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司法鉴定（共8篇）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司法鉴定 篇1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司法鉴定
非物质文化遗产(文中有时简称“非遗”)是依附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心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的宝贵财富。对传承人的保护历来是非遗保护的核心，当前传承人在非遗传承中面临着许多困境，已于2011年6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文中简称《非遗法》)能否根本解决非遗传承人现实困境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概述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是指具体非遗项目的系统掌握者，并对非遗的传承和发展具有一定影响的自然人或自然人群体。非遗的产生、传承和发展主要由其载体即传承人来完成的，没有了传承人，就丧失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传承人坚持非物质文化的生态延续，非遗就失去了其文化魅力与存在价值。
代表性传承人是指经过政府机构或经政府授权的其他机构认定并从制度上对其加以规制的非遗传承人中的特定个体。代表性传承人通常是非遗传承人中的佼佼者，其对非遗的影响较一般传承人更大，重视对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与保护是非遗传承人制度的核心。
代表性传承人属于广义上非遗传承人的范围，代表性传承人固然重要，但是非遗项目以及代表性传承人自身都不可能脱离非遗传承人整体而独立获得发展。当前，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一般意义上所提到的非遗传承人为狭义的非遗传承人，即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二、非遗传承人认定扶持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已基本形成了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相结合的非遗传承人保护制度，相关立法与文件主要对非遗传承人的资格认定和取消、扶持及义务等问题进行规定。综合分析相关规定，不难发现，非遗传承人制度中的认定及扶持制度均存在较大问题。
(一)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机制有缺陷
“传承人”身份的被认定，是原生的民间音乐、最基层的民间音乐家等有史以来第一次得到官方文化和上层文化的重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我国非遗传承人采取层级认定方式，非遗传承人也分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县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现仅以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为例，来探讨非遗传承人的认定机制。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依据是文化部45号令，研究该法规，可以发现当前非遗传承人的认定至少存在以下问题:认定数目不明确;认定的条件较为抽象;认定程序不够合理。具体叙述如下:第一，文化部45号令没有明确非遗代表性项目的传承人数量，《非遗法》关于非遗传承人相关条文对此也予以回避。认定是给予支持的前提，认定的传承人越多则对非遗传承推广的力度越大，一项非遗被认定并获得支持的传承人数目将直接影响该非遗的最终生存。非遗的主要掌握者是民间艺人，他们是否能一代代薪火相传，直接关系到某个“非遗”项目的兴衰存亡，也只有认定支持更多的传承人，才能通过群体力量延续非遗的生命。对特定项目的非遗，认定更多的传承人并予以支持十分必要。
其次，认定程序的申请推荐制不适合非遗实际。文化部45号令第4条规定，成为传承人的方式应是自行申请或被推荐，以申请为主。非遗传承人大多生活于民间，无从了解相关制度，自愿申请方式根本不适合他们。非遗保护意识的淡薄也使得一般民众和组织不会为其偶然发现的非遗传承人去充当“认定”的推荐人。
此外，当前以政府为主导的非遗传承人的认定申报是表格式申报，学院式评审，没有进入田野的深度，更没有细致地观察到传承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也不利于将真正的传承人纳入到保护中来。只有进一步拓宽并完善非遗传承人的认定机制，才能将更多的真正的非遗传承人纳入到各级政府认定体系中来，并使其得到切实保护。
(二)对非遗传承人的保护扶持力度不够
我国对非遗传承人保护扶持力度明显不够。首先体现在保护的广度上，其仅保护“代表性传承人”，此举排除了绝大多数的非遗传承人获得支持的可能性。我国《非遗法》上的传承人较为狭义，仅指各级政府认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真正意义上的传承人应是:“在有重要价值的非遗传承过程中，代表某项遗产深厚的民族民间文化传统，掌握杰出的技术、技艺、技能，为社区、群体、族群所公认的有影响力的一切人。”
其次，对非遗传承人的保护措施不够得力。根据《非遗法》第30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根据需要，采取下列措施，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传播活动:提供必要的传承场所;提供必要的经费资助其开展授徒、传艺、交流等活动;支持其参与社会公益性活动;支持其开展传承、传播活动的其他措施。”在法理上，该条明显属于任意性法律规范，各级政府及其文化部门无必然支持非遗传承人的义务，而即使给予支持也有很大的可操作空间。该条另一大缺陷是未规定国际上通行的应对传承人进行培训扶持，从而创新非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保护措施”条款中对“传承人”就加上了“特别是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的说明，这意味着“教育”也是传承人支持机制的重要内容。
其三，被认定的非遗传承人在其扶持未能得到切实保障的同时，还要承担较大的义务。《非遗法》第31条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应当履行下列义务: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妥善保存相关的实物、资料;配合文化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性宣传。”在法理上，该条所规定的义务属于“应当”的范畴，是强制性的，是所有被认定的代表性传承人必须履行的，否则是要被取消代表性传承人“资格”的。
此外，现行《非遗法》对传承人保护的不足还体现在保护不够全面，仅体现为一定程度的经济扶持，未提及对代表性传承人的人身侵害从而对非遗本身造成无法弥补影响应否承担特殊责任。对非遗传承人的人身给予特定的行政保护乃至刑法保护，更能体现对非遗的重视。现行刑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也只是停留在其作为一个普通公民的阶段上，还没有对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这个特殊身份进行保护。
(三)代表性传承人资格取消机制有违法理与情理
中国拥有十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保护非遗是一项十分艰巨的系统工程。将有限的资源用于保护更为重要的非遗是我国《非遗法》的基本指导思想，取消不履行义务的“代表性传承人”的资格正是基于这一缘由。然而，《非遗法》第31条规定的这一取消机制并不符合非遗保护本身。
1、取消资格的理由不合理
根据《非遗法》第31条规定，代表性传承人的资格取消的缘由是其不履行第31条第一款规定的四项法定义务。国家及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制度实施以来，被认定的代表性传承人实质上所享受的“保护”主要是荣誉称号，政府并未在资金及税收上给予认定的传承人有力的支持。代表性传承人通常有且必须有“主业”，其不可能在无切实保障的情况下全力无私支持非遗事业。相关支持措施未能到位，动辄以违反义务为由取消资格显然不合情理。
2、代表性传承人的能力无法取消
“代表性传承人”是一种荣誉资格，但更是对其内在能力这一事实的肯定。代表性传承人的身份并不取决于是否有这一称号，其能力也不会因具有政府认定的资格而得到根本提高。
3、取消“资格”悖于非遗保护宗旨
取消“代表性传承人”的资格无异于是对非遗传承人施加的“耻辱性惩罚”，此举不利于非遗的传承，尤其是对于异常珍稀的国宝级代表性传承人更是不能用此强制性的方法，以免造成“非遗”彻底灭失。
三、完善非遗传承人认定扶持制度的建议
(一)构建完善的传承人认定机制
1、应合理确定认定数量
认定代表性传承人有助于传承者的精湛技艺被社会及时关注，让年轻一代的学习者在政府的资助下抛去经济上的后顾之忧，防止因为年龄和经济的原因导致“人亡技失”。认定非遗传承人的数量是非遗保护中的一项基础性的重要工作，当前制度上未明确认定数量且实践中认定偏少。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县等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在结合具体非遗项目的稀缺性、本地财政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地给予更多非遗掌握者以“代表性传承人”身份并加以物质支持。
