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文化遗产（精选11篇）
生态文明文化遗产 篇1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提高了人们生活水平, 同时也增加了环境保护的负担。文化遗产保护与自然生态平衡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无论是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都具有生态环保功能, 因而要想提高环境保护工作水平, 注重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十分重要。
1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生态环保功能
物质文化遗产与人类生活、自然环境密切相关。物质文化遗产种类繁多, 根据内涵和性质可以大致分为石窟艺术类、古村落类、古城类、山川类以及其他类[1]。物质文化遗产有的直接产生于自然环境就中, 有的依赖自然环境而延续, 还有些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就是自然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 不同的文化遗产保护具有不同的环保功能。例如, 属于物质文化遗产山川类的泰山文化之所以能够延续, 主要源于泰山的魏峨挺拔、诸峰险峻及丰富的动植物资源等, 因而对泰山文化进行保护, 本身就是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2 非物质引产保护的生态环保功能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多彩、五彩缤纷, 历史悠久、文化内涵丰富, 传统的口头传说、艺术表演、手工技巧、各族民俗礼仪等都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我们可以看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在人与自然环境搏斗中行形成的, 也有先人总结出来的, 并且很多都与自然生态环境息息相关。例如蒙古族的长调歌曲, 反映出了蒙古族历史文化的源远流长, 从歌曲的音符、配乐、旋律等都可看出不同地区的特色, 鹰击长空、高亢辽远、微风拂面等都显示出草原本色。和谐生态环境是蒙古长调歌曲的创作基础, 是传统音乐的创作之源。因而加强对音乐类文化类遗产的保护, 具有保护草原系统、防止水土流失等生态保护功能。
3 构建文化遗产保护的生态环保功能体系
文化遗产是社会发展的见证, 是文明的结晶, 是全社会的共有财富。但是改革开放以后, 社会经济飞速发展, 人们生活水平大幅提升,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 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文化遗产保护具有生态环境保护功能, 因而不论是从自然环境保护的角度还是从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分析, 都应该认识到构建文化遗产保护的生态环保功能体系的重要性, 以此推动环保事业发展。
3.1 建立完善的物资文化遗产数据库
要想构建文化遗产保护的生态环保功能体系, 首先要建立完善的文化遗产数据库。文化保护工作不应只是喊口号, 理论的意义不可能代替实践的发展, 因此要建立健全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通过各种渠道, 不断为数据库更新内容, 每项文化遗产应配备相关文字、图片、文本、动画、视频、音频等原始资料。文化遗产自身具有特殊性, 单纯的数字化资料收集和存储不能体现其文化特性。因此要想充分将其完整的呈现出来, 在数字化保护的基础上, 将多种新技术手段应用其中。
3.2 建立管理机构
当前在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中, 由于缺乏上级领导部门的统一指导和组织管理, 导致各项责任不能落实到每个人身上, 因此要根据各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实际情况, 成立省市一级的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管理机构, 将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的具体收集、存储和检索责任落实到每个部门, 甚至是每个基层工作人员, 进而保证地方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工作正常有序开展。
3.3 提升基层工作人员技能
文化遗产保护部门要定期组织培训课程, 不断提升基层工作人员数字化技术和资源采集技能, 进而提高数字化资源采集工作的质量, 保证相关数据信息的准确性和时效性。同时, 要对文化遗产传承人进行相关保护知识的宣传和教育, 加大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力度, 尤其是民间游戏、技艺、民俗和少数民族音乐等, 使每个普通民众了解物资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从而促进生态环保工作的开展[2]。
3.4 合理应用信息化技术
数字化技术是目前最先进的信息技术, 为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科学技术上的支持, 使得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上升到了另一个高度。但在数字化技术应用上, 有几点问题值得思考。
3.4.1 数字化技术应用要与文化生态向平衡。
数字化应用过程中, 不应以损害文化传播、文化多样性为代价, 应尊重文化生态, 并与之相适应。
3.4.2 数字化技术应用要与多学科交融。
以开放的心态和创新的视野, 逐渐打破学科限制, 在物质文化数字化保护和开发中融合多种学科知识。
3.4.3 数字化技术应用要与文化产业发展相协调。
数字化技术只是手段, 服务内容才是核心。因此, 要不断丰富数字文化的内容, 并与文化产业发展相协调, 真正通过文化遗产的保护, 发挥其环保功能。
4 结语
文化遗产保护具有生态环保功能, 在环境质量空前严峻的今天, 加强对文化遗产保护十分重要。我们要正确认识文化遗产保护与生态环保功能之间的关系,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 使其最大程度发挥出生态环保功能, 维护生态平衡。
参考文献
[1]熊贤礼.环境科学与文物保护[J].博物馆, 2012, 11 (09) :14-15.
[2]徐嵩龄, 张晓.文化遗产的保护与进展[J].社会科学社, 2013, 13 (07) :12-13.
生态文明文化遗产 篇2
守望我们的精神家园-永州瑶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调查
永州境内的瑶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和社会活动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永州文化的源泉之一和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瑶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由原来的.一百多种骤失至今已不足30种.一些依靠口传身授的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散失消亡,许多传统技艺濒临灭绝,传承后继乏人,仅存的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珍贵实物与资料遭到毁弃流失或随意滥用、过度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象时有发生.加强保护永州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并有效的发掘整理、研究利用已刻不容缓.
作 者：陈永祥 叶国香 作者单位：陈永祥(江华瑶族自治县文化馆,湖南,永州,425500)叶国香(江华瑶族自治县大石桥中心校,湖南,永州,425500)
刊 名：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年，卷(期)：2007 28(2) 分类号：G07 关键词：永州 瑶族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文明文化遗产 篇3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生态学；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08-00-02
一、文化生态学的基本内涵
“文化生态学”，指的是将生态学的方法运用于文化学研究的交叉学科，也是研究文化的存在发展与资源、环境、状态之间的关系以及规律的科学。总体而言，文化生态是由“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组织环境”三个层次构成的三位一体的复合结构[1]。
文化生态学在借用系统论的理论前提下，将文化视为一个整体，即“文化生态环境”，对其进行全面、系统而又整体的研究。本文将“文化生态系统”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中，试图探索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文化生态结构与策略。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文化生态保护的诉求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是自然环境的产物：地理位置。地理位置一般是用来描述地理事物时间和空间关系。本文在这里主要是指自然地理位置，即地理事物在地球表面本来就存在的时空关系。不同的地理位置形成不同的地缘文化、造就不同的文化风貌与文化形态；气候条件。气候是地球上某一地区多年时段大气的一般状态，是该时段各种天气过程的综合表现。气候条件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的可能性。如山西省平陆县由于地势北高南低，日照充足，温差大，土壤结构比较坚实，为当地独特的民居建筑技艺——地窨院营造技艺的诞生创造了条件；自然灾害。自然灾害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不可忽视。一方面自然灾害的发生可能导致发生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亡；另一方面自然灾害的发生也可能使发生地之前未被重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重新回归人们的视线。
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地域的产物，也与地域息息相关；离开了特定的地域，便失去了它们赖以存在的土壤和条件，也就谈不上挖掘、利用、保护、传承和发展。因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首先要关注孕育该文化的自然生态，只有保护好其原生的自然土壤，才能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汁原味”，避免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经济环境：生产力水平。生产力水平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人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那个时期人民生活的必需品，因而具有蓬勃的生命力；但随着人类生产力水平的的提高，人们的需求变得更加多元化，消费选择更加多样，文化产品也更加的丰富，此时的非物质遗产与现代化生活相隔绝，由于“落后”而成为了边缘物。
生产方式。农业时代，生产方式较为落后，以传统手工作业为主，铁犁牛耕，所以传统手工艺大多为个体、民间艺人手工制作，用料、工艺十分考究、工序繁复，并呈现出独特的个性；而工业化时代，产品被大量的复制，由个体创造带来的独特的精神和气质被机器消解掉了，文化内涵被抽空，现代化生产下的产品成为形式的“秀场”。
经济体制。就国内来看，在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多以政府为主体，以静态保护为主，体现为“博物馆藏”，由于缺乏广泛的受众参与，文化资源只能在创造者或传承者的所在地的小范围内发展，其所创造的价值也仅仅是满足所有者自身的生存所需；而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当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成为大众消费的产品，成为各种企业创造和利用“原料”，其价值可以在不同的观念、技术中创造和叠加，从而为社会的发展增加丰厚的动力，创造出繁盛的效益。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离不开社会环境：社会环境是指人类生存及活动范围内的社会物质、精神条件的总和。人是一切社会活动的主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是“人”，因人产生、随人发展、靠人传承；人的保护与传承活动贯穿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始终。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要以人们生产生活的真实的社会环境为依托。
国家法律。国家立法的目的在于调动资源加大保护力度，对破坏非遗行为进行强制性制止，对保护非遗进行法律上的支持，为政府行为乃至其他社会力量包括公民个人保护行为提供法律保障；政治制度。政治制度是指社会政治领域中要求政治实体遵行的各类准则或规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政治制度紧密相连，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它是与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体制。在当今中国，非遗不仅是文化消费的核心资源和重要的旅游资源，它还承载着中华五千年的灿烂文明，代表着国家的形象与成就，社会主义体制为非遗的保护提供了强有力的后盾，社会体制改革在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建设的同时会更有力的提高对文化资源的保护强度；教育体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学界作用无可替代；一方面，专家学者所拥有的专业知识、保护技术、研究手段，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不可替代的智囊要素。另一方面，文化传承离不开学校教育，加强小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培养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兴趣和保护意识，对非遗的传播与传承是很好的促进；传播体制。非遗的保护工作，需要加大宣传的力度，使非遗在全社会得到认可和尊重，要赢得全社会的支持，需要发动全社会的广泛参与、提高公民保护文化资源的自觉，增强文化保护意识，利用各种报纸、电视、广播等媒体资源，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知识，形成良好的非遗保护舆论氛围和风气。
参考文献：
生态文明文化遗产 篇4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生态建设,整体性保护,理念与方式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文明古国,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不是某些“代表作”和零散的“文化碎片”所能涵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既包含着丰富多样的内容和形式, 又与特定的生态环境相依存。因此, “整体性”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应该恪守的理念与原则, 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保护方式。作为保护方式, “整体性”强调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在所处的文化生态环境中进行保护, 即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的保护, 而不是孤立的项目保护, 也就是说是一种要顾及到各种因素的综合保护。只有坚持这一重要的保护原则与方式, 才能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
