行镇压, 避免除了同志就是阶下囚死刑犯的情况发生。不仅这种做法可以符合中国法律的发展还可以符合国际公约, 走出属于中国特色的法治道路。
四、结语
从此次《刑法修正案九 ( 草案) 》对现行刑法的更改中可以看出立法者的远见卓识和谨慎思考, 肯定是对大量的案例进行分析以后得出的可行性修改, 《刑法修正案九 ( 草案) 》在当下看来是最符合当下中国法治进程的一个里程碑, 将会给予那些有“官老爷”风气的官员和国家公务员以沉重的一击, 最后必将是先进的法治底线推动政治生态大跨步向前, 至于结果, 让我们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1]谢文英.贪污受贿不能单纯以数额量刑[N].检察日报,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