2、构建并完善多渠道的认定启动机制
现阶段传承人认定制度主要是以政府名义进行的，我们将这种方式称为国家认定制。在这种认定制中，个人申请和他人推荐相结合的申报制是程序启动的原因，但这种机制存在明显弊端:此举不适用于对政策不够敏感的绝大多数“民间非遗掌握者”，也不利于调动社会发现推荐非遗传承人的热情。因此，应规定政府有发现和认定非遗传承人的责任和义务，使其变被动为主动;应构建适当地针对“发现并推荐非遗传承人的个人和单位”的激励机制，激发全社会发现、尊重非遗传承人的热情;应将传承人直接“登记”作为现行认定制度的补充程序。如日本等国家，在评定传承人时，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式，即除政府组织申报外，还采取由传承人直接“登记”的方式。
(二)加大对传承人扶持的广度和力度
1、应扩大对传承人支持的广度
认定是非遗传承人获得支持的前提，相对于被认定各类非遗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更多的或许更有价值的非遗项目因未能被认定为“非遗代表性项目”而不可能有“代表性传承人”。应当承认，有选择地对非遗传承人进行支持是国际惯例，也符合我国国情，但在现有条件下，适度扩大扶持面也是很有必要的。《非遗法》未提及“非代表性”的非遗及其传承人，无疑是一大缺陷，不利于该类非遗项目的普及和发展。进一步扩大传承人支持的广度还体现在应当扩大扶持门类。按照《非遗法》第30条规定，对传承人的扶持局限于所列的5个领域，尚未涉及传承人的培训支持及传承人对非遗创新的奖励等重要领域。非物质文化的“变”是进化，而不是后退，应当通过立法明确加以激励。
2、应加大并有效落实支持力度
如前所述，《非遗法》对代表性传承人的支持尚未成为政府的法定义务，关于采取的支持措施和力度，政府有选择的权利。非遗保护理念尚未被社会完全接受的情况下，单靠政府自觉自愿实现非遗保护的根本性改观，显然是不可能的。应当将《非遗法》第30条的“根据需要”改为“应当”，明确规定扶持非遗事业是政府应尽的法定义务;应当规定各级政府在财政预算中单独列出专项资金用于支持非遗传承人;应当规定在税收等财政收入领域为非遗传承人创造更为轻松的发展环境;应当对特定弱势非遗传承人群体的扶持给予单独考虑。
(三)废除传承人的资格取消制度
传承人的资格取消制度固然可能有利于督促传承人更好地实现非遗的传承，但荣誉惩罚机制是不适合不以获取物质利益为主要目的文化从业者的，很可能还会招致文化人的反感。一直以来，非遗的传承人都是在没有“官方身份”的情况下为非遗的传承推广默默做着巨大的牺牲，授予身份而又随意剥夺其身份，无疑是对传承人的重创。激励才是非遗保护唯一的原则，而即使认定的传承人不再具有传承能力或不积极传承，也不应当剥夺其传承人身份，而只能继续引导，在仍不能实现时可考虑适度削减乃至终止物质扶持。
四、结束语
《非遗法》及其他相应法规对非遗传承人的扶持，仅限于极少数非遗项目即“代表性项目非遗”，且仅能认定非常有限代表性传承人，这种低力度性的制度显然不能阻止非遗传承人断层的趋势。只有使传承人认定扩展至所有非遗并扩大认定传承人数量，才能根本扭转“普遍断层”这一情势。非遗传承人传承环境的艰难，急需政策和法律层面的有力支持，财政收入领域给予非遗传承人以税收优惠，设立财政预算专项资金，尽最大可能支持更多传承人，尤其应当重点考虑那些濒临绝迹的非遗以及生活困难的传承人。非遗传承人资格取消制如同铐在传承人身上的枷锁，使其背负了太多的压力，对非遗的保护和传承现状并不能起到根本性改观，废止这一“耻辱惩罚”制改为激励制，可能更符合非遗保护本身。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司法鉴定 篇2
一、总体性保护
2003年9月29日至10月27日,联合国科教科文组织第三十二届大会在法国巴黎召开,通过了重要文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公约》强调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及保护的迫切性,提出了明确的宗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尊重有关群体、团体和个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地方、国家和国际一级提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相互鉴赏的重要性的意识;开展国际合作及提供国际援助。
同时,首次在联合国的框架内确立了较为具体的总体性保护方案:(一)确定一项总的政策,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社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并将这种遗产的保护纳入规划工作。(二)指定或建立一个或数个主管保护其领土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机构。(三)鼓励开展有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技术和艺术研究以及方法研究。(四)采取适当的法律、技术、行政和财政措施,以便既可促进相关保护机构的建立,也可确保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享用,同时对享用这种遗产的习俗予以尊重,还可以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献机构并创造促进它的利用。(五)通过教育、宣传和能力的培养,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及和传承。(六)通过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方式,强化其价值和传承。
政策层面,总体性规范国家各个社会群体和个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与保护,总体性实施国家行为,以专门机构的方式组织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也就是说,以国家意志来推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将分散的、无组织的、长期失去合法性的国家传统上流传下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抢救、整理和保护。这样一些政策,无论在权威性、参与性方面,还是在整体性、系统性方面,都将一国一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到很高的地位来认识并加以专门性管理,给予其合性身份,达到了实施保护的有效性目标。
研究层面,强调总体性的指导与合作,以研究的方法深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内在部分,寻找其价值和可持续发展的因素,在人类学意义上梳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线索与传播规律,同时,为总体性政策提供支撑性条件。在这个层面上,研究实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本真性目标。
普及层面,强调总体性的范本和传播体系,以教育、公共传播体系和国家示范性代表作来引导国民关注和认知非物质文化遗产,以长期的国家制度性努力来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理论和传承价值,是为上述层面目标的最终达成而确立的基础性方针,根本意义上,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化传承的核心方式与必然策略,因此,普及层面的总体性要求,事实上已经奠定了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实基础。
与之相适应,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也沿袭了《公约》的思路,也主要从制度、研究和普及三个层面来推进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也是一个总体性保护方案。由此,我们可以将这些方案所强调的保护方法称之为总体性保护。
总体性保护基于自己的宏观目标而没有落实到传承人保护这一次级的保护项目上来。但从系统性的保护要求来讲,传承人必然是其重要的保护内容。可以将这一总体性保护方案看作传承人的总体性保护。从我国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的命名现状来看,总体性保护是有着积极意义的。我国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第一批包括民间文学、杂技与竞技、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和传统医药等五大类;第二批涉及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和民俗等五大类;第三批涵盖了民间文学、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和民俗等非遗的十大项目。这些保护名录,充分表明了国家对传承人保护的意识与措施是明确而有力的,在这些众多项目中的传承人的评审中事实上也兼顾了整体性原则,注意到以国家力量来展开总体性保护的必要性。
另外,总体性保护的积极意义是,在各种文化力量并存共鸣的时代,在世界文化受到全球性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影响之际,总体性保护可以完成一种文化整合,既在文化系统内容,也在全球化将背景下的各种文化系统之间,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整合为一种文化形象,一种贯串于人类文化史之中,融汇于不同文化系统之中的具有文化核心价值地位的内容,并通过一系列的总体性运动和世界性传播,最终将几乎被现代文化与信息文明所淹没的文化遗产重新拉回到社会文化的台面上,重新唤起人们对文化传统的反思与兴趣,重新建立起人类智慧与理想的历史线路。在这个意义,总体性保护是一种起死回生的策略,它已超越了自身目标与宗旨,而成为人类文化在今天如此繁杂、多元的社会中必定要呈现出来的一种面貌。