一、文化生态视野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文化与生物类同, 都具有物种的多样性和其生态性。“‘生态’一词, 源于希腊文OIKOS, 意思为家或者环境。一般指生物的生存状态 (包括生理特性和生活习性) , 以及它们之间和它与环境之间关系。1866年, 德国博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 (Ernst Haeckel) 在其所著《普通生物形态学》 (General Morphologie der Organismen) 中首次提出‘生态学’的术语”, 他认为, 所谓“生态”“是一种关系的描述, 就是自然、有机生命体与周围世界的关系, 因此, ‘生态学’被定义为研究有机体及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1]2
进入20世纪后, 生态学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 很快便成为一门内涵丰富的综合学科, 并对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55年, 美国新进化论学派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 (Julian H Steward, 1901-1972) 在其代表作《文化变迁论:多线进化方法论》 (Theory of Culture Change:The Methodology of Multilinear Evolution) 中首次提出‘文化生态学’ (Cultural Ecology) 概念, 指出文化与生物一样, 具有生态性。”[1]2把生态学运用到文化研究之中, 从而拓展了研究视野。
1962年, 美国女作家瑞秋·卡森 (R.L.Carson, 1907——1964) 的《寂静的春天》一书问世, 作者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饱受工业技术摧残的生物界、自然界, 从根本上改变人与自然对立的态度, 并将哲学思考、伦理评判和审美观引入生态学视野, 把生态学延伸到了社会生活、人类行为的各个方面。在生态学不断扩展的轨迹中, “所谓‘生态学’, 似乎已经不再仅仅是一门专业化的学问, 它已经衍化为一种观点, 一种统揽了自然、社会、生命、环境、物质、文化的基本观念, 一种革新了的、尚且有待进一步完善的世界观。”[2]
作为一种崭新的世界观, 生态学追求的是生态平衡。自然生态系统是由多种成分构成的, 是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在特定空间的组合, 除了地球能量的主要来源阳光以外, 还包括空气、水和土壤等非生物成分以及植物、动物和各种微生物等生物成分, 也包括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等, 这些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 彼此之间进行着连续的能量和物质交换, 共同维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自然生态平衡所体现出的多样性和有序性, 也是文化生态平衡所具有的重要特性。
文化生态系统不仅包含自然环境和技术、经济因素, 而是由自然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社会组织环境等多个层面构成, 形成了自然、经济、政治、社会、人、环境等诸多因素构成的复合结构。“文化生态平衡是指文化的多样性与丰富性, 以及文化与环境间、文化与文化间、文化内部诸因素间保持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的稳定与有序状态。”[3]
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与自然环境或自然资源有着紧密的联系, 一旦其依存的自然环境遭到破坏、自然资源匮乏难觅, 就会直接影响项目的生存与发展。如我国四大名砚之一的歙砚, 又名龙尾砚, 其原料出自江西婺源的龙尾山, 若没有本地特产的原材料, 任何高手也难以制作出质真物实的徽州歙砚。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 其发展延续是与当地优质高岭土资源有着密切联系的。2009年10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 (简称黎锦技艺) , 就充分体现了因地制宜、师法自然这一原则。黎锦的主要原料是本地出产的棉花和麻类植物, 其染料主要采用山区野生或种植的植物, 通过从植物的花、果、叶、茎、树皮中提取原料来配置染料。所以, 黎锦技艺的传承与发展也离不开对当地生态环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人类适应自然、师法自然的产物, 深深地打上了不同的自然环境的烙印, 而这些文化遗产的独特性正是源于这些遗产的地域和生态环境特色。因此,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濒危性、稀缺性、独特性、地域性和民族性等特点, 也是任何其他文化资源所不能相比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植根于民间的“生态文化”, 它不仅与特定地区的自然环境相依存, 而且与人文环境也有着密切的联系, 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文化本来就是人群的生活方式, 在什么环境里得到的生活, 就会形成什么方式, 决定了这人群的文化性质。”[4]如入选中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刘三姐歌谣”, 它是流传于广西壮乡的民间山歌、歌谣的总称。刘三姐歌谣是被称为“歌仙”、“歌圣”的刘三姐和无数壮族民间歌手长期在壮族民间传歌培育形成的成熟的壮族民间音乐主要形式之一。宜州市是刘三姐歌谣最有代表性的地区, 被认同为刘三姐的故乡。唱山歌曾是这个地区百姓的主要娱乐方式和社交方式, 他们“以歌代话、借歌传情”, 几乎村村寨寨都有歌本、歌谱。唱山歌的风气, 在这里十分盛行, 这里有“女人不会唱歌难出嫁, 男人不会唱歌难娶媳”的说法。笔者曾于2005年和2008年两次去宜州市考察, 亲身体验到了这里壮族山歌的魅力。接待我们的该市领导和文化干部个个是歌手, 他们用歌声迎接我们, 伴着歌声敬酒待客, 那嘹亮的歌声和有趣的歌词至今仍萦绕在耳旁。在宜州市刘三姐乡的刘三姐书院, 我们有幸一睹当地壮族歌王的风采, 两对歌王对唱山歌, 一问一答, 斗智斗勇, 机智风趣, 令人捧怀。我们现场提问, 故意出些难题, 但均难不倒歌王, 他们总能随机编出四句歌从容应答, 歌词幽默贴切、充满诗意, 曲调高亢悠扬, 回味无穷。傍晚, 我们来到宜州市的广场, 广场的墙壁上均是表现当年刘三姐生活和传歌风采的浮雕, 到广场上来休闲娱乐的当地民众自动聚成多个群体, 围在那里对唱山歌。唱山歌的形式都是两人一组, 两组人对歌, 在同一音调下, 歌词都是即兴编出, 男子唱完女子对, 一来一去难止息。我曾询问过几位当地民众, 他们说唱山歌是他们的一种娱乐方式, 每天都要来这里对歌。这说明当地有着唱山歌的民风习俗, 尽管那令人神往的漫山遍野的歌声如今难以听到了, 尽管唱山歌的多是中老年人, 但唱山歌的文化环境和文化传统在这里依然保留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刘三姐歌谣”只有在这样的文化生态环境中才能得以更好的保护与传承, 这一项目必须坚持整体性保护方式, 倘若把它抽离出来, 就像让鱼离开水一样, 是无法生存的。2004年8月, 宜州市的刘三姐乡正式挂牌启动了“下枧河流域刘三姐歌谣文化生态保护区”项目, 有效地促进了这一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由此可见,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下产生和发展的,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脱离其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 我国的文化生态环境由于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 受到异质文化中腐朽文化因素的侵蚀, 受到外部因素对文化自身发展规律的干扰, 以及对传统文化资源、文化形式的损害等, 出现了严重的失衡状态。一些单纯追求精神刺激和感官愉悦、格调低下的文化样式, 一些纯商业方式运作、追求经济效益为主的文化物种处于“疯长”状态, 而一些民族的、优秀的文化资源却遭到破坏, 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而处于濒危状态。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 有客观因素, 也有人为的损毁, 更有人们文化生态保护意识的长期缺失, 以及对传统文化资源价值的无知和轻视。
保持文化的多样性是加强文化生态建设、防止文化生态失衡的重要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多样性的集大成者, 是自古传承至今的一种活态文化, 它来自少数民族、原始部族、乡土文化、民间文化……, 是依赖一定生态环境和特定人群而存在与发展的“生态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民族引以自豪的精神财富, 是各民族文化物种的基因库, 从中人们可以探究到不同民族的演变历程, 及不同民族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思维模式、精神信仰、审美取向、风俗习惯等, 是任何民族都应该百般珍视的精神家园。我们坚持整体性保护方式, 就是主张在特定的人文社会环境中, 在特定群体的日常生活中, 有效地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充分体现出其价值并较好地实现其功能。同时要以区域文化体系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视角, 注重文化遗产项目与区域内其他文化事项的密切关联、互相依存的关系,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置于区域社会发展整体规划中, 充分考察其与人文生态、社会制度等诸多因素的联系, 使其在与各种因素的和谐共存中获得最佳的生存与发展状态。
文化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可持续发展的自然基础。我们应该看到, 文化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是相对的。由于文化生态系统总要受到各种人为因素的影响, 若在有益因素的影响下, 能使其达到更合理的状态, 建立起新的平衡, 或使原有的生态系统保持较为和谐稳定。但倘若异质文化的侵染严重, 人们对本民族无形文化资源轻视甚至损害, 以及不当的经济开发和建设使文化遗产受到破坏, 均能造成一个地区文化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所以, 人们对本民族文化的态度、行为, 对文化生态环境的保护至关重要。要建设好、维护好本地区文化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 就要在全球化进程中站稳立场, 坚定不移地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 保持本地区文化的民族性、多样性。
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的实践
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整体性保护的实践始于博物馆学界关于“生态博物馆”理念的引入。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 法国等国家兴起了“生态博物馆”运动, 将历史、文化、自然博物馆的静态保护理念推广到某个著名社区或古村落, 实施整体动静结合的保护。1971年, 法国博物馆学家乔治·亨利·里维埃 (Georges Henri Rivière) 和于格·戴瓦兰 (Hugues de Varine) 提出了生态博物馆的概念:“‘生态博物馆是由公共权力机构和当地居民共同设想、共同修建、共同经营和管理的工具。公共机构的参与是通过有关专家、设施及设施机构所提供资源来实现的;当地人民的参与靠的是他们的志向、知识和个人途径。’法国政府在1981年颁布的有关文件, 对‘生态博物馆’作了官方定义:‘生态博物馆是一个文化机构, 这个机构以一种永久的方式, 在一块特定的土地上, 伴随着人们的参与、保证研究、保护和陈列的功能, 强调自然和文化的整体, 以展现其代表性的某个领域及继承下来的生活方式。’”[5]显而易见, 生态博物馆的涵义与传统博物馆截然不同, 传统博物馆是有固定的博物馆建筑和场所, 将收集到的文化遗产在馆内保存和展出, 供观众参观、欣赏和研究, 于是, 这些文化遗产远离了它们产生的地域、环境和所有者。而生态博物馆采取的是就地保存和保护的方式, 使文化遗产能够在其所属的社区和环境中保存与保护, 在融入当地民众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中鲜活地传承与发展。由于生态博物馆的理念顺应了当代要求文化遗产权和文化遗产的诠释权应回归原地区和原住民的呼声, 符合文化遗产 (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与传承的客观规律, 因而生态博物馆的理念一问世, 便迅速被欧洲、拉丁美洲和北美洲等众多地区和国家所传播和认同, 并逐渐成为一种整体性保护文化遗产的有效方式。
20世纪80年代, 我国学术界开始关注生态博物馆理论。1986年, 中国博物馆学会常务理事苏东海研究员首次在他主编的《中国博物馆》杂志上介绍了生态博物馆。90年代中期, 苏东海在挪威博物馆学杂志上发表了《中国对生态博物馆和新博物馆学的认识和评价》, 成为我国首篇对生态博物馆作深入研究的学术论文。与此同时, “在他的倡导下, 贵州省开始建设生态博物馆, 这个工程得到了挪威政府的援助, 被纳入《1995至1996年挪中文化交流项目》中。贵州生态博物馆建设选择了四个地点:梭嘎 (苗族) 、镇山 (布依族) 、隆里 (汉族) 和堂安 (侗族) 。贵州生态博物馆建设的指导思想, 集中体现于由挪威专家和中国专家共同制定的《六枝原则》之中, 其内容如下:第一, 村民是其文化的主人, 有权认同与解释其文化。第二, 文化的含义与价值必须与人联系起来, 并应予以加强。第三, 生态博物馆的核心是公众参与, 必须以民主方式管理。第四, 旅游与保护发生冲突时, 保护优先, 不应出售文物但鼓励以传统工艺制造纪念品出售。第五, 避免短期经济行为损害长期利益。第六, 对文化遗产进行整体保护, 其中传统技术和物质文化资料是核心。第七, 观众有义务以尊重的态度遵守一定的行为准则。第八, 促进社区经济发展, 改善居民生活。”[6]
在实践层面上, 1997年10月31日, 贵州省人民政府和挪威王国正式签订《挪威开发合作署与中国博物馆学会关于中国贵州梭嘎生态博物馆的协议》。1998年10月, 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六枝梭嘎生态博物馆正式落成, 苗族生态博物馆开馆。该博物馆的范围包括梭嘎乡12个村寨, 在陇嘎村建有资料中心, 展示了当地的生活、生产习俗和民间艺术。生态博物馆的管理, 主要以当地社区为主, 管理委员会由区级文化及文物主管部门的代表、12个苗寨的公认代表和具有相应资格的管理人员、财会人员组成。另外, 还设有科学咨询小组, 由相应的专家组成。随后, 贵州省相继建立了贵阳花溪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锦屏县隆里古城生态博物馆、黎平县堂安侗族生态博物馆等, 并形成了生态博物馆群, 为生态博物馆建设提供了可操作性的有益经验。
