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化遗产保护

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共12篇）

城市文化遗产保护 篇1

是否经济和城市的发展就必定意味着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破坏。中国现代经济正处于一个爆发的历史时期, 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和物质需求的日益旺盛。随着股市楼市的不断高涨, 经济的车轮飞速旋转着。文化遗产与城市发展之间的矛盾冲突愈渐强烈, 究竟孰轻孰重难下定论。究竟是为了经济发展破坏遗产或是因为保护遗产而阻碍经济发展看来两者都是不可行进的方法。但是令人扼腕的是现代社会经济的力量似乎太强大, 非理性的发展导致了大规模的城市重建, 而且在这阶段历史文化的保护似乎又太脆弱, 显得那么不堪一击。于是我们一边看到的是历史学家们呼吁保护城市文脉, 一边则是市政官员们高举发展的牌子进行着又一轮的城市改建。

1 城市发展与遗产保护间的冲突

600年来, 南京先后是明代的首都、留都, 清代的两江总督驻地, 民国的首都。昔日的南京, 既和北京一道, 是拥有雄伟的城墙与城门、金碧辉煌的宫殿与庙宇的伟大都城;又和苏州、杭州一样, 用白墙黛瓦、小桥流水勾勒出精致典雅的江南风韵。虽然早在市场经济建立之初的1992年, 在文物、规划、城建等社会各界的努力下, 南京市制定了极具前瞻性的《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划定了多处历史文化保护区。但城建、房产部门和基层区政府的所作所为, 却造成了消极的后果。但截至2003年, 南京明城墙内老城约为40 km2, 未改造的仅剩5 km2。1992年以来, 南京老城各处都在以“旧城改造”为名进行着房地产开发项目, 大量文保单位和历史街区被接连拆除。截至2004年, 已有近百处各级文保单位遭到破坏。

在真文物被频频破坏的同时假古董却层出不穷。2001年, 金陵报恩寺塔重建项目推出。堪称中国瓮城之最的中华门, 这座经历过太平天国、抗日战争血雨腥风的明代聚宝门, 600年来, 一直护卫着城内秦淮河两岸的民居。而今天, 在中华门外, 即将崛起的是投资数亿、重建毁于太平天国的明报恩寺琉璃塔, 而中华门内, 饱经沧桑的真实的历史街区却纷纷化为废墟。南京下关狮子山, 阅江楼建成。这座所谓“江南名楼”的仿明建筑, 虽然有宋濂的《阅江楼记》, 但自古以来却是“有记无楼”, 是一座不折不扣的假古董。而不久之前, 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清两江总督署之前的, 为纪念清代名臣、两江总督陶澍、林则徐的陶林二公祠 (市级文保单位) , 却因市政项目而被“易地重建”, 恢复重建遥遥无期。我们不禁要问南京有关部门, 一方面在积极申报明孝陵、云锦和城墙为世界文化遗产, 甚至宣称要将南京“打造”为世界遗产城市, 可是, 另一方面为什么听凭如此众多的文化遗产, 特别是作为南京城墙所依托的历史环境和云锦所依托的传统社会的明清老城区, 惨遭市场化开发而造成的所谓“建设性破坏”或“破坏性建设”。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谁造成了南京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可挽回的损失。

保护文化遗产不仅仅是每个国家的重要职责, 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义务。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于内罗毕通过的《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 强调“历史区域及其环境应当视为一种不可再生的普遍的遗产”。拥有这些历史区域的各国政府和公民有义务保护这些遗产并将其整合到当代的社会生活中去。1987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 (ICOMOS) 于华盛顿特区通过了《保护历史性城镇和城区宪章》 (简称《华盛顿宪章》) , 旨在推动各国政府采取必要步骤保护、保存和修复历史性城镇和地区, 以及使其得以发展并适应当代生活。

2 西方城市遗产保护的举措

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时期也都经历过类似的对历史城市从破坏到保护的曲折历程, 但最终各国政府、知识分子与人民普遍意识到了文化遗产不可再生的特殊价值, 纷纷采取各项措施保护历史城市。美国1966年的《国家历史保护法》, 英国1967年的《城市宜人环境法》, 日本1975年的《文化财保护法》, 都通过立法来保护历史城市。特别是法国著名的1962年《马尔罗法》, 将有价值的历史街区划定为“历史保护区”, 保护区内的建筑物不得任意拆除, 维修、改建要经过“国家建筑师”的指导, 符合要求的修整可以得到国家的资助, 并享受若干减免税的优惠。这条思路, 对中国的胡同四合院具有极强的适用性。

的确, 旧城历史建筑普遍面临了人口过多、亟需修缮的困境, 相当部分的居民因不满居住现状而表示愿意外迁。但是, 这并不成为一些人主张拆除传统街区, 改建房地产项目的理由。修缮历史街区与房地产开发, 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旧城改造”, 是在旧城区修复历史建筑, 恢复社区活力, 保持传统社会, 使旧城区重获生机, 而绝非是用房地产项目取而代之。旧城区的保护问题, 本质上也是一个公共利益与部门/地方利益, 乃至私人利益的博弈。保护、复兴传统街区的结果, 将会复兴城市的人文传统, 提升城市品位和形象, 改善南京乃至江苏的旅游业、服务业, 乃至招商投资的外部环境, 其收益对象是全体公众, 其回报也将更为丰厚、全面、多元。

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在于保护历史街区, 总体思路是保护古城, 另建新城, 力求保持城市的历史风貌。这也是《梁陈方案》的精髓所在:将旧的行政、经济中心和过多的人口从老城转移到新城, 既可以解决旧城的交通、居住、办公问题, 又可以体现古城历史、文化、旅游的价值, 新城老城并行不悖, 从根本上解决老城面临的种种压力。

其实世界上已经有许多这样成功的城市发展案例。如法国巴黎的城区保护和新城区的协调发展就是其中的翘楚。1960年的PADOG文件第一个提及法国巴黎的城市规划, 其中中心多极化是分散巴黎人口和工业活动的手段。“中心地区人口过于稠密, 离城市边缘地区太远, 需要建立新的中心地区”。1965年SDRAUP提出了城市和地区规划的框架, 新城和以往的中心地区将并行发展, 而不是相互竞争。“新城市中心形成后, 将成为城市扩展区域的新城, 它们将在目前的城郊地区得到强化和改造, 并不断多元化”。新城将成为真正的城市中心。

人们对这些新城进行了细节的构思 (马恩拉瓦勒 (Marne-laVallee) 有12个区4个区域, 色那特 (Senart) 有10个区) , 它们都坐落于城郊。法国的新城, 有等级之分的中心多极化。新城距省会城市不到30 km, 而20世纪40年代英国的新城距省会40多千米 (比如巴斯尔敦 (Baslldon) 距省会48 km) 。新城是就业、管辖、商业和文化服务等活动的场所, 但在巴黎地区只起次要作用, 人口聚集量也有限 (是社区的分支) , 但新城与市中心有一定的距离, 这使巴黎地区和就业市场的关系更加紧密。中心多极化与城市扩展从经济地使用空间的角度来看, 中心多极化是解决城市扩展的途径。“就这点而言, 要组建大巴黎, 不能把巴黎延伸”。60年代以前, 规划者力图牵制城市化的发展, 例如1939年的巴黎PARP规划项目。在1994年SDRIF框架下, 人们就有了控制城市延伸的愿望, 方式是牵制, 不是组建 (敌人是城市蔓延) 。问题是如何一方面在法国的不同部门之间平衡城市发展和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在法国和其附近区域之间平衡它们的发展。有3个主要的规划原则, 其中一个是中心多极化 (提高农村环境质量, 美化自然空间。多个中心的城市组织, 交通组织) , 另一个是确认它们的城市建设作用。大克洛恩 (Grande Couronne) 的3个地区 (蒙特斯Mantes, 米克斯Meaux, 米沦Melun) 和它行之前的城镇———城市经济发展区是相邻地区的过渡区。

3结语

其实城市发展与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不一定是互相矛盾的, 也可以是相辅相成互相推动的。一个保护良好历史文化悠久的城市可以带给城市发展良好的契机和经济收入, 而具有规划协调的城市发展同样也可以对城市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优秀的保护手段。

参考文献

[1]王倩, 杨毅.浅谈历史文化名城徐州及其保护规划[J].山西建筑, 2007, 33 (33) :72-73.

城市文化遗产保护 篇2

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是城市一笔伟大的文化财富，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城市发展的一种不可或缺的资源。他作为城市的集体记忆，见证了城市的历史文明，是城市历史的一种延续，它像是一条纽带，将城市的过去、现在、将来串联起来，使得城市的传统文化、民族特色得以延续。

然而在我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常以城市历史人文景观的丧失为代价，近年来，人们在经济上大获成功的同时，正日益意识到一个缺少文化底蕴的城市就如没有灵魂与精神的生命体，是不健全的。因而，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已成为许多城市的共识，但在当前保护工作中、观念上的含糊与行动中的种种误区又使得保护工作举步维艰，甚至适得其反，造成对城市历史街区的开发性破坏与保护性破坏并存，使得保护工作陷于一种两难之境。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并且刻不容缓。

对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种全民性质的工作，应该让每一个人都意识到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在实际的保护工作中需遵循四个基本条件：原真性、整体性、可读性以及可持续性。

原真性。联合国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所提倡的标准是原封不动的保存，即冻结保存。历史文化遗产首先要保证是真实的历史原物，要保留它所遗存的全部历史信息和面貌。在后期的整治中尽力做到梁思成先生提出的“修旧如旧”原则，修补要用原材料、原工艺、原样式，以求达到还原其本来的历史面目，使遗产能够“延年益寿”。

整体性。一个历史文化遗存是连同环境一同存在的。保护不仅仅是保护其本身，还要保护其周围的环境，特别是对于城市，街区，地段，景区，景点，要保护其整体性的环境这样才能体现出历史的环境。对于历史的街区和古城，要保留其整体的格局特征，还应包含其文化内涵和形成的要素。

可读性。历史遗物均要留下历史的印痕，我们可以直接读它的“历史年轮”，可读性即使在历史的遗存上应该读出它的历史，就是要承认不同时期留下痕迹，不能按现代人的想法去抹杀它，大片拆迁和大片重建就不符合可读性的原则。

可持续性。可持续性表现在保护历史遗存是一个长期的事业，保护古城不仅是为了保存珍贵的历史遗存，重要的是留下城市的历史传统，建筑精华，保护这些历史文化的载体，从中可以滋养出新的有中国特色的建筑和城市。可持续性还表现在协调好保护与利用的关系。首先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利用以不损坏遗产为前提，以继续原有使用方式为最佳，也可为博物馆等，作为景点要慎重，防止破坏。