与此相关,我们也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实践中发现了总体性保护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症结,必须要以某种方式去冲破,去打开。最大的问题是,总体性保护是以普遍性法则建立起来的保护方案。而这恰恰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样性所必须反对的。也就是说,总体性保护走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反面。这样一种保护,如果没有认真的、细致的、批判的眼光来执行,就很可能回到了保护之前的状态,以一种原则去衡量无数的个性鲜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么不得要领,没有实际效果,要么就会大量地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后,保护成了摧残,总体性也就完全失去意义。
二、类型化保护:走向非遗保护实践的有效原则
在民间工艺传承人的保护实践中,我们注意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政府有较为宏观的保护政策,但对于十多类民间工艺传承人而言,则面临困惑。政府强调要保护传承人,主要以市场化方式加以保护。这显然是一个单一原则。在传承人当中一些有其他职业,不以工艺创作为生计,也有传承人以工艺创作为生计。传承人与所传承的工艺之间并不是一种单一的情况,而是有着复杂的关系,有的以此为生,有的则在生活充分得到保障的前提下进行一种创作,还有的在市场化中找到了传承的方式,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如果以市场化来总体性保护,则很难从中为所有传承人找到一个统一的保护方案。因此,我们有必要来重新思考:这些传承人,是否可以重新找回其个性化的传承方式。
基于此,我们提出了类型化保护观念:即针对传承人在年龄、职业、民族、性别、传承方式、传承目的以及对非遗的态度等方面的不同情况,将传承人保护分为三大类:扶持性保护、引导性保护和开发性保护,据此制定个性鲜明的传承人保护方案。扶持性保护是指保障传承人的生计与基本发展的一种保护方式。这种保护方式,尊重和捍卫传承人基本的生存权,理解和同情传承人的生活处境与人生际遇,将保护的第一原则落实到传承人的日常生活与家庭生计方面,充分鼓励传承人在生计困境中要志存高远,不弃艺术和传统,建立长期的扶持关系,为传承人恢复健康的身体与身心创造条件,为传承人自觉而坚定的担当传承使命提供良好的生计保护。
引导性保护是指政府以政策咨询、知识推介、发展设计等方式协助传承人找到发展之路的一种保护方式。这种保护方式,注重并推动传承人走向社会,引导和提升传承人的传承意识与传承决策,将保护重点放到政策方面,有效利用传承人自身的良好环境与经济社会基础,创造一种整体性的传承氛围,为传承人更好地担当起传承使命。
开发性保护是指政府在施政实践中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作为社会经济增长的一个积极因素加以运用的一种保护方式。这种保护方式,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动力价值,将传承人纳入到社会发展的主轨道上加以运用,提供全方位的社会支持与社会保障,推动传承人开发所承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市场空间与社会功能,将传承人的文化创造力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融于一体,突显出传承人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
浅析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权利 篇3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权利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核心方式就是保护非遗的传承人，而要保护传承人，很重要的一个前提便是明确传承人所拥有的权利。这样能使传承人能够在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中，更清晰明了自己的权利与义务，以便使其权利得到行使，在权利受到侵害时及时得到救济。以下我们将通过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案例，分析传承人的权利。
在贵州的一位苗歌老艺人病逝，老艺人的儿子就找到艺人的徒弟，要求返还从他父亲那里学去的苗歌。后来，徒弟将从老艺人那里收集到的民歌用电脑录音，刻好光碟送过去。结果艺人的儿子还埋怨徒弟送他的光盘里录的歌都不到他父亲教的十分之一，说徒弟故意隐瞒和保守，不愿意按照学到的原样奉还。而徒弟觉得很冤枉，他现在所掌握的苗歌不止从老艺人那里学的，还有很多是他从周围村落的其他艺人处学习的，他不可能把这些民歌都送给老艺人的长子。但老艺人的长子听不进去，非要强迫他全部还回去。徒弟很无奈，他开始反思：如果那些传给他民歌的传承人一旦去世，他们的后代都来找他要回自己父亲或母亲生前的歌，他该怎么办？继承和收集整理前人遗留下来的民歌，是在抢救国家的文化遗产，收集整理者有没有必要都返还给传承人的后代？如果不返还，会不会违法？如果要返还，以什么方式才恰当？会不会像自己那样，把收集的文本重新朗读、录音、刻成光碟送过去？还是把文本也一起送过去？他觉得，这对收集整理者不公，因为他自己也花了心血，整理出来的材料也是他的成果啊！①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传承人处境的尴尬和现实对传承人保护的缺失。
为了解决传承人的困境，保护传承人的权利，我们必须得明确传承人到底拥有那些权利？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将传承人的权利与创造群体的权利区别开。虽然在实践中有些传承人同时也是民间文学艺术创作的参与者，但在事实上，传承人与创作者的法律地位是有区别的，我们在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时，有必要将之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作者——民族群体进行区别。
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是由一个人或是某几个人在一段短时间内就可以创造出来的，那些能称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都是经过了千百年的反复锻造与发展才能形成的，创造它的是一个历经千年的群体，是一个庞大而漫长的过程。因此若要说探究这些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归属，笔者认为最合适也是最应该的主体就是创造它的这个群体。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它的所有权主体就是创造它的这个民族群体。根据我们国家的情况来说，即使是经过了民族的识别认为是同一个民族的群体，但由于生活的地域相隔甚远，仍然存在很多不同的民族文化。比如说彝族就分散在很多个不同的地区，他们的生活方式，文化习惯，甚至语言都可能是不同的。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采用人类学中的一个概念“社区”是比较合适的，这样就可以很好地表示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应该是创造出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区的全部成员。用民法上的说法就是，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属于整个社区共同拥有的，社区是所有权人。既然是所有权人，那么社区就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拥有所有权，可以在合法的范围内自由地处理其权利。从现在各国的立法和案例来看，要行使这种权利是完全可行的。创造群体可以自己成立一个机构，来管理共同事务；也可以由政府专门成立一个专门管理文化事务的部门，来行使群体的文化权利，在遇到与民族利益有关的重大事项时可举行全社区投票。这些机构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获得的利益应该用于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振兴。在世界上有很多个这样的案例，如，1998年，一个新西兰泳装制造商Moontide公司，投放了一批新的女式泳装，这些泳装的设计是由模仿Maori人设计的Koru连锁状的形状设计及采用了其材料。Moontide公司与一个Maori企业家共同开发了泳装生产线，并与地方社区的一位长者达成使用Koru花纹的协议：销售泳衣收入的一部分归Ngati Ranginui人的Piriakau Hapu（下属部落）所有。②
