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的刑法保护

文化遗产的刑法保护（精选12篇）

文化遗产的刑法保护 篇1

“文物”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在时代的发展演变中, 证明都是不断拓展着的;文化遗产保护的使命, 在观念和眼界的扩展中, 证明也是常态的、“匹夫有责”式的, 诚如单霁翔先生指出的, “从文物走向文化遗产, 在这一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征途上, 人们逐渐达成共识”, “国际社会关于文化遗产的理论探索继续深化, 保护实践继续扩大, 工业遗产、文化线路、文化景观和文化空间等越来越多的新概念, 从研究对象拓展为保护领域的新成员, 使文化遗产保护发展为对自然环境、人工环境、文化特色加以保护的综合性概念”, “今天, 文化遗产保护已不再是单纯的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而是更多地立足于对自然生态环境、历史变迁轨迹、人的内心世界的尊重”。 (引文《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 单霁翔著, 天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

一、“文化遗产保护”的现代扩展是“科学发现”

从文物保护到文化遗产保护, 这并非某些人的“发明”, 而是客观的实践的“发现”。可有人要问:为什么这一连串“发现”都发生在现代而不是古代?这其实好回答:“发现”就是对客观规律的觉悟, 它确实存在着随时间累积而有所突破的规律。在古代, 人们对规律的“发现”少, 更多地受着“自然”、“必然”等因素的支配, 但随着知识及经验的不断积累, 人们对规律的“发现”率呈加速趋势, 从而向着“自由”的境界迈进。这里, 我们已看出, 所谓“发现”的脚步就是我们熟知的“科学”的脚步。现代科学一日千里, 远非古代所可比拟!那么, 问题又来了:为什么现代“科学”愈进步, 需要保护的范围却愈扩大, 以至于我们竟发现:最好能复原完整的历史时空才会称心如愿, 以致心有余而力不足, 时时气馁之!难道说, “科学”进步和文化遗产保护是一对冤家?对此, 虽然尚难以遽断, 但愚以为, 凭有限的地球思维推论, “科学”进步与文化遗产保护确实是一对冤家!

二、“文化遗产保护”与现代科学的矛盾 (对立统一关系)

试以中国当前状况设想, 五千年文明在时间上是延续的, 而在空间上却是重叠的。在这块故土上, 有过多少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图景, 恐怕谁也说不清楚, 但有一个道理大家都清楚:破旧立新!中国正在加速步入工业化、信息化时代, “科学”的研发既需要物质重组, 又需要空间廓清, 实际上, 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再造”基地, 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侵蚀和破坏实在很难避免。老实讲, 空间的有限性是文化遗产保护的桎梏, 以致我们被迫开发了空中, 并潜入了地下, 可即使这样, 地面上文化图景重叠的困扰仍难以解决。那么接下来, 我们的问题是:既然“科学”进步与文化遗产保护在终极上是冲突的, 可是, 在历史的阶段性过程中, 如何求得“科学”进步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协调和平衡呢?

关于这个问题, 恰恰正是当今很多文化遗产保护理论致力的方向。且让我们转换一下目光:在历史的现阶段, “科学”进步与文化遗产保护不仅不应对立, 反而可以互相促进。文化遗产保护在“科学”的指引下, 成为每一个文明人自觉的使命, 人类文化图景的多样性得到最大的展示!反过来, 保护文化遗产, 保护人类杰出的创造, 让“科学”的源泉、律动尽显魅力, 让“科学”理性在充满人性的光辉道路上顺利前行!

三、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质是保护“创造”

毋庸置疑, 文化遗产保护是有选择的, 除却一些“偶然”与被动外 (如抢救性保护等) , 我们在理论上有一个总的原则和宗旨:那就是价值!我们不会盲目也基本不至于过度, 总是会选择那些有“价值”的文化图景加以保护。可问题又来了:什么叫有“价值”, 怎么判断有无价值呢?要回答这个问题, 依笔者愚见, 必须抓住“创造”二字。比如一件东西, 司空见惯, 乏善可陈, 是很难说有什么保护必要的。但凡文化遗产, 总要具有一些异乎寻常的“创造”性, 方会进入我们的法眼, 更何况现实中人力、物力、财力的制约, 也将迫使我们做出明智的选择。

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质是保护“创造”。或许有人会说“稀缺性”也是一个指标, 就像面对大自然中濒危物种一样, 保护人类社会文化的多样性, 这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其实, 稀缺性只是个表象, 文化上的独特创造性能才是本质。一项平庸、甚至丑陋的遗产, 绝不会因为其存量稀少而受到聪慧后人的珍视 (有些文化上的怪胎还是寿终为好!亦然, 我们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倡导和意识!) 。况且, 文化的多样性也并非越多越好 (果如此, 人类将失去方向!) , 它必当是有选择的。人类文化有自身的“淘汰”机制, 君不闻, 历史长河中, 多少丑陋的文化现象可是不胜枚举哟。在今天的实践中, 文化遗产保护已提炼出系统、分级保护的原则, 也正表明我们对文化遗产是有一套价值遴选标准的。这就是通过科学论证, 坚持客观公正, 汇聚各方识见, 最终确认一项遗产价值之高下。

大家知道, 价值是由人的社会劳动“创造”的, 文化遗产应否保护的充要条件正是因为其具有各方面的价值, 也即, 因其包含有、凝结着、延续着丰富而多彩的人的创造性劳动, 才能成其为遗产, 才能续享一代又一代后人源源不断的创造性付出。

在遗产保护学界, 国际上通常将之划分为人类文化遗产、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 品读这些充满当代智慧的概念判定, 不难咂味出“独特创造”这个核心的纲领。以自然遗产讲, 它似乎与人类的创造无关, 其实不然, 它就是颇受人类激赏的“拟创造”。无论东方还是西方, 人们无不推崇自然的伟力, 视其为最高的创造标准, 无论自然风光, 还是生态奇观, 假如缺少了人们发现创造、发现美的眼睛, 还成其为自然遗产吗?与此同时, 具有“独特创造”性的文化遗产, 大多是与自然环境和谐生成的人类遗产。

四、了解文化遗产保护实质的现实意义

了解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质是保护创造, 对我们具有非常实际的指导意义。首先, 面对如过往烟云般的历代文化遗产, 我们只需用独特创造这个标尺裁量一下, 孰优孰劣、孰进步孰退步, 心中很快会清晰起来。其次, 21世纪工业遗产的保护是个新兴课题, 对此, 我们也要掌握“创造”这个标准, 排除那些芜杂的流水线上复制品, 把有限的精力放到有限的创造性标本上, 做到定位准确, 措施得力, 并力求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当今时代, 似乎物质极大丰富、创造极大涌流, 其实没那回事, 人类出色的创造永远是个稀缺事物, 绝不会太多的。

摘要：“文物”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在时代的发展演变中, 证明都是不断拓展着的。文化遗产保护的使命, 在观念和眼界的扩展中, 证明也是常态的、“匹夫有责”的。本文主要通过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扩展和与现代科学的关系, 阐述了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质和意义。

关键词：文化遗产,保护创造,现代扩展

文化遗产的刑法保护 篇2

长城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因其长度达万里，故称“万里长城”。长城是古代人民劳动而创造出的奇迹。长城是世界上修建时间最长、工程量最大的一项古代防御工程，从西周时期开始建造，不过，刚开始建造的长度还是一段一段的。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开始全面修建长城。破损的城墙得以修补，一段一段的城墙被连接起来。那时的长城有一万三千千米，俗称“万里长城”。

把目光转向城墙上，会看见长城城墙上许多方形瞭望口和射口，用于射击和瞭望假。假如不用这些口，打仗时站在长城上射击和瞭望，身体露在外面就可能会被敌人射中。而如果用他们，身体也会被长城挡住，就大大减少了敌人射中的可能。在长城上，每相隔三百米就有一座塔台，那是屯兵的堡垒，堡垒墙上也有一些射和瞭望口，比城墙上的少，好处是减少舰从洞口飞入堡垒的可能。打仗时，塔台和塔台之间可以相互呼应，方便交流。

而后的朝代不但对长城进行修健，如今的长城总长六千七百公里，他由城墙、敌楼、关城、墩堡、营城、卫所、镇城烽火台等部分构成。长城东起山海关，西至嘉谷关。远远望去，就像一条神龙，栖息在它世代守护的地方。

它是多么雄伟、多么壮观！走近神龙沉睡的身躯，抚摸着经历风吹雨打的岩石，虽然岩石边缘已经发白了，但也不能掩盖它的光芒，长城内部的道路宽得可以五匹骏马并排共走，可想而知，古代的人们为了守卫国家，做出了多大的努力。

文化遗产的刑法保护 篇3

2005年，国务院决定，将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定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今年6月，我们将迎来我国“文化遗产日”三周年纪念，为此，我们采访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田青。

田青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倡导者，也是中国音乐史及宗教音乐文化方面的专家，多年来，他为保护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不遗余力地四处奔走、呐喊，在各种场合发表了很多振聋发聩的言论，他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付出的努力和心血，令人感动。而他那种为保护传统文化竭尽全力，敢于直言、充满激情的战斗精神，更被余秋雨称为“学侠”。

为采访田青，笔者打了无数个电话，但得到的回答不是说“在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工作”，就是说“在开会”，或“在外搞调研”，最近，趁田青在长安大戏院审查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场文艺演出时，笔者终于见到了他，他专注地盯着舞台，对演员的每一个唱腔、动作的表演，都在认真地观察、评判，几乎无暇和我谈话。

借助剧场里观众席暗淡的光线，只见田青身材微胖，身穿深色中式对襟罩衫，整齐的头发，戴一副茶色眼镜，看上去慈眉善目，性情平和，此时，舞台上一位身着长衫的男演员正在表演山东快书《武松打虎》，说到精彩处，忽见台下的田青击掌大喝：“好!”这情不自禁的举动，使记者想起田青在一次看完昆曲表演时说的话：“简直太美了!我要是古人，一定在击节三叹之后，再呜呼三声，然后再痛痛快快地喊一句‘美哉’!你只有看昆曲，才会回忆起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已经久违了的一些名词。你才会懂得什么叫做典雅，什么叫做婉约，什么叫做雍容，什么叫做华贵，”正是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发自内心的挚爱和率真的性格，使笔者在以后的采访中，真切地感受到了田青为什么会在谈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保护和发展时，充满了“学侠”的激情，睿智和使命感。

每一分钟就有一首民歌永远消失

长期以来，田青都关注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现状，他认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传统的手工技能及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及实践等。他说：“可以这样说，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除了我们的黄皮肤、黑眼睛、黑头发，除了我们写汉字说汉语之外，其他所有决定我们是中国人而不是外国人的一切，几乎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或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

然而，谈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时，田青的语调是沉重的。他说，在全球化、现代化及经济一体化的挤压下，我们的传统文化已经几乎被“全都踏倒”了，文化遗产正面临着一个从来没有过的危险境地。过去，很多人都认为“文革”十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是“空前绝后”的。但田青认为，实际上，改革开放之后这20年来的“建设性破坏”，无论烈度、广度还是时间长度，都远远超过了“文革”十年。究其原因，他尖锐地指出，虽然也有不少人呼吁，但文人的声音、知识分子的良知同政府官员的“上进心”比起来实在太微弱了!