以下具体阐述历史文化名城、历史街区和历史建筑的保护。

1、历史文化名城

历史文化街区，又称历史文化保护区、历史地段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中规定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应予重点保护的历史地段，称为历史文化街区。1977年12月，《马丘比丘宪章》提出在对历史文化街区的物质实体予以保护的同时，还要保护城市的传统文化，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允许出现新的建筑物，但风貌上不与原有特征抵触，新建筑的加人是历史文化街区的发展过程。

历史街区的保护界限划定必须与城市的总体规划及土地使用规划相结合，在总体规划层 面对保护进行限定，使保护扩大到整个城市。应遵循以下原则：

1、历史文化保护区的范围划定应符合历史真实性、生活延续性及风貌完整性原则；

2、范围划定要考虑在历史文化保护区内实施环境整治，特别是政策实施的便捷性，规模不宜过小；

3、考虑保护管理的可操作性，保护层次设置不宜过多。

4、历史街区保护界线的划定应按下列要求进行定位：

文物古迹或历史建筑的现状用地边界；

在街道、广场、河流等处视线所及范围内的建筑物用地边界或外观界面；

构成历史风貌的自然景观边界。

苏州平江历史街区保护范围的划定

平江历史街区位于苏州古城东北角，是苏州古城内保存较为完整、具有典型苏州传统格局、水乡风貌特色和文物古迹相对集中的、以居住为主的街区。该街区反映了明清时期的特征，有较完善的历史环境、事件，保护强调外部整体环境风貌，内容上，不仅要保护物质形体，还要保护历史文化内涵，如民风民俗、传统商业、手工业；空间上，不仅要保护历史街区本身，还要保护周围一定范围内的景观环境，以及绿化、水体等划定保护范围。

第一级：沿街沿河风貌保护地段

一纵四横，五条河路两侧一至两进范围内地带。保护范围面积为8．68公顷。这类地区基本的保护原则是：

 普遍保护沿街沿河风貌。以沿街沿河为平江历史街区重点保护地段，严格控制沿街沿河的建设活动，尽量保持原有的建筑形式和风貌，并对不符合风貌要求的违章乱搭建的建筑和设施以及一些物件整治和清理。

 保护整体空间环境。以沿街沿河室外空间环境为重点，保护历史街区室外环境设施，包括桥、栏杆、河驳岸、水埠、船鼻子、古井、铺地和古树名木绿化等。整治和清理不符合风貌要求的设施，特别注意其空间环境的传统氛围的保护。

 逐步改善居住环境。改善居民室内设施，在满足风貌要求的前提下，使居民室内设施现代化，重点为居民的卫生环境设施。解决居民的卫生设施和保护区的污水排放和处理，确保河水的洁净。第二级：平江历史街区

指平江街区内具有较高历史价值的沿河沿路建筑，古宅院、庙、观、祠堂、园林等，这一级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保护范围面积为23．83公顷。这类地区风貌已有一定程度的损坏，部分民居已修建或改建，但该地区传统街巷和民居相对较为集中、连片，其中许多属历史保护建筑。

这类地区的保护整治有两个层面的要求：

 从风貌层面上。首先要求恢复原有立面风格(包括第五立面——屋顶的形式)，其次要注意与14处文物、古建筑风貌的协调；

 从生活设施改善层面上。要注意改善民居的内部环境以求适应现代化的生活要求，同时还须注意通过协调、维持其原有生活氛围和旧的邻里关系。第三级：平江历史风貌保护区

这一级保护区包含了整个平江街区。保护范围面积为42．94公顷。

城市历史名人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 篇3

关键词：名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

自21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以及中国范围内城市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我们进入了城市竞争时代，这种竞争并越来越多地表现为文化的竞争。区域或地区之间的竞争，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竞争。城市环境和所营造出的生活方式越有吸引力，有头脑和有资本的人才就越愿意聚集过来。文化已经成为城市发展中举足轻重的关键元素。

文化的生长，是一个漫长的历程。一个城市要在文化大竞争时代厮杀出来，最直接最快捷的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依仗城市文化遗产。近年来，城市的历史名人文化遗存保护终于越来越被全社会关注，保护范围也逐渐扩大，从单幢的名人故居，扩大到历史街区，从建筑保护深化到精神传承。

本文便是试图探讨历史名人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

一、利用名人文化遗产应该建立在保护的基础上

我国的文物保护工作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当商业开发与名人文化遗产保护出现冲突矛盾时，商业利益应该为文化遗产保护让路。各地在对名人故里、故居或文化遗址等进行合理适度的开发利用时，要加强监管，转变重开发、轻保护的现有模式，防止过度的商业开发和对文化遗产内涵的肆意歪曲和滥用。

二、开发名人文化遗产要适度

不是所有的名人文化资源都适合进行商业开发、文化产业升级。搭文化的台，不一定都能唱上产业的戏。历史文化名人所包含的文化形式和文化特性不同于文化产业。文化产业发展追求的是创新，历史文化讲求的是积淀。欧洲文化积淀丰厚但是文化产业不如美国发达，美国文化积淀薄弱但文化产业却很发达。对比西安和深圳，情况是相似的。浓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有时候恰恰阻碍着文化创新，文化资源反而会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阻力。

若想凭借这些名人文化资源进军文化产业，则需慎之又慎。一方面，历史文化名人的地方争夺不可避免，名人文化资源很难成为一个地方文化产业的独特优势；另一方面，当下的通俗文化追求娱乐性，忽略传承教化。历史厚重的名人文化产品，较难适应现代受众的消费习惯和心理方式，很难进行产业化。名人文化资源丰富的山东省文化发展规划提出：以“三孔”为载体，整合孔子、孟子、曾子等儒家文化旅游资源，构建儒家文化旅游区，但是效果并不令人满意。孔孟圣人故里尚且遭遇市场冷遇，又遑论其他名人故里呢？

对名人文化资源的规划开发，应该科学客观，切忌投资过度开发过度。仅仅依托名人文化资源打造文化产业，即使能带来一定的旅游效益，也不会形成真正的文化产业大发展，因为其无法形成规模化，无法形成产业链。

文化产业发展不可局限于历史文化资源的传承利用，最根本的是要依靠创意依靠创新。仅仅强调本地的文化独特性和历史积淀深厚性，而忽视了其他资源的利用和挖掘，只能独守文化传承而无法进行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产业发展。审视那些相对成功的名人文化产品，我们会发现，它们的成功更多的是依靠形式的创新，依靠与其他优势资源的整合。《印象·刘三姐》的成功，是因为它整合了当代文化娱乐形式和阳朔举世无双的山水景观资源，刘三姐历史文化并不是它最关键的取胜之道。所以，《印象·刘三姐》的成功是难以复制的。

三、名人文化遗产保护、继承和发展的核心是文化精神

保护名人故居和文化遗迹很重要，但最根本的是传承和发展先人的文化精神。除了不断从深度和高度上推进对文化名人的文化研究，办好各种学术研究学会、研究基地外，在青少年和市民中普及宣传先人文化精神也很重要。先人的文化精神只有为城市文化所承袭、生根、发展，成为有生命力的部分，而不仅仅是挂在陈列馆里的故纸死物，我们才算是真的传承好了这个宝贵的精神财富。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和途径充分调动市民参与名人文化传承的积极性，如编著通俗读本进入学校课堂，组织群众性文化活动，举办诗歌朗诵会、讲座论坛、书画展览，用舞台艺术、电影电视艺术作品来宣传先人文化精神等等。

四、名人文化遗产开发利用的关键在整体规划

首先名人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应该与城市整体规划和文化建设统一起来。名人故居、文化遗址要进行整体保护，不仅仅保护名人故居、文化遗址的本身，周围的环境、文化氛围也要保护。绍兴市把鲁迅故居周围的交通主干道恢复为步行街，把点状的、单一的文物保护单位和文保点连线成网，保护在特定的自然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人文环境中，收到了很好的保护效果。各级领导要提高对历史文化街区重要性的认识，完善相关法规制度。

其次各个名人故地可联合开发特色产品和旅游路线，变名人故地争夺为名人故地联线。比如柳宗元故乡在山西永济，主要文学作品创作于湖南永州，主政一方死后成神则在柳州，这些地方可以联合开发柳宗元文化专题旅游线路和纪念产品。

再次，多渠道筹集资金。名人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主要依靠财政投入。但财政力量有限，可以分期进行建设，同时努力多渠道筹集资金，吸引社会上企业、个人的资金参与。

最后，主动营销，重塑品牌。根据名人文化景点和名人文化产品的特点，找准市场定位，制定好营销策略，开展多种方式的营销活动。名人文化景点可以与餐饮、纪念品、娱乐等产品整合，尽力拓展文化产品链。

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篇4

城市是一个结构功能比较齐全的生态系统,城市建设是伴随着科技与经济发展不断更新与发展的相关因子,它是一个人与自然相结合的有机整体,城市建设的过程不同于自然界自然演替的过程,城市建设加入了太多人的因素,所以在漫长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居民创造了大量珍贵的城市历史文化,现代化城市的建设应该立足于它的历史文化基础之上,中华民族有着上下5000年的悠久历史与灿烂的文化,我国大多数城市都具备宝贵的自然与历史文化遗产,然而某些城市建设项目时往往做了错误的取舍,以毁坏历史遗迹为代价的建设得不偿失。如何正确处理城市化建设与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是当务之急,也是每一个公民内心自发所应承担的一份责任。继承、保护和发展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是时代向我们发出的呐喊,其本身是推动城市化进程中的关键一环,是我们社会文明晋升的一个阶梯,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与现代文明发展的一个标志。

2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与城市建设的关系

2.1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是城市化建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时间与岁月在城市里留下了痕迹,历朝历代的精髓就体现在历史文化遗产上,城市是一种历史文化的衍生与依托,是一种文化的沉淀与积累,保护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实际上就是在维持城市可持续发展和文明发展的文化命脉。它不仅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高度概括,也是一个城市自身内涵高度提升的展现。城市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仅是要建造高楼大厦,建设繁华的商业区,建设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建设高性能的社会服务设施,更重要的是建设良好的生态园林与城市文化、社会文明。保护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形式众多,保护文化遗产不是与城市现代化建设背道而驰,不是守旧,而是对我们祖辈先进的文化财富的继承与发展。而且这势必将会更好地宣扬一个城市,城市有其共性,而个性将会促使一个城市风尚的可持续发展,保护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是对构建其个性的必要手段,是打造一个城市特色的内在推动力。舍弃一个城市原有的历史文化遗产去增加大量的城市现代化符号,无疑是本末倒置、得不偿失的。从这个角度讲,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为建设特色城市提供了一个内在基础。

