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管理(通用12篇)
遗产管理 篇1
摘要:继承在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 被继承人的遗产在此便该转移到继承人或被遗赠人。但在这个过程中, 被继承人的遗产范围、被继承人的范围以及各继承人之间的该如何分配遗产尚不明确, 外加被继承人生前的债权债务关系可能也存有待解决事项。近年来, 占有被继承人遗产不动产的继承人不经其他继承人的同意对此遗产私自进行处理而损害其他继承人合法权益的例子越来越多, 给清偿遗产债务、分割遗产带来了很多的困难。虽然我国继承法提到相关遗嘱执行人和遗产保管人的概念, 但并未对此有进一步明确的规定, 且随着社会经济和法制的发展, 遗嘱执行人和遗产管理人也存在着一定的弊端, 因此, 遗产管理人制度的确立便越来越有必要, 明确遗产管理人的范围, 权利和义务等制度, 有利于对继承法不足的弥补, 保护继承人和债务人的合法利益。
关键词:继承,遗产管理人,遗产,遗产继承
2011年, 经历了三年多的争议与纠纷, 侯耀文老先生终于入土为安, 其争议主要是对于侯耀文老先生的遗产如何处理无法达成一致意见。2008年, 在台湾游“经营之神”的王永庆先生突然辞世, 其遗产要如何分割亦成为其家人的争议焦点。遗产纠纷案件主要集中在继承人之间的权益纠纷和被继承人生前的债权债务关系纠纷这两方面, 本是以继承法或是被继承人的有效遗嘱便可执行的常见问题, 若是继承人正常离世使其有时间去考虑如何安排其财产也便会是是继承顺序和权益等理所当然。然而我们常说天有不测风云, 有时死亡会毫无征兆地降临在某个人的身上, 使得其突然离世而来不及立遗嘱, 关于遗产范围和继承人范围等问题所引起的内外纷争难免避免。我国《继承法》第24条规定:“存有遗产的人, 应当妥善保管遗产, 任何人不得侵害或者争抢。”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4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继承案件时, 知道有继承人而无法通知, 分割遗产时, 要保留其应继承的遗产, 并确定遗产的保管人或保管单位。”虽然有相关法条提到保管人对遗产的保管规定, 但是我国继承法并未对遗产管理人的具体职责、权利义务等内容作出具体的明确规定, 确定遗产管理人制度有利于对遗产的保护与相关程序的进行。
一、遗产管理人的含义
遗产管理人是对死者遗产负责保存和管理的人。我国《继承法》第二条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但是从被继承人死亡到遗产被合法合理分到各继承人期间, 被继承人的遗产属于无确定的归属的状态, 这期间便需要遗产管理人对被继承人的遗产进行保管以及各项继承工作。若遗嘱中制定了遗嘱执行人, 则可直接有遗嘱执行人担当遗产管理人。但并非所有被继承人都会留有遗嘱或者制定了遗嘱执行人, 此时可由各继承人协商推选出遗产管理人或者有法院指定遗产管理人。管理人是在死者未留有遗嘱, 或虽留有遗嘱但未指定遗嘱执行人等情况下, 由法庭任命的或继承人推选出来管理遗产的人。[1]
二、遗产管理人的范围
1. 如果被继承人遗嘱中规定了遗嘱执行人, 则可以直接由遗嘱执行人担当遗产管理人。这样不仅节省了繁杂的程序, 更能够很好地体现被继承人的意志, 以对其遗产的合理分配。
2. 法定继承中, 如果继承人只有一个人, 那么可直接由继承人来担当;继承人若为两人或者多于两人可以协商从继承人中推出一名遗产管理人, 如果协商不成, 则可协商在继承人范围外选定一名与遗产继承无利益关系的人来担当遗产管理人, 以保证对遗产分配的公正公平。
3. 如果继承人无法推选出其他人的、继承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 可以请村委会、居委会或者有关主管机关担任遗产管理人。
4. 如果以上情况都无法选出遗产管理人的, 可以由法院指派人员担当遗产管理人。
选定遗产管理人应注意:
首先, 遗产管理人应为年满18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我国《民法通则》第11条第2款规定:“十六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的公民, 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 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因此, 16周岁以上以不满18周岁以自己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公民, 也可以成为遗产管理人。
其次, 遗产管理人应具有一定的社会生活经验和基本的法律知识, 能够在管理遗产期间对遗产进行有效管理, 并有能力完成遗产债务清偿和遗产分配等事项。
最后, 遗产管理人应具有较高的道德水平, 以确保遗产的的合法合理分割。
三、遗产管理人制度的优势
1. 有利于保证遗产的公平分配, 保护继承人和被继承人的利益。
继承开始后, 可能出现有的继承人占有遗产, 有的继承人不占有遗产, 有的继承人可能因不在当地而不知道继承开始的事实, 遗产保管人制度可以有效地管理遗产, 通知各方继承人, 平衡个继承人之间的利益。
2. 有利于保护遗产债权人的利益。
被继承人生前所欠债务的清偿, 遗赠的执行, 遗产的给付, 都是以被继承人所留的财产为界限的。如果遗产被隐匿、转移、挥霍而不能确定其数量和价值, 不但债权人的利益无法保障, 作为债务人的继承人也无法主张责任限制。
3. 有利于保护国家利益。
遗产和赠与税是国家的重要税收来源, 也是国民收入的重要杠杆, 虽然遗产税在我国尚未明确, 但这已是发展的趋势所向。税收的前提便是确定遗产的价值, 设立遗产管理人, 专门管理、保护遗产对于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征收是十分必要的。
四、遗产管理人的义务
1. 确定遗产范围并制定遗产清单。
遗产管理人应该要确定遗产范围, 包括被继承人的存款, 各种动产和不动产, 以及被继承人的各种财产权利和其他合法财产。要明确遗产状况, 确定继承人的意愿, 是要参与继承还是放弃。遗产清单的制作一方面可以保护债权人和国家税收利益, 另一方面防止有人隐匿和侵占遗产, 损害其他继承参与人的利益。[2]如果遗嘱人在遗嘱中对自己的有关财产都有明确的处理意见, 依照遗嘱的规定完全可以顺利执行的, 则可以不必编制遗产清单。[3]
2. 通知继承人或受遗赠人。
对于继承人或受遗赠人不在当地或者不知道遗产继承开始的, 应尽到通知义务, 若有必要可为其保留其应继承份额或者收遗赠份额。
3. 尽妥善管理遗产义务。
在遗产管理人管理遗产期间在清偿债务之外要妥善保管遗产, 尽量防止遗产价值的减损, 若有毁损遗产价值的可能应及时通知继承人并采取有效的措施。同时有学者提出:对于遗产管理无偿介入遗产管理的, 遗产管理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而给继承人、受遗赠人以及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时,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对于遗产管理人有偿介入遗产管理的, 应对自己的一切过失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4]
4. 清产债务。
遗产管理人有义务就被继承人遗产向被继承人生前的债务人清偿债务, 并且应将具体事项报告给继承人。
5. 向继承人或受遗赠人移交遗产。
遗产继承开始后, 遗产管理人在完成相关事项后要及时想继承人或受遗赠人移交遗产。
6. 公正公平, 管理透明。
遗产管理人应坚持自己独自的立场, 向继承人告知遗产种类、数量、存放地和相关的管理情况。
五、遗产管理人的权力
1. 遗产的处分权。
遗产管理人可以为了管理遗产的必要而出让动产进行变现或者其他必要的交易, 或者为了交易的必要对遗产进行评估和处分。包括为保存遗产而做出的处理, 对被继承人生前债务和税款的清偿, 另外还应包括收取属于被继承人的未收取债权。[5]
2. 对于遗赠的执行、遗产债务的清偿的监督权。
对于附义务的遗产受赠人, 遗产管理人还应监督查明其是否履行了所附的义务。
3. 排除执行遗嘱的各种妨碍。
在遗产管理人履行职责的过程中, 继承人不得妨碍遗产管理人履行职责, 也不得自行处分被继承人留下的遗产。如果发生妨碍遗产管理人履行职责的情况, 遗产管理人可以请求法院予以排除。
4. 报酬请求权。
遗产管理人有权要求取得合理的报酬。遗产管理人在管理遗产过程中所支出必要的费用, 有权从遗产中扣除或者要求继承人或受益人给予相应的补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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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曹国丽.论遗产管理人制度[D].西南政法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20.
遗产管理 篇2
论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管理
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具有十分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不可多得的科学研究、审美和启智价值.在现有的.管理体制安排下,开发利用和资源保护这两个目标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矛盾,要解决矛盾必须加强立法,尽快出台<世界遗产保护法>;淡化行政直接干预;精简武陵源遗产区内的行政管理机构;武陵源世界遗产管理委员会应直属于中央管理或湖南省人民政府管理.
