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传承

遗产传承（精选12篇）

遗产传承 篇1

将中华优秀文化遗产中蕴含的表达元素及美学价值与现代时尚设计理念相结合, 设计生产出富含传统文化韵味又具备日常家居或装饰作用的实用性产品, 用现代时尚激活古老文明, 可以有效推动优秀文化资源的“活化”开发, 让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延伸生命力, 并融合时代精神获得新的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说:“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 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 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 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 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他还说:“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 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讲话, 都强调了中华优秀文化遗产“活化”传承的重要意义。

唯有让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基因与百姓生活紧密贴合、有机融合、深度渗入, 让其更好地参与到当代人生活的形塑之中, 才能保持其持久的生命活力;唯有立足于当代人在社会转型和发展进程中的生存困境和身心需求来反观传统文化, 才能更好辨析出精华和糟粕, 服务于现代社会的发展。让各种传统文化资源立足于时代需求激活整合, 通过科技与创意元素的注入使之服务于当代人的现实生活, 既是激发传统文化创新活力的有效途径, 也是发挥文化在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引领作用, 更好服务于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客观需要。

一、深化对我国文化遗产资源内在关联价值的系统研究

根据第三次文物普查公布的数据, 全国 (不含港澳台) 不可移动文物的数量为766722处, 但从整体上仍然缺乏对这一丰富的文化遗产的系统化研究, 尚无法清晰地建立起它们之间在历史、文化方面清晰的联系, 这就使得这些遗产仅仅以点的形式存在, 而无法构成一幅完整、生动地展现中国丰富多采的文化和厚重历史的网络, 这不仅难以让它们真正活起来, 同时也使我们难以清楚地认识和了解我们中华文化遗产中尚未得到充分表达的重要组成部分。

例如, 在第3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河南郑州登封历史建筑群, 不仅是我国古代建筑技术和建筑艺术成就的彰显载体, 更是中国先民独特宇宙观和审美观最真实、最深刻的反映。分散错落看似缺乏关联的古建筑群以其空间整体布局成为承载中国“天地之中”传统宇宙观和古代礼制、宗教哲学理念, 在精神层面成为一个整体。这些建筑语言背后的深层文化精神同样是建筑实体遗产资源之外非常重要的传统文化遗产资源, 没有系统的深入研究, 就难以真正领略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二、做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文脉传承与历史文化资源开发

当前, 我国政府把新型城镇化作为国家重要发展战略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经济引擎, 这不可避免带来城市现代化建设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平衡问题。文化是城市的灵魂, 是传承历史、延续文明、拓展未来的内在动力和宝贵财产。在城市现代化建设进程中, 需要开发利用好城市的历史文化资源, 使之与现代社会发展水乳交融、和谐共生。

首先, 应充分认识历史文化遗产在现代城市文明发展中的巨大价值, 在传统器物保护、文化符号记忆、旅游价值整合开发的基础上, 通过时代精神的注入赋予历史文化遗产以新的内涵和生命力, 以之作为新时期城市文化认同和社会认同的深层根基。其次, 只有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现代城市功能扩展、现代产业发展、劳动就业、市民生活有机结合, 特别是与改善市民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 历史文化才能充满生机活力, “文物”才能真正成为“文化”, 历史文化遗产才能真正走进市民的内心, 真正成为市民观念意义上的文化, 成为现实的、活生生的文化, 成为能够产生向心力、归属感、认同感和共同行动的文化;也只有这样, 现代城市才能成为历史文化遗产真正的家园。第三, 要以开放的心态, 借鉴和吸收国际上认同的历史文化保护观念和做法, 以尊重历史、尊重生活、尊重市民的态度, 按照人与自然和谐、人与遗产和谐、遗产与环境和谐、生活与遗产和谐、传统与现代和谐的理念, 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和更广的地域范围来保护和延续历史文化脉络, 从整体上使历史文化名城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市民生活内在肌理关系相融和, 更全面、更立体、更细腻地展示千年古都的历史文化发展轨迹;要在继承历史文化传统的基础上, 形成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老城区与新城区各展风采、人文资源与自然资源互为依托的独具特色的城市风格。第四, 合理规划城市布局、用地方向和道路系统, 把文物古迹、园林名胜、遗迹遗址以及展示名城历史文化的各类标志物在空间上组织起来, 形成网络体系, 使人们便于感知和理解名城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通过道路的选线、建筑高度分区控制和重要古建筑之间的视廊控制, 可以给人们的欣赏创造有机的空间线路和逻辑线索。比如苏州的北寺塔是宋代留存下来的古塔, 规划把城市主干道正对该塔, 使之成为古城内十分醒目的重要景观, 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精神的传递。

三、引入创意设计元素和产业化运作方式, 使优秀传统文化基因通过实用型产品的设计生产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环顾全球, 文化产业与相关产业融合、更深度走入人民日常生活是大势所趋。将中华优秀文化遗产中蕴含的表达元素及美学价值与现代时尚设计理念相结合, 设计生产出富含传统文化韵味又具备日常家居或装饰作用的实用性产品, 用现代时尚激活古老文明, 可以有效推动优秀文化资源的“活化”开发, 让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延伸生命力, 并融合时代精神获得新的发展。例如, 近年来一些博物馆、美术馆等艺术机构开始涉足艺术衍生品的开发, 古色古香的艺术衍生品陈设或摆件作为新的消费形式, 不仅拓展了传统艺术的发展空间, 而且丰富了普通人的生活。曾获得中国设计业十大杰出青年奖的设计师兰玉将传统苏绣工艺与东方禅意美学结合, 以其独具特色的创意设计作品进军法国巴黎高级私人定制市场, 并且借助大众时尚媒体传播其设计理念和品牌形象, 为中国文化走出去书写出属于自己的独到一笔。

四、利用数字化技术提升文化遗产保护、展示水平, 更好发挥其社会功能

1992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推动“世界的记忆”项目, 该项目的目的是在世界范围内, 在不同水准上, 用现代信息技术使文化遗产数字化, 以便永久性地保存, 以及最大限度地使社会公众能够公平地享有文化遗产。该项目反映出, 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发展的信息技术开始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工作产生了影响。

2013年初, “数字三维圆明园”成为社交媒体上热议的话题。用户通过清华城市规划院数字城市研究所研发的“City Maker”虚拟软件平台, 便可观赏到圆明园从1740年到2012年间持续演变的立体面貌。

借助数字化技术保护文化遗产, 并不只是限于简单的刻录复原层面。通过现代科技力量和创意元素的融合, 依托高科技、数字化、多媒体展示手段, 可以大大提升人们跟文化遗产接触过程中的体验, 有助于深层展示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 将文化遗产的展示与文化自信的提升、爱国主义精神的培养紧密结合, 让其社会功能更充分地发挥出来。

遗产传承 篇2

保护祖国文化遗产

习仲勋同志在他七十六年的革命生涯，无论是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亦或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优秀品质很多，作为文物工作者，尤其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他在传承、保护祖国文化遗产方面所做的重要贡献。

早在照金时期,当时“左倾”领导杜衡指示进攻香山寺，夺取粮食，却不顾刘志丹等人反对，火烧香山寺。部队准备撤出香山寺时，遭到国民党重兵包围。危急之际，习仲勋率领游击队杀到，击退了敌人。后习仲勋回忆时说，当是分粮解救灾民不仅正确，而且必须那样作，火烧千年古刹，从军事角度讲，虽说对巩固根据地起到重要的作用，但从保护祖国的文物古迹来说，却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主政领导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期间，他重视发挥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近代中国是古代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重要时期，如何对待脱胎于古代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历史课题。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习仲勋，尊重广大群众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注重发挥传统文化优秀成果在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在冬学运动中，有人认为《三字经》等书是封建社会的启蒙课本，必须予以取缔。但习仲勋认为，“冬 1 学课本，也应征求群众意见，愿意学什么就教什么。对于《千字文》、《百家姓》等书，如果群众要念，可以让群众去读。”他还提出，在组织群众学习文化知识的时候，可与传统的“闹秧歌”等民间活动“取得有机联系”，以调动群众的学习积极性。这些观点表明，习仲勋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较为科学的认识。事实上，《百家姓》等书籍和闹秧歌等文艺形式，虽有不少封建内容，但也是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凝结着古代中国人在自然、社会、历史、伦理、教育等方面的智慧和经验。习仲勋显然注意到了这一点。

在主持西北局工作时，习仲勋十分重视历史文物的保护，认为西北是中华民族发祥地，历代文物古迹甚多，党的组织和人民政权应负起保护文物遗产之责。早在西北野战军南下作战之时，习仲勋和林伯渠、贺龙就联合署名发出《保护各地文物古迹布告》，强调在我军到达新解放区时，应由军队政治机关训令部队切实遵守保护文物古迹的法令，其中特别贵重的应开具清单派人护送西北局宣传部统一保管。该布告还将文物分类，以保障命令的执行。后来，西北地区文物古迹损毁极少，对社会进步和文化传承起了重要作用。

他坚持将文化建设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相结合，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的三个基本问题。习仲勋初步探索了革命根据地的文化建设与三者之间的关系，而在文化建设与统战工作的结合方面尤为突 出。

首先，习仲勋主张以文化建设为手段，推进统一战线工作。抗战期间，习仲勋非常注重少数民族的统战工作，他不仅倡导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风俗，还通过发展少数民族教育、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等措施，帮助他们发展生产，提高革命觉悟，引导他们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比如在新正县回汉民族杂居区，通过开展回民教育、培养回族干部等，增进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互信合作，加强了统战工作。1938年11月，他指示新正县拨款修缮了龙嘴子清真寺，这一尊重回族文化传统的措施“赢得了全体回民的拥护”。

1958年夏，喜饶嘉措由北京回青海参加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后，向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反映：青海平叛有过激行为，一些地方的寺院被砸了，经文被毁．佛像、法器也拿去炼了铜，一些无辜的人还遭到杀害，寺院被迫关门，群众人心惶惶。习仲勋听后．神情特别严肃。他告诉喜饶嘉措：“你反映得好。意见提得对。你不为佛教说话，谁为佛教说话。政府相信你是爱国的，寺庙应当保护。平叛是消灭反革命。不是消灭宗教。政策在执行中可能是过火了，后面会纠正的．你可以给藏族群众解释。我再给统战部和青海讲讲。”

1958年，西安城墙曾多次面临灭顶之灾,习仲勋力主保护西安城墙，并于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一年之后，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习仲勋遭到批判。陕西省委揭发了习“八个问题”，其中一条便是习仲勋下令“不许拆西安城墙”。习仲勋被撤销一切职务。

1980年，在中央书记处期间，习仲勋狠抓落实政策清退“文革“中查抄财物。他和中央落实政策小组经过努力，清退查抄财物工作基本处理完毕。截至1984年底，“文化大革命“中被查抄的原工商业者的（包括其他方面人士）约300万两黄金、700万两白银、15万件金银制品和800万枚银元已基本按上交时的银行牌价作价退还；查抄的文物、字画、珠宝、玉器、工艺品等1100万件，大部分被毁坏或散失，尚存的约350万件，退还了原主；查抄的1200万册图书，退还264万册，其余原主已无法确认。“文化大革命“中被侵占、没收的私房约1000万平方米，房主被迫出售的约100万平方米，采取腾退归还原主，或其他办法，解决了约55%。同时，还将“文化大革命“中侵占的民主党派、工商联的办公用房等，大部分退还给了原主。

传承文化遗产 奠基艺术底蕴 篇3

【关键词】皮影戏 课程开发 继承创新

国务院批准公布的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518项，这当中浙江省有38项，海宁皮影戏和硖石灯彩是其中两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被国家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皮影戏一共有13个，而海宁皮影戏是唯一被列为重点抢救的传统民间艺术项目。

海宁皮影戏以斜桥镇的“郎家班”而走红江南大地。从2003年开始，斜桥小学抓住这一丰厚的地方资源正式开设了皮影校本课程，让学生比较系统地学习皮影的道具制作和表演，先后有请4名皮影教师执教，并聘请国家级传承人担任顾问，定期来校传授技艺和指导教学。学校现有皮影制作、表演室1个，皮影舞台2个，皮影道具和各类皮影戏演出用的现代化教学设备20多套，初步形成了皮影戏制作、表演、教学、剧本编创为一体的民间艺术传承教学基地。学校先后被评为“浙江省艺术教育特色学校”“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学基地”等。

为了真正实现“让每一个孩子都有一手”，学校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反思、提高、完善，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配套动作”，把学校的皮影戏课程作为精品工程进行打磨，逐渐走上了一条比较成熟的为学生人生发展打下艺术基础的教育新路。

一、课程开发，构建皮影校本课程

学校充分挖掘斜桥镇丰富多彩的乡土艺术资源，以皮影戏为载体，构建乡土艺术课程体系。从理念确立→目标定位→内容设置→评价保障四个方面着力，形成一个完整的校本课程开发体系。

1.课程理念：学校开设“皮影戏”课，并不仅仅是为了让学生学习传统的皮影剧本表演，而是以“皮影戏”为载体，让学生在各种与“皮影戏”有关的学习活动中参与、体验、感悟，让学生了解并学会欣赏传统的民间皮影艺术，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激发学生参与学习的积极性，锻炼学生的人格和意志，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精神和实践能力，使学生的核心素养在丰富多彩的乡土艺术学习活动中得到提升。

2.目标定位：学校因地制宜，根据小学生的生理、心理发展规律和特点，结合不同年龄段学生的特征，按照了解、模仿、实践、创造的基本顺序，形成了一个较为科学、完整的课程结构。

低中段（1～3年级）——感知、体验

中高段（4～6年级）——实践、创新

在此基础上，制定了“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维度的课程目标（见表1）。

根据各个年级段的目标，又分别制定了各课程详细、具体的年级学期目标，使目标更加细化，便于教师的把握应用，提高教育实施效果。

3.内容设置：“皮影戏”在表演上集唱、敲、弹、演等多种形式，而它在制作上又集设计、绘色、剪刻等工艺，是一门具多种艺术形式的综合民间传统艺术。在内容的选定安排上， 1～3年级学生主要进行欣赏体验——“走近皮影”；4～6年级学生主要进行表演体验——“我能行”。

课时分配以“欣赏、实践、创新”三大板块为主题，共75课时，一年级开始开设，每学期共16课时左右，每星期1课时（见表2）。

4.评价机制：以评价为保障，制定多元化的评价体系，落实校本课程的有效实施，促进乡土民间艺术在校园中的良性发展（见表3）。

二、校本研修，提升教师艺术素养

为了让皮影戏得到更好的传承与发展，学校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建立了一支具有较高艺术素质的皮影戏专、兼职教师队伍。同时，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校本研修，努力提高教师校本课程的实施能力。

（一）多渠道开展教师培训

拜师学艺——拜民间艺人为师。学校聘请皮影戏老艺人来校担任艺术教育辅导员。先后邀请海宁皮影戏国家级传承人沈圣标、王钱松、徐二男、张坤荣等来校向教师传授技艺，提高教师的皮影戏表演能力和教学水平。

参观取经——培训观摩学习。学校克服资金短缺的困难，多次组织部分教师到盐官风情街取经学艺。同时，积极组织选派教师参加各类艺术教育的进修培训，先后到山东、杭州、宁波、桐乡乌镇等地参加各类研讨活动或培训，拓宽视野，更新教师的非遗传承教学观念。

同伴互助——艺术沙龙研究。通过学术沙龙、校本研讨课、艺术教育交流会、现场点评会等形式，让学校教师积极参与皮影艺术教育研究实践活动，提升教师的实践研究能力。

（二）开展课题专项研讨

学校以省重点研究课题“小学乡土艺术教育研究”为着力点，让学校乡土艺术活动和课题研究紧密结合。学校定期邀请教育研究专家来校作专题指导，开展“课题论证会”“科研培训”“案例讲座”“科研一对一”等活动，拓宽教师的视野。同时，有针对性地展开校本课程的研修工作，深化学校的乡土艺术活动氛围。教导处、教科室密切配合，整合学校的各种研究活动，不断提高活动效率。

三、课堂实践，探索教育活动模式

为了让学生更好地参与学校的皮影戏艺术活动，从2003年起，学校开设了以“皮影戏”为主题的每周1课时的乡土艺术校本课程，让学生系统地学习皮影戏道具制作和表演。在课堂教学实践中，积极探索艺术教育的活动模式，整合相关的学科教学，不断完善“皮影戏”艺术课程体系。

（一）完善多元化的活动模式

根据学生的年龄、心理和生理特点，构建“欣赏（感知）—实践（体验）—拓展（创新）”为主要形式的教育活动模式。学校制定了《“皮影戏”乡土艺术课程实施纲要》，从课程理念、课程目标、内容设置、实施原则、评价建议等方面制定具体的教学目标，使皮影戏校本课程更系统、完善。

（二）建设整合性的学科教学体系

学校将皮影戏结合到各学科课堂教学中，让学生在乡土艺术学科及其他学科教学中，更好地了解，更好地体验，更好地发展皮影戏。如在综合实践活动课中，开展“我爱乡土艺术”“我的皮影故事”等实践活动。美术课中进行皮影人物的制作学习和其他皮影道具的简单制作教学。音乐课中把传统“皮影戏”引进课堂教学， 1～3年级学生主要进行欣赏，目的是为了让小学生较早地了解、感知皮影，4～6年级学生主要进行表演训练，包括敲、打、唱、说、演等，并大胆采用学生喜爱的乐于接受的流行歌曲进行配音。在语文教学中尝试改编课文中的童话、寓言等，进行皮影剧本的编写。电脑课中渗透皮影的设计。通过学科整合、渗透，努力提高全体师生对“皮影戏”校本课程的了解、认识以及勇于探索、实践的积极性，初步构建皮影戏的多学科教学体系。

