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遗产

社区遗产（精选6篇）

社区遗产 篇1

一、潮州牌坊街及其旅游资源价值

潮州城历史上是粤东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历代的州、郡、路、府治所在, 达官明吏多集于此。入宋以后, 人材辈出, 人文荟萃, 因此明清二代, 在潮州城建立众多牌坊。据史籍记载, 历史上潮州城曾有牌坊180座, 其中太平路就有47座, 因此潮州又被喻为“牌坊城”;太平路也被誉为“牌坊街”。

也是由于历史的原因, 太平路上的牌坊群在解放后被拆。2006年, 潮州市政府启动牌坊街修复工程, 复建部分古牌坊, 整修沿街历史建筑, 同时实施沿街古井保护、路面和地下管网改造、公用设施配套等, 规划把牌坊街打造成为能够充分展示潮州古城文化内涵及历史风貌, 激发古城区经济活力, 带动名城旅游发展的文化休闲步行街。工程历时三年, 总投资1.4亿元。修复后的潮州牌坊街全长1948米 (其中太平路1742米, 东门街206米) , 有古牌坊23座 (其中太平路21座, 东门街2座) , 外接广济门城楼、广济桥、韩文公祠、笔架山潮州窑遗址, 内连开元寺、己略黄公祠、许驸马府及以“义、兴、甲三巷历史街区”为代表的古民居群落, 形成一个风格多样、内容丰富, 充分反映潮州历史风貌、人文环境和经济生活的古城文化旅游中心区, 开始了社区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努力。

“牌坊街”是潮州城市发展和文化传承的见证者, 是潮州文化生命的重要符号, 这里保留了潮州历史延绵最长的城市肌理, 沉淀了厚重的文化氛围和浓郁的商业因子, 每一寸空间都深深镌刻着“潮”文化的历史记忆和“府城”情结的深刻烙印, 形成了潮州历史文化、建筑和商业的长街熔炉, 是中华文化弘扬式传承的载体和标志地。具有强大的乡土凝聚力、文化感召力和商业影响力。是历史留给潮州和全体华人的宝贵文化遗产, 具有较高的历史和文化意义和旅游开发价值。牌坊街还是古城社区文化旅游的灵魂, 是潮州旅游最具吸引力和竞争力的品牌之一, 不仅是牌坊的数量多、规格高, 而且其精华还在于沿街的小巷老宅, 那里有令人回味无穷的千年古井, 有众多名人故居、历史典故、逸闻趣事……。遗憾的是牌坊街价值和魅力还没有被激活。

牌坊街修复工程虽然使得街区面貌有了较大的改善, 但对于立志打造潮州地标性文化旅游项目的牌坊街而言, 还有诸多问题亟待改善, 特别是被游客评价为“名气大、内容少”, 甚至有评论说:“潮州不缺乏国家级乃至世界级的旅游资源, 但缺少国家级乃至世界级的旅游开发和建设水平”。话虽然尖锐, 但发人深思。“牌坊街”建设虽然完成, 但是文化建设却永无止境, 如何挖掘、传承、弘扬其文化内涵, 如何通过经营和管理来保护、提升、发展其文化, 使文化“软实力”转化为生产力, 使文化资源转化成为地方经济资源和经济实力, 推动潮州经济社会健康、科学发展, 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由于经营管理体制、旅游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资源系统整合、旅游项目策划开发、市场营销等多方面原因, 目前牌坊街文化旅游仍停留在观光旅游阶段, 更大更深的经济社会效益还未能充分发挥, 因而未来开发潜力巨大。

二、潮州牌坊街的旅游开发构想

按照“中国牌坊第一街”和文化旅游商业街领导者的目标和要求来规划“牌坊街”的商业经营, 应该树立“文化引领、科学发展”的指导思想, 坚持“统一规划、分类指导;统一管理、凸显个性”的原则, 通过行政干预和市场引导等手段, 组织企业和社区公众共同参与, 不断挖掘和提炼, 把“具有强势地域文化特色”的古典文化、民俗文化和商业文化三大元素形成亮点和“卖点”, 结合主题商圈的设计、开发, 加以充分展示和演绎, 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文化旅游和商业街品牌。

(一) 潮菜文化体验功能区。

潮州菜是享誉世界的名贵菜品, 是潮州最具影响力和吸引力的文化品种, 2010年4月, 上海世博局宣布潮菜作为粤菜的代表进入世博会, 更是标志着潮菜进入了辉煌的鼎盛期, 应该抓住这个机遇, 把潮菜做为潮州文化旅游的重要民俗主题项目和商业项目来看待, 花大力气打造“潮菜文化体验区”。

可以集中规划片区, 统一店面风格设计, 由政府有关部门或行业协会组织制定经营管理和产品质量规范, 颁发有关认证证书和标志, 增强商户“质量立信”意识, 增强游客消费信心, 提高商业效益, 提升潮州城市形象和旅游美誉度。

建议以“百货大楼”到“胡荣泉”一带为中心, 实现统一招商, 以百年老店等老字号和知名品牌为主, 形成相对集中的饮食文化商圈;建议将“百货大楼”改造为“潮州饮食文化中心”, 一楼为“潮州工夫茶馆”:举行工夫茶艺表演、工夫茶知识讲解、工夫茶冲泡技巧研习、工夫茶品鉴等活动, 兼而作为游客小憩的休闲场所;二楼做为“潮州小吃大全”餐厅;三楼以上做为“潮州菜品赏中心”, 使之成为向心力, 形成众星捧月的规模效应。

(二) 潮商文化修学功能区。

潮州文化的全球扬名, 得力于潮州商人在全世界的商业成就和美誉。潮商文化应该成为潮州文化旅游最独特的风景线, 要争取开放李嘉诚故居, 将其建成“潮商文化展览馆”, 使之成为天下商人顶礼膜拜的商业圣地;“李居”与“颐园”联袂相映, 构筑潮州的核心精神和文化符号, 可以参考北京大学有关机构的做法, 组织韩师、汕大等机构开发推出“潮商文化”修学旅游产品, 吸引外地企业家、职业经理人到潮州研习、考察潮商的成功之道, 使这个阶层成为潮州的忠实游客, 他们是我们应特别重视的高端市场。

在这个区域, 应该重点组织潮汕地区的名牌产品集中展销, 可以县为单位组织, 如澄海的玩具和羊毛衫, 揭东的玉器, 潮南的文具, 潮阳的内衣、日化产品、潮安的食品, 饶平的水族产品, 南澳的海产品等等, 使之成为杰出潮商代表和潮汕名牌商品展示的“永不落幕的博览会”, 既彰显潮州 (商业) 文化的辉煌, 又提升“牌坊街”的商业档次和文化品味, 更是对潮州文化的大力发展。

