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遗产（精选12篇）
城市遗产 篇1
一、城市文化遗产与城市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
城市是人类在历史文明发展进程中改造自然的基础上创造的聚居地。在这一改造和创造的过程中, 正如著名的“文化景观学派”所认为的那样, 任何文化景观的塑造过程, 既离不开自然因素也必然体现人的思想和行为, 反应出人类自身知识以及思想的演进。可见, “城市”与“文化”之间具有如影随形的亲密关联, 既可以说城市是人类文化的产物, 同时又是人类文化的载体;而人类文化则是城市得以发展的内在力量和品质, 二者共同滋养和培育了“城市文化”。可以说, 在历史过程中成长起来并遗留至今的城市文化遗产, 既是城市过去文化的结晶, 又是城市当前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城市本身亦可整体地视为一个综合的文化遗产体系。
二、城市文化遗产是城市历史的见证, 是城市特色的独特体现
城市如人, 有其诞生、发展的历史过程, 而文化遗产记录了城市发展的历史过程, 既体现了不同时期特有的建设风貌, 又遗留下了不同时代的人们在城市中的生活足迹。这些历史的风貌和足迹往往是无所不在的, 甚至也可以说是“最为普普通通”的。但正是这“无所不在”亦“最为普普通通”的文化遗产, 却以其独特性、不可复制和不可再生性, 往往成为一个城市独一无二的发展见证, 甚至成为一个城市及城市所在地区的重要象征和代名词。
三、城市文化遗产是城市发展的重要资源
文化被誉为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 这一点已经成为许多大城市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均衡和谐发展的重要力量。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他的著作《文明的冲突》中提出, “世界上众多国家随着意识形态时代的终结, 将被迫或主动地转向自己的历史和传统, 寻求自己的‘文化特色’ (或者叫‘文化认同’) , 试图在文化上重新定位”。这实际上预示了未来的世界城市竞争将是以文化为主导的竞争, 文化建设以及文化遗产保护目前甚至已被提高到“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作为城市发展独特见证的文化遗产资源, 更是具有多方面的资源效应, 在城市形象宣传、历史文化教育、乡土情结的维系、文化身份的认同、生态环境建设、和谐人居环境的构建等多方面具有综合的价值。
四、城市文化及其遗产是城市所在地域、民族以及国家文化的杰出代表
城市文化遗产不只是所在城市的重要文化组成部分, 而且是城市所在地区、民族甚至国家文化的杰出代表。从我国城市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来看, 城市的分布格局、发展规模以及发展程度甚至发展命运, 基本上都与城市所在地域以及辐射范围的区位、资源、交通、生态等诸多因素相关。那些延续时间长、发展好而且能够比较完整地保留下来的城镇, 往往是一个地区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 虽然城址有所扩展或就近迁移, 城市规划建设有继承也有发展, 但在漫长历史过程中却形成了千丝万缕的历史、地理和文化联系。经过历朝历代积淀而且幸存下来的文化遗存, 无疑就成为了城市所在地区、民族乃至国家历史文化的优秀代表。
五、对城市文化发展的几点思考
1、面对城市化和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之势, 城市的文化建设一定要重视历史文化的渊源, 重视区域文化的差异, 重视文化的多元保护, 并将这些理念切实地贯彻到城市的宏观发展战略以及具体的规划建设当中。
从当前很多城市的发展思路来看, 对文化建设以及遗产保护的重视是前所未有的, 纷纷在制定各自的文化发展战略以及各级遗产保护规划, 但是保护的过程以及成效并不乐观。其症结既在于保护规划及其方案本身前瞻性、可行性不够, 同时也在于规划的落实、监督、管理、评估等工作的匮乏, 一方面使得规划难以经受时间的考验, 同时人为调整和改变的随意性都很大, 甚至学术层面的深入评析和讨论也难以见到, 这就导致了规划难以提高, 亦难见成效。
2、文化发展和遗产保护的视野要开阔。
“城市文化”及“城市文化遗产”分别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而且包含着物质、精神、行为和制度等多层面的意义和特征, 因此文化发展和遗产保护绝不只是单纯的建设行为和技术行为, 而是一项长期的、系统的、综合的文化继承与创新工程。以遗产保护为例, 在资源认识方面既要加强物质文化的保护, 又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既要加强地上文化遗产的保护, 又要加强城市考古工作, 保护好地下遗产;既要重视可视性强的上层精英文化遗产, 又要重视那些“貌不惊人”但却代表广大民众生活甚至在城市发展历史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意义的遗产。而在保护方法和管理层面, 则要加强遗产保护领域各个环节的保护力度和协调合作, 并扩大保护和利用的领域, 既要加强政策、制度、法律保障体系的建设, 又要加强保护科研和技术的提高;既要加强国家层面的保护力度, 又要引导广大公众的参与, 并积极参与国际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凡此等等, 都需要增加我们工作的广度、深度以及成效。
3、要加强文化建设及遗产保护研究。
文化建设以及遗产保护只凭一腔热情还是不够的, “好心办坏事”所引发的建设性或保护性破坏屡有耳闻。尤其在遗产保护领域, 一些短视、庸俗和过度的开发行为, 不但不能揭示遗产所具有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 而且往往造成一些不可逆转的破坏。因此在开展具体工作时, 务必要坚持保护的基本原则, 并加大人力、资金的投入, 探讨符合遗产保护的原则及方法, 一方面要善于学习国际文化建设以及遗产保护领域已有的而且比较成熟的先进理念和保护原则;另一方面, 也要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探索符合国情及本土的建设和保护途径,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建设和保护体系。
我国作为世界文化发展史中唯一不曾间断的文明古国, 保护好、利用好我们的优秀文化遗产, 并传递给子孙后代, 是我们每一代人的责任和义务。正如盛唐时期著名诗人孟浩然所感怀的那样, “人事有代谢, 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 我辈复登临。”不断演进的历史告诉我们, “现在”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瞬间, “我们”也只是历史过程中的匆匆过客, 而文化的前延后续、生生不息才是最为重要的。做好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 以及城市文化的继承和创新, 是我们肩头所负的时代使命。
城市遗产 篇2
一、关键词：名人故居 文化遗产 文化保护 城市文化建设
二、热点材料：
经过持续2年多的“拆迁”与“保护”的拉锯战，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终究没能逃脱碎为瓦砾的命运。27日，有媒体报道称，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北总布胡同3号四合院的梁林故居已被拆除，引起网上一片哗然。记者在实地探访后发现情况属实。
位于江苏淮安市里运河畔的曾任孙中山民国大总统巡行督办的王叔相故居遭拆毁，原本有三进院落五十五间的王叔相故居，已被拆毁了。据悉，淮安市清浦区在小区开发建设中，已有拆除陈白尘故居、谢铁骊、谢冰岩故居、李一氓故居的事件发生。
扬州市古城保护一直坚守自己的特色文化，近年累计投入20多亿元保护古城文化遗产，他们敬畏历史，避免破坏性建设、破坏性保护，反对扒光老城建新城，反对拆“真古董”建“假古董”，从遗址遗迹到古宅名园，从建筑风貌到街巷肌理，从文化遗产到生活方式，全面保护，全城保护，为城市铸造灵魂、张扬神韵与提升魅力。
三、城市文化遗产破坏原因探究
1、城市规划缺乏科学性、长效性和持续性，忽视历史文化保护，文化遗产遭破坏
2、缺乏制度上和法律上的强有力的约束导致了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真空”。
3、制度的执行力上也缺乏相应的约束手段，失职渎职、懒政怠政的顽疾存在。
4、部分管理者短视、冷漠，盲目崇拜GDP，盲目地追求建设速度，盲目地追求现代化，忽视文物的价值。
四、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对策
1、健全法律和技术规范，落实文化保护责任制。将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的总体规划，进行摸底调查、评估分类，列出保护名单，严格执行。
2、正确处理好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关系。在保护为主的基础上，利用独特资源，发展旅游事业，增加旅游收入，为保护整治文化遗产积累资金，形成保护、整治、开发的良性循环。
3、各监管部门明确分工职责，强化协作，构建齐抓共管的文物保护格局。
4、强化宣传，开展学术讨论和批判，增强全民文物保护意识提高。政府组织和民间力量共同监督，形成保护合力。
5、保护文脉的同时保护人脉。在保持城市风貌的前提下，改善文化遗产内居民的生活设施，让留下的人过上现代生活。
杜晓帆：遗产保护与城市文化 篇3
对于历史城市的保护，在上个世纪欧洲就已经开始，而中国人是从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有这种意识。发展到今天，保护城市的历史文化遗产，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识。
经过几百年，欧洲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已非常成熟。在巴黎，在埃菲尔铁塔的顶端，可以把整个城市景观拍下来，这在中国的城市很难做到。在罗马，可以看到从古罗马时期一直到现在的历史发展脉络，这是我们非常羡慕的状况。
在中国，大量城市分不清。到今天，可完整地看到城市遗产的，可能只有云南丽江和山西平遥。它们在1997年分别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但其后发展也不尽如人意。丽江过度商业化，平遥的发展也没有得到改善。
北京作为首都，对其历史文化遗产的大破坏，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而80年代以来对北京大量四合院和城市遗产的进一步破坏，使得北京的格局已经不存在了。现在的北京是没有任何建筑特色的城市。就像王博教授写的一本书，《北京：一座失去建筑哲学的城市》，现在在北京看到的城市文化，很难讲是传统的中国城市文化。
一方面，城市历史遗产在不停被破坏，另一方面人们又以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名义造假。最有代表性的是北京的琉璃厂，把原来的拆了建新的琉璃厂，现在的琉璃厂和原来的没有任何关系，除了地点一致。这样的城市非常多，按照媒体报道，有30个城市投身古城重建热潮，把消失掉的城市遗产以保护的名义新建，这是我们非常特殊的现象——真正的历史遗产没有得到保护的同时，却以保护名义新建了很多。
除了一些在城市中的遗产，我们还会经常发现一些古代遗址，湖北周边任何一个城市都会出现考古遗址。西安的大明宫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遗址，虽然也得到了保护，但是中国的考古遗址，背后大都有一个房地产的推手。
大明宫在实施遗产保护的过程中，房地产商做了大量宣传，大明宫现在是富人的后花园。如果看待历史文化遗产时，把它的价值只局限于经济、旅游或房地产开发的层面，我们永远不可能真正面对自己的历史文化遗产。日本仿照大明宮修建的建筑，周边没有一个高层建筑，日本比中国更缺少土地，但是为了保护遗址，就不能依靠房地产。
除了城市的形态，我们还关注物质的形态，以及人的形态，如果没有社区、人，这个城市是不存在的，历史文化遗产的核心还是人。因为社区、居民构建了这个城市，他们是这个城市的基因，也是历史遗产的心。在我们保护历史遗产、关注物质形态的同时，对社区的关注也应加强。社区失去了，社区形成的文化便不能重建，即使建筑重现，城市的文化也不可能再现，城市精神亦不可能重新得到。
我们为什么要保护文化遗产？并不是因为旅游价值或者是经济价值，而是因为它的内在价值和对社会的意义。
人类永远走在历史的延长线，我们谁都不可能超越历史。一个城市的管理者，或者规划者，应该对城市的历史遗产有更多关注。历史文化遗产的形成经过了几千年，毁灭却只需一天，想再恢复是不可能的。
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 篇4
1 城市发展与遗产保护间的冲突