从现在我国的法律体系来看，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著作权中的作品的性质相同——都是人们的智力成果，因此现在很多专家和学者都指出在我国还没有建立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别保护制度的情况下，适用著作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可行的办法。在司法实践中，也确有这样的案例——白秀娥剪纸案。但是，只要我们稍加分析就会发现其实二者之间存在很多差异，硬要将二者归在同一法律制度中保护是存在问题的。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具有独特性，但是缺乏著作权要求的“独创性”要素；其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是一个横亘古今的民族群体，在侧重于保护个体权利的知识产权制度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为不明确的作者；再次，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多都是采用口头语言的表达形式，不具有固定性，而著作权将固定性作为作品受保护的必要条件，尤其是在英美法系国家；第四，著作权的保护期是有限的，而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该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最后，著作权保护的只是作品，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十分广泛，除了民间文艺外，还有生活方式、传统习俗、信仰等等，其中很多都是在知识产权领域看来已经进入了“公有领域”的知识，是每个人都可以合理自由使用的。以上这些都说明了虽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可以在一定意义上借鉴知识产权的保护。但是为了能更好地发挥其特性，笔者认为应该建立一个特殊的保护系统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特殊保護。考虑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性质与知识产权所保护客体的性质相同，这个特殊保护的制度可以隶属于知识产权制度之下，与其他几个知识产权制度平行。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来说，他们在一般情况下是民族社区群体成员中的一员，他或者是精通深厚的民族民间文化传统，或者是掌握杰出的技术、技艺、技能，在社区、群体、族群有一定的影响力。从他们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上来看，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持有者、掌握者、使用者，但是他绝对不是所有者。即使有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有某几个人或某个人掌握，也不能表明此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就由该个人所有。例如，被誉为“西部歌王”的王洛宾，为我国西部民歌的传承耗费了毕生精力，他先后收集整理、改编翻译了十几个民族的700多首民歌，并创作了大量具有浓郁西部特色的优秀民歌，使中国的西部民歌不仅流传全国，而且传遍世界。但他只能作为他所收集、整理与演唱歌曲的传承人，而非这些西部民歌的创作者和所有权人，他能够享有的权利只能是对这些西部民歌在创作作品的著作权和对其表演活动的表演者权，而非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有权。因此他根本没有权利授权其他组织或个人使用这些民歌，更不能因此收取费用，而那些由他授权的组织的主张对这些民歌的著作权更是如无源之水一样，没有意义。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明确了一个问题：传承人并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所有人，只是持有者或使用者。因此，在案例中的苗歌老艺人的徒弟只能被作为传承人，他没有权利独占所学到的苗歌，他所掌握的那些苗歌所有权是归属于整个民族群体的。这是要确定的第一个问题，下面我们讨论，这个徒弟拥有什么权利。
一、传承权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拥有传承权，是指传承人有权利将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传承给自己选择的传承人。为了让文化遗产更好更广泛地传承与振兴，对下一代传承人的选择并不限制在社区群体之内，可以由传承人自己选择有天赋和适宜继承的人选。但是考虑到对社区文化的精神感情和文化积淀，可以偏向选择该社区的成员作为传承人。传承人对于用何种方式进行传承，可以自己根据自然环境条件、传承技艺的特性和下一代传承人的个体特点，选择合适的方式进行传承。在传承的过程中，由于传承也耗费了很多精力和物力，传承人可以收取合理的费用。
二、署名权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署名权可以理解为，在传承人的表演、传承、制造的活动中及因为此活动所产生的作品中，以适当的方式注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来源或出处（不仅要指出传承人的情况，还要指出作为居民团体的来源，如部落，还需指出作为地理位置的来源，如某国某省）。这里的“以适当方式”是指注明的内容要正确，方式要适当，不能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形象，例如对反映民间文化的美术作品，不能在美术作品的原件上表明作品出处，而应当在用其他的方式来注明。在上文中提到的《示范性条款》中第5条第l款规定了署名权：“在一切向公众传播的印刷出版物中，均须以适当方式注明一切来源明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表达形式的出处，指出所适用的有关表达形式所出自的居民团体或（和）地理位置。”署名权是传承人的一种精神上的权利或身份权，意味着对其活动的一种肯定和认可，不可以出让或买卖。
三、改编权
改编权是作者修改或授权他人修改作品的权利，是著作权领域的基本术语，与原创相对应。对于传承人是否应当享有改编权，是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是传统著作权上的客体，不属于作品；再则传承人并不是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作者，因此在理论上，他肯定不能在没有经过创作者同意的情况下，将文化作品随意改动。但是传承人也并不是与文化遗产毫无关系的人，他是持有者或占有者，他懂得其中的文化内涵，在很多情况下他还是所有权群体中的一员。因此笔者认为，传承人应该拥有对其掌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改编权。此处的改编权与著作权中的改编权并非等同，传承人作为民族文化的持有者，不需要得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有者的同意，便可以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有益的改编。有的学者还认为，不应授予传承人改编权，以利于民间文学艺术的发展与传播。③郑成思教授认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改编者多是艺术家，其改编的目的多不在营利，而在发扬或提高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艺术水平，如果要求作为改编者的艺术家们事先取得许可及事后支付使用费，有可能妨碍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發掘、发扬、提高和传播。笔者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就在于它的活态性，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固态物质，而是一种传达民族精神，体现民族文明的活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一定程度上有稳定性和固定的状态，但并不代表不能将之改进。传承人作为民族民间文化的代表人物和杰出掌握者，在一定程度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修改，使其更进一步地适应现代的发展，这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振兴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不授予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以改编权，在某些情况下反而会损害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有权主体的利益，阻碍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振兴。较好的方式是授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改编权，传承人无须取得所有权主体的同意而进行改编，但应注明据以改编的民族文学艺术的来源。这种改编权也应当受到一定的限制，不能损害非物质文化遗产所特有的民族性和传承性。
四、表演者权
表演者权，是指表演者依法对其表演所享有的权利，是著作权中邻接权的内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演者，对其表演享有的表演者权是理所应当的。但是传承人的表演者权又与一般的表演者权又所不同，其不同主要表现在，虽然传承人表演的作品不是其所有的作品，但是在其取得的合理报酬的范围内，可以不需要所有权主体的同意，也不需支付费用。这是因为，传承人虽然在使用不属于他的作品表演，但他也是在为民族的文化振兴和传承做出贡献，并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其影响的范围更加广泛。这样不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利，也弘扬了民族的文化。因此，无需许可与付费。但若是超过了明显和合理范围的商业利益，就必须向所有权主体支付报酬。