四、社校联动，营造浓郁教育氛围

学校因地制宜，充分挖掘和培育社会、家庭和学校三位一体的艺术教育资源。几年来，学校指导学生自主建立起学校、年级、个体三级学生社团组织，让学生走出学校，走进家庭，走进社会，通过显性、隐性的渗透，培养学生的本土情怀，加深对家乡艺术的热爱之情，达到继承和发扬祖国优秀文化的目的。

（一）辐射的基地——学校社团群

学校根据“皮影戏”教育的发展需要和可能，成立校级社团“江南皮影小剧团”，并制定了社团管理制度，招聘竞选社长，学校委派指导教师开展活动。小剧团通过采访调查，了解民间艺术的历史渊源。以“皮影戏专场演出”“校园文化进社区”和“广场文艺晚会”等活动形式，把“皮影戏”乡土艺术辐射到学校周边村落，丰富农村百姓的业余生活。

（二）信心的摇篮——年级俱乐部

学校在3～6年级中组建“小艺人”乡土艺术俱乐部，吸收对皮影戏有兴趣爱好和特长的学生参加。各年级根据自身特点成立若干个俱乐部，如光影社（皮影戏表演）、丫丫皮影组（皮影戏制作）、“星海拾贝”（皮影戏故事创编）等。这些俱乐部每年参加学校举行的“青春五月——校园艺术节”“金秋十月——艺术之星评选”，同时开展“课本剧表演”“学生特长展示会”“老少同演——非遗乡愁皮影表演”等艺术活动，并在活动中对表现突出的同学按特长分类评选出“校园之星”，在学校的艺术长廊中进行宣传，增强了他们学习的信心和发展的动力。

（三）兴趣的温床——个人组合吧

除了由学校、年级组织的社团和俱乐部以外，在各个班级中还有很多学生自由组合的兴趣小组，这些由志趣相同者自愿组建的一个个学习团队，在“灵活”上做文章，在“多彩”上下功夫，如皮影小沙龙、皮影小姐妹、非遗之花等。每逢周末或假期，这些个人组合吧自发到老艺人那里学习技艺，相互鼓励、鞭策、监督，形成了良好的自主探讨艺术的氛围。同时，学校的皮影室向这部分学生常年开放，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

五、继承创新，助推非遗文化传承

近年来，学校一直把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海宁皮影戏”作为办学特色和亮点，精心打造，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拓展，让古老的民间艺术薪火相传。

（一）与时俱进，积极创编皮影剧本

在继承传统民间艺术的特点、风格、样式的基础上，学校充分发挥教师和学生的想象力，开展创编皮影剧本的活动，为古老的民间艺术增添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内容。在创编剧目时，结合现代教育技术和课本内容，对皮影戏进行改革创新，尽量与当代的文化元素、城市建设和核心素养相结合，使皮影戏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为 “三市建设”、和谐社会建设和新农村建设服务，使传统与现代时尚相并举，让“古戏”焕发新活力。

（二）资源延伸，拓宽非遗传承广度

近些年来，学界把目光转移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的研究上，希望借助教育界，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笔者所在学校作为浙江省唯一的“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皮影戏）传承基地”，近几年把优秀的传统的地方乡土艺术引入学校、引入课堂，由学生带动一个家庭、一个社区投入乡土艺术文化保护与沿承中，拓展了学校艺术教育途径，营造了社会、学校、家庭三位一体的开放立体式的艺术教育氛围，走出了一条“走进学校，踏进家庭，服务社会”的非遗保护之路。

学生在丰富的非遗传承活动中激活了心灵，为他们以后的人生发展打上了底色。乡土艺术是传承社会进步与文明的一种形式，历经千百年的风风雨雨，许多宝贵的民间艺术正面临着失传的境地，学校作为培养人才的主阵地，有责任承担起文化传承的重任，让古老的乡土艺术与现代社会生活更好地结合，使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杜卫，周跃良编.小学乡土艺术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6.

[2]王淼.风生水起：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生动实践[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3]周和平.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与探索[J].求是杂志，2010（4）.

[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EB/OL].http：/ / www.gov.cn/zwgk/2005-08/15/content21681.htm.

遗产传承 篇4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传承人,成效与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自古流传至今的活态文化, 是发展着的传统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 因而, 它不能脱离民众的生活和生产而独立存在, 它是在历史长河中与时俱进地传承发展的。它不能被标本式地固态化保护, 它的生存与发展永远与人的社会实践分不离。从这个意义上说, 传承人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中之重。倘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后继无人或后继乏人, 传承人所承载的那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就会濒危乃至走向消亡。因此, 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的保护, 重视发挥各级传承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 是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存活在众多优秀传承人的记忆和技艺里, 传承人的口传心授是文化传承乃至文明发展的最重要的途径。经过15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实践, 我国已建构起了有效的传承体系和传承机制,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及传承人保护状况已大有改观。但是随着当代文化生态环境的变化, “非遗”的传承及传承人保护依然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新问题。全面客观地分析目前我国“非遗”的传承及传承人保护情况, 对于建设和完善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体系具有重要的针对性和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

一、传承及传承人保护的成效

我国自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以来, 采取了多种措施加强对传承人的抢救、保护、扶持, 传承工作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一) 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已经建立起了有效的传承机制

自从2001年我国的昆曲艺术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名录后,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始起步, 政府相关部门便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保护制度和传承机制的建设, 系统而有序地做了大量工作。为了进一步完善传承机制, 促使传承人保护制度化、规范化, 2008年5月, 文化部颁布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 (下称《办法》) , 对国家级名录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标准、权利、义务和资助等做出了规定, 《办法》的施行有力地促进了对代表性传承人的科学保护。根据此《办法》, 从2007年至今, 文化部已公布了四批共1986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涵盖了民间文学、杂技与竞技、民间美术、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及民俗共十大类, 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各省 (区、市) 均已公布了多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截至2015年底, 已认定与命名了12294名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江苏、浙江、陕西、河南等多个省 (区、市) , 先后制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同时, 基层的地市、县也相继开展了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命名工作。如今, 国家、省 (自治区、直辖市) 、地市、县四级传承人保护体系已经形成,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主体的核心力量得以确认。

(二) 加强对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 推进传承并扩大影响

在传承人的保护和发展问题上, 各级政府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体, 履行职责, 并发挥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

一是通过制定政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确立和规范传承人的申报与认定制度, 规约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应履行的职责及代表性传承人应尽的义务, 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及对传承人的保护步入依法保护的轨道。

二是通过普查和各种形式的调查, 摸清和掌握了各级传承人的基本情况。采取访谈、笔录、摄影、摄像等多种方法, 真实而全面地记录传承人掌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历史、现状、技艺、技能、传承谱系等, 抢救性地记录、挖掘、整理出一大批珍贵的资料, 建立档案和数据库, 利用数字化存储等。由文化部发起的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程, 是《文化部“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重点项目之一。2013年, 随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中心的正式成立, 开始实施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程。为全面实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 2015年6月, 文化部发布了《文化部开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通知》, 进一步明确了记录对象、工作计划、工作要求、工作程序及经费保障。目前, 各省 (区、市) 已普遍展开了这项工作, 对一批年事已高的国宝级传承人已做了全面、真实、系统地抢救性记录, 形成的录音、录像、文字记录等影音及图文资料等, 经过整理加工后, 已纳入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 最大限度地避免了传承人及所承载的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丧失, 同时也为项目的深入挖掘和传承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是采取多种措施支持保障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中央财政设立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 截至2015年底已累计投入42亿元。中央财政每年向每位国家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提供传习经费补助1万元, 2016年增至2万元;各省 (区、市) 财政每年向每位省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提供3000元至20000元 (北京市2016年增至2万元) 不等的传习经费补助。以命名、奖励、给予各种荣誉等方式提高代表性传承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中国文联、中国民协于2007年6月6日“文化遗产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首次“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命名大会”, 全国156个“非遗”项目的166名民间艺术家获此称号。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颁发的“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薪传奖”, 每年评选一次, 每次评选出杰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60名, 已举办了三届, 对提升传承人的社会影响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各地政府及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 如建立传习所、专题博物馆、大师工作室等, 为传承人提供传习场所, 并在传统节庆活动、地方文化展览、展演中, 为代表性传承人提供展示和宣传项目的机会, 有效地推进了“非遗”的传承和项目的保护与发展。

(三) 采取多种方式培养新一代传承人

十几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实践, 在政府主导与推动下, 我国已基本建立起了有效的传承机制, 使传承工作呈现出可喜的局面。一些项目由后继乏人到后继有人, 早学艺、早入行的年轻人, 有的已经成长为省市级代表性传承人, 或本行业的优秀人才, 他们已肩负起培养新人的重任。

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别不同, 必然会形成传承方式的差异。在“非遗”传承的实践中, 人们探索出了多种可行且见效的传承方式, 有的是延续传统的, 有的则是富有创新性的。这些传承方式主要包括:家族式传承、师徒式传承、基地式传承、生产式传承、教育式传承。

家族亲缘传承是长期以来一些掌握着某种特殊技艺的传承人传承技艺的方式。由于怕自己手上的绝活、绝技被外人学去而丢掉自家的饭碗, 只把技艺传授给自己的儿子或女儿等家族内的成员, 世代传袭。如今, 传承人虽然已不必固守秘密, 也没有保住饭碗的顾虑了, 但依然会有个别项目采用这种传承方式, 因其较少受外界的干扰, 更便于口传心授。若家族内子女愿意学, 由于受到长期的耳濡目染, 更容易培养出合格的接班人。

师带徒的传承方式, 自古沿袭至今, 在传统技艺、传统艺术等门类的项目传承上普遍适用。在一些实施生产性保护的企业中, 建立了以国家级传承人为首的“师带徒”岗位技能培训机制。企业有师带徒管理办法及考核机制, 代表性传承人收徒要举行正式的拜师仪式, 传授技艺有计划、有要求, 并与徒弟签订学徒合同等, 使传承具有稳定性、延续性, 能保证项目的核心技艺薪火相传。

基地式传承是指利用项目的专题博物馆、传习所等场所, 代表性传承人在展览、展示自己技艺的同时, 向手下的弟子及热爱该项技艺的民众进行群体式的传承, 在培养后继人才的同时扩大项目的认知度和影响力。

生产式传承是指对项目各个生产环节岗位上的人员进行技能培训。进行生产性保护的“非遗”项目, 通常会涉及到多个生产环节, 每个环节都有不同的技术、技能要求, 要使员工掌握本岗位的技术和技能, 就要实施岗位技能培训。这虽然培养的不是高端人才, 但却能使生产线上的普通员工掌握、提高项目生产的技能, 因而, 在生产实践中进行的这种实际操作性的培训是不可缺少的。

教育式传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种主要的传承方式。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 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传承后继有人。”这种教育途径包括学校教育、业余教育和其他公共教育。

目前, 我国教育式传承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态势。如学校教育就包括学历教育、职业教育、素质教育。就学历教育而言, 中山大学、云南大学、吉首大学、广西民族大学、湖北美术学院等不少高等院校已设置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相关的专业, 招收本科生或硕士生与博士生。目前一些高等艺术院校、职业院校已开设了刺绣、雕刻、蒙古族长调民歌、呼麦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专业, 培养了一批有学历的传承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不仅一直在招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学术型的硕士生与博士生, 而且为了培养“非遗”保护领域的管理型人才, 至2016年, 已招收了三届攻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研究方向的艺术硕士。此外, 还有由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招收的专业技能型硕士, 培养有学历、高素质的新一代传承人。就职业教育而言, 各地都有工艺美术学校、各类艺术学校, 如西藏唐卡画院、青海的热贡画院、安徽的行知学校、德胜-鲁班 (休宁) 木工学校, 等等, 这些学校不仅培养出社会需要的技能型人才, 而且使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后继有人。就素质教育而言, 各地文化部门还积极与教育部门配合, 将民歌、民乐纳入中小学音乐课, 将腰鼓、秧歌、锅庄等纳入舞蹈课, 将书法、剪纸、年画纳入美术课, 将传统技艺纳入手工课等, 积极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进课堂、进教材, 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对青少年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如北京市在全国首创“高参小”项目, 遴选了中国戏曲学院、中央美术学院、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等20余所高校参与此项目, 与东城、西城、海淀等多个区县教委签署合作协议, 结对共建140余所小学。大学教师走进小学课堂, 为小学生传授京剧、国画、书法、传统舞蹈、传统音乐、传统手工艺制作等, 从娃娃抓起, 通过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使广大少年儿童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陶冶, 增强对本民族文化的认知, 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四) 实施对传承人的培训, 提升传承人的综合素质

为提高传承水平, 增强传承后劲, 2015年上半年, 文化部采取试点先行的做法, 委托中央美术学院为来自全国各地的20多位优秀传承人举办了第一期研修班, 让他们接受专业指导, 与学者们开展跨界交流, 一起架设传统工艺通向艺术、走进生活的桥梁。在总结这期研修班成功经验的基础上, 文化部又在全国范围委托23所高校开展试点, 利用暑期办班, 对来自20多个省 (区、市) 的近1700名传承人和从业者开展了培训。在试点工作取得成功经验之后, 文化部、教育部于2016年1月启动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 (2016-2020) ”, 委托有关高校、设计企业等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的教育培训。该计划是从传统工艺传承人群入手, 将逐步扩展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各领域。根据不同培训对象, 研修研习培训计划分为研修、研习和普及培训三个层次:研修, 委托相关高校对具有较高技艺水平的传统工艺传承人或资深从业者进行研修培训;研习, 组织中青年传承人进入高校工作室、实验室及设计企业研究学习, 通过手工实践与设计、学术、高新技术的跨界交流, 解决“非遗”保护传承中的瓶颈问题;普及培训, 委托相关高校对传统工艺项目学徒或从业者进行普及培训, 以提高其文化素养、学习和领悟能力, 提高传统工艺的审美水平和实用程度。此外, 研修、研习、普及培训时长1-2个月。各高校每年组织3-5期。研修班每期不少于20名学员, 普及培训班每期不少于60名学员, 研习每期不超过8名学员。计划用5年时间, 培训10万人次。如此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对传承人群进行研修、研习和普及培训, 不仅提高了传承人群的综合素质, 而且有效地提升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传承的活力。

二、传承及传承人保护面临的问题

虽然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工作已出现了喜人的局面, 取得了实实在在的进展。但是, 目前, 一些项目的传承链依然比较脆弱, 传承人的生存状况还需要进一步改善, 对传承人的保护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工作有待进一步深化。可以说,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依然面临着不少需要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 传承人老龄化突出, 一些项目面临着人亡艺绝的风险

从已评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来看, 大部分人已步入晚年,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已进入了老龄化时期和衰亡高峰期。如今, 文化部公布的4批1986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中已有250人离世, 在世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中超过70周岁的已占到50%以上, 仍有传承人不断离世, 如湖南省有76位国家级传承人, 但滩头年画的钟海仙和李咸陆、宝庆竹刻的曾剑潭、土家族打溜子的罗仕碧、土家族茅古斯舞的彭英威、侗族傩戏的龙子明、辰州傩戏的李福国、踏虎凿花的邓兴隆等8位, 已先后离世。如今, 不少国宝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大多年迈体弱、孤老无助, 人亡艺绝时有出现, 有的身怀绝技绝艺但未能传承给后人就已离开了人世, 这就致使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濒临绝境。

经过十几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实践, 虽然我们已经建立了代表性传承人名录体系和保护制度, 传承人保护的面貌已大有改观。但是, 代表性传承人队伍的现状仍不容乐观。目前已进入了代表性传承人去世的高发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曾出现过一个月去世3名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的情况。以吉林省通化市为例, 至2015年底, 该市有国家级传承人1名, 省级传承人34名, 市级30名, 市本级15名。近两年, 各区县不断传来各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去世的噩耗。如被誉为朝鲜族说唱艺术的“活化石”——“乞丐谣”, 迄今已有200年历史, 是朝鲜族表演形式中少有的集说、唱、歌舞于一体的民间艺术。2011年入选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现正在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遗憾的是“乞丐谣”的传承人黄在姬已于2012年去世, 其后的传承人寥寥无几, 几近失传。这种情况严重地影响了项目的传承与保护, 因而不少项目的传承人需要抢救性保护。

(二) 传承人普遍文化素质较低, 一些项目后继乏人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绝大多数长期生活在农村, 是土生土长的普通民众, 自小少有受正规教育的机会, 所以, 文化程度普遍较低。他们虽然动手能力强, 但缺乏对手中技艺的阐释表达能力和挖掘研究能力, 同时也易造成固守陈规, 在传承传统艺术与技艺时, 缺乏发展创新的能力。如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中, 42.8%的传承人是初中以下文化程度, 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到18.6%。由于文化素质整体偏低, 同时又缺少参加学习和培训的机会, 因而传承人队伍经营管理才能和创意能力比较欠缺。在传统工艺企业的发展越来越倚重于综合性人才的当今时代, 这种现状无疑对传统工艺的复兴和发展构成了极大的制约。

