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城市文化视角

基于城市文化视角（精选12篇）

基于城市文化视角 篇1

摘要：公共图书馆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城市文化的视角考察公共图书馆, 其功能主要有城市居民文化休闲功能、城市历史文化保存功能、公民文化素养提升功能、城市文化名片功能等。

关键词：城市文化,公共图书馆,功能

巴黎公共图书馆的介绍中有这么一句话：“与其他形形色色的城市相比，巴黎这个城市的文化是最吸引人的。如果离了巴黎图书馆，巴黎就不会这样。”巴黎图书馆构成了巴黎城市文化的重要部分，彰显了这个浪漫之都的文化底蕴。

一、城市居民文化休闲功能

公共图书馆提供的文化休闲功能首先是各类书刊（主要以大众类、休闲类书刊为主）的阅读以及各种音像资源的获取，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使城市居民获得阅读的快感，享受到高雅的文化休闲。如南京图书馆设计的时尚风格的阅览区，避免了传统图书馆单一的图书阅览模式，充分尊重读者的阅读爱好，提供非常个性的阅读服务，使城市居民文化休闲活动达到最好的效果。

其次，公共图书馆的城市居民文化休闲功能还体现在为市民提供外出旅游参考指南、信息查询等服务。现代人们的生活世界逐渐扩大，旅游成为人们非常青睐的消遣休闲活动。因此在这个背景下，公共图书馆凭借着它所拥有的大量的旅游资源信息，就给城市居民提供充分的旅游指导信息及相关的信息查询服务，从而为出游的居民提供方便。这是公共图书馆可以给城市居民提供的一个重要服务，也是公共图书馆的优势所在。虽然目前网络也能为市民提供网上旅游指导，但是公共图书馆以其丰富的旅游信息及数据库依然是市民出游信息筛选的一个重要选择。而且公共图书馆本身也可以为市民提供旅游资源，成为人们的旅游胜地。现代图书馆业已成为城市的地标建筑，如南京图书馆独特的造型，个性的设计理念，已成为南京市民心中的“埃菲尔铁塔”，它不只是一座普通的建筑，也不仅仅是一座图书馆，它所代表的是具有南京城市文化特点的文化，可以说这是一座思想的建筑。这样一座建筑有着文化的底蕴，兼具着现代化的设备，当然有理由成为人们旅游的重要目的地。

再次，公共图书馆能够为城市居民提供生活休闲服务。公共图书馆作为阅读的主要场所，而且还能为读者提供生活服务，如茶室、咖啡屋、书吧、概念餐馆等。现代社会的发展，已经使得阅读成为生活享受的一部分，因此阅读环境的设计和阅读过程中的享受显得非常重要。比如公共图书馆阅读环境的人性化，使得读者能够尽情地享受阅读快感和美感；阅读过程中生理的享受，如饮茶、美食会增添阅读的乐趣。可以预见，公共图书馆的这种功能，将会成为其主要功能，快乐阅读的理念也将深入城市居民内心。以后公共图书馆的城市居民文化休闲功能也将向这个方向侧重发展。

二、城市历史文化保存功能

城市公共图书馆作为城市重要的文化载体，在城市历史文化保存和展示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现代化经济的发展，城市历史文化的多个方面不可避免地遭受着这样或者那样的削弱，其完整性也被打破，许多重要的文字资料遭到破坏或者遗失，这是我们不想看到的。而在现代化的公共图书馆建立以后，这种现象得到了有效的遏制。现代公共图书馆凭借着高科技的馆藏条件及技术优势，依托着政府部门给予的权利，在古籍文献的保护和保存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有了一座公共图书馆，我们的子孙后代就不至于在若干年后无法看到现在城市的这个面貌和风俗习惯，这样城市历史文化就不会断层，就可以完整地延续下去。

公共图书馆的城市历史文化保存功能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说，公共图书馆的地方文献保存工作。地方文献是研究地方文化的重要凭借，是传承城市文化重要的载体。所以公共图书馆对地方文献的保存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尤其是对重要时期的重要文献的保存工作就更重要了。如南京图书馆馆藏的民国时期的文献，大概有70万册，数目之巨，令人咋舌。而且涉及各个领域，其中有关政府的文献最多，还有很多未公开发表的重要高层绝密文献，这是对历史上南京重要地位的一个证明。其次公共图书馆还有文化抢救的功能。公共图书馆密切关注城市的快速发展，对于那些有可能在现代化进程中消失的文化形式采取多种收集方式，将他们保存在图书馆这个固定空间，方便后来人去了解，这是典型的文化抢救。比如采取拍照或者录像的方式将城市的古老建筑保留下来，将旧城市的点点滴滴保留下来，然后采取图片展或音像展的方式展示给市民。若干年后，这也是后代对城市历史怀念的重要凭证。由此可见公共图书馆文化抢救功能的重要性，这点还需要社会和人们的大力支持，更好地发挥公共图书馆的这种功能。

三、公民文化素养提升功能

民国时期的教育部长蔡元培先生说过，“教育不只有学校，学校以外还有许多机关，第一是图书馆。”可以这样讲，公共图书馆是一个开放的“大学”，它与民众之间没有隔阂，是公民提升自我素养和知识水平的终生大学。首先，公共图书馆以其巨大的包容性，允许社会各界的人民进入到它的知识殿堂中去学习，这里没有社会等级的限制，公民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喜欢的书籍进行阅读。其次，公共图书馆以其丰厚的图书资源，满足各种业余或者专业的知识需求，这是高校图书馆所不具备的功能。尤其是在现代科技快速发展的社会，行业分工越来越细，对专门知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提高自己的知识储备，成为现代公民的迫切需要。公共图书馆在这方面发挥的功效巨大。

具体来讲，公共图书馆提升公民的文化素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公共图书馆可以提升公民的知识素养，这点是显而易见的。公民自从走出学校之后，就接触到社会这所“大学”，对知识的追求和学习就变得少了起来，这就是发挥公共图书馆功能的背景因素。而公民作为精神动物，对知识精神的追求是无止境的，这就必然会主动深入公共图书馆进行充电。另一方面，公共图书馆可以提升公民的文化品位。知识素养是看得见，容易体会的。不过文化品位更多地体现在公民的一言一行中，反映的是公民的综合文化素养。而公民在长时间接触公共图书馆的文化资源后，其文化品位自然而然地得到提升，这也是公共图书馆整体文化氛围的影响力所致。从整体来看，后一方面是公共图书馆的独特的作用。因为提升知识水平，不一定在图书馆，但是提升一个人的文化品位，就需要公共图书馆这样具有强大的文化感染力的媒介。

四、城市文化名片功能

回顾历史，图书馆几乎与城市的发展同步，巴比伦文明时期，世界上第一座城市美索不达米亚诞生了世界上第一座图书馆，后来伟大的亚历山大皇帝在马其顿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亚历山大图书馆，现代城市纽约建立了纽约公共图书馆。这在他们的历史时刻都是显著的成就，图书馆成为了不同时代城市的伟大建筑。而今天公共图书馆业已成为城市的地标，成为城市文化的象征。公共图书馆成为城市的显著事物，成了讨论城市文化的焦点之一，因此现代公共图书馆拥有了“城市文化名片”的美名。

公共图书馆的城市文化名片功能，主要体现在：首先，公共图书馆作为城市建筑文化的名片。现代公共图书馆大多拥有独特的建筑风格，外形都比较美观，很多都已成为当地的地标建筑。如南京图书馆位于总统府旧址旁，其优雅的设计及色彩使得它光彩夺目。其次，公共图书馆作为城市历史文化的名片。公共图书馆作为城市文化的组成部分，都有一定的历史，研究城市历史文化的重要切入点。如南京图书馆是源于民国时期的国立图书馆，也是当时国民政府时期的“国家图书馆”，所以我们从南京图书馆就可以看到南京的历史文化。再次，公共图书馆作为城市整体形象的名片。一个城市的形象主要体现在公共形象上，主要通过城市的文化设施和建筑体现。公共图书馆和博物馆、体育馆、艺术馆一样作为城市的形象名片现身，折射出城市文化的水平。最后，公共图书馆作为城市整体文化的代名词。一座优秀的公共图书馆就代表着一座城市的文化。如纽约公共图书馆是美国最大的公共图书馆，以强大的包容性著称，进入它，不需要太多的程序，不需要金钱。而且其藏书反映了多元文化相并存的情况，如皇后区图书馆藏有多种中文书籍，而且还可以检索到大量的中文期刊，在国内能查到的，在纽约公共图书馆也能查到。图书馆的这种情形也反映了纽约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对多元文化的吸收，反映了纽约文化的多样性。

以上四点就是从城市文化视角对公共图书馆功能的研究，总的来说，城市文化要在城市和人身上体现出来。可以看出，公共图书馆的城市历史文化保存功能、城市文化名片功能的侧重点在城市，城市居民文化休闲功能、公民文化素养提升功能的侧重点在于人。二者是密切相关、相辅相成的，因为城市文化是城市和人的有机组合。公共图书馆的前两种功能是宏观和拓展的，后两种功能是微观和基础的，没有后两种功能，就不能发挥好前两种功能。只实现了后两种功能，公共图书馆的整体功能就无法全面实现。

参考文献

[1]廖小梅.城市图书馆与城市文化建设概说[J].图书馆论坛, 2010 (5) .

[2]李勇慧, 白兴勇.图书馆与城市文化建设[J].国家图书馆学刊, 2007 (3) .

[3]王雅琴.图书馆与城市文化建设[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2007 (4) .

[4]黄红卫.图书馆与文化休闲[J].图书馆, 2008 (6) .

[5]聂敏.图书馆与文化建设[J].图书馆论坛, 2005 (1) .

基于城市文化视角 篇2

摘要：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战略对城市发展的规划布局、经济增长结构、产品配置模式等均产生重大影响，城市会展综合体作为城市发展的新兴载体不仅能加速城市实现新型城镇化目标促进城市建设和经济转型升级，还能完善会展产业品质化国际化提升，有序健康推动新型城市建设和会展产业可持续发展。文章对建设新型城镇和会展综合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分析了会展综合体对促进新型城镇建设的作用，并结合新型城镇化建设要求提出会展综合体的发展路径及建议，以期促进城市建设与会展业发展“双丰收”。

关键词：会展综合体；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

新型城镇化所强调的是以人为本，与扩张城市面积数量相比更注重提高城市质量，以此来提高城市化水平。会展业作为“城市经济发展的面包”，对城市经济的乘数效应极其显著，会展综合体作为会展经济的承载物能有效聚集物流、人流及资金流并快速形成城市经济发展新区域。因此，在我国快速推进城镇化的战略进程中，在满足城市基本功能的基础上，利用会展业的带动作用，合理规划构建会展综合体，推进产业集聚，带动城市基础设施生产生活及新的城市区域发展，促进城市生态体系和人文环境的打造和升级，最终实现和谐的城市环境。

一、会展综合体概念及形成分析

会展综合体是国内近10年来新兴的一种综合体类型，也是会展建筑的重要发展形式和方向。就会展主体功能及国内各地会展发展状况已有不少论著对其理论、经验、方法进行了研究，但对于会展走向综合化，功能中心多元化，这些已有成果均较少涉及。借鉴城市综合体的相关研究笔者将会展综合体定义为：会展综合体是以会展产业为基础，创造性地将展览、会议、商业、酒店、办公等多项功能汇集于一体的大型或超大型会展综合性建筑体，能满足会展活动期间一切服务性需求，也能满足会展活动外的城市大型活动需求。会展综合体具有“大体量、一体化、多业态”的特点和优势。

会展综合体归根结底属于会展场馆的一种类型，它的形成经过了一个发展过程。我国最早的规模化的会展场馆是在20世纪50年代左右建立的单独性的展馆或会堂，90年代出现了能满足简单展览和会议活动的会议中心或会展中心，21世纪出现了展览建筑与会议建筑各自功能都很完整的国际会展中心。在“大会展”的发展趋势下，会展活动已从单纯的会议、展览形式向举办各种丰富多彩活动的“大会展”方向发展。这就提出更大场馆、更大空间的需求，例如2013年后中国博览会会展综合体这样大型会展综合性建筑的出现。

二、新型城镇化视角下会展综合体的发展内涵

城市是会展活动的举办基地，会展综合体是会展活动的举办承载物，会展综合体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两者之间相辅相成：一方面会展综合体直接作用于新型城镇化建设，影响着城市发展。在城镇化进程中，人们对城市的要求不再简单局限在基本公共设施建设、城市功能、城市资源分享等传统要素方面，并且扩展到城市布局、城市交通、城市环保、城市特色等新的方面。所以从城市层面来说，会展综合体能在节约发展成本，不“翻天覆地”对城市原有规划进行颠覆性改造的基础上，实现城市扩大发展层面、集聚更多业态、提升城市生活品质、树立城市文化形象的城市局部调整。另一方面，新型城镇化为会展综合体发展提供了基础保障和政策支持，“以人为本”的城市建设理念也能提升会展综合体的人文内涵，吸引更多会展活动的落户或举办进而充分发挥会展经济作为“城市面包”的乘数效应。

因此，在新型城镇化视角下会展综合体的发展应以“人”为核心，以提升城市质量提升为规划建设指南，避免单一造城运动而是通过会展综合体建设的合理规划、结构优化、质量提高、承载力增强来实现新型城镇建设的最终目标。

三、会展综合体对促进新型城镇城市发展意义和作用

会展综合体顺应“大会展”的发展趋势，随着地方经济发展会展综合体规模逐渐变大，功能日趋复杂，往往成为新区与新城的地标和各类事件活动的中心。会展综合体既具备举办会议、展览、节事和其他大型事件活动的博览建筑的性质，又具备住宿、餐饮、娱乐和其他商业活动的附属功能，完全符合“不简单造城、以紧凑型开发模式成为主导、城镇格局更加优化”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核心。

（一）会展综合体是新型城镇建设的重要公共基础设施

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大量改善或重建公共基础设施，会展综合体集会议展览展示、餐饮、娱乐、购物、商业等多种功能为一体，因此公共基础设施的特征十分明显。会展综合体是会展活动举办的承载物，会展业对于当代经济的影响有目共睹，因此合理规划和建设会展综合体既能拉动当地经济和服务业发展又能进一步完善城市服务设施和服务体系，借助会展综合体带动城市一系列发展。

（二）会展综合体是城市各类大型事件或文化娱乐活动的举行场所

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加大城市“质量”的建设，提升城市的人文科技含量，符合城市特征的大型节事活动、群众文化娱乐活动都是实现文化兴城的重要手段。会展综合体除了经营会议、展览产业外，还可借助其高科技宽空间的场所举办各类丰富多彩的活动，为民众提供精神活动举办的场所，成为建设文化城和谐社会的平台。

（三）“地标”级会展综合体能改变城市发展模式，实现城市价值最大化

“地标”级会展综合体不仅可以代表一个城市的精神和文化发展渊源，同时由于其业态的多样性使得以其为中心能形成一定规模的居住生活圈，例如，南宁国际会中心带动了南宁琅东新区的发展，使得琅东新区从原来的偏远之地建设为现在的经济中心，带动了周边房地产发展。会展综合体的建设能够实现“城中城””的城市布局（如德国汉诺威），有利于突破“单中心”的城市发展模式，从而使城市价值能得到最大化的体现。另一方面，“地标”级会展综合体很大程度上能解决城市化进程中日益突出的人口居住、土地等问题，同时对于加快城市经济发展、转变城市商业格局有明显作用，实现城市价值最大化。