(三) 潮州古民居观光功能区。

潮汕民居素有“京都帝王府, 潮州百姓家”的美称, 是中国建筑的一朵奇葩, 极具开发价值。民居院落不仅是牌坊街观光的重要吸引物, 而且是古城区重要的旅游接待点, 向游客提供住宿、餐饮、娱乐的场所。目前牌坊街民居已经开发的有分司后巷的“府城客栈”、兴宁巷的“茹雅居”、甲第巷的“潮州民居文化展览馆”等。

根据民居院落的主要特色, 可将其分为观光类、文化娱乐类、工艺参观类和文化餐饮类。观光类民居主要参观其建筑特色, 观赏潮州木雕、嵌瓷, 并提供一些娱乐活动;文化娱乐类民居主要提供给游客丰富的文化娱乐活动, 重在游客参与, 比如学说潮州话、学潮剧、学冲工夫茶、学潮州大锣鼓等;工艺参观类民居主要向游客展示工艺制作过程, 游客可参与制作, 并可购买工艺品和纪念品, 比如制作茶具、抽纱、刺绣、木雕等;文化餐饮类民居主要向游客提供特色餐饮, 游客可学习菜品制作, 如大夫第粽球、茹雅居私房菜、老屋斋菜馆等。

依此思路, 可将与牌坊街相连的各横巷发展为各类特色巷道, 如甲第巷发展为古城观光类巷道, 义井巷发展为工艺参观类巷道, 兴宁巷发展为特色餐饮类巷道、家伙巷等其他街道为民居客栈类巷道。

(四) 古典文化艺术体验功能区潮文化源自中原

正统, 是潮汕独特的地理环境在历史长河中“保鲜”下来的中原古典文化, 堪称“活化石”。这是潮州最具文化意义和旅游经济价值的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以潮州曲社、剧苑、潮剧团、演员训练班、潮州画院等单位所在地一直到昌黎路潮州影剧院一线, 相对集中潮州戏剧、潮州音乐、潮州木雕、潮绣、陶艺、潮州剪纸、书画、书籍、文物古玩等文化商品商店, 用这些文化元素, 集中展示、印证潮州文化是中原古典文化的“活化石”。可以举办文化讲座, 潮剧小品、潮州音乐、潮州木偶戏等表演。潮州的这些文化都可以用于“牌坊街”.

(五) 滨江休闲娱乐功能区潮州城依韩江而建,

滨江两岸风景区具有牌坊文化休闲步行街不同的风情, 在这里可以观赏韩江两岸风景, 登北阁, 把酒临风;游韩江, 忘情山水;朝韩祠, 拜谒师尊。

将滨江长廊作为牌坊文化休闲步行街旅游服务接待、休闲娱乐的后方基地。白天、夜晚都可以举行一些活动, 晚上在滨江长廊修建露天茶座、啤酒美食街, 构建潮州古城社区文化旅游的三大中心轴线:滨江两岸长廊 (休闲娱乐轴) 、牌坊街 (观光购物轴) 、古城街区 (文化体验轴) 。

为每座牌坊做解说牌, 详细介绍牌坊的由来和典故等。让众多无法看懂碑文的游客能通过这一渠道了解牌坊的历史, 避免了“走马观花”式的旅游方式。

潮文化, 是始终贯穿于牌坊街的灵魂所在, 情景雕塑群是最直白、最形象的展示方式, 由此建议在牌坊街内建立多座情景雕塑, 用来展示潮州历史人物风采或者历史典故、民俗风情等, 如马发抗元、韩愈祭鳄、状元林大钦、潮州出花园、刺绣女工等。

三、潮州牌坊街经营管理和开发模式

牌坊街现有管理体制主要存在着经营权与管理权分开、市场主体意识不强等弊端。改革的方向通过招标发放牌坊街整体或部分项目开发特许权, 随之组成项目公司并负责进行项目的建设、管理项目的运营。政府将牌坊街一定年限的经营权转让给项目公司, 让项目公司通过经营牌坊街获得丰厚收益, 并将一部分资金用来反哺牌坊街。特许时间结束后, 开发项目将无偿转让给政府。形成“政府主导、市场运作、企业经营、社区参与”的经营管理模式。

对牌坊街实行景区化管理, 景区化的牌坊街既具有旅游商业步行街的基本功能, 能够满足消费者购物、休闲、娱乐等的需求, 同时又带有景区的部分功能, 对商业街进行景区化管理, 将旅游六要素融入商业街经营、营销的全过程等, 有利于提高牌坊街的开发水平和经营档次, 从而提高名气, 吸引人气, 进而增加财气。

目前, 厦深高铁、潮汕新机场正在建设, 国家级的《海峡西岸旅游区发展总体规划》正在实施, [旅游联盟2008-8-3提供:旅游资源大全, 免费旅游交易平台, 旅游社区, 旅游软件, www.tourunion.com]“海西”规划定位上紧扣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培育“海峡旅游”品牌、加强区域旅游协作三个主题, 在提升传统旅游产品的同时, 不断推出旅游新产品、新业态, 近期特别注重推出的是高端旅游产品和青年旅游产品。潮州应该以建设独具一格的“文化旅游商业牌坊街”为新支点, 撬动做强做大潮州旅游经济的杠杆, 使潮州旅游事业进入辽阔的“蓝海”, 使潮州成为粤东真正的旅游中心、海西重要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实现“打造国内有重要影响力的历史文化名城”的战略目标。

摘要：潮州古城历史文化积淀深厚, 博大精深, 其中的太平路是潮州历史上的商业文化中心 (商业街) , 是潮文化的代表性社区遗产, 因其拥有中国规模最大的牌坊集群, 被誉为“天下第一牌坊街”, 本文通过对其社区遗产的商业、历史文化和旅游开发价值进行了解读, 国内社区遗产开发案例的解剖和比较分析, 提出了保护性文化旅游开发的若干构想和策略性建议。

关键词：社区遗产,旅游开发,潮州牌坊街

参考文献

[1]陈非.潮文化的修学旅游开发刍议[J].韩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9, (4) .

[2]陈非.修学旅游初论[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 2009, (8) .

[3]程洁如.潮州古城旅游资源特色与开发利用初探[J].嘉应大学学报, 1994, (2) .

