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传承

文化遗产传承（精选12篇）

文化遗产传承 篇1

将中华优秀文化遗产中蕴含的表达元素及美学价值与现代时尚设计理念相结合, 设计生产出富含传统文化韵味又具备日常家居或装饰作用的实用性产品, 用现代时尚激活古老文明, 可以有效推动优秀文化资源的“活化”开发, 让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延伸生命力, 并融合时代精神获得新的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说:“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 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 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 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 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他还说:“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 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讲话, 都强调了中华优秀文化遗产“活化”传承的重要意义。

唯有让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基因与百姓生活紧密贴合、有机融合、深度渗入, 让其更好地参与到当代人生活的形塑之中, 才能保持其持久的生命活力;唯有立足于当代人在社会转型和发展进程中的生存困境和身心需求来反观传统文化, 才能更好辨析出精华和糟粕, 服务于现代社会的发展。让各种传统文化资源立足于时代需求激活整合, 通过科技与创意元素的注入使之服务于当代人的现实生活, 既是激发传统文化创新活力的有效途径, 也是发挥文化在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引领作用, 更好服务于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客观需要。

一、深化对我国文化遗产资源内在关联价值的系统研究

根据第三次文物普查公布的数据, 全国 (不含港澳台) 不可移动文物的数量为766722处, 但从整体上仍然缺乏对这一丰富的文化遗产的系统化研究, 尚无法清晰地建立起它们之间在历史、文化方面清晰的联系, 这就使得这些遗产仅仅以点的形式存在, 而无法构成一幅完整、生动地展现中国丰富多采的文化和厚重历史的网络, 这不仅难以让它们真正活起来, 同时也使我们难以清楚地认识和了解我们中华文化遗产中尚未得到充分表达的重要组成部分。

例如, 在第3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河南郑州登封历史建筑群, 不仅是我国古代建筑技术和建筑艺术成就的彰显载体, 更是中国先民独特宇宙观和审美观最真实、最深刻的反映。分散错落看似缺乏关联的古建筑群以其空间整体布局成为承载中国“天地之中”传统宇宙观和古代礼制、宗教哲学理念, 在精神层面成为一个整体。这些建筑语言背后的深层文化精神同样是建筑实体遗产资源之外非常重要的传统文化遗产资源, 没有系统的深入研究, 就难以真正领略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二、做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文脉传承与历史文化资源开发

当前, 我国政府把新型城镇化作为国家重要发展战略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经济引擎, 这不可避免带来城市现代化建设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平衡问题。文化是城市的灵魂, 是传承历史、延续文明、拓展未来的内在动力和宝贵财产。在城市现代化建设进程中, 需要开发利用好城市的历史文化资源, 使之与现代社会发展水乳交融、和谐共生。

首先, 应充分认识历史文化遗产在现代城市文明发展中的巨大价值, 在传统器物保护、文化符号记忆、旅游价值整合开发的基础上, 通过时代精神的注入赋予历史文化遗产以新的内涵和生命力, 以之作为新时期城市文化认同和社会认同的深层根基。其次, 只有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现代城市功能扩展、现代产业发展、劳动就业、市民生活有机结合, 特别是与改善市民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 历史文化才能充满生机活力, “文物”才能真正成为“文化”, 历史文化遗产才能真正走进市民的内心, 真正成为市民观念意义上的文化, 成为现实的、活生生的文化, 成为能够产生向心力、归属感、认同感和共同行动的文化;也只有这样, 现代城市才能成为历史文化遗产真正的家园。第三, 要以开放的心态, 借鉴和吸收国际上认同的历史文化保护观念和做法, 以尊重历史、尊重生活、尊重市民的态度, 按照人与自然和谐、人与遗产和谐、遗产与环境和谐、生活与遗产和谐、传统与现代和谐的理念, 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和更广的地域范围来保护和延续历史文化脉络, 从整体上使历史文化名城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市民生活内在肌理关系相融和, 更全面、更立体、更细腻地展示千年古都的历史文化发展轨迹;要在继承历史文化传统的基础上, 形成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老城区与新城区各展风采、人文资源与自然资源互为依托的独具特色的城市风格。第四, 合理规划城市布局、用地方向和道路系统, 把文物古迹、园林名胜、遗迹遗址以及展示名城历史文化的各类标志物在空间上组织起来, 形成网络体系, 使人们便于感知和理解名城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通过道路的选线、建筑高度分区控制和重要古建筑之间的视廊控制, 可以给人们的欣赏创造有机的空间线路和逻辑线索。比如苏州的北寺塔是宋代留存下来的古塔, 规划把城市主干道正对该塔, 使之成为古城内十分醒目的重要景观, 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精神的传递。

三、引入创意设计元素和产业化运作方式, 使优秀传统文化基因通过实用型产品的设计生产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环顾全球, 文化产业与相关产业融合、更深度走入人民日常生活是大势所趋。将中华优秀文化遗产中蕴含的表达元素及美学价值与现代时尚设计理念相结合, 设计生产出富含传统文化韵味又具备日常家居或装饰作用的实用性产品, 用现代时尚激活古老文明, 可以有效推动优秀文化资源的“活化”开发, 让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延伸生命力, 并融合时代精神获得新的发展。例如, 近年来一些博物馆、美术馆等艺术机构开始涉足艺术衍生品的开发, 古色古香的艺术衍生品陈设或摆件作为新的消费形式, 不仅拓展了传统艺术的发展空间, 而且丰富了普通人的生活。曾获得中国设计业十大杰出青年奖的设计师兰玉将传统苏绣工艺与东方禅意美学结合, 以其独具特色的创意设计作品进军法国巴黎高级私人定制市场, 并且借助大众时尚媒体传播其设计理念和品牌形象, 为中国文化走出去书写出属于自己的独到一笔。

四、利用数字化技术提升文化遗产保护、展示水平, 更好发挥其社会功能

1992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推动“世界的记忆”项目, 该项目的目的是在世界范围内, 在不同水准上, 用现代信息技术使文化遗产数字化, 以便永久性地保存, 以及最大限度地使社会公众能够公平地享有文化遗产。该项目反映出, 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发展的信息技术开始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工作产生了影响。

2013年初, “数字三维圆明园”成为社交媒体上热议的话题。用户通过清华城市规划院数字城市研究所研发的“City Maker”虚拟软件平台, 便可观赏到圆明园从1740年到2012年间持续演变的立体面貌。

借助数字化技术保护文化遗产, 并不只是限于简单的刻录复原层面。通过现代科技力量和创意元素的融合, 依托高科技、数字化、多媒体展示手段, 可以大大提升人们跟文化遗产接触过程中的体验, 有助于深层展示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 将文化遗产的展示与文化自信的提升、爱国主义精神的培养紧密结合, 让其社会功能更充分地发挥出来。

文化遗产传承 篇2

2013-04-1

2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对推动文化认同、文化记忆和活态文化传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乳源是集石灰岩山区、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贫困地区于一体的少数民族自治县，是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以及美国、法国等欧美过山瑶的祖居地，被誉为“世界过山瑶之乡”，文化底蕴厚重，民族文化遗产丰富。近年来，该县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工作，采取多项有效措施，成效显著。

一是树立“抓文化就是抓发展”的理念。该县积极转变思维，解放思想，将文化遗产保护提升到新的高度，化被动为主动，通过深化传承与保护的对接，将项目的传承保护与带动经济产出结合起来，突出资源优势，打破资金瓶颈，使申遗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拜盘王》、《瑶族刺绣》列入国家级名录，《乳源瑶歌》、《乳源瑶族传统医药》、《乳源过山瑶服饰》列入省、市级名录。

二是建立健全传承和保护机制。建立健全非遗联席会议机制，成立瑶绣研究所、瑶绣协会等，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五纳入”，使非遗传承有机构、有组织、有保障。将非遗的传承和保护与人们生活无缝联接起来，关爱项目传承人，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实现瑶绣、瑶歌校园教学常规化，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面扩展到最大，通过各种媒体广泛宣传营造氛围，最大限度地调动人们关注、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积极性。

三是强化民族文化交流和研究。邀请苏绣工艺大师顾金珍在乳源设立工作室，开设瑶绣培训班；组织瑶族绣娘赴广州学习粤绣技法，加快刺绣技艺提升；举办瑶绣艺术节，邀请省内外绣娘进行技艺比拼，交流、学习刺绣技艺。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编撰出版了《瑶绣》、《拜盘王》、《乳源瑶族山歌选编》、《过山瑶的乡源》等30多册书籍，为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提供了珍贵的文字材料。

四是着力打造文化产业基地。突出瑶绣、瑶歌、瑶舞的品牌引领作用，着力张扬传统节庆文化，延伸并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衍生出的经济产出，使其反馈并促进新的传承与保护，实现良性循环。通过积极的示范引领和交流展示，引进广州番禺壹雅工艺、中山博爱名城、深圳福德公司等企业，从事瑶族节庆文化、瑶绣工艺、瑶族服饰等产品开发经营，积极打造集瑶绣文化研究、人才培训、工艺营销等于一体的瑶绣产业基地，带动3000多瑶族群众从事瑶绣生产经营。

文化遗产传承的严肃与普及 篇3

实际上，我国知识界、出版界近些年来始终存在一个纠结不解的顽症，即缺乏严肃地介绍传统科学、文化的普及性著作。而这个症结早为有识之士所洞悉，但解决起来却甚费周章。七拼八凑的“作者”不可能严肃、科学起来，他们即便有这样的主观意愿，也根本不具备必要的水准。至于专家学者，一部分是不屑或不愿为之，因为这样的作品算不上“专著”，也无助于评职晋级；更多的人则是写不出来——这部分专家只懂学术论文、学术著作的表述模式，而对写作面向大众的科学、文化普及著作却难措手足。可喜的是，近些年来逐渐有一些高水准的专家学者肯于为这样的著作用心用力，同时也有一批中青年学者乐于从事这一工作。于是相应著作不断涌现，《图说中国节》、《图说中国吉祥物》、《图说中国祈福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就可谓此类著作的代表。

《图说中国节》叙说了传统中国节日的历史渊源、丰富寓意，展示了中国节日的各种民俗活动。文中还配上一幅幅形式多样、精美有趣的插图，使得一个个中国节形象地再现于我们的面前。《图说中国吉祥物》选取我国最有影响的吉祥物，分析了它们的渊源、特点、寓意，展示了它们在礼仪活动和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和表现。书中选配了大量精美插图，以便读者能形象、直观地理解每一种吉祥物的寓意和表现。《图说中国祈福神》介绍了中国民族历史上崇奉而且现代也部分信仰的近百位神祗，概括地介绍了他们的由来、职掌、表现以及人们的崇祀情形，即这些神的起源如何、原型是谁，他们主要掌管赐予哪方面的福祉或保佑哪方面的利益，他们都奉祀在哪些庙宇殿堂里，除祠宇塑像外是否还有其他表现形式——如雕像、图画等，人们一般是怎样供奉他们并向他们祈求吉祥福祉的。

《图说中国节》等三种书，选取我国传统民俗文化的三个切入点，介绍了千百年来广泛影响我国民众日常生活、信仰生活、社会生活的民俗事项和元素。这些事项和元素都是我国非物质文化的重要方面，近几年来尤为国人所重视。相应地，这方面的著作(尤其是节日和神祗)也不少，如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吉祥民俗》、学苑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日下回眸：老北京的史地民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中国民俗文化丛书：祭拜趣谈》等。由此可见，三种书的切入点是准确的，能够在广大民众中引起共鸣，从而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保护起到一定作用。而这三种书在严肃性和普及性两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

先说严肃性。三种书的作者均是民俗学专业科班出身，长期从事中国民俗及传统文化方面的研究，而且三位作者在十几年前就已有专著出版。作者关于节日的著作把节日纳入传统农业文明的岁时体系，贯穿一年四季，给人以特别的体味。尤其是关于吉祥物，作者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中国吉祥物》是此方面的第一部著作，有关吉祥物生成机制的论述，迄今为学界所引用。在这样的学术积累基础上认真写作，自然非辗转负贩者所能比。

再说普及性。《图说中国节》等三种书是为了普及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而设计的，出版后也达到了这样的要求。在此仅举两个方面加以说明。一是，三种书都未采用学术著作的章节体结构模式，而是大致归类(如吉祥物分成动物、植物、器物、神人、符图五类)，然后直指具体事项，简洁明了，又不失条理。二是，不直接引用文言原文。文献征引是科学表述所不可缺少的，而有关传统文化的文献自然以文言古籍为多，直接引用不利于普及。因此，作者为求科学，屡屡指出文献出处；为求普及，一概不引原文，要么语译，要么转述，行文通俗易懂。

有必要补充的是，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民俗传承来说，不能用现代人的眼光一概而论，而应该考虑到民众的社会心理。《图说中国节》等三种书全面介绍相应三个方面的民俗传承，展现了民俗文化的淳美，同时也指出那些看似荒诞不经的民俗信仰中，也都寄寓着民众的美好期望，反映了中华民族追求幸福美好的意愿。这种人文主义的学术精神尤为难能可贵。

文化遗产传承 篇4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传承人,成效与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自古流传至今的活态文化, 是发展着的传统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 因而, 它不能脱离民众的生活和生产而独立存在, 它是在历史长河中与时俱进地传承发展的。它不能被标本式地固态化保护, 它的生存与发展永远与人的社会实践分不离。从这个意义上说, 传承人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中之重。倘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后继无人或后继乏人, 传承人所承载的那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就会濒危乃至走向消亡。因此, 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的保护, 重视发挥各级传承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 是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存活在众多优秀传承人的记忆和技艺里, 传承人的口传心授是文化传承乃至文明发展的最重要的途径。经过15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实践, 我国已建构起了有效的传承体系和传承机制,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及传承人保护状况已大有改观。但是随着当代文化生态环境的变化, “非遗”的传承及传承人保护依然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新问题。全面客观地分析目前我国“非遗”的传承及传承人保护情况, 对于建设和完善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体系具有重要的针对性和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

一、传承及传承人保护的成效

我国自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以来, 采取了多种措施加强对传承人的抢救、保护、扶持, 传承工作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一) 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已经建立起了有效的传承机制

自从2001年我国的昆曲艺术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名录后,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始起步, 政府相关部门便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保护制度和传承机制的建设, 系统而有序地做了大量工作。为了进一步完善传承机制, 促使传承人保护制度化、规范化, 2008年5月, 文化部颁布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 (下称《办法》) , 对国家级名录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标准、权利、义务和资助等做出了规定, 《办法》的施行有力地促进了对代表性传承人的科学保护。根据此《办法》, 从2007年至今, 文化部已公布了四批共1986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涵盖了民间文学、杂技与竞技、民间美术、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及民俗共十大类, 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各省 (区、市) 均已公布了多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截至2015年底, 已认定与命名了12294名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江苏、浙江、陕西、河南等多个省 (区、市) , 先后制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同时, 基层的地市、县也相继开展了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命名工作。如今, 国家、省 (自治区、直辖市) 、地市、县四级传承人保护体系已经形成,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主体的核心力量得以确认。

(二) 加强对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 推进传承并扩大影响

在传承人的保护和发展问题上, 各级政府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体, 履行职责, 并发挥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

一是通过制定政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确立和规范传承人的申报与认定制度, 规约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应履行的职责及代表性传承人应尽的义务, 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及对传承人的保护步入依法保护的轨道。

