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法规

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法规（精选8篇）

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法规 篇1

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框架的构建

何戍中

演讲人： 国家文物局政法司副司长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文化遗产法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主持人：叶秋华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评议人：王云霞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一、讲座部分

叶秋华：大家都知道文化遗产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财富，并且是非常珍贵的财富，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体现了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世界各国都很重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咱们国家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如何通过法律的途径完善文化遗产的保护呢？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国家文物局政法司的何戍中司长来给我们做一次讲座，他也是我们文化遗产法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是咱们国内文化遗产法最资深的专家了。今天何司长演讲的题目是“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框架的建构”，一会儿由王云霞老师评议，同学们也要认真听，积极提问，下面咱们就请何司长开始讲座。大家欢迎。

何戍中：对我来说这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因为在我面前坐着的基本上就是两类人，一类是资深的法学家，一类是年轻的法学家。我属于机关小干部，成天干些杂事，杂事干多了就喜欢到学校里面附庸风雅。能跟大家交流，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因为在机关里面干活，跟在高校里面干活是不一样的，机关里面每天都是杂七杂八的事情，一点体系和研究都没有。王老师说总共两个小时，一半多一点的时间让我先讲，剩下的时间大家聊，对我来说既难得又挺难的。咱们的主题是“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框架的建构”，我准备了十个与这个主题相关的问题，每个问题用几分钟给大家做个汇报。特别希望我们有一种互动，包括我说完以后的，也包括在说的过程中，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随时给我一个信号。

我们谈“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框架的建构”，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文化遗产”，这是一个很基础的问题。“什么是文化遗产”，现在说这话的人特别多，电视啊报纸啊，大家有兴趣看，每天都有报道，都有人在说。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遗产？这可能是很难用一个特别学术化的概念去界定的，学界总的来说对这方面的关心还是很不够的。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遗产呢？我觉得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但是各种角度都有它的片面性。从法律这个角度，我们现在有《文物保护法》。虽然“文物”和“文化遗产”这个概念还不尽相同，但是在这个领域里面，法律效力最高的文件就是《文物保护法》。那么在这个文件里面指出来有三个大要素——“历史”、“艺术”、“科学”的价值，这是文物所应当所具有的。也就是一样东西被称为“文化遗产”的话，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有这三大价值“历史”、“艺术”、“科学”。那么当讲到什么是文化遗产的时候，没有一个非常确切的概念，但是一定是和所谓的“历史”、“艺术”、“科学”这三大价值挂起钩来的。当我们称一样东西是文物或者是文化遗产的时候。它背后一定是有这三个东西，要么是三个都有，要么是三分之一来支撑它。这是比较多的人的共识，是得到了《文物保护法》的支持的。

从实务上来看呢，对文化遗产作了一些具体的分类，我把它列举一下。比方说，第一类——“可移动文物”，形象一点说就是坛坛罐罐啊、书本杂志啊、家具啊之类。那么什么是“可移动文物”，什么是“不可移动文物”？我觉得是借鉴了“动产”、“不动产”的概念的，移动了不影响它的价值，那么它就是可移动文物，假如移动后它的价值大打折扣，那么可能就会称之为不可移动文物。比如说人大博物馆藏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藏在人大博物馆和藏到故宫价值都一样，那么这个东西就是可移动文物。还有一种文物叫不可移动文物，太和殿在故宫，那是故宫的核心，老北京城的核心，但是假如把太和殿拆了挪到上海黄浦江边上去，可能还是太和殿，但是它的价值就完全不一样了。移动之后它的价值大打折扣了，那么这样的东西就称为不可移动文物。除了这两大类之外还有很多类，比如说像“历史文化名城”，现在这个概念说得越来越多了。一个老城有它的建筑特点，有老百姓传统的生活方式，有所谓的非物质的一套等等，使得这个老城的文化价值特别多。像这样的城区，就用“历史文化名城”这个概念来覆盖它，现在这样一类东西毫无疑问也是文化遗产的一个门类。还有一些门类比方说“历史文化街区”，本来是一片老城，由于旧城改造、社会发展，破坏得差不多了，剩下一片街区了，在这个街区里面积淀的东西很多，那么这个街区就可以作为文化遗产对待。还有很多村镇，现在的“新农村建设”像搞运动一样把“新农村建设”理解称为“新村建设”，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传统的村寨被破坏得非常快。那么还保留着的一些村镇就比较有特点，从历史、科学、艺术方面去看，它都非常有价值，像这样的村镇，可以称之为“历史文化村镇”也属于文化遗产的范畴。还有很多，像一些新名词，比方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说得也比较多。但是到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是什么？也是缺乏研究的。一般来说，语言、工艺甚至哲学思维方式诸如此类都可以归入“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们在讲到什么是文化遗产的时候特别强调它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讲到它的分类包括可移动文物、不可移动文物、历史文化名城、街区之类。我们要明确这些分类都是动态的，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我们以前一想到文化遗产的时候，理解是很狭隘的，就是古董，就是锁在博物馆保险柜里面的特别值钱的东西，到后来范围越来越宽。到现在，更宽了。比方说老字号，比方说“荣宝斋”、“全聚德”等等，它所涉及的面越来越广了。还有一些，假如大家经常看报纸的话会知道有“工业遗产”的概念。还有一些叫做线性文化遗产，比方说丝绸之路、大运河，谁都不能说丝绸之路、大运河跟中国的文化传统是没关系的，但是它的形态又是很独特的。

说完什么是文化遗产，我们必须要提到为什么要保护它。说“文化遗产”的时候，我们的潜台词就是这些东西很重要，我们要保护它。那么很多人就会说社会进步、优胜劣汰是一个自然过程，有很多东西是原始的、落后的、愚昧的没有必要采取特殊的手段去保护它。我觉得这些话不对。既然把一些东西称作文化遗产，它就是非常有价值的，非常重要的，同时它也是非常脆弱的，可能离现实生活比较远，离人们生活的现实需要比较远，关心它的人就不多，那么就需要国家通过行政、或者法律来采取特殊的方法保护它。假如没有特殊的保护的话，这种东西消亡起来是非常快的。因为最近发了一个《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要从7月1日起实施，今天上午我们单位里开会和建设部商量这个事情，在比较高层的会，相当高级的官员都发出了这样一个质问——在现在经济不是很宽裕的情况下为什么要花大量金钱去保护那些村落。对讲“文化遗产保护”这个概念的人来说这些问题都是很荒诞的，但事实上很多人还是会提这些疑问的。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一个家族好不容易留下来了爷爷奶奶的照片、爷爷奶奶写的信、爷爷给奶奶写的情书或者是传家宝之类的，那会觉得这个东西破破烂烂都长毛了，扔掉它算了，但是如果这个家族的后代比较有修养，比较注重精神层面的东西，就会想尽办法去保存它。我想，对一个民族的东西，对一个国家的东西，这种看法是一样的。

对不同文化遗产的保护方法是不同的。一个明代的陶罐子，最好的保护方法是什么呢？要么搁保险柜里面，要么搁玻璃展柜里面。但是对另外一些文化遗产，比方说老城区的保护，你不可能说什么也不让碰，什么也不让动，还有那么多人住在里面，中央政府还在里面办公呢，每天几百万的人在里面生活呢。那么对它保护的方法就不一样。还有比方说一些古建筑，它很珍贵也很脆弱，它很容易着火，很容易被白蚂蚁咬等等，恐怕像保护一本善本书一样保护它是不现实的。所以不同的文化遗产，保护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在讲到文化遗产法时，有两个概念会经常提到，就是要倡导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大家假如说留意这方面的文献会发现这两个概念是经常出现的。那么为什么要提倡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我觉得很好理解，但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难以理解。文化遗产是一个精神层面的东西，不是一个物化了的死板的东西，在它的传承过程中很容易被篡改或者被伪造了，有句话叫“假作真时真亦假”。在座的法史的同学比较多，在研究法史上的一个流派时，在研究一个人的哲学思想的时候也要强调保持它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现在越来越多地强调保护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为什么呢？有一个大前提，篡改的东西越来越多，作假的东西越来越多，有意的或者无意的。比方说颐和园大家都去过，事实上，颐和园的很多东西在有意的或者无意的被篡改。理由是冠冕堂皇的，比方说为了旅游开发，或者说为了减少保护的成本等等。很多北京的老胡同，名字还是原来的名字，但是从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讲，它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已经被完全破坏掉了，恐怕里面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旅游开发。那么像这些事情做多了，虽然还是文化遗产保护，但是由于不注重真实性和完整性，几年下来以后呢，虽然投入了很多钱很多人力，但是已经全都不一样了。东四十条边上有一个明代的仓库，毫无疑问是一个文化遗产，但是由于不重视保持它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虽然这个东西还存在，名字也还是这个名字，却已经面目全非了。当然再讲到保持真实性和完整性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这是一个目标，不可能完完全全实现，因为像中国的古建筑是木结构的，基本上每年或者每隔几年都是要修缮的。强调真实性和完整性，就是要在保护文化遗产的时候，把自己的创造性压制在一个最保守的程度。

第四点想要跟大家交流的就是为什么要用法律来保护文化遗产。这个我觉得也是很显而易见的，因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实际上涉及到了公共利益，涉及到了价值判断，涉及到了审美情趣，也涉及到了投资、效益、产出等东西。那么怎么样最大程度地避免人为的不稳定因素？唯一的办法，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用法律来保护。

举个例子，把老城区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来保护的话，最大的反对者是谁？毫无疑问是当地政府。因为一旦把它公布为所谓的历史文化名城了，它的建设就要受限制，它的规划就要朝着文化遗产保护的这个方面考虑。那么就意味着地方的财政收入会大打折扣，意味着GDP会降很多。还有很多，比方说房地产开发商要在东四这个地方建房，如果不把它（东四）公布为历史文化街区的话，这个事情就很容易办成，开发商就能挣到很多钱，当地政府也能挣到很多钱。但是现在被公布为文化街区了，就不能这么做，这么做是违法的。这里面就牵扯到大量利益问题。还有比如说我是一个胡同的居民，我天天坐在这个地方等着拆迁，房子破破烂烂的，你们说是古建筑，我就觉得是破烂，冬天冷夏天热，我就希望把它拆了。这里面涉及到大量的公共利益问题。怎么样帄衡、调整？只能通过法律。