由于许多传统技艺, 难度高、强度大、耗时多, 加之很多“非遗”项目不仅工艺复杂, 而且经济效益甚微, 很难打开市场。因此, 很少有人愿意学, 不少民间艺术大师面临着无弟子或弟子太少的尴尬境地。如“中国杂技之乡”河北吴桥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王宝和, 70多岁高龄的他, 如今门下无人, 手里的绝技“缩骨术”面临失传。“缩骨术”并非是一门真正能将骨头缩小的技能, 而是通过训练缩小骨间隙, 使得全身骨头有顺序地叠排紧密。王宝和说:“缩骨术需要拉伸骨骼、尤其是肩膀附近的骨关节, 最后使人的身高增加, 各个关节错位, 进而缩小身体。”如今, 家中后辈没人愿意学“缩骨术”。2009年, 65岁的王宝和前往云南、贵州、四川一些有操练杂技传统的地区, 但两个多月“寻徒之旅”一无所获。王宝和经常到吴桥杂技艺术学校给孩子们上课, 希望找到能够托付这门技艺的人, 但仍未能如愿。他无奈地说:“我向所有人打开了大门, 但没有人来学, 给钱都找不到徒弟, 我只能眼睁睁等着这门手艺失传。”这种情况绝非个案, 随着传承人年龄的老化, 不少项目都面临着缺乏人才传承和技艺的衔接问题。农村的青年一代向往城市生活, 对父辈掌握的老手艺缺乏兴趣, 没有成为新一代传承人的意愿。一些传承人苦心培养的弟子, 也常因抵不住各种诱惑而终止学艺另谋他路, 这也致使传承队伍不稳定。倘若这些问题不能有效地解决, 长久下去, 必会导致一些“非遗”绝技的失传。

(三) 传承人缺少基本权益的保障和必要的资金支持

传承人的基本权益包括法律、技术、行政、财政等方面的支撑。首先, 法律保护是对传承人最根本的保护。虽然我国已经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但针对传承人的法律法规保护条例还未出台, 对传承人的法律保护有待落到实处。在实地调研中笔者发现, 已出版的某些普查资料、口述史及民间故事、民谣等书籍, 有的只有采录者或编著者的名字, 却未著明讲述者;使用某家族传承了几代的“秘方”“绝技”, 却不能给予权利人应有的报酬;有些传承人带徒授艺或外出参加技艺展示、演示等活动, 未能获取合理的回报;一些“非遗”项目在开发利用或发展当地旅游中创造了丰厚的经济效益, 但项目的传承人 (群体) 却未能受益;有些“非遗”项目被任意地歪曲、篡改、造假, 传承人却很无奈, 等等, 这一切致使传承人受损的不只是经济权利, 而且包括精神权利 (署名权、文化尊严权等) 。

由于传统艺术精神、工艺精神的衰落, 加之受到各种利益的诱惑和驱使, 传承中出现了不少造假、侵权等问题。一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表演中出现的造假现象。如新疆哈萨克族的民间乐器——斯布孜合, 其语意是“吹”的意思, 它是该民族最古老的民间乐器之一, 也是该民族艺人最常用的一种吹奏乐器, 被哈萨克族民众誉为“心笛”。此乐器类似汉族的竖萧, 是一种竖吹木笛。目前, 该项目的传承人年老体衰、气力不济, 年少的学艺不精、达不到高水平的吹奏。这便导致此项目被邀演出时, 有的领导或舞台总监会让传承人站在台上拿着乐器摆摆样子, 用播放光盘代替真实吹奏, 但台下观赏的民众却浑然不知其真相。二是在传统手工艺领域, 存在着假冒伪劣现象。如把他人的作品改头换面, 变成自己的作品, 以谋求经济利益和各种荣誉;弄虚作假, 进行商业欺诈, 编造散布不实信息, 或侵犯其他传统工艺的技术秘密, 与同行进行恶性竞争。三是商标侵权严重。尤其是一些中华老字号企业, 由于知名度高, 影响力大, 品牌价值不菲, 容易被投机性企业商标侵权。老字号遇到商标侵权后, 维权艰难, 代价很高。近年来, 各种侵权事件逐年增多, 据杭州王星记扇业有限公司负责人讲, 现在各旅游景点和网上出售的王星记扇子, 有一半多的产品是冒牌货, 并非正宗王星记生产的扇子。北京市内联升鞋业有限公司已处理了多起商标、专利侵权事宜, 解决了边福茂、福连升的侵权, 最近又有个企业仅花了800元便注册了“内原升”, 借一字之差, 混淆品牌, 误导消费者。所有这些问题都严重威胁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传承与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由于多是民间艺人, 长期以来, 他们的艺术创造得不到社会应有的承认, 经济效益低, 生活与工作条件艰苦。虽然各级政府对传承人采取了资助和帮扶措施, 且资助金额也在不断提升, 但是, 由于地方财政补贴没有落实到所有市、县级“非遗”传承人, 某些地区市县级“非遗”项目依旧处于濒危状态, 部分传承人年老体弱, 生活条件艰苦, 传承难以为继。如果政府相关部门不能及时地给予他们扶持和资助, 紧靠“热爱”维系的创作和传承很难长久进行下去。所以, 开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调查与认定、管理与保障, 做好代表性传承人的抢救性记录工作, 保护与传承其杰出技艺, 迫在眉睫。

(四) 缺乏科学的传承理念与方法

多年来, 人们对传承人应该传承什么的问题, 理解得过于简单, 对这个问题比较强的共识是传承人通过口传心授把自己掌握的传统技艺、技能传给后人, 使其技艺不中断, 而能够较好地延续下去。如此传承, 虽然徒弟能够学会和掌握师傅手上的技术、技艺, 使技艺不会失传, 但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由于传承中强化创造性不足, 易造成因循守旧, 难以培养出具有创新性的新型人才和高端人才;二是单纯进行技艺的传授, 忽视对项目承载的非物质文化的传承, 虽然能使学艺者得其形, 但易遗其神, 即不了解该项技艺的深厚历史积淀和文化内涵;三是忽视了敬业精进、情怀高尚的工匠精神的弘扬, 易造成心态浮躁、急功近利, 致使生产的产品设计单调、缺乏创意、制作粗糙、包装低劣等问题。

三、存在上述问题的原因

造成某些“非遗”项目传承面狭窄、后继乏人等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 受传统传承观念和方式的局限

在物质匮乏的农耕社会, 艺人对从祖辈传袭而来的又经过自己多年潜心学习和磨砺才拥有的某种技艺、绝活, 怀有一种“敝帚自珍”式的心态, 在他们看来“良田百亩, 不如薄艺随身”, 再多的财富也有失去的时候, 唯有一门手艺可以保证衣食无忧。正是基于这种朴素的观念, 他们对自己掌握的技艺精益求精, 而且格外珍视, 使其掌握的本领只属于本家族或者是某一族群所有, 绝对保密, 不得外传。这样便形成了某些民间技艺单线式的传承方式, 即一对一地传承, 父传子、母传女、师父传徒弟。为了保证家族拥有的某种技艺不外传流散, 传承中甚至出现了只传男不传女, 可以传给儿媳却不能传给女儿。如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沙河藤牌阵, 是我国北方仅存的一种古代兵法实战技术, 自明代至今已历经数百年的历史。如今仅存于我国河北省沙河市十里铺村, 当地人称之为“打藤牌”。它之所以传承面狭窄, 就是因为几个世纪以来, 传承主体一直遵循着“只传男, 不传女, 传里不传外, 谁传外谁死”的训诫, 并把这一训诫奉为“金科玉律”。根据古训, 藤牌阵操练者只准操习一种兵器, 且不允许对阵法进行文字、图形记录。因此, 70多种藤牌阵法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 只有少数几位“藤牌会首”能够通晓全套阵法。如今, 村里懂得全套阵法的人只剩下年已80多岁的第十二代传人胡道正一人了, 胡道正老人已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如今, 当地已将藤牌阵操练纳入了小学的体育课程。尽管胡道正老人教习的热情很高, 但阵法仍是传男不传女, 且有些家长怕孩子受伤, 不愿意让孩子学习, 藤牌阵法传承依然面临后继乏人的困难。谨慎保守的传承方式, 必然造成某些民间技艺流传的范围很窄, 掌握的人数极少。同时, 这种一对一的传承, 主要是通过口传心授, 借助面对面的语言交流来进行的, 因而对传者的依赖性很大, 若传者突然去世, 或传授的技艺无徒可收时, 传者所拥有的这门技艺就可能失传。

(二) 受现代文化和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

相对封闭的社会文化环境, 是保持传统文化的稳定性和完整性、使民族民间传统技艺能够在代与代的传承中自然延续的客观条件。一旦这一客观条件改变了, 文化传承就面临威胁, 传承链在某些环节就会出现断裂。随着现代化浪潮的涌起和商品经济的深入发展, 偏远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也深受现代文化与现代生活方式的影响, 结束了过去与外界隔绝的封闭状态。社会成员在开阔了眼界, 大量接触了外来文化后, 开始认同现代文化和现代生活方式, 尤其是年轻人大多钟情于现代艺术, 追求现代时尚, 对传统艺术和技艺不再有昔日的热情。他们有着强烈的求富意识和求知意识, 对生存、对美、对快乐有了与他们祖辈完全不同的理解。加之要学好一门传统技艺需要下苦功夫, 难度高、强度大、耗时多、收入低, 令很多年轻人望而却步。如上海古老的松江顾绣, 被誉为鲁绣、苏绣、湘绣的渊源, 以技法精湛、形式典雅、艺术性极高而著称于世。绣时以针代笔, 以线为墨, 画绣不分, 要求绣工会看画、懂画理、认得画家笔势, 因此难度很高。据顾绣传人朱庆华介绍, 顾绣要先将丝线剖成24份, 然后用12号小针穿上剖成1/24细的丝线, 耗时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完成一幅顾绣作品。况且要成为优秀的顾绣继承人, 还需要有一定的灵气和悟性。要学好这门技艺太苦、太难, 自然年轻人不肯问津。

现代科技的发展和人们现代审美情趣的改变, 对传统文化艺术也造成了较大的冲击。如电影、电视、多媒体艺术对皮影戏的冲击, 现代流行歌舞对传统戏曲的冲击, 现代电脑绘画、高效胶版印刷技术对传统木版年画、剪纸作品的冲击。一些民间的麦秆画、刺绣、剪纸等, 题材陈旧, 几百年来表现的多是才子佳人、宫廷仕女、花鸟虫鱼、梅兰竹菊等传统图案, 难以适应现代人的审美需要, 对年轻人缺乏吸引力, 使得后继乏人, 技艺面临失传。

(三) 受主客观因素的制约且传承工作有待深化

如前所述, 传承人受教育的程度普遍不高, 很多人只会做, 不会说, 即不能讲述出所传授技艺的特性和文化蕴含, 既限制了他们对技艺的全面传承, 也难于在原有技艺基础上进行创新发展。要使传统艺术与技艺与时俱进地向前发展, 使之适应于当代人的情趣、要求, 使项目富有生机与活力, 需要培养出一代新型人才, 尤其是既能熟练掌握和运用传统技艺, 又有一定的创新能力的高端人才。目前, 一些项目的传承中, 由于缺少高层次的高尖人才, 严重地影响了项目的发展, 甚至已处于濒危的状态。如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的土族盘绣, 已有千余年的发展历史, 蕴含着土族传统文化的精髓, 是认识土族文化艺术史的活化石。已入选国家级名录的土族盘绣, 目前有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一名, 省级两名, 三位传承人均文化程度低且年事已高, 技艺传承困难, 对其掌握的技艺只能手把手地传授, 却讲不出技艺的文化特性、核心价值、技能要素等。土族只有口头语言, 没有书面语言, 如何完整地传承土族盘绣技艺确有困难。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的责任单位“互助土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面临的发展瓶颈便是人才问题。一是该公司没有专门的设计人才队伍, 只有一名兼职设计人员, 致使产品设计滞后, 不能及时推出适应当代市场需要及民众需求的创新性产品;二是基层绣娘不足, 现有的绣娘年龄均在45岁以上, 人才出现断层, 亟待培养一批年轻绣娘。如此情况,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绝非仅此一例。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一些传统工艺需要的原材料日益稀缺, 人工成本也在逐年上升。“2014年, 东阳木雕一个工达300至600元, 黄杨木雕一个工300元左右, 青田石雕一个工也与此相同。加之税收的压力, 对于当代手工艺者来说, 生存环境不尽如人意, 因此, 趋利成为创作的目的, 在利益为上的状态下, 逐渐地丧失了工艺的精神。”此外, 一些传承人自身缺乏市场策划、包装、运作等商业手段, 不能有效地借助现代科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创新, 不能有效利用现代知识产权制度保护自己的创新成果, 致使非物质文化表现手段落后, 效率低下, 假货泛滥, 市场秩序混乱, 传承链面临断裂的危险。

一些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对传承人的保护虽然提供了一定的经济资助和技艺展示平台, 但如何切实保障传承人的权益并给予有针对性的法律、行政、技术等层面的支持、指导等, 还远远不够。由此可见,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自发过程, 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受到了严重影响, 其面临的诸多威胁, 的确令人担忧。倘若听之任之, 许多民间宝贵的文化事象将迅速消亡。那么, 如何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薪火燃烧下去, 且越烧越旺, 这是我们今天必须用行动回答的一个重大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究梳理 篇5

摘要：随着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潮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到非遗研究中，学界对于非遗传承人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研究，本文将从传承人认定、传承人特点、传承人类型、传承人保护等方面进行梳理，同时，提出日本和韩国在传承人保护方面的卓越成效，试图为非遗传承人保护的实务工作开展和理论探讨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3届大会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这是迄今为止联合国有关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最重要的文件。该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下的定义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各社区群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持续的认同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在本公约中,只考虑符合现有国际人权文件,各社区、群体和个人之间相互尊重的需要和顺应可持续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1从公约中我们可以看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植根于民族土壤的活态文化,是发展着的传统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是不能脱离人类智慧而独立存在，它的生存和发展是处在“活态”传承和“活态”保护之中，由此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其核心就是对传承人的保护。

二、传承人概念

国内首个关于文化传承人的管理文件2006年颁布的《湘西土族苗族自治州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管理暂行办法》界定其所指|“传承人”是“指州人民政府公告命名并在我州境内通晓本民族传统文化活动内涵、表现形式、组织规程或在本民族民间工艺领域中技艺精湛或掌握有一定数量的民族传统文化原始文献、资料和实物。并有一定研究成果被群众公认的代表人物。”随后在2003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草案)中,也对传承人的条件做了规定,其第15条规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公民,可以申请或被推 荐为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传承人:(1)在一定区域内被公认文通晓本民族或者本区域民族民间文化形式和内涵的代表人物;(2)熟练掌握民族民间传统技艺,在当地有较大影响的艺人;(3)掌握某种稀有民族民间传统技艺的公民;(4)大量掌握和保存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原始文献和其他资料!实物,并对其有一定研究的公民。”第16条规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团体,可以申请或被推荐位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传承单位:(1)以弘扬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为宗旨(2)掌握某一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技艺,或者研究、传播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取得显著成绩;(3)坚持经常开展以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为内容的活动;(4)有效保存该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相关资料或者实物。”根据这些规定,著名民族学家祁庆富先生在全面梳理了传承和传承人的学术史后,将传承人定义为:“在有重要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过程中,代表某项遗产深厚的民族民间文化传统,掌握杰出的技术、技艺、技能,为社区、群体、族群所公认的有影响力的人物。”2非遗传承人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振兴中有重要作用，是承接前人经验，启迪后人智慧的桥梁。通过传承人一代又一代周而复始的“传”、“承”交替循环，非物质文化遗产才得以世代延续继承下来。在我国学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两者的定义和条件也不尽相同。广义上的传承人概念，即一般传承人，即在有重要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过程中，代表某项遗产深厚的民族民间文化传统，掌握杰出的技术、技艺、1中华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中华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普查工作手册,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 第200页

祁庆富: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传承与传承人,载于《西北民族研究》,2006年第3期 2技能，为社区、群体、族群所公认的有影响力的人物。狭义上的传承人，即法律意义上的传承人，在我国称为代表性传承人。代表性传承人是指承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或者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保护责任，掌握该项目的知识、技能，并具有公认的代表性、权威性与影响力的人。一般性传承人和代表性传承人在概念、法律地位、社会地位上存在很大差别，可以说代表性传承人是由国家认可的、传承主体中的佼佼者。

三、传承人特征 第一，能熟练掌握国家或地方政府认定的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个体传承人作为某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实际掌握者，必须是通过国家或者相应地方主管部门的认定并且许可。这是作为个体传承人的合法基础。第二，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本领域内有较大影响力。对于传承人所掌握的“非遗”项目，不能简单归结为掌握某种技艺或者某种特长，需要实际扎根于某个特定领域内，并且能够形成较大的影响力，从而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的典范。

第三，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需为公众认同并能积极传承。传统文化丰富多彩，良莠不齐，这里定义的“非遗”项目必须是健康积极，并能为民众集体喜闻乐见，并能使得世代传承的文化成果。

第四，愿意投身非遗传承事业，积极参与非遗传承活动。

四、传承人类型

1、家族、族群等群体性主体

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来说是经历了常年累月而积淀下来的，往往涉及一个族群 或者社区，在教科文组织和其他国家也都承认他们的存在，并且认为这是非物质文 化遗产表现的一种形式，在我国很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都是涉及到一个或者多 个地区的族群的，他们同样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主体，而且是不可剥离的。

2、个人、独立传承人

其实在划分个人主体和群体性主体时，他们之间在很多时候体现的是相互包含，又分别独立的关系。个人不可能脱离群体而存在，群体也是由单个人所组成的，个人在传统文化表达的发展和再创造中起着中心作用。所以我们列出个人主体时，在宏观层面是为了促进一种技艺能够更好的传承。个人对于技艺的传承他会起到一个再创造的作用，这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活态”文化，能够保持其鲜活，同时又不失其原真状态的最好方式。