二是通过普查和各种形式的调查, 摸清和掌握了各级传承人的基本情况。采取访谈、笔录、摄影、摄像等多种方法, 真实而全面地记录传承人掌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历史、现状、技艺、技能、传承谱系等, 抢救性地记录、挖掘、整理出一大批珍贵的资料, 建立档案和数据库, 利用数字化存储等。由文化部发起的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程, 是《文化部“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重点项目之一。2013年, 随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中心的正式成立, 开始实施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程。为全面实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 2015年6月, 文化部发布了《文化部开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通知》, 进一步明确了记录对象、工作计划、工作要求、工作程序及经费保障。目前, 各省 (区、市) 已普遍展开了这项工作, 对一批年事已高的国宝级传承人已做了全面、真实、系统地抢救性记录, 形成的录音、录像、文字记录等影音及图文资料等, 经过整理加工后, 已纳入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 最大限度地避免了传承人及所承载的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丧失, 同时也为项目的深入挖掘和传承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是采取多种措施支持保障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中央财政设立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 截至2015年底已累计投入42亿元。中央财政每年向每位国家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提供传习经费补助1万元, 2016年增至2万元;各省 (区、市) 财政每年向每位省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提供3000元至20000元 (北京市2016年增至2万元) 不等的传习经费补助。以命名、奖励、给予各种荣誉等方式提高代表性传承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中国文联、中国民协于2007年6月6日“文化遗产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首次“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命名大会”, 全国156个“非遗”项目的166名民间艺术家获此称号。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颁发的“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薪传奖”, 每年评选一次, 每次评选出杰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60名, 已举办了三届, 对提升传承人的社会影响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各地政府及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 如建立传习所、专题博物馆、大师工作室等, 为传承人提供传习场所, 并在传统节庆活动、地方文化展览、展演中, 为代表性传承人提供展示和宣传项目的机会, 有效地推进了“非遗”的传承和项目的保护与发展。

(三) 采取多种方式培养新一代传承人

十几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实践, 在政府主导与推动下, 我国已基本建立起了有效的传承机制, 使传承工作呈现出可喜的局面。一些项目由后继乏人到后继有人, 早学艺、早入行的年轻人, 有的已经成长为省市级代表性传承人, 或本行业的优秀人才, 他们已肩负起培养新人的重任。

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别不同, 必然会形成传承方式的差异。在“非遗”传承的实践中, 人们探索出了多种可行且见效的传承方式, 有的是延续传统的, 有的则是富有创新性的。这些传承方式主要包括:家族式传承、师徒式传承、基地式传承、生产式传承、教育式传承。

家族亲缘传承是长期以来一些掌握着某种特殊技艺的传承人传承技艺的方式。由于怕自己手上的绝活、绝技被外人学去而丢掉自家的饭碗, 只把技艺传授给自己的儿子或女儿等家族内的成员, 世代传袭。如今, 传承人虽然已不必固守秘密, 也没有保住饭碗的顾虑了, 但依然会有个别项目采用这种传承方式, 因其较少受外界的干扰, 更便于口传心授。若家族内子女愿意学, 由于受到长期的耳濡目染, 更容易培养出合格的接班人。

师带徒的传承方式, 自古沿袭至今, 在传统技艺、传统艺术等门类的项目传承上普遍适用。在一些实施生产性保护的企业中, 建立了以国家级传承人为首的“师带徒”岗位技能培训机制。企业有师带徒管理办法及考核机制, 代表性传承人收徒要举行正式的拜师仪式, 传授技艺有计划、有要求, 并与徒弟签订学徒合同等, 使传承具有稳定性、延续性, 能保证项目的核心技艺薪火相传。

基地式传承是指利用项目的专题博物馆、传习所等场所, 代表性传承人在展览、展示自己技艺的同时, 向手下的弟子及热爱该项技艺的民众进行群体式的传承, 在培养后继人才的同时扩大项目的认知度和影响力。

生产式传承是指对项目各个生产环节岗位上的人员进行技能培训。进行生产性保护的“非遗”项目, 通常会涉及到多个生产环节, 每个环节都有不同的技术、技能要求, 要使员工掌握本岗位的技术和技能, 就要实施岗位技能培训。这虽然培养的不是高端人才, 但却能使生产线上的普通员工掌握、提高项目生产的技能, 因而, 在生产实践中进行的这种实际操作性的培训是不可缺少的。

教育式传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种主要的传承方式。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 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传承后继有人。”这种教育途径包括学校教育、业余教育和其他公共教育。

目前, 我国教育式传承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态势。如学校教育就包括学历教育、职业教育、素质教育。就学历教育而言, 中山大学、云南大学、吉首大学、广西民族大学、湖北美术学院等不少高等院校已设置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相关的专业, 招收本科生或硕士生与博士生。目前一些高等艺术院校、职业院校已开设了刺绣、雕刻、蒙古族长调民歌、呼麦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专业, 培养了一批有学历的传承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不仅一直在招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学术型的硕士生与博士生, 而且为了培养“非遗”保护领域的管理型人才, 至2016年, 已招收了三届攻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研究方向的艺术硕士。此外, 还有由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招收的专业技能型硕士, 培养有学历、高素质的新一代传承人。就职业教育而言, 各地都有工艺美术学校、各类艺术学校, 如西藏唐卡画院、青海的热贡画院、安徽的行知学校、德胜-鲁班 (休宁) 木工学校, 等等, 这些学校不仅培养出社会需要的技能型人才, 而且使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后继有人。就素质教育而言, 各地文化部门还积极与教育部门配合, 将民歌、民乐纳入中小学音乐课, 将腰鼓、秧歌、锅庄等纳入舞蹈课, 将书法、剪纸、年画纳入美术课, 将传统技艺纳入手工课等, 积极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进课堂、进教材, 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对青少年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如北京市在全国首创“高参小”项目, 遴选了中国戏曲学院、中央美术学院、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等20余所高校参与此项目, 与东城、西城、海淀等多个区县教委签署合作协议, 结对共建140余所小学。大学教师走进小学课堂, 为小学生传授京剧、国画、书法、传统舞蹈、传统音乐、传统手工艺制作等, 从娃娃抓起, 通过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使广大少年儿童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陶冶, 增强对本民族文化的认知, 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四) 实施对传承人的培训, 提升传承人的综合素质

为提高传承水平, 增强传承后劲, 2015年上半年, 文化部采取试点先行的做法, 委托中央美术学院为来自全国各地的20多位优秀传承人举办了第一期研修班, 让他们接受专业指导, 与学者们开展跨界交流, 一起架设传统工艺通向艺术、走进生活的桥梁。在总结这期研修班成功经验的基础上, 文化部又在全国范围委托23所高校开展试点, 利用暑期办班, 对来自20多个省 (区、市) 的近1700名传承人和从业者开展了培训。在试点工作取得成功经验之后, 文化部、教育部于2016年1月启动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 (2016-2020) ”, 委托有关高校、设计企业等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的教育培训。该计划是从传统工艺传承人群入手, 将逐步扩展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各领域。根据不同培训对象, 研修研习培训计划分为研修、研习和普及培训三个层次:研修, 委托相关高校对具有较高技艺水平的传统工艺传承人或资深从业者进行研修培训;研习, 组织中青年传承人进入高校工作室、实验室及设计企业研究学习, 通过手工实践与设计、学术、高新技术的跨界交流, 解决“非遗”保护传承中的瓶颈问题;普及培训, 委托相关高校对传统工艺项目学徒或从业者进行普及培训, 以提高其文化素养、学习和领悟能力, 提高传统工艺的审美水平和实用程度。此外, 研修、研习、普及培训时长1-2个月。各高校每年组织3-5期。研修班每期不少于20名学员, 普及培训班每期不少于60名学员, 研习每期不超过8名学员。计划用5年时间, 培训10万人次。如此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对传承人群进行研修、研习和普及培训, 不仅提高了传承人群的综合素质, 而且有效地提升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传承的活力。

二、传承及传承人保护面临的问题

虽然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工作已出现了喜人的局面, 取得了实实在在的进展。但是, 目前, 一些项目的传承链依然比较脆弱, 传承人的生存状况还需要进一步改善, 对传承人的保护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工作有待进一步深化。可以说,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依然面临着不少需要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 传承人老龄化突出, 一些项目面临着人亡艺绝的风险

从已评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来看, 大部分人已步入晚年,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已进入了老龄化时期和衰亡高峰期。如今, 文化部公布的4批1986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中已有250人离世, 在世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中超过70周岁的已占到50%以上, 仍有传承人不断离世, 如湖南省有76位国家级传承人, 但滩头年画的钟海仙和李咸陆、宝庆竹刻的曾剑潭、土家族打溜子的罗仕碧、土家族茅古斯舞的彭英威、侗族傩戏的龙子明、辰州傩戏的李福国、踏虎凿花的邓兴隆等8位, 已先后离世。如今, 不少国宝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大多年迈体弱、孤老无助, 人亡艺绝时有出现, 有的身怀绝技绝艺但未能传承给后人就已离开了人世, 这就致使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濒临绝境。

经过十几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实践, 虽然我们已经建立了代表性传承人名录体系和保护制度, 传承人保护的面貌已大有改观。但是, 代表性传承人队伍的现状仍不容乐观。目前已进入了代表性传承人去世的高发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曾出现过一个月去世3名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的情况。以吉林省通化市为例, 至2015年底, 该市有国家级传承人1名, 省级传承人34名, 市级30名, 市本级15名。近两年, 各区县不断传来各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去世的噩耗。如被誉为朝鲜族说唱艺术的“活化石”——“乞丐谣”, 迄今已有200年历史, 是朝鲜族表演形式中少有的集说、唱、歌舞于一体的民间艺术。2011年入选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现正在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遗憾的是“乞丐谣”的传承人黄在姬已于2012年去世, 其后的传承人寥寥无几, 几近失传。这种情况严重地影响了项目的传承与保护, 因而不少项目的传承人需要抢救性保护。

(二) 传承人普遍文化素质较低, 一些项目后继乏人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绝大多数长期生活在农村, 是土生土长的普通民众, 自小少有受正规教育的机会, 所以, 文化程度普遍较低。他们虽然动手能力强, 但缺乏对手中技艺的阐释表达能力和挖掘研究能力, 同时也易造成固守陈规, 在传承传统艺术与技艺时, 缺乏发展创新的能力。如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中, 42.8%的传承人是初中以下文化程度, 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到18.6%。由于文化素质整体偏低, 同时又缺少参加学习和培训的机会, 因而传承人队伍经营管理才能和创意能力比较欠缺。在传统工艺企业的发展越来越倚重于综合性人才的当今时代, 这种现状无疑对传统工艺的复兴和发展构成了极大的制约。

由于许多传统技艺, 难度高、强度大、耗时多, 加之很多“非遗”项目不仅工艺复杂, 而且经济效益甚微, 很难打开市场。因此, 很少有人愿意学, 不少民间艺术大师面临着无弟子或弟子太少的尴尬境地。如“中国杂技之乡”河北吴桥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王宝和, 70多岁高龄的他, 如今门下无人, 手里的绝技“缩骨术”面临失传。“缩骨术”并非是一门真正能将骨头缩小的技能, 而是通过训练缩小骨间隙, 使得全身骨头有顺序地叠排紧密。王宝和说:“缩骨术需要拉伸骨骼、尤其是肩膀附近的骨关节, 最后使人的身高增加, 各个关节错位, 进而缩小身体。”如今, 家中后辈没人愿意学“缩骨术”。2009年, 65岁的王宝和前往云南、贵州、四川一些有操练杂技传统的地区, 但两个多月“寻徒之旅”一无所获。王宝和经常到吴桥杂技艺术学校给孩子们上课, 希望找到能够托付这门技艺的人, 但仍未能如愿。他无奈地说:“我向所有人打开了大门, 但没有人来学, 给钱都找不到徒弟, 我只能眼睁睁等着这门手艺失传。”这种情况绝非个案, 随着传承人年龄的老化, 不少项目都面临着缺乏人才传承和技艺的衔接问题。农村的青年一代向往城市生活, 对父辈掌握的老手艺缺乏兴趣, 没有成为新一代传承人的意愿。一些传承人苦心培养的弟子, 也常因抵不住各种诱惑而终止学艺另谋他路, 这也致使传承队伍不稳定。倘若这些问题不能有效地解决, 长久下去, 必会导致一些“非遗”绝技的失传。

(三) 传承人缺少基本权益的保障和必要的资金支持

传承人的基本权益包括法律、技术、行政、财政等方面的支撑。首先, 法律保护是对传承人最根本的保护。虽然我国已经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但针对传承人的法律法规保护条例还未出台, 对传承人的法律保护有待落到实处。在实地调研中笔者发现, 已出版的某些普查资料、口述史及民间故事、民谣等书籍, 有的只有采录者或编著者的名字, 却未著明讲述者;使用某家族传承了几代的“秘方”“绝技”, 却不能给予权利人应有的报酬;有些传承人带徒授艺或外出参加技艺展示、演示等活动, 未能获取合理的回报;一些“非遗”项目在开发利用或发展当地旅游中创造了丰厚的经济效益, 但项目的传承人 (群体) 却未能受益;有些“非遗”项目被任意地歪曲、篡改、造假, 传承人却很无奈, 等等, 这一切致使传承人受损的不只是经济权利, 而且包括精神权利 (署名权、文化尊严权等) 。

由于传统艺术精神、工艺精神的衰落, 加之受到各种利益的诱惑和驱使, 传承中出现了不少造假、侵权等问题。一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表演中出现的造假现象。如新疆哈萨克族的民间乐器——斯布孜合, 其语意是“吹”的意思, 它是该民族最古老的民间乐器之一, 也是该民族艺人最常用的一种吹奏乐器, 被哈萨克族民众誉为“心笛”。此乐器类似汉族的竖萧, 是一种竖吹木笛。目前, 该项目的传承人年老体衰、气力不济, 年少的学艺不精、达不到高水平的吹奏。这便导致此项目被邀演出时, 有的领导或舞台总监会让传承人站在台上拿着乐器摆摆样子, 用播放光盘代替真实吹奏, 但台下观赏的民众却浑然不知其真相。二是在传统手工艺领域, 存在着假冒伪劣现象。如把他人的作品改头换面, 变成自己的作品, 以谋求经济利益和各种荣誉;弄虚作假, 进行商业欺诈, 编造散布不实信息, 或侵犯其他传统工艺的技术秘密, 与同行进行恶性竞争。三是商标侵权严重。尤其是一些中华老字号企业, 由于知名度高, 影响力大, 品牌价值不菲, 容易被投机性企业商标侵权。老字号遇到商标侵权后, 维权艰难, 代价很高。近年来, 各种侵权事件逐年增多, 据杭州王星记扇业有限公司负责人讲, 现在各旅游景点和网上出售的王星记扇子, 有一半多的产品是冒牌货, 并非正宗王星记生产的扇子。北京市内联升鞋业有限公司已处理了多起商标、专利侵权事宜, 解决了边福茂、福连升的侵权, 最近又有个企业仅花了800元便注册了“内原升”, 借一字之差, 混淆品牌, 误导消费者。所有这些问题都严重威胁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传承与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由于多是民间艺人, 长期以来, 他们的艺术创造得不到社会应有的承认, 经济效益低, 生活与工作条件艰苦。虽然各级政府对传承人采取了资助和帮扶措施, 且资助金额也在不断提升, 但是, 由于地方财政补贴没有落实到所有市、县级“非遗”传承人, 某些地区市县级“非遗”项目依旧处于濒危状态, 部分传承人年老体弱, 生活条件艰苦, 传承难以为继。如果政府相关部门不能及时地给予他们扶持和资助, 紧靠“热爱”维系的创作和传承很难长久进行下去。所以, 开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调查与认定、管理与保障, 做好代表性传承人的抢救性记录工作, 保护与传承其杰出技艺, 迫在眉睫。

(四) 缺乏科学的传承理念与方法

多年来, 人们对传承人应该传承什么的问题, 理解得过于简单, 对这个问题比较强的共识是传承人通过口传心授把自己掌握的传统技艺、技能传给后人, 使其技艺不中断, 而能够较好地延续下去。如此传承, 虽然徒弟能够学会和掌握师傅手上的技术、技艺, 使技艺不会失传, 但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由于传承中强化创造性不足, 易造成因循守旧, 难以培养出具有创新性的新型人才和高端人才;二是单纯进行技艺的传授, 忽视对项目承载的非物质文化的传承, 虽然能使学艺者得其形, 但易遗其神, 即不了解该项技艺的深厚历史积淀和文化内涵;三是忽视了敬业精进、情怀高尚的工匠精神的弘扬, 易造成心态浮躁、急功近利, 致使生产的产品设计单调、缺乏创意、制作粗糙、包装低劣等问题。