田青举例说：“我到过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发现几乎每一个县城都要在它的中心广场立一个不锈钢制作的、伪现代的、狰狞的雕塑，越土的地方这种雕塑就越奇特。而且一定要铺上草坪，其代价是把几百年的老槐树砍掉!那些曾经美丽的、拥有悠久文化的古迹就此不复存在，所有的历史和美感都在消失。”

除了这些有形的文化遗产外，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更令人痛心。田青说：“现在每一分钟，就可能有一首民歌、一个剧种、一种技艺永远消失。上世纪80年代末，地方剧种还有300多个，现在却不到50个了。仅以山西省的地方戏为例，上世纪80年代尚有52个剧种，现在却只剩下28个，有24个有着悠久历史、众多剧目、精彩艺术的古老剧种在这短短20年里消失了!而且，就消失在我们这一代!十几年前我去采风时还希望能发现一首新民歌，但现在我到任何地方都不再有这种奢望，我只是希望那个地方还有人会唱那时候的歌。”

不同时代“精华”“糟粕”定义不同

提到传统文化的保护，人们很自然会想到“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这句话，那么，又该如何定义糟粕和精华呢?二者是否完全分得开?对此，田青说，仅仅用“精华糟粕二元论”来审视我们有着几千年历史和56个民族的无比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是远远不够的，在所谓的精华与糟粕之间，还存在着大量与其共存共生的文化，存在着大量在一个文化体系里被视为“糟粕”而在另一个文化体系里被认为是“精华”的文化。

而且，人类的认识总是在不断进步、更新的，人们的审美标准也在不断变化，不同时代对“精华”“糟粕”的定义是不同的。他说“就像我们过去的一些价值判断在今天被认为是错误的一样，今天的价值判断也不能保证不在明天被后人纠正。比如1958年，北京市政府要把故宫的城墙拆掉。为什么要拆故宫?是因为在那个时候的‘工农兵’眼里，故宫是‘封建主义的大本营’。在当时，几乎所有传统文化的传承者，都成了‘牛鬼蛇神’，被视为‘糟粕’。而在今天，很多则是人类文化的‘精华’。”

在许多人看来，一些欠发达地区或者少数民族的文化是“落后”的，应当被比它“先进”的文化所取代。田青却认为，一种文化现象的产生与存在既与相关的社会生产方式、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有关，也与产生这种文化的土壤与背景包括民族、地域的独特生活方式、文化传统、文化心理、审美原则、风俗习惯有关。因此，我们不能仅仅以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及物质生活的发达程度来判断某种文化现象的“先进”与“落后”，更不能以我们自己的审美原则和审美习惯来判断在完全与我们不同的文化环境中产生的文化现象。

他举例说：“以唐诗、宋词、元曲为例，这些在农业文明中产生的文化，至今仍然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骄傲，仅仅因为这些文化是农业社会的产物便认为它们属于‘落后’文化，无疑是对文化‘先进’与‘落后’的错误理解。”

失去了“毛”的“皮”不可能带给人们心灵上的温暖

在整个社会生产、生活方式都在发生巨变的今天，田青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真正危机是民众对自己文化的忽略、遗忘与背弃，是民众审美观和娱乐方式在电视等主流媒体的狂轰烂炸下的巨大改变。他认为，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是大家有目共睹的社会背景，而“电视等主流媒体在目前中国社会扮演的角色是复杂的，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作为中国音乐史及宗教音乐文化方面的专家，田青对电视对歌手

的影响力之大深有感触。他说，上世纪50年代，我们不用电视都能认出每个人的音色，但现在电视一普及，所有唱民歌的都学宋祖英、彭丽媛，“听上去声音都是一样的”，有的甚至是看电视也不认识了，“因为连化妆都一样了”。他说，有人说我们的音乐学院正在“批量生产罐头歌手”，在地方戏种方面，除了像秦腔等较大的戏种还得以保存外，很多地方戏，尤其是南方一些小的地方戏几乎荡然无存。

田青说，现在，社会发展迅速，但同时也应看到，我们民族的传统和文化，也以同样惊人的速度在消失。他说：“有些是我们没有办法的，比如说许许多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农业文明的产物，现在整个民族都在争先恐后地从农业文明迈进到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的社会，生产关系和生活方式改变了，原来的文明不可能再存在了。”

正是在电视节目的影响下，山里的农民不再唱世代相传的民歌而改唱流行歌；少数民族的姑娘不再穿自己民族的服饰而改穿牛仔裤和T恤衫；西北著名的“剪花娘子”的剪纸在欧洲可以卖高价，但她自己家里墙上贴的是港台歌星的照片。东海的渔民已经不用人力撒网了，开的是机动大船，怎么唱撒网号子?江南的农民已经在用插秧机插秧，怎么唱插秧歌?内蒙古的牧民更喜欢骑着摩托车去放牧，怎么唱牧歌?

面对现状，田青反思道：“今天，也像我们当年曾为了眼前利益而忽略了人类生存的环境一样，许多人为了追求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生活的改善而忽略了精神家园的守护，看不到我们民族在得到全世界公认的快速发展的成绩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可怕的、灾难性的危险——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一体化的进程中丢失自我、丢失中华民族数千年的伟大文化传统，迷失在物质进步和‘与世界接轨’的浪潮中。”

田青说：“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带来社会和文化的变革是历史的必然。我们不可能在短期内让所有人都认识到传统文化的消失将是我们民族的悲剧，更没有权利阻止老百姓追求自己心目中的幸福。但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假如我们简单地把‘皮’理解为物质，把‘毛’理解为文化的话，那么，一张光秃秃的‘皮’，一张失去了‘毛’的‘皮’，是不可能带给人们心灵上的温暖的。”

他说，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他有精神的追求；人类之所以为人类，就在于他有历史和文明。“而传统文化——所有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不可能再生的。当社会巨变时，我们不能让祖先传给我们的这份精神财富也烟消云散。”

对传统文化要先抢救不要盲目发展

在谈到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与发展话题时，田青说：“从整体看，人类文化当然是不断发展的，是由不断的死亡和重生组成的。宋词取代唐诗是发展，但不过是把齐言体的诗变成长短句的词，审美的情趣和文化内涵还是一脉相承的，元曲取代宋词也是发展，但支撑它的思想和精神同样没有实质的改变，还是儒释道的思想。”

他认为，在这些“发展”里，表现方式和手法在变，但是量变而不是质变。而当今社会的巨变，是人类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甚至人类原有的知识系统已经无法面对。同时，全球一体化的浪潮和强势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又是如此巨大并无所不在。对此，田青主张：“在传统文化领域里，先谈抢救、先谈保护，不要盲目谈发展。发展的道理和愿望是好的，但不能要求一个躺在病床上的老人去参加奥运会，去为国争光。传统文化已经不是年轻人了，它早已经走过了它的青春期和发展期，现在是一息尚存。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先抢救，让它不至于在我们这一代死亡。”

2006年，国务院决定从当年起，将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定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今年6月份，我们将迎来我国“文化遗产日”三周年。传统文化不仅是我们民族的血脉、民族的精神、民族的根，它还是我们民族持续前进的动力和保证。正如田青所说，一个丢失了文化传统的民族，只能在所谓的“发展”中丢失自己。保护我们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保护我们民族的未来。链接田青

一项对于北京、上海等8城市，郑州新郑、重庆合川等8城镇及其下辖的农村进行的居民生活调查显示：71.6％的中国公众对传统文化表示认同，58.2％的公众感到传统文化存在流失危机……

文化遗产保护的法理思考 篇4

( 一) 文化遗产的概念

文化遗产的概念内涵丰富, 价值多元。文化遗产有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说的文化遗产, 指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 非物质文化遗产则包涵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我国于1985年加入了世界遗产公约组织, 《世界遗产公约》第一条中文化遗产的定义包括文物、建筑群及遗址。

( 二) 文化遗产的特征

1. 地域性。中国有38处世界文化遗产, 北京有六处, 其他文化遗产集中在我国东部。但实际上, 我国的文化遗产不可能都集中在北京, 也不可能都集中在东部。基于文化遗产具有鲜明的地域性, 因此, 在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应注重各地的特殊要求。

2. 传承性。文化遗产的价值必须在传承的过程中得到发扬, 文化遗产其内在包含的民族精神, 特殊技艺等都要经由人这一介质将其在时间的流逝中加以保存。

3. 多元性。文化遗产是一个内涵丰富, 价值多元的概念。文物、建筑群、遗址等等, 都是文化遗产的概念所包含的。

4. 整体性。文化遗产的整体性包括文化生态整体和文化的多样共同体。文化遗产的保护并非是对单独的建筑物或者文物的保护, 而是对于文化遗产所处的整体生态环境的保护。文化遗产失去了整体性, 就意味着失去了传承性, 也就失去了文化遗产本应承载的传承民族精神等使命。

二、文化遗产保护的法理依据

( 一) 文化遗产的文化性价值: 民族精神

文化遗产是民族的精神家园, 蕴含着一个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每个国家都有其特殊的历史, 国家的凝聚力很大一部分归结于国民对国家的认可度, 而认可度身为一国公民的归属感, 不仅取决于经济, 也源自对国家丰富的文化内涵的认同。作为世代相承的文化遗产, 对民族精神的推动作用无疑是巨大的。身为中国人, 都会为万里长城, 故宫, 传统武术感到骄傲, 丹麦人也会因为本国的城堡等古建筑, 内心涌起对国家的热爱之情。

( 二) 法律价值冲突: 权利位阶原则

法的价值位阶原则是解决法的价值冲突的重要原则之一, 法的价值位阶是指在不同位阶的法的价值发生冲突时, 在先的价值优于在后的价值, 在法律价值之间发生冲突时, 可以考虑按照位阶顺序来确定保护对象的次序。

法律实践中对于高位阶的权利保护重于低位阶的权利。我们认为在法理理论上, 最高位阶的权利是生命权, 其次是生存权, 其次是安全权。在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 经济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二者间经常产生矛盾。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当地居民生存权与政府公权力之间的矛盾。

三、我国目前现状下文化遗产保护的法理原则

( 一) 整体性保护

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应当从两个方面来进行: 一是文化生态整体。文化遗产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很强的文化生态性。文化生态整体性要求在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时, 不能只是保护对象本身, 必须将与文化遗产本身存在紧密联系, 具有不可替代性的文化生态系统环境进行共同保护。二是文化的多样共同体。文化遗产承载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文化遗产的保护应当放到这样一个文化整体中去考量。

( 二) 尊重民生选择权

哈耶克说: “强制是一种恶, 它阻止了一个人充分运用他的思考能力, 从而也阻止了他为社会做出他所可能做出的最大的贡献。”任何公民在不违法的前提下, 有自主选择生活方式及生活态度的权利, 国家公权力的干预必须有法律赋予的权限, 并且决不能超过合理限度。

公民的生存权与政府公权力产生对抗时, 应当充分尊重公民的民生选择权。例如, 居住文化多样性是居住选择权实现的条件。街区类型的多样性是居住选择权实现的条件。人们可以选择居住在现代街区, 也可以选择居住在传统街区。住房多样性是住房选择权实现的条件。人们可以选择居住现代住房, 也可以选择居住传统住房。

( 三) 保护原住民权利

文化遗产保护的整体性要求, 尊重民生选择权的要求, 归根结底落在保护原住民权利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 ( 土著人民权利宣言) 第八条第一款: 原住民族和个人享有不被强行同化或其文化被毁灭的权利。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四大殖民国家对宣言投了反对票, 后澳大利亚转而支持公约。这一情形正是说明了资本扩张的有害性。国家在传统街区的存留及改造时, 应当充分尊重原住民的选择, 原住民有权选择搬离原居住地, 也有权利保留传统生活方式。

摘要：文化遗产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 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是一项重要课题。文化遗产应当得到及时和全面的保护, 同时使文化遗产在得到保护的同时得以继承和发扬。本文从法理的角度, 在剖析文化遗产概念及保护现状基础下, 分析了文化遗产保护的依据和原则。

关键词：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文化多样性,法理思考

参考文献

[1]刘国立, 李鹏飞.文化多样性对民生法律的启示[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12 (6) .

[2]蔡守秋.第三种调整机制——从化境资源保护和环境资源法角度进行研究[J].中国发展, 2004 (1) .

[3]胡春华.公众参与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的法理基础及制度安排[J].西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8, 27 (6) .

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框架的构建 篇5

何戍中

演讲人： 国家文物局政法司副司长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文化遗产法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主持人：叶秋华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评议人：王云霞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一、讲座部分

叶秋华：大家都知道文化遗产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财富，并且是非常珍贵的财富，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体现了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世界各国都很重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咱们国家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如何通过法律的途径完善文化遗产的保护呢？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国家文物局政法司的何戍中司长来给我们做一次讲座，他也是我们文化遗产法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是咱们国内文化遗产法最资深的专家了。今天何司长演讲的题目是“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框架的建构”，一会儿由王云霞老师评议，同学们也要认真听，积极提问，下面咱们就请何司长开始讲座。大家欢迎。

何戍中：对我来说这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因为在我面前坐着的基本上就是两类人，一类是资深的法学家，一类是年轻的法学家。我属于机关小干部，成天干些杂事，杂事干多了就喜欢到学校里面附庸风雅。能跟大家交流，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因为在机关里面干活，跟在高校里面干活是不一样的，机关里面每天都是杂七杂八的事情，一点体系和研究都没有。王老师说总共两个小时，一半多一点的时间让我先讲，剩下的时间大家聊，对我来说既难得又挺难的。咱们的主题是“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框架的建构”，我准备了十个与这个主题相关的问题，每个问题用几分钟给大家做个汇报。特别希望我们有一种互动，包括我说完以后的，也包括在说的过程中，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随时给我一个信号。

我们谈“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框架的建构”，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文化遗产”，这是一个很基础的问题。“什么是文化遗产”，现在说这话的人特别多，电视啊报纸啊，大家有兴趣看，每天都有报道，都有人在说。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遗产？这可能是很难用一个特别学术化的概念去界定的，学界总的来说对这方面的关心还是很不够的。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遗产呢？我觉得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但是各种角度都有它的片面性。从法律这个角度，我们现在有《文物保护法》。虽然“文物”和“文化遗产”这个概念还不尽相同，但是在这个领域里面，法律效力最高的文件就是《文物保护法》。那么在这个文件里面指出来有三个大要素——“历史”、“艺术”、“科学”的价值，这是文物所应当所具有的。也就是一样东西被称为“文化遗产”的话，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有这三大价值“历史”、“艺术”、“科学”。那么当讲到什么是文化遗产的时候，没有一个非常确切的概念，但是一定是和所谓的“历史”、“艺术”、“科学”这三大价值挂起钩来的。当我们称一样东西是文物或者是文化遗产的时候。它背后一定是有这三个东西，要么是三个都有，要么是三分之一来支撑它。这是比较多的人的共识，是得到了《文物保护法》的支持的。