五、传承人权利和义务

1、权利 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对其掌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享有传承权。传承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享有的最重要的权利之一。传承权本身包含两层内涵——有权自主选择下一代传承人和有权自主选择传承方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可以根据自身的经验和所传承技艺的特点制定选择下一代传承人的具体标准选择有天赋的继承人。其次，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开展传承活动时享有获得资助的权利。对于传承主体来说，物质条件是基础，没有物质条件做坚实的后盾，传承人的种种规划很难实施，传承活动也无法开展。对于由各级政府直接认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国家有义务对其进行物质上的扶持和帮助，支持其培养下一代传承人、开展传承活动。传承人不仅有权获得政府的资金资助，还有权在授权范围内自主支配资金。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配合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调查时，还享有被尊重的权利。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 16 条的规定，文化主管部门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调查时，应当征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同意，并尊重传承人所在地的风俗习惯，不得损害传承人的合法利益。

2、义务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 31 条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义务作了详尽的规定，主要涉及四个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还特别规定了代表性传承人的退出程序，作为传承人不履行其法定义务的惩罚机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无正当理由不履行前述规定义务的，文化主管部门可以取消其代表性传承人资格，重新认定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正当理由包括不可抗力、第三人原因等；丧失传承能力的，例如疾病、伤残、年老等，文化主管部门可以重新认定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3传承人要积极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传承人培养后继人才应当摒弃“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旧思想，如果在传承中有所保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承继将一代不如一代，势必造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逐渐消亡。非物质文化遗产伴随着丰富的实物资料，如图片、文字、声音、影像等。这些实物资料代表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水平、承载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因，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实物资料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持、研究和传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非遗传承人应当妥善保管好这些实物资料。除此之外，《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 11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需要，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由文化主管部门负责进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可以对其工作领域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调查。根据本条规定，代表性传承人对上述文化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有配合的义务。传承人还应当积极参与社会性公益宣传活动。从而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扩大社会影响，营造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提高全社会的保护意识。

六、传承人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1、认定问题

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里,代表性传承人(一般指国家级非遗文化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主要是指那些被普遍性认定极有一定影响力的权威的有代表性的承担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里的相关项目的传承责任的且通过了国务院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的审核与认定的优秀传承人。传承人的认定不是个简单的过程,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多样性、活态性，并且不同项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传承方式也各不相同。我国对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制度,不够细化完善。传承人认定过程时常遇到量化问题。《非遗法》第 29 条第 2 款对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标准有着明确规定：“熟练掌握其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特定领域内具有代表性，并在一定区域内具有较大影响；积极开展传承活动。”也就是说，传承人应当具有技艺性、权威性和能动性。但是，这三点在“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过程中并不便于掌握。“熟练”、“较大影响”等词汇过于抽象，何谓“熟练”？何谓“较大影响”？这些都没有具体标准可参考，特别是当出现条件类似的传承人时，会处于无法认定的困境。同时，在认定程序上也存在很大的问题，《非遗法》第 29 条第 2 款规定，申请代表性传承人，由申请人向政府提出书面申请，再由政府部门对提出的申请进行审核，最后公布审核通过的情况。一旦通过，这个申请人即成为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纵观整个程序可发现，传承人的主动申请才是最重要的环节。然而，从我国传统手工技艺传承人的生存环境来看，传承人大多生活于偏远乡村，信息的闭塞导致传承人无从了解相关制度，更别说主动提出申请成为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3信春鹰.《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解读》[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85.2、观念问题

很多非遗传承人，在传承中仍然保留着旧社会封建观念。“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等腐朽观念依然存在于当今社会。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非遗传承途径，使得很多有潜能的人并不能成为有政府认可的代表性传承人。传承人后继人才队伍匮乏，随着老一代传承人的老去,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日渐衰弱。

3、制度问题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权利和义务的规定是不对称的，或者可以说在法律中体现的代表性传承人的权利，是通过行政机关授予而获取的一种反射性利益，即便规定了传承人享有相关权利，但是在大众认知体系中，这种权利往往不被接受，很多情况下，传承人生活压力大于普通人，政府支持力度不够。《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在认定代表性传承人的标准的第 29 条中，其中有一款是这样规定的“在特定领域内具有代表性，并在一定区域内具有较大影响”，“一定区域”是指的什么呢？“一定区域”范围有多大呢？我们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怎么来确定它呢？再如，在第 31 条的最后一款中规定“丧失传承能力的，文化主管部门可以重新认定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那么，其中什么情况才属于丧失传承能力？“传承能力”具体包括什么呢？都没有具体的表述，那么有可能在文化行政部门撤销代表性传承人时，自由裁量的权力扩大，这对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是不利的。

4、关注偏向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起步较晚，现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保护政策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实验性特征，其中对“传承人群体”的忽视是一重大缺陷从现有实践来看其实质是保护“代表性个体传承人”的政策，突出的是“传承人个体”，缺乏对“传承人群体”的关注。4现行政策保护“代表性传承人”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非遗保护和传承的事实证明，“传承人群体”在保护政策中缺失所造成的后果在当前实践中已见端倪，其消极影响的突出表现就是导致了个别传承人的“独占”地位，造成了“政策垄断”。5

七、可借鉴成功案例

1、日本

在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机制上，日本是很成熟的。作为我们反复强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群体性的特征，有的技艺往往不是一个人，而是多个人或者是一个社区或者族群。日本政府在认定机制上进行了分别认定，这是对我国保护传承人上是值得借鉴的，主要分为三种情况：（1）个别认定:对于能够高度体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掌握能力的个人,例如在传统运动项目、绘画艺术、古老群众文学、曲艺戏剧演出等等极其具有个人色彩的许多文化财产,可以进行只针对个体的“单独认定”。或者是能认定为单独承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立个体,在编织、染色、土陶品等等领域也可以进行个别认定,认定为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2）、团体认定:被指定为重要无形文化遗产的文化技术,该技艺承载者人数较多,个人特征不明显,这种情况下可对这群传承人组成的群体给与“保持团体认定”。（3）、综合认定:介于个人认定与团体认定之间的,是指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承载者,由人数为2或者2以上的结构情况,可以进行“合并认定”。6同时，日本的“人间国宝”制度是做得非常出色，为其他的国家提供了一个示范性的作用，这也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复杂客体保护的最好的方法：在认定之后，对传承人的行政支持上，日本每年都拿出财政资金进行资助。日本文化厅对这些“人间国宝”支付特别扶助金，其年金额达 200 万日元(约 14 万人民币)，以鼓励他们不断提 45 杨征《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保护政策中“群体性”的缺失》2014 06

陈静梅《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究述评》［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04）王光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培养与造就模式试探[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 6 高技艺和悉心培养后继传承者。7

2、韩国

韩国在日本的影响下，早在20 世纪 60 年代制定了《文化财保护法》。韩国对代表性传承人的称谓叫做“人类活珍宝”，韩国在认定“人类活珍宝”也和我国单一的认定机制是不一样的，分为个人认定和团体认定两种，并将这个称谓作为荣誉称号赋予权利人或者族群，并且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他们的责任和义务，在中央和地方两级大力的提供资金支持，对优秀人才的保护是做得很到位的。对于有关无形文化财演出等各种活动，国家会根据演出规模等具体情况提供 200 万韩元(约合人民币 1.4 万元)至 500 万韩元的资助，对于“人类活珍宝”，政府按每人每月 100万韩元提供补助。8对于能够成为“人类活珍宝”的人或团体，在福利上也会大大的增加，政府会对该类保有人或者保有团体特殊的优待。但是如若不履行相关义务，也会受到处罚。对于收徒传承技艺，韩国有备案的制度，政府部门还必须进行监督，以便传承能有效的进行下去。

除此之外，韩国还设立了专门培训机构，对传承人进行培训，训练他们的技艺，并且还可以为其免除兵役，这无疑提高了传承人传承技艺的积极性，同时，也使得传承人在传承本民族优秀文化时无后顾之。

八、总结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传承人是核心、是灵魂。因为传承活动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延续的一种手段，它在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中介作用。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任务迫在眉睫、刻不容缓的现实情况下，运用法律手段建立一套全面、科学、合理的传承人保护机制是当前现状的客观要求。国家的立法保护能够从根本上维护传承人的合法权益，提升他们的自我价值，赋予他们更高的社会地位。在制定认定机制时，应当广泛借鉴国外成功案例，汲取他国之精华，结合我国非遗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合理有效的认定程序。除此之外，应在关注代表性传承人的同时，应当注重群体性传承人，并在政策表达上予以确定;从观念认识和政策表达上提高对“一般性传承人”的认同和重视程度;消除“代表性传承人”的“独占”地位，打破“政策垄断”;设置适合的考核评估标准，督促“代表性传承人”在增加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参与者等方面有所作为，积极营造“群体传承”的氛围。将传承人的权利和义务更加清晰，除此之外，对现有制度细化，转化为各项长效工作机制，从各方面做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世代相传。

7顾军、苑利著:《文化遗产报告:世界文化遗产报告保护运动的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8王文章主编:《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64 页。

参考文献：

[1]祁庆富.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传承与传承人[J].西北民族研究.2006, [2]信春鹰.《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解读》[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85 [3]王光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培养与造就模式试探》[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 [4]顾军、苑利著《.文化遗产报告:世界文化遗产报告保护运动的理论与实践》[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5]王文章主编《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64 页。[6]齐爱民.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研究(四)--商业开发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异化”与“反异化”--以韩国“人类活的珍宝制度”设计为视角.电子知识产权,2007 年第 7 期

[7] 萧放.《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认定与保护方式的思考》［J］.文化遗产，2008(1)[8] 陈静梅《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究述评》［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04）

武汉近代建筑遗产的传承与发展 篇6

关键词：近代建筑；传承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2-0235-01

一、武汉近代建筑遗产的特点

近代历史中，汉口开放商埠，给武汉带来了中外建筑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机遇，也使武汉近代建筑具有了自己独有的建筑特点。武汉深受长江流域文化传输带的影响，码头文化和外来商贸、移民等多因素的交织，使武汉传统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出现了诸多带有明显殖民风格、融合了南北及中外特色的建筑。由于受到各种外来文化和建筑流派的冲击、武汉近代建筑在艺术风格上，呈现多样性。

（一）武汉近代建筑遗产的分类。

1.租界建筑。19世纪后期，中国传统城市文化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冲击，殖民风格建筑被带入武汉。汉口被辟为通商口岸，英、俄、德等国先后在汉口开辟租界，国际商贸发展迅速。汉口成了西方建筑文化在中国内陆的展示平台，形成了中西结合的城市形象。

2.里份建筑。里份建筑是我国近代出现，在内河港城市较普遍的一种多栋联排式住宅建筑类型。武汉市近代里份建筑主要分布在今武昌沿江工业区以及汉口江汉区、江岸区等地段。经过不断的发展，里份建筑结合武汉的特殊地理及人文环境，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汉味里份建筑群。

3.遗址建筑。包括近代历次革命遗址、名人故居以及工业遗址。其代表建筑有辛亥首义起义门和红楼、施洋烈士陵园、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八七会址、二七纪念馆、汉阳兵工厂厂房、大智门火车站、宋庆龄汉口旧居、詹天佑故居等。

二、武汉近代建筑遗产的传承

（一）宋庆龄汉口旧居保护。

宋庆龄汉口旧居，原为华俄道胜银行，由德国建筑师马尔克斯于1896年设计建成，其设计用途为银行办公。1926 年底，国民党中执委在庐山召开会议，决定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同年 12月 10 日，宋庆龄和国民政府先遣人员到达武汉，入住这幢银行建筑，并在此生活和工作了 8 个月。旧居建筑已使用约 110 余年，已超过房屋规定的使用年限，房屋结构老化，维修保养不足；房屋外墙面多处存在潮湿风化，建筑局部稍有倾斜，木楼板板面局部磨损，板缝稀疏，屋顶阁楼木构架腐朽，楼板破损严重，阳台栏杆及顶棚局部渗漏，粉刷层开裂脱落，红瓦屋面局部漏雨，檐口破损。

通过对建筑前期的资料收集及完善的基础上，对旧居的保护，从平面功能完善及室内外立面修复两方面来进行。

首先恢复原貌，拆除后来使用者搭建的建筑构件，力争保留建筑的原真性：恢复竖向交通空间——楼梯的组织方式、恢复改作它用的房间功能、恢复已被弃用的两处地下室：其次，对建筑外立面进行全面修复，清洗污浊的墙体，加固修复破损的墙体，补齐残损的外立面线脚，更换破损的装饰檐口，更新破损的外立面门窗，恢复屋顶老虎窗的开窗方式，真实再现旧居建筑的原貌；同时对建筑室内装饰设计也进行了全面的翻新和再创造设计，恢复和保留原有门窗套和壁炉的装饰样式，对原有木楼梯进行加固和翻新设计，增加了墙裙和吊顶设计，恢复当时民国时期租界建筑室内的俄罗斯装饰风格。

三、武汉近现代建筑遗产的发展

通过对武汉近代建筑的学习和研究，我们认为，要发展武汉近代建筑，不仅仅是对建筑遗产进行保护，更应该把武汉近代建筑的精髓运用到现代建筑设计中去，建立起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对于如何在现代建筑设计中体现出武汉近代建筑遗产的特点，我们提出了几点设计原则：

1.总结武汉近代建筑遗产中的建筑符号与元素，并加以提炼；

2.对武汉近代建筑遗产进行分类，对不同功能和定位的建筑加以归纳，从而总结出建筑功能与空间之间的对应关系，在功能上满足现代建筑设计的需求；

3.提倡新技术的运用，以及生态、绿色、环保理念等，在保证武汉近代建筑风格的同时，用于进行各种创新。

（一）吉庆街片区改造。

1.项目概况。吉庆街片区位于武汉市汉口大智街 区域，街区内有 1932 年为纪念英国传教士杨格非而修建的格非堂，现为基督教荣光堂，街区内还有武汉风味餐饮小吃店、并带有一定自发的汉味民俗特色表演活动。

2.设计理念及设计方法。

（1）整体规划设计。将吉庆街街区与所在老城区进行整体考虑，处理好周边交通干道与本街区的交通关系，并兼顾街区周边建筑类型和人们生活方式的相关因素，对街区进行了可持续性发展的功能定位。整体街区规划为3大功能区，即美食生活区、民俗创意区、文化馆藏区。

（2）建筑修复保护。在对荣光堂及现有建筑的改造中，设计师通过对老汉口建筑造型元素的挖掘，将马头墙、门坊等元素融入其中，以再现老汉口商街风貌，展示中山大道的历史文脉。在入口处适当引入现代建筑元素，体现传承与发展关系。

（3）与现代相融合。对于街区内已经存在的一些现代高层建筑，采用在其裙房立面上作适当整改，使之能够融入街区的整体风格中，并结合其位置进行适当的商业改造。

四、结语

约翰·罗斯金曾经说过：“一个建筑的最大荣耀不在于它的石材，不在于它的金饰。建筑的荣耀出自它铅华洗尽的墙上散发出来的回响、凝视、神秘的共鸣，不论过去的是与非。”历史建筑承载的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内容，还饱含了一段历史的记忆和文脉。如何将这样的历史记忆延续和发展，在当今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尝试的课题。

参考文献：

[1]常青.历史建筑修复的“真实性”批判[J]. 时代建筑. 2009（03）

[2]方可.“复杂”之道——探求一种新的旧城更新规划设计方法[J]. 城市规划. 1999（07） [5] 曹伟. 城市化进程中居住环境的污染及其防治对策[J]. 华中建筑. 1999（01）

[3]吴良镛，方可，张悦.从城市文化发展的角度，用城市设计的手段看历史文化地段的保护与发展——以北京白塔寺街区的整治与改建为例[J]. 华中建筑.