从1998年开始, 云南省也确定了“以人文生态环境保护为重点的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区工作, 选择腾冲县和顺乡、景洪市基诺乡的巴卡小寨、石林县北大村乡的月湖村、罗平县多依河乡的腊者村、邱北县的仙人洞村等具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聚居的自然村寨作为文化生态村。从2000年9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中明确规定:‘选择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聚居自然村寨, 设立云南省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区。’并规定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区必须符合下列条件:‘能够集中反映原生态少数民族文化的;民居建筑民族特点突出并有一定规模的;民族生产生活习俗较有特色的。’该《条例》的实施, 不仅对民族生态村建设具有指导和规约的作用, 而且标志着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区工作已纳入到了省政府的文化事业发展规划之中了。为探索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进行‘活态保护’的有效途径, 云南省还在怒江、大理、丽江、迪庆4州市开展大规模调研后, 提出了以社区为单位建立民族文化生态保护村 (区) 的构想, 并在滇西北地区规划、实施了60个保护村 (区) 的建设, 带动了各州市、县制定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并付诸实施。云南省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相继建立, 一些民族地区正开始向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州、县的目标迈进, 确保了民族文化多样性可持续保护与发展。”[6]
2003年12月, 广西在其西北部河池市南丹县的白裤瑶族聚居地兴建中国首座瑶族生态博物馆, 对白裤瑶自然村寨的原状进行保护, 并同时展示瑶族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这是广西第一家少数民族生态博物馆, 2004年11月26日正式建成开馆。该馆坐落在南丹县里湖乡怀里村, 其保护范围覆盖了怀里村的蛮降、化桥、化图三个自然屯, 涉及100多户、500多白裤瑶群众。一条百年古道将相邻的三个村寨相互联结, 山野景致四季如画。白裤瑶 (1) 的聚居地, 位于崇山峻岭之中, 至今该地区的自然环境、社会结构、经济状况和精神生活仍保存在一种较完整的文化生态中, 曾有历史学家称这里为“人类文明的活化石”。南丹县里湖瑶族乡白裤瑶生态博物馆建成并对外开放, 是中国加强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工作的一项成果。它为白裤瑶民族文化的原生态保护、记载、展示等创造了有利条件, 也为白裤瑶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提供了很好的契机。这座生态博物馆的建立和完善, 会使更多的人来这里参观和考察, 在弘扬民族文化的同时, 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逐步提高当地白裤瑶族人的生活水平。当地居民利用生态博物馆这一手段来保护自己的遗产, 并利用这些遗产来创造未来。
生态博物馆作为一种新理念、新模式, 突出了保护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生性。此后, “广西率先在全国开始探索民族文化‘联合体’保护模式, 启动‘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建设1+10工程”, 即由广西民族博物馆带动辐射, 在全区各地新建10个专业生态博物馆。广西生态博物馆群遵照‘文化原地保护’的理念, 通过‘政府主导、专家指导、居民参与’的方式, 把10个民族生态博物馆和广西民族博物馆结成一个‘联合体’, 共同承担起政府实施民族传统文化和其他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传承与展示任务。这种科学家和村民紧密结合的形式被著名博物馆学者苏东海教授称为‘中国生态博物馆的第二代模式’。广西的十个民族生态博物馆到目前为止全部建成开馆, 它们分别是:南丹里湖白裤瑶生态博物馆、三江侗族生态博物馆、靖西旧州壮族生态博物馆、贺州客家生态博物馆、那坡黑衣壮生态博物馆、灵川长岗岭商道古村生态博物馆、东兴京族生态博物馆、融水安太苗族生态博物馆、龙胜龙脊壮族生态博物馆、金秀坳瑶民族生态博物馆。这十个博物馆构成了广西的生态博物馆群, 分别用以保存广西的瑶族、侗族、壮族、汉族、京族和苗族文化。”[7]
以上几个地区建设生态博物馆及民族文化生态保护村 (区) 的实践启迪人们深深感到:为了使民间原生态文化存活下来, 就应该重视与其紧密相依的文化环境的保护。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文化, 每个民族文化又有与众不同的特色。建立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 (村) , 既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设立最安全的屏障, 又能将民族文化遗产原状地保存在其所属的环境之中, 使之成为“活文化”。事实证明, 划定文化生态区 (村) , 对文化遗产实施整体性保护, 是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立体生存的有效方式。如此实践也为建设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提供了有益的实践经验。
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域性整体保护的探索和实践, 2006年9月在《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 在“十一五” (2006-2010年) 期间“确定10个国家级民族民间文化生态保护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是指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 对历史积淀丰厚、存续状态良好, 具有重要价值和鲜明特色的文化形态进行整体性保护, 并经文化部批准设立的的特定区域。”[8]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种创新机制。2007年6月9日, 文化部正式批准设立“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这是我国第一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实验区包括福建的泉州、漳州、厦门三地, 这里是台湾同胞的主要祖籍地, 也是闽南文化的发祥地和保存地。到2020年左右, 将基本形成较为完善的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保护体系。至2014年底, 文化部已相继设立了18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这些实验区都在根据当地的特点和具体情况, 积极探索建设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方式方法, 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 走出了适合本地情况的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路子。由于目前仍处实验性阶段, 因此各保护区暂定为“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待日后条件成熟后, 经过专家考察、论证, 再正式命名为“文化生态保护区”。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的理念与方式
伴随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深入发展, “整体性”作为一项保护原则与方式已经被社会广泛认同和接受, 但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实现整体性保护仍存在着诸多的困惑和理解上的误区, 需要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去分析和辨析。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 有人认为实现整体性保护是一种美好的空想, 因为,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农耕社会的产物, 如今这些遗产所依赖的文化生态环境, 即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各种历史条件, 也包括人的思想理念、价值观念及人的需求等, 都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 那么, 在当下文化生态环境中又怎能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整体性保护呢?这就涉及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生态保护的再认识问题。从整体来看,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历史上人民群众创造的结果, 还是与时俱进不断传承发展的产物。除了少部分由于社会的变迁、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等原因而消失外, 绝大部分则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传承延续至今, 并在当下呈现出生机与活力。如此看来, 非物质文化遗产兼有“历史”与“当下”的二重性。活在当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与当下文化生态环境相适应的结果, 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也是一种当下的文化行为。因此,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可能完全回复到“历史的原貌”或“历史的生态”中去。我们经常提到的所谓“原生态”, 也不是文化在历史上的原来生存状态, 在很大程度上是指尚未经过太多人为的改变 (或曰“现代化”污染) , 还保留着较多自发性、乡土性和民间性的原始状态, 这一特性的保持是与其所处的自然地理条件及生态环境密切相关的。但随着历史的演进, 非物质文化在传承中发展, 而其所依存的生态环境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我们所说的“文化生态环境”是指当下的, 而不是历史上几百年前的。我们首先应正视文化生态环境所发生的各种变化, 同时应通过我们的努力使文化生态环境得到科学的改善和优化, 使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的文化整体, 得以延续和发展。所以, 我们所说的整体性保护, 是从当下的实际出发, 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更好地活在当代, 融入当代民众的生产生活。“在尊重历史和传统的前提下, 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生态保护的当下性, 便是文化保护的特质”[9]。
在建设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实践中, 要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整体性保护, 还要立足于传统村落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以村落为主体构成的文化群落, 既是文化多样性的发源地, 又是各种民间文化的载体。传统村落具有地域分散、环境相对独立而封闭的特点, 尤其是少数民族, 大多居住在远离城镇的山乡, 他们保留着更多的传统生活习俗和生产方式。“一个典型的村寨, 往往具有该民族在文化、社会组织、经济等方面的典型特质。”[10]在完整而典型的传统村落里, 集中了许多原生态的文化事象:传统民居、宗祠寺庙、生态环境、手工技艺、耕作方式、生活习惯、婚丧习俗、宗教信仰、风俗礼仪、村规民约、体育娱乐等, 积淀着深厚的中华文化传统, 能从中探寻到民族的历史文化基因。譬如:位于浙江省中西部的兰溪市境内的诸葛村, 700多年前, 诸葛亮的子孙迁居到这里, 至今居住着诸葛亮后裔第47代到55代共4000多人, 是诸葛亮后裔最大的聚居地。整个村落以钟池为核心, 八条小巷向外辐射, 形成内八卦。更为神奇的是村外八座小山环抱整个村落, 形成天然的外八卦。对此有人说, 诸葛村是诸葛后裔对宋、元以来太极八卦图的精心演绎。诸葛村的建筑令人惊叹, 村内现保存完整的明清古建筑有200多处, 其“青砖灰瓦马头墙、肥梁胖柱小闺房”的建筑风格, 成为中国江南古民居的典范。每年农历四月十四 (诸葛亮的生辰) 和八月二十八 (诸葛亮的忌辰) , 村里都要举行祭祀, 缅怀先祖、重温祖训。诸葛亮《诫子书》留下的“淡泊明志, 宁静致远”古训, 早已成为村民为人处世、修养自身的座右铭, 这使他们保有内心的宁静平和, 拥有一份弥足珍贵的淡然与洒脱。这里有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和传承者, 如诸葛亮第50代孙诸葛议是兰溪中学退休教师, 每年假期都召集村里的孩子在大公堂温习《诫子书》;为了维护、修缮村中的古建筑, 诸葛亮第52代孙诸葛延新从未离开过家乡, 从16岁开始学习古建筑修复技艺, 如今已成为村里最好的巧木匠;诸葛亮第51代孙诸葛文仓潜心传承祖先留下的孔明锁制作技艺, 已研究出了64种不同的榫铆结构及几十个新品种, 使孔明锁这一能够开发心智、灵活手指的古老玩具受到当代人的喜爱。他还有一个最得意的作品, 即:用118根木条创造出的世博会“中国馆”模型。在诸葛村有着良好的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的生态环境, 诸葛村人在宁静祥和中守护着精神家园并创造着美好的未来。可见,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要落到实处, 就要立足于最基层的村落、社区, 所有保护项目都应该植根于它们所依存的地方背景和具体环境。
就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方式而言, 首先应该保护每个“非遗”项目自身的完整性, 这是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的基础。任何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 都是由多种技艺、技能共同构成的, 只保护其中部分技艺, 是不能将其完整地传承下来的, 必须对其全部程序与技能实施全方位的保护。如皮影戏, 我们能看到的是具体的舞台表演, 其背后还有与之密切相关的多个组成部分, 就皮影道具制作而言, 就有影人的设计、雕刻、着色, 这些工艺的上游还有制皮技术。此外要实现对皮影艺术的整体性保护, 还涉及到演出剧本、音乐伴奏、演员表演以及与观众的现场互动等多个要素, 忽视了哪个要素都会直接影响皮影艺术保护与传承的完整性, 因此, 对皮影艺术进行整体性保护就意味着对上述所有工序和要素的全面保护。
其次, 我国民间许多习俗都与特定的文化生态环境紧密相依,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就要保护与其相依的生态环境。譬如, 要保护民间故事, 使之流传下去, 只是整理故事、录音、录像是不够的, 必须重视保护民间故事流传地区的传承环境, 坚持活态保护, 才能使之继续活在民间。有人试图把民间故事家“推向世界、推向市场”。这样做就割断了民间故事以及故事家同生活、同民众的联系, 丧失了原有的价值。倘若把民间故事家请进茶社、演艺厅去表演, 使他们成为脱离生活的演员, 重建一种市场价值观, 那么, 原来的民间故事就变质了, 原来的民间故事家也就不存在了。
当然, 整体性保护原则并不是对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都适用, 有的项目早已淡出了人们生产生活的范围, 当代也没有必要强行恢复, 如川江号子是川江船工们为统一动作和节奏, 由号工领唱, 众船工帮腔、合唱的一种民间歌唱形式。它是作为原始航运文化的伴生文化而产生的, 其发展、延续与原始航运文化关系十分密切, 随着现代航运文化的发展和长江沿岸环境的变迁, 船工已经失去了原始航运时代的作用, 已经没有了纤夫。如果通过恢复船工拉纤而延续川江号子, 那显然就是一种表演, 不是当代真实的生活。