从实务上来看呢，对文化遗产作了一些具体的分类，我把它列举一下。比方说，第一类——“可移动文物”，形象一点说就是坛坛罐罐啊、书本杂志啊、家具啊之类。那么什么是“可移动文物”，什么是“不可移动文物”？我觉得是借鉴了“动产”、“不动产”的概念的，移动了不影响它的价值，那么它就是可移动文物，假如移动后它的价值大打折扣，那么可能就会称之为不可移动文物。比如说人大博物馆藏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藏在人大博物馆和藏到故宫价值都一样，那么这个东西就是可移动文物。还有一种文物叫不可移动文物，太和殿在故宫，那是故宫的核心，老北京城的核心，但是假如把太和殿拆了挪到上海黄浦江边上去，可能还是太和殿，但是它的价值就完全不一样了。移动之后它的价值大打折扣了，那么这样的东西就称为不可移动文物。除了这两大类之外还有很多类，比如说像“历史文化名城”，现在这个概念说得越来越多了。一个老城有它的建筑特点，有老百姓传统的生活方式，有所谓的非物质的一套等等，使得这个老城的文化价值特别多。像这样的城区，就用“历史文化名城”这个概念来覆盖它，现在这样一类东西毫无疑问也是文化遗产的一个门类。还有一些门类比方说“历史文化街区”，本来是一片老城，由于旧城改造、社会发展，破坏得差不多了，剩下一片街区了，在这个街区里面积淀的东西很多，那么这个街区就可以作为文化遗产对待。还有很多村镇，现在的“新农村建设”像搞运动一样把“新农村建设”理解称为“新村建设”，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传统的村寨被破坏得非常快。那么还保留着的一些村镇就比较有特点，从历史、科学、艺术方面去看，它都非常有价值，像这样的村镇，可以称之为“历史文化村镇”也属于文化遗产的范畴。还有很多，像一些新名词，比方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说得也比较多。但是到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是什么？也是缺乏研究的。一般来说，语言、工艺甚至哲学思维方式诸如此类都可以归入“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们在讲到什么是文化遗产的时候特别强调它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讲到它的分类包括可移动文物、不可移动文物、历史文化名城、街区之类。我们要明确这些分类都是动态的，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我们以前一想到文化遗产的时候，理解是很狭隘的，就是古董，就是锁在博物馆保险柜里面的特别值钱的东西，到后来范围越来越宽。到现在，更宽了。比方说老字号，比方说“荣宝斋”、“全聚德”等等，它所涉及的面越来越广了。还有一些，假如大家经常看报纸的话会知道有“工业遗产”的概念。还有一些叫做线性文化遗产，比方说丝绸之路、大运河，谁都不能说丝绸之路、大运河跟中国的文化传统是没关系的，但是它的形态又是很独特的。

说完什么是文化遗产，我们必须要提到为什么要保护它。说“文化遗产”的时候，我们的潜台词就是这些东西很重要，我们要保护它。那么很多人就会说社会进步、优胜劣汰是一个自然过程，有很多东西是原始的、落后的、愚昧的没有必要采取特殊的手段去保护它。我觉得这些话不对。既然把一些东西称作文化遗产，它就是非常有价值的，非常重要的，同时它也是非常脆弱的，可能离现实生活比较远，离人们生活的现实需要比较远，关心它的人就不多，那么就需要国家通过行政、或者法律来采取特殊的方法保护它。假如没有特殊的保护的话，这种东西消亡起来是非常快的。因为最近发了一个《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要从7月1日起实施，今天上午我们单位里开会和建设部商量这个事情，在比较高层的会，相当高级的官员都发出了这样一个质问——在现在经济不是很宽裕的情况下为什么要花大量金钱去保护那些村落。对讲“文化遗产保护”这个概念的人来说这些问题都是很荒诞的，但事实上很多人还是会提这些疑问的。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一个家族好不容易留下来了爷爷奶奶的照片、爷爷奶奶写的信、爷爷给奶奶写的情书或者是传家宝之类的，那会觉得这个东西破破烂烂都长毛了，扔掉它算了，但是如果这个家族的后代比较有修养，比较注重精神层面的东西，就会想尽办法去保存它。我想，对一个民族的东西，对一个国家的东西，这种看法是一样的。

对不同文化遗产的保护方法是不同的。一个明代的陶罐子，最好的保护方法是什么呢？要么搁保险柜里面，要么搁玻璃展柜里面。但是对另外一些文化遗产，比方说老城区的保护，你不可能说什么也不让碰，什么也不让动，还有那么多人住在里面，中央政府还在里面办公呢，每天几百万的人在里面生活呢。那么对它保护的方法就不一样。还有比方说一些古建筑，它很珍贵也很脆弱，它很容易着火，很容易被白蚂蚁咬等等，恐怕像保护一本善本书一样保护它是不现实的。所以不同的文化遗产，保护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在讲到文化遗产法时，有两个概念会经常提到，就是要倡导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大家假如说留意这方面的文献会发现这两个概念是经常出现的。那么为什么要提倡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我觉得很好理解，但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难以理解。文化遗产是一个精神层面的东西，不是一个物化了的死板的东西，在它的传承过程中很容易被篡改或者被伪造了，有句话叫“假作真时真亦假”。在座的法史的同学比较多，在研究法史上的一个流派时，在研究一个人的哲学思想的时候也要强调保持它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现在越来越多地强调保护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为什么呢？有一个大前提，篡改的东西越来越多，作假的东西越来越多，有意的或者无意的。比方说颐和园大家都去过，事实上，颐和园的很多东西在有意的或者无意的被篡改。理由是冠冕堂皇的，比方说为了旅游开发，或者说为了减少保护的成本等等。很多北京的老胡同，名字还是原来的名字，但是从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讲，它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已经被完全破坏掉了，恐怕里面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旅游开发。那么像这些事情做多了，虽然还是文化遗产保护，但是由于不注重真实性和完整性，几年下来以后呢，虽然投入了很多钱很多人力，但是已经全都不一样了。东四十条边上有一个明代的仓库，毫无疑问是一个文化遗产，但是由于不重视保持它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虽然这个东西还存在，名字也还是这个名字，却已经面目全非了。当然再讲到保持真实性和完整性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这是一个目标，不可能完完全全实现，因为像中国的古建筑是木结构的，基本上每年或者每隔几年都是要修缮的。强调真实性和完整性，就是要在保护文化遗产的时候，把自己的创造性压制在一个最保守的程度。

第四点想要跟大家交流的就是为什么要用法律来保护文化遗产。这个我觉得也是很显而易见的，因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实际上涉及到了公共利益，涉及到了价值判断，涉及到了审美情趣，也涉及到了投资、效益、产出等东西。那么怎么样最大程度地避免人为的不稳定因素？唯一的办法，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用法律来保护。

举个例子，把老城区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来保护的话，最大的反对者是谁？毫无疑问是当地政府。因为一旦把它公布为所谓的历史文化名城了，它的建设就要受限制，它的规划就要朝着文化遗产保护的这个方面考虑。那么就意味着地方的财政收入会大打折扣，意味着GDP会降很多。还有很多，比方说房地产开发商要在东四这个地方建房，如果不把它（东四）公布为历史文化街区的话，这个事情就很容易办成，开发商就能挣到很多钱，当地政府也能挣到很多钱。但是现在被公布为文化街区了，就不能这么做，这么做是违法的。这里面就牵扯到大量利益问题。还有比如说我是一个胡同的居民，我天天坐在这个地方等着拆迁，房子破破烂烂的，你们说是古建筑，我就觉得是破烂，冬天冷夏天热，我就希望把它拆了。这里面涉及到大量的公共利益问题。怎么样帄衡、调整？只能通过法律。

另外，讲到文化遗产的修缮，领导有领导的想法，专家有专家的想法。比如说领导要展现故宫的辉煌，要把它弄得崭新，专家却要体现它的古拙，专家和领导的情趣是不一样的。那么听谁的呢？这个时候就要有法律来规定。古建筑要修缮，它的标准是什么，它的报批程序是什么，什么样的修缮算合格，什么样的修缮算破坏，诸如此类必须通过法律来规定。法律规定不能这么做，就会把一些破坏性很强的项目给遏制住。

还有一些东西，比如说大家都去过颐和园长廊，那儿有彩绘。像这些彩绘怎么修，这里面就牵扯到很多个人的情趣问题。颐和园长廊的彩绘是经常要刷的，北京的酸雨越来越重，破破烂烂的肯定不行。那么怎么画怎么修？你说这样画，他说那样画，那颐和园不就完蛋了吗？对于这些就要有统一的标准和程序。

文化遗产保护中许许多多方面都必须用法律的手段确定下来。还有比如说我是一个老板。你们说傣族的村寨很重要，傣族在消亡，傣族文化没有钱来保护。那么我作为一个大老板，我可以参与，但是我的参与不是没有条件的，我参与的很大一个目标就是搞旅游开发，那么我就希望高速公路能通到那个地方，在村寨的边上能盖一个宾馆，还能有个停车场。这是投资方的需求。但是从保护方的角度就会说这样不行，这样会破坏掉这个地方的风貌，游客太多会破坏这个地方的生态，那么这里面就需要一个帄衡。这种帄衡通过什么方法来固定下来，也是只有通过法律的方法固定下来。讲到文化遗产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法律。

文化遗产法非常重要，为什么呢？第一文化遗产特别脆弱，是不可逆的、不可再生的。现在说环境很重要，环境破坏了怎么怎么样。其实环保局的都说，环境被彻底破坏了，五十年还能恢复。文化遗产却是不可逆的，故宫被拆了，五百年也起不来。另外一个，文化遗产作为一种资源，它的可利用价值是非常多的，想利用它的人也非常多，而且都是一些强势的人想利用文化遗产，那么怎么协调这个关系，可能也是需要通过法律来规定的。

接下来讲讲几个重要的文件，讲讲现在存在的几个国际公约。一个是195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遗产的公约》。对文化遗产破坏最大的还是战争，比如说伊拉克、阿富汗，包括美国的邪教组织都是在当地对文化遗产造成了很大的破坏的。为什么国际社会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制定的第一个公约是《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遗产的公约》，我觉得这很能说明问题。一直到今天，战争对文化遗产的破坏还是第一位的。中国加入了一个“国际人道法委员会”，国际人道法讲的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对战俘的善待问题，另一个是在精神层面保持人道。通过武力灭掉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文化遗产就是对这个地区的人精神上面的非人道。第二个公约是1970年《关于禁止和防止文物非法转让的公约》，这个公约里面说得比较多的是怎么样防止盗掘、盗窃以及走私。除了战争对文化遗产的破坏，第二个破坏的大因素就是盗掘、偷盗、走私。我估计从八十年代后期到今天可能每天每时都在发生盗掘和走私。以前有句话叫“想致富去挖墓，一夜成个万元户”。现在好盗的墓都盗得差不多了。大家到甘肃、内蒙一带去，到一个小山坡上拿望远镜一望，以为是植树造林，怎么？到处是坑，都是挖的古墓葬。同样的一个东西在中国卖一万，在香港卖五万，在美国可能就卖十万，因此走私的情况也非常严重。大家以前看过一个电影叫《泰坦尼克号》，从那个电影放了之后，盗掘沉船就成了一桩大买卖了，地上的东西盗得差不多了以后就开始盗掘沉船了。现在像福建、广东、海南等地区的沿海经常有渔民打鱼的时候捞上来沉船的残骸，就知道了这个地方有沉船，信息传开了之后就会有有组织的盗掘。那么这个公约是干嘛的？就是专门管这个的。盗掘和走私是国际性的犯罪。山西老百姓的家里就能找到英国索富比拍卖行的拍卖图录，说明这是一种国际性的犯罪，要解决国际性的犯罪就要通过国际公约，70年公约就是针对这个问题。

第三个公约是1972年的《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现在经常有申报世界遗产这个概念，比如说帄遥古城、丽江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都是起因于这个1972年的《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这个里面讲的就是怎么对一个地方的文化遗产从全人类的角度去判断它的价值，怎么样对它实行有效的保护。这个公约非常重要，因为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占全球第二位，中国文化遗产的破坏程度也非常严重。那么怎么样从法律的角度去看待一个地方是否是文化遗产地，对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是否到位，一个很权威的标准就是这个公约。

还有一个公约也很重要，就是1995年的《关于文物返还的公约》，现在从报纸上经常看到关于文物返还，比如中国从比利时又返还了多少东西，意大利又从美国返还了多少东西，越南又从土耳其返还了什么东西，一切一切的最初的动因都是跟1995年的这个文物返还公约有关的。它讲的就是什么样的文物出境是非法的，出境以后怎么样返还。这里面有很多问题是需要法学家来讨论的。因为前面几个公约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而这个公约是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制定的。因为在返还的过程中可能涉及到很多财产问题。人民大学博物馆的东西被张三偷了，之后被运到了深圳，李四花钱买了又跑到了香港，一个美国人在香港买了过去，在纽约拍卖行又拍了，拍了以后又被日本的大博物馆收藏了。现在人民大学的校长到日本参观，一看这个东西是我们学校博物馆的，要求返还。日本人一看这个东西确实跟你们博物馆的一样，也没异议。但是这里面牵扯了大量的法律问题，比如善意占有人啊恶意占有人啊，不是那么简单说还就还的，需要法学家来解决。