[4]杨振之等.旅游原创策划[M].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5.

[5]林峰.休闲步行街研究专题[DB].旅游运营网.http://focus.lwcj.com/FocusReport/focus001081007001.htm, 2009.5.5.

[6]林峰.城市商业街景区化提升研究.旅游运营网.http://focus.lwcj.com/FocusReport/focus012081128001.htm, 2009.5.9.

[7]林峰.文化休闲商街的创新与激活.旅游运营网.http://focus.lwcj.com/focus_68/.2009.5.10.

社区遗产 篇2

遗产税是针对财产所有人去世以后遗留下来的财产而征收的一种税，迄今世界上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征收遗产税。世界大多数国家之所以普遍征收遗产税，是因为它可起到避免财富过度集中、抑制社会浪费、平衡纳税人心理等作用。西方发达国家开征遗产税的时间较早，但在实施的过程中，由于各国的情况不同，因而在税制结构、税率设计、征收依据、税种划分、扣除减免等方面，各国也有所不同。

(一)从税制结构来看，大致有三种类型：总遗产税制、分遗产税制和混合遗产税制。总遗产税制是指只对死者的遗产总额征税，而不管遗产的继承情况和遗产将作何种方式分配，英国、美国遗产税制即属这一类。分遗产税制是根据继承人与死者之间关系的亲疏，以及继承财产的多少，进行分别课征的税制，法国、德国等采用此种税制。混合遗产税制是指先按总遗产税制办法征税，然后再根据继承人分得的遗产情况，如果分得的遗产超过一定限额，则按分遗产税制再征一道遗产税，采取混合遗产税制的国家有加拿大、意大利等。

从税制设计角度考虑，总遗产税制税率设计较为容易，税制简单;从征管角度考虑，总遗产税制税源可靠，管理简便易行，而分遗产税制因需考虑总体财产的具体分配，征管相对较难，且易增加偷逃的可能性;从组织收入角度考虑，如都采用同样的累进税率，总遗产税能提供更多的`收入，因为它适用遗产总额而不是遗产分配额;从促进社会公平的角度考虑，分遗产税制在减轻财富分配不公方面比总遗产税制有更多的作用，按继承财产规模累进征收的分遗产税，以“财产越分散，缴纳的税额越小”来鼓励财产在个人之间的分散。

混合遗产税制与前两者比较。相对兼容了两者的优点，但征两道税，不仅在税率设计方面比较复杂，而且也有重复征税的嫌疑。

(二)从征税依据看，大致有三种标准：国籍标准、住所标准和财产所在地标准。国籍标准是以财产所有者的国籍为依据;住所标准是以财产所有人的住所为依据;财产所在地标准是按财产的所在地划分税收征管权。

如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取混合使用的方法，而且主要是采取属人与属地相结合的原则。

从税率设计看，有累进税率和单一比例税率两种：实行累进税率有利于遗产税收入再分配目标的实现，比较公平，而单一比例税率则便于税收征收管理。目前，多数西方国家采用累进税率、如荷兰、西班牙等;少数国家实行单一比例税率，如新西兰、英国;另外尚有极少数国家兼用两种税率，如美国，其总遗产税实行累进税率，而隔代遗产税按比例税率征收。

(三)从遗产税与赠与税配合征收方式看，国际上主要有三种做法：第一，不单独设立赠与税，而是把一部分生前赠与财产纳入遗产税征收范围，如英国、美国等。此方式的优点是征收方法简便，易被纳税人接受，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赠与税的堵漏功能、限制了遗产税的作用。第二，分设两税，并行征收。即对生前赠与财产按年课征赠与税，对财产所有者死后遗留的财产课征遗产税。此方式的优点是防止纳税人生前大量转移财产而逃税，为大多数国家所采用。第三，两税交叉合并课征。分设两税，即生前赠与财产按年课征赠与税，财产所有者死亡后要将生前赠与总额，合并计入遗产总额一并征收遗产税，原已缴纳的赠与税额准予扣除。此方式对防止纳税人偷逃遗产税功效显著，但征管复杂，仅有极少数国家采用。

我国设计遗产税制的思路

(一)目前我国开征遗产税的客观条件

1.税源方面。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各种经济成分并存，经营方式多样，个人收入显著增加，个人拥有财产数量大幅增长。表1列示1991-我国城乡储蓄年底余额(年底余额)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家庭人均收入)、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人均可支收入)、个人购买商品住宅情况(住宅)。

由表1可以看出存款余额、可支配收入等不断提高，更重要的是个人存款的60%掌握在近20%的人手里，20%的最高收入家庭占有社会全部收入的50%多，20%的最低收入家庭占社会全部收入的4.27%。近年来我国的股票、债券市场、无形资产市场都快速发展，使得一批人成为富翁，尤其是金融资产的增长极其迅速，户均实际金融资产已从1990年末的7869元增

社区遗产 篇3

1 相关概念界定

1.1遗产地社区的内涵

遗产地社区还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界定，近些年来一些學者开始注意到遗产地社区的保护和发展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对其内涵进行描述或者定义。

本文认为，遗产地社区是“遗产地”和“社区”两个概念的融合，是指具有一定地域结构和地理空间，拥有丰富遗产资源，居住着有某种互动关系的、有共同文化维系力的一定人群的社区，这种社区是通过人为划定的特定区域。

1.2遗产地社区的类型

遗产地社区的分类按照其与遗产资源在地理空间上的距离和受遗产本体影响的强弱分为三种，依次是核心区遗产地社区、邻近区遗产地社区和外围区遗产地社区（孙九霞，保继刚，2005 ） ，依据这种划分方式可以看出，不同遗产地社区之间并没有明显的边界，其主要区别就在于社区与遗产保护地带的空间距离的远近。

2 相关研究综述

2.1共生理论

目前为止公认的共生概念的首次提出是由德国著名真菌学家Anton de Bary于1879年提出的：“共生是不同生物密切生活在一起，寄生是一种共生，但短期联系不能算作共生关系“。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拓展，共生思想逐渐渗透到社会学、哲学等诸多领域，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且在不同的领域赋予不同的含義，概念运用更加宽泛，研究的内容逐渐泛化，学科交叉研究的痕迹也较为明显。正是因为共生现象在社会体系中广泛存在，这使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以共生理论来研究现实社会中的诸多现象和问题，如企业经营、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城市化问题等。

总而言之，不能把共生简单的理解为“和平共处”的综合系统，而是同类或不同物体间在一定条件下达到的一种平衡状态的，是一个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系统，即物体之间达到紧密联系、相互有利、相互互补、动态平衡的状态。