基于城市文化视角 篇3

2010年的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建设世界城市的战略构想，这是北京市委市政府紧密结合北京城市建设与发展的实际，紧随后奥运时代城市发展的前进步伐，紧扣“三个北京”建设的精神要义，紧追国际城市发展潮流而作出的前瞻性决策。所谓的世界城市，英国著名城市学家彼特·泰勒(Peter Taylor)认为是那些对全世界或大多数国家发生全球性经济、政治、文化影响的国际一流大城市，是具有全球意义的政治中心、商业中心、文化娱乐中心、各种专门人才及规模巨大的人口集聚中心。因此，世界城市具有“全球性”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庞大的人口四个基本特点。强大的经济实力是建设世界城市的动力，政治决策控制力是获取世界城市发展资源的保障，文化软实力是世界城市持续发展的灵魂，庞大的人口是世界城市建设的主体。如果将这四个指标具体到目前的北京来看，北京离世界城市的标准还有比较大的差距，在建设上面临许多挑战与矛盾，如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与区域经济发展协调、城市扩张与限制、模仿与创新、文化包容与冲突等等。因此，北京建设世界城市，不是一时之功，不是一城之事，不是一府之力。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最终目的在于提高北京市民生存与发展的质量，是“为了人民群众”。可以说，人民群众不是世界城市建设的旁观者，而是最终受益者，更是直接的参与者，是世界城市建设的主体。因此，在手段或对策的选择上，北京首先要取得城市居民对世界城市定位与发展的强烈认同，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发动人民群众，通过“民为”，激发其主人翁的责任感与创造力，通过发挥其主体性作用才能保障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战略大计的最终实现。

一、世界城市建设：找准自己的坐标

判断世界城市标准要以经济发展速度、政治文明程度、文化积淀厚度以及人口数量与质量四个指标为主，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城市建设不能具有自己独特的城市坐标与特色，否则，所有的世界城市就“千城一面”了。在特色建设方面，如华盛顿是一个典型的中央办公区，纽约是金融中心。因此，建设世界城市，在发展共性的基础上，更要因地制宜，突出城市自身的优势是实现世界城市建设目标的捷径。北京作为首都，本身在政治资源的凝聚上已具有天然优势，所以，在强调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同时，要站在深厚的城市历史传统文化与现实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文化上的优势，将城市的文化软实力做强做大。

从历史的角度看，北京作为历史悠久的中国古都，城市本身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从现代的角度看，北京作为中国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中心，正迸发与激荡着新的文化元素与潮流。历史与现实的统一，赋予了北京与众不同、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历史与现实的统一，形成了北京丰富多彩人文内容结构；历史与现实的统一，彰显出了北京市民对人文精神的强大的兼容、吸收与创造能力。在后奥运时代，北京作为国际大都市和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面临着世界金融危机的考验，面临着国家产业转型、转变增长方式严峻挑战，在实现世界城市建设目标的进程中，要解决这些问题与矛盾，不能忽略城市历史的深厚积淀。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角度讲，北京应该从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角度，以文化继承为根，以文化创新为本，将北京建设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之都、文明之都、礼仪之都，以文聚友，以文引资，以文强市，从而以点带面，促进整个世界城市建设目标的实现。

二、世界城市：人的主体性与城市文化理念的统一

在“三个北京”建设理念中，“科技”是手段，倡导科学发展；“绿色”是目的，倡导社会、自然和人的和谐；“人文”强调主体与理念的合二为一，倡导以人为本，而世界城市的建设是主体与理念（人文）、手段（科技）、目的（绿色）的统一，缺一不可，其中起统领作用的是人文或文化，强调人的主体性作用。

人文是人的主体与先进理念的有机统一。世界城市建设的目的是为了人，强调发挥人的主体性，强调主体性的发挥需要先进文化的理念引导。首先，世界城市的内涵包含“为民”的理念，改善民生，维护民利，维护社会稳定，彰显民众的主体性。2008年奥运会前后，北京在城市环境、城市发展、空气质量、交通状况、市民生活质量、公共文化服务改善等各个方面都获得了飞跃，“科技奥运、绿色奥运、人文奥运”的价值理念得到充分体现，奥运会后这些理念进一步得到贯彻和发扬，转化成“三个北京”建设和世界城市建设，这本身就是“以人为本”理念的传承与发扬。其次，世界城市的内涵包含“民为”的理念，每一个北京市民都要有为北京发展敢于奉献的精神。北京是北京人自己的北京，是老百姓的北京，是全国人民的北京。每一个群体，每一个社会阶层都是北京的主人。“以人为本”的理念让生活在北京的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种城市的人文环境所赋予的主体性价值，那么反过来，每个人作为一个城市的主体，必须清楚地了解和履行自身在城市发展中的责任和义务。城市要以人为本，人要以城市为体，互相本体，人城交融，才是世界城市理念的至善。城市主体是人，人的发展是城市发展的根本指向，人要在城市的发展中找到主体感以及对城市的认同感，城市的发展要与人的发展互为交融，整个城市的人文形态才能表现出承前启后的稳定性、生机勃勃的向上性、天人合一的和谐性。

三、城市认同感建构的三个层次

从世界城市的本质来看，每一个世界城市都是在国际上有着非常强大影响力的经济、政治、文化共同体。共同体内的成员有着共同的目标，相互交往、相互帮助，具有强烈的城市认同，这种认同也正是城市或共同体的本质特征，强烈的城市认同是加快世界城市建设，提升城市经济发展动力与实力的前提。所谓“城市认同感”是居民对城市的一种特殊情感，属于人文、行为心理范畴的概念，它是指居住在城市的人们，基于自身生活和发展的需要，在相互沟通、相互交往、互帮互助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心理上的依恋和归属。从北京市的人口来看，北京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人源流、物质流、经济流流动性强。特别是人源流，截至2007年6月底，北京市户籍人口已达到1204万，流动人口总量为510.7万，全市实有人口总数已经超过1700万[1]。到2010年底，更是超过1800万。常住人口与流动人口形成了非常复杂的人群层次，他们在生存状态、职业层次、文化背景、规范习惯、道德水平等各个方面千差万别。要使层次复杂而多元的北京市民形成一个稳定繁荣的城市共同体，在世界城市建设中发挥主体性作用，关键要取得他们对整个城市历史与未来定位基本认同，在身份上找到主体感、归属感、认同感。城市认同属于人文范畴，那么北京悠久的城市文化是城市认同感得以形成的根基所在，每一个北京市民都需要一种文化主体感的建构，在意识和行为上与世界城市的理念达到和谐与统一。对于北京这样一个有着厚重的历史与迸发着现代化活力的城市来讲，应该从三个层次来加强市民对世界城市建设的文化认同：一是文化价值观认同，二是制度规范认同，三是组织管理认同。

（一）价值观认同

文化核心层次中就包括价值观，世界城市的建设要取得质的飞跃与突破，发挥群众的主体性与主动性，最主要还是要取得文化价值观上的和谐与统一。

nlc202309020833

一是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的相互认同。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文化渊源乃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具体而言，乃是北京的丰厚历史文化，如儒家文化、礼仪文化、宫庭文化皆在北京历史文化的丰富遗存中有所表现，那么在这些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德、善、仁、和等价值观念仍为人们所遵从，调节着人与人之间关系。北京又是中国首都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各国、中国各地的人口流动频繁，国外与国内、传统与现代、官方与民间等多元价值观念在这里交汇、碰撞与融合，形成一些不同于北京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如效率观、权威观、法治观、权利观等。传统与现代价值观既有矛盾也有统一。从历时性角度看，不同年龄、不同层次、不同生活环境的北京市民在传统与现代价值观谱系上所处的位置不同，其生存、生活与发展的个人目标与城市目标也不尽相同，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不强这种情况客观存在，那么，要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精神能够相互包容，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从共时性角度看，在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通常会出现价值失范状况，如隔阂冷漠、尔虞我诈、缺乏信任、个人利益当头等。国内研究“现代化”问题的学者罗荣渠认为，“传统文化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可能发挥出独特的适应力、内聚力与活力”[2]。这时，传统价值观念往往会焕发生机，成为扭转社会伦理价值失范的理念基础，并成为现代社会价值的有益补充。世界城市建设要着重发挥出传统优秀价值观的凝聚力，激发现代主流或先进价值观的活力，对传统优秀价值观和现代先进价值观兼收并蓄，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基本道德体系加以完善和强化，缩小市民的传统与现代价值观认同差距。如果核心价值体系的弱化或不确定，传统与现代不能兼收并蓄，将导致个人与社会发展的无序性和多变性，也使社会缺乏黏合剂和失去向心力[3]。

二是城市文化价值观与农业文化价值观的相互认同。北京每年有大量的农业人口涌入，或是农民工，或是打工者，或是城市扩张纳入的城郊人口，这些人口往往受农业文化的影响较大。农业文化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血缘地缘为纽带，其价值观有淳朴、耐劳等特征，但也有与城市文化不相兼容的地方，面临着向以新型生产方式为基础，以新型交往方式为纽带的现代文化价值观认同的转换。这些“新人”能否与所有的城市人群平等交往、和谐相处，无疑会经历一个磨合、心理调适过程。两种文化背景人群能否互相吸收对方美德，克服自身不足，在共同生产、生活交往中建构新的城市精神，形成新的城市文化认同，对城市秩序与发展的意义十分重大。

世界城市一个主要特征是城市的宽容性。北京要从体制、文化、心理上接受这些新增人口，以一种宽容的心态接受这些城市“新人”，在价值观上要对这些人口对世界城市建设和发展所起的作用有一个认真地评估与认识，对他们的价值给以充分的肯定，与他们平等交流，总结、归纳和吸收农业文化中优秀价值观，宣传普及城市先进价值观。如果出现不接纳与反接纳的现象，出现体制、文化上的兼容困难，新增农村进城人口没有主体参与性，这些新增的人口在北京的主体身份会迷失，而又不愿意返回乡野，就会形成一些社会不安定因素，城市秩序混乱，离建设世界城市的初衷会更行更远。

（二）制度规范认同

所谓城市制度，是发展主体在观念特别是行为实践中，对城市本质、结构、功能、意义、价值等的规则性确认。城市制度是城市交往规则，是城市存在与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城市文明的高级形态，是衡量城市发展水平的本质参数，以制度创新为动力推动城市发展是世界城市建设与发展的高级阶段。城市社会生活的多样性、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城市制度的复杂性、多样性，城市中的每一种社会关系都对应着一种城市制度。世界城市是一个高楼大厦与千万人口的集合体，要保证整个都市群落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生产和谐有序，必然有其独特的制度框架支撑。北京借助2008年奥运会主办城市的东风，对北京市的城市制度进行了系统的更新与调整，从宏观到微观，在经济管理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城市管理制度等各个方面初步具有了一个整体、系统的面貌，提升了城市的组织化、秩序化程度，这将有利于将无数的独立个人，多样的生产、生活方式，多样的文化价值观念，整合为一个有序的城市，一个真正具有人文气息的城市。但是制度的完备性与有效性并不是同等的概念。由于一些传统观念、心理作祟以及一些市民文化层次低、自律观念缺乏、行为无意识，导致制度的有效性大打折扣。如北京奥运后，一些违章建筑又偷偷冒出来，一些占道经营的现象又死灰复燃。强化居民对城市制度的认同也是世界城市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世界城市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市民的文明程度高，会自觉遵守各项制度规范，行为上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具有较强的自律性，这也是主体性的外在体现。世界城市的内涵中自然包含着市民自我教育、不断提升精神文明的深刻内容。

（三）组织管理认同

如果把整个世界城市的建设分为三个层次，文化价值观的建设是核心层面，制度建设是中层，那么在微观层面就是组织建设。文化理念的传承与融合、制度建设与执行都需要具有较高的组织化程度。市民的组织化程度高，对城市的归属感就越强，主体性自然就会体现出来。城市的组织管理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政府的管理，二是社会组织的管理，三是市民的自我管理。构建良好的城市秩序，形成文明的人文环境，政府占据着主导地位，政府要出台政策、制定制度、优化城市综合环境等等，但大都市的政府管理触角不可能是无限制的，也有力所不逮的地方，这就是需要发挥“蜂巢式”的社会组织的作用，来促进市民的自我管理。各式各样的社会组织，包括社区、行会、NGO、研究机构、志愿者组织、学会等等散布在社会的各个角落，这些组织能将兴趣、利益、目标、文化层次等不尽相同的市民进行自组织和管理，进行利益协调、心理沟通、文化交流、政策宣传、制度监督等各种活动，也就是说世界城市建设的各个层面都可以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在加强规范管理社会组织的同时，切实发挥他们的作用，将会很有效地提高市民的组织化程度，有助于加强对城市的认同感、增加自身对北京文化、制度、生活环境等各方面的了解。市民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城市流民、城市边缘人群的减少，是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建构良好城市秩序的社会组织基础。市民对城市价值、规则的自觉认同，则将为城市秩序提供根本社会心理基础，促进世界城市的建设。因此，政府管理与社会组织管理是一体两翼，双管齐下，世界城市建设的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果说经济基础是城市文化认同的物质基础，制度是城市认同建设的规则保障，那么，单位、社区、社会团体等各类组织则是城市认同的机构载体。以城市制度、组织建设促进社会关系的合理化、组织化，是将城市文化认同落到实处的可操作实践路径。

四、文化认同视角下加快世界城市建设的建议

文化最主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意识形态的塑造和凝聚。北京进行世界城市的建设的着力点也必然是要对市民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进行引导和塑造，发挥群众的能动性作用，群策群力，共同建设和谐社会，使不同文化层次、不同生活背景和经历的人们在北京在身份上找到主体感，认同北京的文化、认同北京的环境、认同北京的发展目标。

（一）要形成一套科学有效、符合北京实际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

世界城市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升华城市内在精神、建设以人为本的首都社会的历史性抉择[4]。在体系的制定过程中，一是要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加快和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通过政府或社区搭建的各种文化交流平台、文化宣传平台、文化培训平台，新旧市民在城市建设中交流互动，加深老市民对新入城人员的了解，提高新入城人员的文化素质，增强城市主体意识和责任感。二是要吸收北京传统价值观与现代先进价值观精华，将历史与现实更好地融合在这套价值观体系里面；提升城市文化的包容性，吸纳农业文化先进理念与价值观，体现出北京人文博大精深的一面。三是要充分发挥市民的主体性作用、参与作用，吸纳他们的智慧，在深入宣传普及的基础上，使这套体系在一开始就能够得到各层次的北京市民认同，在精神上成为一种先进的文化引导力；在行为上，成为一种家庭、社会生活的强大规范力。

nlc202309020833

（二）扩展社会中下层的文化资源

世界城市的建设目的在于提高市民的文化素质，为北京的发展提供强大的文化或精神的驱动力，在操作层面上就必须注意增加社会中下层的文化资源。不同的社会阶层所占有的文化资源的情况是不同的，越往上层，文化的层次、知识的水平、信息的获取能力就越强，就越容易融入北京，对北京的认同度高，主体意识强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陆学艺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形态划分出 “十大阶层”，并认为，中国现阶段的社会阶层结构，是中低层过大、中上层没有壮大，最上层和底层都比较小的一个洋葱头型的阶层结构形态。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6年北京蓝皮书》显示，半数北京人干“脑力活”，北京的阶层结构正在由传统的“金字塔型”向现代的“橄榄型”转变，也就是北京还没有完全进入稳定和谐的“橄榄型”社会，中下层仍然占据着主要数量。对于中下层来讲，北京雄厚的文化底蕴、多元的价值观念、快速的知识信息更新与中下层文化层次低、获取信息能力低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占有的文化资源的程度不同决定了中上层与中下层的价值观念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在生活方式选择、日常行为表现、制度规范的认同、社会参与的能力等方面会有很大的不同，也就是说不同的生活圈子将不同阶层的人员互相隔绝，导致社会心理问题增多、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安全风险加大，这对于世界城市所倡导的宽容价值目标的实现产生了很大的障碍。文化资源直接影响到达成共识的难易程度、气氛和凝聚力，而这些又成为影响城市的战略制定与实施、组织结构正常运行及其有效性得以发挥的重要潜在因素。所以，在世界城市的建设中，要充分开发和利用城市文化和教育资源，把社区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广场文化、公园文化整合为一体，把城市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和各类高等学府融入到市民生活方式中来，加强公共文化娱乐设施的建设，加快文化产业的发展，在市民中通过各种培训、教育和有关文化活动来传播人文知识，提高市民的文化素质。

（三）建构和宏扬现代城市的制度文化

城市制度是城市文化制度化、规范化以后的一种结果，是城市文化的一种实体化的表现形式。城市的文化传统、文化价值观、文化习俗和行为方式都体现在制度文化之中。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制度文化的建设，形成与现代化城市相适应的制度文化。要加强城市制度方面的普及宣传和教育，要促进北京市民共同学习制度、宣传制度、遵守制度的良好社会风气，这对北京的自然、人文环境的提升无疑大有裨益。特别是要加强城市日常管理制度的制定、宣传和执行的力度，像交通、环境卫生、街道空间管理等方面的规则和制度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四）要发挥社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参与作用

2008年奥运期间，北京在发动人民群众和非政府组织参与奥运会各项幕前幕后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大大丰富了“人文奥运”的精神。世界城市的建设同样需要最大可能地发挥基层群众的力量，调动社会组织的积极性，使世界城市所主张的“以人为本”的精神以及“和谐”的理念从社会的基层开始成长与升华，获得更为广泛的社会认同基础，深深扎根在人民群众的深厚的土壤之中，北京的明天将会更加美好。

参考文献

[1] 王蔷.公安部拟针对流动人口推行老乡警察管老乡做法[N/OL].北京晚报，(2007-08-20). http://news.sina.com.cn/c/2007-08-20/143013703159.shtml.