还有一个是2002年的《水下文物保护公约》。刚才说了偷盗沉船很猖獗。现在科技很发达，美国、德国几个专干这一行的人当着我的面就说，“你信不信吧，你把一把刀扔到太帄洋的马里亚那大海沟，我第二天就给你捞出来”。言下之意就是你们中国沿海的沉船我都知道，我只不过不捞罢了。事实上呢，在某个地方，当地渔民一报告，捕鱼的时候有船板被捞上来，过不了多久就会有一艘比较大的船长期停泊在那里，干嘛呢？就在打捞水下文物。像这样的事情，根本不能靠一个地方政府来制止。你根本就没有那么多财力、能力去解决。只有通过国际的协助来解决。我觉得这个《水下文物保护公约》的学问也挺深的，这方面最近几年国内的成果也比较多。（但还是有很多问题。）有的时候大家会感到触目惊心。比方说前一阵福建的一个小县城海边发现一艘沉船，之后岸边就停满了宝马车。他们有组织的去找一些潜水员，把广东、海南一些潜水学校的教师请来，去帮助他们打捞。有时候会发现全县医院里面的高压氧舱被他们包了。为什么呢？在下面挖的时间长了憋得慌，挖到东西挣到钱了，干什么呢？到高压氧舱吸吸氧去。这是非常严重的。公安有时候去抓，他们看跑不掉了，把捞到的东西往水里面一扔，就没有证据了。当地警察把这些偷捞的人送到检察院、法院，法院的人说没有证据，就放了。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怎么样从法律上来把这个事情解决了，我觉得这个公约的研究价值是非常大非常大的。

还有一个公约叫《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现在经常会有人说什么昆曲啊诸如此类的被公布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有的这些，出处都是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到底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怎么样传承它、保护它？这里面关键因素是什么？传承人怎么发挥作用？关于这些问题各个国家各个地区是不一样的，但是最核心的方法是什么？如果大家感兴趣，先别去看那些乱七八糟的报纸，先花半小时把这个公约看一看，就会有一个牢固的、准确的判断力。

这是简要介绍一下几个主要的国际公约，有战争情况下的，有反走私的，有关于世界遗产的，有关于水下文物保护的，有关于非物质的。这些东西都有中文本，而且翻译的水帄还不错。当然大家学问这么深，如果看了一遍还感兴趣的话就应该中英文联合起来读。

再讲几个国内立法，中国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实际上是比较落后的。现在咱们讲文化遗产讲得比较来劲，但是回过头一想，做这些工作的人，十年前还是穷光蛋。十年前或者二十年前大家都根本没有工夫去想这些事情。再往前推，文化大革命更没有人去想这些事情。再往前推是打内战，也没人想这些事。真正中国人讲文化遗产的保护是最近十几年的事情。最近十几年，政府、高校、研究机构开始慢慢想这些事情了。当一百年前，法国人想要通过法律来保护《敦煌文书》的时候中国人在干什么？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是很落后的。

我简要介绍一下我们在这方面的立法成果。一个是《文物保护法》和它的几次修订。这个《文物保护法》是我国第一部文化领域的法律，1982年就有了。到现在修改的次数也比较多，比较大的修改有89年、02年等。对这部法律的评价虽然不高，但是坦率地说，如果没有这部法律的话，中国现在的古建筑恐怕三分之二都没有了。有时候还是挺管用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在不久之前，还有的人想在故宫里面建宾馆，假如没有这些法律的规制，那可能就真的建起来了。在故宫里面建宾馆好像很耸人听闻，但是这样的事情在颐和园里面就办成了。假如没有这部法律的话，可能三分之二的古建筑都会被毁坏，所有的古墓都会被盗，起码一半的珍贵文物都会被走私走了。当然从现在来看这个《文物保护法》很粗糙，可能也不符合法学家的评判标准。但是我知道，从1991年制定《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到2002年修改《文物保护法》始终没有法学家参与。我印象中，第一次有法学界的教授参加国务院法制办对完善文物法的讨论是非常晚的事情。由于这些教授长期不介入这些问题，在这些会上提出来的问题也是很荒诞的。真正参与立法工作的在在座的人眼里看来都是法盲。现在我揣了1000块钱到新华书店买环境法的书，很快就花光了，我要是揣100块钱到新华书店买文化遗产法的书，花不掉，没有这方面的书，在座的都没写。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文化遗产法的水帄是不可能很高的。假如大家对这个主题略感兴趣的话，这部《文物保护法》一定要看。

还有《长城条例》，中国人老提长城，好像长城跟中国人的关系是最紧密的。前两天看新闻，日本人想到中国第一个想到的是长城，第二个想到的是中餐，可见长城的影响力。但事实上怎么样？我们老说万里长城，其实只剩下三分之一了，而且是断断续续，严重不符合真实性和完整性的长城。山东有齐长城，有个副省长花了很多钱把一段齐长城修缮成瓷砖的了。长城的保护是非常差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没有专项的法规来保护它。长城是线状的，有些是纵向的跨了很多行政区域，有些就是省市县的边界，长城一条线，这边是北京，那边是河北。能挣钱的谁都想管，不能挣钱的谁都不想管，大量作为边界的长城被破坏掉了。还有很多长城在荒郊野外，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人敢说他走过所有长城。谁说这话谁吹牛，因为到现在为止长城的家底还没摸清呢，不要说全国的长城的家底没摸清，甚至北京长城的家底也没摸清。谁也不能说，我踏遍了北京的所有长城。像长城这样的东西说起来很重要很重要，事实上很糟糕。有一次有一个官员有机会去考察一段长城，结果发现吹嘘吹得很厉害的一段长城在多少年前就已经不存在了。七八公里长的一段长城七八年前就不存在了，触动很大，那时候就有一组人利用这个机会推动《长城条例》的制定。甭管《长城条例》有多少用，起码在理论上面，长城应该怎么保护、管理、修缮，在法律上已经有明文规定了。这是一个除了《文物保护法》之外的行政法规。

还有一些行政法规就是关于古建筑物修缮的、关于博物馆管理的、关于文物出境管理的，还有像刚才我说的国务院颁布的准备在7月1日实施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这都是我们国内文化遗产保护立法的一些重要成果。没有法学家的参与，这些东西在理论上是不会得到很大提高的。我们老批评环境差，但是全国研究和讲授环境法的教授可以坐满几班车，但是我们全中国专职搞文化遗产法的教授一个都没有。这个情况如果不改变的话，文化遗产法就不会有更好的发展，再过十年依然如此。

除了刚才讲到的几个国际公约和国内立法，还有几个涉及到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像《刑法》、《城镇规划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等等。刑法里面起码有四五种罪名是专门针对文物破坏的，很多年前就达到了这个水帄，但事实上由于司法部门对这些东西非常生疏，在司法实践中真正运用这些条款的场合是非常少的，我估计最多百分之一的文物犯罪是被纳入了刑法的规范。这是一个悲哀。

接下来谈一下我国文化遗产法中的几个缺陷。一个就是文化遗产的认定。刚才咱们说了文化遗产实际上是享有特权的一种东西，就相当于老干部、老专家一样，很重要但又特别脆弱，就需要特殊的保护。那么怎么样认定它？这个特权给谁？如果认定不上的话，这个保护伞就带不到它头上。文化遗产的认定方面，法律空白特别多。比如说美术馆后街22号院，那个小院子特别棒，当时太多的人想保护它，但是开发商和政府就要拆，打官司打到了西城区法院，西城区法院说凭什么不让拆？是啊，它没有被认定为文物保护单位，既然不是文物保护单位就不受《文物保护法》的调整，政府就可以把它拆了。大量北京没有被列为文物保护街区的胡同，说拆就拆，一点法律障碍都没有。怎么样把它认定为文化街区、村镇或者古建筑，怎么样认定更有效、快速、准确，这在法律上面是一个空白。

第二个缺陷是政府的行政责任没有在法律上落实下来。实际上文化遗产保护主要的责任是政府的责任。因为它是公益事业，主要要靠政府的投资，行政责任没有在相关的规定中得到落实。比如我作为东城区的区长，在你们谈文化遗产的保护的时候，我想到的是什么？两个。第一，财政收入；第二，要稳定，要安全。可是你们讲保护，那我这个街区不能拆，那个街区也不能拆。朝阳区我的同行又是盖中央电视塔又是盖SOHO，财政收入就会很高，我肯定就会不舒服。我作为区长的话就要想方设法的把这些老城区给整治掉。这里面就牵扯到行政责任的划分问题。在行政责任上面的不明确导致文化遗产保护的困难我觉得是一种缺陷。

另外还有一个缺陷是税收。比方说故宫要修缮好保护好，钱的来源很大程度上是门票，在税收上面，法律就应该给它一个比较好的定位。大家都去过八达岭，人那么多，它就指着这个门票来赚钱。其实为了使大家更好地游览，可以在别的方面多开发。但这个里面的税收制度又很糟糕，八达岭的门票是免税的，其他方面的收入是要征税的。所以征税的方面他就搞得少，门票尽可能多卖，这样就使得八达岭的游客越来越多，没有一个人到八达岭会感觉舒服的。这是税收方面的一个例子。

还有比方说产权制度，现行的产权制度也是不利于文化遗产的保护的。比方说北京老城里面有很多会馆，像绍兴会馆、宁波会馆都破破烂烂的。当地的区政府根本没有钱去修，就是说产权单位根本没有钱去修。我相信再过十年二十年，即使不拆它，风一刮也就刮倒了。但是宁波、绍兴这些地方有钱人很多，一些大老板说我们捐资去修，修完之后这个产权能不能变更到我们绍兴去，变成绍兴人在北京的办事处。但是这个产权变更在法律上面也遇到了困难。这就使得绍兴人有钱不能修，区政府没钱也不能修。

还有比方说公益诉讼，现在环保方面的公益诉讼好像有一点但是也不多。前段时间北京有个律师，它的老家是河南的，河南几个石窟的石像被偷到美国去了。他要搞公益诉讼，别人就问他您是什么身份，您是受害者吗，他没有办法证明。还有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法籍华裔，她想通过公益诉讼制止北京胡同的毁坏，我觉得最大的障碍是她的受害人身份。凭什么说胡同被拆了您就是受害者。您不是受害者怎么做原告。我觉得法学界、律师界、立法部门的人联合起来的话，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并不难，就是要几方配合一下。有个人去博物馆，花了20块钱的门票看到的都是赝品，赝品没有标示出来（按理说赝品也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标示出来），他就觉得受骗了，他想提一个公益诉讼，他来问我，我就特别希望这个事情能办成。

第九个问题给大家介绍一下国内外的主要研究机构。第一是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一对夫妇，叫琳达·普罗特和阿基夫，这对老夫妇是文化遗产法方面国际权威，对中国也特别友好。美国杜克大学有一帮教授，他们本身学问也很深，联合了全美的科研机构。主要涉及的是反走私法，大家有兴趣可以浏览一下他们的网站。英国有一个专门的研究机构叫做艺术与法研究所。他们这个艺术主要就是指文化遗产。在他们看来壁画、雕塑、瓷器、包括老城都是艺术。他们也定期出版期刊，但是这个地方的缺陷是它不招生。这也是一对夫妇主办的。法国主要是巴黎十三大学，他们主要是从比较法的角度来谈文化遗产法。意大利的罗马大学有两个教授。一个是侧重于搞文化遗产刑法方面的，一个是侧重于文化遗产登记方面的。有澳大利亚、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的，还有中国的。中国人民大学不错，还有比人民大学更好的。厦门大学在好多年前就开始搞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研究。还有一个是武汉大学，他们主要从国际法的角度研究这个问题。

最后谈谈现在的热点问题。一个是文物返还。现在颐和园、圆明园、故宫都在讲文物返还的问题，文物返还里面的题目都不是几年就能做完的。在中国关于二战期间被掠文物返还的问题我相信十年都做不完。这里面牵扯到的东西太多，需要很多资料收集、法学理论的研究，还有新制度的创设等等。中国虽然很落后但是也很重要。第一它是五大常任理事国，第二谁想到中国都会想到中国的文化遗产特别多，所以在文化遗产的公约方面中国是特别有发言权的。我说这些话就是想提醒大家，关于这方面如果想有作为的话机会是很多的。关于文物返还，将来一定会有专门的国际公约或者双边条约。包括中国和日本之间签署双边协定都是有可能的。这些事情的进展是很快的。现在这方面的新闻很多，大家看了这方面的报道如果感兴趣的话一定要追本求源。因为不准确的新闻特别多。大家看了相关新闻如果感兴趣的话，第一要看相关的国际公约，第二看相关的国内法，假如再感兴趣的话到实地去看看。谁愿意钻进去谁就是这方面的大专家。

