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适用性（通用11篇）
刑法适用性 篇1
无论是刑法还是其他法律文献, 都属于是人们通过立法活动而产生的一种文本产物, 因此, 各种法律文献都难免会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性、抽象性、静止性、不确定性以及单一性。相反现实中的案件往往都非常的复杂繁琐, 并且动态性很强, 因此, 在法律的适用性等方面就需要办案人员仔细斟酌, 经过反复的推敲方可做出最终的裁决。
一、分析罪刑法定原则下我国刑法的适用性
刑法与民法相比, 具有截然不同的作用和内容, 民法主要调整财产关系以及人身非财产关系, 其中的财产关系以及人身非财产关系是基于平等主体的基础之上的, 并且民法主要管理的是以民事权利与民事义务作为核心内容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 民法主要调整的是正常性的社会关系, 正是因此, 使得民法的适用范围格外的广阔, 很难实现法定主义, 这就要求办案人员在实际操作时要灵活应用, 并且要将法律文献与本时期的社会实际相互协调。对于刑法而言, 其主要是调整国家与个人之间的权力支配和服从关系, 这种社会关系主要是由于犯罪行为而产生的, 其管理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国家行使刑罚权以及犯罪分子承担刑事责任, 另外, 刑法所调整的这种社会关系是有限的, 本质就是国家的权力支配以及个人的服从, 因此刑法在适用性方面必须要遵循罪行法定原则, 这样才能真正的确保人们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刑法是一种“第二次法”, 它是在“第一次法”的基础上来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 从一定意义上来讲, 刑法可以用来对“第一次法”不适用的严重犯罪行为进行调整, 当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很严重时, “第一次法”对此类案件不再适用, 这时就需要运用“第二次法”来处理案件, 例如, 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十分严重, 已经触犯了我国的刑法, 这时民法对这一案件就不再完全适用, 在民法处理的基础上, 刑法适用于这种犯罪行为严重的案件。值得注意的是, 刑法的调整界限是内缩型的, 它属于是国家维护社会安定的一项最终措施, 对于那些不必运用刑法, 通过其他措施就可以维护社会共同法益的案件, 坚决不能使用刑罚, 例如, 当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较轻, 通过民法就可以全面解决这一案件, 那么就不能在此案中运用刑法, 即刑法对此案不适用。同时, 由于刑法属于一种“第二次法”, 所以刑法在适用范围方面还具有一定的补充性。
国外有学者指出, 公法其实可以看作是某种原则的总和, 而私法可以看作是某种准则的总和, 也就是说, 私法的管理内容主要是“私权利”, 属于一种“确权法”, 而公法的管理内容为“公权力”, 属于一种“限权法”, 私法所管理的公民“私权利”, 其实可以归结为公民自治的范畴, 公民的“私权利”在不违反法益时, 就不可以进行限制, 而对于国家而言, 只要是没有经过法律授权的“公权力”, 就是国家不具有的权力, 归根结底, 可以总结为:法律未禁止的行为, 就是公民可以作为的, 法律未允许的行为, 就是国家不可以作为的。刑法是最具有强制性的公法, 同时刑罚权也是最具有强制性的“公权力”, 我们必须要认识到, 刑法是一把双刃剑, 合理运用就可以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 保障社会的稳定, 反之, 一旦使用不当, 就会损害国家利益, 破坏社会秩序, 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 所以刑法在适用性方面非常严格, 必须做到“必用时则用, 当止时则止”。
依据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 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行为, 就不能将其论罪, 更不能对其实施处罚, 可见, 罪刑法定原则对法律的适用性具有一定的限制作用, 有了罪刑法定原则的限制, 法律文献的应用就有了依据, 归根结底, 刑法定原则的根本目的就是对法官的定罪量刑活动进行限制, 避免任意论罪、法外施刑的现象产生, 由此可以看出, 罪刑法定原则对刑法的适用性进行了限定, 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公民的合法权益, 使刑法文本具有了刑罚规定和自我限制两种作用, 综上所述, 有了罪刑法定原则的规范, 刑法就具有了以下两种意义:它既是对刑事犯罪行为和犯罪处罚的明文规定, 同时也是对自身适用性的一种规划, 即刑法中已经规定的犯罪行为, 必须依法论处, 刑法中没有规定的, 不可以私自论罪, 也就是说, 对于那些刑法中明文规定的犯罪行为, 刑法具有适用性, 对于刑法中没有明文规定的事项, 则表示刑法对其不适用。
二、总结
就目前来看, 我国刑法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 也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 但是一直以来, 对于刑法的适用性人们一直广泛关注, 专家学者们也一直在努力探究, 国家也在对刑法进行分析和改进, 相信在以后的日子里, 我国的刑法将会更加完善, 在适用性方面也将更加合理, 我国将会继续沿着依法治国的路线前进, 法律将会继续保护着人们的合法权益, 维护社会的稳定, 确保我们的国家可以国泰民安。
参考文献
[1]陈茂金.论罪刑法定原则下的刑法扩大解释[J].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1, 26 (09) :54-57.
[2]李玉梅.论刑法解释与罪刑法定原则[J].甘肃农业, 2009, 13 (10) :100-101.
[3]李震.罪刑法定原则下的刑法解释[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14 (05) 75-79.
[4]朱建华.我国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完善[J].广西社会科学, 2009, 18 (06) :77-79.
[5]王媛媛.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中的体现[J].新东方, 2010, 32 (08) :59-61.
刑法适用性 篇2
剥夺政治权利是剥夺下列权利：
(一)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
(三)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
(四)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
二、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
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为一年以上五年以下。
对于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应当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在死刑缓期执行减为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的时候，应当把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改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三、剥夺政治权利的附加、独立适用
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应当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抢劫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
独立适用剥夺政治权利的，依照本法分则的规定。
四、剥夺政治权利的刑期计算、效力与执行
判处管制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与管制的期限相等，同时执行。
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刑期，从徒刑、拘役执行完毕之日或者从假释之日起计算;剥夺政治权利的效力当然施用于主刑执行期间。
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监督管理的规定，服从监督，不得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
刑法适用性 篇3
关键词：刑法用语；司法解释；法益侵犯性
禁止类推解释，允许扩大解释，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应有内容已经在刑法学界得到了广泛的认同。类推解释与扩大解释应该区分。借鉴前人的成果，经过总结，可以从以下几个标准来区分类推解释与扩大解释：
一、是否超出了刑法用语可能的含义范围
在刑法解释中，是否超出“词语可能包含的意思”被认为是区分类推解释与扩大解释的一般理论标准。扩大解释仅在刑法用语的可能范围内进行，而类推解释则已超出了词语可能包含的范围，已经是创造新的法律。这一标准，在日本、德国以及我国的理论界都是通说。
目前我国的司法解释广受争议，其中一部分解释被认为是类推解释，而不是扩大解释。例如，2000年1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变造、倒卖变造邮票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对于变造或者倒卖变造的邮票数额较大的，应当依照刑法第227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即对于变造和倒卖变造的邮票行为，依照刑法第227条第一款的“伪造、倒卖伪造的有价票证罪”定罪处罚。这一解释，将“变造”这一行为也包括在“伪造”中，显然是将“伪造”和“变造”不分。伪造是指仿照真实的物品的外貌、形状、特征、色彩等制作的物品；变造则是在真实物品的基础上采取修改、拼接、剪贴等方法进行改制，使真实物品的某一部分失去真实性，而含有假的成分。具体到伪造、变造票证或流通物等犯罪来说，伪造是从无到有，变造是由少变多。”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将这两者不加以区分，显然是类推解释。司法机关越权的立法造法行为，值得商榷。