[4]方可.西方城市更新的发展历程及其启示[J]. 城市规划汇刊. 1998（01）

[5] 罗小未，张家骥，王恺.中国建筑的空间概念[J]. 规划师. 1997（03）

北京中轴线建筑遗产保护与传承 篇7

轴线或许是人类的第一表现。从蹒跚学步的孩子沿着轴线走动始, 轴线事实上成为了校准线。在中国古代文献中虽没有明确提到“轴线”一词, 但纵观中国的传统建筑与城市, 轴线的存在确是明显的。我国古代都城大都较为方正, 在南北方向上多存在城市轴线且基本上位于城市中心。这种居于城市中心的中轴线的创作与建设是创意追求的, 它与整个城市的布局是密切相关的。北京旧城主要是明清北京城给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 它是中国古代都城, 特别是都城中轴线建设的集大成者。明清时期, 全城结构虽有调整, 但大致还是元大都的型制。从城市设计视角看, 中国古代城市中轴线的发展可概括为:按一个理想范本, 历朝历代不断探索能表现集权统治和宗族礼法的城市中轴线系统, 北京中轴线正是遵循着这种范本。其文化内涵已日益被挖掘出来, 即它体现至高无上的皇权文化, 平民百姓的市井民俗文化、传统文化内涵的延续和发展等。按照北京“十二五”时期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建设规划征求意见稿的内容, 北京应成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具有高度包容性、多元性的世界文化名城。“规划”强调旧城将成保护政策特区, 中轴线各段及朝阜路整治都将纳入保护体系。据此, 我想起20世纪50年代的“梁陈方案”, 想起2011年梁思成诞辰110周年的学术追记, 想到为什么北京旧城整体保护之路走的如此艰难。令人钦佩的是2011年全国“两会”上, 全国政协委员,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博士在提交的28个提案中, 专门做出了“关于推动北京传统中轴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提案”。他在归纳了始于北京元代发展于明清的中轴线的特点后, 分析了在这传统中轴线上所汇聚的传统与现代建筑, 并从三方面对加强北京传统中轴线保护提出了建议, 这些观点成为撰写本文的出发点。

一、从北京中轴线建筑测绘图谈起

这是曾被历史尘封的往事, 这是发生在辛亥之子张镈大师 (1911~1999) 身上的故事, 它完全源于中国传统建筑的启蒙先师朱启钤 (1872~1964) 的动议, 迄今可被誉为北京“二战”期间建筑界保护建筑文化遗产的一次壮举。1994年版《张镈:我的建筑创作道路》一书这样记叙了1941~1944年他率领天津工商学院建筑系师生测绘中轴线建筑的经过。1940年后, 经美国康奈尔大学土木系硕士马增新, 介绍张镈见到仰慕已久的朱启钤。张镈回忆道:“朱桂老对我说, 从历史上看, 历代宫室难逃500年一次大劫之灾。传统木结构经不起火焚、雷击, 圆明园的石结构也逃不过兵火之灾。他十分珍惜明清两代保存下来的文物, 认为这是传统建筑的瑰宝, 要及时精确实测以留下真迹……建议以基泰名义与之签订承揽测绘故宫中轴线古建筑的合同。”据张镈回忆, 他们承包了故宫中轴线及其外围的文物实测工作, 如左祖、右社、天坛、先农坛等。在中轴线上, 北起钟鼓楼, 南抵永定门, 重点是紫禁城内的建筑。张镈在1991年写给故乡山东无棣县政协的回忆录中说:“测绘人员百分之九十是我在天津工商学院教书时的学生。我们的工作地点就设在天安门后端门前的西朝房中。为了保存真迹, 图纸是用厚的橡皮纸, 每张尺寸为42英寸×60英寸 (相当于1.07×1.53m) , 因此在比例尺上至少为1:100, 某些细部为1:50或1:20。这些学生 (据文献记载:天津工商学院建筑系有10人:张宪卢、虞福金、杨学智、高文铨、林远荫、林柏年、陈濯、李锡震、李永序等9名, 另一名尚未查到;天津工商学院土木系毕业生是, 张宪虞、郁彦、孙家芳, 还有上海圣约翰大学建筑系毕业生沈尔明等人, 加上基泰事务所同仁有20人;这里并不包括林镜新摄影师、许致文统计文书兼会议、传统技艺的老架子工扎匠徐荣文父子等) , 他们工作十分认真, 测绘时攀登高点不畏危险。把每一构建都作详测, 虽有雷同, 也不放过, 甚至连玉台台阶、栏杆也是步步实测。”对此张镈评价道:一是青年好盛, 认真负责;二是符合本行学习心得;三是宁可累些, 也不做伪官;四是具有一定的师生之情。这件工作, 对我们学习和提高创造了难得的条件。此项工作自1941年6月开始至1944年秋结束, 尤为珍贵, 张镈表示他时年30岁, 与大家一起到瓦面屋脊处亲手测量, 不时钻入木架内部去观察细部, 并照相留入真迹, 这种实践不仅培养爱惜祖国文物之心, 也对中国传统建筑结构构造和外形风格有了较深的体会。

1994年4月12日召开“张镈大师《我的建筑创作道路》出版暨从事建筑创作60年座谈会”后, 张镈将他珍藏的200多幅北京中轴线测绘图的玻璃底版交给笔者保存, 我感受到了这批珍品的份量。2005年元月, 在国内一批建筑学前辈支持下, 恰逢故宫博物院成立80周年, 经本人策划由马国馨院士主编 (金磊、王其亨为副主编) 的《北京中轴线建筑实测图典》出版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年1月) , 在该书中多位著名建筑大家高度评介60多年前的建筑遗产保护之壮举。傅熹年院士说:“由于它的重大历史、文化价值和唯一性及不可再生性, 要求我们一定要绝对地、完整地、忠实地保存其原状, 使其蕴含的历史和文化信息能持续保存下去。保存工作除不断地进行原状维护, 维修使之延年益寿、老当益壮外, 通过测绘, 精密地记录其全貌和特色时期的现状也应是重要内容之一……这套图绘制精密、数据完整, 远远超过目前古建筑测绘图的精度”。对此成果马国馨院士认为:中国营造学社在历史上与北京故宫的关系密切, 如1931年维修故宫南角楼, 1932年拟定文澜阁修葺计划和南薰殿维修计划, 1934年拟定景山五亭计划等。对于故宫测绘, 林洙先生在《中国营造学社史略》中提到:“1934年中央研究院拨款5千元给学社, 要求学社将故宫全部建筑都测绘出来, 出一本专书。这项工作由梁思成负责, 邵力功协助。所有殿堂及各门由梁思成率邵力功、麦俨增、纪玉堂测绘, 次要建筑如小朝房, 小库房由邵力功负责。自1934~1937年测绘了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共计60余处。除故宫外还测绘了安定门、阜成门、东直门、宣武门、崇文门、新华门、天宁寺、恭王府等处。可惜因抗战爆发, 故宫没有测定, 已测绘的图稿并未全部整理绘制出来, 也下落不明, 可能毁于1939年天津的水患。这对于主持中国营造学社的朱启钤先生肯定是一块未了的心病。这批测绘图纸是故宫研究的重要史料……这项工程远非一般修缮工程可比, 尤其在特殊历史情况下, 能进行科学测绘记录可谓一件奇事……从1944年测绘完毕至今已60年, 从中央研究院1934年拨款准备出专集也已过去70年, 如今这批珍贵的图纸和资料终于付梓问世, 也可告慰为中国建筑筚路蓝缕的诸前辈”。2011年初刚辞世的最后一位当年测绘学生、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冯建逵曾在2004年回忆这段往事, 说“……张镈先生的绘画水平很高, 有时看到同学们的画面太呆板, 就拿起画笔只‘唰唰’几笔就给同学们的画稿上加上了大树和绿草……这次实测是故宫自明朝建成后500多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工程测绘, 这件事也是中国古建史上的一次壮举”。

对于张镈大师主持的北京中轴线建筑测绘这桩迄今已有七十余 (始于1941年) 的往事, 我也在《北京中轴线建筑实测图典》的编后记中写道:“北京中轴线上的故宫是中国文化的一部通史, 紫禁城及其相关坛庙、陵寝、行宫等皇家建筑的规划设计思想、历史沿革、科学技术、建筑艺术价值等宫廷典制文化已引起学界广泛关注……紫禁城作为有传统活力的、最特殊的、最珍贵的艺术杰作, 在空间上的卓越风格在今天给人更多的感受。如果说梁思成先生是最早把我们古代建筑和外国古典建筑并列引入建筑设计教学体系是一个创举, 那么我们所编撰出版的这部《北京中轴线建筑实测图典》就是对梁思成、张镈先生等老一辈建筑家的不能忘却的纪念”。我以为在今日三维立体扫锚技术大发展的当下, 在中外世界文化遗产面临诸多挑战的背景下, 最大限度地挖掘并整理历史上的北京中轴线测绘图意义重大, 同时它也将丰富现代高技术背景下的建筑绘测文献的保护与传承。

二、北京传统中轴线的建筑遗产价值

中国第一代建筑学家林徽因教授在20世纪50年代初为《新观察》杂志撰文时如此评介故宫:“故宫建筑本身是这个博物院中最重要的历史文物。它综合形体上的壮丽、工程上的完美和布局上的庄严秩序, 成为世界上一组最优异、最辉煌的建筑纪念物, 它有无比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单士元曾说:故宫是一部中国通史, 它不只是皇宫, 从建筑布局、空间组合, 到匾额楹联里, 都能体现中国五千年的社会发展史、文明史、文化史, 其收藏文物是传统。侯仁之先生也认为:较之华盛顿城市规划的东西轴线, 北京城的中轴线有它的特殊含义。中轴线的南北向确实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 是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加上人工的创造而发展起来的, 在意识形态上形成这么一个思想。紫禁城在这条中轴线上, 应视为城市规划发展进程上的一个里程碑。从城市规划结构上讲, 它是中国历史上皇权统治时期最后、最完整、宝藏最丰富的一个建筑群。

这里用借鉴之思看看西方国家城市轴线的演变。欧洲文明发端于古希腊, 此后文明的中心转到罗马。虽然中世纪在罗马灭亡之后阻碍了发展, 但它终以文艺复兴的方式在意大利再度崛起, 并在法国得到新的发挥直至发展成现在的西方世界。城市是各种文明的集中体现, 其中轴线系统的发展, 则更多的是对实用、精神、美观的追求, 如巴黎在15世纪末, 法兰西国王在城市资产阶级支持下统一了全国, 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 入侵意大利的战争, 带回了它特有的建筑文化。可法国文化并未完全意大利化, 而是随着法国超过意大利成为欧洲当时最先进的国度, 形成了有自身城市特色的古典主义文化。到了17世纪下半叶, 古典主义成为法国文化的主要潮流, 主张以几何和代数为基础的理性判断代替了直接的感性审美, 于是创造出了绝对君权的建筑——凡尔赛宫。凡尔赛宫的中轴东西长达3km, 还有一条横轴, 其总布局对不少欧洲城市规划有积极影响。先是巴黎的主轴线, 后来建成的从卢浮宫到星形广场的一段, 总长度以及道路旁小广场等节点位置, 与凡尔赛的中轴线相符。1543年建成的卢浮宫是巴黎轴线建设的开端, 1755年建成的协和广场, 出色地起了从丢勒花园过渡到爱丽舍大街的作用, 成为丢勒里宫到星形广场主轴线上的重要枢纽。拿破仑加建了凯旋门, 又为中轴线增加风采。拿破仑三世, 由霍斯曼主持开始了巴黎大规模的整修活动, 将丢勒里花园以北道路经巴士底广场与民族广场相联, 又完成了主轴线的东半部分, 西向与爱丽舍大街相联, 完成了西半部分, 南北轴线也在这次整治中完成。并为整顿市容和防止街垒起义, 在市区内开辟了很多的大道, 无意中为今日现代化汽车交通奠定了基础。巴黎轴线平行于塞纳河, 充分利用开阔的水面绿地, 使城市空间异常明快, 以塞纳河及沿河绿化为脊柱, 构成了一个完整而有变化的轴线体系。1791年开始规划设计的华盛顿, 不同于巴黎, 一开始便考虑城市轴线系统, 其设计师法国人埃朗方, 幼时在凡尔赛生活过, 因此, 他的规划构想受着凡尔赛宫的影响, 虽规划使用对角线形的斜线这种凡尔赛式的手法, 但绝大部分仍是在使用北美殖民时代居民区特有的格网状道路系统, 填充在那些斜线间。规划利用地段中部一块小高地设国会大厦, 并在另外两地设总统府及华盛顿纪念碑, 用道路将三者连接起来。虽然最高法院偏于国会大厦旁, 未能形成“三权分立”的形象, 但迄今这种规划也被认为是合理的。1902年在尊重原规划的基础上, 又增建了林肯纪念堂、映像池、杰佛逊纪念堂等建筑, 便形成了现在的华盛顿轴线系统。

纵观巴黎、华盛顿乃至堪培拉、巴西利亚等城市轴线, 虽各有其特点, 但其规律体现在: (1) 轴线是在公共生活发达的前提下出现的, 一定为市民所共享; (2) 中轴线主要是道路, 并伴有大片绿化及水面; (3) 较多地利用对景、借景的设计手法, 使轴线富于变化; (4) 丰富的城市格局是多轴线成组、成系统的出现; (5) 各城轴线的不断完善不是自然生长、而是刻意追求, 在人工组织下完成的。据此对比北京中轴线建设就不难发现, 明朝对元大都中心台以南的中轴线进行了彻底重建, 这部分虽直接师承明中都, 但仍可看出它是建筑在历史诸代都城的基础上, 其主要特点是: (1) 符合集中反映儒家思想《考工记》历代营都的通则, 追求《考工记》所提出的理想而形成的城市结构, 使都城轴线成为全城结构的对称中轴线, 无转折; (2) 体现极权的皇城并创造着高潮; (3) 继承元大都水面轴线与宫殿轴线平行的布局, 开凿南海, 发展丰富了“引水灌都”的理念; (4) 用修建外城之机, 将先农坛、天坛收入城内, 将中轴线向南发展至永定门; (5) 仿汴梁、金中都及元大都的处理方式, 在轴线北端设立钟、鼓二楼, 作为轴线的结束点; (6) 师承元大都和明中都, 皇城外建有“T”形广场和千步廊。千步廊两侧借鉴曹魏邺城、北魏洛阳、明中都等的作法, 在轴线两侧安排衙署; (7) 从风水理论出发, 仿明中都, 在宫城以北堆造景山, 创造出了中轴线上的制高点; (8) 借皇城扩建之机, 在午门与承天门 (清朝改为天安门) 之间的两侧, 设立了太庙和社稷坛, 将二者与中轴线相连接, 从而创造了一条突出全北京城, 有始有终、有主有次、起伏跌宕的壮美中轴线。

无论用现代的眼光还是历史的回眸, 北京城并非是钢铁、水泥、玻璃的堆砌, 更不是建筑、街道、汽车、公共设施的聚集体, 而是有灵魂、能生活的有机体。对北京城的认知必须抓住城市空间之魂。早在1991年侯仁之先生就提出北京规划建设上“三个里程碑”的理念: (1) 紫禁城是北京明清历史的中心建筑, 它自建成迄今570多年历程中, 其巍峨壮丽的宫阙, 显示了皇权时代帝王至上的思想; (2) 第二个里程碑当属新中国成立之后对天安门广场的建设, 它在拓展宫廷广场为城市广场的基础上, 融合古今建筑, 显现出在都城建设上的“古为今用, 推陈出新”的时代特征; (3) 历史上北京城的中轴线一直是向南发展的, 即“面南而王”, 自1990年第十一届亚运会兴建起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后, 中轴线第一次转向北发展, 该中心是北京城乃至中轴线建设史的又一里程碑, 是北京城开始走向国际的标志。不过, 虽在那时, 侯仁之先生无法预测2008年北京会成功举办奥运会, 更难知晓已经向北的中轴线会再向北拓展, 成为全世界瞩目的奥林匹克公园。对于北京中轴线各段重点保护对象, 北京“十二五”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建设规划征求意见稿指出, 它们主要涉及:钟鼓楼至地安门段、皇城保护区、前门大栅栏地区、珠市口至天坛北段、永定门地区等。对此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在《关于推动北京传统中轴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提案》中强调:数百年来, 北京传统中轴线始终处于驾驭全城的至尊地位, 众多重要建筑, 广场和道路, 或有序安排于中轴线之上, 或对称布置于中轴线之侧, 形成空间的韵律与高潮, “就像北京的一条文化血管, 里面流淌的是一种北京的特有血液”。单霁翔评价道:北京传统中轴线整体保护, 将极大地推动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和文化遗产保护, 使人们重新审视北京传统中轴线的重要价值, 审视中华传统文化的无限魅力, 审视北京城市的繁荣今天和壮美未来, 通过保护和恢复传统中轴线的文化景观风貌, 深入发掘其文化内涵, 使传统中轴线成为北京最富魅力的文化旅游路线。

三、北京传统中轴线申遗面临的保护与传承使命

2008年8月24日被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先生赞誉为“真正的无与伦比”的第29届夏季奥运会在充满神奇魅力的北京国家体育场降下惟幕, 中国人用卓越的才智和热情, 用巨大而真诚的努力, 兑现了庄严的承诺, 给人类留下了一份丰厚的人文遗产与建筑遗产。在此, 中轴线结构是一种最具民族特色和成熟模式的思路。在北京城市化大发展的今天, 中轴线依然起着“看不见的手”的作用, 尤其是北中轴线, 它的不断延伸以及带动的新地标现代建筑, 无一不遵循着延续了数百年的“中轴思路”。20世纪90年代, 为了申办奥运会, 规划中的南北中轴线再次向北延伸, 直至清河南岸, 迄今奥林匹克公园已成为北京最大的综合社区, 集文化、办公、展览、体育、休闲、商贸等为一体, 从而成为南北中轴线北部的收束, 其整体布局、空间组织、建筑造型, 都对北京城的空间景观产生了重要影响。至此, 北中轴线在21世纪初确立了独特的城市奥运遗产气质, 与中轴线中段紫禁城的历史气质、南段的商业气质, 共同构成了一条具有新意象的、拓展了的北京中轴线。无论是北京奥运后效应, 还是留住北京城传统中轴线文化之根, “十二五”期间, 北京总体上已经着重围绕“一轴一线”, 集中力量打通重要节点, 回填历史元素, 恢复经典风貌, 融入现代文化, 形成集中展现古都历史文化、富有鲜活时代气息的城市魅力走廊。