2.2城市化建设为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创造了更好的平台

科技进步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进而加快了城市化进程,随着社会文明的高度发展,城市之间的竞争势必将会由现代化城市符号的建设逐步向经济、生态、文化各方面的综合竞争,这也是城市化进程中科学合理的走向。科教兴国、文化兴城,文化发展是城市建设面向未来的一种战略决策,在国际上许多城市的文化发展战略做出特色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英国的曼彻斯特作为老牌工业城市,由于工业对资源的长期利用及工业发展的衰落导致城市发展变得也极其缓慢,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在新世纪提出将其建设为创意文化之都的发展战略。根据城市发展文献的总结不难得出结论,一般情况下,城市建设化进程的现代化程度越高,城市居民对具有地方特色的城市遗迹与历史文化的追溯越发重视,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一种情感需求,是当地城市居民对城市的一种归属感,而这正是历史文化所形成的地方特色所提供的,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在一定程度上与城市建设具有一种相关性。从这一层次上讲,城市化建设为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经济基础、发展条件和机遇。

3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管理

3.1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问题

目前,由于大规模的建设基础设施,构建新型城镇,旧城棚户区改造等加快城市现代化建设进程的活动,导致全国各地的历史文化名城遭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城市规划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矛盾,城市要发展就也要先修路,由于部分路段通路在规划中需要通过一些历史遗迹,导致大量历史人文资源的破坏甚至丧失。究其本质原因,我们可以总结基本的4点:城市规划设计对未来的前瞻性不足;各保护部门体制不健全与管理的混乱;保护力度不足与部分部门监管缺失;施工方保护意识淡薄与利益驱动。

3.2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未来管理办法

城市文化遗产保护 篇5

论文摘要：文章首先指出了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是建设现代化城市的重要内容和基础，然后分析了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最后提出了几个层次的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方法。

论文关键词：城市建设；历史文化遗产；城市规划；城市文化；特色城市

建设现代化城市是当今世界城市发展普遍追求的目标。城市文化是现代化的根基，是城市的内在气质，每个时代都在城市发展中创造并留下了自己的痕迹。保护历史的连续性，保留城市的记忆和历史文化遗产是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是建设现代化城市的重要内容

一座城市经济越发达，社会文明程度和现代化水平越高，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就越显重要。因为城市既是文化的产物，又是文明的生成地。城市科技的进步、经济的繁荣离不开人文创新来引导，现代城市是现代文明和现代经济的聚集地，一个没有文化的城市是―个没有品位的城市，是不太可能持续发展的。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是通过漫长的历史时期逐步形成和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不要小看城市的一块砖、一片瓦、一堆石头，它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反映着城市的历史、社会、思想的变迁。文化遗产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见证，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活化石，代表着一种独特的艺术成就和自然风晴，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为什么今天许多人仍然喜欢去朝拜中世纪的城镇，仍然热衷于去看那些古城堡、古遗址，主要不是因为它们美，而在于能了解那个时代的历史和文化。“在中世纪的城镇里，清晨公鸡长啼报晓，屋檐下鸟巢内的鸟儿叽喳而呜，城边修道院的报时钟声，广场新钟楼发出的和谐钟声，它们宣告一个工作日的开始。人们随意哼起歌曲，从修道士单调的咏唱到街上歌手们歌词的反复回荡，还有学徒工们和家庭女仆的信口低咏。唱歌、跳舞、表演，这些仍然都是即兴自发的活动。”现在看来，那种情景虽然不很出奇，甚至还很平淡，但却古朴自然，那种情趣、那种和谐，充分显示出那个时代的文化和那个时代平静的城市生活。城市的贡献和作用就在于它能保存、留传和发展历史文化。

中华民族是一个充满激情、奋勇向上的民族，有着丰富灿烂的文化和独具魅力的历史文化遗产，在世界历史长河中始终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它对于提高国民的文化品位，增强民族自尊，激发爱国主义热情，丰富世界文化宝库都有极大作用。因此，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弘扬民族精神，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二、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是建设现代特色城市的基础

城市的魅力在于特色，而特色的基础又在于文化。城市特色，是指一座城市的内涵和外在表现明显区别于其他城市的个性特征。城市的危机在于趋同化，失去个性。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是城市特色内涵的重要集中表现，可以表现独特的城市民俗风隋，它是超越国界和民族的，是^类的共同财富，具有普遍的吸引力。

当今世界的许多国家，维护城市的历史风貌，保护文化遗产，不但已成共识，而且已成法律。俄罗斯圣彼得堡法律规定，涅瓦大街的建筑不准拆。尽管内部可以进行现代化装修，但外观不许作一丝一毫改变。这一方面是俄罗斯人对历史文化遗产的高度尊重与珍爱；另一方面也是法律的作用。德国规定，凡80～1以上的建筑都必须无条件的保留。对于一座城市来讲，文化遗产就是自己的品牌和个性，就是财富，就是创造与建设现代特色城市的基础。绍兴的沈园，是一座非常小的园林，亭台水榭也不出众，而800多年来却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至今游人不绝。它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文化。凡读过陆游的《金叉头凤》和《沈园》诗词的人，走进园林里，都会有深刻亲切的.感受，陆游和唐琬凄怆的爱腈故事打动游人心弦，激起心灵的共鸣，“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晾鸿照影来”，给园林增添了浓郁的文化点染。

城市特色反映着城市社会现实，是构成一个城市社会文化的和物质环境的总特征。城市特色不光局限在美学意义，更重要的是要具有社会意义。一个城市的特色，标志着它的社会能力和水平；城市的存在，表明它对自然和社会的适应能力得到社会的承认。历史上有些城市衰落了，究其原因就在于外部条件发生了变化，城市的社会适应能力和水平不能满足变化后条件的要求，丧失了生存优势的结果。例如，沿古运河的城镇，过去很发达，现在衰落了，不是运输方式改变了，就是河道不通了，原来的商埠变成了荒芜的村落。

城市文化气质与内涵既可以从社会精神文明方面来考察，又可从物质环境协调优美、交通井然有序来考察。尤其是建筑风格更容易表现城市的个性，凝聚城市的历史传统和风貌，是独特的人文环境的物化形式。土耳其名城伊斯坦布尔，以完好保持城市轮廓线而闻名，高耸在天际线中的众多的圆屋顶和清真寺的尖塔(拜占庭和奥斯曼帝国时期的遗迹)，在傍晚时，犹如飘浮在暮色苍茫的天空一样。在上海，从外滩看浦东黄浦江的两岸建筑，强烈地表现了上海城市的个性。失去了外滩，也就没有上海的历史和上海的特色。

三、我国城市保护历史文化遗产面临的问题

近20多年来，我国城市有了巨大的发展和变化。但是也要看到，不少城市和地区，只顾单纯的经济开发和规模的扩张，忽视了对历史文化遗产和城市特色的保护，破坏也是十分严重的，值得引起高度重视。

(一)建设性的破坏

有的城市在旧城改造和房地产开发中，不切实际地进行大拆大建。实质是打着开发建设的旗号，进行的历史大破坏，其结果是导致有些历史文化名城面目全非，失去原有的文化韵味。城市要发展，势必要拆迁一些失去历史使用价值的老建筑。但是不能不加考究就把一些历史建筑用推土机铲掉、用大铁锤毁掉。有的名城一边在大搞“故城寻梦”活动，一边在大拆旧城，让人一筹莫展，不知何处“寻梦”。

(二)改善市民居住环境与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缺乏妥善协调

在北京，常常遇到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就是胡同该不该拆、要不要保护。从根本上提高胡同居民的生活水平，在于减少胡同居民，降低旧城区人口密度，拆除违章建筑，改善胡同建筑的内部设施。人们希望修整与恢复老式民居四合院的美好生活环境，而不在于毁灭胡同。到处高楼林立，旧貌换新颜，似乎是一派新气象，其实文化底蕴很差，千城一面，千楼一面，千街一面，失去城市的固有个性与文化。

(三)法制不全，执法不力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需要多管齐下，尤其是要依法管理。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重要的是要加快立法。因为文化遗产是稀缺资源，具有唯一性、独特性和不可再造性，它的价值是难以用金钱来估量的，必须要有严格的法律和监督机制来加强对遗产的保护。

四、保护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层次和基本要求

保护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大体分三个层次：

(一)保护城市文物古迹

保护文物古迹，要特别注意保护它的历史环境。只有保存了历史的环境，才能更好地体现它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

(二)保护具有传统风貌的历史街区

历史文化保护区的条件是有真实的遗存物，要尽量多保存原真的东西；有完整的历史风貌，能够反映城市历史上的典型特色；有一定的规模，能够造成一种环境，使人从中感受到历史的气氛。保护历史街区的原则是要保护历史的真实性；保护风貌的完整性；维护生活的延续性。

(三)保护历史文化名城

历史文化名城主要在于看它承载的优秀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而且名城的现状格局和风貌应有历史特色，具有成片的历史街区。历史文化名城，除了要保护有形的、实体的内容外，还要保护无形的、传统的、原生态的文化，要继承和发扬优秀的在特色地域中生长的历史文化。

德国城市的历史遗产及其保护 篇6

城市历史遗产是城市发展的历史见证，是一个城市个性特征的彰显和集体记忆的载体，也是一个城市文化财富的象征和文化涵养的重要体现。德国在处理城市的现代化建设与历史遗产保护问题上有着自己的成熟做法，即可靠的法律保障、资金投入和科学合理的保护取向。这些做法或许可以资鉴于我国的城市建设。

德国城市的历史遗产积淀

德国的城市发展有着久远的历史，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上古时期，早在公元一世纪前后，德国境内就已经出现了一些罗马人建立的城市，如特里尔、亚亨等。中世纪时期，除了帝王诸侯和主教驻跸城市外，随着商业的繁荣，又形成了吕贝克、汉堡等商业城市，这些发展奠定了德国城市化的早期轮廓。近代早期的绝对主义王权时代，专制君主们为了彰显自己的威严和统治合法性，开始了以宫廷所在地为核心的大规模城市建设，形成了卡尔斯鲁厄、波茨坦、德累斯顿等一批规划规整、个性鲜明的城市。近代后期的工业化时期，是德国城市发展最快速的阶段。从19世纪30年代德国开始第一次工业革命到20世纪初，德国在实现工业化的同时也基本上完成了城市化。与这三个时期相对应，德国城市建筑也呈现出了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即基于教堂和城堡等为核心载体的古代中世纪城市建筑文化，基于各类宫殿、要塞、市政厅等为主要载体的近代城市建筑文化，以及基于工业文明之上的现代厂房文化和大都市文化。每个时期的城市建设又积淀了自己的核心城区，形成了所谓的历史“老城”。