600年来, 南京先后是明代的首都、留都, 清代的两江总督驻地, 民国的首都。昔日的南京, 既和北京一道, 是拥有雄伟的城墙与城门、金碧辉煌的宫殿与庙宇的伟大都城;又和苏州、杭州一样, 用白墙黛瓦、小桥流水勾勒出精致典雅的江南风韵。虽然早在市场经济建立之初的1992年, 在文物、规划、城建等社会各界的努力下, 南京市制定了极具前瞻性的《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划定了多处历史文化保护区。但城建、房产部门和基层区政府的所作所为, 却造成了消极的后果。但截至2003年, 南京明城墙内老城约为40 km2, 未改造的仅剩5 km2。1992年以来, 南京老城各处都在以“旧城改造”为名进行着房地产开发项目, 大量文保单位和历史街区被接连拆除。截至2004年, 已有近百处各级文保单位遭到破坏。
在真文物被频频破坏的同时假古董却层出不穷。2001年, 金陵报恩寺塔重建项目推出。堪称中国瓮城之最的中华门, 这座经历过太平天国、抗日战争血雨腥风的明代聚宝门, 600年来, 一直护卫着城内秦淮河两岸的民居。而今天, 在中华门外, 即将崛起的是投资数亿、重建毁于太平天国的明报恩寺琉璃塔, 而中华门内, 饱经沧桑的真实的历史街区却纷纷化为废墟。南京下关狮子山, 阅江楼建成。这座所谓“江南名楼”的仿明建筑, 虽然有宋濂的《阅江楼记》, 但自古以来却是“有记无楼”, 是一座不折不扣的假古董。而不久之前, 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清两江总督署之前的, 为纪念清代名臣、两江总督陶澍、林则徐的陶林二公祠 (市级文保单位) , 却因市政项目而被“易地重建”, 恢复重建遥遥无期。我们不禁要问南京有关部门, 一方面在积极申报明孝陵、云锦和城墙为世界文化遗产, 甚至宣称要将南京“打造”为世界遗产城市, 可是, 另一方面为什么听凭如此众多的文化遗产, 特别是作为南京城墙所依托的历史环境和云锦所依托的传统社会的明清老城区, 惨遭市场化开发而造成的所谓“建设性破坏”或“破坏性建设”。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谁造成了南京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可挽回的损失。
保护文化遗产不仅仅是每个国家的重要职责, 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义务。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于内罗毕通过的《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 强调“历史区域及其环境应当视为一种不可再生的普遍的遗产”。拥有这些历史区域的各国政府和公民有义务保护这些遗产并将其整合到当代的社会生活中去。1987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 (ICOMOS) 于华盛顿特区通过了《保护历史性城镇和城区宪章》 (简称《华盛顿宪章》) , 旨在推动各国政府采取必要步骤保护、保存和修复历史性城镇和地区, 以及使其得以发展并适应当代生活。
2 西方城市遗产保护的举措
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时期也都经历过类似的对历史城市从破坏到保护的曲折历程, 但最终各国政府、知识分子与人民普遍意识到了文化遗产不可再生的特殊价值, 纷纷采取各项措施保护历史城市。美国1966年的《国家历史保护法》, 英国1967年的《城市宜人环境法》, 日本1975年的《文化财保护法》, 都通过立法来保护历史城市。特别是法国著名的1962年《马尔罗法》, 将有价值的历史街区划定为“历史保护区”, 保护区内的建筑物不得任意拆除, 维修、改建要经过“国家建筑师”的指导, 符合要求的修整可以得到国家的资助, 并享受若干减免税的优惠。这条思路, 对中国的胡同四合院具有极强的适用性。
的确, 旧城历史建筑普遍面临了人口过多、亟需修缮的困境, 相当部分的居民因不满居住现状而表示愿意外迁。但是, 这并不成为一些人主张拆除传统街区, 改建房地产项目的理由。修缮历史街区与房地产开发, 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旧城改造”, 是在旧城区修复历史建筑, 恢复社区活力, 保持传统社会, 使旧城区重获生机, 而绝非是用房地产项目取而代之。旧城区的保护问题, 本质上也是一个公共利益与部门/地方利益, 乃至私人利益的博弈。保护、复兴传统街区的结果, 将会复兴城市的人文传统, 提升城市品位和形象, 改善南京乃至江苏的旅游业、服务业, 乃至招商投资的外部环境, 其收益对象是全体公众, 其回报也将更为丰厚、全面、多元。
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在于保护历史街区, 总体思路是保护古城, 另建新城, 力求保持城市的历史风貌。这也是《梁陈方案》的精髓所在:将旧的行政、经济中心和过多的人口从老城转移到新城, 既可以解决旧城的交通、居住、办公问题, 又可以体现古城历史、文化、旅游的价值, 新城老城并行不悖, 从根本上解决老城面临的种种压力。
其实世界上已经有许多这样成功的城市发展案例。如法国巴黎的城区保护和新城区的协调发展就是其中的翘楚。1960年的PADOG文件第一个提及法国巴黎的城市规划, 其中中心多极化是分散巴黎人口和工业活动的手段。“中心地区人口过于稠密, 离城市边缘地区太远, 需要建立新的中心地区”。1965年SDRAUP提出了城市和地区规划的框架, 新城和以往的中心地区将并行发展, 而不是相互竞争。“新城市中心形成后, 将成为城市扩展区域的新城, 它们将在目前的城郊地区得到强化和改造, 并不断多元化”。新城将成为真正的城市中心。
人们对这些新城进行了细节的构思 (马恩拉瓦勒 (Marne-laVallee) 有12个区4个区域, 色那特 (Senart) 有10个区) , 它们都坐落于城郊。法国的新城, 有等级之分的中心多极化。新城距省会城市不到30 km, 而20世纪40年代英国的新城距省会40多千米 (比如巴斯尔敦 (Baslldon) 距省会48 km) 。新城是就业、管辖、商业和文化服务等活动的场所, 但在巴黎地区只起次要作用, 人口聚集量也有限 (是社区的分支) , 但新城与市中心有一定的距离, 这使巴黎地区和就业市场的关系更加紧密。中心多极化与城市扩展从经济地使用空间的角度来看, 中心多极化是解决城市扩展的途径。“就这点而言, 要组建大巴黎, 不能把巴黎延伸”。60年代以前, 规划者力图牵制城市化的发展, 例如1939年的巴黎PARP规划项目。在1994年SDRIF框架下, 人们就有了控制城市延伸的愿望, 方式是牵制, 不是组建 (敌人是城市蔓延) 。问题是如何一方面在法国的不同部门之间平衡城市发展和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在法国和其附近区域之间平衡它们的发展。有3个主要的规划原则, 其中一个是中心多极化 (提高农村环境质量, 美化自然空间。多个中心的城市组织, 交通组织) , 另一个是确认它们的城市建设作用。大克洛恩 (Grande Couronne) 的3个地区 (蒙特斯Mantes, 米克斯Meaux, 米沦Melun) 和它行之前的城镇———城市经济发展区是相邻地区的过渡区。
3结语
其实城市发展与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不一定是互相矛盾的, 也可以是相辅相成互相推动的。一个保护良好历史文化悠久的城市可以带给城市发展良好的契机和经济收入, 而具有规划协调的城市发展同样也可以对城市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优秀的保护手段。
参考文献
城市现代化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状况 篇5
历史文化遗产凝结了名族的智慧，对我们现代城市的硬件和人民文化思想的软件发展有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然而就目前看来，我过的状况就城市现代化状况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状况的矛盾还没得到良好的解决。就上海来说，具体表现有：许多优秀的上海近代史建筑被拆除；现村的一些文化建筑保护不力；基础设施依然薄弱等等。
设现代化城市是当今城市发展的普遍追求目标。城市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因此，城市现代化离不开文化。城市文化是现代化的根基，是城市的气质。每个时代都在城市中创造与留下自己的痕迹。保护历史的连续性，保留城市的记忆，保留可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具有历史意义和战略意义的重大问题。
保护历史的连续性，保留城市的记忆和历史文化遗产是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面对城市化的发展，文化古迹被摧毁不可避免吗？现代化进程中的保护现状又是怎么样的第一章：城市现代化进程中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意义
1.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是建设现代化城市的重要内容
一座城市经济越发达社会文明程度和现代化水平越高，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就越显重要。因为城市既是文化的产物，又是文明的生成地。城市科技的进步、经济的繁荣离不开人文创新来引导，现代城市是现代文明和现代经济的聚集地，一个没有文化的城市是—个没有品位的城市，是不太可能持续发展的。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是通过漫长的历史时期逐步形成和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不要小看城市的一块砖、一片瓦、一堆石头，它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反映着城市的历史、社会、思想的变迁。文化遗产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见证，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活化石，代表着一种独特的艺术成就和自然风晴，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2.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是建设现代特色城市的基础
城市的魅力在于特色而特色的基础又在于文化。城市特色，是指一座城市的内涵和外在表现明显区别于其他城市的个性特征。城市的危机在于趋同化，失去个性。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是城市特色内涵的重要集中表现，可以表现独特的城市民俗风隋，它是超越国界和民族的，是^类的共同财富，具有普遍的吸引力。
城市文化气质与内涵既可以从社会精神文明方面来考察又可从物质环境协调优美、交通井然有序来考察。尤其是建筑风格更容易表现城市的个性，凝聚城市的历史传统和风貌，是独特的人文环境的物化形式。土耳其名城伊斯坦布尔，以完好保持城市轮廓线而闻名，高耸在天际线中的众多的圆屋顶和清真寺的尖塔(拜占庭和奥斯曼帝国时期的遗迹)，在傍晚时，犹如飘浮在暮色苍茫的天空一样。在上海，从外滩看浦东黄浦江的两岸建筑，强烈地表现了上海城市的个性。失去了外滩，也就没有上海的历史和上海的特色。
第二章 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
我国作为一个文化大国，有着5000多年的优秀历史文化遗产传承，像明清皇宫（北京故宫、沈阳故宫）、颐和园、长城天坛、承德避暑山庄、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大足石刻、莫高窟、布达拉宫、龙门石窟。这些文化遗存完整地展现了太原历史的发展脉络清晰地反映出地方文明的进步历程，这些历史文化遗存不仅对现代人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对于后代也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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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
代以来，随着房地产业的快速
兴起，在旧城改造中，开发商
片面追求土地及经济效益，而
忽视了对历史建筑的保护，大
拆大建已造成反映太原特色的居民区几乎消失殆尽；见缝
插针现象屡禁不止，使原保护
规划中的视线走廊造成阻碍；
城内部分文保文物历史建筑
仍被一些单位占有，得不到应
有的保护；周边建筑在高度、体量、色彩方面，从不考虑协
调；部分文保单位和历史街区，因旧城改造的需要而
被当做破旧建筑拆除，如八路军办事处、裕德里民居、上肖墙民居等。
清代的开化寺民居被数十户居民当做住宅；古关
帝庙、圆通寺、以及散布在市区大量寺庙都处于无人
问津的废弃状态，年久失修，日益破损，绿化建设严
重缺乏。
在旧城出现的大规模改造热潮，虽然在一定程度
上改善了旧城居民的居住水平，对城市建设起到了促
进作用，但城市建设在某些方面的短期性致使名城保
护处于被动和消极的状态。不仅给城市造成了许多社