再次, 坚持整体性原则是为了保护完整意义上的中华传统文化, 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祖先留下的宝贵财富, 虽然在具体形式、内涵、功能上有所不同, 但它们都是中华民族精神情感的衍生物, 是同源共生、休戚与共的文化整体, 二者往往是紧密结合不可分割的, 如故宫是规模宏大壮丽的古代建筑群, 属于物质文化遗产, 但故宫的营造技艺则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 如果其营造技艺不能很好地传承下去, 今后若需修复故宫建筑时, 就难以做到修旧如旧, 恢复其本来面貌。所以, 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质文化遗产貌产的多样性, 才能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应当同时加以有效的保护, 才能继承完整的中华传统文化。
要从上述层面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 重要的是应该激发广大民众保护、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情, 发挥其积极的能动作用, 并协调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环境、人三者的关系, 既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 又为人民群众创作出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 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成果真正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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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刘登翰.文化生态保护的几点理论思考[J].福建论坛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9, (08) :116-121.
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生态保护三议 篇5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生态；保护
由凯里学院主办的原生态文化论坛已经整整走过5个年头。5年来，论坛在许多理论问题上都已达成共识，但在这个论坛的焦点问题上分歧犹在——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究竟还要不要进行原生态保护？
一种观点认为，世界在变，非物质文化遗产当然也会变。故而，原生态保护理念的提出无论在理论的建构上，还是在实践的操作上都不具有可行性。但也有人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最优秀、最纯正的传统文化基因，为确保基因的纯净性和稳定性，当然必须对其实施最严格的原生态保护。当然，作为唯物主义者，这些学者并不否认非物质文化遗产时时刻刻都在发生这样或是那样的变化。但在他们看来，这种变化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譬如将中国传统泥人改造成西洋雕塑，将工尺谱改造成西洋简谱，将唐卡改造成西洋油画，将土布上的吉祥图案改造成日本卡通画，都在求“变”，而“变”的结果又是什么呢？人们将“真遗产”变成了“伪遗产”，“真民俗”变成了“假民俗”。在变的过程中，我们丢掉了中国文化最纯正的基因，迎来的却是西方文化的大举进入。今天我们重提原生态保护，目的就是想让某些用西方文化同化中华文化的人悬崖勒马，保住中华民族的文化DNA。
一、什么是原生态保护？
要想知道什么是原生态保护，首先需要从什么是原生态说起。根据文化所呈现出的特有形态，我们可以将文化分为“原生文化”与“次生文化”两个大类。所谓“原生文化”，是指人类在历史上创造并以活态方式原汁原味流传至今的、未经任何改编、改造过的传统文化事项；而所谓“次生文化”，则是指那些在原生文化基础上产生或是自创出来的新型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所保护的不是“次生文化”，而是那些未经任何改造的、原汁原味的“原生文化”，特别是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代表的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最能代表当地传统的活态文化。
我们选择原生文化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是“原生文化”优于“次生文化”，而是这些广受认同的“原生文化”具有更多的作为地域标志性文化的特质和传统文化基因的特性。一方面，它们像文物，本身就是当地历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它们所具有的“基因”特性，也更容易为新文化、新艺术、新科学、新技术的创造提供更加真实的底色。中华文化要想长盛不衰，就必须保护好这些真正能代表本民族特色的原生文化。否则，新文化、新艺术、新科学、新技术的创造，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国家的文化安全就会因为资源的短缺甚至丧失而失去起码的保障。
要保护好原汁原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要把好遗产项目遴选关。遴选重点应该放在考察对象是否尚处于原生状态。如果已经被人为改编改造——无论改造者是传承人，还是政府、学术界抑或是商界，只要不再是原汁原味的东西，无论其艺术水平有多高，都无权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点，与只保护原生物种，不保护杂交品种的物种基因库具有天然的一致性。
为确保基因的稳定，一旦申报成功，继之而来的保护工作也必须在遵循原真性保护原则的基础上进行。坚持民间事儿民间办方针，充分发挥好项目传承主体的积极性，而政府则重点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监管与扶持。政府干预越少，就越能确保传承项目文化基因的纯净性、稳定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价值就是它的历史认识价值。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所含历史信息越多，也就越有历史认识价值。最少干预是确保原有基因不至脱落的重要手段。举例来说，一个民间舞蹈，如果原汁原味地保持了数百乃至数千年前的跳法，显然已经很有价值，如果它还保留了数百乃至数千年前的古老祭礼，或是还保留着数百乃至数千年前的古老舞服，其历史认识价值显然又有了一个更大的提升。也就是说，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价值是高是低，与它所包含之历史信息的多寡成正相关。历史信息越多，价值也就越高；历史信息越少，价值也就越低。只有人们都意识到了这一点，才会有意识地原汁原味地保护好各种历史信息，而不是通过自作多情的改编改造将它们随意抹去。
二、为什么一定要实施原生态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已经所剩不多的弥足珍贵的民族文化资源。其稀缺之处在于，它是一种所剩不多的历史见证，具有无可替代的历史认识价值。所以，像“钻木取火”这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尽管对当代社会的发展不会起到直接的推动作用，但对研究人类文明发展史却具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认识价值。而且与通过典籍、文物认识历史还有不同，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活态的形式原汁原味传承至今，其所传承技艺与技能尽管都是以“现在进行时”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但实际上，它们无一例外的都是历史的产物，都可理解为历史的“真实的再现”。而且，与典籍、文物不同，这些遗产还可帮助我们还原那些典籍、文物所无法还原的历时性传统文化事项。如传统表演艺术、传统工艺技艺、传统节日或是传统仪式是很难被典籍与文物记录下来的具有历时性特点的传统文化事项。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价值是它的历史认识价值。但是，这个价值的存在必须以原汁原味作基础。如果已经被改编改造，不再是历史上的“原样”，当然也就不再具有历史认识价值了。将缓慢沉重的苗族舞蹈改成铿锵有力的“霹雳舞”，将侗族大歌改成美声唱法，尽管可能更符合当代口味，但对于我们了解这些民间艺术所蕴含的历史信息已经价值全无，保护也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这些事实告诉我们，要想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仅仅做到活态保护尚远远不够，还必须将它们原汁原味地继承下来并传承下去。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原汁原味的原生态保护。
三、怎样做才能真正实现原生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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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做才能算是原生态保护呢？我们所说的“原生态保护”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
（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实施原生态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在特定环境中形成的地域性优秀文化。在与特定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不断适应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存在方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地域文化的独特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由此形成了一套独特而完整的内容表达体系、形式表达体系和原料供给表达体系。要想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传承过程中不变味、不走样，就必须在内容、形式、材料三个方面严把考核关，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原真性。如果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这三个方面都能秉持传统，我们便可以肯定地说，这个项目是“真实的”，值得我们认真保护，认真传承。反之，如果这个项目在表现内容、表现形式、使用材料上大搞创新，并已经背离了原有传统，那么，这个项目就很可能因为不再原真而被《名录》除名。传承人必须明白，“原汁原味”是我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终“底线”。文物保护的第一原则是真实性原则。这意味着我们所保护的文物“必须是真实的”，不真，保护当然也就失去了它的价值。同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第一原则也应该是“真实性原则”，如果不真，不是千百年传承下来的具有重要历史认识价值的“真东西”，我们保护它干什么？
当然，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还有不同。它们一个是“死的”，一个却是“活的”。是“活的”，就会有小的变动。就像每年杨树长出的叶子都会有小的不同，但你又不能不承认它们确实都是同一棵树上长出的叶子一样，同样一支山歌在每次演唱时，也会因环境、心境等方面的原因而小有差异。但这同样不影响你做出它们是同一首歌的判断。2003年之前我们在研究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原则时，已经注意到了类似的“差异性”问题。故而，在当时我们并没有直接使用文物保护中的“真实性”一词，而是使用了在确保“真实性”的前提下允许非物质文化遗产略有变量的“原真性”（后来又有人称之为“本真性”）一词。
目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原有生态的破坏主要源自以下几方面因素：
一是传承人擅自改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原有生态造成的破坏。如传承人将客家山歌原有的5个音阶改为7个音阶，将唐卡中大慈大悲的菩萨改成绝世美女。二是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原有生态所进行的改造。如很多原汁原味、充满民俗风情的传统庙会一旦被政府接手，就会立马变成庄严肃穆的政府工作大会；三是商界介入。商界一旦介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就很容易因市场的需要和利益的驱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大规模改编改造。如为迎合旅游市场需求，对传统表演艺术进行时长上的压缩或是表演风格上的改造；四是学术界介入。学界介入的最大问题，就是西方文化对本民族传统的改造。如原汁原味的中国泥娃娃很容易在学术界的介入中变成丰乳肥臀的西方美女。
（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存活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实施原生态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特定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特定文化现象。要想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原汁原味，就不能不考虑对其赖以依存的原生环境实施整体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依存环境大致可分为两个大类：一是自然环境；二是人文环境。通常，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依存的自然环境很少发生变化，至少能影响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使之发生巨变的自然环境的变迁，可谓少之又少。但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没有，有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就是因自然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的。如随着三峡大坝的竣工与长江水位的提升，原来用于拉纤的原汁原味的三峡号子自然会因环境的改变而消失。类似的例子还会有很多，如在传统榨油技术之乡，许多榨油作坊都会因为河流流量的锐减，而被迫关门歇业。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尽管并不多见，但一旦出现，很难逆转。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的另一种环境是人文环境。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的人文环境发生着巨大改变。这种改变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往往是致命的。如随着人们生活条件的改善，草帽改布帽，传统草编技艺面临失传；一个上海外滩事件，使得许多传统民俗活动被迫叫停，踩高跷、划旱船、舞龙、舞狮这些依附于传统庙会的传统表演艺术被迫停演；一个旨在督促传承人改革创新的培训班，也足以让很多老手艺寿终就寝。实践告诉我们：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保护好这些人文生态环境是十分重要的。生存环境恶化，再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传不下去。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政府的工作不是通过创造新环境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是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本已熟悉的固有环境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点尤为重要。那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固有环境是什么？对于侗族大歌而言，鼓楼就是它的固有环境；对于行歌坐月而言，寡妇家就是它的固有环境；对于说书而言，茶楼就是它的固有环境。要想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保护好这些固有环境是不行的。如果固有环境太小，或是已经破烂不堪，已无法满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基本需求，将作坊加大，将茶座升级，都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抛弃这些业已存在了数百年之久的老作坊、老字号或是老鼓楼、老茶馆，将石雕、玉雕、评书、行歌坐月、侗族大歌统统搬进军营般的传习所，或是把老艺人、老匠人统统赶到政府新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公园，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容易因无法适应新的生态环境而拒绝传承。这与在美国草坪上养不活中国小虫子是一个道理。