另外，讲到文化遗产的修缮，领导有领导的想法，专家有专家的想法。比如说领导要展现故宫的辉煌，要把它弄得崭新，专家却要体现它的古拙，专家和领导的情趣是不一样的。那么听谁的呢？这个时候就要有法律来规定。古建筑要修缮，它的标准是什么，它的报批程序是什么，什么样的修缮算合格，什么样的修缮算破坏，诸如此类必须通过法律来规定。法律规定不能这么做，就会把一些破坏性很强的项目给遏制住。

还有一些东西，比如说大家都去过颐和园长廊，那儿有彩绘。像这些彩绘怎么修，这里面就牵扯到很多个人的情趣问题。颐和园长廊的彩绘是经常要刷的，北京的酸雨越来越重，破破烂烂的肯定不行。那么怎么画怎么修？你说这样画，他说那样画，那颐和园不就完蛋了吗？对于这些就要有统一的标准和程序。

文化遗产保护中许许多多方面都必须用法律的手段确定下来。还有比如说我是一个老板。你们说傣族的村寨很重要，傣族在消亡，傣族文化没有钱来保护。那么我作为一个大老板，我可以参与，但是我的参与不是没有条件的，我参与的很大一个目标就是搞旅游开发，那么我就希望高速公路能通到那个地方，在村寨的边上能盖一个宾馆，还能有个停车场。这是投资方的需求。但是从保护方的角度就会说这样不行，这样会破坏掉这个地方的风貌，游客太多会破坏这个地方的生态，那么这里面就需要一个帄衡。这种帄衡通过什么方法来固定下来，也是只有通过法律的方法固定下来。讲到文化遗产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法律。

文化遗产法非常重要，为什么呢？第一文化遗产特别脆弱，是不可逆的、不可再生的。现在说环境很重要，环境破坏了怎么怎么样。其实环保局的都说，环境被彻底破坏了，五十年还能恢复。文化遗产却是不可逆的，故宫被拆了，五百年也起不来。另外一个，文化遗产作为一种资源，它的可利用价值是非常多的，想利用它的人也非常多，而且都是一些强势的人想利用文化遗产，那么怎么协调这个关系，可能也是需要通过法律来规定的。

接下来讲讲几个重要的文件，讲讲现在存在的几个国际公约。一个是195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遗产的公约》。对文化遗产破坏最大的还是战争，比如说伊拉克、阿富汗，包括美国的邪教组织都是在当地对文化遗产造成了很大的破坏的。为什么国际社会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制定的第一个公约是《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遗产的公约》，我觉得这很能说明问题。一直到今天，战争对文化遗产的破坏还是第一位的。中国加入了一个“国际人道法委员会”，国际人道法讲的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对战俘的善待问题，另一个是在精神层面保持人道。通过武力灭掉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文化遗产就是对这个地区的人精神上面的非人道。第二个公约是1970年《关于禁止和防止文物非法转让的公约》，这个公约里面说得比较多的是怎么样防止盗掘、盗窃以及走私。除了战争对文化遗产的破坏，第二个破坏的大因素就是盗掘、偷盗、走私。我估计从八十年代后期到今天可能每天每时都在发生盗掘和走私。以前有句话叫“想致富去挖墓，一夜成个万元户”。现在好盗的墓都盗得差不多了。大家到甘肃、内蒙一带去，到一个小山坡上拿望远镜一望，以为是植树造林，怎么？到处是坑，都是挖的古墓葬。同样的一个东西在中国卖一万，在香港卖五万，在美国可能就卖十万，因此走私的情况也非常严重。大家以前看过一个电影叫《泰坦尼克号》，从那个电影放了之后，盗掘沉船就成了一桩大买卖了，地上的东西盗得差不多了以后就开始盗掘沉船了。现在像福建、广东、海南等地区的沿海经常有渔民打鱼的时候捞上来沉船的残骸，就知道了这个地方有沉船，信息传开了之后就会有有组织的盗掘。那么这个公约是干嘛的？就是专门管这个的。盗掘和走私是国际性的犯罪。山西老百姓的家里就能找到英国索富比拍卖行的拍卖图录，说明这是一种国际性的犯罪，要解决国际性的犯罪就要通过国际公约，70年公约就是针对这个问题。

第三个公约是1972年的《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现在经常有申报世界遗产这个概念，比如说帄遥古城、丽江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都是起因于这个1972年的《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这个里面讲的就是怎么对一个地方的文化遗产从全人类的角度去判断它的价值，怎么样对它实行有效的保护。这个公约非常重要，因为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占全球第二位，中国文化遗产的破坏程度也非常严重。那么怎么样从法律的角度去看待一个地方是否是文化遗产地，对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是否到位，一个很权威的标准就是这个公约。

还有一个公约也很重要，就是1995年的《关于文物返还的公约》，现在从报纸上经常看到关于文物返还，比如中国从比利时又返还了多少东西，意大利又从美国返还了多少东西，越南又从土耳其返还了什么东西，一切一切的最初的动因都是跟1995年的这个文物返还公约有关的。它讲的就是什么样的文物出境是非法的，出境以后怎么样返还。这里面有很多问题是需要法学家来讨论的。因为前面几个公约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而这个公约是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制定的。因为在返还的过程中可能涉及到很多财产问题。人民大学博物馆的东西被张三偷了，之后被运到了深圳，李四花钱买了又跑到了香港，一个美国人在香港买了过去，在纽约拍卖行又拍了，拍了以后又被日本的大博物馆收藏了。现在人民大学的校长到日本参观，一看这个东西是我们学校博物馆的，要求返还。日本人一看这个东西确实跟你们博物馆的一样，也没异议。但是这里面牵扯了大量的法律问题，比如善意占有人啊恶意占有人啊，不是那么简单说还就还的，需要法学家来解决。

还有一个是2002年的《水下文物保护公约》。刚才说了偷盗沉船很猖獗。现在科技很发达，美国、德国几个专干这一行的人当着我的面就说，“你信不信吧，你把一把刀扔到太帄洋的马里亚那大海沟，我第二天就给你捞出来”。言下之意就是你们中国沿海的沉船我都知道，我只不过不捞罢了。事实上呢，在某个地方，当地渔民一报告，捕鱼的时候有船板被捞上来，过不了多久就会有一艘比较大的船长期停泊在那里，干嘛呢？就在打捞水下文物。像这样的事情，根本不能靠一个地方政府来制止。你根本就没有那么多财力、能力去解决。只有通过国际的协助来解决。我觉得这个《水下文物保护公约》的学问也挺深的，这方面最近几年国内的成果也比较多。（但还是有很多问题。）有的时候大家会感到触目惊心。比方说前一阵福建的一个小县城海边发现一艘沉船，之后岸边就停满了宝马车。他们有组织的去找一些潜水员，把广东、海南一些潜水学校的教师请来，去帮助他们打捞。有时候会发现全县医院里面的高压氧舱被他们包了。为什么呢？在下面挖的时间长了憋得慌，挖到东西挣到钱了，干什么呢？到高压氧舱吸吸氧去。这是非常严重的。公安有时候去抓，他们看跑不掉了，把捞到的东西往水里面一扔，就没有证据了。当地警察把这些偷捞的人送到检察院、法院，法院的人说没有证据，就放了。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怎么样从法律上来把这个事情解决了，我觉得这个公约的研究价值是非常大非常大的。

还有一个公约叫《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现在经常会有人说什么昆曲啊诸如此类的被公布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有的这些，出处都是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到底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怎么样传承它、保护它？这里面关键因素是什么？传承人怎么发挥作用？关于这些问题各个国家各个地区是不一样的，但是最核心的方法是什么？如果大家感兴趣，先别去看那些乱七八糟的报纸，先花半小时把这个公约看一看，就会有一个牢固的、准确的判断力。

这是简要介绍一下几个主要的国际公约，有战争情况下的，有反走私的，有关于世界遗产的，有关于水下文物保护的，有关于非物质的。这些东西都有中文本，而且翻译的水帄还不错。当然大家学问这么深，如果看了一遍还感兴趣的话就应该中英文联合起来读。

再讲几个国内立法，中国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实际上是比较落后的。现在咱们讲文化遗产讲得比较来劲，但是回过头一想，做这些工作的人，十年前还是穷光蛋。十年前或者二十年前大家都根本没有工夫去想这些事情。再往前推，文化大革命更没有人去想这些事情。再往前推是打内战，也没人想这些事。真正中国人讲文化遗产的保护是最近十几年的事情。最近十几年，政府、高校、研究机构开始慢慢想这些事情了。当一百年前，法国人想要通过法律来保护《敦煌文书》的时候中国人在干什么？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是很落后的。

我简要介绍一下我们在这方面的立法成果。一个是《文物保护法》和它的几次修订。这个《文物保护法》是我国第一部文化领域的法律，1982年就有了。到现在修改的次数也比较多，比较大的修改有89年、02年等。对这部法律的评价虽然不高，但是坦率地说，如果没有这部法律的话，中国现在的古建筑恐怕三分之二都没有了。有时候还是挺管用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在不久之前，还有的人想在故宫里面建宾馆，假如没有这些法律的规制，那可能就真的建起来了。在故宫里面建宾馆好像很耸人听闻，但是这样的事情在颐和园里面就办成了。假如没有这部法律的话，可能三分之二的古建筑都会被毁坏，所有的古墓都会被盗，起码一半的珍贵文物都会被走私走了。当然从现在来看这个《文物保护法》很粗糙，可能也不符合法学家的评判标准。但是我知道，从1991年制定《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到2002年修改《文物保护法》始终没有法学家参与。我印象中，第一次有法学界的教授参加国务院法制办对完善文物法的讨论是非常晚的事情。由于这些教授长期不介入这些问题，在这些会上提出来的问题也是很荒诞的。真正参与立法工作的在在座的人眼里看来都是法盲。现在我揣了1000块钱到新华书店买环境法的书，很快就花光了，我要是揣100块钱到新华书店买文化遗产法的书，花不掉，没有这方面的书，在座的都没写。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文化遗产法的水帄是不可能很高的。假如大家对这个主题略感兴趣的话，这部《文物保护法》一定要看。