会问题，而且对旧城的历史文化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建
设性破坏。
作为省会城市，区域经济中心城市，其发展速度
较快，城市规模不断扩张，同时对旧城改造的进程也加速了，在这种背景下，旧城更新中的历史文化保护就变得尤为紧迫。
第五章 对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文化遗产的现行保护措施与建议
目前，中国城市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要科学有效地保护城市文化遗产，使文化遗产为城市发 展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具体而言，应注意以下六个方面。
一、要探索区域整体协调发展战略，通过实施区域规划，缓解在城市性质、规模、布局方面过于集中的压力。文化遗产及其环境不是城市发展的包袱，而是城市发展的财富、资本和动力。要通过整合资源，在继续加快发展的同时，促进文化遗产及其环境的保护，将文化遗产及其环境保护的理念和要求贯彻到城市规划的各个层面。
二、在加快城市化的进程中，妥善处理好新城扩建和旧城改造的关系。历史文化名城在整体保护旧城的同时积极发展新区，是城市文化遗产及其环境保护的首选模式。北京市现有的城市总体规划，确定了构筑市区与多个新城相联系的新的城市形态，有利于保护与建设互不干扰、相得益彰。在整体保护旧城的同时，要对旧城内的传统建筑加强日常修缮、对基础设施和生活条件加以改善。特别是要动员社会资金，以自助方式进行小规模整治与改造，这有利于保护历史文化街区传统特色和原有社区结构。
三、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保护城市文化遗产。一是在重要文化遗产周围设立保护范围及缓冲区，像北京的故宫、天坛等均有保护范围和缓冲区。苏州则划定了“一城二线三片”的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范围，并确定了45个重点保护的历史地段。此外，中国的南京、法国的巴黎、摩洛哥的菲斯古城等，都严格控制建筑高度，并制定控高规划以保护原有城市空间形态，维护城市景观的完整性。二是尊重城市原有路网格局。1933年8月，国际现代建筑协会通过的有关城市规划的《雅典宪章》指出，为保存好代表某一时期、有历史价值的古建筑，旧城建设用地规模应符合传统街巷肌理，避免形成超大规模的街坊；在规划上要防止城市快速路穿越，避免破坏原有的路网格局；严格控制旧城内机动车数量的增长，大力发展公共交通，以形成对旧城未来交通格局的有力支撑。三是加强城市考古研究工作，将城市作为考古的重点对象。
四、遵守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则，注重保持和发扬城市特色。文化遗产的保护不是一项简单的、短期性的建设行为，而是一项高层次的、长久性的文化活动。必须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坚持保护真实性和完整性的原则，不改变文物原状。同时，高度重视城市化的发展带来文化的趋同问题，重视城市文化的历史渊源和区域文化的差异，重视文化多样性的保护。
五、在扩大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同时，重视保护与利用的结合。文化遗产的保护领域不断扩大，继历史文化街区、村镇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保护范畴之后，文化景观、文化线路、文化空间等新视点又引起人们关注。应继续加强研究，把更多的反映人类社会进程的文化遗产列入保护之列，其中包括近代工业建筑的遗产。保护文化遗产的根本目的，在于传之久远，造福子孙后代。重视保护与利用的结合，就要挖掘文化遗产潜在的文化内涵、社会价值和对城市发展的积极意义，使文化遗产融入人类现代生活，发挥更大作用。博物馆等文化遗产开放单位，要积极举办各种展览，搭建多种平台，宣传文化遗产保护成就。
安东尼:为城市遗产注入再生血液 篇6
1984年,法国建筑师夏邦杰第一次来到中国,后来,他形容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像鲜花盛开一样”,虽然不发达,却充满活力。从此,这位法国人爱上了这个经济正在腾飞的国家,他以每年两次的频率到访中国各地。随着城市化建设的迅猛发展,出身艺术家、同时也是商人的夏邦杰敏锐地觉察到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于是,他索性每个月都到中国停留一个星期,将夏邦杰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的业务拓展到中国各大城市。
如今,夏邦杰已成为在中国取得成功的法国建筑师代表。他的合伙人兼设计总监安东尼(Antonio Frausto)也加入到中国建筑变革的巨大浪潮中。因继承和延续了夏邦杰建筑思想的精髓,安东尼对二十一世纪城市的遗产保护和建筑发展趋势有着独到的见解。和二十几年前初到中国的夏邦杰一样,安东尼惊讶于中国既拥有灿烂的古老文化,同时又具有永不止步的探索精神。
城市记忆的纽带
热道:夏邦杰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长期致力于世界各地的城市遗产保护,您眼中的城市遗产是怎样的概念?城市遗产保护的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您和您的团队在具体的项目操作中,遵循怎样的思路?
安东尼:所谓遗产首先是跟一个地区地域里所有的文化传统是联系在一起的,任何一个地区的遗产都是这个地区的代表,是每个地区的人民生活追求的一种载体。与此同时,遗产的保护在一座城市的任何发展阶段都不应成为城市的包袱。任何地区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遗产政策的制定都不应该是死板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应体现出灵活性,有一定的尺度。
当我们到一个我们所不认识的地区参观的时候,所有的遗产都会告诉我们关于这座城市的历史。当一个地区的遗产保存完好的时候,就可以让人看到这个地区的历史,跟今天新的事物联系在一起产生对比,才能让人知道一个地区一个城市的过去,今天,以及未来将会往哪里走。所以,遗产是联系一座城市记忆的纽带。我们在成都非常欣喜地看到了诸如宽窄巷子这样的项目,它们重新激活了那些原本古旧的文物遗产,让后者有现代生命力,与我们当下的生活联系在一起。
除了宽窄巷子这样的名宅遗产,城市里还有很多工业遗产,比如我们在上海正在做一个国棉厂的改造项目,纺织集团想要把它改造成一个国际时尚中心,以后上海的时装周都会在那里发布。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在这个地方,已经不再生产纺织布料了,但我们将工厂原址重新设计规划,而建成后的新项目又体现的是上海的现代产业——时装业,这样的改造项目实现了产业转变,同时依然体现了这个地方文化命脉的延续。
热道:欧洲人如何看待一座城市的遗产?在城市遗产保护方面,欧洲城市有哪些值得学习的经验?
安东尼:在欧洲,因为二十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所以欧洲人对历史传承对遗产保护如此重视,跟战争曾经带来的毁灭有关。尤其是一座城市被战争摧毁后,人们会特别想要把战争夺去的历史找回来,所以欧洲人有一个信念,一定要把那些被战争毁掉的东西重新建起来。这个话题因此显得特别沉重,欧洲人对历史的东西如此热爱,他们拥有一种集体的怀旧心理。
另一个层面是,虽然整个欧洲在大的文化维度上是一致的,但每个国家因语言、习俗等不同,又有各自的文化特征。每个国家为了体现出和别国的差异性,就必须把各自的历史留住。另外,欧洲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城市不断扩张,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远离老城区,住到了郊外。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又发现,市中心被忽略了。于是人们又开始重新集中到市中心,市中心密度重新加大,需要对市中心原有的建筑设施进行改造,让其重新适应现代社会的运转功能。
中国人的神奇双手
热道:夏邦杰先生曾经说过,中国是少数几个不同建筑风格可以共存的国家。您如何看待这句话?对比欧洲,中国城市及其建筑业的发展态势有着怎样的特征?
安东尼:首先我完全同意这句话。对于我们来说,中国的确是一个充满好奇的地方。中国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国度,同时中国人又在不停地追逐新事物,这种追求永远不会停止,因为中国人对未来的憧憬永远不会满足。在中国,不但有不同风格的建筑存在,而且有不同尺度的建筑共存。而且很多城市,不同区域的密集度是不一样的,甚至同一城市的不同地区的生活节奏都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段,生活节奏很快,但稍微往外走,就会发现一些非常安静、闲适的地方。
在欧洲,很多设计师都会抱怨,政策制定者对于新建筑理念不够开放,不够开明,总是延续过去。像巴黎这样的城市,很多人都说像博物馆一样,一切都已经完美无瑕,似乎没有什么新东西可以再加进去了。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走,因为每一件东西都是珍品。所以设计师会感觉到无事可做。而在中国的很多城市,设计师想做一件事情,立马就可以实现。这个速度在欧洲是不可想象的。中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让一座城市变样,在欧洲,则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完成一个小小的变化。
热道:我们知道,美国是融合文化最成功的代表,目前,文化融合的趋势已经深入到建筑领域,在中西建筑文化的融合方面,中国元素和西方元素如何才能完美结合而显得不突兀?
安东尼:美国这个国家原来是不存在的,是一个历史非常短暂的国家,在殖民者入侵后,印第安土著逐渐被边缘化,因此,它的国家文化是完全建立在融合的基础上的。到后来,人们开始共同去寻找一种构建新生活的价值观,于是有了民主、自由、奋进等等,也就是所谓的“美国梦”。所以,美国的建筑文化自然也体现了这样的融合理念。
具体到建筑行业,要做一个融合中西文化的建筑,就要让人感受到既有中国文化的内涵,又要是一座绝对现代的建筑。同时又要能够吸引全世界不同文化的人,要是一座世界性的建筑。因此,首先要深刻感知和理解中国文化的精髓,并不是说一座房子的外在形质是中国风的,它就会受到认可。
热道:作为一名对中国建筑颇有研究的建筑师,您眼中的中国建筑具有怎样的特征?中国建筑令你最感兴趣的地方是什么?
安东尼:根据我个人的观察,中国建筑一些最基本的特征,比如尺度、外观和设计理念都与西方有很大不同。许多中国建筑的外观看上去都很威严,而里面往往是另一个世界。当人们来到一座中国建筑的大门口时,很难想象建筑的内部是什么样子的,进去后,才会发现是另外一个天地。这是我发现的中国建筑的一大特色。
中国建筑的这种特征,其中有很多奥秘,包含了很高的技术含量。中国的传统技工拥有很独特的技能,往往能在修房子的时候想到一些很奇妙的解决方案。建筑设计要与工匠的技能联系在一起,才能达到很好的效果,在修建的过程中,会不停的出现一些问题,这时候要不断地想出一些方案来解决它。这些方案不仅要实用,还必须要有创造性,要足够美观。
中国人可以用他们的双手创作出许多东西,这在欧洲是不可想象的,欧洲的手工业只能做一些很细小的东西,其它大部分东西都要用机器才能做出来,因为欧洲人觉得手工做的东西都是不坚固的,是容易坏掉的。但是中国人可以用双手做出那些看上去非常坚固的建筑雕塑,这就是中国的财富。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建一座可以将中国人手工价值最大化的建筑。
历史与当下无缝连接
热道:以旧变新是城市遗产保护的核心命题,对比中国和西方,如何在不改变古老建筑原有风貌的基础上,达到创新的效果?
安东尼:要更新一个旧的建筑,首先要对其非常了解,它用的什么材质,使用的什么系统,手工方面是如何完成的,等等。我们通常发现,在古建筑里,会使用一些天然的材料,这些天然的材料在西方被认为是贵族化的东西。在欧洲,通常是用大的石材,在中国,通常是用木材。在更新的过程中,这些过去的材质是一定要保留下来的,同时要将满足现代化生活舒适度的功能性元素融合进去,比如加入隔热系统、净化系统、更好的卫生条件、音响效果等等。同时,还要在变新的过程中与城市本身进行无缝连接。
热道:成都给您留下了怎样的印象?中国的古建筑与周边建筑看上去很不协调,而国外尤其是欧洲,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成都在古街区改造上还有哪些值得改进的地方?
安东尼:虽然我只在成都待了两天,但我感觉成都是一个很亲切的地方,这种亲切感来自于它合理的城市规划布局,虽然这座城市街道很严密,但与此同时你会发现这里有很多绿化,让人觉得是一个能够透气的地方。
成都的宽窄巷子,我认为接下来要做的工作就是要让这一块区域与外面的现代化生活形成一个过渡和延展,让整个城市有一个连续性,而不仅仅是圈一块地,弄一个仿古街区,外面停满了汽车,大家蜂拥而至,到这里来消闲,像迪士尼乐园似的。应该让这里成为城市很自然的一部分。
热道:遗产保护的商业化倾向越来越明显,比如中国的丽江,一个古老的小镇通过商业化手段改造和运作,结果造成了大量的拥挤人流。古建筑保护原本应该是生活化的宗旨,但商业的介入却让这些地方变得喧嚣,您怎样看待古建筑商业化的影响?