三、存在上述问题的原因

造成某些“非遗”项目传承面狭窄、后继乏人等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 受传统传承观念和方式的局限

在物质匮乏的农耕社会, 艺人对从祖辈传袭而来的又经过自己多年潜心学习和磨砺才拥有的某种技艺、绝活, 怀有一种“敝帚自珍”式的心态, 在他们看来“良田百亩, 不如薄艺随身”, 再多的财富也有失去的时候, 唯有一门手艺可以保证衣食无忧。正是基于这种朴素的观念, 他们对自己掌握的技艺精益求精, 而且格外珍视, 使其掌握的本领只属于本家族或者是某一族群所有, 绝对保密, 不得外传。这样便形成了某些民间技艺单线式的传承方式, 即一对一地传承, 父传子、母传女、师父传徒弟。为了保证家族拥有的某种技艺不外传流散, 传承中甚至出现了只传男不传女, 可以传给儿媳却不能传给女儿。如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沙河藤牌阵, 是我国北方仅存的一种古代兵法实战技术, 自明代至今已历经数百年的历史。如今仅存于我国河北省沙河市十里铺村, 当地人称之为“打藤牌”。它之所以传承面狭窄, 就是因为几个世纪以来, 传承主体一直遵循着“只传男, 不传女, 传里不传外, 谁传外谁死”的训诫, 并把这一训诫奉为“金科玉律”。根据古训, 藤牌阵操练者只准操习一种兵器, 且不允许对阵法进行文字、图形记录。因此, 70多种藤牌阵法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 只有少数几位“藤牌会首”能够通晓全套阵法。如今, 村里懂得全套阵法的人只剩下年已80多岁的第十二代传人胡道正一人了, 胡道正老人已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如今, 当地已将藤牌阵操练纳入了小学的体育课程。尽管胡道正老人教习的热情很高, 但阵法仍是传男不传女, 且有些家长怕孩子受伤, 不愿意让孩子学习, 藤牌阵法传承依然面临后继乏人的困难。谨慎保守的传承方式, 必然造成某些民间技艺流传的范围很窄, 掌握的人数极少。同时, 这种一对一的传承, 主要是通过口传心授, 借助面对面的语言交流来进行的, 因而对传者的依赖性很大, 若传者突然去世, 或传授的技艺无徒可收时, 传者所拥有的这门技艺就可能失传。

(二) 受现代文化和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

相对封闭的社会文化环境, 是保持传统文化的稳定性和完整性、使民族民间传统技艺能够在代与代的传承中自然延续的客观条件。一旦这一客观条件改变了, 文化传承就面临威胁, 传承链在某些环节就会出现断裂。随着现代化浪潮的涌起和商品经济的深入发展, 偏远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也深受现代文化与现代生活方式的影响, 结束了过去与外界隔绝的封闭状态。社会成员在开阔了眼界, 大量接触了外来文化后, 开始认同现代文化和现代生活方式, 尤其是年轻人大多钟情于现代艺术, 追求现代时尚, 对传统艺术和技艺不再有昔日的热情。他们有着强烈的求富意识和求知意识, 对生存、对美、对快乐有了与他们祖辈完全不同的理解。加之要学好一门传统技艺需要下苦功夫, 难度高、强度大、耗时多、收入低, 令很多年轻人望而却步。如上海古老的松江顾绣, 被誉为鲁绣、苏绣、湘绣的渊源, 以技法精湛、形式典雅、艺术性极高而著称于世。绣时以针代笔, 以线为墨, 画绣不分, 要求绣工会看画、懂画理、认得画家笔势, 因此难度很高。据顾绣传人朱庆华介绍, 顾绣要先将丝线剖成24份, 然后用12号小针穿上剖成1/24细的丝线, 耗时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完成一幅顾绣作品。况且要成为优秀的顾绣继承人, 还需要有一定的灵气和悟性。要学好这门技艺太苦、太难, 自然年轻人不肯问津。

现代科技的发展和人们现代审美情趣的改变, 对传统文化艺术也造成了较大的冲击。如电影、电视、多媒体艺术对皮影戏的冲击, 现代流行歌舞对传统戏曲的冲击, 现代电脑绘画、高效胶版印刷技术对传统木版年画、剪纸作品的冲击。一些民间的麦秆画、刺绣、剪纸等, 题材陈旧, 几百年来表现的多是才子佳人、宫廷仕女、花鸟虫鱼、梅兰竹菊等传统图案, 难以适应现代人的审美需要, 对年轻人缺乏吸引力, 使得后继乏人, 技艺面临失传。

(三) 受主客观因素的制约且传承工作有待深化

如前所述, 传承人受教育的程度普遍不高, 很多人只会做, 不会说, 即不能讲述出所传授技艺的特性和文化蕴含, 既限制了他们对技艺的全面传承, 也难于在原有技艺基础上进行创新发展。要使传统艺术与技艺与时俱进地向前发展, 使之适应于当代人的情趣、要求, 使项目富有生机与活力, 需要培养出一代新型人才, 尤其是既能熟练掌握和运用传统技艺, 又有一定的创新能力的高端人才。目前, 一些项目的传承中, 由于缺少高层次的高尖人才, 严重地影响了项目的发展, 甚至已处于濒危的状态。如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的土族盘绣, 已有千余年的发展历史, 蕴含着土族传统文化的精髓, 是认识土族文化艺术史的活化石。已入选国家级名录的土族盘绣, 目前有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一名, 省级两名, 三位传承人均文化程度低且年事已高, 技艺传承困难, 对其掌握的技艺只能手把手地传授, 却讲不出技艺的文化特性、核心价值、技能要素等。土族只有口头语言, 没有书面语言, 如何完整地传承土族盘绣技艺确有困难。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的责任单位“互助土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面临的发展瓶颈便是人才问题。一是该公司没有专门的设计人才队伍, 只有一名兼职设计人员, 致使产品设计滞后, 不能及时推出适应当代市场需要及民众需求的创新性产品;二是基层绣娘不足, 现有的绣娘年龄均在45岁以上, 人才出现断层, 亟待培养一批年轻绣娘。如此情况,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绝非仅此一例。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一些传统工艺需要的原材料日益稀缺, 人工成本也在逐年上升。“2014年, 东阳木雕一个工达300至600元, 黄杨木雕一个工300元左右, 青田石雕一个工也与此相同。加之税收的压力, 对于当代手工艺者来说, 生存环境不尽如人意, 因此, 趋利成为创作的目的, 在利益为上的状态下, 逐渐地丧失了工艺的精神。”此外, 一些传承人自身缺乏市场策划、包装、运作等商业手段, 不能有效地借助现代科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创新, 不能有效利用现代知识产权制度保护自己的创新成果, 致使非物质文化表现手段落后, 效率低下, 假货泛滥, 市场秩序混乱, 传承链面临断裂的危险。

一些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对传承人的保护虽然提供了一定的经济资助和技艺展示平台, 但如何切实保障传承人的权益并给予有针对性的法律、行政、技术等层面的支持、指导等, 还远远不够。由此可见,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自发过程, 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受到了严重影响, 其面临的诸多威胁, 的确令人担忧。倘若听之任之, 许多民间宝贵的文化事象将迅速消亡。那么, 如何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薪火燃烧下去, 且越烧越旺, 这是我们今天必须用行动回答的一个重大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究梳理 篇5

摘要：随着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潮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到非遗研究中，学界对于非遗传承人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研究，本文将从传承人认定、传承人特点、传承人类型、传承人保护等方面进行梳理，同时，提出日本和韩国在传承人保护方面的卓越成效，试图为非遗传承人保护的实务工作开展和理论探讨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3届大会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这是迄今为止联合国有关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最重要的文件。该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下的定义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各社区群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持续的认同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在本公约中,只考虑符合现有国际人权文件,各社区、群体和个人之间相互尊重的需要和顺应可持续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1从公约中我们可以看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植根于民族土壤的活态文化,是发展着的传统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是不能脱离人类智慧而独立存在，它的生存和发展是处在“活态”传承和“活态”保护之中，由此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其核心就是对传承人的保护。

二、传承人概念

国内首个关于文化传承人的管理文件2006年颁布的《湘西土族苗族自治州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管理暂行办法》界定其所指|“传承人”是“指州人民政府公告命名并在我州境内通晓本民族传统文化活动内涵、表现形式、组织规程或在本民族民间工艺领域中技艺精湛或掌握有一定数量的民族传统文化原始文献、资料和实物。并有一定研究成果被群众公认的代表人物。”随后在2003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草案)中,也对传承人的条件做了规定,其第15条规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公民,可以申请或被推 荐为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传承人:(1)在一定区域内被公认文通晓本民族或者本区域民族民间文化形式和内涵的代表人物;(2)熟练掌握民族民间传统技艺,在当地有较大影响的艺人;(3)掌握某种稀有民族民间传统技艺的公民;(4)大量掌握和保存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原始文献和其他资料!实物,并对其有一定研究的公民。”第16条规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团体,可以申请或被推荐位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传承单位:(1)以弘扬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为宗旨(2)掌握某一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技艺,或者研究、传播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取得显著成绩;(3)坚持经常开展以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为内容的活动;(4)有效保存该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相关资料或者实物。”根据这些规定,著名民族学家祁庆富先生在全面梳理了传承和传承人的学术史后,将传承人定义为:“在有重要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过程中,代表某项遗产深厚的民族民间文化传统,掌握杰出的技术、技艺、技能,为社区、群体、族群所公认的有影响力的人物。”2非遗传承人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振兴中有重要作用，是承接前人经验，启迪后人智慧的桥梁。通过传承人一代又一代周而复始的“传”、“承”交替循环，非物质文化遗产才得以世代延续继承下来。在我国学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两者的定义和条件也不尽相同。广义上的传承人概念，即一般传承人，即在有重要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过程中，代表某项遗产深厚的民族民间文化传统，掌握杰出的技术、技艺、1中华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中华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普查工作手册,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 第200页

祁庆富: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传承与传承人,载于《西北民族研究》,2006年第3期 2技能，为社区、群体、族群所公认的有影响力的人物。狭义上的传承人，即法律意义上的传承人，在我国称为代表性传承人。代表性传承人是指承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或者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保护责任，掌握该项目的知识、技能，并具有公认的代表性、权威性与影响力的人。一般性传承人和代表性传承人在概念、法律地位、社会地位上存在很大差别，可以说代表性传承人是由国家认可的、传承主体中的佼佼者。

三、传承人特征 第一，能熟练掌握国家或地方政府认定的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个体传承人作为某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实际掌握者，必须是通过国家或者相应地方主管部门的认定并且许可。这是作为个体传承人的合法基础。第二，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本领域内有较大影响力。对于传承人所掌握的“非遗”项目，不能简单归结为掌握某种技艺或者某种特长，需要实际扎根于某个特定领域内，并且能够形成较大的影响力，从而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的典范。

第三，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需为公众认同并能积极传承。传统文化丰富多彩，良莠不齐，这里定义的“非遗”项目必须是健康积极，并能为民众集体喜闻乐见，并能使得世代传承的文化成果。

第四，愿意投身非遗传承事业，积极参与非遗传承活动。

四、传承人类型

1、家族、族群等群体性主体

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来说是经历了常年累月而积淀下来的，往往涉及一个族群 或者社区，在教科文组织和其他国家也都承认他们的存在，并且认为这是非物质文 化遗产表现的一种形式，在我国很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都是涉及到一个或者多 个地区的族群的，他们同样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主体，而且是不可剥离的。

2、个人、独立传承人

其实在划分个人主体和群体性主体时，他们之间在很多时候体现的是相互包含，又分别独立的关系。个人不可能脱离群体而存在，群体也是由单个人所组成的，个人在传统文化表达的发展和再创造中起着中心作用。所以我们列出个人主体时，在宏观层面是为了促进一种技艺能够更好的传承。个人对于技艺的传承他会起到一个再创造的作用，这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活态”文化，能够保持其鲜活，同时又不失其原真状态的最好方式。

五、传承人权利和义务

1、权利 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对其掌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享有传承权。传承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享有的最重要的权利之一。传承权本身包含两层内涵——有权自主选择下一代传承人和有权自主选择传承方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可以根据自身的经验和所传承技艺的特点制定选择下一代传承人的具体标准选择有天赋的继承人。其次，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开展传承活动时享有获得资助的权利。对于传承主体来说，物质条件是基础，没有物质条件做坚实的后盾，传承人的种种规划很难实施，传承活动也无法开展。对于由各级政府直接认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国家有义务对其进行物质上的扶持和帮助，支持其培养下一代传承人、开展传承活动。传承人不仅有权获得政府的资金资助，还有权在授权范围内自主支配资金。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配合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调查时，还享有被尊重的权利。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 16 条的规定，文化主管部门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调查时，应当征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同意，并尊重传承人所在地的风俗习惯，不得损害传承人的合法利益。

2、义务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 31 条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义务作了详尽的规定，主要涉及四个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还特别规定了代表性传承人的退出程序，作为传承人不履行其法定义务的惩罚机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无正当理由不履行前述规定义务的，文化主管部门可以取消其代表性传承人资格，重新认定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正当理由包括不可抗力、第三人原因等；丧失传承能力的，例如疾病、伤残、年老等，文化主管部门可以重新认定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3传承人要积极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传承人培养后继人才应当摒弃“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旧思想，如果在传承中有所保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承继将一代不如一代，势必造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逐渐消亡。非物质文化遗产伴随着丰富的实物资料，如图片、文字、声音、影像等。这些实物资料代表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水平、承载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因，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实物资料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持、研究和传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非遗传承人应当妥善保管好这些实物资料。除此之外，《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 11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需要，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由文化主管部门负责进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可以对其工作领域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调查。根据本条规定，代表性传承人对上述文化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有配合的义务。传承人还应当积极参与社会性公益宣传活动。从而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扩大社会影响，营造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提高全社会的保护意识。

六、传承人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1、认定问题

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里,代表性传承人(一般指国家级非遗文化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主要是指那些被普遍性认定极有一定影响力的权威的有代表性的承担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里的相关项目的传承责任的且通过了国务院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的审核与认定的优秀传承人。传承人的认定不是个简单的过程,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多样性、活态性，并且不同项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传承方式也各不相同。我国对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制度,不够细化完善。传承人认定过程时常遇到量化问题。《非遗法》第 29 条第 2 款对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标准有着明确规定：“熟练掌握其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特定领域内具有代表性，并在一定区域内具有较大影响；积极开展传承活动。”也就是说，传承人应当具有技艺性、权威性和能动性。但是，这三点在“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过程中并不便于掌握。“熟练”、“较大影响”等词汇过于抽象，何谓“熟练”？何谓“较大影响”？这些都没有具体标准可参考，特别是当出现条件类似的传承人时，会处于无法认定的困境。同时，在认定程序上也存在很大的问题，《非遗法》第 29 条第 2 款规定，申请代表性传承人，由申请人向政府提出书面申请，再由政府部门对提出的申请进行审核，最后公布审核通过的情况。一旦通过，这个申请人即成为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纵观整个程序可发现，传承人的主动申请才是最重要的环节。然而，从我国传统手工技艺传承人的生存环境来看，传承人大多生活于偏远乡村，信息的闭塞导致传承人无从了解相关制度，更别说主动提出申请成为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3信春鹰.《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解读》[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85.2、观念问题

很多非遗传承人，在传承中仍然保留着旧社会封建观念。“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等腐朽观念依然存在于当今社会。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非遗传承途径，使得很多有潜能的人并不能成为有政府认可的代表性传承人。传承人后继人才队伍匮乏，随着老一代传承人的老去,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日渐衰弱。