还有《长城条例》，中国人老提长城，好像长城跟中国人的关系是最紧密的。前两天看新闻，日本人想到中国第一个想到的是长城，第二个想到的是中餐，可见长城的影响力。但事实上怎么样？我们老说万里长城，其实只剩下三分之一了，而且是断断续续，严重不符合真实性和完整性的长城。山东有齐长城，有个副省长花了很多钱把一段齐长城修缮成瓷砖的了。长城的保护是非常差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没有专项的法规来保护它。长城是线状的，有些是纵向的跨了很多行政区域，有些就是省市县的边界，长城一条线，这边是北京，那边是河北。能挣钱的谁都想管，不能挣钱的谁都不想管，大量作为边界的长城被破坏掉了。还有很多长城在荒郊野外，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人敢说他走过所有长城。谁说这话谁吹牛，因为到现在为止长城的家底还没摸清呢，不要说全国的长城的家底没摸清，甚至北京长城的家底也没摸清。谁也不能说，我踏遍了北京的所有长城。像长城这样的东西说起来很重要很重要，事实上很糟糕。有一次有一个官员有机会去考察一段长城，结果发现吹嘘吹得很厉害的一段长城在多少年前就已经不存在了。七八公里长的一段长城七八年前就不存在了，触动很大，那时候就有一组人利用这个机会推动《长城条例》的制定。甭管《长城条例》有多少用，起码在理论上面，长城应该怎么保护、管理、修缮，在法律上已经有明文规定了。这是一个除了《文物保护法》之外的行政法规。

还有一些行政法规就是关于古建筑物修缮的、关于博物馆管理的、关于文物出境管理的，还有像刚才我说的国务院颁布的准备在7月1日实施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这都是我们国内文化遗产保护立法的一些重要成果。没有法学家的参与，这些东西在理论上是不会得到很大提高的。我们老批评环境差，但是全国研究和讲授环境法的教授可以坐满几班车，但是我们全中国专职搞文化遗产法的教授一个都没有。这个情况如果不改变的话，文化遗产法就不会有更好的发展，再过十年依然如此。

除了刚才讲到的几个国际公约和国内立法，还有几个涉及到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像《刑法》、《城镇规划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等等。刑法里面起码有四五种罪名是专门针对文物破坏的，很多年前就达到了这个水帄，但事实上由于司法部门对这些东西非常生疏，在司法实践中真正运用这些条款的场合是非常少的，我估计最多百分之一的文物犯罪是被纳入了刑法的规范。这是一个悲哀。

接下来谈一下我国文化遗产法中的几个缺陷。一个就是文化遗产的认定。刚才咱们说了文化遗产实际上是享有特权的一种东西，就相当于老干部、老专家一样，很重要但又特别脆弱，就需要特殊的保护。那么怎么样认定它？这个特权给谁？如果认定不上的话，这个保护伞就带不到它头上。文化遗产的认定方面，法律空白特别多。比如说美术馆后街22号院，那个小院子特别棒，当时太多的人想保护它，但是开发商和政府就要拆，打官司打到了西城区法院，西城区法院说凭什么不让拆？是啊，它没有被认定为文物保护单位，既然不是文物保护单位就不受《文物保护法》的调整，政府就可以把它拆了。大量北京没有被列为文物保护街区的胡同，说拆就拆，一点法律障碍都没有。怎么样把它认定为文化街区、村镇或者古建筑，怎么样认定更有效、快速、准确，这在法律上面是一个空白。

第二个缺陷是政府的行政责任没有在法律上落实下来。实际上文化遗产保护主要的责任是政府的责任。因为它是公益事业，主要要靠政府的投资，行政责任没有在相关的规定中得到落实。比如我作为东城区的区长，在你们谈文化遗产的保护的时候，我想到的是什么？两个。第一，财政收入；第二，要稳定，要安全。可是你们讲保护，那我这个街区不能拆，那个街区也不能拆。朝阳区我的同行又是盖中央电视塔又是盖SOHO，财政收入就会很高，我肯定就会不舒服。我作为区长的话就要想方设法的把这些老城区给整治掉。这里面就牵扯到行政责任的划分问题。在行政责任上面的不明确导致文化遗产保护的困难我觉得是一种缺陷。

另外还有一个缺陷是税收。比方说故宫要修缮好保护好，钱的来源很大程度上是门票，在税收上面，法律就应该给它一个比较好的定位。大家都去过八达岭，人那么多，它就指着这个门票来赚钱。其实为了使大家更好地游览，可以在别的方面多开发。但这个里面的税收制度又很糟糕，八达岭的门票是免税的，其他方面的收入是要征税的。所以征税的方面他就搞得少，门票尽可能多卖，这样就使得八达岭的游客越来越多，没有一个人到八达岭会感觉舒服的。这是税收方面的一个例子。

还有比方说产权制度，现行的产权制度也是不利于文化遗产的保护的。比方说北京老城里面有很多会馆，像绍兴会馆、宁波会馆都破破烂烂的。当地的区政府根本没有钱去修，就是说产权单位根本没有钱去修。我相信再过十年二十年，即使不拆它，风一刮也就刮倒了。但是宁波、绍兴这些地方有钱人很多，一些大老板说我们捐资去修，修完之后这个产权能不能变更到我们绍兴去，变成绍兴人在北京的办事处。但是这个产权变更在法律上面也遇到了困难。这就使得绍兴人有钱不能修，区政府没钱也不能修。

还有比方说公益诉讼，现在环保方面的公益诉讼好像有一点但是也不多。前段时间北京有个律师，它的老家是河南的，河南几个石窟的石像被偷到美国去了。他要搞公益诉讼，别人就问他您是什么身份，您是受害者吗，他没有办法证明。还有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法籍华裔，她想通过公益诉讼制止北京胡同的毁坏，我觉得最大的障碍是她的受害人身份。凭什么说胡同被拆了您就是受害者。您不是受害者怎么做原告。我觉得法学界、律师界、立法部门的人联合起来的话，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并不难，就是要几方配合一下。有个人去博物馆，花了20块钱的门票看到的都是赝品，赝品没有标示出来（按理说赝品也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标示出来），他就觉得受骗了，他想提一个公益诉讼，他来问我，我就特别希望这个事情能办成。

第九个问题给大家介绍一下国内外的主要研究机构。第一是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一对夫妇，叫琳达·普罗特和阿基夫，这对老夫妇是文化遗产法方面国际权威，对中国也特别友好。美国杜克大学有一帮教授，他们本身学问也很深，联合了全美的科研机构。主要涉及的是反走私法，大家有兴趣可以浏览一下他们的网站。英国有一个专门的研究机构叫做艺术与法研究所。他们这个艺术主要就是指文化遗产。在他们看来壁画、雕塑、瓷器、包括老城都是艺术。他们也定期出版期刊，但是这个地方的缺陷是它不招生。这也是一对夫妇主办的。法国主要是巴黎十三大学，他们主要是从比较法的角度来谈文化遗产法。意大利的罗马大学有两个教授。一个是侧重于搞文化遗产刑法方面的，一个是侧重于文化遗产登记方面的。有澳大利亚、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的，还有中国的。中国人民大学不错，还有比人民大学更好的。厦门大学在好多年前就开始搞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研究。还有一个是武汉大学，他们主要从国际法的角度研究这个问题。

最后谈谈现在的热点问题。一个是文物返还。现在颐和园、圆明园、故宫都在讲文物返还的问题，文物返还里面的题目都不是几年就能做完的。在中国关于二战期间被掠文物返还的问题我相信十年都做不完。这里面牵扯到的东西太多，需要很多资料收集、法学理论的研究，还有新制度的创设等等。中国虽然很落后但是也很重要。第一它是五大常任理事国，第二谁想到中国都会想到中国的文化遗产特别多，所以在文化遗产的公约方面中国是特别有发言权的。我说这些话就是想提醒大家，关于这方面如果想有作为的话机会是很多的。关于文物返还，将来一定会有专门的国际公约或者双边条约。包括中国和日本之间签署双边协定都是有可能的。这些事情的进展是很快的。现在这方面的新闻很多，大家看了这方面的报道如果感兴趣的话一定要追本求源。因为不准确的新闻特别多。大家看了相关新闻如果感兴趣的话，第一要看相关的国际公约，第二看相关的国内法，假如再感兴趣的话到实地去看看。谁愿意钻进去谁就是这方面的大专家。

第二个热点问题就是所谓的私立博物馆。现在想建私立博物馆的人很多，加以规范的话将会是一个很好的潮流。但是里面有很多法律问题。比方说私立博物馆的定性问题。博物馆的权利义务是什么？博物馆的藏品来源问题，博物馆办不下去了，它的藏品问题，它的税收问题，在民办非企业单位里面的特殊性问题，资金来源，治理结构，包括它和公立博物馆的差距等等。

还有好多热点，比方说文化旅游。文化旅游搞得好是文化遗产价值发挥的一个渠道，搞得不好本身就是对文化遗产的破坏。你不搞旅游村寨里面的人还是那么穷，但是搞旅游的话，有些村寨一开放，三个月就彻底遭到破坏。怎么样规范旅行社、村寨的权利义务，还有涉及到的民族传统工艺品制作、销售、出口的管理问题，集体商标、地理标志等问题，在我国都缺乏法律规范的。

还有一个热点难点问题就是非政府机构。现在中国非政府机构越来越多，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非政府机构也越来越多。但是什么样的非政府机构是合法的？非政府机构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它的资金来源是什么？规范体制是什么？税收政策是什么？诸如此类的，现在基本上都空白，好多好多问题基本上很少有人去研究。我刚才提到的琳达·普罗特跟我说，这方面最发达的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二十年前跟我们现在是一样的，没人搞这些问题。搞它干什么，挣不了钱，文章也发不了，没人听课，她最早毕业的博士都干别的去了。但是坚持下来的人现在都成了人类文化遗产法的教父。我相信最近的十年这方面的需求是非常大的，就怕有需求了没人，想干这个活了没有基础，想发挥这个作用了没有这个学问。谢谢大家。

叶秋华：刚才何司长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生动，也很幽默的专题讲座，通过十个问题把我们带进了文化遗产法的殿堂。我觉得听了以后真的获益匪浅，以前对这个也挺有兴趣，但是有些还是不太明白，今天一下把我们带到了这个学术研究的前沿，非常感谢他。我想同学们一定也和我有同感。下面请王云夏教授点评。