德国大规模的城市改建和发展是在二战以后。二战期间，德国的主要城市在盟国的地毯式轰炸中遭到极大破坏，变成了残垣断壁、废墟瓦砾。因此，战后城市重建首先提上了日程。当时存在三种意见：一是推倒一切重来，建立现代性全新建筑；二是完全恢复原有的城市结构和面貌；三是走中间道路，实行所谓“传统基础上的与时俱进”。最后，无论是分裂时期的西德和东德，还是重新统一后的德国，都选择了第三种方案，即在与时俱进地进行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关注城市的历史传统，对于带有强烈历史印记且已经成为城市象征的老城或城市核心区采取恢复和保护措施，强调“历史的连续性”，从而实现城市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传承与发展的和谐统一。例如，柏林就遵循了普鲁士的古典主义传统，而德累斯顿则坚持萨克森的巴洛克风格。相关城市历史遗产的保护和维护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据统计，德国目前有两万多座古城堡，平均每16平方公里就有一座古城堡和宫殿。

德国城市遗产保护的原则取向

德国人在城市历史遗产保护方面有三大原则取向，值得学习和借鉴：

一是珍视历史馈赠。德国各个城市，无论大小，在城市规划和发展中都特别注意保留自己的历史印记。现存各种古色古香的建筑和精美绝伦的传统园林，都应该归功于这种努力。美因茨是莱茵一普法尔茨州首府，在这里，从中世纪的皇帝大教堂、原德国十字军的总部，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水井、近代巴洛克式的贵族宫廷，无不展示着这座古老城市一路走来的历史辉煌。海德尔堡小城是当今德国最具有吸引力的旅游城市之一。在这里，有一座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海德尔堡宫。由于长期风吹雨打和战火的洗礼，古堡已经残破。尽管如此，人们并没有对它进行修复，其中原因很简单：“我们只需要精心保护这座古堡的现状，而不是去改变它。建筑是残破的，记录的历史却是完整的。残破是一种美。”

二是注重彰显城市个性。德国各城市并非简单笼统地对历史遗产进行保护和维护，而是把能够彰显城市个性的历史遗产作为主要的保护和维护目标。例如，拥有53个城市的鲁尔大都市区曾经是德国最重要的煤钢工业区。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新兴产业发展和能源结构的转向，出现严重的衰落危机。面对困境，鲁尔区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的同时，并没有“抛弃”原有工矿设施等历史遗产，而是把这些标志着德国飞速崛起的近现代工业遗迹作为提升民族自豪感的文化据点，对它们进行“一体化”的保护性开发，将工厂、矿坑等改造成电影院、博物馆、攀岩场所等文化设施，走出了一条以呈现现代工业遗产为特色的“工业文化之路”。

三是尽可能将城市历史遗产保护与所在城市的日常生活和经济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在规划城市历史遗产保护时，并非消极地为保护而保护，而是积极地将这种保护与当地的居住、工作、文化、休闲等因素有机结合起来，服务于当地居民，激发所在城市的生机活力。与此同时，开发历史“老城”的历史建筑文化价值，展示其独特景致，吸引旅游者，进而吸引相关的企业进驻，拉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德国城市历史遗产保护的保障

德国的城市历史遗产保护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得益于诸多因素，其中，完备的法律法规、有效的管理和充裕的资金保障最为重要。

德国对城市历史遗产实施法律保护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1780年，黑森-卡塞尔就颁布了《维护邦国内现有纪念物和古文物》的规定，这是德国第一部保护历史遗产的法规。1818年，黑森-达姆施塔特和黑森-霍姆堡也颁布了保护纪念物的规定。1902年，黑森-达姆施塔特又颁布了德国第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历史遗产保护法《关于纪念物保护法》。萨克森于1894年专门成立了“保护艺术品委员会”处理历史遗产保护问题，1909年又通过了第一部纪念物保护法《反对毁坏城市和农村法》，1934年则通过了《艺术、文化和自然纪念物保护法》。

就整个德国而言，保护历史遗产正式列入法律始于魏玛共和国。1919年《魏玛共和国宪法》第150条明确规定：“艺术、历史和自然纪念物及景观享受国家的保护和维护。”二战后，德国虽然陷入分裂，但对于城市历史遗产的保护并没有停止。

民主德国对于历史遗产保护相当重视，早在1952年就出台了《保护和维护国家纪念物规程》。此后又先后于1961年、1975年出台了《维护和保护纪念物规程》和《民主德国纪念物保护法》。

在联邦德国，基于《基本法》规定各州拥有“文化主权”，各州都颁布了专门保护历史遗产的《纪念物保护法》。两德统一后，新加入联邦的东部各州也都通过了自己的《纪念物保护法》。在联邦层面，则主要是以1960年提出、1971年正式通过的《城市建筑促进法》来推进城市历史遗产的保护和维护工作，“保护历史上的城市核心区的城市建筑纪念物”。另一用来规范城市历史遗产保护和维护的法律是《建筑法》。根据该法律，在强化内城区和地方中心的城市功能建设时，要“特别考虑到纪念物保护和维护”，即所谓的“特别城市建筑权”。

在管理方面，拥有“文化主权”的各州设有专门的纪念物局或纪念物维护局，负责历史遗产等的保护和维护问题。城市和城镇则有自己的文化委员会。联邦政府没有统一的中央管理部门，而只有少数特殊文化遗产管理机构，如普鲁士文化财产基金会等。有关“城市建筑纪念物保护”项目的确定和实施并非隨意和盲目的。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都成立有专门的专家小组进行咨询，定期召开会议确定相关资助项目。

城市文化遗产保护 篇7

一、政府支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支撑。

近年来, 项城市人民政府对“非遗”工作十分重视, 成立了“非遗”工作领导组, 在项城市文化馆挂牌成立了“项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使“非遗”工作得以顺利开展。主要措施有:1、多次召开全市“非遗”工作会议, 学习文件, 提高认识, 布置任务。2、抽调专人对全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全面摸底调查, 搜集整理。3、拨出专款。由于政府重视, 措施得力, 项城市“非遗”工作无论从质量上数量上都取得很大的成果。截止目前, 项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1个 (《官会响锣》) ;列入省级“非遗”名录4个 (《回民秧歌》、《汝阳刘毛笔》、《余家杂技》、《项城肘阁》) ;列入周口市级“非遗”名录8个;列入项城市级“非遗”名录41个。事实证明, 近几年来, 项城市人民政府在政策、财力、人力、物力等方面都给予很大的支持, 使得项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得以扎实有序, 科学地展开。

二、注重传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根本。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老祖先留下的宝贵文化财富, 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 社会前进的精神动力。我们这一代人, 都有责任把先辈创造的文化精华保护好交给下一辈人, 这就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与精神的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不仅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而且国家的发展和强盛, 民族的独立和振兴, 人民的尊严和幸福, 都离不开文化的强大支持。江泽民同志指出:“面对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和综合国力剧烈竞争, 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 面对小康社会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全党必须从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民族振兴的高度, 充分认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项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历史的原因, 大多数处于濒危态势, 若不重视保护传承, 势必消亡。比如被列入国家级第二批“非遗”名录的《官会响锣》, 其传承人李文模先生今年已87岁了, 他身怀打锣多种套路, 若再不抢时记录, 其打锣技术就要失传。面对这一状况, 项城市“非遗”保护中心在2010年派专业人员赶赴李文模先生的家乡座谈、录音、录像。现已搜集整理传承人李文模打锣套路45套, 且都有详细文字描述及动作照片。又如, 被列入省级“非遗”名录的《项城肘阁》, 其传承人郭宝玉先生, 他每年都带领《项城肘阁》表演队到全国各地表演, 深受观众青睐, 他把外出表演挣来的收入大部分都用在传承肘阁技艺上。再如被列入省级“非遗”名录的《余家杂技》传承人余帅同志, 他带领的余家杂技团可是国内赫赫有名的杂技团, 每年不仅在国内各地演出, 而且远赴泰国、新加坡、香港、韩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演出。他把演出挣来的收入拿出一千多万元, 投资建设了一所项城市国际杂技艺术学校, 不收学费, 为传授杂技艺术培养了新人。

三、创新利用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途径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有许多规矩, 许多民族民间的艺术属独门绝技, 往往是因人而存, 人亡艺绝。再一个就是许多传统技艺由于缺乏市场需求, 没有经济价值而濒临灭绝, 加之现在的年轻人对民族民间艺术没有多少兴趣, “非遗”传承青黄不接。面对目前“非遗”的状况, 笔者认为, 创新利用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有效途径。所谓创新利用, 就是把一些原生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通过挖掘整理, 再结合当代人的审美走向, 赋予新的文化内涵, 以一种既有传统性, 又有现代性的文化产品推向市场, 走市场化之路。中国古代哲人墨子曾经说过:“食必常饱, 然后求美;衣必常暖, 然后求丽;居必常安, 然后求乐”。物质基础是第一位的, 只有在物质丰富的基础上才能产生精神文明,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是如此。只有将保护与创新利用结合起来, 从而产生经济效应, 才能改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现状。比如《官会响锣》, 传统表演形式和传统打法很有特点, 但如果把这些传统的东西完完全全的展示给当代观众就很难接受, 其原因就是与当代人的审美心理有差距, 怎么办?那就只有在传统《官会响锣》的基础上, 在打法、表演形式、服装、道具等方面进行创新。事实证明, 近年来, 创新后的《官会响锣》不仅多次参加国家、省级举办的民间文艺大赛屡获高奖, 而且又多次参加全国各地旅游性演出, 不仅取得了社会效益, 而且也取得了经济效益, 从而使《官会响锣》有了市场价值。这样以来, 使过去对《官会响锣》不喜爱的人有了新的认识, 特别是年轻人逐渐深入地了解并喜欢上《官会响锣》了, 目前, 在项城能打《官会响锣》的表演队就有六、七个, 且都是年轻人, 很有活力和生机。究其原因, 就是创新利用起到了作用。当然, 目前在项城市还有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未有得到创新利用, 比如贾岭的麦草画, 王明口的蛋雕等, 这些民间美术类文化遗产, 仍处于举步维艰之状, 其原因就是未能在传统基础上创新利用。根据外地经验, 这些“非遗”项目, 最好能与当地旅游开发结合起来, 比如在每年二月二至三月三的南顿故城庙会上进行展示, 使其成为当地旅游商品, 走市场化之路。这样既可以丰富庙会活动的内涵, 又可以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双赢。