3、制度问题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权利和义务的规定是不对称的，或者可以说在法律中体现的代表性传承人的权利，是通过行政机关授予而获取的一种反射性利益，即便规定了传承人享有相关权利，但是在大众认知体系中，这种权利往往不被接受，很多情况下，传承人生活压力大于普通人，政府支持力度不够。《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在认定代表性传承人的标准的第 29 条中，其中有一款是这样规定的“在特定领域内具有代表性，并在一定区域内具有较大影响”，“一定区域”是指的什么呢？“一定区域”范围有多大呢？我们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怎么来确定它呢？再如，在第 31 条的最后一款中规定“丧失传承能力的，文化主管部门可以重新认定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那么，其中什么情况才属于丧失传承能力？“传承能力”具体包括什么呢？都没有具体的表述，那么有可能在文化行政部门撤销代表性传承人时，自由裁量的权力扩大，这对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是不利的。

4、关注偏向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起步较晚，现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保护政策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实验性特征，其中对“传承人群体”的忽视是一重大缺陷从现有实践来看其实质是保护“代表性个体传承人”的政策，突出的是“传承人个体”，缺乏对“传承人群体”的关注。4现行政策保护“代表性传承人”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非遗保护和传承的事实证明，“传承人群体”在保护政策中缺失所造成的后果在当前实践中已见端倪，其消极影响的突出表现就是导致了个别传承人的“独占”地位，造成了“政策垄断”。5

七、可借鉴成功案例

1、日本

在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机制上，日本是很成熟的。作为我们反复强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群体性的特征，有的技艺往往不是一个人，而是多个人或者是一个社区或者族群。日本政府在认定机制上进行了分别认定，这是对我国保护传承人上是值得借鉴的，主要分为三种情况：（1）个别认定:对于能够高度体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掌握能力的个人,例如在传统运动项目、绘画艺术、古老群众文学、曲艺戏剧演出等等极其具有个人色彩的许多文化财产,可以进行只针对个体的“单独认定”。或者是能认定为单独承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立个体,在编织、染色、土陶品等等领域也可以进行个别认定,认定为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2）、团体认定:被指定为重要无形文化遗产的文化技术,该技艺承载者人数较多,个人特征不明显,这种情况下可对这群传承人组成的群体给与“保持团体认定”。（3）、综合认定:介于个人认定与团体认定之间的,是指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承载者,由人数为2或者2以上的结构情况,可以进行“合并认定”。6同时，日本的“人间国宝”制度是做得非常出色，为其他的国家提供了一个示范性的作用，这也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复杂客体保护的最好的方法：在认定之后，对传承人的行政支持上，日本每年都拿出财政资金进行资助。日本文化厅对这些“人间国宝”支付特别扶助金，其年金额达 200 万日元(约 14 万人民币)，以鼓励他们不断提 45 杨征《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保护政策中“群体性”的缺失》2014 06

陈静梅《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究述评》［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04）王光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培养与造就模式试探[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 6 高技艺和悉心培养后继传承者。7

2、韩国

韩国在日本的影响下，早在20 世纪 60 年代制定了《文化财保护法》。韩国对代表性传承人的称谓叫做“人类活珍宝”，韩国在认定“人类活珍宝”也和我国单一的认定机制是不一样的，分为个人认定和团体认定两种，并将这个称谓作为荣誉称号赋予权利人或者族群，并且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他们的责任和义务，在中央和地方两级大力的提供资金支持，对优秀人才的保护是做得很到位的。对于有关无形文化财演出等各种活动，国家会根据演出规模等具体情况提供 200 万韩元(约合人民币 1.4 万元)至 500 万韩元的资助，对于“人类活珍宝”，政府按每人每月 100万韩元提供补助。8对于能够成为“人类活珍宝”的人或团体，在福利上也会大大的增加，政府会对该类保有人或者保有团体特殊的优待。但是如若不履行相关义务，也会受到处罚。对于收徒传承技艺，韩国有备案的制度，政府部门还必须进行监督，以便传承能有效的进行下去。

除此之外，韩国还设立了专门培训机构，对传承人进行培训，训练他们的技艺，并且还可以为其免除兵役，这无疑提高了传承人传承技艺的积极性，同时，也使得传承人在传承本民族优秀文化时无后顾之。

八、总结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传承人是核心、是灵魂。因为传承活动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延续的一种手段，它在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中介作用。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任务迫在眉睫、刻不容缓的现实情况下，运用法律手段建立一套全面、科学、合理的传承人保护机制是当前现状的客观要求。国家的立法保护能够从根本上维护传承人的合法权益，提升他们的自我价值，赋予他们更高的社会地位。在制定认定机制时，应当广泛借鉴国外成功案例，汲取他国之精华，结合我国非遗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合理有效的认定程序。除此之外，应在关注代表性传承人的同时，应当注重群体性传承人，并在政策表达上予以确定;从观念认识和政策表达上提高对“一般性传承人”的认同和重视程度;消除“代表性传承人”的“独占”地位，打破“政策垄断”;设置适合的考核评估标准，督促“代表性传承人”在增加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参与者等方面有所作为，积极营造“群体传承”的氛围。将传承人的权利和义务更加清晰，除此之外，对现有制度细化，转化为各项长效工作机制，从各方面做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世代相传。

7顾军、苑利著:《文化遗产报告:世界文化遗产报告保护运动的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8王文章主编:《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64 页。

参考文献：

[1]祁庆富.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传承与传承人[J].西北民族研究.2006, [2]信春鹰.《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解读》[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85 [3]王光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培养与造就模式试探》[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 [4]顾军、苑利著《.文化遗产报告:世界文化遗产报告保护运动的理论与实践》[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5]王文章主编《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64 页。[6]齐爱民.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研究(四)--商业开发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异化”与“反异化”--以韩国“人类活的珍宝制度”设计为视角.电子知识产权,2007 年第 7 期

[7] 萧放.《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认定与保护方式的思考》［J］.文化遗产，2008(1)[8] 陈静梅《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究述评》［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04）

文化遗产传承 篇6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学校传承；黔湘桂侗族地区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21X（2016）03-0120-05

“非遗”学校传承，就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学校教育相结合，在学校教育活动中，结合素质教育，因地制宜地组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非遗传承培训及宣传展示等活动，激发学生保护传承非遗的兴趣和自觉，培养更多的非遗传承人，提高学生综合素质。贵州、湖南、广西三省区交界地区的侗族居住区从2002年开始就开始了“民族文化进校园”“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等活动，在“非遗”的学校传承上作出了有益的尝试。本文试图以黔湘桂侗族地区的实践为基础，进一步探索“非遗”学校传承的方略。

一、“非遗”学校传承的探索与实践

近些年，黔湘桂侗族地区都开展了“民族文化进校园”工作，这项工作的开展带有普遍性。在侗族居住区，包括侗族非遗在内的许多民族文化内容列入了教学内容，侗族非遗传承活动在各级学校得到开展。侗族非遗的学校传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确立了一批侗族非遗传承（传习）基地学校

在非遗传承较好的侗族村寨及学校建立传承基地是推进传承工作的重要方式之一，侗族地区的大多数县都建立了一批侗族非遗传承基地学校。有的学校直接命名为某个侗族非遗项目的传承基地学校、有的是包括多个项目传承的基地学校，有的学校传承内容不仅包括侗族的非遗或侗族民族文化，还包括其它民族的非遗或民族文化。如贵州省榕江县，在2011年确立了非遗传承基地，包括村寨和学校两类。其中学校类的传承基地如下：

1.侗族琵琶歌、侗族大歌传承基地学校：车民小学、中宝小学、车江中学、太平小学、寨蒿中学、乐里小学、晚寨小学、本里小学、高文小学；

2.侗族大歌传承基地：八匡小学、大利小学、栽麻中学、宰荡小学；

3.苗、侗文化传承基地：和平小学。

再如，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自治县在良口、独峒、林溪等乡镇分别建立了侗族大歌、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侗族刺绣、侗族农民画、侗戏、侗款六大文化传承基地，几个乡镇属地内的26个学校纳入了基地。

（二）出版了一批侗族非遗教材

为了侗族非遗教学的需要，部分县出版了侗族非遗的教学教材。如贵州省黎平县编写并公开出版了《简明侗族知识读本》和《民族文化知识读本》等地方教材，供全县中小学作为民族文化进课堂教学用书；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编写出版了《侗语常用语手册》《原生态侗族歌曲专辑》作为教学用书；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编写出版了《侗族音乐》《民族美术教本教材》进入学校。更多的地方和学校根据学校开展的民族歌舞、民族声乐、民族体育、民族工艺、民族绘画和民族语言文字等教学活动，收集整理民族民间文化资料，编写出进课堂的校本教材，用于文化传承的教学。

（三）组织开展了非遗教学活动

开展“民族文化进校园”的学校或列为“非遗传承（传习）基地”的学校，都开展了非遗教学活动，一般是每班每周1-2节，教学内容一般是当地主要的非遗项目。如贵州的学校以侗语、侗族大歌、侗族琵琶歌和摔跤等为主，湖南的以芦笙、刺绣和侗锦等为主，广西的以侗族大歌、侗戏和侗族农民画等为主。

（四）开办民族文化传承大专班

2007年，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石宗源同志作出“希望凯里学院要从黔东南独具特色的民族民间文化入手，力求办出全省、全国乃至世界只有凯里学院才有的学科”的指示。2007年凯里学院开办了“民族文化传承”大专班，主要开展苗、侗非遗传承，重点是音乐、舞蹈、刺绣、蜡染和体育等项目，至今仍在招生。经过努力，传承大专班培养出了一批批掌握民族传统技艺，具有良好素质的民族文化传承人。学生孙学美曾获得央视第十二届青歌赛原生态唱法银奖，在校学生组成的侗族舞蹈队，在2011年央视春晚为著名歌唱家宋祖英的《天蓝蓝》伴舞，获得金奖。

二、非遗学校传承实践中存在的不足

黔湘桂侗族地区的学校传承实践，弥补了现代教育导致的家庭传承时间的减少，使民族文化传承不因现代教育方式的运用而中止。但由于学校教育体制的局限，侗族非遗在学校传承方面遇到了一些困难，传承中的一些不足也表现了出来，致使学校传承活动在规范性上亟待加强。

（一）传承形式不规范

开展“民族文化进校园”的学校，大多数没有将传承课当作必须的授课内容来排课和要求，开课班级一般1周只安排1-2节，基本上将传承课置于第二课堂或课外活动的地位。也就是说，民族文化课或非遗传承课没有真正纳入正规教学体系。正因为这种非正规因素的影响，常常就会出现随着学生年级的递增，学习压力的增大，传承活动时间递减，以及主课挤占传承课的现象。也是因为这种非正规因素的影响，传承课通常只注重侗族非遗的技术、技巧方面知识的传授，而很少关注到与非遗息息相关的非遗内涵等更深层次的内容。譬如，一个侗锦老师在课堂传授织绣知识时，由于课时有限，他只能讲授技法的本身，而极少涉及到织绣历史，织绣文化以及织绣与侗家人的价值观等更深层次的内容。

（二）传承的内容不规范

很多学校在开设非遗传承课过程中，缺乏中长期的课程安排，一个班级每年开什么传承课没有计划，传承课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都缺乏计划和安排。有的学校还把民族歌舞的舞台表演内容当作了非遗传承内容。调查中，我们发现有个别学校教的就是那几首大家耳熟能详的常在舞台上表演的侗歌。

（三）传承师资不规范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有些学校不请当地的传承人（包括代表性传承人和民间艺人）到学校授课，而是由学校自身的教师担任。他们中的大部分缺乏侗族非遗传承的功底，有的教师是到民间去学几首侗歌上讲台，能够传授给学生的东西不多，有的还是依样画葫芦，对非遗的文化精髓知之甚少；有的是派教师参加个短期培训、或聘请相关院校的老师来，也就出现了用美声唱法唱侗族大歌，用钢琴、手风琴伴奏侗歌的怪现象；有的学校还请一些回乡的在演艺团体临时表演的“打工妹”进学校当传承课教师，自己教的侗歌是什么内容自己都不知道，学生也只知道老师怎么唱就依样画葫芦地跟着唱。过去，歌师在学歌时，掌握了五六十首歌都还不敢去其它侗寨开口唱，现在会几首就开始教学生，传承效果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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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传承经费无保障

开展非遗传承学校数量的庞大与财政实际的支持能力形成了较大的反差，无法从资金上支持学校保证非遗传承课的质量。我们在贵州某县调查时了解到，如果传承学校都聘请歌师、戏师和工艺师等传承人进校园，每年的误工费、必要的设备购置费，加上组织学生参与民俗活动等费用，每个学校每年所需经费在15-2万元，全县共有240所学校，每年总计所需经费达300多万元。但该县民族事务部门每年“民族文化进校园”经费仅有2-4万元，缺口实在太大，远远不能满足学校传承工作的开展。

（五）传承渠道不畅通

在高考体制下，学校和学生的目标主要放在文化课上，对非遗传承课的学习积极性不高。从传承效果看，现代教育质量好的学校，效果普遍会差点；年级越高，效果会越差；学习成绩好的，接受传承的热情会差点。由此，非遗传承效果与接受传承的学生年级呈反方向，年纪越高、传承的内容越少，到高二、高三甚至没有了，学校传承工作出现了断层。

“非遗”学校传承存在的这些缺陷是由多方面原因导致的，目前也还难以得到解决。也正因为这些缺陷，也就决定了学校传承暂时难以使学生得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传，其潜力和作用还有待于进一步挖掘。

三、构建学校传承体系，提升民族文化进校园的实效

黔湘桂侗族地区的九年制义务学校“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主要由民族事务部门（民族事务委员会或民族宗教局等）和教育部门联合开展，侗族地区也普遍开展了。为使侗族地区“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得以整体推进，使侗族非遗传承取得普遍性的实效，可以从以下方面做出努力。

（一）建立专项协作制度，同步推进“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

即在黔湘桂三省区建立“非遗进校园联席会议” 专项协作制度，协作成员单位由三省区开展侗族非遗学校传承的市州、县两级政府的教育部门、民族事务部门和非遗管理部门组成。专项协作制度的主要职责是共同设计三省区侗族非遗传承学校的体系，确定分层传承的内容及评价标准，规划教材及编写，师资培训及统筹使用，传承成果交流等，并督促各县学校遵照执行。通过协作，逐步实现侗族非遗传承的规范化开展。

（二）构架传承学校体系，确立基本教学规范

1.构架传承学校体系。即在三省区统一摸底的情况下，构架起传承学校体系。传承学校体系主要考虑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学校的层级，另一方面是传承的内容。

（1）学校层级方面：根据目前三省区开展“民族文化进学校”的情况，一是按地域区分，主要选择侗族聚居的乡村学校，侗族与其它民族混居乡村的学校为辅，县城学校再次之，这主要是基于传承底蕴、参与学生比例方面的考虑；二是按学校层级区分，可划分为幼儿园、小学、初中、职高或职业中专、职业技术学院和普通高校。

（2）传承内容方面：适合幼儿园及九年义务制学校传承的内容是艺术和文学类，实践中，有利于这类学校的教学的主要是艺术类的传统美术、传统音乐、传统舞蹈和传统体育等。每个幼儿园、学校可选择1-2个非遗项目作为重点传承内容，其它内容作为辅助。职高或职业中专、职业技术学院主要开设传统技艺、医药类专业，对学生进行专业教育，着重于生产性传承人的培养；其中职业中专和职业技术学院的专业性比职高要求要高些。2013年教育部、文化部、国家民委联合下发的《关于推进职业院校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工作的意见》（教职成[2013]2号），期望职业院校在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方面发挥职业教育基础性作用。普通高校传承专业开设的面可以更广一些，但其培养目的应着眼于“掌握有较高技能水平的侗族非遗传承人”，鉴于目前代表性传承人及民间传承人的文化水平相对偏低的情况，普通高校在下一代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代表性传承人培养上应充分发挥作用。