作 者:袁正新 吴昊 YUAN Zheng-xin WU Hao 作者单位:吉首大学,旅游学院,湖南,张家界,427000刊 名:边疆经济与文化英文刊名:THE BORDER ECONOMY AND CULTURE年,卷(期):“”(10)分类号:F592.99关键词:世界自然遗产 管理体制 现状 改革设想
遗产管理 篇3
关键词北京奥运会 经营管理 奥运遗产 后奥运时代
一、引言
北京奥运会结束,留下来的大批“奥运遗产”应该如何处置?就成为我国接下来需要面对的一个奥运课题,尽快国家不如奥运前及奥运期间那样集中投入,签于“奥运遗产”本身的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可以丰富奥林匹克的理论,实践上可以大力推动体育文化产业的发展、助北京早日实现国际大都市目标、实现体育强国的目标。我们应该重视“奥运遗产”,重视对北京“奥运遗产”的经营管理。本论文运用文献资料、专家访谈、比较分析、逻辑分析等方法,对北京“奥运遗产”的经营管理现状进行研究。
二、结果分析
北京后奥运时代“奥运遗产”经营管理是一个涵盖内容广泛、层次面多的整体经营管理。本文首先陈述北京“奥运遗产”经营管理状况。进而分析并得出本文结论。
(一)北京“奥运遗产”经营管理的现状。
有形遗产经营管理主要是指环境、奥运设施遗产、受“奥运遗产”影响的产业的经营管理。奥运会后,北京坚持奥运环境建设标准,落实第十五阶段控制大气污染各项措施,2009年上半年,北京市的蓝天天数比去年同期多23天,一、二级天气比例达到80.7%,成为2000年以来同期最高值。奥运会后,北京高度重视奥运场馆的赛后利用和运营,在建设初期,就从整体布局、市民需求、社区配套和市场运营等方面进行了充分考虑和统一规划。体育产品、体育培训业、体育科研业、体育彩票业、体育传媒业、体育展览业等是体育文化产业的组成部分,这些行业成为北京体育产业发展新的亮点。这些行业成为北京体育产业发展新的亮点。2009年,其他体育活动大类实现增加值10.5亿元,比上年增长40.9%,收入42.8亿元,比上年增长37.7%。体育传媒业和体育彩票业增加值占其他体育活动大类增加值的80.5%。2009年,后奥运会为北京体育电视传媒发展提供了机遇,后奥运期间,电视广告投放大幅增多,电视行业实现体育相关收入20.8亿元,同期增长45.9%。体育彩票销售再创新高,全市体育彩票销售网点1876个,体彩发行额15.4亿元,体育彩票公益金提取额4.2亿元,为我市群众体育、竞技体育的发展提供了支持,此外,奥运遗产的经营管理者开发了与场馆等有形遗产相关的产品,推动了我国工业特别是工艺制品的发展。奥运会结束后,以鸟巢元素开发设计的纪念品包括鸟巢模型、徽章、钥匙扣、帽夹、项链、手机链、摆件模型、服装、陶瓷等8大类近50余款产品销售火爆。目前特许产品销售已经成为鸟巢仅次于奥运主题旅游和大型活动运作的第三大收入渠道 。
(二)北京“奥运遗产”经营管理的分析。
北京“奥运遗产”经营管理的分析可分为积极管理的分析和不足管理的分析。积极方面体现在:同“奥运遗产”经营管理的主管部门、采用经营型管理方式管理“奥运遗产”、采用市场化的现代企业制度、北京“奥运遗产”经营管理中体现创新性的体现。不足方面的体现在:北京“奥运遗产”经营管理没有统一、合理的规划。北京奥运场馆面临的问题是缺乏整体的、全盘的赛后利用规划。条块分割、相互封闭的现象比较严重。奥运会结束后,体育场馆的开发将会是一个涉及众多政府管理机构、私营部门、高校、普通民众等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复杂的系统。执行目标的力度缺乏,北京“奥运遗产”经营管理的目标明确,而这主要停留在政府高官的口头上,下面的管理者们没有去层层解读和执行。尤其是个别管理措施明显是与目标发展相违背。归属部门太过分散,出现经营管理过程中效率低下,甚至与目标发展不一致的经营管理情况。政府投资主要追求社会效益,以最大限度满足公共利益为目标;而私人投资和经营主体则以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标,主体和目标的不一致必然带来一系列的矛盾,这将是奥运旅游开发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
三、结论与建议
现代企业制度是北京“奥运遗产”经营管理必须选择的方式。依据现代企业制度中产权清晰、权责分明、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对北京“奥运遗产”经营管理的现状进行优点和缺陷分析。得出优点方面:确定了不同“奥运遗产”经营管理的主管部门、采用经营型管理方式管理“奥运遗产”、经营管理的目标明确、北京“奥运遗产”经营管理中的创新性。缺点方面:北京“奥运遗产”经营管理缺乏统一、合理的规划、目标的执行力度不足、管理手段和方法缺乏协调性、科学性等。建议成立总的北京“奥运遗产”经营管理部门,统一规划协调,从目前国情看,由专职的中国奥委会官员负责执行,应该是比较合适的。这样可以避免各自为政,过于分散的现状。认真学习现代企业制度的精神和内涵,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将现代企业制度贯彻到北京“奥运遗产”经营管理中去,制定各项经营管理的细节。维持北京“奥运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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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世界遗产管理研究评述 篇4
关键词:遗产管理,研究评述,管理方式
式, 真正建立起适应企业特色、时代特点和员工需求的开放的激励体系, 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激励机制是企业将其远大理想转化为具体事实的手段。我们应认真分析当前形势, 结合本企业实际, 在工作中不断了解职工的需求, 及时将职工新的需求反映在政策中。即把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有机结合地使用, 又要根据不同的员工而有所侧重, 并通过合理途径来实现。这样员工的积极性才会极大提高, 充分发挥聪明才智, 企业就能具有充沛旺盛的活力, 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
企业的员工激励管理, 既有一定的规律性, 也有很强的技巧性。管理者要善于因地制宜, 深入分析、研究本企业经营管理及员工队伍特点, 采取灵活有效的、针对性的措施, 使员工的内在活力得以全面激发, 为企业经营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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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美国COSO颁布了新的《企业风险管理——整体框架》, 对内部控制理论和风险管理理论进行了整理和扩展。
1992年COSO《内部控制——整体框架》将内部控制定义为“为企业董事会、经营者以及其他成员达到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经营活动的效率和效果、相关法律法规的遵循等三个目标而提供的合理可信的程序”。
《企业风险管理——整体框架》包括四类目标和八大要素。四类目标有战略目标、经营目标、报告目标和合法性目标。八大要素是内部环境、目标制定、事项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反应、控制活动、信息和沟通以及监控。
与《内部控制—整体框架》相比, 《企业风险管理——整体框架》有很大的改进和完善, 具体表现: (1) 内部控制目标的定位更高, 内容更宽泛, (2) 更加突出了对企业风险的关注, (3) 更加强调董事会在内部控制中的作用。
四、BCBS《银行组织内部控制系统框架》
行监管委员会于1998年发布了《银行内部控制系统框架》, 这一框架比美国COSO内部控制框架对于金融控股公司的内部控制更具有指导意义。
BCBS《银行组织内部控制系统框架》提出了银行组织内部控制的13项原则:公司董事会对于建立和维持有效的内部控制系统负有最终的责任;高级管理人员对董事会认可的内部控制政策、方针、实施、评估和监督执行负有全部责任;在企业内普及内控意识;对风险的认识与监测;明确各管理层在执行内控制度中所负有的职责;对利害相关职责的岗位分离;有效的信息来源;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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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晓锋 (1990—) , 男, 河北省武安市人, 中国地质大学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 主要研究方向:地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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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410页)
息系统的安全可靠;有效的沟通渠道;对内控系统的监测;对内控缺陷的处理;监管机构的责任。
BCBS《银行组织内部控制系统框架》与COSO内部控制报告的内部控制观念是密切相关的, 它阐述了内部控制、外部稽核与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内在关系, 比后者更加具体化。
公司治理无论对一般的公司、金融业机构, 还是对金融控股公司来说都有着重要意义, 上述规定对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 对其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有巨大的借鉴作用, 通过以上阐述, 希望为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金融控股公司的自身发展带来有益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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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杰 (1987—) , 男, 汉族, 山东临沂人,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经济法。
>> (上接第411页)
□周威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
【摘要】随着“申遗”的不断升温, 遗产旅游逐渐走向大众化对世界遗产管理的研究做以综述发现:对于遗产管理的研究, 学术管理基础和执行依据的立法以及反馈系统中的大众参与、遗产危上, 针对目前中国世界遗产管理体系中存在的问题, 本文提出了改
【关键词】遗产管理;研究评述;管理方式
截至第36届世界遗产大会 (2012年7月) , 我国已拥有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43项, 总量居世界第三位。“申遗”正日益受到国内学者、官员、媒体和一些社会公众的关注, “遗产旅游”成为人们旅游消费的一大趋势。随着遗产旅游的火热, 遗产逐渐进入大众化阶段, 遗产商业化和大众化愈发严重。但遗产旅游的迅速升温和遗产管理的严重滞后之间的矛盾愈发明显。而在学术界, 遗产管理虽受到部分学者的关注, 但无论数量还是全面性方面都缺乏力度。缺少理论支撑的中国世界遗产管理体系, 存在着严重问题, 亟待解决。
一、遗产管理内容
遗产管理的主要内容包括:遗产地研究 (包括遗产的价值、属性特征、保护、规划、营销等方面) 、遗产旅游者研究 (包括旅游者的时空规律、行为特征等方面) 、遗产地的社区、政府/组织、媒体等利益相关者研究、以及遗产地旅游活动的管理等几个方面。而中国学术界对中国世界遗产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权体制改革、规划管理等方面。
二、国内研究综述
1、立法与政策
杨锐强调了“遗产立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出应尽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文化管理法》;明确各保护单位的使命、边界、管理方针, 并针对各保护单位的历史遗留问题做出相应的法律规定, 在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文化遗产地特许经营法》的基础上, 构建中国遗产资源地的特许经营制度。杨锐借鉴美国经验教训提出了改善中国遗产管理, 首先应建立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指出几乎每个美国国家公园都有自己独立的立法作为保障, 而我国应早日将遗产保护纳入法制轨道。袁正新等肯定了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具有十分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不可多得的科学研究、审美和启智价值。但指出, 在现有的管理体制安排下, 开发利用和资源保护这两个目标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矛盾, 要解决矛盾必须加强立法, 尽快出台《世界遗产保护法》以确保遗产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建设和旅游业的发展规范化和法制化。
姜敬红认为各省市遗产管理应参照峨眉山—乐山的管理模式, 设立世界遗产综合管理机构——管理委员会, 并授权其对该地的世界遗产—实施综合管理。而做好综合管理的前提是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世界遗产保护法》, 综合执法是世界遗产地环境行政执法的发展方向。王晓梅等认为,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在遗产保护方面出现的“外部不经济性”问题, 基本上都是由于遗产经营缺乏具体而明确的法律依据所致.且在我国尚无法定的财政支持的情况想啊, 更应利用相关的法律政策加以调控。
2、产权与制度
王兴斌在比较分析自然文化遗产管理的国际模式前提下, 针对旅游服务特殊性提出了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和监督全“四权分离与制衡”的管理模式。徐嵩龄讨论了中国遗产管理的体制改革问题, 既对中国“产权转移派”和“中国公园派”之争进行论证和评述, 突出可行的改制思路。它包括:遗产体制, 遗产经营, 经营权和特许经营问题。张朝枝等对旅游发展背景下是由政府管理还是由市场来经营遗产资源这一争论焦点, 分析认为这两种争论实际上归属于规避公共资源的两种模式——政府强权干预和产权明晰化的争论, 并不是对立的关系, 而是解决问题的两种途径, 其关键在于适合的制度安排。
徐嵩龄在遗产的价值特性和权属特性以及遗产事业使命研究
中国世界遗产管理研究评述
岁月
航空分院, 四川成都611731)
然而, 中国的遗产管理体系却严重滞后。本文对近年来我国学术界20主要集中在管理体制和产权以及规划管理等方面的研究。而对作为13
年
理和游客管理等关键要素却鲜有关注或关注不足。在综述的基础02措施和方法。月
下
的基础上, 讨论遗产旅游业的经营制度选择, 认为遗产区的“遗产的旅游展示类服务”事务应由遗产单位进行非营利性经营;遗产区外的“非遗产展示类服务”事务应由旅游公司、当地政府、周边社区进行营利性经营;当遗产区内的“非遗产展示类旅游服务”事务规模较大时, 可以特许经营方式交由非遗产单位进行营利性经营, 进而讨论了“四权分离与制衡”观点的不合理性。
朱建安认为“国家公园论”和“经营权转移论”的分歧在于政府是否直接提供遗产旅游服务, 借助规制经济学分析工具说明改革中国遗产管理模式首先要打破行政垄断, 并利用拥挤性俱乐部产品模型论证了遗产资源市场化经营的可能性。罗佳名在总结国内外现阶段自然文化遗产管理组织现状的基础上, 概括了遗产管理组织体系建设的约束系统, 并对我国遗产管理现状进行分析, 提出诸多组织改革的建议。
庞爱卿等认为, 将自然文化遗产资源除归属权外的其他全能都交给地方政府是激励地方政府保护资源的最好方法, 而地方政府对企业保护资源的激励开发规划进行审批。姚国荣等以安徽省黟县宏村为例探讨了古村落遗产的运营机制谋利益主体的利益分配以及旅游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关系。袁正新等在提出加强立法保证遗产资源开发建设的法制化的同时, 提出了淡化行政直接干预;精简武陵源遗产区内的行政管理机构;武陵源世界遗产管理委员会应直属于中央管理或湖南省人民政府管理等体制改革的方法。黄秀娟针对中国自然文化遗产使用权出售中出现的寻租现象, 提出了加强国家旅游资源价值的评价工作;加强国家旅游资源使用权出售程序的立法工作;健全监督机制等对策。徐嵩龄在《遗产管理的非营利制度·市场营销·门票:兼论中国问题》一文中提出了“非营利体制”的概念。指出:在不同的环境和条件下, 遗产既为“公共物品”又为“不纯公共物品”也为“混合财产”并提出了中国遗产管理制度应该向现代遗产管理制度转变。即包含着市场营销机制的非营利制度。
3、技术支持
文化旅游与文化遗产管理读后感 篇5