五、获得国家帮助权
获得帮助权是指原始材料提供者为了更好地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和政策帮助的权利。虽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所有者是这个民族群体，但是我国任何的一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无法分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财富，因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所有人的责任。国家可从人力、物力、财力上对其提供支持，还可以从各方面的政策上积极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振兴。传承人有权利从国家、政府获得经济上的帮助和政策上的支持；政府可为传承人的传承活动提供所需的场所，创造条件和环境。2008年，国家和云南省安排了专项经费，帮助传承人提高生活水平和改善传承条件，开展传承活动，补贴标准按国家级传承人每人每年8000元，省级传承人每年3000元。2009年云南昆明市市级传承人，每人每年有2500元生活补助。昆明市还利用市文化馆桂香楼建立“昆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并开展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校园”的等活动。
六、传承人权利的期限
在一般的知识产权制度中，对权利的保护都是有期限的，当权利的存续超过了一定的时限后，主体的权利不再受到保护，权利客体也自然进入了公有领域。这样的时限的限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在笔者看来是不合理。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就是一个存在了成百上千年的文化，若将其视为知识产权中的客体，毫无疑问，非遗早就是属于公有领域内了，这样主体的权利也不可能得到保护。“无保护的权利，不是权利”这是法律上的真理。在这样的情况下，所有者的权利都没有办法得到保护，更谈不上保护传承人的权利了。这样的时限限制既不利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不利于保护传承人和所有权人。因此，笔者认为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不应该设置有限的期限，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该是一个长久、持续的过程。如果非要在这个权利上加一个期限的话，应该是永久，这些永久的权利既包括人身的权利也包括财产权利。
七、案例总结
在案例中，老艺人作为苗歌的一代传承人，他有权利选择下一代传承人，并将所传承的艺术传授给他，这种选择的权利完全在于传承人自己决定。当老艺人去世后，徒弟成为了新一代的传承人，他也有选择下一代传承人的权利。若是老艺人的儿子向徒弟要求学习父亲所传下来的苗歌，徒弟可以自己决定是教还是不教。当老艺人去世后，其长子向徒弟要求返还苗歌，这样的想法是基于民事权利中的继承权。普通情况下当父母去世后，其子女有继承权，可以从被继承人那里继承遗产。按照知识产权法上来说，著作权中作品的财产权是可以由继承人继承的。但继承的前提是，被继承人拥有著作权。本文前面已经讨论过了，在这个案例中若要真的给苗歌找一个著作权人，这个人只可能是创作苗歌的苗族群体，而不是某一个传承人，老艺人只是一个持有人、使用者、传承人，不是所有权人。既然并非著作权人，也就没有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可以继承，因此艺人长子基于继承权所主张的返还看似有理，其实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徒弟完全可以拒绝返还。但徒弟最后还是将所学的苗歌录成了碟，还给了老艺人的家人，笔者认为这完全是一种道德和良心的驱使，在法律上他没有这样的义务，对于徒弟学习到的其他苗歌也是同样的道理。
徒弟现在作为新一代的苗歌传承人，对所学到的苗歌拥有改编权。他可以对苗歌的具体传唱方式或内容进行改编，也可以对苗歌的表现形式进行改编。老艺人以前的苗歌都只是口头传唱，是一种口头的艺术形式，徒弟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将其记录、整理下来，做成文字的記录，也可以用录像、录音的方式记录下来。对于这些改编的作品，他是享有改编者权，这可以用现有的知识产权体现进行保护。徒弟用自己所学习的苗文记录整理下来的苗歌资料，也不需要交给老艺人的家人。若是其他人对这些苗歌的表现形式进行合理的使用，传承人不应该阻止和干涉。徒弟还可以利用这些传承的苗歌进行一定的表演，并获得适当的利益用于维持生计和发展、传承苗歌，这不需要得到许可或是付费。
综上所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权利的确定，是保障、落实、行使传承人权利的基础与前提。非物质遗产传承人所传承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这顶皇冠上的最为璀璨的一个明珠，确实保障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权利，这对于保证非物质遗产的顺利传承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注释]
①案例由中央民族大学校友W于2009年提供。
②“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raditional Cultural Expressions/folklore”，Booklet No.1 of the series of Booklets dealing with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genetic， resources ，traditional knowledge and traditional cultural expressions/folklore；WIPO，P.14.
③段宝林：《中国民间文学概要》（增订本），北京人学出版礼，1988年版，第286页。
[作者简介]黄小娟（1983—），曲靖师范学院政法学院。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400字作文 篇4
这些文化为什么会流失?就是因为大家在不断接受新事物而对旧事物失去激情。戏曲为什么广为流传，因为它不仅演绎了一幕幕古代文化，同时也揭示了未来。而你再看看现在的电视剧，哪一部像戏曲一样富有趣味?
这种文化是经过时间考验的，也就是说，它值得我们一生去品味。
我们宣扬传承这种精神，因为它那么富有激情，又那么感人。它叙述了一件件故事，而或许就是它，揭开了无数历史谜题。
它们神秘，引来许多爱它的人，用一生去细细品味里面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快乐与悲伤，欢乐与痛苦。
它不知道改变了几个人，让他们用新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用乐观改变痛苦。
如果它失传，那将是一笔巨大的损失!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健康中国人 篇5
姓名：学员编号：班级：地区：成绩：
1.判断题：
（1）国家鼓励和支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传承，传播。（）（2）党的十八大从国家，社会和公民三个层面，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标准。（）
（2）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不能依法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
2.简答题：
（1）.《非遗法》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目标是什么？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司法鉴定 篇6
工作报告
2008年6月7日，我市淮海戏、楚州十番锣鼓分别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今年5月26日，我市淮海戏表演艺术家杨秀英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现将我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保护工作汇报如下：
一、国家级名录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保护现状（一)淮海戏保护现状
一是制定了五年保护计划。第一个五年保护计划从2007年起，分步实施资料收集整理，建立较完整的淮海戏资料库、设立淮海戏历史陈列室、以优惠政策招收学员，培养淮海戏传承人、录制优秀剧目音像资料、举办淮海戏艺术节等工作，以加强保护，推动传承。
二是建设了淮海戏博物馆。2008年9月，江苏省淮海戏博物馆在我市中洲岛竣工开放，作为展示和宣传淮海戏历史和成果的重要阵地，排演、交流淮海戏的活动场所，传播和学习淮海戏知识的课堂。淮海戏博物馆通过实物、图片、模型、书画、音像资料，以及现代多媒体技术等，来呈现淮海戏在淮安地区的发生和发展的概貌，为保护传承淮海戏作出了一定贡献。
三是建设了淮海戏专题网。由我市文广局的组织领导及江苏省淮海剧团的支持下，筹建了中国淮海戏专题网站，网站设立剧团介绍、剧目介绍、人物简介、专题资料、视听下载、淮海戏图库、淮海戏动态、演出信息、遗产保护等栏目，对淮海戏的历史渊源及沿革、基本内容及特征、重要价值、传承现状等方面作了详尽介绍，并提供大量的传统及现代剧目以供下载，进一步扩大影响，推动了淮海戏的保护与传承工作。