2.2遗产地社区研究进展

我国对遗产地社区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从研究内容来看，具体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

①遗产地社区旅游发展研究。姚国荣（2009）等以安徽省黯县宏村为例探索了古村落开发与旅游运营机制。黄芳，烷伟军（2010）分析了古村落现有的三种旅游经营模式：所有者自主经营、个人承包经营和企业承包经营的特点，并比较了这三种经营模式各自的优势和劣势。方志远，冯淑华（2013）通过对赣派、徽派客家三大类型古村落的旅游开发模式分析比较，认为存在三个方面的共性：A在旅游产品开发上，仍以历史文化观光型产品为主； B在经营管理体制上，采取政府主导，乡村集体经营管理的体制；C在经营方式上，以农民为经营主体，小农经济现象明显。

②遗产地社区保护研究。遗产地社区受到旅游业过度开发的影响，对其进行保护刻不容缓。吴文智（2009）以安徽古村落宏村和西递为实例，选取实体资源、古村落文化居民生活空间环境和旅游环境4个因素17项因子构建了古村落保护状况指数分析体系，认为古村落旅游地保护主要内容包括：A建筑、文物等景观实体的保护；B古村落文化的保护，主要指民间传统文化和特色民俗活动；C古村落居民生活空间环境的保护，以保持古村落的原貌原味。

③遗产地社区参与研究。利用社区参与手段实现遗产与社区的共同发展是目前研究的热门问题。王涛等（2012）通过对社区参与旅游研究综述，分析目前中国世界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中的问题，提出了参与规划决策、参与遗产保护等等社区参与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途径。肖勇（2009）对我国世界遗产保护中的社区冲突及其解决机制进行了分析。李纪（2011）在《自然与文化遗产利用和保护中的公平问题》中指出当地居民获得的利益与付出的代价不成比例，当地居民在选择遗产地发展模式时受到了不公正对待。

2.3研究评述

我国对遗产保护和遗产地社区的研究近年来发展的也很快，研究内容亦相当广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相比国外的研究，我国对遗产保护和遗产地社区的研究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首先，从研究内容看，我国对遗产地社区的概念和内涵没有一个完整的理解，只是众多学者根据自己研究视角进行定义，没有普遍适用性。其次，从研究视角和方法来看，国内大多数的研究停留在描述性或者较少统计性的阶段上，很少有结合其它领域来进行综合研究，目前研究者主要是从建筑学、旅游学、历史学等领域进行的，缺乏对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等领域的融合研究。

参考文献

[1]Alexandros.Visitor perspectives on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in the Pitons Management Area World Heritage Site， St.Lucia[J]. Environment，1983，12.

[2]Anne Drost. Evaluating U.S. National Heritage Areas： Theory， Methods， and Application[J].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1996，462.

[3]张予. 我国世界遗产地旅游门户网站功能评价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13.

[4]吴必虎，李咪咪，黄国平. 中国世界遗产地保护与旅游需求关系[J]. 地理研究，2002，05：617.

[5]李丰庆，王建新. 文化遗产地资源管理中利益相关者参与结构关系探析[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02：132-136.

军垦文化遗产化过程中的社区感知 篇4

遗产主体是指遗产的创造者、继承者和持有者[8]。Peter Howard[8]对联合遗产与继承、继承物关系进行了研究,指出遗产的两个关键内容是遗产所有权和遗产主体,只有两者配合起来才能构成遗产的定义框架。他强调遗产概念中遗产主体的所有权,特别突出“个人的”、“家庭的”、“公众的”等主体权属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同样肯定遗产的主体性和权属性,社区、群体甚至个人对其文化所拥有的不同文化表现形式的专属权。遗产主体是分析遗产时不容忽视的因素,有关文化遗产主体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李春霞[9]等以澳大利亚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构建,分析了各类文化主体的作用。刘朝晖[10]探析了村落社会遗产主体和遗产保护主体剥离的原因是政府权力;朱凌飞[11]等强调要加强文化持有者在保护、传承工作中的文化认同,保证其话语权和自发意识。

军垦是指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屯垦戍边为目的,由当时西北野战军一部分与新疆国民党起义部队共同整编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军垦文化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总体上可概括为军垦文化是兵团人在履行屯垦戍边伟大使命的过程中创造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包括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其内容包括:军垦精神(屯垦戍边、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和开拓奋进);纪念碑和雕像(军垦博物馆、王震铜像、艾青诗歌馆等);军垦屯垦戍边的历史见证物(军垦第一连、军垦第一井、小李庄等);高科技特色大农业(农业高新科技园区、桃源风景区、驼铃梦坡等);民兵制度;屯垦文化(文学作品、诗歌歌曲、民间传说等)等[12,13,14,15] 。目前对军垦文化的研究包括其内涵、内容、特征、作用和涉及保护利用的政策研究[16] 。如宋晓梅[17]指出,要通过政府倡导、舆论引导、媒体宣传,形成热爱和保护屯垦文化的氛围。吴淑琴[18]等提出石河子在开发军垦文化旅游资源上要深层次挖掘军垦文化内涵,强调发挥政府作用。总体上看,现有的研究主要是对策研究,缺乏对军垦文化相关学术问题的提炼、分析和阐述。只有郑剑平[19]等分析兵团人在经济与文化发展日益不平衡的背景下,对军垦文化认同的变化。在研究方法上,以文献材料收集为主,方法单一,缺乏对一手资料的挖掘。军垦文化及遗产保护利用的研究时间较短,尚处于起步阶段。军垦文化是由军垦们在屯垦戍边的过程中创建的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的综合,其主体是军垦,他们是组成石河子市社区的文化群体。军垦文化是近现代文化中特别的遗产,在国内对其相关学术研究还不多的基础上,从动态的遗产化过程和遗产主体的角度进行研究具有较大意义。

1 研究方法和案例地

本研究的案例地是石河子市,调研时间为2010年8月。石河子市是新疆兵团最早建成的军垦城市。1950年王震将军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挺进石河子开始在这里开垦建城。石河子市最初的人口来自五湖四海,主要由转业官兵、支边青年等构成。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形成全国独一无二的“军垦文化”。现在,石河子市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直辖的县级市,其社会、经济、人口等与新疆兵团一致性度高[20],同时也是与“农八师”实行“师市合一”管理体制的新兴城市。