二、区别扩张解释和类推适用需从考虑立法者精神出发
某种解释是否类推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在考虑可能具有的含义的同时，必须从立法者的立法本意结合刑法立法精神综合考虑该解释所相对的行为是否具有处罚的必要，或者从重、从轻的必要。对于一个行为的是否处罚、处罚程度、方式，该解释必须反映立法精神、立法者本意，才能不违反罪行法定原则。如果一个解释离刑法用语的含义太远，已经远远超出立法者的本意，那么就可以判定该解释属于类推。解释结论与刑法的相关条文内容以及刑法的整体精神相协调时，不宜认定为类推解释。例如，2000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共同犯罪几个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行为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共同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暂由公共财物的，以贪污罪公法论处。刑法中明文规定贪污罪的主体限于“国家工作人员”，行为人若通过行贿手段、或者利用其特殊关系共享了贪污财产、对财产进行了隐匿、销账等行为，此时对该行为比照条款作贪污犯共犯处理，则是类推适用。贪污罪本身作为一条专门约束，针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条文，解释将“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作为类推的链接点，认为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是同样利用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自己的身份并无实质区别，应当得到相似的处理。贪污罪属于身份犯罪，贪污罪的设立，立法者本意应该也是惩处具有特殊身份的对象，该解释避免不了类推嫌疑。
三、是否具有法益侵犯性（处罚必要性的强弱）
“举轻明重比较法”。“举轻以明重”，将出现的难以判断的情况与已经出现的公认的属于犯罪的情况相比较，如果对刑法规范法益的危害更大（社会危害性更大），则可以进行扩大解释，如果对刑法规范法益的危害小（社会危害性更小），则要当心类推解释；当然，此时扩大解释还要受到国民可预测性标准的限制，“举轻明重比较法”必须限制性使用，因为它可能有导致类推解释的危险。
四、“预測可能性”标准
要通过一般人的接受程度来判断是否会侵犯国民的预测可能性，进而判断某种解释是否类推解释因而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一种解释结论能否被一般人接受，常常是判断解释结论是否侵犯国民的预测可能性的重要线索。例如，旧中国与国外刑法都将非法侵入住宅罪的构成要件规定为：“无故侵入他人住宅或者经要求退出但仍不退出。”我国的新旧刑法均只有“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表述，但刑法理论千篇一律地将本罪定义为“未经允许非法进入他人住宅或者经要求退出无故拒不退出的行为”。然而，将不退出解释为“侵入”是存在疑问的，可是人们却习以为常而没有异议。由此看来，一种解释结论被人们接受的程度是一个重要问题。犯罪可以大体上分为自然犯与法定犯。一般人容易认识自然犯的可罚性，故对有关自然犯的法条作扩大解释，不致侵害国民的预测可能性；一般人难以认识法定犯的可罚性，故对有关法定犯的法条作扩大解释，容易侵害国民的预测可能性。所以，相对于对有关法定犯的法条的扩大解释的允许程度与范围而言，对有关自然犯的法条的扩大解释的允许程度与范围，可以略为缓和、宽泛。
醉酒驾车行为刑法适用解读 篇4
随着醉酒驾车事故的不断发生及其造成的恶劣影响, 社会各界对严惩醉酒驾车行为的呼声越来越高。我国刑法修正案 (八) 将醉酒驾车行为列入立法的行列, 并于2011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醉酒驾车犯罪法律适用问题的意见》一文, 认为要正确把握醉酒驾驶罪构成的要件, 不能仅仅从文意理解刑法修正案 (八) 的内容, 狭隘的认为只要达到酒驾标准的驾驶机动车的行为一律构成犯罪, 最高法院表示要准确适用刑法手段, 依法惩治醉驾犯罪行为。这就使得醉酒驾车行为入刑法备受争议。
一、醉酒驾车入罪的必要性
(一) 醉酒驾车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近年来, 醉酒驾车造成的重大交通事故非常多, 据统计, 2009年1月到8月就有1044起酒驾肇事案件, 造成409人死亡, 致死率为39.2%;我国每年因酒后驾驶造成的交通事故有数万起之多, 驾驶员死亡档案中有59%与酒后驾驶有关。可见, 醉酒驾车造成的交通事故中, 其死亡率是相当高的, 已严重威胁到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侵害了公共交通秩序和安全, 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这就要求对酒驾行为进行刑事入罪的规制。醉酒驾车是一种高风险的公共危险行为, 它难以被控制, 因此, 刑法要对高风险行为提前介入, 事先预防危险的发生有重要意义。
(二) 醉驾入罪符合罪行法定的要求, 使行为人受到应有的惩罚
我国醉酒驾车引起的交通事故呈连年增长的趋势, 这说明相关的法律不能有效的遏制酒驾行为, 一些法律法规对酒驾的处罚行为太过轻微, 比如暂扣驾照、吊销驾照或行政拘留等, 就使得醉酒驾车的违法成本较低, 将酒驾纳入刑法的管辖范围, 就加大了处罚力度, 对未造成实际危害结果的酒驾行为也做出了刑法规制, 这样不仅预防了酒驾行为, 还对酒驾行为造成严重后果者加大了处罚力度。
二、醉酒驾驶罪的构成
醉酒驾车严重危害的是公共安全, 只要醉酒者开车上路, 就有造成交通事故的危险, 如果刑法不处置这种可能造成危险的行为, 事故的发生就在所难免。因此, 醉酒驾车罪应是一种抽象的危险犯, 即是一种拟制的危险, 不需要进行具体的危险判断, 只要存在侵害的可能性, 也应该认定危险结果已经存在, 只要有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 抽象危险的结果就会随时出现。
(一) 犯罪客体
醉酒驾车罪的客体是与交通有关的管理制度和公共安全, 首先, 醉酒驾驶是对交通法规的蔑视, 也亵渎和侵害了交通制度, 我国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不准醉酒驾驶, 醉酒驾驶者却依然上路, 严重侵害了我国交通管理制度。另外, 还把与交通相关的不特定的人、财务等置于危险中, 醉酒驾驶侵害了公共安全。
(二) 犯罪的客观方面
醉酒者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辆的行为, 威胁着与交通相关的公共安全, 是醉酒驾车罪的客观方面。只要在公路、城市道路、公共场所等地醉酒驾车, 不需要在具体案件中出现危险的结果, 驾驶者超过血液酒精浓度限值, 就被定为醉酒驾驶罪。
(三) 犯罪主体
我国刑法规定, 年满16周岁, 且无智障和精神障碍的人, 都属于犯罪主体。因此, 只要是年满16周岁、精神正常的自然人都可构成醉酒驾驶罪的犯罪主体。醉酒驾驶行为应负刑事责任, 对有酒瘾的人醉酒驾驶应加大处罚力度。
(四) 犯罪的主观方面
对于醉酒驾驶罪有人认为是故意, 这是因为行为人明知道醉酒驾驶存在风险还放任这种风险的发生, 驾驶者的主观状态属于间接故意。一般而言, 行为人已经认识到醉驾可能导致的后果, 但是行为人的意志让其否定危险结果的发生, 从这个角度看, 驾驶者的主观状态应是过失。
三、醉酒入罪的正当性
(一) 醉酒对驾驶行为造成严重危险
酒精进入人体后会影响人的神经系统, 降低人的触觉能力, 使人的手脚的敏感性比平时要低很多, 使人的协调性、控制性和反映判断能力降低, 在驾车过程中, 不能像平时一样正常感知油门、刹车的位置, 对距离和速度的判断出现失误。另外, 醉酒中的人容易对自己的能力做过高估计, 对别人充满敌意, 攻击性也会增强, 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比率就大大提高。
(二) 我国交通的现状和酒驾的危害要求其入罪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机动车辆已广泛成为人们的交通工具, 增加了交通事故发生的频率, 据统计, 仅2010年上半年全国发生了99282起交通事故, 造成27270人死亡、11698人受伤, 经济损失达1.1亿, 其中酒驾是引发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酒驾存在着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不仅真实的威胁着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还给人增加了心理负担, 使人们从心里缺乏安全感, 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
将酒驾入罪有利于减少恶性交通事故的发生, 刑罚的目的是预防犯罪, 由于酒驾具有很高的风险性, 将该行为入罪, 达到提前防御的功能, 可以起到规避风险的目的。酒驾行为造成严重的后果, 容易引起民愤, 不利于社会和谐, 将酒驾入罪, 不仅能够降低车祸的发生率, 还能一定程度上起到安抚受害者及其家属的作用, 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四、结语
总之, 将醉酒驾车入罪, 有利于较好的预防交通事故的发生, 从根源上遏制交通事故的发生, 缓解交通安全的严峻现状, 防患于未然, 保障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醉酒驾驶罪的设立符合社会的现实状况, 有利于发挥刑法对醉酒驾驶行为的惩罚作用。
参考文献
刑法适用性 篇5
关键词：审判；特别残忍；致人死亡；适用
中图分类号：DF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663（2012）02-0044-04