（3）将各层级学校，按照传承内容进行分类，就能够清晰地构架出三省区各级各类非遗传承学校的框架。三省区还可以通过“专项协作制度”，根据地域分布情况对传承学校的传承内容进行微调，以使传承的项目比较全面、传承的地点更均衡。

2.规范教学内容、保证传承学时。在幼儿园及九年义务制学校中，将侗族非遗传承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纳入教学，规定幼儿园、小学、中学必须开展哪些项目的传承，参加哪些传承活动，进行哪些展演、表演活动等。在课时安排上，要有一定量的保证，明确每个项目应开的基本课时，并明确不能挤占。开课时间上，可采取参照音乐课、图画课的排课要求，并结合课外活动或第二课堂来作安排，避免学校传承的随意性。

3.丰富教学手段和方法。非遗的项目不同，教学手段和方法也不同，传承学校在教学方法上可以明确一些基本原则，具体方式上不拘一格，尽量调动传承人或传承课教师的积极性。同时，在校园文化建设上，为非遗传承营造氛围；在教学设备上，为传承课提供支持。

4.确定考核原则。为使学校非遗传承收到实效，考核工作必须进行。由于许多学校在过去的实践中，只是将传承活动当做课外活动，基本没有纳入考试、考查内容，所以，实际效果难以衡量。往往是开展得好的，通过在外竞赛获奖、受邀外出展演等形式为人所知，而开展得不怎么样的，就没有去考核其实际效果。所以说，学校传承的效果必须要有检验的环节。只有明确学校传承的考核内容，这样才能进一步督促学校将传承活动落到实处。在具体考核方式上，由于学校教师中掌握非遗的师资有限，大部分内容也不便于用书面形式考核，可以采取邀请非遗传承人、民间传承人及民间歌师、戏师和工艺师等到校来，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整体性考核，具体考核方式可根据各项目特点来设计。

（三）联合编撰教材，确定学校传承内容体系

为促使三省区侗族非遗学校传承内容的统一和规范，三省区可通过“专项协作制度”，成立侗族非遗校园传承教材编撰委员会之类的机构，共同商议、编撰出版学校传承教材，并统一使用。共同编撰的教材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侗族民族知识，内容包括历史、文化、艺术、经济和社会等基本知识，属普及类教材，侗族各地全部使用。过去，有些县编撰出版过这类的教材，也收到了教学较好的效果，但由于内容多局限在本县域，知识面较窄，同时，有些知识地方性太强，不适合作侗族地区的普及性教材。这类教材的内容一定要有较开阔的视野，并且要准确、规范，它关系到学生们对本民族的基本认知，否则，会因知识误差而引起误导。另一类是非遗项目教材，可以在侗族地区存续地域较广的项目中选择，属于专题教材，适合开展具体项目的学校采用，像侗歌、舞蹈、文学和手工艺等都可以考虑。由于有些非遗项目存续范围不是太广，作为补充手段，大部分这类教材不一定统一编撰出版，可编撰成地方性教材或校本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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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的形式要多样，不能只是纸质的书本，还应根据传承的内容选择最适合的形式，或者同一项目选择两种以上的形式。如侗歌、侗舞的教材就可以是书本教材和音像、影像教材的相互结合。

（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确保学校传承的可持续开展

师资一直是学校传承开展的最大困扰，师资队伍没有建设好，学校传承就无法正常开展，学校传承的可持续开展更是无法实现。根据目前的情况，学校传承的师资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虑解决：

1.建立传承人师资库，统筹安排传承人授课。教育、民委和文化等部门可联合建立主要由三省区代表性传承人和民间传承人组成的师资库，还可以吸纳一些热心学校传承的民间艺人参加。学校传承所需的师资由教育部门根据实际情况从师资库中统筹安排。师资库的建立有两个突出的优点：一个是便于各个学校传承项目的统筹安排。侗族非遗涉及的门类较多，具体项目就更多了，一个学校只聘请一、两位传承人，是难以兼顾多个项目的。如果能够统筹安排教师，学校可进行传承的项目将更全面。将最恰当的师资安排在最需要的学校，是通过师资库统筹安排师资最大的优点。另一个是提高传承人开展传承的效率，一位传承人可就近在多个学校开展传承，使传承人有更多的机会开展传承，提高传承人开展传承的效率。

2.加强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构建稳定的传承师资队伍。在学校现有师资中，通过多种方式，加强能够开展侗族非遗传承的师资队伍建设，使学校有一支稳定的非遗传承师资队伍。在这样的师资队伍建设中，有几个重要环节要处理好。一是师资的选拔，要选拔那些具有一定非遗功底，并热心非遗传承的教师，两者缺一不可，否则，要么不具备传承能力，要么收不到传承效果。二是师资的培训，要组织选拔出来的师资参加两种的培训，一种是拜传承人为师，算得上是一种分散培训，提高自己传承项目的专业水平；另一种是上级有关部门组织的教学理念、方法等方面的培训，更新自己的传承观念、提高自己的传承技巧。三是双师型教师的地位，将担任传承课教学与担任语文、数学等主课教学同等对待，特别是这些教师在晋升职称时，传承课的效果能够成为重要的考核内容，而不是无足轻重，或者在评优及绩效工资等方面给予担任传承课的双师型教师以适当的加分照顾，这样，才能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使双师型教师在学校传承中对未来充满希望。

3.采取定向委培，或优先录用的方式，吸收新鲜力量。在民族高校或侗族地区地方高校中采取委培，或对这些高校学习侗族非遗传承的毕业生优先录用，以补充新鲜力量。这样的师资既具有较强的非遗方面的基本功底，又具有一定的文化基础，能够融合传承人师资和双师型师资两方面的长处。实施的关键在于体制的突破，目前侗族地区的师资招聘都是通过向社会公开招考的方式进行，招考的岗位基本上都是主课教师，这样的条件，高校民族文化传承班的学生是很难达到的。我们在对凯里学院“民族文化传承班”的毕业生跟踪调查中发现，毕业生基本都在各表演团体就业，在学校任传承课教师的微乎其微。

4.招聘文化水平较高同时专业特别优秀的民间艺人。贵州省榕江县曾做过尝试，该县通过特别政策，将2006年参加央视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并获得银奖的“蝉之声”组合的三名成员录用。侗族大歌国家级传承人胡官美的女儿杨秀珠是其中之一，现在杨秀珠仍在该县栽麻乡宰荡村任教，担任侗族大歌、侗族刺绣传承课的教师。通过招聘文化水平较高同时专业特别优秀的民间艺人的形式充实学校传承师资，虽然难以普遍采用，但仍可以通过县级政府作出特殊安排。侗族地区各县可以定期安排些指标通过这种方式弥补一些师资方面的不足。

（五）增加预算、多方筹资，尽量保证学校传承经费

三省区可以通过联席会议，争取在侗族地区市州、县两级政府中，增加学校传承的经费预算，支持学校传承活动的开展。原来的预算是通过民委预算中的项目来解决，教育经费中没有预算，要新增预算，可以在教育经费中增加学校传承经费项目来实现。这样，一方面是资金预算的渠道增加了，另一方面是教育部门、学校在传承活动中的积极性得以提升。教育部门或传承项目学校还可以通过社会筹资来解决部分经费，如，通过与开展民族风情旅游的村寨、企业合作，与传统手工艺生产企业合作，争取一些文化发展基金组织的支持等方式筹集更多的传承经费或传承活动所需要的器材、设备。

[责任编辑：蒲涛]

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篇7

2008年北京奥运会可谓全媒体的盛宴, 北京奥运会的媒介传播对于体育全球化和媒介全球化来说具有里程碑意义, 中国给世界留下了最具价值的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本文拟以北京奥运会媒介传播为例, 探讨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及保护策略。

一、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保护理念解析

国际奥委会高度重视奥运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宣传工作, 《奥林匹克宪章》第1章中明确规定:“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国际奥委会的专属财产, 国际奥委会拥有与之有关的全部权利, 特别是可以不加限制地涉及该运动会的组织、开发、转播、录制、重放、复制、获取和散发的全部权利, 不论以何种方式或以现存的或将来发展的何种手段或机制。”第5章中又规定:“奥运会组委会为了国际奥委会的利益, 必须在国内和国际上确保维护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徽记和吉祥物的产权。”

早在2002年, 在墨西哥召开的国际奥委会第114次特别全会上, 国际奥委会就把“奥运文化遗产”这一概念写进了《奥林匹克宪章》:“国际奥委会采取措施促进奥运会为主办城市和主办国留下积极的遗产, 包括对奥运会的规模和费用进行合理控制, 并鼓励主办国的奥运会组委会、公共管理机构和隶属于奥林匹克运动的个人或组织据此采取行动。”文化遗产的价值, 在于它是历史的见证者, 即它所拥有的历史文化价值。对文化遗产的保护, 也就是对历史价值的传承和保护, 并且这种保护要求绝对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媒介就是传递大规模信息的载体, 是指“介于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的用以负载、传递、延伸特定符号和信息的物质实体”, 它包括书籍、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电影、网络等及其生产、传播机构。媒介的重要作用, 即媒介的最大功能就是真实地记录历史、完整地见证历史。这一点刚好契合了文化遗产的价值取向, 所以媒介本身就是一种遗产。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记载、记录了一切与奥运会有关的文字、图像、音频, 并且由于科技进步, 媒介的记录手段也在不断地延伸和拓展。因此, 保护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意义重大。

1. 北京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

第一, 媒介扩大了奥运会文化遗产的影响力。奥运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凝结了该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 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 与人类生产、生活的诸多生存环境息息相关, 是多领域、多学科的融合发展, 是奥林匹克文化的精髓之一。北京奥运会文化遗产概念不仅体现出奥林匹克运动深远的历史文化传承, 也体现着中华民族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以及对奥林匹克运动的文化贡献。[1]同时, 奥运会文化遗产具有多维度的价值属性。媒介作为奥运会文化遗产的传播者, 作为国家舆论的公器, 能够全方位、多视角、广渠道地对奥运会文化遗产进行国际化传播。媒介与生俱来的文化属性, 承载着保护与传递文化遗产的功能。媒介对奥运会文化遗产的有效传播加深了社会对奥运会文化遗产现状的认识, 促进了奥运会文化遗产的保护进程。

第二, 奥运会文化遗产的高质量传播提升了媒介知名度。追溯远古, 古希腊人菲利比斯从马拉松小镇长途奔跑到雅典宣告和平的信息时, 就意味着体育与信息传播的不解之缘。当奥林匹克运动产生以后, 媒介就开始对这一伟大的全球性体育盛会展开了铺天盖地的宣传报道, 因为各媒介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发现了奥运会自身所具有的文化魅力、经济价值、美学享受和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价值, 从而开始对体育进行重点宣传与报道。而且早在100年前, 普利策就把体育作为媒介吸引受众接触的三大法宝之一。

大众传媒对北京奥运会文化遗产青睐有加是毋庸置疑的, 因为北京奥运会是世界各国再度认识我国综合国力的一个窗口, 而媒介则是推开窗户的第一人。如今奥运会已经成为人们生产、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元素, 媒介对奥运会情有独钟的根源正在于奥运会文化符合大众奥运会需求的价值观念。奥运会文化拓宽了媒介的传播视野, 提高了媒介的知名度。

2008年北京奥运会提出了“绿色奥运”“人文奥运”“科技奥运”的建设理念, 这体现了北京奥运会的文化价值观。北京奥运会已经给世界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文化财富, 但在后奥运时代的今天, 如果缺乏媒介传播, 这些文化遗产就会被人淡忘, 而媒介作为北京奥运会文化的传播者, 承担着传播文化遗产的重任。由此可见, 研究2008年北京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的保护意义非凡。

2. 北京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构成及其内涵

从北京成功申办奥运会, 长达数年的奥运会筹办工作, 繁琐细致的奥运会组织工作, 到气势恢弘的奥运会开幕式、数量繁多的各类赛事, 直至奥运会落幕后的余音绕梁, 方方面面, 点点滴滴, 无论是赛场建筑、人文精神、体育成绩还是音乐宣传等, 无一不是北京奥运会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这些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一直由媒介主导着。

2008年北京奥运会通过各大媒体对奥运会申办历程、火炬传递、开闭幕式、奥运会赛程等文化进行了宣传报道, 避免了文化碰撞与文化误读, 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合作, 增进了世界各国对我国民族文化的认同感, 树立了我国的国家形象, 这些媒介行为都非常有利于奥运会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北京奥运会的巨大成功, 不仅仅限于取得了伟大的体育成就, 实现了巨大的商业价值, 更重要的是给中华民族和人类留下了一笔极其宝贵的奥运会媒介文化传播的遗产。

国际奥委会前主席罗格先生曾评价北京奥运会是一届“无与伦比”的奥运会。北京奥运会, 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大国的形象, 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 呈献给世界各国的是最完美的记忆。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 在奥林匹克史上也续写了最华美的奥运篇章, 同时更为中国媒介的成熟和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各种媒介除了对北京奥运会传统的赛事进行报道外, 还对吉祥物的设计与销售、场馆设计与建设、志愿者的培训、圣火传递、开闭幕式筹备工作、门票销售等进行多样化制作, 对北京奥运会进行了多角度宣传报道, 树立了我国的奥运形象。

萨马兰奇先生曾这样说过:“奥运会成功与否是由媒体做出评判的。”的确, 奥运会是全球的体育盛会, 也是媒介传播的盛会。早在2004年6月, 北京奥组委就成立了媒体运行部, 建立了北京奥运会媒体运行组织体系, 仅仅登记在册的记者就已接近4万人。国际奥委会一共提供2.16万个注册记者名额, 其中1.2万个名额由中央电视台、欧广联、亚广联和美国NBC等持权转播商使用, 4000个名额由主转播商BOB使用, 其余5600个名额则归属平面媒体以及没有转播权的电视广播媒体。这无疑创下了奥运会全媒体传播历史之最, 相对1896年第1届奥运会上屈指可数的12家平面媒体而言, 已不可同日而语。

二、北京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价值说

保护北京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 实质上就是弘扬和传承北京奥运会媒体报道所涉及的政治见解、经济实力、文化内涵、社会价值、教育功能、纪念意义等。每届奥林匹克盛会都是对奥林匹克精神最好的诠释与传播, 同时也留下了诸多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遗产, 这些文化遗产是通过诸多媒体的宣传报道才得以实现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媒介存在形式多样化、报道内容多元化、覆盖范围全球化等特点, 其丰富的文化遗产价值可见一斑。

1. 北京奥运会文化遗产概述

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 是指以奥运会为传播视角, 采用不同的媒介先进技术, 对奥运会文化理念和精神产品进行连续报道, 体现不同的报道内容和报道思想内涵的奥运会媒介产品, 这种产品表现为有形产品和无形产品, 进而对人类社会产生可持续性影响。

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 作为奥运会历史的新闻媒介文化产品, 推动着整个人类奥运会文化发展的进程, 记录了整个奥运会历史的文明。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 我国各路媒体在申办历程、赛事运营、志愿服务、开闭幕式等众多领域积极传播我国五千年灿烂的民族文化, 树立了良好的民族形象。外国媒体在通过北京奥运会向世界传播奥林匹克精神的同时, 也积极传播了我们的国家形象。

在北京奥运会期间, 俄罗斯各主流媒体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和不同领域加大了对北京奥运会的报道力度。俄通社—塔斯社、俄新社等通过文字、图片和视频等多种媒介手段对北京奥运会进行了全方位报道。俄新社在奥运会报道中实现了多媒体信息传输共享, 在莫斯科红场附近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奥运日志”图片展。《独立报》《共青团真理报》和《生意人报》等俄罗斯主流报纸也以主要版面报道了俄罗斯奥运会代表团到达北京和入住奥运村等活动, 并在报道中积极评价了北京奥运村的住宿条件、餐饮服务和文化服务。俄罗斯各大电视台也纷纷派出摄制组前往北京, 积极报道有关北京奥运会筹备情况, 并给予积极评价和正面报道。法国广播电台前主席罗兰·福雷表示, 数字革命使得北京奥运会的转播数量和质量都超越了以往的奥运会, 全球累计有47亿人次收看转播, 创历史新高。美国NBC电视台的收视率和网络点击率都刷新了纪录, 17天里有2.14亿人次收看了比赛。北京奥运会的收视率比起雅典奥运会的收视率增长了20%。同时, 网络视频和手机等媒体也在转播奥运会的过程中显示出了强劲的增长势头。可见, 各路媒体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宣传报道堪称历史之最和世界之最, 并给我国各族人民带来了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