城市文化遗产保护 篇8

一、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政策

二十世纪初期我国就开始对文物古迹进行保护。最先起源的是考古研究所的成立, 于1922 年北京大学成立;紧接着, 我国在1929 年成立了营造学社, 对古代建筑采用了现代科学的方法进行深入研究。于是1 年后, 我国开始出台了第一步涉及到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条文, 在国民政府颁布的《古物保存法》的17 条以及《实施细则》中均有体现。经过了10 多年的演变与发展, 《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诞生, 是清华大学梁思成先生于1948 年主持编写的, 全篇共计450 余条, 是作为我国后续公布的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基础性依据存在的。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文物保护管理条例》在我国国务院颁布, 对我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了公布, 将其作为“文明保护单位”, 并制定了对文物古迹进行保护的制度, 目前, 我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已经超过1500 余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国务院对24 个历史文化名城进行了首批, 创立了历史古城保护制度, 目前, 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已经超过100 于个。紧接着, 我国相继出台了《文物保护法》, 《城市规划条例》,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城市法规划》等, 据初步统计, 国家文物局、建设部公布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和历史文化名村均已经超过12 个。

二、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规划

中国市长协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中, 温家宝总理曾经提出, 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要结合其固有属性采用针对性的保护方式, 为此, 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规划要分层次进行, 从而全面落实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1、文物古迹的保护

文物古迹的保护是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首要层次, 涵盖多方面内容, 例如, 古墓葬、文化遗址、石窟寺、壁画、石刻、近现代代表性建筑以及重要史迹等。《文物保护法》规划了保护内容, 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所保护的对象有着明显的差异, 要根据文物的科学、历史以及艺术价值来确定。

现阶段, 损害文物价值多指破坏文物环境, 《文物环境法》指出, 除了保护文物, 还要“建设控制地带”的范围进行划定, 继而通过城市规划, 来控制该地带的建设工作, 主要包括对新建筑的建筑高度、色彩、功能、形式、体量等方面的控制。对文物古迹的历史环境的保护, 不仅仅是保障其观赏价值, 还可以将其在建筑历史上的功能作用进行充分发挥, 使人们对文物建筑的艺术效果和设计匠心做出一个准确的认识, 帮助其更好的了解历史事件。

保护文物的重要对象是对近现代建筑的保护。早在2004 年我国就出台了《关于加强城市优秀近现代建筑规划保护的指导意见》, 文件中表明, 文物保护的重点是维持建筑的风貌和立面, 同时, 列入“文物保护单位”一定要符合《文物保护法》规定条件。

2、历史街区的保护

历史街区的保护是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第二层次。其保护理念主要有:对真实历史遗存的保护、对外观整体风貌的保护、对原有使用功能的维护和发扬。其中, 最后一点是历史街区保护的关键, 国家对历史地段的保护不仅仅意味着浅层面的保护物质驱壳, 还包括其对生活的延续、活力的保持、社会的承载等功能。

在对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进行规划时, 首先, 要将建筑控制地带与保护范围的界限划清;其次, 对区内建筑物保护和整治的作法进行明确。确定“文物保护单位”工作具备内容, 针对于历史风貌保存较好的“历史建筑, 要按照外观原貌对其进行维修整饰, 而室内则可结合现代生活原则改建, 适当的对一些必要设计进行增加。损坏内部结构较为严重的, 则要对结构进行及时更换, 维持历史原来外观面貌。而针对于新建筑, 其历史风貌与外观呈现出了良好的整体协调性, 其可以维持现状不动;而针对于新建筑, 其历史风貌与地区内发生冲突, 相关部门要积极进行改造, 适当的处理立面, 或拆除、或砍掉;最后, 相关部门要对地区环境要素的保护整治要求进行确定, 按照历史面貌对路面、驳岸进行维修, 也包括对古树的保护。同时, 地区的市政设施也到得到科学的建设与改造, 以更好的解决排污、排雨水、消防、电讯、供电等问题。

3、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

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是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第三层次。主要包括对历史地段以及文物古迹的保护、对古城风貌特色以及格局的延续和保护、对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的发扬。在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中,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要旨和特点是城市整体角度采取综合性保护措施, 基于全局视角, 对保护与发展的关系进行协调, 才能够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同时, 也能够为历史街区以及文物古迹的保护创造条件。除此之外, 相关部门还要对城市布局和发展方向进行合理的确定, 做到进一步保护古城, 使新区得到有效的开发。

三、结语

综上所述, 《文物保护法》规定文物保护、文化名城保护、历史街区保护方针的主要内容是“保护和抢救”, 将文物、文化名城、历史街区保护管理与利用并重, 从而实现对文物、文化名城、历史街区价值以及历史信息延续的重要意义, 而保护措施的制定要基于维持文物原状。可以从信息的视角, 对文物、文化名城、历史街区展开深入的认识, 继而对其进行科学的保护, 从而使保护方法更加科学。

摘要：根据我国现行的政策与法律, 能够将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分为历史文化保护街区、文物保护单位以及历史文化保护名城三个层次。该保护方法的应用可以进一步促进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顺利进行, 同时, 也能够对城市发展以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矛盾加以更好的解决。为此, 本文对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与规划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希望能够对有效保护城市历史文化遗产, 促进城市精神文明建立起到一定帮助作用。

关键词：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政策,规划

参考文献

[1]王景慧.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与规划[J].城市规划, 2004, (10) :68-73.

[2]程全伟.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与规划[J].建筑·建材·装饰, 2014, (12) :100-100.

[3]规划信息[J].城市规划, 2000, 24 (11) :5-7.

城市文化遗产保护 篇9

自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十二届大会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后，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研究工作随即展开。仅以《中国期刊网》刊载的论文情况看，2002—2007年9月30日题名中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论文超过了716篇，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2002年6篇，2003年19篇，2004年22篇，2005年56篇，2006年达到了276篇，2007年1月至9月更是达到了279篇。档案界也开展了一些相关的研究，虽然开始关注的时间只有不到3年（2005年2篇，2006年8篇、2007年10篇），发表的论文也只有20篇，但涉及的省区超过了6个，八大古都所在省的档案专业差不多都刊登过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研究的内容与范围也涵盖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保护的多个方面。

《兰台世界》2005年第1期所刊载胡立耘同志的《作为非物质遗产的民族文化声音档案保护》首次将非物质遗产保护与档案工作联系了起来。彭毅同志2006年在《档案与建设》第5期《试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艺术档案工作》一文中指出：“艺术档案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侯采坪、工晓燕同志2006年4月在《山西档案》上第一次提出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概念，并呼吁“档案部门应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收集”。同年于宏敏同志则在《档案管理》第6期上撰文强调档案部门应该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档案工作。王云庆、赵亚敏在《北京档案》上撰文对档案馆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必要性、方法和举措进行了全面阐述；在《浙江档案》上撰文阐述了档案馆等文化事业机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途径。朱江同志在《中国档案》2006年第9期以《档案: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化》为题介绍了江苏省南通市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的成功经验。胡远杰同志在《上海档案》2007年第9期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物普查与档案工作》为题，论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物普查与档案工作的相互关系。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档案保护在城市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中华文化是世界四个古老文化体系中唯一没有中断自身传统的文化体系，它对人类社会和世界文明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条不曾间断的文化长河中蕴藏着浩瀚精深、灿若繁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的先辈们一代代地将炎黄血脉凝结其中，世代相传，直至今天。八大古都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都曾经是当时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的还曾经是当时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些城市的文化中大量保存了中华文化的精髓，在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作为中国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过程始终与灿烂的中华文明历史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体现着人类文明的发达程度，显示了人类在思想和实践上所能达到的智慧高度。在中国文明进程中，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中国各族人民构筑起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八大古都现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样是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其创造过程同样与灿烂的中华文明历史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些城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具有代表性。

八大古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珍品。在今天，八大古都仍然是区域性的文化中心，其非物质文化遗产仍然在影响着当地的城市文化传承与文化建设，仍然体现着古都人民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是城市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所以是城市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含着影响社会现实、维护民族文化统一性的基因。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含的浓浓中华之情，是促进民族团结、保持国家统一的坚实基础。保护和利用好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利于培育民族认同感，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创造力。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贯穿着一条抵御时间消蚀力、保持民族文化连续性的血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的强烈认同感是超越社会变迁、维系情感交融的特殊纽带。保护和利用好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利于民族精神的凝结和绵延，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和意义。

作为档案工作者，应该意识到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收集与保护，是传承我们所在城市历史文化传统的需要，是我们所在城市文化建设的需要，是弘扬中华文化的需要。关注与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收集与保护，是每一个档案工作者特有的义务与职责。

三、从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保护反思城市档案特色建设的思路

我们档案工作者一直在关注和致力于城市档案特色建设，并取得了积极成效。我个人认为从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保护现状研究入手，有助于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城市档案特色建设。从上文可见八大古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十分丰富，但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并没有多少进入我们档案工作者的视野，也没有多少进入我们的档案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实施档案化保护，是一个现实而重要的课题。

我们完全可以以所在城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现状为研究对象，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形成、分布及归档保护现状，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工作中档案形成的规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进行有效指导与控制，这种研究还能够为我们从管理措施与技术措施上做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管理工作提供重要的参考。

具体的研究可以从调查了解所在城市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形成状况、调查了解所在城市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分布情况、掌握所在城市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保管及归档现状、分析所在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保管中存在的问题入手，经过认真细致科学的研究，提出所在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保管的对策建议。

这样的研究从学术上讲，目前我国学术界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研究成果较少，我们研究的最终成果，可为目前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研究提供翔实的第一手资料，能够让行政主管部门真正了解我们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形成与归档管理的现状，为制定行之有效的规章与制度创造条件。

这样的研究从经济价值上讲，从目前可以了解与知道的情况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工作必然涉及一定的技术条件，在比较全面地了解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管理方式与归档情况后制定的规范，其适用性将更强，由此就可能减少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过程中所产生的花费，减少由于技术或操作流程方面存在的问题造成的浪费，这样产生的经济价值是隐性的，但比直接的经济价值更重要。

在具体工作中，我们首先应对本城市辖区内目前申报的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省、市）项目进行普查，在掌握一手资料与基础数据的基础上，达到基本弄清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形成的范围、种类、特征、保管现状。依据调研所获得的资料与信息，采用定性分析或定量分析的方法，探求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中共性和规律性的问题。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科学的政策性建议。

在具体运作中，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在各城市的不同区、县、乡、镇、村，分属不同的系统、单位或个人，调查工作量很大，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人力、经费。但只要我们主动工作，加强与所在城市内各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工作有关单位的沟通，争取他们的支持，协调行动，共享研究成果，就一定可以做好这项工作，并通过这项工作使我们的城市档案特色建设上一个台阶，更好地为城市文化建设服务。

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城市重要的文化标志, 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保护应该成为城市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关键词：城市,文化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档案保护

参考文献

[1]胡远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物普查与档案工作[J].上海档案, 2007 (9) .