第二个热点问题就是所谓的私立博物馆。现在想建私立博物馆的人很多，加以规范的话将会是一个很好的潮流。但是里面有很多法律问题。比方说私立博物馆的定性问题。博物馆的权利义务是什么？博物馆的藏品来源问题，博物馆办不下去了，它的藏品问题，它的税收问题，在民办非企业单位里面的特殊性问题，资金来源，治理结构，包括它和公立博物馆的差距等等。

还有好多热点，比方说文化旅游。文化旅游搞得好是文化遗产价值发挥的一个渠道，搞得不好本身就是对文化遗产的破坏。你不搞旅游村寨里面的人还是那么穷，但是搞旅游的话，有些村寨一开放，三个月就彻底遭到破坏。怎么样规范旅行社、村寨的权利义务，还有涉及到的民族传统工艺品制作、销售、出口的管理问题，集体商标、地理标志等问题，在我国都缺乏法律规范的。

还有一个热点难点问题就是非政府机构。现在中国非政府机构越来越多，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非政府机构也越来越多。但是什么样的非政府机构是合法的？非政府机构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它的资金来源是什么？规范体制是什么？税收政策是什么？诸如此类的，现在基本上都空白，好多好多问题基本上很少有人去研究。我刚才提到的琳达·普罗特跟我说，这方面最发达的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二十年前跟我们现在是一样的，没人搞这些问题。搞它干什么，挣不了钱，文章也发不了，没人听课，她最早毕业的博士都干别的去了。但是坚持下来的人现在都成了人类文化遗产法的教父。我相信最近的十年这方面的需求是非常大的，就怕有需求了没人，想干这个活了没有基础，想发挥这个作用了没有这个学问。谢谢大家。

叶秋华：刚才何司长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生动，也很幽默的专题讲座，通过十个问题把我们带进了文化遗产法的殿堂。我觉得听了以后真的获益匪浅，以前对这个也挺有兴趣，但是有些还是不太明白，今天一下把我们带到了这个学术研究的前沿，非常感谢他。我想同学们一定也和我有同感。下面请王云夏教授点评。

王云霞：当过无数次评议人，像今天这样的还是头一次，感觉很微妙，因为这个对象太特别了。我不知道同学们对文化遗产法和文化遗产本身有多少了解，我相信不会有太多涉足。以前有一个同学很直接地问我，一种东西如果到了要动用各种手段去保护，它才能生存下去的话，那么这种东西本身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就像他（何戍中）刚才所说的，一样东西如果是好的它自然会流传下来，适者生存嘛。如果需要动用各种手段和资源去保护的话，还有这个必要吗？我们为什么要这么累呢？我觉得这确确实实是因为我们对文化遗产的了解太不够了。你生活的地方可能会看到它不太好的一面，像何老师刚才说的，北京老城里面的人，它觉得这个房子是破房子，它天天盼望着能够住楼房，天天盼望着能够有煤气、暖气改善他的生活。但是我们住在外面的人可能更需要的是一种文化的认同感。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海湾，边上全都是高楼大厦非常漂亮，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它是哪里。现在很多电视剧都在这种场景里拍摄，我们不知道它在哪，但是如果我拍的是长安街，你肯定就知道它是北京。就是说当你认识它的时候你不会很在意，当你不认识它的时候你会很恐慌。因为你自己的文化特色没有了，精神认同感没有了。所以我觉得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是非常关键的。何老师刚才说到，这种东西是非常脆弱的，是不可复制的，是需要保护的，这在全世界都形成了一种共识。就像我们对待濒临灭绝的生物一样，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也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我们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几百年里破坏掉的东西太多了，现在能够留下来，让我们得以认识自己的精神家园的东西实在是太少了。

何戍中：咱们老说咱们东西很多。但是实际上我举个例子，咱们全国大陆博物馆藏品的总数比不上美国一个大博物馆。北京号称是全中国历史文化名胜保护最好的地方，在这个保护最好的地方你去看看，还有多少可以称得上是北京老城的。

王云霞：越是有文化的人越会重视文化遗产。而经济还处在发展过程中的人，因为他生存的问题还没解决，所以他更多关注的是怎么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假如他一旦改善了生活环境，这时候他会怀念四合院，怀念他小时候住过的环境，但是再也没有了。所以我们既然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就应该更多的关注它。当然对我们法学界的同学来说，其实有很多人已经选择了这个方向，那么我们在帄时的研究和学习生活中就应该找一些这样的课题，这些课题其实他（何戍中）刚才已经讲了很多，都是值得我们做的。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呢，因为你刚才提到了95年的返还公约。我觉得95年返还公约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因为你刚才说了一句蛮绝对的话就是所有一切返还都是起因于95年公约，实际上这个不对，这只是私法方面的。因为它是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制定的，它主要是民事方面的返还。但是国与国之间的返还，包括战争期间的返还都跟这个公约没有关系。

何戍中：这是我刚才的口误。

王云霞：返还问题其实更多的还是在公法领域。

何戍中：我觉得最近十五年（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变化发展特别快，国际上的动态非常多。几乎所有的场合里面，都在拿中国说事情，在拿中国的文化遗产说事情。他们举的例子，起码有三分之二都跟中国有关。但是中国参与的人却很少，这种事情对中国人来说太高雅。

叶秋华：我说一下我在英国的感受。刚去英国的时候看到英国的古建筑几百年都不能拆，特别不理解。后来去了大英博物馆，还生了一肚子气，一看中国那么多文物，在国内见都没有见过，都搬到那儿去了。还有很多，像帕特农神庙几乎整个给端去了。然后印度的、埃及的，就觉得对英国人有点恨。但是看完大英博物馆以后我就不这样想了。我就觉得对一个文物的保护也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文明。就从保护文物的角度讲，英国人能够把这些文物弄过来，用那么好的条件，那么多的资金，用最好的方式把它保护起来，把这些文明一一展现出来。说实在的我看了之后肃然起敬。如果这些东西真地在雅典、在中国，能够得到这么好的保护吗？我觉得是不可想象的。

何戍中：在这个法制社会里面。有很多情况下说：“拆！”，那都是省委书记、市委书记下的命令，假如没有法律的话，说拆就拆。但是在有了文化遗产法的情况下，一些人就会说，这是违法的，法律说了要怎么怎么样，媒体要登的。就会有效阻止这种结果。法律很重要。

二、提问部分

问：何老师我有这么几个问题。关于文化遗产的界定，您刚才列举了几个公约。1954年的那个公约，它里面使用的是cultural object，但是到了1972年保护世界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的公约，它里面用的就是cultural heritage。有些专家认为这两个基本意思是差不多的。但是我看有一个外国学者写了一篇文章说这两者的意思是不相同的。前者更强调的是它的艺术性。后者更强调它的历史性，也就是文化的传承性，它的价值要从它的原生地出发才能理解。比如一个古墓葬只有位于它的原生地，才能让人理解它的历史文化背景，演变过程等等。这里面强调的价值是不一样的。刚才叶老师说如果这些文物不是保存在大英博物馆里面是保存在原生地，比如说阿富汗的巴米扬大佛结果被毁掉了。也就是谁有条件谁就可以保护。这是一种立场，这种立场在他的文章里面被概括为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主义立场。就是说我们重视的一种文化遗产，它不仅仅是某一个国家、某一个民族、某一个地域的文化遗产，而且是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它强调的是一种普适性。而后一种cultur heritage 强调本土性、民族性。如果过分强调普适性是不是会鼓励盗窃走私呢？这两者之间是不是有冲突？

何戍中：你看东西看得非常细。我觉得这个概念确实是不断在变的。不仅英文是这样，中文也是这样，咱们以前说古董说得比较多，后来说文物说得比较多，再后来说文化遗产说得比较多。我想五十年前人们说古董的时候他想不起来文化遗产这个概念，因为理解的程度没有到。我相信你刚才说的那几个概念也差不多，现在你刚才说的第一个概念也确实用得非常少了。现在可移动文物用cultural property，不可移动文物用cultural heritage比较多。我觉得这主要是起草小组的人，他们的文化背景千差万别。有些在起草的过程中被更正过来，有些就没有。我想这点是该与时俱进的。我觉得是一样可移动物件还是一大片遗址，这个区分更胜过你刚才说的国际主义等等。

另一个我要说的，文化遗产之所以重要，它是跟当地人的生活传统相关联的。一个陶罐，放在我们村，能讲的故事更多一点，放到美国去就讲不出来了。现在很提倡文物的原址保护，沉船都不要捞，古建筑、古墓葬需要原址保护，就是坛坛罐罐也需要当地的博物馆保护。为了弥补文化交流上的缺陷，现在大量提倡的是办文物展览的方法。还有人甚至提出文物展览都不要办，你可以来博物馆看。敦煌遗书在巴黎或者北京看就大打折扣了，最好在敦煌看，信息量更大一些。盗掘、走私的理论基础就是所谓的普适性。我知道你提的那篇文章，这个作者我都认识。一个理论的提出不像书生想得那么单纯，它背后是有一套体系的。我觉得我们从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还是强调本土保护。还有我觉得主导性的保护是法律保护。

王云霞：我觉得黄树卿同学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这个领域里面确实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国际主义的，一种是民族主义的。实际上国际主义的倾向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它存在的价值。就像叶老师刚才说的，大英博物馆里中国的东西，他们抢过去是不对的，可是不抢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早就把它们破坏光了。所以西方人很认同这个观点。他们认为文化遗产虽然是某一个国家，某一些人民创造的，但是最终它还是全人类的，是没有国界的。当然他们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有强盗逻辑在里面，但事实上已经成了这样的状况了。当你没有办法要求返还的时候，可以说世界各个民族的人民都能同时欣赏到这么多文化遗产也是好的一个方面。当然，最好的、最理想的状态，是将文化遗产和创造这种遗产的人和环境本身结合在一起。

何戍中：中国有个很有钱的汽车大老板叫板大英博物馆，他说他也很有钱，想在大英博物馆买几样东西，说你们保管条件太差了，我买几件行不行？肯定不行。

叶秋华：我遇到过一个英国老师，他的房子几百年了，着了火，按说该盖个新的了，就那样国家也不允许他重新翻盖。我的意思倒不是说英国人有多么好，就是说他有那种对文物保护的意识，这点精神是可嘉的。

问：我有两个小问题。第一是您刚才讲的几个国际公约，我们国家是不是已经参加了？

何戍中：54年公约加入了，但是它有两个附件议定书，第一个议定书加入了，第二个没有加入。70年的加入了。72年的加入了。95年的加入了。水下公约没有加入。为什么没有呢？它里面强调仲裁机构的作用。我们外交部认为仲裁太强硬。

问：第二个问题就是您刚才提到文化遗产保护是一个公益性事业，既然是公益性事业单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够的，要靠民间团体的力量。我想了解一下我们国家在民间力量的配置和引导方面有没有什么行动，目前我们国家这方面的状况是什么样的。

何戍中：一个现代社会应当是三足鼎立的。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但事实上，在我们国家，社会组织这条腿几乎是没有的，非政府组织跟FZF组织是同义词。政府本意上是不希望有这个破玩意的。事实上作为社会进步的标志，这种组织的建立是非常困难的。为什么呢？他没有给你明确的门槛，你哪怕给我列一百个门槛，给我写得清清楚楚的我也有办法，但是它就不列清楚那就没办法了。另外一个它的财政丝毫没有保障。中国社会组织发展了这么多年，政府办的组织特别多，包括红十字会，这会那会的，号称是社会组织，其实都不是NGO(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现在相关的文件只有国务院发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条例》，能够按照这个条例登记的组织非常少。这样的组织非常重要，但是在中国刚刚起步。

问：何老师您刚才说寄希望法律给文化遗产定一个标准。您是否认为法律有这么高的理性去评判什么是文化遗产？就像刚才您说颐和园的长廊，两个艺术家争论怎么绘彩绘，他们专业的人都说不清楚，法律说得清楚吗？

何戍中：在这个时候法律只提供程序。法律能提供标准的时候就提供标准，不能提供标准的时候就提供程序出来。

王云霞：我觉得法律就是一种妥协的结果。法律不是随便制定的。它在制定的过程中肯定要听取官员的意见，艺术家的意见，民众的意见，等等。最终折中各方的利益形成一种法律。既然已经制定了这个标准，就按这个标准做。我觉得这是最能够代表大家共同利益的产物。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篇6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

经济和科技的飞速发展，使得人们的生活质量、生活方式、生活理念发生了从未有过的变化。经济的发展带给人们的除了生活水平的提高，物质生活的丰裕，更使得人们对于精神层面的追求进一步加强。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在人类满足了最基本的生理和安全需求后，就会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而文化产业的产生和发展正是应当今人们精神文化需求而生的产物。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其中，我们除了关注其带来的经济效益之外，也应发挥其文化功能。另外，非物质文化遺产最吸引人的是其内在的文化精神与文化价值，但在将这些非物质文化进行产业化的过程中，更多的是注重它的经济价值，忽略了其本身的文化价值，导致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发挥其应有的文化功能。本文将简单的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一、概念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激发人类的创造性。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背景

自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产业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惊人的成长性吸引了全球的目光。时至今日，文化产业成为一些发达国家的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它的发展延伸到经济和社会的各个领域，以知识、信息、娱乐、休闲为主要特征的文化产业，不仅推动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提升了国家参与世界竞争的“软实力”。