生态文明文化遗产 篇6
宏村生态旅游资源现状
宏村有着一套完善的供水系统, 水系设计科学又别出心裁。南宋绍兴年间, 宏村人独具匠心开仿生学之先河, 建造出堪称“中国一绝”的人工水系, 围绕牛形做活了一篇水文章, 以雷岗山为“牛头”, 村口的两株古树为“牛角”, 村民们将村西的河水引入村内, 开凿了一条近1米宽的水圳即为“牛肠”, 九曲十弯, 为各家各户提供生活用水, 同时也起到调节气温和美化环境等作用。水圳在村的中部形成半月形的月沼即“牛胃”, 又在南部形成弓形的南湖即“牛肚”, 构成了宏村独特的风貌。村中各户皆有水道相连, 汩汩清泉从各户潺潺流过, 层楼叠院与湖光山色交辉相映, 处处是景, 步步入画。村内外人工水系规划, 体现了人类巧用自然资源的智慧, 可以说是节约型社会利用可再生资源的典范。
在皖南众多风格独特的徽派民居村落中, 宏村是最具代表性的。宏村建筑主要是住宅和私家园林, 也有书院和祠堂等公共设施, 建筑组群比较完整。村内街巷大都傍水而建, 民居也都围绕着月沼布局, 住宅多为二进院落, 有些人家还将水圳引入宅内, 形成水院, 开凿了鱼池, 营造出“门外青山如屋里, 东家流水入西邻”的天人合一的生活环境。可以说, 宏村是水做的宏村, 宏村也因有水, 显得格外有灵气。全村现存明清古民居137幢, 比较典型的有被称为民间故宫的承志堂、培德堂, 徽商故里的三立堂、乐叙堂, 保存较为完整的古代书院南湖书院。粉墙青瓦、鳞次栉比的古民居群, 湖光山色与层楼叠院和谐共处, 自然景观与人文内涵交相辉映, 四周山色与粉墙黛瓦倒映湖中, 山、水、民居与人自然融为一体, 构成一个完美的建筑艺术整体。2000年11月30日, 拥有800多年人文历史的宏村,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度评价为“人类古老文明的见证, 传统建筑的典型作品, 人和自然结合的光辉典范”, 以唯一的古村落典型代表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已成为全人类的瑰宝。
围绕保护第一责任, 精心呵护文化遗产
近年来, 宏村始终坚持在保护与发展的良性互动中发展旅游产业。宏村对祖祖辈辈创造的文化遗产始终严格遵守“保护为主, 抢救第一, 科学开发, 永续利用”的原则, 实行系统性的保护与管理。
1、科学保护。坚持以科学为龙头, 先后编制《黟县宏村古村落保护与发展规划》、《宏村镇镇域规划》、《宏村旅游发展战略研究》、《宏村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宏村古水系保护规划》, 古村落实现了从被动保护向主动保护, 从单一保护向全面保护, 从静态保护向“活态”整体性保护的转变。
2、依法保护。严格遵守《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文物保护法》、《安徽省皖南古民居保护条例》、《黟县西递、宏村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依法保护世界文化遗产, 严厉打击一切破坏文化遗产的行为。宏村专门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成立民间保护协会, 制定《村规民约》, 与农户签订保护协议, 根据《宏村古民居保护和修缮办法》规定, 实施好古民居保护和修缮工程, 构筑了政府与民间联动的保护网络。
3、开发中保护。坚守保护优先、开发服从保护的原则, 在保护中开发, 以开发促进保护, 投入5000多万元, 逐步实施了古民居保护、三线地埋、白蚁防治、室内电路整改、消防隐患整治、道路仿古硬化、封山育林、名木古树复壮等保护工程, 完成农贸市场、旅游工艺品市场搬迁, 推进邑溪河流域综合治理、农业综合开发、污水治理、月沼南湖清淤、生态公墓建设等环境治理项目, 有效维护了古村落保护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延续了文化遗产文脉, 初步构建了保护文化遗产、促进和谐发展的良好局面。
围绕发展第一要务, 奋力打造旅游经济
紧紧围绕“城镇推进、旅游提升、产业优化、社会和谐”的发展思路, 依托遗产、生态、文化三大资源, 促进旅游产业转型、提质和增效, 加快现代国际旅游重镇建设进程。
1、旅游经济持续平稳发展。深入开展5A创建和“四大整治”活动, 大力加快旅游产业转型升级, 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整治旅游环境, 加快发展乡村旅游、农家乐旅游等。2008年仅宏村景区接待游客80.8万人次, 门票收入3976.3万元, 同比增长4%和4.3%。新增国家4A级景点1处, 3A级景点1处。乡村旅游的迅猛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大活力和不竭动力。
2、遗产保护逐步规范有序。制定《宏村古民居保护和修缮办法》, 投入200万元完成古民居修缮工作。结合“四大整治”和农业综合开发等项目, 清理河道、建设各生态型公墓、实施污水处理、邑溪河上游小流域综合治理等环境整治项目。创新政府—公司—村民“三位一体”的消防工作模式, 确保古民居消防安全。全面完成官川农民新区建设, 安置缺房农民79户。
3、对外开放进一步推进。奔赴北京、沈阳等大中城市进行宣传、推介。央视《中国商人》、《水与中华》宏村篇完成拍摄, 接待海内外各大媒体百余批次, 进一步提升了宏村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4、招商引资实现新突破。2008年外出招商15次, 接待外商考察7批次。开工建设农业、旅游、工业、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等项目22项, 完成投资1.7亿元。
5、新农村建设成效显著。作为黄山市委、市政府“抓百村、促千村”新农村建设示范村, 2008年, 全村经济实现“三个突破”:即农村经济总收入突破800万元, 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330万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突破6000元。初步实现了保护与开发并举的目标。建成城乡一体化新亮点官川农民新区、生态旅游新亮点木坑等。
围绕民生第一需求, 努力促进文化传承
文化传承与旅游开发建设互相促进协调发展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 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具体实践。
1、发挥旅游业的产业联动优势和产业辐射功能, 积极引导各种资源和要素向新镇区有效聚集。大力支持民间资金投资旅游服务接待设施建设, 努力形成与世界级旅游胜地相匹配的旅游综合服务能力。
2、发挥旅游城镇的辐射带动作用, 为周边农村地区发展培育旅游产业提供支持。积极做好新景点景区的开发, 依托宏村古村落, 加快龙池湾古农园、卢村木雕楼、塔川秋韵、木坑竹海、赛金花故居、屏山风水村、协里风光等景点景区的开发步伐, 确保宏村进入5A景区行列, 在周边形成3A以上景区7个, 重点培育50户特色“星级农家乐”, 大力发展古民居体验式茶吧、酒吧、咖啡吧等具有乡村特色的休闲项目, 形成以宏村古村落为代表的精品乡村旅游产品体系。
3、大力发掘徽州民俗传统文化, 不断增强遗产地人民群众投身文化传承的根本动力。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积极挖掘、整理及复原传统文化习俗。坚持用文化支撑、包装、拓展旅游, 推出“古黟民谣小唱”等文艺表演活动, 挖掘整理徽州祠祭、古黟民谣、雉山凤舞、婚嫁迎娶等民间艺术和民俗风情。
生态文明文化遗产 篇7
一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现状
一直以来, 河北省委、省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高度重视, 在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与全省文化工作者的共同配合下, 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工作取得了较快发展。一方面健全了组织领导体系, 成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与工作部门, 如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领导小组, 河北省民族民间文化研究保护中心, 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等。另一方面, 确立政策保障制度并积极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制度的构建。出台了《关于加强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实施意见》。目前, 我省已初步形成国家级、省级、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在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共518项) 中, 我省以39项的数量位居全国第四。此外, 我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以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如举办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 组织河北特色民间艺术表演与交流等。由此可见, 国家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我省相对较为宽松的产业发展环境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开拓了广阔空间, 这将为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开发带来更多机遇。同时也面临严峻的挑战, 如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城乡居民的精神文化产品消费相对较少, 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投资减少, 从业者收入下降, 企业经营不景气, 非物质文化产品国际市场需求不足、购买力下降、出口减少, 甚至有些文化产业项目不得不变更或者延缓。
二跨文化视角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文化包罗万象, 在不同文化交往的过程中, 人们力图保持自己特定的文化身份, 并对其他文化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从而更好地适应其他文化背景。跨文化是发生在不同文化背景交际者间相互作用的行为。世界各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模式均体现出不同国家的民族文化传统, 如日本、韩国、意大利、法国, 以其独特的传承形式诠释其民族精神。通过对比分析, 以此为我省民间文化艺术的传承提供参考依据。
1. 日本的“线型”模式
日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如歌舞伎、能乐、人形净琉璃文乐、插花艺术、日本料理等已成为其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使传统文化得以传承, 除了每年在日本各地举行的各种传统活动, 比如身着传统服饰的游行、焰火大会等之外, 日本政府还分别在东京、奈良成立了国立文化研究所, 专门从事古典表演艺术与工艺技术的资料调查和分析工作。亦通过分布在日本各个大学和图书馆的各类民间研究机构, 如早稻田大学演剧博物馆、松竹大谷图书馆等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启蒙与推广活动, 成为日本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研究和教育的基地。
2. 韩国的“伞形”模式
传统歌曲、传统木制建筑的木工大师—大木匠、驯化猎鹰、宗庙祭礼乐、唱剧、江陵端午祭、圆圈舞等已成为韩国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韩国政府、地方社团重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广大韩国民众也十分注意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众多民间性质的活动, 如安东河回村社稷大祭等, 形象地反映出韩国人民对文化传承的重视。甚至在韩国产的香烟包装盒上, 韩国地铁站的广告栏中及韩国飞机座背上, 随处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广告。韩国政府通过开发现代观光旅游来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展, 如济州岛海女文化、大长今民俗村特色传统活动, 较好地吸引国内外游客, 并鼓励国家级艺术家为外国游客表演, 将高水平传统艺术呈献给各国游客。
3. 意大利的“树型”模式
从威尼斯到翡冷翠, 从“贡多拉”到“我的太阳”, 作为希腊文化中心、罗马文明殿堂、文艺复兴先驱, 意大利保存下来的各类历史文化遗产不胜枚举。以西西里傀儡戏 (木偶戏) 为例, 意大利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较为注重生态传承和整体开发。位于亚平宁半岛西南的西西里岛有许多舞美设计考究的木偶剧场。木偶艺人专门请手工精湛的工匠雕刻、着色、设计木偶形象。这些工匠沿用数百年流传下来的制作工艺、手工繁复雕刻, 做出面部表情高度夸张的木偶。表演者通过高超的技术来表现宏伟的史诗传奇。意大利政府为青年木偶艺人开办培训场所, 举办西西里木偶节并开设奖项, 在国内外举办木偶展览, 兴建木偶戏学校等。此外, 意大利的乡村“生态博物馆”是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又一亮点。生态博物馆将当地的自然环境、历史文化遗产, 如传统的磨坊、酿酒坊、打铁作坊甚至古老烧炭土窑等, 以及浓郁的乡村节庆、传统歌舞、服饰等传统文化习俗、村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整体互动地保护起来并加以展示, 吸引了大批国内外游客, 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整体性传承, 促进了国内外旅游业的发展。
4. 法国的“塔形”模式
无论是塞纳河左岸的文艺气息, 还是普罗旺斯浓郁的田园风光, 亦是花都巴黎的浪漫风光与米其林餐厅的法兰西大餐, 无一都向世界展示着法国的文化艺术瑰宝。由专家、学者和文艺爱好者组成的民间协会, 利用专业知识向政府提出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中长期计划。法国政府鼓励民间组织, 如巴黎大众艺术和博物馆对民族舞蹈、歌曲、传统手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和展示。通过设立“文化遗产日”向公众提供了解历史与文化的窗口, 使得这些饱含民族思维方式、想象力与文化意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作为法兰西精神的标志, 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文化生命密码。
三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传承模式的构建