[2] 张蕴岭.亚洲现代化透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522.

[3] 陆益龙，邢朝国.文化多元化与社会认同[M]// 郑杭生，刘少杰，洪大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报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4] 冯惠玲.“人文北京”：城市的品格与灵魂[EB/OL].( 2009-05-04). http://www.bjpopss.gov.cn/bjpssweb/n31006c27.aspx.

（责任编辑：文雪峰）

基于城市文化视角 篇4

2013年底, 国家新型城镇化工作会议中首次提出了“记得住乡愁”的概念, 明确了历史与文化在城市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从国家战略层面对城市发展提出这样的要求, 对城市规划行业来说至少反映出两个问题:一是近几十年来的快速城市发展忽略了对历史文化的传承, 间接说明之前的工作有需要改善提升之处;二是未来的规划工作需要将历史文化传承提升到更高的层面进行考虑。作为饱含历史文化元素的古镇首当其冲, 在协调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问题上的矛盾最为明显。探索如何在满足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前提下传承历史文化,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而城市设计的方法为我们提供了在法定规划体系外的可行途径。本文以江南水乡古镇为例, 讨论如何通过城市设计保护古镇、并创造出富于地方历史文化特色的场所, 使二者和谐共生, 使城镇成为真正“记得住乡愁”的地方。

2 以江南水乡古镇为例对总体城市设计方法的探索

长三角地区近十几年的快速发展, “苏南模式”给江南水乡古镇带来了发展经济的机遇, 但混乱的城市建设却威胁着古镇的保护, 城市规模的扩张也使整个镇区的城市空间杂乱不堪, 品质下降。江南水乡核心保护区的保护原则和设计方法是近年来非常引人关注的科研议题, 如何处理好城镇发展区与核心保护区的关系, 并适应城镇的现代化发展, 尚未形成良好的途径, 导致出现了大量“厂包村”现象, 水乡环境品质下降, 整体形象风貌混杂, 城市特色丧失, 历史文脉断绝。在城镇建设的总体层面, 通过城镇整体空间格局的塑造, 街道空间尺度的把握, 生态开放空间的营造, 以及建筑空间组合等方面, 创造人性化和有归属感的城市, 于混杂的现况中回归水乡特色, 是总体城市设计的核心工作。

2.1 明确江南水乡古镇总体城市设计的独特性

镇区是城镇人口最集中的区域, 具有办公职能、商业职能、居住职能、产业职能以及文化、娱乐、教育、医疗等辅助职能, 是整个城镇公共活动的中心。江南水乡古镇在具备以上特征的同时还具有以下特点。

2.1.1 自然水系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密布的水网是江南水乡的重要特色, 是构成水乡文化的载体, 也是创造富有特色城市空间的基础, 但错综复杂的水系也成为现代城市建设的限制因素, 特别体现在产业用地的建设方面, 增加整体城市设计的复杂性。

2.1.2 古镇保护对镇区开发的限制

在保护古镇这一铁律下划定的核心保护区、建设控制区以及视线、高度、建筑风格、空间关系等的控制与要求使得古镇的整体城市设计限制因素增加, 设计难度加大。

2.1.3“村—厂”矛盾与统一的关系

长三角快速经济发展带来的产业发展, 造成江南水乡村庄与工厂间的关系复杂。一方面存在工厂与村庄的相互依存状态, 另一方面过快的建设造成环境品质下降, 生活条件恶化。科学梳理“村-厂”关系, 在保障职住平衡的前提下创造高品质的环境, 是对总体城市设计的一个重要要求。

2.2 江南水乡古镇总体城市设计方法

2.2.1 保护古镇传统风貌, 维系传统社区生活

对古镇的保护是江南水乡古镇整体城市设计的首要内容。整体保护城镇传统风貌, 严格控制核心保护区、建设控制区、风貌协调区的建筑高度、风格、色彩、材料, 以及建筑肌理与街巷河道空间格局。尤其需要对河道及街巷系统的控制与保护, 设计以桥梁埠头为主的公共空间景观节点。同时要避免古镇逐渐严重的“空心化”现象, 保证户籍人口的居住比例, 维系守望相助的邻里关系, 保障真实质朴的社会生活。

2.2.2 保护与利用水网格局, 建立生态优先、水街相依的开放空间系统

水是江南自然环境的母体, 是最宝贵的天然生态基质, 在规划设计中应对水系河道空间进行类型划分, 针对不同等级水系制定设计标准, 创造各具特色的开放空间系统。同时, 要保持主要河道不变, 适当调整低等级河道, 以适应现代化城市建设的需要, 力求规划后水系的水面率与现状水面率相等。

2.2.3 提取古镇元素, 创造富有地方特色的城镇整体风貌

空间特色与建筑肌理是江南古镇的名片, 在规划设计中以古镇空间特色与建筑肌理为设计原点, 以水系公共空间为主脉, 集合水乡地域特色的人居环境, 用当代的设计语汇诠释现代的城镇生活方式, 为镇区建立一个适宜的地域身份。对古镇区的建筑风格、材料、色彩、高度等元素进行分析提炼, 作为新区设计的基本要素。

3 在苏州市甪直镇的设计实践

3.1 甪直古镇的独特性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甪直, 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古镇。“依河设市, 夹岸为街”的空间形态与“古宅踏渡、粉墙黛瓦”的建筑风貌, 是这座历史古镇最具魅力的设计基因。通过总体城市设计, 挖掘基地内外的自然特质, 修补本土传承的文化根基, 创造可持续发展并具独特地方特色的人文胜地, 使其成为“记得住乡愁”的现代化小城镇。

甪直镇地处苏州城市版图的东部, 东接昆山市, 北临苏州工业园区, 区位优势明显。基地东至甪直镇行政边界, 西至吴淞江南北向干流, 南至甪直塘, 北至吴淞江, 镇区建设用地面积22.4平方公里, 现状人口10.5万人, 其中户籍人口1.3万, 外来常住人口为9.2万 (见图1) 。

镇区位于太湖沉积平原, 南抱澄湖, 北枕吴淞江, 涝原上纵横交错的港浦泾浜, 圩区内平缓舒展的村舍田垄, 良好的自然环境宛如一块珍贵的璞玉。镇区西部和东南部现有部分农田, 区内公共绿地面积较少。沿机场路、东方大道、长虹北路两侧成排种植高大乔木, 保圣寺内外和旺家浜现有七株古银杏树, 丰富区内的自然景观。

3.2 基于独特性的城镇功能定位与发展愿景

依据《苏州市甪直镇总体规划 (2008-2030) 》, 明确其功能定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水乡特色旅游城镇、苏州现代化重点镇”。甪直镇区作为镇域层面的综合服务中心, 将承担行政文化、商业旅游、生活居住、产业研发等四大城镇服务职能。

总体城市设计从城镇与自然、历史及发展的角度出发, 为甪直镇区描绘出如下的发展愿景:与自然环境共生共荣、健康和充满活力的人文胜地;彰显江南水乡诗情的秀水宜居城区;新世纪成功倡导大众公交运输的典范城镇。

3.3 城市设计发展策略

3.3.1 构建“生态优先、水街相依”的公共空间系统。

水是江南自然环境的母体——北部蜿蜒如新月的吴淞江, 南部风景秀丽的澄湖, 是甪直镇区最为宝贵的天然生态基质;遍布整个基地的九条镇级河道与纵横交错的水街水巷, 北通吴淞江南达澄湖, 是镇区防洪排涝、调蓄汇水、涵养水源的天然生态廊道 (见图2) 。镇区规划范围内水域面积共有260公顷, 水面率达11.6%。

遵循生态优先原则保护基地水网的自然连续性, 提高自然水系对暴雨径流的吸纳能力。在天然水系基础上, 结合镇区规划道路系统进一步调整规划水系。九条主要镇级河道保持不变;西部产业区为保证产业类型土地的出让, 沿镇区道路适当调整水系;中部居住区内水系尽量保持现状 (见图3) 。规划后的水系, 将保证水面率与现状水面率相等。

规划水系根据河道空间尺度可分为四个类型:市级河道湖泊、运河特征水系、水街特征水系及水巷特征水系。

规划以河道为主脉的公共空间系统, 形成市级 (河道湖泊) 、镇区级 (运河特征) 、组团级 (水街特征) 、社区级 (水巷特征) 四类公共空间。通过设置具有整体性与标识性的桥梁、码头、公共艺术品等景观设施, 强化不同级别河流的身份特征。

3.3.2 整体保护城镇传统风貌、精心维系社区真实生活

整体保护城镇传统风貌, 严格控制核心保护区、建设控制区、风貌协调区的建筑高度、风格、色彩、材料, 以及建筑肌理与街巷河道空间格局。古镇整体风貌包括“上”字型河街并行的空间格局, 市级河道两侧通向河口埠头的传统街巷系统, 以桥梁埠头为主的公共空间景观节点。根据古镇保护规划确定的规划居住人口6000人, 保证户籍人口比例不低于60%。以保圣社区居委会为基础, 完善古镇滨水交往空间与公共生活服务设施, 维系守望相助的邻里关系, 保障真实质朴的社会生活。

3.3.3 创造富有地方特色的城镇整体风貌

以甪直古镇空间特色与建筑肌理为设计原点, 以水系公共空间为主脉, 集合水乡地域特色的人居环境, 用当代设计语汇诠释现代的城镇生活方式, 为甪直建立一个适宜的地域身份。通过对建筑群体总体形象和分区特色等系统设计, 提出空间轮廓线、建筑高度、建筑体量、建筑风格等分区控制要求;同时, 强化滨水区域、交通干道、城市门户等重点地区的塑造, 赋予相应的地域人文内涵和多视点的景观分析, 彰显甪直镇的水乡诗情。

3.3.4 倡导“公交导向、复合高效”的城镇成长架构

江南古镇“运河水网、舟船代步”的交通模式, 决定“依河设市、水街相依”的空间格局;现代小城镇“高速公路、汽车货运”的运输方式, 导致现代小城镇的无序蔓延;作为面向新世纪的甪直镇区, 发展以“节能减排、绿色运输”为核心的大众公交运输系统, 再次成为影响城镇空间格局的决定因素。

在苏州市域“T型”空间拓展格局中, 甪直作为“创意文化产业轴带”的重要一环, 与西侧独墅湖高教园区仅仅一江之隔;镇区亦具备承接苏州工业园区产业转移与空间拓展的潜在优势 (见图4、图5) 。

在现状道路的基础上, 根据总体规划确定的镇区主次干道体系, 明确镇区道路系统为:“两横一纵”的对外交通系统和“四横五纵”镇区主干路系统。在“一横两纵”对外通勤公交系统的基础上, 沿东方大道、海藏路、纬三路、晓市路规划地方公交线路, 并按照800米到1000米间隔设置公交站点。结合公交站点布局各级镇区公共服务设施, 在步行可及的范围内为镇区居民提供便利服务 (见图6) 。公交站点500米步行区内, 鼓励土地的高强度开发与混合使用 (见图7) 。外围的产业研发与居住生活区, 可通过地方公交环线予以衔接, 站点周边布设高活力社区中心与高品质开放空间。

遵循TOD发展模式, 以公共交通体系、公共设施网络、公共空间系统三大系统为核心, 规划土地紧凑混合、弹性使用、生态低碳化成长的城市整体发展框架。在“公交导向、复合高效”的发展模式下, 甪直镇区形成“三区、三轴、三心”的城镇成长架构。“三区”包括主镇区、新镇区、产业区;“三轴”包括东方大道、海藏路生活轴、纬三路生活轴;“三心”包括主镇区主中心、新镇区副中心、产业区服务中心。

3.3.5 制订“精明有效、智慧成长”的分期实施行动计划

在行政协调机制和管理政策有效性的基础上, 强调落实公共资源控制, 先行实施包括甪胜路、甫澄路、海藏路、纬三路的“两横两纵”镇区主干道建设与整治, 并迅速布设镇区对外区域通勤公交系统;再以生态整地工法, 重点整治西巫河、清小港、甪直塘、淘浜浦等镇级河道水系, 保证河道自然弯曲的形态, 设置具有整体性与标识性的街道家具, 强化河道空间特征;其后建设镇区三大组团的起步区与形象展示区, 同时建设甫南还迁区和黄娄还迁区, 集合镇级体育设施建设生态湿地公园, 形成最具水乡魅力的城镇客厅;最后可视市场发展实际需求, 弹性灵活地扩展各个功能组团, 分期实施镇区主中心、新镇社区、高新产业区等服务职能。

3.4 强调三个重点地区, 塑造历史文化传承的核心场所

3.4.1 主镇区核心区

倡导“整体保护、有机更新”的保护利用方法, 在整体保护古镇传统风貌的基础上, 善用古镇旅游资源, 依托现状晓市路、鸣市路、海藏路商业步行街, 拓展购物休闲、商务会议、精品酒店等旅游特色业态。结合甫澄路东侧工厂搬迁与农村居民点改造, 小规模插建行政文化、商业娱乐和居住配套服务设施。

重点控制晓市路、育才路等古镇保护区空间界面、重要观景点与入口空间, 包括:甪端广场、甪直剧院、兴甪桥、晓市桥、田渡桥、寿康桥、育才桥、广宁桥、金巷桥。通过建筑高度控制和环境风貌的整治, 实现重要观景点处的空间视廊通畅, 改善空间景观品质 (见图8) 。