四是申报了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2008年底，我们按照国家文化部及省文化厅相关要求，组织申报第三批国家级非遗名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工作。6月11日，国家文化部公布了第三批国家级非遗名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我市淮海戏表演艺术家杨秀英入选，为淮海戏的传承提供了基本保障。
五是建设了传承机构。在淮安文化艺术学校开设淮海戏班，由我市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淮海戏表演艺术家杨秀英、戏剧梅花奖获得者魏佳宁等淮海戏主要传承人授课，为淮海戏的传承发展培养传承人。
（二）楚州十番锣鼓保护现状
一是制定了保护计划。第一个五年保护计划包括翻译已搜集的古书工尺谱为简谱，购置有关服装、道具，出版以楚州“十番锣鼓”为题材的图书册，建设传承基地，加强对外交流等各个方面。我市楚州区文化馆，组织人员对楚州“十番锣鼓”的盛兴年代、演出道具、演出场景及风俗等作了进一步调研。掌握了许多历史资料和实物资料；搜集整理了楚州“十番锣鼓”的演奏方式、演奏乐器、乐队编制、乐器定弦法等相关材料，为出版相关书目奠定了基础；完成了“十番锣鼓”的十首乐曲以及几十首锣鼓曲牌的工尺谱译谱工作。
二是投入了一定资金。2008年6月7日，十番锣鼓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为了更好地予以保护传承，楚州区政府克服财政困难，投入一定资金，用来添置乐器、服装等必备物品，调动了相关人员的积极性与参与度。
三是挖掘了一批曲目。为了更好地挖掘整理楚州十番锣鼓曲目，我市楚州区文化部门给楚州十番锣鼓声及代表性传承人周宝洪同志提供非常宽松的环境以及相应的资金，先后整理出了《金盆捞月》、《咏花》、《咏蝶》、《到春来》、《前探营》、《后探营》、《归依》、《红楼撇子》、《朝天子》、《阳告》等十首曲目。
四是开展了传承活动。培养传承人员是更好地传承十番锣鼓的重要举措。楚州十番锣鼓刚刚被挖掘整理出来的时候，演奏人员仅仅限于专业文艺人员，如文化馆专业演奏员和剧团乐队成员。2008年以来，我市楚州区积极组织举办十番锣鼓演奏人员培训班，由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周宝洪亲自授课，动员文化馆及社会上器乐演奏培训班中的学员参加学习，尤其注意培养年轻演奏人员，以推动项目传承。办班初始，大多数人对十番锣鼓的了解不够深入，兴趣不大。楚州区文化馆组织人员分别有针对性的做相关人员工作，耐心细致解释，通过培训，学员们一改对十番锣鼓演奏认识不足的状况，学习投入，演奏认真，显现了一定的效果。现在，已形成了以专业演奏人员和社会各界演奏者共同组成的十番锣鼓演奏队伍，促进了十番锣鼓的普及传承。
五是加强了对外交流。2008年11月，福建省福州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茶亭十番”的传承人员来我市进行艺术交流，与我市楚州十番锣鼓传承人共同探讨十番音乐中演奏方式、乐器种类、乐队编制、乐器定弦法等各方面专业知识。今年4月11日，我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楚州“十番锣鼓”应邀参加“连云港之春——苏北鲁南民俗文艺精英赛”。这是“十番锣鼓”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首次代表淮安赴外参加大型演出。我市楚州区文化馆针对广场演出的特点，在乐曲的旋律节奏、演奏技法等方面作了相应调整，使舞台效果和观赏性得到了进一步增强，获得观众一致好评。
六是扩大了社会影响。近几年来，我市一直非常重视对十番锣鼓的宣传报道，以扩大其社会影响力，《新华日报》、《淮安日报》、《淮海晚报》、《淮海商报》、《新楚州报》、楚州电视台以及多家网站和相关出版社共同参与，利用文字、图片、录像、专题片等方式，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宣传报道，今年6月份，全国多家电视台慕名而来，分别在楚州勺湖公园及吴鞠通中医馆等地，拍摄了楚州十番锣鼓专题片。
（三）代表性传承人保护现状
我市现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1名，即淮海戏表演艺术家杨秀英，于今年5月26日入选第三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名单。现有正式徒弟3人，分别为许亚玲、吴玲和苗爱华，均为国家一级演员，经其指点过的演员数以百计，现仍在我市文化艺术学校淮海戏班授课，所教学员卢蓓蓓曾于2005年5月荣获全省小梅花金花状元第一名。目前，我市正在起草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保护工作机制，明确扶持和资助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办法，监督、指导、考核传承工作等各项制度，以加强对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
二、采取的保护措施与经验
（一）采取的保护措施
一是成立组织机构。为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尤其是加强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保护工作，我市在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基础上，2008年9月，我市原文化局与广电局合并成立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并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处，负责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挖掘、保护、传承等方面的具体实施工作。2009年3月9日，市政府办公室印发《市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淮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淮政办发〔2009〕26号），组织我局及我市财政局、发改委、国土局、建设局、规划局、教育局、旅游局、民族宗教事务局等相关部门成立了淮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指导项目保护单位、协调处理保护工作，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保护等保护工作进一步加强。
二是修订保护规划。结合江苏省淮海剧团改制的实际情况，在2007年已经制定的淮海戏五年保护计划的基础上，指导江苏省淮海剧团对原有五年计划进一步修订和完善，使对名录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更加符合剧团改制市场化运作后的实际情况。对于楚州十番锣鼓，指导楚州区文化局认真制定了楚州十番锣鼓保护工作方案，明确工作目标，明确工作步骤，明确工作机制，明确责任人，确保经过五年的挖掘、整理、保护和传承，使之脱离后继乏人、处境艰难的尴尬境地，并重现昔日风采。
三是提供经费支持。尽管我市属经济欠发达地区，但市财政克服困难，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经费纳入预算，每年20万元，并明确要求要向国家级非遗名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及濒危项目倾斜。楚州区为进一步加强十番锣鼓的的保护和传承工作，克服财政困难，一期投入10余万元，建设“楚州十番锣鼓传承基地”，利用楚州区文化馆现有100余平方米的活动室，重新改造装修，配以与十番锣鼓相关的文字、图片、录音、录像、实物等资料，添置陈列演奏乐器、多媒体设备。并利用基地这一平台，培养人才，研讨技艺，组织演奏。目前，该项工程已经完成项目规划、立项及设计工作，将于今年年底前竣工挂牌。
四是健全工作机制。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国发〔2005〕42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5〕18号）及《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等文件法规，起草了《淮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意见（讨论稿）》，制定保护传承工作机制，重点加强各级名录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工作，尤其是重点加强了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目前，该意见正在进一步修改和完善。
五是加强展示传承。一是举办活动，推动传承。利用庆祝“文化遗产日”的活动契机，组织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淮海戏和楚州十番锣鼓参加展演。二是建设场馆，加强保护。建设了淮海戏专题博物馆，为加强宣传展示，构建保护载体，提供了平台。三挖掘创作，延续保护。江苏省淮海剧团创作排练现代淮海戏《续弦记》（又名《老县长的第二春》），并对传统剧目《皮秀英》进行重新加工排练，为淮海戏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续弦记》于2008年10月22日在南京参加了第三十一届世界戏剧节的展演，受到省委宣传部和中国剧协的领导专家的一致肯定。重排传统剧目《皮秀英》晋京参加“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系列活动，受到一致好评。楚州十番锣鼓注重挖掘整理古曲谱，完成了对《咏花》、《咏蝶》、《到春来》等十首古曲的译谱和整理工作。