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篇7
城市是一个结构功能比较齐全的生态系统,城市建设是伴随着科技与经济发展不断更新与发展的相关因子,它是一个人与自然相结合的有机整体,城市建设的过程不同于自然界自然演替的过程,城市建设加入了太多人的因素,所以在漫长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居民创造了大量珍贵的城市历史文化,现代化城市的建设应该立足于它的历史文化基础之上,中华民族有着上下5000年的悠久历史与灿烂的文化,我国大多数城市都具备宝贵的自然与历史文化遗产,然而某些城市建设项目时往往做了错误的取舍,以毁坏历史遗迹为代价的建设得不偿失。如何正确处理城市化建设与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是当务之急,也是每一个公民内心自发所应承担的一份责任。继承、保护和发展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是时代向我们发出的呐喊,其本身是推动城市化进程中的关键一环,是我们社会文明晋升的一个阶梯,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与现代文明发展的一个标志。
2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与城市建设的关系
2.1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是城市化建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时间与岁月在城市里留下了痕迹,历朝历代的精髓就体现在历史文化遗产上,城市是一种历史文化的衍生与依托,是一种文化的沉淀与积累,保护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实际上就是在维持城市可持续发展和文明发展的文化命脉。它不仅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高度概括,也是一个城市自身内涵高度提升的展现。城市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仅是要建造高楼大厦,建设繁华的商业区,建设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建设高性能的社会服务设施,更重要的是建设良好的生态园林与城市文化、社会文明。保护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形式众多,保护文化遗产不是与城市现代化建设背道而驰,不是守旧,而是对我们祖辈先进的文化财富的继承与发展。而且这势必将会更好地宣扬一个城市,城市有其共性,而个性将会促使一个城市风尚的可持续发展,保护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是对构建其个性的必要手段,是打造一个城市特色的内在推动力。舍弃一个城市原有的历史文化遗产去增加大量的城市现代化符号,无疑是本末倒置、得不偿失的。从这个角度讲,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为建设特色城市提供了一个内在基础。
2.2城市化建设为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创造了更好的平台
科技进步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进而加快了城市化进程,随着社会文明的高度发展,城市之间的竞争势必将会由现代化城市符号的建设逐步向经济、生态、文化各方面的综合竞争,这也是城市化进程中科学合理的走向。科教兴国、文化兴城,文化发展是城市建设面向未来的一种战略决策,在国际上许多城市的文化发展战略做出特色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英国的曼彻斯特作为老牌工业城市,由于工业对资源的长期利用及工业发展的衰落导致城市发展变得也极其缓慢,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在新世纪提出将其建设为创意文化之都的发展战略。根据城市发展文献的总结不难得出结论,一般情况下,城市建设化进程的现代化程度越高,城市居民对具有地方特色的城市遗迹与历史文化的追溯越发重视,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一种情感需求,是当地城市居民对城市的一种归属感,而这正是历史文化所形成的地方特色所提供的,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在一定程度上与城市建设具有一种相关性。从这一层次上讲,城市化建设为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经济基础、发展条件和机遇。
3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管理
3.1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问题
目前,由于大规模的建设基础设施,构建新型城镇,旧城棚户区改造等加快城市现代化建设进程的活动,导致全国各地的历史文化名城遭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城市规划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矛盾,城市要发展就也要先修路,由于部分路段通路在规划中需要通过一些历史遗迹,导致大量历史人文资源的破坏甚至丧失。究其本质原因,我们可以总结基本的4点:城市规划设计对未来的前瞻性不足;各保护部门体制不健全与管理的混乱;保护力度不足与部分部门监管缺失;施工方保护意识淡薄与利益驱动。
3.2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未来管理办法
城市发展与历史建筑遗产保护 篇8
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气势恢宏的城市发展史迹和数量浩繁、多姿多彩的建筑遗存,但由于人为的破坏,留存至今的已为数寥寥。从目前我国建筑遗产保护的现状看,实在令人忧虑。许多本应得到挽救与保护的建筑遗产,却在城市现代化的浪潮中遭到破坏。如何在城市发展的同时,更好地加强建筑遗产的保护,已成为一个需要认真思考和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2 保护历史建筑遗产的原因
每一座历史建筑都反映着当地的历史文化,承载着生活在这里的人的故事。众多历史建筑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历史城区,而每一个历史城区的传统风貌正是它的自然地理特征和人文历史特点的外在反映。它们成群、成组、成片、成区地反映着历史城区城市生活的场景与状况,为现代人传达着先人们生存的典型片断和信息,以及在历史长河中积淀下来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工艺特产等风俗习惯。这些文化特征是历史城区不朽的灵魂,体现出一方水土的独特性和地方性,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具体的时空范围。
3 中国对历史建筑遗产的保护进程
3.1 以文物保护为中心内容的单一体系
建国后,国家针对战争造成的大量文物及文物流失现象,中央人民政府从1950年开始通过颁布一系列有关法令、法规,设置中央和地方管理机构,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已经初步形成了中国文物保护制度。1982年11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以文物保护为中心内容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的形成。
3.2 增添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为重要内容的双层次保护体系
从20世纪50年代～80年代初的30年间,由于对古城自身的价值认识不足,导致许多像北京这样的悠久古城遭到严重破坏。进入7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城市经济迅猛发展,城市进入空前规模的开发建设阶段:新区的建设、旧城的更新以及城市基础设施的改造等导致的历史文化及其环境,尤其是城市传统风貌改变,使我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进入到一个更为广泛也更为严峻的新时期,所面临的保护问题渐渐从文物建筑转向整个历史传统城市。1982年首批24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公布,标志着名城保护制度的初创,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也进入了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为重要内容的城市保护阶段。
3.3 重心转向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多层次体系
1997年8月建设部转发《黄山市屯溪老街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明确指出“历史文化保护区是我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护单体文物、历史文化保护区、历史文化名城这一完整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层次,也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的重点之一”。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制度由此建立。
4 我国目前历史建筑遗产保护存在的问题
4.1 法律法规的缺陷
以上对国外及国内对历史建筑遗产保护制度发展过程的论述可以看出,我国只是对某些列入文物保护范围的建筑遗产进行了保护工作,而那些大量的没有列入文物范围的遗产包括更大范围的历史街区甚至历史古城只能“听天由命”。法律法规上的空缺成了保护这些历史建筑遗产不力的首要原因。
4.2 保护观念的缺失
西方国家认为,文物建筑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文化和历史的物质反映,是文明进步的见证者,对其加以妥善保护和完整传继就是延续历史和自身,是民族集体意义的必然行为。中国古代哲学在道家思想的影响下,倡导自然的生命观,追求人性本体的回归,朝代的更迭和物器的消亡被看作是自然界的合理现象。所有事物都是兼备个别性、具体性和意义性的存在。当个别性、具体性消失时,意义仍能永恒。由哲学反映到建筑,中国的建筑文化必然与西方的不同,这是一种生命文化。日本文化深受中国唐代文化的影响,从日本神社每20年拆除再重建一次的“造替”制度中,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生命观的原型。建筑的生命在不断的沿用或建设中“轮回”,从而使旧建筑的意义性不断累积和无限延续。从这种意义上讲,对旧建筑本体的保护或保存,反而显得有些多余。也许正是这种意义的延续,使中国古建筑在形式和技术上表现出非常明显的一致性和延续性。
4.3 城市发展与遗产保护的现实矛盾
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绝大多数城市都由于规模扩展而把历史遗留的旧城区变成“都市中的村庄”。现在,这些旧城区正面临三个方面的冲击:1)旧城区集中了相当数量既缺房又缺钱的双困户,他们迫切要求从根本上改变居住条件;2)房地产开发商把高风险、高回报的赌注押到旧城区重建上;3)地方政府再也不能容忍在城市现代化的漂亮脸蛋上保留一片不体面的“胎记”或“溃疡”。
当然,旧城改造势在必行、无可厚非,问题出在对旧城区不加区别的“格杀毋论”上。如果政府能够尊重城市的历史,在老祖宗留给世人的最后一片故土上悉心发掘历史的遗存,让城市文明发展轨迹得以延续,那么就再也不会一律把旧城区视为建筑垃圾,必欲彻底清除而后快。
比如,宁波在月湖地区进行城市绿化建设时,就曾有过是否全部拆除原有旧民宅之争。深入调查的结果是,发现那里竟有北宋时期的“高丽使馆”遗址等几座极有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建筑遗存。如果跟随当时国内那股“草坪风”,一味追求所谓欧陆式的绿地效果,换来的称赞只是一时的,留下的遗憾却是永远的。
保护城市的历史文化,事关社会各界,但首要的责任在政府。即使在高度市场化的国家也是如此。与不少欧洲古城相比,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除个别外,真正实施原物保护(文物保护)、原貌保护(历史街区保护)的范围要小得多。所谓发展与保护的矛盾,相当程度上是人为的,首先是政府规划不当造成的。杭州市近年启动的清河坊历史街区保护工程,就是市政府下决心调整规划、撤销房地产开发项目才保全下来的,正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
在具体项目操作上,各地情况不同,解决的办法也有区别有些地方,原定的历史保护地段过于连片,一旦城市启动旧城区改造,就与路网规划、城市设施更新发生冲突。历史街区必要时可以划成若干小片,以便于市政设施的引入和街区内部功能的转换。穿越古城的道路尽量不要设计成现代化的城市干道,以免接纳大量过往车流。类型相同的历史街区可以适当撤并,不求多而求精,尤其要下力气保护那些能体现城市历史特色和地理标识的传统街区。有的零星分散、毁坏严重但有保留价值的建筑遗产和古建构件,也宜适当集中起来,易地重建,与历史街区保护结合起来,便于长远的管理与使用。有些规划保留的建筑遗产,适合民间使用的,可以出售、出租,可以在允许的范围内改变用途,但房主或承租人要按规定承担保护责任。
由于历史街区保护允许部分、大部分乃至全部改变使用功能,在政府投入一定资金并提供政策支持的前提下,还可以吸引一定数量的团体、中介和管理机构以及第三产业进驻街区,包括适当引入房地产开发的机制。街区投入使用之后,也要纳入社区服务与管理的范畴。因此,要努力培育历史街区的内在活力,构建历史街区的长远保护机制,这是解决历史街区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矛盾的治本之策。
5结语
发展与保护不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关键是要实实在在地行动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适合于本地实际的保护途径。尊重历史,延续文脉,是发展当代先进文化的应有之义。建筑遗产是历史的沉积,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对正在奔向现代化的当代人来说,它是财富,不是包袱;保护它是责任,不是负担。这项事业要世世代代接续下去,不可能一蹴而就。当前正处于遗产保护的十字路口,因而当代人尤其是作为现代人的建筑师的责任就格外的重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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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阮仪三,王景慧,王林.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论与规划[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9.