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八）》），创下了1997年刑法制定后通过修正案进行刑法修改的多个第一，即修正案内容有五十条之多是第一次、第一次对刑法总则进行修改、第一次将通过时间和生效时间相间隔、第一次废除部分死刑、第一次确立老年人从宽制度、第一次将“社区矫正”纳入法律文件当中等六个“第一次”。在整个《刑法修正案（八）》中，相比较而言意义较为重大的，笔者认为是此次修正案的第三条，即在《刑法》第四十九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审判的时候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该条文同时结合了上述六个“第一次”中的三个：首先，该条是对刑法总则进行的修改；其次，该条排除了一定情况下对年满七十五周岁的老年人适用死刑，相当于废除了部分死刑适用；再次，该条是老年人从宽制度的重要内容。
对于老年人刑事责任的限制，乃至对老年人限制死刑适用，自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即有学者极力呼吁，最终在今天成为现实，不得不说是历经坎坷，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对于意义如此重要的修正条文，对其进行准确解读，是准确适用该条文、实现条文制定目的的基础。而正确解读该条文的关键又在于正确解读其中的几个关键词，也即对“审判的时候”、“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以及“适用死刑”等的理解。下面笔者就对这些关键词进行逐一的分析和解读。
一、审判的时候
在《刑法修正案（八）》通过前，我国《刑法》第四十九条仅规定了对未成年人及妇女适用死刑的限制，即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而《刑法修正案（八）》第三条，对其进行了补充，即将审判的时候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也纳入了限制适用死刑的人群范围。仔细观察，可以看出，刑法对不同人群限制适用死刑的要求并不一致。对于不满十八周岁的人而言，法律要求其必须是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也就是说，即使在审判的时候行为人已经年满十八周岁，也仍然不得对其适用死刑。而对于怀孕的妇女以及已满七十五周岁的老年人而言，则必须是在审判的时候满足法律对其设定的要求。也就是说，即使犯罪的时候，行为人并未怀孕或者并未年满七十五周岁，但只要在审判的时候满足该条件即可。为何对不同的人群，尤其是同样是涉及年龄的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的规定并不一致，而对于老年人所规定的“审判的时候”具体内容又是什么？
（一）最大限度地体现从宽
有学者认为，对于老年人犯罪的年龄起点应当与未成年人一致，即应当是犯罪的时候达到某年龄的，才是老年人犯罪，而并非如《刑法修正案（八）》第三条中所规定的“审判的时候”达到法定年龄即可。其认为这样既是基于刑事责任年龄考虑，也是为了避免放纵逃匿多年的犯罪分子。笔者认为，《刑法修正案（八）》第三条之所以做出如此规定，不仅体现了我国宽严相济刑事责任的要求，其最大限度地扩展了限制适用死刑的范围，而且其还是“有利于被告”原则在我国刑事实体法中的一种体现，也最大程度地体现了从宽。根据《刑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对于认定是否是属于限制适用死刑的未成年人，以其犯罪时的年龄为准；而对于老年人，则以审判的时候为准。如此规定，即尽可能地扩大限制死刑的人群适用范围。具体而言，如果对未成人也要求必须是审判的时候未满十八周岁，那么可能因为由于刑事诉讼程序的进行，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在审判的时候年满十八周岁，导致对其可以适用死刑；如果对于老年人要求其必须是犯罪的时候年满七十五周岁，则对于审判时年满七十五周岁的老年人仍可能不属于限制适用死刑的范围。而对于老年人不加限制地适用死刑，因为其年纪较大而毫无必要，且也违背了《刑法修正案（八）》增加该款的初衷。可以看出，相比较于单纯地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已满七十五周岁的老年人不得适用死刑，以及单纯规定“审判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已满七十五周岁的老年人不得适用死刑。规定对于未成年人要求“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年满七十五周岁的时间定为“审判的时候”，可以最大程度地扩展不得适用死刑的人群范围。
（二）审判的时候的范围
“所谓审判，是指法院在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依照法定程序，对权利义务的争议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的活动。刑事审判是审判的一种。”在我国，刑事审判程序包括第一审程序、第二审程序、审判监督程序以及死刑复核程序。第一审程序和第二审程序是我国“四级两审制”的基本审级。而审判监督程序又称再审程序，是一种特殊的救济程序；死刑复核程序则是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对判处被告人死刑的案件进行审查核准的一种审判程序，两者均是基本审判程序外的特殊审判程序，与第一审和第二审审判程序组成了我国的刑事审判程序。故笔者认为，所谓的“审判的时候”应当涵盖整个刑事审判程序，即刑事第一审程序、第二审程序、审判监督程序乃至死刑復核程序，都属于第三条中的“审判的时候”。
具体而言，首先，我国实行的是两审终审制，一审时行为人未满七十五周岁，法院对其判决适用死刑，行为人上诉，在上诉期间，行为人年满七十五周岁，二审法院即使认为对行为人的上诉理由不予采信，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量刑适当，则应当在驳回行为人上诉的同时，将对行为人判处的死刑进行修改，改为无期徒刑。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认为一审法院的判决有误，这只是由于形势变更所导致的判决修正。其次，在终审审判时，行为人未满七十五周岁，经过数年后，发现原审判决确有错误，启动审判监督程序，对案件重新进行审理，结果发现对于当年行为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应当判处死刑，但此时行为人已经年满七十五周岁，则仍然不得对其适用死刑。再次，即使一审乃至二审期间，行为人均未满七十五周岁，终审判决对行为人判处死刑，但是随后的死刑复核程序期间，行为人年满七十五周岁，此时死刑复核程序应当对于行为人的死刑不予核准。
（三）与第一款中“审判的时候”的内容不一致
对于《刑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中的“审判的时候”的具体内涵，理论上有两种不同的见解。第一种认为，审判的时候仅指人民法院的审判阶段；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应当对其做扩大性解释，“审判的时候”应当涵盖了整个刑事诉讼阶段。而1990年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如何理解“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问题的电话答复》和1998年8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怀孕妇女在羁押期间自然流产审判时是否可以适用死刑问题的批复》，这两个司法解释明确了怀孕的妇女不得适用死刑的“审判的时候”包括审判时和审判前被羁押时间。对于此次增加的第二款中的“审判的时候”，笔者认为，其虽然与第一款同属《刑法》第四十九条，但是两者的内涵有所不同。《刑法修正案（八）》第三条中的“审判的时候”应当仅做狭义上的理解，也即应认为其仅限于审判时，而不包括审判前羁押期间。原因在于，首先，完全没有必要将其扩大解释至审判前的羁押期间，因为审判前羁押期间年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在审判时仍旧是年满七十五周岁，不会出现类似于审判前羁押期间怀孕的妇女因流产而导致审判时没有怀孕的情势变更的情况。其次，之所以司法解释将第一款中的“审判的时候”扩大解释到审判前被羁押时间，目的在于为了更好地保护妇女以及胎儿的人身权利，防止为了判处妇女死刑，而采取一些非法手段损害妇女的人身权利，导致羁押期间怀孕的妇女人工流产或者自然流产。而对于认定老年人的年龄而言，则不需要考虑这些额外因素。
二、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
（一）特别残忍
“残忍”一词，古已有之。《盐铁论·褒贤》中有“赵綰、王臧之等，以儒术擢为上卿，而有姦利残忍之心”。《三国志·魏志·董卓传》中亦有“卓性残忍不仁，遂以严刑胁众”的表述。从字义上理解，“残忍”在辞海中的解释为残暴狠毒，“特别残忍”也就是特别地残暴狠毒的意思。在通过《刑法修正案（八）》后，我国刑法条文中涉及“特别残忍手段”的条款一共有两条，一是此次《刑法修正案（八）》第三条，另一条则是《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中规定：“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但究竟何为“特别残忍手段”，刑法中并未有相应的解释性规定，司法解释也并未明确给出其内涵。只是在1999年10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中要求：“实践中，并不是只要达到‘严重残疾’就判处死刑，还要根据伤害致人‘严重残疾’的具体情况，综合考虑犯罪情节和危害后果来决定刑罚。故意伤害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只有手段特别残忍，后果特别严重的，才能考虑适用死刑（包括死刑，缓期2年执行）。”但是其中仅对什么是“严重残疾”做出了相应的解释，而对于何为“特别残忍手段”仍然没有做出解释。而在刑法学教科书中，论述故意伤害罪时也鲜见对何为“特别残忍手段”进行分析。这种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均没有详细论述的情况极其少见。笔者认为，之所以会存在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以下几点：首先，“特别残忍手段”是一种心理评价，不同的人对其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认识，难以给出一个统一的认定标准。其次，“特别残忍手段”在实践中有很多种表现方式，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还会出现更多的表现形式。对这些数量极大的各不相同的表现形式，即使对其进行归纳，总结出其相同点，但仍然可能有所遗漏。与其如此，不如将认定“特别残忍手段”的权力完全交给审判的法官，让其根据各种因素代表“一般的社会民众对行为的忍受度”进行综合判断。