[2]胡艳艳.公共档案馆的历史责任: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J].山西档案, 2007 (4) .

城市文化遗产保护 篇10

1 甘肃文化遗产资源简况

甘肃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自古以来地理位置重要,积淀深厚、遗存丰富。最新普查结果显示,全省共认定不可移动文物点16895处。其中包括莫高窟、万里长城——嘉峪关两处世界遗产,72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25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3880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全省各类博物馆、纪念馆达到142家,馆藏珍贵文物超过43万件。有敦煌、张掖、武威和天水4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酒泉、临夏、灵台、庆城、夏河、陇西和会宁7座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以及一批国家和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和街区。是名副其实的文物大省和文化遗产资源大省。

城市化程度的高低,是一个国家、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拿甘肃来说,史前社会的大地湾等考古遗址充分揭示了城市聚落对文明的聚变提升效应。在历史上,甘肃今天的版图基本是由金城、武威、张掖、居延、敦煌、天水等核心城市辐射乡村而发展起来的,甘肃的重要文物遗存绝大部分都集中在这些城市。明清以后,随着国家政治经济重心向东南转移,甘肃城市和社会发展均处于沉寂时期。

进入21世纪,随着西部大开发建设的深入和中央对甘肃扶持力度的加大,在短短10年中,甘肃实施了一系列攸关国家战略安全的交通、能源、水利大型工程,经济社会发展明显加快,城市化进程迅猛,小城镇数量快速增长。尽管目前城市化水平总体仍然不高,但与以前相比,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毋庸置疑,城市化是甘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必经之路。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正确理解城市化的本质,进而科学规划和合理管控城市化进程,必将给璀璨的文化遗产带来极大破坏,乃至冲击甘肃作为中华民族文化资源宝库的地位。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是甘肃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如何在高速城市化进程中保护好文化遗产,并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2 文化遗产在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问题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过:“人们之所以从乡村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城市化应该以优化社会生活为目的,而不是简单的除旧布新,以新的文明替换旧的文明。因此,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无疑是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现代城市的基础。经过多年的发展,甘肃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在不少地区和一些领域,仍存在片面注重经济效益,忽视甚至破坏文化遗产,以及利用不足和旅游开发过度等问题。

一是建设中的破坏。近年来国家连续在甘肃境内实施了许多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极大改变了甘肃的发展条件,但是这些项目也为文物遗产保护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服务大局的惯性思维驱动下,文物部门对此一般都会积极配合,凡在工程建设范围内涉及的文物,通常都会在调查后进行发掘清理。但由于相关费用非常有限,开展清理发掘犹显不足,至于考古遗址和出土文物的保护就更无从开展了。

在城市旧城改造中,特别是历史文化名城和区域中心城市,往往会遇到古民居文物和古建筑文物如何生存的问题。据了解,对于此类文化遗产,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除了一些比较重视文物保护的地方政府,还有许多地方一直是保护为开发让路,打着易地重建或集中保护的幌子,先行拆除,然后堆在库房不了了之。少数保下来的文物,也失去原有环境,在钢筋水泥丛林中孤零零地摆着,或者迁建到城郊荒山中,失去原有功用价值。

近几年,各地政府逐渐意识到这一问题,天水、张掖、武威、兰州都加强了文化遗产保护,保存、修缮了多处老街区古民居和乡土建筑,以及古代庙观等古建,有些地方则是整治文保单位周围环境、保存历史风貌。像敦煌市在划定莫高窟的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和景观协调区方面,就给予了很大的理解和支持。但是就在同时,也有许多地方随意处置文物,在保护范围内搞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等建设,房地产开发不履行文物调查手续,随意开挖破坏文物、古遗址的情况仍然屡见不鲜。

二是建设性的破坏。近几年,各级政府虽然开始重视发展文化,但由于研究不足、规划的科学性不够,加之草率定案,往往会无视法律规定,围绕文物保护单位大改大建,搞政绩工程。在建设过程中,认为文物保护是文物部门的事,地方政府一切围着旅游转,压缩建设控制地带,使得文物景区被饭馆、摊位和现代景观包围,十分不协调。比如甘肃省正在开展的丝绸之路申遗工作,其中一个重要障碍就是文物保护范围内非必要设施和现代构筑物太多,环境整治阻力太大。

改善居住环境与保护文化遗产缺乏妥善协调也是城市化进程中文化遗产保护的大难题。在一些历史文化名城和古镇、街区,尽管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但群众对于改善人居环境的呼声同样也很迫切,一些文物专家往往置身事外,呼吁要保护。然而该不该拆、要不要保护、如何保护,由谁来保护都是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大问题,如果规划没有前瞻性,提出的对策针对性不强,加之保护投入高,综合性利用前景不明朗,为了减少麻烦,地方政府最终还是会把古建一拆了之,转瞬间一片历史文化区就永远消失了。这些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思想认识不到位,错误地认为遗产保护就会和经济发展相对立,以为保护是制约经济发展的“绊脚石”;另一方面是文物保护“五纳入”落实不够,执法力度不够,未能严格落实责任追究制度。规划严重滞后,保护投入不足,致使文物保护与城市建设的关系缺乏有效地协调和正确的处理。所以在城市建设中往往以牺牲历史文化遗产为代价。这种短视行为的直接后果就是现代城市缺失了文化灵魂,目前在全省基本都是千城一面的情况。

三是文物部门观念未能及时跟上时代发展。由于我国社会发展阶段所决定,当前仍然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就一定无所作为。事实上,一方面地方政府不重视,没有养成主动征求文物部门意见的习惯,文物执法力度不够。另一方面文物部门自身也妄自菲薄,不太参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经常置身事外;有时候则是研究不够,没有深刻认识文化遗产的价值,导致在展示文化遗产过程中要么是曲高和寡,普通群众一头雾水,要么是把庸俗当成通俗,让游客大摇其头;有时候又规划不够,一味地生搬硬套文物保护法,只满足于当文物的看门人,不能统筹安排,给政府提供既有利于文物保护,又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建设性意见,结果导致破坏性开发。最近几年,随着社会的整体进步,文物部门的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开始积极工作,敢于主动介入了,这是个好势头。

3 城市化进程中文化遗产的保护措施

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是社会进步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做好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关键要客观厘清是“积极保护”还是“消极保护”,是 “有效保护”还是“有限保护”,是 “共同保护”还是“独家保护”,是“改革创新”还是“固步自封”这四大问题。

文化遗产是比较特殊的行业,有自己的内在规律和外在要求,但是我们遗产领域的人也不能画地自限,自外于社会发展,而是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去研究思考遗产事业如何发展,绝不能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否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

因此,对文物的保护要坚持积极态度,不能将文物简单地关起来、藏起来;而要有效利用,发挥文物的社会教育功能和经济功能。

另外,是否能做到有效保护,很关键的一点是资金能不能落实。目前我国对遗产保护的投入总量比较小,文化遗产数量又很庞大,现实就是普遍面临资金短缺问题。如果保护只是“落实”在口头上和文件上,“落实”在微不足道的资金上,结果只能是“有限保护”。因此,合理利用文物,有效推动文物利用的产业化,才是寻求“有效保护”的积极之道,这也应该是文物旅游管理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在文化遗产保护力量构成上,毫无疑问,全社会的共同保护要比只靠文物部门孤军作战的效果要好得多,所以应该让有这方面积极性和责任心的部门、单位和社会力量介入文物保护工作。不能把保护文物当作个别部门的“专利”,应该和其他部门和组织共同集思广益,寻求兼顾保护和发展的双赢做法。

文化遗产事业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就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体制和文化遗产保护体制。当前,每个部门和领域都有体制改革的历史任务,文物部门尤其有必要进行管理体制的改革,否则将不利于保护事业的发展。全国已有个别省区打破了原有的利益格局,探索遗产保护与旅游体制方面的改革,虽然不一定做得很好,但是这种积极探索的精神值得鼓励。

在此结合全省文物工作的实际情况,从便于落实的角度出发,在管理方面提出以下想法。

3.1 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

从科学的角度和实际效果来说,不一定文物由文物部门管才是最有效的管理体制,但是甘肃省目前社会发展还欠发达,文物处于弱势地位,全社会的文物法制意识都比较单薄,所以在现阶段有必要加强文物机构建设,理顺管理体制。建议各文物大市和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所在地都应该成立市州一级的文物局,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和文物大县也应成立相对独立的文物部门,集中领导文物事业发展。

各市州也应该成立文物保护研究所,不但要能够承担一些基础性的文化遗产日常保养维护方案的设计任务,与省级文物科研机构形成梯次搭配与合理分工;也要深入研究本区域内的文化遗产价值、特性和开发潜力,主动参与文物保护利用规划设计。

此外还要加强省级文物保护科研机构的自身能力建设。目前甘肃省省级文物保护科研机构自身能力不足,文物专业机构没有总体掌握全省文化遗产资源,资料少,学术研究不成体系,也没有文物保护规划编制甲级资质,这些都是影响全省文物保护事业发展的瓶颈因素。

3.2 加强文物工作对社会发展的参与度,促进文化遗产资源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城市化进程对文物事业发展来说,是挑战也是机遇。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城市化带来的优势,争取政府与社会财力投入文化遗产领域,另一方面也要勇于面对时代潮流,积极促进文化遗产资源与旅游的深度融合,加大文物事业对社会的贡献。过去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一直处于被动的、应急式的“保”,而非主动的“保”、“用”并重,以 “用”促“保”。文化遗产对社会发展和日常生活的作用一直没有很好的发挥。事实上,保护遗产不应该只是局限在“本体”和“风貌”,而应该在不损害遗产价值的情况下,让文化遗产在当代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特别是应该让遗产保护成为人地关系和民族文化认同、解决区域与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钥匙。

文化遗产旅游是文化性质的经济活动,也是最为贴近现实、贴近时代、贴近群众的直接社会贡献。目前,我国综合国力、国际环境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之一,对文化和旅游的消费需求十分强劲,文化遗产资源与旅游相结合,是实现自身大发展、促进文化大繁荣的大好机遇。

甘肃省并不富裕,所以发展文物旅游是保护和弘扬文物价值、并提供经济支撑的重要途径,而利用文物则是发展旅游的一个重要资源渠道,两者应该相互促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实现保护与利用的双赢。这也是甘肃省文化遗产保护走出城市化困境,并且取得发展的唯一道路。