城市遗产 篇9
墨尔本的城市遗产不仅包括历史建筑和遗址等物质实体,也包括城市肌理、公园水岸等历史遗留下来的空间环境。为了管理和维护好这些城市遗产,各级政府委托专门机构进行调查研究,并定期对保护对象进行评估,提出具体措施。此外,为了提升民众生活质量,增进社会文化活力,墨尔本相关部门还会采用各种方式和途径,引导公众参与遗产保护工作,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沉淀多层历史
从1835年设镇建制,到如今成为世界最佳的宜居城市、南半球最负盛名的文化创意之都,墨尔本经历了不同的发展时期:从最初英国殖民者从当地土著换购而来的滩涂之地,到借鉴英美规划模式构筑的现代城市网格,是其萌生时期;19世纪中叶开始的淘金热,包括1901～1927年成为联邦首都带来的大量投资,形成了维多利亚式的城市风格;两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花园城市及郊区化运动,则奠定了城市的基本格局;1956年的奥运会提升了墨尔本的影响力,也铸就了其“体育之都”的特性。此后,半个世纪不断涌入的新移民,进一步催生了城市的快速膨胀,最终将墨尔本带入了国际化大都市的行列。
墨尔本的城市遗产,既有集中在旧城内的街道空间、民用建筑、政府、教堂、会馆;也有分散于郊外的灯塔古堡、车站码头、矿场栈道、海滨浴场;既有源于法国古典主义的作品,也有发端于美国的近代风尚设计;既有英国维多利亚式的英伦风貌,也有亚洲移民带来的东方格调。毫无疑问,整个墨尔本的城市特色正是源于这种不同地域,不同阶段的文化叠合。
保护的原则与体系
墨尔本能完好保留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类型的城市遗产,与其先进的理念、完善的立法、有效的管理体系密不可分。尤其是经过多年的耳濡目染,大多数墨尔本人不仅具备较好的保护意识,而且能积极、理性地参与城市遗产管理的全过程。
首先,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强调文物类、遗址类物质遗产的保护,澳大利亚根据自身情况,注重各个时期本土与外来文化的多样性融合。正如1979年诞生于澳大利亚的《巴拉宪章》针对保护对象所宣扬的:要保护、存留一切“有文化意义的地方”。基于这样的理念,墨设需要,被合理保存下来。尔本的城市遗产,也就不只限于某一类型、某一时期的遗存,只要与城市文化相关联的、有意义的事物,无论是否保存完整,是否满足一时的价值判断,都能进入被关注、受保护、能存留的遗产清单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基础上,城市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不再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各种有“文化意义”的遗存,通过多种途径被人们所认可和传承。这也使得一些有文化价值的建筑构件和小品,能结合新的建
其次,除了联邦政府的立法,澳大利亚各个州和地方也都有保护文化遗产的立法机制。这既包括各类法律条文,也涉及相关的程序、机构以及监督手段等。如2006年制定的“维多利亚遗产:加强我们的社区”和2010年制定的“地方政府的遗产战略”等,都是在有关国际法和联邦法基础上的落实与深化。墨尔本市政厅和地方议会也有相关的遗产注册和评估法规,满足本地区的遗产管理需要。
最后也最重要的是,墨尔本有一套完善的城市遗产管理体系。这不仅指各级政府部门、遗产理事会等机构,也包括独立的专业组织、行业协会以及广泛的公众参与。在不断创新、与时俱进的保护理念引导下,在完备的法律、法规框架内,大家各司其职,相互协调与监督,使得墨尔本的城市遗产处于一种能操作、有成效、可持续的管理状态下。
公众参与的基础与途径
在西方,公众参与的概念最早源于古希腊,指每个公民都可参与城邦政治事务。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对精英治理、福利社会的不信任,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对“民主制度”的反思行列。1969年,美国人谢里·安斯坦的《公民参与的阶梯》认为:“公民参与是一种公民权力的运用,是一种权力的再分配,使目前在政治、经济等活动中无法掌握权力的民众,其意见在未来能有计划地被列入考虑。”
这方面的事例在城市规划上体现得尤其明显:如英国在1968年将公众参与正式纳入《城乡规划法》,并逐步强化了制度性安排。深受英国影响的澳大利亚的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工作,也在立法决策、政府管理和基层治理等不同层面出台了相应的措施。具体到墨尔本的有关机制上,我们可大致分为福利与权益性参与、自愿性参与、娱乐性参与等不同渠道与环节。
这种自愿性的专业服务也得到了社会的支持与赞誉。许多大学遗产保护小组中的工作人员和学生在公众文化遗产组织,如国家基金会、地方博物馆和从事历史研究的社团中贡献了大量的时间和专业知识。一些大学教授和高级专家们也以无偿服务于联邦和州政府委员会、遗产参事会、博物馆及其理事会、基金会组织等机构为荣。
说到娱乐性的民众参与,在墨尔本这个文化艺术之都,其例子可以说不胜枚举。通过参加各种活动,人们不仅能充分感受到各类遗产的文化魅力,也能对城市产生保护意识。例如,每年墨尔本举行“白夜”狂欢节活动。其“主角”正是分布在城区的各类建筑遗产,通过特殊的灯光投影技术,这些历史建筑按照不同的分区与主题,披上“有故事情节”的华美外衣,吸引成千上万的市民与游客通宵观赏。
注册制管理
不同于我国“政府指定文物”的垂直模式,墨尔本的城市遗产保护主要采用注册制,鼓励行政部门以外的社会公众或团体参与。大家可以随时通过政府网站提交申请,提名某个对象进入城市遗产的注册清单;接到相关申请后,政府部门将委派专业机构进行立案、调查、分析,看该对象是否达到法定标准,最后由遗产委员会决定是否将其列入清单。此外,政府还定期对已列入清单的保护对象进行评价,确定下一步的措施。列入清单的城市遗产,将被纳入年度的保护计划与预算,并在城市规划中,通过法律文件的形式加以控制。这一过程中,所有的法规、政策、标准,以及审批管理的流程都公开透明,接受社会公众监督。
墨尔本的城市遗产保护工作是一个不断优化的过程,有关的研究机构,如墨尔本大学等,针对国内外的最新研究动向与成果编制报告,提交给城市遗产委员会,并定期向公众公布。通过公开的网络平台和新闻媒介,公众能及时获取信息,表达意见,参与决策。面对大量城市遗产,仅靠有限的政府人员和专家是难以保护好的。因此墨尔本非常注重公众参与,有关机构通过发放资料、广泛宣传、提供免费咨询服务,使民众了解政府的保护意图、工作计划、优惠政策,了解维修方法、保护措施,鼓励大家主动参与保护工作,与政府共同实现保护目标。
城市遗产 篇10
建设部和文化部在1988年联合发布的《关于重点调查、保护优秀近代建筑物的通知》是中国近代建筑保护工作法制化的开端。至今全国范围内于1991年、2006年和2012年一共进行了三次全国性的近代建筑普查工作, 分批次地建立了“重要近现代建筑保护名录”, 成为近代建筑遗产修缮、改造与更新的主要依据。总体看来, 被列入“名录”的历史建筑的数量是增多的。仅以历史建筑遗产保护重镇南京为例, 2012年第三次普查列入的保护建筑达到了965处、1500余幢, 超过了上一次 (302处) 的三倍之多。
这个数据说明, 近代建筑遗产的保护问题已经得到了政府及社会各阶层越来越多的关注。另一面, 伴随着“名录”一同出台的一些相关规定和政策, 反而对城市中历史建筑风貌的整体维护和改建有着过度保护的弊病。
分析这一矛盾的主要原因, 建筑遗产一旦进入“名录”, 确认被立法保护, 改建改造单位对它的设计就会受到严格的限制。特别就更新改造而言, 往往不会再有太多的操作空间。但从客观角度来看, 近代建筑毕竟是历史的产物, 用更全面的发展眼光来看, 历史建筑在现今可能完全没有再次使用的可能, 适度的改造势在必行。这个矛盾往往会造成这样几种后果——
首先是保护思维的程式化。认为对待近代建筑遗产只有“原样保留”一种方式, 而忽略对其在更细致维度上的进行信息收集评估后的分级保护。通过多方专家在其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上作出更专业的评估后, 因事制宜的制定方案, 才是最好的保护方法。对保护历史建筑来说, 能够把历史建筑的精华更加完整的展示在后人面前, 同时又能延续其作为人居环境的最佳使用价值。美国芝加哥一百多年前的砖式结构的房屋还依旧在现代人的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 不是没有保护和改建, 而是保护外部建筑精华的同时内部空间不断的在做合理化改造, 每一栋建筑在新的年代的保护中都获得了新生。
同时, 出于专业角度的、对建筑本体的鉴别工作相对缺失, 只是圈地保护建筑而不把真正需要保护的建筑细节做好测量和档案建立。单纯贪图保护建筑名录数量, 不重质量。这种良莠不齐, 泥沙俱下的“保护”和大拆大建的破坏在本质上并无区别, 同样是不科学的历史观。
其次是难以从社会各界获得资金投入。近代建筑遗产的保护必然需要相当的财力物力支持, 如果改造以后的建筑遗产不能有更大的使用价值, 获得经济效益, 单单靠政府主体推动改造, 不吸引民间资本, 是不能实现长远且全面的保护作用的。在一些产权并非公有的房屋中, 这一困难更加明显, 业主希望进行合理利用的主观愿望受到了法令条文的约束, 使其杜口裹足, 不敢前行。
最后是对城市稀有土地资源造成的浪费。近代建筑遗产往往集中于人口稠密的旧城区, 接近城市中心的黄金地段。如果保护界限设定得过于宽泛, 就会使大片土地进入历史保护区域, 无法得到二次开发。而以多层小尺度为主的近代建筑区, 其密度和容积率都远远低于现代城市的标准, 如果严格按照原样进行全盘保留, 就无法充分发掘地块利用时应有的潜力。
事实上, 历史建筑与城市现代化间的冲突, 是很多历史城市面对的普遍挑战。与南京类似, 日本的东京、韩国的首尔也是历史悠久的大型都市, 同样经历过高速建设的发展时期, 但是就列入严格保护名录的建筑遗产数量而言, 无论是东京的128处199幢还是首尔的28幢, 都远远小于南京。这种态度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
近代中国出现过很多次破坏重要历史建筑的痛心的过去, 我们需要时刻警惕。但同时如何真正的去保护应该保护的历史建筑, 如何让历史建筑焕发出崭新的面貌, 才是我们真正该去思考的问题。这里无意去否定文物建筑普查工作的既有成果, 只是继续呼吁一种更加理性的保护措施, 根据现实情况, 适度放宽针对历史建筑保护给出的硬性规定, 保留设计中采取多种方式的可能性。
城市遗产 篇11
关键词：后现代性；价值论；文化空间生产；遗产保护 ；消费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4）01016106
21世纪，中国城市发展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也进入到晚期的、消费的或跨国的资本主义阶段。这个阶段在城市文化上又以“后现代主义”这一形式的出现为核心特征，反映出的是一种新型的社会生活形态和新的经济秩序。它与现代主义之间存在的差异和变化已经被广泛关注和研究，虽然到目前为止，有关这种转变的性质和深度还有争论，但是不容置疑的是它对人类社会结构和思想层面造成的影响正在加深和蔓延。正如戴维·哈维所说：“我不想被人误解为声称有一种文化、社会与经济秩序的大规模的示例性的转移；但是在我们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里，却有感受性、实践活动与话语构成方面的一种值得注意的转移，它使后现代的一套设想、体验与主张有别于前一个时期。”[1]39（见表1）
目前，以经济的全球一体化为背景，中国的城市经济与文化也呈现出新的特征，其中“后现代主义”文化现象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最为剧烈。这种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逻辑在全球化时代正和中国当代文化建设进程发生着迅速而奇异的结合，它的积极价值和消极作用正日益在“消费主导、经济与政治双强联手”的国家现实面前被放大和异化着。如何客观分析这样的文化现象和社会状况对今天中国文化建设尤其是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影响？结合近年来在中国遗产保护中起到创新和示范作用的“上海新天地、田字坊模式”和“北京798模式” ，以价值论的观点对其背景与诸多表现进行剖析，有助于我们接受并利用其积极价值，从中寻找有利于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观念和方法发展的要素，同时也能够自觉警惕历史虚无思潮和商业资本相互结合之后对历史文化精神和遗产的侵蚀和消解。