对于故意伤害罪中的“特别残忍手段”致人严重残疾的理解，相比较而言可能较为容易些，笔者认为甚至可以采取一个简单的标准，用通俗的话说，即是否让被害人“生不如死”。而对于“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相类似地、通俗地表述，即行为人在让被害人体会“生不如死”的感觉后还夺去了其生命。但如何是“生不如死”，仍然需要一些确定的考虑因素。笔者认为，虽然实践中“特别残忍手段”的表现形式多样，但基本上可以从以下几个因素进行考虑：首先，被害人感受极其痛苦，这种痛苦包括心理和身体上的。比如，将刀插入被害人身体中，并搅动的行为，其次，行为人采取的手段是一般人感情上难以容忍的，是一种严重背离善良风俗的行为，甚至是令人感到变态、恶心的行为。再次，行为的持续时间、实施行为的次数都是重要的参考因素。如让被害人多次反复、长时间地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
（二）致人死亡的性质
1979年刑法中“致人死亡”的法条为7条，涉及的罪名有16个。1997年刑法分则中规定“致人死亡”的条款有34条，涉及的罪名有44个。可以说，“致人死亡”的规定在我国刑法中是一种普遍现象。但是，对于“致人死亡”的性质，也即“致人死亡”的主观罪过，学界争议颇大，有过失加故意说、排除直接故意说以及过失说等。此次《刑法修正案（八）》一出台即有学者认为本条中“致人死亡”的性质还有待司法机关出台司法解释对其进行明确。不可否认，我国刑法分则中的“致人死亡”的使用情况较为复杂，主观罪过形式的确定存在着较大争议。但是，笔者认为，此次《刑法修正案（八）》第三条中的“致人死亡”的主观罪过形式应当仅为故意，而不包括过失。因为条文中用“以特别残忍手段”作为“致人死亡”的限制条件。在犯罪过程中过失致人死亡，在一般人看来，不可能属于“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故从《刑法修正案（八）》第三条的逻辑关系上来看，第三条中规定的致人死亡，应当是故意致人死亡，也即本条中致人死亡的主观心态应当是故意，而不能是过失。
三、死刑适用
《刑法修正案（八）》的一次审议稿中，对于老年人不得适用死刑并未附加任何限制，但是很多意见认为对老年人不适用死刑的规定总体上是合适的，但是也不能一概而论，应当增加一定的限制条件。故此次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的第三条，并未完全排除对年满七十五周岁的人适用死刑，对于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仍然保留了适用死刑的可能性。
对于老年人从宽处罚，乃至限制对老年人死刑的适用，我国古已有之，“从我国奴隶制的西周刑法，经封建制的《法经》，汉律，唐律，宋、元、明、清诸朝律法，直到近代的《大清新刑律》，都把达到一定年龄（最低60岁以上，最高90岁以上）的老年犯罪人作為减免刑罚的对象加以规定”。现行的我国台湾地区《刑法》第六十三条亦规定：未满十八岁人或满八十岁人犯罪者，不得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本刑为死刑或无期徒刑者，减轻其刑。而纵观国外的刑事立法，但凡对老年人规定了免除死刑适用的，均未对其附加限制条件。故有学者提出，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2006年世界卫生报告》显示，中国男性平均寿命70岁，女性74岁，人均寿命72岁。此次《刑法修正案（八）》中规定的是75周岁，比我国人均寿命要高。这表明75岁以上的老年人在我国属于高年龄的老年人，犯罪能力大大降低。且既然我们规定了对老年人从宽处罚、限制适用死刑，那么就应当改革得更加彻底，学习国外的立法例，对所有的老年人犯罪不分情形均不得适用死刑。
笔者认为，这种意见是可取的，既然《刑法修正案（八）》将年满七十五周岁的老年人纳入了免除死刑的范畴，那么就应当对于审判的时候年满七十五周岁的老年人，不论其是否采取了特别残忍的手段致人死亡，都不应适用死刑。但是，在修正案中限制条件已经规定了的现实情况下，也即在立法层面难以突破的情况下，应当从司法层面上予以考虑有所作为。在我国刑法理论中，死刑既包括死刑立即执行，也包括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刑法修正案（八）》第三条规定的适用死刑，当然既包括对年满七十五周岁的老年人适用死刑立即执行，也包括对其适用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在行为人已经年满七十五周岁，犯罪能力大大削弱，剩余寿命年限不太长的情况下，对其适用死刑立即执行显得不太人道，也不太符合刑罚目的的要求。此时，笔者认为，即使应当对其适用死刑，也应当先予考虑适用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在确实社会影响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的情况下，才考虑对其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甚至，可以更进一步，对于所有审判时年满七十五周岁的老年人，在应当适用死刑的情况下，都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而拒绝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样，既不违反法律规定，又可以对于老年人的从宽处罚取得更大的进步。
四、小结
刑法适用性 篇6
现代国际刑法起源19 世纪末期国际社会对打击海盗犯罪行为的需求, 美国的菲尔德、德国的李斯特等都曾倡议起草统一的国际刑法典, 但由于与实际情况不符而作罢。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社会认识到侵略战争等严重国家暴力行为应当受到惩罚, 1918 年欧洲各国签订的《凡尔赛合约》第一次以国际公约的模式对战争犯罪做出规定, 开国际刑事法律规范之先河。国际刑法在二战后得到蓬勃发展, 纽伦堡军事法庭及远东军事法庭先后设立, 审判了众多在二战中犯下滔天罪行的战犯, 如德国的戈林、日本的东条英机等。此后, 国际社会虽再无世界性大战爆发, 但是局部动乱时有发生, 特别是中东、非洲等地因政权更迭频繁、宗教矛盾充斥、地缘政治角逐等原因导致局部冲突从未间断。同时一些新型国际犯罪开始进入国际社会的视野, 例如恐怖主义罪、反人类罪、贩卖毒品罪等, 使得国际刑法获得了全新的发展。1998 年7 月17 日联合国通过了《国际刑事法院规约》, 这是一部包含刑事实体规范及程序规范的国际刑事公约, 旨在通过设立国际刑事法院, 对违反国际刑事法律规范、犯下国际刑事罪行的罪犯进行审判。
二、ISIS恐怖组织及国际刑法的适用
ISIS ( 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 , 前身为卡扎维领导的国际圣战组织, 2003 年成立并对当时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拉登宣誓效忠。2006 年卡扎维被美军击毙后国际圣战组织陷入混乱, 直至2009 年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接手ISIS。巴格达迪利用叙利亚发生内战混乱, 壮大ISIS的力量, 目前控制了伊拉克西北部和叙利亚东北部等大片区域。ISIS等恐怖组织的诞生与发展与阿拉伯世界宗教派系斗争关系深切, 伊斯兰世界存在逊尼和什叶派两大教派, 两大派内部又分为众多细小派系, 如逊尼派中有罕百勒、哈乃斐、沙斐仪、马立克等派系。各宗教派系政教不合、加上欧美大国地缘政治力量角逐导致阿拉伯世界持续动荡, 从而为ISIS等恐怖组织发展、壮大提供了温床。
国际刑法的适用范围是一个不断扩展的过程。从最初主要对国际海盗犯罪的制裁到对二战战犯的审判, 发展至今既包括战争罪、种族灭绝罪、反人类罪等传统罪名, 也有劫机、贩卖毒品、经济犯罪等新型罪名。21 世纪后全球局势稳定, 恐怖主义开始成为威胁世界和平的主要因素, 以基地组织、东突恐怖分子、ISIS等为代表的恐怖组织先后活跃于世界舞台, 主导并制造了众多骇人听闻的恐怖袭击事件, 包括美国9·11 事件, 我国昆明暴恐事件以及巴黎恐怖袭击事件等等。国际恐怖主义的肆虐急需强硬有力的规则去惩罚, 因此国际刑法将此类极端反人类的恐怖行为纳入了制裁的范围, 也为各国开展反恐行动提供法律上支持, 使得反恐军事行动更为合法有效。
三、反恐军事行动的国际刑事司法模式探索
目前国际上常设的国际刑事司法组织有两个, 一是总部设在法国里昂的国际刑警组织, 另一个是依《罗马规约》建立的国际刑事法院。但固有缺陷使得这些国际刑法机构缺乏有效运行机制, 特别是在应对国际恐怖主义方面。国际刑警组织由于其政治中立立场极少介入有关宗教、军事、国家争端的案件, 目前实际主要处理毒品贩卖、走私军火、偷运人蛇、贪污腐败案等犯罪, 虽恐怖犯罪也属国际刑警查处范围, 但由于缺少一支强力警察部队使得其对ISIS等拥有强大武装力量的恐怖组织束手无策。国际刑事法院是一个专门审判机构, 其是否具有强制管辖权国际社会尚无定论, 且因缺少强制执行能力, 国际刑事法院对ISIS等恐怖组织威慑力有限。
新型恐怖组织大多具有强大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 强大者如ISIS等是可以和当地政府军相抗衡的武装力量。为了有效打击国际恐怖主义, 国际社会有必要组建由国际刑警组织组协调的反恐军事部队, 而后由安理会激活《联合国宪章》第七条效力, 赋予反恐部队开展军事行动打击恐怖组织、捉拿罪犯权力, 在罪犯归案后则由国际刑事法院进行判决。在糅合了《联合国宪章》第七条, 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警组织力量后, 不仅可以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国际刑法运作机制, 又可为目前各国开展反恐军事行动赋予合法性, 结束各自为战的混乱现状, 必定能够对国际恐怖犯罪产生严厉制裁。
参考文献
[1]朱文奇.国际刑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2]朱文奇.国际刑事法院的成立和国际刑法的发展[J].政治与法律, 2003.