如今社会旅游成为当今社会部可缺少的一种休闲消遣的方式。现在人们在生活中一直强调文化旅游,所谓文化旅游指以鉴赏异国异地传统文化、追寻文化名人遗踪或参加当地举办的各种文化活动为目的的旅游。寻求文化享受已成为当前旅游者的一种风尚。文化旅游,是最近几年才出现并流行的一个名词,它的出现与游客需求的转变密切相关。因此,其目前较为流行的定义是“那些以人文资源为主要内容的旅游活动,包括历史遗迹、建筑、民族艺术和民俗、宗教等方面”。还有说法认为文化旅游属于专项旅游的一种,是集政治、经济、教育、科技等于一体的大旅游活动。
众多的旅游口号,其实背后隐藏着众多的利益群体:在明媚的大海边吹海风晒太阳、在险峻高山背包探险、在体育赛事活动上热心观战,等等,都有不同的受益群体存在着。文化旅游将旅游活动依附在一些特别的文化主题上,知识趣味格调高,历史时空性强;世界文化遗产蕴含着全人类创造发明的最高智慧,如何兼顾“消费文化”与“保护文化”不同需要也在时刻考量着我们人类的智慧。本书令我最感兴趣的一句话就是:不是所有的文化遗产都适合开展文化旅游活动。
文化遗产,中文在概念上分为“有形文化遗产”和“无形文化遗产”。“有形文化遗产”即传统意义上的“文化遗产”,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简称《世界遗产公约》),包括历史文物、历史建筑、人类文化遗址。无形文化遗产。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定义,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
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是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包括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历史上各时代的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手稿、图书资料等可移动文物;以及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鲍勃·麦克彻的《文化旅游与文化遗产管理》本书坦率地指出,遗产管理者不仅需要理解旅游,而且需要把他们所管理的资产通过商品化过程转化为旅游产品。作者要求旅游业的管理者要尊重构成他们所销售的旅游吸引物的文化遗产资产,并且要充分了解与这种旅游产品的长期保持相联系的一系列问题。这本内容丰富的著作向读者介绍了文化旅游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基本方面。它既对这一重要的旅游领域进行了概念上的审察,又对基本的管理实践进行了仔细的分析。
这本书让我思考了中国的文化旅游市场。中国文化旅游可分为以下四个层面,即以文物、史记、遗址、古建筑等为代表的历史文化层;以现代文化、艺术、技术成果为代表的现代文化层;以居民日常生活习俗、节日庆典、祭祀、婚丧、体育活动和衣着服饰等为代表的民俗文化层;以人际交流为表象的道德伦理文化层。在我国,发展旅游业,开展文化旅游是相当重要的,它不仅可以增强产品吸引力,提高经济效益,还可大力弘扬中国文化,让世界了解中国,同时也可改变目前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不懂中国文化这一状况。
作为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媒介管理系2009级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国际旅游管理班的学生,再看待旅游方面已经不可以单单从最简单的定义去理解了,需要从更多的方面理解旅游,正如书中说的,要把旅游看做一种文化,看做一种遗产来面对,这样对以后学习能起到很大的帮助。
媒介管理系 旅游产业管理
范冰洁
遗产管理 篇6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应急管理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图分类号: K892.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2)04-0133-05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国家公共财富,对其进行保护的实质就是继承和发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延续我们祖先的创造力。然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非常态下的应急管理,无论是在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都存在诸多困难。尽管自5·12汶川地震后,基于对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考,政府开始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应急管理问题,但是在非常态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应急管理的相关研究与实践进展仍十分有限。掌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急管理的现状,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急管理的困境,找出有效的对策,无疑将是相关工作者的责任。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应急管理
1.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2条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其包括:(1)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风俗、礼仪、节庆;(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的手工艺技能[1]。人类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传承”,二是“记忆”[2]。所谓“传承”,即通过“传承人”或“接班人”的方式来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这种方式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存活与继承的根本途径,也是最为艰难的一种保护方式;所谓“记忆”,即通过文字记载、照片、录音、录像、数字化等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记录并长久保存,“记忆”的直接成果便是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忆档案。
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包括三个阶段[3]:(1)2001年至2003年的启动阶段。2001年5月16日,中国艺术研究院召开“抢救和保护中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座谈会”,正式启动了“中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认证、抢救、保护和研究工程。由于国际、国内规范性法律文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称谓各异,所以在启动阶段也主要是保护运动的提倡、概念叙述、知识介绍和个别专项讨论。(2)2004年至2005年的启蒙阶段。2004年8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此后又陆续颁布了相关的意见和办法,如2005年3月31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第l8号文件《关于加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并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同年12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2005年文化部组织开展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申报评审工作,有力地促进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深入进展。(3)2006年至今的深入阶段。2006年的中国,是名副其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年”,2006年10月25日,文化部发布了第39号令《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2008年5月14日,文化部发布《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在此阶段,学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无论是其概念、特点、价值,还是保护的具体措施等都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1.2 应急管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自“9·11”事件和“非典”事件发生之后,公共危机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普遍的关注,同样,对公共危机事件突发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受到了学者和社会的关注。尤其是在5.12汶川地震中损失了众多宝贵的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得实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应急管理成为学界和政府的紧迫任务。应急管理就是指政府在危机意识或危机观念的指导下,对可能发生或已经发生的危机事件进行信息收集、信息分析、问题决策、计划制定、措施制定、控制协调、经验总结的系统管理过程。
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人在艺在,人亡艺亡,艺在人身,艺随人走”的特殊特点,传承人群和传承环境的随机性大,生态环境的变化、自然灾害、城市化、商业化或政策失误等因素均会影响到存储在当事人、亲历者头脑中的见闻、内幕、知识和技术,容易使在人们毫不察觉的情况下随着传承人的离去而消失。因此,实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应急管理,不仅能够使得国家文化公共财富得以传承和发扬,而且也是对政府进行全面应急管理最好的诠释。首先,有利于保护国家文化公共财富。以良好的应急体系作为保障,能有效、及时、妥善地处理好潜在的危机、使得在非常态下可能灭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的保护。再次,有利于完善政府进行全面应急管理体系。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应急管理对及时发现不稳定因素和潜在风险,有效减少国家文化遗失,增强政府全面应急管理能力等方面都大有裨益。
2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应急管理内容与困境
2.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应急管理内容
与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不同,绝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文字、语言等内容对其进行记载,其文化的传播是靠年长者口传心授的方式代代相传。突发事件的发生导致不少原本就已经为数不多的传承人去世,无疑增大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难度。同时突发事件的发生也易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仅有的史料数据遭到破坏或损毁,因而造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另一个内容“记忆”的消失。突发事件,尤其是自然灾害的发生会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这势必会造成非物之文化遗产的逐渐消亡。因此可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应急管理主要内容就是传承、记忆和载体保护三个方面。如5.12汶川地震中,羌族文化保存最完好的北川县遭遇了全县城毁灭,羌族文化的传承者——民间艺人也未能幸免遇难,北川县的羌族博物馆、文化馆、图书馆、大禹纪念馆、羌族民俗博物馆、禹羌文化研究中心等文化场馆都在地震中倒塌,大量文物和羌族文化档案资料、大禹研究史料文献、大量代表羌族民间文化的文化器物被掩埋或严重毁坏[4]。如果我国相关机构能在地震前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记忆和载体等方面建立完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对于羌族文化的民间艺人、保存羌族文化记忆的博物馆等、作为羌族文化载体的文化器物等实施应急管理保护,那么羌族文化也就不会遭遇如此巨大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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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应急管理困境
2.2.1 尚未形成针对传承人的有效保护措施和办法
近年来,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许多国家一直强调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进行保护的重要性,也开始重视对传承人的认定和保护,国家出台了一些政策法规以推进这项工作,如2008年5月14日文化部颁发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中的第十一、第十二、第十四与第十五四个条款,进一步规定并细化了对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与管理[5]。一些地方政府制定的非遗保护条例中也都制定了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措施和办法,如重庆、河南、福建、浙江等地,宁夏自治区更是通过实施颁布《宁夏回族自治区民间美术、民间美术艺人、传承人保护办法》[6]来完善对传承人的保护,此外,国家和一些地方还通过经费支持、表彰奖励、科研立项等方式来实施对传承人的保护,如文化部在2007年6月9日与2008年2月15日分两次共公布了777名非遗传承人名单,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颁证仪式,向来自全国各地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颁发了证章和证书[7]; 山东枣庄市成立“剪纸学会”、“柳编学会”等各种非遗项目学会,会长由代表性传承人担任[8]。但仔细研究这些法规或实施案例,不难发现对传承人的保护还不完善,还只是简单的停留在对“物”而不是“人”的保护,即不应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作者所创作出来的某一件作品,而应是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有者所持有的技术或技艺。
2.2.2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忆”保存工作意识缺失
当前,由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启动时间短,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措施还并完善,各级政府部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主要以普查为主,可以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还处于初级阶段,因此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非常态下的应急管理认识还不够深入。但随着近年来自然灾害及公共危机事件的频繁发生,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的“记忆”极易因突发事件的发生而消失,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普查、梳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工作还远远不够,由于没有相应的应急管理预案,一旦发生非常规突发事件,政府所能做的仅仅是对濒临损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抢救,效果不但差强人意,而且所造成的损失也将是不可估计的。如在5·12汶川地震前,若政府具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危机意识,并及早制定相关的应急管理法制、机制、体制和预案,大量的关于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宝贵史料数据将能够得以完整保存。