随着文化产业逐渐被一些国家视为战略产业，其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也蓄势待发，受到政府部门的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首先能够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需要通过市场这一媒介进行传播。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建议

产业化的重要特点就是追求利润，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文化，其中所包含的是经过时间锤炼而留下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智慧，是一种民族的意志和精神的体现。实现非物质文化的产业化，可以为当地带来就业的增加、经济的增长、实现非物质文化规模的扩大，使其可以顺应全球化的潮流而得以保存和传承。但实现产业化最终可能会受市场经济规律的影响，对其开发只注重产业化之后带来的经济效益，为了带动经济的发展而忽视了非物质文化内在的文化本质，和对其实行保护的长远性和整体性。

由于市场所追求的是利润，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开发的过程中，投资者或是政府部门很有可能因为追求短期的经济效益，忽略了非物质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最终导致开发的结果和初衷背道而驰。如在我国的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区，因为开发者不注重对开发进行合理的规划、急功近利，在旅游开发中，不间断的使大量的游客进出遗址，超过了环境的承载能力。最终导致少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资源枯竭，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难于持续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饱含了民族的智慧和意志，是长期的文化精髓的积淀。它通过丰富的艺术创造，无与伦比的艺术技巧，独一无二的艺术形式等特殊的表达方式，表达了一个民族或是一个群体的生活方式、精神世界，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对非物质文化进行旅游产业化的过程中，开发者为了获取经济价值，没有深入的了解民族的历史背景，没有了解这些文化的本质，最终导致了对蕴含了深厚文化底蕴的文化内容产生了误读。如在我国的部分少数民族聚居地，某些传统的习俗和礼仪只有在特定的传统节日才举行，但为了吸引游客、满足游客，常年累月的表演使得这些礼仪和习俗失去了其原有的文化内涵，也使得一些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变得商品化和庸俗化。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各种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顺应社会的潮流，走市场发展的道路以实现继续传承。非物质文化所饱含的民族精神和文化本质，使得它和一般的文化商品有较大的不同。在对其进行开发的过程中，我们应注意：

（1）避免在产业化过程中，将经济利益作为唯一的目标，忽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底线，放弃了非物质文化的持久发展。（2）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开发中，我们应注重挖掘文化遗产的内在文化精神，加强文化的深度和内涵，使文化遗产的文化功能得以实现。（3）政府相关部门应建立有关的监督体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市场化的过程进行监督和评估，防止开发商为了短期的经济目标而破坏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4）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除了政府部门也给予足够的财政支持外，可以建立一个资金筹集体制，收集社会人士的捐助资金，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四、结语

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性，我们要实现对其产业化开发的同时不忘保护。我们要将经济利益和文化内涵协调好，将规模效应和保护措施统一起来，最终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实现其潜在的经济价值的同时，保护自身的内在精神和实现文化的传承。

文化遗产的刑法保护 篇7

一、保护意识是做好谱牒档案抢救与保护的关键

自从所谓“封建”时代被“革命”之后,与之相关的机构及活动都被废除,谱牒一度陷入“无序”状态,官修谱牒流向民间,民间家谱流向造纸厂[1]102。伴随而来的,还有谱牒文化观念的淡薄:将旧谱销毁、将谱牒以旧书废纸卖出、贩卖谱牒出境等现象屡禁不绝。为了杜绝诸如此类的现象,必须形成主动抢救与保护谱牒的意识,文管部门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弘扬谱牒文化,形成氛围。为形成良好的谱牒文化氛围,文管部门应充分利用谱牒的平民化特点,面向大众和社会进行交流与展览,让公众产生认同感,使更多人愿意了解谱牒的内容和价值,进而加入到谱牒的抢救与保护中来。当今不少家族续修家谱,相关部门可以参与进去,并通过媒体予以报道,让公众了解谱牒背后的故事。谱牒的公共储藏机构可以将现有谱牒拍摄成相关的照片和资料,制作仿真复制件来扩大读者群,吸引群众进馆了解谱牒,保护谱牒。制作并利用好谱牒的网站,拓宽利用途径,使信息大众化。举办谱牒的专题讲座,请一些研究者就利用谱牒展开的研究进行宣传,使公众意识到谱牒是一种有价值的文化资源。有了这种文化基础,公众对谱牒的功能认识加强了,保护意识也会逐渐跟上。

2.搭建文化平台,加大宣传。文管部门可以利用已经搭建好的各种文化平台,加大宣传力度,培养公众谱牒的抢救与保护意识。文化部门可以依托许多省市相继成立的“家谱研究会”、“谱牒文化研究会”等民间机构,利用他们植根于民间、做谱牒抢救与保护工作动员更容易的优势,为调查评估提供准确数据。对于谱牒的收藏部门,特别是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应在现有谱牒资源的基础上,逐步形成谱牒资源特色馆藏。档案馆对其进行统一的整理归档,使之成为档案馆的特色馆藏之一。谱牒资源丰富的地区还可以组织一些会议,以会议为平台,让更多的人了解当地的谱牒资源和文化,进而促进谱牒抢救与保护意识的提高。

二、调查评估是进行谱牒档案抢救与保护的前提

调查评估是做好谱牒抢救与保护的基础和前提。运用调查评估的办法,了解损毁方式、损毁程度,才能有针对性地制定抢救与保护的方针政策,为谱牒的抢救与保护提供科学依据,保证谱牒的抢救与保护沿着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方向迈进。

谱牒修于民间、藏于民间,中国家谱的数量究竟有多少,目前无法作出正确的统计[2]45。为了尽可能普查出准确的谱牒数量,应在调查评估前明确调查目的、调查方法、调查范围。调查目的为谱牒的调查工作奠定了基调,也可以更有针对性地发现问题,为下一步工作的开展奠定基础。通过调查评估,要了解谱牒的分布状况,了解和掌握各级图书馆、博物馆和教育、科研、宗教等系统,以及民间所藏谱牒情况;通过调查评估,对谱牒的材质、保管环境、老化状况、老化因素等方面进行调查和登记,以便将来结合谱牒损毁情况、保存中的内外环境问题和管理缺陷,制订完整的抢救与保护方案。

在调查方法上,应将普查与抽样调查相结合、重点调查与典型调查相结合。对谱牒的普查可以全面了解谱牒的分布状况,给谱牒的抢救与保护工作详尽、系统的数据支撑,但是谱牒的普查难度大,耗资多,可以采取普查和抽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可从公藏和民藏谱牒中随机抽取样本来进行观察研究,以抽样样本的指标去推算总体谱牒状况。抽样时要注意样本的代表性,选取有代表性的地区为试点。

调查范围应包括公藏和私藏的谱牒,范围应包括各级公共图书馆、文博单位图书馆、高等院校图书馆、科研单位图书馆、宗教单位图书馆等个人或民间收藏机构。同时,“新家谱的编写至今已有三十多年,形成了堪称海量的各种类型新家谱,但新修成的家谱从整体上既没有被统计,更没有被系统著录与收藏”[3]206。

上海图书馆于2008年完成了《中国家谱总目》的编纂,其中“汇总到上图的家谱著录表共达76781份,其中约35%为复本,扣除复本,则家谱总数为52401种”[4]11。著录中包括书名索引、编纂者索引、始祖、始迁祖索引、名人索引、堂号索引、地名索引等项目,为家谱的普查奠定了基础。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部门可以按图索骥,做好谱牒档案的抢救与保护工作。

三、技术策略是实现谱牒档案抢救与保护的途径

对谱牒的调查评估,只是完成了谱牒抢救与保护的第一个动作”。随后要针对谱牒的老化因素、老化状况进行鉴别分析,要制订科学的抢救方案,或采用预防性保护技术,延缓其损毁的速度;或采用治理性保护技术,最大限度地恢复其原貌。无论选用哪种方法,都应本着最大限度地延长谱牒寿命的原则。

1.预防性保护技术。国际图联认为预防是“采取措施防止藏书损坏或减缓其损害程度,如制订长期的保护计划,建立并维护适于文献资料存储、利用、展览的环境;开发适当的管理与入馆程序;采用文献批量处理及其他保护技术活动;实施对工作人员、保护人员的培训与教育;制定标准与非损坏性处理程序;研制并使用永久性材料”[5]241。预防性保护最大限度地保护了谱牒所携带的各种信息,体现了“最小干预”原则。对谱牒的预防性保护要求对谱牒存放环境进行控制,解决好谱牒的使用与保存之间的矛盾。

目前预防性保护技术广泛应用于家谱领域的是缩微复制法。缩微复制是将所收藏的谱牒拍摄成缩微胶片来保存。随着缩微文献数字化技术日趋成熟,缩微文献数字化开始广泛应用。它以缩微胶片为转换对象,在转换过程中并不接触原文献,即使在转换过程中出现人为失误等问题,也不会伤害到原文献[6]35。使用这种方法保存谱牒可以很好地解决保存和利用上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达到抢救保护与利用的结合。

另外一种预防性保护的方法是家谱的数字化。王鹤鸣于2006年10 月20 日在“中华大族谱国际交流会议”上的发言中说:“计划用10 年时间,全部完成上图家谱资源数字化,这对于保存珍贵的家谱文献,进一步在网上利用家谱资源,方便海内外华人寻根问祖,从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当然,无论采用何种复制方法,都应以保存谱牒原貌为基本原则,还应注意采集方法不会对家谱图书造成损伤和破坏[7]51。

2.治理性保护技术。治理性保护技术即是对原件的形式进行修复、装裱或者除去载体内不利保存的有害因素,以达到延缓其变质历程,从而延长其使用寿命等保护性活动[8]81。对于谱牒来说,由于其保存环境不容乐观,要进行治理性保护的谱牒不在少数。早在2000 年上海图书馆就组织近二十人的技工对破损家谱进行修补工作,修补家谱当时就达1 万余册[9]18。

不同谱牒因为其损毁状况、保存状况、载体性能等不同,在治理性保护技术的选择上也应该有差别:如遭遇水灾等自然灾害的谱牒,要进行除湿、干燥处理;对遭遇虫蛀或霉损后的谱牒,利用环氧乙烷或溴甲烷等进行消毒、杀虫;针对酸化的谱牒应进行去酸处理。为了保存家谱的原有的时代风格,要尽可能采用原旧纸,或采用相近颜色的棉毛纸或采用染原色的毛边纸等原料,来修补破损的家谱。

四、资金筹措是推进谱牒档案抢救与保护的保障

谱牒作为国家历史文化遗产的一分子,其抢救与保护不应只是一家、一个单位的事,而应该多方配合,多元参与。所以对于谱牒抢救与保护经费的筹措应多元化考虑。随着海外“寻根”意识的加强,还有海外宗亲分担也将成为经费的重要来源。对于谱牒的抢救与保护来说,资金也可以从以上渠道筹集。但是从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高度上说,地方各级财政也应加大资金投入,同时地方财政也要积极引导和吸纳社会资金投入谱牒的抢救与保护,调动民间潜在的优秀力量参与、支持谱牒的抢救与保护工作。

关于资金筹措问题,国外的一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西方国家文献遗产保护资金筹集的主要方式是国家投资带动地方政府资金,并辅以社会团体、慈善机构及个人的多方合作。为此,国家制定了形式多样的筹集资金的各类相关政策。除了采取多种形式筹措资金外,还要转变观念,就谱牒作为文化遗产本身的价值来筹集资金。谱牒档案的抢救与保护应该吸收这方面的经验教训,谱牒的抢救与保护不是要把谱牒“束之高阁”,淡出人们的视野,而是要将谱牒在材质安全的基础上,在一定程度上利用好。这样既可以使谱牒这份文化遗产的价值得到发挥,也更容易调动人们对谱牒的“宗族情结”,谱牒抢救与保护所需的资金也容易得到满足。

摘要：谱牒档案的抢救与保护应从树立谱牒档案保护意识做起,同时,应摸清家底,为谱牒档案的抢救与保护奠定基础;遴选技术,为谱牒档案抢救与保护提供方法支持;多方筹措,保证谱牒档案抢救与保护的经费投入。

关键词：谱牒档案,抢救,保护

参考文献

[1]张全海.漫谈谱牒与档案[J].档案学通讯,2010(1).

[2]陈建华.略论《中国家谱总目》之特点[M].中国家谱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3]徐建华.当代家谱编修特色分析[M].中国家谱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4]王鹤鸣.中国家谱总目.传承中华历史文化.史林,2009(3).

[5]丘东江.国际图联(IFLA)与中国图书馆事业(上)[M].华艺出版社,2002.

[6]王青云,王浩.全国公共图书馆文献抢救及展望[J].数字与缩微影像,2009(2).

[7]应隽、江云.古旧家谱的复制工作[J].图书馆工作研究,2010(2).