3.4.2 新镇区核心区

新镇区城市设计分析甪直古镇建筑、水系、道路及开放空间等的布局特征并加以借鉴, 指导新镇区核心区设计。古镇内建筑尺度小、临水而建、分布密集。核心区建筑布局中, 在满足现代商业功能对建筑尺度需求的情况下, 恰当的加入传统元素, 区内临近水面一侧布置尺度较小布局紧密的低层新中式风格商业建筑, 远离水面、邻近城市道路的区域布置以现代风格为主的中高层商业办公建筑 (见图9) 。

古镇内水系与道路交错形成双交通网络, 河道是组织商业活动的重要路径, 开放空间分布在河道交汇处或垂直于水道深入地块内。核心区规划以陶浜浦等多条水系组织步行商业核心区。以城市道路环绕形成外环道路屏蔽机动车流, 环内结合五条水道、一个湖面设计富有水乡特色的步行商街, 并以向南、北、东三条景观轴线联系其他功能区。

结合总体布局结构、水体系统特征, 规划以商业步行区湖面为核心的开放空间, 结合河道、向周边发散多条线性开放空间, 于河道交汇处布置开放空间节点, 形成尺度亲切、布局合理、具有水乡特色的开放空间系统 (见图10) 。

3.4.3 产业服务区核心区

镇区西部产业区发挥轻工、纺织和电子三大行业特色优势, 与独墅湖高教园区形成产学研一体化发展趋势。产业服务区“一路两心”的空间布局, 成为服务高新技术企业的综合运营功能区。充分发挥毗邻独墅湖高教园区的区位优势, 依托吴淞江的滨水景观资源, 在园区中部布设产学合作科研走廊, 形成推动区域产业升级的创新引擎;优美的自然水系贯穿区内, 亦可成为研究人员缓解压力、休憩心灵的灵感源泉。围绕现状中的千亩潭水面, 规划花园式总部办公街坊, 引入具有高形象需求的龙头企业集团总部, 营造“在大自然中工作”的低密度商务中心 (见图11) 。

4 结语

在一些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古镇, 如何处理好新建镇区与古镇区的协调关系, 既满足现代化城市建设及经济发展的需求, 又保障古镇风貌及传统生活模式的延续, 是当前古镇发展需要研究与解决的重要问题。通过总体城市设计, 使古镇在高速运转的同时回归其本质精神, 需要每个设计师和管理者适时地放慢脚步静心思考, 来不断纠正规划专业人员对城市的价值判断。通过对江南水乡古镇总体城市设计方法的探索, 寻求一条传承地方历史文脉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的规划途径, 创造“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新型城镇空间。 (本文为“第一届全国村镇规划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优秀论文)

摘要：本文以江南水乡古镇为例, 从文化传承视角探讨总体城市设计对保护古镇、传承地方文脉、构建城镇特色的作用与方法。通过苏州甪直总体城市设计实践, 探索在古镇保护的前提下从建立水乡生态格局, 构建水乡特色, 合理布局产业功能, 构建交通体系, 营造特色公共空间等方面的规划途径。

关键词：江南水乡古镇,城镇特色,文化传承,总体城市设计

参考文献

[1]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苏州市甪直镇总体城市设计.2011.

[2]阮仪三, 邵甬, 著.江南水乡古镇的特色与保护.同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1996.

[3]阮仪三, 李浈, 林林, 著.江南古镇历史建筑与历史环境的保护.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0.

[4]段进, 季松, 王海宁, 著.城镇空间解析——太湖流域古镇空间结构与形态.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2.

基于城市文化视角 篇5

中图分类号：D641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674-1145（2015）11-000-01

摘 要 文章着重分析企业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关系，对认知新形势下企业文化建设对于创新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进行充分阐述。企业文化充分发挥它作为载体的作用，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将其融入企业文化建设，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政治保证作用。

关键词 企业文化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 创新

近几年，随着企业内外部的环境发展和变化，加上国际金融危机的来袭，企企业内部改革呈现了许多新的特点，为思想政治共提出了许多新的研究课题。企业在贯彻企业文化建设工作的部署时，应当结合单位实际，积极探索新形势下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和途径，发挥企业文化建设在创新上的工作，完成企业的

三个大事件“发展、转变、和谐”.一、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两者关系

（一）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是企业自身开展对职工进行的思想教育，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职工素质为核心开展的，其目的在于提高企业效益，动员职工为企业现目前和长远目标而努力奋斗。企业改革的进程和企业效益的提高都需要企业思想政治的支撑。

（二）一般来说，企业文化是作为企业管理者为保证企业生存与发展存在的，依据企业自身生产经营状况和公司内部环境氛围设计并提出的一套价值观准则，主要是让企业接受有关企业经营管理活动和职工行为。企业文化不只是单纯的指职工的业余生活和娱乐，更多的是包括企业精神和职业道德诸多方面。

（三）就目的和作用来说，企业思想组织工作和企业文化是一致的

1.首先在导向功能上来看，企业是根据时代的要求确立自身发展方向的。先进的企业文化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是可以引导职工统一认识企业目标，并同化思想感情和认识，达成统一的意志，促进企业实现目标。

2.其次是从凝聚功能来看，企业文化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都是一种粘合剂，是企业各成员的观念和行为实现统一的载体，利用一体化后产生的合力，一起全面的发挥企业的整体效能。

3.在约束功能上的一致性。企业文化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通过一系列职工普遍接受的价值观，达到约束企业经营活动的目的，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和控制职工观念、行为。

4.激励功能。企业文化的建设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都是以引导、鼓励员工为主，极大的调动职工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员工团结一致并凝聚中心，努力实现企业的发展目标。

（5）在协调功能上，企业文化建设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一种润滑剂，营造一种和谐的氛围，促使各部门之间成员在同一企业文化下，具备共同的价值取向、行为准则。

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前景

（一）充分发挥企业文化建设作为载体的作用，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

企业文化为企业发展开拓了新的领域，更是作为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载体。企业文化所倡导的的竞争、创新、科学、民主、奉献等精神，丰富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内涵，为思想政治工作更是添加了新的活力。

1.注重企业文化的建设，企业文化对于企业发展来说是精神动力和支柱，是企业全体成员必须具备的行为规范和思想境界。

2.注重企业文化的养成，职工创造了企业文化，同时需要职工群众的自觉力行。开展积极地宣教工作，通过多种方式让职工正确的理解和主动的接受并自觉的实践。

3.在管理办法上的创新，企业文化建设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都在于提高管理水平，促进企业增长经济效益。促进全面发展和日常管理水平是其工作重心，坚持以人为本，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调节功能和激励功能。

4.树立典型榜样，典型引导和发挥榜样作用一直是企业文化建设的有效办法。

（二）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政治保证作用，并将企业文化融入进来

1.着眼于增强企业凝聚力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难点，也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基本功能。将企业文化融入思想政治工作，要有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深入基层，热心服务于员工，创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完善奖励机制，对员工要有凝聚力。

2.思想政治工作应该吧实现企业文化可持续发展作为工作的最终落脚点。

3.把培育企业精神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环节，作为企业文化的灵魂，企业精神是凝聚员工人心的一面号召的旗帜，用正确的思想观念来影响和教育员工思想，有利于员工重新树立三观，开展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工作，努力吧企业精神渗透到每一个员工心灵。

三、结语

企业的政治优势在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而企业文化是促进企业快速发展的原动力。在创新其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充分发挥企业职工创造的积极性。必然能够是企业发挥好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促进企业持续健康的发展。

参考文献：

基于城市文化视角 篇6

关键词：博弈； 低保对象； 求职行为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志码：Ａ

一、问题提出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社会救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保护体系的“最后安全网”。我国的城市低保制度经过10余年发展，“应保尽保”的目标早已实现。但是，随着城市低保制度的发展完善，有劳动能力低保对象（以下简称低保对象）却逐渐成为低保对象主体。截至2007年末，有劳动能力低保对象占低保对象总数的比例高达75%以上。(1)制度实践中低保对象的制度依赖倾向越来越明显。有劳动能力低保对象的制度依赖既是对劳动资源的浪费，又是对社会救助资源的侵占。国外的实践经验则表明，对于社会救助制度的依赖会导致人们劳动伦理丧失以及“贫困陷阱”，进而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障碍因素。

如何平衡救助与就业之间的关系，既防止制度依赖，又防止社会排斥，是各国社会救助政策需要攻克的难题之一。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建立促进有劳动能力低保对象积极求职的利益导向机制是各国采用的主要应对措施。本文利用博弈论的方法分析和探讨政府与低保对象在不同模式下救助、就业间的博弈问题，分析的目的则是为了寻找城市低保制度中救助与就业的最佳平衡点，建立促进有劳动能力低保对象积极就业的利益导向机制，进而实现保障贫困群体生存与促进发展的双重目标。

二、城市低保对象求职行为博弈分析

为了便于对低保对象求职行为的博弈分析，我们假设：①所有博弈参与人都是理性经济人，都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②低保对象在“吃低保”与就业两个策略之间进行选择，其支付函数为每一种策略净收入的效用函数，由于低保对象是理性的经济人，因此他会选择效用相对高的策略组合；政府为了降低低保对象的制度依赖现象会在激励低保户就业和不激励之间做出选择，其相应的支付是低保户就业带来低保金支出水平减少的效用与政府直接激励措施的经济支出之间效用的差额。③为了不失一般性，我们假设低保对象接受政府低保救济标准为S，如果低保户就业，其净收入效用为Wi（i=1代表政府激励的收入效用，i=2代表政府不激励就业净收入效用）。假定政府为了鼓励低保对象就业在管理上需要付出的成本为E，Wi-E＞W2,那么低保对象与政府之间博弈如下：

（一）理想状况下的完全信息博弈分析。该种情形假定，低保对象就业收入远远大于低保对象的期望收入。在这种理想状况下，低保对象的策略空间为就业或者“吃低保”；政府的策略空间为激励或者不激励低保对象就业。从图1的博弈支付矩阵可以看到，当政府激励时，低保对象就业的期望效用大于“吃低保”，低保对象的最优策略是就业；当政府选择不激励时，由于就业所带来的效用依然较高，因此，就业是低保对象的占优策略。一旦低保对象不论政府是否激励都选择就业，那么政府的理性选择就是不激励，因为就业收入已经能够保障低保对象自觉地退出低保，这样政府可以节约更多的福利费用支出，低保对象的社会价值也得到了发挥。从而（就业，不激励）成为此种情形的纳什均衡。

但是，目前我国低保群体就业的实际情形是，这部分贫困群体虽然有劳动能力，但是年龄偏大、文化水平偏低，目前不少下岗和失业人员对于新岗位的竞争力较差，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说，很难回到社会主导产业中去；在目前的体制下，也不可能再回到以往稳定的就业体制中去；而新的朝阳产业，又很难向他们提供多少就业机会。(2)加之社会最低工资标准偏低等因素，贫困群体就业的净收入很难想象会远远超过低保线。因此，这只能是一个理想的纳什均衡。

虽然低保对象就业很难获得期望的收入水平，但是以上的纳什均衡仍显示，如果就业能为低保对象带来更多收入效用以外的附带效用，那么低保对象在博弈中的依然会更加倾向于选择就业。据最低生活保障司的统计，目前处于就业和失业之间摆动的低保对象占有劳动能力低保总数的25%左右，这部分人口不能积极就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于就业能否带来持久的效用表示怀疑。而笔者在调查中也发现，在城市低保的基层实践中，部分地区的低保人员在找到工作获得收入后，需要向低保管理机构汇报，还要根据收入扣除低保金，但由于工作的不稳定性，他们往往不愿意去工作。因为一旦工作失去，申请低保又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这使他们徘徊在是工作还是依赖低保的矛盾之中，于是被动地放弃工作而依赖低保救助。可见，如果在低保动态管理方面工作能够免除低保对象就业的后顾之忧，那么这部分低保对象自然会减少对低保的被动依赖。

（二）现实状况下博弈分析的基本模型。该情形假定，政府激励下低保对象就业净收入大于低保标准线，但是政府不激励下低保对象就业净收入接近低保标准线。在这种与现实状况更为接近的情形中，低保对象是否就业，取决于就业所带来的期望收入是否能达到低保对象的预期收入。按照预期收入类型将低保对象区分为高期望收入以及低期望收入低保对象，此时，该博弈中的具体参与人有：政府、高期望收入以及低期望收入两种类型的低保对象。政府不具有低保对象的个人期望家庭收入高低的信息，因此双方构成了不完全信息博弈。

在原有假设基础上增加条件：假设政府关于低保对象属于高期望收入类型的信念为概率,为低期望收入类型的概率为p。假设对于高期望收入的低保对象1-p，一旦就业的收入或仅获得低保金的收入不能达到其收入预期时，这部分人将会采取隐性就业方式进行寻租行为(3)，即一方面获得低保金，另一方面在劳动力市场获得工资收入ｗ。假设高期望收入的低保对象隐性就业时，被政府查处的概率为q，一旦被查处将取消其低保资格，不能被查处的概率为1-q。假设政府在策略选择时，以m的概率选择激励低保对象就业，以1-m的概率对低保对象就业不激励。

对于不完全信息博弈分析海赛尼（Harsanyi，1967）开拓的给出了其向策略式博弈转化的方法，从而将每一种不完全信息博弈的贝叶斯—纳什均衡转化为一个关联的策略式博弈的纳什均衡。依照前面博弈的假设，利用海赛尼转换（Harsanyi transformation），将不完全信息博弈转化为下图所示的海赛尼转换后的策略式博弈，其中Ｌ、Ｈ分别代表低保对象的类型为低、高期望收入者，政府激励条件下高、低期望收入对象就业的收入效用分别为w1、w3，政府不激励的条件下高、低期望收入对象就业的收入效用分别为w2、w4，隐性就业收入为w。

从图2可知，对于低期望收入的低保对象，在政府激励时，就业净收入w3可以达到低保对象的收入预期，因此低期望收入低保对象在政府激励下的占优策略是就业。但是当政府选择不激励时，低保对象选择就业净收入效用w4低于“吃低保”收入效用，这主要是由于低保对象选择就业与“吃低保”所带来的净收入相差无几，但是低保金是不需要付出任何劳动的，因此考虑到就业净收入抵扣掉闲暇时间的成本后，低保对象更偏好于“吃低保”。故在政府不激励时，“吃低保”是低期望收入的低保对象的占优策略。

而对于高期望收入的低保对象，在政府激励时，就业与“吃低保”没有显著差别，假设在政府激励时高期望收入的低保对象就业的概率为α，选择“吃低保”的概率为1-α。在政府不激励时，高期望收入的低保对象就业的收入为w2，为简化分析，假设w2低于其预期收入，因此，高期望收入的低保对象选择“吃低保”。

对以上联合策略博弈进行求解，当政府激励时低期望收入低保对象的占优策略是就业，当政府不激励时，“吃低保”是低期望收入低保对象的占优策略。因此低期望收入低保对象的最优策略取决于政府的最优策略，即sL*=s(m*)。而对于高期望收入低保对象，其就业的期望收入=mW1+(1-m)w2，吃低保的期望收入=S(1-q)+w，那么在均衡时有mw1+(1-m)w2=S(1-q)+w，即m*= 。对于政府，在w2＜S(1-q)+w时，激励的期望效用是α[S-E]+(1-α)[S(1-p)-E] =αSp+S(1-p)-E，当政府不激励时，低期望收入低保对象会选择占优策略“吃低保”，高期望收入低保对象在此时就业的收入不能达到其收入预期，也会选择“吃低保”策略，故在不激励情况下政府收入效应为0。在均衡条件下，政府激励与不激励没有差别，即αSp+S(1-p)-E=0，α*= ，因此，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博弈的贝叶斯混合纳什均衡为(m*,sL*,α*)。