在发展文化遗产旅游的过程中,各文博、文保单位应该在做好保护工作的情况下,坚持合理、适度、真实的原则和可持续旅游理念,科学评估旅游承载量和承载能力,进一步建设旅游接待能力,实现文化遗产对群众开放、研究资料对学者专家开放。文化遗产与旅游的结合除了直接的门票和相关产业收益,更重要是要发挥文化遗产优势资源对旅游品位的提升和对相关文化产业、服务业的带动作用,整合全省各类型文化遗产的资源优势和潜力,发展和壮大文物旅游产业链,构筑“大旅游,大市场,大联合,大发展”的工作格局。

3.3 提高科研和管理对文物保护的贡献

甘肃省文物资源总量丰富,保护和利用的任务繁重而艰巨。要在城市化进程中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必须借助科技力量,才能应对各种挑战。一是要加强与保护环境的跨学科领域和全社会合作,为保护和利用提供有效的科技支撑。在文物本体保护和环境整治方面,要坚持可持续的、动态的、系统性的保护原则,使多学科协同开展城市规划或大型建设工程;要加强城镇文化遗产规划的编制,实现经济与文化协调发展。文化遗产保护设计的相关领域很多,传统的考古与博物馆学已经不足以时代发展要求。要利用各学科的标准化体系,推广国家文物行业的相关标准规范,支持和鼓励科技创新,加强与国内外专家合作,不断引进先进的保护理念与技术。要争取文化遗产及其环境保护的资金投入,加快人才培养步伐,确保经济资源和人才资源的合理分配。要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利用,使文物科技保护工程化,强化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对全省文物相关工作的辐射带动作用,加强在省内的推广共建。

必须坚持规划先行,以深度的研究为基础,明确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路。只有深度研究遗产价值,理清学术和管理问题,才能真正落实可持续发展原则,进一步整合历史资源,做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此外,文化遗产价值和学术研究还应该结合文化大省建设、地域文化挖掘弘扬和城市现代化建设,让遗产的特色元素反映在城乡总体设计、地方文艺创作及文化产业发展中,突出河陇文化风情,实现城市化进程中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点、线、面结合,使甘肃文化遗产保护再上一个新台阶。

城市的历史文化遗产既是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基础,也是城市自身内涵不断丰富的标志。我们应该认识到,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遗产保护,就是保护人类文明的历史成果。

改革开放30年来,甘肃省的社会发展有目共睹,城市化进程很令世人瞩目。但是我们也对城市化进程中文化遗产被破坏而感到痛心,这等于是割断城市文化的命脉。只有在注重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做好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遗产保护,才能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子孙后代。

科技护航水下文化遗产保护 篇11

作为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水下部副主任，刘志远对于首次在沉船考古中使用包括三维激光扫描仪和全站仪在内的高科技仪器更是津津乐道，他认为此次试发掘达到了提高科技含量及学术研究能力的目的。

次日，几百公里外的汕头南澳岛海域，“南澳1号”的水下考古工作，也在时隔一年之后重新启动。风平浪静的天气，让“南澳1号”水下考古队队长崔勇非常高兴，根据精确绘制的潮汐洋流图，考古队员抓住每一个合适的时机，一次次下潜，测量、照相、绘图……而在配合此次考古的“南天顺”号打捞船上，减压舱、水下三方通讯设备、水下摄像器材……高科技设备一应俱全。崔勇说，水下考古离开这些“高技术”可玩不转了。

何止是水下考古，在整个水下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科技创新已经越来越多地改变着保护的理念、手段和成效：白鹤梁题刻原址水下保护工程、“南海1号”整体打捞与保护项目等，都以其重大的科技创新以及在文物保护实践中的成功应用，成为近年来文化遗产保护科技成果的杰出代表。

“南海1号”的整体打捞发掘方式及其饱水环境下整体保护的方法，标志着中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理念、技术上的突破和创新，在深化相关科研工作的同时，也总结出了一套包括水下遗址定位、扰层清理、信息留存、文物提取、出水文物保护与整理在内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操作程序和方法，积累了一批相对成熟的出水文物保护技术，可以根据质地、类别采取相应的处理方式使出水文物得到妥善保护；同时，随着水下文化遗产基础研究工作不断深入，水下考古学及出水文物保护等的理论与方法也有所提升。

为了在原址保护被称为“第一古代水文站”“水下碑林”的白鹤梁，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在内的很多科学家进行了艰苦的研究，最后，上海交通大学葛修润院士提供了水下无压容器的方案，该方案充分体现了文物保护“原址、原样、原环境”的保护原则，解决了以往压力容器方案存在的重大技术及经济问题，避免了“就地保护、异地陈展”方案的缺憾。在经过大量探索性研究后，解决了交叉学科、跨专业的复合性技术难题。

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建成开放的原址、原环境保护、展示水下文化遗产的专业博物馆，它的建成既是中国原址保护水下文化遗产的大胆尝试，也是中国文物事业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缩影和代表性案例。

据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刘曙光介绍，我国有30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海疆，1.8万多公里的海岸线和丰富的内陆水域，曾经无比辉煌的航海史……作为海洋大国，我国水下文化遗产十分丰富。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认为，文化遗产保护已经演变为开放的复杂系统，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对科学技术提出更加迫切的需求，必须依靠跨学科、跨行业、跨部门的通力合作。据了解，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已经初具规模，从单纯的水下考古发展为全方位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从近海海域扩展到远海海域，从单一部门主导发展为多部门积极参与协作。

正是由于科技力量的全面介入，中国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正在从单纯的水下考古发展为全方位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保护对象已经由沉船及船载文物扩展到海上丝绸之路、沿海海防和海战遗迹、古港口、造船厂、沿海盐业遗址等多种类型；工作内容从单纯的水下考古扩展到出水文物保护、巡查监护、执法管理、学术科研等多个领域，工作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展。

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和手段的科学性逐渐增强，使得技术装备、设备水平显著提升，旁测声纳、浅地层剖面仪、水下无线通话系统、实时差分定位系统等设备在水下文化遗产的调查和发掘中已开始运用，更先进的多波束声纳、超短基线定位系统和水下机器人等也开始投入使用。

近年来，随着国家投入和支持力度不断加大，中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在理念、技术、人员装备、后勤保障等方面有了极大进步，工作水域已经逐步拓展到西沙等远海海域，以及部分内水水域。据悉，中国第一艘现代化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用船的建造正在论证工作中，该船建造完成后将进一步提高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能力。

据介绍，今后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将转变工作思路，着力支持重大项目和前瞻性科研课题。组织开展多学科、多部门合作参与的重大保护项目和前瞻性科研课题，如建立水下文化遗产监控体系，建设水下考古工作中心和基地，加强出水文物保护技术研发，推动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开展中国古代海防工程调查等等。通过这些重大项目和课题的开展，加强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研究，培养专业人才队伍，提高科技应用水平，带动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城市文化遗产保护 篇12

继我国昆曲和古琴艺术分别于2001年和2003年成功申报为世界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评选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之后,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我国的研究逐渐升温。我国拥有着丰富多样的传统文化, 城市景观既应该有世界性、国际性的一面, 又应该有民族性和本土化的一面。这是世界城市发展应该遵循的原则, 也是城市景观发展的原则。

目前学术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及特征、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区域保护与利用的研究等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研究, 而涉及到地理学的研究还比较少, 目前研究仅从旅游开发和文化空间进行探索, 从城市景观领域研究的尝试较少。

本文即从城市景观特色的角度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在城市景观特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前提下, 探究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特性和保护战略, 进而以南京云锦为对象分析了文化元素落实到空间场所的实现途径, 试图探索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景观特色塑造的模式。以期对丰富非物质传统文化的景观设计、编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和措施有一定借鉴意义。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城市景观的概念

(一)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是:“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国务院办公厅在2005年《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为:“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 (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 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 和文化空间。”这两种定义中都强调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系列活态的文化活动以及其文化场所的空间落实, 明确指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物质元素承载, 其中就包括了其产生的空间场所。

(二)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

我国从2003年至今已经颁布了众多的政策与法规, 并从2005年开始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体系。这说明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逐步重视。

与此同时我国的昆曲、古琴、南京云锦、端午节等先后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世界人类非物质遗产名录”。目前国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要采取的措施有分级保护、加大宣传力度、制定保护规划并分步实施、完善立法、品牌产业化等。在保护形式方面, 主要的载体是博物馆、博览园和各类展览、展示以及表演活动, 形式还比较单一。从城市景观的角度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为物质空间载体是一项具有挑战意义的重要探索。

(三) 城市景观的概念

著名景观生态学家肖笃宁认为广义的景观是一个由不同土地单元镶嵌组成, 具有明显视觉特征的地理实体, 它处于生态系统之上, 大地景观区域之下的中间尺度;兼具经济、生态和文化等多重价值。这一概念清楚地表述了景观的异质性、地域性和可辨识性, 又强调了景观的尺度性和多重功能性。

城市景观不仅是自然景观和人造景观之和, 而且还包含了社会意义上的活动景观。一方面, 城市产生并存在于自然之中, 城市的发展也受到自然规律的强烈影响和制约而呈现出不同的景观特征。另一方面, 人工化是城市景观区别于自然景观的突出特征。由于人的影响, 不同地区的城市景观风貌积淀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特征并不断发展变化。

(四) 城市景观特色的解读

一个城市有别于其它城市的形态特征, 不仅包括城市的具体空间环境, 还有当地民俗反映出来的生活形态和文化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 城市的景观特色反映了城市的文化特色。

城市景观特色其主旨是彰显本土民族主题。城市景观就是一本记录城市历史与人文的书, 人们在得到文化的熏陶之后, 获得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归宿。只有深入挖掘城市的本土文化特性才能给景观特色的塑造提供素材。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特性和保护战略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特性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活态性, 二是传统性, 三是整体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是离不开它的空间特性的。本章在研究空间特性之后总结出三种保护理念。

(一)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性

1. 活态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特点是:“它依托于人的本身而存在, 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 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 是活的文化及其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这句话道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的生活文化”即“活态性”。这种活态性凝聚着创造并传承凝聚其内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 并且在与自然、现实、历史的互动中, 不断生发变化和创新 (见图1) 。

2. 本土性

任何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产生与传承都有特定的环境, 这种环境一方面是指特定文化空间的自然、气候条件, 另一方面是指特定自然空间的文化条件。而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条件之一, 就是要求这一文化必须扎根于一个地方的传统文化历史中, 能够作为一种手段来体现一个地区的文化特质和价值, 对社会团体起到促进作用。