食品安全领域的刑法适用问题 篇7
(一) 食品安全概念的界定
有关食品安全的问题, 我国《食品安全法》第九十九条规定:食品, 指各种供人食用或者饮用的成品和原料以及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 但是不包括以治疗为目的的物品。食品安全, 指食品无毒、无害, 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 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在《食品安全法》中同时也规定, “食品应当无毒、无害, 符合应有的营养要求”。这里的“无毒、无害”是指正常人摄入的食品不会对人体有危害、致病。“安全”是食品安全法的核心概念, 而安全本身是相对的, 绝对安全的食品是不存在的, 如何确定“安全”的标准就成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当然要求绝对的安全是做不到的, 随着科技的发展, 原来认为安全的食品在现代高端的技术检测下其安全性也会受到质疑。既然追求食品的绝对安全无法做到, 那是不是就是说可以放纵对食品安全的监控呢?食品安全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切身利益, 既然做不到绝对的食品安全, 那我么可以在现代科技水平的条件下, 尽量追求食品的相对安全, 尽量降低食品中有害物质的含量, 严格遵守我国食品的行业领域对各项食品添加剂的添加标准。
(二) 我国食品安全的现状
近几年, 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比较突出, 从三聚氰胺, 到瘦肉精, 再到染色馒头, 致癌香蕉, 这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是食品生产者的道德沦丧, 整个社会的道德底线下降, 还是我国有关食品安全方面的法制有问题呢?
我国有专门的《食品安全法》, 《刑法》中也有对食品安全进行规制的条款, 是立法层面的问题, 还是执行方面的问题?
二、刑法对食品安全问题的相关规定
食品安全的问题日趋突出, 《刑法》中对食品安全问题有相关的规定, 《刑法修正案 (八) 》中对食品安全的相关条款进行了修改, 将第143条规定“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罪”修改为“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 处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罚金;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 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在刑法第四百零八条后增加一条, 作为第四百零八条之一:“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 导致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 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徇私舞弊犯前款罪的, 从重处罚。”此外《刑法》第144条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规定:“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 处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的罚金;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严重食源性疾患, 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 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的罚金;致人死亡或者对人体造成特别严重危害的, 依照本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的规定处罚。”
从以上条款中我们不难看到, 刑法有关食品安全方面的规制已经开始从立法方面转向注重实施的可行性方面了, 《在刑法修正案 (八) 》中, 刑法调整了惩罚食品安全犯罪的构成条件, 降低了入罪的门槛, 增强了刑法的可操作性, 并对有关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行为也进行了明确规定, 这有利于遏制我国食品安全领域官商勾结的现象, 增加行政人员严格依法或者依行业标准办事的责任心, 将对食品安全问题的缓解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三、食品安全问题屡禁不止的原因
(一) 立法方面的不足
我国刑事立法一直存在死刑偏重、生刑偏轻的问题, 调整这一缺陷, 是我国刑法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刑法修正案 (八) 》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的缓解了这方面得问题, 但是在预防和打击犯罪方面力度还是不够。以我国食品安全为例, 食品安全事件造成的危害可谓是严重的, 但是对食品安全案件的处罚力度并不是很大, 案件的关键性的人物并没有被判处死刑, 而是无期和有期徒刑, 再加上屈指可数的财产刑, 这个判决和处罚的力度一直是社会争议的焦点。到底刑法处罚力度的大小是如何影响食品犯罪的呢?是否严苛的刑法会有助于抑制食品安全犯罪的发生呢, 答案是否定的。
(二) 立法层面的法经济学分析
在分析我国刑法对食品安全犯罪的处罚上, 笔者想借用经济学中有关收益——成本的分析方法, 来分析刑罚成本与刑罚收益的关系。
1. 刑罚成本与刑罚收益
刑罚成本是指国家动用刑罚所必然或可能支付的代价。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罪犯的权益的剥夺和限制, 也就是一定的刑罚量的支出;二是错误支出, 即指刑罚运用不当所造成的成本的支出, 含刑及无辜、有罪没罚、刑罚畸高畸轻刑量失当三种情形;三是刑罚的司法成本。
刑罚收益则指国家通过动用刑罚自身成本即刑罚的制定、刑罚的强制力和刑罚的实际适用、执行所获得的对罪犯的应有的惩罚效果和迫使人们不去或不再犯罪的效果。它既包括国家刑罚自身成本的静态投入所获得的收益, 也包括国家刑罚自身成本的动态适用所获得的收益。构成刑罚收益的内容有二:惩罚和威慑 (预防) 。刑罚收益与刑罚的严厉性 (刑罚量) 、刑罚的确定性、及时性紧密相关。
2. 刑法收益与成本之间的博弈
刑法的定罪量刑中, 因各个案件的具体的差异, 存在量刑中的幅度问题, 如何把握这个幅度使得定罪量刑能更加公平公正, 起到惩罚与威慑的作用, 进而能进一步预防犯罪。
首先, 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在刑法的定罪量刑中能很好的阐释刑罚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在刑罚量刑处罚的收益曲线中, 在刑罚量开始增加阶段, 刑罚边际收益递增, 边际成本、平均成本递减, 当刑罚量超过一定的点之后, 边际成本, 平均成本递增, 边际收益递减。刑罚量投入的最佳水平就是位于其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时候。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要在确定的刑罚结构中使刑罚收益处于边际收益递增的阶段, 而同时又要避免在庭审阶段判处的刑罚处于的刑罚边际收益递减, 甚至负增长的可能, 这就形成了初次的博弈。
其次, 由于博弈的解是个分离均衡的过程, 其能分离出“好人”和“坏人”, 而正式审判则是“非白即黑”的决断, 因此博弈分析能更好地避免审判所带来的错误, 包括刑及无辜, 有罪没罚, 刑量失当带来的刑罚成本。
再次, 对罪犯来说, 通过博弈分析所确定的刑罚不会改变其犯罪预期成本, 即指罪犯因犯罪受到刑罚惩罚而付出的代价。因为一般来说, 预期刑罚成本是指由人们得到这种刑罚的可能性所衡量出的刑罚严厉程度, 即刑罚确定性和严厉性的乘积。由于预期刑罚成本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甚至是决定该罪犯是否实施犯罪, 因此我们不用担心由于博弈所判决的刑罚量小于正式审判所判处的刑罚量, 罪犯更可能被激励去犯罪。同时, 刑罚确定性高低对于预期刑罚收益是否能够真正获得及其实现程度有着直接的影响, 一般来说, 刑罚确定性低, 刑罚收益差, 犯罪发案率高;相反, 刑罚确定性高, 刑罚收益好, 犯罪发案率低。贝卡利亚指出:“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 而是刑罚的必定性……即使刑罚是有节制的, 它的确定性也比联系着一线不受处罚希望的可怕刑罚所造成的恐惧更令人印象深刻。因为, 即便是最小的恶果, 一旦成了确定的, 就总令人心悸。”
最后, 刑罚越及时, 罪犯或潜在的犯罪者才可能形成犯罪即会受到刑罚惩罚的观念和认识, 并通过不断目睹每一起犯罪都及时受到刑罚惩罚而强化和巩固这种观念和认识, 从而抑制犯罪的欲念, 获取罪犯再犯和潜在的犯罪者初犯的刑罚收益。
那么在食品安全领域, 是如何博弈的呢?基于经济学中的有限理性假设, 每一个犯罪分子都是有限理性人, 他们总会在犯罪成本与收益之间博弈, 如果支付成本过低, 其收益较大, 也就是说如果其犯罪被判处的刑罚过低, 财产刑过轻, 其再次犯罪的可能性越大。反之如果刑罚过于严苛, 不仅使得执行困难, 刑法难以执行, 也使得执行成本过高, 造成法律资源的闲置和浪费, 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法律的导向作用。法律过于严苛, 会导致人们广泛认为法律对生命不尊重。但是适当加重财产刑的处罚力度, 会有助于抑制食品犯罪的发生。
因此在刑法的定罪量刑中, 用博弈的观点来分析刑罚成本收益之间的博弈关系以及定罪量刑中的刑罚轻重与犯罪的防止之间的博弈问题, 能降低刑罚判决中弹性, 使得刑罚量处于边际效益递增阶段, 进而降低立法成本, 减少法律资源的浪费。
四、结语
有关食品安全的问题不仅是刑法需要关注的问题, 更是关系到一个社会各个方面, 比如食品安全行业的标准问题、一个社会中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公民的社会道德问题等。在食品安全领域适用刑法, 使食品安全上升到一个足够的高度, 能使社会更加关注我们的食品安全, 为公民提供一个更好更安全的生存环境, 使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得到刑法层面的保障。
参考文献
[1]陈正云.刑法的经济分析[M].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278、280.