以上的贝叶斯均衡的必要条件为w2＜S（1-q)+w且E＞S(1-p)，这表明在低保对象就业的博弈均衡时，高期望收入的低保对象对政府不给与激励下的工资收入不满足，出现福利依赖现象，同时政府在激励低保对象就业上的投入水平应该是大于低期望收入低保对象由于就业所带来的低保福利支出的减少。在以上条件满足时，若m＞ ，这时高期望收入的低保对象就业的期望收入高于“吃低保”，则高期望收入的低保对象的理性选择是就业，相反，若m＜ ，则高期望收入的低保对象的理性选择是“吃低保”。

通过以上分析发现，高期望收入低保对象究竟选择就业还是“吃低保”实际上主要受m和 之间关系的影响。

首先，高期望收入的低保对象对政府激励就业的信念高低。若较高，则低保对象更倾向于就业。

其次，政府刺激高期望收入低保对象就业的激励效用大小。从博弈结果可以看到，激励就业与不激励就业的效用差距为W1-W2，若两者差值较小，则低保对象更倾向于“吃低保”。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是低保对象就业的实际收入W1偏低，由于我国的最低工资标准偏低，08年全国最低工资标准大幅调整后，最低工资也仅仅在350～960元之间，而且贫困群体就业的工作类型一般为非全日制工作，收入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因此，较低的就业工资与可能获得的隐性就业期望收入之间的差距导致低保对象更理性的选择“吃低保”。因此，较小W1和W1-W2更有可能导致m＜ ，高期望收入的低保对象隐性就业的结果。

再次，政府监督约束机制的完善程度决定了低保对象寻租的概率大小。若政府能高效的查处并防范低保对象的寻租行为，即q较高，则低保对象通过隐性就业获得更高收入S(1-q)+w的期望值就会降低，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这种寻租行为。

最后，政府促进低保对象就业的支出水平高低。在均衡路径上，政府对于低保对象的就业信念与政府的促进就业支出水平正相关，因此，在长期均衡中，提高政府对低保对象就业的资助力度将有助于向低保对象发出政府促进低保对象就业信心的信号。

（三）现实状况下博弈分析的扩展模型。以上分析没有考虑到低保群体在接受低保救济同时享受附带福利问题，如果在基本博弈模型分析中增加“吃低保”同时还可以享受其带来的医疗、教育和廉租房等附带福利的效益，那么，政府的收益将下降，假设政府需要为低保对象的附带福利多支出F。而对于低保对象来说，由于 ＞0，附带福利可以增加低保对象“吃低保”的效用，很可能导致享受附带福利的低保的效用S'=S+F＞w。其实，虽然目前城市低保的附带福利覆盖面并不广泛，但是其效用却很大，很多基层的低保管理人员甚至把具有高附加值的低保卡称为“金卡”。

此时，如果低保对象对低保的附带福利的需求很大，或者丧失低保资格将导致原来凭借低保资格获得的救助（如子女上学费用减免、交通、住宅等照顾）都将丧失，那么包括了低保附带福利的效用就可能远远超过就业的效用。这时低保对象的类型不影响其策略的选择，低保类型已经变得不重要，低保对象的就业博弈退化为完全信息的博弈，不论是高期望收入低保对象还是低期望收入低保对象选择“吃低保”都将是占优的选择，因为，在低保对象选择“吃低保”的策略前提下，政府的理性选择是不激励，这样（吃低保，不激励）成为博弈的纳什均衡，这是一个低效率的均衡。政府在这个均衡下损失了降低低保福利金支出的好处，而低保对象也为了获得低保附带福利的高福利效用而丧失了就业可能获得的更高货币收入。

从以上的博弈结果可以看到，如果低保对象在此对通过低保这一特殊资格而获得的低保附带福利更加偏好的话，那么对于低保对象来说“吃低保”的效用就可能远远超过就业收入小幅增长所带来的效用，因此，“吃低保”可能会成为低保对象的占优策略。这种情况下政府试图通过激励措施来促进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就业的政策很难达到理想的效果。

三、博弈分析的结论与政策启示

低保制度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维持或“制造”一个低收入阶层，而是把保障其生存作为一个基础，同时使其中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救助对象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经由就业摆脱贫困，不再接受政府救助。以上博弈分析的结果对城市低保的制度设计实现由低效率的均衡（吃低保，不激励）向高效率的均衡（就业，激励）转变具有如下几方面政策启示：

（一）增加低保对象就业收益，改善其对就业的收入预期。博弈分析表明，不同期望收入的低保对象对政府的激励措施的反映是不同的。高期望收入的低保对象对于政府的激励措施更为敏感，是低保政策实施激励就业目标的关键，而这部分低保对象求职的动机又主要取决于其对就业的损益分析，只有当预期净收益为正时，他们才有可能退出低保而就业。因此，要有效激励这些人就业，就要切实增加其就业收益（这里主要包括收入水平及相关附带的就业优惠措施），改善其对就业的收入预期。这要求政府要从多渠道为低保对象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对低保对象就业的资助力度，而更为重要的是加强对低保对象的“投资”，提高其自立能力，特别是要加强就业培训和教育救助。这是低保对象实现就业，摆脱贫困的根本所在。从西方国家的经验看，对贫困家庭来说，加强人力资本投资，特别是保障其子女的教育机会，是防止贫困代际循环的重要举措。

（二）加大对隐性就业的监督和惩处力度。博弈分析显示，对低保对象较低的监管力度将导致更多寻租行为，不利于就业。为了降低低保对象寻租行为，笔者认为应该加大对低保对象隐性就业的监督和惩处力度：一方面，在低保条件的审核上，完善对申请对象收入核实与测算，出台政策法规，要求各单位、各部门必须如实出具收入状况证明，对不如实出具证明的，授权联合执法机构予以处罚；另一方面，对通过隐匿家庭经济收入等方式骗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家庭，要制定具体的处罚细则，加大处罚力度，增加违规成本，降低低保对象发生寻租的概率。

（三）建立促进有劳动能力低保对象积极求职的利益导向机制。对于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低保救助制度不仅需要考虑如何满足低保对象的生存需要，而且需要考虑制度设计对个人就业行为的影响。为有效地防止制度依赖，促进再就业，笔者建议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其一，增强有劳动能力低保对象的社会责任与义务意识，即明确低保对象既有权利申请低保，又有义务通过求职自立。西方国家工作福利制度对完善我国低保政策有重要借鉴意义。“工作福利制度”即是“为你的福利而工作”，它是一项强制性的劳动力市场计划，其特点是突出被救助者的义务，该项制度规定凡是有劳动能力的被救助者需要为救助金而工作，否则会失去被救助的资格。其二，在保障标准上，进一步扩大有劳动能力低保对象与无劳动能力低保对象之间的差别。实践中，可以采用“收入豁免”、“就业补贴”等措施鼓励有劳动能力低保户就业。

（四）扩大附带福利的申请资格，弱化其对低保对象退出救助的影响。博弈的扩展分析模型显示，对于很多的低保对象而言，低保的附带福利效用非常高，如果低保对象就业后立即丧失低保附带福利领取资格，可能对这些家庭产生过大的负面影响，这也成为许多低保户不愿退出低保的重要原因。笔者认为应该把附带福利的申请资格由低保家庭扩大到低收入家庭或者有特殊困难的家庭，从而弱化附带福利对低保对象退出救助的影响，也就是说，即便一些低保家庭因为就业收入有所提高而退出低保，但只要未超过低收入线，他们仍然可以继续享受附带福利，这就消除了低保户退出低保救助的障碍。

注释：

(1) 民政部网站相关统计资料计算（见http://www.mca.gov.cn/article/zwgk/tjsj）.

(2) 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71.

(3) 黄晨熹.城市低保对象求职行为的影响因素及相关制度安排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7(1):149.

参考文献：

[1] 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 杰弗瑞·A·杰里等.高级微观经济理论[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2005.

[3] 洪大用.社会转型期中国社会救助[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

[4] 黄豁. 就业不如“吃低保”.望[J]，2006（16）.

[5] 田奇恒. 对城市低保对象就业意愿的分析. 统计与决策[J]，2007(7).

[6] 王磊.城市低保基层实践问题刍议.宁夏社会科学[J]，2008(5).

[7] 章彬，高向东.城市低保与就业问题的经济分析.江淮论坛[J].2007（3）.

[8] 邓蓉，周昌祥.在反福利依赖中社会工作对社会政策方面的介入.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J]，2007（11）.

[9] 桂勇. 经济转型、关系强度与求职行为一项关于失业群体的实证研究. 世界经济文汇[J]，2004（2）.

[10] Fudenberg , Drew and Jean Tirole,1991,Game Theory, Chapter 8-9,MIT Press.

（责任编辑焦德武）

建筑与文化:德国城市发展的视角 篇7

建筑是艺术的观点, 总是出现在理论之中。但是在中国的大城市 (也包括其它地方) , 近年的建设主要是为了将人们 (乡村地区的居民) 吸引到城市中, 所以本身与艺术并没有直接关系。包括开发商、建筑师和建筑企业在内的一部分人是为了利润而行动;而另一些人, 也就是那些大城市之中的政治家和规划师, 则在考虑如何为那些来自乡村、以及原先居住在城市中心 (胡同和城中村) 、但是后来被迫搬离的居民提供或多或少合适的居所。这些活动本身缺乏建筑艺术中所提出的在文化和道德方面的责任, 而且也没有留下多少时间给艺术和文化。当然, 雄心勃勃的市长在城市里给全世界的建筑师分配了大量服务于艺术的建筑任务, 比如歌剧院、音乐厅、或者博物馆等, 这些建设所带来的文化参与吸引了大量公共关注。但是这种通过可见的建筑事件所能够产生的说服力是有限的, 因为其与中国的建筑传统相割裂。因此这些建筑物主要的作用在于显示中国的现代化成就, 以便快速发展大城市并参与全球竞争。在中国的许多地方, 新的文化建筑往往只是巨大的建筑雕塑, 由于没有与城市或者区域的文化传统建立足够的联系, 其内容对于加强社会的认同感作用有限。面对许多文化传统的丧失, 人们目前还没有能够成功地将现代社会的功能要求整合到传统的建筑之中, 往往只是将中国传统建筑转变功能, 使其作为展示品为国际和国内的旅游服务。

在像德国这样的国家, 通过观察当前中国城市的动态, 能够发现很多自身在100年前曾经历过但是已经不再出现的现象。这涉及到诸多的原因:城市化早已结束, 城市和乡村的差别普遍被取消, 人口的发展也表现出稳定性。如果没有来自欧洲别的区域和世界范围的移民, 这个国家的人口将不断萎缩。大多数的城市不再增长。因此与中国城市面临不断扩张相比, 德国的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则必须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 处理经济、社会、文化与生态方面的挑战, 通过合理的决策进行权衡并维护社会关系。在这一背景下, 城市对于保护现有的建筑文化有着明确的规定, 公共部门和私人媒体都对建筑文化相关的实践进行严格的监督, 腐败在这种环境下也就没有土壤。此外, 一个特殊的情况是,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 德国许多的城市都被摧毁了, 这使得人们对于维护地方建筑文化的信念非常牢固, 所以今天德国的许多内城地区在体现自身文化的建筑传统方面有着出色的成就。内城地区一般进行了高密度的建设, 建筑高度也受到限制, 通过限制交通等措施, 城市街区及其充满吸引力的公共广场和公园, 成为受居民青睐的生活空间。如果出于经济动机希望改变这种结构的话, 一般都会出现大型的市民活动请愿加以抵制, 并获得成功。此外, 对于德国经济来说, 国际上成功的德国企业知道, 只有通过那些有吸引力的生活空间才能够留住高质量的劳动者。因此, 德国的城市在工作和居住、以及在培训和休闲之间, 实现了必要的平衡。中国的城市也即将面临这些挑战, 对于建筑师和规划师来说, 需要为市民们维护和塑造生活空间的工作, 这些空间将帮助实现文化以及和谐的城市生活。

在新的一期《建筑与文化》杂志中, 将有选择地对德国的城市和建筑实践进行介绍。文章将会展示出, 在不同规模的城市政治和社会环境下, 面临全球化世界中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挑战, 城市所应关注和努力的核心, 在于遵循资源友好的模式, 同时保证并提高市民的生活质量, 并保持其自我的文化认同, 同时探索解决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冲突与矛盾的方法, 并将市民引入到决策的过程中。这些经验可能对于中国城市的政治家、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带来启发, 用于探索符合其自身条件的地方战略, 以实现和谐的城市发展。

基于城市文化视角 篇8

一般说来,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标志, 是人们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中心, 城市化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城市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 是一个民族赓续绵延的记忆载体, 每个时代都在城市建设中留下了自己的痕迹, 文化作为一个城市的气质、风骨和灵魂, 本质上反映的是城市精神文化的特质[1]。而公益文化作为反映精神文化中的主流文化在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起着主导和引领的作用, 它代表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核心价值观, 它应是最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服务于社会公众的、人民的、共享的、多样的、先进的、福利性的文化事业。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当前我国已形成以三大城市群、七大城市带、50个大城市圈的多中心城市区域化格局。而这一新型城市化格局的出现, 使得城市间的联系出现了多元化全方位的时空变化, 也使得城市文化的多元性变得更加复杂多变。开放、平等、共享几乎成了现代城市文化服务需求的代名词, 市民对政府有关城市文化管理与服务方面的诉求也变得更高, 单一的政府提供已很难满足公众的需求;而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虽然使得城市文化在市场化运作方面获得了骄人的成绩, 极大丰富了公共文化产品, 满足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文化需求。但市场毕竟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 有市场就必然有竞争, 因而竞争机制就顺理成章地将大多数人排挤在了文化产品的大门外。然而, 人们需要享有文化, 人们想拥有文化, 从而自发的、自娱自乐的、以社会为代表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民间团体、社会组织应运而生。当前网络文化的流行, 就是人们对文化诉求的一个典范。政府、市场、社会三方成为了相容交错、不可分割的、相互联系的有机体。政府应如何提供服务、市场应如何规制发展、社会应如何管理这一系列的问题, 我们似乎可以从多中心治理理论中探寻到答案。

一、多中心治理理论

“多中心”一词首先由英国学者迈克尔·博兰尼 (1951) 在《自由的逻辑》一书中提出, 并开创了“多中心”理论分析万事万物的先河。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学者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和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夫妇, 对“多中心”理念作出实证贡献, 为此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获得了200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

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和蒂伯特、瓦伦 (1961) 在《大城市地区的政府组织》一文中, 肯定了地方政府单位独立行政的有效性。他们认为, 地方政府管辖单位的治理模式是多中心的政治体制。“多中心”是指许多决策中心, 它们在形式上是相互独立的, 多中心决策之间通过竞争的关系与对方开展多种契约性和合作性事务。

奥氏 (1971) 在《多中心》一文中, 提出民主社会的重要特质是决策权能够广泛分散, 个人有充分的裁量权或者自由。在市场、司法、宪政、政治联盟、公共服务领域行为中存在着多中心结构, 只要没有一组决策者单独能够控制所有决策机构行为, 地方政府的治理就能够在多中心体制下出现。

全球治理委员会 (1995) 在《我们的全球之家》的报告中, 界定治理为: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