资料收集方法主要采用深度访谈和二手资料收集:①深度访谈。访谈对象以政府领导、景区管理部门主管和当地军垦人为主,当地非军垦居民和游客为辅。与石河子市兵团旅游局领导、军垦博物馆讲解员、军垦第一连管理人员等上层管理者进行面对面访谈,访谈内容包括景区的总体现状和经营情况、游客情况、社区关系、员工情况、未来规划和其他概况。在调查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对访谈提纲进行适度的调整,以获取更多的信息。采取目的性抽样方法访谈了22名当地军垦人和4名当地非军垦居民。访谈内容主要涉及自身的军垦经历、对红色旅游的看法、军垦文化传承的保护意识和其他方面。考虑受访者对军垦文化的了解度、军垦文化传承中所处的位置、受访者回答情况等,以军垦文化第二、三、四代为主,探讨每一代继承者的遗产意识,整体访谈者的构成见表1。访谈内容根据访谈对象分类为:当地军垦人、当地非军垦人、政府部门人员、景区管理人员和游客。②二手资料分析。在与政府和景区管理部门进行访谈时,获取了《石河子红色旅游规划》、《新疆生产建设军垦旅游业发展总体规划》、《石河子旅游客流人口特征及旅游者行为研究》、《中国屯垦旅游论坛文集》等二手资料,同时通过查阅军垦党校、石河子大学以往有关军垦文化的研究和其他相关的网络资源来辅助研究。

2 研究结果

2.1 石河子市的军垦文化及其遗产化过程

20世纪50至60年代是石河子市垦殖初期,第一代军垦人从住“地窝子”、喝盐碱水、吃“大锅饭”开始开荒造田建设石河子市。到20世纪70年代,第一代军垦人慢慢由军屯转向民屯,定居的高度稳定性促使军垦的第二代诞生,兵团人口开始剧增。城市环境初步形成,步入机械化生产阶段,这时“兵团人”的文化认同开始出现[21]。市场经济之后,石河子市城镇化明显。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部分兵团人外迁,同时兵团文化平民性增加,兵团文化逐步稳定。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与变迁,形成了现在的军垦文化。

当地政府部门对石河子的认同源自兵团成立的特殊机制。从石河子建市以来,军垦精神就是兵团的核心精神。2004年,在政府主导和当地老百姓的呼吁之下,军垦博物馆在“军垦第一楼”的基础上进行扩建,作为新中国新疆屯垦戍边史的主要研究和陈列内容的博物馆,2005年被评为“全国百家红色旅游基地”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006年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除了扩建军垦博物馆外,石河子市还保存和修建了众多的军垦遗址,如艾青诗歌馆、王震将军铜像、军垦第一犁、军垦第一井、军垦第一连、周总理纪念馆、小李庄等。军垦园林特色一直是石河子市城市规划建设的基本,整齐划一的街道、浓郁的绿树都是军垦文化的体现。在全国红色旅游的带动下,石河子致力于推动其红色旅游发展。《石河子红色旅游规划》和《新疆生产建设军垦旅游业发展总体规划》中提到以“军垦文化”作为主要旅游内容进行开发;《红色旅游规划》中指出“发展兵团红色旅游有助于兵团先进精神和文化的传播”,同时通过红色旅游业来“促进兵团的经济发展”。为了更好地规划发展石河子军垦文化遗产旅游,兵团于2004年开始筹备成立新疆西部新思路旅游集团公司,整合全市旅游资源,以经济效益为基础进行开发。

2.2 遗产化过程中的特点

文化社会认同低:军垦人对于军垦文化的认同是基于20世纪50、60年代特殊历史时期的政治背景。但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军垦区的经济发展在改革开放后不再满足军垦的需要,军垦与外部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军垦精神因此受到质疑。同时,在物质利益至上的世俗年代里,军垦人不可能再单纯地只讲奉献,部分军垦人向外流失,而留下的人对军垦的发展也并无很高的期望,甚至出现不满。他们一般鼓励自己的孩子往外发展,这也直接造成军垦第三、四代对军垦文化认识度不高的原因。如22名受访的当地军垦人对军垦文化有一定的了解;13名第一、二代军垦人都经历过军垦年代,他们指出军垦精神在当时社会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但也提到在社会市场经济的冲击影响下,军垦文化的位置受到撼动,大部分表示对军垦文化的传承无能为力,更多地倾向依靠政府的力量。其中,3名第二代军垦人对军垦文化持有遗产意识,强调其遗产的历史价值应大力通过旅游方式来传播。这3名受访者就职于或曾就职于兵团政府部门。9名第三、四代军垦人对军垦的了解度比前两代淡薄,他们大部分通过长辈们的口述来了解军垦文化,但并未将其视为一种文化遗产。尤其第四代军垦人,因年龄小,对军垦文化的了解尚处于模糊状态。

从访谈中可见,军垦文化在逐渐淡化,至今有被摒弃的潜在危险,军垦文化的社会认同面临困境。当地的其他居民对军垦文化的认识也不高,访谈对象都表示曾多次到军垦博物馆参观,但是对军垦文化的认识仍停留在表面上。对比访谈可见,军垦文化在人们的内心没有形成一种文化意识,未被视为一种群体区别文化。认同是一个相互的作用,当地人和军垦人没有意识到军垦文化是自己所独有的,同时军垦文化也没有得到当地非军垦人的认同。军垦文化的群体认同在自身文化与其他群体的接触过程中未建立起文化认同机制。

自上而下的价值认识过程:军垦文化的遗产化是自上而下的价值认识过程。军垦文化从遗产确定到管理都强调政府的主导地位,没有发挥社区居民的作用。《红色旅游规划》中突出“政府主导型发展战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旅游业发展总体规划》中提出“兵团各级党政机关及其各有关部门在旅游业发展中发挥组织、指导等作用”,而社区参与仅限于“环境卫生”等基础设施的意识强化,作为遗产拥有者具有的权利被忽视。在军垦文化遗产化过程中,社区居民对军垦文化的遗产管理处于沉默状态。对旅游发展,他们更多地是等待政府的行动。社区认为只有政府或者专家才能做出最终的决策,不相信自己能够左右军垦文化的未来发展,忽视了自己本身拥有遗产所有权的权利。另一方面,由政府发起和推进的“自上而下”的红色旅游活动缺乏社区的参与。在此过程中,社区慢慢淡化自身权力意识,更倾向于依赖政府,如此不停地循环,政府的主导地位愈益明显,遗产主体和遗产保护主体的分离加剧,遗产主体在遗产保护过程中处于“失语”位置。