刑法适用性 篇8
一、“多次盗窃”与主客观相统一定罪原则
关于“多次盗窃”中“次”数应如何理解, 司法实践中存在“时间论”和“空间论”两种认识误区。“时间论”将两次盗窃之间的时间间隔作为区分“次”的标准, 即如果两次盗窃之间的时间间隔达到一定的时间, 则属于刑法中的两“次”盗窃, 反之, 则属于一“次”盗窃。“空间论”将两次盗窃之间的空间间隔作为区分“次”的标准, 即如果两次盗窃之间的空间间隔达到一定的距离, 则刑法中的两“次”盗窃, 反之, 则属于一“次”盗窃。
笔者以为, “多次盗窃”中“次”数的认定应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定罪原则进行, 而“时间论”和“空间论”显然没有考虑到行为人盗窃故意的次数, 因而并不可取。按照该原则, 如果行为人在同一犯罪故意的支配下, 即使两次盗窃之间的时间间隔或者空间间隔很长 (远) , 同样属于一“次”盗窃。即盗窃次数的认定与盗窃之间的时间间隔或者空间间隔没有必然关联, 不应成为“多次盗窃”认定的关键乃至影响因素。
以北京市某区人民检察院审查办理的潘某某盗窃案为例, 犯罪嫌疑人潘某某基于窃取他人财物的犯罪故意, 在1个小时内先后三次 (在不同的村庄) 入室盗窃, 共窃取他人财物价值970元人民币。由于没有达到1000元这一“数额较大”的定罪标准, 也不符合“盗窃公私财物接近‘数额较大’的起点, 以破坏性手段盗窃造成公私财产损失的, 或者造成严重后果或者具有其他恶劣情节的, 可以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因此, 案件的争议焦点便集中在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是否属于刑法第264条“多次盗窃”的行为类型上。有人主张犯罪嫌疑人潘某某在不同区域内入户盗窃的行为符合刑法第264条“多次盗窃”的行为类型, 因而构成盗窃罪。但笔者以为, 该观点属于典型的“空间论”观点, 将盗窃行为之间的空间间隔作为衡量盗窃“次”数的标准。在笔者看来, 评价盗窃“次”数不仅要看行为人具体的行为次数, 还要结合行为人的盗窃故意次数才能准确认定。因为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定罪原则, 刑法中“多次盗窃”中的每一“次”都要求行为人具有相应 (非同一) 的盗窃故意。如果行为人在同一概括的盗窃故意下实施了多次盗窃行为的, 依法也只能评价为一“次”盗窃。本案中, 犯罪嫌疑人潘某某虽然先后进入三户人家 (非同一村庄) 盗窃, 但都是基于同一概括的窃取他人财物的犯罪故意, 依法应评价为一“次”盗窃。
二、“多次盗窃”与犯罪未完成形态
盗窃预备、盗窃未遂、盗窃中止等未完成形态能否计入“多次盗窃”次数, 在司法实务界存在较大争议。有人主张盗窃未遂可计入盗窃次数, 盗窃预备和盗窃中止不能计入盗窃次数。也有人认为应具体分析, 不能将可以免除处罚的盗窃预备行为认定为一次盗窃而计入“多次盗窃”之中。当然, 如果根据行为人的盗窃预备情节不能免除处罚的, 应该仍然视为一次盗窃行为。
笔者认为, 盗窃未完成形态能否计入“多次盗窃”次数, 关键在于准确理解和把握“多次盗窃”的入罪根据, 不能简单根据我国刑法对盗窃未完成形态的入罪态度进而主张对于社会严重性低于盗窃未遂的犯罪预备和犯罪中止不能计入“多次盗窃”次数。这种观点混淆了“多次盗窃”与“数额较大”两种不同构成类型的入罪根据。即“多次盗窃”重在规制行为人的盗窃习性与人身危险性, 而行为人盗窃未完成形态并不影响上述入罪依据的认定, 因此, 盗窃未完成形态, 只要查证属实, 都能计入“多次盗窃”次数。
三、“多次盗窃”与“数额较大”
刑法第264条将“多次盗窃”与“数额较大”并列为盗窃罪的两种构成类型。关于两种构成类型之间的关系, 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 不论盗窃数额大小, 只要在一年内作案次数达到三次以上, 就可立案。另一种意见认为, 多次盗窃的情况也要考虑数额, 其累计应达到“数额较大”起点的立案标准。
笔者赞成第一种观点。理由如下:一是从立法沿革来看, “多次盗窃”构成类型是97新刑法典增加内容, 在处罚基准上强调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及人身危险性, 与强调客观危害的“数额较大”构成类型各有侧重又相互补充, 体现了严密刑事法网的立法思想。二是如果认为“多次盗窃”也要考虑犯罪数额, 则意味着将“多次盗窃”理解为“数额较大”的特殊情形, 属于提示性规定而不是拟制性规定。果如此, 则该规定显然多此一举, 且不符合刑法条文用语规范。因为凡是提示性规定的用语, 没有用“或者”一词予以连接并列规定的。三是第二种观点混淆了刑法第264条中“多次盗窃”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 (十二) 项“多次盗窃”的界限。前者是定罪性规定, 仅限于“1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3次以上的”情形, 属于狭义的“多次盗窃”;后者是量刑性规定, 规范了盗窃数额可累计计算的范围, 属于广义的“多次盗窃”。
此外, 司法实践中还存在案件同时符合两种构成类型时, 优先适用哪一种的问题。对此, 一种观点认为, 对于二次以下 (含二次) 的盗窃案件, 适用数额标准, 对于三次以上 (含三次) 盗窃案件, 适用次数标准。另一种观点认为, 数额与次数标准中, 数额标准优先适用。即数个盗窃行为中只要有一个行为达到数额较大即适用数额标准;只有当数行为中任何一个行为均未达到数额较大时, 才以次数标准判断其是否构成犯罪。
笔者以为, 次数标准是刑法的特别规定, 属于法律拟制, 具有补充的性质。只有其不符合数额定罪标准时才可以考虑使用。因为次数标准是新刑法典增加的内容, 并且引入的目的在于将一些行为人主观恶性深、社会危害性大, 采用数额标准的又不能处罚的行为纳入刑法领域。
论因果关系在刑法中的适用 篇9
刑法中的因果关系在刑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人们对其重要性的认识是在刑事立法以及刑法学的不断发展下而增长的。由于因果关系对罪犯的定罪有着比较关键的意义, 所以加强对其理论的研究就比较重要。
二、刑法中因果关系的性质及特征体现
(一) 刑法中因果关系的性质分析
刑法中的因果关系主要就是原因和结果间引起和被引起这样的关系, 而在刑法中因果关系就有着其具体化的呈现, 主要来说就是危害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的一些联系。从我国刑法因果关系的性质来看还有着不同的认识, 从必然因果关系一方来看, 其主要是认为必然因果关系中包含着因果关系, 这一观点将因果关系和必然性进行了同等看待, 所以对因和果就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1]。而偶然的因果关系主要将将刑法当中的因果关系分为了必然和偶然因果关系, 由于其和刑事责任有着紧密的关系, 故此要将其限制在一定范围当中。
(二) 刑法中因果关系的主要特征体现
刑法当中的因果关系自身有着显著的特征体现, 主要表现在因果关系的相对性以及客观性和复杂性等等。其中在相对性的特征层面, 哲学因果关系认为原因和结果是相对的, 而原因现象自身又可能是另一现象结果, 而作为原因的结果在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现象发生的原因,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循环, 所以对因果关系的研究要能对整个因果链条进行截取。而在刑法因果关系的客观性特征层面主要是因为因果关系是刑法中的普遍表现形式, 并不是将人的主观作为认识的基础的。除此之外还有因果关系的序列性, 也就是按照时间是原因在前结果在后, 但在实际上是现象间引起以及被引起的质的联系。
三、刑法中的因果关系判断标准及在刑法中的适用
(一) 刑法中的因果关系判断标准分析
对刑法中的因果关系进行有效判定比较重要, 从哲学理论来看, 刑法因果关系的原因是外因, 事物所含的多种发展变化可能性当中每种可能性都可能转化为现实性, 而外因对事物发展所起到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从刑法的因果关系来看, 其主要表现为行为和结果的关系, 也就是从外部实施的侵犯, 这一表现形式也就是在哲学上是外因和结果的关系, 而本质则是在内部, 也就是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对刑法中的因果关系进行判断, 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说, 虽然对因果关系的认定在具体问题上存在着争议, 但在必要条件作为刑法因果关系的基础是能够得到认可的[2]。