“价值判断”是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非常重要的理论基础，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价值体系见证了遗产保护内涵与外延的时代变化。1987年6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起草的《世界文化遗产公约》关于遗产价值的阐述详细列出了建筑遗产与历史环境的价值组成，成为西方对遗产价值构成的一次较为完善的总结。主要内容包括：历史真实性价值、情感价值、科学美学及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其中前三项为遗产的内在价值，在内在价值的基础上，会产生遗产的可利用价值 （表2） 。
内在价值
历史真实性价值包括：地点，设计，背景环境，材料，工艺，技术，感受以及联想。
情感价值
包括：珍奇的、认同的、延续的、精神的、象征的和崇拜的价值。
表现为：国家与民族的认同和象征、历史的传承感、新奇性质与宗教信仰。
科学、美学、文化价值包括：艺术美学的；文献的；历史的；考古的；建筑的；城市规划的；生态的；古人类学的和文化人类学的科学的价值。
社会可利用价值包括：功能的；经济的（包括旅游）；教育的；社会的；政治的价值
以此为基础，目前关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被进一步描述为“所有与人类行为相联系的历史的、考古的、建筑的、技术的、美学的、科学的、精神的、社会的、传统的或者其他特殊文化意义的部分” 见《Charter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Places of Cultural Hertige Value》。。广泛的定义阐述了遗产价值所包括的所有层面。
但是在不同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之下，关于遗产保护价值的再判断也呈现出不同面貌。比如伴随着上海“新天地”这种再利用式保护项目的不断推出，我们必须面对现代建筑意念对历史遗产的干预。它们给我们的启示无法回避，那就是在文化全球化的时代，历史文化遗产这个维护民族文化最直接、最稳固的领域，成了民族文化向外传播的“急先锋”，同时可能成为东西方建筑文化最直接碰撞的“实验田”。它仿佛就是张岱年先生所说文化杂交的现实版本。历史遗产文化价值的多元性在全球化背景下需要我们作出解释。对于我们国家而言，遗产保护中除了面对现代文化形态与历史信息的冲突与协调问题外，我们还要面对西方文化符号、价值取向与中国文化符号、价值取向上的协调与相互补充的问题。
一、后现代语境下的历史街区与建筑的“文化意义”
目前， 全球化带来的边缘文化经济开发模式、西方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和城市文化审美要求以及城市化的价值取向标准等无时不对遗产地加以影响和渗透。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表现出迥异于西方的“历史遗产的边缘文化价值——文化符号化，文化标志化”。例如以上海新天地为代表的历史建筑保护与改造利用项目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复合性特征”就非常明显。在这个项目的运作过程中，它利用了上海市政府的管理特权、香港的商业资本和市场经验、西方建筑师的设计理念、老上海传统历史文化背景、石库门建筑形态等诸多文化元素合成了整个项目的成果。这种保护性开发方式，必然表现出属于这个时代的“边缘文化特征”。而在上海原生态城市里弄文化保存状态更加真实的田字坊项目中，我们也看到了“有着文化自觉的地方官员，与有着商业自觉的市场精英，违反官场规则‘煽动居民通过自行出租自有住房将旧民居改造为创意或时尚消费场所，创造出地方精英与草根市民合作的发展模式”。
面对这种新文化景观的出现，我们究竟该做何理解？
对最近的几代人而言，文化已经被理解塑造为一个延续不断的具有偶发性和政治色彩的过程。在看待文化遗产及与之相关的现象时也开始接受这种观点——“强调文化和遗产的流动特性能够帮助解释很多问题”[2]。即：我们对于历史遗产的保护和利用等活动都是人类社会的一种重要的文化想象。遗产和遗产保护应该被当作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产物，而不仅是物质层次上有着固定意义的一套静止的艺术品。保护的目的是保留那些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与特定文化相关的——或者说有价值的——东西，而不仅仅是保存某些物品。
人类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已经产生了全球的价值观，由此，我们在理解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时便有了一个共同的参照系，并根据这样一个参照系来把握各自不同的内在精神，保持对文化差异的宽容态度。全球性迁移在不同文化之间打开了一条通道并新形成了一个共同的文化领域，从而使多元文化及不同文化间的交流成为可能。“我们必须从文化、经济和政治之间错综复杂缠绕在一起的实践中，阐明文化的一种目的感——即什么样的感受使得生活充满了意义。这样才能使文化的内涵更具包容性”[3]。尽管受到新的信息和传播技术的迅速发展积极推动的全球化进程对文化多样性是一种挑战，但也为各种文化和文明之间进行新的对话创造了条件，使 “现代生活与传统空间可以在同一时间点上共存”[4]。在这里可以感受到“中和”观表现出的文化宽容与文化共享情怀，从而确立世界文化多元复合性共生的理念。笔者认为这正是上海新天地和田字坊受到追捧和欢迎的根本所在，而田字坊正是因为弄堂里不加修饰地呈现出日常生活杂乱如粗粝的面貌和露天酒吧、店铺的上方窗口挂着短裤或咸肉，拖把滴着水。生活与商业和艺术并存，比被掏空了内容的新天地街区更加表现出“原生态上海民居的后现代城市图景”。
二、后现代性与历史文化遗产的“真实性”
（一）历史“文本化”与对历史真实性的消解
在这种欣喜和成功背后，我们也看到城市历史遗产保护中越来越强烈的商业化“拷贝”趋势。促使我们不得不关注后现代主义文化特征中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就是文化的多元化态度也隐含着对于真实历史信息的“文本化、图像化和符号化”趋势。在对于后现代主义的反对之声中，这一点便成为它对于传统社会和文化结构最大的影响所在。正如詹姆逊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现代主义的文化逻辑》中所言，“我们历史的、社会的和关于存在的现代，以及作为‘参照物的过去——一种后现代主义‘怀旧艺术的语言与真正历史性的不一致的情况变得非常明显……我们现在处于‘文本互涉的关系之中，是一种蓄意的、内在的美感效果的特征，也是对‘过去性和假历史深度的新涵义的把握者，而在假历史的深度里，美学风格的历史取代了‘真正的历史” 姆逊著《后现代主义，或晚期现代主义的文化逻辑》引自《西方都市文化研究读本》。。
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在代表中国历史文化的遗产地，不难看出西方将东方、现代将传统“文本化”过程中，存在着许多误读和曲解的情况。“文本化”之所以会改变事物的原貌，是因为文本化总是建立在这样两个错误的假定之上：首先，认为存在着普遍的特征、抽象的人性，一切巨大复杂的事物都可归纳为一小组有规则的本质类型；其次，相信通过一组有代表性的部分就完全能够显示全部。也就是说，中国历史可能被抽象为“中国样式”；地方历史也能被“地方乡土样式”取代。 拉什等人认为，后现代主义的一个突出的标志是“形象和象征的增殖与扩大”。它对特定范围内的基础性结构的意义特征是“解异”。换言之，后现代主义通过社会化文化再生产过程，使 “文化产品”具有了趋同的特征，目前越来越多的遗产地出现的“同质化”情况正是它的直接表现。
从历史文化遗产“真实性价值”的涵义来理解，这种不受控制的文化开放性带来的不仅是历史遗产的物质形态在不断混合、重组、并置过程中被异化，还包括传统文化精神本质的丧失。这是由后现代主义文化本质所决定的。詹姆逊在《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中指出，我们整个当代社会系统开始渐渐丧失保留它本身的过去的能力，开始生存在一个永恒的当下和一个永恒的转变中，而这就把从前社会构成曾经需要去保存的传统抹掉。这种众多的阐释方式背后隐藏着以中产阶级享乐主义为基础的价值观，在后现代主义建筑师詹克斯眼里这样表现的，“一座‘后现代建筑是双重编码的——部分是‘现代的，部分是其他的：民建风格的，复古的，本土的，商业的，隐喻的，情境的……在下述意义上它也是双重编码的，即它寻求同时在两个层次上言说：对有关的少数建筑家言说，这群精英分子承认一种迅速变化中的语言内部的细微区分；对居民、使用者或过路人言说，这些人需要的仅仅是懂得去享用它”。正是这种价值判断使后现代主义对于真正的历史起到了消解作用，助力了消费时代对于历史图像的过度消费。
（二）大众消费时代“文化时尚化”与情感价值的缺失
在那些曾经被忽视遗弃衰败的建筑遗产不仅为小众城市边缘文化群体（如艺术家、设计师等）接受，开始受到普遍性关注和利用之日，遗产必然卷入到商业社会的产品生产程序之中。在它身上不可避免地开始出现当代商品具有的特点——被短暂消费，被要求瞬间冲击力。
这是后现代主义对待文化精神的“无力感和无目标、无原则的消极逃避态度”和晚期资本主义新动向所决定的，其形式特点在很多方面表现出那种社会系统的内在逻辑，“消费主义”是其中的核心词汇。它与后现代主义的“文本化历史”观念结合，如果不采取一种思辨的态度和审慎的策略，历史文化很容易被资本（金钱）所吞噬，文化和遗产本身沦落成为纯粹的消费品，文化资源价值被简单化认识。而这便与我们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最初的目标和价值取向存在极大差距。
目前，文化旅游热的兴起和各地开发遗产资源作为城市文化旅游的重要支撑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反映出这方面的认识问题。首先，文化旅游业的兴起是文化全球化过程中一种重要表征（全球性带来全球人口族群“移动性”、文化“播衍性”，它是文化旅游产业兴起的根源之一），也在无形中对历史文化遗产的“文本化、图像化”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有学者认为，“我们不仅无法否认视觉形象和视觉经验在旅游活动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甚至在旅游工业范围内有的时候还可能出现‘超视觉化的旅游话语”；“在消费主义时代，各种代码与时尚的搅和则埋伏下了某种‘趣味帝国主义，它坚持以各种新的方式来重新创造价值与意味的等级观念，它们改变时尚，要不然就破坏时尚”[1]11。
后现代主义这种追求短暂性和瞬间冲击力的另外一面是相应地丧失深度。杰姆逊特别强调，“与大多数当代文化生产有关的‘无深度、紧紧盯住外观、表面和瞬间冲击力都毫无随着时间推移的持久力量”[1]81。时间维度的崩溃和专注于片刻，部分地产生于当代强调有关事件、表演、偶然和各种媒介形象的文化生产。这种“走马灯式”的游览文化旅游形式，将导致体验变成“一系列纯粹和毫无联系的时间中的现在”。历史的纵深感因为陌生感和隔离感的消失变得平面化，被简单压缩的图像将其中最可珍贵的“回忆”挤压出去，参与其中的人们在最初的好奇和兴奋之后，很快陷入情绪的冷漠，这必将导致遗产于人的情感价值的丧失。
三、后现代“Loft”模式与产业遗产的社会价值
（一）美国“Loft“模式的后现代主义文化背景
在大量的产业建筑改造中，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少数艺术家开创的旧建筑再利用的“Loft”模式几乎成了工业建筑遗产时尚化再生的代名词。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是一个反叛、革新、分裂甚至POP化嬉皮与玩世不恭的时代，当时各式各样放荡不羁的艺术家们占据了美国纽约苏荷区的大量老厂房及老仓库并将之转变为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空间。