2.2.3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载体的修缮工作不到位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部分内容是需要有一定的环境和氛围才能够存在的,即对文化存在的载体要求较高,如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等。载体的损毁,将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无法得到表达。若长此以往或遇到突发危机事件,非物质文化遗产必将遭受逐渐消亡的厄运。5·12汶川地震后,羌族文化赖以生存的主要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部分处于半山、高半山的羌族民众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家园,一大批传统羌族民居如汶川萝布寨房屋全部垮塌、列人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的藏羌碉楼部分垮塌①。使得羌族文化保存的载体遭受到了严重损毁,部分羌族文化遗产也便就随着环境载体的损毁而消失。 3 非物质文化遗产应急管理的对策
3.1 修改和补充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应急管理的“一案三制”
3.1.1非物质文化遗产应急管理机制
经过几年的实践努力, 我国政府初步建立了应急监测预警机制、信息沟通机制、应急决策和协调机制、分级负责与响应机制、社会动员机制、应急资源配置与征用机制、奖惩机制、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制、城乡社区管理机制、政府与公众联动机制、国际协调机制等应急机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急管理机制是在国家总体应急管理机制的基础上,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非常态下的保护提供各种制度化、程序化的应急管理方法和措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整个应急管理的起点,贯穿于整个非常规突发事件的过程中,主要目的是为各相关主体如何更好地组织和协调各方面能力来有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应包含一组以相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为依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急管理工作流程以及相关个部门的具体职能要求,还包含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检测预警、信息报告、决策指挥、信息发布、调查评估以及恢复重建等具体内容。
3.1.2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急管理体制
应急管理体制是一个由横向机构、纵向机构、政府机构与社会组织相结合的复杂系统,主要包括应急管理的领导指挥机构、专项应急指挥机构、日常办事机构、工作机构、 地方机构及专家组等不同层次。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应急管理体制,就是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所属管理机构及抢救领域,设立专门的应急管理机构。尽管在常态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要负责机构是国家与地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一些文化机构如博物馆、档案馆也加入到了保护的行列之中,但关于完善的应急管理体制还没建立。同时,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多种突发事件中均可能遭受损毁,因此对其保护的应急管理体制涉及部门、机构较广,如国家防汛抗旱、抗震减灾、森林防火、灾害救助、安全生产、公共卫生、通讯、公安、反恐怖、反劫机等机构均应纳入到体制之中,并根据领导机构的安排与业务分工,建立合理的协调保护体制。
3.1.3非物质文化遗产应急管理法制
非物质文化遗产应急管理法制建设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应急体系的基础和保障,是公共突发事件应急法制建设系统工程中的重要内容,也是开展各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应急管理工作的依据。尽管目前我国的应急管理法律体系基本形成,如有突发公共事件应对的法律35 件、行政法规37 件、部门规章55件, 有关法规性文件111件[9]。但在汶川大地震之前,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急管理法制还尚属空白。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不久,四川省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表决批准了一部历史注定让其本身就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意义的法规——《北川羌族自治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10],它详细规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保护方式、管理方式、保障措施和法律责任。《北川羌族自治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的制定开创了灾后地方迅速立法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先例, 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但很显然,一部主要针对羌族非遗文化保护的条例远远不能满足这项工作的进展,我们还应该借鉴国外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应急管理经验,加快非物质文化遗产应急管理法制建设,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走向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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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非物质文化遗产应急管理预案
应急预案是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应急管理工作的指导性文件,是基于危险源辨识和风险评估之上的应对方案[11]。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应急预案建设,首先应借鉴其他专项应急管理预案建设经验,从处置原则、职责分工、指挥调度、人员调配、处置措施等方面作出进一步具体规定,力争预案内容细化与具体。其次,鉴于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特殊的特点,预案的制定要避免照搬上级和其他地区预案,而是根据本身特点与实际情况制定出符合自身特色的预案体系,强化针对性和实用性。再次,从全应急管理角度出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应急预案应该在建设中勇于创新,形成具有鲜明特色而有符合实际的预案体系。
3.2 细化和完善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应急管理的具体措施和办法
3.2.1保存“记忆”,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
数字化技术及网络技术的发展,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与宣传及使用提供了方便,很多地方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采用将技艺等进行数字化处理来进行宣传、利用的策略,如成都图书馆建成的“蜀风雅韵——成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12]、南京博物馆运用多媒体视频技术完整再现了扬州漆器的制作技术[13]等,同时,政府也建立了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专题资料档案,如2008年7月23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建设的“羌族文化数字博物馆”[14]正式开通运行,还有如国家一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门网站“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等。这种通过建立非遗数字博物馆或专题知识库的保存“记忆”方式,对于宣传与抢救非物质遗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将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也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示范。
3.2.2延续“传承”,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博物馆”
通过有目的的文字记载、照片、录音、录像、数字化等多种方式,可以在世人面前还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面貌,如特定环境下的技艺表演等,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易传承的缺陷,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推广效果。如5·12汶川地震后,在北川羌族自治县建立了“羌族文化实物博物馆”和“羌族文化活态博物馆”,博物馆的布展以羌族民族传统文化的实物和传人技艺展示为主,辅以图片、文字。但在活态博物馆中开辟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活动区,主要用于介绍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基本信息以及现场展示所掌握的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技艺,让更多的人知晓了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与精神,生动、真实的为观众展现了羌族的文化原貌[15]。
3.2.3巩固“载体”,创造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环境
由于大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悠久,其载体也必然历史悠远。从客观条件来看,非常规突发事件的发生会直接造成某些非物质文化的活动场所、文化载体等物理环境破坏,并还会间接的造成群众的心理影响,即使重新建设新的载体,群众传承文化的精神也将大大受挫。因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应急管理建设中,政府有必要在日常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一方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加以巩固和维护,使其抗击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破坏力的能力大大提高。另一方面,大力宣传非物质文化,激发更多的公众尤其是青年一代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热情。一旦非物质文化得到了普遍认识和全面推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便不再局限于某一特定的环境中,而是将更加广泛的存在于社会任意环境中。
4 结语
在5.12汶川地震之前,我国政府并没有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应急管理的任何举措和办法,因而,在5.12汶川地震后对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应急管理也只能参照常态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规定以及其它专项应急管理办法进行。一方面是围绕震后羌族文化受损而实施的资料抢救、实物维护和恢复重建;另一方面是羌族文化遗产的普查和数据记录、储存、展示,各种文化保护基础设施的重建与新建,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础性研究。另外,震后有学者呼吁依法实施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可以从教育、传承人保护、鼓励志愿者等方面进行[16]。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应急管理除了包括即“记忆”的恢复和“载体”的修缮两方面,还应包括对文化传承的保护。为此,为了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应急管理的能力,首先应高屋建瓴的建立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应急管理“一案三制”;其次在方针政策的指导下,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应急管理的三个方面进行有目的的制定执行办法;最后加强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应急管理的宣传教育工作。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应急管理过程中,政府首先要从全局出发,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应急管理体系,再次要从细节出发,具体落实非物质文化遗产应急管理各个方面的工作。除此以外,政府还应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应急管理的宣传教育,通过新闻媒体等形式来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以及对其进行日常保护和应急管理的基本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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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吕鸿,女,浙江丽水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遗产管理 篇7
文化遗产的“安全管理”广义应当是指文化遗产的保护, 具体是指“保护”“保存”和“预警”。遗产安全管理有“大”的安全和“小”的安全之分。“大”的安全涉及民族的“文化基因”安全, 国家的“文化安全”;“小”的安全可能仅局限于文物主观恶意的破坏、盗窃、非法的境内外流通行为等等。本文兼顾“大”“小”两方面, 全面考察可能影响文化遗产安全管理状况的因素或因子。
“保护”包括:保护的形式、直接保护、间接保护和禁止行为;文化遗产的变动 (或移动) 需要报告监督部门;文化遗产的相关工程需得到监管部门的批准;等等。
“保存”是指依照保存原则、系统规范和技术标准执行。
“预警”是基于安全管理标准, 建立各种预警系统, 一旦相关的文化遗产客体遭受破坏事件发生或可能发生, 系统及时发出信号, 相关监管部门可以采取积极措施, 以保证文化遗产的安全。
“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遗产安全管理”两个是近似概念, 其本质意义是一样的, 但具体涉及内涵, 结合本研究价值取向应当有一定的差异。即文化遗产安全管理, 更强调现代技术应用、技术规程和规范, 强调操作性和实用性。