2. 北京奥运会媒介文化传播的文化价值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火炬传递以“和谐”为题, 跨越五大洲, 是奥运史上传递路线最长、传递范围最广、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火炬接力。在国内, 每条传递线路的制定, 每个传递城市的选择, 每次直播火炬传递时所铺陈的大量背景资料, 都展示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轨迹、民族特点、精神理念, 也描绘了中国的山川地理、风土人情, 让人在视觉、听觉上完成了一次贯穿古今, 遍及大江南北的中华之旅。在国外, 我们也精心挑选了火炬传递的国度和城市, 媒介转播中的点点滴滴, 既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自古以来的热情好客, 也向国人介绍了今日世界。

代表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在盛会上功不可没。焰火打响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礼炮, 北京上空相继出现了29个由巨型焰火组成的脚印, 其寓意有二:一是意指第29届奥运会如同一个巨人迈开坚定有力的步伐向我们走来。在古老火药与当代高科技手段激情燃烧的瞬间, 我们感觉到了历史长河中的中国元素流淌, 这是焰火表演史上的一大创举, 是一次全新的视觉体验。二是这29个焰火脚印象征着29届奥运会的历史足迹, 这种通俗易懂的象征手法使观众真实地感受到了历史, 并创造了全新的历史视觉。

鸟巢正中央的场地上, 897块活字印刷字盘所变换出的不同字体的“和”字, 既展示了中国汉字的演化过程, 也深深地表达了根植于中华民族心灵深处的人文理念———“和为贵”。巨幅的水墨写意山水画, 太极八卦的“天人合一”, 众鼓齐鸣时高声吟诵“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的激情, 漫漫丝绸西行路和郑和七下西洋的无畏, 四大发明的轮番登场, 《我和你》的悠扬韵律, 无不深蕴着中华文化的精髓, 上下五千年所传承的民族文化精髓在世人所关注的奥运会开幕式上酣畅淋漓地展示给全世界。

开幕式历来是电视转播的高潮, 8月15日, 尼尔森公司估算全球约有38个国家和地区的20亿观众观看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 这个数据已接近世界人口的1/3。在日本,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平均收视率为37.7%, 瞬间最高收视率约为48%, 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收视率最高的一届。据法国多媒体研究公司的统计, 西欧各国的收视率都达到了20%左右。在澳大利亚, 据转播开幕式的电视七台统计, 8日当晚全国收看开幕式的有432.6万人。英国广播公司体育部全程4个多小时直播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全美收视率达到18.6%, 创非美国举办奥运会开幕式收视率最高的纪录。8月8日开幕式当天, 奥运会官方网站访问量达到了2400万, 共有400万独立用户通过官方网站了解开幕式盛况。

奥运会媒介传播的文化价值在于它全面地记录了主办国通过奥运会这个平台所展示出的本民族的文化内涵和精神价值, 并借助于媒介的传播功能将之传播到所有的受众面前, 实现一次文化的传递。

三、北京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分类

媒介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关注是全方位、多领域的。媒介是最形象、最真实的一种文化和一种历史记载手段, 是最直观的一种文化传承和历史再现方式, 尤其是科技的进步、媒介手段的不断更新和拓展, 让媒介在我们生活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从最传统的文字记录到形象的图片展示, 从声光一体的视频到传播最为迅捷的数字媒体, 这都是不同的媒介载体形式。融合北京奥运会媒介传播的涉及面, 我们认为, 北京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可以分为三大类。

1. 赛事信息传播类

赛事组织。37个竞赛场馆和56个训练场馆全部按时或提前竣工, 奥运村和媒体设施被普遍誉为历届奥运会中最出色的;近乎完美的调度和交通运输系统;共有50万名志愿者在赛场和主办城市进行服务。

赛事数据。北京奥运会的参赛国家和地区数量为204个, 创历届奥运会的纪录;女运动员占参赛运动员总数的43%, 首创女运动员参赛纪录;获奖牌的代表队87个, 为历届最高纪录;巴林、阿富汗、毛里求斯、塔吉克斯坦和多哥首次获得奥运会奖牌;巴林、蒙古和巴拿马3个国家首次获得奥运会金牌;印度首次获得个人项目奥运会金牌。

2. 媒介运行类

传统媒体依旧主流。中国94%的家庭观看了或至少观看过奥运会的部分节目;北京奥运会官方转播商为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的广播公司制作了超过5000小时的实况节目。自2001年北京成功申办奥运会以后, 平面媒体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更大, 几乎所有的纸媒都创办了对北京奥运会进行报道的各项筹备工作的专刊、专版。例如, 从2005年开始, 《人民日报》就开设了《全景奥运》专版, 对北京奥运会筹备工作进行了全景式的记录和报道。《人民日报》2008年7月1日正式推出《奥运特刊》, 7月21日开始, 《奥运特刊》由每日2个专版扩大为4个专版, 8月9日又升级为12个专版;在奥运会期间, 《人民日报》的“奥运启示录”和“奥运提升中国”的深度报道得到海内外受众的一致好评。

新媒体运行抢位晋级。北京奥运会是首次进行全球数字媒体报道的奥运会, 首次提供网上图文直播和手机信息;近600万网民访问过国际奥委会官网, 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2倍;所有奥运会相关网站 (国际奥委会和北京奥组委) 的访客量也创了新纪录;国际奥委会设在You Tube上的数字频道, 将奥运会的信息传到非洲、亚洲和中东78个国家和地区, 其中包括印度、朝鲜、尼日利亚和印度尼西亚。

媒体参与。北京奥运会共有来自世界各地的2.8万名记者参与报道, 是世界任何事件或活动中报道人数最多的一次。这次参加奥运会报道的媒体数量、使用高技术水平的机器也是历届所无法达到的。许多媒体不仅建立了专门的媒体运行机构, 而且还配备了相当高水平的工作人员参与媒体运行, 使得奥运赛事等相关报道能以高效完成。

3. 奥运会视频类

奥运会视频是北京奥运会最重要的媒介文化遗产之一, 2008年北京奥运会第一次对奥运会28个大项和残奥会20个大项全部采用高清标准制作国际信号, 并采用5.1环绕立体声音频信号, 第一次让数十亿电视观众享受到了高清视觉盛宴。北京奥运会是迄今为止奥运历史上转播规模最大的一次奥运会和残奥会。北京在奥运历史上留下了丰富和宝贵的高清声像档案。

2008年11月12日下午, 北京奥组委已将北京奥运会、残奥会赛时视频素材带等珍贵资料正式移交给了北京市档案局, 在市档案馆奥运档案库永久保存。据悉, 此次移交的赛时视频素材带共4165盘、近5000个小时, 全部为高清信号, 内容涵盖了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精彩的开幕式、闭幕式和全部比赛项目。北京奥组委在交接时骄傲地说:“这些珍贵的资料让中国第一次承办奥运会和残奥会, 就有幸成为第一个拥有全部赛事录像资料的国家。”[2]这4165盘高清磁带承载着的写满光荣与梦想的北京奥运会, 自此走进北京悠久厚重的历史。

而在地方档案馆, 奥运会火炬传递的视频资料也得到了系统的存档。昌吉———北京奥运会圣火传递城市之一, “点燃激情, 传递梦想”已成为这里各族儿女的共同心声。昌吉州档案馆十分重视这一重大活动, 积极主动派档案业务人员到州火炬办参与火炬传递各项工作, 并对活动全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档案、资料进行了收集、整理。及时将反映昌吉火炬传递路线编制说明、火炬传递总体运行方案、火炬传递安全保卫方案、新闻宣传方案、火炬传递工作总结、表彰决定等重要的文件、光盘、实物等共计453件档案资料全部收藏进馆。这部分档案资料详细地记载着圣火在昌吉传递的全貌, 不仅为自治州档案馆丰富了馆藏内容, 而且为自治州的发展历史增添了新色彩。[3]

四、北京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保护策略

北京奥运会诸多的文化遗产是通过什么渠道让世界人民认可的呢?媒介在传播北京奥运会文化遗产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这些媒介文化遗产该如何传承与保护, 值得我们思考与研究。

针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 我们应该有针对性地建立科学合理的北京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方式体系, 使北京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经久不衰。另外, 我们需要建立一个专门的北京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制定北京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纲领, 并以此轨道运行北京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工作。由此, 我们认为, 应该对北京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实施如下策略:

1. 以政府部门为主导, 联合多部门分类保护

2008年北京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保护应深入贯彻落实国内外文化遗产精神, 以政府部门为核心, 以合理保护为根本原则, 坚持多部门共同研讨, 坚持保护重于开发利用, 成立专门组织机构与保护小组, 按照媒介文化遗产的价值等级分类保护和逐级管理。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靠单一部门管理是不可能的, 而且对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保护也起不到实质性作用。因此, 2008年北京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应加强政府部门引导, 多部门联合成立保护小组, 按照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的价值性分级管理, 实现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的合理保护。

2. 加强立法保护, 建立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节

完善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 是实现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根本保证。2008年北京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保护缺乏一整套的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 这是北京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弊端。我们应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制度政策, 为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保护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 确保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的合理开发与保护。另外, 在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 可以建立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法定节日, 沿革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保护的进程。

3. 投放专项资金, 完善资金保障制度

北京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 合理保护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应纳入我国的发展规划总体战略中。目前, 经费支撑是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保护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 没有经费支撑, 任何奥运会媒介文化保护活动都无法展开, 这也是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困境。只有在财政上划拨专项经费来支持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保护, 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保护才能顺利开展。

4. 将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纳入学校教育之中

奥林匹克精神的教育功能是传承奥运会文化的一项根本举措, 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保护也应该依靠教育的职能。让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走进校园、走进课堂, 真正实现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教育。这种教育的不可替代性是传承奥林匹克文化的最佳手段。例如, 在基础教育中可以设置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课程、校园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文化节、校园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全国巡讲等, 使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保护保持可持续发展步伐, 让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实行活态传承。

5. 因地制宜, 发挥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资源的最大价值

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的管理不应该仅仅是作为一种单纯的档案资料进行保护, 而是应该发挥它的文化遗产作用, 合理并充分地让这些奥运会媒介变得活跃起来。例如奥运会场馆的声像资料。奥运会场馆的声像资料指在奥运会工程的规划、建设、管理、使用过程中形成的, 以各种形式的媒介为载体, 所记录下的场馆项目立项、开工建设、竣工验收, 以及在场馆内进行的项目测试和正式比赛等内容。此类承载着奥运会建设历史和比赛历史的奥运会媒介遗产是一笔重要的媒介财富, 它的生命力实际上与奥运会场馆紧密相连。鸟巢和水立方作为北京奥运会的标志性建筑, 具有独特的建筑风格, 运用了新技术新材质。世界瞩目的开幕盛典在此拉开帷幕, 田径、游泳、跳水这些金牌大项的激烈赛事在这里上演。在后奥运时代, 我们对这些标志性的奥运会场馆需要加以维护, 同时也应该把奥运会场馆的相关媒介遗产的保护与之相结合。

6. 加大宣传力度, 选拔专业人才

在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中, 最重要的是人, 一切都是由人来操作的, 所以培养专人、进行专门培训, 才能保证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的专业监管。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的保管者不仅应该包括单纯的档案管理人员、技术人员, 还应该包括专门的奥运会媒介文化的研究人员和宣传普及人员。另外, 我们还应加大宣传力度, 让奥运会媒介文化新闻产品昨日重现, 使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深入人心, 使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相关知识深入社区、深入学校等公共场所, 强化人们对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观念。奥运会文化遗产相关部门的管理、开发等人员也应该加大培训力度, 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 使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更好地传承下去。

五、结语

北京奥运会提升了中国在世界上建立自身地位的信心, 奥运会的经历给成千上万年轻志愿者的生活带来了积极的变化。联合国秘书长、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特别顾问威尔弗雷德·勒姆克在奥运会后的报告里说:“通过奥运会, 我们知道中国所展示的友谊、领导力与和谐精神会继续成为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桥梁。”

毫无疑问, 北京奥运会文化遗产中, 媒介文化遗产是其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在整个奥运文明历程中占据着非常显赫的地位和主体优势。媒介进行的大量报道与调查让人们穿透了表象, 穿越了时空, 直接接触到奥林匹克运动的精髓, 这海量的信息、众多的媒介都是奥运会媒介文化的无形遗产。因此, 加强对北京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的关注、保护、开发刻不容缓。

参考文献

[1]王成, 等.北京奥运会文化遗产的基本理论研究[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11 (3) .

[2]千龙网:http://report.qianlong.com/33378/2008/11/12/1520@4743977.htm.

文化遗产传承 篇8

关键词：文化内涵挖掘,教育培训,文化遗产传承

0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强调:“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让13亿人的每一分子都成为传播中华美德、中华文化的主体。”南京市政协第十三届二次会议热议南京文化传承保护利用,有的政协委员讲道,“让南京的文化基因代代传承,让南京的文化魅力人人传颂。” 作为一名社区教育工作者,笔者认为,传承优秀文化遗产,街道社区教育有自己的用武之地。

1挖掘文化内涵,彰显无穷魅力

淳化街道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当丰厚。据史料记载,北宋太宗淳化五年(994年),淳化因“地遮句容,应接京口(今镇江市),形势冲要”而设置淳化镇,又名淳化关。此镇曾为清代上元“四大名镇”之一,境内有文物胜迹多处, 双岗社区境内的清代神台石刻和青龙山麓的云居寺被列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淳化街道方山社区境内的 “方山地质公园”,被列为清代“金陵四十八景”之一, 土桥老街、方山火山口、吴韵汉风的马场山———“三国村”也是远近闻名的历史古迹。青龙的腰鼓、方山大鼓、汉马手鼓和南京江宁天印的石锁是具有当地特色的民俗文化体育活动,而青龙的腰鼓所敲打出来的 “整体划一”和“潺潺流水”,方山大鼓所擂打出来的 “激情澎湃”和“丰收喜悦”,汉马手鼓拨打出来的波涛汹涌和万马奔腾,天印石锁摔滚出来的“德义揽月” “红日初升”“少年翻花”“双手抱锁”“比翼双飞”和“单臂过河”等各种动作形态,充分彰显了淳化民俗文化体育活动的无穷魅力和勃勃生机。因此,对淳化文化内涵的挖掘为街道社区教育中心编制乡土读本、开展相关教育培训和传承优秀文化遗产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2组织问卷调查,摸清传承现状

淳化街道社区教育中心在挖掘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的同时,也通过问卷调查,了解教育培训需求,摸清优秀文化遗产传承的现状。

针对淳化街道优秀文化遗产的传承状况,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社区教育中心于2013年年底对本街道的近200名社区市民进行了随机问卷调查。通过问卷调查,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社区教育中心发现, 对目前淳化街道优秀文化遗产“很清楚”和“知道一些”的合计约超过50%;对哪些属于淳化的优秀文化遗产的,认识不一,像方山火山文化、方山大鼓、青龙腰鼓、天印石锁、马场吴韵等,支持率都约占20%;而对淳化街道的优秀文化遗产“很感兴趣”或“部分感兴趣”的仅占25%左右;“经常参加”或“偶尔参加”街道民俗文体活动的不足35%;认为优秀文化遗产最重要的占2%;认为优秀文化遗产需要传承或可以传承的占40%左右。但同时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社区教育中心发现,认为优秀文化遗产在陶冶情操、强身健体、文化创新、增强凝聚力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的市民达到90%以上,认为优秀文化遗产的传承需要大家共同合作参与的超过50%。