事实因果关系是刑法因果关系前提, 从法学的根据层面来看, 现实生活当中客观存在诸多为法律保护的社会关系, 危害行为当中存在这种干预课题正常存在状态及发展过程, 从而就促使其中有害可能性向着现实性转化力量, 从而危害行为就造成了结果产生的原因力。
(二) 因果关系在刑法中的适用分析
因果关系在刑法当中的应用, 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 客观世界中的事物都是在普遍的联系当中的, 而任何的现象也是在一定条件促使下所形成的, 这样就形成了原因和结果的理论, 而对事物的因果关系的认识也是人们所从事的实践活动前提。从法律科学以及实践的因果关系层面来看, 主要是对人们生活领域有着社会性质的因果关系的研究法律对因果关系理论的应用要能够和社会实践得到有效结合, 并要能够不断的更新以及深入。
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就会存在着不用的理论, 从哲学的研究对象上来看, 是将整个宇宙作为研究的对象, 而在刑法过程中则主要是将人的危害行为以及结果作为研究的对象, 而对原因的范围则主要是限于不作为和作为层面, 对于结果的范围则是限于刑法保护的社会关系以及可能受到损害的结果上。刑法因果关系是犯罪构成客观的选择要件, 其只是过失犯罪以及间接犯罪和故意犯罪等重要的构成要件, 刑法因果关系尽管是部分犯罪构成要件, 如果是仅仅凭借因果关系还不能够认定这一部分就能够构成犯罪。对行为构成犯罪不仅要能够有行为及结果间因果关系外, 还要能够具备其他方面的构成要件, 例如行为人主观罪过以及主体方面的条件等。相当因果关系判断当中引入了人的认识能力, 所以就出现了相当因果关系批评, 事实上的因果关系范围内确定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对因果关系的客观性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 在此基础上刑法还要能够设定一定标准从中选择某些事实上因果关系来成为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四、结语
总而言之, 针对因果关系的理论研究, 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就能够得出不同的结论, 在刑法基础上的因果关系所涉及的内容比较复杂, 其自身也有着一些缺陷, 所以不能单纯的将因果关系作为是唯一的判断犯罪行为的标准。只有从多方面进行探讨分析才能够准确的对实际情况加以判断。
摘要：因果关系在刑法当中涉及的问题比较广泛, 因为每个案件的发生都会涉及到因果关系这一链条, 而在刑法的理论当中, 因果关系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内容, 这对罪犯实施量刑以及认定等都有着比较重要的影响。基于此, 本文主要就刑法中因果关系的性质及特征进行简要阐述, 并对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标准及在刑法中的适用加以探究。
关键词：因果关系,刑法,适用
参考文献
[1]柳砚涛.论行政诉讼中的利害关系——以原告与第三人资格界分为中心[J].政法论丛, 2015 (02) .
刑法适用性 篇10
关键词：刑罚积极主义；刑法适用解释；扩大解释
为正确应用刑法，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应注意刑法规制。通过研究发现，我国现行刑法规范体系存在着刑法规范不足的情况，因此，就要联系实际情况用刑法适用解释研究刑法规范不足问题，以便发挥刑法作用，维护社会稳定。
一、刑罚积极主义与刑法适用解释
1.刑罚积极主义
对于刑罚积极主义来说，也叫刑法积极主义，其实质就是积极刑法很少或不涉及宪政基本架构，它所代表的也只是司法立场与态度[1]。在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建设中，各个企业间存在着一定的利益关系，而这些企业间又存在竞争，因此，在使用刑法的过程中就要十分小心。通过研究刑法理念得知，积极主义与消极主义共同存在，而刑罚积极主义则是指合理追求现实价值的体现，也就是说法官有无权利行使释明权，同时也包括诉讼信息的交换[2]。通过研究发现，对于积极刑法的研究已经获得了大众认可，所以只有全面了解积极刑法主义才是关键。
2.刑法适用解释
在利用罪行法定的过程中，实际上就是防止出现司法权与行政权相结合的情况，只有做到两者分离，才能有效避免执法者随意侵害他人权利的情况。然而，对于绝对罪行法定来说，在审理案件中并不具有可行性。所以，具体事就无法与抽象法律规范相映衬，只有在必要措施的作用才能实现两者间的比较。现阶段，最有效的措施就是刑法适用解释[3]。首先，对于刑法规范来说，其主要构成部分为文字词语，但由于这些词语自身存在不确定性，在使用中就需要应用到刑法适用解释。其次，刑法规范的实现来自于现实生活，而这些规范的使用对象则是那些没有出现的事实，基于此，案件事实是否被法律规范所涵盖，也需要用刑法适用解释来完成。由此可见，刑法规范和案件事实之间的关联性并不大，所以，应重视刑法适用解释的应用，以此促进刑法规范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联系。
二、刑罚积极主义立场下的刑法適用解释
对于刑罚积极主义立场来说，要了解类推使用与扩大解释可以从是否存在明显突兀得知，如果某种结论的推出会让人产生突兀感，就意味着它的出现给人民带来了“突然”之感，但由此得来的结论却与词语真实含义还存在一定差异，且超出了正常预测范围，所以，应将其看做是类推适用。如果结论得出以后没有给人带来明显突兀感，那就是扩大解决。
1.类推适用下能够给人带来突兀感
通常情况下，总是以是否给人带来明显突兀感确定类推适用。在我国一直对执法人员抢劫怎样量刑存在争议，有些人认为对于执法人员的这种情况应着重处理，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应该按照冒充执法人员来处理，其实通过观察可以得知，他们所纠结的无非是“冒充”这一名词。在刑罚积极主义立场下的刑法使用解释中，在“冒充”一词被应用以后很容易让人对其身份产生突兀感，这种说法多超出大众预测，这就出现了类推适用。如果是对真正的执法人员抢劫要着重处理，大众还不会对此产生突兀感。
2.扩大解释下能够不会让人感到突兀
对于扩大解释来说，主要指某些结论在被提出以后，并没有让大众感到意外，而是在合情合理范围内。一般来讲，有些事例的出现可以解释某些结论，但不会让人感到意外。如对于“信件”一词来说，其中涵盖了很多内容，不仅包括纸质信件，还包括电子信件，不管是哪种形式的信件，如果没有经过收件人的允许就私自起开或损坏都属于侵犯他人合法权力的行为，都要按照相关刑法严肃处理[4]。对于这种处理方式多数人都能接受，并不会认为有不合理之处。但如果将“雇佣他人杀人”解释为“正常劳务雇佣关系”就出现了不合理的情况，两者存在本质上的差别，“正常劳务雇佣关系”所从事的是正当工作，而不会威胁到他人生命安全的，而“雇佣他人杀人”则已经直接对他人生命安全构成威胁，所以，也就不能被看做为扩大解释范畴。但属于同类的事物可以用其扩大意义来解释，如有些人喜欢将船票称为车票，这样的词语给人的第一感觉并不恰当，但又没有不合理之处，更没有超出人们预测，所以，属于扩大解释范畴。
能够给人带来突兀感的，才能被看做为类推适用，其原因在于只有存在疑问的解释才是类推适用范畴，这里所指的疑问是本质上的疑，对于将船票解释为车票的说法并没有不妥之处，只能算作形式上的疑问，而非本质上的，船票确实是车票的一种。由此可见，只要不是本质上的疑问均属于扩大解释范畴。
三、结束语
通过以上研究得知，由于刑法规范中存在一些问题，就需要用刑法司法来解释，这样就可以体现出刑法作用，发挥其应有作用。通过研究得知，在刑罚积极主义的影响下，类推适用与扩大解释并不相同，在实际工作中也不能将两者混为一体，只有区分开才可以。所以，应当用是否存在显著突兀感作为界定标准，如果所得出的结论让人强烈的感受到突兀感，就属于类推使用范畴，反之则属于扩大解释，这也是保证刑法能够被利用，发挥其应有作用的重要方式。
参考文献：
[1]杨兴培.刑法实质解释论与形式解释论的透析和批评[J].法学家，2013，01：30-47+176-177.
[2]孙道萃.论罪责刑关系作为刑法解释对象[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04：8-20.