[8]张美芳.文献遗产保护技术管理的理论与实践[M].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

“活态”文化遗产保护 篇8

一、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风险与威胁

城市的更新与开发需要良好、平衡的资金循环, 历史街区的文化价值如何在被保护的同时转化成经济产出, 众多历史街区案例所采用的整体改造、旅游开发过程中的打包租赁式经营等经济行为正严重威胁着我国众多历史文化街区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此外, 历史街区特别是古镇和村落中传统居民的生活, 由于外来观念和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影响, 造成历史文化街区及古镇、村落传统社会文化和传统邻里关系解体。在文化复兴、历史街区保护过程中的不当保护也同样造成破坏, 对文化价值的传承和延续产生负面的影响, 举例很多古建来说, 真的看不出是真的, 假的也看不出是假的, 如此对文化一场的保护变成了另一种“破坏”。如很多历史街区在开发过程中, 通过统一整修、装饰, 抹杀了历史文化传承中的和民间创造的多样性, 甚至损害了遗产的真实性。很多由于技术方法甚至观念的不恰当或认识的不完整, 在保护和开发过程中, 造成了真假难辨的、新的文化遗产的“破坏”。

二、地方化保护模式探索

(一) 三要素

地方化保护要坚持完整性、真实性和识别性。其中完整性和真实性同时也是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原则。而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 识别性是文化传承中的精华所在。在目前的很多保护与开发过程中, 将现有的历史街区快速转变成有生活性、有生命力、重现街区历史繁华时期的场景是不现实的。但原本很有活力的城市、古镇村落因为通过保护、大搞旅游业等途径, 生活氛围消失、文化传承识别性消失的案例, 却是屡见不鲜。很多的街区里面都有一些和传统风貌不一致的建筑, 不论是高度、形式、材料还是色彩、旅游性及风貌组织, 特别是后期人为的文化装置, 做得太过、或做得太简单等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理念不清、方向有偏失会严重模糊遗产的识别性和可判断性。这是非常可惜的。文化遗产的完整性、真实性及可识别性是遗产保护过程中更重要的工作。如很多街区都面临资金困难、游客越来越少的困境, 甚至已经导致商户管理的混乱, 只有同时兼顾到这三方面, 这个街区的文化遗产保护才是科学的、可持续的。

(二) 地方化保护路径

目前地方保护路径基本一致:政府打造、事件推动、政商联手、商业开发、民间自发、政策推动。虽然各地之间的相互借鉴是快速有效的, 但同时要看到保护模式的地方化受各地管理机制和法规限制影响较大, 还是要结合地方特点, 因地制宜。

探索中我们发现, 各地方的历史街区保存着其各自的特性:活力、多样性、生活性、可持续性、平民化, 大众化、原住民持续受益。这些特性并不单独存在, 而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息息相关的:保持遗产地的“多样性”是保持“活力”和“生活性”的物质基础;“原住民持续受益”和“平民化、大众化”是保持“活力”和“生活性”的社会基础;“多样性”和“活力”是遗产地具有“可持续性”的重要属性;“平民化、大众化”与保护路径和运作机制相关;“原住民持续受益”与运作机制相关;“多样性”与保护路径和运作机制没有直接关系, 而是与理念和价值观相关。

形成多样化地方保护探索的原因包括以下几方面:不同遗产地所在地区的机制不同, 不同遗产地所在地区的发展程度和发展条件不同, 不同遗产地的社会价值观不同以及不同遗产地遗产保存的状况不同。

正是这些差异, 形成了各个遗产地自己独特的命题, 因而解答这个命题不存在某种模式。

三、“活态”文化遗产的保护思想

(一) 保护的几个概念辨析

1.真实性是指保护区是否存在可靠的历史遗存和确实的社会生活状况, 如果把“原汁原味”用在创造“真实性”上是错误的。

2.完整性是指保护区现存的历史与文化的脉络、内容及其关联性, 包括空间格局、肌理和景观以及建筑是否具有历史演化的有机关系, 并不等同于打造“历史风貌”的统一性。

3.多样性是动态的, 而“风貌定位”是静态的。

(二) 动态、变化的保护思想

1.持续变化是活态文化遗产的基本属性, 在有机演变的过程中使其本体持续增值是活态文化遗产保护的根本目标。

2.在活态文化遗产的核心保护范围, 相对不变的包括:空间格局、水系、自然的地形地貌, 以及核心保护范围内外所有具有历史见证和集体记忆和技术、艺术价值的建筑物。这些相对不变的具体要素需要在不同时期持续增补, 从而实现使其本体持续增值的保护目标。

3.对活态文化遗产的空间环境, 空间演变的布局需要与保护区的空间潜在规则相吻合。

4.作为“活态”文化遗产的基底和环境, 普通的传统民居的维修、改善、扩建、重建和新建应该遵从一定的规则, 这样的规则在每个保护区是不同的。一个好的建造规则不是面面俱到, 而应该是允许创新的、允许持续删补修正的, 规则的变化来源于民间的创造。不断吸纳民间智慧的建造规则, 能够使遗产保护区民居进行本土化的演进发展。

四、保护规划的十点思路

动态性保护是“活态”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基本属性。这就要求保护规划更注重长期的管理功能, 对空间的变化进行管理。

1.保护规划需要将保护与发展利用充分结合, 将发展利用作为保护规划的重要内容。其中应该特别注重宏观层面的发展和微观层面的利用, 以恢复和保持其活力。

2.核心保护范围保护的三要点:不落架维修, 原位置原尺度传统形式重建, 原位置新建。以实现保持空间格局、空间尺度、空间肌理的整体保护目标, 并保持其多样性。

3.维修历史建筑和传统建筑的原则:充分考虑并结合现代的使用要求, 不做简单和表面的修缮。避免既与居民切身利益无关、又没有达到保护建筑本体目的的表面工程, 要使原住民持续受益。

4.传统建筑修缮政策:补助、规定、自愿三要素结合的持续政策。目的是使补助资金的投放与激发业主保护遗产的自主性结合, 在公平的前提下, 引导实现渐进、自发保护的目标。

5.功能调整原则:生活第一, 旅游第二。将“生活性”放在第一位, 促进“可持续”的发展。

6.产业推动政策:居民或商家有成果、有意愿、达标准三条件分类支持政策。居民自发与招商并举。应避免纯粹外力推动式的产业发展模式。

7.风貌整治原则:能不拆就不拆, 能不整治就不整治。把对不协调建筑的风貌整治作为一项长期的工作, 更不要轻易把现代建筑整治成传统建筑。一方面如果在政策不完善和居民不完全理解的情况下进行, 会引起政民之间的新矛盾;另一方面简单的、一次性的整治可能存在损害遗产多样性的风险。

8.保护规划的实施必须以居民的意愿为前提。要改变“拔钉子户”的工作思路, 在居民自愿的前提下, 以“一户同意做一户”为原则。这样做的另一个优点是可以不断对完成的工作进行反思和优化。

9.政府作为一个服务者承担为招商、资助、合作牵线搭桥的角色, 作为一个推动者制定推动政策, 作为一种责任和义务提供公共资金和培训。

10.社区参与的目标是激励居民主动参与、自主改善、自主发展。将政府外来的推动式“输血”过程转变为居民内在的“造血”过程, 从而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循环。

五、六点建议

1.制定一个遗产地城市与遗产地均衡发展的规划。这个规划应当统筹考虑到城市的增长、城市的改善以及遗产的保护三大方面, 其中更需要将文化遗产纳入到城市发展的资源体系当中, 因此在这样的规划中, 遗产地不是一个独立于城市其他区域的自闭地区。

2.确定遗产地当前迫切需要开展的保护工作, 并纳入到遗产地的保护规划中。遗产地往往都面临急迫的保护工作和改善任务, 文物的修缮、房屋的维修、环境的整治、基础设施的改善等等, 不恰当的措施和方式往往会对遗产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 因此, 遗产地保护规划的重点之一是对遗产地当前的保护工作提供具体、详细的解决方案。

3.编制一个应对遗产地空间变化的管理准则。遗产地空间管理准则应该包括技术性和政策性两部分内容, 同时该准则需要具有法律约束力, 因此应纳入到当地的法律法规体系中。这个关于遗产地空间管理的准则将可用于对遗产地日常的空间变化需求进行持续的管理。

4.建立一个多方合作的管理机制, 其中包括社区, 并将其纳入到政府的管理机制中。可以通过制定一个遗产地管理规划的方式来实现。这个管理规划旨在将所有涉及遗产地资产的管理部门和个人纳入到关于遗产地事务的协商和决策机制中来, 避免管理的空白盲区和管理职责不清的重叠部分。

5.维护遗产地现有的社区, 将遗产地的保护纳入到现有社区组织的工作中。避免发生遗产地的保护脱离当地居民的现象, 这样做的结果将使遗产地的保护困难重重。遗产地社区的解体会使遗产地的社会结构发生突变, 使遗产地很快丧失其社会生活的价值属性。

关于用镜头保护文化遗产的思考 篇9

一、全面理解文化遗产保护的内涵

“文化遗产保护”是由“文化遗产”和“保护”两个术语组成的。正确理解“文化遗产”和“保护”这两个术语的内涵是全面理解文化遗产保护内涵的基础。

(一) 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 又可称文化资产、文化财产或文化财富, 是指具有历史、艺术、科学等文化保存价值, 并经政府机构或国际组织指定或登录之物品[1], 是先人们智慧的结晶, 直观地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过程, 涉及历史、社会、科技、经济和审美等, 是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证。一般可分为: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由此可见, 只有经过官方组织指定或登记的物品, 才能被称为文化遗产。这些遗产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影响巨大, 可能是整个时代的精华, 反映整个时代的思想意识和精神风貌, 其中蕴藏无穷的智慧和精神的力量。

经过官方组织指定或登记的文化遗产是人类的财富, 固然应该受到保护。事实上, 有大量的并没有或者还没有来得及经过官方组织指定或登记的、具有潜在价值的物品, 也是人类重要的文化遗产, 这些遗产被称为“准文化遗产”, 应该纳入保护的范围。尤其是在科技比较发达的今天, 应使用科技手段, 及早实施挖掘和保护, 避免出现“消失后的遗憾”。

(二) 保护。

保护, 即爱护, 使免受可能遇到的伤害、破坏或有害的影响。保护文化遗产就是通过多种手段或措施使文化遗产免受伤害、破坏或有害的影响。

1.保护与保全

“保全”是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要求。1999年10月29日意大利颁布的《文化遗产联合法》提出:“既要保护文化遗产的物质形式, 还要保全其文化价值。”文化遗产不仅有外在的形式, 更有深刻的内容。内容和形式相得益彰, 共同构成完全的文化遗产整体。对文化遗产的保护, 不仅要保护其有形的外在形式, 更要保护其无形的文化内涵, 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保全”, 才是真正保护。当前, 一部人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注意力投向文化遗产保护的技术层面及先进的设备和材料上, 忽视文化遗产的相关背景及其传递的文化内涵, 这种“重形式轻内涵”的保护, 即使拥有极高的技术也无法保全文化遗产。因此, 保护文化遗产, 既要将属于文化遗产的物质部分得到较好的保存, 又要保证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得以保全[2]。

2.保护与保真

保真即保持纯真的本性、天性和保持原样, 使其不失真, 也就是以客观存在为依据。在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 要重视对历史、现状的研究, 探寻其本来面目, 以客观事实为依据, 谨防为了某种目的人为地增删篡改。为此, 要认真研究文化遗产的历史, 深入现场、基层, 抓主流、抓本质, 找出原汁原味的面目和特色。当然, 任何文化遗产在历史长河中总是不断发生变化的。保真并非保持一成不变, 而是保护其本质和主流。对于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融入的“新鲜血液”, 如果成为其本质和主流的话, 就应该成为保护的内容。

3.保护与发扬

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并非仅仅维持现状和还原其本来面目, 而是更好地造福人类。对于含有封建文化糟粕的历史文化传统, 要融入时代特色, 使其发扬光大。对于具有一定经济价值的文化遗产, 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 进行科学合理的开发利用, 使其得到更好的发扬与宣传。当然, 要处理好保护和开发利用的关系, 防止过度开发, 超越其承受能力。要使开发和保护相辅相成, 相得益彰, 最终实现双赢。

4.保护与继承

保护文化遗产, 继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尤其是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当前, 人们对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继承缺乏科学的认识。一是年轻人不愿意继承;二是有些文化遗产传人不愿意外传“手艺”, 加剧了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短缺;三是部分政府机构在保护物质文化遗产时, 盲目跟风, 追求形式, 忽略对文化遗产本身历史背景和文化特征的了解, 不清楚应该继承什么。这些问题是传承文化遗产的主要障碍。随着社会的发展, 保护文化遗产应该摈弃狭隘的个人利益至上观点, 站在人类共有财富的高度, 传承历史文化遗产, 同时用批判的精神继承文化遗产,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二、用镜头保护文化遗产的优势

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随着时间的流逝, 文化终会在时间的冲刷之下, 逐渐失去原貌。摄影的真实性、瞬间性、凭证性、不可复制性的特点确立了其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地位。

(一) 摄影具有保全性和保真性的特点。

摄影能定格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貌, 切实保护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通过摄影拍摄的照片和视频能够较客观地记录文化遗产的真实面貌, 不仅可以记录文化遗产的历史及发展过程, 为文化遗产的发展与保护提供较丰富的图片、视频资料, 而且可以跨时空地传递文化遗产的文化信息。