安全管理还有战略上的理解。就是将文化遗产保护上升到国家的文化安全, 民族的文化安全层面上。比如, 众所周知的端午节被韩国在2005年申报为世界遗产, 让我国人民十分遗憾。古人云, 预亡其国, 必亡其文。历史上, 日本人占领东北、台湾后, 不允许当地人学汉语汉文。我国有关遗产项目申报过程中, 就引发过与周边一些国家之间的争端, 这种争端还会持续下去[1]。在这种争端的背后, 甚至影响领土完整, 也有可能产生军事冲突。Hyung yu Park撰文《Shared national memory as intangible heritage:Re-imagining Two Koreas as One Nation》[2], 探讨了文化遗产联系民族情感, 实现文化交流的重要作用。所以, 文化遗产的安全管理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 十分值得关注。CCTV特别节目“文明密码”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文化传播活动, 也是保护行动。2014年春节一期节目涉及文化基因安全的保护问题。去年, 中日韩掀起二战文物申遗的现象, 也引人注目[3]。日本将“神风特工队”申遗遭遇批评, 被认为是美化侵略历史。中韩两国学者联手抢救文献, 为慰安妇申遗, 中国南京明确将“南京大屠杀历史档案”作为申报世界记忆遗产。
为进一步了解影响文化遗产安全管理的关键因素, 笔者专门进行了一次实证性的调查与分析, 以下为研究基本情况。
二、问卷设计
通过文献阅读、数据转换及部分数据的处理, 找出了一些影响安全的相关要素, 且对于要素的概念、内涵以问题的方式进行了解析。依据整理, 将影响因素分为三个维度, 即:人力资源、制度保障、经济与科技。从三个维度出发, 每个维度又分为三个层次, 合计细划为九个, 每个层次又提出3个具体问题, 共提出27个问题, 如此构成一个三级指标体系, 进行了测量。具体见表1。
通过问卷访问, 了解公众对安全管理的真实诉求与认识, 也通过这一结果验证一下国内对安全管理所作所为和受访者认识的相关度如何, 从而对国内的遗产安全管理反馈一些客观意见, 修正其管理偏向。
三、问卷发放与调查
调查对象为在校大学生。大学生朝气活泼, 是一个有知识文化、有理想群体, 他们对文化环境的关注程度相对于一般人较高。本次具体调查样本数57个, 从数量看, 略有不足。通过尝试初步摸清情况, 确定方法路径, 在此基础之上, 修正调整调查问题, 再度进行规模调查。
四、数据处理与分析
通过SPSS软件统计得出, 人力资源、制度保障、经济与科技三个维度的统计描述, 见表2、表3、表4:
通过可靠性描述, 调查数据具有可靠性和保障性, 具体如表5、表6:
从描述性统计中得知:一是问卷中27项问题, 在受访者心中普遍得到重视, 数据均在3.0以上, 可以认为, 这27个问题是影响文化遗产安全管理的主要因素。数据进一步观察, 受访者对人力资源3个方面的9个问题中的“专业的遗产管理人员”“人员素质”“专业训练”程度3个问题相对于其他, 重视程度较高, 分别为4.33、4.26、4.19, 分布在人员的数量和结构两个层面。而我们常常谈论的“领导意识”不在其中, 是不是可推论为, 受访者比较偏向于“务实”的态度, 或“领导的意识”也应当属于人的素质方面。在制度保障方面的9个问题中, “专门的法规”一个问题受重视程度高, 均值达到4.35, 说明专门法的重要性。在经济与科技方面的9个问题中, 受访者对保护的“技术标准的落实”比较重视, 均值达4.04, 说明关键在于落实。总之, 受访者反映的突出点在于专业人员、专门法和标准落实三个方面。这一信息对抓安全管理建设很重要, 具有提示作用。
二是调查数据显示, 受访者对有些问题的认识差异较大。比如:文化遗产保护是国家的安全战略;文化遗产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相一致;人员配备要与当地文化遗产资源数量相匹配;执法检查结果有公示等等。统计结果显示, 标准差在1.0以上的数据有19个, 其中, 人力资源5个, 制度保障8个, 经济与科技6个, 这样的数据分布离散现象, 反映出来的问题既多又复杂。说明在人力资源和经济与科技方面, 受访者比较容易趋向一致, 而制度保障相对于前两者, 认识的统一性弱一些。我们经常谈到保护要有制度, 而在调查中受访者看中的却是“人”和“经济与科技”, 这是一个细微差异, 也是一个发现。这一信息暗示管理者要眼光下移, 中心下移。
同时, 对遗产安全认识的高度不均衡、偏弱;对安全管理理解的维度不够全方位。这些问题反映出调查样本较少, 调查对象单一, 以后, 应在此基础之上再次进行。
五、结论
通过调查与分析, 初步评估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是文化遗产安全管理主要影响因素是调查表中27个问题, 通过调查与分析, 其中:人力资源中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 法制制度中的专门法规, 以及经济与科技中的技术标准落实, 是相对于其他最为关键的几个要素。
二是遗产安全管理的理念要提高, 需要通过教育、宣传及相关措施落实。安全管理不仅仅是消防。需要从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的高度入手, 从多维度、全视角看待安全问题。
三是安全管理中, 人是第一要素, 关心人、培养好人、配备好人, 都是最为基础的工作。否则, 一切都是空谈。人的问题要特别强调专业的遗产管理人员, 要依据新环境和新常态, 不断加强专业人员的培训和提高工作。
四是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可操作性, 尤其是一些专门的、特别的法律法规, 建议搞单项立法。例如, 1965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国家公园管理局特许事业决议法案》, 实际是1916年《国家公园管理基本法》的深入;印度规定中央政府可以对古物交易实行专营, 专门制定《古物和艺术财富法》等。
一定意义上说, 目前法律对一些破坏文物行为惩罚力度不够, 犯罪成本太低。另外, 有些法律的操作性不强, 相当一部分还停留在原则性层面上, 对事件的处理不力。遗产安全管理有时需要多部门协作, 协同作战的具体务实上面, 法律也应当明确权利与义务, 以及相关监管部门的责任。
五是文化遗产安全管理技术标准的制定与落实要加强。要建立遗产安全管理标准目录清单, 加强技术标准的修订和完善, 以适应新技术和新环境的要求。重点建立一批新技术工作下的新标准。
经济投入要加大, 在产业结构调整, 社会生产方式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 要充分认识到, 遗产的保护与当地经济发展相一致。要协调好保护与利用的关系。文化遗产安全管理有利于社会可持续发展, 意义重大。科学技术对遗产的安全管理有着直接支撑作用。要加大对以遗产保护为对象的技术研究, 依据“麦子理论”, 投入三分之一时间进行观察, 投入三分之一时间建立评估标准, 再投入三分之一的时间进行实质性保护活动。遗产安全管理, 要一步步落实, 通过观察、实验、再实验, 最后, 走向应用和推广。
参考文献
[1]白庚胜.文化遗产保护诠说[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0.4.
[2]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Volume 38, Issue 2, April 2011, Pages 520-539.
遗产管理 篇8
关键词: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问题,对策
1 文化遗产类旅游景区的特殊性及其对于游客的特殊要求
1.1 文化遗产类景区的特殊性
与自然遗产类旅游景区不同, 文化遗产类旅游景区的主要旅游吸引物是历史遗存下来的文物、建筑群和遗址。简单地说, 此类景区最吸引游客的地方是它的“历史”, 而非自然风光或其他因素。
文化遗产是人类历史的活动记录, 它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人类生活状况, 是人类历史遗存环境的见证物。文化遗产作为旅游资源有其重要的特性, 即主题性, 原真性, 垄断性与不可再生性。
1.2 文化遗产类景区对于游客的特殊要求
鉴于文化遗产类景区的特殊性, 其对于游客也有着不同于其他类型景区的特殊要求。首先, 文化遗产类景区有其自身特有的主题, 展现给人们的是一定时期的人类真实的历史与文化, 因而, 其主要吸引的游客是希望了解这段史实的人, 是以“文化”为主要目的而来的人。游客如若抱有“文化”以外其他更强的期望, 恐怕是要败兴而归。此外, 这个“文化”的目的, 同时也要求游客有一定的历史知识。适当了解景区的文化背景, 有助于游客在参观体验过程中收获更多, 从而有更高的满意度。最后, 文化遗产类景区所展示的都是真正的历史文物、建筑及遗址, 一旦受到破坏将不可修复。这种不可再生性, 也要求游客具备较高的个人素质, 在参观体验过程中尽量不对景区造成不良影响。
2 我国文化遗产类旅游景区游客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在国内外的研究中, 对于游客管理的目的已基本达成共识, 主要有两个:一是减小对于资源及生态环境的破坏, 二是提高游客的满意度。但结合文化遗产类旅游景区的特殊性及其对游客的特殊要求, 在现实的经营中, 许多企业在游客管理中出现了很多问题, 致使无法达到这两个预期目的。
2.1 旺季游客量过大, 景区资源破坏严重
众所周知, 旅游具有季节性, 淡旺季客流量有差异也极为正常。但是当控制不好这个差异度, 尤其是当旺季游客量过大而超过景区承载力的时候, 就会造成景区、游客及社区居民三方利益受损的局面。
客流量能带给景区丰厚的利益, 但是如果超过了景区负荷, 所造成的损失就不是经济利益所能衡量的了。因为一旦这些文化遗产受到破坏, 将无法恢复原样。也许可以适当地修补, 但是无论使用多么高超的技艺, 其修补后的产物也再不是历史, 而是一定程度上的“仿制品”。何况如敦煌壁画这样的文物, 一经践踏, 恐怕任谁也无力回天。只注重眼前利益, 而忽视景区可持续发展的短视行为, 最终损害的是景区自身, 进一步说, 损害的是整个人类及子孙后代的利益。
此外, 过大的客流量也给游客自身和当地社区居民带来不良影响。游客满意度的高低与其周围的其他游客有着直接的关系。一个旅游团队活动带来的视线遮挡、声音干扰以及人员拥挤很可能影响另一个团队的活动和体验[1]。而如果游客密度太大, 这种影响则会更加负面。最后, 社区居民这个常常被忽略的因素, 在此也会因为过多的游客, 受到较大干扰。游客量的增大意味着外来者的冲击力也随之增大。最终带来的是本地居民的正常生活受到影响, 从而更多不合作等负面声音传来。这也同样制约了文化遗产类旅游景区的可持续发展。
2.2 展示解说形式单调, 体验性活动缺乏
文化遗产类旅游景区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其“文化”与“历史”, 因此游客游览的重点是对其“文化”与“历史”的解读。而现在的大多数文化遗产类景区, 其展示形式仅限于文字, 机械乏味。导游员讲解水平的参差不齐, 也严重影响了游客对景区文化的感知。
在游客体验方面, 笔者认为文化遗产类景区还有许多可以改进的地方。现阶段, 除了参观景区、拍照、购买工艺品以及用餐之外, 游客很少有机会参与到别的体验活动中。由于人们花了更多的时间用于拍照和参观, 而非参与由景区组织的活动, 景区文物古迹受到威胁的可能性也就更大。“大佛”的脚被游人“抱”瘦,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除了景区没有做好保护工作以外, 游客的注意力太过集中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另外, 过少的体验项目, 也无法满足游客的“文化”需求。游客游览过后除了照片收获甚少, 文化遗产类景区也未能充分发挥自身的“教育”作用。
2.3 对游客行为的引导方式不科学
我国的很多景区, 不仅指文化遗产类景区, 都试图在游客行为上加以约束, 以减少其对于景区资源的破坏。然而, 这种游客行为管理却收效甚微。游客说明, 公告牌等常常形同虚设, 绝大多数游人在游览之前不会仔细阅读这类字数繁多的规则。然后在景区内部, “严禁”“罚款”的警示字样总是充斥着各个角落, 这类语言刻板生硬, 容易让游客产生反感。更有景区本身开发规划不利, 缺少公共厕所和垃圾筒, 又疏于清洁工作、垃圾满地, 却反过来要求游客注意卫生, 其效果可想而知。以上所述的强硬的管束方式和糟糕的景区氛围, 使游客的行为更加难以控制, 景区环境岌岌可危。
3 对策分析
3.1 多种手段相结合, 调节景区客流量
客流量管理是游客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为合理的客流量控制将对之后的游客管理打下良好的基础。旅游具有明显的季节性, 景区经常伴随着“淡季吃不饱, 旺季吃不了”的状况。而从长远来看, 这种旺季的客流量过大对文化遗产资源所造成的破坏, 对景区的可持续发展尤为不利。笔者认为, 针对文化遗产类景区游客量的管理应该做到“预防”与“治理”双管齐下。
第一, 重视游客在进入旅游地前的管理, 把“预防”工作做在前面。
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 笔者总结了一些事前调节客流量的方法, 包括:调节景区淡旺季促销力度, 合理定位目标市场, 充分应用价格杠杆, 积极利用大众传媒传播信息, 与旅行社及其他旅游中介机构紧密合作等。景区经营者可以利用这些手段, 尽量调控淡旺季客流, 以减小旺季游客对文化遗产及社区居民的冲击, 同时宽松适度的景区环境也有助于提高游客自身的满意度。
第二, 做好游客到达旅游地后的“治理”工作。
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 事前管理对于游客量的调节有时并不尽如人意, 仍会有过多游客到来。当游客到达景区后, 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拒之门外。笔者把这部分工作分为游客进入景区之前和之后两部分。首先, 在游客进入景区之前, 经营者可以在其进入方式上做文章, 如游客必须乘坐专用旅游车进入景区等, 当然这种管理方式比较适用于规模较大的文化遗产类景区。对进入景区的游客量设定限额是必要的, 同时, 在景区外增建餐饮愉乐设施对于游客的排队管理和景区创收都有较好的作用。其次, 游客进入景区后的管理工作则对于景区的规划布局有较高的要求。单行道的设置, 游览规则的表述, 路标、垃圾筒及公共厕所的设置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 在景区内还应更加注重对于游客体验项目的规划, 以此转移游客的注意力, 这个问题将在本部分的第二个标题下详细讨论。
综上, 出于减少文化遗产承受的压力、降低游客间相互干扰度及其对社区居民正常生活的影响, 经营者应尤其重视景区游客量的调节, 多种手段综合运用, 打“组合拳”。只有将游客量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我们本来脆弱的文化遗产类旅游资源才有可能达到细水长流式地发展。
3.2 增加游客体验项目的力度, 将现代科技手段运用到景点展现、解说中
游客体验管理应受到文化遗产类景区的尤其重视。一直以来, 景区的经营者一直忙于做景区美化等表面工作, 而忽略了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游客的深入感知。文化遗产类旅游景区主打的是“文化牌”, 然而, 迄今为止, 游客在景区的文化体验除了参观、照相以外, 再进一步的恐怕也只有餐饮和购物, 而许多餐饮和购物项目价格虚高使游客望而却步, 无法真正达到游客体验的目的。
要使游客真正深入感知景区文化, 需要对景区内现有餐饮、购物项目做进一步调整。经营者应该结合当地文化背景, 对于餐饮、购物的内容、价格及服务进行合理定位, 这样即有助于深入游客的文化体验, 也有助于景区创收。此外, 除了改良现有体验项目, 还应该深入挖掘景区文化内涵, 大量增加新的游客体验项目, 如手工艺品制作等, 使游客深入其中, 提高景区的愉乐性。增加体验项目的力度, 除了有助于提高游客的满意度之外, 还能转移其注意力。游客把注意力分散到其他活动中, 也就客观上减小了文物、建筑群或遗址的客流量, 进而减少其所承受的压力, 有助于资源的保护。
另外, 针对前文提到的对于文物古迹展示解说形式单调的问题, 笔者建议将现代科技手段嫁接到景区展示解说中来。现在一些景区已经引入了电子展示系统, 游客可以通过触摸屏自助了解文物古迹概况。笔者认为, 此类先进的展示方式可以在文化遗产类景区中大力推广。这种高科技的展示自身也是一个不错的游客体验项目。
3.3 以良好的景区氛围引导游客行为
约束游客行为的最佳方式, 就是营造优美高雅的景区氛围来感染游客, 使其深入其中而自发约束自我行为。除了积极适度的宣传教育外, 高质量的保洁工作、合理的路标、垃圾筒及公共厕所设置和委婉幽默的警示牌都是必不可少的。另外, 经营者也要重视重要文物古迹的保护栏设置。要相信, 在一个规划设计人性化而又古朴庄重的景区内, 一个行为本不文明的游客也会开始文明起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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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袁南果, 杨锐.国家公园现行游客管理模式的比较研究[J].中国园林, 2005,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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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文, 李娜.国外游客管理经验及启示[J].商业时代, 2007, (27) .