最初，这种实践看起来只是少数艺术家在文化反叛背景下，“既不赞同国际式毫无个性的生存空间，又将刻板的考古学教条抛到一边的反主流文化生存试验”[5]，于保护实际上毫无兴趣，对于老厂房及老仓库的利用除了最初实际物质需求（价格低廉、空间适应于艺术展陈）外，最主要的还在于精神上对于主流“高级”社会的反叛。这和其所代表的后现代主义的核心精神——“对高等现代主义的既有形式，对占领着大学、博物馆、画廊和基金会的这样或那样主导性的高等现代主义的特意反动”是一致的，这种行为和当时美国的时代精神气质相吻合。
“Loft”改造方式符合后现代主义对建筑遗产社会价值的认同，即通过这样的使用方式，将建筑遗产从少数精英手里引入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旧的工业建筑经改建而成的阁楼公寓也开始作为一种另类的人居模式出现在报刊杂志的时尚报道中。它激发了社会各个阶层对于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物质空间为导向，以大规模拆旧建筑为表征的城市发展模式的反思。20世纪70年代，以城市复兴运动带来对城市历史街区的成片保护，以工业建筑遗产再利用迅速普及和后现代主义对历史价值的全新评价为特点的设计手法上的革新成为这一时期建筑遗产再利用的重要特征。80年代初，“Loft”概念已经从少数艺术家的专利扩展为普通中产阶级和中小企业所推崇的居住与工作空间模式，催生出了SOHO定义，即“Small Office Home Office”，它成为后工业时代新精神的代表。“Loft”模式的普及、扩展与大规模实践深刻改变了西方国家许多传统街区的人居环境。从城市学的角度完成了对城市多样性——“混合城市功能”的实现。例如：美国的整个下曼哈顿区及巴黎塞纳河右岸的马海区都在“Loft”实践中既保护了独特的历史文化遗产，又得到了现代化的活跃再生。
在今天来评述这样的艺术家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模式文化现象背后积极的社会意义在于，首先它们使日常生活得以审美呈现。将人们习以为常甚至厌倦的物体、环境和生存状态艺术化，是后现代主义文化价值观的又一积极因素。它强调了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界限的消解、总体性的风格混杂及戏谑式的符码混合（将现实转化为影像），“它强调平等化、铲除符号等级、反基础论及对消解文化分类的普遍冲动——可以与个性化的后现代体验相联系”。它满足了现代都市人对于精神生活核心目标的追求，正如《大都会与精神生活》中所说：“现代生活最深层的问题，来源于个人试图面对社会强势力量，面对历史传统的重负、生活中的物质文化和技术，保持独立和个性。这种对立以最现代的形式，呈现了原始人为自己的肉体生存必须进行的、与自然之间的那种抗争。” 齐美尔《大都会与精神生活》引自《西方都市文化研究读本》第2卷第91页。其次，它使社会边缘人群（未成名的艺术家、城市青年等）建构了一种他们自己的公共身份，甚至确定了他们自己流行艺术的各种形式。他们的气质和被时代放弃的物质产品（工业遗址、废墟）吻合。这种带有某种抗争意味的草根诉求因而变得合理和具有价值。
（二）北京“798”模式及国内实践的后现代性
“八五思潮”以来，中国当代艺术生存环境面临一种既边缘化又国际化、既商业化又草根民间化的多元混杂状况。这些都决定了“798”艺术家群体能够自觉与美国“Loft”艺术生存方式对接，利用已经陷入停顿状态的工业区建筑作为创作和表达自身基地的必然性。同时，自八五美术思潮后，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中国现当代艺术和艺术家群体开始崛起，他们的观念诉求已经比较清晰，出于对话语权的要求，他们渴望从边缘地位占领主流阵地。在这样的背景下，“798”艺术家群体通过借助于国际风险投资、画廊、艺术经纪人的整体推波助澜而成为这场利益博弈过程的胜出者。在经过了短时间的波折之后，这种模式进而和国家经济中关于发展“文化产业”的要求结合，使“798艺术家保护模式”（“艺术工厂和文化创意产业园”模式）成为继上海新天地模式后的当代中国遗产保护中又一重要的成功案例。与新天地房地产商参与开发模式相比较，这次是中国本土文化力量取代了具备文化商品化意识的开发商的位置，似乎它更加具备广泛推广的价值和可操作性。但是实质上，这种模式背后的推动力仍然反映出商品时代资本运作的规律，它所依托的是强大的艺术家群体的智力资源，同时也有商业策划和资本的支撑，这些在它后来迅速壮大的过程中表现得尤其明显。正如艺术评论家查常平所言，“在这个时代，艺术家尽管在创作意志上脱离了国内政治意识形态的强势话语的控制，但他们又投入到西方近代以来逐渐形成的商业意识形态的他者话语中”[6]。
在中国，北京“798”成功之后，工业建筑遗产空间的这种使用方式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城市文化符号，各个地区开始效仿。但是一些地区出现的问题显然是起先抱有良好愿望的人们始料未及。比如对历史建筑形态空间及其环境本身的破坏严重、内部功能过度商业化、创意产业因为资源和底蕴的不足最终夭折、遗产地再次陷入衰败等。除了产业定位与城市整体发展目标之间缺乏深入论证导致的失误以外，还值得思考的问题是，“Loft”模式所包含的草根文化和“草根”的遗产利用方式是否一定要被收编为主流文化——套上某种主流价值观才是最佳出路？体制化过程中，地方政治力量、商品经济力量过于简单的介入可能会扼杀其本身的社会价值（公权社会建设）。以文化商品化和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为主导的空间生产方式，再次将城市空间多样性的自然生长过程变成拔苗助长的愿望。原来的“loft”模式中塑造新文化和新的后现代城市生活方式的积极一面，再一次被“生产”所打断。
四、后现代性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根本价值思考
首先，后现代主义所持反对一切形式的“元叙事”态度，导致本身的双面性。在哲学方面，后现代主义的基础是美国的实用主义与1968年之后的后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浪潮混合，产生的如伯恩斯坦所称的“一种反对人本主义和启蒙运动遗产的狂热”。它对抽象理性进行谴责，并对通过调动技术、科学和理性力量来追求人类普遍解放的任何规划都深怀反感。因为它反对一切形式的元叙事，即使它可以成为支持“他者的世界”和“他者的声音”的革命性力量，也可能“仅仅是对现代主义的商品化和通俗化，是把现代主义已被玷污了的抱负变为一种自由放任‘一切走向市场的折衷主义，甚至就是‘一个通货膨胀时代的艺术和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1]60而使其反思。
其次，我们需要警惕后工业社会的“消费”本质导致的文化经济、文化空间生产的拜物性。正如詹姆逊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现代主义的文化逻辑》中所言，“后工业社会的‘晚期或消费者资本主义构成了已经产生的资本主义的最纯粹的形式以及资本主义进入迄今尚未商品化地区的庞大的扩张”。而一个以消费为主要内容的城市将会沦为物质商品成批生产和大众消费理性化与自动化的牺牲品。后现代主义和遗产工业一旦被联系起来，历史可能变成一种“当代的创造，而不是批判性的话语”。通过表演性的都市空间的组织来想象一座城市，成为不断加剧的都市竞争和都市企业化过程中吸引资本和人们的手段。
为了与这种力量抗衡，我们或许应该加深对遗产保护中公共价值的认识。一方面，加大遗产再利用中非赢利性社会化功能，如博物馆、教育机构等的比例，发挥公共功能和社会功能，维护城市文化生态健康。在这一点上，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变迁》中的表述十分清晰。他指出，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的巴黎和伦敦等大城市里，出现了一些由贵族聚会转化而来的沙龙以及咖啡馆，这便是公共领域的雏形。我们或许可以把它视为现代知识分子活动的基本空间。虽然公共领域只限于少数有地位和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但哈贝马斯发现它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在不同于权威和家庭等私人领域的公共领域中，通过理性讨论和争辩可以形成一种公共见解（或舆论），进而构成一种他所说的公共性原则。在今天的中国我们也面临着如何保留和营造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的问题，在这方面历史建筑可以发挥它自身的优势和特点。同时，为了争取推进一个社会上更加正义和政治上更加自由的时空生产过程的格局，而非勉强接受由金融资本、世界银行所强加的格局以及内化在不受控制的资本积累体系中的通常受阶级限制的不平等性，我们有必要加强保护工作中社会公众参与的途径和程度，毕竟历史文化遗产是我们共同的记忆。参考文献：
[1]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马泰.卡林内斯基.现代性的五副面孔[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23.
[3]约翰.汤姆林森.全球化与文化[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P40.
[4]费孝通.“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J].读书，2002（4）： 3-9.
[5]陆地.建筑的生与死——历史性建筑再利用研究[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4：109.
城市遗产 篇12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可以定义为:为降低文化遗产和历史环境衰败的速度而对变化进行的动态管理。在城市建设中,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决定城市的定位, 促进城市发展, 延续城市记忆, 对城市文化建设和品质产生深远的影响。城市文化建设是城市良性发展的组成部分, 也是重要保障力量。在现代社会中, 文化的内涵越来越丰富, 它几乎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判断一个城市的发展水平, 人们已不再单纯看发展速度和国民生产总值, 还要看城市环境和文化品位, 以此来判断城市的综合实力, 是否可持续发展。
在城市化的飞速进程中, 明确城市文化定位是城市发展的首要任务, 这是由城市文化遗产的特质所决定的。我国很多城市的文化遗产资源极为丰富, 蕴涵着城市文化的深厚底蕴。在规划中, 应该站在文化发展的高度处理好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关系, 从而决定城市发展的思路。
本文旨在通过新野县城市总体规划中文化环境营造的规划, 总结出基于塑造城市文化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特点, 进而对此类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提出系统的工作方法和经验, 为城市规划中的城市文化环境塑造提供更好的依据。
二、河南省新野县城市总体规划中的文化遗产保护
(一) 新野概况
新野县位于河南省西南部、南阳盆地中心, 湍河、白河、唐河汇流的三角地带, 南北最长53公里, 东西最宽35公里, 南与湖北接壤, 北连南阳县境, 东邻唐河县, 西接邓州。县人民政府驻地城镇, 距河南省会郑州市公路里程316公里, 距南阳行署驻地南阳市公路里程67公里。
《新野县县城市总体规划2009—2030》于2010年完成编制。
(二) 新野县历史文化资源评析
1. 历史文化遗存概况
新野县商、周时属邓国, 春秋时属楚国, 秦时属南阳郡穰县 (今邓州) , 西汉初置县, 始名新野, 是刘秀光武中兴的策源地和刘备蜀汉政权的发祥地。三国文化和汉文化的历史典故众多, 其历史古迹分布于城乡各地。此外, 新野还是岑彭、邓禹、庾信等历史上知名人物的故乡, 有关他们的故居, 碑文也存于新野境内。