3. 整体性

一个民族所创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丰富多彩的, 它们都是该民族的精神产物, 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我们要保护的正是这样一个整体。这里包括有两个层面, 一是生态层面的整体性, 这与本土性是一脉相承的, 它强调对于遗产本身和传承者、当地的自然环境以及这些遗产的传统受众。二是文化整体性, 遗产本身不是孤立的, 它与同源同根的其他遗产共同构成一个统一体。

(二)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保护战略

1.追求文化生产的可持续再生模式

列斐伏尔关于“空间的生产”思想有四条规则, 其中之一是要从关注“空间中的事物”转移到关注“空间的生产”。文化空间最好的保护模式是在保护中获得文化的生产与再生产, 文化空间应该成为传统与现代的统一。

2.基于当地社区的生活范式的保护策略

这里关注的是非物质文化的发展过程和生活运动, 以当地居民和遗产的融合激发社区活力, 将静态的共存转为活态的互动。由于非物质文化本身处于持续的发展状态, 因此必须将遗产置于一种持续发展的生活之中, 这就需要营造一种生活范式来带动整个社区的互动活力。更重要的是, 在有限的空间里生活范式宣传的是一种保护理念, 它让更多的社区居民亲自参与到非物质文化的流动与传承中去。

3.以整体保护代替局部保护的保护方法

依据上文的分析, 整体性保护应该包含两方面的内容, 而像以往就单项遗产保护而忽略多个遗产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地域环境的保护是不可取的。

就保护遗产的空间生态整体性来说, 就是要保护与创造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与延续的当地人的活动场所。如在人群相对集中点再造一些博物馆、交流中心、音乐厅和图书馆, 最好选址在当地科研院所集中的区域。这些场所既是传承者的聚集场所又可供游客亲身参与游览, 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就保护遗产的文化整体性来说, 就是要把多个有相同文化渊源的遗产放在一个大背景下进行保护。比如云锦、蜀锦、宋锦和壮锦都是由皇家丝织品演化而来, 我们可以进行整体保护。

4.通过空间转化实现景观特色重塑

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历史文脉, 代表着地域的主流或典型文化, 在其保护过程中必须找到其合适的载体 (人、场域、工具、行为、仪式) , 这类文化才能够得以有效传承。寻找载体的过程, 即所谓的“物化”, 也就是“空间转化”。本文认为, 景观特色的重塑是空间转化的有效手段。空间转化的过程, 实际上是遗产文化的保护过程。

四、云锦文化的空间转化分析

本章将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南京云锦为对象进行空间转化分析。为保证云锦特色景观重塑后的艺术、历史文化和景观的价值, 我们对有助于认识云锦的性质、特点和历史的实物、文字、口头资料进行了系统的搜集、整理, 这些信息源后来成为分析南京云锦文化价值和空间转化的基本论据。本章通过建立表格分析研究云锦的文化要素如何与景观空间相结合 (见表1) 。

注:为了反映云锦诸多文化特征景观化实现的可行性, 将景观化难度分为四个等级, Ⅰ=很容易 (很有景观价值) , Ⅱ=较容易 (较有景观价值) , Ⅲ=一般 (可以实现) , Ⅳ=较差 (较难实现) ;景观空间参考城市意象理论分为街区、道路、边界、节点、标志。

通过表1的分析可以看出, 云锦文化元素中的传统纹样、色彩运用比较容易转化, 基本可以在宏观到微观的所有景观空间中表现, 历史典故、织造工艺、构图造型、纹理质感等较易在中观和微观的景观布局中表现, 而审美意境则通过各种景观元素的运用体现于城市整体的意境中。

五、云锦文化城市景观特色的塑造探索

(一) 注重整体功能和谐的街区保护

通过对南京人文历史的演变、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在区域的考察, 本文对南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有了初步的了解。夫子庙作为“历史街区”所形成的由秦淮灯会、传统建筑、传统饮食、传统民俗组成的区域, 每一个人都会感受到历史符号意义上的民俗风。河西新城江东门地段坐落着南京云锦博物馆, 依托城市名片南京云锦, 这里已经成为城市新的文化地标。河西新城依托奥体中心, 经过系统规划后建成生态商务办公和高档居住的新城, 尽显古都大气的现代气质, 云锦的华丽大气与河西的文化场域非常吻合。但是这样的文化优势没有发挥到区域景观设计中, 河西片区龙江、奥体两个区域中心在景观上看来比较单一没有体现出云锦的文化特色, 在空间上使云锦保护成为了文化孤岛。

可以做这样的假想:将特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融入相应的城市区域。具体内容为:整个区域的广场、道路、街道、建筑立面、景观小品都不同程度的体现这一主题;保证在这个区域内建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题公园绿地并向市民免费开放;建有相关的博物馆、科技馆, 激发并维系居民的地域归属感。

将河西新城片区的景观特色定义为云锦主题。龙江新城市广场是区域的中心商业地带, 最具有区域可识性, 是河西龙江片区的门户。但是这里的景观现状除了秦淮河石头城风光带以外缺少公园绿地和广场以提供大量的居民户外社会交往空间。可以在龙江体育馆附近修建市民广场;在南京云锦博物馆附近利用延伸至长江边的滩涂湿地建造云锦主题湿地公园;扩建南京云锦博物馆, 提供市民亲手织云锦的体验馆。所有道路的景观应以云锦为主题, 具体内容在街道一节阐述。尤其选择两条道路集中体现, 可以选址在南京云锦博物馆前的城市主干江东门大街, 也可以是人流量大的次干道。借鉴云锦经纬线严谨排布和同纬度线图案各异的特点, 在具有通达性的道路节点布置云锦主题景观。设计区域云锦标志, 体现在城市雕塑等景观小品。

(二) 彰显可识别性的边界效应

在奥体新城街区的边界地带加入云锦的设计元素。这些边界地带可以是划分街区的道路, 可以是分割主城区和新城的秦淮河, 可以是大型标志建筑的场地轮廓。

云锦的龙凤型象征图案象征着南京六朝古都的王城气质, 云锦麒麟图案是南京的标志, 这些吉祥图案可以直接提取作为边界设计的素材。云锦构图主次之间既要有区别, 又要有所呼应, 并注意整体上的层次划分的原则是边界线形景观设计做到主次明晰突出个性的总原则。云锦的色彩大多用色浑厚绚丽, 运用于龙江区域的街道、建筑里面更能体现云锦的特色, 如金色、黄色、黑色组合, 加上紫色、绿色、红色的点缀, 对比强烈, 色彩饱和度强, 非常符合中国人对色彩的审美, 即“彰显不张扬” (见图2) 。

(三) 线性延续的道路景观

道路是城市意象感知的主体要素。道路作为“线型连续”形式, 必然存在着各种节点, 道路因其“线型连续”方式不同而形成各自的特色。

云锦设计要素在城市道路景观中的运用首要遵守的原则是人性化原则。道路是人类的一种步行原生态结果, 步行是一种人们通达四处的最原始、最重要的运输方式。它也提供给人们一个能够出现在公共环境的机会, 人们步行外出可能同时兼具办事、观光、散步的目的, 也可能分为三次去做。道路的人性化和人本主义精神体现较充分, 街道两侧的建筑具有民族特质的“线型连续”景观文化意义, 街道在本质上是专为人的行走而设计的。

街道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具有延续性, 一个是空间延续, 一个是文化延续, 所以在道路景观与云锦的结合中文脉、历史、强化记忆等原则可以得到较好的表现。云锦绚丽的色彩可以通过街道植物的配置得以实现, 如金叶女贞、红色角瑾、蓝色矮牵牛的组合。云锦的象征图案可以直接提取用于街道家具的小品设计中, 用玻璃、木材、石材等材料进行加工, 用现代材料表现原真性的云锦图案。

(四) 诠释符号语言的节点设计

随着现代城市社会的结构变迁, 城市节点获得了更广泛的内涵, 城市节点是城市人心中的“情节”, 是城市人的一种生活情愫, 也是城市文化的结晶。具有民族性的城市节点, 还是一种文化象征。

在节点优化设计中主要运用的方法是提取云锦的形式美并转化为设计符号。城市节点更加具象, 如城市广场、城市公共绿地、公园等, 可以更加自由地运用云锦几乎全部可以利用的元素, 其中包括云锦的构图、色彩、纹样、典故、象征、质感、纹理等。提取云锦的图样、纹样、材料、色彩对比等形式美和云锦厚重端庄的秩序感, 进而与景观设计的收与放、明与暗、动与静、主与次、刚与柔的空间对比结合, 可以创造层次丰富、形式多变的有序的城市节点空间 (见图3-5) 。

笔者在杭州西湖湖滨景观带上采集到各种具有中国传统纹样的铺地, 吉祥花卉、动物等具有民俗本土化的纹样与铺地的结合恰到好处, 成为铺地的点睛之笔 (见图6) 。鉴于此, 笔者认为可将云锦的龙纹、花草纹、云纹等充满皇家气息的纹样运用于景观小品、雕塑、铺地等, 成为云锦原真性的实物表述。

(五) 多样化的标志构筑

与区域性景观相比较, 城市标志物是点状参照物, 是观察者的外部观察参照点, 在形式上可以变化多端。作为城市意象要素的一些建筑, 其特有的识别性还可能取决于造型、材料、色彩之外的一些因素, 例如轮廓线、细部、位置。云锦的所有要素几乎都可用于标志物景观设计。尤其是可利用象征、纹理等在其它城市意象要素中不可利用或需加工的要素。标志物可以是街道上的建筑小品, 广场上的景观雕塑, 也可以是具有代表性的建筑群。

南京云锦博物馆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 理应成为云锦区域的标志性建筑。随着云锦保护工作的进一步深化, 南京云锦博物馆亟需在原有的基础上整合功能, 扩建规模。该馆拟在目前1.4万平方米占地面积的基础上向东、北面拓展, 规划建设中华织锦园。它的目标定位为集收藏、复制、研究、展示、销售、科普和休闲娱乐多功能于一体的国际织锦文化产业园。

鉴于此, 建议对园内的主体建筑博物馆进行外立面改造, 与新建的云锦文化交流中心形成大气高雅的中国风格双子建筑。园内山水格局以漂丝湖为水景主景配以假山、小桥、流水。园区用水系强调边界, 将主体建筑和广场紧紧包围, 在自然山水区依地势修建假山瀑布与广场融为一体。围绕湖区北侧为主体双子楼建筑, 南部为云锦主题街区。

六、结语

随着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城市景观本土特色流失和风貌趋同的现象越发明显。这是每一位城市居民不愿意见到的。将城市景观特色引入到非物质文化保护的框架中来, 是二者在活的城市文化特色上的统一, 他们互相联系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