积极推进河北省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大省向强省转变, 有助于建设和谐文化, 有利于丰富精神文明, 有益于改善人际关系, 营造人文环境。如何构建适合我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模式, 已成为广大研究人员不断思考的新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具有不可逆性, 一旦遭到破坏, 将造成无可挽回的严重损失。因此必须选择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绿色”传承模式。
“生态”一词, 源于古希腊文字, 如今涉及的范畴也越来越广。简单地说, 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彼此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态传承, 应以全面的、科学的规划为基础, 通过深入资源挖掘与整合, 结合品牌特色与地域特色, 结合多样品种与多种档次, 结合手工生产与机器制造, 结合传统工艺与现代技术, 努力使民间手工艺制造业成为河北文化发展的支柱产业。
1. 引入现代设计理念, 打造品牌和地域产业园区
对传统技艺的遵守和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态传承的根本和基础。然而, 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 必须紧密联系当前社会的发展与人民的生活, 才能具有广泛的基础, 顺应时代的发展。这就需要在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合理利用方面融入或引进现代的设计理念, 关注到现代人的审美心理和审美观念。在思路上既坚守传统, 又面向现代。要设计研发一些具有时代感和现代气息的产品, 赢得青年人的喜爱, 从而在现代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以我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衡水内画”为例, 传统的“内画”艺术主要生产各类的鼻烟壶产品, 而如今这一传统功能已发生重大改变, 在保留传统工艺和绘画技艺的同时, 产品的生产有所创新, 研发出新样式和新功能的产品。目前, 该项目设计生产出一些精美的化妆盒、香水瓶、微型个人肖像瓶、花瓶等观赏性较强的工艺新产品, 转变了鼻烟壶的原有功能, 赋予其时代化的新内容, 注入了新活力。目前“内画”艺术品远销欧美等地, 深受欢迎, 产生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好产品需要更好、更独特的个性化包装与装饰, 将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如蔚县剪纸、武强年画、安新柳编、定州陶瓷等品类作为重点项目加以生态开发, 并以资源所在地形成重点产业园区, 组织规模加工, 积极拓展全省乃至海内外市场, 打造“华北民间手工艺经济区”, 发挥对周边城市的卫星辐射作用, 创建影响国内外的民间手工艺制作和销售产业基地。
2. 整合工艺美术资源, 开发传统工艺品现代附加值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传承, 应将对手工艺品传统用途的追求转变为注重其附加值与文化内涵价值的开发上来, 培养文化生态, 营造保护文化空间。以冀南皮影刻制技艺为例, 冀南皮影是中国皮影的重要分支和流派之一, 是邯郸市首批入选国家级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主要流布于磁县、成安、曲周、馆陶县和肥乡县。其特点是造型粗犷古拙、体制简练、雕绘结合, 体现着中国皮影戏的早期风貌。保留皮影工艺品的传统表演功能之外, 将其转型为小巧的礼品, 成为具有浓厚乡土气息与中华文化的佳作。又如, 魏县花布染织技艺与威县土布纺织技艺, 由床单、被面制品转型为现代家纺、服装、工艺壁挂等, 大大提升了产品附加值与销量。为了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命脉的衔接性与真实性, 其传承往往发生在师徒之间或家族之内。然而,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 应树立动态的、立体的传承理念。以各地传统节日的活动, 如庙会、赶街、汇演为契机, 展示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民族文化魅力, 使观众在欣赏各种技艺的展示和表演的同时感受传统、继承民俗。
四结束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工作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任务光荣而艰巨。为了更好地完成这项工作, 全省上下需以现代化的文化创意与审美观念为指导, 以燕赵大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基础, 结合时尚流行元素, 创造丰富多彩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与民族文化特色的手工艺品, 形成在国内外影响广泛的“燕赵风”新民俗文化潮流, 从而为进一步加强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构建和谐河北, 做出新的贡献, 对实践河北民间艺术产业生态发展模式及可持续的传承提供思路。
摘要：近年来,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已成为广大专家、科研学者与民间艺术骨干共同关注的焦点, 也是开展新时代文化工作的一项新课题。本文通过剖析当今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对比不同文化视域下的传承模式, 以探索我省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与路径, 为非物质文化产业的开发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跨文化视角,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传承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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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陶伟、田银生、吴霞.世界遗产中古城研究方法与内容初探[J].地理研究, 2002 (2) :210~218
[3]高一虹.“文化定型”与“跨文化交际悖论”[J].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5 (2)
生态文明文化遗产 篇8
江西不仅是人文荟萃、文化集结的省份, 更是中国红色革命的摇篮, 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 如兴国山歌、采茶戏、永新盾牌舞、吉安鲤鱼灯、湖口青阳腔等, 已有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展开了对江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研究。傅安平、喻峰的《江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阐述了江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现状, 分析了抢救保护原则, 提出了抢救保护对策。而东华理工大学、九江学院分别成立戏曲研究中心, 专门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特征及其保护。这些研究成果都具有开拓性,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角提出了不少新的观念, 为笔者从整体性与延续性视角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保护与研究工作机制进行研究提供了启发性视角和可供借鉴的文献。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是以江西鄱阳湖为核心, 以鄱阳湖城市圈为依托, 以保护生态、发展经济为重要战略构想, 把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成为全国生态文明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统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经济示范区和中国低碳经济发展先行区。国务院已于2009年12月12日正式批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 标志着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作为生态保护而言, 必须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但同时任何建设与发展都不可避免会破坏文化遗产, 更何况江西在新型工业化的进程中, 着力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打造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有重要影响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重要成长基地、重要的先进制造业生产基地、独具特色和极具优势的资源型产业重要加工基地, 这种工业化进程是需要代价的。这里存在一个两难的问题, 就必须权衡轻重, 达到利益的最大化, 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与发展中, 尽力做好规划, 充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和精神资源, 保护和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 对于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 增强民族自信心, 实现江西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历史发展的见证, 又是珍贵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是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 也是实现江西崛起的根本保证。笔者深入研究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保护和研究的规律, 进而建立起相应的工作机制, 探索非物质文化传统整合为当代文化体系有机部分过程中的普遍规律, 建构保护与发展相结合的、中国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保护与研究模式, 使其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中发挥独特功能, 为赣鄱经济发展提供文化支持和智力支撑。其次, 有助于促进中国“文化遗产学”的建设, 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实践提供理论根据, 进而指导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保护与研究的实践, 一方面可以增强江西人民的文化自豪感和民族向心力, 另一方面则深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内涵的认识, 更好地挖掘、保护与承传非物质文化遗产。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保护除了政府机关和文化系统之外, 还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围绕实施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要求, 运用现代科技手段, 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 通过高校与地方政府互相协作,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样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高校的科研、人才优势和地方工作部门的工作优势,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放在特定历史时空中审视, 尊重其在特定语境中不断变异和创新的本质属性, 考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辩证关系, 重点对鄱阳湖经济生态经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确认、立档、保存、保护、宣传、传承和振兴的方式方法展开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另一方面,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可以融入到江西高校的育人、教学、科研、服务社会的功能体系中去, 高校通过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文化传承等功能发挥, 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入到高校师生的日常生活中去, 又可以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保护、传承与研究。从而达到文化遗产、高校发展、地方保护三方共赢的效果。进而为江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决策提供建议, 推进中国文化遗产学基础理论建设。
诚然,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口头讲述和行为传承等动态方式存活, 始终与变化着的文化语境相适应, 表达的是当下传承主体的鲜活情感, 包括口头传说、传统表演艺术、传统手工艺技能、社会风俗、礼仪、节庆等以及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几千年江西文化的集中表现之一。所以,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复杂多样性决定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必须要坚持政府主导、高校主体、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长远规划、分步实施、点面结合、讲求实效的工作原则, 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指导方针。而高校与地方合作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重要途径,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必须充分发挥高校的研究优势和人才优势, 在非物质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利用开发中树立起高校的主体性功能和服务社会的能力, 使高校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验研究、开发利用的保护与传承基地。
同时,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珍贵资源, 它主要来源于各族人民特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道德观念、审美趣味、艺术风格和文化价值观, 蕴涵着深刻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理念, 以及爱国为民、重诺守信、勤劳勇敢、聪明智慧等中华民族优良传统道德因素。正如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所说,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的精华、民族智慧的结晶, 是民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文化创新的基础和源泉。因而,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可以通过融入高校教育教学进行保护, 笔者主讲了一门公选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 向学生讲述鄱阳湖非物质文化遗产, 选课学生大都是江西人, 对自己故乡的文化遗产非常感兴趣, 不仅在课堂上介绍自己家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还通过博客、QQ空间等载体上传故乡节日期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及其各种仪式, 从而让更多的读者获得相关知识。