经过调查, 新野县域的历史文物遗存共有28件, 种类包括艺术品, 石刻碑文, 古遗址, 古建筑、独树和饮食文化等。
2. 历史文化遗存分析
(1) 历史文化遗存时间结构分析
新野县域的历史古迹以东汉和三国时期的历史遗存为主, 拥有一定数量和规模, 其它朝代也有分布, 但数量较少, 比较零散。由此可见, 东汉和三国文化, 应是新野县域历史文化的重要特征。而在县城内, 三国时期的文物古迹所占比重更是达到了54%, 东汉时期的文物古迹也有31%。所以县城内的文化风貌塑造, 应围绕着三国文化和东汉文化来建设 (见图1、图2) 。
(2) 历史文化遗存空间分布分析
新野县内的文物古迹遗存中, 有13件位于县城之内, 15件位于乡镇之中, 只有城关镇内的历史文物古迹遗存相对集中, 其余历史文物呈散点状零星分布于各乡镇。而在县城中的分布主要集中在新野古城范围内, 加上新野县当地历史久远的纺织厂和汉华酒厂等, 可以说新野城的历史文化遗存大都分布在护城河与军民渠两岸 (见表1) 。
(3) 历史文物古迹评价
将新野市文化旅游资源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进行评价打分, 按文物古迹的得分状况分为五个等级:五级旅游资源:≥90分;四级旅游资源:≥75—89分;三级旅游资源:≥60—74分;二级旅游资源:≥45—59分;一级旅游资源≥30—44分。30分以下的为等外级。其中, 五级、四级、三级资源被称为优良资源;二级、一级为普通资源 (见表2) 。
新野的优良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共有18处, 而县城内共有优良资源8处, 几乎占到优良历史文化资源总数的一半, 并拥有新野县唯一一处五级文物资源——关羽手植汉桑。可见县城内的历史文化资源禀赋良好, 有相当大的潜力可挖。
3. 保存现状评价
在多年的城市建设中, 由于缺乏合理的保护措施, 新野县的历史文化古迹遭到了严重破坏, 有史记无实迹, 有文化无载体的情况十分普遍。在新野诸多的古代战场、遗址地带建设过程中, 并未体现出其应有的文化风貌。保存下来的历史文物古迹多为后世复建, 文物古迹所处环境不佳, 多位于单位或学校院内, 没有专属的保护区域, 也并未得到深层次的文化挖掘和旅游开发, 整体面貌有待改善。
4. 小结
(1) 三国文化、汉文化遗存丰富, 人文景观资源众多
新野是东汉光武中兴的策源地和蜀汉政权的发祥地。东汉时期的朝廷重臣中不乏新野人, 如邓禹、岑彭、阴丽华等, 并留下了“龙凤亭”、“邓禹故里碑”、“岑公祠”等名人遗迹;三国时期的故事古迹更是名扬神州, 在这里不仅发生过“刘备屯兵”、“阿斗降生”、“三请诸葛”、“火烧新野”、“携民渡江”等千古流传的历史故事, 更留有刘备、孔明“议事台”、关羽“汉桑城”、刘备“挂剑槐”、古战场“鹊尾坡”等名胜古迹。新野汉文化遗存丰富, 为远近闻名的东汉帝乡、三国名城。
(2) 历史文化景观呈“多散点, 少集中”式分布特征
纵观这些资源单体的空间分布, 不难发现它们大多呈零星分布的态势, 只有在护城河环绕的新野古城范围之内, 汉桑城、议事台、太子阁、挂剑树等遗迹相对集中, 可以说呈“多散点、少集中”式分布;从时间角度上来看, 从新石器时代到民国时期均有分布, 但众多资源点在时间结构中孤立存在, 难以形成完整的文化体系。而集中分布的三国和汉代历史文化景观则具备一定的优势, 从文化源角度来看拥有比较高的价值。
(3) 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有待改善
新野的三国故事丰富, 然而与历史故事相对应的各类古迹保存现状堪忧。汉光武台、栏马桥等不少文史遗存在城市开发中已被彻底铲除, 无任何遗迹可寻。而那些幸存的古迹大多遭遇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外观面貌较为破败, 部分古迹位于各类单位内, 未能发挥出应有的观赏价值。文化要素未能与城市建设很好地融合, 导致城市的文化风貌日益丧失。因此对现存古迹进行综合保护与整治的工作有待进一步改善。
(三) 新野县文化宏观导向及文化定位
1. 文化导向
(1) 三国文化
“闻听三国事, 每欲到新野”。公元201年至208年, 刘备、关羽、张飞在新野屯兵7年有余, “三顾茅庐”请出了智圣诸葛亮, 并最终实现了战略转移, 与曹操分庭抗礼, 实现了三国鼎立。刘备在新野屯兵期间, 留下了不少汉风遗迹, 其中的汉议事台、千年汉桑树、太子阁、拦马桥、汉文化巷等尤为著名。
(2) 东汉文化
东汉政权酝酿奠基期间, 刘秀活动于新野, 东汉开国之勋二十八宿, 新野人占其四位;东汉12位皇帝的皇后中, 新野人有四位;东汉政权195年, 新野籍大臣有几十位之多;东汉四大家族, 首推新野之邓氏家族;东汉末年, 刘备屯兵新野, 议事谋略于新野……新野现存有新都故城、岑公祠、邓氏祠堂、汉龙凤亭等与东汉文化密切相关的遗址遗迹。
(3) 纺织文化
新野地处南阳盆地底部, 地势平坦, 土地肥沃, 气候温和, 再加上西汉“召父渠”和“樊氏坡”的修建, 两汉以来的农业相当发达, 逐渐形成了种桑养蚕, 男耕女织的农桑文化。据史书记载, 公元前一世纪棉花引进中原, 新野棉花生产和手工纺织为农桑文化赋予了新的内容。
2. 文化定位
综合以上分析, 新野城市文化定位可概括为“三国古城、汉画之乡、纺织新城”, 其中三国古城是新野历史文化最大的亮点, 汉画之乡是新野历史文化的浓缩和精髓, 纺织新城是新野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延伸。
(四) 新野县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策略
1. 遗产廊道保护
新野县的军民渠南北穿越新野老城区, 沿线文化遗存丰富, 包括工业遗存、历史古迹遗存、文化景观遗存等, 因此具有绝佳的开发潜力和资源条件。规划建设军民渠遗产廊道, 充分利用各类资源设置各个文化节点区, 使诸多文化资源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并藉此来发挥文化资源的潜能, 带动新野县旧城改造的开发。
2. 整合历史文化资源, 打造城市品牌
三国文化是新野县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火烧新野”的典故几乎家喻户晓。在城市未来的战略发展目标中, 应整合历史文化资源, 提出打造有品位文化城市的目标, 这既是处于城市未来发展的长远考虑, 同时也是适应城市现实发展的内在要求。
3. 历史文化资源集中展示
新野的历史文化遗存分布呈“多散点, 少集中”的特征, 只有老城区一带古迹遗存相对较多, 其余众多文物古迹散落乡间。这种状况, 对于处处保护、多点开发的历史遗产保护方式十分不利。规划采取文化资源集中展示的办法, 充分利用老城区内文物古迹遗存相对集中的特点, 重点开发、保护、利用新野古城 (护城河内) 的历史遗存, 将资源合理整合, 使之成为县城内的核心风貌区。
三、城市文化环境营造及展示规划
(一) 总体文化环境结构规划
城区文化风貌结构可以归纳为“一区一廊两带”, 具体指老城风貌区 (护城河内区域) 、军民渠遗产廊道、白河综合休闲带及三里河汉风景观带。
(二) 重点文化环境区规划
1. 军民渠遗产廊道
(1) 军民渠概述
从空间上看, 新野县内的军民渠是城北三里河的分支, 纵贯新野县城南北, 护城河环绕老城区, 是新野古城的主要特征。从空间上来讲, 军民渠与护城河串联了新野县城大部分的历史文化资源, 是新野城区的特色水系, 同时也是新野县城排水系统重要的组成部分。现由于年久失修, 设施不配套, 缺乏必要的管理, 军民渠和护城河已成为排污沟、垃圾沟, 完全丧失了行洪排涝的功能, 对新野的城市风貌形象和居民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基于军民渠和护城河对新野县的重要文化意义和展示意义, 相对应的改造工程势在必行, 以提升新野县城整体的城市风貌 (见图3) 。
(2) 要素分析
从文化底蕴上看, 军民渠两侧历史文化遗存丰富, 种类较多, 包括景观遗存、工业遗存、历史古迹遗存等 (见图4) 。
景观遗存是三里河景观带, 位于军民渠以北。三里河景观带长6500米, 位于三里河景区中部。
工业遗存包括汉华酒厂、新纺公司。新野的酒文化源远流长, 而汉华酒厂就是新野酒文化的表现实体。汉华酒厂位于三里河畔, 军民渠北端。新纺公司位于军民渠北部, 是新野纺织的龙头企业和新野工业文明的见证。
历史古迹遗存包括白水书院、邓君墓、龙凤亭、新野古城等。白水书院位于新野县城书院路中段, 创办于明嘉靖年间, 是当地规模较大, 知声远播的公立学堂之一, 目前该校为新野北关小学所在地。邓君墓位于军民渠北部的团结湖公园附近, 相传东汉开国宰相邓禹葬于此地。邓君墓现处于一私利学校院内的高台之上, 破损较为严重。龙凤亭位于军民渠南部的农村信用社院内, 建于东汉, 重修于1992年5月, 是为了纪念东汉光武帝刘秀与皇后阴丽华在新野恋爱、成亲、居住而修建的, 现为国家三级文化旅游资源。新野古城位于新野护城河内, 内有汉桑城、议事台、后主阁遗址、挂剑树、木梳背街等历史文化资源。可以说是新野县城内文物古迹最集中的地方。
(3) 策划意向
基于这些优势条件, 应充分利用新野历史文化遗存主要集中在护城河与军民渠两岸的空间特征, 构造新野“军民渠遗产廊道”, 使之成为新野老城未来文化环境品质和文化生活的核心载体。该廊道拟由五个主要节点构成, 由北至南分别是三里河汉风苑、酒文化展示区、纺织工业旧址、古城风貌区 (护城河内范围) 、木梳背明清仿古商业街 (见图5) 。
2. 古城核心风貌区
(1) 现状解读
古城核心风貌区是新野县古城内西南角一块“L”形区域。新野古城的轮廓结构保存相对有些基础, 拥有轮廓清晰的护城河。同时, 该区域内集中了新野县城历史文物古迹资源最好的几处:包括汉桑城、议事台、刘备挂剑树、木梳背街、汉画街、老城门等, 并有后主阁、八角井等实迹不存而故事颇丰的潜在资源 (见图6) 。
(2) 策划意向
通过对古城格局和文化遗产的分布分析, 规划在古城核心风貌区内形成“一片两街三节点”的结构。“一片”是指汉桑城三国历史文化主题公园, “两街”使指汉风休闲街 (县政府对面地块) 和木梳背明清仿古街, “三节点”指分布在“一片两街”中的三个重要的空间节点标志物——汉桑城、议事台、“老”城门, 既是历史古迹的场所, 更是串联“一片两街“的空间节点 (见图7) 。
四、总结与思考
(一) 城市文化环境的营造要充分结合当地条件
城市情况千差万别, 其历史文化资源遗存的状况也不尽相同。历史文化环境的营造, 要充分结合特定城市的经济发展、城市定位、历史资源情况等相关条件进行综合考虑, 制定相应的城市文化环境营造策略。就新野而言, 历史文化资源以三国东汉时期为主, 故文化宏观导向应倾向于三国文化。整体资源分布较为分散, 历史文化环境的营造则不宜采用分散的“遍地开花”的形式, 应采用“重点保护、突出特色”的方针战略。
(二) 发展地方旅游业是长期的过程, 不能急功近利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地方纷纷编制各类规划。而在大规模的城市建设背后, 已经掀起了一股“旅游热”的浪潮, 几乎所有城市的总体规划中, 均加入了关于旅游规划的探讨和分析。实际上, 对于诸多具有丰富历史文化遗存或自然风光的城市, 旅游业往往可以为城市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知名度, 提高城市的竞争力, 形成独特的城市名片。而对于资源特点并不突出的城市, 大力发展旅游业并非上上之选, 提高地方的文化环境品质才是当务之急。
新野县的历史文化遗存并不丰富, “有史记, 无实迹”的情况十分普遍, 整体文化环境较差;自然资源方面, 新野也并不突出;在区位交通条件上, 新野也并无优势。基于以上原因, 新野的旅游业在短期内不可能实现飞跃式的增长。所以若要充分发挥新野历史文化遗存的经济社会效益, 就必须提升整体文化环境的品质, 待时机成熟时再大力发展旅游业。
(三) 对地区历史充分的研究是判读城市文化的关键
城市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 若想在城市规划中准确地进行城市文化的定位, 就必须对城市的历史有足够充分的研究。在新野县城市总体规划编制过程当中, 笔者走访了很多相关部门, 并搜集了众多有关新野历史的相关文献。对新野的历史文化遗存从时间维度、空间维度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和调查, 最终敲定了“三国古城, 汉画之乡, 纺织名城”的城市文化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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