从北京传统中轴线的保护与传承出发, 应坚持的保护原则是:凸显中轴线各段不同的主题特色, 强化北京中轴线独一无二的中国气质;保护传统轴线, 使北京传统中轴线整体具备申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之能力;确保以人类文化遗产观念去重新认识中轴线, 倡导“原真性”保护原则;拟定传统中轴线的设计控制原则, 从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角度, 进行积极的文化遗产保护。作为关键点的城市设计应重点关注:传统中轴线北端点收在钟楼与鼓楼, 它阐明了古人独特的设计理念及城市文化思想, 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宇宙观和哲学观。所以, 保持钟鼓楼作为传统中轴线北端的终点和保护钟楼北侧民居肌理, 禁止在钟楼以北开辟道路, 恢复原北城墙印记, 就等于增强钟鼓楼的可感知性。保护钟鼓楼作为焦点建筑的城市轮廓线和保护钟鼓楼与周边民居背景建筑在空间尺度上的强烈对比, 并严格限制建筑高度, 是至关重要的。此外, 鼓楼至地安门区段的地安门外大街, 是传统中轴线上的重要街景控制段和重要的轴线空间序列, 从城市识别性设计看, 要注重地安门至鼓楼的传统轴线空间气质的把握, 保护地安门至鼓楼的视廊通达;要注重保护轴线的传统格局, 遵守什刹海与南锣鼓巷等历史文化保护区的规定, 保护鼓楼与地安门西门间的地安门外大街街廓尺度和青砖灰瓦的北京传统建筑风貌;要注重地安门外大街的轴线空间秩序格局, 突出钟鼓楼、后门桥和地安门作为轴线上结构性要素的标志作用进行深入研究。如果从大处着眼, 暂不涉及中轴线的紫禁城段, 纵观天安门至前门箭楼段, 那么它是北京“大十字”结构中的南北与东西轴线之交汇, 具有无可替代之地位。其城市设计的要点是既突出并强化天安门广场的纪念性及象征意义, 又要通过瓮城市民广场的设置, 增强其现代的、开放的平民化气质。在这里至少要从如下方面体现中国气质: (1) 保持天安门广场在轴线上的中心地位, 增强其可读性;如必须保护与突出作为“天地之道”的文物实证——中央“御道”, 严禁在其上新置空间遮挡物; (2) 保护“御道”作为中心轴左右对称的格局秩序, 利用铺设“御道”与国家博物馆的联系, 增强天安门广场作为轴线中心的地位; (3) 应探讨中央“御道”增强公众对皇家文化的感知性, 可否设置提示“御道”作为皇家“禁道”和中央子午线介绍的历史图说印记等。

2011年3月初, 北京市文物局描述了未来五年的北京城保护规划。即要以中轴线保护, 带动整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并修缮百余处古迹。规划分析:北京传统中轴线有“北京脊梁”之誉, 从南往北依次坐落着永定门、正阳门、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乾清门、神武门、地安门九座门, 梁思成先生曾点评“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线的建立而产生”。为重现传统中轴线的秩序, 恢复世界上现存最长的城市中轴线, 已将1955年被拆除的地安门复建一事提上日程。据史料记载, 地安门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 (1420年) , 清顺治年间重修时改名为地安门, 它是一座砖门结构的宫门式建筑, 1955年为改善城市交通而拆除。地安门将“南移重建”, 旨在完整展示传统中轴线的各段精华。今日看来此举是喜是悲值得反思, 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在经历了一次次大拆大建后, 当下命运是何等沉重的京城建筑文化遗产“读本”呀!我以为从北京学的分支学科看, “中轴线学”确也值得关注, 它不单纯包括中西方在轴线处理上的不同学术理念, 更有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上的一系列新思考, 其中故宫段不仅有历经沧桑且威严耸立的经典性, 更印证中轴线不竭之历史生命。尽管老北京建筑有说不尽的中西合璧, 但北京传统中轴线的学问已是震惊世界。它给予我们的最大启示是必须要有历史、艺术、科学之思去审视并研究这空间序列严谨、主次明确、层次递进的宏大北京城背景下的中轴线城市发展主题。

从北京传统中轴线保护与传承的使命看, 本文特别推崇国家文物局单霁翔局长在2011年全国“两会”上《关于推动北京传统中轴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提案》中对加强北京传统中轴线保护工作的建议。他认为:其一, 北京市政府要加大传统中轴线的整体保护力度, 扩大传统中轴线的保护范围;其二, 北京市政府要组织专业力量, 对中轴线沿线文化遗产资源再次进行全面调查, 制定北京传统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规划, 并将其纳入北京核心功能区规划统筹考虑实施;其三, 北京市政府要将传统中轴线申报纳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尽早启动北京传统中轴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本文认为, 单霁翔博士关于北京传统中轴线申遗的分析与建议, 体现了对北京城历史文化价值的高度认知, 代表着世界文化遗产发展建设的基本思路。如同历史文脉是北京过去与未来“伟大的城市”的原动力一样, 无论是建筑师还是规划师, 身上责无旁贷的使命是:必须要以古都守护神般的规划设计行为, 给予北京建筑历史遗产有效的继承和实质性的尊重, 从而昭示北京传统中轴线的恒久生命力及不息活力。

摘要：北京旧城是我国历史性城市的典型代表, 被誉为“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 其北京传统中轴线 (南起永定门中心点, 北至钟楼的中心点, 全长7.8公里) 更称作“世界城市建设史上的奇迹”。本文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研究了北京中轴线的演变史, 探讨了加大传统中轴线保护的思路与方法, 旨在为启动北京传统中轴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奠定城市设计的文化基础。

关键词：北京旧城,传统中轴线,中轴线学,新与旧,建筑遗产,测绘图

参考文献

[1]吴良镛.国际建协《北京宣言》——建筑学的未来.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年

[2]单霁翔著.城市化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 2006年

[3]林徽因.林徽因讲建筑.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5年

[4]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主编.北京中轴线城市设计.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5年

[5]《建筑创作》编.北京中轴线建筑实测图典.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5年

[6]杨永生主编.张镈:我的建筑创作道路.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 2011年

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篇8

2008年北京奥运会可谓全媒体的盛宴, 北京奥运会的媒介传播对于体育全球化和媒介全球化来说具有里程碑意义, 中国给世界留下了最具价值的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本文拟以北京奥运会媒介传播为例, 探讨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及保护策略。

一、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保护理念解析

国际奥委会高度重视奥运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宣传工作, 《奥林匹克宪章》第1章中明确规定:“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国际奥委会的专属财产, 国际奥委会拥有与之有关的全部权利, 特别是可以不加限制地涉及该运动会的组织、开发、转播、录制、重放、复制、获取和散发的全部权利, 不论以何种方式或以现存的或将来发展的何种手段或机制。”第5章中又规定:“奥运会组委会为了国际奥委会的利益, 必须在国内和国际上确保维护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徽记和吉祥物的产权。”

早在2002年, 在墨西哥召开的国际奥委会第114次特别全会上, 国际奥委会就把“奥运文化遗产”这一概念写进了《奥林匹克宪章》:“国际奥委会采取措施促进奥运会为主办城市和主办国留下积极的遗产, 包括对奥运会的规模和费用进行合理控制, 并鼓励主办国的奥运会组委会、公共管理机构和隶属于奥林匹克运动的个人或组织据此采取行动。”文化遗产的价值, 在于它是历史的见证者, 即它所拥有的历史文化价值。对文化遗产的保护, 也就是对历史价值的传承和保护, 并且这种保护要求绝对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媒介就是传递大规模信息的载体, 是指“介于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的用以负载、传递、延伸特定符号和信息的物质实体”, 它包括书籍、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电影、网络等及其生产、传播机构。媒介的重要作用, 即媒介的最大功能就是真实地记录历史、完整地见证历史。这一点刚好契合了文化遗产的价值取向, 所以媒介本身就是一种遗产。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记载、记录了一切与奥运会有关的文字、图像、音频, 并且由于科技进步, 媒介的记录手段也在不断地延伸和拓展。因此, 保护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意义重大。

1. 北京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

第一, 媒介扩大了奥运会文化遗产的影响力。奥运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凝结了该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 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 与人类生产、生活的诸多生存环境息息相关, 是多领域、多学科的融合发展, 是奥林匹克文化的精髓之一。北京奥运会文化遗产概念不仅体现出奥林匹克运动深远的历史文化传承, 也体现着中华民族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以及对奥林匹克运动的文化贡献。[1]同时, 奥运会文化遗产具有多维度的价值属性。媒介作为奥运会文化遗产的传播者, 作为国家舆论的公器, 能够全方位、多视角、广渠道地对奥运会文化遗产进行国际化传播。媒介与生俱来的文化属性, 承载着保护与传递文化遗产的功能。媒介对奥运会文化遗产的有效传播加深了社会对奥运会文化遗产现状的认识, 促进了奥运会文化遗产的保护进程。

第二, 奥运会文化遗产的高质量传播提升了媒介知名度。追溯远古, 古希腊人菲利比斯从马拉松小镇长途奔跑到雅典宣告和平的信息时, 就意味着体育与信息传播的不解之缘。当奥林匹克运动产生以后, 媒介就开始对这一伟大的全球性体育盛会展开了铺天盖地的宣传报道, 因为各媒介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发现了奥运会自身所具有的文化魅力、经济价值、美学享受和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价值, 从而开始对体育进行重点宣传与报道。而且早在100年前, 普利策就把体育作为媒介吸引受众接触的三大法宝之一。

大众传媒对北京奥运会文化遗产青睐有加是毋庸置疑的, 因为北京奥运会是世界各国再度认识我国综合国力的一个窗口, 而媒介则是推开窗户的第一人。如今奥运会已经成为人们生产、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元素, 媒介对奥运会情有独钟的根源正在于奥运会文化符合大众奥运会需求的价值观念。奥运会文化拓宽了媒介的传播视野, 提高了媒介的知名度。

2008年北京奥运会提出了“绿色奥运”“人文奥运”“科技奥运”的建设理念, 这体现了北京奥运会的文化价值观。北京奥运会已经给世界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文化财富, 但在后奥运时代的今天, 如果缺乏媒介传播, 这些文化遗产就会被人淡忘, 而媒介作为北京奥运会文化的传播者, 承担着传播文化遗产的重任。由此可见, 研究2008年北京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的保护意义非凡。

2. 北京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构成及其内涵

从北京成功申办奥运会, 长达数年的奥运会筹办工作, 繁琐细致的奥运会组织工作, 到气势恢弘的奥运会开幕式、数量繁多的各类赛事, 直至奥运会落幕后的余音绕梁, 方方面面, 点点滴滴, 无论是赛场建筑、人文精神、体育成绩还是音乐宣传等, 无一不是北京奥运会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这些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一直由媒介主导着。

2008年北京奥运会通过各大媒体对奥运会申办历程、火炬传递、开闭幕式、奥运会赛程等文化进行了宣传报道, 避免了文化碰撞与文化误读, 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合作, 增进了世界各国对我国民族文化的认同感, 树立了我国的国家形象, 这些媒介行为都非常有利于奥运会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北京奥运会的巨大成功, 不仅仅限于取得了伟大的体育成就, 实现了巨大的商业价值, 更重要的是给中华民族和人类留下了一笔极其宝贵的奥运会媒介文化传播的遗产。

国际奥委会前主席罗格先生曾评价北京奥运会是一届“无与伦比”的奥运会。北京奥运会, 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大国的形象, 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 呈献给世界各国的是最完美的记忆。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 在奥林匹克史上也续写了最华美的奥运篇章, 同时更为中国媒介的成熟和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各种媒介除了对北京奥运会传统的赛事进行报道外, 还对吉祥物的设计与销售、场馆设计与建设、志愿者的培训、圣火传递、开闭幕式筹备工作、门票销售等进行多样化制作, 对北京奥运会进行了多角度宣传报道, 树立了我国的奥运形象。

萨马兰奇先生曾这样说过:“奥运会成功与否是由媒体做出评判的。”的确, 奥运会是全球的体育盛会, 也是媒介传播的盛会。早在2004年6月, 北京奥组委就成立了媒体运行部, 建立了北京奥运会媒体运行组织体系, 仅仅登记在册的记者就已接近4万人。国际奥委会一共提供2.16万个注册记者名额, 其中1.2万个名额由中央电视台、欧广联、亚广联和美国NBC等持权转播商使用, 4000个名额由主转播商BOB使用, 其余5600个名额则归属平面媒体以及没有转播权的电视广播媒体。这无疑创下了奥运会全媒体传播历史之最, 相对1896年第1届奥运会上屈指可数的12家平面媒体而言, 已不可同日而语。

二、北京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价值说

保护北京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 实质上就是弘扬和传承北京奥运会媒体报道所涉及的政治见解、经济实力、文化内涵、社会价值、教育功能、纪念意义等。每届奥林匹克盛会都是对奥林匹克精神最好的诠释与传播, 同时也留下了诸多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遗产, 这些文化遗产是通过诸多媒体的宣传报道才得以实现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媒介存在形式多样化、报道内容多元化、覆盖范围全球化等特点, 其丰富的文化遗产价值可见一斑。

1. 北京奥运会文化遗产概述

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 是指以奥运会为传播视角, 采用不同的媒介先进技术, 对奥运会文化理念和精神产品进行连续报道, 体现不同的报道内容和报道思想内涵的奥运会媒介产品, 这种产品表现为有形产品和无形产品, 进而对人类社会产生可持续性影响。

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 作为奥运会历史的新闻媒介文化产品, 推动着整个人类奥运会文化发展的进程, 记录了整个奥运会历史的文明。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 我国各路媒体在申办历程、赛事运营、志愿服务、开闭幕式等众多领域积极传播我国五千年灿烂的民族文化, 树立了良好的民族形象。外国媒体在通过北京奥运会向世界传播奥林匹克精神的同时, 也积极传播了我们的国家形象。

在北京奥运会期间, 俄罗斯各主流媒体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和不同领域加大了对北京奥运会的报道力度。俄通社—塔斯社、俄新社等通过文字、图片和视频等多种媒介手段对北京奥运会进行了全方位报道。俄新社在奥运会报道中实现了多媒体信息传输共享, 在莫斯科红场附近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奥运日志”图片展。《独立报》《共青团真理报》和《生意人报》等俄罗斯主流报纸也以主要版面报道了俄罗斯奥运会代表团到达北京和入住奥运村等活动, 并在报道中积极评价了北京奥运村的住宿条件、餐饮服务和文化服务。俄罗斯各大电视台也纷纷派出摄制组前往北京, 积极报道有关北京奥运会筹备情况, 并给予积极评价和正面报道。法国广播电台前主席罗兰·福雷表示, 数字革命使得北京奥运会的转播数量和质量都超越了以往的奥运会, 全球累计有47亿人次收看转播, 创历史新高。美国NBC电视台的收视率和网络点击率都刷新了纪录, 17天里有2.14亿人次收看了比赛。北京奥运会的收视率比起雅典奥运会的收视率增长了20%。同时, 网络视频和手机等媒体也在转播奥运会的过程中显示出了强劲的增长势头。可见, 各路媒体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宣传报道堪称历史之最和世界之最, 并给我国各族人民带来了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

2. 北京奥运会媒介文化传播的文化价值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火炬传递以“和谐”为题, 跨越五大洲, 是奥运史上传递路线最长、传递范围最广、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火炬接力。在国内, 每条传递线路的制定, 每个传递城市的选择, 每次直播火炬传递时所铺陈的大量背景资料, 都展示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轨迹、民族特点、精神理念, 也描绘了中国的山川地理、风土人情, 让人在视觉、听觉上完成了一次贯穿古今, 遍及大江南北的中华之旅。在国外, 我们也精心挑选了火炬传递的国度和城市, 媒介转播中的点点滴滴, 既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自古以来的热情好客, 也向国人介绍了今日世界。

代表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在盛会上功不可没。焰火打响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礼炮, 北京上空相继出现了29个由巨型焰火组成的脚印, 其寓意有二:一是意指第29届奥运会如同一个巨人迈开坚定有力的步伐向我们走来。在古老火药与当代高科技手段激情燃烧的瞬间, 我们感觉到了历史长河中的中国元素流淌, 这是焰火表演史上的一大创举, 是一次全新的视觉体验。二是这29个焰火脚印象征着29届奥运会的历史足迹, 这种通俗易懂的象征手法使观众真实地感受到了历史, 并创造了全新的历史视觉。

鸟巢正中央的场地上, 897块活字印刷字盘所变换出的不同字体的“和”字, 既展示了中国汉字的演化过程, 也深深地表达了根植于中华民族心灵深处的人文理念———“和为贵”。巨幅的水墨写意山水画, 太极八卦的“天人合一”, 众鼓齐鸣时高声吟诵“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的激情, 漫漫丝绸西行路和郑和七下西洋的无畏, 四大发明的轮番登场, 《我和你》的悠扬韵律, 无不深蕴着中华文化的精髓, 上下五千年所传承的民族文化精髓在世人所关注的奥运会开幕式上酣畅淋漓地展示给全世界。

开幕式历来是电视转播的高潮, 8月15日, 尼尔森公司估算全球约有38个国家和地区的20亿观众观看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 这个数据已接近世界人口的1/3。在日本,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平均收视率为37.7%, 瞬间最高收视率约为48%, 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收视率最高的一届。据法国多媒体研究公司的统计, 西欧各国的收视率都达到了20%左右。在澳大利亚, 据转播开幕式的电视七台统计, 8日当晚全国收看开幕式的有432.6万人。英国广播公司体育部全程4个多小时直播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全美收视率达到18.6%, 创非美国举办奥运会开幕式收视率最高的纪录。8月8日开幕式当天, 奥运会官方网站访问量达到了2400万, 共有400万独立用户通过官方网站了解开幕式盛况。

奥运会媒介传播的文化价值在于它全面地记录了主办国通过奥运会这个平台所展示出的本民族的文化内涵和精神价值, 并借助于媒介的传播功能将之传播到所有的受众面前, 实现一次文化的传递。