六是加强对外交流。一是2008年6月17日—19日，我们组织淮海戏晋京参加文化部主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系列活动，受到首都领导和观众的热烈欢迎和一致好评。二是今年4月11日，我们组织楚州十番锣鼓赴港城参加“连云港之春——苏北鲁南民俗文艺精英赛”，获“优秀表演奖”，载誉而归。
（二）保护工作经验 一是组织保障是基础。由政府牵头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领导小组、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等保护机构，为组织、协调、督查、指导名录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工作提供了基础保障。
二是经费保障是关键。加强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资料的搜集、整理、保存、研究等保护工作，以及支持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活动，提供经费保障是关键。
三是制度保障是重点。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国发〔2005〕42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5〕18号）等文件精神，结合全市保护工作实际，制定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保护工作的指导、督查及考核等制度，为推动保护工作走上规范化、制度化轨道，健康、有序、稳步推进提供了保障。
四是普及传承是方向。传承和发扬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目标和方向。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等宣传展示活动，建设淮海戏博物馆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博物馆及淮海戏班等传习机构，制定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工作机制，为加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工作，推动项目传承发展提供了保障，三、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措施
（一）存在问题
目前，我市对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采取了一些措施，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保护经费投入尚嫌不足。淮安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尽管市财政在财力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克服困难，自2006年起，每年安排20万元用于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保护专项经费，但是与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形势和任务的需求相比尚嫌不足，尤其是尚未将2008年及今年新增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经费纳入专项财政预算，二是保护传承机制尚待完善。目前，我市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保护及代表性传承人的资助办法和传承工作的监督检查、考核评估等机制尚待进一步完善。
三是传承研究工作尚嫌不够。虽然目前我市开展了一系列展示传承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的工作，但是，传承的广度和研究的深度尚嫌不够。
（二）对策措施
一是健全组织机构网络，加强组织领导。要在已经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领导小组的基础上，健全由政府牵头，文化、财政、发展改革、国土、建设、规划、旅游、教育、民族宗教等部门组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召开部门联席会议，拟定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保护规划，协调解决保护工作中的重大事项。
二是拓宽经费来源渠道，加大投入力度。不仅要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经费纳入财政专项预算，确保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保护经费来源的稳定，还要积极探索并构建社会资金投入机制，以拓宽保护经费的来源渠道。
三是完善保护传承机制，规范保护工作。进一步健全并完善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传承机制，突出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并加强对项目保护单位及传承单位保护工作的监督、检查、考核和评估工作。江苏省淮海剧团适逢机制改革，拟将国家级名录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保护机制建设纳入机制改革工作，将淮海戏的保护和传承与市场化运作相结合，为淮海戏的传承发展注入活力。
四是建设项目传承基地，搭建传承平台。加快楚州十番锣鼓传承基地建设进程，配备与楚州十番锣鼓相关的文字、图片、录音、录像、实物等资料，添置陈列演奏乐器、多媒体设备，并利用基地这一平台，培养专业人才，研讨传承技艺。另在古镇河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条街”建立十番锣鼓展览陈列兼演奏室，方便十番锣鼓民间爱好者参加十番锣鼓各类展示、培训、传承活动。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问题研究 篇7
一、永清扎刻
所谓“永清扎刻”就是用高粱秸秆扎刻而成的各类工艺品, 从传统的蝈蝈笼、秸秆花灯, 到扎刻各类仿古建筑模型, 它属于典型的民间手工技艺, 具有很高的艺术观赏价值和收藏价值。与此同时, 它也涉及了几何学、物理学、力学、建筑学等相关知识。这一民间工艺自被发现之日起, 就被西方学术界称为“东方构成学典范”, 它对研究中国古代建筑以及建筑构成演变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特别是对其传承以及技法的研究更具有现实性和紧迫性。
20世纪60年代, “永清扎刻”的代表人物徐艳丰受到高粱秸秆扎成的蝈蝈笼的启发, 经过近50年研究与创新, 扎刻出了《天安门》《黄鹤楼》《滕王阁》《老北京四合院》《佛香阁》《故宫角楼》等70多件精美的仿古建筑模型。2008年, 这位民间艺术家研究与创新出的“永清扎刻”被批准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013年, 为传承这一文化遗产, 河北科技大学在建筑工程学院开设第二课堂, 聘请了徐艳丰来该校定期讲课, 把永清扎刻艺术纳入建筑工程学院《房屋建筑学》课程, 成立“永清扎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社团, 以科技大学为基点, 长期有效地对扎刻技术进行学习、宣传、保护。目前, 秸秆扎刻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 其作为工艺品被国内外社会或个人收藏。“永清扎刻”是具有学术价值和欣赏价值的手工艺品, 它是一项能给传承者带来经济效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唐山皮影戏
唐山皮影戏是冀东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曲艺, 它起源于西汉, 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经过历代相传, 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饱含乡土气息, 由此也深受大众所喜爱。唐山皮影的特点突出, 雕刻出的人物生动形象, 色彩简单明亮;其唱腔采用的是唐山方言。唐山皮影经过不断地创新与发展, 产生了以唐山皮影为唱腔的新剧种———“唐剧”和以唐山皮影音乐和动作为基础的皮影舞蹈《俏夕阳》。
唐山皮影的发展, 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2003年唐山皮影戏《大闹天宫》荣获文化部颁发的全国木偶皮影大赛金奖。2006年皮影舞蹈《俏夕阳》在央视春晚演出获金奖。但是随着西方文化的冲击, 它也产生了一些内在的忧患, 有人称之为“内冷外热”。唐山皮影只具有“外热”的特点, 并没有将其转化为实际成果。经过我们的实地考察, 剧团中皮影工作人员的薪资水平较低, 皮影的培训体系不健全, 皮影传承人分散各地, 致使唐山皮影“内冷”。我们应该利用“外热”来改变“内冷”, 实现内外共同发展。
三、蔚县剪纸
蔚县剪纸起源于明代, 距今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 它的制作工艺在全国众多的剪纸中独树一帜。蔚县剪纸又俗称为“窗花”, 其大部分出自不知名的农民艺术家之手, 他们的作品构图饱满, 造型十分生动细腻, 纯朴自然且意寓深刻, 生活气息浓厚。无论是戏剧人物、鸟虫鱼兽, 还是农村现实生活的描绘, 它都极大地体现了民间艺术家的智慧和丰富的想象力。独特造型、精湛刀工、绚丽色彩, 使得每一件作品都十分生动、形象、耐看。