王云霞：当过无数次评议人，像今天这样的还是头一次，感觉很微妙，因为这个对象太特别了。我不知道同学们对文化遗产法和文化遗产本身有多少了解，我相信不会有太多涉足。以前有一个同学很直接地问我，一种东西如果到了要动用各种手段去保护，它才能生存下去的话，那么这种东西本身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就像他（何戍中）刚才所说的，一样东西如果是好的它自然会流传下来，适者生存嘛。如果需要动用各种手段和资源去保护的话，还有这个必要吗？我们为什么要这么累呢？我觉得这确确实实是因为我们对文化遗产的了解太不够了。你生活的地方可能会看到它不太好的一面，像何老师刚才说的，北京老城里面的人，它觉得这个房子是破房子，它天天盼望着能够住楼房，天天盼望着能够有煤气、暖气改善他的生活。但是我们住在外面的人可能更需要的是一种文化的认同感。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海湾，边上全都是高楼大厦非常漂亮，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它是哪里。现在很多电视剧都在这种场景里拍摄，我们不知道它在哪，但是如果我拍的是长安街，你肯定就知道它是北京。就是说当你认识它的时候你不会很在意，当你不认识它的时候你会很恐慌。因为你自己的文化特色没有了，精神认同感没有了。所以我觉得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是非常关键的。何老师刚才说到，这种东西是非常脆弱的，是不可复制的，是需要保护的，这在全世界都形成了一种共识。就像我们对待濒临灭绝的生物一样，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也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我们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几百年里破坏掉的东西太多了，现在能够留下来，让我们得以认识自己的精神家园的东西实在是太少了。

何戍中：咱们老说咱们东西很多。但是实际上我举个例子，咱们全国大陆博物馆藏品的总数比不上美国一个大博物馆。北京号称是全中国历史文化名胜保护最好的地方，在这个保护最好的地方你去看看，还有多少可以称得上是北京老城的。

王云霞：越是有文化的人越会重视文化遗产。而经济还处在发展过程中的人，因为他生存的问题还没解决，所以他更多关注的是怎么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假如他一旦改善了生活环境，这时候他会怀念四合院，怀念他小时候住过的环境，但是再也没有了。所以我们既然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就应该更多的关注它。当然对我们法学界的同学来说，其实有很多人已经选择了这个方向，那么我们在帄时的研究和学习生活中就应该找一些这样的课题，这些课题其实他（何戍中）刚才已经讲了很多，都是值得我们做的。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呢，因为你刚才提到了95年的返还公约。我觉得95年返还公约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因为你刚才说了一句蛮绝对的话就是所有一切返还都是起因于95年公约，实际上这个不对，这只是私法方面的。因为它是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制定的，它主要是民事方面的返还。但是国与国之间的返还，包括战争期间的返还都跟这个公约没有关系。

何戍中：这是我刚才的口误。

王云霞：返还问题其实更多的还是在公法领域。

何戍中：我觉得最近十五年（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变化发展特别快，国际上的动态非常多。几乎所有的场合里面，都在拿中国说事情，在拿中国的文化遗产说事情。他们举的例子，起码有三分之二都跟中国有关。但是中国参与的人却很少，这种事情对中国人来说太高雅。

叶秋华：我说一下我在英国的感受。刚去英国的时候看到英国的古建筑几百年都不能拆，特别不理解。后来去了大英博物馆，还生了一肚子气，一看中国那么多文物，在国内见都没有见过，都搬到那儿去了。还有很多，像帕特农神庙几乎整个给端去了。然后印度的、埃及的，就觉得对英国人有点恨。但是看完大英博物馆以后我就不这样想了。我就觉得对一个文物的保护也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文明。就从保护文物的角度讲，英国人能够把这些文物弄过来，用那么好的条件，那么多的资金，用最好的方式把它保护起来，把这些文明一一展现出来。说实在的我看了之后肃然起敬。如果这些东西真地在雅典、在中国，能够得到这么好的保护吗？我觉得是不可想象的。

何戍中：在这个法制社会里面。有很多情况下说：“拆！”，那都是省委书记、市委书记下的命令，假如没有法律的话，说拆就拆。但是在有了文化遗产法的情况下，一些人就会说，这是违法的，法律说了要怎么怎么样，媒体要登的。就会有效阻止这种结果。法律很重要。

二、提问部分

问：何老师我有这么几个问题。关于文化遗产的界定，您刚才列举了几个公约。1954年的那个公约，它里面使用的是cultural object，但是到了1972年保护世界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的公约，它里面用的就是cultural heritage。有些专家认为这两个基本意思是差不多的。但是我看有一个外国学者写了一篇文章说这两者的意思是不相同的。前者更强调的是它的艺术性。后者更强调它的历史性，也就是文化的传承性，它的价值要从它的原生地出发才能理解。比如一个古墓葬只有位于它的原生地，才能让人理解它的历史文化背景，演变过程等等。这里面强调的价值是不一样的。刚才叶老师说如果这些文物不是保存在大英博物馆里面是保存在原生地，比如说阿富汗的巴米扬大佛结果被毁掉了。也就是谁有条件谁就可以保护。这是一种立场，这种立场在他的文章里面被概括为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主义立场。就是说我们重视的一种文化遗产，它不仅仅是某一个国家、某一个民族、某一个地域的文化遗产，而且是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它强调的是一种普适性。而后一种cultur heritage 强调本土性、民族性。如果过分强调普适性是不是会鼓励盗窃走私呢？这两者之间是不是有冲突？

何戍中：你看东西看得非常细。我觉得这个概念确实是不断在变的。不仅英文是这样，中文也是这样，咱们以前说古董说得比较多，后来说文物说得比较多，再后来说文化遗产说得比较多。我想五十年前人们说古董的时候他想不起来文化遗产这个概念，因为理解的程度没有到。我相信你刚才说的那几个概念也差不多，现在你刚才说的第一个概念也确实用得非常少了。现在可移动文物用cultural property，不可移动文物用cultural heritage比较多。我觉得这主要是起草小组的人，他们的文化背景千差万别。有些在起草的过程中被更正过来，有些就没有。我想这点是该与时俱进的。我觉得是一样可移动物件还是一大片遗址，这个区分更胜过你刚才说的国际主义等等。

另一个我要说的，文化遗产之所以重要，它是跟当地人的生活传统相关联的。一个陶罐，放在我们村，能讲的故事更多一点，放到美国去就讲不出来了。现在很提倡文物的原址保护，沉船都不要捞，古建筑、古墓葬需要原址保护，就是坛坛罐罐也需要当地的博物馆保护。为了弥补文化交流上的缺陷，现在大量提倡的是办文物展览的方法。还有人甚至提出文物展览都不要办，你可以来博物馆看。敦煌遗书在巴黎或者北京看就大打折扣了，最好在敦煌看，信息量更大一些。盗掘、走私的理论基础就是所谓的普适性。我知道你提的那篇文章，这个作者我都认识。一个理论的提出不像书生想得那么单纯，它背后是有一套体系的。我觉得我们从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还是强调本土保护。还有我觉得主导性的保护是法律保护。

王云霞：我觉得黄树卿同学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这个领域里面确实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国际主义的，一种是民族主义的。实际上国际主义的倾向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它存在的价值。就像叶老师刚才说的，大英博物馆里中国的东西，他们抢过去是不对的，可是不抢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早就把它们破坏光了。所以西方人很认同这个观点。他们认为文化遗产虽然是某一个国家，某一些人民创造的，但是最终它还是全人类的，是没有国界的。当然他们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有强盗逻辑在里面，但事实上已经成了这样的状况了。当你没有办法要求返还的时候，可以说世界各个民族的人民都能同时欣赏到这么多文化遗产也是好的一个方面。当然，最好的、最理想的状态，是将文化遗产和创造这种遗产的人和环境本身结合在一起。

何戍中：中国有个很有钱的汽车大老板叫板大英博物馆，他说他也很有钱，想在大英博物馆买几样东西，说你们保管条件太差了，我买几件行不行？肯定不行。

叶秋华：我遇到过一个英国老师，他的房子几百年了，着了火，按说该盖个新的了，就那样国家也不允许他重新翻盖。我的意思倒不是说英国人有多么好，就是说他有那种对文物保护的意识，这点精神是可嘉的。

问：我有两个小问题。第一是您刚才讲的几个国际公约，我们国家是不是已经参加了？

何戍中：54年公约加入了，但是它有两个附件议定书，第一个议定书加入了，第二个没有加入。70年的加入了。72年的加入了。95年的加入了。水下公约没有加入。为什么没有呢？它里面强调仲裁机构的作用。我们外交部认为仲裁太强硬。

问：第二个问题就是您刚才提到文化遗产保护是一个公益性事业，既然是公益性事业单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够的，要靠民间团体的力量。我想了解一下我们国家在民间力量的配置和引导方面有没有什么行动，目前我们国家这方面的状况是什么样的。

何戍中：一个现代社会应当是三足鼎立的。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但事实上，在我们国家，社会组织这条腿几乎是没有的，非政府组织跟FZF组织是同义词。政府本意上是不希望有这个破玩意的。事实上作为社会进步的标志，这种组织的建立是非常困难的。为什么呢？他没有给你明确的门槛，你哪怕给我列一百个门槛，给我写得清清楚楚的我也有办法，但是它就不列清楚那就没办法了。另外一个它的财政丝毫没有保障。中国社会组织发展了这么多年，政府办的组织特别多，包括红十字会，这会那会的，号称是社会组织，其实都不是NGO(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现在相关的文件只有国务院发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条例》，能够按照这个条例登记的组织非常少。这样的组织非常重要，但是在中国刚刚起步。

问：何老师您刚才说寄希望法律给文化遗产定一个标准。您是否认为法律有这么高的理性去评判什么是文化遗产？就像刚才您说颐和园的长廊，两个艺术家争论怎么绘彩绘，他们专业的人都说不清楚，法律说得清楚吗？

何戍中：在这个时候法律只提供程序。法律能提供标准的时候就提供标准，不能提供标准的时候就提供程序出来。

王云霞：我觉得法律就是一种妥协的结果。法律不是随便制定的。它在制定的过程中肯定要听取官员的意见，艺术家的意见，民众的意见，等等。最终折中各方的利益形成一种法律。既然已经制定了这个标准，就按这个标准做。我觉得这是最能够代表大家共同利益的产物。