三、北京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分类

媒介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关注是全方位、多领域的。媒介是最形象、最真实的一种文化和一种历史记载手段, 是最直观的一种文化传承和历史再现方式, 尤其是科技的进步、媒介手段的不断更新和拓展, 让媒介在我们生活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从最传统的文字记录到形象的图片展示, 从声光一体的视频到传播最为迅捷的数字媒体, 这都是不同的媒介载体形式。融合北京奥运会媒介传播的涉及面, 我们认为, 北京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可以分为三大类。

1. 赛事信息传播类

赛事组织。37个竞赛场馆和56个训练场馆全部按时或提前竣工, 奥运村和媒体设施被普遍誉为历届奥运会中最出色的;近乎完美的调度和交通运输系统;共有50万名志愿者在赛场和主办城市进行服务。

赛事数据。北京奥运会的参赛国家和地区数量为204个, 创历届奥运会的纪录;女运动员占参赛运动员总数的43%, 首创女运动员参赛纪录;获奖牌的代表队87个, 为历届最高纪录;巴林、阿富汗、毛里求斯、塔吉克斯坦和多哥首次获得奥运会奖牌;巴林、蒙古和巴拿马3个国家首次获得奥运会金牌;印度首次获得个人项目奥运会金牌。

2. 媒介运行类

传统媒体依旧主流。中国94%的家庭观看了或至少观看过奥运会的部分节目;北京奥运会官方转播商为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的广播公司制作了超过5000小时的实况节目。自2001年北京成功申办奥运会以后, 平面媒体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更大, 几乎所有的纸媒都创办了对北京奥运会进行报道的各项筹备工作的专刊、专版。例如, 从2005年开始, 《人民日报》就开设了《全景奥运》专版, 对北京奥运会筹备工作进行了全景式的记录和报道。《人民日报》2008年7月1日正式推出《奥运特刊》, 7月21日开始, 《奥运特刊》由每日2个专版扩大为4个专版, 8月9日又升级为12个专版;在奥运会期间, 《人民日报》的“奥运启示录”和“奥运提升中国”的深度报道得到海内外受众的一致好评。

新媒体运行抢位晋级。北京奥运会是首次进行全球数字媒体报道的奥运会, 首次提供网上图文直播和手机信息;近600万网民访问过国际奥委会官网, 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2倍;所有奥运会相关网站 (国际奥委会和北京奥组委) 的访客量也创了新纪录;国际奥委会设在You Tube上的数字频道, 将奥运会的信息传到非洲、亚洲和中东78个国家和地区, 其中包括印度、朝鲜、尼日利亚和印度尼西亚。

媒体参与。北京奥运会共有来自世界各地的2.8万名记者参与报道, 是世界任何事件或活动中报道人数最多的一次。这次参加奥运会报道的媒体数量、使用高技术水平的机器也是历届所无法达到的。许多媒体不仅建立了专门的媒体运行机构, 而且还配备了相当高水平的工作人员参与媒体运行, 使得奥运赛事等相关报道能以高效完成。

3. 奥运会视频类

奥运会视频是北京奥运会最重要的媒介文化遗产之一, 2008年北京奥运会第一次对奥运会28个大项和残奥会20个大项全部采用高清标准制作国际信号, 并采用5.1环绕立体声音频信号, 第一次让数十亿电视观众享受到了高清视觉盛宴。北京奥运会是迄今为止奥运历史上转播规模最大的一次奥运会和残奥会。北京在奥运历史上留下了丰富和宝贵的高清声像档案。

2008年11月12日下午, 北京奥组委已将北京奥运会、残奥会赛时视频素材带等珍贵资料正式移交给了北京市档案局, 在市档案馆奥运档案库永久保存。据悉, 此次移交的赛时视频素材带共4165盘、近5000个小时, 全部为高清信号, 内容涵盖了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精彩的开幕式、闭幕式和全部比赛项目。北京奥组委在交接时骄傲地说:“这些珍贵的资料让中国第一次承办奥运会和残奥会, 就有幸成为第一个拥有全部赛事录像资料的国家。”[2]这4165盘高清磁带承载着的写满光荣与梦想的北京奥运会, 自此走进北京悠久厚重的历史。

而在地方档案馆, 奥运会火炬传递的视频资料也得到了系统的存档。昌吉———北京奥运会圣火传递城市之一, “点燃激情, 传递梦想”已成为这里各族儿女的共同心声。昌吉州档案馆十分重视这一重大活动, 积极主动派档案业务人员到州火炬办参与火炬传递各项工作, 并对活动全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档案、资料进行了收集、整理。及时将反映昌吉火炬传递路线编制说明、火炬传递总体运行方案、火炬传递安全保卫方案、新闻宣传方案、火炬传递工作总结、表彰决定等重要的文件、光盘、实物等共计453件档案资料全部收藏进馆。这部分档案资料详细地记载着圣火在昌吉传递的全貌, 不仅为自治州档案馆丰富了馆藏内容, 而且为自治州的发展历史增添了新色彩。[3]

四、北京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保护策略

北京奥运会诸多的文化遗产是通过什么渠道让世界人民认可的呢?媒介在传播北京奥运会文化遗产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这些媒介文化遗产该如何传承与保护, 值得我们思考与研究。

针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 我们应该有针对性地建立科学合理的北京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方式体系, 使北京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经久不衰。另外, 我们需要建立一个专门的北京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制定北京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纲领, 并以此轨道运行北京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工作。由此, 我们认为, 应该对北京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实施如下策略:

1. 以政府部门为主导, 联合多部门分类保护

2008年北京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保护应深入贯彻落实国内外文化遗产精神, 以政府部门为核心, 以合理保护为根本原则, 坚持多部门共同研讨, 坚持保护重于开发利用, 成立专门组织机构与保护小组, 按照媒介文化遗产的价值等级分类保护和逐级管理。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靠单一部门管理是不可能的, 而且对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保护也起不到实质性作用。因此, 2008年北京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应加强政府部门引导, 多部门联合成立保护小组, 按照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的价值性分级管理, 实现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的合理保护。

2. 加强立法保护, 建立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节

完善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 是实现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根本保证。2008年北京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保护缺乏一整套的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 这是北京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弊端。我们应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制度政策, 为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保护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 确保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的合理开发与保护。另外, 在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 可以建立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法定节日, 沿革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保护的进程。

3. 投放专项资金, 完善资金保障制度

北京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 合理保护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应纳入我国的发展规划总体战略中。目前, 经费支撑是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保护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 没有经费支撑, 任何奥运会媒介文化保护活动都无法展开, 这也是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困境。只有在财政上划拨专项经费来支持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保护, 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保护才能顺利开展。

4. 将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纳入学校教育之中

奥林匹克精神的教育功能是传承奥运会文化的一项根本举措, 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保护也应该依靠教育的职能。让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走进校园、走进课堂, 真正实现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教育。这种教育的不可替代性是传承奥林匹克文化的最佳手段。例如, 在基础教育中可以设置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课程、校园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文化节、校园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全国巡讲等, 使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保护保持可持续发展步伐, 让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实行活态传承。

5. 因地制宜, 发挥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资源的最大价值

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的管理不应该仅仅是作为一种单纯的档案资料进行保护, 而是应该发挥它的文化遗产作用, 合理并充分地让这些奥运会媒介变得活跃起来。例如奥运会场馆的声像资料。奥运会场馆的声像资料指在奥运会工程的规划、建设、管理、使用过程中形成的, 以各种形式的媒介为载体, 所记录下的场馆项目立项、开工建设、竣工验收, 以及在场馆内进行的项目测试和正式比赛等内容。此类承载着奥运会建设历史和比赛历史的奥运会媒介遗产是一笔重要的媒介财富, 它的生命力实际上与奥运会场馆紧密相连。鸟巢和水立方作为北京奥运会的标志性建筑, 具有独特的建筑风格, 运用了新技术新材质。世界瞩目的开幕盛典在此拉开帷幕, 田径、游泳、跳水这些金牌大项的激烈赛事在这里上演。在后奥运时代, 我们对这些标志性的奥运会场馆需要加以维护, 同时也应该把奥运会场馆的相关媒介遗产的保护与之相结合。

6. 加大宣传力度, 选拔专业人才

在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中, 最重要的是人, 一切都是由人来操作的, 所以培养专人、进行专门培训, 才能保证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的专业监管。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的保管者不仅应该包括单纯的档案管理人员、技术人员, 还应该包括专门的奥运会媒介文化的研究人员和宣传普及人员。另外, 我们还应加大宣传力度, 让奥运会媒介文化新闻产品昨日重现, 使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深入人心, 使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相关知识深入社区、深入学校等公共场所, 强化人们对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观念。奥运会文化遗产相关部门的管理、开发等人员也应该加大培训力度, 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 使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更好地传承下去。

五、结语

北京奥运会提升了中国在世界上建立自身地位的信心, 奥运会的经历给成千上万年轻志愿者的生活带来了积极的变化。联合国秘书长、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特别顾问威尔弗雷德·勒姆克在奥运会后的报告里说:“通过奥运会, 我们知道中国所展示的友谊、领导力与和谐精神会继续成为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桥梁。”

毫无疑问, 北京奥运会文化遗产中, 媒介文化遗产是其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在整个奥运文明历程中占据着非常显赫的地位和主体优势。媒介进行的大量报道与调查让人们穿透了表象, 穿越了时空, 直接接触到奥林匹克运动的精髓, 这海量的信息、众多的媒介都是奥运会媒介文化的无形遗产。因此, 加强对北京奥运会媒介文化遗产的关注、保护、开发刻不容缓。

参考文献

[1]王成, 等.北京奥运会文化遗产的基本理论研究[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11 (3) .

[2]千龙网:http://report.qianlong.com/33378/2008/11/12/1520@4743977.htm.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之我见 篇9

一、提高思想认识, 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感

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也像完成其它任何一项工作一样, 思想认识是第一位的。这里讲的思想认识问题, 既包括领导层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认识, 也包括非物质文化承传主体民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认识, 造成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断消失、濒临消亡、毁弃流失等现象的原因, 既有领导者的原因, 也有民众自身的原因。开展全国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 说明我们的最高领导决策层已经意识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和紧迫感, 但从工作的实际情况看, 并没有真正引起地方党政领导的重视, 只是几个文化部门的人迫于上下之压力, 无可奈何地应付这项工作, 人力、财力各方面难度极大。而作为非物质文化承传主体的民众, 似乎大多数人没有这个保护意识, 甚至并不认为这是一种文化, 是一种资源, 是一种遗产。只有少数有一定文化修养, 热衷于民族民间文化。可见, 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最重要的还是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 思想认识提高了, 真正意识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感, 什么样的问题都能解决。因此, 我们要通过广泛的宣传发动, 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 寻找保护途径, 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面保护。

二、采取多种途径, 全面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不能光靠轰轰烈烈一阵子, 而是百年大计, 甚至是千年大计, 守护好共同的精神家园, 需要几代人不懈的努力。因此,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需要科学制定保护规划, 采取多种途径, 根据轻重缓急, 逐步实施保护。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保护途径:

1. 鼓励技艺掌握者家庭内部传承保护。

许多传统技艺, 有一定的保密性, 自古就有传子不传女, 传内不传外的规矩。现在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这些传统技艺有的已失去了继续保留使用的价值, 有的即使公开了也不会有人学习利用, 因此, 目前已没有保留的意义。但这些传统技艺, 作为一种文化形态, 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们出于保护文化传统的需要, 又有传承保护, 永久延续的必要。对于它的传承, 采取指定该技艺的某一承传者, 由政府给以适当的补贴, 鼓励其家庭内部父传子, 子传孙, 孙又传子的方法, 或许更能全面传承。

2. 让非物质文化走进中小学课堂。

一些群众能够广泛参与的非物质文化行为, 如民 (山) 歌传唱, 故事传说, 民间舞蹈, 传统制作, 手工技艺等项目, 可以走进校园, 进入课堂, 传授给下一代, 得以传承。如让学生学唱民歌 (山歌) , 让学生来记录传播民间故事、民间传说、民间歌谣, 让学生学习剪纸、学习刺绣、学习简单手工编织、学习灯彩制作等等。

3. 结合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具有它自己独特的文化内涵和文化表现, 但又与物质文化遗产相关密切, 不是孤立存在截然分开的, 而是相互依存, 互相作用构成一个整体的生活场空间, 其中非物质文化促生物质文化, 而物质文化遗产中包含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不仅仅是口头的和非物质的形态, 而是口头与行为, 物质与非物质, 有形和无形的结合。如古建筑中的木雕、石雕、砖雕等构件, 它的物质存在是物质文化, 而制作“三雕”的工艺流程是非物质文化内容, 所以我们在保护“三雕”的工艺中, 可以与古建筑的维修保护相结合。

4. 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心。

建立专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系统地保护与传承, 或许是最有效的传承途径。但如何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 又是一个值得研究探讨的问题。笔者认为:每个县 (市) 可以先建设一处综合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名称可谓“××县 (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心, 面积要求视条件而定, 但至少在5000平方米以上, 能规划新建当然最理想, 建筑风格应该是仿古 (明、清特色) 建筑, 如果新建有困难, 可以选用一处农村的大型宗祠, 地理位置最好在该县 (市) 的中心地段。传承中心内设两部分内容, 其一为农耕文化传艺馆, 陈列展示农耕文明时代各种生产生活用具和民俗用品, 设置各项传统手工艺作坊, 如木匠 (包括大木、细木、箍桶) 、篾匠、棕匠、石匠、砖瓦匠、纺织、刺绣等等, 每项技艺配一师一徒, 师徒边传艺边制作, 可将传统用具浓缩为小巧玲珑的工艺品, 作为旅游纪念品销售。其二为民间传统文体娱乐活动传承展示, 如舞龙、耍狮、抬阁、马灯、灯彩、民间舞蹈、民间音乐、民间说唱等等项目, 以活动促传承, 以活动吸引游客, 游客也既可娱乐, 又能从中仿效技艺。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中值得注意的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依赖特定的人群和特定的环境而存在的。因此,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不仅要保护其文化形态, 更重要的是要对其进行“传承”。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中, 我们要从民众的现实生活出发, 坚持原真性整体性的原则, 防止出现片面的做法。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中, 我们要注意做到:

1. 坚持不脱离民众生活的立场。

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上有其独特性, 但就其本质而言, 它不是孤立存在的, 而是一种生存于生活中, 不脱离民众生活的“生活文化”, 是一种文化型的生活模式。如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节日春节、元宵、清明、七夕、中秋节等, 本身又是我们中国民众生活的特殊样式。为此, 在现实社会中,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不应“束之于鸟阁, 藏之于深闺”。而是首先要立足于恢复它生活样式的本色。

2. 坚持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观念。

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有它自己独特的内涵和文化表现, 但它又与物质文化遗产关系密切, 并不是孤立存在截然分开的, 而是相互依存, 相互作用, 构成了一个整体的空间。非物质文化促生了物质文化, 而物质文化中又包含了非物质文化。所以说它们是口头与行为, 物质与非物质, 有形与无形的结合。在保护传承中, 需要我们有科学完整的文化生活空间理念来指导具体工作, 一要注意文化遗产有形与无形的结合, 二要注意防止单纯文化碎片的保护。对技艺性文化遗产的保护, 关键是要有对民间自发性传承方式的尊重, 要摸清现实生活中尚存的传承地和传承人, 明确保护对象, 由国家优先给这些掌握技艺技能的艺人发给特别补助资金, 提高他们的技能, 要求他们定期展示技艺, 并鼓励他们带徒授艺, 传于后代。

3.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 要给人有直接的参与和体验。

遗产传承 篇10

一、家族式传承

中国自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大多以血缘宗族为基础, 以家族为单位进行生产, “亲师合一”的家族式传承是其主要传艺方式。这传承方式之所以延续千百年的原因有多种, 以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为例, 宋朝以前, 景德镇的制瓷业仅是一种农辅行业, 规模小且经济地位不高, 制瓷工艺的传承只局限于家庭内部进行。宋朝之后, 尽管制瓷技术生产规模迅速扩大, 但是, 一方面, 家族式生产方式有利于某些特殊技艺在家族范围内的流传和保护。另一方面, 封建社会重农抑商、重道轻器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 工匠的地位低下, 因此, 家族式传承仍然是其主要的延续方式。在这样的传承中, 父母和子女之间在师徒关系的基础上还有着人伦亲情, 父母会无所保留地教导自己的子女, 再经过叠代钻研和改进达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效果。

1949年以后, 随着体制改革, 家族作坊被政府统一组织生产所替代, 政府为了延续发展传统技艺, 允许一些优秀老艺人的子女入瓷厂跟随他们学艺, 以此延续制瓷技艺的关键技术。并且, 这时的家庭传承已经不像过去那么保密严格了, 艺人之间、作坊之间可以互相学习交流。但是, 受市场环境和生活观念的影响, 很多年轻人不愿意继承祖辈的手艺, 而想到外面的世界发展, 并且也由于现代陶瓷工业的日益发达, 许多企业都选择采用成本更低、精确度更高的现代化机器替代手工制瓷, 因此, 许多技艺精湛的老艺人面临技艺后继无人的尴尬, 这也是整个景德镇传统制瓷工艺乃至更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所面临的困境。

二、师徒式传承

明清时, 官窑民窑的共同发展使得景德镇制瓷业的规模越来越大, 对工匠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多, 仅靠家族成员已远远不够, 于是, 一些对于工匠需求较多的、可以传授给外人的技术, 开始通过师徒制传承的方式进行传授。