生态文明文化遗产 篇9
一、生态博物馆的发展及其在国内的现状
博物馆的概念包含两层含义, 从所收藏的文化物质角度看, 博物馆具有显著的收藏功能, 但其收藏的对象主体为物质文化遗产, 也就是说, 博物馆是针对实物遗产的收藏;从文化物质遗产的研究、传承、保护角度看, 博物馆为相关人士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机会与场所。生态博物馆的概念诞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 源于美国, 博物馆与生态的结合吸引了全球各国文化遗产保护者及单位的重视。我国的第一个生态博物馆为贵州省的梭嘎乡。生态博物馆引进我国后, 在十余年的发展进程中, 生态博物馆的数量增加值十余个, 保护了苗族、瑶族、侗族等少数民族村寨社区的传统文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指的是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文化遗产, 其内容包含种类众多, 筛选标准严格, 比如口头传承、表演传承、民俗传承、礼仪传承、节庆传承、手工艺术传承等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现形式包括口头传说、表演艺术、社会风俗、农业活动、治疗方法、冶炼、花草树木艺术等。也就是说,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进行需要在充分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及其文化意义、形态及其特质概念的基础上有针对性的完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核心目标在于帮助中华民族历史更加久远的流传。而现阶段生态博物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显著效果已经得到业内肯定, 可以说, 生态博物馆是博物馆的升级版, 其独特的功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具备显著优势, 更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留、收藏、传承。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生态博物馆的作用分析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生态博物馆形式的结合, 在不断实践过程中逐渐展示了应用优势, 针对生态博物馆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作用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从生态博物馆的功能性角度分析可知, 生态博物馆以更加凸显的收藏作用表达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生态博物馆将原有博物馆的收藏以及保护作用移动到了人们的现实生活中, 通过各种有效、正规、公开途径收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信息、资料, 特别是对于濒临灭绝的保护名单中的成员, 生态博物馆的收藏作用显得及时且正确。值得注意的是, 生态博物馆与传统静态博物馆的共同点在于其尽可能地收藏各种不可移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工作的同时, 提升了自身生态博物馆的地位, 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的传承与宣传有积极作用。由此可见, 生态博物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收藏与保护工作更具有时效性以及功能性。
从生态博物馆彰显非物质文化遗产内涵的角度分析可以看出, 生态博物馆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动态表达效果更为明显, 以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动态功能性特征, 向人们传递着蕴含丰富内容的中华古老民族历史与文化底蕴。传统博物馆仅仅依靠静态物质的陈列展览功能, 向参观者们以文字描述的形式展现所保护文化物质遗产的相关信息, 虽然这种保护形式对于大部分民众的诉求有所满足。但随着社会时代的进步, 以及行业内的不断发展, 传统静态表达方式为主的文化保护手段需要革新, 而生态博物馆的出现恰恰填补了这一空白。生态博物馆从动态、多角度、多纬度采用帮助人们身临其境的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 深受人们欢迎。
从人们的感知角度看, 生态博物馆借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色提升了人们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相比于传统博物馆的陈列展览方式, 细致动态展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的方法更加容易在情感上与观众形成共鸣, 激发人们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参与热情, 可以形成在亲临非物质文化遗产村寨社区的人们之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宣传效应。也就是说, 生态博物馆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教育意义比传统静态博物馆更加强烈, 容易激发人们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情怀。在生态博物馆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现、展示过程中, 可以更深层次的引导人们了解、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三、未来生态博物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工作模式及其应用功能
结合实践经验, 可以总结生态博物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中的两种工作模式, 每一种模式所具备的特征分析如下:第一, 生态博物馆的普遍应用模式, 一般流程为由博物馆的研究者或相关专家率先提出保护项目议题, 以区域村寨社区的原住民为项目调查对象。通过实地探访、信息收集等过程, 由博物馆研究者与相关专家得出结论。不难发现, 在生态博物馆的这种工作模式中存在一处明显不足:剥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候选地原住民的意见表达环节, 而仅仅以博物馆研究者以及相关专家的带有导向性的问题答案作为判断标准, 这种模式显然在客观性上有待提升。因此, 未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此种生态博物馆工作模式需要进一步完善。
第二, 生态博物馆的战略合作模式, 由相关专家、研究者和区域内原住民共同提出项目议题, 原住民以合作者的身份参与到保护项目的各个环节, 直到最终得出结论。与上一种工作模式相比, 生态模式的战略合作模式显然提高了原住民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判定中的参与程度。
结语
生态博物馆的概念设定目的在于帮助人们解决在工业化城市转型阶段如何保存面临各方威胁的民族文化以及地区文化的问题, 从长远角度看, 生态博物馆的出现可以为日益全球化、商业化的世界环境中保留文化多样性的课题研究提供方向。因此, 今后生态博物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工作中的应用范围势必会越来越广, 通过领域内相关人士努力, 进一步提升其应用价值, 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提供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蔡琴.论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原则[J].中国博物馆, 2008, (3) .
生态文明文化遗产 篇10
关键词：现代文明下 郝哲族 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 保护
一、郝哲族简介
据历史记载，“郝哲”最早是指黑龙江中下游、松花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赫哲人，在那个时期，包括我国境内的赫哲族人、俄罗斯境内的那乃人都是赫哲人。而在19世纪中期，随着我国与当时的俄国签订了《中俄暖挥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之后，赫哲族就专指我国境内的赫哲人，而该民族也成为中华大家庭中不可缺少的一员。赫哲族人数虽然少，被称为我国“六少民族”，但是其民族文化内涵极为丰富，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瑰宝。
二、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
赫哲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在其发展的历程中，形成了自己所特有的语言、文化和艺术表现形式，随着历史的推移和时代的变迁，赫哲族所特有的非物质文化正在朝向一个淡化的方向发展。
（一）处于消逝边缘的赫哲语
语言是一个民族的象征，也是一个民族存在的重要标志，在过去的十年中，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在现代文明影响下的赫哲族人越来越看重汉语的重要性，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促进了赫哲族与其他民族的交融，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其民族自身语言消逝的速度。通过走访发现，现在的赫哲族人有不超过10%的人会使用赫哲语，而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超过50岁以上的老人，由此可见，如果不对赫哲语慢慢消逝的现状进行干预，在20年之后，赫哲语将会完全从历史中消失。
（二）即将失传的文化瑰宝—伊玛堪
文化是一个民族内涵的体现，也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象征，在赫哲族人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自己所特有的说唱文学作品—伊玛堪，这种文化形式是赫哲族人的精神所在，也是其民族文化的精华。
伊玛堪这种文化形式是赫哲族人在其劳动之余或者重大节日时抒发自己感情的一种形式，这种说唱形式更多的是通过口头相传流传下来的，走访发现，现代的赫哲族人中能够熟练掌握这种文学形式的人越来越少，年轻一代的赫哲族人对于伊玛堪的兴趣也在减弱，如果任由这种情况发展下去，这种文化形式在赫哲族人当中失传是历史的必然。
（三）发生质变的萨满舞
萨满舞是赫哲族人传统宗教信仰的表现形式之一，赫哲人表演萨满舞的初衷是为了能够祛除鬼怪、治疗疾病的，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赫哲族人通过萨满这种表现形式来祛病、还愿、祈福，虽然这种表现形式带有一定的迷信成分，但却是这个民族精神存在的一个重要环节。随着科学知识的不断普及，当人们不再相信萨满舞能够祛除鬼怪时，这个舞蹈慢慢的变成了一种表演形式，仅仅是在一些大型表演时候才出现，代表赫哲族人精神信仰的艺术表现形式从本质上发生了改变。
三、赫哲族人非物质文化失落的原因分析
（一）赫哲族人口基数少、传统文化保存力不从心
查阅资料发现，赫哲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少的民族之一，人口总数不超过5000人，正是因为这个现实状况，使得赫哲族人传承自己的民族文化时显得力不从心。另外，很多的赫哲族人已经开始慢慢的离开了自己世代居住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想传承自己的民族文化就更加的困难。
（二）现代文明的冲击慢慢淡化了赫哲族的民族文化
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使得我国现代文明程度在不断加大，各个少数民族之间的交融也在不断进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现代元素的东西，例如，流行音乐、电影、网络等都已经进入到了赫哲族人的生活中，生活方式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使赫哲族人淡忘了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习惯。
（三）抢救、保护工作不到位
像赫哲族这样的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的消退是一个不可否是的事实，如何去抢救和保护这些非物质文化就显得极为重要。我国的文化工作者虽然已经意识到这种情况在发生并不断在加剧，但是却并没有针对具体情况展开相应的抢救和保护措施。另外，相关部门针对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的相应经费也非常少，无法保证相关工作的开展。
四、传承和保护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措施
（一）加快对于赫哲族传统文化的整理和编载
面对赫哲族传统文化日渐消失的现实情况，有关部门应该加快对于赫哲族文化的整理速度，通过实地调查和走访相关的族人，将一些口头存在的民族文化编载成文件以保存。另外，也要出版相关的学术专著和学术论文，各级博物馆也应用录音录像等多种手段记录下这门濒临灭绝的赫哲族文化,并在收集赫哲族历史文物、民俗文物等方面多做工作。
（二）高校开设赫哲族文化的课程内容，强化年强一代对于该民族文化的传承意识
针对年轻一代对于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表现出来的冷淡、兴趣不高的情况，应该在相关的高校开设相应的赫哲族传统民族文化的课程，提高年轻人对于该民族文化的主动保护和传承意识。另外，, 鼓励和支持大专院校开设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专业或赫哲族历史文化研究所, 大力培养赫哲 族文化保护、研究专门的人才, 成立 一支素 质较高 的保 护传 承工作专业队伍, 让更多的人走进赫哲族文化。
（三）加大媒体的宣传力度，提高社会对于赫哲族传统文化的关注度
应该通过网络、电视、报纸等渠道来加大对于赫哲族传统文化的宣传力度，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民族、认识这个民族的文化。另外，引入民族文化旅游项目，让更多的人能够切实的体会赫哲族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提高赫哲族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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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文化遗产 篇11
地点:北京五洲皇冠假日酒店会议室
采访人:孟繁玮(本刊栏目主持)
孟繁玮(以下简称孟):少数民族美术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关注当代少数民族美术的发展状况,离不开当下的时代背景以及整体文化生态。近期《美术观察》提出“当代少数民族美术的生态”一题,您长期从事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研究,对于“生态”您是如何理解的?