[3]王统.试析刑法积极主义立场下的刑法适用性[J].法制博览，2015，01：145+144.
[4]宋保振.教义学立场下刑法目的解释的效力与规则——兼对“追逐竞驶型”危险驾驶罪认定的反思[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6：4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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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适用性 篇11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于2009年2月28日表决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堪称是乱世用重刑的范例，是遏制当前比较猖狂的职务犯罪和金融证券业等经济领域犯罪的有力武器。此次刑法修改与前六次大体相同，只是对刑法分则中某些具体罪名和量刑作出调整，不涉及刑法总则部分，即不对刑法基本原则做改动。归纳起来，刑法修正案(七)对打击经济领域犯罪的规定，有如下几方面：
一、及时将证券、期货领域内的新型犯罪活动归入刑法典调整范围
近年来一些证券投资基金公司、证券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利用因其职务便利知悉的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与证券、期货交易有关的未公开的信息，如本单位受托管理的资金的运营情况，客户的交易信息等，违反规定从事相关交易活动，谋取非法利益或者转嫁风险。这种被称为“老鼠仓”的行为，严重破坏金融管理秩序，损害广大公众投资者的利益，违背社会的诚信和资本市场的运行规则，社会危害性严重。这次刑法修正案(七)针对基金业中时有发生的“老鼠仓”行为作出相应规定，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商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获取的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的经营信息，违反规定，从事与该信息相关的交易活动，或者建议他人从事相关的交易活动，情节严重的，处以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此处是将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从事“老鼠仓”交易的行为，作为内幕交易型犯罪予以处理，有利于规范基金市场，维护广大基民的合法利益。
对于本条的适用，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本罪属于特殊主体。这主要是考虑到这些金融机构大都开展了代客理财的业务，手中掌有大量的客户资金，可以投向证券、期货等领域。而且这些人员在证券、期货交易中具有先天的信息优势，其利用职务便利可以先行知悉一些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的信息。同时，这些人员一旦利用这些信息从事证券、期货交易，对市场的危害性将是十分严重的。二是被利用的信息不属于内幕信息的范畴，而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获得的其他未公开信息，如：基金投资公司即将建仓、出仓等信息。
二、对逃避缴纳税款犯罪行为的调整
1. 对偷税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不再规定具体的数额。
这次取消偷税罪的具体数额，主要是考虑到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同样的数额，在不同时期所反映的社会危害性是不同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相同数额偷税行为在以后的经济生活领域其危害性可能会减小，而还以立法时量刑标准显然处罚过重。不规定具体数额，由司法机关根据实践中的具体情况作出随时调整，更能适应实际需要。
2. 规定：
“犯偷税罪，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处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增加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是根据有关部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借鉴国外的经验，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通过非犯罪化的处理方式适当缩小了偷税罪的犯罪范畴，在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同时又对偷税行为的犯罪化进行合理的限制，也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但在修正案起草过程中一度有意见担心这样规定是否会鼓励纳税人偷税。实际上，所谓“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是有前提的，首先是针对初犯，即“五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的除外”。其次，必须是在税务机关依法通知后，能够积极补缴税款、滞纳金，履行纳税义务并已受到处罚的。也就是说行为人已受到教育和处罚，违法行为已得到纠正，这样规定并不会削弱对偷税行为的打击力度，当然也就不存在鼓励偷税的问题了，反而有利于增强纳税人的纳税意识，也有利于扩大税源和巩固税基、促进社会和谐。
需要说明的是：“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不适用于扣缴义务人，因为扣缴义务人不缴或者少缴已扣、已收税款的行为虽然也属于违反税收征管规定的行为，但在性质上和偷逃还有所不同，刑法修正案(七)对此类行为没有作大的调整，基本延续了原来刑法的做法。
三、将传销行为单独定罪
在刑法修正案(七)出台前，对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传销行为一般是按非法经营罪、集资诈骗罪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罪名处罚，但由此产生了一些问题，主要是传销行为与非法经营、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犯罪行为存在一定区别。非法经营罪的前提是扰乱市场秩序，而且必须有真实的经营活动，而传销往往是以“拉人头”、“收入门费”等为主要谋利手段，并没有正常的市场交易活动，而非法经营罪需要计算经营所得，所以与传销行为的所得有所不同。
刑法修正案(七)中定性的“组织领导传销罪”，有两点特征：一是，行为方式是组织、领导。二是，传销的定义：是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社会经济秩序。
对于传销类犯罪行为的修订。是考虑到现在传销犯罪更多的是异地传销，实行家长式管理、洗脑、拘禁，当地政府部门查出之后对一般的参与人员进行遣送，但是这些参与传销的人有的冲击政府，造成很恶劣的社会影响，折射出传销行为的危害性的确非常大;有些传销案件涉案人员达几万、几十万之众，而且巧立名目，具有很强的欺骗性。在现实领域，传销与直销可以说即复杂又很难区分。对此公安与工商也提出了不同的认识。直销就是禁止多层次计酬，实践中也有一些合法的直销企业因其由直销转为传销，被当地执法部门查处，所以把直销和传销都禁止了。后来因为WTO入世谈判中对无店铺经营做部分开放，对直销和传销做了简单区分，把“传人头”、收“入门费”、多层次计酬的定为传销。为此，刑法修正案(七)增设了独立的传销罪，规定组织、领导实施传销行为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四、打击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
刑法修正案(七)第五条是针对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增加第三项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这实际是针对“地下钱庄”所规定的。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地下钱庄”操作的非法金融交易比较猖獗。之前我国的司法实践是地下钱庄做什么违法行为就按什么罪名来打击，但随后出现了大量的境内划转资金，实际上是一种洗钱行为，按照之前洗钱罪的构成要件难以追究刑责。当前对于“支付结算”的界定存在一定的争议，有观点认为作为一种中介活动，满足交易双方支付结算的需求，即符合“地下钱庄”的运营描述。“地下钱庄”本身并不是一个规范的说法，它可以包括各种非法金融活动，例如：买卖外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集资诈骗等，根据这些非法金融活动再去适用相应的法律规定，单独规定一个“地下钱庄罪”没有什么可操作性。所以刑法修正案(七)的规定是基于时事变化，把“地下钱庄罪”作为灵活的、及时的整顿金融市场的手段，在现阶段对境内非法资金转移的打击，可能认为是与反洗钱法的实施相关联的刑罚措施。
五、扩大了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适用范围
刑法修正案(七)第九条实质上是将危害计算机网络安全的犯罪行为纳入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行为对象是：“侵入国家事务、国防建设、尖端科学技术领域以外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所采用的方式：一是采用技术手段，获取该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二是对该计算机信息系统实施非法控制。三是提供专门用于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或者明知他人实施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违法犯罪行为而为其提供程序、工具的。
本条罪名是由公安部门提出来的，一方面是此类犯罪行为成泛滥趋势。另一方面是该犯罪行为发生了变化，不再是以前的那种利用病毒制造破坏，而是利用网络植入木马对计算机进行控制，利用这种资源组成交织网络，组织上百万台计算机，完成入侵者想做的任何网络活动。现在这种网络犯罪谋取经济利益的目的非常明显，将被控制的计算机中的资料进行整理出售，盗取网络货币进行贩卖，并形成了产业链条。
六、将受贿罪的犯罪主体扩大到国家工作人员近亲属、离职国家工作人员及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之关系密切的人
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离职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之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实施受贿行为的，依照受贿罪的规定定罪处罚。近年来经济犯罪案件中，国家工作人员的配偶、父母、子女或其它关系密切的人如：同学，密友或共同利益人等参与受贿犯罪的现象非常普遍。一些已经离职的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员，也利用其在职时的影响力，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根据我国修订前的刑法有关受贿罪的规定，受贿罪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只能与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共同犯罪。刑法修正案(七)实施后，国家工作人员“身边人”可独立作为受贿罪的主体，这无疑弥补了受贿“身份”犯罪的不足。这次补充是完善惩治腐败法律规定的重要举措。
本次刑法修正案(七)还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绑架罪等罪名做了调整。可以说通过对刑法中经济犯罪相关条文的修订和增补，使刑法修正案(七)增强了刑法的适用性和针对性，较好地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从人民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入手，保护公民的切身利益。
参考文献
[1]何帆.刑法修正案中的经济犯罪疑难解析[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
[2]刘春波,李斌.警惕基金投资中的“老鼠仓”[J].产权导刊,2007,(8).
[3]于志刚,张海征.修法逐步走向成熟全面解读刑法修正案(七)[J].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9,(7).
[4]詹庆“.传销罪”罪名法定化之研究[J].政治与法律,2009,(2).
[5]杨宜中.刑法修正案(七)草案:呈现多处亮点[N].人民法院报,2009-0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