虽然多中心治理理论还不成熟, 但在实践和各种理论的综合中, 可以将其基本框架描述为:针对社会公共物品和服务所建立的具有网络型结构, 以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公民社会、国际组织、社会组织等为主体的, 以实现公民利益最大化和公民多样化的需求为目标的, 以“合作-竞争-合作”为主要方式的管理模型。

二、城市公益文化实施多中心治理的可能性分析

(一) 多中心城市区域的形成为公益文化在空间上的多中心治理提供了可能

空间结构多中心化是城镇密集地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普遍现象和规律。城市作为公益文化的空间物质载体, 形成和发展是社会生产力逐步集聚与高度集中的显著标志 (尤其是现代城市) , 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具体体现。城市作为人类聚居的主要场所, 已成为经济、政治和人民的精神生活的中心, 是前进的主要动力。但每一座城市都不是一个孤立、封闭的体系, 它与相邻的区域和诸多的城镇都有着密切联系, 因此, 每一座城市都是区域城市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多中心城市区域由此形成。在这里, 我们可以将这个多中心城市区域简称为城市群。

从“十一五”开始, 城市群建设已成为我国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从结构上看, 城市群是由一个或两个超大或特大城市为核心的, 由诸多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共同构成的相互联系、相互依托的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因此, 城市群是由若干个不同级别 (省、市、地) 的城市和诸多个相同级别的城市共同组成的。也就是说, 一个城市群是由若干个不同级别的、有隶属关系的行政机构 (纵向) 和诸多个相同级别 (横向) 的行政机构共同协调管理的区域。而这些行政机构为公益文化的治理天然地提供了相当数量的管理主体, 这些管理主体纵横交错且形成了一个网络式的有诸多结点 (中心点) 的多中心管理机制。城市群的形成为多中心治理在空间上提供了物质载体。

(二) 城市公益文化的多元化使得多中心治理方式成为必然

“城市文明普及率加速定理”认为, 城市化达到一定水平 (20%~30%) , 城市文明就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而在社会范围内普及加快, 城市文明辐射力随着城市化程度的发展和提高呈加速增长的态势, 城市文明覆盖的区域大于城市社会区域[2]。普遍认为, 2010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已达到47.5%, 预计我国的城市化率在2030年将达到65%, 由此可以看出, 我国的城市化率的发展速度是极快的。根据城市文明普及率加速定理可以断定, 未来我国城市公益文化的发展速度、辐射力度和覆盖范围的发展也必将是飞速的。

文化的快速发展与文化的广泛传播是分不开的, 文化传播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原因, 是它促进了文化的同一性与多元性, 为文化向更高层次的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驱动力。文化传播是一个群体的文化要素流向另一个群体, 并被融合进入后者自身文化的过程与结果, 也可以看成是一个文化集团中的人们从另一个文化集团中借用一定的文化要素的过程。因此, 文化是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国家所创造的丰富多彩而形式多样的文化成果。文化的多元化主要表现为区域间的不同。从宏观看我国文化可分为南北两大派系, 从微观看一个城市内的各个区、县因其历史成因不同其推崇的文化核心理念也会不相同。文化的多元化直接导致了公益文化的多元化, 多种不同文化核心理念在一起相互交融发展, 使得多中心治理方式成为必然。

(三) 社会公众的多层次需求成为推动城市公益文化多中心治理发展的内动力

文化是人类基于自身多层次需要而独创的一种主动适应环境的生存方式[3]。公益文化的公益性主要表现为社会公有、社会公享、社会公用三方面, 因此, 公益性就要求要面向社会、面向公众, 为社会民全体公提供平等、均等、无差别化的服务, 其目的就是要追求社会效益最大化。而社会效益最大化实现的基本前提就是要在最大范围内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人类需求的多层次性, 就是要求公益文化产品和服务提供的多种类、多渠道。

目前, 我国城市公益文化总体发展水平不高, 无论是从物质层次还是制度层次都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一是从表层 (物质层次) 看, 城市建筑风格千篇一律, 缺少城市个性, 城市文化遗产破坏严重, 图书馆、博物馆少得可怜, 广场、公园、街头艺术雕塑都成为可望而不可即的奢求, 交通拥挤, 尘土飞扬, 树木草坪鲜花都成了难得一见的风景。二是从中层 (制度层次) 看, 制度不健全, 规化不长久, 城市文化建设受制于管理者的美学水平与对文化的理解程度, 在公益性文化的范围认知上存在着理论缺陷。公益文化表层与中层的缺失, 更多地唤醒了人们对享有文化、获得文化的渴望, 公共对公益文化的强烈诉求成为多中心治理发展的强大的内动力。

三、城市公益文化多中心治理模式的建立

根据奥氏的多中心理论和上述对城市公益文化的分析, 可以确认在城市公益文化服务领域行为中存在着多中心结构, 地方政府对公益文化的治理已在多中心体制下出现了。因此, 在多中心治理理论框架下, 可以建立一个有网络型结构的, 以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公民社会、国际组织、社会组织等为主体的, 以实现公民利益最大化和公民多样化的需求为目标的, 以“合作-竞争-合作”为主要方式的公益文化服务体系模型。该模型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包括集权、分权和放权等多种管理形式的多元复合模式, 集权、分权和放权多元交叉与并存构成了一个繁杂的、多层次性的、多元化的公益文化服务体系。其具体模式思考如下。

1.城市公益文化物质建设上应坚持以政府服务为主导, 以提高公众对文化活动与管理的参与度为根本, 以市场运营机制为辅助的多主体、多中心模式。

2.城市公益文化的行为建设上以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为核心, 注重推广广场公园文化、街心文化、社区文化、节庆文化以及影剧院文化等多元化文化活动中心模式的建立。

3.城市公益文化的制度建设上, 确保对历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加强地区文化的挖掘与研究, 重视自然文化的合理开发与利用, 从空间上搭建出一个立体的、全方位的治理制度体系。

4.城市公益文化的精神建设上, 应注重倡导主流文化, 彰显城市个性, 提高管理者与公民文化素养, 提升民族的文化自觉。

5.城市公益文化的资金来源上, 应加大各级政府的直接拨款与政策优惠, 鼓励企业投入、社会赞助、民间团体和个人共同介入, 建立一个多层次、多来源的资金渠道。

摘要：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标志, 文化作为一个城市的气质、风骨和灵魂, 本质上反映的是城市精神文化的特质, 公益文化作为主流文化应服务于社会大众。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出现为多中心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 城市群的出现使公益文化在空间区域内的多中心治理成为可能, 文化的多元性、社会公众需求的多层次性共同推动着多中心治理方式的发展和公益文化服务体系治理模型的建立。

关键词：城市公益文化,多中心治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参考文献

[1]贺善侃.国际大都市公益文化比较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 2010.

[2]牛文元, 刘怡君.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9.

[3]陈华文.文化学概论新编[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9.

[4]孙萍.文化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5]陈前虎.多中心城市区域空间协调发展研究——以长三角为例[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6]王志刚.多中心治理理论的起源、发展与演变[J].东南大学学报, 2009, (12) .

基于城市文化视角 篇9

一、国外研究动态及现状

Harris、Ullman、Haggett等国外学者很早就对城市的功能联系和外向服务功能进行过研究和探讨。Smith (1983) 认为“流”, 可反映城市体系的概貌, 空间流的刻画不应是其重点,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空间流揭示区域联系或城镇体系的空间秩序或法则。

英国地理学家哈哥特 (1988) 借用物理学的热传导方式, 把城市之间、城市与区域之间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和技术流等空间相互作用的基本形式分为对流、传导和辐射三种类型。

二、国内研究动态及现状

本文中根据目前的城市流理论在我国的成熟度、应用范围的不断扩展, 研究方法的不断发展, 将城市流的国内综述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2002年--2004年) 关于城市流的研究主要是单个城市的城市流研究, 研究的区域比较具有代表性——发展比较快的城市。朱英明等 (2002) 认为城市流是指城市之间的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技术流等空间流在城市区域所发生的频繁、双向或多向的流动现象。城市流的表现形式为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技术流等在城市密集区的空间流动。他们的研究对象是沪宁杭城市密集区, 依据城市流强度值, 沪宁杭城市密集区的中心城市可以分为三类。张虹鸥等 (2004) 的研究也是采用城市流强度的定量分析方法, 他们研究的区域比较有代表性, 主要是对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城市流强度及其结构进行系统分析, 旨在一定程度上揭示珠江三角洲城市间的相互作用与联系, 该地区的研究对以后学者进行研究具有极强的参考性。

第二个阶段 (2006年--2009年) 的研究也侧重代表性区域的研究, 重心是有所转移, 研究的区域更广, 不仅涉及东部地区, 更涉及了中部、北部等地区;在方法上面, 不仅有通用的方法, 更是引用了SPSS分析方法;不仅有多地区的空间秩序比较, 更有同一地区的时间序列比较。

李桢业等 (2006) 以重庆、武汉、南京、上海四个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经济带共33座城市的外向型服务业数据作为本文的分析对象, 通过计算这两个期间33座城市的外向型产业外向功能量以及辐射强度的变化, 来确认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长江流域主要中心城市及其城市群连绵带的城市流变化情况。

王士君等 (2007) 采用城市流强度的定量分析方法, 对东北三个城市群组“辽中南”、“吉中”、“哈大齐”的区位熵、外向功能量和城市流强度进行了计算分析, 并基于此提出了城市群组的城市流强化与城市整合对策。

赵宇鸾等 (2008) 对广西环北部湾城市群的区位商、外向功能量和城市流强度进行了计算分析, 并基于此提出了城市群的城市流强化及城市发展对策, 以期促进广西环北部湾城市群的发展。王海江等 (2009) 用城市流来描述城市的基本活动部分, 用城市流强度来表征城市对外服务能力的强弱。城市流强度与中心城市的中心性强度具有强相关性, 通过对全国地级以上286个中心城市的城市流强度的计算和结构分析, 总结出我国中心城市对外服务能力的空间格局的的特征。

第三个阶段 (2010年至今) 更加注重在城市流研究的基础之上, 建立有利于各地区发展的网络结构以及城市流发展对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研究的点更细;更加注重区域间的和谐发展。主要研究体现在以下几位学者的研究上面。

朱顺娟等 (2010) 根据城市流强度值确定长株潭城市群三级网络节点, 构建城市网络联系模型来确定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网络联系, 从而构建长株潭城市群网络的基本形式;王海江等 (2010) 通过对中国13个主要城市群的城市流强度与结构分析, 从城市流视角探讨中国城市群对外服务功能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增长情况。研究认为, 由城市流强度占GDP比重而确定的外部贡献率, 是城市的基本活动部门对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份额, 城市群区域内部密切的经济联系与交流提高了各城市的外部贡献率, 由城市间密切经济联系而形成的城市流是城市群演化发育的内在机制之一。

2011年的研究主要体现在:研究的方法采用了线性回归;研究的目的是提出区域发展的建议;最终促进区域的发展。陈群元等 (2011) 基于城市流强度理论模型, 对环长株潭城市群的城市流强度值和城市流强度结构进行了测算分析, 得出本城市群多数城市的城市流强度值偏小, 城市间的空间联系偏弱, 究其主要原因是各城市的综合经济实力不强, 产业的外向度不高。再对城市流强度值与三次产业的关系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发现第二产业对城市流强度的影响大于第三产业, 环长株潭城市群仍然处于以工业增长为主的初级发展阶段, 最后, 提出了环长株潭城市群各城市提高城市流强度和增强空间联系的对策。

2012年和2013年的研究更加体现了, 城市流的研究方法及形式更加全面;城市流只是研究的工具, 最终还是为地区和国家的发展来做贡献的。郭建科等 (2012) 以中国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 将货运量作为切入点, 把城市流模型改造为城市货运外向服务功能模型, 应用Arc GIS空间分析手段, 测算各城市水陆空等不同运输方式货运外向服务功能。对1989年和2008年的数据和计算结果进行对比, 揭示货运外向服务功能在中国城市体系中的空间分布规律和等级结构, 考察各城市在整个国家层面和所在区域货运空间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赵林等 (2012) 基于城市流强度模型和城市间相互作用强度模型, 以中原经济区29 个城市为研究区域, 对中原经济区的城市内在经济联系进行了分析。据此, 提出了优化中原经济区城市经济联系的对策, 服务于中原经济区的发展;徐慧超等 (2013) 以中原经济区为研究区域, 选取2000、2003、2006和2009年4个时间截面, 采用城市流强度模型对中原经济区28个城市的城市流强度进行了测度。根据计算结果, 运用Q形聚类法, 将中原经济区28个城市的城市流强度划分为15种类型, 同时, 进一步分析了中原经济区城市流强度的时空演变规律。

三、结论

以上就是城市流的相关文献综述, 由以上文献我们也可以看出, 城市流的研究区域虽然广、方法也多, 但是始终没有一篇关于云南省的城市流研究, 所以本文是立足于全国城市流的基本研究——用文献综述的方式方法对云南省的城市流研究提出思考的路径。

摘要：城市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成果, 并且随着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 城市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影响和作用日益增大。城市化水平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达程度, 特别是工业化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 另外, 随着新兴的信息技术、空间技术、生物技术等一系列技术革命, 地区间的合作不断深化, 基本经济单位将不再是单个城市, 而是一个个组合起来的、实力雄厚且具有战略优势的城市圈或城市群。本文是立足于全国城市流的基本研究——用文献综述的方式方法对云南省的城市流研究提出思考的路径。

关键词：城市化,城市流,文献综述

参考文献

[1]Smith S.Recreation Geogra Phy[D].London:Longman, 1983.

[2]朱英明, 于念文.沪宁杭城市密集区城市流研究[J].城市规划汇刊, 2002 (1) :31-33.

[3]张虹鸥, 叶玉瑶, 罗晓云, 叶树宁.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城市流强度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 2004 (6) :117.

[4]李桢业, 金银花.长江经济带外向型产业城市流分析[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06 (3) :117.

[5]赵宇鸾, 林爱文, 骆建礼.基于城市流强度的广西环北部湾城市群发展研究[J].山西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22 (3) :89.

[6]朱顺娟, 郑伯红.城市群网络化联系研究——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J].人文地理, 2010 (5) :65.

[7]王海江, 苗长虹, 郝成元.中国城市群对外服务功能强度与结构分析[J].人文地理, 2010 (1) :49.

[8]陈群元, 宋玉祥.基于城市流视角的环长株潭城市群空间联系分析[J].经济地理, 2011, 31 (11) :1840.

[9]李王鸣, 江勇.基于城市流要素的区域城市内外部功能联系研究——以浙江省台州市域为例[J].经济地理, 32 (2) :59.

[10]郭建科, 韩增林, 王利.我国中心城市货运外向服务功能空间体系[J].地理研究, 2012, 31 (10) :1849.