遗产管理 篇9
预防性保护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对于档案文献遗产而言, 狭义的预防性保护有三层含义:第一, 通过保管环境的合理控制, 使未濒危档案远离濒危;第二, 减缓已濒危档案的消亡速度, 尽量延长其寿命;第三, 确保修复后的档案保持相对稳定的理化状态。而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将广义预防的概括为:在不危及物品真实性的前提下, 延迟任何形式的、可以避免的损害所采取的必要的措施和行动。具体来说, 就是运用光照度、环境条件、空气质量、害虫综合管理、处理、包装、运输、展览、储存、维护、利用、安全、防火、突发事件的准备和应答等一系列的措施来减缓文化遗产恶化和损毁的行为。本文主要以预防性保护中的管理层面为研究对象进行阐述。因为预防性保护的管理层面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 所以也应采取宏观和微观的双重管理策略, 以减少档案文献遗产损坏的概率, 达到预防性保护的目的。
一、宏观层面
1. 长期保护策略。
制订我国濒危档案文献遗产的长期保护策略, 提出我国濒危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管理规章、管理机制、管理模式等;注重濒危档案文献遗产的整理与保管的前瞻性、科学性、系统性, 制订濒危档案文献遗产保护体系的基本框架及发展战略;针对不同类型的档案载体材料, 采用不同的保护模式与方法, 对损坏程度和稀缺情况不同的档案文献遗产采取不同的保护计划。
2. 专业法规。
我国缺乏明确专指的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法律法规, 与之相关的法律包含在现有的《档案法》中。虽然国家档案局和各地方档案局也发布了一些档案文献遗产的保护管理办法或条例, 但是对于全国不同地域的档案文献遗产的全方位保护来说还远远不够。在当今建设法制社会的时代, 法律法规的欠缺, 会给档案文献遗产保护造成法律上的空缺或空泛, 缺少执法的依据。各地区档案馆应根据《档案法》和相关遗产保护法等上位法健全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管理规章, 对所有档案文献遗产的界定、分类、分级、保护措施、经费来源和利用原则、保护人员资格、责任、应急措施、抢救办法等制订具体的标准或做出明确规定, 把濒危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和抢救工作结合实际进一步细化, 为濒危档案文献遗产的保护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使之真正纳入法制化轨道。
3. 保护政策与标准。
在政策导向上, 国家和地方政府应适当考虑向档案文献遗产保护领域倾斜, 鼓励科技工作者积极参与濒危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科技研究和实践。同时, 加强标准化建设, 促进濒危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科学化、规范化管理。研究濒危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标准体系的总体构成, 研究各标准项目的适用范围、主要内容及与相关标准的科学关系, 将先进的共用关键保护技术和普遍认可的保护材料转化为技术标准;重点开展濒危档案文献遗产保存环境标准、档案馆功能设施标准等通用标准研究;进行不同类型濒危档案文献遗产抢救与保护规范以及技术标准研究, 推进濒危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技术的发展及成果推广, 促进濒危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标准体制、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的调整与完善。
二、微观层面
1. 为信息濒危的档案文献遗产提供特殊保管形式。
通过提供特殊的保管形式, 使濒危档案文献遗产对诸多影响因素具备更强的抵御能力, 延缓其老化的速度, 预防损坏的发生。而特殊保管形式的提供可依靠微气候法实现。微气候法是指为价值重要、较为珍贵的文化遗产营造一个小环境, 通过加强对其周围微气候的控制, 达到重点预防的目的。2001年召开的全国档案局馆长工作会议提出:“各级国家档案馆, 尤其是副省级市以上档案馆可以尝试建立‘档案特藏室’, 将特别珍贵、重要档案集中保管, 采用先进的设施、设备, 对重点档案实施特殊保管和提供利用。”档案特藏室的建立是加强全国重点档案抢救工作, 改善重点档案保管条件, 保护我国档案文献遗产的重要举措。档案特藏室的建立和微气候法的理念正好契合, 即对最珍贵、急需保护的档案文献遗产提供特殊的管理方式和更加严格的环境控制, 减缓其损坏的速度。因此, 可将信息濒危档案文献遗产放入特藏室中进行保护。
2. 建立库房巡检制度, 做好濒危档案文献遗产调查的跟进工作。
对馆藏档案文献遗产整体调查的完成, 并不意味着调查工作的结束。随着时间流逝、环境变化、人为损坏等因素, 调查结果中情况较好的档案文献遗产可能出现破损, 破损较轻的档案文献遗产可能情况恶化, 抢救后的档案文献遗产也可能出现新的问题。因此, 调查工作的跟进必不可少。档案馆可在日常库房工作内容中添加库房巡检一项, 即在日常记录温湿度等环境指标的同时, 随机对档案文献遗产进行抽查。抽查数量可在全面调查数据的基础上视具体情况而定。对于馆藏中较为珍贵的档案文献遗产或之前调查中损坏情况较为严重和普遍的全宗, 可重点抽查。第一步可5点取样 (一种重点调查的方法, 即从库房中选定5个不同的区域进行调查, 进行定性分析) , 如发现问题可增为8点取样, 问题普遍可继续增加取点数。通过增加取样点可判断该问题是局部问题还是库房的整体问题, 如局部问题可对局部进行抽样调查或者普查, 如是库房的整体问题可根据之前调查的数据有选择的进行复查。
3. 提高危机管理意识, 制订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应急预案。
应依据档案文献遗产存世的全过程, 分析其可能出现的危险, 对其进行完整的预防性保护。在档案文献遗产的保管、利用、运输和展出中, 可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突发事件, 并对档案文献遗产的耐久性产生影响。因此, 在档案文献遗产的保护中应提高危机管理意识, 制订相应的应急预案, 对可能发生的突发情况随时做好准备和应答。档案文献遗产应急预案应该包括:档案文献遗产保管和保护中的环节, 各环节中可能出现的危险, 针对性的预防措施, 危机出现后的抢救措施等。
4. 提供复制品利用和展出, 减少档案原件损坏的概率。
对于需要经常利用和展出的濒危档案文献遗产, 可通过仿真技术, 制作相应的复制品提供利用和展览, 以减少展出流程对其的影响以及档案受到损坏的可能, 从而达到预防性保护的效果。目前主要的仿真技术有:档案的临摹、水描技术和数字化仿真技术。
遗产管理 篇10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城市现代化步伐的加快, 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如何处理保护文化遗产和推动西安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 成为西安必须回答的现实问题。本文旨在发掘西安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管理的新思路, 以期实现西安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赢。主要通过对西安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管理现状进行研究分析, 进而提出西安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管理的战略地图的设计方案及相关策略分析。以西安文化遗产旅游资源作为研究对象, 对西安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管理的现状进行分析, 旨在发现西安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管理的不足之处, 以期设计出适合西安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方案及策略。
1 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及其管理
文化遗产, 泛指整个社会的文化继承物[1], 概念上分为有形文化遗产、无形文化遗产。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形文化遗产”即传统意义上的“文化遗产”, 包括历史文物、历史建筑、人类文化遗址。“无形文化遗产”, 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文化是旅游的灵魂, 遗产是文化的载体, 科学、有效地管理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对旅游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国家已经陆续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关于加强和改善世界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意见》等政策法规来实现这一长远目标。
旅游资源是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凡能对游客产生吸引力、可以为发展旅游业所开发利用, 并能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各种事物和因素, 包括已经开发和尚待开发的自然和历史景观[2]。旅游资源管理是指为实施旅游资源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与经营工作所进行的计划、组织、开发、协调、监督的活动过程[3]。
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文化成就的重要标志, 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 文化遗产作为独特的旅游资源, 不但能够为游客提供良好的休养、游览机会和高品位的艺术欣赏, 同时也能够为旅游经济提供强劲支撑, 给当地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 但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 我国的文化生态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城镇化带来的基本建设热潮、经济发展带来的旅游热等使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环境受到严重威胁, 不少历史文化名城 (街区、村镇) 、古建筑、古遗址及风景名胜区整体风貌遭到破坏。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 文物非法交易、盗窃和盗掘古遗址古墓葬以及走私文物的违法犯罪活动在一些地区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 大量珍贵文物流失境外。过度开发和不合理利用, 使许多重要文化遗产消亡或失传。在文化遗存相对丰富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由于人们生活、生产方式的改变, 生活环境和条件的变迁, 民族或区域文化特色消失加快。因此, 科学、有效地管理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刻不容缓。
2 西安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管理现状及设计的必要性