何戍中：我再补充一点。法律最终是由一屋子的前省委书记们、前部长们决定的。这些人在讨论之前不会做深入了解。这种人他学问不深，但是他阅历很广，他看到之后就会联想到很多他以前碰到的事情。这种情况下出来的法律除了公帄正义之外还是最简便的最实用的。

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法规 篇2

关键词：民间文化,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机制

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是中华历史文化的优秀遗产与精神财富, 其既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又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 需要我国政府、民众重点保护及传扬。近些年来, 我国不断出台相关法律保护机制, 通过推行相关基本法律制度, 以提高人们对保护民间文化遗产的重视。

一、民间文化及其含义

一般而言, 民间文化主要包括以下四个含义:一是创造主体与享受主体在民间。民间的非官方组织与广大社会平民是民间文化的主要创造者与享受者, 他们将生活中所观察到的物象融入创作中, 从而赋予民间文化独特的生活色彩与魅力。同时, 非官方组织与社会平民是民间文化的传播主体与享受主体, 并接受来自各方对民间文化创作的批评与建议。二是内容通俗、情感真挚。由于民间经济相对落后, 许多社会平民没机会接受过正规教育而不具备较高的文化水平, 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他们怀着真挚的情感将生活中美好的事物以文字、音乐、舞蹈、绘画等形式创作而出, 令民间文化透露出通俗性与质朴性。三是创作的自由性与自发性。民间文化的创作是社会平民自发组织的创作行为, 不存在官方的组织性、计划性与强制性, 社会平民的创作自由, 创作方式不限。四是传播方式的传统性, 群众基础深厚。口头相传往往是民间文化的主要传播方式, 其没有固定的传播场所与形式, 广大群众都可以成为传播者, 因而民间文化的传播性广、参与性强。

二、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现状

一直以来, 我国政府与民众都缺乏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意识, 进而导致许多地区的民间传统文化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 最终造成民间传统文化逐渐消亡。总体来说, 我国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现状令人堪忧, 具体存在的问题包括:没有树立思想重视;没有构建有效组织;没有推行具体措施;没有制定完善的法律制度, 这些不足致使我国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相对滞后, 甚至是虚有其表。比较而言, 我国在民间传统文化立法保护方面暴露出更加眼中滞后的状况,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在1972年就颁布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但是我国并没有出台针对性的法律法规来保护民间传统文化, 直至1990年开始才断断续续制定了几部保护民间传统文化的法律法规, 终于在2011年我国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民间传统文化因没有得到政府与民众的保护而逐渐消亡,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我国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双重损失。

三、民间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机制

(一) 国际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在国际方面, 文化差异性与多样性保护早已在20世纪中期就得到重视, 而对于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也是发展中国家协调与发达国家之间贸易差额的一种有效途径, 为此许多发展中国家陆续颁布了关于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如日本的文化财保护法于20世纪50年代颁布;韩国的文化财保护法于20世纪60年代颁布。之后, 伴随全球各国对民间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逐步提高, 针对民间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机制越来越详细, 如《保护民间文学表达形式, 防止不正当利用及其它侵害行为的国内法示范法条》是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UNESCO) 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20世纪80年代所推出的保护条文;又如《保护民间创作建议书》等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9年推出的民间文化法律保护机制。2003年11月3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由教科文组织签字生效, 这是巴黎第三十二届会议推出的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最有影响力的国际公约, 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于2004年12月2日递交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签署了该公约的批准书, 至此中国正式加入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国际队伍中。

(二)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颁布

随着我国在2004年正式签署与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在我国掀起了强烈的宣传效应, 政府与广大民众开展逐步重视对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 经过长时间的提议、审议与通过程序, 我国于2011年6月1日开始正式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简称“非遗法”, 这是我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法。国务院在2010年8月举行的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中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 (草案) 》的审议提请, 会后开展草案说明公布以及征集社会意见的工作。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二次审议 (2010年12月) 中, 将该法律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草案) 》, 直至2011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才正式生效。“非遗法”的制定加强了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扬工作, 明确了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事项, 从而利于我国政府与民众依法采取措施对民间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及利用。

四、结语

关于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艰巨复杂且任重而道远, 为更好实现对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 我国不仅严格遵守国际公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条文, 而且还颁布了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如此, 伴随正式、规范的民间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法规出台与施行, 有利于我国政府与民众科学、有效、依法开展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参考文献

[1]徐蓓雯.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模式探析[J].安康学院学报, 2012 (2) :45-48.

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法规 篇3

关键词: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日本制度;借鉴;法律体系

中图分类号:DF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09)04-0104-05

文化遗产是指由先人创造并保留至今的一切文化遗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一切经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文化遗产凝聚了人类共同的智慧,沉淀了人类文明世代相传的宝贵精神资源和物质财富,是沟通历史与现实的文化基础。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世界遗产公约)认为文化遗产( culture heritage)主要包括历史纪念物(文物)(monuments)、建筑群(groups of buildings)以及考古遗址(sites)三个方面。[1]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把文化遗产划分为有形文化遗产和无形文化遗产(一般称非物质类文化遗产)、历史文化遗产和自然文化遗产等不同类型。本文主要以历史文化遗产为讨论对象。历史文化遗产,是相对于自然文化遗产而言的,主要包括历史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它是历史的浓缩,文化的积淀,是对人类影响最为直观、最具感染力的文化符号。现存遗产中,历史文化遗产占绝大多数。

时光的消磨和人欲的横行,已使众多的历史文化遗产遭受毁坏。历代有识之士都在呼吁加强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但却收效甚微。在现代社会,对历史文化遗产最有效的保护方式是构建完善的法律制度,这是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迈上法治之路的必然选择。

一、日本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制度

中日两国在自然环境、气候特征、文化传统、建筑形式等方面都有相似之处,所以研究和总结日本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经验,对构建与完善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法律制度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日本有着与欧美国家不同的遗产保护传统和体系,其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经历了挫折和探索的过程,在法律保护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日本将“cultural property”直译为“文化财”,对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始于19世纪的明治初年。1871年颁布《古器旧物保存方》以来的130多年间,日本的文化遗产保护经历了挫折和探索的过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特别是1950年制定了《文化财保护法》之后,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规制度方面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体系。《文化财保护法》在1975年进行了一次大修改,其主要内容包括文化财的概念,包含了与重要文化财形成一体、构成其价值的土地及其他实物,它们的现状变更以及对其保存有影响的行为必须事先得到许可并设“传统建组物群”为新的一类文化财,创设了“传统建造物群保存地区”制度,将民俗资料改称为民俗文化财,设立了重要无形民俗文化财的指定制度和文化财保存相关的传统技术的保护制度。以后,分别于1996年和2004年又进行了两次较大的修改,主要是引入了登录制度,并在资金、程序控制等方面进行了一些修改。《文化财保护法》是日本关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一部重要法典,是今天日本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根本性法律。相对于过去的法律,它不仅具有全面性和系统性,而且为了满足文化遗产保护新的需求,还增加了若干新的内容。比如:(1)拓展了文化遗产保护范围,在传统建筑、美术工艺品、名胜古迹及天然纪念物等四个方面的基础上,将无形文化财、地下文物一并列入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从而形成大文化财理念。这个理念的提出具有世界意义,它为人们更加全面、系统地了解传统文化遗产,在法律上开了一代先河。(2)为推进文化财保护工作的顺利进行,在文部省之外另设文化财保护委员会,以负责文化财的全面保护。(3)确定了文化财保护工作中中央与地方彼此协作的行政体制,这种由国家、地方公共团体、文化财所有者及全体国民一起保护的做法,充分反映出了日本社会在保护传统文化遗产过程中的全民意识。(4)修订了国家指定制度。[2]

《文化财保护法》不但注重物质实体的保护,也注重精神遗产和技术的保护。其重要有形文化财、埋藏文化财两部分的保护内容相当于我国《文物保护法》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珍贵的艺术品、工艺美术品具、有价值的手稿、图书资料等,重要有形民俗文化财相当于《文物保护法》反映各时代、各民族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史迹名胜天然纪念物包括风景名胜和史迹两部分,范围大于我国的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实物、代表性建筑。对于无形文化财、文化财保存技术和民俗文化财中的无形民俗文化财及一般有形民俗文化财则是我国没有的。其中,对无形文化财和无形民族文化财的保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是在2003年才通过的,因此,《文化财保护法》在保护内容方面是走在世界前列的。《文化财保护法》反映了技术——物质——精神的关系。把它们作为共同的保护对象,使之相辅相成。其中,物质实体是这一系统的中心环节,物质是精神遗产的载体,精神遗产需要在一定的物质环境中才能充分体现。同时,精神遗产促进对物质遗产的保护,丰富物质遗产的意义。保存技术是物质遗产得以保存的必要手段,同时,通过对物质的保存也可以使古老的技术得以延续。

日本立法保护的对象往往只是由中央政府确定和负责的全国历史文化遗产中最重要的部分,除此之外的由地方政府通过地方立法确立保护。以日本1966年的《古都保存法》为例,其保护的对象限定为京都、奈良、镰仓等古都内的历史风土的整体环境。而该区域内的非历史风土保存区则不受《古都保存法》的保护,由各地方政府另行制定的法规如《历史环境保护条例》、《传统美观保护条例》等进行立法保护。被保护地区的名称、范围、保护方法、资金来源等都由地方政府自行制定的地方法规予以确定。日本《文化财保护法》中传统建造物群保存地区的情况也如此,地方政府可以自己设立传统建造物群保存地区,制定保护条例、编制保护规划,而国家在此基础上通过选择重要地区作为重要传统建造物群保存地区纳入中央政府的保护范围。