基于城市文化视角 篇10

关键词：小城市,景观提升,城市文脉,景观特色

1 引言

在如今的新疆, 人们在感叹小城市的大量涌现为经济发展不断注入新鲜血液的同时, 也发现它们的景观建设处于模仿复制的阶段, 没有自己明显的特色, 但是小城市的景观要素的单一雷同, 又使其呈现出可塑性极强的一面。小城市景观处在大城市与乡村景观的相邻结合部, 比起大型城市具有先期建设的前瞻性。而城市文脉是城市发展过程中流淌在人们心中记忆的呼唤, 是城市特色重要体现点, 利用文脉来烘托城市特色是现阶段城市景观提升的大方向。

2 研究现状与方法

一直以来, 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大环境下, 新疆在全国经济发展当中处于劣势。当前, 在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 新疆大力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 小城市景观的提升不仅有利于人民幸福感的提升还可以缓解人们对大城市的不断涌入造成的环境危机和生活压力, 而且对于外来的投资以及社会的稳定都有着支撑作用。而单纯的提高城市绿地率, 滥用文化的标签来追求景观的特色, 对于城市生态环境的提升明显是盲目而不科学的。

本文从城市文脉发展分析入手, 根据新疆实际的发展状况, 结合笔者的实际调查与项目经验, 从城市文脉构成要素的角度的探究新疆小城市景观提升的方向。

3 新疆小城市文脉分析

3.1 新疆小城市文脉

城市文脉被广泛认同是城市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城市整体与文化背景的关系[1]。新疆小城市文脉不仅指新疆本身的自然环境, 还指伴随着城市发展长河中积淀出的多民族特色的人文环境, 包括人、建筑、经济文化背景, 政治、民俗文化等。小城市文脉不同于大城市文脉清晰的发展与沿革, 是受到聚居人群的变化、小城市扩张与发展机遇的变化而变化的。

3.2 新疆小城市文脉发展

新疆有13个世居民族, 现有53个民族, 文化灿烂, 资源禀赋, 是一个历史文化不断冲击和融合的地方。加上本身气候干燥, 降雨稀少, 也形成了独特的自然地貌和人居环境。目前新疆需要稳定发展的局势, 在要求文化同化、民族相互理解和认同的前提下, 把与众不同的城市文脉作为城市发展的生命线, 不仅可以作为景观设计的基础, 还能为新疆的和谐稳定、文化输出贡献力量。为赢得政绩, 道路修建呈现“领导特色”, 一修再修, 频繁的道路更改导致生态环境遭到更大的破坏, 新疆的小城市必须改变以往“领导一动、规划重弄”的思想。想要走出一条特色化景观提升的道路, 就必须深刻的挖掘当地的城市文脉作为景观创作的要素, 而不是随意的给园林绿地加上的文化的标签, 这不是特色的表现, 是对文化符号的滥用。

3.3 新疆小城市文脉构成要素

新疆小城市的文脉大致可以分为自然环境、建筑人居环境、地域文化、科技创新等[2]。随着城市的发展, 周围环境机遇的变化, 城市文脉也在与时俱进的发生改变, 例如政治文化沿革、新发掘的动植物资源, 古墓遗迹等。

4 基于新疆小城市文脉角度的景观提升方向

4.1 新疆小城市自然环境的控制与优化

新疆地广人稀, 大片的沙漠抑制了许多人类生存活动, 而治理沙漠修复生态有利于促进小城市的扩张与发展, 也是为了更好的适应人类活动。例如克拉玛依市一直致力于荒漠治理, 周边盐碱化严重, 开始只能种植地被, 将沙土固定, 再进一步的种植耐盐碱耐干旱的树种, 在种植树木的时还需铺设稻草以提高土壤锁水性, 以达到对自然的控制与优化。

目前, 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示了2013年国家园林城市 (县城) 的名单, 新疆地区榜上有名的分别是:乌鲁木齐市、阿勒泰市、五家渠市、尉犁县、泽普县、巩留县、尼勒克县。基于自然环境的角度来看, 小城市的城市绿量已达到一定水平, 这仅说明我们园林绿化取得一定成效, 却不能代表实际的景观效果。新疆干旱的气候导致植物种植单一, 生态系统不稳定。因此在园林绿化的道路中仍存在植物盲目填充的现象, 例如2015年哈密地区在进行街头绿地景观提升过程中发现仍存在树木间距过窄, 没有复合的乔灌草植物种植形式, 更别提形成一定的景观效果了。从前的新疆小城市景观只是一味地追求绿化覆盖率, 这是一种粗犷的景观提升形式, 当然这也跟我们大片荒漠的土壤和干旱的气候有着密切的联系, 但是如果我们能对单一的生态系统进行有效地控制与优化, 那我们的景观建设就是不是盲目的拼凑而是有计划的实施。

4.2 新疆小城市建筑人居环境的模仿与发展

从建筑人居环境的方向出发, 在渴望发展的小城市建设中, 避免不了模仿大城市的现代化建筑风格。当人们身处高楼之中, 就相当于处在两山的山谷之中, 天空也被局限在头顶的较小区域之中, 唯一不同的是山谷斜坡经过景观布置就能带给人独特的视觉感受, 高楼林立带给我们的只有局促的压迫感。从建设城市天际线的角度出发, 小城市建设应重视开敞空间景观建设, 以增加功能性和休闲活动为重点, 以微观为改造为基础, 营造丰富的、有机的、亲切地城市生活空间, 成为有特色的绿化核心地带。因此在景观建设方面应当应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 将园林绿化细致化, 为打造城乡旅游休闲特色城市做铺垫。让景观做城市的导游, 用景观来诉说我们的故事。

从建筑材料的选择来说, 新疆有大片的沙漠, 使得靠近沙漠地区的原始民居大量采用泥土和砖块, 这一传统也影响现今乌鲁木齐、昌吉市地区建筑物主基调。由此, 乌鲁木齐市、昌吉市建筑颜色多采用土黄色, 建筑材料的选择使得城市的色彩和质感与周围环境相统一, 这体现了我们的建筑在模仿自然的人居环境并不断向前发展。

4.3 新疆小城市地域文化的差异与共生

现今新疆共有5个民族自治州, 6个民族自治县。每个民族有不同的特色, 在新疆还有一种特殊的文化, 那就是兵团文化, 是带有军队文化和履行国家使命的文化, 这类城市的文脉发展是经历了本土与移民, 先屯垦后现代化建设的这一多维、动态的发展过程[3,4]。景观提升的方向不应局限在某个民族特色的范围内, 而是接受差异获得共生。

乌鲁木齐市作为首府, 它的地域文化较为复杂, 而多数小城市民族成分较为简单, 都是以一个民族为主, 多民族共生的状态。鉴于新疆少数民族善于用歌舞来表达幸福生活, 越来越多的民族歌舞的题材也被应用于园林景观当中。干旱沙漠环境下, 沙漠驼队等元素也被应用于设计元素中, 完全展现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特质。而像五家渠市是典型的兵团屯垦戍边性城市, 这是一座被誉为军人奠基的城市, 城市文脉更多体现的是军队文化和以国家意识为主流的思想[5]。为纪念屯垦而命名的军垦路, 为纪念革命52位英雄的将军街, 这是其他城市所看不到的风景, 体现了这个城市独特的风骨。

4.4 新疆小城市新技术新材料的冲击与融合

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园林建设的材料方法推陈出新, 为城市景观增添了新鲜的色彩。植物栽培养护技术的提高, 让一些优良的野生植物种质资源通过引种驯化成为景观提升的材料, 如已成为新疆行道树绿化热门品种的新疆小叶白蜡, 庭院观赏的疣枝桦、天山花楸等都是经过引种驯化的[6]。然而对于引进外来树种所造成的水资源、管护成本的消耗以及病虫害都表明发展乡土植物才是城市园林景观提升关键。新疆小城市向较大城市发展的速度较为缓慢, 是新的种质资源发挥应用的重要战场。

2013年被国家评为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的库车老城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工程, 让人们再一次意识到, 历史悠久的建筑、街道、胡同、牌坊等这些能够完整的表达城市文脉的元素, 不应该在城市化的拆迁过程中被完全消灭。在科技不断推陈出新的今天, 我们在景观建设中更应该保护和发展城市的历史文脉。

5 结语

新疆小城市正处在经济建设的起步阶段, 应当借鉴国内发达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在当今中国园林崇洋媚外热的影响下, 我们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 立足当地的生态文化环境, 结合现状, 重用乡土植物, 改变在绿地布置上不均衡、开发前期没有前瞻性等情况。迎着“十三五”规划所提倡的切实改变“规划规划, 纸上画画, 墙上挂挂”的思想, 新疆小城市景观提升应追求变化之中有对比, 对比之中有亮点, 真正做到“景为人用, 人为景迷”的景观提升。

参考文献

[1]李钢.城市文脉构成要素的分析研究[J].辽东学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 , 2010, 17 (4) :343~346.

[2]苗阳.我国传统城市文脉构成要素的价值评判及传承方法框架的建立[J].城市规划学刊, 2005 (4) :40~44.

[3]张宇川.兵团文化与和谐民族关系构建研究[D].石河子:石河子大学, 2014:15~19.

[4]马远.新疆特色城镇化路径[D].石河子:石河子大学, 2011:17~25.

[5]席霍荣.兵团文化生成与变迁的过程及分析[J].兵团党校学报, 2009 (3) .

基于企业文化视角的企业预算控制 篇11

【关键词】企业文化；企业预算控制；措施；体系建设；关系；预算管理；预定目标

作为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预算控制是企业资金调控能力提升与利用情况改善的重要途径，是关乎企业整个管理环节、集预测、决策为一体的综合性工作。预算控制对企业管理水平提升与企业经济效益提升十分有利。作为一个企业的灵魂，企业文化是企业发展的基础，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企业文化建设能够对其管理制度、管理模式上的缺陷加以弥补，是企业凝聚力增加与市场竞争力有效提升的保障。本文以预算管理为出发点，对企业文化对预算管理的影响作用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企业文化理论和预算管理实践，以实现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检验理论的作用。

一、企业文化和预算控制的关系

企业文化和预算控制关系存在相互影响与相互独立的关系，企业文化和预算控制都服务于企业生产经营，实现企业经济效益最大化为其目标，以此确保企业健康发展。从形式上分析，企业文化和预算控制具有独立性，预算控制制度是确保企业健康运行的制度基础，其具有法治性，但企业文化以思想观念形式存在，其对企业生存、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具有德治性。如图1所示。

以预算控制、企业文化两种视角分析，两者又存在相互影响作用。第一，企业预算的有效性、稳定性对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决定作用，是企业投资、获利的根本保障。作为一项复杂、长期的运行机制，预算控制系统能够对企业经济效益加以全面衡量，是体现企业运营效果、员工工作效率的重要平台。通过企业预算控制制度建立与完善，能够对预算管理水平进行有效提升，这也是企业发展的客观需求。但在发展、完善各类预算模式的同时，往往存在预算制度流于形式的问题。由此可见，必须建立核心“理念框架”，才能达到良好的效果。

第二，企业共同价值观包括企业经营理念、经营风格与管理制度，以上价值观存在于企业文化内。企业文化建设与制定、实施预算制度起到决定作用。企业文化不仅包括道德品质，更需要约束机制的制约，也就是企业文化对企业发展方向、行为起到约束作用，并能够通过正确的价值观进行企业预算制度的建立，以此对员工行为加以合理支配，并有利于企业发展。企业文化与预算控制存在形式性差异，对企业也具有不同的影响方式，但其好坏将对企业经营效果造成直接影响。通过2者充分融合，可对企业运营管理中存在的不合理性加以有效处理，是企业管理水平有效提升的根本保障。

二、基于企业文化的预算控制体系研究

1.基于企业文化的预算编制

作为企业目标现实的前提条件，预算编制需对企业内外部环境与企业掌握的资源进行充分考虑，按照目标与近期工作计划对企业全部资源进行合理规划、调配，实现预算准确性。零基预算、增量预算、固定预算与弹性预算等为预算编制的主要方式，其原则为上下结合、分级编制等。通过调查企业经济发展情况及重点财务收支，进行合理预算编制，并在分析、论证经济、资金及其变化发展的前提下，进行预算编制有关指标的合理选择及进行标准预算模型的建立。按照可预见的经济性、政策性和管理性等因素，选取定员定额管理方式，并根据工作福利标准、部门性质、职能与工作量等对预算进行划分，并进行中长期预算合理制定，在与企业具体情况相结合的前提下，进行综合性、可行性、准确性预算编制。

2.基于企业文化的预算执行与控制

规范性、高效性与严肃性为预算执行的要求，为避免预算流于形式，要求预算编制数据具有准确性，在预算执行过程中，随着环境变化为避免数据出现误差，必须增强预算控制力，调整预算。通过长期宣传引导，可在企业管理、文化活动中，全面贯入预算管理制度，将预算控制逐渐转化为企业、员工的共同价值观，并加大预算数据执行跟踪力度。同时，各部门需进行预算执行制度的建立，以此对该部门预算执行情况进行详细记录，并为预算结果评价提供可靠依据。

3.基于企业文化的预算分析与考核

分析与考核在预算管理循环中对整个预算控制极为重要，如预算分析、考核不到位，将对预算权威性造成严重影响，并无法将其指导性充分发挥出来。因此，必须对预算分析加以重视，并按照预算考核奖惩，对员工采取合理的激励措施，只有这样才能将其自身价值最大限度的展现出来，才能提升企业运营的稳定程度。对于企业而言，业绩考评体系是否完善，对预算责任落实极为重要。为此，需进行关键指标业绩考评体系的建立，将预算目标落实到个人，通过关键业绩指标的确定，在预算数据和实际数据产生误差时能够落实责任人，做到赏罚分明。

三、企业文化视角下企业预算控制的措施

1.设计战略导入的运行机制

首先，扩宽企业预算控制职能，转变传统职能，达到整合预算职能，如预测、决策、计划等。以企业战略为向导，进行价值化指标的确定，确保预算编制符合企业战略目标。

其次，动态预算指导下，有效结合战略逼近和预算滚动，以上年预算数为未来期预算基础，并与本年度经营战略、投资重点等充分结合，降低对预算值的影响，并对未来期预算目标加以准确确定。

最后，通过预算管理信息系统平台，达到共享预算需求链上下层、同层信息，挖掘出影响企业价值的关键因素，为战略决策提供可靠依据，并对优化配置预算资源提供有利条件，以此对内外部不断改变的经营环境加以适应。

2.充分利用企业文化和预算控制的同质性，相辅相成

企业文化和预算控制存在诸多同质性，通过对两者同质性的充分利用，可达到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作用。作为预算控制的前提条件，企业文化是否优秀需要完善的预算控制体系作为支撑，在特定企业文化理念指导下可进行预算控制的确立，如预算控制与企业文化根基想脱离，则具备强大的生命力，更不能实现预期效果。如预算控制无法获得企业员工文化价值观的肯定，则无法将员工工作积极性充分调动，也无法确保预算执行的有效性，更不能实现预算控制目标。为此，必须将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作为预算控制系统建立的基础，并将其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实现企业健康稳定发展。

与此同时，作为企业文化的保障，预算控制可将企业文化落实于规章制度，提升企业文化价值。作为一种量化控制机制，预算控制可实现企业文化理念的进一步强化，可对企业员工的行为加以制约，避免与企业文化精神偏离，具有刚性特点。因此，预算控制的合理性可落实企业战略规划，促使企业文化充分融入经营管理过程，达到各部门职责分明，全面贯彻执行企业规章制度，并进行良好工作氛围的创建。

3.发挥企业文化和预算控制的异质性，相互补充

企业文化与预算控制不仅具有同质性，还具备异质性，其从不同侧面对企业员工行为起到影响与制约。作为一种柔性控制模式，企业文化能够激励、制约员工行为，进而保证企业战略的顺利实施。但因企业文化具有抽象、理念性特点，为将其功能充分发挥出来，必须利用具体制度设计。作为企业制度的一种类型，预算控制是企业文化功能发挥最佳载体。基于此，预算控制制度设计必须将企业文化的作用充分体现出，将企业文化所传达的理念、精神进行具体行为规范要求的转化，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企业预算预期目标，才能达到企业战略目标。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作为现代企业管理的重要模式，预算控制在我国得到了广泛地应用。组织、编制、执行、反馈、报告与考核预算可达到一个动态、全面的管理控制循环系统，可对企业内部各部门间的关系进行协调、整合，以达到企业整体战略目标与经营目标。基于企业文化视角，企业管理人员必须对预算控制工作加以重视，切实履行预算工作的主体责任，实现预算控制的合理性、科学性、可行性。

参考文献：

[1]张先治，翟月雷.控制环境对预算控制系统的影响[J].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0（11）.