西安文化遗产代表了黄河流域典型的历史文化特征, 以地域化的优势资源和文化原创力, 形成了西安文化遗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独特的地位。
2.1 西安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管理现状
西安, 古称长安, 与雅典、罗马、开罗并称为世界四大历史古都。西安也是中国建都最早、历时最长的古城, 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 先后共有13个王朝在此建都, 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遗存, 许多是国内仅有、世界罕见的稀世珍宝;有全世界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宏大的古城墙。西安文化遗产资源种类丰富, 既有大量的物质文化遗产, 也有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促生物质文化, 而物质文化中又包含了非物质文化,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相互依存、相互作用, 共同构成西安文化的整体形态。见表1[4]。
西安文化遗产的特点: (1) 文化遗产的分布密度高, 分布密度占全国之首; (2) 等级文物占全国之首; (3) 遗产点群具有时间连续性, 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文化遗产分布; (4) 近代文物点和革命文物点分布稠密。随着考古的深入进行, 西安文化遗产数量和规模都在稳步盘升。从1949年至2003年的50余年里, 西安的文化遗产点增加了2000余处, 平均每年以40处的速度递增[3]。
建国以来, 在历届政府领导的重视下, 西安文化遗产的保护取得了显著成绩。早在1953-1972年第一个城市规划期内, 西安的城市建设就注意避开重大历史文化遗址, 在1980-2000年的城市规划中, 明确提出“保护明城完整格局, 显示唐城宏大规模、保护周秦汉唐重大遗址”的原则。专门设立了各级文物保护机构, 对全市的古迹遗址进行保护管理。
随着城市化进程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加速, 改善市民居住环境与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缺乏妥善协调, 使历史文化名城的风貌受到一定影响。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城市建设片面追求经济指标, 轻视文化建设;二是文化遗产的保护只注重对文物本体的保护, 忽视了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建设的协调发展, 也就是重保护轻利用的问题。
2.2 设计战略地图的必要性
战略地图由罗伯特·卡普兰 (Robert S.Kaplan) 和戴维·诺顿 (David P.Norton) 提出, 是在平衡计分卡的基础上发展来的, 是以平衡计分卡的四个层面目标 (财务层面、客户层面、内部层面、学习与增长层面) 为核心, 通过分析这四个层面目标的相互关系而绘制的企业战略因果关系图[5]。战略地图的核心内容包括:企业 (组织) 通过运用人力资本、信息资本和组织资本等无形资产 (学习与成长) , 才能创新和建立战略优势和效率 (内部流程) , 进而使公司 (组织) 把特定价值带给市场 (客户) , 从而实现股东价值 (财务) 。
战略地图提供了一个描述战略的统一方法, 以致目标和指标可以被建立和管理。在明确战略目标的情况下, 制定出最直接相关于目标实现所需的具体行动方案, 并依据该战略行动方案的优先顺序作为资源分配的基础, 才能有效利用有限资源达到最大化战略成果。西安具有丰富的适宜于城市旅游开发的资源, 但各种旅游吸引物空间位置分散, 缺乏有效组织, 合力不足, 功能不明确, 基本处于低层次的资源驱动型阶段, 与游客对旅游产品的需求有较大差异, 战略地图设计刻不容缓。
3 西安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管理战略地图分析
3.1 西安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管理的战略地图层面分析
战略地图不但可以用于公司战略管理, 也可以用于组织战略管理, 包括非盈利组织, 西安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管理属于后者。西安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管理战略地图由战略思想、社会化模式、利益相关者、内部运营关键杠杆、学习与成长、战略促动因子等六个层面组成, 几乎涵盖了其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见表2。
3.2 西安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管理战略地图主要内容
西安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管理战略地图包括战略思想、社会化模式、利益相关者、内部运营关键杠杆、学习与成长和战略促动因子六项主要内容。见图1。其绘制流程分为五个步骤:
3.2.1 设计组织任务系统
这需要战略研究人员在内外环境分析 (SWOT) 的基础上弄清以下问题:西安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具体管理组织是谁?西安文化遗产旅游资源都有哪些?西安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社会化模式是什么?西安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利益相关者是谁?与其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是否和谐?在澄清了上述问题后, 就可以进行战略思想的初步描述, 即打造符合社会发展主旋律的文化品牌和文化精品, 使文化遗产融入社会发展的大循环之中, 使社会的进步带动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 同时文化遗产品牌又对社会发展产生持久的作用, 从而实现与时俱进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对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和有效展示, 使西安真正成为中华民族心灵中神圣的“祠堂”, 成为最吸引世界目光的盛世文化复兴之城。
3.2.2 确定社会化模式
文化遗产的社会化模式包括管理模式、价值权重、文化定位和呈现模式。根据不同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不同特点, 制定适合其发展的具体模式[8]。
3.2.3 确定利益相关者及其价值主张
政府部门、社区、游客、旅游企业、投资者是主要的利益相关者, 它们的价值主张不同, 要通过不同的流程来实现。
3.2.4 确定内部运营关键杠杆
内部运营关键杠杆在本质上是对西安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管理范围的确定, 是西安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管理战略思想的一个折射。
(1) 围绕文化遗产的本质进行可持续发展模式研究。
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法律条款, 保证文化遗产的国家所有权、存在空间、辐射区域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研究和解决。利用自然科学可能的所有手段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 对文化遗产的文化内涵和价值进行全面的诠释。遵循“严格保护、科学规划、依法管理、永续利用”和“保护为主, 抢救第一”的保护方针。资金是文化遗产管理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是文化遗产正常运转的基本保证。政府按计划保证文化遗产的保护投入和逐年稳步递增保护资金, 吸引社会资金进入文化遗产保护领域。
任何文化遗产都是在时间、文化发展的序列中发挥一定的作用, 具有承上启下, 对现在和未来产生影响的文化功能, 发觉延续这些文化功能都是对文化遗产的充值过程。文化遗产的附加值过程是必须的, 当文化遗产的充值过程严重不足时, 往往对文化遗产的性质、作用认识不清楚, 造成理念上的偏废和偏差。以国际文物古迹保护宪章为蓝本, 在科学层面上对文化遗产的各种性能和状态进行全面的检测和评估分析和研究, 相应地提出科学对策和相关技术方法。
(2) 以可持续发展为主导进行文化遗产事业与市场经济、社会结构的对接。
营造西安以及周边地区优良的投资氛围。促进中国西部的可持续发展。与西安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科学发展观形成协同效应。进行文化遗产科学意义上的组合、价值体系上的交叉与融合。
3.2.5 提升战略准备度 (学习和成长层面)
不断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管理经验, 制定适合自身发展的战略。确保更多精力用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与其他文化遗产景区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显著提升价值。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迄今为止, 西安古城丰富的文化遗产只有一项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单, 西安应当为世界文化遗产事业做出与西安相适应的贡献。西安文化遗产在国际、国内都具有巨大的升值空间, 西安计划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后备名单有4处:汉长安城遗址、唐大明宫遗址、明西安城墙和碑林[9]。
3.2.6 确定战略促动因子
战略促动因子包含三方面内容:提高效率、财务增长、形成和发展旅游服务提供者的价值。
3.2.7 形成行动方案
根据前面确定的战略地图, 制定一系列的行动方案, 配备资源, 形成预算。
4 结论
战略地图的设计, 不仅使资源管理关键关系可视化, 而且明晰了创造预期产出结果的因果联系, 更重要的是可以为解决战略实施的难题提供新的解决方案。本文从西安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 通过查阅相关资料, 研究了其发展现状, 发现西安虽然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种类丰富, 但其在管理上仍存在问题, 必须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至此, 笔者提出了其战略地图的设计, 该设计所要构造的是一个操作平台。本文的研究, 为西安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制订和实施提供了新的思路, 但它并不排斥已有的战略制订和实施的理论、方法, 而是将各种方法集成于一体、开放的操作平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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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玉萍, 许伟波, 彭于彪.绩效·剑[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8.
[8]陕西省旅游局.西安旅游简介[EB/OL].http://61.185.210.90/por-tal/lyzx/detail.jsp?contentId=3028.2008-09-27.