日本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体系实质上是以地方立法为核心。这种立法体制明确划分和规范地方和中央各自责任,有利于调动地方保护文化遗产的积极性,对具体文化遗产的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全国性的法律、法规比较健全,与其历史文化遗产地方保护体系相配合,形成比较完整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框架。同时,法律规范的操作性很强,法律文件在明确对象和范围的基础上,对保护的方法与手段只作原则性的限定,而对保护管理的程序,国家、地方及民间团体的各自职责与相互关系以及保护资金的来源及违法罚则的规定则较为详尽与严格。对保护管理过程本身的严格控制与约束的同时,给予具体的保护做法以一定的灵活性,使法规本身兼具了操作性强与适应性强的双重特点。此外,日本在文化遗产保护中实行的平行管理体制也值得肯定。在日本,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是由文化部门和城市规划部门两个相对独立、平行的行政体系分管。其中文化部门主要负责文物的保护工作,包括建造物、绘画、雕塑、典籍、传统建筑群保护区等。中央主管机构为文部省设立的文化厅,地方主管机构为地方教育委员会。城市规划部门主要负责古都的保护及城市景观的保全等与城市规划密切相关的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中央主管机构为建设省设立的城市局,地方主管部门为地方城市规划局。对城市历史遗产保护的不同内容、不同层次的保护管理都只设立有一个行政主管部门,其他相关部门在自身职责范围内协助或监督该主管部门工作。[3]这样就从体系上避免了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因存在两个或多个主管部门而造成的职责不清、互相扯皮、推诿的状况。

二、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体系

世界各国的历史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体系按照各自的国情和实际需要建构而有所区别。根据我国《文物保护法》(2002年)和《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2005年)的规定,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有三个层次,每个层次保护的任务和重点不同,工作方法也有区别。

第一层次是保护文物古迹。包括古建筑、古墓葬、古文化遗址、石窟寺和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根据它们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第二个层次是保护具有传统风貌的历史街区。指保存有一定数量和规模的历史建筑物或构筑物且风貌相对完整的生活区。其整体环境和秩序反映了某一段历史时期的风貌特色。历史街区保护的核心是它的整体风貌,包括建筑物外观、道路、绿地等。第三个层次是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对有价值的古城即“保存文物十分丰富,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和革命意义的城市”,由国务院核定公布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其具体的审定标准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历史文化名城不只看城市的历史,关键是要保存有丰富的有价值的历史遗存。第二,历史文化名城和文物保护单位是有区别的,历史文化名城的现状、格局和风貌应保留有历史特色,并具有成片的历史街区。第三,文物古迹和历史街区主要分布在城市市区和郊区,保护它们对城市的建设方针、发展方向有重要性影响。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范围、内容、要求要通过城市规划来予以确定。明确规定城市政府保护的责任,其保护内容可以归纳为保护文物古迹及历史地段,保护和延续古城的规划格局和风貌特色,继承和发扬优秀历史文化传统。[4]历史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三个层次构成一个从点到面的完整保护体系,使各种形态的历史遗产都能得到有效的保护,而且可以尽量减少保护与发展建设的矛盾。正是在上述法律法规的规范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逐步走上了法制轨道,取得了为世人瞩目的成绩,为人类文明的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法也有显而易见的缺憾,首先是我国不仅缺乏针对特定的文化遗产的立法,地方性立法也较为薄弱,中央层次的有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法只有《文物保护法》和《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与之配套的地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法较少,没有形成中央和地方相配套的完整的法律保护框架;其次是我国现有的历史文化保护法只对保护的方法与手段作了原则性的规定,而对保护管理的程序,国家、地方及民间团体的各自职责与相互关系以及保护资金的来源等的规定很笼统,缺乏可操作性;第三是历史文化遗产行政管理机构重叠、职责不清,管理过程中互相扯皮、推诿等现象经常发生。

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法中存在上述问题和缺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新中国前30年经济建设一直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发展缓慢,物质和精神双重匮乏;再加上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民生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领导人根本无暇顾及以对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文化大革命”中甚至还以“破四旧”的名义毁坏了许多传承了几千年的历史文化遗产,造成了无益估量的损失。而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百废待兴,相当长一个时期我们主要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主要精力放在发展经济、创造物质财富上,对于环境资源保护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相对较弱;此外,历史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对我们是一项全新的事业,缺乏现成的经验和法律制度可资利用。因此,充分利用我们已有的相关资源,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成熟的法律制度和经验,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是完善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法制的有效途径。

三、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法律制度的完善

中国拥有五千年文明史,历史文化遗产十分丰富,因而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任务也十分艰巨,如何在国际法的框架下,学习和借鉴欧美国家,尤其是日本的立法经验,完善我国历史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笔者认为在学习和借鉴日本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我国现有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法律制度:

(一)完善法律体系

日本的文化遗产保护立法体系以地方立法为核心,立法详尽、灵活,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操作性。1966 年《古都保护法》,保护的对象限定为京都市、奈良市、镰仓市以及奈良县的天理市、樱井市、檀原市、班町和明日香村。京都市的非历史风土保存区域则不受《古都保存法》的保护,由京都市地方政府另行制定的法规如《京都风貌地区条例》进行补充。[5]对被保护地区的名称、范围、保护方法、资金来源等都予以详细确定。[6]我国有关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立法可以借鉴日本的这种立法模式,不仅全国人大常委可以针对特殊的名城或文化遗产立法,地方也应当制定相关地方性法规;立法中加强可操作性,增加具体而便于管理实施的规定,将保护内容的形成及确定、保护管理的运行程序、保护机构的职能、保护资金的来源和运用等涉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各个方面都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明确下来,真正做到在有法可依的基础上对我国历史文化遗产进行保护。

(二)协调行政管理体系

日本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不同内容、不同层次由文化部门和城市规划部门分管,为双平行体系。文化部门负责文物保护管理工作,城市规划部门负责古都保护及城市景观保全等与城市规划密切相关的保护管理。地方政府机构中还设立法定的常设咨询机构——审议会,其作用是提供技术与监督,为政府决策提供高层次的参谋,使行政与学术有效地结合起来。我国的双重行政管理体系应当适时进行调整。对城市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和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进行明确分工,使其各自的职权范围规定得更为简单明了。在具体事务性保护工作方面,只有一个部门承担,其他相关部门在自身职责范围内协助或监督该主管部门工作。这样既可以减少行政成本的耗损,也能杜绝多头管理带来的弊端,提高执法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另外,借鉴日本设置审议会,建立监察机构的模式。整合地方的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文物保护协会等,赋予其对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咨询和监督的职权,以监督和促进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科学性。[4]还要注意加强与ICOMOS国际保护中心等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机构的全方位交流与合作,充分利用和发挥我国在国际交流平台中的资源优势。

(三)构建公众参与体系

公众参与是日本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另一重要特点。它渗透到保护制度的方方面面,使得自下而上的保护要求和自上而下的保护约束能在一个较为开放的空间中相互接触和交流,并经过多次反馈而达成共识,使得民间自发的保护意识能够通过一定的途径实现为具体的保护参与。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主要是在专家不断地呼吁下由政府主导开展起来的,基本上是以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制度为保护制度的核心,长久以来公众历史保护意识的淡漠使文化遗产保护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为此要大力提高全民参与意识,动员社会各界共同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应该广泛而深入地宣传有关的法规和政策,增强社会各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制观念。可充分利用法定纪念日、国际博物馆日、文化遗产日等有利时机,集中开展保护意义、目的和要求的宣传教育,采取群众喜闻乐见、行之有效的形式,如举办文物陈列、知识竞赛、街头咨询、张贴标语、新闻媒体报道、专题讲座等。促进全社会保护意识的提高,使文化遗产保护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深入人心。同时要建立公众参与体系,给全民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以法律制度的支持,体现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开放性。在历史环境保护中,当前基本上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过程,领导者和规划师的价值观取代了市民的价值观,或是体现了政治及经济能力强的阶层的利益。尤其是当改造规模过大时,规划师更是难以顾及人际权益、人性和价值分歧等因素。应加强这一方面的立法,引入公开展示制度、听证制度,使权力平衡,减少人为因素,使保护行为能够更加透明华、合理化、群众化。尤其对于历史环境的所有者和占有者,在保护过程中要充分尊重他们的意见,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是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内容,我国音乐、书法、民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源远流长,蕴涵丰富,但非物质文化遗产尚未正式纳入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范畴。只是原则性规定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对历史事件、地名典故、诗词歌赋、地方戏曲、传统工艺、饮食文化、民风民俗等文化遗产,进行搜集、整理、研究、保护和开发利用。这显然是不够的。可借鉴日本无形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经验,成立专门机构,研究古乐、书法等文化遗产,对民俗文化系统进行发掘、整理和抢救保护行动,并明确给予法律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人作为载体来传承,公众参与有利于促使人们通过发展旅游、文化产业,进行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等方式开辟展演、开发其物质、精神内涵;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利于增强民众对历史文化名城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提高凝聚力,更深切地体会保护的意义、内涵和理念,进一步唤起广大市民在城市动态变化中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自觉意识与自发行为。因此,引导公众参与和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两者相互作用、相互促进,两者之间良性互动,才能取得更加良好的效益。

结语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及体系的形成、发展及逐步完善的过程应以相关法律的制定为标志,法律基本原则的连贯性与内容的不断深化与调整是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成功的基础。为此,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健全相关法律体系,协调行政管理体系,使法律法规有效贯彻实施,建立公众参与体系和监察咨询机构,是完善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法律制度,推进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更全面、稳定、持续地开展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 刘红婴.王健民.世界遗产概论[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3.

[2] 苑利. 日本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历史和今天[EB/OL].[2006-08-21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

[3] 王景慧.历史文化遗产应分清保护层次[N].中国建设报,2005-03-07.

[4] 陈来生.世界遗产在中国[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6.

[5] 王 林.中外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制度比较[J].城市规划,2000(8):50-51.