随着社会的发展, 剪纸文化越来越受到国家的重视。2006年, 蔚县剪纸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 经国家文化部确定, 河北省蔚县的周永明为该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并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名单中。蔚县剪纸的观赏性、收藏性和实用性, 使其深受人们的喜爱。蔚县内有16个乡镇的96个行政村从事剪纸行业, 年产剪纸300万套, 年收入3000万元。目前在我们所熟知的民间艺术中, 蔚县剪纸的发展最为蓬勃。
四、曲阳定瓷与石雕
定窑瓷器起源于南北朝时期, 在唐宋时期使用较为广泛。定窑瓷器以其丰富多彩的纹样装饰而广受人们的喜爱。定瓷精品稀有, 这使得其被众多收藏家收藏。在国际上, 定瓷也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在大英博物馆、旧金山亚洲美术馆, 定瓷均被作为古老东方艺术珍品。
曲阳雕刻艺术起源于东汉, 迄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曲阳石雕是现代民间石雕的代表, 其造型生动逼真, 手法细致, 纹路流畅。发展至今, 曲阳石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云冈石窟、乐山大佛、敦煌石窟、五台山佛像、阿房宫、故宫、圆明园、颐和园以及人民大会堂到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等建筑, 处处都留下了曲阳人民精湛的雕刻艺术。
2006年, 曲阳石雕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曲阳石雕是中华民族在特定的地域、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的一种文化, 它是人类共有的文化遗产。它对现在石雕行业的发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同时对弘扬民族精神、传承民间工艺技艺有着重要的时代意义。据实地了解, 曲阳现有雕刻集团3家, 雕刻从业人员3万多人, 雕刻年产值7亿多元。目前, 曲阳雕刻业已经形成了“一城一线三区”的发展格局, 其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五、总结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困境及策略 篇8
关键词：徐州丰县糖人贡；丰县糖人贡传承困境；动态传承
中图分类号：G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0-0216-01
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徐州丰县糖人贡
为了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其基本态度是文化环保，是尽量保护各种文化传统的原生状态，以免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在全球化过程中逐渐消失。我国2002年正式启动“抢救和保护中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工程”，2004年12月2日，正式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批准的第6个国家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紧锣密鼓中进行，徐州丰县糖人贡开始受到社会层面的关注和政府的支持。
糖人贡俗称“供品”是江苏徐州丰县的汉族手工艺品。主要用于传统丧葬祭祀活动， 老年人庆寿，也有过生日的……。其工艺特点为模具注塑。主要原料为白糖、食用色素（包括胭脂红、食用绿、食用黄），主要生产工具及设施为木质模具（祖传）、铝锅、水缸、火炉子、木头案子。在过去会做糖人贡的匠人拿着模具，到大户人家去做，回来以后，给点面，给点钱。地主或者官宦人家每年春节或者为了纪念先辈要做大的祭祀需要做，起因以祭祀为主，一般在春节时候。后来演绎了，在人老的时候也做的，在以前生活条件不好的时候，人老了，用整猪头，整鱼，鸡来祭祀。后来就用糖做了为了节省其它的供品。
二、徐州丰县糖人贡传承困境及策略
据了解丰县糖人贡世代家传并且传男不传女，随着社会的发展，大部分年轻人都有自己的理想追求，不愿意继承先辈们留下的传统技艺，那么如何才能让这门技艺传承下去呢？还是任由其发展走向濒危灭绝的边缘？
然而我们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是把传统技艺融入现实生活、进入人类精神世界做出总体性的长远规划而不是蜂挤云拥地借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潮水涌入这一“文化运动”之中。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有责任和义务将自己的技艺传授给下一代。非物质文化遗产口传心授的特征使得传承人成为项目保护与发展的关键，而不是政府等行政机关，但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作用可谓举足轻重。政府部门应该鼓励年轻人进行学习，营造社会氛围加大奖励制度，进行宣传，请专业人员从事指导让丰县糖人贡后继有人。但是，政府机关的参与从积极层面而言，可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政策支持、资金扶植等便利条件，但同时也容易造成“外行领导内行”、违背非物质文化遗产规律行事。
我认为有以下三个办法可以缓解以上矛盾，第一：营造丰县糖人贡的文化生态环境
“一代大师费孝通说，文化是脆弱的，一旦脱离了其生存的文化圈就会走向衰亡；文化又是坚强的，走出去还能走回来，这种走回来就是需要一个族群的集体反思，集体觉悟②理论总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却常青，传统文化若要进入现代人的生活，必须具有适宜于其生存的外部环境。丰县糖人贡是徐州丰县和周边地区所独有的一项传统技艺，百姓的生活中需要糖人贡，所以其价值仍然在发着细弱的光芒，因而政府有责任通过学校教育、媒体宣传、舆论引导等措施在丰县及其周边地区掀起尊崇传统的热潮，为传统糖人贡的传承人营造出一个更加宽松、更适合其生存的环境，改善群众对祖传绝技的冷漠、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麻木与无知。第二：调动传承者传承的自觉、自为意识。传统技艺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政府为主、自上而下进行的，因而传承人受命于政府，“政府的权力是自上而下授予的，而不是自下而上授予的。所以，政府之间有严格的上下级隶属关系。当然，公共资源也是权力自上而下地分配的③这一做法往往容易忽视传承人的真正意愿，这对于传统技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不利的。首先，政府在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应充当一个号召者的角色，传承人才是“非遗”传承保护的关键和主体。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内涵不是具体的物质层面的呈现形式，而是蕴藏在这些物化形式背后的精湛的技艺、独到的思维形式，丰富的精神蕴涵等非物质形态的内容，是无形的活态遗产，这一精神的最终实施显然是传承人或习练者。其次，政府可以通过精神奖励为主、物质奖励为辅的方式，充分调动丰县糖人贡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主观能动性，引导、调动传承者传承的自觉、自为意识。第三：开发丰县糖人贡动态传承的多种途径，说到动态传承与之相对应的是静态保护，静态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通约手段。丰县糖人贡的传承首先在教育，通过教育使每一个公民对深深扎根于本土的民间传统产生正确认知，其次，对丰县糖人贡应秉承一颗“平常心”，只要能够促进丰县糖人贡保护传承的方式都可以接受，只要这种方式能够凝聚我们的精神力量，能够加强我们的民族文化认同，都可以进行尝试并为之服务，而不能固守原有的传承途径不变，传承人应该利用创新，借用商业的力量，增强自己的存活功能，而不只单单的依靠政府扶持，应该实现由遗产到资源，有资源到资本、由资本到产业的发展转变。
三、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伟大文明的结晶和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是文化多样性的生动展示，是人类文化整体内涵与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蕴涵着该民族传统文化的最深根源，保留着形成该民族文化身份的原生状态，以及该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和审美观念等”。制定完善的文化环境是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绵延传承的重要保障。
参考文献
[1]郑培凯.口传心授与文化传承[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杨清.课程理论视野下教师权力的特点及其未来走势[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3]秋风.权力压垮了大学的尊严[N].南方周末，
[4]吕屏，彭家威.从非物质文化遗产到文化资本的转换———以旧州绣球的产业化发展为例[J].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