遗产管理 篇11
关键词:语言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河南;归档原则;档案管理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智慧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结晶。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正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界定,并成为推进我国繁荣社会主义民族文化的核心内容。[1]河南作为文化大省,在语言文学类非遗资源归属与保护上缺乏完善的管理机制,特别是以方言为主体的濒危语言、以口头传说、故事、谚语、歌谣、民歌等为载体的民间文学,以及以特色语言、习俗为主体的传统曲艺、戏剧,都是亟需保护和传承的重点内容。立足河南语言文学类非遗的特点及价值,就其归档及开发利用展开对策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1 河南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的特点及价值
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具有独特性、流变性、传承性、综合性、民族性、地域性特征。河南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丰富,尤其是其地域性和特色原生态的口头性,表现在地方戏曲、民间文学、曲艺、民歌、语言文字习俗以及各地方言中,如河南坠子、豫剧、各地方言中的谚语、歌谣、神话故事等。在地域文化上,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具有深刻的“广泛性”。如河南的豫剧,其独特的旋律与河南方言具有良好的融合性,尤其是各类方言语音、词汇的广泛运用,唱词、念白等多具有口头表达性,使其在文艺表现上更具地方特色。
从河南省第一批非遗文化名录来看,涉及语言文学类的就有18项。如虞城县花木兰传说、汝南县梁祝传说、泌阳县盘古神话、武陟县、西平县、汝南县、平舆县等关于董永与七仙女的传说,还有辉县市的张生与崔莺莺的故事、卫辉市关于柳毅的传说,济源市关于邵原创世的神话等,都具有独特的文化历史价值。除此之外,南阳市的牛郎与织女的传说、灵宝市关于皇帝的传说、长葛市关于葛天氏的传说、濮阳县关于帝舜的传说等等,这些民间文化不仅对现代人民的思想意识产生影响,也蕴涵了中华民族道德文化价值,尤其是在历史学、语言学、文学、艺术审美等领域,体现了民族精神。在语言文化类非遗文化中,方言占据重要地位。如豫剧、河南坠子都建立在方言基础上。
2 河南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档案管理现状及问题分析
河南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的收集、整理、鉴定、确认等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丰富的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仍有待进一步挖掘,尤其是从以方言为特征的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对口头文学、民间文学类文化形式进行多方面记录和归类管理,以便于继承和创新。总的来看,其问题主要表现在:
2.1 归档概念不清晰,范围不明确。在实际传承与保护中,有些工作人员缺乏对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档案的正确理解,未能从非遗文化资源的内涵及外延上,厘清概念,明确归档范围。[2]
2.2 在档案管理制度建设上不健全。尤其在非遗文化档案的收集、归类、整理、鉴定、保管等方面,缺乏专门人员管理,在制度上缺乏规范,工作机制被动,与文化部门、档案部门协同机制欠缺。
2.3 缺乏规范的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评定标准。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价标准是纳入规范化档案管理的前提。尽管当前相关部门也出台了非遗文化档案保护政策,但对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管理还未全面执行,特别是在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上,缺乏操作性,使得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管理工作处于被动状态。
2.4 对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重视不足。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保护与档案管理,未受到社会公众普遍关注,也未能受到相关部门重视,使得归档保护工作停滞不前。
2.5 硬件设施条件不足、安全性较低。河南省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档案保持条件较差,以铁皮柜为主,缺乏防火、防盗、防霉、防水、防虫等,有些地方的非遗文化资源仅存储在电脑硬盘中,有的缺乏备份,电子档案一旦丢失,其损失难以估量。
2.6 管理工作滞后,缺乏专业性。在信息化技术条件下,其档案管理数字化工作相对滞后。如何对非遗文化资源档案多样化管理,如何推进非遗文化
资源数字化宣传,迫切需要信息技术支撑,提升非遗文化工作人员专业水平。
3 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管理原则
针对学术界对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管理的讨论来看,王云庆提出“做好非遗文化档案管理,应从建档上坚持真实性、完整性、系统性原则,以分级保护、优化利用为基本原则”;[3]孙展红提出“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管理应‘依项建档、分级建档和抢救性建档”。[4]根据我国档案管理工作提出的“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原则,从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管理实际,应该坚持以下原则。
3.1 统一领导。在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管理中,政府要发挥自身协调作用,加强对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管理的统筹规划。如针对当前重复建档、档案工作评定标准不一致,缺乏统一领导机制等问题进行专门协同解决。
3.2 分级管理。对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档案采用全部移交给档案机构进行保管并不现实,一方面与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的特殊性有关,另一方面与现有档案机构人力、物力条件有关。因此,从非遗文化资源保护与归档上,对于濒危资源要归口于档案机构,对于衍生类非遗文化资源档案,应根据分级制度进行归档管理。
3.3 依项建档。对于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在保护与档案管理上,应该根据“项目”划分,进行归口管理。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中提出两类划分,一类是民间传统文化,如语言、音乐、文学、游戏、礼仪、神话、建筑艺术等民间文化形式;二类是基于“文化空间”的各类举行传统文化活动的场所,或定期举行特定活动的时间等。[5]要根据各项目独立设置,明确档号,科学编制。
3.4 真实完整。坚持档案管理的真实性、完整性是保证非遗文化资源档案价值的重要原则。在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收集、整理、归类管理中,确保非遗文化档案信息、资源的真实性与完整。
4 河南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管理流程
4.1 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的收集。从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形式的多样性来看,在档案收集上应该拓宽途径。一是开展档案征集。由于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来源广泛,对于不同形式、不同地域的非遗文化要从征集公告、田野调查中主动收集;二是做好档案接收。特别是协调好文化机构、研究机构与非遗文化档案馆的对接,完善非遗文化档案保护与保存体系;三是注重史料挖掘。特别是对于散落于史料典籍中的传统民间文化资源,要从考证、挖掘、整合中发现,加强保护;四是接受捐赠。从非遗文化资源的归属关系上,尊重个人意愿专藏妥善保管,并对捐赠者奖励;五是有偿购买。通过平等协商,从非遗文化所有者手中计价收购并存档保护,对于重要的非遗文化档案,要科学鉴定,保障档案的价值。
4.2 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的整理。在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管理中,要从档案学理论与方法中,对收集的档案资料进行分类、组合、排列、编目,提升档案材料的系统性、条理性,为科学保管和有效利用创造条件。如在语言文学类非遗档案管理中,注重档案形成时间、档案形式、档案内容的有机联系,结合不同民间文学、传说、故事、谚语等形式进行归档整理。
4.3 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的鉴定。根据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特点,从鉴定方法、标准、原则等方面,确定其价值及保存方式、保存期限等。由于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种类繁多,对其存在形式及管理情况,要进行科学化、专业化鉴定,为做好档案管理把好关。针对不同载体档案的特点,从保管环境如温度、湿度等条件进行科学管理。
4.4 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的开发与利用。从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管理目标来看,一方面促进非遗文化的保护,另一方面实现对非遗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提高非遗文化资源的现实价值。如对某些戏剧文化进行汇编和展示,供相关院校及科研机构查证研究。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归档管理后,从对文学艺术档案原件等档案史料中,为社会及文艺工作提供参考,还可以从传统非遗文化遗产档案的加工编写中,撰写语言文学艺术著作,创新非遗文化表现形式,促进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本文系2016年平顶山学院校级重点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王立阳.“传统”之合法性的构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话语分析[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3):42~45.
[2]詹娜.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生存困境[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04):74~77.
[3]王云庆,王宁.近十年来大学生诚信档案研究评述及展望[J].北京档案.2016(02):67~69.
[4]孙展红.国家重点档案抢救修复技术集成的相关问题及实现途径[J]. 黑龙江档案. 2011(01):27~31.
[5]韩宇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事理、学理、哲理思考[J].中州学刊.2012(02):31~33.
(作者单位:平顶山学院文学院 来稿日期:2016-08-16)
[1]刘志国.我国图书馆隐性知识研究述评[J].山东图书馆学刊,2013(1).
[2]周晓东,席倩莹.隐性知识重用性探讨[J].南华大学学报,2014(6).
[3]钱秀萍.高校图书馆隐性知识的开发与利用[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11(15).
[4]张庆来,苏云.基于SECI模型的图书馆客户知识管理研究[J].图书与情报,2013(8).
遗产管理 篇12
一、制定濒危档案文献遗产抢救方案
濒危档案文献遗产抢救方案是将濒危档案文献遗产抢救理念落实到抢救工作的各个具体环节中。制定抢救方案的主要目标是对濒危档案文献遗产的抢救进行总体设计和规划;其任务是以保护濒危档案文献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为原则进行科学的整体策划, 制定系统和详尽的抢救措施, 核定实施的技术标准和规范等, 它在濒危档案文献遗产抢救工作的全过程中具有纲领性的地位。因此, 在制定方案前要进行摸底调查, 弄清楚哪些是亟待抢救的、数量有多少、抢救力量和水平怎么样、如何做到有的放矢。在实施抢救与修复前, 档案馆应以馆藏档案文献遗产为对象, 按照档案管理的有关要求, 通过对馆藏档案文献遗产的损坏情况的调查, 收集第一手资料, 整理相关原始数据, 进一步明确档案文献遗产抢救范围, 采用结合实际的抢救方法, 编制抢救馆藏濒危档案文献遗产的方案, 努力实现最大限度地延长档案寿命的目标。由于人力、物力、财力的限制, 对档案文献遗产的抢救性保护应分轻重缓急, 区别对待。在制定抢救计划时, 应根据调查结果明确标定抢救的先后顺序和针对性, 保证对濒危档案文献遗产的优先抢救和不同档案个性化处理的原则。基本原则是先抢救破损严重的档案文献遗产, 后抢救破损轻微的档案文献遗产;先抢救年代久远的档案文献遗产, 后抢救年代较近的档案文献遗产;先抢救利用率高的档案文献遗产, 后抢救利用率低的档案文献遗产;先抢救有重要利用价值的档案文献遗产, 后抢救利用价值一般的档案文献遗产, 以缓解档案馆各方面的实际困难, 集中力量抢救濒危档案文献遗产。此外, 对于粘结成砖的档案文献遗产, 可放缓进行, 但对于将成碎末的档案文献遗产, 需要抓紧抢救, 以防造成无法挽救的损失和遗憾。
二、建立濒危档案文献遗产抢救信息库
一是建立各类基础资料和信息库, 包括档案文献遗产的载体情况、保存现状、损坏程度、老化状况、形成时间、信息内容、记录形式、稀缺程度、重要与否等基础数据以及各种抢救材料种类、产地、品种、规格和价格等相关信息;二是设立专家数据库, 将我国档案抢救与保护方面的专家纳入其中, 在制定抢救性保护计划和具体的抢救操作中可以针对不同的抢救对象, 请有关专家进行鉴定和指导;三是将已抢救的档案全部纳入信息库中, 建立一个完整的抢救过程数据体系, 同时提供已有的抢救实验方法和成功与失败的案例, 实现抢救信息采集、传输、存储、管理和服务的网络化。笔者建议建立国家档案局、省和市 (地) 三级互联的管理动态信息系统平台, 对全国的档案抢救工作进行监测管理, 以实时数据库、历史数据库、集成信息库为支撑, 提高抢救和管理的信息化程度。
三、建立抢救档案
抢救档案是把档案文献遗产抢救前的状况以及整个抢救工作过程中的抢救方法、抢救材料、抢救原则、抢救细节、抢救时间、抢救人员、验收人员等所有详细资料随同抢救完成的档案文献遗产一并归档。建立抢救档案的意义在于:第一, 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档案文献遗产原件不被后人在再次抢救中随意改变物质组成或原有形制;第二, 如果档案原件的原貌被改变了, 那么什么时候改变的, 改变的依据是什么, 都可以通过抢救档案查询到有关信息;第三, 一份科学完备的抢救档案可以为后人在再次抢救中提供档案原貌的第一手参考资料;第四, 抢救档案保留了抢救信息和抢救经验, 便于同行之间相互借鉴, 取长补短。由于抢救性保护的对象大多为制成材料濒危的档案文献遗产, 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极有可能需要再次修复。此时, 抢救档案对于准确把握档案文献遗产的原貌、制定再处理方案进而实施妥善的修复就显得极为重要。现在, 国家图书馆已经把在抢救前制定抢救方案和抢救后建立抢救档案作为该馆抢救工作中必须遵守的原则, 并建立了计算机管理的抢救信息管理系统, 值得档案部门借鉴。
四、制定抢救材料和方法标准或规范
目前, 我国档案文献遗产的抢救性保护工作缺少相应的规范或标准, 因此, 制定抢救的标准与规范已刻不容缓。通过制定濒危档案文献遗产的抢救材料和方法标准或规范, 起到保证濒危档案文献遗产抢救质量与安全的技术控制作用, 将先进的共用关键技术和普遍认可的保护方法转化为技术标准, 把已经在抢救实践中证明是切实可行的修复材料上升为修复材料标准或规范, 重点是制定档案修复材料通用标准、修复技术标准和修复用具等通用标准、不同类型档案保护修复规范与技术标准以及通用的抢救流程、修复要求与试验方法和管理技术等标准。
五、完善档案保护教育培训及资质认证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