[2]伍雪媚，张榆琴，袁静梅，李学坤. 浅析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财务风险管理[J]. 中国商论.2015（25）

[3]陆云芝，俞峰.基于人本视角的管理会计价值创造研究——以海尔集团人单合一管理为例[J]. 财会通讯.2012（28）.

[4]陈希琴.论预算控制方法的综合应用[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003（01）.

[5]张兆国，孟岭. 论企业人格化预算控制模式的构建[J]. 商业会计.2003（06）

基于城市文化视角 篇12

一、自组织的视角

自组织理论是前人通过研究自然系统中的自组织现象发生和发展出来的理论, 自组织理论是由包括普里戈金等创立的耗散结构理论、哈肯等创立的“协同学”理论、艾根等创立的“超循环”理论等一组理论群构成。尽管这些研究者在各自的领域从不同的视角出发获得了不同的理论, 但这些理论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自组织理论体系。这些不同理论的研究对象都是远离平衡态的、非线性的复杂系统, 这类系统在演化过程中, 如果没有外部力量强行驱使的情况下, 会使系统内部各成员协调动作, 导致时间的、空间的或功能上的联合行动, 出现有序的结构[1]。也就是说如果系统在获得空间的、时间的或功能的结构过程中, 没有外界的特定干预, 我们便说系统是自组织的。如自然界中自发形成的宏观有序现象, 如星系的形成、蜜蜂筑巢等看似个体纷乱的活动, 实质是形成了一种结构上的有序, 都是自组织现象。具有自组织功能的系统必须具备: (1) 系统开放是形成耗散结构的前提。即系统与外界环境要有持续的物质、能量以及信息的交换。 (2) 非平衡态是系统形成有序结构的源泉。非平衡是指系统远离平衡态和近平衡态的一种状态。 (3) 系统有序的动力之源是系统内部要素之间的非线性作用。

从自组织的视角研究城市社区文化实践具有多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首先, 根据自组织理论探讨城市社区文化发展规律和条件, 为城市社区文化发展过程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其次, 研究城市社区文化自组织发展的意义, 最重要的在于尊重文化发展的“自下而上”的自组织发展规律, 从而把外界推动与自组织结合起来, 使有计划的干预发展转化为系统的自组织, 使这种动态运作方式成为一种社区文化发展的推动力量, 而不是想象中的最终发展结果, 或成为文化发展的制约。自组织这一应用于复杂系统的理论, 对于城市社区研究来说, 其实践意义不在于通过它来建立城市社区文化发展的模型, 而是在于改变人们对于促进城市社区发展的态度, 从而最终影响到人们的行动。

二、自组织视角下的城市社区文化建设分析

1.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缺少开放性。自组织理论认为, 一个孤立封闭的社会系统往往会随时间的推移, 使系统变成一个死寂的自我循环, 这种循环因为缺乏对外物质和能量的交换而成为一种平衡的稳定态, 这种稳定态没有发展的活力。

目前, 大多数城市社区在文化建设中表现出封闭性:一是表现在资源利用方面。行政化色彩浓厚的“单位化社区”一直是社区管理的传统, 尽管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住房制度的改革使现代社区已经成为“居住型”社区, 但传统的管理思维仍然存在, 致使社区外的社会服务资源难以介入社区, 大多社区在文化建设方面, 都是试图在社区内进行, 关注的焦点也是社区内的有限资源, 一旦社区内资源出现短缺, 如场地不够、资金不足或者专业人员短缺等, 即认为社区文化建设只是空谈, 没有能力进行, 听之任之, 出现部分街道和社区居委会在文化建设方面的不作为, 缺乏开放意识, 因而未能进行外界资源的引进和利用;二是社区组织机构各为一体缺乏合作。城市社区的发展与建设不仅离不开内部组织包括正式组织如社区党团组织、行政管理组织、居民自治组织以及许多民间组织和团体, 同时也离不开与社区相关联的社区外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 这些组织都为城市社区的建设和管理提供支持。但目前城市社区发展未能为所有组织搭建一个进行有效交流和沟通的平台, 在文化建设上未能充分利用这些组织资源, 缺少组织之间的协调合作。

2.社区文化系统内部要素之间缺少非平衡性。非平衡是有序之源, 非平衡性是系统自组织形成的前提。正是因为系统内部要素存在类别的多样性, 才能形成一种势差, 从而产生流动。

社区文化建设缺少非平衡性表现在:社区文化活动成为社区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调研中获悉, 大多数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中, 都把社区文化建设的视角瞄准了举办社区活动。这里蕴涵着这样的假设:文体活动即等于社区文化, 多举办文体活动就是建设社区文化。另外, “自上而下”的文化建设模式也使文化建设成为“政绩工程”, 文化活动较其他文化内容更容易量化和凸显业绩, 因此, “文化活动=文化建设”成为大多社区认可的建设方式。事实上, 文化活动仅仅是社区文化的一部分, 在活动之外, 社区还要根据社区成员特点以及地域文化传统的不同, 进行有别于其他社区内容诸如制度文化、物质文化以及精神文化等内容的建设, 以形成各自不同特色的社区文化。城市社区文化是社区构成要素———地域、社会互动与共同的联系等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共同形成的, 包括三个相互作用的层次:一是物质文化, 如社区建筑风格、社区环境、公共设施、道路以及活动空间等。二是制度文化, 如社区的规章制度、居民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以及其他的一些社区管理规定。三是精神文化, 也是城市社区文化的核心和灵魂, 如社区心理、社区意识、社区内的各种类型的文化活动、居民素质以及精神风貌等。此三个层面的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城市社区文化的内涵。只强调社区文体活动的社区文化建设因为缺少多元要素的文化构成使目前的社区文化建设面临多个社区在文化活动和文化组织方面千篇一律、缺少开放性思维、特色文化表现不足、居民缺少参与、文化建设部门出现工作瓶颈等问题, 社区文化建设失去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3.“他组织”模式的社区文化建设缺少系统发展的非线性功能。自组织原理认为, 系统各要素之间的非线性作用是系统有序的动力。非线性相互作用是复杂系统中要素间普遍存在的一种相互作用方式, 它具有互不独立的相干性, 时空上的非均匀性和多体的不对称性等特点, 不能简单地进行数量上的迭加, 而是随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 呈现出不同的相互作用方式和效应, 形成作用对象之间支配与被支配、催化和被催化、控制与反馈等复杂的多维关系。

社区中结构要素的耦合作用中, 系统最基本的构成要素———社区主体即社区居民处于至关重要的作用。居民作为单个的独立元素以各种方式形成各种组织, 从事多种社会活动, 所有的结构要素均通过社区主体连接起来。社区居民以居住区域为基础, 依靠各自的社区行动, 或参与社区管理或参与社区日常生活行动, 形成各种各样的关系, 他们本身的行动参与使城市社区系统成为一个非常复杂的非线性作用体系。就城市社区系统来说, 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1+1关系, 要素之间形成的内聚力是由纵横交错的网络构成。以往的社区文化建设中, 社区政府是社区文化组织模式中最大的动力来源, 政府与社区之间的文化互动成为整个组织模式中的主脉或主干[2]。在政府主导模式中, 城市社区文化建设带有过强的行政色彩和官办特点, 主要表现在从思路、步骤、内容和形式上, 都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安排, 政府明显处于主导地位, 相反社区文化真正的主体———社区成员, 往往处在处于被推动、被教育的地位, 几乎难以显现社区成员的自主性力量, 居委会按照政府或者街道的安排完成任务, 居民在社区发展和建设中几乎任何没有参与, 社区居民之间成为没有任何交集的独立个体。过分强调政府在社区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客观上带来了三个消极后果:一是强化了政府在社区文化建设中的地位, 难以发挥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非线性作用;二是缺少居民的社会行动, 难以建立以居民为主体的各类社会组织;三是“他组织”使居民成为“被动的”参与者, 缺少参与的动力, 难以形成居民之间相互关联的网络。

三、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思考

现代城市社区文化建设过程中, 由于城市生活环境的特殊性, 如城市社区中居民之间交往具有相当的“匿名性”和“职业上的分离”特点;现代高节奏的生活步伐所促使的流动性以及生活压力的增加, 使城市人几乎没有精力和兴趣发展邻里交往关系;另外, 具有依附性人格特征“单位人”所具有的由单位组织、成员被动参与的传统管理路径在目前的社区建设中的仍然存在, 社区成员这种不愿主动参与过分依赖的习惯没有改变, 具有自立、自主、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的现代“社区人”性格没有形成, 因此社区文化建设面临重重困难:社区文化资源不足或者资源难以整合、社区居民不愿参与或参与群体构成不均、社区文化建设项目单一以及社区文化所具有功能难以发挥等。由此, 外界干预成为目前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主要手段。但是用自组织理论分析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干预发现, 只有符合以下特性的措施才能使城市社区在政府“这只轻轻推动的手”的作用下出现自发的自组织过程, 使外部干预与系统的内部要素相结合, 转变成系统内部发展的动力, 城市社区文化建设才可以走出目前发展的瓶颈。

1.创造条件促使城市社区文化建设具有开放性。首先, 将社区文化建设放在现代开放的社会背景下, 立足本社区文化传统的同时, 不断引进和融合外来的优秀文化, 促进本社区文化的发展。社区文化建设不要将目光仅仅局限在社区内部, 试图在封闭的区域里、依靠单一途径、单一渠道以及孤立部门进行社区文化建设, 而要把社区文化建设放在整个城市建设的大背景下考虑, 通过街道与街道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物质、信息、人员的交流, 使社区从外界获得文化发展所必须的物质、能量和信息。开放性社区文化系统的构建, 一方面可以通过建立多元化的沟通渠道如利用城市便利的交通设备和完善的通讯工具扩大社区作为一个整体与其他社会系统的交流范围, 如与其他社区、其他机构交流。交流的内容也要多元化, 涉及知识、信息、活动、场地等多方面内容, 同时也需要扩大社区成员与外界的交往半径、交往频率以及多样化的交往对象;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举办联谊会、资源共享等措施, 提供开放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同时也要通过教育者的角色有目的地培养社区成员的开放意识, 树立开放观念, 因为开放性是社区获取内外支持的重要途经。其次, 协调内外资源、促进共享。资源共享是解决不同社区资源分布不均的有效途径, 它不仅能增强社区成员对社区建设的认同感, 也能增强社区工作的凝聚力。从某种程度上说, 资源共享精神是社区建设的真谛。依据社区主体的共同利益和共同需要, 有计划的引导社区内居民和组织共同参与, 合理的利用社区内的资源, 最大限度地实现社区资源的共有、共享, 改善社区经济、社会和文化状况。另外, 以地域为基础的社区 (无论是街道为基础还是以居委会为基础) 总是镶嵌于一定的区域系统中, 该区域系统所辖范围不仅指与其隶属于同一街道的其他居委会, 也指其他街道及隶属于其中的居委会, 或者是一些公共的社会资源, 如城市区域的图书馆、文化广场以及其他机构的一些公共文化资源, 在这样的区域系统中, 增加社区成员相互交流、相互沟通以及相互补充的发展关系共同构成了资源共享的社区系统。社区是社会的一部分, 社会转型要求社区成为社会整合的新载体。以社区为单位的社会整合前提是广泛合作, 其实质是一种求同, 是不同类型社区在文化建设目标一致基础上结合成的整体。可以充分运用社会工作者作为资源中介角色, 促进和协调区域系统内文化资源共享。

2.促进社区文化系统的非平衡性。城市社区文化发展的动力在一定程度上来自于城市社区居民的异质性和文化系统内部结构要素的异质性。社区文化作为一定区域内社会共同体所反映出来的行为方式、社会习俗、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思维定向、地域心态等, 都是社区居民长期共同生活而自发形成的传统, 体现的是地域社区之间各自特点和异质性很强的城市社区内部多元文化发展维度。促进社区文化系统的非平衡性发展途径:首先, 评估社区居民的多元文化需求。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文化程度和不同收入层次的社区居民, 在了解其需求基础上制定相应的文化建设策略, 既要有“阳春白雪”又要有“下里巴人”, 体现多元文化的建设;其次, 进行多维度文化建设。文化体系包括的内容很多, 不能简单地把“文化建设的目标仅仅瞄准举办文化活动”, 不能将城市社区文化建设成为社区之间完全没有差异的文化共性, 要依托地域资源建设具有地方特色的社区文化;最后, 促进社区内一些自发的多样性文化传统发展。调研中发现, 社区内居民都会有一些共同的爱好, 如喜欢下围棋、养花、钓鱼或者养宠物等, 如果顺应他们的爱好推动这些成员组织起来形成多个兴趣小组, 并将这些小的涨落诱发成多个大的涨落, 慢慢浸入整个居住社区, 这种文化发展的示范效应会引发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新变革。自组织原理告诉我们, 只有把社区文化建设放在整个社会的大环境中来运行, 进行不同地域、同一地域的不同社区具有一定差异的城市社区文化建设, 才能有助于形成以优势地域、优势群体或个体为极核的类似“聚集效应”的不平衡性, 再通过外界对系统施加足够的影响, 如提供各种资源, 才能使社区文化发展形成自我发展的动力。

3.促进主体参与形成社区文化建设的非线性关系网络。中国没有西方公民社会的传统, 同时, 长期传统的集权政治文化约束和限制使居民缺少公众精神, 导致参与的意识非常淡薄, 因此, 缺少社区成员参与成为普遍的社区文化发展瓶颈。社区成员成为城市社区内各自生活独立的个体, 鲜有非线性关系网络的出现。由此, 促进社区居民参与成为社区发展建设的关键:首先, 转变观念, 树立公众参与的思想。一是社区管理者转变传统的社区文化建设观念, 允许社区居民作为社区建设基础主体在社区文化各建设环节的介入, 通过充分听取社区居民的意见和放大社区居民在社区文化建设中的声音, 赋予他们社区文化管理和文化建设中参与的权利;二是强调社区居民在社区文化管理中的责任和贡献力量。参与式社区居民文化建设强调社区居民作为文化建设主体的同时, 也要求社区居民作为社区生活主体应主动参与社区文化建设和管理, 并对所参与的社区文化项目具有主动性以及责任感, 同时, 还要在参与过程中运用知识和能力尽可能的给予自己的贡献和努力。其次, 完善社区文化建设的制度设计和程序支持。一是完善社区文化建设制度的内容;二是建立健全公众参与的程序性制度和法律保障。最后, 践行科学的公众参与社区文化建设路径。一是通过科学的方法和途径邀请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文化建设;二是通过构建社区不同居民互助合作的参与式文化管理模式构建新型的社区文化管理机制。通过公共参与培养社区居民的社区主体意识、责任意识以及实现社区建设和管理的利益分享, 建立多元化的、互构共建的社区文化建设和管理模式是社区文化建设的追求, 也是促使社区文化建设要素形成非线性的基础。

摘要：从自组织理论的视角探讨了城市社区文化建设所面临封闭性、同质性建设以及缺少居民参与社区行动等方面的问题, 提出通过促进社区文化系统的开放性、非平衡性以及非线性进行社区文化建设, 从而为一直具有“自下而上”形成传统的社区文化建设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关键词：自组织理论,城市社区,文化建设

参考文献

[1]《系统科学大辞典》编委会.系统科学大辞典[K].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 1993:690.