遗产的商业化: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遗产之所以能够成为遗产,是基于人们对资源的需求。《石河子红色旅游规划》和《新疆生产建设军垦旅游业发展总体规划》中都提出重点通过发展军垦遗产旅游来提高经济效益。对社区而言,遗产经济价值能提高社区的价值认同[22,23,24,25],但目前存在两个问题。首先,红色旅游业对当地社区的影响度低。军垦文化的遗产旅游由政府部门管理、企业承包,社区参与度低。社区从军垦文化遗产中获取不到经济效益,影响他们对军垦文化的价值评估,从而进一步影响他们对军垦文化的认同。其次,遗产旅游的效益低,遗产旅游的性质发生变化,景点处于亏损,难以继续营运。为了生存,景点开始迎合市场需求做出变化,从“纪念性景区”转变为“集参观、军体训练、休闲娱乐为一体的教育基地”,增加娱乐设施,提供集体活动场所等。现代化的设施与军垦文化吃苦耐劳的核心精神形成反差,部分遗产被迫拆迁,片面追求经济效益,遗产价值被弱化,使遗产偏离原来的原始意义,越来越远离其日常生活形态的本真样貌。

3 结论和讨论

军垦文化的价值早已就得到国家及相关政府部门的认可与重视,然而遗产主体在遗产化过程却处于旁观者位置。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军垦文化受到“利益至上”的市场经济原则的影响而被质疑。兵团内部军垦精神的逐渐遗失,使兵团人对军垦文化产生顾虑。社区对军垦文化认同心理受到冲击,认为军垦文化不再适应社会的发展,开始产生摈弃文化的想法,军垦文化陷入边缘化境地。

“自上而下”遗产管理和利用过程,强调政府主导性,弱化了社区参与感与主动性。军垦文化从遗产资源认定、遗产价值评估到遗产资源管理都由政府主导,而社区则始终处于“沉默”,遗产所有权与遗产主体被剥离。遗产拥有者的遗产保护意识淡薄,军垦文化被文化持有者淡化,主体权属性发生变化,政府成为遗产的“代言人”。军垦文化遗产化后,进入遗产市场化过程不成功,使社区更难以理解军垦文化的遗产价值。社区作为文化遗产地的遗产主体,对整个遗产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如何发动社区力量、提高军垦文化遗产主体的遗产保护意识,是当前军垦文化发展要解决的难题之一。

摘要：军垦文化是我国特有的近现代文化之一,其遗产价值正逐渐得到认可,但在军垦文化遗产管理活动中却出现遗产主体缺失现象。运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对石河子市的实地调研,以遗产化过程的视角探析了军垦文化的遗产化现状、社区感知特点及其成因。

社区遗产 篇5

世界遗产是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的人类罕见的、目前无法替代的财富,是全人类公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物古迹及自然景观。狭义的世界遗产包括“世界文化遗产”、“世界自然遗产”、“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和“文化景观”四类。其广义概念根据形态和性质,分为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记忆遗产、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景观遗产。

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对遗产价值的一种确认,一种荣誉的授予。因此世界遗产有很强的号召力,容易形成品牌效应,有利于促进世界遗产所在地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提高当地的知名度和吸引力,为其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空间。

2 我国世界遗产旅游地开发存在的问题

从1987年我国第一批文化和自然遗产被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今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世界遗产在我国旅游业的发展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成为旅游业发展的重要资源,是市场拓展的重要品牌,也是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开发与保护的重点。世界遗产具有稀缺性,也具有独特内涵,极具观赏、游览和研究价值,具有旅游开发的先天优势。

近年来,国内兴起了“申遗热”,追求世界遗产的旅游经济利益是推动这场热潮的重要原因。对于世界遗产地来说,世界遗产带来了发展的机遇,众多的游客将给世界遗产所在地带来源源不断的旅游收入,并且快速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各地在申遗过程中不惜代价,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很多地方在获得世界遗产地的招牌后,拥有了世界遗产的光环,吸引了更多的游客,也的确很好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但是在我国,许多世界遗产地都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人口密度高,不少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如何保护世界遗产地土著居民的利益,尊重当地文化,保护遗产地的生物多样性是一个必须要面对的问题。而且随着世界遗产旅游逐渐升温,这些世界遗产资源开发与保护的矛盾、管理和经营的问题也慢慢凸显出来。

1997年12月2日,山西平遥古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引起了多方的关注,因为这是中国第一个以城市名义进入该名录的地方。申遗的成功的确带来了很高的旅游收入,当年的旅游门票收入从申遗前的18万元一次性跃至500多万元。但是随着平遥旅游的过度开发,平遥古城已经不再是当时遗产专家鉴定时候看到的模样,这座古城已经逐渐变为“空城”。2002年,4.5万居民中有近一半的人被迫陆续迁离,以利于所谓的更好地开发旅游事业。这一举措,实质上是对世界遗产的破坏,其文化部分就已经变得不再完整。

3 社区参与对世界遗产旅游地的影响

3.1 社区参与的概念

发展旅游业的“社区参与”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西方发达国家,是针对旅游业发展使旅游目的地尤其是相对贫穷地区受到的负面影响而提出的一个解决思路。对于旅游目的地来说,来访者越多,旅游影响越明显,为了减少负面影响,“让社区居民真正参与到当地发展旅游业的社会行动中来”已经成为旅游地开发中非常关注的发展方式。它强调旅游目的地在发展旅游业的过程中以社区土著居民群体为核心的理念。社区参与旅游开发,是指把社区作为旅游业发展的主体融入旅游规划、旅游开发的决策、执行体系中。本地居民是旅游产品的一部分,应该得到尊重,所关心的问题以及想法应该受到重视,因为这样做可以减少旅游业给旅游目的地社区造成的负面社会影响。在旅游业迅猛发展的今天,社区参与被认为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源泉。

3.2 社区参与的重要性及其内容

不能把世界遗产片面定位于旅游资源,因为世界遗产地不是经济开发区,必须保护遗产的完整性与真实性。保护是宗旨,是利用的前提。由于旅游业本身是经济活动,其最终目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因此在发展世界遗产旅游时,必须对旅游业加以引导和管理,对游客人数和行为进行必要限制。发展旅游业和世界遗产保护不是对立关系而是相互协调、相得益彰的关系。如何权衡商业利益与世界遗产保护之间的关系,如何正确处理好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关系,如何切实加强对世界遗产的保护和管理,已成为当前世界遗产旅游地旅游开发过程中亟需解决的问题。社区参与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行之有效的好办法。在我国,世界遗产地的旅游业发展一定要保证当地居民全面参与发展过程,实现旅游真正为遗产地居民服务。参与是保障遗产地居民获益的基本前提之一。包括参与有关旅游发展的决策、参与旅游业的经营、参与旅游收益分配、接受相关教育和培训等。概括来讲,社区参与旅游开发主要有两种形式,参与决策的制定以及参与旅游收益的分配。