祁庆富(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以下简称祁):“文化生态”是个关键问题,没有生态,一切传统都无法存在。在新颁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里,没有正式提出“生态”这个词,但是提到了“区域性整体保护”,其实这就是文化生态体系。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后,少数民族地区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阶段,现代化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中国的现代化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现代化,在这种历史性的文化变迁过程中,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实现现代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要脱离传统的手工业生产,而这里有一个与情感紧密相连的内容就是“文化”,因此我们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且是在一个全新的生态环境下进行保护。
“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应当如何定位,属于美术专业的概念。我不是搞美术专业的,在这里仅仅谈一点业外人士的个人理解。我认为,“中国少数民族美术”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既包括现代的,即“当代中国少数民族美术”,也包括历史的,即“中国少数民族传统美术”。其中包括少数民族艺术家,还有以少数民族为题材的非少数民族艺术家,究竟谁是“少数民族美术”,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些少数民族艺术家的创作并没有以少数民族的生活内容为题材,比如书法家启功,他是满族人,但他并没有写满文,所以很难界定“少数民族美术”这个概念。但我认为反映少数民族内容的、具有时代气息的创作更重要。
我觉得专门以少数民族人物形象、生活场景为表现主题的绘画作品,应该也属于广义的少数民族传统美术,例如《皇清职贡图》,在乾隆年间,集合了民间三百多种民族,六百多幅,每一个民族一般画两幅,一个男的形象,一个女的形象,当然这个图中也包括了洋人,如法兰西人、俄罗斯人等,这个图是由皇帝下令,由各个省的总督,或各地方最高长官派人下去采风,上报到军机处,再由宫廷画师依此来作画的,因此现在《皇清职贡图》的作者其实是改编者,从美术角度来看,它是人物画写实水平的最高峰。而且其中已能看出大家有吸收西洋画的透视法。乾隆期间为了要了解少数民族,还有一些《苗蛮图》(百苗图),主要画的是贵州和湖南,苗族是当时治理的重点,因而把当地所有的民族都记录下来,但这里并非所有的都是苗族,“布依描”就是布依族,“侗描”就是侗族,这些图对西方影响很大。《苗蛮图》就如少数民族的敦煌,在19世纪末,西方传教士带走了一批,曾一度在北京出现造假,卖给外国人,这些作品大部分留存在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捷克、美国、日本,没有人可以统计出这些作品到底有多少。中国大部分分布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民族宫图书馆、民族研究所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以及一些个人手中。
孟: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少数民族传统美术是如何被恰当地纳入其内的?
祁:少数民族传统美术主要包含在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传统美术”、“传统技艺”类别中。“传统美术”有纳西族东巴画、藏族唐卡、傣族剪纸、塔尔寺酥油花、热贡艺术、苗绣、水族马尾绣、土族盘绣、花瑶挑花、羌族刺绣、彝族(撒尼)刺绣、维吾尔族刺绣、满族刺绣、蒙古族刺绣、柯尔克孜族刺绣、哈萨克毡绣等,以上均是少数民族传统美术代表性项目;“传统技艺”有土家族织锦技艺、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壮族织锦技艺、加牙藏族织毯技艺、苗族蜡染技艺、白族扎染技艺等,这些都是与少数民族传统美术密不可分的项目。民俗类别中的少数民族服饰,以及婚礼、节庆、铜鼓习俗等项目中的实物、场所,少数民族传统舞蹈、戏剧项目中的服装、道具等,都包含着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传统美术的元素。总之,少数民族美术是广泛存在于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中的。
孟:您认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少数民族美术,我们如何在当代保护其本真的特质,或者用当下比较通俗的一个词语“原生态”?
祈: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具有传承性,也就是说具有“当代性”,其传统以“活态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形式存续在当代少数民族的生活中。这是中国少数民族美术的一个重要特征。传统的少数民族美术种类很丰富,是少数民族在历史变迁的进程中发展起来的。在新颁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没有“原生态”这个词。对于任何一种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而言,所谓的“原生态”是不存在的,这个词语不科学。近几年,“原生态”成为一个流行的时髦的话语,网络和媒体中对“原生态”的商业性炒作泛滥成灾。“原生态”这个词最初来源于舞台表演,后来被广泛运用在歌手大奖赛的“唱法”中,指那些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唱法。但现在“原生态”的词义被扩大了,尤其不能滥用到所有的“传统文化”中,在“少数民族传统美术”的继承与发展中就没有一成不变的“原生态”。
另外,还应注意“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三个不同的概念。传统文化中的大部分是要消失的,如西藏的农奴制等,这些不仅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能留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不能留存。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活着的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不是全部,二者不可等同。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历史上创造的文化总和,而文化遗产是传统文化中传承下来的最精华的部分,是各民族历史中最值得保护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传统文化可以变异、创新、重构,但文化遗产只能保护其原形态,不能重新创造。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可以重构新文化,但文化遗产一旦消失就不可再生了。世界文化遗产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公约”的形式,经过一定程序确认的全球性文化遗产,由此产生了“文化遗产”这一专用词汇。
传统文化是历史上沿传下来的价值体系,在新的文化体系中既可以继承也可以变异。当前有一种误解,认为只要是“传统的”就是好的、就要保护,这是不对的。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在历史上形成并传承下来的“全盘文化”,在当代文化变迁的转型期,这种文化不应当也不可能“全盘”保留。传统文化中不适应时代要求的部分就不应该保留,更不能保护。笼统地说“保护传统文化”的提法是片面的,不正确的。在现代社会中,我们保护的是传统中最精华的那部分,是各民族历史上遗留下的有价值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这正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明确定位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这种优秀的传统文化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机制得到存续。在法的名称上也曾有很大争议,起初叫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后来用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这样就能更好地定位。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非都要保护,所以就出现“保存”和“保护”两个词,有的文化现象虽然不好,但可以保存下来进行研究,例如裹小脚,而需要保护的是进入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由国家认定进行全面保护。
孟:在社会中,如何让新一代的年轻人自觉地关注并参与到少数民族美术的保护与发展中?而且,在目前的高等艺术学院的教学中,尤其是像中央民族大学这样的教育单位,如何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祁:必须在社会中形成一种价值取向和保护共识,首先必须有一批对此有情感的人进行研究,只有研究才能发现其价值,然后进行传承。现在整个生态语境发生了改变,人们都喜欢跟随市场时髦的东西。其实人们对待少数民族美术的态度与对传统和现代关系的认识相关,现在传统美术生存的生态语境变化了,认为传统都对是错误的,但全部扔掉传统也不对。很多年前就有许多人愿意画少数民族的题材,如今是发生了些改变,因此我们需要采取一些保护性措施。最近,由中国美术家协会和中国少数民族美术促进会共同主办的“2010民族百花奖”活动的获奖作品就包括国画、油画、漆画、版画、水彩、唐卡等门类。入选及获奖作品大多是反映少数民族生活题材的,这些作品充分展示了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社会生活和风土人情以及各民族和谐发展的美好景象。但我觉得今后我们可以对参加者的资格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参加这样的展览后对评职称等问题有何影响,在政策上可以有一些适当的照顾。作为国内一个比较重要的培养单位,在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的招生简章里,除了重视学生基本功的训练外,还特别强调要让学生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去体验生活,在培养课程中还是十分重视一些少数民族传统美术的内容。
孟:目前,我们在保护和建构少数民族美术生态的过程中,最为紧要的问题是什么?
祁:当下,对于少数民族传统美术来说,其继承、发展的命运紧密地依附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存续的文化生态中。而且,有关少数民族美术的研究成果几乎没有,可以说这已经出现了断裂和危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我们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反思,说是保护,其实是在破坏。冯骥才在今年的两会上说“文化产业化是个贬义词”,还说“做文化要有良心”。我认为,资本和利润是没有良心的,而如果没有利润就不能称其为产业了,因此产业也是不能讲良心的。但文化是必须要有良心的,可现在已经把文化变得产业化了,那就把良心丢了。当现在以金钱为价值标准时,就出现了问题。因此,继承、弘扬少数民族传统美术的优良传统,最重要的是保护好进入国家级、省级的与少数民族传统美术息息相关的代表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这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同时也要看到,少数民族传统美术并不局限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继承、发展长期形成的少数民族传统美术的优良传统,也是不容忽视的。
孟:刚才您提到“继承、弘扬少数民族传统美术的优良传统,最重要的是保护好国家级、省级少数民族传统美术的代表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而这些项目的创造者和传承者是人,那么保护这些项目的关键是不是落实在保护传承人上呢?
祁:保护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注重其真实性,传承人要“真实的传承”;第二要注意整体性,不能孤零零地保护,比如要保护他们的宗教信仰和村寨;第三就是传承性,这是动态变化的。
孟: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而恰恰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一些情况并不是那么令人满意。
祁:我个人认为,“政府主导”和“政府替代”是不同的概念。在具体的传承人的保护中,政府的作用更多地应该是服务与保障,不能过分地干预甚至是替代,这样对于传承效果是不好的。
孟:自2006年我国颁布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以来,至今有多少项目能够真正得到很好地保护?政府是否做过第二次调研或审查?
祁:其实,这反映的是一个目标和实践之间的距离。起初国家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评选时,全国没有多少地区上报,因为大家还不了解,可是后来随着首批项目名录公布后大家看到了好处,在后来的申报工作中各地都蜂拥上报。当保护成为一种潮流也是一种进步。但如今入选越来越难,经过审查政府也可以对已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撤资。
孟:未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传承人名录会不会不再继续扩充或是延长评选年限?
祁:我想不会,有可能会改变方式,不再像现在固定每两年评选一次,以后可能会不定期地评选,但不会停止。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一种动态的文化,需要不断调查,也还会有新的发现。
孟:在您看来,少数民族传统美术之所以能存留至今天,仅仅是因为所依托的节日还在,风俗基本没有改变吗?
祁:这个问题就关系到真正的“文化生态”了,它们存活的人文生态是至关重要的。也有不完全依附宗教信仰的,这部分以前可能是依附的,随着不断演变和发展,后来逐渐走向了一种审美。比如蜡染,其表现题材已经发生了改变,但传统技艺还很好地保存着,因为这种艺术表现形式适应了现代人的审美。
孟:今年期待已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终于颁布了,而且近几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很热,这会对少数民族美术生态的建设有帮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