上述数据,一方面说明淳化街道优秀文化遗产的传承状况实在令人忧虑,另一方面说明优秀文化传承具有一定的民众基础。

3开展培训活动,推动文化传承

在调查中,相当一部分市民认为,街道社区教育中心在优秀文化传承中承担着重要的责任。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社区教育中心积极响应市民这种呼声, 决定从腰鼓文体活动、大鼓文体活动和石锁文体活动入手,把淳化街道优秀文化遗产的传承工作落到实处。

街道社区教育中心在青龙、青山社区居民学校利用每周日定期进行腰鼓敲打和队列变换教育培训;在方山、永宁社区居民学校成立了天景山文体辅导站, 利用每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定期进行大鼓敲打和队列变换教育培训;在王墅、陵里、方山、永宁社区居民学校利用每天傍晚进行石锁教育培训和实际练习。街道社区教育中心定人负责,定期督导,定期评估,每年投资近10万元用于此方面的教育培训活动,确保相关教育培训活动正常进行。

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社区教育中心还与街道文体中心联合开展相关比赛和演出展示活动。近两年来,青龙、青山社区居民学校的腰鼓队利用重阳节展示腰鼓敲打文化;方山、永宁社区居民学校的方山大鼓分别在“江宁之春”群众文化节和2014年的南京青奥会足球比赛开幕式等重大活动仪式上表演;天印石锁队多次在省级民间文体活动比赛中获奖,王墅、陵里、方山、永宁社区居民学校的“石锁队”2013年和2014年国庆前夕深入方山部队和淳化部队一展技艺。

4编制文化读本,夯实传承基础

挖掘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开展相关的教育培训和比赛演出活动是让淳化文化的“血液”流淌在社区教育的“血管”里的重要表现形式。要让淳化优秀的文化遗产得到传承,让淳化文化的“血液”代代相传,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扩大市民和青少年对淳化历史文化遗产的知晓率和活动参与率。因此,街道社区教育中心认真编制相关乡土读本,以扩大宣传面,延伸教育层,夯实文化遗产传承的基础。

结合省级重点课题“优秀文化遗产传承与社区教育关系发展的研究”的阶段性目标的推进,街道社区教育中心成立了乡土读本编制工作小组,把读本编制的具体工作落实到人。小组成员认真收集淳化街道文化遗产的相关资料,并对之整理归类,确保读本编制的系统性和规范性。经过一年的努力,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社区教育中心初步编制了《方山地质》《马场吴韵》《汉风鼓乐》《天印石锁》四种乡土优秀文化遗产传承的读本。随后,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社区教育中心将读本发放给街道领导、文体中心专家、民间艺人等,请他们提出修改意见,以保证读本的质量。

编制优秀文化乡土读本的目的是让广大市民学习、思考、借鉴、践行,因此,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社区教育中心借助学雷锋志愿者活动、为市民广场服务、送读本到社区等契机,发放这四本读本。据统计, 这4本读本发放量达五千余册。读本发放工作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在后来的随机调查中,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社区教育中心惊奇地发现,广大市民对淳化民俗文化体育活动的知晓率从40%提高到85%,参与教育实践培训的人数从二三百人增加到四五百人。这足以说明,社区教育在推动当地优秀文化遗产传承的同时,也促进了社区教育办学效能的进一步提升。

此外,街道社区教育中心还把优秀文化遗产的传承推向普通教育。街道所辖的天景山小学结合课题研究,以“童心鼓韵”为载体,以孩子的发展为核心,整合多种学习资源和学习方式,提升孩子学习的综合素养,在顺乎天性中,发展孩子个性;在传承地方传统文化中,培养孩子的家国情怀和世界眼光。

文化遗产传承 篇9

一、家族式传承

中国自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大多以血缘宗族为基础, 以家族为单位进行生产, “亲师合一”的家族式传承是其主要传艺方式。这传承方式之所以延续千百年的原因有多种, 以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为例, 宋朝以前, 景德镇的制瓷业仅是一种农辅行业, 规模小且经济地位不高, 制瓷工艺的传承只局限于家庭内部进行。宋朝之后, 尽管制瓷技术生产规模迅速扩大, 但是, 一方面, 家族式生产方式有利于某些特殊技艺在家族范围内的流传和保护。另一方面, 封建社会重农抑商、重道轻器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 工匠的地位低下, 因此, 家族式传承仍然是其主要的延续方式。在这样的传承中, 父母和子女之间在师徒关系的基础上还有着人伦亲情, 父母会无所保留地教导自己的子女, 再经过叠代钻研和改进达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效果。

1949年以后, 随着体制改革, 家族作坊被政府统一组织生产所替代, 政府为了延续发展传统技艺, 允许一些优秀老艺人的子女入瓷厂跟随他们学艺, 以此延续制瓷技艺的关键技术。并且, 这时的家庭传承已经不像过去那么保密严格了, 艺人之间、作坊之间可以互相学习交流。但是, 受市场环境和生活观念的影响, 很多年轻人不愿意继承祖辈的手艺, 而想到外面的世界发展, 并且也由于现代陶瓷工业的日益发达, 许多企业都选择采用成本更低、精确度更高的现代化机器替代手工制瓷, 因此, 许多技艺精湛的老艺人面临技艺后继无人的尴尬, 这也是整个景德镇传统制瓷工艺乃至更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所面临的困境。

二、师徒式传承

明清时, 官窑民窑的共同发展使得景德镇制瓷业的规模越来越大, 对工匠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多, 仅靠家族成员已远远不够, 于是, 一些对于工匠需求较多的、可以传授给外人的技术, 开始通过师徒制传承的方式进行传授。

新中国成立后, 师徒制被政府统一招工分配替代, 工人按照工种分配给老师傅学习技术。但是, 由于工人人数太多, 更多的时候只能靠自己摸索研究或是互相之间摸索讨论进行学习。这种方式使得师徒关系的过于随意没有约束, 对于技术的传承所需要的严格是不利的。并且, 过去的师徒制一般限于同乡邻里, 收徒的数量大多都是固定的, 一般每位师傅一次只能收一个徒弟, 师傅于徒弟来说既是技术的传授者, 又充当父母的角色, 情感大多稳定深挚, 这种亲密关系有利于技艺的传承, 而且师傅在与徒弟的长期相处中, 也更容易对徒弟进行了解, 从而因材施教进行传授。因此, 收徒范围和数量的增加, 尽管有利于技艺传承, 但是师傅对徒弟的影响力也相应降低, 再加上既没有行业规则和行帮约束, 手工技术的竞争又激烈, 师傅在教徒弟时往往“留一手”, 这也是严重不利于技艺传承的。

三、学校式传承

清朝末期, 许多有识之士认识到人才的培养是中国陶瓷业发展的关键, 于是, 1910年陶业学堂在江西饶州创办, 并在1916年将其分校创办在景德镇, 至1958年景德镇陶瓷学院成立, 如今, 景德镇的陶瓷教育己具有一定规模, 每年为全国的陶瓷产业培养了大批的懂得现代化机械生产和自动化管理的陶瓷技术和艺术方面的专业人才。学校教育打破了家族式传承和师徒式传承的保守性, 加强了技术的交流和创新, 使得景德镇制瓷传统工艺和传统陶瓷文化精神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承、保护、传播。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 在全球化、信息化的影响下, 许多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传统生长土壤的丧失, 要么衰败消失, 要么被批量化的现代机器替代, 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技艺传承面临着后继乏人、技艺失传的传承危机, 在这样的背景下, 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传承方式, 分析其中利弊, 探索出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发展规律方式进行良性“传承”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政府和民众“一头热”的保护开发对非物质遗产带来的伤害和破坏。并且, 随着社会经济的开苏发展带来了社会结构和产业形态的巨大变化, 这都促使了了文化与制造业的之间的广泛联系, 实现传统产业和现代产业的有效结合和互助互动, 也成为了当下景德镇制瓷业发展, 乃至整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获得生存和发展可以选择的途径。

参考文献

[1]周荣林.景德镇陶瓷习俗[M].江西高校出版社, 2004.

文化遗产传承 篇10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群众文化,策略

近年来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越来越重视, 研究范围逐渐细化, 尤其是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但令我们感到遗憾的是, 对于民俗的研究并没有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出发, 只是在旅游方面简单涉略。

一、加强政府政策支持

民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虽然是在民间形成, 但是发展与传承离不开政府的引导, 国家的政策支持对于民俗文化的发展与继承具有积极作用。2005 年5 月20 日, 春节、清明节、端午节等众多传统节日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08 年这些节日被列为我国法定节假日;同年, 政府又提出建立传统节日示范基地, 组织人民群众参观, 感受传统文化底蕴。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和支持, 不仅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同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具有积极作用。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 政府的组织与引导作用,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建立健全政策体系、法律体系、基金运作体系、组织管理体系等, 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和前提。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支持和保护固然值得称赞, 但是要把握一定的限度。每个事物都有其发展规律, 我们要遵循事物发展规律, 在政府支持的前提下, 由专业人士着手具体事宜, 政府不要过多干预, 要鼓励人民群众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 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

二、发挥宣传研究作用

青少年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力军, 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的中坚力量和后备力量, 青少年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接受教育, 因此教育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重要方式, 并且通过这种方式对非遗进行继承与发扬是长远有效的。学校不仅是非遗文化的主要宣传阵地, 同时也是培养非遗传承人才的地方。但令我们感到遗憾的是, 目前学校教育很少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内容, 学生对其了解很少, 保护、继承、以及发扬更是无从谈起。很多学者建议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教育课程、培训课程, 还有的学者认为传统文化文化教育应当从小普及, 将传统文化知识融入教材, 使其了解我国的传统文化。学生只有在了解传统文化之后, 才能对其产生兴趣, 进而积极主动学习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知识。此外, 作为课堂教学活动的组织者, 学校应当为学生营造良好的传统文化氛围, 例如:开设传统文化讲座、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知识等。

我们应当建立系统的传统文化教学课程, 培养专门人才, 除此之外, 组织学生开展非遗保护校园活动, 并将其作为学校特色。通过这种方式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精神, 增强学生民族自尊心、自豪感, 建立系统的传统文化教学体系, 根据每个年级学生的特点制定教育方案, 使我们教学更加具有针对性。

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课程, 不仅能开阔学生视野、陶冶学生情操、提高学生审美情趣和审美水平, 同时又促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当然就目前的教学实力而言, 要想普及非遗课程具有一定的困难, 但是将其作为选修课还是具有可行性的。例如:北京大学曾经开设过“民俗学”的选修课程, 选修这门课程的学生非常多, 由此可以看出, 学生对传统文化是非常感兴趣的。

三、把握社区文化基地

随着经济的发展, 城市化进程的推进, 人们的居住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互动频繁的群居生活被快节奏的城市生活取代,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减少, 感情淡泊。这种环境下, 民俗文化活动主要以家庭为主, 无法实现有效传承与发展的。要想改变这种状况, 必须动员全社区的居民, 同时发挥政府的牵头与引导作用, 使全社区的居民参与到民俗活动中。这样既实现了民族文化的传承, 同时又丰富了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提高了居民素质, 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积极作用。

以往的社区民俗活动, 居民只是以观众的身份参与其中, 居民的之间的沟通少, 并且积极性不高, 虽然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但是总是无法取得良好的宣传效果。现代化民俗文化活动, 鼓励居民以组织者的身份参与其中, 打破家庭局限, 加强居民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值得注意的是, 社区民俗活动尽量避开特定的节日, 采用自愿报名的方式, 开展欢庆节日的集体活动, 居民可以展示自己的才艺, 共享特色家乡食品, 增加社区居民之间的情感。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非遗的保护需要政府、学校、社会的共同努力, 使全体人民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 在传承非遗的同时,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明, 使其充满生机与活力。青少年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者与接班人, 非遗的继承与发扬责无旁贷。

参考文献

[1]谭宏.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体系的探讨[J].重庆高教研究, 2015, (01) :80.

文化遗产传承 篇11

关键词：北京奥运会；文化遗产；传承；保护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07)07-0873-03

The Status Quo and Countermeasures of Passing Down and Protecting Beijing Olympic Cultural Legacy

MA Feng-xia1, WANG Chun-cheng2, YU Xue-ling3, PANG Nian-liang1, ZHAO Yang1

(1. Beijing Sport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2. Capital Museum, Beijing 100045, China;3. National Sports Museum,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With the methods of documentary data, expert interview, and comprehensive analysis, the research and protection of Olympic cultural legacy i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are generally set forth and then the suggestions about passing down and protecting Olympic cultural legacy are put forward. The research on passing down and protecting 2008 Olympic cultural legacy should be strengthened, in order to attract the attentions of government and all circles of society. The scientific system of attesting and evaluating Beijing Olympic cultural legacy should be set up and The Project of Attesting and Evaluating Beijing Olympic Cultural Legacy should be systematically carried out. The relative documentary data and materials should be well collected, packed up and reserved. The regulations about the registration and protection of Olympic material and non-material cultural legacy should be set down.

Key words: Beijing Olympic Games; cultural legacy; pass down; protect

本研究是为了学习借鉴奥运会举办国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经验，认真思考如何科学地界定与评估、合理地传承与保护、有效地开发与利用2008年奥运会文化遗产的重要问题，以期为开展这一工作提供参考依据，为实现北京对世界作出的“北京2008年奥运会,将为北京、中国和世界留下一份独特的遗产”的庄严承诺，丰富奥林匹克文化艺术宝库作出贡献。

1 国际奥委会重视奥运文化遗产保护和相关研究

2002年IOC墨西哥全会把奥运文化遗产写进《奥林匹克宪章》，增加了涉及奥运会遗产的观念：“国际奥委会采取措施促进奥运会为主办城市和主办国留下积极的遗产，包括对奥运会的规模和费用进行合理控制，并鼓励主办国的奥运会组委会、公共管理机构和隶属于奥林匹克运动的个人或组织据此采取行动。(《奥林匹克宪章》第2条第13款)。国际奥委会还希望确保奥运会能够为主办城市及其居民留下最为积极的场馆、基础设施、专业知识和经验方面的遗产。

另外，国际奥委会还通过组织奥运会文化遗产论坛、创建奥林匹克博物馆、奥林匹克研究中心等措施，宣传、发挥奥运文化遗产的作用。国际奥委会于2002年11月14日在瑞士洛桑奥林匹克博物馆举行了《奥运会遗产》研讨会。在总结1984-2000年奥运会在各个领域的遗产，从体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旅游、通信和城市规划等方面阐述和探讨奥运会遗产的相关问题，以改善今后奥运会的规划和组织。之后，于2007年1月30日至2月2日在伦敦举行了《2007：关注遗产论坛》。英国伦敦、加拿大温哥华、中国北京等城市代表约300人参会。与会代表阐述了对奥运遗产工作的理解和认识，围绕奥运场馆的赛后利用、奥运会人力开发、奥运会促进旅游产业发展、保护文物古迹等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北京奥组委官员徐达作了题为：“北京奥运遗产——规划与进展”的陈述，阐明北京奥运遗产工作的总体思路,提出实施“绿色奥运遗产、科技奥运遗产、人文奥运遗产、奥运城市遗产”的设想。该会议对推动奥运遗产的研究和保护起到积极作用。