3.2.1 参与制定决策

参与制定决策意味着本地居民有机会就发展遗产旅游表达他们的希望、意愿和担心。实际上,社区是遗产地真正的主人,应当对旅游划和实施旅游发展策略拥有发言权。这对于一些类似少数民族聚居区来说尤其关键,因为在这些社区中的每一代人中,了解其文化、传统和文物的人越来越少。参与决策同时可以使得他们利用自己的经验和专长为旅游发展规划献计献策,从而在旅游的组织和管理中拥有具有实际意义的发言权。让本地居民参与发展遗产旅游的决策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本地社区不希望参与旅游,那么坚持开发旅游就会非常困难,且会产生相反的效果。而如果得到了当地居民的支持,遗产旅游的发展会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世界遗产地——水城威尼斯可以作为一个社区参与支持旅游发展的典型案例。在尊重原始自然条件的基础上发展了1000多年,威尼斯人并未在强大的经济诱惑面前迷失方向,而是不惜诀别现代化的便捷,继续努力保持着自己独一无二的风格,至今城市里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而品种繁多的旅游工艺品也都是古老的手工制作。

3.2.2 参与旅游收益分配

参与旅游收益的分配,意味着本地居民应该有机会从旅游业的发展中获得经济利益及其他利益。社区旅游规划还应该包括为本地居民创造拥有自己企业的机会,以及获得与旅游业相关的就业机会以及获得培训机会。黄山的社区旅游发展在这方面就取得了显著的成果。黄山风景区开发计划从一开始就使得本地居民有收益。如在建设基础设施过程中,黄山风景开发区委员会积极地引导和鼓励本地居民建设辅助性旅游、服务设施以及旅游景点。这使得本地社区收入增加,经济逐渐繁荣。黄山风景开发区委员会还与村民们一起建立了以本地野生动物猴子为特色的旅游景点。这一项目以及其他项目的开发对该地区产生了重大影响。为本地居民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而这些就业机会则稳定了本地经济。

参考文献

[1]程尽能.遗产旅游[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07.

[2]胡志毅,张兆干.社区参与和旅游业可持续发展[J].人文地理, 2002,17(2):38-41.

[3]刘纬华.关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若干理论思考[J].旅游学刊, 2000(1):47-52.

[4]李先军.入遗别成双刃剑[J].北京科技报,2008(14):17-18.

[5]吕琳璐.社区参与与世界遗产旅游发展问题研究—以吉林省集安市世界遗产旅游区为个案[D].吉林:吉林农业大学,2006.

[6]唐顺铁.旅游目的地的杜区化及社区旅游研究[J].地理研究, 1998,17(2):81-83.

[7]王涛,张立明,任亮平.基于社区参与的世界遗产地旅游开发与保护研究[J].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08,20(5):114-116.

[8]徐嵩龄.第三国策:论中国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9]张文,肖玲,方淳.发展旅游业的社区参与问题[J].中国旅游目的地发展研究报告,2005(5):48-51.

社区遗产 篇6

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规模在全国居第11位, 已建立国家、省、市、县四级名录保护体系, 其中国家级名录84项 (106个项目保护单位) 、省级名录260项 (353个项目保护单位) 、市 (州) 级名录903项、县级名录2815项。共命名省级传承人299名, 其中国家级传承人39人。湖北省每年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抢救、保护、传承的资金逐年增加。2013财政投入经费增加到600万元, 是2012年的两倍。制度与机构的保障, 以及人、财、物的倾力投入, 极大地激发了各级文化部门及民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积极性。

武汉江欣苑社区抢抓机遇、整合资源, 依托社区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聚集地——“高龙博古城·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武汉传承园”, 发挥文化和科技相互促进作用, 增强文化产业领域科技实力和自主创新能力, 促进社区经济、文化持续健康地发展。

一、“高龙博古城·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武汉传承园”基本情况

江欣苑社区地处武汉市汉阳区江堤中路, 距离武汉国际博览中心仅1公里左右, 改造区建筑面积17万多平方米, 居民2016户、6542人, 是武汉市新区建设中规模最大的农村居民还建社区。社区居民全部为转型农民。江欣苑的前身江堤街渔业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武汉汉阳高龙文化的传承地, 并以此为依托, 设立“中国高龙保护基地”——龙洲集团保护基地, 并成立武汉龙洲置业有限公司, 大力发展集体经济, 促进社区经济发展, 解决失地村民的就业问题。

社区以高龙文化为核心, 集国内数十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驻社区, 2012年8月建成“高龙博古城·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武汉传承园”, 打造中国首个非遗聚集地社区和旅游景观社区。“传承园”由龙洲置业有限公司与社区居民共同投资, 园区占地面积5万平方米, 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一期“百工坊”已引进省内53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驻, 如江汉平原皮影戏、荆州青铜铅锡刻镂、楚式漆木器髹漆、汉绣、黄梅挑花、阳新布贴、孝感雕花剪纸等, 其中4项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12项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湖北省文化厅和武汉市文化局分别命名“传承园”为省级和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

二、“传承园”建设情况

1.从2012年4月启动到8月一期开园, 江欣苑社区在“传承园”硬件建设上已投入3800余万元。为吸引民间艺术大师前来驻店, 社区不仅免除所有门店一年的租金, 而且还免费对门面进行了整体设计和装修。并协助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行项目开发与市场运作, 得传承项目有收益后, 再收取一定的租金和管理费。“传承园”内还兴建了武汉高龙博物馆、汉绣博物馆, 普及荆楚文化。

2.“传承园”已被省、市旅游局两百多家旅行社作为湖北省旅游定点非遗精品礼品销售点, 以及必游项目予以推荐。依托社区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聚集地, 文化特色鲜明, 这在湖北省还是首例, 也开创了湖北省社区旅游的先河, 社区旅游前景灿烂。

3.“传承园”不仅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普及与弘扬, 也使居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改变。相对于地市, 副省级城市武汉对于非遗的保护力度大, 愿意了解非遗的人也多, 因此, 许多传承人的绝活深受游客青睐, 销量非常好。大城市的购买力也让传承人深刻认识到自己作品的价值。