新中国成立后, 师徒制被政府统一招工分配替代, 工人按照工种分配给老师傅学习技术。但是, 由于工人人数太多, 更多的时候只能靠自己摸索研究或是互相之间摸索讨论进行学习。这种方式使得师徒关系的过于随意没有约束, 对于技术的传承所需要的严格是不利的。并且, 过去的师徒制一般限于同乡邻里, 收徒的数量大多都是固定的, 一般每位师傅一次只能收一个徒弟, 师傅于徒弟来说既是技术的传授者, 又充当父母的角色, 情感大多稳定深挚, 这种亲密关系有利于技艺的传承, 而且师傅在与徒弟的长期相处中, 也更容易对徒弟进行了解, 从而因材施教进行传授。因此, 收徒范围和数量的增加, 尽管有利于技艺传承, 但是师傅对徒弟的影响力也相应降低, 再加上既没有行业规则和行帮约束, 手工技术的竞争又激烈, 师傅在教徒弟时往往“留一手”, 这也是严重不利于技艺传承的。

三、学校式传承

清朝末期, 许多有识之士认识到人才的培养是中国陶瓷业发展的关键, 于是, 1910年陶业学堂在江西饶州创办, 并在1916年将其分校创办在景德镇, 至1958年景德镇陶瓷学院成立, 如今, 景德镇的陶瓷教育己具有一定规模, 每年为全国的陶瓷产业培养了大批的懂得现代化机械生产和自动化管理的陶瓷技术和艺术方面的专业人才。学校教育打破了家族式传承和师徒式传承的保守性, 加强了技术的交流和创新, 使得景德镇制瓷传统工艺和传统陶瓷文化精神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承、保护、传播。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 在全球化、信息化的影响下, 许多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传统生长土壤的丧失, 要么衰败消失, 要么被批量化的现代机器替代, 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技艺传承面临着后继乏人、技艺失传的传承危机, 在这样的背景下, 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传承方式, 分析其中利弊, 探索出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发展规律方式进行良性“传承”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政府和民众“一头热”的保护开发对非物质遗产带来的伤害和破坏。并且, 随着社会经济的开苏发展带来了社会结构和产业形态的巨大变化, 这都促使了了文化与制造业的之间的广泛联系, 实现传统产业和现代产业的有效结合和互助互动, 也成为了当下景德镇制瓷业发展, 乃至整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获得生存和发展可以选择的途径。

参考文献

[1]周荣林.景德镇陶瓷习俗[M].江西高校出版社, 2004.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创新 篇11

关键词：黑陶 文化产业 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 承创新

中图分类号：TB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069（2015）10-0094-02

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文化产业已然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产业的发展带动了经济的发展，但同时，文化产业的过度商业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造成了空前的压力。随着手工生产逐渐被机械化生产取代，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与创新该何去何从？

目前鲜有研究黑陶产品的相关专著，而对于制陶技艺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多。本文基于沁阳黑陶产品的设计实践，试图通过对非遗在传承与创新所面临的问题的分析，探讨了黑陶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路径，有助于弘扬民族文化和保护中华根文化。正如冯骥才所说；“在一个非正常的转型时期，不能让民间文化正常消亡。”

1 黑陶文化

（1）黑陶

陶文化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漫长的繁衍历程中洗尽铅华，孕育出了继马家窑彩陶文化之后饮誉中外的东方艺术瑰宝——黑陶文化。据考证，黑陶的历史可追溯到新石器晚期，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陶器制作工艺的成就达到最高峰，其中出土于山东日照龙山文化遗址的黑陶蛋壳高柄杯以其高超的技艺与优美的造型特点而成为经典传世佳作，就算是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也鲜有黑陶作品与之相提并论。

（2）黑陶艺术

陶器是伴随着社会生产需要而产生的，陶器的发明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人类的生活水平，以至于影响了整个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黑陶是技术与艺术的集大成者，后人美其名曰“土与火的艺术，力与美的结晶”。

黑陶“质如墨玉而光若珠玑，有金石之声而具鸿毛之轻”，素有“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声如磬”的美誉。“黑如漆”是其色彩特征；“明如镜”代表其质感美；“薄如纸”突出其高超的制作技艺；“硬如瓷”和“声如磬”强调其质地坚硬。以上特征是对黑陶审美性和实用性相统一的艺术风格的总体概括。

（3）黑陶产业的发展

沁阳黑陶历史悠久，早在唐武德三年，河内县（今沁阳市）万善镇北有红土坡，土宜制陶，镇上居民依山建窑，盆窑村在此基础上形成。至武则天登基，始称“御封陶器”。此举沿袭到了明朝，不过进贡的陶器除了简单的瓦瓮，还增加了大量更具观赏性的鼓瓶、青狮、白象、福鹿、孔雀等礼器，深受青睐。光绪年间，盆窑村发展壮大，所产的陶器以带盖瓮、蒸馍盒、花鱼盆居多，以其品种多、质量高、呈色好、声音脆而行销山西、陕西、河北、河南等地。当时京城商贾云集.黑陶产业发展到北京，得到光绪皇帝的欣赏，至此，黑陶在国内名声大震。此后，各地官家订单络绎不绝，黑陶产品一度成为官方消费品。

清末至抗战前夕是沁阳黑陶产业发展的鼎盛时期，有“家家木轮转，户户窑冒烟”之说，村里也是能人辈出，由于竞争激烈，匠人们积极改进黑陶的制作工艺，增加花色。民国三年，盆窑村新烧制的墩、樽、鼎、壶等工艺品在美国旧金山“万国商品赛会”和马尼拉“世界工艺品展览会”展出，备受国外嘉奖，沁阳黑陶从此名扬海外、销路大畅。不过，令人惋惜的是，民国三十二年河南大灾荒，加之战乱频仍，经济萧条，民生凋敝，百姓不堪徭役负重，在如此严重的生存危机面前，盆窑村烧陶业就此衰败下来。新中国成立后，盆窑村又恢复了以往的繁荣。又因1982年的洪灾，造成大量窑炉坍塌，到现在为止，能烧陶的窑已经剩下十来个，能转的木轮也为数不多。纵观整个盆窑村的黑陶史，可谓是一波多折，如今，虽然黑陶已被列为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也对盆窑村的制陶业大加扶持，但是黑陶产业并没有因此而重新焕发生机。

2黑陶文化产业面临的境况

虽然黑陶被誉为“陶之君”，但并不像宋代才出现的紫砂陶器自打出世就一直兴盛不衰，而是几经波折。究其原因，主要由以下几点：

（1）文化的地域性不强，没有深厚的文化积淀

虽然中原文化源远流长，古代沁阳更是贤能辈出，但是这些并没有影响到文化产业，会烧制黑陶只是当地人谋生的手艺，他们制作黑陶的初衷是为了养家糊口，锅碗瓢盆都是自给自足。然而，后工業时代机器生产逐渐替代传统手工业，新材料的发明与应用，塑料、金属制品也取代其地位。因而在古代除了贡品之外，再无其他观赏性强的工艺品，亦没有体现当地的文化特色。与紫砂相比，又少了深厚的人文积淀。

（2）黑陶文化产品设计不符合现代生活美学，企业创新能力弱

现代生活美学是后工业时代人们对产品寄予的多元化精神诉求在与产品互动时产生情感的连结与认同。据考证，黑陶的出现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文化思想和审美观念有直接关系。人类的审美是随着时代而变化的，有时盲目跟风也会影响一个时代的审美标准。从装饰和造型来说，现代黑陶基本还沿袭传统，导致其设计风格趋于雷同，千篇一律、良莠不齐。这与制陶工艺的传承沿袭方式有关，家传式、师徒式的传统相传模式多以实际仿效方式完成，鲜有创新。

（3）产业规模小，集约效应差

沁阳市现有黑陶企业极为少数，稍大点就数市里的沁阳市蓝钻文化产业有限公司、盆窑村黑陶工艺厂和传承人王正成、王亮亮的黑陶厂，其他均为小型个体户，一个拉坯师和雕刻师就组成了一条很简单的生产链。除了蓝钻公司主要生产工艺品外，其他生产商基本以鱼盆为主。集聚效应不好也源于此，各企业出发角度不同，不能共同合作交流，进而阻碍了黑陶产业的发展。而政府方面，只是在扶持个别企业，并没有从全局考虑，民间大师没有专门的创作基地，不能形成创新思想的碰撞。

（4）文化消费水平层次不高

河南省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但资料显示，近几年来河南省農村居民文化消费支出所占总消费的比重在逐年递减，文化消费水平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当然，文化消费水品低也与当地居民的经济收入有关，沁阳市周边城市经济不够发达，不能形成强大的区域购买力。其次，工艺品本身所具有的易损坏性使网络销售无人问津。

（5）人才匮乏

沁阳黑陶在2011年被确立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事烧陶业的村民有逐渐多了起来，本以为村民是有了非遗保护意识，黑陶产业会峰回路转。可是时间不长，坚持下来的人已寥寥无几，说到底人们的思想还停留在养家糊口的阶段，他们认为政府既然重视了黑陶产业，重操旧业定能赚些钱，实则跟风使市场上的黑陶供大于求，黑陶产业还是衰败下来。据盆窑村的老人们说，现在几乎已经没有年轻人再愿意做黑陶了，剩下的都是中老年人。所以，即使有再厉害的师傅，也收不到徒弟。目前，虽然国家颁布了《非遗保护法》，确定传承人，给予资金补助，但多数时候，资金不能落实，这是其一。其二，当下沁阳黑陶工艺从业人员综合文化素质不高，人才结构不合理。工人们基本没受过高等文化教育，完全依赖制式化商品的生产模式，创新能力弱。

3黑陶文化产业的创新策略

制式化商品的生产模式是造成工艺品艺术感缺失的主要原因，艺术性趋于雷同是文化产业发展中的“硬伤”。

（1）校企合作是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最有效的方式之一。

企业与高等院校建立合作关系，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对企业发展也大有裨益。高等院校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其一，高等院校是培养专业人才的基地；其二，高等院校能够发挥其在文化成果研究方面的优势；其三，高等院校能够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提高其社会服务能力。2013年6月，沁阳蓝钻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在河南理工大学举办“神农陶”茶具创意设计大赛，“炎”壶脱颖而出。以“炎”壶为例，探讨如何对黑陶文化产品进行创新设计。（图1）

从工业设计的角度讲，符号学注重人类精神层面的问题思考。此“炎”壶的设计利用符号学的知识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其中，在不影响实用功能的基础上满足人们的情感诉求。华夏始祖神农氏又名“炎帝”，壶盖和壶柄的造型元素是“火”的抽象形，既代表“神农耕而作陶”的典故，也有生命延续的寓意，同时它又是“龙”的简化符号，象征“龙的传人”，再次又像是“牛角”，符合神农牛首人身的形象；壶身的水纹装饰象征生命之源。这些元素符号的运用体现了对华夏文明的传承。

（2）以地域性非物质文化资源为主体建立本土文化符号架构，作为黑陶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设计知识体系。

布希亚曾说：“物必须成为符号，才能成为被消费的物。”有形的产品是承载和传播无形文化的主体，文化必须转化为符号才能为本土知识体系所用。当地的高等院校能够发挥其科研优势，利用现代工业设计方法发掘本土非物质文化资源中的典型特征元素，并运用到黑陶产品开发中去。当然，我们可以将这些元素符号化，作为黑陶产业从业人员记忆中存储的表征，此类表征在不同的人创作时会呈现不同的提取信息，有利于实现产品的差异化。

结论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动漫的结合 篇12

伴随科技化的高速发展, 非遗的传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即使在非遗传播地, 也有大部分人不了解其内涵及精髓。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不是单个国家与民族的责任, 而是全人类的使命, 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是过去了的文化、遗物, 但在传承与保护方面, 仍然要结合现代社会的特点。

古代以农业为主, 天气成了最看重的东西, 一年的风调雨顺后便以一曲禾楼舞作为对神的酬谢。而发展至今, 禾楼舞也渐渐由“娱神”转为“娱人”了。尽管几经转变, 但禾楼舞中感恩和答谢的精神价值犹在。禾楼舞的传承不单单是艺术欣赏上的传承, 更是对先祖拼搏精神的一种感恩。

与民歌和民间舞蹈一样, 以前禾楼舞在传承上也遵从“口传心授”的方式, 这种传承属于自然性传承的类型, 这种相传方式在现今社会往往容易造成技艺的失传。

文字与书籍是非遗传承人走出固有圈子的第一步, 通过文字将非遗的文化记载下来。比起口口相传, 受众面增广。

新传媒时代的到来, 给我们非物质文虎遗产的传承问题给予了启发, 结合新传媒技术, 将古老的静态文化活态传播, 一方面, 是在保护, 传承遗产;另一方面, 借助以网络为媒介的新传媒载体 (动漫) , 可以大力传播非遗, 这样做到的不单单是直线的传承下去, 在纵向上广而告之, 变成大众的高度关注。

新传媒技术是新时代的产物, 结合图形、图像的传播方式, 具有传播多元化、个性化的特点, 创意海报、数字传媒、移动终端都能成为其传播载体, 因为借力网络传播的关系其受众面积更为宽广, 而且具有互动性, 兼备书籍记载的特性和远高于口口相传的传播效率, 是较其他方式更为高效, 且可以实现低投入高效益的新时代传播手段

二、新媒介特征中动漫的传播特征

动漫传媒技术的传播具有多样的传播方式, 如数字杂志、数字报纸、数字电视广播和网络广告等等, 多元化的形式, 使得它的传播效率更加高速。原本只能呆在兰寨的禾楼舞, 如今就像插上了翅膀。

基于动漫的表现方式, 结合传统艺术精髓, 这本身就是一个有吸引力的话题。其实传统艺术的凋零主要在于现代文化的冲击, 而传统艺术本身缺少变通导致。作为新传媒技术的动漫传播本身就具有超高的融合性, 可滑稽、可庄重, 非常适合非遗的传播。大部分青少年不会对传统文化提起兴趣, 借助他们喜闻乐见的动漫形式, 引导青少年、潜移默化中传承非遗。文学经典《西游记》在孩子们中很难引起讨论, 但是更换形式后的《大圣归来》让我们想起了我们的文化宝库中的经典名著还可以有如此的魅力。现在人们都讲究个性, 而非遗动漫化其独特的艺术形式, 恰恰能引起人们对新奇事物的兴趣。

三、以动漫为载体对“禾楼舞”的表达

我们的传承形式—动漫传承, 舞蹈人物形象为身着统一服装的男女各数十人, 另有一名手举牛头的领舞者, 人物戏剧性的面具是这个舞蹈的特征。

在漫画的艺术语言中, 夸张事物、角色是基础语言和艺术手段, 但是对于禾楼舞来说,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禾楼舞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要以漫画的形式传承下去, 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保留它的原真性, 其次才能发挥漫画的艺术效果。所以, 禾楼舞的原始服装、道具都是不能改变的。我们把目光转向了面具后面的真实人物, 郁南县为了保护传统文化, 让传统文化在年轻人中传承下去, 专门培养了儿童舞蹈队, 我们的人物也有了双重性, 即原始面具人物的严肃性, 和现代儿童的活泼姓, 联系在一起, 增加了漫画的趣味性。

我们对禾楼舞漫画进行了脚本创作, 同时增加了猴子爷爷, 兔子一家等人物角色, 丰富了故事, 增加了新的视觉元素, 并在这些人物上展现了岭南特色服装, 达到异曲同工之妙。

原始的禾楼舞一般舞蹈在农田边上, 场景单一, 在我们为禾楼舞增加了情节之后, 舞蹈的场景也不再局限于农田上。在禾楼舞的发源地, 郁南县的兰寨里, 有很多祠堂古建筑, 像福生大屋、正已学校等等一系列百年建筑, 我们以它们为题材原型, 创作出带有地方特色的场景, 即为漫画增添了特色, 又间接的传播了兰寨村落的古文化。

对于禾楼舞来说, 它的过程描述只依赖于图形信息是不够的, 为达到更好的描述效果, 就需要利用动画。动画具有电影的性质, 动画与真实生命体为拍摄对象的电影又有着不同的创作方式, 最大的区别是视觉形象上的迥异, 即动画的拍摄过程是创造、造型艺术作品的过程。

动画可以说是创造生命力的手段, 使得原本没有生命的形象, 获得生命与性格, 通过智慧的猴爷爷, 古灵精怪的兔妹妹, 憨憨呆呆的兔弟弟, 增加动画观赏趣味性和拟人化, 给观者带来情感上的认同和文化上的归属感。

四、文化原真性警惕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禾楼舞, 以动漫形式传播是一个可持续的方法, 我们借此做到了初步的承上, 能否更好的传下, 才是禾楼舞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的价值体现。时刻注意禾楼舞的文化内涵, 深入探究舞蹈发展历史;该舞蹈从娱神到娱人的演变过程;舞蹈所包含的人文特征, 郁南当地的风土民情等。

媒介的形态决定人类社会的形态, 动画依靠电视网络媒介, 有它的传播优势, 但是, 我们要注意的是媒介的演变形态、媒介的技术水平和媒介的技术属性所产生的感知方式和社会影响。媒介传情达意的特定方式能改变人的感官生活, 能改变人的“所见”和“所闻”的方式, 因而改变人的“所知”和“所为”。

网络传播有利有弊, 在追求非遗快速的传播给大众的同时, 我们还要时刻警惕, 网络信息具有, 断点性、片面性等特点, 使得人们在表面上知道了这项非遗, 实质上却不了解非遗的内容价值所在。表面的传承不利于非遗文化内在力量的保护。借助新传媒我们解决了承下的问题, 传上的历史使命还要我们不断完善自我的文化底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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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米歇尔.《图像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3][中]曲朋.《动画概论》.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4][中]徐恒醇.《设计符号学》.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