2 国内外有关奥运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现状

2.1 国外有关奥运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展研究的情况 曾举办过奥运会的国家和城市按照国际奥委会的相关规定，对奥运会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和研究投入了一定精力。相关档案文本和实物分别存放到各自的档案馆和博物馆里收藏，并积极完成了向国际奥委会传承奥运文化遗产和转让奥运会知识等方面任务。同时，对奥运会后的运动场馆的使用和保护也有相应的措施予以保障，使运动场馆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持续性的功能。一些城市注重奥运文化遗产的旅游资源的开发，主要研究成果包括：《奥林匹克遗产1984-2000》《博物馆的文件》文集(国际奥委会，2003)、《巴塞罗那奥运会文化遗产与城市发展》(巴塞罗那奥运世界文化论坛技术部主任Andreu Manich Bou )、《从雅典到北京两个城市的对话 传承人文奥运精神》(罗伊·巴娜吉奥多普罗，2005)、《奥林匹克荣耀中的遗产》英国国家奥林匹克协会出版(安东尼、顿，1992年)等。但是，这些有关奥运会文化遗产的研究主要是从奥运会文化遗产的表义、涵义、特点、作用上的研究，而对一座城市申奥、筹备奥运会过程中所产生的丰富的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传承、保护和开发还没有具体的、系统的、全面的研究成果。由于各国研究体系和研究内容因国情而异，对文物概念的理解、文物的等级标准存在差异，所以，尚无参考的文本。

2.2 国内有关2008年奥运会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状况和初步研究成果

在中国最早提出北京奥运遗产问题，为奥运会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打开了视角的是何振梁先生。他在2001年在莫斯科进行的2008年第29届奥运会申办陈述中,代表中国表示：“北京的奥运会将为北京、中国和世界体育留下一份独特的遗产。” 国际奥委会对北京的评估报告的结论部分中指出：“在中国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将留下独一无二的奥运遗产。”原北京市市长、北京奥组委主席刘淇说：“通过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举办奥运会,国际奥委会已经为体育事业留下了一份宝贵遗产。举办奥运会能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加快中国的改革，这也会给中国留下一笔重要遗产。”北京奥运文化遗产问题得到了政府和专家学者的关注。

随着奥运会的临近，我国政府对奥运文化遗产的保护给予了极大重视。在召开的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在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2007年政府工作主要目标里，对“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出了“搞好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和档案保护”的要求，为做好2008年奥运会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指明了方向。

北京奥组委针对奥运会文化遗产制定了《第29届奥运会组委会关于筹备和举办奥运会期间有关文物和档案管理意见》，对此，作出了规定。重视奥运会文物的收集、管理，已建立档案资料室负责此项工作，并委托北京市文物局代为保管，妥善保护有关文物和档案。在北京奥组委的领导下，北京市政府、国家体育总局和北京体育大学等行政机关、高等院校，围绕2008年奥运会启动了大规模的教育培训工程，分别对不同层次的各类人员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培训，不断提高各类人员素质和能力。

近两年来，我国专家、学者也逐渐开始关注2008年奥运会文化遗产的研究工作。熊晓正教授在武汉体育学院学报发表了“2008年奥运“独特遗产”的研究”一文，并在中国科协、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举办的“科技奥运”专家论坛上进行了专题报告。董进霞教授则对半个世纪举办过奥运会的不同洲际的8个城市在有形遗产和无形遗产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这些为深入开展2008年奥运文化遗产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我国还缺乏对2008年奥运文化遗产各方面进行纵向性的深入研究成果。特别是针对奥运文化遗产如何界定与评估、如何传承与保护、如何开发与利用，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教育、文化功能和多元价值，并使之转换成持续发展的文化产业，以促进政治、经济、体育等诸方面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性研究几乎为空白。

2.3 必须重视和加强北京奥运会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工作

北京通过申办、筹备、举办2008年奥运会所产生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重要的奥运遗产，是对中国和世界的巨大贡献，对丰富奥林匹克文化艺术宝库，加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成为世界人民共享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成为人们永久的文化记忆和历史见证，对普及奥林匹克知识、宣传奥林匹克思想、促进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和推动奥林匹克体育文化产业的开发利用以及为今后其他奥运会举办城市提供学习的条件将发挥重要作用。因此，重视收集、整理、鉴别、评估、收藏、保存、研究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3 对策与建议

3.1 充分认识北京奥运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工作的重要性

奥运会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受到政府和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应采取各种措施，广泛动员(积极开展宣传、教育，深入研究，加深对这项工作的认识和理解。教育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要利用学校和社区开展多种形式的奥运遗产知识教育，提高全民意识。

3.2 建立2008年奥运会文化遗产认证评估体系，实施奥运遗产评估工程

科学地界定2008年奥运会文化遗产，将对高质量、科学地做好2008年奥运会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工作打下基础。要认真领会国际奥委会有关奥运遗产的文件及其精神实质，参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遗产体系和国际奥委会对奥运会文化遗产的传承的规定，全面汲取历届奥运遗产保护的经验教训。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北京奥运会文化遗产评估体系标准进行可行性分析，建议政府制定相关的保护管理规定和具体措施，并精密地组织实施。

第一，组织实施《北京奥运会遗产认证与保护工程》，制定《北京奥运会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证、评估体系标准》，以此准确地界定其概念、主要内容范围、种类、等级标准，鉴别其历史、艺术、文化和科学价值；第二，制定《奥运会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登记和保护管理办法》；第三，通过问卷调查等方式全面了解北京奥运会文化遗产现状，开展北京奥运会文化遗产普查登记；第四，《制定北京奥运会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规划方案》，科学并纳入城市总体规划中；第五，编制《北京奥运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为北京奥运会的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提供借鉴依据和科学指导；第六，按照评估标准，经专家对奥运遗产进行认真的评估后，将重要文物和档案资料纳入博物馆藏品序列和档案馆中给予保护和存放；第七，定期进行奥运会遗产保护工作的检查与监督，以保障奥运会文化遗产的完好无损。

3.3 进一步加强2008年奥运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工作

奥运遗产是奥运会对举办城市、国家乃至全世界所产生的具有延续效应的财富。要高度重视并加强奥运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一是，加强奥运会重要文献资料的保护和向国际奥委会移交奥运会相关资料的工作。按照《奥林匹克宪章》有关规定，产生的文物归国家奥委会所有，北京奥组委负有管理、保护和转交的责任。主要包括：2008年奥运会申办过程中的《申办文件及分析》、筹备、举办北京奥运会形成的《奥运会总结报告》、《奥运会总体影响研究报告》、《残奥会总体影响研究报告》、《奥运会比赛的运动成绩记录》和在重大活动和重大事件中我国领导人、国际奥委会、中国奥委会、北京奥组委等重要官员的讲话以及奥运会赛会组织制度、举办活动经验等文献资料。实施“绿化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三大理念过程中产生的许多文化成果。如奥运会徽、会歌、吉祥物、纪念品、奖牌、奖杯、奥运会建筑景观、奥运训练、比赛场馆、文化设施和奥林匹克公园等设计方案、照片录像、实物、标志性成果。奥运会常常是使主办城市发生积极变化和基础设施发展的一个推动力。要进一步抓好奥运会绿色建筑示范工程，实施科技奥运工程命名，大力实施人才培训计划和奥运城市文化保护计划和绿化美化工程，打造2008年北京奥运会各类品牌。加强档案管理，并做到科学分类，以确保在2008年奥运会后，为北京、中国和世界奥林匹克运动留下一份独特的文化遗产。

二是，做好社会各界、民间组织、个人收藏2008年奥运会文物的积累和收集工作。在2008年奥运会申办、筹办、举办的过程中，除北京奥组委等政府行为举办的活动，社会各界也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文化、体育活动，也将产生的丰富的、重要的奥运文化成果和文化遗产。主要包括：活动方案、工作安排、领导讲话、名人签名、研究成果、专著、报刊、宣传册、照片、录象带等文献资料；生产制作的相关器具、服装、纪念品等实物；申办、举办奥运会过程中城市、单位、社区发展变迁后，建设的有关训练、比赛场馆的设计方案、各类建筑、道路拓宽、绿化美化、环境改善后前后对比的的影像资料等。为此，需要社会各界、不同阶层、民间组织、各单位、学校、社区以及个人要有意识地、自觉地、主动地做好日常收集、保存工作。各单位要制定规划，作出安排，加强领导，纳入规划管理，使有关活动遗留下来的成果妥善得到保管，使文化遗产保护人人有责，成为自觉行动，为奥运文化遗产保护奉献智慧和力量。

3.4 充分发挥奥运会文化遗产的教育、文化功能和多元价值

奥运会文化遗产保护不是一项简单的、短期性的行为，而是高层次的、长久性的文化活动。发展奥林匹克文化和北京创意文化产业，是促进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新思路。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发挥奥运会文化遗产的文化、教育作用和2008年奥运会文化遗产的巨大价值和多元功能，提出“大力发展奥林匹克文化和北京创意文化产业”的设想。赛后要充分利用各奥运场馆，借助政府和市场两种杠杆，发挥奥运场馆赛后利用的最大效益，以促进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充分发挥首都博物馆、国家体育博物馆等文化场所的教育、文化功能，积极开展2008年北京奥运会文化展示和交流活动。建立奥林匹克博物馆，按照奥运文化遗产的不同等级，妥善保管好2008年奥运会遗产。成立奥林匹克学院，进一步加强奥林匹克宣传、教育与研究，以培养更多的体育专业人才。

3.5 自觉履行知识产权保护承诺，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遵照《奥林匹克宪章》和《举办城市合同》以及我国有关知识产权、文物保护的相关法律规定，结合北京奥运会的实际情况，科学、规范地做好北京奥运会遗产的认证与保护工作。

参考文献：

[1] 温家宝.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N].人民日报，2007.

[2] 新华社.温家宝总理强调要保护好文物和历史文化遗产[N].光明日报，2005.

[3] 熊晓正.对北京奥运会“独特遗产”的理解[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6.

[4] 董进霞.北京奥运会遗产展望：不同洲际奥运会举办国家的比较研究[J].体育科学,2006.

[5] 国家文物局 文物博发[2003]38号. 关于印发《近现代文物征集参考范围》和《近现代一级文物藏品定级标准(试行)的通知.2003.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动漫的结合 篇12

伴随科技化的高速发展, 非遗的传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即使在非遗传播地, 也有大部分人不了解其内涵及精髓。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不是单个国家与民族的责任, 而是全人类的使命, 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是过去了的文化、遗物, 但在传承与保护方面, 仍然要结合现代社会的特点。

古代以农业为主, 天气成了最看重的东西, 一年的风调雨顺后便以一曲禾楼舞作为对神的酬谢。而发展至今, 禾楼舞也渐渐由“娱神”转为“娱人”了。尽管几经转变, 但禾楼舞中感恩和答谢的精神价值犹在。禾楼舞的传承不单单是艺术欣赏上的传承, 更是对先祖拼搏精神的一种感恩。

与民歌和民间舞蹈一样, 以前禾楼舞在传承上也遵从“口传心授”的方式, 这种传承属于自然性传承的类型, 这种相传方式在现今社会往往容易造成技艺的失传。

文字与书籍是非遗传承人走出固有圈子的第一步, 通过文字将非遗的文化记载下来。比起口口相传, 受众面增广。

新传媒时代的到来, 给我们非物质文虎遗产的传承问题给予了启发, 结合新传媒技术, 将古老的静态文化活态传播, 一方面, 是在保护, 传承遗产;另一方面, 借助以网络为媒介的新传媒载体 (动漫) , 可以大力传播非遗, 这样做到的不单单是直线的传承下去, 在纵向上广而告之, 变成大众的高度关注。

新传媒技术是新时代的产物, 结合图形、图像的传播方式, 具有传播多元化、个性化的特点, 创意海报、数字传媒、移动终端都能成为其传播载体, 因为借力网络传播的关系其受众面积更为宽广, 而且具有互动性, 兼备书籍记载的特性和远高于口口相传的传播效率, 是较其他方式更为高效, 且可以实现低投入高效益的新时代传播手段

二、新媒介特征中动漫的传播特征

动漫传媒技术的传播具有多样的传播方式, 如数字杂志、数字报纸、数字电视广播和网络广告等等, 多元化的形式, 使得它的传播效率更加高速。原本只能呆在兰寨的禾楼舞, 如今就像插上了翅膀。

基于动漫的表现方式, 结合传统艺术精髓, 这本身就是一个有吸引力的话题。其实传统艺术的凋零主要在于现代文化的冲击, 而传统艺术本身缺少变通导致。作为新传媒技术的动漫传播本身就具有超高的融合性, 可滑稽、可庄重, 非常适合非遗的传播。大部分青少年不会对传统文化提起兴趣, 借助他们喜闻乐见的动漫形式, 引导青少年、潜移默化中传承非遗。文学经典《西游记》在孩子们中很难引起讨论, 但是更换形式后的《大圣归来》让我们想起了我们的文化宝库中的经典名著还可以有如此的魅力。现在人们都讲究个性, 而非遗动漫化其独特的艺术形式, 恰恰能引起人们对新奇事物的兴趣。

三、以动漫为载体对“禾楼舞”的表达

我们的传承形式—动漫传承, 舞蹈人物形象为身着统一服装的男女各数十人, 另有一名手举牛头的领舞者, 人物戏剧性的面具是这个舞蹈的特征。

在漫画的艺术语言中, 夸张事物、角色是基础语言和艺术手段, 但是对于禾楼舞来说,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禾楼舞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要以漫画的形式传承下去, 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保留它的原真性, 其次才能发挥漫画的艺术效果。所以, 禾楼舞的原始服装、道具都是不能改变的。我们把目光转向了面具后面的真实人物, 郁南县为了保护传统文化, 让传统文化在年轻人中传承下去, 专门培养了儿童舞蹈队, 我们的人物也有了双重性, 即原始面具人物的严肃性, 和现代儿童的活泼姓, 联系在一起, 增加了漫画的趣味性。

我们对禾楼舞漫画进行了脚本创作, 同时增加了猴子爷爷, 兔子一家等人物角色, 丰富了故事, 增加了新的视觉元素, 并在这些人物上展现了岭南特色服装, 达到异曲同工之妙。

原始的禾楼舞一般舞蹈在农田边上, 场景单一, 在我们为禾楼舞增加了情节之后, 舞蹈的场景也不再局限于农田上。在禾楼舞的发源地, 郁南县的兰寨里, 有很多祠堂古建筑, 像福生大屋、正已学校等等一系列百年建筑, 我们以它们为题材原型, 创作出带有地方特色的场景, 即为漫画增添了特色, 又间接的传播了兰寨村落的古文化。

对于禾楼舞来说, 它的过程描述只依赖于图形信息是不够的, 为达到更好的描述效果, 就需要利用动画。动画具有电影的性质, 动画与真实生命体为拍摄对象的电影又有着不同的创作方式, 最大的区别是视觉形象上的迥异, 即动画的拍摄过程是创造、造型艺术作品的过程。

动画可以说是创造生命力的手段, 使得原本没有生命的形象, 获得生命与性格, 通过智慧的猴爷爷, 古灵精怪的兔妹妹, 憨憨呆呆的兔弟弟, 增加动画观赏趣味性和拟人化, 给观者带来情感上的认同和文化上的归属感。

四、文化原真性警惕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禾楼舞, 以动漫形式传播是一个可持续的方法, 我们借此做到了初步的承上, 能否更好的传下, 才是禾楼舞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的价值体现。时刻注意禾楼舞的文化内涵, 深入探究舞蹈发展历史;该舞蹈从娱神到娱人的演变过程;舞蹈所包含的人文特征, 郁南当地的风土民情等。

媒介的形态决定人类社会的形态, 动画依靠电视网络媒介, 有它的传播优势, 但是, 我们要注意的是媒介的演变形态、媒介的技术水平和媒介的技术属性所产生的感知方式和社会影响。媒介传情达意的特定方式能改变人的感官生活, 能改变人的“所见”和“所闻”的方式, 因而改变人的“所知”和“所为”。

网络传播有利有弊, 在追求非遗快速的传播给大众的同时, 我们还要时刻警惕, 网络信息具有, 断点性、片面性等特点, 使得人们在表面上知道了这项非遗, 实质上却不了解非遗的内容价值所在。表面的传承不利于非遗文化内在力量的保护。借助新传媒我们解决了承下的问题, 传上的历史使命还要我们不断完善自我的文化底蕴。

参考文献

[1][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2][美]米歇尔.《图像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3][中]曲朋.《动画概论》.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4][中]徐恒醇.《设计符号学》.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