长期的交流让社区居民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熟悉, 不少人加入到非遗传承的阵营。社区居民通过参与传统文化来感受自身诞生和繁衍的文化环境, 并为这种文化而自豪。这种民间百姓自发的传承热情与政府对各类文化遗产的高度重视保护形成了良好的互动。

三、“传承园”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1.江欣苑社区地处武汉市汉阳区城乡结合部, 地理位置较为偏僻, 交通不便。社区周围都是在建的高楼与民居, 没有可以依托的自然和可观赏性人文旅游资源。再加上非物质文化遗产社区旅游还是一项新兴事务, 游客接受这种旅游方式有一个过程, 导致开园以来, 人流量并不太大。

2.前期宣传力度不够。“传承园”运行至今, 除了开园时的盛况见诸报刊, 网站, 其后相关消息报道并不多见。江欣苑社区经常举办活动, 但这些活动与非遗项目结合的不够紧密, 导致“传承园”知名度不高, 虽然以最优惠的条件, 吸引了众多非遗传承人, 但由于人流量不高, 一些非遗传承人并未在此设立生产场地和带徒, 而是在店面和家乡的家庭作坊之间两头跑, 因此并不能每天在社区内守店, 造成有些店面并非天天开门迎客。这些都使得“传承园”非遗文化旅游的优势无法发挥。

3.许多传统技艺、传统美术类非遗产品, 兼具工业产品和文化产品的双重性质, 如何结合实际, 拓展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市场空间是非遗项目继承人面临的首要问题。许多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年龄偏大, 观念也相对老化, 他们想传承和发展, 但不知道如何适应陌生的市场运作。2012年园区成立后, 江欣苑邀请江汉大学艺术学院的专家、教授为园区内的非遗项目发展出谋划策, 但对于渴望进入市场化运作的众多非遗项目来说远远不够。

4.以技艺为核心的非遗项目, 在历史上便自然地与市场相互依存。过去的手工艺作坊多采用前店后厂方式, 就是为了展示手艺, 加深对工艺的了解。顾客通常都是在熟悉了非遗项目的历史、参观过完整的非遗项目制作过程, 深入了解了非遗项目文化后才会购买非遗项目的产品, 因此了解文化内涵成为产品销售的一个自然铺垫。但现在一些驻园非遗项目只有成品售卖, 对于历史宣传, 生产过程展示都做的不足, 游客往往走马观花看一看, 并没有深刻印象, 也没能感受到非遗项目的价值所在。

5.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俗节气息息相关, 比如河北正定的庙会, 从正月初三一直举办到正月初十,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庙会上表演, 售卖。再比如本省新州区为新春开始播种生产而举办的旧街花朝文化旅游节, 从农历2月15开始, 3天一个乡镇轮流举办, 十里八乡的村民都来赶集。“传承园”自开园以来, 还没有系统化地组织一些民俗展演活动宣传园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这也阻碍了更多人对“传承园”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了解。

四、对“传承园”进一步发展的建议

1.文化是城市的根, 城市的血脉, 长期以来, 都是各级政府财政拨款来保护非遗项目, 现在江欣苑社区提供了一个群众自发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投资与建设的样本, 政府应加大对这种民营资本文化投资的扶持力度和认可度。非遗保护的真正主体是民间大众, 政府应该做的、能做的就是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和一定政策、财政上的扶持。有关区政府、市国土规划等部门,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链下一步的扩展, 以及产业用地的扩大方面, 在规划管理、土地供应上都应给予积极支持, 将“高龙博古城·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武汉传承园”打造为全国领先的非遗文化社区旅游景点。

2.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 一个是传承人问题, 另一个是提升市场竞争力问题。可以将非物质文化项目引进大专院校, 让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上讲台, 学生在课堂上就能学习非遗绝活, 成为将来的传承人, 从而在源头上解决就业难问题;另一方面, 利用湖北省丰富的高校资源, 引导专家对非遗项目在创作题材选择、包装策划等方面进行沟通, 通过市场化的运作方式, 加大宣传力度、品牌保护力度以及产品的研发力度, 使非遗项目最终得到市场的认可。形成一定的市场需求后, 对技艺的保护也就水到渠成、迎刃而解。

3.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与生产生活紧密相连的, 也就是说它的取材用料, 它的创作、展示过程都是遗产的一部分。比如说汉阳高龙, 就存在于年俗活动中, 如果这种年俗活动不存在了, 或者越来越淡化, 那么高龙的保护也就很困难。“传承园”除了售卖非物质文化产品外, 它也是一个展示技艺的地方, 是一个民风民俗浓郁的地方。所以应该鼓励传承人现场制作产品, 园内也应常规性举办一些节庆活动, 有展览、有技艺展示、有演出。游客到来, 有可看的过程, 可感受的文化氛围, 参与到制作过程当中, 这样的非物质文化是一个活态的文化, 这样的社区旅游才有特色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4.“传承园”应与媒体联合搞一些系列的宣传采访活动, 加大宣传力度。除了打阵地战宣传“传承园”外, 还应该把“传承园”作为一个品牌来建设, 重视各大非遗展会、文化博览会的宣传机会, 在重要的展会上, 应该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一起宣传, 或者特设展位积极推介非遗社区特色文化, 进而提高“传承园”的知名度和市场认可程度。

五、结论

随着旅游发展的趋势越来越多元样、个性化、休闲化, 传统的山水自然、文化古迹已不能满足旅游者的需求。将特色社区与传统文化以及市民生活相结合, 形成丰富多彩、格调高雅的城市社区旅游项目, 才是真正的人与城市和谐共生, 才是“人人共有的城市”。

湖北省是“非遗”文化资源大省, 深度发掘已有的文化旅游资源, 打造全国领先的“非遗”文化旅游景观, 既符合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的国际趋势和潮流, 也是国家文化强国战略的具体实践。江欣苑社区利用非遗保护方面的群众和资金优势, 从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聚集地入手, 结合武汉市两型社区示范区、武汉市首家幸福指数测评试验社区的工作, 建设国家非遗文化旅游示范社区的创举为社区旅游、文化保护、基层建设的协调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式, 对于非遗保护、展示、研究、推广、传承和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新途径。

摘要：武汉江欣苑社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推介、推广, 并跟城市社区文化、社区旅游相结合, 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的可持续和谐发展, 为社区旅游、文化保护、基层建设的协调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式, 对于非遗保护、展示、研究、推广、传承和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