(二) 摄影能激发人们的保护意识, 有利于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扬。

文化遗产保护需要全民参与[3]。公众保护意识和责任感的增强, 需要大家提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态、价值和意义的认识。通过镜头的渲染功能, 可以使原本枯燥无味的、毫无生机的画面或场景迸发出活力和激情, 从而刺激人们的视觉, 使人产生震撼和感动, 进而激发人们的保护意识。同时, 摄影作品不仅仅是画面的信息传递, 更包含摄影师对摄影对象的情感。好的摄影作品能与观众产生共鸣。这种共鸣有助于大家树立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和责任感。另外, 摄影是构建信息化文化遗产平台的重要条件, 大量的数字摄影作品, 将形成巨大的文件库, 将文化遗产相关资料信息化, 最终起到真正有效保护并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作用。

三、镜头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应该注意的问题

(一) 尊重文化遗产的事实性, 客观真实地记录文化遗产。

在用镜头保护文化遗产的实践中, 要充分尊重文化遗产的真实性, 用客观的态度拍摄文化遗产, 不过于夸大, 不刻意摆拍。最原始的文化遗产, 也许并没想象中的完美无瑕, 但能给欣赏者最直观的、最真实的感受。摄影者不应助长浮夸的创作之风, 夸大其词, 刻意摆拍, 制造出大众所期待的假象。如若这样, 作品失去真实与自然, 就少了几分厚重感, 难免给人浮夸、躁动之感。因此, 过于夸大不仅不能保护我们的文化遗产, 反而会适得其反, 破坏我们的文化遗产。最自然的, 最真实的、最淳朴的画面和照片, 最能打动人的内心[4]。因此, 拍摄文化遗产最主要的创作方式就是以真实自然为师, 尊重事实, 自然呈现。当然, 我们强调真实、自然, 并非否定使用一定的摄影技术和技巧。运用摄影技术和技巧, 可以增强真实和自然的程度。

(二) 突出主题, 塑造精神, 重视文化遗产的全面性。

摄影作品要求主题鲜明, 要点突出[5]。拍摄文化遗产时同样要突出主题, 使人看到摄影作品便深刻理解摄影作品的含义。只有既重视文化遗产的外在形式, 又重视其深刻内涵的拍摄, 才能做到“全面性”。在拍摄历史文化遗产前, 应做好充分的准备, 全面了解要拍摄的文化遗产的相关知识, 深刻理解文化遗产的精神内涵。同时, 摄影师要尊重拍摄对象和地方习俗, 入乡随俗, 不要违背当地的传统习惯。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会其深刻的内涵, 才能知道要表现的主题, 才有可能用好的立意构图、用光或调动拍摄对象满足自己的需求。

(三) 巧用技术, 产生共鸣, 强化人们的保护意识, 促使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扬。

照片是无声的语言, 传递大量的信息[6], 一图胜千言。通过一定的摄影技术和艺术加工的照片, 人们不仅可以感受到其深刻的内涵和思想, 更容易产生共鸣。共鸣是接受或者采纳观点的表现和催化剂。因此, 要巧用摄影技术, 精心构思, 捕捉时机, 拍摄出容易引发人们共鸣的照片。同时, 通过举办影展或者其他活动, 悬挂、展示、播放这些照片, 使参观者、观看者产生心灵的震动和共鸣, 从而激发和强化保护意识, 使他们成为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者和参与者, 促使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扬。

当然, 摄影仅仅是文化遗产保护诸多手段中的一种, 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 其优势明显, 但是也存在不可抗拒的弱点。我们要综合运用多种手段, 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保护历史文化遗产。

参考文献

[1]http://baike.so.com/doc/4432812.html.

[2]江郁之.中国油画藏品修复中的文化保全问题[J].新美术, 2010, 02.

[3]单霁翔.文化遗产保护应该是一项全民参与的事业[J].群言, 2012, 05.

[4]茅正圆.回归民俗的生活世界[D].华东师范大学, 2011, 04.

[5]颜志刚.摄影技艺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 01.

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环境创新 篇10

关键词：文化遗产,保护,文化环境,建设,创新

参考文献

[1]冯骥才.文化遗产日的意义[EB/OL].[2006-06-15].http://cnlture.people.com.cn/GB/27296/4475153.html.在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上的发言, 2006.

[2]Peter Hall.Phoenix Giant[M].Publishing House:Cities in civilization, 1998.

[3]李成丽.山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传承与发展[J].大众文艺, 2009 (17) .

[4]曹诗图.鲁莉试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J].世界地理研究, 2009 (4) .

中外联手保护文化遗产 篇11

而西方国家在文物保护修复方面经过了长达百余年的历练，形成了系统成熟的保护理念、保护研究方法和保护程序。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渐重视对西方保护修复科技的吸收、消化和利用。

总体来说，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国际合作始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改革开放促进了与国外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和不断深入，中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作为解读中国这一东方文明古国的实物见证，引发了世界许多国家和人民的兴趣。尤其是中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后，世界上一些著名的遗产保护机构开始与中国有关单位合作，共同进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国际合作。

20年来，中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国际合作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蒂保护所和东京文化财研究所的合作、秦俑博物馆与德国关于秦始皇兵马俑彩绘保护的合作、国家文物局和陕西文物保护中心与意大利政府和德国的合作等一系列项目就是开展国际合作的成功范例。

这些合作项目解决了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一些重大难题，尤其是在多年的国际合作中我国逐渐培养了一批文化遗产保护的科技队伍，提高了文化遗产保护的技术和水平。近年来，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还走出国门，开展了柬埔寨吴哥窟保护维修、蒙古国博格达汗宫保护维修、与肯尼亚合作考古研究等援外项目。政府间文化遗产保护的交流与合作，加强了对外文化交流，增强了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文化遗产的刑法保护 篇12

关键词：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文化,符号,保护体系

0 引言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每个时期的人类都在城市的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历史文化遗产便是其中不可磨灭的一笔。但是现在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理解和传统的概念已经有了天壤之别。在当代的社会意识中,人们将建筑性物证扩大到基地,从而将历史文化遗产发展到自然和环境遗产化,甚至还包括地方方言、传统技能、生活方式等等。

历史文化遗产可以分为物质性遗产(有形遗产)和非物质性遗产(无形遗产)两大类,而在物质性遗产中又分为不动产(自然和建成的)和动产(艺术品)两种。西方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理解经历了一个从物质到非物质的过渡,并且将遗产从精神的需求与现实的生活环境、生活品质相关。

1 当代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

建国以来,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已经经历了从文物—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保护区的过程,保护范围扩大,这反映在遗产的数量上。但是登录制度不完善,在册的文物保护单位的数量偏少,国家级、省级、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加在一起不足10万处,历史风貌保护街区也只有上百处。与中国的历史年代和国土面积相差数倍的英格兰,其登录在册的历史建筑有50多万处,保护区8 000多处。在制度方面确立了法律制度的核心地位。

对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从中央到地方,从领导到群众都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历程,实施旧区改造式的大拆大建,破坏历史文化街区的行为还在继续,究其保护不力的原因,主要有:1)对于历史文化遗产不应当作经济实体看待。2)对历史文化遗产的文化认识不足——特别是无形(精神)遗产的保护相对有形遗产薄弱。3)现今的工作过多地注重理性思维和工程技术,但是精神的东西是隐性的,无法用效果图的方式进行表现。

由于城市遗产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对于其保护的研究则不能仅仅停留在片面的物质性的或技术性的研究上。历史文化遗产的文化知识价值是其价值的精髓,同时也是城市未来发展的积极因素,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要做到保护工作的成功就要重点把握文化,使其成为保护工作的基础。所以,该从何种方面去把握则是本文要重点强调的内容。

2 两个概念的解读

2.1 文化

文化广义上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上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随着民族的产生和发展,文化具有民族性。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每一种文化都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连续性,决定文化的发展也具有连续性和历史继承性[1]。英文中的文化(culture)一词原意指对自然界生物的驯化、培育、耕种,进而演变为对人自身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教化、培养、训练;中文的文化一词源自《易经》中的“人文化成”,和西方有所区别,其更偏重伦理道德教导,从而合乎礼仪规范[2]。

简而言之,历史文化指的是在历史的某个阶段反映当时当地的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关系的总和。

对于历史文化的理解,笔者认为只是将文化的前面加上了历史时段的范畴而已。但是从存在主义的角度理解,对于成为历史文化遗产的物质其历史性已经并不重要了,它已经超越了它原来的含义。所以对于遗产的关注,讨论其历史性并不是很重要,文化才是核心。

文化的构成:DAvid总结文化的要素主要为3个——符号、定义和价值观。这些是用于解释现实和确定好与坏,正确与错误的标准[3]。

文化的核心是其符号系统。不难理解,文化需要表达,符号是语言和实物组成的,文化通过符号语言表达出了它的价值和定义。明显的符号可以很容易感知文化,如各个地方的方言、建筑形式等等。

2.2 符号

研究符号学,首先要对符号概念本身有一个正确认识。我国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尚不深入。目前,较为流行的界说来自于双重意义学派的思想,即把符号看作是“社会信息的物质载体”,并由此概括出符号的3个必备特征:1)符号必须是物质的;2)符号必须传递一种本质上不同于载体本身的信息,代表其他东西;3)符号必须传递一种社会信息,即社会习惯所约定的,而不是个人赋予的特殊意义。这一观点把符号的物质性和思想性有机地统一起来,因此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可[4]。另外维基百科中将符号定义为“在一种认知体系中,符号是指代一定意义的意象,可以是图形图像、文字组合,也不妨是声音信号、建筑造型,甚至可以是一种思想文化、一个时事人物”。

由于文化的构中含有符号的因素,符号学便很容易与文化相结合,将更加突出文化符号的作用。

3 历史文化符号的诠释

当符号学与历史文化相结合时,文化的核心内容便会清晰的表达出来——隐性的意识形态遇到显性的社会信息的物质载体,便会以载体的形式表达在世人面前,这就是人所感知的文化的内容。由此,历史文化符号便可以作为历史文化的载体而反映。事实也确实如此,举个通俗的例子:大雁塔反映了盛唐和佛教文化,其建筑结构反映了当时的风格;羊肉泡馍是生活的反映;陕北民歌是独特的艺术形式。

从存在主义的角度讲,历史文化符号具有两种不同的概念:物质存在是表象的反映,是世人最先接收到的信息,虽然具有空间意义,但这仅仅是那时那刻的信息而已,不具有时间意义,其可读性比较狭窄,内涵也不丰富;物质已表达了原本就在那里的涵义,是时间和空间的统一。而历史文化符号则确切的表达了已在的涵义。

历史文化符号的重要性反映在其是超越历史文化遗产本身的精神存在。物质是一时的,但精神是永恒的。虽然不能说遗留下来的历史文化符号就反映了遗产的全部信息,但那是精髓的反映。诚然这种符号会在几千年的历史变迁中发生改变,如:地方口音。

那么,历史文化符号在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则扮演着文化传承者的角色。

4 以历史文化符号保护为基础,完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首先要加强符号学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应用。确立了符号的核心地位才把握了文化。但是不可否认,在现在社会中,对符号的重视会有所偏差,比如为了达到某种利益而有意的作出一个迎合的举动是司空见惯的,且这种迎合往往伴随着商业利益的获得。当开发商把目光转移到历史文化符号上的时候,符号就成了不折不扣的卖点——充当了一般等价物而沾满了铜臭。其次,在保护的工作程序中,由于历史文化符号是历史文化的核心,在进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之前,首先进行系统的历史文化符号的保护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历史文化符号是历史文化遗产的浓缩和抽象表达,认真解读并提出合理的措施可以使得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行,并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第三,以历史文化符号为基础也包括了尽快完善历史文化符号保护的政策措施内容,使其成为隶属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法》的根本子法。众所周知,法律手段是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其是否完善往往反映着名城保护的效果如何。我国现在只有一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法》,各个地方的保护实施除了这部法律外,还有一些相关的政策和规定。这些法规和政策其实形成了一个只有塔尖和塔基,而缺少丰厚的塔身的现状,换句话说,在保护法下的各种相关子法、专项规定还很少。建立完善的历史文化符号保护专项规定,既保证了历史文化符号的价值,又避免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偏离正确的轨道。最后,历史文化符号的基础是否可以托起遗产保护的上层建筑,除了客观条件如政策措施的完善外,城市规划从业人员高素质的文化内涵及文脉解读能力也是做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前提和建立历史符号保护系统的重要一环。众所周知,规划从业人员的基本职业内容就是进行物质建设,但是,这其中往往太偏重于技术的过程,造成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理解的不到位,从而出现质量较低的规划成果。

5 结语

历史文化遗产由于其具有的特殊性,比如:形成原因复杂,规模结构巨大,对其的整体保护往往要面临很多棘手的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把握保护的核心,从核心出发去思考问题。历史文化符号保护作为基础,正是从核心出发,是完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第一步。以此为指导,我们的保护工作才可以在有的放矢的情况下进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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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勇翔.城市更新与保护[J].现代城市研究,2002(3):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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