保护文化遗产 篇4

我们中国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最能体现我们中国博大精深文化。有表演艺术、社会风俗、传统的手工工艺技能等等。而今，又有几个人能表现出中国最纯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呢？

先说说这表演艺术把，最让人称赞的就是京剧把，可现在又有多少是正真为此去用尽一生去研究呢，现在许许多多的选秀节目。唱的都是京剧么？不是。那唱的多的是什么呢？是英文歌曲。现在只我们的爷爷奶奶那老一辈才对戏曲情有独钟。一个个朝气蓬勃的青少年会去看看么，就算有，那也是百里挑一了。

再来说说这社会风俗把，中秋节是我国为了祭奠屈原而由来的节日。现在过中秋有很多很多家人没能团聚在一起，这个理由那个理由。我们也渐渐不重视起来。可是在韩国中秋节是被韩国人认为最重要的一个日子。中秋节不仅是韩国人一家团聚的节日，也是人们对祖先尽孝的重要节日，因此韩国人无论多忙，也要尽量在中秋节赶回家里。

最后我们再来说说这传统的手工工艺技能把。剪纸——中国的民间艺术瑰宝，是民间艺术的一朵奇葩，看了让人羡慕不已，啧啧称赞。它体现了民间艺人的心灵手巧，它是劳动人民聪明才智的智慧展示，是民间传统文化艺术的结晶．可现在有有多少人还回去学习它，能领悟到这想工艺的精华。

中国拥有五千多年的历史，孕育了多少多少的伟人。留下了多少多少文化遗产。可又只有多人吸取到了精髓。请让我们一起去领略领略京剧的独特韵味，让我们一家人一起开开心心的过每个中秋，让我们除了学习之外空余的学习学习剪纸，好好的珍惜那民间传统文化艺术的结晶。

保护文化遗产作文 篇5

这次共有66个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类非遗项目，在非遗集市中亮相。既有竹编、面塑等多个项目的工艺品，也有嵊州小笼包、绍兴香糕等特色食品，还有平水日铸茶、大佛龙井等精品名茶，甚至还有“三六九”伤科等传统医药项目。

令我骄傲自豪的是，外公也参加了这次非遗集市。他带着大大小小、各种图案的扇子来到集市上，特别是黑纸扇，因为具有“日晒雨淋不变形”的特点，尤其受到了大家的关注和赞扬。我家制作扇子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这把小小的扇子承载着几代人的心血和汗水，凝聚着外公一生的光荣和梦想，他把这些形形色色的扇子看作是自己最珍贵的宝贝。为此，电台和电视台的记者还采访了外公呢。

手抄报保护文化遗产 篇6

手抄报保护文化遗产

1手抄报保护文化遗产

2手抄报保护文化遗产

3手抄报保护文化遗产

4手抄报保护文化遗产

5手抄报保护文化遗产6

手抄报保护文化遗产7

手抄报保护文化遗产8

手抄报保护文化遗产9

中国作为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拥有着极其丰厚的文化遗产，在引为骄傲的同时，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也是至关重要的，为此，我国专门设立了呼吁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中国文化遗产日，现在就来看看中国文化遗产日是哪一天。

中国文化遗产日是哪天？

中国文化遗产日是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2017年的中国文化遗产日是2017年6月10日。

2005年12月22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其中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决定从2006年起，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中国的“文化遗产日”。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漫长的岁月中，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宝贵的文化财富，包括以物质形态存在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不可移动文物和可移动文物，以及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等；也包括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世代口头传说、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礼仪节庆和手工技艺等，其种类之繁多、形式之多样、内容之丰富，为世界少有。

中华民族的这些文化遗产以独特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各族人民的思想观念，以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激扬向上的活力维系着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史绵延不断，这是中国文化之魂，是民族精神之根，是我国在世界上引以为荣的宝贵财富，所以我们应当视其为传家宝，世世代代传承并光大下去。

设立中国文化遗产日，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保护文化遗产的高度重视和战略远见，有助于提高人民群众对文化遗产保护重要性的认识，增强全社会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中国文化遗产日是中国大陆文化建设重要主题之一，目的是营造保护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提高公众对文化遗产保护重要性的认识，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关注和保护文化遗产。

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法规 篇7

关键词：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保护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含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个民族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它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文明的积淀和活态的文化元素, 传承这世界文化的多样性, 体现着一个地域、一个民族的智慧结晶和精神信仰。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给非物质文化遗产下的定义是“被各小区、群体, 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方式、知识、技能, 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 被不同小区和群体在适应周围环境和自然的过程中和与其历史的互动中不断地再创造, 为他们提供持续的认同感, 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

二、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表现形式

新疆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地段, 各民族文化在此交融和汇合。新疆是亚欧经济, 文化交流的必经之地, 也是世界四大文化体系——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古希腊罗马文化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交汇之地。因此, 新疆的文化显示出极明显的多元性, 并且一直沿传至今, 在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等方面都保留着各自的特色。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 孕育着多姿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

(一) 歌舞艺术

新疆自古以来都享有“歌舞之乡”的美誉, 无论男女、老幼, 似乎在他们身体里总有永不衰老的音乐细胞。民间文化活动丰富多彩, “麦西来甫”“叼羊”等文艺和体育活动受到各少数民族群众的普遍欢迎。2006年6月, 哈萨克族曲艺阿依特斯, 塔吉克族鹰舞等14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被列入我国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二) 木卡姆艺术

维吾尔族的木卡姆艺术被人们赞誉为“华夏瑰宝”、“丝路明珠”, 它是流传与新疆各维吾尔聚居区的各种木卡姆的总称, 是集歌、舞、乐于一体的大型综合艺术形式。木卡姆艺术是在长期历史演化的过程中, 所形成的密切关联、内涵深厚、形式多样、内容丰富、风格独特的多元文化样式, 是维吾尔歌舞艺术形式最高、最杰出的代表。在2005年11月25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为第三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它是我国继昆曲、古琴之后, 作为第三个“申报成功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

(三) 语言文字

新疆是不同语言和文字的集聚区, 它们相互影响, 相互借鉴。包括突厥文、栗特文、汉文、叙利亚文等。语言方面, 新疆历史主要有印欧、汉藏、阿尔泰三大语系的语言, 并在不断发展中形成多个语言。此外, 在各民族长期交往过程中, 语言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少数民族语言中有不少汉语借词, 汉语中有不少少数民族语言的借词, 如巴扎、皮牙孜、砍土曼等。各民族的语言相互交汇, 形成了别具新疆风味的语言风貌。

(四) 民族宗教

新疆还是多种宗教共存的地区, 最早传入的是袄教, 以后又相继传进佛教、道教、景教、摩尼教。其中, 伊斯兰教在整个新疆占据优势, 为维吾尔族、哈萨克、回、柯尔克孜、塔吉克等民族的群众普遍信仰。除此之外, 新疆的蒙古族普遍信仰喇嘛教;锡伯族普遍信仰萨满教;俄罗斯族普遍信仰东正教。

(五) 节日和史诗

在信仰伊斯兰教民族的传统节日——古尔邦节、肉孜节, 各民族欢度节庆, 互相祝福, 富有浓郁的民族气息;此外, 中国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格萨尔王》、《江格尔》、《玛纳斯》, 其中后二者都是诞生在新疆, 使其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学底蕴。

三、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问题

在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的过程中, 新疆多姿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在人类利益的驱动下, “非遗”面临着一系列已凸显的或潜在的威胁, 甚至绝迹、失传。正因如此, 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刻不容缓。

(一) 外来文化的影响

在商业利益全球化的冲击以及外来文化的影响下, 许多原生态的文化已经逐渐丧失了它本来的面目, 而渐渐被一些外来的东西所混合, 大批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甚至由于传承人的逝去而濒临灭绝。

(二) 权利意识淡漠

权利意识比较淡薄导致本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被别人强占。众所周知, 端午节是我们纪念爱国大英雄屈原的节日, 理所当然是中国人的节日。然而在2004年, 韩国捷足先登, 竟然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端午节为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 加强对“非遗”的保护, 就是对自己权利的享有和行使, 是对不同文化形式和价值的尊重, 是对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保护, 它已经成为了一项刻不容缓的使命。

(三) 与民族共同发展血脉相连

由于“非遗”是一个民族民间文化传统的形成, 因此它与这个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地域环境、历史背景、风俗习惯等都是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

四、加强对“非遗”保护的具体措施

近年来, 新疆自治区政府已经意识到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针对区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情况, 制定一系列科学有效的保护制度和机制, 2008年1月5日颁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 将“非遗”的保护纳入法制化的轨道, 同时加强行政管理, 使“非遗”的保护工作进展顺利, 较过去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 实践中我们仍然要做好以下工作。

(一) 有步骤、有组织地开展立法前积极的普查

首先, 普查工作要在专家的指导下, 结合各地的具体实际情况, 制订适合本地区的普查计划和方案, 并应充分利用已有的工作成果, 吸纳前人的经验, 避免不合时宜;其次, 应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 开展调查、摄像、录音、登记、建档等工作。

(二) 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

1. 明确确定其产权归属。

对产权归属明确的, 让这些遗产的传承人取得其知识或技术的知识产权, 并可以依法转让、出售。其次对于一些权属不能明确或者遗产的持有人很多的状况, 要由国家为其财产所有人, 国家和地方政府为其管理人。通过国家或政府的权威性来加强对这些遗产的保护, 这样就避免由于其所有权不明确而导致的管理混乱, 甚至相互推诿的现象。

2. 鼓励文化原创, 打击非法复制。

有需求而供应不足的产品极易出现仿制品, 而在复制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 对文化产品进行复制传播必然会损害原作者的权益及继续创作的积极性。因此打击仿冒、伪造行为, 保护文化原创者的利益就十分必要。

(三) 提高“非遗”宣传力度, 全民参与弘扬文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作主题是最广大、最基层的人民群众。它生长、流传的舞台是田间地头、村庄、作坊, 具有分散、简朴、自发, 广为流传等特点, 传承的方式主要通过口传心授。鉴于此, 对它的保护工作就不能脱离其赖以生存的土壤, 不能脱离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只有不断弘扬我们优秀的文化遗产, 动员全民积极参与保护, 才能真正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保护。

(四) 加强对“非遗”传承人的保护

由于一些经典的民间文化和手工制品的制作难度高, 传播面窄, 基本上是口授传承, 加之现在的许多年轻人受到流行因素的影响, 对于传统艺术不热衷。所以, 一些经典传统的手工、曲艺只掌握在老艺人手中, 没有合适的继承人而随时都有失传的危险。因此对“非遗”的保护, 理所当然地应当包括对传承人的保护, 包括对他们技艺的记录, 整理, 对其生活条件和医疗条件进行改善, 并给其一定的奖金和补贴, 对一些贡献大的老艺人可以提供特殊津贴等方式, 给他们授予“文化使者”等荣誉称号, 并颁发相应的证书。

(五) 明确政府在“非遗”保护工作中的职能

从目前的情况看, 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还是各民族文化的表现和发展, 因此对其保护工作主要还是公共文化服务的一项内容, 而政府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主导, 应当加强政府在“非遗”保护工作的主导性, 这样既宣示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取向, 又能够明确规范政府职权责任。

五、结语

新疆地处祖国的西北部, 地域辽阔, 民族众多, 且各民族都有其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 这就使得在建设“和谐新疆”的过程中, 对于文化的关注和保护尤为重要。“非遗”是连接各个民族的纽带, 通过对它的宣传和保护, 加强各民族对它的了解和认同, 可以使各民族之间的隔阂和偏见消除, 可以促进政治与经济上的发展与繁荣, 可以在认同和接纳其它文化的基础上, 繁荣本民族文化, 最终实现整个新疆“非遗”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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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k].转引自http://news.xinhuanet.com.

农业文化遗产及其保护 篇8

1. 农业文化遗产的概念

关于农业文化遗产（或更为宽泛的“农业遗产”的概念），我国著名农业历史学家石声汉先生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广义的农业文化遗产包括来自于现代农业的农药、化肥、机械等以外的有关农业的所有要素；狭义的农业文化遗产指已经逐渐淡出农业生产过程的农业要素。

我们的理解是：广义的农业文化遗产指人类在历史时期农业生产活动中所创造的以物质或非物质形态存在的各种技术与知识集成，主要包括农业遗址、农业工具、农业文献、农业民俗、农业技术、农业物种、农业工程、农业景观、农业品牌、农业村落等10种类型。狭义的农业文化遗产指历史时期创造并延续至今、人与自然协调、包括技术与知识体系在内的农业生产系统，特指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推进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与农业部推进的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China-NIAHS）。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全球环境基金的支持下，于2002年发起的一个大型项目，旨在建立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及其有关的景观、生物多样性、知识和文化保护体系，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与保护，使之成为可持续管理的基础。该项目将努力促进地区和全球范围内对当地农民和少数民族关于自然和环境的传统知识和管理经验更好地认识，并运用这些知识和经验来应对当代发展所面临的挑战，特别是促进可持续农业的振兴和农村发展目标的实现。

按照FAO的定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农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这些系统与景观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且可以满足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进一步表述，这些农业生产系统是农、林、牧、渔复合系统，是植物、动物、人类与景观在特殊环境下共同适应与共同进化的系统，是通过高度适应的社会与文化实践和机制进行管理的系统，是能够为当地提供食物与生计安全和社会、文化、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系统，是在地区、国家和国际水平具有重要意义的系统，同时也是面临着威胁的系统。

我国是最早响应和积极参与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国家之一。2004年以来，我国农业部、中国科学院积极支持，有关地方政府积极配合，不同学科的专家和遗产地人民积极参与，在示范点选择与推荐、保护利用探索与经验推广、科学研究与科学普及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成为其他国家学习的榜样。

2012年3月，农业部正式启动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挖掘与保护工作。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指人类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发展中，创造并传承至今的独特的农业生产系统，这些系统具有丰富的农业生物多样性、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独特的生态与文化景观等，对我国农业文化传承、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业功能拓展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实践意义。根据这一定义，主要包括小规模庭院经济型、特殊遗传资源保护型、多个物种互利共生型、景观生态结构优化型、水土资源持续利用型等不同类型。

2. 农业文化遗产的特点

（1）活态性：这类农业文化遗产是有人参与、至今仍在使用、具有较强的生产与生态功能的农业生产系统，系统地直接生产产品和间接生态与文化服务依然是农民生计保障和乡村和谐发展的重要基础。

（2）动态性：指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以及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生存与发展需要，所表现出的系统稳定基础上的结构与功能的调整。

（3）适应性：指随着自然条件的变化所表现出的系统稳定基础上的协同进化，充分体现出人与自然和谐的生存智慧。

（4）复合性：这类遗产不仅包括一般意义上的传统农业知识和技术，还包括那些历史悠久、结构合理的传统农业景观，以及独特的农业生物资源与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体现了自然遗产、文化遗产、文化景观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复合特点。

（5）战略性：这类农业文化遗产对于应对全球化和全球变化带来的影响，保护生物多样性，保障生态安全与粮食安全，有效缓解贫困，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6）多功能性：这类遗产具有多样化的农产品和巨大的生态与文化价值，充分体现出食品保障、原料供给、就业增收、生态保护、观光休闲、文化传承、科学研究等多种功能。

（7）可持续性：主要体现在这些农业文化遗产对于极端自然条件的适应、居民生计安全的维持和社区和谐发展的促进作用。

（8）濒危性：指由于政策与技术原因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所造成的系统不可逆变化，表现为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和丧失、传统农业技术和知识体系的消失、农业生态系统的破坏。

二、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

农业文化遗产具有突出的生态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科研价值和示范价值等， 这些价值从不同方面体现了农业文化遗产价值的多样性。充分挖掘农业文化遗产的多种价值， 可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提供依据。

一是生态价值。农业文化遗产系统具有较高的农业生物多样性。一方面，许多传统品种是优质的种质资源，如哈尼梯田的48 种地方水稻品种、从江县的糯禾、万年贡米和普洱茶树资源等。另一方面， 通过构建复合系统，增加农业生产系统的物种多样性，可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农作物的抗性和品质、控制农业有害生物、提高土壤肥力，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等。同时，这些农业文化遗产系统还具有多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如哈尼梯田具有控制水土流失、保证村寨安全、维持系统稳定性和具有自净能力等功能。

二是经济价值。农业文化遗产系统内有多种产出，如稻鱼、稻鸭、普洱古茶、万年贡米等高品质农牧产品，提高生产收入；化肥农药低投入，降低成本；产生相关经济效益，农业文化系统所处的传统农业地区生态环境较好。同时由于系统内部协调机制的独特性，使系统具有生产有机农产品的先决条件。有机农产品的价格是普通农产品的若干倍，因此，通过合理利用农业文化遗产系统可创造高于目前的经济效益2～3倍的价值。同时还可以作为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业或其他文化产业，增加农民收入。

三是文化价值。折射农业文化遗产的内涵，包括农耕文化及与系统密切相关的乡村宗教礼仪、风俗习惯、民间文艺及饮食文化；促进传统农耕文化保护；维持文化多样性，加强各类文化的融合；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总是和植物的驯化联系在一起，作物起源，如万年稻作起源，普洱茶树起源，敖汉旗粟和黍的起源，都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

四是社会价值。为其他同类地区合理利用土地，发展适应本地条件的生存方式提供了有效的借鉴；贫困山区土地资源短缺，农村劳动力剩余较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村剩余劳动力带来的压力；提供充足营养，改善农民生活；确保人类食物安全。

五是科研价值。农业文化遗产是新出现的遗产类型，学术界对于其保护的主体、途径、理论和方法等都处于探索阶段。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领域必将大大拓展，并推动农业文化遗产研究的发展。同时，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还会推动遗产保护研究中的学科融合，促进复合农业生态系统研究，推进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

六是示范价值。为传统农业生产提供宝贵经验，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提供实证案例，为可持续农业和国际农业发展提供示范案例。以稻鱼共生系统为例，由于它是一种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具有增产、增收、节支等多种优点及改善农民生活等特点。因此，在适合发展稻鱼共生系统的地区，这种生产方式可进行推广。目前，中国有20 多个省都有稻鱼共生系统，浙江青田的农业文化遗产稻鱼共生系统的保护经验对全国各地稻鱼共生系统具有重要示范价值。

三、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

1.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认识上的三个误区

误区之一是将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现代农业发展对立起来。“传统”是一个过去的概念，大量的事实证明，历经数千年的传统农业并非“一无是处”；“现代”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以化石能源消耗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农业并非“十全十美”。“传统”并不意味着“落后”，农业文化遗产是传统农业的精华所在，将其与现代农业技术相结合，则是现代生态农业发展的方向。对于农业文化遗产而言，内涵的保护远大于形式的保护。

误区之二是将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对立起来。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根本目的是促使传统农业系统在新的条件下的自我维持和自我发展，并在这种发展过程中为遗产地居民提供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并在此基础上促进人们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

误区之三是将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农业文化遗产地发展对立起来。“保护”不是“保存”，“发展”不是“开发”。保护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发展是积极地保护。农业文化遗产强调的是“动态保护”与“适应性管理”，既反对缺乏规划与控制的“破坏性开发”，也反对僵化不变的“冷冻式保存”。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遗产地因为相对落后有迫切发展的诉求是很正常的，关键是寻找保护与发展的“平衡点”，以及探索后发条件下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2. 农业文化遗产的动态保护途径

农业文化遗产与一般的自然和文化遗产不同，是一种活态遗产，是农业社区与其所处环境协调进化和适应的结果。它保护的是一种综合性的生活方式、生产技术、生态景观。因而，对于农业文化遗产不能像保护城市建筑遗产那样将其进行封闭保护，否则只能造成更严重的破坏和遗产保护地的持续贫穷，应当采取动态保护的思路，让农民在继续采用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从中收益，在保护生态系统服务的前提下有所发展。基于动态保护和多方参与的原则，农业文化遗产的动态保护途径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发展有机农业。有机农业是一种完全不用化肥、农药、生长调节剂、畜禽饲料添加剂等合成物质，也不使用基因工程生物及其产物的生产体系，其核心是建立和恢复农业生产系统的生物多样性和良性循环，以维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它不仅有利于传统农业技术和农业文化的保护，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也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当地的可持续发展。农业文化遗产地由于经济相对落后，农业发展多处于传统农业阶段，很少施用化肥农药，这为未来发展有机农业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

第二，发展生态旅游。生态旅游强调保护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维持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它是一种具有保护自然环境和维系当代人们生活双重责任的旅游活动。在遗产地开展生态旅游，不但可以有效地保护农业文化遗产，而且可以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质量并保持原来的生产方式。哈尼梯田的景观及其少数民族文化都是很好的旅游资源，现在哈尼梯田也具有一定规模的旅游发展。然而，过度的旅游开发可能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这也是在遗产地开发旅游最让人担心的。包括观光农业等的生态旅游的发展实际上是一种很有效的形式，积极而有序的开发将对遗产保护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此外，开展生态旅游的收益可以用来保护生态环境，同时旅游能带动建筑、交通、餐饮、娱乐、通讯、商业的同步发展，农民可以从中获益，从而更愿意参与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